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是个好同志』吗?
武宜三作品集(一)
五七学社出版公司
Is Chen Yi a good comrade?
By Wu Yisan
57 Association Publish Company
First Edition Published In June 2009
作 者:武宜三
题 签:武宜三
封面设计:InPisces D.Studio
责任编辑: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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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09年6月 第一次印刷(简体字版)
定 价:HKD120
国际书号:ISBN 978-988-1789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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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代前言···········································································1
代序:《评武宜三其人其言》(杜哲)································ 4
中国共产党是一部杀人器··················································9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读后札记(一)
舆论一律,以笔杀人························································13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读后札记(二)
对知识分子的群体绝灭·····················································21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读后札记(三)
冤狱遍地,冤案如山························································30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读后札记(四)
强盗教科书造就了旷世大盗···············································37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读后札记(五)
中共党史中关于“遵义会议”的神话···································47
——读何方《党史笔记》的笔记(一)
关于延安整风神话和抢救运动的罪魁祸首·····························58
——读何方《党史笔记》之笔记(二)
最早的反戈一击······························································66
——龚楚将军十年祭
“保鲜”讲用教材:“消极抗战” 和“游而不击” ··················…73
——《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第四章》
老八路冀先民没打过一个日本人·········································83
——从老八路回忆录看中共怎样“抗日”系列(二)
不打日本人专杀中国人的八路军·········································86
——读《许世友上将回忆录》看“人民解放军”的本性
《黄克诚自述》泄露抢夺抗战果实天机·······························95
——中共是怎样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
方志敏“红军”也是杀人越货的土匪································· 101
——读傅国涌《发现廿八都》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怎样“解放”人民的?··························· 104
——对“北疃惨案”的回顾和分析
刘亚洲力证中国共产党假抗日、真卖国·······························109
——读刘亚洲《信念与道德》
中共在香港的颠覆基地··················································· 115
——香港达德学院六十周年祭
甘当儿子党的卖国自供状················································ 121
——评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给斯大林的报告
请问胡锦涛:这一笔又一笔血债何时能清还?····················· 128
——读刘衡《我找到了邓玉麟将军的亲人---邓家族90年风雨路》
一份珍贵的历史文本······················································ 136
——跋《蒋铮给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的信》
从《右派问题的改正意见》论证追讨赔偿的正当性
以及至少应赔五百万美元疏 ………············································· 156
现实对理想的嘲弄,背叛对忠贞的羞辱······························ 167
——再读黄仁柯《沙孟海兄弟风雨录》
由可怜可恶的葛佩琦想开去············································· 181
——读李昌玉先生《千古奇冤葛佩琦》
序《北京市送853农场右派分子名录》································184
“陈毅是个好同志”与《云南省弥勒县
东风劳改农场右派分子名单》合论 ………·········································195
您可以无愧,但不能无怨无悔·········································· 208
——读黄绍甫《老兵沉浮记》(注)
柬共是中共的影子和镜子…………················································ 213
——读余良《紅色漩渦》
墓碑:为埋葬独裁暴政而立 ………············································· 219
——读杨继绳《墓碑》
白银四清大冤案……………···························································· 241
——读于开国《铜城风雨》
一部信史,几曲哀歌 …………······················································ 247
——读高树华、程铁军《内蒙文革风雷》
人世几回伤往事,傻瓜依旧肯爱国···································· 267
温家宝敢讲真话吗? …………······················································ 275
——评温家宝在哈佛大学的演讲
扼杀农村教育和制寇自重…………································ ················281
——从一个“普九达标县”看中共义务教育的欺骗性
尚有儒生坑不尽 留他马上说诗书····································· 285
——从丛飞现象看毛共之愚民政策与焚书坑儒
民办教师月薪40元人民币,胡温“倒米”230亿美元······················295
——读李迎新《渭源县代课教师状况调研》
爱国绝没有好下场,请以黄绍甫为戒································· 301
——为黄绍甫《社保给我出了难题》写的按语
共产党的监狱在制造共产党的掘墓人································· 304
——评秦耕《中国第一罪》
纪念“应当消灭知识分子”发表五十周年··························· 307
——兼评赵旭《夹边沟惨案访谈录》
践踏人权、群体灭绝:一笔赖不掉的账······························ 326
——读反右运动五十周年洛杉矶研讨会《论文集》
不废江河万古流···························································· 339
——序唐宝林《陈独秀全传》
关于“六四”的供词和证词············································· 351
——评《邓小平年谱 (1975—1997)》
自由主义思想遗产的发掘和继承······································· 362
——读谢泳《书生私见》
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 368
——读徐景贤《十年一梦》
林彪研究的最新成果:林彪案件完整调查··························· 374
一个自觉的反毛反文革的勇士·········································· 384
——读刘文忠《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
万户萧疏鬼唱歌···························································· 391
——看艾晓明导演,艾晓明、胡杰摄影的《中原纪事》
独立特行的余杰···························································· 397
——祝贺余杰《中国教育的歧路》、《白昼将近》出版
《诗与坦克》的象征和阅读············································· 403
背负两个灵魂的环球旅行················································ 409
——读刘文忠《一个文革受难者的新海国图志》
中国共产党在普京胯下“崛起”······································· 417
——评前大使、右派分子薛谋洪教授的演讲
张麟征教授,请勿忘前车之鉴········································· 422
罗孚怎样从“阶下囚”变成“准帮闲”?··························· 432
普及劉大生·································································· 444
——附:刘大生《坚持一国两制,防止“两国一制”》
“乌里乌里、哈罗哈八”的芭蕾舞剧《牡丹亭》·················· 452
【牛屄列传】新华社恶霸孙振军:一条底裤就值二千多元 ······457
——读孙振军《我是怎样教育香港导游的》
1
代 前 言
一、武宜三定律
武宜三定律一:中国人爱中国没有好下场,中国共
产党员爱中国共产党没有好下场;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上爱中国又爱共产党更加没有好
下场。
武宜三定律二:中国是冤假错案最多的国家,中国
共产党是专门制造冤假错案的政党;所以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无案不冤、无
反不平”的政党和国家。
武宜三定律三:只有拿了外国护照的中国人,才能
做个像样的“中国人”,才有资格爱中国;才可以免除
在爱国时被扣上“爱国罪”的风险。
[说明]
1,“武宜三定律”虽以武宜三命名,但并无垄断的意思,
命名权随时可以免费出让;
2
2,“武宜三定律”虽叫定律,但欢迎四方先进诘难辩驳,补
充之、修改之、推翻之,均无不可;但推翻的难度可能非常大,
因为这三条定律是由一堆堆尸骸、一堆堆白骨、一滩滩鲜血、一
滩滩泪水、一声声哀鸿、一缕缕冤魂论证出来的;
3,“武宜三定律二”说“无案不冤、无反不平”,难道目前
的贪污、走私、杀人、放火案也是冤案吗?是的。在中共专制独
裁统治下,一切案件的处置都是为维持其非法权力和既得利益服
务的。那些抓出来的贪官,只是不听话的贪官、没后台的贪官,
他们也可能受到酷刑逼供、得不到充分辩护、量刑不公正等不公
平的对待。
4,“武宜三定律一及三”,是为批判当前甚嚣尘上的“爱国
爱党论”提供一条“理论的武器”;
5,“武宜三定律二”,是为平反右派、平反六四、平反法
轮功,平反一切由中共反动派制造的冤假错案,向中共及其国家
政权追讨赔偿,惩办一切制造冤假错案的主犯和凶手,提供一条
“武器的理论”。(《新世纪》)
二、武宜三猜想
武宜三猜想一:七七事变是中共挑起的。
武宜三猜想二:李公朴、闻一多是被中共特务杀死
而嫁祸国民党的。
3
根据一,插赃嫁祸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伎俩:诬陷
胡风是国民党特务、捏造章罗同盟、指彭德怀“里通外国”、说
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
根据二,中国共产党专门用老百姓的生命玩它的“苦肉
计”,如克什美尔公主号事件,周恩来明明知道克什美尔公主号
上有炸弹,自己溜了,却让部分代表团成员去送死。
根据三,毛泽东说:看国民党的过去,就知道国民党的现
在;看国民党的现在,就知道国民党的将来。
武宜三猜想三:1958—1963年的大饥荒,是毛泽东
和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有计划、有预谋的群体灭
绝。
4
代序:评武宜三其人其言(杜哲)
近日笔者从境外某网站看到武宜三先生的一篇文
章,就《环球视野》转载的《“皇甫平”再度出手,网
上出师不利——兼评周瑞金其文其人》一文,对作者和
该刊进行攻击和污蔑,对此,作为《环球视野》的一名
读者,一名旁观者,实在看不下去,所以,在这里想说
几句公道话。
武宜三先生在这篇只有一千几百字的评论中,除了
对新吉先生的文章进行歪曲和谩骂之外,一口气给该刊扣
上七顶帽子。他说:“高举反美帝、反日修、反台独、反
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大旗的《环球视野》,经常有反马列主
义、反邓小平、反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惊人之
作出笼。”
别的不谈,仅就上述这七个“反……”来分析,武
宜三先生显然是语无伦次、概念不明、是非不清、并且
相互矛盾,实在令人不可理喻。无论如何这七个“反”
是不能放在一个锅里“煮”的,因为它们不是属于同一
类。《左传成公四年》有一句话叫“非我族类,其心必
5
异。”这是周王的太史佚在他的书中说的一句话,意思
是:不是我们同族的人,必然和我们不一心。武宜三先
生的这七个“反”,正是犯了“非我族类”的错误。试
想,如果一个明事理,讲逻辑的人,怎么会把“反马
列”与“反美帝”、“反走资”放在“同族”里去呢?
一个“反马列”的人怎么会去“反美帝”、“反走资”
呢?!诚然,《环球视野》反美不假,这怎么就值得你
武宜三先生如此大惊小怪?反美帝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是一致的,它们之间并不矛盾,而坚持四项原则就是邓
小平提出来的,反美怎么会是“反邓”呢?!武宜三先
生把这些不同性质,不同立场,甚至根本不存在的问
题,一个锅里“烩”,导致其逻辑混乱,自相矛盾,也
就在所难免了。
武宜三是何许人?我们翻开《武宜三文集》,就可
以一目了然。
在《文集》里武宜三先生把许多亲美媚美的所谓资
产阶级自由化“精英”和外逃的民运分子视为知己和“英
雄”。其一是刘晓波。《文集》里有一篇文章,把刘晓波
吹捧美国,攻击祖国的文字大段大段的引用,并加以评论
叫好。他赞扬的另一位是主张“做人要做美国人,当兵要
6
当美国兵”,并要“中国变为美国第51州”的美国走狗焦
国标,是什么“以多产杂文闻名中国文坛”,凭着《讨伐
中宣部》“大名远播,天下震动”,“比孔夫子、耶稣、
孙中山、马克思高明!”武宜三吹捧的第三个人物是去年3
月4日在西山会议上声称“共产党不合法”,主张中国实行
西方“宪政民主”和“台湾模式”的贺卫方。他在《致中
共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同志的一封信》中说:“贺卫方现
在也名满天下……赶快制造出第二个焦国标吧,这也许是
您对中国民主进步的一个独特贡献呢!”
在“反台独”问题上,他在《“大陆独”、“台
独”、“藏独” 及其它——致(亚洲周刊)总编辑邱
立本先生公开信》中首先否认“台独”的客观存在,质
疑反“台独”的正义性和必要性。然后又说:“先生在
《破译两岸的心灵密码》中写道:‘中国集体心灵的声
音已经不再是一组难懂的密码。那些台湾的情报人员,
早就发现中国人民绝大部分都反对台独,反对扁政府的
‘去中国化’政策,也反对美日鹰派联合台独夹击中国
的部署。’不知道先生此说有什么证据?……简直不可
思议……‘中国人民绝大部分’,百分之几?‘中国人
民’,包括台湾人民、新疆人民、西藏人民都‘反对台
7
独’?……都‘反对扁政府的‘去中国化’政策’?
‘也反对美日鹰派联合台独夹击中国的部署’?”他甚
至说:“‘台独’和‘大陆独’,是一体两面。”
《武宜三文集》里,充斥着否定社会主义,美化资
本主义,攻击共产党的领导,歪曲无产阶级革命历史,
散布历史虚无主义等大量的胡言乱语和歪理邪说。对
此,我们不必再例举他更多的言论了,仅列出他的《文
集》中的几篇文章题目,就完全可以说明问题,看清他
的庐山真面目了。请看:《对知识分子的阶级绝灭》、
《冤狱遍地,冤案如山》、《□□□你这样辛苦为什么
不下台?》、《天亡中共,其可赎乎?》、《中国共产
党把法西斯传统发扬光大》、《读刘晓波“新年向中
南海作鬼脸”》、《中共党史中关于“遵义会议”的
神话》、《□□□亲政宣言:黑染缸无法漂出美丽彩
虹》、《从招商银行限制提款看中共金融崩溃的即将来
临》、《从□□□看中共可耻》、《从网评看人民公敌
□□□》、《莺歌燕舞的两会,男盗女娼的中国》、
《让中共在“国歌”中发抖》等等。最具代表性的莫过
于他发明的一个绝妙的定律——《武宜三定律》:“中
国人爱国没有好下场,中国共产党员爱党没有好下场;
8
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上爱党又爱
国更加没有好下场。”
武宜三先生鄙视祖国,仇视中国共产党,在西方洋
大人面前摇尾乞怜、助纣为虐的肮脏灵魂和丑恶嘴脸,
在此已经暴露无余了!
古人云,“道不同,不相为谋。”据笔者所知,
《环球视野》这家电子杂志不过是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
办的小网站。我们从该刊的《发刊词》中可以了解到,
该刊的办刊宗旨,根本的一条是,在国内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反对“西化”、“分化”;在国际反帝反霸,维
护世界和平。这显然与武宜三先生这样的西方走卒的思
想是截然对立的。武宜三先生与他们的分歧本来就是
“道”不同。《环球视野》的“道”是马克思主义,社
会主义,爱国主义,维护国家的安全,而武宜三先生的
“道”,则是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卖国主义,分裂主
义。他们之间如此尖锐对立、水火不容的“道”,怎么
可能“相谋”?怎么可能有共同语言、共同立场和共同
理想呢?所以,我们对武宜三先生这样的人说出的那些
昏话,也就不难理解了。(《环球视野》)
9
中国共产党是一部杀人机器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读后札记(一)
毛泽东杀外国人少,杀中国人多;杀国民党人狠,杀共
产党人更狠。
红太阳是用千百万屈死的中国共产党员和仁人志士的鲜血染
红的。红太阳是用千百万屈死的中国共产党员和仁人志士的白骨
撑起来的。这就是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延安整风运
动的来龙去脉》(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香港,以下本书只注
页码),所揭示出来的血淋淋的史实。
“一将功成万骨枯”,虽然这些战士通常都是在抵抗外国外
族侵略或与敌对阵营战斗的战场上死去,但将军们仍有歉疚感甚
至受到史家谴责。而毛泽东的战士成千上万地死在领袖的屠刀之
下,可毛却被冠以“伟大领袖”、“人民救星”的称号,备受歌
颂和赞扬。
历代开国帝王例如朱元璋,都是在登上金銮殿、屁股坐稳了
之后,才开始殊杀功臣元勋。然而毛自落草为寇伊始,就在自己
的阵营中大开杀戒。毛泽东杀外国人少,杀中国人多;杀国民党
人狠,杀共产党人更狠。《红太阳》条分缕析,广征博引,引用
大量的中共方面出版的资料,从江西苏区的“杀AB团”写起,经
遵义会议、延安整风,直至七大召开的全部历史过程,揭露了毛
泽东如何纵横捭阖,诡计叠出,阴谋耍尽,甚至不惜制造血腥恐
10
怖,用消灭肉体的凶残手段,篡党篡军,营造他由党内军内扩大
到全国的独尊独裁的红太阳地位。
1930年11月毛泽东亲自主持了红一方面军(红一、三军团)的打
AB团运动,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四万多的红军中肃出4,400
余名“AB团”分子(其中几十个是“AB总团长”),这些人全部遭
处决(P17)。红一方面军内打AB团的情况非常惨烈,地富或知识分
子出身的党员、曾与毛有过意见不同的同志,人人自危,朝不保
夕。如大革命期间入党的、参加南昌起义后随朱德上井岗山的何
笃才,只因在古田会议前的朱毛争论中支持过朱,此时便被诬为
“AB团”而遭杀害。
中共江西行动委员会负责人李文林在其主持召开的赣西南特
委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上不指名地指责过毛的一系列观点和做
法,毛便将参加该会议的全体人员一律视为“AB团”分子列入应
予“扑杀”范围。
毛的倒行逆施引起广大红军的恐慌和反抗,红20军官兵愤怒
地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发动了“富田事
变”。结果这个被毛泽东激发出来的事变,又遭毛泽东血腥镇压
了下去,从付排长以上至军长、军政委全部都被屠杀,连红20军
的番号也被取消(文聿:《中国左祸》,天地图书公司,1994年,
香港)。
“思想没有错误”,“错误不是思想”
毛泽东的继承者们为了保住毛泽东这具僵尸,也为了保住他
们自己,硬是要把毛后期“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
11
论”排斥在“毛泽东思想”之外,结果引出“思想没有错误”,
“错误不是思想”的怪论。其实毛泽东的极左、蛮横、残暴、以
整人杀人为乐的作风,是几十年一贯制的,哪有什么前期、晚期
的分别。
毛在1930年12月写给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
主席的李韶九的手令说:“各县各区须大捉富农流氓动摇分子,
并大批把他们杀戮。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个区域的党与政
府必是AB团,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负责人捉了讯办。”(P19)不杀
人,就要被别人杀。这就是“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
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革
命队伍里血淋淋的“同志”关系。
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中,毛泽东要求从中央到
各省市,从各大军区到各级军区都“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缩短学
文件的时间(有四五天就够了),召开干部会,限期(例如10天)展开
斗争,送来报告,违者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不管
什么人,一律撤职查办。”“全国可能须要枪毙1万至几万贪污分
子才能解决问题。”(《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
社,2003年,北京)和22年前杀AB团如出一辙。
到了文化大革命,整个大陆都变成了一座杀人的地狱。叶剑
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文化大革命非正
常死亡2,000万人,整了1亿人,占全国人口九分之一(《动向》
2004年3月号,P42)。在这被大大缩小了的“2,000万”之中,共产
党员絶不在少数:如刘少奇、彭德怀、陈毅、贺龙、陶铸、张霖
12
之、阎红彦、周小舟……
其实这些人也是杀人如麻、对同志决不手软的整人高手。在
毛泽东操纵下的中共杀人机器中,他们杀人,最终也被杀。正如
高华所指出:“恐怖机器一经开动,就产生了自我驱动的内在动
力,使其疯狂运转,不断依次进入更高阶段,结果是纵火者也与
之俱焚——杀人者终被杀!”(P43)这就是他们个人的悲剧,也是
中共的悲剧。
只要中共不肯放弃一党专政领袖独裁的体制,只要中共不走
民主宪政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就一定无法逃出“杀人者而后人杀
之”的魔圈。(《争鸣》2004年5月号)
13
舆论一律,以笔杀人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读后札记(二)
控制人民思想的伟大工程
“回归蜜月期”终于结束,中共当局“7年之痒”大发作了。
一场围剿民主、批判自由的宣传攻势,如滚滚黑云正压在香港人
头上;两个“名嘴”封咪,李鹏飞亦退出商台节目;白色恐怖的
气氛越来越浓,令人窒息。
控制人民的思想,让老百姓老老实实、服服贴贴地供自己驱
使、奴役、盘剥,是中国大大小小、真真假假的皇帝们,孜孜不
倦地经营了几千年的伟大工程。而这项工程只有到了毛共王朝手
中才取得了辉煌成就,才达到光辉顶点。
“在中共的政治—组织构成中,党的意识形态宣传对于中共
之重要,不仅在于它可以为党的政治、军事等一切实践提供全套
的解释,使中共全部活动奠定在学理和道德基础之上;而且,还
可以被党的领袖运用作对付党内政敌的有力工具。”(高华:《红
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P365,中文
大学出版社,2000年,香港。以下本书只注页码。)
把中国变成毛思想集中营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14
(毛泽东:《七绝.咏蛙》)
16岁就如此霸气十足的毛泽东,确实自投身革命之日起,终
其一生都非常注意抓新闻、抓舆论,从不松懈。果然把中国,差
一点把全世界都变成了一座红彤彤、血淋淋、乱哄哄而又死寂寂
的毛泽东思想集中营。
毛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听过新闻大家邵飘萍的演讲,
参加过北大学生社团“新闻学会”的活动;五四时期办过《湘江
评论》、《新湖南》,以“大哲学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
自命,欲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毛泽东早期文
稿》,P305,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长沙)第一次国共合作期
间,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身份,创办过《政治周刊》。即
使武装暴动、占山为王之初,在极端艰苦条件下毛仍组织大家写
传单、办墙报。他说:“共产党是要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
才可以打倒敌人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
1994年,北京)
到了陕北,毛纵横捭阖、大搞阴谋诡计、大玩政治权术,在
逐渐篡夺了党和军事控制权之后,便开始全力经营宣传舆论系
统。1941-1942年间,毛趁整风之机,依靠坚强的组织机构,中央
高级学习组—中央总学委来全面占领中共舆论阵地,最终将其置
于自己的绝对控制之下(P365)。毛排挤张闻天、博古等人,用掺沙
子的办法,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到宣传舆论系统。如用自己的秘书
胡乔木当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关闭张闻天主编的《解放周刊》、
《共产党人》等报刊,把《新中华报》、《今日新闻》等小型报
15
纸合并,创办《解放日报》,使之成为自己直接控制的舆论工
具。初创的《解放日报》由于未能一下子达到毛的要求,曾多次
遭毛批评、训斥、整顿和改组,最后以亲信陆定一担任该报主
编,才达到完全控制的目的。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所建立并加以
完善的“政治功能主义新闻学”,一直到今天都是指导中共的喉
舌的根本原则。
党性第一
一、“党性第一”(P373)。举凡一切评论、消息、照片,
都必须以是否符合党的利益为标准而加以取舍和编排,并以党(其
实是党的领袖或地方组织第一把手)的立场来判断一切。党报、电
台、电视绝不是“有闻必录”的单纯报道消息的媒体,而是实现
党的任务也就是实现领袖或领导人的意图而奋斗的工具,所以各
媒体都必须置于领袖或第一把手的绝对领导之下。
为了保持社会“稳定”,突出领导人“政绩”,一切灾情、
事故都不能报导。如在“两会”期间不能报导非典,河南省不能
报导艾兹村;《南方都市报》报道了孙志刚事件和非典消息,被
认为给广东省委抹了黑,所以就抓报社头头去坐牢。
二、反对“虚假的真实性”(P373)。例如1960年前后饿死
了4,000万人,毛泽东们就诡辩说:那只是表面现象,不是本质
问题。所以报纸只能说“三面红旗好得很”,“我们成绩是九个
指头,缺点只是一个指头。”而“亩产10万斤”因为合乎政治需
要,却成了“本质的真实。”
去年本港“七·一”大游行50万市民上街,反对23条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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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喉舌就有本事“透过现象看本质”,得出“50万人是被挟持
上街的”结论。于是乎,争民主、反独裁的诉求,便成了“虚假
的真实性”了。
按党的需要发新闻和造新闻
三、新闻快慢必须以党的利益为准则。(P373)“抢新闻”被
认为是“资产阶级新闻学”的恶劣表现。正确的“无产阶级新
闻观”,把发布新闻的快慢完全服从于党即领袖的需要,该快的
快,该慢的慢,有的需要等一下再发布,有的永远也不会发布。
当然,只要有需要,没有的也可以编一个。总之,一切听从党和
领导的旨意,絶不允许记者或编辑有半点“自主权”和“自由主
义”,否则严惩不贷,轻者批评检讨,重者坐牢杀头。
比如大陆的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之类,都是预先彩排过
的。谁提问题,提什么问题,都早已安排妥当,井然有序。由于
习惯了这类做戏,李鹏当总理那阵根本不允许记者提问,因为
他无法应付“资产阶级自由化”场面。此所以在记者“围攻”、
“追击”之下,安民会恼羞成怒,江泽民会破口大骂。
1975年河南省确山、泌阳几座水库同时垮坝,造成波及河
南、安徽两省的巨大灾难,当局就秘而不宣。当时沙河店镇尽管
做了紧急撤离部署,全镇6,000人中仍有827人死亡;遂平县文城公
社则完全没有得到警报,全公社3万6千人中半数遇难,许多人家
绝户;汝河沿岸14个公社、133个大队的土地被洪水刮地3尺、满
目疮痍……
这次灾难中到底死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损失了多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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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至今仍无准确统计。生命何价?老百姓的生命在毛泽东共
产党的“新闻观”中,可是一文不值。这次灾难在25年后的2000
年,才由潘家铮院士在他学术报告《千秋功罪话水坝》(清华大
学、暨南大学出版社,转引自邵燕祥:《灾难的记忆》,《随
笔》2003年第3期)中作了大概的描述。
运动群众,用笔杀人
四、用报纸“指导运动”(P374)。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善于利用
报纸(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3
月31日),尤其要学会运用报纸指导政治运动,在运动初起和达到
高潮的一段时期内,集中报导,形成宣传规模,用以教育干部和
群众,震慑和打击敌人。
陆定一入主后的《解放日报》立即忠实执行毛利用该报指导
整风的意图,开辟《学习》专刊。《学习》对于如何学文件、开
展小组讨论、写反省笔记,都发表针对性的文章予以指导;还刊
登各类干部自我反省文章为示范,始终紧密配合运动的发展。
《解放日报》开创了中共利用报刊整肃异端知识分子的新模
式。该报用大量篇幅刊登陈伯达、李维汉等人的大批判文章,对
王实味进行口诛笔伐;但却不给版面予王实味自我辩护。使《解
放日报》成为一边倒的围剿王实味的主战场之一,最终把王实味
扫入反动派行列而致之于死地。
1957年反右派和1966年发动文革等,毛泽东都是通过报纸电
台等舆论工具发动攻势,运动群众,煽动斗争气氛,制造红色恐
怖。邓小平继承毛的衣钵,用《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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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1989年学生和广大市民的反腐败、争民主运动打成“反革命暴
乱”,为武装镇压制造口实。
去年“七·一”大游行之后,北京当局故伎重施,也着力利
用报纸等发动和指导香港的反民主、反自由的大批判运动。各喉
舌一起发功,为争民主、争自由的香港人扣上“港独”、“对抗
中央”、“支持台独”、“破坏稳定”,甚至“汉奸”、“吴三
桂”等莫须有的罪名,栽赃诬陷,攻击漫骂,威胁恫吓,无所不
用其极。妄图一举把民主力量镇压下去,用心何其毒也!
