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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花生树，乱石崩云——何永沂<点灯集>赏析
《蒋/公的面/子》突然火了
父亲被镇反 姚治邦
江泽民──中国最大贪污犯代表
傅斯年评价毛泽东：利用国民心理的弱点，所以至多不过宋江之流？
党委书记是多余的阶层
一封“永不开启”的绝密档案泄密，揭露了一个轰动世界的惊天大案！
丁家喜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案辩护词
国民党在台湾为何走向末路？
笑议：兵之道
日本到底强大到什么地步？
专制为什么离不开谎言
历数惨痛教训，胡星斗教授建议制定《对外援助法》
中国为何没有真正朋友：俄罗斯专家一语曝出原因
郭沫若的“堕落”
8年抗战、31年大牢、38年住厕所~老崔带你去看抗战老兵祝仁波
听一位“右派”谈胡适、李大钊、蒋经国、鲁迅、肖红、郭沫若等
为了不忘却的纪念：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155位大师
杂花生树，乱石崩云
——何永沂<点灯集>赏析 \ 陈章
（2008\04《当代诗词》）
一
“夺去秦坑未死儒，始知天眼亦无珠。人间多少真歌哭，诗界凭谁再直抒？”
这是何兄为聂绀弩写的悼诗，首先提起这首诗，是因为我读到此诗时有点感到庆幸，庆幸我为聂绀弩写悼诗时尚未读到何兄该诗，若先读到，我哪里还敢写“悼聂诗”！——胸中有感抒不得,何子悼诗在上头呵!
“夺去秦坑未死儒，谁知天眼也无珠。”是作者向苍天诉说他得知聂绀弩逝世时的满腔悲慨，后两句则是他对聂绀弩胆识和诗艺的极高评价。诗是性情之作，何兄把这首七绝写得如此出色，并非仅仅是诗艺的问题，他激赏绀弩诗，也对为聂诗作注的山东侯井天先生极为推崇，一直为之鼓与呼，我的第一本“侯注聂诗”就是何永沂兄买来送我的，不少人又在我处得知侯井天为聂诗作注一事。可以说，“侯注聂诗”在诗坛引起的巨大影响，其中也有何永沂一份“绵薄之力”。何永沂本人也写许多聂绀弩的诗词赏析文章，散见于《大公报》《羊城晚报》《当代诗词》《文汇读书周报》等报刊，还指出了聂诗“名曾羞与鬼争光”中为人们所忽略了的典故出处（见香港《大公报》）何兄这首佳作，几乎可以说是“功夫在诗外”的一处典型注脚。
三
“大街横巷觅多时，十问途人九不知。市井已忘真国士?我来倾倒定公诗”。
这是何永沂绝句《杭州拜访龚自珍纪念馆》。这首诗引起我的强烈共鸣，也与我的一次遭遇有关。十年前，我出差梅州，那个小山区，可是出过叶剑英、宋湘、丘逢甲、李国豪、李金发、曾敏之、陈国凯等文化名人的地方，素有“文化之乡”之称。那天中午，我婉辞了一场酒会，想去瞻仰黄遵宪的“人境庐”故居，万没料到：“大街横巷觅多时，十问途人九不知”！最后问到一个“红领巾”，他想了一会，告诉我说：“——哦，知道、知道，上学期老师带我们去过！”在小学生的指点下，我才来到心仪已久的“人境庐”……梅州市区当时仅20多万人口，除“人境庐”之外，据我所知也没有什么知名古迹、景点。黄遵宪是我国近代史上颇有建树的政治家、改革家、外交家，首倡“诗界革命”、“我手写我口”的著名诗人，应该是梅州山区引以为荣的第一号人物，但在经济大潮（也许还有其他种种原因）的淘洗下，他的后人、乡贤，几乎把他遗忘。能不令人感叹“市井已忘真国士”！同样的遭遇和感慨，从人境庐出来,我只能是“我的心充满惆怅”而已,何永沂就能发而为诗，且措词流畅，清新雅致，情感引人强烈共鸣，韵味使人满口余香，真使我不得不敬服他的诗才。
四
永沂诗，有一部分是与熊鉴如出一辙的杂文诗,如下面这些诗：
“敲锣打鼓冻云开，不那寒宵圣旨来。任是山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红埃。
祠堂锣鼓八方闻，运动一来会议频。石仔低声询锦叔，不知今夜斗谁人？
发配深山为学农，方知水瘦与山穷；登高纵目开生面，处处山镶大字忠。
手捧红书不住扬，真真假假满场狂；天安门下欢呼罢，识得人间有帝皇。”
十年文革, “整死两千万,株连一亿人,浪费8千亿人民币。”(1999年4月17日<羊城晚报> 陈国凯文章引述 叶剑英语 )祸国殃民到什么程度,这三个数字已使我们一目了然。全面否定文革以后,文坛上涌现出一大批“伤痕文学”，格律诗在这方面也有所反映。何永沂早期作品有一部份属这方面的内容，如上述四绝句。这些诗的风格极似竹枝词，清新流利，风趣幽默，文革的过来人，读后都能发出会心一笑。笑过之后又能使人从中悟出点什么，何诗的高明处，就在这里。
指点浮图辩正邪,年经八百绕烟霞, 高僧建塔无回扣,不是官家豆腐渣。
( 杭州行 ? 戏说六和塔 )诗文合为时而著，何子作此诗时，正是朱熔基总理在九江大堤上大骂贪官“豆腐渣工程”不久，两者“遥相呼应”,该诗遂成反腐败格律诗中妙作。
如果说，上述诸诗我读后只是发出会心一笑的话，那下面一诗就使我喷饭了：
门口问传达，言官开会去，只在此楼中，酒熏不知处。
这是一首“活剥”贾岛《寻隐者不遇》的讽刺诗作。
开放改革以来，公款吃喝，已成一大痼疾，据报载， 近年来，全国公款吃喝每年已高达3000亿人民币。在针砭这一“时弊”的各类作品中，我推崇此诗为“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的佳作。不知读者们认可否？
何永沂的《龙年说龙》“:紫甲环腰一品红，张牙舞爪雨云从。查根也是鲤鱼种，才跃龙门便不同”和《蛇年应节诗》,：“五丁难拔蜀山蛇,百症后遗溯亚爷。红杏枝头春意闹,乌衣巷口夕阳斜。下岗黎庶谋生计,开道官商响警车,寄语嫦娥休悔药,广寒虽冷不须嗟。”也是愤世疾俗的杂文诗。
二诗寄意,一目了然,无须赘言。最妙处是《蛇》诗颔联,从唐（刘禹锡）宋（宋祁）名句中信手拈来,浑然天成。何永沂学养、诗才、“别才”俱备，故极善集联，如 “春花秋月何时了（李煜）， 铁马冰河入梦来（陆游）”；
断无消息石榴红”；（李商隐）“唯见江心秋月白（白居易），
“往以红心遭白眼（聂绀弩）， 独留青冢向黄昏（杜甫）”；
“沿途都是灵官殿（郁达夫）， 大劫难逃白虎堂（高旅）”；
“芳草有情皆碍马（罗隐）， 春城无处不飞花（韩翊）；”
“万里功名何处是（郑板桥）， 一生襟抱向谁开？（杜甫）”；
“人世几回伤往事（刘禹锡）， 桃花依旧笑春风（崔护）” 等等。如此功夫真叫人佩服不已。
五
何永沂与熊鉴一样，“生日杂咏”诗写得很好，下面是何永沂 “羊年生日杂咏”中的句子：
“日落松岗三碗酒，诗成读者半打人”、 “棱角渐圆江底石，片心长洁玉壶冰”、“红叶不群花五彩，清泉早滤石千层”、“幼知竹笋先生节，谁信桃花竟有源”、“ 医人有憾难医已，问道无缘转问僧”等等。抒情寄意，挥洒自如。都是极具艺术美感的当代诗词佳句。
另一组《五十七岁生日杂咏》十二首，也是篇篇锦绣，字字珠玑之作。
“生于乱患早无童，正值刘三唱大风。”感叹生于忧患，无可奈何。
“医界容身天不薄，诗笺寄意笔难收。”自慰立锥有地，并抒发愿抛心力作诗人的志向。
“不履不衫穿闹市，我思我在看尘寰。”孤高傲世，冷眼向洋，典出西哲笛卡儿，非冬烘先生所能为之。
“我是梦中传彩笔，谁来纸上阅沧桑。”天生我材，未必有用，如此一联,几多感慨。
“漫道悬壶非救世，何堪因祸只得诗。”独善其身而不得，漫道兼济天下。读之令人怆然欲涕。
“长街卖剑逢牛二，庙宇挥旗创瘪三。”英雄末路，杨志卖刀，更逢瘪三高居庙宇，牛二横行长街，……真不知该“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愿人长久共婵娟，过了明天又一年。难得糊涂肝胆雪，不如归去口头禅……”。音韵清新流利，意境极尽缠绵；“难得糊涂”对“不如归去”、“肝胆雪”对“口头禅”，把格律诗写到这种程度，艺臻化境矣！
篇幅所限，这里就不可能一一例举、赏析了。
总而言之，何永沂诗，就如他诗集封底中的集句联：杂花生树，乱石崩云。不知何兄此联原意如何，我的理解是：杂花生树，别具美色；乱石崩云，独标高节。自古诗无达诂，何况我只是个回城知青，养海马的干活，实在无法将何诗之妙完全诉诸笔墨。诸位欲赏何诗，还请自读《点灯集》。
最后，顺附《番禺小饮?奉和何永沂先生》打油拙作二律，聊博读者一笑。
一、京华旧事已如烟，一己哀伤未忍言。如此江山如此日，是何世界是何年？
喉咙尚在难开口，道义曾担暂歇肩①。风雨如磐荃不察，荧屏唯见《艳阳天》。
注1周恩来诗 : 险夷不变应尝胆, 道义争担敢歇肩?
二、不唱红歌唱挽歌，非关落魄郑元和。人生能得几回醉？劫海曾经一阵波。
自把羊毫来揾食，谁持猴棒去降魔？和诗搜得枯肠尽，敬献骚坛何大哥。
① 附-何永沂原诗
② 余与陈章兄神交十多年，今始得一面。六年前章兄出狱后，幸得友人相助，谋得一“瓦饭碗”，工馀为丧葬人家布置灵堂，撰写挽联，以帮补家用。
一觉神州梦未烟，初逢握手复何言。倒颠平仄诗多累，变幻风云狱四年。
世有挽联须汝写，家将大任与君肩①。书生气短悠然道，命数如斯好个天。
① 聂诗《有赠》：“世有奇诗须汝写，天将大任与人担。”
② 二③ 夕照长街唱挽歌，风流绝胜郑元和
④ 才归塞上天边马，又写人间井底波。
⑤ 文为稻梁宜避席，诗缘情性早成魔。
⑥ 闲来听点前朝曲，说说当年老大哥。
⑦ 注1：聂绀弩《代周婆答》：瓦罐长街一曲歌，风流忽似郑元和。
⑧ 2，苏东坡诗：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蒋/公的面/子》突然火了——江su宣/传部/长看后一言不发
2016-10-16 大话天朝
原标题：《蒋公的面子》走红记（2013年5月《中国周刊》）
这是南京大学流传已久的一个段子：时任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校长的蒋介石请三个教授吃饭，居然有人不愿赴宴……
两年前，南京大学戏剧影视艺术系学生温方伊为了完成作业，尝试把这个故事改编成一部戏剧。没想到，这个话剧会走出校园，引发轰动。
蒋公的饭局
“1943年，蒋介石担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请中文系的陈中凡、胡小石等三位教授吃年夜饭。去还是不去，成了摆在教授们面前的问题。”温方伊听到这个故事，是在做大三学年论文的时候。
2011年9月，大三女生温方伊动手写自己的学年论文，指导老师是戏剧影视艺术系主任吕效平。吕效平给温方伊讲述了那个南大流传已久的段子，直接把《蒋公的面子》这个题目给了她，要求她先查阅资料，再写出一个舞台剧剧本。
在此之前，温方伊只是写过一些舞台剧的片段，从来没有完成过整部话剧。 “拿到这个题目，第一反应不是主题立意、情节、人物，而是，天！怎么凑出两万字来。”温方伊不好意思地说。
为了完成作业，这个90后女生开始在图书馆查找关于南京大学校史的资料书籍。在翻阅了诸如《南大轶闻》、《南大南大》等书籍后，温方伊逐渐还原了《蒋公的面子》的故事背景。
上世纪40年代以前，南京大学的前身“国立中央大学”，共有文、理、法、工、农、医、教育7个学院，40余个系，是国内规模最大、系科最为完备的综合性大学。1937年，“中央大学”西迁至重庆。《蒋公的面子》便发生在1943年，原校长顾孟余辞职，蒋介石出任中央大学校长时期。
资料记载，顾孟余辞职有一部分原因是与蒋介石发生矛盾。蒋介石在重庆经常找大学校长训话。因为他是军人出身，要求点名的时候，大学校长应该站起来。但是大学校长们不吃这一套，蒋介石很不高兴。而顾孟余索性不来开会，让秘书代替。蒋介石为此说了重话，在其他矛盾的激化下，顾孟余一怒之下辞职不干了。
顾孟余离开中央大学，引发了师生的轩然大波。教育部长陈立夫原想把曾任复旦大学校长的吴南轩调任中央大学校长，结果遭到中央大学师生的一致反对。陈立夫向行政院长蒋介石求援，蒋介石提出，像军校一样，所有各大学一律由他来出任校长，另派教育长到各校实际主持校务。
1943年5月，蒋介石正式出任中央大学校长。
学生们并不买账，蒋介石来视察，没有学生夹道迎接。甚至在蒋介石作为校长为学生授予学位时，都有人不来，让同学代为领取。
教授们更不好对付，有人质疑：军人出身、在学术上没有任何造诣的蒋介石，能否胜任中大的校长？蒋介石在此情境下，邀请中文系的教授吃年夜饭，试图笼络关系。
历史谜团
蒋介石请的三位教授都是谁？他们到底有没有赴蒋介石的饭局？去与不去的理由是什么？在饭局上，他们又说了些什么？温方伊试图通过文献资料，寻找历史的蛛丝马迹。
在南大校史中，国立中央大学部分可用的内容不多，《联大八年》等书籍里也只对中大的情况有零散的记载。蒋介石请客吃饭的故事更是压根没有。传说中，蒋介石请的有三名教授，可人们只知道有陈中凡和胡小石，第三个教授是谁呢？
陈中凡和胡小石都位列南大中文系“三老”。陈中凡是著名的古典文学家，当年是思想激进的左派学者，追求人格独立，一贯反对当局对大学的干涉。胡小石则一心向学，不问政治。他还有一特别的爱好：酷爱美食。至今南京还有道名菜为：胡先生豆腐。
温方伊查阅了其中两名教授的学术著作：《陈中凡论文集》、《胡小石论文集》，有效信息还是太少。
她甚至发现，这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连时间上都有点占不住脚。
“1943年，陈中凡根本就不在中央大学，而蒋介石要来中大做校长的消息传来时，年已经过完了。也就是说，根本不可能是年夜饭。”温方伊似乎陷入了历史的谜团。
带着这些疑问，温方伊向中文系的老教授，已经年近8旬的董健教授请教。董健教授是吕效平老师的博士生导师，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多次在不同场合讲过这个传说。
董健教授于上世纪50年代就读于南京大学中文系，陈中凡曾做过他的老师。
董健教授也证实，1943年，陈中凡并不在中央大学，他也从来没听陈中凡教授提起过这件事情。
至于胡小石，董健回忆说，据他所知，熟悉胡小石的人也从未听他提过赴宴一事。董健教授倒是提供了另一个有些相似的细节，蒋介石六十大寿时，国民党曾经请胡小石给蒋介石写寿文。胡小石说：“我只会给死人写祭文，不会替活人写寿文。”来人闻之变色，悻悻而去。
在董健教授的印象里，蒋介石请中文系教授吃饭的传说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才开始在南大流传。老教授们会说：“民国时候的知识分子，蒋介石请吃饭，都不一定给他这个面子。”
至于蒋介石到底有没有请南京大学中文系的三名教授吃饭，温方伊最终也没法确认。
可是，董健教授仍然支持她写这个剧本，并建议，描写1943年的历史最好与当前知识分子的精神失落做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知识分子精神已经退化到怎样的程度，别说是一把手，就算是一个部级干部接见都会感到无限的光荣。”
温方伊的指导老师吕效平也认为，这个传说的真实性是属于当代的。“历史上，许多事情被忘记了，另一些事情却被清晰地记忆下来，甚至被捕风捉影地虚构出来。对这个传说兴趣的增长，实际上是教授们对自己当下生存状况的失望和对自己主观精神状态的反思。”
历史已不可寻，摆在温方伊面前的任务，是虚构一个尽量真实的故事。她查阅了《吴宓日记》、《朱自清日记》、《徐悲鸿日记》、《胡适口述自传》等大量民国文人的传记，最终塑造了三位有不同政治倾向和思想状态的“中央大学教授”。
戏剧中，三位教授分别是时任道、夏小山和卞从周。
时任道的原型是陈中凡，在剧中，蒋介石曾下令打死过他的学生学生，他对蒋的专制统治非常愤怒。但因为自己的藏书流散，需要蒋介石帮助收回，他纠结于是否要赴宴。
夏小山的原型是胡小石。他承认蒋是整个国家的领袖，但从学术角度，觉得蒋没资格做校长。可作为饕餮之徒，宴席上的一道名菜实在让他心痒难搔。
卞从周则是一个完全虚构的人物，他是与体制合作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不鼓励学生游行，接到请柬后，竭力说服两位同侪同去赴宴，结果被时任道和夏小山斥为谄媚。
去，还是不去？这是一个问题。
在温方伊的笔下，这个故事不是静止在1943年，而从“文革”时开始：三名被打倒的教授，在写交代材料时，争论自己当年到底有没有赴过蒋介石的宴席。
和温方伊的调查一样，在剧中，三名教授有没有赴宴最终也是个谜团。
这出戏由吕效平导演，演员都来自戏剧影视艺术系的学生。2012年5月是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吕效平把《蒋公的面子》上报为校庆献礼的学生话剧之一。
虚构与真实
77岁的董健教授认为这部学生剧抓住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真实的一面，“总体上看，他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价值，就是知识分子人格的独立。他们并不把蒋介石请吃饭当做是皇帝的赐宴。即使是官方化的卞从周也没有这种倾向。”
这出戏让这名老教授感慨良多，“建国后知识分子从原先的独立精神，蜕变到对领导的崇拜，这是一个渐渐演变的过程，并不是一下子完成的。”
董健想起亲身经历的一件往事。1950年代，南大生物系的一个教授，某个项目很有成就，在南京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回来后，他激动地说：“我的手不能洗，你们赶快来握一握，这是毛主席握过的手。”
在董健看来，当年那个生物系教授的举动是真诚的，现在看来又显得可笑、可悲。“1949年以来，中国大学的独立、自由精神经历了多次破坏。”
1952年，院系调整，南京大学的法学、社会学等被认为是危险学科而砍掉。其时著名的社会学家孙本文被安排到资料室工作。工学院、教育学院和农学院均被分出去成为了独立的专业院校，大学的有机联系、综合素质教育被削弱。
1957年，董健到南大中文系读书，五年本科、三年研究生后留校任教。工作刚刚一年，“文革”便开始了，直到1978年，才开始恢复到正常的学术研究。
董健上大学时，读书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读书太认真，会被扣上“走白专道路的个人主义”的帽子。因为崇拜俄国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董健画了他的画像挂在床头，也想当个批评家。他因此被批判。
1957年反右派斗争，凡是坚持独立、自由大学精神的人，一旦公开表露这样的观点，都被打成了右派。南大中文系的老师开始接连自杀：1958年，教古典文学的刘纪宣老师跳河自杀；1960年，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老教授罗根泽跳楼自杀；1963年，被外调到山东的研究古典文学的孙建堂老师跳井自杀；1964年，从南京师范学院调到中文系的研究古典文学的许铭延老师割断自己的喉咙自杀；1965年，与董健教授相熟的，研究语言学的青年教授黄景欣吃安眠药自杀，只有30岁。江苏省委成立专门小组来调查，为什么南大中文系自杀的这么多？调查还没有展开，“文革”开始了。
自杀继续蔓延。
1966年，文艺理论组的秦德林老师接到自己学生的通知：下午两点，接受批斗。两点钟，秦老师并没有来，派人去找，秦老师已经在衣橱里上吊了。
董健当时在中文系当老师，领导中文系的是军宣队和工宣队。“领导我们的工人师傅小学没毕业，领导我们的解放军是初中生。他们说，中文系是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
知识分子的风骨，在历届运动之后消失殆尽，即使“文革”后的平反，也未能再造学院派教授的独立精神。
几年前，国家某部委请董健的一个学生去做秘书。那个学生当时已经做了博士生导师，他要去。董健勃然大怒：在几十年前，叫一个大学的成熟教授去当部长，教授们还要犹豫一下。现在公然地叫一个大学的成熟教授、博士生导师来当秘书，提出这个要求的人不感到羞愧，而接到这个邀请的人感到很荣幸。
因此，董健更想看到，“1943年的这段戏与今天知识分子面貌做一个对比。”
被拒的校园戏剧
“现在的人，天天说政府不好，似乎只要骂两句腐败，便是个进步人士了。”台下掌声热烈。
“还不该骂吗？中国政府腐败已是国际闻名了。美国红十字会捐送奎宁极多，却全存在中国银行库里，不给伤兵使用，只为出售获利，这等不顾国难之举竟无人拦阻。以致该会已不肯再捐药品，国耻，国耻！骂两声腐败，总比呼三声万岁强得多。”观众席爆出更为强烈的掌声。
舞台上，卞从周和时任道针锋相对的台词，并不是温方伊的杜撰，而是来自历史文献的真实记录。温方伊在与历史人物不停的会面中，发现了历史的吊诡之处。2012年5月期间，作为“校庆戏剧演出系列”之一，《蒋公的面子》在南京大学鼓楼校区礼堂首轮公演，从第三场开始，已经座无虚席。
这个老旧的礼堂原本有个二楼观众席，可因为担心安全问题，已经很久没启用。因为观众太多，礼堂不得不重新开放了二楼观众席。
2012年6月，吕效平带着话剧《蒋公的面子》报名参加了中国剧协在上海操办的“第三届中国校园戏剧节”。然而，《蒋公的面子》被淘汰出局。对这个结果，吕效平并不意外。“我们跟中国剧协也不是第一次较量，我知道淘汰是必然的。”
2005年，吕效平做了一个反映环境问题的话剧“《人民公敌》事件”，请了很多艺术专家来提意见。中国剧协的秘书长说：政府对环境问题是负责任的，不可以与150年前的资产阶级政府相比较。
吕效平很生气：“如果我们在环境问题上没有比一百多年前的资产阶级政府做得更差一点的话，至少没有比它做得更好。”结果，剧协的秘书长说：你一个搞艺术的操那么多心，讲那么多话，干什么呢？
尽管有心理准备，《蒋公的面子》被淘汰还是让吕效平很生气。他甚至想过，到上海与中国校园戏剧节“打擂台，门对门地演”。
2012年10月27日，南京第二轮演出第四场，也是第三届中国校园戏剧节在上海闭幕发奖的时间。吕效平在那一场谢幕后上台讲了几句话。“今天300公里以外，第三届中国校园戏剧节闭幕了，我们是一个被淘汰的节目，但是第三届中国校园戏剧节的全部剧目的总和抵不上我们这一个戏。如果你知道中国当代戏剧的现状，你就知道《蒋公的面子》在当代中国戏剧中的少有高度；但如果你知道世界戏剧的状况，你就知道《蒋公的面子》到底还是三年级本科生的习作。”
《蒋公的面子》很快从校庆献礼剧突破出来，它不断加演，演到了29场。因为礼堂里没有空调，演员冷得要命，决定开春再演。吕效平颇为自豪的是，《蒋公的面子》没有正式走向社会的时候，已经开始给演员们发工资。温方伊也拿到了5万元的编剧稿费。
2012年底，《蒋公的面子》引起了江苏省委宣传部的注意。他们找到吕效平，包戏三场。演完之后宣传部长一言不发，留了一句话：“我跟你再谈。”
省宣传部长并没有找吕效平再谈，而是把话剧《喜剧的忧伤》捐给南京市的200万元给了吕效平带领的南京大学艺术硕士剧团。
2013年1月13日，《蒋公的面子》在南京紫金大剧院进行了首次面对市民的演出。
虽然不能赴上海参加“中国校园戏剧节”，但上海的演出公司却机敏地嗅到了这部戏的价值。上海有6家话剧演出公司来找吕效平谈商演合作。2013年4月3日，上海首轮商演在上海戏剧学院剧院开演。最高票价280元，黄牛开出800元两张的票价。
2013年4月6日，上海演出了最后一场《蒋公的面子》，这是这部戏第48场演出。吕效平说：“演出30场，是一个地方性的文化事件。演出50场，将是一个全国性的文化事件。”
第二天的研讨会上，有学者说：“我们在这个戏里看到了1940年代和1960年代的知识分子精神面貌，希望也能看到今天知识分子的面貌。”座中有人马上呼应，“你听一听观众的笑声，就看见了知识分子今天的精神现状。”
2005年，温家宝在看望钱学森时，钱学森提出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在建国后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董健教授说：“钱学森之问有一个重要的潜台词没有明说，建国后在我们的制度下，教育遭到了根本性的破坏，独立、自由的精神萎靡不振，因此培养不出人才。我想，这个戏也应当想办法将这点意思融入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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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被镇反 姚治邦
解放后一个月，南汇县成立了治安委员会，并开展了剿匪肃特的斗争。一九四九年底，南汇县泥城地区首先召开公审大会，处决了徐月英、严根发。第二年八月，奉贤县处决了马柏生等三人。十一月，金山县处决了十名反革命分子。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南汇县结合土地改革，对全县反革命分子进行了第一次集中大搜捕，掀起本县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序幕。第二年二月底和三月初，南汇县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再一次掀起了集中搜捕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新高潮。至五月，共搜捕恶霸、地主、土匪、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反革命分子一千五百多名。短短几个月内，南汇县共处决了反革命分子好几百人。
周浦镇在一九五一年上半年就处决了反革命分子多达四十多人。第一个被公审的反革命分子是王伯祥。处决王伯祥之前，政府教老百姓唱一首歌，其中唱道“王伯祥，害人精”。第二批处决的反革命分子有七人。第三批处决了十七人。听说有个叫翁必先的人，临处决前竟然高喊“蒋介石万岁！”
镇反的风声越来越紧，我家熟悉的许多人被抓了起来，全县每个集镇上都在一批一批地枪毙人。父亲在十年前曾当过几个月的乡长，会不会被政府抓进去？不少朋友善意地提醒父亲出去避避风头。父亲说：“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政府是了解我的，我也是相信共产党的。再说，我有几个年纪很小的儿子，这么一大家子人，我不能走。”这年春节，母亲挺着大肚子忙着置办年货，全家过了最后一个团圆年。