毛泽东因为梁漱溟的“九天九地说”而龙颜震怒,用流氓
的语言骂梁是“用笔杀人”的杀人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P107-108,人民出版社,1977年,北京)。毛这种贼喊捉贼的流
氓伎俩,含血喷人的恶霸作风,恰恰暴露了他才是如假包换的一
手用枪杀人、一手用笔杀人的、古今中外第一的最大杀人犯。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事情正在
起变化》、《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我的一张
大字报》……统统是他用笔杀人的铁证。今天中共御用喉舌所采
取的卑劣手法正是毛泽东用笔杀人的遗风流韵。
精神特权
五、新闻保密、分层阅读(P374)。中共和毛泽东不但把群众
分成左中右,而且还把自已的党员、干部也分成左中右。既然有
左中右的区别,那么在“知的权利”上也就要反对“绝对的平均
主义”。于是就形成了党员比群众知得多,干部比一般党员知得
多,级别越高知得越多。如此这般,各种等级的《参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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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大行其道,从抗战之前到今天从未中断。
1980年《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谢富
治问题的两个审查报告的批语》说:
此件和关于康生谢富治的两个审查报告,可先传达到全体党
员,经过适当时间再向党外宣布。两个审查报告各有7个罪证附
件,因为很多内容涉及党和国家机密,这此附件只发给省军级参
阅,不再往下传达。(《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人民出版
社,1982年,北京;《国史全鉴》,P5537,团结出版社,1996
年,北京)
中共既得利益集团不但把党和国家当作他们的私有财产,予
取予携;就连他们一伙所犯下的罪行,也当作禁脔,严加看守,
严格保密。究其实,康谢2人在毛的直接指使下,干尽坏事,可
谓血债累累、恶贯满盈;本该受公开审判、国法制裁。可是中共
却如此私底下了结,如同儿戏,再一次愚弄了全体党员和全体人
民。
共产党不但在物质上“食分五等,衣着三色”(这是王实味
当年批评的延安情况;如今“与时俱进”,早已不复当年之简单
了),在精神上也要分出许多等级来。制造等级,享用特权,俨
然就是共产党闹革命、打天下的唯一目的。听听那些奴才们的叫
嚣:“警告中央(的人)是吃了老虎胆”、“人大常委会决定不能辩
论”、“怀疑中央就是犯上作乱”,就可见等级森严之一斑。
笔当前锋,枪作后盾
在毛共获利集团及其奴才眼中,人民只是群氓、只是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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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不配谈民主、不配享有自由,根本没有资格要求“还政于
民”。八十多年前,毛泽东说:“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
隶成性,思想狭隘。”(《毛泽东早期文稿》)今天党国要人仍认为
中国人民素质太低,香港缺乏政治人才,不能实行民主、不能进
行普选。
奴隶就得服服贴贴,不能乱说乱动,也不能胡思乱想,否则
就挨革命大批判。文之不行,则佐之以武。这点连美国佬都看出
来了。5月11日《THEWASHINGTONTIMES》社论说:“中国共产
党已决定在香港忍受够了。北京上星期三派遣一支海军舰队到香
港的维多利亚港,这种耀武扬威只有一种意思:北京威胁动武来
扼杀香港对民主的渴求。”(《苹果日报》5月13日)美国普林斯顿
大学教授林培瑞(PERRYLINK)还留意到人大常委会宣布取消香港
2007、2008双普选的决定的日子,选在4月26日的特殊暗示意义:
血腥和死亡。
1937年4月26日,纳粹德国轰炸西班牙格尔尼卡村,消灭男女
老少五千人;1986年4月26日苏联切尔诺贝尔核电厂事故,死了大
约五千人;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导致天安门广场
大屠杀。真是旁观者清。
“用笔杀人”、“用枪杀人”,两手都要硬,交替使用,互
为依托。这就是中共延安整风留下的光荣传统,伟大作风。(《争
鸣》2004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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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知识分子的群体绝灭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读后札记(三)
毛一生仇恨知识分子
毛泽东一生仇视知识分子,为什么?海内外学者专家做了大
量的研究、探讨,始终言人人殊、莫衷一是。例如,有人说毛泽
东因为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曾被教授和大学生们所忽视或
岐视,因此在掌权之后便大举报复。是耶非耶?张献忠并没有见
过北大的教授和大学生,他为什么也仇视知识分子呢?
又有人说,毛泽东的反右是受了罗隆基“小知识分子领导大
知识分子”这句话的刺激(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
资料出版社,1986年,北京)。这当然也不是主要原因,爱新觉
罗·雍祯曾对臣下夸口说:“你们读过的书,我都读过了;你们
没读过的书,我也读过了。”那他是个最大的知识分子了。可正
是这个最大的知识分子,也仍然有一股强烈的对知识分子的迫害
欲,而大兴文字狱。
毛泽东在多次通读廿四史中,早已领悟了古今中外独裁者的
共同心得,精通了帝王术:“统治无知百姓易,领导知识分子
难。”(马沛文:《鱼雁集》,新风出版社,2003年,香港)这才是
要害之所在。
1941-1942年所谓“延安整风”,就是毛泽东为巩固自己在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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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军内霸主地位,而对知识分子进行的一场迫害、折磨、甚至肉
体消灭的、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这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
动,也就是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不断围剿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
实行群体绝灭的序幕和总演习。
毛的四大批判武器
在整风运动中,毛在理论方面首先为自己构筑了四大批判的
武器。(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
脉》,P304-305,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香港。以下简称
《红》,本书只注页码)
一,“实用第一”的观点。抛弃一切无助中共夺权的理论,
把包括马列原典在内的一切书本知识通通斥为“教条”;把尊重
知识、崇尚马列原典的知识分子,无论留苏的也无论受过西方或
国内正统教育的,都贬得一文不值。造成一种“无知光荣、有知
可耻”的风尚。其经典表述,就是1941年5月发表的《改造我们
的学习》,讥讽留苏派只是“言必称希腊的留声机”,斥责教
十七八岁娃娃啃《资本论》、《反杜林论》是用教条主义来毒害
青年,是“连猪都不如的蠢货”。毛说:“他们一不会耕田,二
不会做工,三不会打仗,四不会办事——那些将马列主义当宗教
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
对他说,你的教条没有什么用处,说句不客气的话,实在比屎还
没有用。我们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呢,既不
能肥田,也不能喂狗,有什么用途呢?”(P299-300)
二,毛的邪说,发展到文革十年,就成了“知识越多越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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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歪理。贬低知识,割裂马列,无非造成一种愚昧的氛围,
以便兜售他专制、独裁的货色。以至今日被马克思所肯定的自
由、民主、人权、自由选举、还政于民,都变成了危险的禁区。
“五·四”所残留下来的科学、民主、个性解放,经过几十年的
批判、围剿、打压,早已溃不成军。
其次,将“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的观念系统化、理论
化,并将其贯穿于中共一切思想活动中。让知识分子在这个“主
力军”面前自惭形秽、抬不起头来,而永远夹着尾巴接受改造。
只是,可怜的“革命主力军”也并不因此受惠,他们除了在中共
夺权中为之卖命、夺权后受其剥削和奴役之外,如今仍然是世界
上最庞大的文盲、贫困和备受屈辱的“主力军”。
10年浩劫中,毛共把1,000多万知识青年赶到农村去“接受贫
下中农再教育”,提倡“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贫下中农上大
学、管大学、改造大学”,都不过是毛泽东“无知改造有知,愚
昧扼杀科学”的故伎重演。
三,确立“领袖至上”、“集体至上”、“个人渺小”的新
观念。
四,把宋明新儒学“向内里用力”的观念融入党内斗争的理
论,交替使用思想感化和暴力震慑的手段,大力制造集忠顺与战
斗精神为一体的共产主义“新人”。如何使用思想感化和暴力震
慑交替的手段呢?统观延安整风的全过程,就不得不佩服毛泽东
确实是个出色的阴阳家和权术家。
毛知道只是把留苏派等红色教授、理论家骂个狗血淋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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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比狗屎不如”、“脱裤子、割尾巴”之类侮辱性词
汇剥夺他们的尊严,并不足够。使知识分子永远成为他恭顺的奴
仆,还要济以武器的批判,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直至肉体消
灭,才能达到目的。这次歼灭战就是从王实味身上找到突破口
的。
王实味成“坏人样板”
王实味在他的《野百合花》等文章中,大胆揭露了延安“新
生活”的阴暗面,批评“食分五等、衣分三色”为特征的等级制
度,他深情缅怀为信仰真理而牺牲的烈士,热情歌颂青年“纯
洁、敏感、热情、勇敢”,呼唤自由、平等、博爱、人道主义,
期盼早期共产主义者身上的圣洁之光,重振革命者已渐渐丧失的
自豪感、自尊感和自信感。但是天真的王实味却不知道他鼓吹的
平等、博爱的理念正触犯了毛的大忌。因为毛此时正在打造“领
袖至上”、将全体党员改造成党的也就是毛的驯服工具的“宏伟
工程”。抨击等级差序,也直接侵犯了毛泽东和一大批干部的既
得利益。因为等级差序正是历代农民造反领袖用以论功行赏的激
励机制,所以王的言论直接危及毛打江山、夺天下的大计。
王实味在劫难逃,成了坏人的样板。在精密的策划下,在有
条不紊的布局中,王的罪名不断地被升级;帽子越戴越多,越戴
越大,从“反列宁主义”、“反领导”到“反党分子、托匪”,
再到“国民党特务、反党集团头目”。不管王如何申辩、检讨、
甚至痛哭流涕表示悔改,都无济于事。毛泽东一定要把他放上祭
台,作为警吓众猴的必宰的鸡。王实味的死,不是因为他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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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毛泽东的“政治需要”。
王实味1942年2月发表文章后,经过几个月的批判斗争,当
年11月即被隔离;第2年1月被康生下令逮捕,关进监狱;在1947
年的一次集体屠杀中,被砍了头。丁玲因为名气比王实味大,毛
顾忌影响而暂时放过了她。但余恨难消,1957年终于把她打成了
右派分子、流放北大荒劳动改造,并在《人民日报》重新发表她
的《三八节有感》供批判。1958年,毛仍不肯放过他们,亲自改
写《编者按语》,再把丁的《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和王
实味的《野百合花》等,登在《文艺报》和《新华半月刊》上,
作“再批判”,发动各地口诛笔伐。
镇压了王实味犯上作乱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后,毛立即
宣布所有中下层干部和高级干部同属整风对像。强迫学习指定的
文件,并且规定要写反省笔记,再从检查各人笔记本中抓各种各
样的小辫子。红色教授王思华、范文澜、王子野等固然要做唾面
自干的、自我丑化式的检查,高级干部王若飞、曹里怀,甚至元
老谢觉哉,也被迫写反省、做检讨。接着把“整风运动”转成了
“审查干部运动”,毛诬陷王实味“是有组织地进行托派活动”
的,并说:“中直、军直、边区机关干部中,知识分子有一半以
上,我们要发现坏蛋,拯救好人。要发现敌人,即托派、国特、
日特三种坏人。”(P415)
对知识分子的阶级绝灭
为什么有一半以上是知识分子,就一定要去“发现坏人”、
就要去“发现三种坏人”呢?毛并未说出其中奥妙。但这几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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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完全暴露了毛泽东怀疑知识分子、不相信知识分子、岐视知识
分子、仇恨知识分子的阴暗心理。这种心理就是毛几十年一贯制
的打击、迫害、杀戮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实现阶级绝灭的根本
出发点。
果然,在逼供和罗织之下,中央研究院和中央政研室揪出了
成全、潘芳等四人,将之网入“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以及中
央党校揪出李国华、吴奚如等“国民党特务”。消息传开,延安
全城震动,惊悚戒惧的空气迅速弥漫。毛泽东复连下上谕严旨切
责:“我们各个机关要好好注意清查王实味之类的分子,要客观
的精细的长期的去查。”“过去我们对这些是采取不看不查的自
由主义!”“整风不仅要弄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思想(半条
心),而且更要弄清革命与反革命(两条心),要注意反特斗争。”
(P417)
在毛泽东、康生精心导演下,一场审干——肃奸的浩劫,已
降临在延安所有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头上。从写《学习笔记》、
《反省心得》到写《小广播调查表》,再三番五次地写《个人历
史自传》、《思想自传》,延安的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所面临
的思想和精神压力步步升级,好像进入“煮是暂兮蒸要久,纯青
炉火十二分”(谢觉哉诗)的思想高压炉。和工农干部相比,知识分
子所承受的压力更大,作家刘白羽自陈,“在那难熬的日日夜夜
里,惶惶不安、彻夜难眠,在上司指导下,竟写下数10万字之多
的自传资料”。在19岁的青年张克勤的《个人历史自传》中,康
生“发现”他是“特务”,于是派汪东兴、吴德等对张克勤搞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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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3夜车轮战,不但逼张承认了自己是“特务”,还让他一口气咬
出了几十个“同伙”。
为了深挖“反革命、特务”,凡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和抗战后
来延安的知识分子,都被视为嫌疑分子。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
通过召开坦白大会,形成坦白运动潮流,造成群众压力,“抢
救失足者”;如果再不坦白,就予以逮捕刑讯。例如撰写《庐山
会议实录》的李锐,曾经“5天5夜不准睡觉”,最长者有15天15
夜的疲劳审讯。在各种酷刑,甚至假枪毙、活埋的逼供讯,大会
斗、小会劝和张克勤示范作用下,至1943年7月9日,延安己有
450人“坦白”。
中央办公厅秘书处的60余人,有十几人被打成“特务”。
《解放日报》有95%的工作人员被“抢救”成了特务。中央医院
受到怀疑的达90%,美国的马海德医生夫妇也曾被“抢救”过。
军委三局电讯学校的200人中,有170人被扣押、遭斗争。抗大总
校1,052个排以上干部中,共挖出“坦白分子”、“嫌疑分子”、
“特务分子”602人。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所属炮兵团,因为知
识分子多,就有90%被打成特务分子。确定特务的标准:出身知
识分子、来自国统区的,不是日特、就是国特。
西北局民运部共十几人,因都是知识分子,便全部成了“特
务、叛徒”。绥德师范连开九天控诉坦白大会,在大会上自动坦
白者280余人,被揭发者190余人,最小的一个是14岁的女学生。
中央党校是抢救运动重灾区之一,某山沟的6、7个窑洞关着上百
人,他们都是“抢救”出来的知识分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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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救”的。西北角的窑洞里也关押着150名“抢救”出来的干
部。叶剑英前妻危拱之被戴上“特务”帽子后,不堪迫害,悲愤
难禁而自杀。(P530-531)
延安自然科学院、鲁艺和后来的延安大学,都是知识分子成
堆的地方,因此也是重灾区。鲁艺等单位还不时传出有人自杀的
消息。“革命圣地”延安和各根据地,无不特务遍地、叛徒如
毛,都变成了一座座人间炼狱。据王明在《中共50年》中透露,
“整风运动”中被杀害的有5、6万,被捕过的更无法统计。可是
毛及其一伙竟谎称“延安整风坚持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
毛泽东所以如此丧心病狂地迫害和残杀知识分子,“他的目的只
有一个:以暴力震慑全党,造成党内的肃杀气氛,以彻底根绝一
切个性化的独立思想,使全党完全臣服于唯一的、至高无上的权
威——毛泽东的权威之下。应该说毛泽东达到了他的目标。”(P
580)例如当年被抢救过的柯庆施,在他当上了奴隶总管之后,就这
样说:“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
从到盲目的程度。”“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
懒,平时不肯作自我检查,还常常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
股,就自以为了不起。”(徐铸成:《阳谋——1957》)他对待知识
分子,就颇得毛的真传。
无声的中国
所以,毛泽东发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这些运动无一不是以
铲除文化、铲除知识、铲除民主和科学为目的,对知识分子实行
群体绝灭,直使中国变成“无声的中国”。如今中共当局乘承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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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遗志,仍不肯增加教育经费,仍在继续制造大量的文盲,仍在
实行文化专制和思想禁锢,拘押不肯同他们“保持高度一致”的
人士,如蒋彦永医生。也无非觉得这无声的中国、愚昧的人民,
才是他们永远有“三个代表”可当的真确保证。
遥想当年,张奚若先生可以拍案而起,叫蒋介石“滚蛋”。
如今即使在香港特区叫一声“董建华下台”,也被视为大逆不
道。几只叭儿狗开口“中央”、闭口“对抗”,竟不知“主权在
民”为何物。毛泽东大大小小的接班人真该焚香跪拜,感谢毛泽
东的文治武功的余泽无远弗届,知识分子缺失的“无声的中国”
会给他们带来这么多、这么大的好处!(《争鸣》2004年第7期)
30
冤狱遍地,冤案如山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读后扎记(四)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
奇、周恩来、彭德怀、张闻天、贺龙、陈毅、陶铸等人,也都是
“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这是他们的党——中
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对他们的盖棺论定。
可是,这些刘伟大、周伟大等等,全让毛伟大给硬生生打倒,
活生生折磨死。给整死的高岗、林彪,给逼走的王明、张国焘,虽
然现在还戴着“反党”、“叛徒”之类的帽子,但相信将来档案解
密后,也要给平反,也要翻案的。因为中共几十年来,九反十平,
九案十翻。没有一件事不是颠倒是非;没有一件事不是混淆黑白;
没有一件事不是倒行逆施;这就是中共几十年的历史。
张闻天是“开明之君”
现在的问题是,毛伟大要打倒和消灭其他许多个伟大或暂时
的不伟大,是不是因为他和他们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以致不共戴天
呢?似乎不是。看看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
的来龙去脉》就可以清楚: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直至高岗、
林彪、王明、张国焘,都是毛泽东出生入死的同志和战友,都是毛
泽东帝业的股肱重臣,几乎都是把毛捧成红太阳的吹鼓手。
撤出江西苏区之后,毛泽东这个“本来很灵”但被扔到茅坑
里去“搞得很臭的菩萨”,在遵义会议上又被大家捡起来,之后
31
还越来越“香起来”了。毛通过遵义会议重返决策核心,并把军
权和党权迅速地集中到自己手上,主要原因固然是毛善于玩弄各
种权术和阴谋诡计,但如果没有张闻天、周恩来的鼎力支持、妥
协、忍让和合作,那么毛的目的也就不是那么容易达到的。(P
81—92)所以毛曾夸奬张闻天:“你是一个开明之君。”
延安整风一开始,张就主动让贤,率领调查团到陕北和晋西
北搞农村调查,长达400余天,心甘情愿地退出中共权力核心,
以实际行动表示对毛的臣服。1959年卢山会议上,张因为支持彭
德怀的万言书逆了龙鳞,毛便勃然大怒,诬陷张参加“军事俱乐
部”、“里通外国”,大算历史旧账。毛更在当年8月2日写了封
信给张闻天。
毛泽东之小人得志
闻天同志:
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
以群分。你这次安的什么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艰苦,找出
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
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讲完没
两天,你就心烦意乱,十五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被人缠住脱不
得身。自作自受,怨得谁人?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
老的疟疾原虫远未去掉,现在又发寒热症了。昔人咏疟疾词(这
首曲子,调名《叨叨令》)云:“泠来时冷得冰凌上卧,热来时
热得的在蒸笼里坐,痛时节痛的天灵破,战时节战得牙关挫。真
个是害杀人也么哥,真个是害杀人也么哥。真个是寒来暑往人难
32
过。”同志,是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你这个人很需要大病
一场。《昭明文选·第三十四卷》,枚乘《七发》,末云:“此
亦天下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于是太子据几而起,
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涩然汗出,霍然病已。”你害的
病,与楚太子相似。如有兴趣,可以一读枚乘的《七发》,真是
一篇妙文。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如是乎跑进
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武文合璧,相得益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
愿借你同志之箸,为你同志筹之。两个字,曰:“痛改”。承你
看得起我,打来几次电话,想到我处一谈。我愿意谈,近日有些
忙,请待来日。先用此信,达我悃忱。
通篇嘻笑怒骂,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其恶毒、凶残、暴
戾,完全把他小人得志、眦睚必报的流氓相表露无遗。张闻天曾
是毛的“开明之君”,而这时的毛却成了张的暴君。为了彻底羞
辱和摧毁张闻天,毛把此信连《七发》印发全会。毛一生之卑鄙
无耻、忘恩负义、过河拆桥,大扺如是。
刘少奇逢君之恶
至于刘少奇亦非等闲之辈,他也去过苏联,却与王明、张
闻天等洋教条张并不沾边。1922年24岁的刘从莫斯科回来,就一
头扎到安源煤矿搞工人运动,建立了中共第一个产业工人支部、
第一所党校、第一支工人武装、第一个消费合作社。安源的党员
最多时占到全党的三分之一,使小小的安源有“小莫斯科”的美
誉。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中,三个团有一个半来自安源工
人矿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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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刘少奇和李立三等领导了武汉30万人的群众示威,
抗议英国水兵制造的“一三惨案”,迫使英国签字交还武汉租
界,这是百年中国史上第一次从列强手中收回土地和主权。3,000
武装的武汉工人纠察队输送到贺龙、叶挺的部队中,成了八一南
昌起义的骨干力量。
到了江西苏区,他是仅有的江西和福建两省委的福建省委书
记。长征中刘担任过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央筹粮委员会主任等
职务。长征结朿后刘以中央代表身份被派往天津主持中共中央北方
局。1936年初至1938年,短短两年多,通过恢复中共组织,发动群
众、扩大武装、建立政权,在华北数省形成了辽阔坚实的根据地。
刘少奇后来说:“(张闻天)他们一面说我路线错误,一面还要
我做北方局书记。我辞职不干了,他们还是让我干,因为他们不
懂党的工作、工会的工作、白区工作。”(《同朱理治的谈话》)
1938年刘少奇改任中原局书记,仍然重视发展军事力量,招兵
买马,建设根据地。“皖南事变”之后临危受命,出任新四军政治
委员,充分地展现了他军事战略家的谋略才智和魄力,以至让陈毅
等一些沙场老将都由不解不满到折服。可见刘少奇不管是白区工
作,还是军事工作都是一把好手;在共产党内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正因为如此,当刘向张闻天的“10年白区工作方针是完全正确”发
出挑战时,让毛看到打破中枢层沉闷僵局的契机而制定了联刘倒张
的最后夺取党内最高职务的大计。(P90-99)
刘少奇作法自毙
毛于是亲自拟电调刘少奇回延安。刘1942年3月离开新四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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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局,走了9个多月,过了103道封锁线,于当年9月31日回到延
安。刘随即以政治局侯补委员身份进入书记处,1934年3月20日的
政治局会议上,成立了由毛、刘、任弼时3人组成的书记处,刘并
成为中央军委唯一的副主席。刘从此正式被毛擢升为中共第二号
人物,并正式开始了他大树特树毛的权威、把毛推上红太阳地位
的造神生涯。4月28日中央成立反内奸委员会,刘为主任,负责延
安和各根据地的整风、审干和肃反工作。10月5日补授总学委副主
任。这都是毛对刘的倚重和回报。
毛在刘及刘的亲信彭真、薄一波、饶漱石等人大力支持下,
顺利地斗倒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大宗派,迫使王明、博古、
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陈毅、邓发、朱瑞和杨尚昆等作检
讨,向毛输诚归顺。毛此时如日中天,党政军特统统抓到手了。
但他并未满足,他还要把“理论家”这顶帽子抢到手。刘恰恰在
这里又帮了毛一个大忙。“毛泽东思想(或主义)”这个概念,虽
然早有张如心、邓拓和王稼祥等提出过,只是这几个人或地位太
低,或犯了路线错误,不具备总结毛理论贡献的资格。这个重任
便“历史地”地落到了党的第二号人物、“白区正确路线代表”
刘少奇身上。
1943年7月6日,刘在《解放日报》发表《清算党内的孟什
维克主义思想》,继而在中共七大上做《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
报告》(即著名的《论党》),刘在报告中提到“毛泽东”名字有
105次之多,全面阐述了毛在理论上对马列主义所做的贡献,正
式提出中共的思想基础为“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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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毛泽东思想”。从此刘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首创者,版权持有
者(P608)。刘殚精竭虑、卖力地把毛捧上了至尊至圣的地位,毛
也把刘当作接班人并委以重任。可是当毛刘因工作而产生意见分岐
时,毛立即翻脸不认人,视刘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不惜发
动一场历时10年的动乱,来铲除刘少奇,直至在肉体上消灭他。
贺龙、陈毅们的报应
1955年在10大元帅授衔仪式近尾声时,只见贺龙、陈毅并排
出列正步行举手礼,在毛泽东面前操了一个来回。可见贺、陈
对毛的崇拜尊崇已到了何等地步。贺从到延安开始就对毛忠心
耿耿、步步紧跟,在整风中立场坚定,骂王实味“反党”,骂
丁玲“臭婊子”(P359);陈则从井岗山开始追随毛、吹捧毛
(P610),数十年如一日;贺、陈均是毛之忠贞信徒。可是毛在
文革中偏偏诬贺搞“二月兵变”,把他活活整死;诬陈是“二月
逆流”干将,令其郁郁而终。
其余高岗、彭德怀、林彪也都给毛出过大力,立过大功,甚
至有过救命之恩。可惜同样全都没有好下场。王明、张国焘只因见
机早,跑得快,才得以在外国尽享天年。“最后,刀锋甚至直逼现
在已被某些人讥为‘愚忠’的周恩来的头上,只是因为周毛先后谢
世,斗争才没有来得及展开。”(李慎之:《风雨苍黄50年》)
毛自称“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他把马列主义的斗争哲学和
专制帝王“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统治术,交替
运用。1956年,毛在武汉就不无得意的对王任重等人说:“你们
不能看眼色行事。尤其不要看我的脸色办事。我的脸色是千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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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化的,蒋介石是以不变应万变。我是以万变应蒋介石的不变
的。”天下莫予毒也。
毛确实是权术高手,阴谋大家。玩权术,炉火纯青;耍阴
谋,登峰造极。遵义会议,他拉张闻天斗博古;延安整风,他用
刘少奇挤张闻天;文革初,伙林彪倒刘少奇;10大后,借周恩来
逼林彪;九一三后,又让江青批周恩来。中共老党员、老干部、
老红军、原八路军129师刘邓司令部参谋刘备耕先生,这样批评
毛: 据我所知,党内高级干部有不少人对毛泽东和《毛泽东选
集》从来有看法。他们尤其对毛泽东的人品,实在不敢恭维。用
江湖上的话说:“不够朋友”。几乎所有过去出生入死的战友,
都成了他手上的棋子。学斯大林那一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朝为座上客,暮为阶下囚。太让人寒心了!虽然刘少奇、邓小
平、彭德怀、还有那位写若干回忆录的高级干部,是有这样那样
缺鲇——他们整起人来也是不得了——但不管是谁,都不能那样
搞。(《陈独秀研究简报》2003年第1-2期合刊)
但事实是,“不能那样搞”,却偏偏个个都那样搞,谁整起
人来都是“不得了”。人性的丑陋,在共产党这个最严密、最黑
暗的法西斯组织里,得到了充分的发酵和强化,而使整个共产党
成了一部整人和杀人的机器。整整整,杀杀杀,其结果便是:冤
狱遍域中,冤案积如山。(《争鸣》2004年9月号,原署“武夷山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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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盗教科书造就了旷世大盗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读后札记(五)
被中共文艺理论批评家李希凡们吹捧成农民起义赞歌的《水
浒传》,其实是一部描写造反作乱的强盗教科书。早在明崇祯年
间,就有山东饥民李青山,模仿《水浒传》重演宋江的故事。清
太祖努尔哈赤也是靠《水浒传》起家的。但是从《水浒传》中学
到最多东西、获利最多、取得最大成功的,无疑是毛泽东。
据当过毛秘书的李锐先生的研究,毛早年“常读不厌”的
书中便有《水浒传》。到1950年,当时五十七岁的毛还记得《水
浒传》第65回的回目是“托塔天王梦里显圣,浪里白条水上报
冤”,并兴致勃勃的拿起书来为汪东兴朗诵了这段故事,让汪佩
服得不得了(《汪东兴日记》)。临死之前,仍念念不忘《水浒
传》,号召批宋江、批投降派。可见此书在毛心中占有何等重要
的地位。
一,毛泽东是“成功的王伦”
如果把毛泽东和《水浒传》中的王伦作个比较,便发现毛、
王之间有颇多相似之处。不同的只是毛成功了,王失败了。因
此,也不妨把毛泽东叫做“成功了的王伦”,把王伦叫做“失败
了的毛泽东”。
白衣秀士王伦是《水浒传》第19回“林冲水寨大拼火,晁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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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小夺泊”中的主角。据林冲介绍,王伦只是一个乡下穷书
生,连秀才都考不上。靠了杜迁抬举才上得梁山,当了水寨头
领。可惜此人不但无大量,更兼妒贤嫉能,心术不正,语言不
准,难以相聚。王伦受柴大官人资助,赊给盘缠,互相间交情非
浅,可柴大官人推荐林冲上山入伙,王伦居然诸多推讬。到了晁
盖、吴用和阮小二等来投奔时,王伦又故态复萌,想拒晁盖等
于“革命队伍”之外,因此激怒了林冲,一刀便把王伦“拼火”
了。
一部中国历史就是“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历史,就是“胜者
为王败者寇”的历史。毛吸取了一切寇的失败教训,借鉴了一切
王的成功经验,所以毛成功了。从井冈山寨直爬上北京的金銮
殿,不管叫土匪,还是叫强盗,只要他成功了,他就是王,就做
得“太祖高皇帝”了。
李希凡们说《水浒传》歌颂了农民起义。其实梁山好汉中根
本没有一个是农民,有的只是兵痞、狱卒、刀笔吏、流氓团伙、
乡村无赖、神棍、猎霸、渔霸、破落地主、失意军官和落魄文
人。这些好汉,有的是主动落草,有的是被裹胁,有的是犯案潜
逃而藉以安身。他们在“风高放火天,月黑杀人夜”中所追求的
也仅仅是“论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罢了。
中共闹革命之初,仍旧是梁山泊模式。中共湖南省委派往湘
赣边界巡视的杨克敏,在1929年写给省委的报告中就承认:参加
中共党组织的农民中包含有许多帮会分子,酃县中共党员3、400
人,“多洪会中人”。(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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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3页。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香
港。以下本书只注页码)刚被开除出党的原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则
指,所谓“红军”,由第1军至第10军大都是土匪、溃兵、大刀会
众、无业流民。其主要活动也就是杀人放火、内哄、拼火,与梁
山的好汉们无异。
“湘鄂赣边之第5军,主要是彭德怀部之变兵和王佐、袁文才
等之土匪,农民几乎是没有。彭德怀骂王佐等是‘土匪’,王佐
等骂彭德怀是‘军阀’,现在彭已火并了王佐等的‘红军’,逃
散后王佐等的‘红军’已树起反共产及彭德怀的旗帜。”(任建
树等:《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第17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年)
二, 中共革命是太平军翻版
“陈独秀之所以反对中共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也就是认
为革命应该像欧洲那样,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不能离开城
市、离开工人阶级而到农村去与农民相结合。否则共产党就会
‘农民意识化’,革命就会像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那样没有胜利的
希望。”(唐宝林:《陈独秀全传.初稿提纲》)
真是不幸而言中,中共的革命就是红巾军、太平军的翻版,
毛泽东也和朱元璋、洪秀全并无二致。洪天王未出广西就开始封
王,毛在闽西就一边和贺子珍非法同居,一边表示“喜欢和爱”
曾志同志;到延安后更大做皇帝梦,在窑洞和“女将军”丁玲小
姐一起把延安几十个青年女人统统封为3宫6院72嫔妃。
毛在延安整风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一方面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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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有益于中共的发展壮大,另一方面却为中国传统的独裁专制
的因素大规模浸润中共,正式打开了大门!使原来就深受农民造
反传统影响的中共,更加显现出农民化的色彩。“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这种双重作用,在中共以后的历史和1949年后的中国历
史中都得到充分的证实。(第182─183页)
从当年“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食分五等、衣着三
色”到今天以权谋财、以权谋色、瓜分国有资产、垄断党国权
力,难道不是一脉相承吗?