农历正月二十九，母亲生下了我最小的弟弟。就在母亲生下小弟弟后的第三天晚上，厄运降临到我家。父亲被通知去“开会”，就再也没有回来。父亲抓进去的当晚，母亲知道情况不妙，为了今后的生活，在隔壁本家处存放了三百斤大米。第二天，政府来抄家，没收了店里的全部大米、一辆自行车、一台收音机及部分家产，还查封了两间开店的房子。个别人还冒充政府人员多次来我家，把一些值钱的家具、服装、财产全部抄走。
一九五一年五月六日，是我们一家大难临头的日子。这一天中午，家门口发生的一件事让我觉得很奇怪。在我家南面二十米处的小桥边，放了一条长凳。两个陌生人坐在上面，一直紧盯着我家门口张望。我走过小桥回家时，他们指着我的背叽里咕噜说了一些我听不懂的话。我实在联想不到父亲今天将要被处决，坐在长凳上的人竟是专门负责监视我家的。
这天下午，政府在周浦镇学校的大操场上召开公审大会，参加的群众有数千名，包括父亲在内的十一名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执行集体枪决。据参加公审大会的熟人对我们讲，父亲在被枪决前竟然在刑场上声嘶力竭地大喊三声：“我冤枉啊！我冤枉啊！我冤枉啊！”父亲的惨叫声响彻整个刑场，引起场内一片喧哗。为此，临刑前的父亲挨了不少枪托。
父亲死后的第二天，好心的乡亲帮忙做了一口棺材，又摇了一条船，母亲带着我们三个大的孩子去收父亲的尸体。在大操场上，我看到了全身被五花大绑的父亲背着脸倒在血泊中。人们费了很大的劲，才慢慢地解散绑在他身上的绳索。父亲被翻过身来，身上的衣服都被血污泡红了。父亲脸色蜡黄，但两个惊恐的眼睛睁开着，仿佛在向人们呐喊和倾诉他的冤情。我感到十分害怕，只见母亲流着眼泪，一面喃喃地说“你放心的去吧，孩子我会带大的”，一面用手指轻轻地把父亲的眼皮往下抹。父亲的双眼合上了。邻居小朋友姚茂初看到父亲背上皮肤雪白，有一个枪洞。家人用布把枪洞塞住。父亲脚上的鞋子是三弟帮助穿上的。
众人让大哥和我捧着父亲的头和脚，共同把父亲的身子抬放到棺材里，放上盖，钉上钉子，然后将棺材抬上船，直接送往离家三里地的姚家坟地。挖了个坑，把棺材安放下去并盖上土，草草安葬了，我们又坐船回到家。
祖母在家里摆起了香案，烧了一个星期的香。祖母对父亲的死极度悲伤，天天晚上又哭又诉，哭诉儿子的冤枉，哭诉她的过去。政府派有便衣在我家门口，监视全家人的一举一动。他们听到祖母的哭声，就会狠敲我家的门，并恶声狠气地进行恐吓。祖母听到敲门声，吓得不敢哭出声来。这一年，我十一岁。
父亲死后不久，政府派人送来一张判决书，上面写道：姚国璋，于一九四一年在川沙陈水关桥当过七个月的伪乡长，为敌伪政权服务，与人民为敌，沦为汉奸。任职期间，勾结敌伪区长郭正章、伪巡警李松文，欺压百姓，鱼肉人民。有一农民向地主交租时，因讹他少交两升租米，争执到乡里，被乡长姚国璋罚判补交六斗大米。姚国璋还仗势欺人，敲诈农民顾六明，后顾家拿了一石大米才得以保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几条第几款，判决姚国璋死刑，执行枪决，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这份从右到左的竖行书写的判决书很简单，只是十六开大小的单页油印纸，全文不足三百字。判决书上所列出的罪错，只是一百多斤大米的争执。母亲哭着对我们说：“绝对没有敲诈顾六明这个事。政府实在是冤狂了好人啊！老天爷呀，你太不公了！”从判决书的内容看，父亲一无血债，二无重大罪行，根本不在“该杀”之列。这张判决书一直被我保存到一九六五年，大学里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时才上交给学校。
当时完全没有法制观念，枪毙人不需要确凿的证据，也不需要上级的批准，一个县的司法部门就可以自行定罪、自行判决、自行处决。一时间，凡是新政权成立的地方，从南方到北方，从城市到乡村，从内地到沿海，到处张贴着一批批政府集中杀人的布告，全社会都笼罩在新政权的红色恐怖之中。
这场声势浩大的镇反运动，历时两年多，南汇县被政府作为反革命罪而处决的反革命分子竟然达到八百多名。四年后，政府又开展了第二次镇反运动，南汇县又搜捕了四百多名反革命分子。又过三年，到一九五八年秋天，政府再次发动扫荡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全县又搜捕了五百余名反革命分子。通过这几次镇反运动，凡是在国民党政府机构做过事的人，以及他们的家人，全部受到搜捕、关押、处决、抄家、管制、整肃。几十年里，这些家庭一直蒙受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苦难。
一个曾在南汇司法部门工作的人，他的儿子是我的小朋友，后来对我说：“你父亲真是冤枉的！”据说是隔壁开米店的同行恶意向政府告发了他。
补白：我本家的一位老人，因忍受不了村里的批斗，便坐车到烟台投奔子女。殊不知儿子正被单位调查出身，不敢收留富农父亲，赶紧将老人送到姐姐家。姐姐的单位也在调查她的出身，姐姐也不敢收留父亲，就把老人送回老家。老头儿又急又气，不几天就去世了。家中举行送别仪式，某村干部大模大样走来说：“一个阶级敌人没了，我们要庆祝。你们不能哭，你们要笑！不准举行任何悼念仪式！”儿女们不敢哭了，也不敢穿孝了。老人的外甥是外村的，是好成分，喊道：“这是什么世道！”也没人制止他。 烟台山
补白：有个富农的儿子，口齿伶俐，眉清目秀，是公社高中的尖子，又写一笔好字。一个贫下中农出身的女同学爱上了他，人们都说这个姑娘真傻，老师也轮番给该女生做工作。后来那位女同学嫁给一个复转军人，而那位富农的儿子与一个弱智女人成了家。有一次我在路上遇见他，身穿一件破烂黑棉袄，腰里扎着一条草绳，见了我好像气短了半截，愣在那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我心想，这个社会真能磨人，短短几年就把他完全改造成一块不苟言笑的土木疙瘩。 赵 旭
江泽民──中国最大贪污犯代表
在大联盟「公审人民公敌江泽民」 大会上的发言
吴 江 2003年12月30日 星期二
【看中国报导】今天，我们再一次在这里公审人民公敌江泽民，江贼主罪之一乃贪污腐败，纵观中共历史，尤其江贼十三年罪恶史再一次向我们证实，中共一党独裁专制本身就是贪污腐败制度，即中共一党独裁专制就是贪污腐败的代名词。
十三年，江泽民是中共一党独裁专制的代表，即是这个罪恶制度下产生祸害灾难的代表。
应该说江泽民现象如同毛泽东现象、邓小平现象，毛的代表现象是文革，邓的代表现象是6、4大屠杀，而江的代表现象是镇压法轮功、民主人士、卖国和贪污腐败。他们表现形式不一样，毛是婊子牌仿手腕较高，邓赤裸裸，江下三烂，但本质都是法西斯国家恐怖主义加马克思主义。
独裁专制，中共一党独裁专制产生的根本原因是违背了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则：人类社会是有多族群、多党派、多团体、多阶层、多宗教、多信念、多文化、多风俗等人群组成。
在这灿烂缤纷绚丽多彩的多元化的社会中，人人都拥有上帝赋予的一切平等权利和自由；人人都承认并尊重对方单元的权利和自由。这就是和谐社会即自然社会的自然法则。相反，独裁专制只承认自己一单元的存在、权利和自由。我的是我的，别人的也是我的，并以暴力与谎言去强盗其他单元的权利和自由；以掠夺形、抢劫形将其它单元的财富据为己有。
所以，共产，共产，共产党的宗旨、目标、专业是共别人的产，毫无法律依据，无法无天，打土豪，分田地，这还不算，还枪毙好几百万人，连总书记赵紫阳的父亲都不能放过。
说到这里，遇到一个故事，上个星期天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也在文教中心这里有个活动，碰到成之凡女士，顺便说了话，不知怎么搞的，她的话锋转到：「我父亲叫成舍我，在北京经营世界日报晚报，共产党占领北京后，被改名为光明日报，五十多年了，光明日报一直占用我家的房产，连房租都没付，我都去过北京四趟了.....」。而十三年中，江贼是以政权、政府、组织的名义去私分、抢劫、掠夺、挪用、转移人民的财产，据为己有。
结果，中共一党独裁专制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贪污和腐败。
十三年来，在江大贪的率领下，江贼上海帮死党们高举江三代的旗帜，在贪污腐败的「康庄」大道上，雄赳赳、气昂昂、大刀阔斧地勇猛前进，不归路、绝不回头。中国老百姓形容眼下贪官污吏的数量与规模，说把当官的全拉出去毙了，难免有冤枉的，隔一个毙一个，绝对没有冤枉。根据柏林透明国际2003年10月7日指出，在一百三十三个国家的评
比中，中国腐败程度名列第六十六名，而去年名列第五十九名。美国研究机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指出，在中国基层政府中，有百分之九十的官员参与腐败活动。中国贪污腐败使中国政府损失的税收、关税和公款之总数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之十五左右。自一九九零年以来，中国每年因官员贪污腐败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大约在9875亿至12570亿之间。
今年三月份，在十届人大期间，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萧扬表示，这几年来，总共审结贪污贿赂案件九万九千三百零六件，判处犯罪份子八万三千三百零八人，其中县处级以上的政府官员两千六百六十二人，犯罪率比前几年增加百分之六十五。
而最高人民监察院检察长韩抒滨表示，五年来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百万元以上的大案有五千五百四十一件，涉嫌渎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干部有一万两千八百三十人，这其中包括成克杰、胡长清、李纪周等中共高层的腐败份子。
在中国，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是，这些高举江三代旗帜的官吏们疯狂地把贪污、诈骗、抢劫、挪用、私分所得到不义之财转移到国外去。
根据著名的经济学家何清莲女士指出，从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五年间，中国长期资本外流的总量可能超过一千亿美元，其中约有五百亿美元是未经政府批准的。据中国财政乔公厅『积极财政政策』课题组的专题研究数据显示，一九九七年和一九九八年资本外逃分别为三百六十四点七四亿元和三百八十六点三十亿美元。一九九九年这一局面虽然得到一定的控制，但资本外逃额仍高达两百三十八点三亿美元。二零零零年资本外逃又急剧增加，总额大约在四百八十亿美元左右，比当年外商对中国实际投资的四百零七亿美元还要多。
自二零零二年九月至今年二月份的六个月的时间内，中共的江三代们外逃失踪一千一百多人，涉及资金八百亿元，国有资金资产外逃四千亿元，国家外汇外失二百五十多亿美元。
中共十五届中央委员，中国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高严，今年一月间是被关在天津警备区干休所」双规「期间而外逃的，逃后五天才被发现，从天津途径广州到泰国再转南美洲，随他同逃的有二名厅级干部，二名团级军官，共携带六百多万美元。
中共十六届中央委员，被江大贪，曾庆红视为高举江三代的优秀共产党员，国土资源部部长，前黑龙江省省长田凤山，于今年十月八日下午在广州白云机场企图外逃落入法网。
田在任省长时，由他签发的无抵押贷款，造成国家资金损失48，82亿元，离任时，田把4字划掉，这样无形中40亿元被侵吞掉。另外，田挪用大量公款在沿海城市盖豪宅，仅以市价的百分之二至三买给高举江三代们，其中包括王兆国刘淇在内。
今五月十日清晨，珠海海面上发生枪战，一艘往公海逃窜的江三代快艇被炮艇撞沉，艇上五死三伤，艇上搜出一千多万美元，二十公斤黄金。
今七月十六日，在广州白云机场有六名江三代官吏企图登机后经泰国逃往澳洲，搜出他们携带美元澳元四百三十万元。
今八月三日晚至八月五日，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口岸航空港，六十多名江三代企图外逃被查获，携带最少的一名经贸系统的江三代持有六十万欧元。八月十七日晚，北京机场，查获某江三代代表团托运运往日本的行李内，装有一百五十万美元、二十万欧元。
八月份，胡温中纪委二次突击对八个边境口岸航空港检查，查获携带三十万美元以上的有七十多名，这些是要逃往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的都是江三代高官。二个省政府赴欧考察团中查出五十五万欧元、六十万英镑、一百十万瑞士法郎。
今年仅八月份一个月，有五百二十七名与江核心保持一致的高官外逃，有四百五十多名江三代高官请假未归失踪，总共被卷走六十五亿元至七十五亿人民币，八亿美元。创近三年来单月外逃失踪最高记录。
别忘了，今八月份，江泽民也企图与大儿子去澳大利亚「度假」，但因身份特殊，谁也不敢决定，未果。
就在今年国庆节期间，即九月三十日至十月八日，八天之内共有一百十五名贪官外逃未遂被捕，仅九月三十晚至十月一日晚的二十四小时内，就有五十一名贪官外逃被捕，开创了一天之内逮捕高举江三代外逃最高记录。查获美元仅三千一百三十多万元，但现金汇票支票却高达一亿二千二百多万美元。
上面所指仅是中国贪污腐败现象中的九牛一毛。十几年来，凭良心说，中共纪委为反贪反腐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一触及到江泽民死党亲信就遭到江泽民的阻挠，或把反腐成为内部派系的争斗。救国必反腐，反腐必亡党，特权阶层哪一个愿意亡党呢？故一党专政下不可能把反腐斗争进行到底的，相反，越反贪，贪官越多，越反腐，腐败分子越疯狂。俗话说，上楝不正，下楝歪，一党独裁制度这根上楝本身就是腐败的上楝。所以，上有大贪、大盗、大劫、大偷；下有小贪、小盗、小劫、小偷。
今年五月份在中央的一次政治生活会上，在一份关于「向全党全国公开个人和家庭以及子女的经济状况，财产来源」的文件上，江泽民带头拒绝签字。这「根上楝」的举动向十三亿的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一个明确的信号：作为曾是中共的总书记、国家主席、现还是军委主席带头公开反对中共中央纪委的决定。六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全体会议上，就上述同一问题进行表决。江泽民这条贼船上的上海帮死党们与江核心保持高度的一致，也拒绝在上面签字。他们不敢光明磊落，坦坦荡荡公开自己家的经济来源，他们极端心虚害怕，查一查他们中的任何人，问题都比已枪毙的胡长清、成克杰大得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中共时不时地这么说。中国自江核以来的居高不下的史无前例的贪污腐败运动就是江大贪这个榜样的无穷力量而「蔚蓝成风」的。
今年五月份，前总理朱镕基在上海讲到党内、金融界黑暗腐败时，气昏晕倒，失声痛哭，说金融系统不良资产中有三分之一被人为有意识犯罪侵吞、诈骗、造假、受贿、外流了。
上海是个重灾区问题不少，有被捂住、有被长官意志硬保住、有被蒙混过关的。
我们还是用事实来说话吧！
李岚清，镇压法轮功610办公室的头目，是江泽民最信任的死党之一，不仅是江的江苏同乡，又是老同事。在李鹏届满总理后，江极力举荐李为总理。但因周北方贪污案件中，李犯有不可饶恕的责任，周北方以买秘鲁铁矿名义转移到境外六千万美元，就是经李岚清批准而转移到国外。尽管江推荐的算盘落空，但仍然把李塞进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任常委。
李岚清的儿子涉足山东济南中外合资的中国重型汽车集团大案中，李的儿子贪污十多亿元，使国家遭受损失四十亿人民币。但正因为李是江贼的铁杆与江三代保持高度一致，所以李及其儿子至今仍逍遥法外，毫发未损。
贾庆林，江泽民死党主要干将之一，涉入中共建国以来最大远华走私案之中，贾在该案中，至少受贿一千万元，贾并以象征性的一万二千元从远华公司购入四座六百三十万的住宅别墅。贾在主持福建任内时，挪用侵吞了十二亿八千万元国债专项建设资金。为此，十六大前夕，朱总理特将此问题向江摊明。
贾任北京市委书记期间，批给国企，、中资的坏帐积压共一千四百多亿元，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日，北京市二万一千八百四十二名居民联名上书给江泽民，强烈指控贾对土地使用、批租，明目张胆地严重违法乱纪。但在江泽民的包庇下，贾不但未受任何法律处置，反而以低于半数的得票率，倒数第一，硬被江贼塞进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黄菊，江泽民的亲信与干将，曾多年任上海的书记。上海也是江泽民死党的巢穴，江一再自夸上海市是最廉洁、正确的圣地。故反腐败针插不进、水拨不进，成为独立王国，没人敢碰，、没人敢问。这次上海爆发了周正毅案不可避免地涉及黄菊、陈良宇，也直接涉及江泽民和他的二个儿子。上海人把黄菊比作远华走私案中的贾庆林，因周正毅获得银行上百亿的巨额违规贷款，并能获得人人垂涎三尺的上海静安区东八块价值连城的黄金地皮，却不要付一份一俚的钱，这全凭他和黄菊间的钱权交易。今年七月份在查周正毅案才发现，上海市土地开发资金总共四千二百亿元，其中三千亿元全部被人瓜分干净，很明显，在上海市谁有权力，谁能胆敢决定瓜分这三千亿元呢？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扑灭因周正毅案而燃烧起来的揭露江上海帮死党大贪大盗的黑幕之熊熊烈火，江泽民竟赤裸裸地公开让黄菊全权处理周正毅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或用上海人的说法让老鼠看粮库，这是江贼包庇其亲信罪恶的惯用的伎俩。
黄菊以低于半数的得票率，倒数第二名被江贼塞进中央政治局任常委。
李长春，江死党干将之一，在任广东省委书记时，经他批准借贷所造成的坏帐高达一百零七亿元。李在广东时，以八千元象征性的价格，在珠海购买一幢面积达八百多平方米的海滨别墅。李在河南时，曾下令封锁艾滋病的消息，没有省政府同意，新闻记者不得采访。九八年初，商丘地区艾滋病患者达五十万人，濮阳地区达二十二万人。
到二零零零年底，商丘地区艾滋病患者已超过一百万，死于艾滋病人数到十万人。这就是活学活用高举江三代旗帜为绝大多数人民谋利益的代表，李长春以低于半数的得票率倒数第三被江贼塞进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内。
江泽民死党另一个干将贺国强，十六大前夕，就被江贼抢先占领中组部部长位置，以低于半数得票率进入政治局。贺部长曾先后在济南、福州、重庆三地以四万五千元购买三幢价值八百五十万元的豪华住宅。
江泽民死党的绝大多数强占了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会，全是一群大贪污犯，这里没有时间一一例举了。为了巩固江贼反动集团的权力和地位，江曾下令中宣部用媒体新闻来宣嚷，对他的这帮狐群狗党大贪们正面歌功颂德、评功摆好，企图阻挡胡温追究他们贪污腐败的罪恶。
另外，今年八月份，萨斯疫之后，江竟赤膊上阵，撕下一切的假面具，下令反腐，政治局以上成员不能动。这就是「刑不上政治局。谁说江没有发明创造，这就是一大发明与创造。
中国古时，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千古流芳的包拯包青天(999一1062)，他执法如山，铁面无私，他的堂舅犯法，照样杀头；对于皇亲国戚，宋仁宗宠妃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包拯照样提出弹劾。与一千年前的包拯、宋仁宗相比较，江泽民确实「与时俱进」了，这就是江三个代表的真正含义。江贼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视为粪土，包庇其死党亲信贪污腐败之罪恶。归根结底，是为了保护其一家巨贪不义非法之所得。江把死党们作为一道墙，作为保护自己家的第一道防线，所以，不顾一切廉耻，不惜一切代价包庇死党，这样才能有效保护自己一家。
江大贪一家究竟如何呢？
江泽惠，江之胞妹。在江核心之前，她只是安徽农业大学一名教师。自江核心后，步步高升，教师、教授、省政协主席、林业部部长。
江泽惠在当普通教师时结识一名安徽省农村生产队书记，名叫王怀忠，自她的大哥江核心后，王怀忠以四百五十万元买通了可以通天的江泽惠，于是，在安徽省就出现一桩买官鬻爵的闹剧，一个农村生产队书记一下子成为安徽省的副省长，晋升速度之快，比法国快速列车TGV还快。自此，王副省长毫不掩饰泄露「国家绝密」：「要想升，就得送」。王大人怀忠省长上任以来始终头脑膨胀，全身发烧，与江核心保持太一致，举江三代的旗举过了头，于是就爆发王副省长案，被双规了，涉足王大人案的周边喽啰们，被杀的杀，判的判，关的关，唯独王大人省长先生只享受双规，省人大没折，谁能得罪江泽惠；连媒体也不媒了，三缄其口。值得注意的是：一个生产队书记升官送四百五十万元，问题江有七大姑八大爷。会有多少人找上门来呢？
江第二妹江泽玲的儿子邰展，在江核十三年中，他疯狂炒作房地产生意，买卖股票，他以江核外甥的身份向「北方工业集团」借贷一千六百万元炒卖房地产，结果江外甥炒卖失败了，亏空了一千一百五十万人民币，无力偿还。有道是，在国际国内风云突变的关键时刻，处处需要江主席掌舵，需要江三代的指引，于是江外甥用一个「扬州港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假印章，将一位港商的四十五套住房抵押给工商银行，这名「走运」的港商因四十五套房子莫名其妙地被抵押，就上告到扬州广陵法院。法院也明知「房屋产权迁移证」上的公章是假的，在风云突变的关健时刻，关健是与江三代保持一致，故法院于二零零零年三月三十日宣布中止对该案的调查与审判。
江的姨外甥吴志明，原是安徽蚌埠铁路上的板道工，板道，板道，板了十八年仍是板道，自江核以后，就升为上海市常委，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上海市武警总队第一政委，升速之块，犹如法国波音飞机。这次到北京抓捕上访的拆迁户受害者就是他下令干的。江的另一名外甥夏德仁担任辽宁省常委，大连市委书记，大连市市长。
江绵康，江泽民的第二个儿子，江曾通过走后门才使二儿子进大学，那是文革刚结束的事。江目前考虑头等的大事：如何将自己的儿子以神五的速度当上中央军委主席，这是江天天想，夜夜盼的头等大事。江提拔徐才厚为总政治部主任；随之，徐心有灵犀一点通，提拔了江的二儿子江绵康为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作为回报，并兼任南京军区副政委，以掌控军队人事大权。这一着，为接替江老贼军委主席的班迈出了关健的一步。
江绵恒，江泽民大儿子，现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外汇管理局局长、中国航天副总指挥。
他的胃口很大，官商通吃，一九九四年，江绵恒用数百万人民币(哪里来的)收购上海市经委创立的价值上亿元的上海联合投资公司。接着在上海办中国第三大电信公司「中国网通」，从申请审批到银行贷款，整个程序全是违规操作。银行贷款就是由江泽民一手扶植起来的前上海中国银行行长刘金宝代款给江绵恒的。再接下，他与台塑大亨王永庆的儿子王文祥(被父驱出门外)合作在上海成立宏力晶微电子公司，由前建设银行行长，江泽民家中的宾上客王雪冰第一个出手批出数十亿元的人民币代款给江绵恒，接着，上海中银行长刘金宝不甘落后，也批出十多亿元贷款给江绵恒。据说，也就在这期间，江绵恒将其中的大部分贷款以愚公移山精神转移到国外账户上去，江绵恒闷声发大财。为什么中国银行坏帐这么多，江的儿子事例就是很好的解释与说明。
在调查周正毅官商勾结圈地案时，在紧邻静安区的普陀区，发现江泽民的大儿子江绵恒同周正毅一样的手法圈了一大块地，性质同样严重，既没付任何土地转让费，也没付拆迁户一分钱，并强迫居民迁往远郊区。二儿子江绵康在郊区圈了一块地，但尚未开发。
上月，十一月二十五日，美国一法院公布了江的儿子江绵恒行贿的丑闻，美国布什总统弟弟尼尔布什从江绵恒和台湾王永庆儿子合办的半导体公司那里得到数百万美元。
其实尼尔布什至今没得到江儿宏力晶园公司的任何股票。江贼通过儿子行贿到美国总统家，目的是为了巩固和显赫今日自己的权力和地位。
十一月二十七日，英国「每日电讯」发表文章，江泽民的儿子把电讯公司的百分之十二点五的股份卖给了 RUPERT MURDOCH 集团公司，江泽民的儿子从中捞横财三亿七千万美元。
最近，大陆当局疯狂镇压网络，在江泽民的支持下，江绵恒正插手中共王牌军三十八集团军建成高科技计算机数码化部队；而最恐怖的是江绵恒以他的中国第三大电讯公司为资源策划以封锁网络信息，实行数码高科技监控人民为宗旨的网络监控系统即『金盾工程』。这一切都是为巩固极权统治并为接替他父最高权力而频频显露出的蓬勃野心。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江泽民。一次，江贼的贴身警卫无意中听到江与老婆王冶平在屋内大吼大叫：「军委主席，他们不让我干，你也不让我干，老子偏要干，看他们能把老子怎么办。」
二零零零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在中南海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主席团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被江泽民，曾庆红暗算了、耍了、玩了、还不知道的张万年，突然跳出来发难。提出由二十名全部是军人的主席团成员联署的」特别动议「，要求江泽民继续留任新届中央军委主席。这突然袭击，胡只能选择同意，可是许多人也作了江曾阴谋勾当的俘虏，之后，万里批评说，主席团常委会其它同志为什么不坚持原则，为什么容忍张万年等这样搞？其原则是：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决议，除胡锦涛外，其它政治局常委成员包括江泽民在内一律全退。这些可怜的中共一党独裁专制下的奴才们还把江恶棍当成人，他们不知道江泽民是痞子流氓无赖加恶棍，他们不知道江老贼是汉奸卖国贼，前苏联克格勃特务，他早已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了。为了恋栈军权，江泽民搞了一场彻头彻尾的卑鄙无耻的军事政变，十六大前夕，江家班的领头曾庆红穿梭于空军丰台红楼，与张万年紧锣密鼓阴谋策划，以突然袭击联署发难；以调派数十万军队和武警包围北京，威逼十六大。窃钩者诛，窃国者候，江贼深知有军权有一切，丧失军权丢失一切，一家大小大贪大盗来的金银财宝就有被充公的危险。
清朝嘉庆四年(1799)乾隆驾崩第六天，嘉庆皇帝就对权相大贪污犯和绅列了二十条罪状，并没收其全部财产，抄家的清单有一百零九号，计有房屋五百间、花园二座、赤金五百八十万两、生沙金六百多万两、元宝银九百四十万两、洋钱五万八千个、珍珠二百二十六串、大红宝石一百八十块、炼珠六十颗、珊瑚树十株、玉马一匹(长43尺，高2，8尺，现存伦敦博物馆) 、土地八千余倾、总计合白银八亿两。
与和绅比一下，江大贪如何？一次，江泽民固疾复萌，急招一名气功大师发功治病，这位大师出来后，神情紧张地对朋友大呼中国没救了，中国没救了，朋友们以为他今天犯了什么傻，一再追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才说出他看到了江泽民别墅里满目国宝，金光闪闪，金碧辉煌，简直就把故宫里所有国宝都搬到他家里去了。
大家都知道，媒体披露，江泽民在瑞士银行存有三亿五千万美元的秘密账户，在印度尼西亚答厘岛买下一幢豪华住宅，价值一千万美元，据说上海马屁精，前外长唐小开家旋替他经办的。
最值得人们关注的是人民报网七月三日披露，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九日，国际清算银行对五月至九月发布列行评估报告，「需特别注意的是，中资银行(一家或几家)转移了三十多亿美元的资金到他们位于加勒比海地区的分支机构。」国际清算银行提到转移资金额三十多亿美元，而中国银行只承认转移了八十亿港元，约合十亿多美元。那么又是谁转移无人认领的二十亿美元呢？中银香港副董事长兼总裁，前中银上海分行行长刘金宝于今年五月二十日在深圳落入法网，在大势所趋，四面楚歌的境况下，他最终交待他给江绵恒贷款全是违规犯法的，而供出最令人震惊的，最有价值的是，国际清算银行去年十二月发现的无人认领的二十亿美元是江泽民十六大前为自己准备后路而转移到海外的。
对此，有人很吃惊，在我看来，一点也不觉得意外。大家知道，江泽民的父亲在国难当头之时，可以去充当日本的大汉奸，帮日本强盗屠杀中国自己的同胞。有其父，必有其子，江泽民也当汉奸，参加铁血团之类的组织，国民党甄审他时，他吓得逃离南京躲藏在江西农村半年。共产党执政后，他「变色龙」一变，变为烈士的儿子，又从烈士的儿子变为苏联克格勃份子，又从苏联克格勃份子变为中共一号人物。为了保全自己的秘密身世，他可以出卖3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给俄罗斯。对于这号小人，唯利是图，不择手段，有奶便是娘，哪里有利就往哪里躜，他什么事多能干得出来，既然能卖国，那么秘密转移20亿美元到国外的账户上去，对江贼而言只是小刺儿一桩，区区小事而已。
十三年来，江泽民犯下法西斯主义群体灭绝罪，出卖国土卖国罪和贪污腐败罪。他不仅是中共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是最残暴、最无赖、最卑鄙无耻、最贪污腐败、最贪权恋栈的暴君。
公元前十一世纪，商纣王(辛)纳妃旦己，随之，纣王犯罪：广兴土木鹿台造，进用小人远大贤。商容谏言金阶死，碰破天灵赴阴间。炮烙梅伯与赵启，大夫杨任把眼剜，乱刃剁了伯邑考，无故遭刑甚惨然。商纣王暴虐残忍，酷刑杀害良臣，结果诸侯反叛，烽火连天，商亡。坦白地说，纣王没犯法西斯主义群体灭绝罪，没出卖国土，更没一次贪污二十亿美元。
而当今的江纣王纳妃宋黄陈多名，祸国殃民、患党(我不干涉中共内政)、篡军乱军，罪大恶极，罄竹难书。
时值严冬，从地球的中东沙漠伊拉克刮来一阵春风暖流，犯了法西斯主义群体灭绝罪的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被美军活捉了。
刚刚欢度了圣诞节，今天，我们奉上帝的旨意，奉耶稣基督之命，公审当今的纣王中国的萨达姆----江泽民。
萨达姆的今天，就是江泽民的明天！
吴 江 2003年12月30日 星期二 于 巴 黎
(江泽民中国最大贪污犯代表 全文完博讯
傅斯年评价毛泽东：利用国民心理的弱点，所以至多不过宋江之流？
2016-01-27 高墙外的声音 敬墨轩
1945年7月1日，毛泽东等到延安机场迎接来访的六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前排右起：毛泽东、黄炎培、褚辅成、章伯钧、冷遹、傅斯年、左舜生、朱德、周恩来、王若飞
章立凡引用张申府文章曰：“一九四五年毛润之到重庆，他请我吃饭，十分客气。但当我把自己写的一本书送给他时，他面上顿现不豫之色。我在这本书扉页的题词是：润之吾兄指正”。“解放后我因呼吁和平一文受到批判，被禁止发表文章和从政。章士钊曾请润之缓颊，让我出来工作。润之说：当初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未允。” “毛在北大图书馆出借部工作不认真，特别是字迹十分潦草，难以辨认。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就此曾经批评过他。有一次毛把傅斯年要借的一本书搞错了，毛不认错反而强辩，加之两人的地方方言沟通不良，傅气急之下打了毛一个嘴巴。这个故事在台湾出版的一些书籍里早有记载。”
延安访问期间，傅斯年发现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的作风，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傅斯年和毛泽东当年曾在北大相识，他们单独在一起聊了一夜天。天上地下都谈开了。谈到中国的小说，傅斯年发现毛泽东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小说在内，非常之熟悉。傅斯年得出结论：毛泽东从这些材料里去研究农民心理，去利用国民心理的弱点，所以至多不过宋江之流。
毛泽东陪同傅斯年来到礼堂，傅看见里面密密麻麻挂满了锦旗，是各地献给伟大领袖的，便讽刺说：“堂哉！皇哉！”毛感觉到了讽刺的意味，没有出声。在代表团中，傅斯年是唯一的清醒者，他痛斥同行的人没有出息，说：“章伯钧是由第三党归宗，最无耻的是黄炎培等，把毛泽东送他们的土织毛毯，珍如拱璧，视同皇帝钦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
傅斯年当面对他们说：“你们把他看作护身符，想藉此得保首领以殁吗？”傅斯年的估计相当准确，讨好毛泽东的章伯钧、黄炎培等人，都没有逃过中国建政之后的若干次政治运动，最后的结局都是不得好死。傅大炮火力虽猛，但可是一门准星极准、弹无虚发的大炮，目标向来打的很准。
好在这门大炮被搬到了台湾，如果留在大陆的话，不是锈死、烂掉，也该是门哑炮了。一个不难理解的缘由。后来，当傅斯年看到很多青年人逐渐演变成为激烈的左派分子时，如芒在背，一次闲聊时他对李济说：“我要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我也许对共产党发生兴趣。”接着又说：“但我自从与共产党接触以后，绝对不会当共产党！”
傅斯年跟蒋介石说话时常常翘着二郎腿，好在蒋介石惺惺相惜，对文人的一些秉性也深为理解，所以从不放在心上。李敖在《李敖有话说》中讲了这样一个细节：“到台湾来以后，有一天，当时的代总统李宗仁到台湾来，在台北的松山飞机场要下飞机的时候，蒋介石跑去欢迎李宗仁。在松山机场的会客室里面，蒋介石坐在沙发上，旁边坐的就是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傅斯年怎么坐的？在沙发上面翘着二郎腿，拿着烟斗，就这样叼在嘴里，跟蒋介石指手画脚讲话。其他的满朝文武全部站在旁边，没有人在蒋介石面前敢坐下。凭这一点大家就知道傅斯年在台湾的地位。”
当时，傅斯年的好友、同学朱家骅、罗家伦等都先后进入政界，操持一方权柄。傅也有多次机遇，国民政府也屡屡示意欲委以重任，傅斯年始终不为心动。傅斯年不愿从政，但愿参政，理由是：“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久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他对做官与做事的态度是：“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
对于傅斯年拒不做官、决不入党的气节，连一向目中无人的李敖也倍加赞赏：“傅斯年终其一生不肯加入国民党。他不但不加入国民党，还鼓励他的老师胡适要采取跟国民党并不很合作的态度。这一点我觉得傅斯年很了不起……他们要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可是又不想被国民党吃掉，不被国民党同化……真正的夹缝里面的自由主义者，不做国民党也不做共产党，他没有社会地位，很苦”。
傅斯年的“贫于财”，几乎笼罩了他的一生。他曾对妻子说，这一辈子最对不住的就是妻子和孩子，薪水微薄，生活拮据，不得不靠稿费补贴家用。这与当时贪污成风、腐化堕落的世风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傅斯年身兼数职，以他的身份和影响及人脉资源，只要心眼儿稍微活一点，保障全家人衣食无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在今天看来，这些不可思议、不可想象的事情，不幸在当时竟成为真实。
1949年春，胡适准备赴美，内眷无人照应，拟将其送到老家绩溪。傅斯年表示，胡适可以把夫人交给他带到台湾大学。“局势如何演变，我不敢预言，但我们会尽力照顾胡太太，吃不饱大家喝稀饭。”胡适真的把太太交给傅斯年“托管”了。在傅斯年台大校长宿舍，住着胡太太、傅的侄儿和另一位朋友一家五口，十多个人共同生活了好长一段清苦的日子……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曾向中国政府提供5亿美元的贷款，按当时的官方汇率折算，合100亿元法币。如以黑市汇率折算就更高了。孔祥熙利用自己财政部长的权力，倒买倒卖，从中贪污了3390万。事情披露后，傅斯年在参政会上提出质询。此事闹大了，舆情汹涌，满城风雨。蒋介石不得不亲自出面宴请傅斯年，做他的工作，为孔说情。席间蒋问道：“傅先生信任我吗？”傅斯年的回答很干脆：“我绝对信任。”蒋立顺势引导：“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的回答铿锵有力：“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委员长也就应该信任委员长所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此言一出，蒋介石再无言语。傅斯年的穷追猛打，蒋介石不得不下令免去孔祥熙的职务，改由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长。
宋子文上台后，以行政院名义颁发《黄金买卖细则》、《管理外汇暂行办法》等文件，与孔祥熙一样利用只有他们才拥有的官僚特权，大肆进行非法进口倒卖活动，致使国民经济一片混乱，最终酿成1947年以上海为中心的席卷国统区的“黄金潮”。傅斯年在《世纪评论》上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文章既出，全国轰动，各报纷纷转载，成为讨伐宋子文的一篇爆炸性的檄文，矛头所向直指蒋介石：“用这样的行政院长，前有孔祥熙，后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药的事。”他大声疾呼：“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要垮了。”继此文之后，又连续发表《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宋子文的失败》等文。傅斯年的一系列“倒宋檄文”迫使宋子文不得不下台。从抗战末到1947年，傅斯年连连著文痛斥孔祥熙、宋子文的贪赃枉法，使得两位皇亲国戚先后落马，由此可以领略当时舆论监督的力量和知识分子讲话的分量。
抗战胜利后，傅斯年被任命为北大代校长，以接收大员的身份来到了北平。很多人推荐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诚心诚意地保举了还远在海外的胡适。傅斯年说，有比我更适合的人选，就是胡适先生。我答应先在北大当一段时间的代理校长，等胡先生归来，我即卸任。他并不是有什么官瘾，而是要为胡适扫清道路。作为学生和朋友，他深知象胡适这样的书生，走到哪儿都是老好人，从不忍心得罪人，所以他得先出头，把那些沦陷时节期舍不得离开北平并出任伪职的人员一个全开除出去，为胡适任职扫清道理。傅斯年坚持「民族气节」、「正是非，辨忠奸」，将汪精卫政权北京大学的教职员全部开除，周作人就是在他的“汉、贼不两立”的主张下被清除出去的一员。他一再表示：凡做了“伪北大”的教员的，北大一律不聘。周作人、容庚即在此列。容庚曾跑到重庆拜访傅斯年，傅见面就大骂：“你这民族的败类，无耻的汉奸，快滚，不要见我！”
曾在“伪北大”任过职的人员，采用多种方式向傅斯年施加压力，组织请愿并以罢课相挟。傅斯年毫不示弱：“就是杀了我也要说上面的话！决不为北大留此劣！”并毫不手软地对“伪北大”校长鲍鉴清提出控告。
1948年，国共战事日趋明朗，国民党退守台湾已成定局。蒋介石考虑除了把国库的黄金储备以及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所、北平图书馆的图书文物运往台湾外，还着手制定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他希望把“国家的大脑”搬到台湾。
1948年1月底，平津形势趋紧。朱家骅、傅斯年、蒋经国等在蒋介石授意下磋商谋划“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的实施办法。很快，傅斯年草拟了一个详细的学人抢救名单，几乎都是的知名的专家教授，囊括四种必须抢救的知识分子:各院、校、会负责首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因政治原因必须离开大陆者；在学术上有贡献者。在所抢救”的学人名单中，院校负责人包括汤用彤、饶宗泰等，因政治原因抢救的如毛子水等，在学术上有所贡献的如胡适、杨振声、罗常培等。
据季羡林回忆，胡适到南京后曾安排专机到北平，点名要接走几位老朋友，而他自己亲自到南京机场恭候。飞机返航，舱门拉开，他满怀希望要同老朋友会面，然而除了一两位以外，他想接的人大多都没有走出机舱。据说，胡适当时大哭一场。胡适之哭，真乃千古一哭；傅斯年长吁短叹，也是千古一叹。以后的事实证明，这一哭一叹并非空穴来风。冥冥之中，他们似乎已经预测到文人命运的未来走向。罗隆基们等55万人被一网打尽，中国精英一夜之间全军覆没，老舍们投湖，胡风们入狱，傅雷、剪伯赞等各携妻引颈，沈从文们封笔，梁漱溟、马寅初们被批，钱伟长扫厕，艾青、王蒙们流放……
1945年12月间，西南联大学生因反内战活动而与当地军警发生流血冲突。时任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赶过去，见到对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关麟征，劈头便说：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1949年4月6日台大和师大发生“四六事件”，军队闯入校园，傅斯年对当局不经法律程序径行进入台大校园内逮捕师生高度不满，亲自找国民党最高当局交涉，要求逮捕台大师生必须经过校长批准。他甚至向当时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司令彭孟缉警告：“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受邀来到“省参议会”，回答完“参议员”郭国基就台大招生尺度放宽等事项提出的问题后，刚走了发言台，只说了一声“不好”就倒地不省人事。送到医院后，诊断为脑溢血，虽经全力抢救，但还是回天无力。
傅斯年逝世后，蒋介石亲临追悼会致祭，参加追悼会者5000余人。各界致送挽联270余副，其中有很多赞颂了傅斯年一生的事迹和崇高的人格。如于右任挽联曰：“是子路，是颜回，是天下强者；为自由，为正义，为时代青年。”吴稚晖挽联云：“成学派自由，五四君千古；是真正校长，孑民外一人。”叶公超挽联云：“有正义感，说老实话，君敢做，人未必敢做。叩余勇气何来?曰赤子之心未失；倡科学风，严真伪辩，人云然，君讵尽云然。治使精神若此，知先生之道长存。”台大全体师生的挽联是：“早开风气，是一代宗师，吾道非欤?浮海说三千弟子；忍看铭旌，正满天云物，斯人去也，哀鸿况百万苍生。”表达了对校长的哀悼和追思。在傅斯年逝世周年祭日，他的骨灰被安葬于台大校园内，其安葬地被称为“傅园”。
傅斯年一生清廉，家境凄凉。傅斯年去世前，还在赶写一篇文稿，并对夫人俞大彩说，等得了稿费，“为我缝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傅斯年去世后，几无遗产，一生所积唯一房书耳。曾嘱夫人要把这一房间藏书留给儿子，还请老友董作宾专篆闲章一枚，上刻“孟真遗子之书”，“家有藏书能教子”。希望子承父业，作一个独立独行的读书人。
傅斯年的贡献不在学术，而在以一介书生的傲骨彰显出一代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傅斯年评价自己的一生“无惭于前贤典型”，自嘲“书生报国，如此而已”。他几次拒绝到国民党政府去做官，宁肯以在野之身，以学者的身份，“参政而不从政”，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批评政府的自由。几十年过去了，国民党在台湾已经还政于民，而中共在大陆许诺的民主仍遥遥无期。
黨委書記是多餘的階層
（大陆）杨十郎
渊源还是前苏联模块
中共现行的书记统领一切、统管一切，采用的还是原苏联模块。其实，在苏共十一大以前（十一大斯大林被推为总书记）书记与总书记都不是权力的象征，它只干些党内的繁琐事务。所以，有宏大气魄的党内政治家都不愿当书记。列宁就没有任过总书记。一八七二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的《所谓国际（按：即共产国际）内部的分裂──国际总委员会内部通告》，后面签名的有三十几位委员，十三名书记。其中马克思是俄国和德国的书记，恩格斯是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书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P7-35）不过，这时的书记与权力还不沾边，它只不过是党内的（国际内的）「写手」，故而名之为「通讯书记」。
苏共十一大后，斯大林一身三兼：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总书记。由于从一九二二年起书记处推行由上而下的任命干部做法，进一步培养起了一个层层对上负责的金字塔系统。书记也就登上了金字塔的顶峰，总书记更是顶峰之上的顶峰。全党全国总书记一人说了算。（见李忠杰《苏联十大历史公案》P26-27）赫鲁晓夫就坦言，他当年任彼得罗沃──马林斯克县的党委书记时，「事无巨细，样样都管」，发过「包罗万象的各种原则性指导」（《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P7-8）。鉴于此，不得不问书记是什么样的全才，什么样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不是，这只是制度的弊端，制度赋予了他无边的权力。「观今宜见古」，看今日中国就知道过去的苏联。
中国的书记制就因袭苏联而来。中国的书记从中央、省、市、县、乡、村包揽了一切权力，涵盖了科技、文卫、金融、教育、交通运输，各行各业。甚而没有多少文化斤的书记也堂而皇之地进入高等学府，取代了「教授治校」而由党委治起校来。这样的高校水平就可想而知了。至于在全国诸多领域那弊端也就不言自明。下级只对上级负责，因为这是关系着升迁之道，「执政为民」早已抛到九霄之外了。
丢失了的历史依凭
中共已经进入了九五高龄，他给中国人一代一代的「温馨提示」就是党管思想（特别是一九四九年建国以后）。党指向哪儿我们就冲向哪儿、党叫干啥就干啥。一句话：一生交给党安排，因为我们习惯了。正如马克思在《一八五七年经济学手稿》中所言：「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全能的书记不仅制造了信任他、拥护他的民众，而且也为信任他、拥护他的民众制造了书记。不作如是观你就不能理解上世纪六十年代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也就不能更深刻地理解今日中国的现实。
但在最早的共产主义理论家那儿有哲学思考：要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又有经济的研究：剩余价值观，一部《资本论》就是几大卷；还有理想王国：《反杜林论》就是系统的科学社会主义观。虽然，毛泽东一代只剩下了暴力革命，枪杆子里出政权，打土豪，分田地（按：这对于穷极了的中国，正是最有鼓动性的口号。蒋政权就败在毛的农民运动之下。）到「文革」中，马克思主义就只剩下一条「造反有理」了。在马克思那儿还有一个最高理想：无阶级、无剥削的共产主义。在毛泽东那儿虽然缺少理据却有鲜明的旗帜：把你的变为我的（三大改造就是如此）。在邓小平那里，虽然不讲主义，但却很实际。发展才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在「文革」之后中国社会已处崩溃之时恐怕算得上拨乱反正吧！
然而如今的中国，如今的党又依凭的是什么呢──自从苏联解体后，它已向全人类宣布：「马克思列宁主义失败得那样彻底，只是那些在苏联解体后的俄国和世界其他共产党人，都已经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转而采取折衷主义，用民族主义修饰起来的社会主义纲领。」（《共产主义实录．序言》）中共的修饰语是：具有「中国特色」──什么落后、保守，什么反人权、反人道、反法治都往这个筐里装。但穷尽我们的箱底已没有什么丝的、棉的对象了，最后只找到了一个「梦」（「中国梦」）。说起这「梦」，农耕文化的土壤中滋生的中国文人倒还表现得多姿多彩，中国人并不陌生──从皇帝词人李煜的「梦里不知身是客」到韦庄的「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从李璟的「细雨梦回鸡塞远」到敦煌曲子词的「梦回天涯无暂歇，枕上长嘘」；从刘基的「梦里相逢还共说」到皇甫松的「闲梦江南梅熟日」……中国人几千年来一直就沉醉在「梦」中，却与现代文明沾不上边。到现在该如纳兰性德所言：「千载悠悠梦魂杳，是梦就应醒矣！」
世界潮流是民主、人权、法治、宪政，这就是我们的依凭。
书记阶层是多余的阶层
毋庸讳言，书记在特定的革命起始时期，在宣传党的纲领、目标、任务上也作出过不可忽视的贡献。列宁就说过：没有军事政治委员，我们便不会有红军。（《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九四八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社P302）这就是「支部建在连上」的最初版本。也许这就是后来共产党书记在共产党政权中突出地位的来由。
但时过境迁。在今日已建成了有完备系统的现代政府管理机构的情况下，书记能干什么或可干什么的问题就显得十分明显。现在他不需要到处去向群众宣传，不需要组织学生上街游行，不需要到工厂去组织工人罢工，不需要到青纱帐、甘蔗林去打游击，去冒枪林弹雨的风险，也不需要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跟踪……他需要的是如何为外企的请托给有关部门打个招呼，在投资上，在土地开发上，在铁路公路的建设上，在资金运作上给个方便。该闪红灯处开绿灯，把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不当一回事。他现在考虑的是如何为亲友打通某一个关节，如何为送过礼金的下级官员铺平升官之路，甚至于公开卖官鬻爵，这是有反腐档案为证的。