内哄、拼火,在中共内部历数十年而不衰,也正是“农民
起义军优良传统的发扬光大”。1930年彭德怀拼火了王佐、袁文
才,1989年,彭德怀本人也就给毛拼火掉了。
《水浒传》中写林冲拼火王伦时说,“王伦见头势不好,口
里叫道:‘我的心腹都在哪里?’虽然有几个身边知心腹的人,
本待要来救,见了林冲这般凶猛头势,谁敢向前。”结果王伦心
窝里吃了林冲一刀,便身死在梁山水寨亭上。毛泽东一定十分留
意这“心腹”二字,所以毛终其一生都在经营“心腹”,紧抓军
警特,丝毫不肯放松。
三,利用心腹,消灭异己
毛在江西苏区时的“心腹”是李韶九、曾三和刘士奇等人。
毛依靠李韶九等实行“赤色清乡”、“赤色恐怖”,在“肃清红
旗下的奸细”的名义下,大量杀害“异己”,清除潜在对手。
(第1─54页)
到延安后,毛撤换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把保卫局更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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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面军保卫局,派心腹王首道为局长(第89页),保卫局变成
自己的御林军。毛让王首道同时领导中央军委机要科、保卫局机
要系统,将原来由邓颖超负责的党、军队、秘密工作等,全部机
要通讯系统通通置于自己的严密控制之下。
康生1937年从苏联回延安后,积极投靠毛泽东。特别在支持
毛江结婚这件事情上,一举获得了毛的完全信任,成了毛重要的
心腹打手和保镖。康生1942年所担任的职务就有:中央机要局局
长,中央情报部部长;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党和非党干部审查
委员会主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员兼中央书记处
书记。(第475页)可谓位高权重、势焰熏天。
但是毛只是在某些方面重用康生,让他发挥作用,而又限制
他对其他领域的染指。例如毛并不容许康生插手毛和斯大林、共
产国际之间的电讯联系;不容许康生涉足军队系统和边区保安
处。而且在康生身边安插李克农、曾三等不同山头、不同背景的
干部,用以制约和防范康生。1949年以后,毛一度将康生投闲置
散,八大时还降格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毛使康生明白,“毛永远
是他的主人”。
四, 毛泽东以邓小平压刘少奇
毛泽东比王伦高明的地方,就是毛不但有强有力的“心
腹”,足以保证自己的安全,不被别人所拼火;而且有办法防止
“心腹”成为威胁自己的潜在对手。如刘少奇,作为毛泽东的密
切合作者和可靠“心腹”,在延安整风中帮助毛打倒了亲苏派和
经验主义派,把毛推上了“红太阳”的独尊地位,刘也因此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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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内仅次于毛的第2号人物。但为了防止刘这个第2号人物成
为威胁自己安全的潜在对手,毛采取了许多防范措施。
1954年毛把邓小平由西南局调入中央,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随后又使之与林彪一起进入政治局,1年后,邓成为6常委之一,
并任书记处总书记。本来是七大政治局委员的彭真一直排名在邓
小平之前,如此一来,邓小平的排名和权力竟越过了彭真。这就
是毛为防止刘少奇集团坐大,而以邓来压彭的重大决策。
1954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毛把刘少奇排斥出中央军委,同时
被排斥的还有周恩来。刘、周本来都是“七大选出来”的中央军
委副主席,但毛可能借口刘、周已参加了政府工作而不宜再在军
队任职务,而把他们请出军委会。接着在评定军衔过程中毛又施
展了一个政治手腕,阻止刘、周再次进入军队系统。本来军委总
干部部已评定毛为大元帅,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为元帅,
但毛却坚辞大元帅军衔。据宋任穷后来的回忆:“毛主席听完汇
报后说,你们搞评衔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我这
个大元帅就不要了,一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
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依我看呀,现在在地方工作
的,都不评军衔为好!他问少奇同志:‘你在部队里搞过,你也
是元帅。’少奇同志当即表示:‘不要评了。’他又问周恩来、
邓小平同志:‘你们的元帅军衔还要不要评啊?’周邓都摆手
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毛主席又转身问过去长期在军队
担任领导工作,后来到地方工作的邓子恢、张鼎丞等同志:‘你
们几位的大将军衔还要不要啊?’几位同志也都说,‘不要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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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要评了。’”((孙大洛:《毛泽东权术史》)
历来有许多人都把毛不接受大元帅军衔,当成是毛的“伟大
谦虚”,但从后来的历史来看,毛此举只是在于防范刘等而剥夺
刘等对军队的领导权所玩弄的权术而已,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成为永远无人可以挑战的“王伦”。
五,怀柔政策,收服许世友
在毛泽东收服悍将许世友、柯庆施、陶铸的手法中,也可以
明显看到《水浒传》中“宋公明雪夜擒索超”、“宋公明义释双
枪将”的影子。
许世友本是张国焘手下大将,出身少林寺,凶悍无比。1937
年3月3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之前
后,许世友等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都被安置在抗大“学习”,
“揭发、清算国焘主义”。因不堪忍受株连,许等要率领原红四
方军人员回鄂豫皖或川陕打游击,但被人告发,并被判死刑。毛
在权衡利弊后采取怀柔政策(第385页),演出了一出“毛泽东深
夜探死囚,许和尚跪地归明主”的苦情戏,从此许世友终身对毛
忠心不二。
柯庆施长期在国统区做地下工作,曾为刘少奇所排斥。1939
年,柯被任命为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成了王明副手,并对王的处
境表示过关心和同情,所以柯就被当作王的替罪羊受到批判。
1943年,中直机关在李富春主持下,召开群众大会多次批斗柯庆
施夫妇。有一次斗争会竟从下午开到深夜,因柯拒不承认自己有
问题,李就宣布柯为反革命分子,把柯捆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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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斗高潮中,柯的妻子因不堪迫害跳井身亡。正当柯处于
绝境时,完全清楚柯与刘少奇之间旧怨新恨的毛泽东向柯伸出了
援手。从此柯对毛矢志效忠。延安整风后,柯的地位逐渐上升,
和毛的关系日益密切,成为毛制衡刘的重要力量(第5ll页),在
反“反冒进”中几乎要取代周恩来而出任国务院总理。
六,毛泽东精于贼喊捉贼
陶铸在1933至1937年间坐过国民党的牢,被怀疑是“特
务”,更因性格火爆在延安曾与刘少奇当众争吵。当时刘居决策
地位,极有可能插手过对陶的审查。陶1943年被隔离审查时,情
绪极为愤懑,曾暴跳如雷地骂娘。毛也因为知道陶、刘之间有怨
隙而出手救援陶,使陶得以解脱。从此陶和柯庆施一样,成为毛
的死命效忠大将。文革前施是华东局书记,陶是中南局书记,此2
人就为毛扼守了东南中半壁江山。(第515页)陶在1953年,也参
与过高岗等人对刘少奇的“批评议论”──毛导演的倒刘未遂政
变;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积极批彭保毛;1966年被毛调入中央,
位列第4把交椅,可惜因未能善体圣意而与江青闹矛盾,最终为毛
所抛弃。
毛泽东极精于“贼喊捉贼”之术。林彪1966年“五·一八”
讲话,透露了玄机:“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
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
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
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
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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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
毛通过汪东兴掌握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通过谢富治控
制公安系统,通过康生控制秘密警察系统,通过郑维山、傅崇
碧、杨成武等控制卫戌部队,而这些系统互不统属且互为制衡,
都只对毛本人负责。即使作了如此严密部署,毛仍睡不着。
跟了毛泽东27年的中央警卫团2中队队长陈长江,曾这样回忆
毛当年的心境:“文化大革命10年,给我们警卫工作带来了极大
的困难。有一次我们很紧张,主席无论如何睡不着觉,走到门口
问我:‘你们哨兵带枪和子弹没有?有坏人,要提高警惕!’我
告诉主席:‘不仅带了手枪、冲锋枪和机枪,子弹也带很多,我
带几十个人,能对付1、200敌人。’主席点头表示满意。”(陈
长江:《跟随毛泽东27年》)活画出毛作贼心虚的脆弱灵魂。
七,患有严重的被迫害妄想症
外出巡视更是兴师动众,戒备森严。“1970年8月初,我随主
席再次离京,因为国内环境比较复杂,我挑选了100名警卫人员一
同外出,分乘3列火车。前面30人负责开路,观察道路两旁情况。
后尾车30人负责安全。主车40人主管行李和主席安全,我们都配
备了手枪、冲锋枪、轻机枪,做了战斗准备,弹药也很充足,有
两个基数以上。”
同年在庐山会议期间,“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给我们讲庐山斗
争比1959年还严重,要我们从各方面提高警惕性,加强警卫值班
和哨兵工作,做好防范意外事件的准备。他要我们多读一点马
列主义,领会精神实质,时刻防止有人搞破坏,无论发生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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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都要确保主席安全,我们设计了几种战斗方案,以防不
测。”(同上)
什么“与人民血肉相连的伟大领袖”,简直是个被迫害妄想
症患者,是不折不扣的怕死鬼。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他手上沾
了太多的鲜血,欠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太多的血债。综上所述,毛
泽东和王伦一样:“无大量、妒贤嫉能,心术不正,语言不准,
难以相聚。”但毛比王伦有才:懂得总结王伦的教训,善于吸收
宋江等人的经验。紧紧抓住了枪杆子,在不断培植许多“心腹”
的同时,又不断地防范和铲除有威胁的潜在对手,消除自己被拼
火的危险。
毛泽东成功了。一部强盗的教科书成就了一个自称是“马
克思加秦始皇”,而其实是“斯大林加朱元璋”的旷世红色大
盗——这就是“红太阳”升起的秘密。(《争鸣》2004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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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中关于“遵义会议”的神话
——读何方《党史笔记》的笔记(一)
一,中共连“生日”都是假的
中国共产党名义上是1921年7月1日成立的,到今年的7月1
日,它就满84岁了。说“名义上”,是因为中共成立的日子根本
不是7月1日,而是“7月23日至8月初”(《毛泽东年谱〈1893—
1949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北京,P85。以下简称
《年谱》)。
一个走过了84个年头、垂垂老矣、行将就木的团体,里里外
外、上上下下,包括它的主义、宗旨、宣言、历史,甚至连它的
生日,居然都是假的。中共大规模的歪曲、篡改、编造历史是从
延安整风的1940年开始的,1945年在中共6届扩大的7中全会“通
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则是其集大成者。无一不
假中共历史中,连“通过”这个词,也是个虚假和伪造的。当时
“通过”,固然是虚假的;“通过”之后仍继续在伪造。毛在世
时曾对该《决议》做了多次增删,毛死后仍有人在大做手脚。
《决议》是毛亲自主持泡制的自我吹嘘、自我神化、推行个
人崇拜的“百科全书”,是为他的篡党、篡军、夺权、窃国服务
的。他不但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而且不顾羞耻的胡吹遵义
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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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
的。”(《中共中央文件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
北京,P22--23)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
议“一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又把毛泽东及其吹鼓手们泡制出来的神话重
复一遍: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
位”云云。
当年参与泡制《决议》的胡乔木在40多年后,终于“天良”发
现,肯承认该《决议》“实事求是不够”。所以中央党史出版社在
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70年》(胡绳主编、胡乔木题记、邓
小平题签),就对遵义会议作了如下改写:
“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
导。这次会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
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但是欲盖弥
彰,“事实上”3个字正好戮穿了他们继续推行个人迷信、神化毛
泽东,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特权和既得利益而死抱毛泽东僵尸的
卑劣用心。
二,“遵义会议”所产生的核心是张闻天
现在终于有人出来拆穿这个谎言了。他就是张闻天的秘
书——何方先生。1922年出生于陕西临潼,“15岁参加革命,16
岁入党”的何方先生,以83岁高龄,于去年完成了70多万字的巨
著《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以下简称《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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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于2005年4月由香港利文出版社在香港出版了。
何方指出:1935年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
扩大会议“并没有确立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确立的是以张
闻天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笔记》P3)
在遵义会议上,首先是博古向大会作报告,接着是张闻天作
《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通称《反报告》),会议委托张
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撤消了
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3人团”,决定仍由中央军委负责人
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
后决心的负责者。
毛泽东只是“经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提议,被增选为中央政治
局常委”,从此进入党的领导核心罢了。在常委分工时,仍然是
由于张闻天的提议,毛泽东被指定为军委书记“周恩来在军事指
挥上的帮助者”。(《年谱》P443)
《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中,多个当事人对毛
当时角色的说法都是很明确的,就是“取消3人团,仍由最高军事
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
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
挥上的帮助者”。(P42)
一个常委兼军委书记的助手,能在“事实上”成为党中央的
核心,甚至领导全党、全军么?答案很清楚:“事实上”是不可
能,也不是那么回事。
三,不可能领导中国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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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遵义会议的时候,“中国红军”是分散在几个“红色区
域”的。跟中共中央一起行动的只有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
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贺龙领导的二方面军以及跟中共中央断
了联系的留守江西苏区的部份红军,都是中共中央所无法指挥
的。即使二、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中共中央也仍然领导
不了张国焘的四方面军。陕北红军的存在是中共中央到达哈达浦
之后才知道的。“可见,说确立对全军的领导本来就是一句空
话。”(《笔记》P4)
经总书记张闻天提议、政治局讨论通过,1935年3月4日,由
中革军委成员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签发命令,“委托朱德同志
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但仍明确周恩来
是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周恩来年谱〈1898-1949〉》,
P273。《笔记》P5)由此可知,这时候的毛泽东连一方面军也指
挥不了的。几天之后在讨论是否攻打打鼓新场的鸭溪会议上,毛
的意见就被多数人所否决,毛的政治委员也被撤消。毛在20多年
后还耿耿于怀的林彪写信、刘少奇和杨尚昆发电报反对由他指挥
军事的老账,甚至怀疑彭德怀在遵义会议后要夺他的权等等,都
证明了“毛领导全军”属欺人之谈。
四,毛什么时候才真正抓到军权?
1935年3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会议决定成立的3人
团,即“3人军事领导小组”,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
直属于中央军委,组长由中央军委主席的周恩来兼,全权负责军
事。毛泽东得以进入3人小组,也是由于“张闻天的坚定支持”(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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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龙争虎斗——中共领导人权力斗争纪实》,名流出版社,
1998年,香港。P453)。至此,毛对中央红军的领导地位也只是
“得到进一步的确立”而已,不但谈不上领导全军,连领导一方
面军也谈不上。因为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两河口会议上,是
周恩来代表军委作报告和总结的。沙窝会议决定恢复一方面军,
还是任命周恩来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从1934年12月14日贵州黎
平会议到毛尔盖(沙窝)会议的8个月间,不管是从职务上看,还是
从实际作用上看,周恩来才是全军或中央红军的最高统帅。
毛开始走上中央红军的最高领导地位,是在1935年8月19日召
开的最后一次沙窝会议上,因周恩来生病,张闻天提议常委分工
由毛泽东负责军事,特别是9月12日的俄界会议决定将北上红军
改编为陕甘支队而由毛出任政委之后。张闻天在1943年的《反省
笔记》也证实,“出了草地以后,3人团实际上已不存在(恩来病
了),一切行动全权由毛泽东同志负责。他领导全军打出了腊子口
难关,到达了甘南的汉人区域。”(《笔记》P6)
中央红军抵达陕北,标志长征结朿。中共中央11月3日在下寺
湾召开政治局会议,又是在张闻天的提议下成立新的中央军委,
名义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席,这才正式确定毛
泽东对一方面军和陕北红十五军团的领导。因为张国焘“闹独
立”,二、四方面军仍未到陕北,有些红军又失去联络,所以,
“对全军的领导”也仍然谈不上。
二、四方面军与一方面军会师后,中革军委进行了改组,毛
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何方以为,这时虽然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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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指挥,但领导关系在公众印象中还不够明确,有些责任还分
不清。例如西路军的失败,责任在中央军委还是在张国焘,就长
期说法不一。明确和稳定地确立毛泽东对全军的领导,还是在抗
战爆发后的洛川会议上。
1937年8月22-25日在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中共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增加为11人,以毛泽东为主席,朱德、
周恩来为副主席。四方面军被整垮、张国焘被贬斥,毛泽东才算
抓牢了军权,从此成为中共的终身军委主席和中共军队的终身统
帅。
五,对全党的领导?
为什么不能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的领导?何方从
八个方面进行论证。
1,遵义会议选出的总书记是张闻天。毛是五届五中才由候
补政治局委员转为正式委员,其党内地位在中央书记博古、张闻
天、周恩来、项英之下,且受“左”倾军事路线的排挤,无甚实
权。所以虽然通过“反党小派别活动”,把张闻天、王稼祥从所
谓“左”倾中央分化出来,但仍然要委托张代表他和王稼祥在会
上作《反报告》。这就是使会议推举张闻天起草《决议》和取代
博古担任总书记,成为顺理成章的事。
一贯掠人之美的毛,尚且不敢把《遵义会议总结报告》收入
《毛泽东选集》,说那是张闻天起草的。但那些为虎作伥的人却
不肯死心,竟造谣说《总结报告》是张闻天根据毛的意见写的,
可是又提不出证据来;陈云把张闻天的总书记改为“负总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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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图抹然张闻天的历史地位以突出毛泽东,但终为许多知情人所
否决。1979年8月27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宣读的《悼词》也不得
不承认张在遵义会议上作过《总结报告》和“被选为总书记”的
事实。(《笔记》P50,王殊《与张闻天的一面之缘》:“1979年
8月在北京举行了张闻天平反追悼大会,由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致了
悼词,指出了他在遵义会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大公报》
2006年8月27日)
2,在遵义会议后的几年里,都是张闻天召开和主持中央会
议,有人统计过,张召开和主持的中央会议,前后多达137次。即
使《毛泽东年谱》,对于毛出席和参加、主持和召开各种会议,
还也是有严格区分的。遵义会议之前和之后一段时间,毛参加中
央各种会议一律用“出席”。1943年3月中央机构调整后,则一律
用“主持”。
只有一次例外,《年谱·1936年12月13日》写的“召集中共
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与事实不符。这天的会
议也是由张闻天召集和主持的,地点仍旧在张的住处。张闻天是
有职有权的总书记,霸道如毛泽东,在条件未成熟时,还是不会
违背制度擅自“召集会议”的。例如,1936年4月28日,毛曾致电
张:“提议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新的行动方向及其他与其关连的问
题”(《年谱》P538-539)。
六,毛是个忘恩负义的人
3,遵义会议后3、4年,代表中共中央同各方面联系与处理重
大问题的,是总书记张闻天。例如和共产国际,各地红军、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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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联络,派遣和任免重要干部,决定方针政策等等,其中成立
陕甘宁省委派李富春为书记、成立甘肃省工委以刘晓为书记、派
戴季英去陕南建立省委等,都是张主持会议作了决定后,再电告
在前线的毛、周的。
即使对毛的分工和任命,也是张建议和提交政治局或常委会
讨论决定的。从遵义会议上增补毛为常委到下寺湾会议毛当选中
央军委主席,无不如此。(《笔记》P10)张闻天真是毛的大恩人
呀,但毛后来却那样作践和羞辱张闻天,他算得是天下第一等忘
恩负义的无耻小人。
4,从政治领导和决策过程看张闻天的核心地位。把毛泽东
和张闻天2个人的《选集》、《文集》和《年谱》作一个对照,
就可以明显看出,各人在政治领导和决策中的作用了。如1935年
甚至到1936年,在整个形势和政策方面重要文件极多,毛几乎是
空白。其间著名的《抗日救国宣言》、《关于改变对富农政策的
命令》等,都是张闻天起草和发布的,毛只是表示同意和提出些
修改意见。再把6届6中前后毛的著作作个对比,那么核心和非核
心、为首和不为首的区别也很明显的。
1936年12月13日,毛在讨论西安事变问题的政治局常委扩大
会上提出了要“除蒋”、“审蒋”的主张,两天后以毛领衔的
《红军将领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诸先生》仍呼吁“罢免蒋氏,交付
国人裁判”(《年谱》P623)。而张则主张“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
针”、“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
到全国性的统一战线”。后来事变发展证明,中共执行的不是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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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张,而是张提出的方针。
从遵义会议以后的一些重要会议,例如1936年3月晋西会议、
1937年8月洛川会议等,也都是张闻天作政治报告和结论,毛只按
分工作军事和统战方面的报告。有大量的事例证明,至少在1938
年之前,张闻天还是名副其实的中共总书记,毛还不是居中共中
央的领导地位。(《笔记》P14)
七,毛当年承认张是领导核心
5,遵义会议后以张闻天为首的中共中央是公认的,毛本人在
当时也是尊重这个事实的。
1936年张闻天曾以书记处名义把以他为首的政治局及其常委
名单呈报共产国际,并得到共产国际的承认。
桀骜不驯的张国焘在1936年9月26日打电报给张闻天,“统
一领导万分重要,请洛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同日
任弼时的电报也有“以洛甫等用中央名义统一党和军事方针之
领导”等句。各地党组织如北方局刘少奇、上海潘汉年和冯雪
峰,也是直接向张请示汇报的。著名薄一波等61人出狱案,就是
张闻天批的,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对审查该案的批语是:“1936
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总书记,他的批覆,应该看作是代表中央
的。”
延安整风前,名次排列虽不很严格,但绝大多数都是张闻天
排第1位,有“洛博周毛”、“洛毛周博”,也有“洛恩博泽”,
但极少以毛泽东打头。据统计,1935-1938年间,署名“洛、毛”
的电报有220封;署名“毛、洛”的为36封,又多在1937年12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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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后。
直罗镇战役后毛给中央电报的开头是:“洛甫及中央各同
志:捷报”。1935年12月5日电报标题为:“西北军革委主席毛
电中共中央领导人张和国际驻中共代表李德”。毛到陕北后常对
人说,洛甫这个人讲民主,开会让人畅所欲言,作总结时能把我
的意见总结进去,我送他一个雅号,叫做“开明之君”,还称张
的夫人刘英作“娘娘”,而自封“毛大帅”。这都说明毛在当时
并未“领导”过党中央,而是在张闻天这个“有道明君”领导之
下。毛一辈子开囗“实事求是”,闭囗“要做老实人”,偏偏他
自己就是大大不老实的狂人。
八,何方先生的真诚忏悔
6,毛泽东在1964年4月16日的一次讲话中提到,我们党的历
史上有五朝领袖,第一朝是陈独秀,第二朝是瞿秋白,第三朝是
向忠发(实际是李立三),第四朝是王明、博古,第五朝是洛甫(即
张闻天)。这恰恰打了他自己一记耳光,既然“遵义会议后,党中
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了,哪里还有什么“第五朝是洛甫”?