俄国十九世纪文学中有多余人的典型，如奥涅金之类。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官场的党委书记就是多余的官僚。一个省一个市没有书记各方面都会运转自如，有了他就多了一个滥权的角色。有省长再加个省委书记，有县长再加一个县委书记，实在是多余的多余。邵尧夫（北宋）有诗道：「梦中说梦重重妄，床上安床迭迭非。」党与政两套班子就是「床上安床」。有识之士提出了缓冲之法，先党政分工，再党政分开。邓小平早年就反对「以党治国」，称这是「国民党恶劣传统反映到我们党内的具体表现」。（《邓小平文选》第一卷P10）可是不幸，直到现在我们还是搞的「以党治国」。
中国有二千八百多个县级党委，三百多个地市级党委，三十一个省级党委，全国还有二十二万零四百多个行政村，一万八千九百二十七个行政小区，都有各自的党委会，再加上工厂、学校、企事业单位，这个数字已经到达三百多万以上。有书记就有副书记，看来这个数字还得翻几番。早年北大有位副教授作过估算，中国每年的政党成本约为二千二百六十亿（人民币）。
寄生现象不单动物界有（如姜片虫、蛔虫、寄生蜂等），植物界也有（如菟丝），杜甫有诗云：「菟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不料，在人类社会却出现了这么一个寄生阶层。只共产党国家才有，这就是党委书记制。党委书记的存在是滥权的根源，也是腐败的根源，而且它也是一个多余的阶层。
可惜！可叹！
一封“永不开启”的绝密档案泄密，揭露了一个轰动世界的惊天大案！
2016-10-16 风流历史
历史的真相只有一个。但是，在政治的棋盘上，一段历史会有许多种版本，那是因为政治家们的目的不一样，对人民的态度不一样。然而这段惨案告诉我们，伪装过的历史，在穿帮的那一天，当年的谎言制造者，将如何被世界唾弃。
2010年4月10日，波兰这个坚强的国家，以最隆重的阵容踏上前往俄罗斯参加卡廷惨案70周年纪念活动的路途，不想却是一条不归路。卡廷二字，成为悲剧中的悲剧。
卡廷惨案迷雾：是德国人干的，还是苏联人干的？
在俄罗斯斯摩棱斯克城以西大约15公里、通往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的公路边有一个地方叫卡廷。要不是1943年在附近森林发现了4500具波兰军官尸体，谁都不会注意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
1943年春，德国作战工兵师为修复斯摩棱斯克及其附近遭到炸毁的铁路、公路以及其他工程，把强行招募来的罗、捷、匈、波、荷、法等国的劳工，驱赶到卡廷森林里干活。4月13日，几名劳工在掘地的时候，挖到一座埋着许多军官和士兵的大坟。德军发现这些官兵身上的军服既不是苏军制服，也不是德军制服。这些尸体大部分被用一种俄罗斯独特的方法捆绑着：双臂背后，大衣掀起过颈至头，另一个带子从颈部向背后勒在被绑上的腕部。大部分受害者都是跪着被从后面近距离开枪处决的。德国宣称，这些尸体是波兰军官。他们在1940年德军占领斯摩棱斯克之前被苏军杀掉后埋在该地。希特勒大肆渲染，柏林电台一公布，立刻震惊了世界。更多劲爆内幕文章请添加美女小编私人微信：qss7521，朋友圈每天更新。两天之后，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说，这一暴行是德国人干的，德国企图嫁祸于人。卡廷事件（又称“卡廷惨案”）由此得名。
当时，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对纳粹德国公布的这一消息异常关注，认为埋在卡廷森林的4000军官即是1939—1940年在苏联“失踪”的波兰军官的一部分。苏军1939年9月曾占领波兰东部地区，俘虏25万波兰人。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签署了恢复两国外交关系的协议，并就波兰战俘问题作出安排。但是战俘中有2万多人下落不明，波兰方面十分关注。因此要求国际红十字会前去实地调查，并要求苏联提出正式报告，说明流亡苏联的波兰军官的下落。在波兰流亡政府对此表态10天后，斯大林宣称因为这个政权听信法西斯的诽谤，正式断绝了和该政府的关系。此后，这件事一直是苏联和波兰两国关系中的禁忌。
就在德国以为“卡廷事件”可以让自己渔翁得利的时候，1943年10月苏联收复了西部失地，光复了斯摩棱斯克的卡廷森林。为了揭穿德国的“谎言”，苏联立刻组织记者和一些国际组织来到卡廷森林，调查所谓的事实真相。各国记者亲眼见到苏联人从庞大的坟冢中，现场挖出尸体，当着他们的面由医学专家进行尸体解剖。专家们还详细解释了1940年和1941年死者的内脏腐烂程度有何不同，以此表明德国人在战争中试图利用“卡廷事件”歪曲事实，嫁祸苏联的真实目的。
记者们对此问题的看法分成了两派：有的支持苏联，有的相信德国。有记者称，他注意到死者身上搜出的文件显示的是1941年，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苏联人的话是对的；不过也有记者看到死者身上有1940年的身份证明，这表明他们在当时就已经死亡。
各种纷争为这一事件的真相抹上了一层谜一般的色彩。1945－1946年，在纽伦堡审判德国战犯时，苏联人旧事重提，希望将“卡廷事件”作为纳粹德国的罪证。只因双方都拿不出强有力的证据，此案成为二战以来悬而未决的谜。二战后，西方有关著述较普遍地认为，此事是苏联人干的，苏联则坚决否认。苏联史著对此始终讳莫如深，竭力闪避。
卡廷惨案（资料图）
一份密档，揭开半世纪的弥天大谎：就是苏联人干的！
俄罗斯总统密档第一卷是关于卡廷事件的专卷。它开始存放在苏共中央总务部第六处，尔后转归为苏共中央政治局档案，1990年夏转归苏联总统档案馆，存放在克里姆林宫。1991年12月24日由俄罗斯总统接管。
当时，关于密封的档案袋内究竟装了什么文件，除了前苏联领导层中几位核心人物外，谁都不知道。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工作人员非经特别批准也无权拆阅。在大部分档案袋上甚至标有“永不开启”的禁令。
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承认，他在1991年12月23日阅读过密档第一卷，是在移交总统权力时同叶利钦一道阅读的。
戈尔巴乔夫讲述了这前前后后的情景：总统档案馆工作人员在得知戈尔巴乔夫即将向叶利钦交权后，对密档第一卷的命运感到担忧。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事先应当了解密档的内容，因此，总统办公室主任向戈尔巴乔夫报告了情况，并将密档第一卷摆在总统办公桌上。数小时后，戈尔巴乔夫会见了叶利钦。当时，协助戈尔巴乔夫的“苏联改革设计师”雅科夫列夫也在场。
在开启封印看了文件之后，戈尔巴乔夫说，“我们的头发都竖起来了”，“我们无权向波兰隐瞒事实，我们三个当即认为，不论后果如何，也应当向波兰方面通报”，“我对叶利钦说：‘鲍里斯，现在该由你做这件事了。’”
其实，在1990年4月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访苏时，在澄清卡廷事件真相问题上，戈尔巴乔夫已经向前迈了一步。他承认卡廷惨案是“斯大林主义的罪行”，并向雅鲁泽尔斯基转交了一部分有关卡廷事件的档案材料，但密档第一卷却紧锁在总统密档铁柜中。
一年半后，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向叶利钦交权，特地移交了这卷密档。又过了10个月，叶利钦决定将这卷密档的副本转交波方。叶利钦的特使、国家档案馆馆长鲁道尔夫·皮霍亚前往华沙，完成了这一使命。在1992年10月14日举行的转交仪式上，波兰总统瓦文萨手接密档，语音嘶哑地说，他“感到全身颤抖”。
至此，前苏联当权者坚持半个世纪的弥天大谎被戳穿。原来，枪杀成千上万名波兰战俘的人，不是苏联一口咬定的德国法西斯，而是苏联人自己。
密档第一卷内共有三份文件。第一份是斯大林等人签署的1940年3月5日联共（布）中央的决定；第二份是1940年3月5日贝利亚给斯大林的报告。
贝利亚的报告详细说明了自1939年9月17日苏联出兵波兰后，被苏联关押在三个大战俘营以及其他营地和监狱中的波军被俘军官及其他人员的人数、军阶、职业和政治态度。报告说他们是苏维埃“不共戴天的敌人”，因此建议按“特别程序”审理，处以极刑——枪决。据此，联共（布）政治局当日通过决定，授权内务人民委员会对报告中所列25700人执行枪决。
第三份文件是1959年3月3日克格勃头目谢列平给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的报告。报告核实卡廷惨案中被枪杀的总人数为21857人。报告强调档案馆继续保留这些人的人事档案对苏联和对“波兰朋友”已无必要和价值，而且“一旦泄密，必将危害国家”，因此建议全部销毁。这份文件无可争辩地表明，苏联领导人坚持将错就错，继续歪曲和隐瞒真相。
密档第一卷解密后，波兰总统瓦文萨致信叶利钦，称赞他的“勇气”，并说波俄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已掀开“面向未来，以相互谅解、合作和理解为基础的新的一页”。波兰报刊也称赞叶利钦做出的“悔罪的姿态”，“其伟大可同1970年12月德国总统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起义英雄纪念碑前的跪拜请罪相提并论”。
卡廷惨案事发地（资料图）
还原历史真相：惨案是这样制造出来的！
密档公之于世，真相告白天下。然而，人们不免疑惑卡廷惨案的来龙去脉。也许，镜头应该回到1939年……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对波兰发动闪击战，占领波兰西部地区。9月17日，苏联从东部进入波兰，占领寇松线以东的全部领土。18日波军总司令雷兹·西米格威元帅向波军发布命令说，苏联不是交战国，不要抵抗。苏波军方经十余小时谈判，苏军答应，如波军放下武器，可保证波军官兵人身自由。当时，波兰东部总数约为30万人的波军绝大多数都执行了这一命令，有一部分自动解散回家，一部分人去了立陶宛和罗马尼亚。有130242名官兵流亡到苏联，这批人到了苏联后身份立刻变成了战俘，失去了苏波协议规定的人身自由，统一交给由贝利亚签署的第0308号命令成立的内务部战俘局。9月19日在该局统辖下成立了138个转运站和8个分配集中营，每个集中营约集中万名波兰官兵。9月21日，苏一高级将领写信给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建议把波兰苏占区出生的普通士兵遣散，苏联最高领导同意这一建议。10月初，内务部长贝利亚签署命令，遣散4400名士兵。与此同时，在10月3日，贝利亚下令将波军中的宪兵、中高级军官、下级军官及士兵、波兰德占区出生人员分类分营集中管理。
10月中旬，德国提出，德苏双方应按出生地交换各自手中的波军官兵，苏联政府同意。10月24日至11月23日向德方移交42492名波军官兵，德方则于1939年底以前向苏方移交13757人，德方移交的人员经甄别后，大部被遣散回家。到1939年12月1日，在科泽尔集中营(卡廷森林附近)关押波军军官4727人，斯塔罗别尔和奥斯塔什科夫集中营关押5963名和3964名波兰军官和警官，三处相加，近15000人。其中以科泽尔集中营为最重要，关押将军4名，上校24名，中校79名，少校654名，下级军官及文职人员3000多名。此时，波兰军官中较为普遍的忧虑是怕苏方将他们移交纳粹德国，其中以犹太人为最。苏联政府则一方面通报伦敦波兰流亡政府，声称苏联准备解散集中营，按波兰军官志愿遣散他们，同时向波兰军官散发志愿去向的表格；另一方面又加紧向德方移交被拘留人员。1939年11月14日成立的德苏混合委员会，经过磋商，完成了被关押人员的互换任务。
此时的苏联政府认为波兰战俘是一个大包袱（一方面，苏联在紧张的备战中要为其消耗宝贵的人力和物力；另一方面，波兰战俘可能随时反抗苏军的监禁），遂决定先处理掉波兰战俘中的军官。除掉了军官，其余的士兵就会处于群龙无首的境地。苏联有关方面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从肉体上将他们消灭掉。1940年3月5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内务部长）贝利亚专门就对2万余名以波兰军官为主的战俘和犯人实施枪决一事写出报告上交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审批，随即获得批准。
1940年4月初，处决波兰战俘的行动正式开始。数百名被俘的波兰军官被从上述三个战俘营带上汽车，秘密运往行刑地卡廷森林。行刑人员站在波兰战俘身后，用手枪对着他们的后脑开枪。掩埋之后，苏方人员在上面铺上了厚厚一层土。不久，第二批战俘又被运到该地同样处理。直至当年5月中旬，苏联方面 在卡廷森林共处决波兰战俘4421人。更多劲爆内幕文章请添加美女小编私人微信：qss7521，朋友圈每天更新。他们分别被埋入8个大坑，上面铺满松树和白桦树。除卡廷森林外，苏联方面还在斯塔罗别利斯克战俘营枪决3820人，奥斯塔什科夫集中营枪决6311人，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其他战俘营和监狱枪决了7305人。加上卡廷森林枪决的4421人，共计21857人，其中包括约1.5万名波兰官兵俘虏。
历史的真相只有一个。但是，在政治的棋盘上，一段历史会有许多种版本，那是因为政治家们的目的不一样，对人民的态度不一样。然而这段惨案告诉我们，伪装过的历史，在穿帮的那一天，当年的谎言制造者，将如何被世界唾弃。
丁家喜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案辩护词
2014-07-04 隋牧青 思而在
各位法官：
我知道，这篇辩护词对你们的判决毫无意义、影响。显然，这篇辩护词并非为你们而写，仅为公众和历史而书。
在发表辩护意见之前，我要向我的当事人、被告丁家喜律师表达我深深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丁家喜律师是我素来敬慕的律师，其勇敢践行公民权利，为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大声疾呼，是法律界乃至这个民族的良心与楷模！受其指定出任其辩护律师，我至感荣幸！
本案无需专业法律知识，只要具备人类基本的理性和良知即可轻易判断：丁家喜及其所谓同案犯们无罪。他们的行为不构成任何违法，更谈不上犯罪，非但如此，他们的行为还应当得到公众的表彰与赞美！
公检法三机关在本案中高度配合，互相掩护、确认彼此所有的违法行为，使违法行为合法化，以达致顺利将丁家喜们入罪刑求之目的。警方基于极左的意识形态立案侦查,先抓人而后罗织罪名；检方对警方所有违法、犯罪行为予以默认，同时将案件去政治化，使之法律化、技术化，以掩世人耳目；法庭对检方所有程序违法之处予以保护、确认。三机关办案过程充斥了思想追责、有罪推定、主观臆断、构陷入罪、滥权枉法等种种罪恶，构成当代中国法制史上黑暗的一页。
具体分述如下：
一、程序方面
本案程序存在多处重大违法，公检法相互配合构陷丁家喜入罪之意图非常显明。鉴于已有多位本案相关的辩护律师精细论证过本案程序重大违法问题，在此只做简单列举和必要说明：
1、警方先以非法集会罪刑拘丁家喜，而后以寻衅滋事罪报请批捕，检方最后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起诉，这种罪名的随意滥用违背了刑诉法正当程序原则和无罪推定原则。
2、公诉人由北京市一分检的检察员直接空降至海淀区检察院并被海淀区检察长任命为代理检察员（无法律根据）。
3、法院非法拒绝向辩护律师提供视听证据（应是当局惧怕视频流向社会，曝光案件真相）。
4、本案多名“共同犯罪”被告人依法应并案审理，被非法强行分拆审理。
5、本案名义上是公开审判，但当局采取法院外拉警戒线、严密盘查行人、拒绝关注案件的旁听者入内、安排人员占据旁听席、限制家属旁听（只给家属两个旁听名额）等一系列非法手段禁止旁听，导致本案事实上是秘密审判，公然背弃审判公开原则。
6、被告要求控方证人出庭作证而遭法庭非法拒绝。
7、庭审中，审判长不经请示院长，即刻非法驳回了辩护人要求审判长回避的请求。
8、控方宣读证人证言时，每次均刻意略去“公民聚餐”“官员财产公示”等字眼，对涉及警方敌视民主、自由、法治、公民权利等证词均不宣读，对可能有利于被告的证据拒不出示。
9、法庭质证过程中，控方非法拒绝提供书证原件又获得法庭认可（系非常罕见的重大违法行为）。
10、庭审中主审法官对公诉人的非法要求基本一一接纳，对律师则动辄呵斥、训诫，乃至罚款、庭后剥夺本辩护人一审辩护资格。
拒绝控方证人出庭、拒绝提供书证原件质证，属控方不能举证，依法应视为控方控罪的事实根据不存在，法庭应立即当庭宣告丁家喜、李蔚无罪释放。然而，法庭在控方不能举证的情况下，仍遵照控方意思强行继续开庭，令本辩护人忍无可忍，退庭抗议。本案程序正义已遭践踏净尽，实体公正已属幻想。
二、实体方面
侦查阶段，警方追究思想犯罪意图明显。提请批准逮捕书阐述丁家喜“犯罪”成因时称，“丁家喜因自身（八9学潮）经历对社会主义制度、政权不满，产生了追求‘民主宪政’的念头”，视民主宪政为负面价值。讯问笔录中充斥了大量对丁家喜等人思想、价值观的追问、解读，警方的极左意识形态面目跃然纸上。
审查起诉阶段，检方对案件做了去政治化的技术处理，具体指控丁家喜两项行为构成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一为多次组织及亲自上街张打横幅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的行为，一为发短信煽动非京籍家长到北京教委门前请愿的行为（丁家喜本人未到场）。
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要求主体系首要份子、具主观故意（希望引发社会秩序混乱）、有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情节严重（指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人数多或时间长；造成人员伤亡或公私财物重大损失；影响或者行为手段恶劣等），四要件缺一不可。对照此四要件，丁家喜的行为无一符合，显然不构成本罪。
1、主体要件方面，无确凿证据证明丁家喜系要求官员财产公示及教育平权活动的组织、策划者。
以网络为纽带的活动特点是无组织、自发性，活动参与者的关系是扁平而非层级关系。控方挖空心思将丁家喜与一些网友聚餐商议视为组织、策划、煽动，非要找出活动的组织、策划者，是制造政治冤案、进行政治迫害的黑帮思维、流氓手法。
2、主观要件方面，丁家喜没有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故意。
丁家喜们上街举牌要求官员财产公示，其目的明显是要引起更多人关注该话题，促进官员财产公示立法，其动机在追求社会进步。
无论丁家喜是上街打横幅还是发短信呼吁非京籍家长到教育部请愿，均无法合理推测其主观上有制造社会秩序混乱的目的、动机，同时公诉人也承认丁家喜强调上街要理性、平和，不与警察发生冲突，不扰乱社会秩序，只是对此解读不同：公诉人恶意解读为“这证明他们已意识到上街的后果，仍积极寻求这种后果的发生”。可见，无论丁家喜们“上街”后的行为是否理性、平和，是否扰序，控方均可任意扭曲其目的、动机，毫无法律根据地把“上街”视为违法行为。辩护人认为，作为一名从业近20年、收入颇丰、品行一贯良好的执业律师，丁家喜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犯罪目的、动机，其上街表达个人政治观点、诉求以促进社会进步的目的、动机非常明显，控方在肆意颠倒黑白，纯属构陷。
3、客观要件方面，丁家喜们没有起哄闹事、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
(1)、丁家喜没有聚众行为。
a、所谓聚众，是指召集、聚集众多人做某事，是指一种主动、积极行为。丁家喜两次与李蔚、袁冬等人上街举牌，并非召集者（第一次系偶遇，第二次系临时共同提议）。至于丁家喜没有参与的举牌活动，他更不是召集者。所有控方指控丁家喜犯罪的活动均为自发。且一同上街举牌者最多时仅7人，不能称之为“众”。
b、“引发群众围观”也不是聚众。
“引发群众围观”非丁家喜们所能控制，是被动、消极的人群汇集，与聚众的主动、积极性质不同，“聚众”是召集者的主观意志的实现，“引发群众围观”是围观者主观意志的实现，二者性质截然不同。
c、指控丁家喜发短信煽动非京籍家长到教育部请愿构成犯罪是“欲加之罪”。
控方所说的“煽动”是带明显贬义色彩的词汇，并非中性的法律术语。所谓“煽动”，其实是呼吁、请求，非聚众行为，属言论自由范畴。呼吁、请求并不必然导致聚众，二者既不等同，更没有因果关系。即使北京教委门前确实发生了严重的秩序混乱，丁家喜也不应对此承担责任。如果强烈建议某人到某医院治病，某人却病死于该医院，建议者应该承担刑责吗？仅仅发个呼吁、请求短信就要被控罪，当今世界，除了我国，大概只有北韩才会发生。
d、退一步说，即使“聚众”之说成立，聚众本身并不违法。
中国并无法律规定明确禁止聚众，而聚众是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行为，如党政庆典活动和常见的商业宣传活动、常见的各种联谊活动。如果打横幅引发一些群众围观会带来违法或犯罪的风险，那么国庆大典的组织、策划者就应该是超级罪犯。
(2)、丁家喜们没有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a、中国没有任何法律规定禁止在公共场合张打内容政治正确的横幅以表达诉求、观点，我国到处张贴的政治标语、计生标语、商业标语和为某些临时官方活动而张打、张贴的标语，均无需批准。故丁家喜们的行为并不违法。警方、保安对其活动的干预非法。
b、虽然警方、保安干预丁家喜们的活动非法，丁家喜们仍无对抗行为，以致警方在起诉意见书中曾用“被告人以逃跑的方式抗拒、阻碍执法”这样的荒唐字句描述丁家喜们所谓的抗拒、阻碍执法。
4、行为情节方面，即使丁家喜们上街张打横幅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的行为确有不妥、违法之处，也远谈不到“情节严重”。
控方至今没有举证证明丁家喜们的行为到底如何危害了社会、造成了什么样的严重后果，没有一个受害人出来举报、指证丁家喜们的行为造成社会失序、为他人带来损害。控方认定丁家喜们的行为情节严重的理由竟然是“社会影响恶劣”，纯属主观臆断、颠倒黑白。
5、补充说明：丁家喜们在公共场所张打横幅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系行使公民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是完全合法、正当的行为。
（1）、言论自由并不限定场所、方式。以图书、网络、传统媒体等载体以语言、文字描述事物、表达观点、诉求系言论自由，在特定公共场所通过语言、文字、某种行为方式表达观点、诉求亦属言论自由，言论只需不引发即时的重大危险即可。
（2）、公共场所自古及今一直承载集会、表达公众政治观点、诉求等功能，丁家喜们的行为本身即为公共场所秩序的一部分。
（3）合法、正当权利的行使即使客观上造成社会失序和对他人权益的间接伤害，因非其主观追求的结果，言论、行为者也不应承担刑责，因此间接造成一定的社会损害，只能视为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代价。如欧美国家的罢工，常造成社会失序和相关方严重的经济损失，但罢工组织者并不必为此承担刑责。
（4）、丁家喜们张打横幅要求官员财产公示，客观上有助于当局反腐败行动。当局对此抓捕、审判，只能理解为当局刻意打压言论自由，禁止民间表达反腐诉求，其姿态是：即使反腐，也绝不容小民置喙。
三、关于集会
鉴于警、检方均认为丁家喜们上街张打横幅的行为涉嫌非法集会，故有必要在此对集会问题予以阐述：
1、集会，即一定数量的个体聚集于公共场所之意。按照社会常识及世界各国通例，数十人以上的个体聚集，方称得上集会。
丁家喜们上街张打横幅要求官员财产公示，人数最多时只有7人，显然并非集会，本质上仍属公民个体表达自由范畴，不属治安管理范畴，警方以非法集会罪对其抓捕非法。
2、非法集会概念错误。集会是人类自然权利,盖因人类天性倾向群居、聚集生活而厌恶孤独，该权利已经我国宪法确认、保障，游行、示威权系由集会权衍生。集会本身无论根据自然法还是我国宪法，其本身不应有非法之说。集会中有触犯法律的违法、犯罪行为，应以该行为性质、罪名追究集会者违法、犯罪责任，而不殃及集会本身。集会未经申请、批准，至多只是违章行为，而绝非违法行为。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系剥夺公民集会权利的概念。
3、自《集会游行示威法》颁布25年来，除官方组织、默许的集会，几未听闻有集会被批准者。25年实践已充分证明，该法赋予警察对公民集会游行示威权利的审查、批准权力，事实上剥夺了公民集会游行示威权利，完全违背了上位法《宪法》35条之规定，系典型当废之恶法。
4、即使非法集会的概念及认定均可成立，丁家喜们的行为内容政治正确、合法正当，即便行使权利形式有瑕疵，也不应苛责，更不可以犯罪论之。
四、关于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
鉴于当局2013年对众多上街公开表达政治诉求的维权人士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进行抓捕、审判，该罪系去年打压维权人士最“流行”的罪名，故在此对该罪名予以简析。
1、比之一般刑法概念，扰乱公共秩序是一种抽象概念，而刑名立法的对象应为具体行为而非抽象行为。把抽象的社会学概念引入刑法，系立法错误。
2、社会秩序是动态而非静态概念，每个参与者的行动及行动者与秩序规则的互动构成社会秩序。任何人做任何事都必然引发既有秩序的变化，这种变化仍为社会秩序的一部分，但若法治阙如，这种秩序的变化易被指为刑法意义的“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以刑法评价这种秩序的抽象变化极易带来任意入罪的恶劣后果。
3、主要以行为人非主观追求的抽象后果而非行为本身作为刑求入罪标准，违背法治原则。在法治环境下，行为人即使完全不懂法律，对自己的行为会否受到惩治会有理性预期，而抽象罪名的存在，使得人们丧失了合理预期自己行为后果的能力而时时处于恐惧之中。
4、本罪与其他扰乱社会秩序罪如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寻衅滋事罪等皆为人定法而非自然法意义上的罪名，其保护客体皆为可任由强权者解释的、抽象的社会秩序，罪名抽象而弹性空间巨大（俗称口袋罪），从而为执法当局的滥权枉法提供极大方便。这些罪名一向用于镇压和平集会、限制公众表达诉求，成为行政当局打压公民言论、集会等政治权利的可心利器，其恶法性质昭彰。
本罪弹性空间大、适宜当局任意解释、操纵的特性使得当局选择以本罪起诉丁家喜们。
五、综述。
本案的实质是当局以打击扰乱公共秩序之名行践踏公民权利之实，是当局打压公民权利的恶劣范例。
通过会见、阅读案卷、庭审，作为执业20余年的律师，辩护人看不出丁家喜们的行为有一丝一毫的违法性，更遑论犯罪（因其行为不具任何社会危害性，也未违背任何现行法律规定），相反，其行为只能以理性、正义冠之。看讯问笔录和证人证言，辩护人真切地感受到丁家喜们坦荡无私的正气和警方有罪推定、欲陷人罪的邪恶。
稍有理性、稍知国情的人都明白，本案要害不在于丁家喜们的言行是否扰乱了抽象的社会秩序，而在于其诉求、观点有损于贪官群体和一些不公平政策的受益者，有损于当局的私利和颜面。当局抓捕、审判丁家喜们，在打压言论自由的同时，也撕掉了虚伪的遮羞布，公开、明确地为贪腐和不公背书。中共18大倡导的核心价值包括自由民主法治平等公正等普世价值，与现实中当局秉持的价值观截然相反。
本辩护人认为，本案的诉讼，从程序到实体都是罪犯对无辜者的蓄意构陷，对丁家喜们的抓捕、审判是一次保护贪腐、侵犯民权的公权犯罪活动。
六、结语。
这是一次毫无悬念的审判。有罪判决早已打印，之所以还要开庭审理，不过是要向世人演示所谓的法治和公正。世人都明白，这次审判是一次政治审判，是赤裸裸的政治报复、政治迫害，而不是什么法律审判，法律应昭示的正义、公平与这次审判毫无关系。
这是罪人对义人的审判，是贪官群体对民族良心的杀戮。可以断言，在不久的将来，这次审判将成为所有参与迫害者的永久耻辱和丁家喜们的无尚荣耀！无需历史和未来的法律审视，无论过去还是当下，丁家喜们的公义、良知之举已得到世人的高度赞誉。
这次审判，为了指控丁家喜们的行为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公诉人再次祭出“维护社会秩序”的杀器。与过往诸多迫害案例类似，“维护社会秩序”已成为当局愚弄公众、压制其合理诉求的绝妙挡箭牌。那么，我们应如何看待当局口中的社会秩序呢？我认为，人类有两种社会秩序，一种秩序是由每个参与者的行动自发型构而成的自由秩序。这种秩序下，人们籍凭常识与理性即可自由行事，对自己行为后果可合理预期而不必担心动辄逾矩获刑；这种秩序下，尊严伴生于权利，人性之善得以张扬。另一种秩序是强权刻意建构的秩序，这种秩序下，表面上人们也可能依法享有公民权利及获得公民尊严，而实际上，人们的言行时时被各种无形的潜规则和恐惧束缚、笼罩，言行动辄得咎，所有人似处牢笼般相互警惕、敌视，这种牢笼秩序即奴役秩序。这种秩序下，尊严依附于权力，是奢侈品；这种秩序下，公权之恶肆虐无度，人性之恶释放充分；公权之恶与人性之恶的交互作用，身体与心灵的双重奴役，是每一个良知、智性未泯者无法承受的生命重负。不幸的是，几十年来，我们国家形成的社会秩序恰恰是后者。
我们有国家根本大法——宪法，宪法上所载的各种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看似大体完备，也仅是纸面的权利，如何行使公民权利以及界定公民权利边际，尽由警察等行政机构按照其价值好恶决定。宪法上的公民权利，自始就停留在纸面。
丁家喜们上街举牌要求官员财产公示，正是要将纸面的公民权利转化为现实的权利，重拾公民的尊严。在我看来，丁家喜们确实冲击了某种秩序——他们冲破恐惧，勇敢地冲击了奴役秩序，而这恰恰是建立自由秩序的可贵尝试。为此，他们站到了被告席上。
丁家喜们明白，奴役之路是千万人的恐惧、沉默铺就，为此他们走上街头践行公民权利，勇敢地挑战超级庞大的贪官群体，挑战那令人时时处于恐惧的奴役秩序，似飞蛾扑火，却光彩绚烂，必将激发更多的后来者！正如丁家喜在庭审最后陈述所言的蝴蝶效应：起初，虽然一只蝴蝶的翅膀不能扇起风浪，但由于系统连锁反应，在未来的某一天将掀起惊天飓风。
此案本无需法律论证，公众的理性与良知会判丁家喜们无罪！而专司炮制政治迫害案者如诸君，必定无法逃脱历史和法律的审判。这审判为期不会太远，相信诸位有生之年能够看到。
丁家喜的辩护律师：隋牧青
2014、4、16
国民党在台湾为何走向末路？
文/蔡慎坤
据台湾《联合晚报》报道，国民党账户遭冻结，9月薪水发不出来，国民党中央9月30日召集县市党部主委扩大会报，党主席洪秀柱哽咽自责，首度向全体党工说对不起，自承努力不够，在场党务干部相当讶异，因为即使在去年面临“换柱”如此重大打击时，洪秀柱也未曾在公开场合哽咽且几乎落泪。
10月7日听证会后，国民党所拥有的中投和欣裕台也将面临被收归公有，包括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各级党部在内，国民党有近170个房舍已抵押给中投，目前是租用，未来恐被扫地出门；国民党扩大会最后达成共识，即使走到这一步，国民党也不会轻易搬迁，将来国民党打官司的对象，或许就是现在还属国民党所有的中投公司。
国民党党中央也向各县市党部主委详述资金情况，目前除了被冻结的永丰银员工薪资账户，国民党只剩政治献金账户和党费账户，这两个账户是“行政院党产委员会”认定的合法收入，政治献金账户尚有约6300万元(新台币)，党费收入约有1200万元。
但政治献金账户包括国民党中央代收的地方党部政治献金，有些献金是指定捐给地方且有指定用途，国民党中央不能随便变更使用项目，这两个合法账户的余额，估计只剩下区区一千多万新台币！也就是说，曾经叱咤风云的老牌政党，如今只剩下难以启齿的200多万元人民币。
国民党在台湾的悲惨处境，仿佛又一次回到了1949年在大陆时的光景！而国民党的两次惨败，与开放党禁报禁不无关系。客观地说，国民党是典型的精英政党，也是一个有廉耻有原则有分寸的政党，推翻统治中国数百年的满清王朝，居然还善待前朝元老，这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
在国民党统治中国时期，国民党允许其他党派独立存在公开活动，允许其他党派公开办报办刊，允许其他党派鼓吹多党轮流执政，允许其他党派宣传美式民主乃至全民选举，甚至允许其他党派拥有军队武装割据……不知道国民党当初的自信从何而来？所谓的精英政党，当然斗不过暴民和草民，而国民党在大陆的惨败，显然是被一群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所抛弃。
国民党从大陆逃亡到台湾，实行的是威权统治，这个时期，台湾经济奇迹使得台湾成为亚洲“四小龙”。从1972年蒋经国担任行政院长，到1988年蒋经国过世，台湾的人均所得从482美元增长到5829美元。同一时期，台湾最高所得五分之一家庭与最低所得五分之一家庭的收入差距，仅从4.49倍微调到4.85倍。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同时让人均所得成长12倍，贫富差距却能限缩于8%的水平。这意味着台湾的经济成果由全民共享，财富没有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更是所谓均富理念在华人世界第一次得到完美的实践。
一个威权领袖，无论政治信仰如何，在某种程度上，都决定了其威权统治的本质。再多的客观规律，再多的大势所趋，历史终究还得由人来创造——无论后人如何评价蒋经国在整个台湾民主转型中所扮演的角色，都无法否认一个事实：没有蒋经国，台湾的民主转型，会变得更加复杂、艰难和前途莫测。
有人认为蒋经国是主动顺应自由民主的时代大潮，也有人认为这种顺势而为也是大势所趋被动而为。但纵观其蒋经国在台湾主政的20余年，“主动”与“被动”都是伪命题，蒋经国本身，就是自由民主大潮的一部分。
一个以“民本”为政治信仰的温和的威权统治者，一个崇尚“均富”的社会主义者，蒋经国早已不再是一个前苏联培养的“共产主义接班人”，而是一个以“平等均富”为主旨的“社会主义者”。
1927年间，蒋经国申请加入苏联红军，被派到驻扎莫斯科的第一师，当过兵，曾进入列宁格勒中央红军军事政治研究院；也当过莫斯科电机工厂学徒工，在乌拉尔金矿场当矿工后，又当过乌拉尔重机械制造厂技师、助理厂长、《重工业日报》的主编。
30多年后，当老蒋把国民党的大权交给蒋经国，蒋经国一身素色夹克外套、鸭舌便帽、旧长裤、布鞋的装扮，与蒋经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信仰的托派思想，和蒋经国流放西伯利亚、当工人、当农夫的形象，似有前后辉映、异曲同工之妙。
台湾的民主改革，是蒋经国生前最伟大的政治举措，在改革之前，蒋经国不畏惧国民党内的反对势力，也不担心放开党禁报禁之后会导致天下大乱，乃至不担心国民党丢掉政权……若不是有伟人的心胸气魄、谁敢冒这样的政治风险？
国民党内大佬忧心重重，不断向蒋经国发出警讯，国民党“国策顾问”沈昌焕甚至当面提醒蒋经国：“这样做，国民党将来可能失去政权！”蒋经国却淡淡地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蒋经国的声音不大，语气轻微，但这一句话，却如同万钧雷霆，振聋发聩！
蒋经国1987年，也就是他在世时最后一年的七月间，邀约地方父老茶叙时感慨万千，说在台湾住了将近四十年，已经是台湾人了。蒋经国希望大家“超越一切地域、派系、小我利益之上，开阔心胸，把眼光放到大陆”。
李焕在1987年10月，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身份，宣布国民党的政策不再是寻求在大陆取代共产党，而是推动“政治改革、言论自由和经济自由化”，国民党内保守派的愤怒一度达到巅峰。蒋经国却向那些来到七海新村抱怨的党内大佬表示：“大陆人民有权选择是要共产党、国民党，还是其他政党来主持政府。”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这样的讲话，在1986年前后频繁地出现在蒋经国口中，蒋经国说：国民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体制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因为“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与民众永远在一起。”
蒋经国这个以“民本”为基本政治信仰的“社会主义者”，也是不断变化的潮流中的一部分。蒋经国很明白，仅仅从“民本”出发“爱民如子”，已经不再适应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的民众，不再满足于做“被爱”的“子民”，他们已经觉醒，已经懂得“自爱”，不再需要一个政府或者一个威权政党来做“保姆”，而是希望自己成为政府本身，自己治理自己。
这是“民本”与“民主”最大的区别，蒋经国生前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也给台湾指明了未来的方向，允许民进党公开组党，让草根来挑战精英，蒋经国所冒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因而他在解除党禁的那一刻坦言：“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但世上必然有“与民众永远在一起”的政党。
有的政治家，生前大权在握、唯我独尊，死后却身败名裂、家人不保；有的政治家，生前仿佛是缔造历史的伟人，死后其头上的光环却日渐暗淡；有的政治家，在台上之时风光无限，其实只不过是历史上的匆匆过客；而有的政治家，生前推动了历史的进程，死后其历史作用日益彰显，是当之无愧的历史伟人。蒋经国，应该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政治人物。
蒋经国的接班人李登辉也不是一事无成，在任期间，他曾积极推动两岸和平统一，成立国家统一委员会，制定了国家统一纲领，即《国统纲领》。李登辉主政时期，积极推动两岸三通，使得台胞返乡探亲和投资成为潮流。后来，由于李登辉一再提出以“自由、民主、均富”为目标实现两岸统一，触犯了“一国两制”的底线，才导致两岸关系渐行渐远。
十一年前，连战以国民党主席身份到大陆破冰，留下历史性的连胡会谈和“国共论坛”政治遗产，由于“国共合作”的历史阴影，“国共论坛”颇有默契不谈政治，只是照本宣科强调“九二共识”，大陆随之出台了一系列“惠台”、“让利”政策，以此赢得民心。然而十年之后，无论是国共平台，还是马英九执政，大陆的“惠台”、“让利”并没有赢得台湾的民心，相反，台湾人更加反感权贵经济和精英阶层，出身于草根的民进党越来越受到欢迎。
在这样的背景下，再祭起“国共论坛”的大旗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洪秀柱更是撑不起国民党那孱弱的体魄，国民党在台湾走向末路，是因为国民党背离了蒋经国的遗训，加之连战家族在大陆谋利敛财，新党主席又以匪夷所思的价格拿到中烟在台湾的专卖权，党国大佬纷纷到官股企业当门神吃干股，台湾人对国民党的不满怨恨早己爆棚。
马英九执政八年，台湾民众对“无感经济”(感受不到经济发展给自己生活带来的提高)深恶痛绝，台湾民众最不满经济发展成果长期及过多地向财团富豪和利益集团倾斜，导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底层民众所得太少，因而强烈要求社会公平正义、要求“有感经济”，让普通民众实实在在感受到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国民党在台湾显然没有做到，民进党能否让普通民众实实在在感受到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在大陆的政治压力和经济围堵之下，民进党靠什么才能赢得民心？这是在野的国民党需要细心观察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
笑议：兵之道
这次退伍老兵在中央军委大楼维权请愿，其主体是十余省的老兵，多在部队一干十多年，退役后军风仍在。可别看他们散落民间，就随便视人为弱势群体、一撇脑后。
孙子曰：“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呵呵，他老人家早就在提醒将帅们，要虚心弄懂用兵之道，了解诡诈之术哟。
老夫再扩展一下孙子的思想吧：任何时候，只要对面这些“老兵油子”，就得警惕其或似软弱无能，或是假装顺民，或声东去击西，或佯近而围远。总之，真真假假、以假掩真、灵活得不守陈章旧习，随机到不按规矩出牌，乃兵道之髓。
为帅用兵、不知兵道、不恤兵苦、不识兵趣、不惜兵才，均是统军大忌。各省几千老兵，面对地方政府的长年不作为，一路风尘、勇闯北京、静如处子、动如脱兔，隐行于茫茫人海，喷发若钱潮高涌，着实让中央领教了一回“兵之道”：这些诡异的老兵啊，可比公知、法轮厉害多了！
最高统帅部在自家门口，反被老兵们闹出个大洋相，相信以后会品悟兵道深似海，能明白眼前乱晃的警卫员、仪仗队、文工团，都算不上真正的兵。甚至那些没当过列兵、没领过连队，“坐直升机”就当了上将军的，都不一定是队伍上这群“鬼子六”的对手。
如此大范围、多兵员、高保密的跨省集结行动，我军许多在天安门广场正步受阅的现役将军，恐怕也是组织不起来的。对照老兵突击显现的军政动员能力，不仅值得高层总结检讨，也是闲遐海聊中，挺有趣的军事话题。
分散各地的老兵进京上访，目的地定在中央军委办公大楼，便必是兵员数量决定声势成败。他们首要遇到的难题，就是如何进行广泛的民间动员：
•要形成准军事化的核心组织；
•要有人、财、物的成本保障；
•要宣传“只有统一行动才有力量”的维权思想；
•要健全民间多形式的串联、分组、定责；
•要确保观念认同、令行禁止、严守纪律、信奉团结……
这么多细致的组织工作，让官场那些浮躁的官们想一想，都很棘手、都很可怕。这样的动员，会有许多日常积累的成本，会有许多利益悠关的劝慰，会有许多友情人性的关怀，会有许多换位激励的救助，会有许多凝聚军心的付出，如此等等、等等。
可人家老兵硬是坚持下来，不仅做到了，还做得挺好，堪见“聚兵结团”之功力。相比之下，我们的中央呢，各级党、政、军、工、青、妇机关呢，各地庞大的维稳、情治、政宣体系呢，你们都在热衷于什么？
或忙于开会、或忙于媚捧、或忙于挥霍、或忙于扯淡，身边眼见着有一个更实干、更隐形、更高效的“老兵组织”成长起来，仍在聋瞎般地自以为是、自信不疲，这真是很有趣的。
老兵们有了巩固的思想、组织基础，很快就能使动员付绪行动，这也是“兵哥”与公知的最大区别，少废话、不啰嗦，果敢利行，这才是：军之特色、兵之传统。
十余省人、天南地北，一切以抵近到位为目标，严格落实既定集结任务，不仅克服了时间、地域、交通、维稳和意外阻滞等困难，还能顺应网络时代要求，严格执行“战前无线通讯靜默”，不露声色、严防监听、隐迹迷踪。当年队伍上那些教学，稍点即通、稍拾即用。
事后还知道，各省老兵尽管是先后不一的抵达北京，但许多人身着便衣，分散潜伏在首都各大公共场所、车站、地铁等处，有少数投亲靠友，大多数索性露宿，以保证在互不通话、互不联络的条件下，于11日清晨，准时抵达“攻击阵地”。
老兵的这种坚忍精神，反证了他们近年对政府工作的深度失望。而这时的北京，党、政、军、警、情的老爷们，还象往常一样，坐着专车、班车，不紧不慢地迈着“戏台方步”，去正常上班。
直到老兵们突然间围大楼、列方阵、拉条幅，这才惊慌失措、忙于应付。幸亏还算是自己人集团上访，若是敌对势力集群空袭呢，谁还敢再指望官老爷临危不惧、挽救水火？
老兵们的临阵组织也搞得相当慎密，几千人在公共场合，换军装、手拉手、防冲散、防抓捕，形成方阵队形后，善于管控现场矛盾，杜绝过激行为和口号，高唱革命歌曲，尊重代表谈判，不为维稳宣传的挑拨、威胁、利诱和拘捕所动摇，表现出相当稳定的军心士气。
从这次老兵上访的指挥与执行过程看，化零归建、协同有序、兼程奔袭、准确到位、从容成阵、军纪严整、团结一心、斗志昂扬，其背后应有军队团级的退役指挥官在策划。祖国未来的安全和稳定，不应再愚蠢到打压这样的人，高层应当尽快提高自身的领导艺术和表率作用才好。
另外，生活困窘的老兵周围，还有大批“军嫂”不离不弃。这次，她们随丈夫一起来京，自觉组成“军嫂方队”，向围观路人高唱一曲《十五的月光》，与老兵们嘹亮的军歌刚柔相济，使现场气氛更加感人，令许多参加戒备的警员和北京市民都不禁潸然泪下。政工鼓动上如此遥相呼应，也很令整天“接地气、失人言”的中宣部门为之汗颜。
日本到底强大到什么地步？
2016-10-16 周密金融
版权：来源 中产圈 ID: zhongchanq
谈起日本，大多数人第一反应就是“没落的发达国家”，或者“经济停止发展”的印象，可是，日本真的举步维艰了吗？
一起来看一篇文章，看看闷声发大财的日本，这些年，到底在干什么。
一、日本在创新领域
先来个总体概况：
2015国际权威研究机构《 汤森路透》 发表了新的一年全球企业创新排名TOP100——汤森路透还是国家知识产权中心，中国科学院的合作伙伴，可见其权威性。
全球创新企业TOP100 ：
日本40家
美国35家
法国10家
德国4家
瑞士3家
在2014年之前一直是美国第一名，2014年之后被日本超越。
从这几年的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的创新已经发生巨大变化。
日本其实早就抛弃已经沦为低端制造业的家电之类产业，转变为全力投入BtoB，新材料，人工智能，医疗，生物，新能源，物联网，机器人，高科技硬件，环境保护，资源再利用等新兴领域。
新技术领域，美日两国瓜分了全球80%……
《Economist》发表2015国家创新质量（Innovation Quality)报告，日本位列世界第三。
创新质量的意思，就是你的创新到底有没有为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更能体现一个国家的创新实力：
麦肯锡2013发布研究报告，罗列了有望改变生活、商业和全球经济的12大新兴颠覆技术——
未来12大新兴技术分别是：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机器人、次世代基因组技术、自动化交通、能源存储技术、3D打印、次世代材料技术、非常规油气勘采、资源再利用
对，目前日本就是全力投入上面这十二个方面，而且百分之90已经做到了世界前三。
某些科研已经做到了世界第一，比如大数据云计算，新材料，资源再利用，能源存储、机器人等。
目前的日本是蓄力期，等到发力期，其技术储备有机会让日本在下个100年又领先一步。日本是个务实主义国家，面子什么的都是小事，对于日本韬光养晦才是真谛
二、日本在技术领域
在技术研发方面，日本有4个指标名列世界前茅：
一是研发经费占GDP的比例列世界第一；
二是由企业主导的研发经费占总研发经费的比例世界第一；
三是日本核心科技专利占世界第一80%以上；
四是日本的专利授权率竟然高达80%，可见其专利申请的质量。
这意味着日本整个国家对技术研发的重视，同时也告诉我们为什么日本科技能独步天下。
经济不只是单纯地建造工厂，然后高效运作。
日企不只在于表面丰田、松下、索尼、佳能、日立……而是更多在国际市场上众多领域的“隐形王者”。
未来大数据时代的关键——云计算，2014年10月起由日本富士通、NEC、NTT、KDDI等联合设计开发的云计算安全规则将成为云网络服务的全球安全标准。
全球最大的信息产业组织Business Software Alliance(BSA-美国商业软件联盟)连续第2年将日本评为云计算技术与云应用环境的世界第一国。下图是BSA通过对各国云计算技术综合评分后的考核报告。
云计算技术越发达越接近绿色(good)，
反之则越接近红色(problematic)，
而最终能获得深绿色资格的只有日本一家。
我们经常听说中国互联网技术很强大，甚至把云计算能力也归类到了互联网技术里，那么，走在国内云计算领域最前排的阿里云是怎么说的呢？
看阿里云官方介绍——
日本、澳大利亚、德国、美国和法国分列第一至第五——在云计算领域，日本稳坐世界第一。
关于新技术，再举两个例子。
1、日本安川电机推出的一款生物医疗机器人。估计不出30年，这就是日本各行各业的样子——
2、发那科的自动化生产线，这个已经是8年前的东西，现在更先进了。
最近看网友惊叹特斯拉高度自动化电动车生产线——但很少有人知道，特斯拉只不过是买的丰田的二手生产线：
三、日本在次世代计算机领域
在未来计算机领域，量子计算机是当今世界一大研究课题。速度最高是现有计算机的1亿倍（10的8次方），而量子计算机的多项基础技术源于日本， D-Wave量子计算机是由当时在日本NEC研究所任职的蔡兆申和中村泰信，于1999年在全世界率先实现的。
而它的基础是源于日本东京工业大学西森秀稔和门胁正史教授提倡的“量子退火”理论。
今后，能和日本在量子计算机领域展开激烈竞争的只有一个国家，美国。
如果以上部分已经让各位惊到了，我推荐把这篇文章看完，这样可以粗略了解下日本。
美，日，欧盟，这个顺序不是随便叫的。
四、你看不见的日本创新能力
看到有人说日本创新缺失，你看不到，只是因为别人玩得更隐晦了。
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高科技公司，比如三星，intel，苹果，高通等等，如果没有日本的高精度设备，配件，解决方案，这些公司至少倒退10年。
不信？
举个例子：
这几年不管是VLSI Research，英特尔最佳供应商里的SCQI和PQS都是日系刷榜（8家SCQI6家日系，18家PQS11家日系，连iphone里1000多项核心部件就有一半以上来自日本）。
还不信？
接着看。
日本有11家企业获得英特尔PQS奖。
全球任何企业要获得英特尔PQS奖，都需要在成本及质量方面获得80％以上的分数，并在改进计划方面也获得80％以上的分数才能获奖。
日本再次刷榜——
这个星球上日本的技术已经渗透到全世界的各个方面，各个角落。
那么，这些技术，对日本有什么帮助呢？能赚钱？
当然能赚钱——
科技评选的权重指标：专利净收入=专利盈余（专利收入-专利支出）
日本专利盈余世界第二，且年年在上涨——
这样的一个资源匮乏的，土地面积稀少，原材料几乎都要进口的国家为什么能维持GDP世界前三半个多世纪？
想想也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我国要限制稀土出口日本?