如果洛甫是第五朝领袖,那他毛泽东又凭什么资格“领导党中
央”?
7,遵义会议后,毛的领导地位并没有得到普遍承认。1937年
12月9-1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就显得十分孤立,他曾对李维汉
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毛的
“王明同志不能到武汉去”的提议,就大多数所否决。
刘少奇1939年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941年写的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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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作了修改的《论党内斗争》,就没有一处引证毛泽东。朱
德和周恩来在延安整风前的文章也没有引用毛的语录。
8,最后何方先生指出,说遵义会议确立的不是以张闻天为
首的集体领导,而是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不但有挬历史事
实,而且有损中共及其包括毛泽东在内领导人的形象(《笔记》P
23)。对于这点,何老先生真是过虑了。中共这个法西斯黑帮组织
面目早给中国人民看穿,它留下的杀人放火、卖国求荣、贪赃枉
法、残民以逞的形象,早己深入人心。再加上这一条破坏组织原
则、凌驾于党中央、施展诡计权术,实在也无所谓了。
非常感谢何方先生,以耄耋之年,仍辛勤笔耕,以五年的时
间写出了这部《党史笔记》,给后人和历史留下了认识中共及其
领袖们提供了珍贵而丰富的史料。更令感动的是地严格地解剖了
自己,为“由于个人崇拜的思想信仰和自己过关的私心杂念”而
揭发批判过张闻天表示忏悔、内疚,并把研究中共历史,为中共
历史拨乱反正,当作自己的赎罪和补过。这没有一点道德勇气是
做不到的。(《争鸣》2005年7月号)
58
关于延安整风神话和抢救运动的罪魁祸首
——读何方《党史笔记》之笔记(二)
《党史笔记》是照妖镜,照出了那些“伟大的马列主义
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党员”原来是一批杀
人如麻的刽子手、是卖国求荣的窃国大盗、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恶
魔、是最无耻的阴谋家、是最恐怖的野心家和最下流的说谎者!
颠三倒四、自打嘴巴
延安整风是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吗?延安整风据说是一次深
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是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那为什么60
年过去了,许多文件还不肯解密,而且还设置了许多禁区呢?原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
事、张闻天秘书何方先生便以为,这“其中必有问题,总有见
不得人的东西。”(《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P
211,利文出版社,2005年,香港。以下凡引本书,只注页数),
真是一针见血,一语道破了中共几十年来篡改历史、伪造历史的
卑劣行径。
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整风文献》,不管是最初的18篇,后
来的22篇,还是最后的27篇中,没有一篇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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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列宁的只有几段语录,斯大林的却有六篇,其余除了刘少奇
等人外,大部份都是毛泽东自己的私货。这些东西算得上马克思
主义吗?邓小平在40年后的1984年,这样告诉大家,“什么叫社
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
全清醒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P63)可就是这个“什么
叫马克思主义”也搞不清楚的邓小平,却在1981年主持泡制了所
谓《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面却肯定的
说,延安整风“这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收到了巨大的成
效。”真是颠三倒四,自打嘴巴。倒是胡乔木有时还讲点真话,
他承认延安整风以后,“党的理论水平越来越低,对马克思主义
的知识越来越低。”(P235)
整风是批苏联和斯大林?几十年来的神话之一:延安整风反
对把国际指示教条化和把苏联经验神圣化。毛泽东本人就一再
说,“整风实际上是整苏联的风,是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国际的错
误。”(P289)这是天大的谎言。因为当时整风的目的就是要学习
苏联,宣布的整风宗旨就是要建设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
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把斯大林的《联共(布)党
史》当作“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是学习的中心材料,这有
《整风文献》为证。毛泽东在秘密举行的西北局高干会上连续両
天讲解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12条。
当时延安主流和非主流各方,都把自已说成是忠于斯大林和
拥护共产国际的,例如周恩来在检查中就把莫斯科的一些错误推
到米夫之流“假国际”身上,为的就是保住自已拥护国际的立
60
场。同样,主流派也是用斯大林的教导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来批判
所谓教条主义宗派,1943年12月1日中央总学委发出的学习《反
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的通知,就完全是摘录共产国际领导
人的论述和语录。说“现在共产国际虽己解散,但共产国际领
导者们的指示原则依然适用,这些原则,完全与王、博路线的
机会主义相反,而对于我党中央的布尔什维克路线则是完全符合
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4卷,P143)总之,别人都是假的
共产国际、假的苏联拥护者,只有毛泽东、刘少奇们才是真的。
经过整风,对斯大林的崇拜更加狂热,“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
明天”的信念更加深入人心。(P274)
毛泽东们为斯大林的死而痛哭流涕
毛泽东本人是斯大林的狂热追随者,自称是斯大林的学生。
承认联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
军的司令部(1949年7月4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写给斯大林的《报
告》)。从1947年起,毛多次要求赴苏朝圣,登基大典后便迫不
及待地去莫斯科认祖归宗。从外交到内政、从军事到民生、从机
构设置到等级制度,无不以斯大林马首是瞻,甚至连出版自己的
《选集》,也要请斯大林派“专家”来指导,建政后更公开推行
“一边倒”政策。毛对斯具有极深厚的感情,以至对斯之死,如
丧考妣,极度悲哀。
50年代在苏联驻北京大使馆担任过秘书和参赞的奥·鲍·拉
赫马宁说:首先来到使馆见大使A·C·潘友新的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首脑周恩来,两个人痛哭流涕,只是在恢复常态后才开
61
始交谈,互通情报。稍后毛泽东在全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陪
同下也来到苏联大使馆。他竭力克制自己,不使激动情绪表现出
来,但是他未能克制自已。从其一切表现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斯
大林的逝世真诚地受到震撼。他热泪盈眶,而他的几位战友则公
开地哭了起来。(《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交往录》,P141)到
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时,毛更奋起维护斯大林,不惜和苏联撕破
脸皮。试想这样的铁杆斯大林分子会在40年代批判什么斯大林的
错误吗?
延安整风反对宗派主义(山头主义)了吗?延安整风是毛泽东为
其篡党夺权扫清障碍。故延安整风制造了更严重的宗派主义(山头
主义),打掉了别的宗派,剩下的是毛泽东派;铲掉了别的山头,
剩下的是毛泽东山头。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进入政治局常委后,靠权术、靠阴谋诡
计,逐渐掌握了军权;随后靠军权来排挤张闻天而夺取党权。本
来1938年扩大的6中全会已作出召开7大的决议,确定了议事日程
和代表选举办法,要求加紧准备工作,以便“在较短时期内召集
之”,但毛泽东却置书记处和政治局的历次决议以至中央全会之
决议于不顾,要求先统一思想再开会,要求开成无争论的“团结
的大会”,安排各地选派的代表参加整风学习和抢救运动。在旷
日持久的学习、反省、批判、整风、肃反、斗争、清洗、镇压之
后,到1945年才举行的中共7大,就成了个典型的宗派主义、山头
主义的大会。7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就是毛家班:清一色的老干
部,绝大多数还是职业军人,唯一的知识界的代表陈伯达也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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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补委员,他还是靠搞个毛泽东的人崇拜才发迹的。政治局13人
中的10人和书记处全部来自中央苏区。从此,毛泽东成了中共至
高无上的领袖,终身的独裁者。
8大仍照此办理,不顾党章规定、缺乏充分理由地拖了11年之
久才召开,已处在全面建设时期的8大,选出的领导机构还和七大
基本相同,全面排斥抗战时参加革命的所谓“三八式”干部,不
要知识分子和懂经济建设的人才参加领导班子。(P260-266)毛
大搞宗派山头的例子实在不胜枚举,如10大元帅中,8个出身一方
面军,二方面军“照顾了”个贺龙、四方面军“照顾了”个徐向
前。毛满口“五湖四海”,实际上任人唯亲。毛一生是党天下、
军天下、湖南天下、井冈山天下,文革中重用江青、毛远新、李
敏,更是走进了家天下的死胡同。
毛泽东是抢救运动的罪魁祸首
谁要对延安整风运动的罪恶负责?延安整风运动制造了无数
令人发指的罪恶,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9年)、韦君宜《思痛录》(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北京),
特别是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
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已对此有大量揭露。从毛泽东
的辩护士邓力群的辩护辞“甄别工作一直到7大前后才结束,没有
一个同志受到冤屈”(《党的文献》1992年第二期)中,亦可看出端
倪,既然没有“寃屈”又何来“甄别”?1991年北京公安部发出
《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宣布为王实味“平
反昭雪”,就是对邓力群一类的响亮耳光。胡绳主编的《中国共
63
产党的70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北京)却也承认“在延安
整风期间,曾一度出现‘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错误。1943年4月3
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要求在整
顿党的作风的同时,对全党干部进行一次认真的组织审查。《决
定》对敌情作了过分的估计。7月15日,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
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动
员报告,掀起了所谓‘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的过火
斗争,在10余天中造成大批冤假错案。”只是轻描淡写,一把抢
救运动时间大大缩短,二是把责任推给了康生。到庇谁要对这些
罪恶负责呢?
《党史笔记》用大量事实证明:毛泽东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毛自任总学委主任,直接抓整风审干。臭名昭著的抢救运动就是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动的,1942年4月7日毛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
在整风学习和检查工作中要审查干部,发现反革命分子加以清
除;6月19日在政治局指示“现在的学习运动,已在中央研究院发
现王实味托派。我们要发现坏人,拯救好人。要有眼光去发现坏
人,即托派、日特、国特等3种坏人”;还说过“要查清革命和
反革命两条心”、“要注意反特”。毛泽东在1943年8月8日《在
中央党校第2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说:一个2,500人的党校己
挖出250个特务,而且估计不止此数,“恐怕是250到350的数目,
还举了行政学院的例子说,“除了1个人外,教员、职员全部是特
务”,“学生中很多是特务,恐怕是过半数”(杨奎松:《延安整
风的台前幕后》)。毛泽东这种估数字定指标的做法,与后来三五
64
反中下杀人指标、1957年下抓右派任务,如出一辙。
王实味案是毛直接抓的第一个案子,毛是第一个诬陷“王实
味是暗藏的国民党的探子”的人,毛还说“王实味是托派,又是
特务”。毛诬良为奸,是几十年一贯制,终其一生都乐此不疲。
他诬陈独秀是“日特”,诬胡风等人是“反革命匪帮”,诬彭德
怀、张闻天“里通外国”,诬潘汉年是“汉奸”,诬刘少奇是
“叛徒、内奸、工贼”。胡乔木等人说“运动由康生发动和执
行”,欲替毛泽东掩盖和推缷罪责,可谓枉费心机。延安整风和
抢救运动的罪魁祸首是毛泽东,可谓铁证如山;毛泽东本人也供
认不讳:“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毛泽东是
中外古今最凶恶的迫害狂,是最野蛮的暴君,是最凶残的刽子
手。
其次是刘少奇,他是1943年4月28日成立的中央反奸斗争委
员会的主任,在肃反上直接领导康生、彭真、高岗等人工作。是
延安整风的第二号刽子手。彭真也是一个刽子手,1943年1月4日
作反奸肃反报告时,以中央党校破获“吴奚如特务案”为例,介
绍如何与反革命斗争的经验。他直接负责的中央党校就是重灾区
之一,邹凤平(四川工委书记)、危拱之(叶剑英夫人)、曾淡如(四川
省委妇女部长)等一大批人,或自杀或疯癫,都毁在他的手上,他
居然称“没有杀一个人,也没有毁灭一个人,这是一个很大的胜
利。”(P361)任弼时也算一个,1943年4月9—12日延安分别召开
中直、军直和边区系统各机关两万多人的干部大会,他代表中央
书记处作《特务活动和中央对特务的方针》的报告,号召“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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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途者”坦白交待,同时警告说,宽大政策的反面就是无情的镇
压,不愿坦白的人是在走一种自已毁灭的死路。(P343)虽今天读
之,仍令人不寒而栗,无比恐怖,如堕鬼域。
总之,毛泽东和他的一伙,即政治局、书记处、总学委的所
有成员,共同策划、指挥和领导了延安和各解放区的整风审干、
抢救运动,犯下了滔天罪行,欠下了累累血债,任何人妄图为毛
泽东们清洗手上的血迹,都一定徒劳无功。《党史笔记》是照妖
镜,照出了那些“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
“杰出的共产党员”原来是一批杀人如麻的刽子手、是卖国求荣
的窃国大盗、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魔、是最无耻的阴谋家、是最
恐怖的野心家和最下流的说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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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反戈一击
——龚楚将军10年祭
在龚楚将军逝世十年后的今天,重读他于1953年写的《我与
红军》和1971年写的《龚楚将军回忆录》,那字里行间透出来的
悔与恨、饱浸着的血与泪,仍如在眼前。他所经历的那个红色恐
怖,他所参与缔造的那个法西斯世界,如今不但没有改弦更张,
反而变本加厉。
龚楚从5个方面剖视共产党
龚楚(1901-1995),广东乐昌长来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失
望后转投中共,曾参加过南昌起义、湘南暴动、创建井冈山根据
地,是红四军和红七军的缔造者。他“怀着满腔的热情,抱着无
穷的希望”,为共产革命“出生入死,艰苦备尝”,但他看清共
产党之主义之虚妄、政策之乖张,作风之卑劣、手段之残忍后,
便于1935年毅然决然地脱离了他历经11年的革命生涯,投奔自由
了。
在龚楚将军逝世十年后的今天,重读他于1953年写的《我与
红军》和1971年写的《龚楚将军回忆录》,那字里行间透出来的
悔与恨、饱浸着的血与泪,仍如在眼前。他所经历的那个红色恐
怖,他所参与缔造的那个法西斯世界,如今不但没有改弦更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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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变本加厉。
龚楚将军在《我与红军·自序》中写道:“按照历史的文化
的背景和当时国内的情况,中国革命的唯一目的,是要从帝国主
义者与军阀统治之下觧放出来,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
真正为人民谋福利的新国家。千千万万的革命志士仁人所以茹苦
含辛、赴汤蹈火以求者,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的实现。然而,不
幸在中国革命运动过程中,中共的所作所为——就其革命理论,
革命策略,及其革命手段而言——据我11年长期身经目击而中心
所领悟者,中共不但没有实现这一目的的希望,而且与它背道而
驰。凡中共势力所到之地,虽表面上亲近民众,组织民众,而宣
传上更口口声声为民众解除痛苦;但实际上,只有使人民的痛苦
愈陷愈深,而去革命的目的愈离愈远。”(本文凡未注出处之引文
均出自《自序》)试看今天中国大陆数以千万计的下岗工人、失地
农民、失学儿童、因信仰而遭迫害的各宗教信徒,以及艾滋病患
者、氟中毒者和血吸虫患者等,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仍挣扎在
死亡线上,便知道龚将军这个“完全根据理智的观察与事实的证
明”而得出的结论,不但是千真万确,而且是有先见之明。龚将
军是中共阵营中最早的觉醒者、叛逃者和反戈一击者。龚楚从五
个方面对中共所作的剖析,至今仍有振聋发嘳的功效。
从地痞流氓到“利益分赃集团”
第一,中共的革命经典是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只是一个
社会病理学家”(孙中山语),用马克思治“西欧社会病和工业社会
病”的药方来医治经济落后的中国农业社会病,犹如把治“肥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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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的药施之于“贫血症”,不仅不能将病治好,反而要使病症
加重。共产党口头上挂着马恩列斯的教条,自命是“无产阶级政
党”,鼓吹“无产阶级革命”,纯属自欺欺人。据龚楚观察,在
共产党和红区中实在没有一个真正如马克思所谓的无产阶级者。
一定要说有的话,则只有那些游手好闲、不事生产的地痞流氓,
可当之无愧。这些地痞流氓也确实就是毛泽东所依靠的“革命先
锋”。龚楚所看到的苏维埃运动,就是把旧的地主恶霸打倒了,
而那些地痞流氓又成了新的地主恶霸;贫苦的农民更贫苦,而且
一批批的往军队里送,绝大多数都成了寃魂白骨。这种“无产阶
级革命”,除了将90%以上有产者变成无产者,而将极少数无产
者和流氓地痞变成新的统治阶级外,还有什么别的意义呢?这
“新的统治阶级”今天已经成了“分赃特权集团”,在无数冤魂
白骨上建造起来的无产阶级江山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父传子、
子传孙,予取予携的“党天下”和“家天下”。
始终是苏俄附庸
第二,“一面倒”这个词虽然是毛泽东在窃取政权后才提出
来的,但中共自成立之日起便向苏俄“一面倒”了,因为中共就
是苏俄用卢布催生出来的。俄国人所以要“援助”中国革命,目
的“是要找寻它的东方打手,要将充当帝国主义后备军的殖民地
转而成为自已的后备军的地盘。俄国人所需要的是可靠的附庸,
并非独立的中国。”(张国焘:《〈我与红军〉序》)但共产党人
可不管这些,为了向国民党夺权,便甘当苏俄走狗,当年苏俄代
表李特就是江西苏区的太上皇,“他的一句话,几乎就是一纸命
69
令。”一位中委对龚楚说:“没有苏联,就没有中国革命,我们
不仅要永远的向苏联学习,而且要永远的跟苏联走。”“斯大林
是永远没有错误的。”龚楚听后担心:共产党如果成了功,恐怕
中国也就“俄国化”了。竟不幸而言中,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
泽民、胡锦涛,一代比一代更投靠和依附俄国,胡锦涛除领土大
赠送外,更请俄军进来搞“联合军事演习”,把最后的国防机密
也卖光光。
杀人就是目的
第三,孙中山革命,倡导的是“平等”、“博爱”、“和平
奋斗救中国”。可是中共却从“仇恨”出发而以斗争残杀为手
段。毛泽东引黄巢、朱元璋、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等为同
志,把这些杀人魔王捧为革命模范人物,再加上苏俄的“无产阶
级专政”,中共便成了古今中外最恐怖的法西斯党,既以“杀
人”为革命手段,也将“杀人”变成革命目标。龚楚“曾亲眼看
到一个地主的全家大小受尽毒刑而卒至全被杀害的事实”。毛泽
东说:对反革命的宽容,就是对同志的残酷。可是,龚楚在11年
中所见,“他们对同志和反革命是一样残酷的。当某一个同志被
他们怀疑或对他们稍有不顺从的表现时,他们便毫无情感的立即
加以刑审或一杀了之。”如毛泽东杀何笃才(黄克诚:《黄克诚
自述》,P112—113,人民出版社,2005年,北京)、谭震林杀林
野。仅苏维埃时代,“自己人杀自己人,便杀了7、8万”。(《李
锐反“左”文选》)
第四,中共利用“阶级斗争”理论,在农村中煽动、制造仇
70
恨,凡生活稍富裕者即当作地主,虽只有1-20亩地,亦将之斗争
与杀戮,把土地产业充公。中共搞“土改”的目的,“不是为了
农民的利益,而是为了觧决他们政府和红军的给养问题和兵源的
问题。这一套残酷手段和欺骗行为,如果不是身历其境的人,真
是不易相信。”龚楚说:“在土改以后,当我看到农村的土地一
块块的被分割后,农民把所有的生产一担担的缴纳给红军时,当
我看到农村的人口一天天的减少而农民的体格渐渐瘦弱下去时,
这些事实便告诉了我,大屠杀、大流血的革命代价,只是换得了
穷和苦。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怎能再忍心盲从下去与同胞为敌
呢!”可见今日之所谓三农问题,并不是什么新鲜问题,而只是
共产党一贯以来利用农民、欺负农民、压榨农民、掠夺农民、愚
弄农民的反动政策的延续而己。
以恐怖手段维持统治
第五、龚楚指出,中共的革命,不仅是推翻现状,而且要
推翻历史。他们要将民族的文化完全摧毁而代之以“俄化”;
将民族固有道德完全摧毁而代之以“党化”。他们以“仇”代
“仁”,以“恨”代“爱”,使中国人的父子,兄弟,夫妇,朋
友、师生等,亲属的一切关系根本打破而代之以互相仇恨,互相
监视。“这种种的情形,我在苏区时,真是看得太多了。尤其是
男女的关系,根本谈不上情感。”
这段文字是龚将军在1953年写的,证之于其前后的中共所发
动的历次政治运动,尤其被邓小平称为“10年浩劫”的文革,不
能不佩服龚将军的英明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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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南央写的《我有这种一个母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
和编的《父母早日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香港),
中的主角范元甄,就是这样一个被党化的完全失去人类情感的畸
型“男女”。
李锐在1941年4月1日被延安保安处逮捕之后,与他同床共枕
3年的范元甄很快在党的启示下,相信李锐“的一切都是为了麻
痹”她,所以他要和他划清界限了。范在《日记》中写道:“我
真是对他毫无留念了。除了因为认识到他是敌人,一切都是欺骗
之外,整风是有莫大关系的。”(《父母昨日书》P348)夫妻
关系成了敌我关系。“他拖了我3年,给了我许多潜移默化的坏
东西,这固然是不幸。3年后的今天,竟得以解脱,倒也是件大
幸。”(同上,P350)恩断义绝,以与李锐分开为幸事。接着这
个满口“进步”、“革命”的女人,又很快投入乘人之危的伪君
子邓立群的怀抱,结果让人捉奸在床。
但范元甄万万没有想到,她这个对党无限敬仰、无限痴心、
灵魂加肉体都献给了“党”的女人居然也成了“抢救”对象。
在除了恐怖还是恐怖的气氛中,她只好“一下写了2、3万字的反
省笔记。”承认“我的思想还是国民党的天然同盟者”(同上,
P365)。应当承认,范元甄虽然给李锐父女甚至她本人带来了“无
穷灾难”,但她充其量只是个小奸小恶的人,正如朱正先生所
说:“比起她个人的责任来,时代、环境、制度这些要负更大得
多的责任。”(《父母昨日书·序》)
龚将军的忠告,象黄钟大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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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楚的高明仅在于他比别人更早地洞悉了其中的玄机,认清
了造成这时代、环境、制度的大奸大恶者之真面目,及早地抽
身,及早地反戈一击。
龚楚将军从他脱离中共到写《我与红军》,“事隔18年了;
这一股灾祸险恶的洪流,不但淹没了中国,而且正严重的威胁
着世界人类的生存。我回忆过去,瞻望未来,我仍然是不寒而
栗!”现在又过50年了,中国人民和自由世界人民依然在恐惧之
中。胡锦涛们一面高唱新三民主义,一面组建庞大的防暴警察部
队;一面重复“两个务必”的滥调,一面疯狂地掠夺;一面高唱
“和平崛起”,一面叫嚣 “以西安以东换取美国几百个城市的毁
灭”。那么龚将军“认清共产党的真面目而不再受其迷惑”的忠
告,仍象黄钟大吕,龚楚将军的英灵,也还无法安息。尚飨!
(2005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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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鲜”讲用教材:
“消极抗战”和“游而不击”
——《中国共产党70年.第4章》读后
一,“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都要批
同志们:你们认识李锐同志吗?李锐同志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
资深党员,他生于1917年,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以水电部副
部长身份兼任毛泽东主席的秘书,他的最后职务是中共中央组织部
常务副部长。他是中共12大中央委员,13大中顾委委员。
李锐在胡乔木同志鼓励和支持下,于1994年出版了1本书,叫
《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书中记述了1959年庐山会议
上毛泽东同志和林彪同志、彭德怀同志之间的一段精彩对话。
林:平型关吃了亏,头脑发热,是弼时作的决定。
毛: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
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
蒋、日、我,三国志。
……
林:百团大战是大战观念。
毛:3个师只有32,000人,号称48,000。当年打大战观念转不
过来,本应该分散发动群众。
彭:百团大战后才搞武工队,这一仗帮了蒋介石的忙,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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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整军有好处。华北会议斗了我,以后对纪律比较注意。
“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是我英勇的八路军在8年抗
战中仅有的两场抗日小战斗,原来都打错了,被毛主席批了几十
年。主席说,要保存实力,不要去充当抗日英雄;可是弼时同志
和德怀同志,还有恩来同志不听指挥,擅自组织战斗,打了,违
反了纪律,所以要批、要斗。彭老总给斗了30多年,最后给斗死
在窗户都被密封的黑古隆冬的牢房里。任弼时同志就运气好,没
挨斗,因为他死得早,逃脱了;恩来同志,主席虽然给他留了点
面子,不过也够他颤颤、惊惊、凄凄、惶惶一辈子了。至于英勇
的新四军,则是专门用来搞磨擦的,有个好听的名堂:叫“打击
顽固派”。“顽固派”者即打日本军的中国政府军——国军也。
你看革命样板戏、京剧《沙家浜》里的郭建光们,打的也不过是
胡传魁,是伪军,哪有一个日本鬼子?
二,我们就是“游而不击”
国民党攻击我们“游而不击”,亲爱的朋友,你们说对了。
我们就是要“游而不击”。否则我们如何落实毛主席“一分应
付、两分打顽、七分发展”的伟大战略部署?君不见我们的军队
由抗战初期的20,000多猛增到国共内战时的400多万,为迅速打败
蒋介石、夺取全国政权准备了多么充足的条件呀?
国民党说我们“游而不击”,我们就反咬他们是“消极抗
日,积极反共”,把“顽固派”、“投降派”的帽子先扣到蒋介
石头上,再大批特批;这叫“你说你的,我搞我的”。反正我们
搞宣传的本事比他们高明得多。当然这也并不妨碍我们把真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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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日的任弼时同志和彭德怀同志打成“帮了蒋介石忙”的罪
人。
朋友,你可能也知道1959年的庐山会议。但是,不知道有没
有人记得,在那年的7月17日,毛泽东刚刚收到彭德怀的《万言
书》的时候,他相当不平静地讲起20多年前的往事,也就是1937
年8月发生在陕北的“洛川会议”。毛忿忿地提起彭德怀的“历史
账”。
他说:在中共生死交关的历史时刻,彭德怀所领导的“华北
军分会,不同意中央的游击战方针”。
1936年的“西安事变”后,国共要团结抗战了。国民党不但
不再打共产党,而且要和共产党一起打日本了。这样,共产党既
免去遭国军军事围剿之苦,政治上也完全站稳了。但这“战”究
竟怎么“抗”,怎么才能使得共产党既得一个爱国好名声,又不
至于把自己千辛万苦保存下来的一点点本钱在抗日战场上拼光?