因为稀土是许多高科技材料不可缺少的元素——但能玩转稀土这个点石成金的东西的国家，这个星球上只有2个，美国和日本。
日本这些技术哪来的？
强大的科研能力！
如何看出日本拥有强大科研能力？
看白人搞的诺贝尔自然科学类奖就知道了。
2000年之后一直到2016年，也就是今年，日本每年至少拿一个诺贝尔奖，仅次于美国，位于全球第二。
五、日本的经济
谈到日本经济，先看看下面这则新闻——日本蝉联世界最大海外净资产国，这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日本在海外还有一个超级日本。
日本资源匮乏，所以日本必须在海外寻求资源，到目前为止，日本海外的资源面积已经达到本土的10倍——矿山，石油这些基础原料就是资源面积！
日本GDP停滞的原因，资本，技术，工厂不断向外转移，现在中国，英国，美国等等国家的GDP包括了日本的公司创造的GDP，但却不算在日本的GDP统计之中。
日本已经在全球布好了局，当今世界的产业链中高端，几乎由美，日霸占。日本6大财团，每一个堪比一个小型国家。
日本才是属于我国说的：装弱小，闷声发大财。
日本为了实现战后经济扩张的目的，一直坚持长期为企业减税的政策，鼓励国内资本输出。到2015年日本的海外资产已经接近10万亿美元，是国内GDP的两倍，是中国GDP的80%。
下面的视屏解释了为什么日本要开拓海外？
为什么要隐藏实力？
以及美日当年的贸易摩擦是原因。
看完你就知道，日本这个国家有多恐怖了。
视频：《CCTV深度国际：日本，危险的潜实力》
以下为部分视频截图，不想看视频的朋友，可以直接看截图——
结语
正如视频里的日本问题专家所称的那样——
日本恐怕不是我们，仅仅从表面上能看到的日本，我们一般人不太容易从表象的背后观察这个国家；而只能从一些经济的数据上去简单的评判日本。
并不能仅仅靠GDP（国内生产总值）就能判断日本经济的好坏，以及日本国力的强弱，我们要知道，除了GDP之外，还有一个GNP（国民生产总值），如果用GNP来计算日本的经济的话，它的规模要比现在庞大太多。
无论我们要把日本作为竞争对手，还是不共戴天的仇敌，都需要明确的清楚，日本究竟靠什么立国？日本究竟强在哪里？
如果我们依然沉浸在“日本没落”、“日本衰退”的幻觉中，那么，只会令我们和真实的日本的差距更加巨大。
专制为什么离不开谎言
2016-03-17 难舍初心
作者：郭老学徒 来源：静雅思听
戏梦空间
500年前就有人精辟地指出：专制统治必须靠暴力和谎言这两个支柱来支撑，这个人就是被誉为政治学之父的马基亚维里。
马基亚维里是意大利佛罗伦萨人，在佛罗伦萨城市共和国担任过国务秘书和外交官，后来佛罗伦萨的共和制被推翻了，美第奇家族执掌了权力，马基亚维里丢了官，还一度被关进了监狱。他为了得到新统治者的青睐，东山再起，写了一本为统治者美第奇家族出谋划策的书，这就是著名的《君主论》。
在《君主论》中，马基亚维里为君主支招，实话实说，大胆突破了道德的约束。
他直言不讳地告诉君主：对于君主，作恶比行善有利。统治者如果按照道德主义鼓吹的善良品质行事，就有失去权力的危险。
他给君主支招：伟大的君主既要有狮子的凶猛，又要有狐狸的狡猾。要使每一个人害怕和尊重自己。一个君主必须是一个大伪装者和伪君子，懂得如何使用欺骗把人们弄糊涂，使人们相信自己的伪装。蒙蔽视听，把人的头脑搞糊涂的本事，是所有成功的君主的必备武器。
为了给君主减轻道德上的压力，马基亚维里指出：目的总是证明手段正确。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统治者为了保持地位，必须非善良地去获取权力。这是“必然性的命令”。
许多人把马基亚维里看作是邪恶的象征。莎士比亚就把他称为“凶残的马基亚维里。”
但是也有人认为马基亚维里是清醒和真实的，他站在君主的立场上所说的实话恰恰反映了或者说揭露了专制制度邪恶的本质，在专制制度下，统治者必然要作恶，马基亚维里要君主服从这“必然性的命令”，这个必然性对于人们认清专制本质有着积极的意义。恩格斯把马基亚维里称作文艺复兴的巨人，大概也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
关于专制统治为什么必须靠谎言支撑，仅仅靠暴力支撑为什么不行，对此马基亚维里没有谈透，我们来分析分析看。
任何统治者都不可能在失去民意基础的情况下维持统治地位，专制统治也必须有民意基础，即使没有认可的民意，至少也要有认命的民意。哲学家休谟就曾经说过，统治是建立在舆论上的。录音分段
为什么仅仅靠暴力无法维持统治？
专制统治归根结底是少数人的统治，统治权最终归结到执掌最高权力的一个人、一个家族或极少数寡头手里。
最高权力的执掌者也是凡人，没有孙悟空的本领，没有刀枪不入的神功，他的个人力量是极其有限的。他可以下令杀人，但也可能被杀。如果没有民意支持，仅仅靠暴力手段进行统治，那掌握暴力的人就是他的最大的危险所在。古罗马帝国的皇帝害怕军队政变，把罗马军团都布置在帝国的边疆区，首都罗马只留忠诚的近卫军保护皇帝，但后来恰恰是近卫军成了废立皇帝的决定性力量，一些皇帝就是被近卫军杀死的。中国的帝王死于非命的也大都是身边的权臣、宦官或兄弟所为，被造反民众所杀的是极少数。
所有执行暴力任务的人，如军队、警卫、近卫军等都是与民有联系的，大都来自于民，大都会受到民的影响，滥用暴力镇压不满的民众，会激起民众更强烈的不满和愤怒，到了某个转折点，拿枪的人就可能不再听命，而是掉转枪口。越是依赖于暴力的统治者，越有可能葬身于暴力。
权力从来都不缺争夺者，专制权力更是如此，多少人为了夺权你死我活地拼杀，儿子可能杀父亲，母亲可能杀儿子，亲兄弟也互相残杀，更不用说没有骨肉关系的政敌了。在统治者失去民意的情况下，他的政敌一定会利用这一点替天行道为民除害。所以，统治者一旦失去民意，就离覆灭不远了，起义、造反、政变、暗杀、逼宫、废黜等大戏在等着他。中外历史上这种例子太多了，举不胜举。
如此，我们知道了民意为什么对于统治者是必不可少的：在民意面前，再强大的统治者也是虚弱的。
无论什么样的专制统治都是少数人获得利益和垄断权力的统治，不可能代表人民的利益，也不可能真正地获得民意，所以，必须靠谎言来骗取民意。
在古代社会，统治者骗取民意最主要的谎言是“君权神授”，实际上是以天意来逼迫民意就范。
在欧洲，在基督教没有获得统治地位之前，天意的权威没有确立起来，那时候罗马帝国的皇帝被杀被废的比例非常高。当基督教统治欧洲后，皇帝与国王由教皇承认并加冕，由于大多数民众是教徒，如此使得君权神授被认可，天意代表了民意。中世纪君主的人身安全要比罗马帝国的皇帝强了许多。即使如此，君主们也不敢掉以轻心，必须依靠谎言巩固统治。15世纪德国人古登堡的印刷术给欧洲带来了出版便利，所有国家的君主无一例外地限制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他们尽管有天意支撑，还是害怕谎言被揭穿，执政地位被动摇。
中国皇帝的“天命”主要是靠“奉天承运”的故事和礼教来欺骗臣民。同时还实行愚民教育，用各种方式灌输和培养奴性，明清时期，奴性文化达到高潮。
进入了现代社会，君权神授这种一劳永逸的谎言不灵了，天意无法代表民意了，民意成了权力合法性的唯一来源。
对于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来说，民意是由选票定量地统计出来的。所以当选的政治家必然具备民意基础。又由于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得到保障，当政者撒谎太难，代价也太大，等于自杀，所以，民主制度不需要谎言维系。
实行专制制度的国家，由于没有了天意支撑，又没有人民授权，为了维系统治，就必须强化谎言。所以，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地控制媒体，限制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实行新闻垄断，封闭或过滤外部世界的信息，并控制文化教育各个领域的信息。
不过，现代社会撒谎越来越难了，除非像朝鲜那样，封闭了与外界的所有联系。即使这样，还是有许多人冒死逃了出来，他们在与外界完全隔绝的情况下，怎么会想到要冒着生命的危险逃往没有主体阳光照耀的黑暗世界呢？看来，没有不透风的墙。
前苏联时期，所有媒体都被严格控制，那时候也没有手机和互联网，但人民的不满还是通过厨房聊天和政治笑话广为传播。
文革时期，广播报纸每天都宣传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每天都造谣撒谎，但人民的不满还是通过小道消息和内部消息广为传播。
如此说来，在现代社会，即使没有手机和互联网，撒谎也很难了，有了它们，撒谎就更难了。所以，谎言的功效会越来越衰减，相信的人会越来越少。当谎言不再被人们相信的时候，专制的解体就会开始，这也是必然的。
不过，这个必然性与马基亚维里的必然性是截然相反的方向。
“以国有之名，行一家私有之实，以人民之名，行盘剥人民之实，以稳固安定之名，行维持暴政统治之实”，周厉王虽然死了，但他的谎言幸存了下来。
“除了谎言之外，暴力没有任何东西可作护身符，而谎言也只有靠暴力才能生存”，改变从唾弃谎言开始。
历数惨痛教训，胡星斗教授建议制定《对外援助法》
2015-12-14 家在汉中
这个独裁政权，宰卖爷田不心疼，罔顾自己的民生疾苦，在邦外大把洒钱。前不久在甘肃康乐县还发生了因极度贫困而全家六口(四个幼童)自杀而亡的惨剧。什么“人大”、什么“政协”，还不是他们一窝鼠？要么以革命推翻它，要么让它自行溃乱覆亡。庆父不除，鲁难未已；恶政不亡，中华无望！
全国人大常委会：
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对外援助方面的惨痛教训，如从1950-1978年中国对越南援助203亿人民币（相当于现在的数千亿元），对阿尔巴尼亚援助100多亿人民币；对朝鲜援助更是天文数字，据著名政治评论家阮次山估计，中国每年单方面对朝鲜的援助高达60亿美元；中国对非洲援助，仅2000年至2011年，中国共对51个非洲国家援助了1673个项目，援助总额高达750亿美元；2014年，中国承诺向非洲提供120亿美元新的发展援助，2015年中国承诺向非洲提供600亿美元援建基础设施（《中国网》）。
中国的援助对象许多是政局危机四伏的国家，如津巴布韦总统已经91岁，长期实行独裁统治，津巴布韦也被“透明国际”公布为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中国对这样的国家进行经济援助或开展合作，肯定凶多吉少。
不仅对外援助，在对外投资方面中国（特别是国有企业）也有沉痛的教训，如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亏损599亿美元，创出30年来的次高（见《第一财经日报》）；中国有2万多家企业在海外投资，90%以上亏损（见《国际金融报》）；中国近200亿美元资金在利比亚利益洗牌中有可能“打水漂”；委内瑞拉变天，欠中国500亿美元。一方面是中国大规模的对外援助、投资，另一方面中国自身的贫困问题却极为严重，根据联合国发布的《2014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报告》：中国极度贫困人口总数占总人口比例高达12.8%，而尼日利亚为8.9%，孟加拉5.3%，刚果4.6%，中国的极度贫困人口比例远远高于非洲国家，也高于亚洲最贫困国家孟加拉。
因此，我建议全国人大尽快调研并制定《对外援助法》。该法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一、对外援助（包括合作、央企投资）必须经过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向全国公开其详细情况。二、对外援助（包括合作、央企投资）应当避开动乱或潜在动乱、政局不稳、长期独裁或可能变天的国家与地区。
三、对外援助（包括合作、央企投资）实行决策人、签字人终身负责制，凡玩忽职守造成国家重大损失的，追究其行政直至法律责任。四、凡免除受援国债务，须证明该国贫困人口或极度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高于中国。五、对外援助应考虑尽量惠及受援国的普通国民，避免其腐败政权、官员营私舞弊，贪污援助款项。
以上建议，敬请全国人大考虑为盼。
此致，
敬礼！
公民：胡星斗
2015-12-8
中国为何没有真正朋友：俄罗斯专家一语曝出原因
中国为何没有真正朋友，中国如此举全力为他国，却换不来几个忠心朋友，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外国人怎么看中国，中国怎么才能够做好公共外交？英国的《金融时报》网站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的公共外交缺少什么？”，文章说中国正在努力的推广公共外交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公共外交的受众是外国人，中国忽略了他们的受众也就是老外的想法。
认识到公共外交的重要性和如何操作它是两回事，因为文化意识形态的差异，公共外交得不到所盼望的效果甚至会事与愿违，引起误会。
缅甸叫停与中国合作的大坝
文章称中国目前已经拿着公共外交和软实力的武器向全世界展开了全面的魅力攻势，它的攻势目标就是全世界民众的心，试图打动他们，从而改变其眼里的中国形象，中国往这个方向走是对的，因为中国存在着形象赤字。
有中国学者认为，中国特别是在最近世界上少了很多朋友，不要说很远的国家，就是中国周边的国家当中，中国没有几个真正的朋友，中国说自己是和平崛起，但是中国一些周边国家的民众认为，中国越来越有霸权的气息。
快速崛起的中国
《华尔街日报》日前还刊登了一篇带有所谓煽动意味的文章，题目就是“对抗中国霸权的联盟”，意思是说中国周边的国家应该联合起来对抗中国的霸权。一些中国人说这是美国的战略，鼓动中国周边的小国起来包围中国的崛起。
为什么目前大部分国家还是站在美国一边呢？文章认为消除这种误解最好的办法，就是全面推广中国的公共外交，通过软实力来纠正世界对中国的错误想法，而且软实力的具体技巧、操作方法跟世界沟通的语气都非常重要。
中国展开每一个新的公共外交项目之前，先要摸清对方的情况，掌握对方的心理，这样才会更加有效。
文章认为公共外交的舞台是世界而不是中国国内，世界有其自身的游戏规则，用西方人的话说，就是在罗马的时候，就要照罗马人的规矩来办事，用中国人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入乡随俗，就是多听听老外的想法。
其实我想到比方说在南海问题上，中国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南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样的话中国老百姓肯定能接受，但是周边这些国家却完全不是这样想的，他们觉得中国这样的想法，既没有国际法上的依据，而且他们正在可以说很狡猾的，正在侵吞中国的领土。
习总和奥巴马
如何用公共外交来维护自己中国的利益，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不是说花了钱、讲了话，就已经收到效果了。
俄罗斯专家亚历山大？萨姆索诺夫撰文指出，尽管中国发展迅速，正在变成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军事实力也在迅速增强，一些专家认为，到2020年中国军队就能解决全球任务，而不只是地区性质的任务。但是中国在发展上也存在许多重要战略薄弱之处。
黄岩岛
俄专家认为，中国的发展在许多方面非常类似于当年的德国，面临必须扩大生存空间的两难选择。现代中国粗放式发展，大量消耗外部资源，制造工业商品，销往国外。为了避免崩溃，中国必须保持经常性的增长，为此消耗的外部资源越来越多。
一旦停止增长，就会开始逐步崩溃。中国需要更多的农业用地、水、森林、石油、金属、煤炭等。中国依赖外部资源和食品的供应，自身资源不足，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度约为55%。
中国的增长严重受制于逐年增加的能源和食品的供应，一旦丧失，几个月后国内就会引发动荡，工业生产停滞，电力供应也将因燃料短缺而丧失。另外，中国受到美元体系的制约，中美成为一枚硬币的两面。
中国是美国的加工厂，美国需求的下降自动导致中国经济严重滑坡。而且，中国控制海上交通要道的能力较弱，只要在印尼、马来西亚等地切断中国获取大部分食品和原料的海上交通要道马六甲海峡，中国就会出现非常严重的问题，更何况美国海军舰队实力强大，能够全面控制中国的海上生命线。
中国海军实力不是特别强大，可能会被限制在近海水域，如黄海、东海、南海，受制于美国在韩国、日本、台湾构筑的第一道防线。
中国实际上没有真正能够为其而战的盟国，朝鲜和巴基斯坦与中国友好结盟有着非常大的前提条件，只是因为对自身有利。朝鲜在世界上几乎没有朋友，而巴基斯坦与中国交好主要是为了对付印度，仅此而已。
中国无论是在伊斯兰世界，还是在西方，都没有真正的盟国。而且，中国的邻国几乎全是“仇敌”，至少过去曾发生严重冲突，现在中国和日本、越南、菲律宾、印度仍有领土争端，而且还面临收复台湾实现统一的难题。
中国海军
邻国非常不愿看到中国迅速腾飞，担心中国军事实力持续增长，来自东方、南方、西方的所有邻国人口都很多，军队也很强大，日本、韩国、印度军队的技术水平甚至还很高。
俄专家指出，中国还面临地区极端分离主义势力的挑战，西藏和新疆地区问题经常令其头痛不已，更令人担忧的是西藏与宿敌印度接壤，新疆与阿富汗相邻。
另外，新疆还是中国的石油和煤炭仓库，占全国石油储量的30%，天然气储量的34%，同时还是土库曼斯坦通往中国的天然气管道的必经之地，一旦成为“中国的车臣”，后果不堪设想。
目前西方还需要中国这个加工厂，但是如果双方矛盾加深，西方可能会开始把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如劳动力成本更具优势的越南、孟加拉国等。现在中国在边境地区暂时唯一不受威胁的战略方向是北方，主要是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
但是中国精英阶层是否会冒险决定通过侵略这些国家扩大生存空间也是个大问题。目前中国在此方面暂时仅限于经济和人口扩张，一旦抵挡不住诱惑，发动侵略，必将造成难以预测的后果，甚至可能导致巨大的伤亡，以至国家灭亡。
崛起的中国
唯一的生存机会应是全面加强与俄罗斯的紧密的、互利的合作，共同发展。
大家发现这样一个现象没有？只要中国领导人出国访问，总伴随着有捐款和提供无偿援助，今天，我们又看到向乌克兰提供无偿援助的消息，2010年9月22号，温家宝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会议讲话时说，2009年底，中国免除了50个穷国的256亿元人民币债务。
习总和奥巴马
温家宝还说：2008年6月底，中国累计免除亚非等49个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债务247亿元；提供各类援款2，065亿元，其中无偿援助908亿元；对42个最不发达国家的商品给予零关税待遇，税目为736-1，115个，占最不发达国家对中国出口贸易额的98％。
中国还为非洲培训了15，000名各类人才，派遣100名高级农业技术专家，派出医疗队，援建30所医院、100所农村学校，无偿提供防治疟疾药物。
2007年底中国为增强非洲的自我发展能力，决定提供23.77亿元的无偿援助和7亿元的无息贷款.....尤其在今年日本地震加海啸的灾难中，中国提供了全方位的援助，仅中石油捐款捐物就达3亿元。从温总理的讲话中可以读懂，中国确实在到处撒钱。
但作为发展中的国家，恐怕与中国的国力不相符合，恐怕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有中国好些慷慨大方。然而，即使如此，中国也没有几个真正的朋友，当年举全国之力援助的越南，现在却侵略着中国；
在日本海啸中国也是举全力支援，而日本却视中国为最大威胁，依然亡我中国之心不死；用无数生命和举全国之力扞卫的朝鲜也根本无视中国的存在……
中国如此举全力到处撒钱甚至用生命为他国，却换不来几个忠心朋友，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笔者认为，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有几下方面的原因：
一是中国的援助没有条件，世界各国都想吃唐僧肉。
世界所有国家的援助都是有条件的，尤其是美国等欧美国家，但他们能够成为朋友，在任何重大事件发生时都是空前的团结，而中国的援助是没有附带条件的，正是如此，都以为中国是傻瓜，是唐僧肉，都想捞点好处。
不得白不得，但中国的财力毕竟有限，也不可能做到平衡撒钱，这样，得到援助的国家因为得到的援助不一致，反而认为中国对他们的关系有别，所以，一旦有要求达不到时，就以关系为威胁来挟持中国，阿尔巴尼亚就是鲜明例子！如此国家，怎能会成为中国的朋友。
二是中国没有明确的核心利益，尤其观点不明确。
中国到底有哪些核心利益，笔者从来没有看到过，如中国在世界各地应该牺牲什么，应该得到什么，从来没有明确的观点，也没有明确的文件来指引，其实，有许多国家还是愿意和中国做朋友的，如伊朗、如委内瑞拉等国家。
但当欧美等国要制裁他们时，中国做不到挺身而出，尤其是现在的中国，每次要么是弃权，要么说些似是而非、不痛不痒的话，你叫这些国家如何把你当忠心朋友。
中国援助第三世界国家
而反观美国，他们在世界各地需要什么，要作出怎样的牺牲，有明确的理论支撑，而且在以后的实际运作中，对于他的朋友，无论对方是对还是错，都站在他们一边，竭尽全力力挺。
即使是双重标准也在所不惜，如此次的中东之变，同样是发生内乱，美国的立场是截然不同。这一切都是因为坚持其核心利益。没有明确自己核心的中国，就无法取舍自己的朋友，总想都成为朋友，最后谁也不愿意成为你的朋友。
中国援助第三世界国家
三是周边关系都不会处理的国家，怎能在世界各地有朋友。
打开地图，恐怕只有中国这样的大国的周边环境如此恶劣，北边中俄关系表里不一；东边中日关系是水火不容；
东南是小国都敢小视你，南边中印关系日趋紧张，西边各国是战火连天，而且中国与许多周边国家有陆地、海洋的纠纷，尤其对于一些领土，如钓鱼岛、南海岛屿，竟然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对于主权的东西怎能提出如此观点，还自以为很聪明。
现在同周边国家出现的领土纠纷，就是中国对于主权不明确造成的，造成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现象，如此不会处理周边关系的中国，怎能与世界各国交朋友？
而反观美国、俄罗斯等世界大国，对于主权从来没有模糊的理念，而且善于处理周边关系，如美国的北边同样是大国加拿大，但他们的关系就亲如兄弟，对于其南边的那么多岛国，也没有出现任何领土纠纷，即使俄罗斯，虽然与邻国有矛盾，但并没有主权纠纷。
所以，要想在世界有朋友，首先得处理好周边关系，对于主权必须明确，不得含糊，这样，才知道自己要什么，可以放弃什么，这样才能有朋友，如果与周边国家都不能成为朋友，不可能指望在世界各地有朋友。
四是不以国民利益为重的国家，世界各国都瞧不起你。
钓鱼岛
虽然中国在世界各国面前是慷慨大方，但对于国民利益却不是那么重视，中国是个大国，而且也是多灾多难的国家，更是发展不平衡的国家。
虽然经济总量雄居世界第二，但中国仍有有上亿的贫困人口，而且中国对老百姓的各种保障制度是相当差的，尤其是这几年，中国的灾难不断，汶川地震、冰雪灾害、西南旱灾、玉树地震、泥石流……
根据相关数据，玉树地震，国家财政拨款5亿元。西南大旱灾，国家拨款1.26亿元……拿这点钱与捐款和无偿援助世界各国相比，这恐怕可以忽略不计，看到有许多孩子上不起学，穿不暖衣；许多老百姓无钱治病；
许多老百姓老无所依；尤其是老百姓没有话语权……这些，本应该是中国政府必须解决的第一要务，然而，政府却往往视而不见，而去支援他国。
中国援助第三世界国家
如此不以国民利益为重的国家，世界各国会和你做朋友吗？会瞧得起你吗？所以，笔者认为，一个国家要想有真正的朋友，首先要急民之所急，想民之所想，这样，才有老百姓好的口碑，这好的口碑才会带到世界各国，才会影响世界各国，才会让世界各国尊重你，世界各国才会和你做真正的朋友。
五是中国历史遗留问题较多。
中国援助第三世界国家
现在的中国，依然没有统一，而且和印度等国有领土纠纷（但中国与日本及东南亚各国的领土纠纷是建国后造成的），还有意识形态、民族团结等问题，都给世界各国带来各种口实，而这些国家又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不同，造成了中国必须要失去一些朋友。
这也是中国在世界各国缺少朋友的一大原因所以，笔者认为，以后的中国要想有向个真正的朋友，不是光用钱才能换来，其实钱是不可能换来真正的朋友的，即使能够换来朋友，那不是贴心朋友，是想沾你便宜的朋友。
真正的朋友是要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的核心利益，而且必须明确，不能含糊，尤其任何时候要为核心利益挺身而出，尤其要以国民利益为根本，这样的国家才有可能有真正的朋友，而且才会有越来越多的朋友。
中国人都有这样的感慨，为什么我们在国力并不雄厚，人民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宁可自己受穷，倾尽国力去支援一些国家，却并没有得到友谊。中国人勒紧裤带，把最好的物质奉献给我们的朋友，结果往往是反目为仇。
台湾日月潭
当年在我们国家粮食非常紧张的时候，我们用宝贵的外汇购买粮食支援阿尔巴尼亚，但最后两国反目为仇；我们无偿支援越南，最后却兵戎相见；
我们支援朝鲜石油、粮食，却发现那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洞；我们支援外蒙古建设，他们却把中国工人关进监狱；我们支持非洲国家建立工厂，他们却责怪中国设备落后。
台湾海峡
这些受援国家的政府和平民并没有对中国有好感，中国的牺牲和奉献得不到友谊，难道中国人是天底下最大最大的傻瓜？白岩松告诉了我们为什么。白岩松说，他到美国参观了一家报纸博物馆，这里珍藏了世界主要国家的报纸。
美国9·11恐怖袭击后，世界几乎所有9月12号的报纸头条都是关于9·11的报道，唯一只有中国的报纸头条是领导人的接见活动。白岩松感慨道，中国与世界脱节最大的是普世价值，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没有共同的价值观，所以得不到朋友。
落”
郭沫若的“堕落”
林彪反党集团反对毛泽东，手段之一就是骂毛是秦始皇。在《571工程纪要》中，他们恶毒攻击毛是“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并高呼“打倒当代的秦始皇”。
郭沫若和秦始皇