我军将领们的意见,就相当不一致了。
1937年8月22日在洛川县南90里的一个村庄召开了的一次为期
4天、仅有22人出席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会议
以当时的总书记张闻天的《形势报告》为开场,今天已被捧为伟
大的“革命家”、“理论家”张闻天的《文集》中,惟独没有把
这份《报告》收入,不知编者认为无关紧要呢,还是有意为贤者
讳?
在他的《报告》里,先把蒋介石如何仇视我党、如何背信弃
义指斥一通;最后建议说,中国共产党应该学列宁,学他在第一
76
次世界大战时的聪明绝顶的“一箭双雕”:让侵略者与统治者两
败俱伤。具体到中国么,就是坐看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斯杀。
毛泽东同志支持张闻天同志,强调一定要“冷静,不要到前
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的后
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
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托。只
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
取“最后胜利。”(戴晴:《翻案文章》)
三,坐收渔翁之利
在抗战最艰苦、最紧张的最后阶段(1941到1945年),毛泽东
同志置大片国土沦亡、人民被烧杀抢掠于不顾,把各根据地、各
部队的领导人全部集中到延安,旷日持久地学习、反省、检讨、
清算、斗争、清洗,为大树特树毛泽东的绝对权威而忙得不亦乐
乎。
尽管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寸步没有离开过延安,但这并不
妨碍我们骂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也不妨碍他自吹自擂,说他自已
是“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战争”的伟大领袖。
众所周知,我们描写“3年解放战争”的电影、电视作品车载
斗量,尤其反映辽沈、平津、淮海3大战役这样的大题材的大制
作,波澜壮阔、风起云涌、山呼海啸、千军万马、尸横遍野、血
流成河;英明神武的伟大领袖、开国的将帅、从龙的元勋,一个
个现身银幕、屏幕,形象高大,闪闪发光。
可是8年抗战,则只有《地道战》、《平原游击队》这类“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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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小打小闹的小题材;出场的也只是李向
阳、小张戛一级的“英雄人物”。即使是八个革命样板戏,打国
民党的《智取威虎山》也比抗日的《红灯记》痛快淋漓、情节曲
折、引人入胜得多。
无独有偶,我党的党史权威胡绳同志呕心沥血地写了1本《中
国共产党70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北京,以下简称《70
年》),其第四章叫《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章共65页,有关
抗战的只有11页,不足10,000字,占五分之一不到。大讲特讲的
是方针、政策如何英明正确;怎么样和国民党争夺地盘、争夺群
众;怎么样斗地主、分田地;怎么样扩大党组织、扩大军队和民
兵;怎么样开会、整风;怎么样“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
量、以待时机”,最后夺取江山坐天下之类。直接描述战争的就
少得可怜,这不能怪胡绳同志,我党我军在八年抗战中实在表现
奇差,乏善可陈。
四,“平型关战役”只是个小战役
《70年》在讲到我党、我军对日作战的战例时,也仍然只有
“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虽然被毛泽东同志批判了,还
得照讲,不然我党我军的抗战史就成了空白。那就不止遗笑万
年,那就遗臭万年了!
实际上,平型关战役只是个小战役,算不了什么“大捷”,
“歼日军1,000余人,击毁日军汽车100余辆,缴获一批辎重和武
器”而己。
对国民党方面,胡绳同志虽然已持开放态度,例举了忻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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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台儿庄、中条山、长沙、南昌、隋枣、桂南、枣宜、缅北等
大战役,似无掩人之功的意思。但对于规模比平型关战役大得多的
“忻口战役”,却语焉不详。还要加上“八路军3个师又配合国民
党军队”,“是国共合作抗日配合得较好的一次战役”的尾巴。
对比《70年》,1999年版的《辞海》(缩印本)就光明磊落得
多,兹录如下以供对照:
“忻口战役”亦称“忻口会战”,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战场的
一次著名战役。1937年10月1日,日军突破长城防线后,向山西
太原进逼。中国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和战区前敌总司令卫立
煌,在晋北门户忻口地区组织防御。13日,日军师团长坂田征四
郎指挥第5师团及关东军第一、第12师团和特种部队50,000人,狂
攻忻口西北第九军防守的南怀化阵地,军长郝梦龄、师长刘家骐
率军英勇抵抗,壮烈殉国。与此同时,坂田师团以其主力一部向
大白水猛攻,遭到阻击,战斗处于僵持之中。后因日军攻占娘子
关、阳泉、平定,忻口守军于11月2日撤出。此役消耗日军兵力两
万余人,中国军队也有较大伤亡。
《辞海》不回避被毛泽东同志定为“战犯”的阎锡山、卫立
煌的功绩,对国军也使用“英勇抵抗,壮烈殉国”等褒义词,而
且不硬作“八路军配合”之类的吹嘘,突显了编者的良知和勇
气。值得一赞!
五,数字说明问题
《70年》说我中共军民“消灭日军527,000余人”。这“消
灭”是什么意思?是单指“打死”呢,还是包括“打伤”、“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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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和“击溃”?如按死伤俘溃1比1比1比1计,我军打死的日军
顶多不过10万余名。
即使这个当年的统计还未有后来的“1亩10万斤”的严重失
实,也只占日军在中国战场总死亡人数的十分之一到二十分之
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大军教授统计的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死亡人
数是1,984,000人。而中共中央编译局根据日本人的资料统计出来
的数字,则是2,227,200人:其中伤1,172,200人,亡1,055,000人。
(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被掩盖的中国抗日战争真相》,明
镜出版社,以下简称《谜》)
日军在华毙命的129名将领之中,死于与我八路军作战的只有
3个,其余都是死于国民党的军队手上(中共中央编译出版社:《血
祭太阳旗》,1994年,北京)。
至于我军在8年抗战中牺牲的高级将领方面,《70年》仅能举
出左权和杨靖宇2个人。这与国民党方面有115位(据何应钦档案应
为206位)将领殉国,实在悬殊太大(《谜》P.393),胡绳同志只好把
狼牙山五壮士和马本斋母亲也拉出来凑数,把五壮士的姓名一一
列出以壮声势。
事实胜于雄辩,数字说明问题。所谓“中国共产党抗击着
60%以上的侵华日军和90%以上的伪军”(王首道:《忆南征》),
“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完全是胡说八道,是贪天之功为己
有,是对中国人民的欺骗和愚弄,是对为国捐躯的英烈们的极大
侮辱。
六, 谎言是不能持久的
80
虽然如此,《70年》还是说了一点公道话:
当时日本侵略者把国民党作为主要作战对象。正面战场无论
在战略上还是在战役上,都是抗击日军进攻的主要战场,国民党
军队曾先后进行了平津、淞沪、晋北、徐州以及保卫武汉等战
役,并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3个月灭亡
中国”的计划。
可见以前说蒋介石国民党“真投降、假抗日”,“积极反
共、消极抗日”,都是诬陷不实之词了。
惯于按毛泽东同志口味伪造历史的胡乔木同志,在为《70年》
写的《题记》中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还得作必要的增
补。”这是乔木同志高明之处,他是在这里埋下伏笔,预留退步的
意思。乔木同志也明白,谎言是不能持久的,他当然也知道林肯的
这么一句话:“你可以在所有的时间欺骗一些人,你也可以在一些
时间欺骗所有的人,但你不能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所有的人。”
七,题外话
1,那么我党我军在这八年抗战中是怎样发展壮大起来的呢?
谢幼田的《谜》作出很详尽的考证。谢幼田从公开出版的中共中
央文献、将帅回忆录、《毛泽东年谱》、《刘少奇年谱》、《彭
德怀年谱》等大量资料中披沙拣金、抽丝剥茧,破解了重重迷
雾,把被掩盖了的真相挖掘出来;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突破禁
区,把我们历来所宣传的传统结论都推翻了。在抗战60周年来临
之际,我们应该读读这本书,对认清我党、我军以及我们伟大领
袖、伟大革命家、伟大理论家们的真面目会有极大帮助。
81
2,北京路漫文化公司《讯息与服务》第41期透露:左权因被
诬为托派分子,屡经申诉而长期不得解脱,气愤难平,在战斗中
故意暴露在日军炮火下,以死示清白。
3,滇西保卫战是抗战中一个重大战役,是一场非常惨烈的
厮杀,中国军民在这次战役付出了重大牺牲。抗战史学家章东盘
同志在《凰凤电视台.锵锵3人行》节目中讲这段历史时,泪流
披面,感人至深。可我党却因为该战役是国民党组织和指挥的,
几十年来不许提及,流落该地的数以万计的抗战官兵,在历次政
治运动中也受到各种迫害,甚至被镇压;侥幸活下来的,也仍处
于极困苦之中,衣衫褴褛,虽8、90岁还在肩挑手做。胡锦涛同志
跑到莫斯科去慰问苏联红军二战老战士,和他们握手言欢,极尽
亲热;却置自己的国家功臣、民族英雄、抗战勇士于贫贱潦倒之
中,任其自生自灭,是何心肝!最近当地有关部门和一些同志冲
破各种阻力,编了1本《滇西抗战第一枪》,却因未提“我党”字
样,遭到刁难。最后编者只好于《前言》中加上“在中国共产党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推动下”,才得以通过,批准出版。现在已
出版的少量有关书籍有:
《滇西抗战第一枪——纪念滇西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文史
集》:云南民族出版社
《血色记忆——腾冲抗战见证录》(上、下):中国文联出版社
《溅血岁月》:云南民族出版社
《血路——修筑滇缅公路记实》:云南人民出版社
《松山作证——龙陵抗战专辑1-3》:云南民族印刷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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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文曾发表于《争鸣》杂志2003年12月号,今作补充修改
后上交中共中央宣传部,申请做为《三个代表和“保鲜”教育之
讲用教材》,敬希垂注。(2005年5月13日于酒香书屋)
跋:卢沟桥抗日纪念馆“百十人的单位有车20辆,最盛之时
干部都开公车回家,说是工作需要。我亲眼看见干部在办公室赌
博,没人管。有人自费出国7年了还在发工资。有人公款吃喝一
餐就够扬云峰1年的生活费。抗战馆还想在山东建宾馆、在美国
开饭店。抗战馆1年光招待费就有60万元!”这段话是从方军先
生《1931-1945亲历日本侵华战争的最后一批人(一)》之《世间
已无杨云峰》中抄下来的,以前在互联网上看过他的文章;看他
的书,这是第一本;但却看得我悲愤交集,让我想起先哲的一句
话:中国不亡,没有天理。杨云峰是29路军老战士,和日本鬼子
拚过大刀的,是抗日救国的英雄。可是,他用生命保卫过的国家
却对他冷酷绝情,让他流离失所、以乞讨为生、在饥饿和白眼中
含恨以终。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可以对日本战犯行仁政,对日本侵
略兵的遗孤关怀备至,搏得“人道之师、仁义之师、文明之师”
的美名,可是对打过日本侵略军的中国人却枪毙之、虐杀之、监
禁之、劳改之、批斗之、打骂之、遣送之、收容之、糟蹋之、饿
死之。本文曾承朱学渊先生推介、徐水良先生点评,以及一些网
站转载,特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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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八路冀先民没打过一个日本人
——从老八路回忆录看中共怎样“抗日”系列(二)
一,办抗日军政大学为了抗日?
冀先民,1925年生于河北省内邱,1938年参军。参加过“抗
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离休前任基建工
程兵水电指挥部副政委。
据说是“为了培养抗战军政人才”,中共决定在敌后各抗日
根据地开办陆军中学。抗日军政大学附属太行陆军中学,在1942
年初诞生了,校长由抗大总校副校长滕代远兼。
老八路军冀先民是太行陆军中学学员,陆军中学有6个学员队,
约800人,年龄大多在18岁左右,最小的才12、3岁,文化程度也参差
不齐。但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强烈心愿:学好本领打鬼子。
但打了几次日本鬼子呢?冀先民回忆说,1942年到1943年,
日寇调集重兵,对太行抗日根据地进行了6次大“扫荡”。每次
反“扫荡”,为了缩小目标,学校都让各队分散转移,分成排、
班、小组,与敌人兜圈子。两年中,他们经历了许多危险,其中
最难忘的有两次。
二,“扫荡”和“反扫荡”都如儿戏
第一次,“1942年5月下旬的一天,敌人来‘扫荡’。我和另
外两名同志组成的小组冲出敌人包围圈后,隐蔽在一个山洞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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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大半天时间,我发现山下没有敌人,决定下山去找水喝。走
到山下,我突然发现前面过来20来个日本鬼子。怎么办?我没有
枪,随身带的手榴弹又留在山洞里。我急中生智,用全身力气把
水壶向敌人投去。鬼子看到一个像手雷一样的东西飞过来,吓得
齐刷刷地趴在地上,一动不动。趁着这个机会,我转身拼命向山
上跑去。敌人虚惊一场,恼怒地在山上搜了一阵,见找不到我,
只好放了几枪悻悻地走了。”
“20来个日本鬼子”抓不住一个“小八路”,或者可以说“小
八路”很机智;但“20来个日本鬼子”都没有“大八路”去对付他
们,那你还相信八路军消灭和牵制了几百万日伪军的胡说吗?
“另一次发生在1943年5月。当时,我们班被敌人围困在一座
山上。班长陈旭东带着7、8个同志冲出了包围圈,我和邵英、高双
来3个全队年龄最小的学员被敌人堵了回来。敌人追得很紧,一个
鬼子兵伸手抓住了我背后的背包,我一边跑一边拉开胸前固定背包
的绳子,鬼子由于用力太猛,抓着背包摔了个‘狗啃泥’。”你看
这哪里像战争?以前有人说共产党卖国,我还不大相信;但你看看
这种简直是幼儿园小朋友玩“老鹰抓小鸡”的游戏,你还会怀疑共
产党、八路军和日本鬼子是合穿一条裤子的吗?
三,保存力量,溜之大吉
“到1943年下半年,敌人对我根据地的‘扫荡’更加频繁,
留在敌后继续办学困难重重。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党中央决定,
太行陆军中学从邢台浆水迁往陕甘宁边区。1943年10月下旬,我
们全校师生分两个梯队开赴陕甘宁边区。1944年4月,我们终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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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革命圣地延安。”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党中央命令我们重
返晋冀鲁豫根据地。9月10日,在中央党校大礼堂,受到了朱德
总司令的亲切接见。朱总司令对我们说:你们到前线后,要不怕
苦,不怕死。”
中国人民抗战最艰苦时期,中共党政军高级干部都在延安
“整风”,军校学生撤到陕甘宁去学习,“学习课程非常丰富,
除了军事课、政治课,还开设了普通中学的语文、数学、历史、
地理、自然、音乐、美术、体育等课程。”日本投降了,又从延
安返到晋冀鲁豫,不学习了,“11月21日,我们在新庆村举行了
毕业典礼,随后同学们被分配到各个部队工作”,开始上“前
线”、“不怕苦,不怕死”地和国军争夺抗战果实了。到底谁违
反双十协议、发动内战,朱总司令不说得一清二楚了?
四,“老八路”没打过一个日本人
这篇登在2005年8月5日《解放军报》上《亲历抗战:我在抗大
附中的“小八路”生活》的老八路回忆录,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
不但冀先民本人没打过一个日本人,而且他也没有看过或听过别的
八路军打过日本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八路军打日本”
的神话,终于在党喉舌的自吹自擂中,不知不觉地破产了。
毛泽东说过,“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该剥去”,如今神差
鬼使地报应到他那个伟光正的党和伟大的军队身上了,阿弥陀
佛!阿弥陀佛!(2005年10月31日于深圳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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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打日本人专杀中国人的八路军
——从《许世友上将回忆录》看“人民解放军”的本性
号称“解放”中国人民的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
从它建立那一天起,干的就是“杀人放火,资敌卖国”的勾当。
这可以从汗牛充栋的中共开国元勋、从龙将帅的《回忆录》、
《传记》、《年谱》中找到证据;《许世友上将回忆录》也正是
这样一本“不打日本人、专杀中国人”的自供状。
一,真刀真枪与日军作战的记述,仅占《回忆录》的百分之一
《许世友上将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北京)自序加
正文19章计382页,约36万字。《回忆录》由1927年初参加其家乡
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区农民暴动而成中共武装人员起,一直写到
1948年9月24日攻占济南止;其中涉及抗日战争的只有第12章,仅
15页,不及《回忆录》之二十五分之一;而描述正规军真刀真枪
与日本侵略军作战的不足4页,仅占全书百分之一。
第12章题目是《反“扫荡”》;其实,与其说是“反扫
荡”,不如叫“躲扫荡”。经1941年2月至7月和国民党的几次
战斗之后,中共在胶东可谓兵强马壮;新成立的胶东军区辖第5
旅,五旅指挥第13、14、15主力团,西海、南海、北海3个军分
区;胶东军区还直接指挥第16、17主力团,抗大胶东分校、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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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属队、东海军分区;再有数量庞大的地方武装。但胶东军区干
部会议却制定了“保存有生力量,保卫根据地,分散活动,分区
坚持”的逃跑主义方针,实行“敌人向东我向西,山峦沟壑任纵
横”,以冠冕堂皇的“分散坚持、目标隐蔽”来包装畏敌如虎、
资敌卖国的无耻行径。
胶东军区指挥机关率一营兵力在日伪的“拉网扫荡”中,来
回穿插,“行程200多公里,未损一兵一卒”,确实“高明”;然
而保土安民的责任只好去“他妈的”了。
1942年11月24日,“我第17团一部”破网而出,只伤了一名
战士。结果把2,000多人的莱、海、栖的群众扔在日军的包围圈
中。被日军抓获的五百多名群众全遭杀害,老弱妇孺,无一幸
免,这一惨绝人寰的“马石山惨案”实在应该记在共产党头上。
(第256页)
1942年11月28日,在日伪5千余人合围下,第16、17两个团,
由胶东荣成山区不战而逃,“以营、连为单位,化整为零,穿隙
插孔,破网突围”;可怜被抛弃的荣成山老百姓就遭了殃,300多
人全部被日军杀害。(第257页)
许世友作为八路军将领、后来的解放军上将,到底打了多少
日本侵略军?真是泛善可陈。通览《回忆录》,仅《自序:我的
军人生涯》载:1939年2月,在河北威县以预伏的方式,诱歼日军
一个加强兵中队,毙200人,俘8人。(第14页)许世友时任八路军
第129师第386旅副旅长。这是许部歼日军最多的一次战斗了,也
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战绩,所以在附录的《生平》中,又再提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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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437页)当然,这也是有水份的,刚刚好是200,不是199也
不是201?如果到日本阵亡将士录中去查,肯定没有这么多。共产
党说谎,真是到了令人绝望的地步:没有一句话是真的。
到山东后再也没有做过这样大的买卖了。1942年5月日军扫荡
胶东时,“我军指战员英勇还击,毙伤日军100余人”(第270页)
其余,1944年5月23日攻克日伪马连庄据点,歼日军18名、伪
军一部。(第265页)
24日围攻水道据点,经日本解放联盟人员喊话,“10名日军
士兵放下武器投降”,后偷袭爆破成功,“将负隅顽抗的日军(20
余人)全部歼灭”。(第266页)
即使这样歼敌数少得可怜的战斗也不多;所以非常珍贵,日
军伤亡数字都是以“个”来统计的。再不就是以“日伪”混计:
如1942年春,“歼灭日伪军3,200余人”;(第275页)
“在1943年反蚕食、反封锁中,作战975次,歼灭敌伪军
10,300余人”;(第263页)
1944年秋季攻势中,“共歼灭日伪军5,000余人”。(第267页)
鬼知道这里面有没有日军以及有多少是日军。
二,1937年前打中国人有劲
许世友打日本人虽然斯斯文文,温良恭谦让;但打中国人却
绝对心毒手辣。看看许世友在“八年抗战”前是怎么样和中国人
打仗的吧。
1933年10月,任中共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副军长兼25师师长的
许世友,率部在四川万源与以刘湘为首的20万四川军展开长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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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的坚守防御战,许世友指挥3个团的兵力,以数量上的绝对劣
势打垮了数量上绝对优势的川军。许世友身先士卒,在同敌人短
兵相接的、惊天动地的肉搏战中,把一把纯钢的、特制的龟头大
刀,砍得缺锋卷刃。战后,许以战功被提升为红四方面军第四军
军长。
许世友回忆说:“就我参加过的坚持防御而言,(万源)大面
山一战,规模最大,时间长,很残酷,以后再也没有打过那样的
仗。”(第8页)又说:“万源防御战,是我一生中经历过的一次规
模最大、时间最长、也极为残酷激烈的坚守防御作战。我军经过
(最后)70余日的艰苦奋战,挫败了刘湘主力十几万人的多次猛攻,
大量地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第195页)
为什么“以后再也没有打过那样的仗”了呢?为什么不打
呢?如果打日本人能拿出“有敌无我,有我无敌,誓与阵地共存
亡之志”,“上至军长下至战士,每人一把红缨大刀。情况紧急
时,管你师长、军长,八角帽往下一拉,带着部队就往上冲”(第
8-9页),恐怕日本人早就赶跑了,还要用八年?
1935年8月下旬,红军右路军走出草地时,许世友率红四军和
红30军一起,与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第49师鏖战2天2夜,最后拼了4
个小时的大刀,才把敌人砍光。(《回忆录》第10页)全歼胡宗南49
师,毙伤俘5千余人,攻克甘南重镇包座。这种“鏖战两天两夜,
拼4个小时大刀”的壮烈场面,在抗日战争中就绝对看不到了。
这个49师,“据说曾在上海与日军作战”,许世友也承认它
“还是颇能打仗的”(第10页),结果还是败在红军手下。可见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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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战斗力之高,远在日军之上。这一点也可以这样来推导:日本
从“九·一八”开始,花了14年时间都无法打败国民党;而共产
党只用了3年时间,就推翻了国民党;可见共产党确实比日本人更
厉害。只可惜这么厉害的战斗力并不用来打日本;而是要养精蓄
锐,保存实力;以至于要搞到化整为零、东逃西窜。以前说共产
党“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现在看来不对了,应该说是“内战
内行,外战更内行”。
三,抗战中打中国人还是有劲
第11章题目是《5个月反投降》,记述的全部是抢地盘、扩大
根据地,招兵买马、招降纳叛、扩充实力,打击和消灭蔡晋康、
李先良、洪彪、苗占魁、孙海滨、刘景川、郑维屏、张步云、厉
文礼、王二虎、于学忠、沈鸿烈、赵保原等所谓“投降派”、
“顽固派”的赫赫战功;由1941年2月至7月的5个月中,打垮赵保
原等部2万余,俘8千多人(第251页)而日本侵略军则一个也没有打
到。
1943至1944年间攻克祈格庄,歼赵部1,700余人。(第275页)
1944年12月攻打河源西沟,几乎全歼赵部两个团和2,000地方
武装。(第276--277页)
1945年,“我胶东军区集中5个团、4个营和一个炮兵营兵力,
在地方武装、民兵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下,自2月
11日至19日,首克万第,再战左庄,乘胜横扫五龙河两岸,共歼
灭赵逆8个团的兵力,总计12,000余人”。真是干凈利索、清脆玲
珑!(第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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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抗战以后打中国人更有劲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正在中共山东军区党校学习的许世
友马上来劲了,立即带领在党校学习的胶东地区干部,昼夜兼
程,“我纵马急驰,直奔胶东”(第281页),与国民政府争夺受降
权。许指挥胶东部队“解放”威海,攻占烟台,挥师平度。平度
大捷后,又积极组织和输送主力部队渡海进军东北。打了8年抗
日战争、牺牲了380万军队和115位将领的疲惫之师如何是养精蓄
锐、以逸待劳的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对手?