一个和郭沫若“纠缠”了一生的历史人物，那就是两千多年来被人们说来说去却总也说不明白的秦始皇。正是这个秦始皇，像镜子一样折射出郭沫若早年与晚年之间的巨大变化。
四十年代：大骂秦始皇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郭沫若在重庆。当时，蒋介石一面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一面加紧镇压国统区的民主运动，露出了法西斯专制的狰狞面目。“爱国同胞不断被无声手枪打死，民主报刊不断被无声手谕查禁。”（唐弢《回忆·书简·散记》）郭沫若、阳翰笙、夏衍等人的160余种剧本均被列入“取缔剧本一览表”，不准出版，不准演出。郭沫若的行动也受到特务的监视。他曾经说：“在重庆几年，完全是生活在庞大的集中营里，足不能出青木关一步。”（阳翰笙《郭沫若在重庆·序》）
但是，郭沫若没有屈服，他在《新华日报》上撰文疾呼：“连话都不让老百姓说，那是很危险的事。”还对友人说：“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文禁愈严，总是灭亡之期愈近。”（潘孑农《〈屈原〉的演出及其他》）密布的文网，促使郭沫若把研究的目光投向了秦始皇。他写出《吕不韦与秦王政批判》，收入《十批判书》。
不愧为历史学家，郭沫若一出手便扼住了专制帝王的命门。他以吕不韦和秦始皇的对立，揭示了民本主义和专制独裁的水火不容：“吕氏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而秦始皇则是：天下，一人之天下也，非天下之天下也。他要一世至万世为君，使中国永远是嬴姓的中国。”（《十批判书》，以下引文同）把天下视为一己之私，“不让任何人有说话的余地”，这就是秦始皇的统治术。“他的钳民之口，比他的前辈周厉王不知道还要厉害多少倍。”周厉王时还能道路以目，而秦始皇则斩尽杀绝，连目也没有了。此时，郭沫若的批判矛头直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对于“普天之下大烧其书”，郭沫若说：
这无论怎么说也不能不视为中国文化史上的浩劫。书籍被烧残，其实还在其次，春秋末叶以来，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的那种精神，事实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
对于坑杀儒生（据考是两次，一次杀了七百，一次杀了四百六十多），郭沫若更是愤慨异常：
吕氏门下的那批学者，可能是完全被消灭了。然而……人可以诛灭，真理总是烧不绝的。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人都知道，郭沫若所批的秦始皇，就是蒋介石。面对蒋介石的屠刀，“郭沫若高呼：书是禁不完的，儒是坑不尽的，秦始皇是快死的。从左闾里已经有篝火起来了”（前引唐弢文）。他甚至让戏里的主人公高渐离公然呵斥秦始皇：“如今天下的人都是和我通谋的，天下的人都愿意除掉你这个暴君，除掉你这个魔鬼，除掉你这个……”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重庆，这是何等的英勇无畏！
在写作《吕不韦与秦王政批判》的过程中，还有个小插曲。有个叫程憬的人，在中央大学《社会科学季刊》上发表了一篇《秦代政治之研究》，歌颂嬴政，意在拍蒋介石马屁。郭沫若读了程文，怒火中烧，一口气完成了四万多字的批判文章，那气势真如“长江大河，飞沙走石”。当年意气风发的郭沫若，恐怕做梦都没想到，自己后来也走上了程憬的路。历史跟他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1948年11月，郭沫若应党中央邀请，从香港到解放区来共商开国大业。12月6日，他和翦伯赞等一行三十余人，安抵东北解放区首府沈阳。按捺不住喜悦之情的郭沫若，高声朗诵道：
于今北国成灵琐，从此中华绝帝王。
他真诚地以为，秦始皇的时代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五六十年代：艰难的转弯
出乎郭沫若的意料，他的挚友、导师、心中的太阳毛泽东，却钟情于秦始皇。其实，这信息早在重庆报纸发表《沁园春·雪》的时候，就已经透露出来了。但那时二人的关系尚属诤友，郭的《甲申三百年祭》还被毛主席列为延安整风文献之一。尽管郭文的原意是惋惜正直的知识分子李岩被杀，指出李自成失败的原因是重用权臣、骁将，不用知识分子，为此他甚至想写李岩和红娘子的悲剧，以警后世。但毛主席却从文章中总结出“革命胜利后不能骄傲”的历史教训。文章虽说见仁见智，可毛主席把郭沫若的史论当做革命的镜子，却是不争的事实。有此一层关系，郭沫若骂骂秦始皇也就不会感到有什么不便了。
五十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右派知识分子向党的猖狂进攻，使毛主席进一步理解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良苦用心。事情是由范文澜的一篇文章引起的。1958年5月8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主席说：
这篇文章引了许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我国的传统，引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
这时有人插话：“秦始皇焚书坑儒。”毛主席立予驳斥：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八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
如此明确地肯定秦始皇，而且是以和历史学家范文澜对话的方式发出来，并且点名民主人士“骂我们是秦始皇”，这不能不使郭沫若惊悸。于是，他开始了艰难而又苦涩的转弯。
六十年代初，郭沫若出版了《读〈随园诗话〉札记》。全书凡77条，其中第8条就是《论秦始皇》。在《诗话》中，袁枚曾对罗两峰的诗“焚书早种阿房火，收铁还留博浪椎”，击节称妙。郭沫若驳斥袁枚：“何妙之有？”
先驳焚书：
以焚书而言，其用意在整齐思想，统一文字，在当时实有必要。然始皇所焚并不多，书多藏在官家，民间欲学书者可就官家学习，此犹今之图书馆也。
次驳收铁：
秦始皇收天下兵器，……所收者乃铜而非铁。
故始皇毁兵，在中国为铜器时代向铁器时代之过渡。且毁兵器而为钟声，不更有偃武修文、卖刀买牛之意耶？
“普天四海大烧其书”变成了办图书馆，为弹压民众所采取的“收天下之兵”竟成了“偃武修文”的创举。为了转过这个艰难的弯子，郭沫若可谓煞费苦心。
1963年3月，郭沫若和翦伯赞在广西不期而遇。翦将途中所作之诗录请郭沫若斧正，郭遂将“雄才千古说秦皇”，改为“雄才今日识秦皇”。他是这样解释的：
因为古来都是骂秦始皇的，由毛主席的《沁园春》才把他肯定了。这样说也和老兄的“不到灵渠岸，无由识秦皇”，扣合起来了。（张传玺《新史学家翦伯赞》）
虽然都是迎合，郭比翦显然高了一筹。“古来都是骂秦始皇的”，轻轻的一句话，既荡开了郭沫若当年的“错误”，又摆正了文人和领袖的地位，郭、翦二人目睹灵渠之后方才认识的雄才，伟大领袖早在几十年前就肯定了，史识之高下尽在不言之中。不久，郭沫若又在记游诗中写出：“秦皇毕竟是雄才，北筑长城南岭开。”用以和翦诗酬答唱和、声气相应。至此，两位史学大师在秦始皇问题上，终于和伟大领袖取得了一致，咸与维新了。
七十年代：没迈过这道坎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历次运动中，郭沫若始终是以革命者的身份过关斩将、高歌猛进，风头之劲，文艺界、学术界罕见其匹。文革初起时，郭沫若虽曾一度惊慌失措，发表过惊世骇俗的“烧书”高论，但因为有“要保护郭老”的最高指示，所以还是有惊无险。然而，七十年代风云突变，郭沫若的地位一下子变得岌岌可危，祸根仍然是秦始皇。
原来，林彪反党集团反对毛主席，手段之一就是骂毛主席是秦始皇。在《571工程纪要》中，他们恶毒攻击毛主席是“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并高呼“打倒当代的秦始皇”。耐人寻味的是，八大二次会议上那位插话者，恰恰也是林彪。如此分明的右派言论，主持批林整风的总理却放了过去，一个劲儿地批极左，毛主席自然不满。1973年7月4日，他召见王洪文、张春桥，先对外交工作发了通牢骚，话锋一转就谈到了郭沫若：
郭老在《十批判书》里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
这次不单是秦始皇了，连提倡人本主义的吕不韦丞相也被拉了出来。主席还写了首打油诗调侃郭沫若：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别看是打油诗，分量却字字千钧。“名曰共产党”，就在１９66年3月，毛主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吴晗、翦伯赞时说：“他们俩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却反对共产党。”吴、翦的下场历历在目，尸骨未寒呐，现在轮到郭沫若了。
8月5日，毛主席又召见江青，让她手记七律一首，题目是《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文革”开始后，毛主席七年没写诗，第一次写，竟是这样一首，郭沫若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风声越来越紧。9月23日，毛主席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
11月，基辛格写道：
他（毛）突然问我是否见过“懂德语”的郭沫若，虽然在此之前“懂德语”并不是同我见面的前提。当我说还从未见过这位先生时，毛泽东说：“他是尊孔派，但现在是我们的中央委员。”（基辛格《动乱年代》）
该来的终于还是来了。1974年1月25日，中央直属机关召开上万人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会上江青两次把郭沫若叫起来，宣读毛主席的两首批郭诗篇。一位与会者记述了当时的场景：郭老那天也去了，带着病，低着头坐在那里。江青会上发言问：“郭老来了没有？”郭老站起来说：“到。”（《周南口述：遥想当年羽扇纶巾》）
已届82岁高龄的郭沫若，以带病之躯，在大庭广众之下站起来蒙羞，此情此景，令人齿冷心寒。尤其让郭沫若揪心的是，运动下一步如何发展尚难逆料，所以会后他体温骤然上升，突发肺炎，住进了医院。
听说郭沫若病了，毛主席派人前往医院探视，顺便向病家索要《读〈随园诗话〉札记》。郭沫若的书。主席那里大字本小字本应有尽有，他送江青看的《十批判书》，就是专门排印的大字本。要看书，何至于向郭老要？这其实是给郭老送去了一副良药。果然，郭沫若的病躯很快转危为安了。想不到拯救郭老于危难者，依然是秦始皇。
几句题外话
评价秦始皇本来是个学术问题，说好说坏，尽可百家争鸣。但一些学者时而说坏，时而说好，甚至心里说坏，口头说好，就不是学术问题了。究其原委，乃是十几年灌输形成的思维定式——“为政治服务”。文艺为政治服务，历史为政治服务……甚至科学也要为政治服务。大跃进时，一位大科学家提供亩产万斤的科学依据，已经成了对此思维定式的绝妙讽刺。
更其荒唐的是，“为政治服务”又进一步演变成“为政治家服务”。政治家也是人，他能穷尽一切科学真理吗？各学科都唯政治家的马首是瞻，学术的创造性也就被一笔勾销了。
学术如此，文艺更是如此。郭沫若不止一次地对他的孩子说：“我很后悔当初没有把李岩和红娘子的故事写成戏。”（《郭老晚年二三事》）当初没有写，后来就不能写了。在知识分子被政治家视为资产阶级的时候，怎么能写被李自成杀死的李岩？想写的不能写，为了“为政治服务”，郭沫若却写了被曹操拯救的知识分子蔡文姬。服务是服务了，可无产阶级政治家们却不领情。罗点点写了这样一件事：
（《蔡文姬》散戏之后）一位将军对他旁边的人半开玩笑地大声说：“曹操如果像郭老写的这样好，我就介绍他入党。”当时康生也在场，我看到包括他在内的人都笑了。这种玩笑中包含的轻佻和不以为然，以及周围人对这种玩笑心领神会的响应，却留在我的印象里……说来难以置信，我们这些小孩子也会势利地在这种玩笑中辨别出一个人在党内的地位是否重要。（《红色家族档案》）
一个天才的戏剧家，沦落成连小孩子都讥笑的弄臣，实在是时代的悲剧。如果郭沫若写的是李岩和红娘子，我想将军们是无论如何也笑不出来的。悲哀的是，郭沫若至死都还念念不忘地想写李岩。
其实，对自己“在党内的地位”，郭沫若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李白与杜甫》中写道：“李白的值得讥评处是在他一面在讥刺别人趋炎附势，而却忘记了自己在高度地趋炎附势。”李白“其实不过是御用文人的帮闲献技而已。”
这哪里是在写李白？这分明是在写他自己！
8年抗战、31年大牢、38年住厕所~老崔带你去看抗战老兵祝仁波
2016-10-09晚
老崔看到唐老鸭博客上的一个视频
一个96岁的抗战老兵，在宁波，住在一个破厕所里
老鸭的镜头所指，外面下着雨，厕所屋顶的破洞，雨水往进飘
恰好，当天老崔在深圳
另外，由于12号，要赶回香港
所以，老崔当晚决定去看望这个老兵
下面，进入图文播报频道——
图1、了解完情况，老崔准备网上订票，结果系统提示，过了23:00，系统关闭。所以，老崔赶往深圳北站，此时已是半夜两点多。结果，到了北站，发现自动售票机居然也“下班了”
10月10日：
插曲1：
10号早上，搭乘8点的动车前往宁波
本来，给老鸭留言问老兵的地址、电话……结果，老鸭一直没回
上了火车，地址电话还没落实
情急之中，老崔想起最近恰好有几个从宁波来香港，找老崔投保的小盆友
没想到，发去求助后，其中一枚名叫“楚楚 *”的妹纸很给力
不到20分钟，就找媒体界的朋友，打听到了老兵的地址、电话、以及近况
图2、张琼花妹子，二话不说给老崔随了2000
插曲2：
看到老崔朋友圈转发的老兵的遭遇
深圳一个妹纸，也是老崔的病友——张琼花
二话不说，就给老崔微信转来2000
老崔担心完不成任务，所以暂时未收
另
本次宁波之行，纯属老崔个人行为
老崔不再接受他人委托捐款
如想帮助老兵，可联系老崔，要老人联系方式
图3、动车下午 五点多到宁波，本来，楚楚妹子已经联系好了她的朋友，准备等老崔到了宁海，再一起去老兵家中
但是，车到宁波已经很晚，恰好老兵近日从椅子上摔了
所以，早早睡觉。所以，临时决定，楚楚妹子和朋友，先去老兵家中
老崔从宁波直奔宁海，西店
图4、风烛残年的老兵，全程参与了8年抗战的老兵，只身从重庆赴腾冲修理被日本鬼子炸毁的电台，为腾冲战役立下不朽军功的老人……此刻，老泪纵横，不停地说——我这么普通的老人，怎么敢麻烦你千里迢迢来看我……
另
老兵的“厕所小屋”，只有一盏老式灯泡
照片显得比较亮，是因为另外三部手机在照明
图5、仅能容下一张移动单人床的厕所小屋
老崔纳闷，冬天，老人家是怎么过来的？
北方靠暖气
难道南方老兵真是靠一身正气？
图6、老兵让老崔见识了国军将士的气节——听说老崔给老人家带了点钱，老兵坚决不收，最后志愿者大哥劝说后老崔悄悄塞到了老人家的枕头下面连同琼花妹子的一起，一万二
一直在照顾老兵的志愿者大哥，好人，不容易，留影记录
桌子上，是老兵的工作工具——平时靠给邻里邻居修补小东西过活
另
老崔走得急，忘记了带别的礼物
临时翻开背包，发现还有一盒送朋友剩下的新西兰蜂蜜
还有一盒自用的“无比滴”（蚊虫叮咬后，涂了这个很快就好）
没有别的可送，都留给了老人
图7、96岁的老兵，前半生的记忆，已经被抹掉
只留下几张照片
图8、老兵看望曾经的上司，戴笠将军。讲起老上级戴将军，老兵充满感情
图9、桌子上、墙上、挂着很多纪念章、证书
图10、去年，抗战胜利70周年，经台湾方面寻访，这边才知道有这些老兵的存在，于是给发了几个牌牌、奖状
图11、老兵告诉老崔——所有这些奖章，除了马总统签发的是真的，别的都是假的……
图12、历史可以被篡改一时，但愿如此
图13、老兵的姐夫，就是战功赫赫的陈一白将军
当年，给陈纳德提供情报支持，关系非常融洽，也因此，陈一白与陈纳德被誉为飞虎队“二陈”
解放后李济深“以人格担保”，挽留陈将军北上，就任邮电部部长，报效“光明的社会”结果，吃了枪子儿，直到1952，公安找到陈家，要5毛钱的枪子儿钱，家人才知道，一代将星，已经陨落，尸骨无存
老兵因为会修电机，给监狱修这修那，所以，侥幸死里逃生
图14、这是志愿者，发给老崔的照片
图15、老兵给姐夫扫墓时，送的军服（陈一白将军死后，尸骨无存，陈夫人冒死弄回了一套将军的血衣，被关了20年）
图16、志愿者发来的照片，这，就是中国的抗日英雄的下场
注意两条腿，都有伤疤
10月11日：
10日晚上，回到宁波，住在高铁站附近酒店
准备次日一早回香港
想起在老崔临走时，老人家非常郑重滴告诉老崔，他这一辈子——
一不图名
二不图钱
只希望历史不被扭曲
……
老人家还有很多话，想跟老崔说
晚上，翻来覆去，无法入眠
老崔想起了崔永元抢救性保护、整理抗战老兵的口述史
所以，决定第二天推迟回港
一早，又去了老兵“家”
图17、右侧，是老兵的儿子，做翻译
老崔的采访记录，就在这个破厕所展开
听说老崔又要从宁波赶回来，记录一些老兵的历史
老兵非常高兴，早早在家等
图18、为了不劳累老人家，老崔决定——此前志愿者报道过的、网上可搜到的故事，一律不用重复
本次，老崔只记录老兵抗战期间，老兵未讲过的故事
老兵所在部队，是军T核心的核心（研发收发报机）
抗战期间，功勋卓著
所以，与老崔商量后，决定讲8年抗战期间，其所部的简要历史
以及，期间，戴笠将军日常主持工作，及蒋委员长视察所部的故事
戴将军，常着便服，每周一上午，雷打不动要给所部做局势报告
站着讲2个小时，将军屡次身先士卒、激励将士报效国家
老兵说道——那么艰难的情况下，日本鬼子的情报部门，紧紧盯着军统
从杭州追杀、轰炸……最多6个月就要搬一次家——收发报机生产工厂
而外派的收发报机维修人员，每次出发，都可能有去无回
整个军统，在抗战期间，牺牲达18000多人
战友们每次出发，都是单兵作战，在那么艰苦的岁月，为什么能够坚持斗争？老兵告诉老崔——靠的就是信仰，就是戴将军的教育！
某次，蒋委员长视察所部，老兵负责会场的音响设备
筚路蓝缕，那么艰苦的岁月
国军情报部门，硬是破译了日本的密电
提前获知日本将偷袭珍珠港
但是美国人不信，结果挨了炸
才对国军情报部门刮目相看
这也有了后来的中美合作所
图19、期间，老兵回忆起所部的局歌
已经年过96的老兵，为老崔哼唱起当年的战歌……
有些歌词，老兵的儿子也听不懂
老兵亲自为老崔写出部分——
后，经老崔在港查询，全词如下：
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握着现阶段的动脉，走向时代的前面。维护我们领袖的安全，保卫国家民族和主权，负起民族复兴的责任，贯彻三民主义的实现。须应当刚强沉着，整齐严肃，刻苦耐劳，牺牲奋斗。国家长城，民族前锋是我们。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我们是领袖的耳目，我们是革命的灵魂。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救国的责任，落在我们的两肩。
图20、抗战时的国军上尉
此刻，不知是多少年之后
第一次拿起笔，记录曾经让那一代人热血激昂的战歌
图21、白天，老兵的行军床，收了起来
被褥放在桌子的另一端
图22、破床，折起
图23、已近中午，采访记录两个多小时
老崔完成了一桩心愿
老兵也感慨——“出名后”，来来往往送水果、营养品的志愿者不少
但，这些不是老兵想要的
老兵只想让那么多战友们浴血疆场、前赴后继、为国赴死、义薄云天的历史，能够有人记录下来
有一天，能够让世人知道，算是老兵对死去的战友们的一个交待
图24、再见老兵
图25、或许后世，会记住这些照片
无时无刻，不警示着这个魔幻的世界
图26、风雨飘摇的老兵，风雨飘摇的破厕所
抗战8年
蹲大牢31年
住厕所38年
……
这就是抗战英雄，国军上尉祝仁波
所经历的魔幻世界
这盛世，真如你所愿
……
老崔 ~ 港险科普第一人
独立思考、深度原创、以文汇友……沉淀下来的都是价值观上的好朋友
知易行难，唤醒黑屋子内的小伙伴并带领、鼓励大家凿洞出来更难
老崔本是西北一农民、求学北京、委身某部、后投身互联网十余年、后入籍香港，拥抱普世价值观，并与书记受聘于全球前两大保险公司
医疗健康、投资理财……我所经历的两大行业，国内外差距50年以上
遂创办爱晴国际~健康与财富管理
三夺国内最高水平创业大赛大奖
两上新闻联播
五次媒体专访
三大国际超级VC支持
老崔博客：http://blog.sina.com.cn/cui18600043817
听一位“右派”谈胡适、李大钊、蒋经国、鲁迅、肖红、郭沫若等
2016-10-18 时代书屋
作者：吴营洲
来源：公众号《读书旅行》
导读：吴营洲，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是新中国的第一批大学生，也是新中国的第一批研究生。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 此后便在一
家农场度过了他一生最可宝贵的二十来年……
谈胡适
如果胡适留在了大陆，五七年的整知识分子，当会拿胡适开刀的。章伯钧、罗隆基等不够格。
1954年批俞平伯，批胡适，其实许多人都是受了蒙蔽的。人们把握不住胡适，也不清楚为什么批胡适。到1957年反“右派”时，一切都明白了。
其实，而今看来，胡适并没有被批倒。发起者批胡适的目的并没有达到。
胡适的儿子胡思杜死得太悲惨（被打成“右派”，上吊自杀），太可惜。胡思杜当年太年轻。年轻人难免会干出一些糊涂事。
谈李大钊
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共党史一直回避李大钊。这自然是不客观的，也是不正常的。
李大钊与胡适一样，都在寻求救国救民之路。不同的是，胡适倾心欧美，李大钊仿效苏俄。
李大钊认为，只要能拯救中华民族，走什么样的路并不重要。但在当时，他认为苏俄的道路不错。
谈蒋经国
蒋经国目睹并亲历了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对独裁统治的弊端及危害知之甚深。所以他决定放弃这种统治。
改变一种体制，是会触犯一部分人的利益的。蒋经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在改制的过程中，没有引发大的动乱。这是很不容易的。
谈鲁迅
鲁迅总是纵观上下几代人，特别是下一代；而当今的人们，只关注自己和儿子。
十九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清楚自己在整个历史的进步中所处的地位，以及他们所谓的意义和价值，他们是一群历史的殉道者，人群的素质由此提高。中国知识分子在十九世纪几乎无所为，二十世纪初只有鲁迅苦思冥想，寻求拯救中国民众于水火的最佳方案，只有鲁迅才是在历史大进步中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人而已，而且是闪电式地消失了。追随鲁迅的，大多是学其皮毛而已，只有胡风得其真传。
谈冰心
冰心一生都在倡导一个“爱”字。她的爱，是博大的，也是超越了时代超越了政治的，她本人也是这样。在她的一生中，各个政府，都很尊重她，都没有难为她。在人们的心目中，冰心是个好人，难为了她，便是和一个好人过不去，便是容不得一个好人。似乎是谁都不愿担这个名声。
谈萧红
萧红的《呼兰河传》，真实地描述了当时的中国农村，真实地描述了当时的中国农民。当时的中国农民麻木、愚昧、贫穷，这些人，是承受不起拯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的。
萧红是个人物，值得研究。她的命运，代表了整个民族的命运。随着时光的流逝，萧红的形象将会越来越突出，而她身边的那些男人，将会越来越黯淡。
《生死场》是萧红的一部长篇小说。其实，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不过是生与死的演练场。
谈王实味
王实味终究活得不明白。他有理想主义色彩。
王实味作为个案，并不值得研究。之所以有人研究他，其着眼点也并不是这个人本身。
谈胡风
胡风太天真，太善良，太富理想主义色彩。
谈舒芜
舒芜大节有亏。
1955年，舒芜把胡风写给他的私人信件，交上去了。紧接着，一场轰轰烈烈的整胡风运动就开始了。致使无数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令舒芜感到痛心的是，并不是他把信交上去了害了那么多人，而是他没有因此而得到想得到的东西。
舒芜是2009年去世的，活了87岁。真不容易啊！
谈郭沫若
不想谈这个人，只说他几件小事吧。
1958年，他出了本诗集——《百花齐放》，一种花一首诗，以配合党中央提出的“双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有位学生读罢给他写信说：“郭老郭老，诗多好的少。”他读后，感到“后生可爱”，遂答道：“老郭不算老，诗多好的少；老少齐努力，学习毛主席！”
他有一首献给毛泽东的诗——《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其中写道：“难怪阳光是加倍地明亮，机内和机外有着两个太阳！”还有一首《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不过，他也够可怜的，两个儿子都惨死在“文革”期间。面对儿子的死，竟不能施于援手。在晚年，他用毛笔，一遍一遍地抄他儿子的日记，其情可哀、可悯！
谈陈寅恪
一般人遇到问题，尤其是历史问题，轻易不敢开口。害怕说错，害怕出丑，害怕徒留笑柄。陈寅恪则不同。陈寅恪随便怎么说都不会错，还总是给人一种举重若轻的感觉，因为他对历史很通透。这也是人们钦佩他的原因之一。
谈张中行
张中行晚年风行一时。
张中行的《负暄琐话》也风行一时。其后他又有了《负暄续话》、《负暄三话》等。张中行自己称他的《负暄三话》是不三不四。不过，这几本书依次读来，是有点“一蟹不如一蟹”。
有人称，张中行的“行文特点”是：有话则短，无话则长。该说的话，戛然而止，不说了。
张中行那些“没用的”话，絮絮叨叨，但读来并不觉得烦，而那些“有用的”话，到到了嘴边，偏又不说了，但读者也已“心知肚明”了。这就是高手作文，或者说是“高手作文”的手法之一。
谈梁思成
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看到北京城被大片大片地拆掉了，不禁失声痛哭。
在梁思成的构想里，是在老北京之外，再建一个新的北京。一老一新，状似扁担，“日月同辉”。但他的构想被否定了。
谈老舍
老舍这人，很正直，也很正派。
他自幼生活在北京底层，对底层的人很了解，所以能写出《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等优秀作品。
老舍有点曹雪芹的流风遗韵。