全面内战的1946年6月,许世友指挥胶东军区部队一举攻下胶
县城,消灭了赵保原。随后,相继攻克高密、即墨。在6月22日至
10月10日的3个月内,在即墨、城阳公路一线歼国民党王耀武军y
一万余人。
1947年1月,许世友任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2月参加
了莱芜战役。接着又在白马关打了个漂亮的阻击战。同年5月,
指挥华野九纵队参加了全歼国民党整编第74师的孟良崮战役,激
战到16日,国民党整编74师及整编第83师1个团32,000人全部被歼
灭,74师中将师长张灵甫被击毙。8月,又与谭震林一起,指挥4
个纵队又2个师取得胶东保卫战和张周、昌潍、兖州诸战役的胜
利,粉碎了“国民党对山东的重点进攻”。
1948年9月,许世友和谭震林、王建安一起发起济南战役。经
过8天8夜的激战,攻克山东省省会济南城,歼灭国民党军10万余
人,活捉王耀武。(国家数字文化网)
五,下山摘桃的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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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战最艰苦、最紧张的最后阶段(1941-1945),毛泽东置大
片国土沦亡、人民被烧杀抢掠于不顾,把各根据地、各部队的领
导人全部集中到延安搞整风、搞抢救,旷日持久地学习、反省、
检讨、清算、斗争、清洗,为大树特树毛泽东的绝对权威而忙得
不亦乐乎。
日本宣布投降时,中共竟措手不及。为了和国军争夺平、
津,再强占东北。共军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方针,必须
坚决堵住国民党军队北上。可是,当时各大战略区的领导人刘伯
承、邓小平、陈毅、贺龙、聂荣臻、林彪等高级将领都还滞留在
延安。“情况万分紧急,这些领导同志骑马或者步行到各战略区
要多长时间?有的要3个月到半年。时不我待,8月24日晚间,中
共中央、毛泽东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秘密让黄华与美军驻延安
观察组鲍瑞德上校联系,让他派一架运输机,然后又秘密通知在
延安参加‘七大’的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滕代远、薄
一波、张际春、陈赓、萧劲光、杨得志、邓华、陈锡联、陈再
道、李天佑、宋时轮、王近山、聂鹤亭、江华、傅秋涛、邓克明
20位我党我军高级党政领导和高级将领,次日上午9时,到延安
东关机场,不带参谋和警卫员,不准其他同志送行。”
这就是中共中央、毛泽东“为了争取先机,冒着极大风险,
以非凡的胆略和智慧采取的非常措施”——用美军的飞机把滞留
在延安的将领快速地运到前方去和国民党夺江山了!(王波:
《毛泽东的艰难决策(二)——中共中央发起解放战争的决策过
程》,第7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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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11天前毛泽东还把帮了他大忙的美国痛骂了一番。8
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说:“美国帝国主义要帮助蒋
介石打内战,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它的这个方针也是老早
定了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079页,人民出版社,1966
年,北京)
而后几十年,中共也一直指责美国支持“国民党政府企图垄
断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胡绳:《中国共产党的70年》,211页,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北京),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
“帮助蒋介石杀死几百万中国人。”(《毛泽东选集》第4卷,1443
页)。而绝口不提他们自己才真正是依靠美国人的帮助“发动内
战”、“杀死几百万中国人”的事了。
许世友虽然不在延安,但也是在“学习”,只不过是在山东
军区的党校里“学习”;为了争夺胜利果实,“我纵马急驰,直
奔胶东”(第281页)。“纵马急驰”4个字真是可圈可点,把许世友
们下山抢桃的急切心情表露无遗了。
中共党政军高级干部固然要躲到延安或党校去,一些根据地
的军校学生也撤到陕甘宁去“学习”,例如太行陆军中学,在
1943年下半年,敌人对根据地的“扫荡”频繁时,“留在敌后继
续办学困难重重。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共中央决定,把军
校 从邢台浆水迁往延安。“学习课程非常丰富,除了军事课、政
治课,还开设了普通中学的语文、数学、历史、地理、自然、音
乐、美术、体育等课程。”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党中央命令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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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晋冀鲁豫根据地。9月10日,在中央党校大礼堂,受到了朱
德总司令的亲切接见。朱总司令对我们说:你们到前线后,要不
怕苦,不怕死。听了总司令的话,我们备受鼓舞。”打日本时怕
苦、怕死,躲起来“学习”;日本一投降,就“不怕苦,不怕
死”,就不学习了;11月21日,匆匆举行了毕业典礼,随即被分
配到各个部队,开上“前线”和国军拚命、争夺抗战果实了。到
底谁破坏《双十协议》、发动内战,朱总司令不说得一清二楚
了?(《亲历抗战:我在抗大附中的“小八路”生活》,2005年8月
5日《解放军报》)
中共和毛泽东几十年来一直攻击蒋介石是“下山摘桃”,许
世友也大言不惭地说:“中国的反革命头子、独夫民贼蒋介石
却是另一副心肠。8年抗战,他躲在峨嵋山上袖手旁观,等待胜
利。”(第281页)但他的《许世友上将回忆录》却把共产党、毛泽
东躲在宝塔山上、坐山观虎斗,抗战胜利后却反咬一口、贼喊捉
贱的卖国行径、卑鄙伎俩、流氓心态刻画得玲珑剔透,纤毫毕现
了。
《许世友上将回忆录》也算是中国共产党自打嘴巴,叫人拍
案叫绝的杰作吧!(《自由写作》10期,2006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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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诚自述》泄露抢夺抗战果实天机
——中共是怎样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
今年是抗战胜利60周年,抚今追昔,真是感慨万千。看看战
败国日本,早已弃亚入欧,成了世界上第一等强国;中国是战胜
国,如今还处于分裂状态,中共统治下的大陆政治黑暗贪官遍
地、贫富悬殊民生凋敝、悍邻环伺国土沦丧、资源枯竭仰人鼻
息,弃自由民主之光明大道而就古巴、朝鲜叫化子之死胡同。何
以至此?就是因为抗战胜利后的和平建国希望为共产党所毁灭,
抗战胜利果实为共产党所篡夺。《黄克诚自述》泄露了许多天
机,值得一读。
一、不打日本人、专打中国人
黄克诚1959年在卢山会议上被毛泽东打成“彭黄张周反
党 集 团 ” 、 “ 军 事 俱 乐 部 ” 骨 干 分 子 , 备 受 折 磨 , 险 死 还
生。但毛死的时候,黄仍“深深地感到难过”,认为“我们
这 代 人 对 他 的 感 情 是 超 越 一 切 个 人 恩 怨 的 。 他 是 中 国 最 早
的 马 列 主 义 者 之 一 ” , “ 全 民 爱 戴 的 英 雄 ” 。 这 是 黄 克 诚
在1994年以来连印3次的《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
年,北京)一书中说的。这种矫情欺世、昧心盗名的受虐狂自
白,且不去管他。现在只来看看黄克诚在吹捧和自我吹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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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不小心地露出来的破坏战后和平、破坏国共和谈的马
脚是怎样戳穿“蒋介石从峨嵋山上下来摘桃”一类的谎言。
在 《 自 述 》 中 有 4 2 页 描 写 8 年 抗 战 , 写 的 多 是 搞 摩 擦 、
争 地 盘 , 建 立 、 巩 固 根 据 地 , 减 租 减 息 、 收 买 人 心 、 扩
大 武 装 之 类 ; 真 正 写 和 日 伪 军 打 仗 的 , 只 有 寥 寥 几 笔 。
黄 克 诚 领 导 的 新 四 军 第 3 师 在 苏 北 5 年 , “ 共 作 战 5 千 余
次 , 歼 敌 6 万 余 人 ” 。 这 6 万 余 人 绝 大 部 份 是 国 军 和 伪 军 。
1940年黄桥战役,消灭韩德勤第10常备旅和独立第3旅;
1941年的郑潭口和陈道口两役,又消灭韩部共2100人;1943年山
子头战役,再歼灭韩德勤总部及保安第3纵队、独立第6旅等;
1945年4月阜宁战役,歼伪军4千余人;1945年9月淮阴、淮安战
役,共消灭已改编为国民第6军第28师和淮安独立旅的伪军以
及保安团、常备旅等地方武装15000余人。至此,中共新四军的
抗日战争,到底在打日本人呢还是在打中国人?己一目了然。
《自述》说:“在红军改编问题上,蒋介石虽然不得不作
出一点让步,但他仍在暗中打着如意算盘,想借日军之手,消
灭八路军。但蒋介石这次又打错了算盘,他只想到八路军会在
对日作战中消耗掉;却没有想到我军会在战斗中越战越强。”
真是可圈可点。想借日军消耗掉对手的恰恰是中国共产党,
1937年8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上,
总书记张闻天作《形势报告》,他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应该学
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聪明绝顶的“一箭双雕”:让侵略者
与统治者两败俱伤。具体到中国,就是坐看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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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斯杀。毛泽东支持张闻天,强调一定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
充当抗日英雄”。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
“抗日成果”,去夺取“最后胜利。”(戴晴:《翻案文章》)
二、游而不击、坐收利
果 然 平 型 关 一 役 尝 到 了 “ 战 斗 打 得 异 常 艰 苦 , 我 军 的
伤 亡 很 重 ” ( P 1 7 4 ) 苦 头 , 因 之 受 到 了 毛 泽 东 的 严 厉 批 评 ,
而 且 一 批 几 十 年 。 在 1 9 5 9 年 们 卢 山 会 议 上 林 彪 不 得 不 把 责
任 推 给 任 弼 时 ( 李 锐 : 《 卢 山 会 议 实 录 》 ) 。 从 此 龟 缩 敌 后 ,
游 而 不 击 , 全 心 全 意 地 实 行 毛 泽 东 “ 用 一 分 力 量 和 日 本 周
旋 , 用 二 分 力 量 和 国 民 党 斗 , 用 七 分 力 量 来 发 展 自 已 ” 的
方 针 。 黄 克 诚 所 谓 “ 我 军 会 在 战 斗 中 越 战 越 强 ” , 并 不 是
和 日 本 人 战 斗 , 而 是 同 中 国 人 战 斗 中 才 能 “ 越 战 越 强 ” 。
《自述》用了35页描写所谓四年“解放战争”,比写抗战丰
富多彩、有声有色得多了。日本一宣布投降,黄克诚马上想到
“国民党军队主力尚在大后方,一时还来不及接管东北。我认为
这是我进军东北,开辟创建东北战略根据地的极好时机”。于是
黄就请中共华中局书记饶漱石给中央发电报,建议中央和军委立
即派大部队到东北去,不管苏联红军同意与否,都要下决心进军
东北,不可错过时机。因饶不同意,黄只好以自已的名义拍发:
蒋介石对我党谈判毫无诚意,只以和平谈判作欺骗人民、麻
痹我军、拖延时间之手段——到适当时机,和平压力无效后,即
以大军向我进军,以收各个击破之效。(P222)
欲 加 其 罪 , 何 患 无 词 , 是 共 产 党 的 高 招 ; 贼 喊 捉 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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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咬 一 口 , 更 是 共 产 党 的 绝 技 。 即 以 黄 克 诚 自 已 的 说 法 ,
“ 1 9 4 5 年 8 月 日 寇 宣 布 无 条 件 投 降 后 , 新 四 军 第 三 师 即 集 结
主力,准备担负机动作战任务,进入战略反攻。”这就是不
打自招了。日寇已宣布投降,新四军还向谁“机动作战”,
还向谁“战略反攻”呢?当然是同国军作战,向国民政府反
攻。8月26日开始包围已受国民党管治的淮安,9月6日打下淮
阴 , 9 月 1 8 日 “ 控 制 了 灌 河 两 岸 , 完 全 解 放 了 苏 北 盐 场 ” ,
9 月 2 2 日 打 下 淮 安 。 从 国 民 党 手 中 夺 到 了 大 片 土 地 , “ 创 建
了 苏 北 根 据 地 ” 。 这 就 是 共 产 党 的 谈 判 诚 意 。 ( P 2 1 6 - 2 1 9 )
该电报接着说:
政治上仍进行谈判,而军事上应集中主力进行决战。在决战
胜利之下,取得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有利于进行长期斗争。
军事具体部署上,我建议:
1,东北既能派队伍进去,应尽量多派,至少应有5万人,能
去10万人为最好。并派有威望的军队领导人去主持工作,迅速创
造根据地,支持关内斗争。
2,以晋、绥、察三地为关内第一战略根据地,应集中十万
主力,进行消灭傅作义、阎锡山、胡宗南之决战,达到控制整个
察、绥与西北部和太行山全部。
3,以山东为关内第二战略根据地,应集中15万主力,待敌人缴
枪之后,在济、徐、胶、海铁路线进行决战,达到控制整个山东。
4,其他各地区,则成为二大战略根据地之卫星,力求争取局
部决战之胜利,若不可能时,即以游击战争长期周旋(P22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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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贼喊捉贼、反咬一口
够了!这个后来官拜总参谋长的黄克诚,不愧是怯于外战
而勇于内战的高级参谋;在打内战中他是筹箸帷幂、决胜千里
的军事家。他明明看到“历经战争创伤的人民群众渴望和平,
需要休养生息,这是大家的共同心愿。”(P223)却偏偏为一党一
派甚至一己之私利而坚持战争,叫嚣“集中兵力进行决战”、
“以游击战争长期周旋”;一面建议中共中央调兵遣将,准备攻
城略地,消灭傅作义、阎锡山、胡宗南,一面却反咬“国民党
反动派无论如何不会允许我根据地人民群众安居乐业”(P223)。
黄克诚后来如愿被派遣带35,000人去抢占东北。“在进入东
北之前,我己估计到东北是国民党军队必争之地,我党中央决心调
大批部队进入东北,目的是为了日后与国民党军队决战。”(P
226)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在“政治上仍进行谈判”呢?究竟是
谁对“谈判毫无诚意,只以和平谈判作欺骗人民”之手段呢?
中共军队视日本人如虎,打中国人却特勇敢。黄克诚一到东
北就旗开得胜,1946年1月12日攻下通辽,歼灭了国民党收编的伪
军1,000余人和地主土匪武装一部。(P231)
3月14日苏军一撤出四平,18日黄克诚之一部就趁势攻占,俘
虏了几千名伪军(P234);请注意“趁势”两字,这分明是已经被苏
军缴械的伪军,所谓“攻入”、“俘虏”,无非是与苏军合演双
簧戏罢了。同日黄部攻克长春,歼伪军10,000余人,缴获甚丰。
4月28日又攻下哈尔滨,歼敌万余。
共军除在平型关以“伤亡很重”的代价歼灭日军1000余人
100
外,8年抗战中少得可怜的几次对日作战,都是小敲小打,歼灭
日军均以个位数、10位数计,即使“日伪军”混计,亦以千为单
位,《自述》中仅有之几例即是。但打国军,随随便便就歼灭个
几千上万的。黄部1945年11月13日前后到达关外,到1946年4月28
日,不足5个月,便毙俘“伪军”(己为国民党收编的或向苏军投降
的)2、3万人,真是战果辉煌。
四、破坏《和平协定》、独吞抗战果实
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在关内达成停战协定,黄克诚说:“我
不大相信国民党会真正停战。”(P235)实际上是共产党不肯停战,
毛泽东、黄克诚们以为,在八年抗战中耗尽实力、疲惫不堪的国
军,根本不是养精蓄锐、得到大量苏军武器装备的共军的对手。
毛泽东有诗:宜将剩勇追穷寇。黄克诚评曰:“实际上,简直是
‘大’勇追穷寇,其势如破竹。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P258)
胜利的果实可以毫无困难的独吞下去了,岂肯再与人分享?
中共有计划地破坏和谈、撕毁和平协议,还有许多证据,例
如毛泽东1949年1月14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就供认不讳:
“收到了您于1月11日发来的补充性电报,很高兴。在基本方
针上(破坏同国民党的广泛谈判,把革命战争继续进行到底),我
们同你们完全一致。”(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室,第45全宗第1目
录第330卷宗,P118)
至此不难明白: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一小撮的确是一伙谋
杀国民政府的阴谋家和不顾老百姓死活的窃国大盗。(《开放》
2005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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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敏“红军”也是杀人越货的土匪
——读傅国涌《发现廿八都》
傅国涌先生和谢泳、丁东诸先生是专门为自由主义知识
分 子 树 碑 立 传 的 年 青 学 者 , 但 最 近 出 版 的 《 发 现 2 8 都 》 ( 湖
南 文 艺 出 版 社 , 2 0 0 4 年 , 长 沙 ) 却 给 了 我 意 外 的 惊 喜 , 原 来
傅 国 涌 这 个 人 文 学 者 、 政 论 家 原 来 也 是 旅 游 散 文 的 高 手 。
傅国涌行云流水的文字,不但重现了28都这座浙江、福
建、江西3省交界的世外桃源美景,也搅动了千年古镇的血腥
记忆,这就是给古镇带来毁灭性打击的両次所谓“过红军”。
1932年4月间,方志敏领导的红军乘江西一个赣剧团在28都演
出1个月的机会,派暗探来侦察驻镇民团和自卫队人数、武器、行
动规律,同时也摸清了当地富户情况。红军暗探化装成卖水果、
剧团工作人员或观众,见楼上两边坐的女眷,手上带亮闪闪金镯
子的,就留心打听。1个多月后的6月28日,红军广丰独立团由团
长周良瑞、政委吴光丕亲自率领,会同游击队、花枪连500多人,
还有大批挑夫,星夜奔袭28都。由于民团和自卫队不堪一击,红
军很快便攻下了廿八都。这一仗除了枪枝弹药,红军还掠走大量
食盐、布匹、现洋等数万元的财物;中午时分,红军又把未逃走
的地主、商人及其家属,不分男女老少共200多人统统当作“财
神”绑架到江西去,让家人拿钱去赎,但有些人赎回来了,有些
102
人则被撕票,有些人更人财两失。看来所谓“杀害人质”并不是
伊拉克恐怖分子的发明,我们贵国的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早就
会了;只可惜当年没有“知识产权”的概念,而没有办理注册,
以致这个“发明专利”让外国人抢去了,真是可惜。有个叫金庆
康的,他当时在读小学,因为听到风声,全家逃到衢州去了,结
果他父亲开的商店里的货物都被搬空了。跟着红军来的广丰游
民,手上緾着红布,也跟着抢,连箩筐也抢。
同年9月5日,红军广丰独立团和闽北独立团又带着赤卫队、
花枪连第2次攻打28都。这次除打死守军30多人外,再绑架士兵、
地主和富绅30多人。繁华了几个世纪的富饶古镇从此萧条、冷
落。1933年慕名而来的郁达夫便目睹了这个“鸡鸣三省”古镇的
一派衰败景象。
28都故老对当时“过红军”的浩劫记忆犹新,《衢州文史数
据》对此亦有记载:
街上贴满了“打倒国民党!打倒土豪劣绅!”“工农兵联合
起来!”“列宁主义万岁!”等标语。镇上20多家大的商号店
堂,全被砸开,门板七零八落,柜台东倒西歪,箩筐队忙着装货
待用。有几个地主的家眷正在哭爹喊娘。
中共的历史说,方志敏的红军叫做“红军北上抗日先遣
队”,他在狱中写了本《我爱中国》,还做了首诗:“敌人只能
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
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
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所以很赚了些当年青少年的热泪,原来
103
也仍然是杀人越货、破坏稳定、破坏抗战的土匪。
当年红军的口号是“上等人一扫光,中等人不要慌,下等人来
相帮”。今年61岁的杨展三,他的祖父杨瑞球就是在“一扫光”之
列,第一次“过红军”时被“红军探子”夏娜妮用斧头劈死。但也
有人说夏娜妮只是流民,因为抢了老实农民许荣生的老婆遭杨瑞球
干预而怀恨在心,所以在6月28日那天跟着红军杀回廿八都报仇。
这个杨展三的父亲叫杨怡,做过国民党军事机场场长和航空
总站站长,中共为了窃取党国机密,派了个年轻清秀的女共产党
员去接近杨怡,这个女人就是杨展三的生身母亲。1949年,这个
女人穿上解放军军装做官去了,杨怡却被关进了牢房,他们的孩
子杨展三则进了孤儿院。在这个悲欢离合、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
中,中共党人的残忍党性和全无人性的本资,到得了淋漓尽致的
展现。尽管杨展三后来没有找到他的“母亲”,但我相信这个抛
夫弃子的狠心女人,在历次的运动中也决逃不出被载上“特务、
叛徒、走资派”的帽子而大吃苦头的报应。
共产党嗜杀成性,在夺权时杀人如麻,掌权后仍大肆杀人,
以恐怖手段维持非法统治。1949年以后,这个至今也不过3,000余
人的古老小镇,竟有86户被划为地主,未及逃走的就被枪决,人
数在30、40之间,不可谓不骇人听闻。中共反动派欠下中国人民
的血债,何时才能清算?
百孔千疮之残山剩水中,竟也浸润着这样多的伤痛、这样多
的悲怆、这样多的酸甜苦辣、这样多的罪恶,《发现廿八都》又
一次搅动了沉重而痛苦的血腥记忆。(《开放》2005年11月号)
104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怎样“解放”人民的?
——对“北疃惨案”的回顾和分析
今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79周年;人民解放军真的是
“解放”中国人民的吗?号称人民子弟兵的“人民”军队为什么会
用坦克和机关枪屠杀青年学生和和平市民?那么老八路孟庆泰的回
忆录就清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和它的八路军,以及由
这个八路军摇身一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与日本皇军是一丘之貉,
都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只不过他们比日本皇军更加凶恶、更加残
酷、更加暴戾、更加阴险、更加贪婪、也更加无耻罢了。
孟庆泰,1922年7月出生,1938年2月入伍,1939年9月成为中
共党员。据说先后参加过“百团大战”、“大同战役”等数十次
战斗,且得过八路军冀中军区的2等奖章和2等功各1次。最后职务
是北京军区后勤部副参谋长。
这个八路军战士孟庆泰回忆“1942年5月,日本鬼子集中优势
兵力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大扫荡。其扫荡规模之大,
时间之长,烧杀掠夺之凶残都是空前的”时说:为了“有效地保
存实力,我军部队进行了调整,非战斗人员化整为零,离开大部
队分散活动。我当时在冀中7分区卫生部供给股工作,组织上决
定让我和另一名战友分散到定县彭家庄一带,伺机掩蔽保存自
己”,最后躲到了“群众基础较好的定县北疃村”。(2005年6月27
105
日《解放军报》)
请注意,在日军“疯狂大扫荡、烧杀掠夺”面前,打着抗日
旗号的共产党和号称人民子弟兵的八路军,不是去打日本保护老
百姓,而是在“有效地保存实力”;八路军“大部队”即战斗主
力为了溜掉,为了溜得快、溜得利索,就把非战斗人员当作包袱
甩掉,交给老百姓去“掩蔽保存”。
结果老百姓付出了惨重代价,5月27日凌晨日本鬼子包围了北
疃村时,由于八路军主力部队避战,以至在日军重炮、机枪、毒
气弹打击下,非主力的“县大队、区小队”很快被打垮了,北疃
村村民遭到日军报复性屠杀。这就是著名的冀中“北疃惨案”。
根据河北省定县中共党史办公室统计,“北疃惨案”中被杀
害的群众、八路军战士(即和孟庆泰一起“化整为零”的战友)、
游击队员有尸体证明的达800多人,至于死在地道里找不到尸体的
尚不知有多少。整个村子200户人家,被杀绝的有2、30户,35名
妇女被强奸或轮奸,大量财物粮食被一抢而空。“北疃惨案”幸
存者、今年78岁的李庆祥一家8口中有4人死于这次惨案。(《新华
社》记者王文化)
孟庆泰侥幸“终于在北疃村东北角的一处菜园里找到地道出口
钻了出来”,“向北跑,渐渐脱离了险境”,“回到部队”;可见
“部队”离惨案现场并不远,只是隔岸观火、见死不救罢了!
为什么要“隔岸观火、见死不救”呢?这除了八路军畏日军
如虎之外,还与毛泽东、刘少奇指示有关。毛泽东说:“一些同
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人多占地,
106
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
国志。”(李锐:《卢山会会实录》)
刘少奇则说,“在强敌面前华北早晚要沦陷,我们不必去帮
国民党抵抗”。(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
善良的朋友!原来“蒋介石的国”不是共产党毛泽东的国;
抗战是国民党的事,不是共产党刘少奇的事;所以毛刘们就要
“让日本人多占地”、让华北沦陷!“多占地”、多沦陷者,就
是让日本人大杀特杀中国人也。毛泽东、刘少奇、共产党、八路
军才是“北疃惨案”的真正刽子手!
孟庆泰接着说:“回到部队后,同志们听我叙述了鬼子的凶
残和我脱险的经过,个个义愤填膺,纷纷表示要奋勇杀敌,为牺
牲的战友和乡亲们报仇”。一通“义愤填膺”之后,就不了了
之,没了下文;“奋勇杀敌,为牺牲的战友和乡亲们报仇”云
云,空话、废话、大话、假话而已;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它的八
路军所谓“英勇抗战”的光辉战绩,这就是自称“解放”人民的
人民子弟兵的无耻行径。
那么被共产党攻击为“消极抗日”的国民党军队,这时又在
干什么呢?1942年初,中国国民政府组建远征军赴缅作战,师长
戴安澜率领的200师万余人在东瓜战役中,面对数倍于自己的日
军,英勇奋战,击毙敌军5千余人,掩护了英军的撤退。当年4月
24日,戴安澜在收复棠吉的战斗中,亲临前线指挥,战斗异常激
烈,至午夜攻克棠吉。由于日军迂回包抄,戴安澜所部陷入日军
重围,在奉命撤退的途中,复遭日军重兵伏击,激战两天后,全师
107
伤亡惨重,戴安澜亦胸腹两处中弹,于5月26日以身殉国,终年38
岁。
国民政府为戴安澜将军举行国葬,全国各地的各界代表以及
当地军民1万余人参加了公祭。毛泽东亦送挽诗曰:“外侮须人
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
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
但就是这个毛泽东在1950年云南“和平解放”后即翻脸不认
人,对与戴将军共生死、同患难的抗战英雄实行群体灭绝,许多
人被枪毙,其余被劳改、被批斗、被虐杀,戴将军在昆明的纪念
塔和墓碑也被毁坏。(方军:《最后一批人》,cccv.com)
一方“游而不击、保存实力”,一方“虽战至一兵一卒”也
在所不惜;一方资敌卖国,一方浴血奋战。被攻击“搞摩擦”的
国军,主力在抗日的战场上;自吹“不怕牺牲”的共军,主力却
躲在后方。被攻击“消极抗战”的国军,有380万人牺牲在抗日
战场上;自吹“作了重大牺牲”的共产党,八年间武装力量却从
一万多猛增至300多万人(正规军加民兵)。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年发生“北疃惨案”的北疃村,即在
今之定州市西城乡;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继承当年皇
军未竟的屠杀中国人民的宏伟事业,中共定州市委书记和风同志
带领新时代皇军、皇协军300余人,在2005年6月11日凌晨4时——
也是在凌晨,勇敢地围剿、扫荡了定州绳油村附近的国华定洲电
厂灰场建设用地上聚居抗议征地的数百名村民,导致6名村民死
亡、数10人受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定州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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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和它的八路军,以及由八路军摇身一变的中国人民
解放军,与日本皇军原是一丘之貉,都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只不过
中国共产党和它的八路军,以及由这个八路军、新四军、中国人民
解放军,比日本皇军更加凶恶、更加残酷、更加暴戾、更加阴险、
更加贪婪、也更加无耻罢了。请看聂荣臻写于1971年11月28日的
《聂荣臻同志对林贼的揭发材料》:
1932年春至1936年5月,我同大叛徒林彪同在红一军团,他任
司令员,我任政委。在这一段期间,特别是在长征中,几个关键时
刻,林贼先是伙同教条宗派集团和彭德怀,后是与张国焘默契,反
对毛主席。1932年春红一军团成立后,毛主席率一、五军团南下,
入闽打漳州,整个战役都是毛主席亲自部署指挥的。打下漳州后,
在漳州、漳浦、石马一带筹款,执行主席指示的正确的经济政策,
商店没有关门的。比如,对陈嘉庚派款,他不愿交,我们只没收了
相当于派他款项的货物,公平合理,丝毫不加,陈嘉庚事后还说了
我们的好话。但在主席离开之后,林贼就支持红三军高自立等人在
漳浦地区搞过“左”的行动,对不愿交款的,拉到大街上非刑拷
打,说是给群众作个样子看看。弄得有的铺子关门,小资产阶级不
同情,甚至工人、农民也有疑虑,政治影响很坏。我提出要纠正此
种做法。林贼却支持高自立的做法,说不这样做就搞不到钱,没有
钱就不能打仗,置红军的政治影响于不顾。 (2006年“八一建
军节”前夕)
109
刘亚洲力证中国共产党假抗日、真卖国
—读刘亚洲《信念与道德》
现在还有多少中国人不相信中国共产党是“假抗日、真卖
国”,我没有作过社会调查,不敢乱说。但我可以肯定:大名鼎
鼎的刘亚洲将军大约已经明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
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所谓的“人民解放军”真的是“外战外行、
内战内行”的了。
刘亚洲同志2005年2月给空军部队昆明基地营以上干部做了个
叫做《信念与道德》的报告,刘亚洲到底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信
念与道德”?实在说不上来。有的恐怕也只是对得势者的肉麻吹
捧、对失势者的落井下石的跟屁虫本色吧。不过他倒说了一个很
重要的事实。他说:
1939年,我爸爸和家乡的6个青年农民一起参加了八路军。在
惨烈的孟良崮战役中,其它6个人都在这场战斗中战死,只剩下我
爸爸一个人。两年后,我爸爸担任了营教导员。打淮海战役,我
爸爸所在的21军187团在王塘阻击邱清泉兵团。仗打得真残酷。最
后守王塘的连队只剩下6个人。敌人潮水般涌上来。爸爸打开了随
身带了10年的一个小包裹,里面有奶奶给他做的一双布鞋。他舍
不得穿。他背了它10年,走了万里路。在这最后的关头,他想把
它穿上,一试,才发现两只鞋都是左脚!爸爸给我讲这个故事时
110
他笑了,我却感到心酸。我们的军队是多少由我爸爸这样的朴实
的农民组成的呀。多少先烈为了今天,在我们前头倒下了。
请可亲又可敬的读者先生或小姐阁下注意:刘亚洲同志的令
尊翁等7个青年农民是在抗战爆发后的1939年一起参加八路军的;
八路军,据说是打日本人的;然而,从1939年到1945年的7年间,
在据说是“与日本侵略者作浴血奋战的、殊死搏斗的、作出了巨
大牺牲的八路军”中,这7个人居然安然无恙,全身而退,“一个
也不能少地”活下来了。而被攻击为“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
国军,在这期间却有380万人牺牲在抗日战场上。
原来,“打着抗日旗号,在招兵买马、招降纳叛、游而不
击、专搞摩擦、不打日本、专抢地盘”,就是中共在抗战的8年间
能够把10,000多名残兵疲卒发展、扩张成300多万人的(100万正规
军、200多万地方武装)的奥妙所在。
抗战8年,是中国共产党和它的军队坐山观虎斗、养精蓄锐的
8年。在日本投降后,中共才开始下山摘桃,抢夺抗战胜利的成
果。中国共产党把8年中积攒的老本用到了打倒国民政府、推翻民
国政权的内战中,与国军大打消耗战。仅孟良崮一役,这7个人就
拚死了6个。
所谓孟良崮战役,是指1947年3月国共两军在山东的一场大厮
杀。据说是蒋介石先调集了整编第74师、整编第11师、整编第72
师、第5军、新1军、新6军等24个整编师,由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统
一指挥,进攻盘据山东的中共华东野战军。这当然都是共产党的
一面之词,实际上是中共为了要建立听命于莫斯科的独裁政权而
111
存心挑动内战罢了。黄克诚在他的《黄克诚自述》中,有着极精
彩的丑表功。
中共为了诱敌深入,主力后撤到莱芜、新泰、蒙阴以东地
区,让国军放胆前进,然后以华东野战军5个纵队的16个师共20万
人,在遍布国军内部之共谍配合下,于孟良崮地区以不惜一切代
价的人海战术,中央突破,分割包围,仅用3昼夜便全歼整编第74
师及整编第83师一个团共32,000多人;整编第74师师长、抗日名将
张灵甫阵亡。蒋介石调往增援的10个整编师,遭中共阻援部队的
阻击,最近时虽距整编第74师只有5公里却不能前进一步。(《中国
网》)
中共视日寇如虎,而杀中国人便这么高明!多么勇敢、多么
顽强、多么机智、多么辉煌呀,中共在八年抗战中可有过这样的
战例、这样的战绩吗?
淮海战役更惨烈,刘亚洲同志说:“我爸爸所在的21军187
团在王塘阻击邱清泉兵团。仗打得真残酷。最后守王塘的连队只
剩下6个人。”一般为120人的一个连队,死剩6个,95%都当了炮
灰,可真舍得下本钱呀!刘将军,您能举出八路军、新四军在抗
战中也曾下过这么大本钱的战例吗?
没有吧!相反的,在“保存实力、化整为零、深入敌后”的
借口下,避战、逃跑的例子,却不胜枚举。先举刘亚洲自己讲的
例子:“迟浩田副主席讲过一件事,对我印象极深。他说,抗
日战争时期,在胶东根据地,7、8个鬼子扛着太阳旗来扫荡,
三四万根据地军民在‘跑反’。狼撵羊嘛。”
112
请注意,这“军”就是八路军,即后来的华东野战军。这些
“羊”,2、3年以后变成了真正的狼,一口咬死3万2千多人。刘
亚洲说的“在外国侵略者面前是羊,在自己同胞面前是狼”,正
是可耻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
所谓“人民解放军”的真实写照。是刘亚洲力证中国共产党“假
抗日、真卖国”的第2个有力证据。
再举河北省定县的“北疃惨案”。“北疃惨案”,就是由于
八路军“大部队”即战斗主力为了溜掉,为了溜得快、溜得利
索,把非战斗人员当作包袱甩给当地老百姓“掩蔽保存”而引起
的。惨案中被杀害的群众、游击队员,有尸体证明的达800多人,
至于死在地道里找不到尸体的尚不知有多少。整个村子200户人
家,被杀绝的有2、30户,35名妇女被强奸或轮奸,大量财物粮食
被一抢而空。北疃惨案幸存者、78岁的李庆祥一家8口中有4人死
于这次惨案。(《新华社》记者王文化)
刘亚洲同志的奶奶给他的爸做的一双布鞋。他爸舍不得穿,
背了10年,打日本人的七年里没用,不是刘亚洲的令尊不想用,
而是共产党、毛泽东视日本人为亲人,不让打,用不上。
这有毛泽东的话为证:“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
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人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
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李锐:《卢山会会实录》)
有刘少奇的话为证:“在强敌面前华北早晚要沦陷,我们不必去
帮国民党抵抗。”(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还有《许世友上将
回忆录》、王首道《忆南征》等许多将帅回忆录、传记为证。到
113
了打中国人的1948年,刘亚洲的爸把这双鞋拿出来穿了,因为这
回是玩真格的了。
刘亚洲同志听了其令尊的话“感到心酸”,心酸什么?“我
们的军队是多少由我爸爸这样的朴实的农民组成的呀。多少先烈
为了今天,在我们前头倒下了。”
然而,我却感到愤怒!我愤怒像张灵甫这样没有死在抗日战
场的抗日英雄,却死在共产党的枪口下!
我愤怒的正是由他“爸爸这样的朴实的农民组成”的军队,
太好欺骗、太容易上当,才成了毛泽东打天下的炮灰,才成了邓
小平屠杀学生和市民的刽子手,才成了一小撮中共权贵集团的党
卫军。“多少先烈”的血白流了,今天的工人、农民、小知识分
子、普通战士、退复转军人,比6、70年前的他们前辈,过着更加
悲惨、更加贫穷、更加没有自由、更加没有尊敬的、连牛马猪狗
也不如的非人生活。
还是刘亚洲自己讲的:一个连指导员死在中越战场上,她
老婆只“拿到”了5分钱。刘亚洲也觉得心酸。有些战士家里很
贫穷,他们的遗书里面说,“如果我要死了,请公社给我家一头
牛;一个人讲,如果我死了,请把我的军装脱下来送到我家乡
去。我的兄弟都穿不起衣服。”这些东西看了以后,刘亚洲也觉
得“真是让人难受”。然而他又觉得“官兵们的精神象泰山一般
伟大”。
他谴责“中国宗教把老百姓变成了羊”,然而他又歌颂“潜
伏的100多个战士没有一个跃起来。原来他们全部被冻死了。至死
114
他们仍保持着战斗队形。”他为“刘国庚、崔国正、李国瑞”等
血洗天安门的所谓“烈士”大唱赞歌。士兵,以及学生、市民,
在他眼里仍然是“一堆数字”。他仍然把邓小平、江泽民这一类
独夫民贼捧上伟大教主的地位,让人们崇拜。
刘亚洲大谈民主的美妙,然而又说:“我国周围的国家纷纷改
变社会制度,变成所谓的‘民主’国家,俄罗斯、蒙古变了,哈萨
克斯坦变了。再加上原先的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再加上台
湾。这种威胁对我国而言比军事威胁更厉害。”民主——还要加上
引号,是为了与他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划清界线吧——对于中共
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分子、无产阶级贵族的刘亚洲当然有“更厉害”
的威胁,真的龙来,叶公只好钻到桌子底下去。
但是,刘亚洲终于说了几句真话,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总
是好事。这几句话再一次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确实是消极抗
日、积极卖国,食言自肥、残民以逞,无恶不作、血债累累的不
法集团。
115
中共在香港的颠覆基地
——香港达德学院60周年祭
中共统治大陆之前,曾充分利用香港的自由,培训人材,聚
集力量,进行颠覆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活动。由大批中共要人策
划主办的香港达德学院,就是这样一个“颠覆基地”。其旧址
马礼逊楼,被特区政府定为“古迹”。1996年出版的《达德岁
月——香港达德学院纪念集》,成为中共早就把香港变成“反中
乱港”基地的见证。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不接纳马礼逊楼拥有
人提出的反对呈请。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根据《古物及古迹
条例》于2003年10月31日宣布屯门何福堂会所内的马礼逊楼为古
迹。
马礼逊楼因达德学院而成“古迹”
何物马礼逊楼,威风如此?原来马礼逊楼乃蔡廷锴将军
(1892-1968年)之别墅也。然则蔡将军别墅被勅封“古迹”却不
因蔡将军,而是因该别墅在1946至1949年间,曾用作由周恩来和
董必武策划创办的名为“大专院校”、实是中共党工和特务训练
班之达德学院的校舍。于是,别墅矜且贵而为“古迹”焉。
书院成立于1946年,1996年是建校50周年大庆,为此广州中
116
山大学出版社精心编辑、隆重出版了1本纪念文集以示庆祝。纪念
文集的规格889mm×1194mm,1/16,11.5印张,精装,只印2,000
本,本人有幸得其一,弥足珍贵。可惜大水冲了龙王庙,这本20
多万字、图文并茂的《达德岁月》,不但打了中央政府羁縻办
事衙门大员的耳光,还打了驻香港大臣的耳光;不但折穿了他们
“香港从来是经济城市”谎言,还暴露了中共早年乱港和把香港
变成反中、“颠覆中央政府”基地的秘密。马礼逊楼见证了香港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所扮演的“政治城市”和“颠覆基地”的独特
角色。
周恩来和董必武策划在港创办特务学校
1945年上半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南方局书记董必
武,作为中华民国代表团成员参加讨论和签署《联合国宪章》的旧
金山会议。会议期间董约见旅美的原广东国民大学校长陈其瑗,
要求其回香港办学。1946年夏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
记、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也特别在南京向廖承志和中共广东
区委统战部长连贯面授在香港办“学校”之机宜。
陈其瑗返港后,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尹林平和连贯即为之串联
何香凝、李济深、蔡廷锴、丘哲、朱蕴山、许华生等人密谋建
校,并派中共党员黄焕秋“帮助”陈其瑗具体操办,又派中共党
员张琛为中共广东区委和陈其瑗之间的“联系人”,当时代表中
共中央领导华南工作的香港分局书记方方,则“表示支持”,决
心把学校办成“民主运动的据点”。
此外还有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付书记兼中共香港工委书记章汉
117
夫,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宣传部部长兼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秘书长
饶彰风,中共中央香港工委文委书记、后为中共中央香港工委书
记夏衍也插手过“创办”工作。可见中共对达德学院这个夺权据
点和把香港变成“颠覆中央政府”的基地,下了多大的本钱、作
了多么周密的布置、抓得多么的紧;同时也看到中共之组织是何
等之严密、何等之繁复、何等之庞大:南方局以下有广东区委、
香港分局、香港工委、文委,书记之外有委员、代表、另加“帮
助”人、联系人!1949年前中共组织在香港即有如此庞大规模,
如今又是何等阵势则可想而知矣;难怪有中共情报人员吹嘘说,
只要把中共党员名单公布出来,香港人就要吓跑一半,信不诬
焉!
看中共怎样在反中乱港
学院从1946年10月10日成立到1949年3月16日关门大吉,只办
了两年多;是因“政治问题”而被香港政府撤销注册。学校虽然
寿命短暂,却培养了大批革命英才,在中共夺权窃国历史上起过
重大作用,为香港在中国颠覆政府史及特务文化史上写下了光辉
的一页。
有什么“政治问题”?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是看校董会、行
政人员和教师中潜伏了多少中共分子;二看这些中共分子怎样反
中乱港。
学院董事长李济深,分裂党、分裂军队、分裂国家的武装叛
乱首恶分子,1932年伙同蔡廷锴在福建搞“闽独”,破坏抗战;
1949年后任北京中央政府副主席、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全国政协
118
副主席。
董事蔡廷锴,分裂党、分裂军队、分裂国家的武装叛乱首恶
分子,1932年伙同李济深在福建搞“闽独”,破坏抗战;1949年
后任北京中央政治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要职。
董事彭泽民、丘哲、陈汝棠、李朗如、李章达、张文、李伯
球等或为分裂党、分裂中央的分子,或为叛乱分子,1949年后分
别任中央政府委员、省长、副市长等要职。
行政人员中院长陈其瑗,是叛党、叛国分子,1949年后任北
京中央政府内政部副部长等要职。
代理院长杨东莼,早年从事颠覆政府阴谋活动,1949年后任
广西大学校长、国务院副秘书长等要职,以中共秘密党员身份潜
伏中国民促会,任其中央副主席。
如教导主任陈此生、总务主任杨伯凯、注册主任黄焕秋等,
1949年后都因功当了付省长、大学党委书长、大学校长等大小不
等之要职。
教师中千家驹,后来当过中国人民银行顾问;章乃器曾为粮
食部长;司马文森后当驻印度大使;宋云彬赏当浙江省文联主
席;余不能尽录。
搞恐怖活动,武装颠覆中央政府
中共反中乱港活动极为猖獗。学院还未开课,方方、连贯等
即与教师、学生中的中共党员建立组织、成立以地区和系统不同
的多个支部:有属于广东区委领导的广东支部,有属于香港工委
领导的香港支部,有属于广西省工委领导的广西支部;仅来自广
119
东兴上各支部的中共党员就有五十多人,还有来华东、中南等地
的地下党员以及单线联系的秘密党员20多名;仅中共党员即不计
团员和其他外围组织,便占当时180名学生的一半多;随后又成立
菲律宾侨生支部。1948年因党员人数激增而成立学院学生总支委
员会。到1949年,党团员总数达230人。教师中则设中共党小组。
中共党棍、特务头子和政要,轮番到学院上窜下跳,左右串
联,或点火于基层,或策划于密室。如乔冠华、潘汉年、尹林平、
方方、郭沫若、茅盾、曹禺、连贯、夏衍、冯乃超、饶彰风、柳亚
子、林默涵、邵荃麟、周而复、瞿白音、臧克家、林林、郑振铎、
叶圣陶、章伯钧、沈钧儒、黄炎培等均为学院常客。
中共在学院里鼓吹爱国爱共、“自觉接受中共领导”,严重
伤害港英政府感情;散布民主、自由、进步等自由化言论,出版
反动书刊,犯了舆论导向错误;煽动学生为“美军强奸沈崇”案
发通电、成立爱国运动委员会,把香港变成“政治城市”;放映
苏联电影《政治委员》、《七百年前》,勾结外国势力破坏香港
稳定繁荣;散发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反华文章、
要求重开政协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对中国政府说三道四、侵犯
中国主权;多次派遣大批学生到广东之东江、西江打游击,到粤
赣湘边、闽粤赣边、粤桂边、粤中等地区,搞恐怖活动,“参加
人民解放战争”,武装颠覆中国政府。
人口偷渡活动,送羊入虎口
在中共策划下,学院参与人口偷渡活动,1949年2月分批把
包达三、柳亚子、马寅初、陈叔通、傅彬然、宋云彬、叶圣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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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王芸生、曹禺、赵超构、徐鋳成、胡绳、侯外庐、千家
驹、许涤新、章乃器、章伯钧等一大批文化人、学者、教授秘密
送去北京,参加中共非法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结果是送羊
入虎口,致使其中之绝大多人惨遭残酷迫害,家破人亡,甚至死
无葬身之地;对中国之教育和文化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是可忍,孰不可忍!1949年2月22日,港英政府根据《再行修
订1913年教育条例》“教育司有权拒绝或撤销学校之注册或拒绝
学校之主管者或教师之施行该等有政治目的之教育”的规定,香
港总督葛量洪会同行政局下令封闭达德学院,而达德学院院长陈
其瑗则布告“自16日起全部停止办公”。
当年创办人和领导人之一的尹林平,晚年给在各个岗位的达
德校友写信说,“我相信大家都不会忘记达德学院这一短暂的光
荣的历史,也相信大家一定能够继续发扬达德学院爱国民主的精
神”;尹林平大约不知道,如今无论在中国、或是在香港,“爱
国”早已成了一小撮权贵分子、红色大肥猫和变色龙的专利品,
“民主”也早已和“自由”、“人权”、“选举”、“法治”之
类,一起成了违禁品,成了洪水猛兽,属于横扫严打之列。你们
的“短暂的光荣的历史”,成了历史的反讽;它只会让我记住你
们和你们“伟光正”的党杀人放火、制造恐怖、谎言欺世、过河
拆桥、祸国殃民、卖国求荣、贪污腐败的昨天和今天。如此而
己,岂有他哉!(《开放》2006年4月号)
121
甘当儿子党的卖国自供状
——评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给斯大林的报告
刘少奇写于1949年6--8月秘密访苏期间的《代表中共中央给
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是中共一伙出卖民族利益和国家
主权、甘当儿子党的自供状;是一篇卖国状,也是一篇卖身契。
《报告》从头到尾充斥着无比热烈的阿谀和奉承,洋溢着迫不及
待的叛卖和投靠。
中国共产党一贯标榜自己是怎样的“爱民族”、“爱国
家”,又是怎样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毛泽东甚至把
自己打扮成反苏反斯大林的大英雄。但是,谎言终究不能长久,
狐狸尾巴总有露出来的一天。中央文献出版社今年四月出版的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以下简称《文稿》),就露出许多马脚
来,把中共自己泡制的美丽谎言戳得个稀巴烂。其开卷的第一篇
即写于1949年6-8月秘密访苏期间的《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
央斯大林的报告》,就是中共一伙出卖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甘
当儿子党的自供状;是一篇卖国状,也是一篇卖身契。《报告》
从头到尾充斥着无比热烈的阿谀和奉承,洋溢着迫不及待的叛卖
和投靠。
“我们中共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的决定”
122
刘少奇秘密访苏,是受中共中央委托向斯大林汇报“中国国
内的情况”、请示今后的任务,以及外交方针;感谢“苏联给予
3亿美元贷款和派专家”并乞求更多的“支持和帮助”。(《毛泽
东传1949-1976》,P30,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北京)所以
刘少奇的《报告》首先就要确定苏中两党的关系:“毛泽东同志
与中共中央是这样认识的:即联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
部,而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根据局部利益服从世界
利益,我们中共服从联共的决定,即使没有了共产国际的组织,
中共也没有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如果中共与联共发生争论,
我们中共在说明我们的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的决
定。”(《文稿》P16)
其卖身投靠、其卑躬屈膝、其无耻下作,连与契丹“约为父
子”的石敬塘、对金国“世修子礼”的刘豫也难望其项背。中共
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们如此婢奴其身、甘为犬马的热情,连斯
大林都觉得难堪。斯大林在看了《报告》后教训刘少奇:“你们
在《报告》中说中共服从联共决定,这使我们觉得奇怪,一个国
家的党服从另一个国家的党,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是不许可
的。両党都要向自己的人民负责,有问题互相商量,有困难互相
帮助,谈不上哪一个服从哪一个。”(《文稿》P34)斯大林或许言
不由衷,但也不失冠冕堂皇。
当刘少奇把斯大林意见电告毛泽东后,毛泽东在7月14日的复
电中仍然声称:“你们关于两党关系的那种提法,是因为现在两
党间没有共产国际及情报局一类组织,而现在又不适宜恢复或建
123
立这类组织的情况下的一种实际上需要而非形式上需要的处置或
态度,这种处置或态度,不要采取任何文字的决议或记录,更不
应当向党内外宣布。因此,请你们和斯大林及马(林科夫)兄商量,
如果他们认为有必要的话,你们可以从书面报告中撤销那种提法的
文字,但我们实际上这样做,以利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以上是否
妥当,请斯大林及马兄决定。”(《文稿》P22)仍然痴心不改!
“党关系的提法不应当向党内外宣布”
“这种处置或态度,不要采取任何文字的决议或记录,更不
应当向党内外宣布”,这句话意味着毛泽东原来也还有点羞耻之
心,他们知道这种递表称臣是不齿于中国人民的,是见不得阳
光的;但是他们还是坚持“实际上这样做”,做了又不敢记录在
案,也不敢向党内外公布。由此可知他们为了能在苏俄庇护下做
儿皇帝,连最后的一点羞耻之心也抛弃了,成了一个纯粹的无耻
人,一个没有中国人气味的人,一个完全有益于苏俄的人。
究竟中共一伙还有多少“不应当向党内外宣布”的肮脏勾当
呢?以《毛泽东文集》为例,在40和50年代,多是2、3年或3、
4年就编1本,而1959年起,16年才编1本。《建国以来毛泽东文
稿》,1966年之前1或2年编1本,而1968年以后,8年才编1本。(何
方《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P556,利文出版社,
2005年,香港)《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收集的是刘在1949
年7月至1950年3月的文章,仅9个月,就有40余万字。考虑到毛
实际地位、权力远远超过刘,要写更多的批示、电报、文章,要
做更多的讲话。便知毛有太多见不得人的东西需要隐瞒了,例如
124
这封7月14日的电报。
毛泽东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曾让许多人为之热泪盈
眶。但是毛泽东却愚弄了中国人民,因为站起来的只有中共一小
撮,甚至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然而今天,毛刘们的《报告》、电
报又告诉中国人民,原来毛泽东也只不过是站在斯大林的裤裆底
下。正如鲁迅所哀叹,革命前我们是奴隶,革命后我们却成了奴
隶的奴隶!
毛泽东反对苏俄从东北撤军
其次,出卖主权以换取苏俄的施舍和保护。关于国民政府和
苏联政府在1945年8月所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俄的态
度是明确的。为了拉住中共以对英美的需要,在1949年2月1日到
访西柏坡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就曾主动告诉中共中央,
那个条约“是不平等条约”。2月5日,斯大林又在给毛泽东的电
报中重申了米高扬的基本观点:“中国共产党人掌权后,形势己
根本改变,苏联政府已经通过了取消这个不平等条约的决议,准
备一旦同日本签订和约,苏联就从旅顺撤军,自然美国也将从日
本撤军。当然,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苏联军队以立即撤出旅顺为
好,苏联愿意使中国共产党如愿以偿。”
可是中国共产党偏不领情,他们舍不得苏军“马上从辽东撤
出”,他们反对苏俄“撤消旅顺基地。”毛泽东说:“撤军问题
应该等到中国粉碎了反动势力,把人民动员起来,没收了外国资
本,并在苏联的帮助下把国家治理得井然有序时再来考虑。一句
话,等我们强大起来时,到时候我们要签订类似苏波条约那样的
125
互助条约。”(杨奎松:《毛泽东和莫斯科的恩恩怨怨》,P268,
三联出版社,香港)为了坐上金銮殿,毛泽东需要苏俄军事的保
护,虽为傀儡也在所不惜。
为苏俄侵略强盗行径唱赞歌
第三,刘少奇的《报告》为“苏联方面由此获得在中国的一
些特殊利益”的《苏中友好同盟条约》评功摆好,大唱赞歌。他
写道:“苏中友好同盟条约,在过去已给予中国人民很大的帮
助,在今后新的中国政府继承这个条约,对于苏中两国人民,特
别对于中国人民,将有更伟大的贡献。我们完全愿意继承这个条
约。”(《文稿》P15)汪精卫是公认的大汉奸,可是他敢向日本承
诺“我们完全愿意继承《21条》吗?”可是刘少奇们就敢。他左
一个“苏中两国人民”,右一个“中国人民”;其实他代表的不
过是投靠苏俄的一小撮无耻的汉奸。
以人民的名义出卖着民族利益、出卖着国家主权的毛泽东、
刘少奇们,为了压制广大人民的不满情绪,就不得不为虎作伥,
不得不为苏俄的野蛮侵略行径作辩护士。《报告》称,“在民主
党派及学生和工人中,有人提出苏联在旅顺驻军、蒙古独立及苏
联搬运东北机噐的问题。我们曾向这些人解释:当着我们自己还
不能防守自己的海岸的时候,如果不赞成苏联在旅顺驻兵,那是
对于帝国主义的帮助。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问题,我们说:蒙古
人民要求独主,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我们应该承认蒙古独主,
但蒙古人民共和国如果愿意与中国联合,我们自然欢迎。这只有
蒙古人民才有权利决定这个问题。关于苏联搬运机器问题,我们
126
说:这些机器是日本人的,苏联把这些东西当作胜利品搬走,去
建设社会主义,免得落在反动派手中用来反对中国人民,是完全做
得对的。以上这些说法,不知是否正确?”(《文稿》P15—16)
太正确了!亲爱的“达瓦尼死”刘,您是伟大苏联的最忠实奴
仆!您能不叫你“生身的父亲斯大林大元帅”笑逐频开、心花怒放
吗?斯大林所理想的世界共产主义,就是全世界都要归苏联统治,
而且全世界都得说俄语,用俄文。斯大林在战后某天得意洋洋地对
他的臣僚说:“俄国东边的情况非常好,千岛群岛现在己归我们
了,萨哈林岛(库页岛—引者注)完全属于我们所有了,你们看吧,
这有多么好!旅顺港是我们的,大连也是我们的,中东铁路也是我
们的,中国、蒙古这都没问题。”(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
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试想,如果没有中共一小撮卖
国贼充当内应,斯大林的宏图伟业能实现得这么圆满无缺吗?
毛共一伙和国民党争地盘时,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可是对苏俄却数百万平方公里亦在所不惜。道理很简单:只要有
土地在其他党派手中,中共就不能随心所欲地搞专政独裁;而半
壁江山沦于强邻,“儿皇帝”却照样有得做。就这么一伙里通外
国的民族败类,就这么一伙丧权辱国的卖国贼,几十年来却被捧
为什么“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甚至自称是“中
国人民的儿子”,真是厚颜无耻到了极点。
到处都是秘密党员的恐怖世界
第四,便是出卖党国最高机密。中共一伙虽然动辄把特务、
间谍、里通外国等罪名加在党员和人民头上;但中共一伙对苏俄
127
亲人却绝对坦白,是无事不可对苏言。“其中台湾,因为有国民
党军队作内应可能提早去占领。”(《文稿》P6)“现在政协筹备
会已组成,共有筹备委员144人,其中党员43人,肯定跟我们前进
的进步人士48人,中间人士43人,其中中间偏右者只有16人,在
进步人士中有15个秘密党员。共产党对政协筹备会可保障绝对的
领导。在筹备委员会中另组织常委会委员,委员21人,同样可保
障我党领导。”“筹委会已决定将来参加新的政协会议的党派14
个,代表142人。地区代表102人,军队代表60人,人民团体及少
数民族与海外华侨代表206人,总共45个单位,510个代表。代表
中党员将占多数。”(《文稿》P4-5)
不但在国民党和国军中有中共“秘密党员”,就是被共产党
许为“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各民主党派中也布满着中共“秘
密党员”。这些伪装成“进步人士”的秘密党员,也就是暗探、
特务或秘密誓察,至今50多年过去了,有的仍未现身。从而可以
联想到,现在曾荫权身边有多少“秘密党员”,行政会议、立法
会和街坊福利会,甚至某某社团里到底有多少“秘密党员”?国
民党、亲民党、民进党里有多少中共的“秘密党员”?中国人几
十年来就生活在这个到处布满秘密党员的人间地狱中,充分地享
受着没有不恐惧的自由。
有人说《蒙古秘史》的每一句话都是一篇博士论文的题目,
也许是夸张。但中共《党史》的每一个字都可以写无数的考古文
章,却是肯定的,因为整部的中共的《党史》只有3个字:假、
大、空。(原载《动向》2005年8月号)
128
请问胡锦涛:这一笔又一笔
血债何时能清还?