新中国成立后，老舍是真心高兴，也是真心拥护。他开始用自己的笔来讴歌新社会，诸如《龙须沟》等。也试着去理解共产党、歌颂共产党，写了一些作品，颇有图解政治的味道，但不成功，诸如《西望长安》等。
老舍的思想转折，是在反右之后。反右期间，老舍在国外，无缘参加，所以也就幸免罹难了。然而，他回国后，发现他的许多朋友、许多好人，全都成了“右派”，他和冰心一样，想不通。这事对他触动很大。自此他就不敢说话了，什么话也不敢说了。反右之后，老舍的创作渐渐回到了写自身，开始写起了自己的过去，诸如《正红旗下》等，不再写“时新”的“应酬”的东西了。
然而到了“文革”的时候，老舍终于受到了直接的冲击。老舍的妻子，也因此受到牵连，总是抬不起头来。在当时的那个氛围下，他的家人对他产生些不满乃至怨恨，恐怕也不是谁凭空捏造出来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舍先生的凄然离世，自然是因为他受到了诸多不堪忍受的凌辱，但是，老舍先生不是从批斗现场直接去的太平湖，而是回到了家。到家后，不仅连口热乎饭都没有，甚至连口热水都没有，所看到的，只有白眼和冷漠，不由地感到这个世界委实没有什么值得留恋或牵挂的东西了。这种幻灭感，可能痛彻心肺。于是才走出家门，去了太平湖。
老舍到了太平湖，也不是去了就跳的，而是在岸边坐着。坐了整整一天，直到后半夜。如果在此期间，他的家人若能找找他，或者有谁来劝劝他，和他聊几句，也许他就不会死了。这样的假设自然欠妥，但无论怎样说，老舍死得并不决绝。老舍自杀，妻子、儿女也有责任。
舒乙关于诺贝尔奖的最新讲话在大陆文坛引起了更大的反感，有人讥讽他酸葡萄心理，有人为他与当局一唱一和叹息，也有老一辈作家大谈舒乙的历史，说舒乙讲这些话不足为奇，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人。在北京文坛经历过“文革”的老一辈的作家中，人尽皆知，老舍之死，其妻胡洁清和其子女也有部份责任。因为在老舍被斗被批，处境最困难、最险恶、最需要亲人谅解扶持以熬过关的时候，他的妻儿也弃他不顾，与他划清界限。一位老作家还记得看过胡洁清当时揭发老舍的一篇大字报，内容是提老舍与他过去一位红颜知己赵清阁的旧事。赵清阁是一位女作家，抗战时期老舍一度与她在重庆同居，在北平的胡洁清闻讯后跑到重庆找到老舍大闹。后老舍虽与赵赵清阁中止往来，但胡洁清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但大家想不到的是胡竟在老舍身处政治危境的时候，向老舍落井下石，算这一段感情旧账。
这位老作家说，当时有些人能活下来，就是全靠亲人的支持。老舍在那种情况下众叛亲离，走投无路而被迫自杀是可想而知的。
使这些老作家反感舒乙母子其实还不是“文革”中他们与老舍划清界限的这件往事，而是“文革”后的。他们说，“文革”过后舒乙母子写了许多文章回忆老舍，从未表示过悔恨，胡洁清回忆老舍之死，完全不提她与老舍划清界限、写老舍大字报之事，字里行间还暗示她当时对老舍颇有情义。知情者看了胡的文章很好笑。“文革”后，老舍又红起来，舒乙母子充分利用老舍的名人效应混饭吃。舒乙本是学化学的，现凭着“老舍之子”的头衔己俨然成为中国文化界一位名流，是文坛中吃老子饭的典型，知道舒家底细的人，有的直骂“无耻！”
谈俞平伯
俞平伯的文字，明白如话，却经得住反复咀嚼。
1954年对俞平伯的批判，声势浩大，当时好多人都不明就里，也跟着一起痛批，但随着历史迷雾的逐渐淡去，人们方有些如梦初醒，原来，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批“俞”是假，批胡适才是真。
谈周扬
周扬在自己挨了整之后，才知道了挨整的滋味，才知道了忏悔。
丁玲之所以至死都不肯原谅周扬，就是周扬往死里整人家。
周扬是文艺界、理论界的太上皇、打手。
周扬与胡风的分歧，始自理论上的。周扬认为启蒙与救亡是对立的，胡风则认为，启蒙是长期的，救亡是暂时的。（因为有了日本入侵，所以才有“救亡”之急。）
周扬的忏悔，不仅仅是对个人行为的忏悔，而是对那个时代的忏悔。他意识到了那个时代是错的。他是在否定那段历史。这一点难能可贵。他晚年提出的“人道主义”和“异化”等等问题，也是长期反思的结果。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周扬既是“害人者”，也是“受害者”。
谈夏衍
夏衍整起人来，跟狼一样。
反右时期，夏衍以文化部副部长的身份来到中央美术学院，在全体师生大会上说：“中美院是什么？就是小台湾。”这样的“定性”，非常令人恐惧。“小台湾”什么意思啊？“小台湾”的意思就是说中美院已经不是共产党领导了，是一帮国民党在统治，中美院已成国民党的天下了。这是什么性质啊？是敌我矛盾啊。一时间人人自危。包括院领导。
当时中美院的领导班子，在批胡风、反右时，特别积极，整了许多人，他们没有想到，螳螂扑蝉黄雀在后，后来被来了个一锅端，全给烩了。
然而，“文革”一来，夏衍也开始被整了。被整的理由，说他是“电影艺术反党黑纲领的炮制者”。其实这就跟他说中美院是“小台湾”一样，纯属捏造诬陷。夏衍开始被游街，大会批、小会斗、被侮辱，被毒打，后来又被投进了秦城监狱，长达8年7个月。在狱中，夏衍的右腿被踢折了，却不给治疗，以致造成终生残疾。
谈吴晗
吴晗的最终命运，自然很悲惨，但他得势时、在位时，整起人来却是一点都不手软，非常狠，几近疯狂。诸如“反右”期间，吴晗在民盟召开的对章伯钧和罗隆基的批斗会上，做了题为“我愤恨！我控诉！”的发言，火力十足。
其实，吴晗当时的所作所为，不能归结为“形势所迫”，而是他一点廉耻都没有。他不配称作“知识分子”。
吴晗的死，自是悲剧，但也符合因果。
吴晗的写作，“意向”太明显，明眼人谁都清楚。
吴晗的《海瑞罢官》，本来是“遵命”之作，或说是“逢迎”之作，连他本人也没有想到，他会因此获罪。
谈丁玲
曾经见过丁玲一面。是在1955年前后。当时的感觉，她长得很丑、又老，就像个河北农村的老娘儿们。
丁玲挨整，自然有其可悯之处，其实也“活该”。她在台上时，整别人也同样狠。诸如建国初她就起劲地批判沈从文，比郭沫若批得还厉害呢！凭她和沈从文的交往或交情，可是不该啊！！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荣获了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二等奖。但在当时，比《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更优秀的小说很多，但没人向“斯大林”推荐啊。
谈邓力群
邓力群有名的“左”，甚至被唤作“左王”。
其实，邓力群在他的晚年，应该客观、公正地看待一些问题了，但他不。一些被历史证明明明是错了的东西，他还坚持，这就有点像伪君子了。
特殊的人生经历，形成了他宁“左”勿右的性格。
这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
谈曹禺
多次见过曹禺，矮矮胖胖的，感觉不大像个作家，更像个商人。
曹禺的戏剧，最好的也就是《雷雨》，那是他厚积而薄发的东西，其余的就乏善可陈了。而《雷雨》，似有剽窃之嫌。它脱胎于戏剧大师易卜生的名剧《群鬼》。
曹禺写《雷雨》时，只有22岁，其天赋自然是有的。
曹禺和老舍一样，建国后，也十分地紧跟政治，积极地投身建设，体验生活，其结果则是，“收获甚多，头绪全无。”（曹禺语）周恩来让他写“民族大团结”，他便写了《王昭君》，但《王昭君》实属下品；周恩来让他写“巴黎公社”，他先是欣欣然地接受了，而后来痛苦万分，无从下笔，最终竟交了白卷！
谈巴金
对巴金的总体感觉是：一个本不该忏悔的人，却在一个劲儿地忏悔；而最该忏悔的那些人，则总是装聋作哑。
这，或可称作是“巴金现象”。
巴金原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他思来想去，委实找不出哪个“政府”是好的，也不知道哪种类型的政府是好的。1921年春，巴金曾写过这样一句话：“妨碍人民自由就是‘政府’。自从有了政府后，我们的自由全然失去，一举一动都要受政府的干涉。”英国哲学家戈德尔曾写过另外一句话：“无论如何，政府本身就是邪恶，越少越好。”平心而论，这些话虽多少有些道理，却也不乏偏激。
巴金晚年因为写了《随想录》，而使他的整个人生升华了。
谈韦君宜
韦君宜的《思痛录》，很有价值。比季羡林的《牛棚杂忆》深刻。
谈孙犁
孙犁晚年的短文很好。尤其是一些怀人之作，融进了他自己对尘世对人生的诸多感慨。
谈流沙河
流沙河不错。人、文都不错。
他的“右派”被改正后，所反思的，不是个人的苦难，而是民族的兴亡。
流沙河的文字，往往从那些碎的捡不起来的小事写起，读的时候，也觉得那事儿是你不曾在意的。然而，读着读着，便恍然意识到，他写得其实并不是小事。
这一点和沙叶新恰恰相反。沙叶新往往着眼于大事。但这两个人，殊途同归。
谈张贤亮
经历了“反右”，张贤亮被扭曲了。他认为谁都欠他的，他需要社会或他人为他补偿。
若“反右”再晚几年平反，可能就“没有”张贤亮了。
在张贤亮的作品中，虚构了一个世界，但那个世界，非常肮脏。张贤亮无论是为人还是经商，所缺乏的，都是诚信。
张贤亮与“中国第一美妇”宫雪花的交往，则是真实的他。
谈曲波
曲波从不炫耀自己。
曲波的《林海雪原》，写了能写的，隐去了许多不能写的，这和《红岩》类似。《红岩》里，只有甫志高一个叛徒，且地位极低，无足轻重，其实这与史实是不符的。真正的叛徒是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市委副书记冉益智。《红岩》的作者却不敢实话实说。《红岩》的作者将烈士们生前强烈的要求、真诚的希望写成八条意见，交给了党组织，但也一直不愿公诸于世。
曲波曾带一文工团去深山老林慰问军垦战士，去后，那些女团员就被抢了。
曲波个头不高，身体瘦削，腿有残疾（是战争时负伤所致），走路一拐一拐的。见到曲波的人都很纳闷：这样一个文弱书生，是如何在深山老林里剿匪的呢？
谈浩然
浩然的一生，其实是场悲剧。
浩然晚年对此也有所悟，但他不愿承认也不敢承认。承认了，太痛苦，可是不承认，同样痛苦。
浩然晚年称：“我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后悔；相反，我为之骄傲。”其实这样的话，听来令人不由地想起某个死刑犯临刑时说的一句话：“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是真潇洒还是故作潇洒？是真愚昧，还是真汉子？唯有他自己清楚，外人难以置喙。
一个小文人，突然得到了他不该得到的东西，或者说他突然得到的东西超出了他的预期，难免会发昏。
浩然在北京作协时，对一些老作家极不尊重，譬如对老舍就极不尊重。
谈王蒙
就个人而言，不喜欢王蒙。
王蒙谈《红楼梦》的文字，没有扎实的考证，学术价值不高，王蒙算不得学者。
王蒙的人品也差些，不如从维熙，不如邓友梅，甚至还不如张贤亮。
王蒙的经历，成就了他的文学。他的小说政治气味很浓。
读王蒙的文字，确实能感觉到他世事洞明，人情练达。
谈黄永玉
黄永玉聪明，但多是小聪明，他笔下的许多文字、故事，多是从古代笔记小说里脱胎出来的，稍加留意，便能看出出处来。
沈从文落难时，黄永玉并没有看望过沈先生，也不对谁说沈先生是他的表叔。但沈从文的声名得到普遍认可后，他便一有机会，便称沈先生是他的表叔，仿佛他是沈先生唯一的、最近的亲人。
谈黄苗子
黄苗子的字很好，很有特色。
至于他的“人品”，如当“卧底”的“告密”之类，不便多说什么。在当时那种大的形势下，他可能也有着他的无奈，具体情况不清楚，很难置喙。
谈徐悲鸿
中央美术学院是徐悲鸿亲手建起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中美院的许多领导，都是从延安来的。
延安来的人，对所谓沦陷区的旧人，很是不屑，也不尊重，即便对徐悲鸿也如此。
谈江丰
建国初期，江丰主持中央美术学院的工作，任院长。
江丰为人很好，很和蔼，但很左，不过，不如周扬，周扬更左。可这两个老“左”，偏又合不来。一次，周恩来把江丰叫到了中南海，临进门时，江丰脱掉大衣，用胳膊挎着。周恩来见江丰进来，站起身对江丰说：“坐吧坐吧，这次请你来，是想解决你和周扬的问题。”江丰一听，立时就火了，他对周恩来说：“我有嘛问题！”说罢，掉头便往外走，周恩来很尴尬，也很生气，周恩来将此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周恩来不能不汇报。毛泽东十分看重江丰，曾对江丰说：“我就把新中国的琴棋书画交给你了。”听了周恩来的汇报，毛泽东也很生气，他对周恩来说：“你去问问他，他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其实毛泽东能不知道江丰是共产党吗？
后来，即1957年，江丰等一批从解放区来的人，也被打成了“右派”。
谈张光年
张光年（笔名“光未然”）等人，是从解放区（延安）出来的，终日都是一副救世主的神色。
1984年，几个中国作家随张光年先生出访日本。当游览到日本箱根的地下温泉时，面对冒着热气、翻着浪花的温泉，张光年突然对从维熙耳语说：“维熙，这就是你，还有王蒙、刘绍棠……终于从地层下边，涌动到地面上来了。”
从维熙回忆说：“难以想象，张光年会在这儿突发这种奇想，把我们五七年蒙难的一代作家，比作为奔涌而出的地泉。”
接下来的话就更牵动从维熙的中枢神经了，张光年说：“当年，我虽然没有直接处理过你们的划右问题，但作为一个负责文学工作的老文化人，我有一定的责任——因而在欢迎你们归来的同时，我常常有一种内疚和负罪之感。”
其实，张光年反右时是没有“直接处理”过从维熙，可他处理别的“右派”，非常狠。
谈吴冠中
吴冠中总是说：“笔墨等于零。”可是，如果没有笔墨，吴冠中的所有画作，不都等于零了。吴冠中的笔墨，其实很到位，也十分讲究。这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
吴冠中的画，都是些小品，将他奉为大师，难以服众。从美术史的角度看，也很难说他有什么值得记住的作品。吴冠中原是搞油画的，没搞出名堂，就改画国画了。
吴冠中的一些小文章，写得确实不错。
谈华君武
华君武太滑。
谈顾准
顾准非常了不起。他把人们在地上建天堂的思想，彻底地颠覆了，或者说，从根本上给扭过来了。
可惜他活的时间太短。假如能多活二十年，哪怕十年，其影响可能会更大。这一点，顾准本人更清楚，他在临终时说：感觉眼前，全是金灿灿的麦子，等着收割呢，只是没机会了。
顾准死时很凄苦：妻子已先他离世（自杀）了，孩子们又不认他，想见一面的愿望都得不到满足。
谈资中筠
资中筠是从根本上关心我们这个民族或国家的未来。
为了不忘却的纪念：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155位大师
To: 周文复 <zhwnfu@gmail.com>
十年文革，惨案无数，“非正常死亡”不可计数。有约155名文学、书画等艺术大师被迫害致死或自杀身亡，而更多声名不显的生命早已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中。
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些苦难记忆对于今天的青年来说，却成了般模糊又遥远的古代史。或许，还记得如“南京大屠杀”般惨烈？
如下名单，实属挂一漏万。唯望“举一知万”，不忘历史。
邓 拓
1912年生，福建闽侯人。1930年入党。曾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和社长等职。1966年5月因“三家村”冤案受迫害，5月16日，戚本禹发表文章公开点名批判邓拓，称邓拓“是一个叛徒”；5月17日晚，邓写下《致北京市委的一封信》和《与妻诀别书》后，于5月18日自缢身亡，成为在那段非常的岁月里，第一个以死抗争的殉道者。
老 舍
生于1899年。北京人，满族。著名小说家、剧作家。抗战期间曾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解放后历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骆驼祥子》、话剧《茶馆》等。1966年8月24日因不堪迫害投北京太平湖自杀。
陈笑雨
1917年生，江苏靖江县人。著名文艺评论家。解放后历任《文艺报》副主编、《新观察》主编、《人民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文革初期即遭批斗，因不甘屈辱，于1966年8月24日投永定河自尽。
陈梦家
1911年生，浙江上虞县人。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16岁开始写诗，师从徐志摩、闻一多，1931年出版《梦家诗集》，为新月派重要成员之一。解放后先后在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曾任考古所学术委员、《考古通讯》副总编，在考古及古文字研究方面着述甚丰，颇多创见。1966年9月3日自缢身亡。
言慧珠
1919年生，北京人，蒙族。著名京、昆剧表演艺术家。言菊朋之女，梅兰芳之徒，俞振飞之妻。解放后曾任上海市戏曲学校副校长，擅演《玉堂春》、《游园惊梦》等。文革中遭批斗、殴打，肉体和精神均受到巨大伤害。1966年9月11日晚，接连写下三封绝命书后自杀身亡。
叶以群
1911年生，安徽歙县人。著名文艺理论家。1932年入党，同时加入“左联”并任组织部长。解放后曾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作协副主席等职。1966年跳楼自杀。
刘盼遂
1896年生，河内淮滨县人。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语言学家。1925年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问教于王国维、黄侃、梁启超门下；1946年起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古典文学教授。1966年自杀身亡。
赵慧深
1911年生，四川宜宾人。著名表演艺术家，以在《雷雨》中成功饰演繁漪闻名。文革中，因电影剧本《不怕鬼的故事》及家庭成分不好而被打成“三反分子”，屡遭批斗；又因曾在《马路天使》中饰演过妓女小芸而受到造反派的嘲弄和侮辱，于1967年12月4日含恨自杀。
罗广斌
1924年生，四川成都人，毕业于西南联大，解放前参加反抗国民党的地下斗争，是“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幸存者。解放后曾任共青团重庆市统战部长。与杨益言合作的长篇小说《红岩》影响巨大。文革中受到迫害，于1967年跳楼自杀。
严凤英
1931年生，安徽桐城人。著名表演艺术家，以主演黄梅戏《天仙配》闻名。文革中被指为“文艺黑线人物”、“宣传封资修的美女蛇”，并被诬蔑为国民党潜伏特务，屡遭批斗。1968年4月7日夜自杀身亡。死后曾被剖尸检查，因怀疑她腹中藏着特务密电和微型收发报机。
杨朔
1913年生，山东蓬莱人。著名作家。解放后曾任中国作协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党组常委。文革开始后，杨朔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列为重点批斗对象，1968年7月底杨朔要求上书毛主席和要求与单位领导谈话，均遭拒绝。绝望中于8月3日吞服安眠药自杀。
储安平
1909年生，江苏宜兴人。清华大学毕业后曾留学英国三年，攻读政治学。50年代初先后加入九三学社和中国民盟，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委员。1957年大鸣大放中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因所谓“党天下”言论被定为“右派”。文革中再次成为造反派折磨的对象，任意打骂，人身侮辱，无所不为。1968年8月的一天投河自尽。
傅 雷
1908年生，上海南汇县人。著名翻译家。傅雷学贯中西，文学、美术、音乐、外语“四位一体”，着作等身。1958年4月被划为“右派”。1968年8月30日，造反派上门抄家四天三夜；9月2日，傅雷夫妇被揪到大门口站在长凳上戴上高帽子批斗，惨遭人格凌辱。9月3日傅雷夫妇双双自缢身亡。
翦伯赞
1898年生，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著名历史学家。有《中国史纲》等18部着作行世。1937年加入中共，解放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学报》主编等职。文革中，因对前途绝望，于1968年12月18日偕妻戴淑宛双双自杀。
上官云珠
1920年生，江苏苏州人。着名电影演员，曾在《乌鸦与麻雀》、《早春二月》等片中饰演角色。解放后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1968年跳楼自杀。
容国团
1937年生，广东中山县人。著名乒乓球运动员。自幼居香港，1957年回大陆，曾多次获世界冠军称号。“文革”中被诬为“修正主义苗子”。1968年6月20日目睹了贺龙、荣高棠批判大会后，在龙潭湖附近的一个鸭房中自缢身亡。
周瘦鹃
1895年生，江苏吴县人。现代著名作家。曾主编《申报·自由谈》、《礼拜六》等，有长篇言情小说《新秋海棠》等，系“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之一。1968年跳井自杀。
李广田
1906年生，山东邹平人。著名作家。1935年毕业于北大外语系。1948年入党。解放后历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副教务长、云南大学校长、昆明作协副主席。文革中因遭残酷迫害，于1968年跳池自杀。
吴晗
1909年生，浙江义乌县人。历史学家。清华大学史学系毕业，28岁时被云南大学聘为教授。解放后，先后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后又任北京市副市长。1959年起先后写了《论海瑞》、《海瑞骂皇帝》和京剧《海瑞罢官》等，后遭批判。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于1969年10月11日在狱中自杀身亡，死前头发被拔光。
顾而已
1915年生，江苏南通人。着名电影艺术家。执导过《小二黑结婚》、《天仙配》等影片。文革中，因30年代与江青有过交往（了解蓝苹历史）而备受迫害。1970年6月18日，在五七干校自缢身亡。
闻捷
1923年生，江苏丹徒人。着名作家、诗人。解放后曾任新华社新疆分社副社长、中国作协兰州分会副主席。文革一开始即遭批斗，1969年下半年获得“解放”后，又因人际交往问题遭诬陷，被张春桥说成是“阶级斗争新动向”。1971年1月13日，张春桥、姚文元正式任上海市委第一、第二书记，闻捷于当晚写好遗书后开煤气自杀。十余年后，作家戴厚英据此写成长篇小说《诗人之死》。
刘绶松
1912年生，湖北洪湖县人。著名文学史家。1938年毕业於西南联大。解放後历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协武汉分会副主席，《长江文艺》副主编等职。着有《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等。”文革”中遭受迫害，1969年3月16日与妻子一起自缢身亡。
范长江
1909年生，四川内江县人，著名新闻记者、新闻学家。解放前曾任新华通讯社总编辑、《人民日报》（华北版）总编辑等职。解放後历任政务院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长、国家科委副主任等职。1970年10月23日跳井自杀。
王重民
1903年生，河北高阳县人。版本目录学家，敦煌学家，曾留学法国。1948年任北平图书馆代理馆长；1952年起专任北大图书馆学系主任，一生对图书馆学和敦煌学的研究影响巨大。1975年4月15日自缢身亡。
陈琏
1919年生，浙江慈溪县人，系蒋介石高级幕僚有”文胆”之称的陈布雷之女。1939年入党，解放後曾任林业部教育司副司长、全国妇联执行委员。”文革”开始後。造反派诬蔑她是叛徒、特务，并扬言要开除她的党籍。1967年11月19日，48岁的陈琏从十一层楼上跳楼自杀。1979年3月上海市委为其平反，胡耀邦曾为她题写了”家庭叛逆，女中英豪”的赞词。
李平心
1907年生，江西南昌市人。历史学家。1946年与马叙伦、许广平等筹组中国民主促进会；解放後任华东师大历史学教授并当选为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除历史学外，对生产力性质问题的研究也甚有影响。文革前夕即遭围攻和迫害，1966年6月20日自杀。
熊十力
国学大师，1968年5月24日绝食身亡。
顾圣婴
着名女钢琴家，1969年1月31日与母亲弟弟开煤气全家自杀。
傅其芳
中国乒乓球队教练，1968年4月16日在北京体育馆自缢而死。
姜永宁
乒乓球国手，1968年5月16日在拘留室上吊自杀。
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著名作家、诗人还有田汉、阿英、赵树理、柳青、周立波、何其芳、郑伯奇、郭小川、芦芒、蒋牧良、刘澍德、孟超、陈翔鹤、纳·赛音朝克图、马健翎、魏金枝、司马文森、海默、韩北屏、黄谷柳、远千里、方之、萧也牧、李六如、穆木天、彭慧、姚以壮、邓均吾、张慧剑、袁勃、徐嘉瑞、李亚群、林莺、沈尹默、胡明树。
著名文艺评论家冯雪峰、邵荃麟、王任叔、刘芝明、何家槐、侯金镜、徐懋庸。
著名翻译家董秋斯、满涛、丽尼。
著名电影艺术家蔡楚生、郑君里、袁牧之、田方、崔嵬、应云卫、孟君谋、徐韬、魏鹤龄、杨小仲、刘国权、罗静予、孙师毅、夏云瑚、冯喆、吕班、王莹、赵慧深、瞿白音；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盖叫天、荀慧生、马连良、尚小云、李少春、叶盛兰、叶盛章、高百岁、裘盛戎。
著名话剧艺术家章泯、焦菊隐、孙维世、舒绣文、兰马、高重实、万籁天、白辛、伊兵。
著名戏曲艺术家张德成、李再雯、竺水招、苏育民、顾月珍、筱爱琴、韩俊卿、丁果仙、阎逢春、徐绍清、蔡尤本、刘成基、白云生、韩世昌。
著名曲艺家王尊三、王少堂、张寿臣、俞笑飞、江枫、连阔如、肖亦吾、固桐晟。
著名音乐家郑律成、马可、黎国荃、向隅、蔡绍序、陆洪恩、费克、舍拉西、查阜西、李淦、张斌、王建中、沈知白、李翠贞、阿泡、杨宝忠。
著名美术家潘天寿、王式廓、董希文、丰子恺、陈半丁、秦仲文、陈烟桥、马达、倪贻德、肖传玖、吴耘、张正宇、吴镜汀、叶恭绰、刘子久、乌叔养、符罗飞、贺天健、彭沛民、郑野夫、李斛、沃渣、王颂咸、李又罘、张肇铭、李芝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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