——读刘衡《我找到了邓玉麟将军的亲人
……邓家族90年风雨路》
率部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武昌首义元勋邓玉麟中将,救过
董必武的命,对共产党只有恩没有仇,但他在古稀之年却被共产
党以“组织反革命暴动”罪名处死,数百万家产被抄没;子孙两
代中,一个被打成右派分子、三个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三个被强
迫劳改,两个被逼终身未婚。中国共产党专门杀好人、杀自己
人,甚至杀救命恩人。50多年来死在中共屠刀下、监狱中、劳改
场里的,被逼死、被害死、被饿死的,包括中华民国党政军宪特
教及所谓地富反坏右在内的无辜者,总在七八千万之谱。请问胡
锦涛:这一笔又一笔的血债何时能清还?
一、辛亥革命首义元勋被中国共产党恶意杀害
由于孙武挨炸,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被杀,蒋翊武出
走,眼看武装起义就要流产。在这紧要关头,是邓玉麟临危不
乱,率部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1913年,邓玉麟领陆军中将衔,
任总统府高等顾问官;1925年,任北伐军左翼军第一路军司令,
129
攻荆沙,克宜昌,直抵长阳、五峰。以后脱离军界,先后创办
“辛亥革命烈士遗孤教养所”、“辛亥革命子弟学校”和“民生
煤矿”。1940年回到家乡湖北省巴东县,垦荒植漆,创办石桥小
学。大陆变色前,他拒绝去台湾。
邓玉麟与董必武是辛亥革命战友;国共战争期间,董必武在
武汉被当局追捕,是邓玉麟义无反顾,掩护他安全脱险,而自己
却被抄了家。
就这样一个反专制反帝制、一身正气、爱国爱乡、有恩于共
产党的辛亥革命元勋,却被共产党在1951年3月恶意地杀害了。罪
名是“组织反革命暴动”。这是共产党“欲杀其人,何患无罪”
的数以百万计案例中的一个典型案例。
1951年,邓玉麟已经是70岁的老翁了,可能“组织反革命暴
动”吗?如果他要反革命的话,有兵有枪的时候早反了,何至于
要在脱离了军界、隐居家乡10年之后再来反呢?
根据大量史料揭露,当时中共为了应付“抗美援朝”,一必
须靠大屠杀,营造恐怖气氛而稳定后方;二靠杀人掠财,支持庞
大军费开支。
邓玉麟的女儿邓锡琼后来说,她家被抄时,她已36岁,“对
被查抄的财物记得很清楚,有房产、历史文物、名人字画、红
木家具、景德镇仿古细瓷器、皮毛衣物等,总计在数百万元以
上。”仅革命文物,就有金质二等文虎章(上嵌6粒大珍珠)、二
等嘉禾章和大小纪念章若干;有将军亲笔写的回忆录3本,有与孙
中山、革命同仁合影照片100多张,以及来往信件和文稿等,这些
130
都是无价之宝!
这次叫做“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杀关管了300多万人,肉
体消灭了240多万。之前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已经杀了200多
万地主、富农。当然也“共”了许多财产——金银财宝、粮食土
地、驴马牛羊、娇娥美女。
二、中共故意杀人的罪恶,罄竹难书
刘晴初中将,参加过抗日第一次长沙会战。1940年因病回乡
休养,筹办实业、学校。1949年3月协助中共地下组织策动湘西
“和平解放”。然而,1951年3月18日,中共却以“反革命”罪把
这位抗日英雄、帮过中共大忙的早已觧甲的军人枪杀于湖南岳冲
刘家湾。
唐伯寅少将,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抗战中率部参加沪淞会
战、武汉会战、第一二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浙赣会战、常德会
战、长衡会战,屡立战功。1946年退役回湘。1949年3月受中共地下
组织策动出任中共华中局江南地下第四军副军长,4月参加程潜、
唐生智等人的“和平自救运动”,8月随程潜、陈明仁“长沙起
义”。中共在唐伯寅的入伙快3年的1952年2月21日,将他枪决了。
宋士台少将,在抗日正面战场指挥过多次对日作战,其中有
著名的南浔战役。日本投降后,宋士台解甲从商;国共内战中,
他拒绝出山。然而1953年,中共公开枪杀了宋将军。
唐、宋诸将军在抗战后即觧甲归田,根本没有在国共内战中
和共军打过仗,更没有在中共建国后从事什么反革命活动。中共如
此杀害国军抗日将士,只能解释为他们真的是个杀人放火的流氓集
131
团,他们确是为替日本亲人报仇而杀害我民族英雄的卖国组织。
许多和共军交过手的国军将士,也是在共产党“既往不究”
的信誓旦旦保证下才放武器的,结果也遭共产党屠杀殆尽;中
共的背信弃义是几十年一贯制的,一切善良的人们不可不知。
三、屈死鬼的墓竟是“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
《荆楚》、《中国红色旅游》等网站报导,位于巴东野三关
镇石桥坪村的邓将军墓,原来是湖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
统教育的基地”呢。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到了连滥杀
无辜都成了“爱国传统”的地步,这种的不要脸、这样的下流,
古今中外能找得第二例来吗?这是笑不出来的笑话呀。
最近巴东县筹资4万元,要重修邓玉麟将军的墓,说是因修建
于1983年的将军墓“年久失修,已出现多处裂口、塌陷,急需重
新修缮、绿化”云。这就奇怪了,邓将军是1951年被枪毙的,为
什么到1983年才修墓呢?可见原来并没有什么墓,只是到了邓将
军又有可利用价值的时候,才伪造了个“墓”。
邓玉麟的女儿邓锡琼说:她父亲被杀后,全家扫地出门,她
生活无着,只身来到武汉。1982年巴东县人民法院宣告邓将军无
罪时,“巴东县政府仅在给父亲修墓碑时,给了我四百元抚恤
金。这是每位死者家属都有的,而对被错误没收的家产毫无表
示。我向他们提过,他们说赔不起。”直到当过右派分子的《人
民日报》记者刘衡把邓家惨状写了简报登在1985年9月27日《人
民日报·情况汇编》之后,有关方面才在1987年给邓锡琼补助了
3,500元,让她搬进新屋。但以前没收的财物仍无一退还。
132
以前“党和政府”看着邓将军后人贫病交迫,而熟视无睹;今
天为了“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为了利用邓将军这“少
数民族(邓氏为土家族——武宜三注)的革命功臣、海内外知名人
士”来搞统战、搞欺骗,便大方得多了,居然一掷四万金呢!
四、 邓玉麟被恶意杀掉后,遗属、子女之悲惨遭遇
1,邓玉麟夫人徐风章(1886-1952),湖北武昌人,出身医
家。1911年经孙武介绍成婚。以后因将军长期奔走革命,时时在
京津沪汉间迁徙,生活十分不安宁。最后受将军被杀、全家被扫
地出门、子女四散之刺激,而绝望于1952年自缢身亡。
2,女儿邓锡琼(1914-1987),秉性脾气有乃父之风,能力超
过兄长,将军常携之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毕业于湖北武昌女子师
范,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抗战时避居乡间时,在将军创办的石桥
小学任校长。后又转至重庆、武汉任教。思想激进、左倾,参加
过民主同盟。在将军蒙冤被杀后的几十年,一直为其鸣不平。多
方联系董必武、陈荒煤及将军辛亥友人申诉,始终无所获。1957
年本因工作努力而被评为武汉优秀教师,反右时又因家庭问题而
划为右派分子,先后送至湖北沙洋农场和英山农村劳动改造达20
多年,每月仅发生活费14元。1978年“落实政策”回武汉第13中
学作退休处理,每月只领50.5角。由于终身未嫁,孤苦伶仃;患
有严重冠心病等,既没钱吃药,更没钱请人照料,1987年死于武
汉。共产党虽然为邓玉麟平了反,重修墓碑,并把他的墓当作宣
传“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的本钱,但却对他的女儿如此冷漠,
可见这个政权是何等虚伪、凉薄。
133
3,长子邓锡初(1912-1963),中学时代思想左倾,1935年
去延安的左派文人陈荒煤就长期住在他家。大学毕业后不愿混迹
官场,而在武汉既济水电公司、重庆药苗种植场、川康兴业公司
以及其父开办的企业中任职。1949年前后随父母蛰居乡间,一度
划为地主,1954年才得解脱,到上海与妻、子女团聚。失业3年,
1957年任教上海南洋中学。1963年冬突发脑溢血而死于讲台上。
4,大儿媳周修德(1913-),父亲从事鄂沪棉纱贸易,家境
富裕。嫁入邓家后,四处迁徙。1949年后更携部份子女和亲属离
开巴东,东逃武汉、上海。在上海以帮佣、洗衣为生。定居后再
接丈夫和其余孩子来上海团聚。在各类运动中以各种方法保护邓
家子女及亲属,由一个文弱千金变成一个体力劳动者。1958年后
为生活所迫,参加过海岛围垦、当铁路民工、缆绳加工等一系列
重体力工作。1972年由街道生产组退休。
5,二儿邓锡尧(1916-1977),上海光华大学肄业,当过一
般教职员。1951年在上海华东干训班无锡分校因病退学,到武汉
劳工夜校及小学工作。1963年因政治清洗,被送至湖北沙洋农场
劳教,至1977年病逝,终身未婚。
6,大孙邓中仁,1938年生于武汉。1958年高考,因家庭成分
而分配至青海大学,未去报到。文革中又因家庭出身,被厂方戴
上反革命帽子,文革后才给平反。
7,二孙邓中哲,1945年生于重庆。1964年中学毕业后,去上
海郊区农场工作。文革期间因家庭出身及政治陷害,隔离审查2
年,并被判反革命罪5年。解送安徽劳改农场前后10年,1978年获
134
平反回上海原农场。1982年才结婚。
8,三孙邓中宪,1956年生于重庆。1963年不能升高中,父亲
病逝后进上海建筑公司当泥瓦工。文革中受“内部带帽反革命”
处分。1978年改正平反。
总之,邓玉麟一家和中国人民一样,在中国共产党的血腥统治
下,没有安全、幸福和欢乐,只有苦难、悲哀和恐惧。邓玉麟一家
除邓夫妇死于非命外;子孙两代中,1个被打成右派分子、3个被打
成反革命分子,3个被强迫劳改,两个终身未婚。中国共产党对中
国人民除在吃穿住行和思想言论上实行限制、剥夺、压迫外,在婚
姻、爱情上也横施干涉、剥夺、压迫,如强迫右派分子离婚、不准
地富反坏分子结婚等,可谓丧尽天良、绝灭人性。
五、“中央曾发函追查过”吗?
刘老师写到:邓玉麟将军被杀、家产全部被没收后,“中央
曾发函追查过”;我完全不相信有这种事,这不是一生忠于眞实
的老记者刘衡老师说假话,而是由于中共有意放出的这种假消息
太迷惑人心。我否定中共“中央曾发函追查过”的理由:
1,如果中共“中央曾发函追查过”是真的,那以后就不会那
么样继续残酷迫害邓玉麟亲属了。
2,如果中共“中央曾发函追查过”是真的,那么就不会有全
国性的对旧中国党政军警人员的大屠杀了。有人查出1950—1953
年被杀的国军少将以上的将领、有姓有名的就有109位,这种杀害
一直延至1958年。文革中有没有在劫难逃的?还要再查。
我说过,中国共产党专门杀好人、杀自己人,甚至杀救命恩
135
人。有人可能会批评我故作惊人之语,危言耸听。其实不然,请
看铁的事实: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救过毛泽东的命,“横刀立
马”的彭大将军救过毛泽东的命,陕北的高岗、刘志丹也救过毛
泽东的命,可是这些人都不得好死。
刘少奇当年在长沙被捕时,杨剑雄救过他的命。1950年,当
湖南省宁乡县公安局长向刘少奇求证杨剑雄是否救过他的事时,
刘少奇的亲笔回信竟是:“既然杨剑雄是当地恶霸地主,请按党
的政策办理。”杨剑雄便只好被处决了。
邓玉麟救过董必武的命,结果也难逃一死,还祸延子孙。 武
宜三先生不学,“发明了”三条武宜三定律,其一是:“中国人
爱国没有好下场,中国共产党员爱党没有好下场;在中国共产党
统治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上爱党又爱国更加没有好下场。”
邓玉麟将军一家的血泪史又为本定律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有一个
靠骂美国来献媚取宠的左派分子在著名的极左派网站《环球视
野》上对我破口大骂,极尽泼妇骂街的能事,但对我的文章却不
敢引用,连题目也不敢写全,用“□□□”来代替邓小平、江泽
民、胡锦涛、温家宝,对我举出的无数事例也不敢有一句反驳。
武宜三今天在这里正式请教《环球视野》上的左派革命家和
伟大理论家们,你们能否举出一个“中国人爱中国,中国共产党
员爱共产党;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上爱党又爱国的中国人有好下场”的例子来?
请,请请!(首发《观察》)
136
一份珍贵的历史文本
——跋《蒋铮给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的信》
今天在清算毛共滔天罪行,要求平反冤案、追讨赔偿的同
时,更要注意发掘1957年的思想资源。认真梳理他们留下的文
本,发现他们思想的亮点,才是对他们最好的、真正的纪念。
新华社记者作为特务和暗探被派驻各地
右派分子蒋铮,是广西省平乐专员公署服务局科员。1926年
出生于广西省全县,家庭成分地主,本人成分学生。据他自己
说,“从16、7岁起即开始了一些革命活动”,曾在国统区参加过
反日斗争,1945年后又参加反蒋运动。1948年由华南跑到华北,
进入了共占区。1949年奉调南下广西省,同年加入中共青年团。
1957年,蒋铮给南斯拉夫驻华大使写了一封长达5、6千字的
信并让转铁托总统;而南使馆也回信给他说来信已转给铁托总
统了,并告知此信将付工人委员会代表大会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
者联盟代表大会讨论。这两封信,“经群众揭发”而“被迫交
出”。新华社驻南寕记者为此写了《专讯》,和这两封信一起登
在1957年10日23日的新华通讯社《内部参考》上。今天,人们应
该感谢这些作为特务和暗探而被派驻各地收集情报的新华社记
者,是他们为历史留下了许多珍贵资料,为清算毛泽东、共产党
137
的罪恶而保存了许多白纸黑字的证据。《蒋铮给南斯拉夫大使馆
的信》和《南使馆的回信》便是其中的两件。
新华社记者指“信中恶毒地进行反党、反苏并有意挑拨社会
主义国家间的关系,提出所谓‘第二条路线’的‘主张’”。50
年后,再来看看这封信,便知是非、黑白,是怎样地被颠倒了;
毛泽东的专制独裁统治怎样地扼杀人们的思想自由;中国共产党
反动派是怎样一步步地把中国和中国人民拖向灾难的深渊。
蒋铮为什么给铁托写信
蒋铮“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工作干部”,自幼接受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教育,当时他“感觉到非常苦闷,苦闷的主要原因
是:党所宣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实生活中所执行的马克思列
宁主义完全是两回事,中国共产党也常常拍起胸膛说自己是如何
如何地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但在实际执行中却是在
执行愚民政策,“常常是不惜欺骗自己也不惜欺骗别人”。正在
这时他读到铁托的《普拉演说》,他认同并确信中国共产党搞的
其实正是铁托所指出那样:“是走在一条死胡同里”的斯大林主
义。这是他给铁托写信的原因。
蒋铮根据他十多年参加“革命”经历和对马克斯主义的体
会,指出了在中共国内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的问题。如干部政
策、肃反工作以及农业合作化上的严重错误。
蒋铮认为,农业合作化破坏了农业生产力,是造成大饥荒、
饿死人的直接原因。1955年,毛泽东发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
题》之后不到1年,各地便以强迫命令的方式,把几乎百分之百的
138
农业户赶入合作社,实现了所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结果,第2
年许多地区便出现了粮食以及猪、鸡、鸭等严重减产,不少的农
民陷于饥饿之中,广西省荔浦县大塘区凤联乡凤凰坪屯72户309人
中,就饿死了9人,很多农民要逃荒。这种状况在广西省平乐专区
8个县160万人口地区范围内并不是个别的例子。但中共荔浦县委
书记王文陆却叫农民吃草根、树叶、山果之类的“代食品”。农
民恨之入骨地说:“原来是这样建设社会主义,是叫农民吃代食
品的。”
广西饿死人情况比蒋铮说的更严重
蒋铮毕竟只是一个科员、低级干部,不知道更多的“机
密”。事实上,广西省1956年饿死人的情况比蒋铮讲的更为严
重。新华社记者刘远修当时写了《广西省平乐专区和横县大批饿
死人的情况》,登在1957年4月16日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
上。刘远修指出,经广西省检查组两次调查,平乐全专区在1956
年1至7月间共有1,095人“因灾死亡”(其中饿死323人,与缺粮有
关而死的772人),因缺粮吃“代食品”致身体浮肿的5,885人;出
卖妻子、改嫁的1,363人,逃荒的8,475人;卖家产渡荒的15,776
人。死人以平乐、荔浦、富锺、贺县最多。横县因缺粮致死的
434人,自杀的38人,因吃“代食品”中毒和偷东西吃被打死的38
人,卖妻子儿女的105人,逃荒的3,734人,患浮肿病的9,350人。
刘远修说:“整个灾情的发展十分严重,不少人倾家荡产,妻离
子散,人民怨声载道。”
刘远修文章指形成灾荒的原因是:一、减产报增产;二、层
139
层加大粮食征购任务,平乐县采取捆、吊、脚踢、踩肚子、尖手
指、冷冻、饿肚、熬通宵等残暴手段逼农民交粮;另方面又克扣
统销粮;三、中共地县委压制群众和干部反映灾情;中共平乐地
委书记杨林在严重饿死人后说:死人不要背包袱。中共平乐县委
书记乔子久当着大家的面说:你们说饿死人,我问你破开肚子看
了没有?里面有没有大米?其毫无人性,竟至于此!
据刘远修文章透露,广西省不仅在1956年饿死过人,在
1954、1955年都饿死过人。如富锺县在这两年,因缺粮断炊而病
倒的就有1,292人。
同时,饿死人的事件不仅广西有,其它省份也有。1957年新
华社“保定4月17日讯”说,河北省“非正常死亡也在发生”。宁
晋县由1月以来非正常死亡事件有25起(自杀未死在内),在4月6日
的一个报告中,就有6起自杀事件,其中2起是因粮食问题而自杀
的(未遂)。
老百姓说:“共产党好是好,就是吃不饱”,“1957年,少
吃又没穿”,一个老农民白天打灯笼,以刺“共产党黑暗”。
(《政治学习》,1957年8期)
以谎言掩盖谎言,不断地制造灾难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后来也曾“严肃处理”过这个事件,罢了
中共广西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等人的官;《人民日报》也煞有介
事地发表《坚持同漠视民命的官僚主义作风作斗争》的社论。然
而替死鬼却是“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大幅度减产”。“提醒全
党吸取教训”,更是骗人鬼话。正如蒋铮所指出,这次灾难“是
140
那种政策执行的结果。对人民犯下的严重罪行。但是这些政策的
制定人与执行人至今仍然保留着他们在党内外的职位,仍然以种
种方法在巩固他们的统治。”这“种种方法”,说穿了无非是以
谎言掩盖谎言,以大谎言掩盖小谎言。其后果便是小灾难引出大
灾难。诡辩、推诿、嫁祸于人的结果,就使接着的3年人祸中饿死
4千万人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仍以广西为例,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换了韦
国清之后,死人反而更多了。继1958年年广西省炮制了环江
县水稻“亩产13万斤”等一系列牛皮后,1959年只好靠搜刮
农民口粮、种子上交,中共柳州地委第一书记贺亦然声称:
“不管死多少人,柳州地区也要争个第一!”韦国清则亲自
坐 镇 临 桂 县 指 挥 “ 反 瞒 产 ” , 结 果 “ 反 瞒 产 ” 成 绩 辉 煌 :
譬如龙胜县,1959年粮食征购数竟然高达1957年的3倍半!
1 天 不 到 4 两 粮 的 口 粮 的 农 民 , 除 了 饿 死 还 有 别 的 出 路 吗 ?
于是,仅环江县便饿死了3万多人。“不少人家绝户,不少村庄绝
村”,最后“出现活人吃死人、活人吃活人的事件。甚至街上有
人公开摆卖人肉。”柳州地区饿死16万,贺亦然果然创下了“广
西第一”!韦国清坐镇的临桂县五通镇,饿死了7、8千人口的三
分之一,100多户人家死绝。广西一共饿死了多少人?韦国清自
己承认是30多万,但广西公安厅厅长钟枫说,起码50万。(丁抒:
《大跃进和大饥荒》)四川、安徽、河南更是饿死人大省。四川省
饿死1200万人,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认可的数字。河南
省的信阳地区饿死人数,官方公布的是50万,但陶铸私下承认有
141
100多万。当时“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仅息县就有
639个村子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400多个。”“死
绝的户数,光山县就有5,007户,息县5,133户,固始县3,424户。”
什么叫“斯大林主义”
蒋铮认为以上的农村问题以及干部政策、肃反问题,都是执
行“斯大林主义”的结果。那么什么叫“斯大林主义”?蒋铮作
了如下表述:“斯大林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到胜利时期的特殊产
物,它是建立在个人专断独裁制度的基础之上,利用无产阶级以
及广大人民群众所取得的国家政权,运用强大的军事、政治、经
济力量和清一色的宣传机构。对内采取迫害异己、摧残忠诚于共
产主义事业干部的残酷手段。对外采取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侮辱
诽谤与个人意见不同的其它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办法,将个人意
志强加于其它人,其它民族,其它国家的头上。”
人们今天重读蒋铮的表述,能不佩服他的敏锐洞察力吗?自
从苏共20大谴责了斯大林之后,中共也跟在苏共屁股后面批了几
天个人迷信。但是发生匈牙利事件之后,“他们又害怕改正了过
去专断独裁的制度会巩固不了他们的统治”,中共在《再论无产
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公开表示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革
命分子为要打击我们的事业总是要向我们要求自由化”。这真是
“含血喷人”,中共、毛泽东将所有要求自由的人都看成了敌
人。
中共谴责斯大林之口沫未干,又开始大批别人的“教条主
义”或“修正主义”,企图将这些帽子强加于别人头上。“对现
142
实政治生活中的具体事实,一般都没有接触,或者是不敢接触。
由此可见他们在理论上的贫乏,政治上的软弱到何种程度?”蒋
铮认为,斯大林主义从“左”的方面来歪曲马克思主义,他们也
是共产主义的叛徒。
“一犬吠影,百犬吠声“
蒋铮的先知先觉,还在于一针见血地揭穿了中共宣传的实
质,不过是“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它除了个人和小集团的既
得利益之外,完全没有什么主义,也没有什么真理。例如“全世
界无产者团结起来”。毛泽东要的团结不过是:亿万人盲目地服
从他一个人底意志。虽然他也说过“真理越辩越明”一类的话,
但他却决不宽贷与他持不同意见的人。
对于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继续斯大林主义呢?还是放
弃斯大林主义?
为此蒋铮提出:“(1)如何正确地认识苏联及十月革命的问
题。(2)社会主义国家间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殖民
地国家半殖民地国家间的国际关系。(3)无产阶级专政与‘暴
力专政’的区别问题。(4)农民问题以及农业集体化的问题。
(5)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镇压反革命和进一步肃清反革命的问
题。(6)如何正确地发扬民主的问题。(7)如何正确的考察干
部、培养干部、提拔干部的问题。”
1957年的思想资源
然而,时间过去50年了,蒋铮指出的问题也还是没有觧决,
有许多实际上更积弊难返,病入膏肓。苏联和苏共虽然垮台了,
143
但斯大林主义幽灵仍然徘徊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斯大
林主义和秦始皇主义杂交出来的具中国特色的法西斯主义,依旧
奴役着、虐杀着13亿中国人民的灵魂和肉体。
当年受中共一小撮“打土豪分田地”的诱骗,中国农民为中
共夺权作了巨大牺牲。可是毛泽东一伙刚爬上金銮殿,就一脚
把农民踢下了18层地狱。毛共用城乡二元化的户口制度把农民绑
在土地上,让农民成了世界上最庞大、最下贱、最愚昧的农奴群
体,世世代代地为中共做牛做马。到邓小平把毛泽东的叫化子共
产主义变成权贵分赃的黑社会主义之后,被许为领导阶级的工人
也掉进了真正无产者的泥淖。暴力征地、野蛮拆迁,中国的工
人、农民,以及他们的子弟兵退复转军人,都变了一无所有的赤
贫。在贪官、奸商、学店、医霸的重重盘剥下,在官匪一家、人
祸天灾、环境污染的肆虐之下,中国人民的集体维权行动此起彼
落;一个偌大的中国变成了百孔千疮的垃圾场;变成了危机四伏
的火药库,变成了险象环生的火山口。
唯其如此,人们在50年后回顾当年那场祸国殃民的反右运
动,才能认清毛泽东、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犯下多大的罪恶。是毛
泽东一伙扼杀了像蒋铮、章乃器、罗隆基、储安平、林昭、冯元
春、陈奉孝、岑超南等一大批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自由、民主、
人权、法治、宪政的思想,镇压了黄万里、杨兆龙、曾昭抡、陈
时伟等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学者、专家,打倒了顾准、沙文汉等
一大批中共内有抱负、有理想、又内行的领导干部,才把中华民
族拖进了今天万恶丛生、万劫沉沦的深渊。(《民主中国》)
144
附:右派分子蒋铮给南大使的信及南使馆的回信
【新华社南宁1957年10日23日讯】广西省平乐专员公署服务局科
员、右派分子蒋铮(广西省全县人,地主出身,学生成分,1948年参加工
作,1949年入团),今年5月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写了长达五、六千字
的一封信寄给南斯拉夫驻华大使并转铁托总统。信中恶毒地进行反党、反
苏并有意挑拨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提出所谓“第二条路线”的“主
张”。6月18日,南使馆给他写了回信,说来信已转给铁托总统,并将在
工人委员会代表大会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大会上“讨论”,
“表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对这些问题的立场”。这两封信,是经群众揭
发于最近被迫交出的。下面是蒋铮给南使馆的去信和南使馆的回信。
一、蒋铮给南斯拉夫驻华大使的信
亲爱的大使先生阁下:
我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作干部,一个共产主义的忠
实信仰者,今年30周岁,从16、7岁起即开始了一些革命活动,过
去曾在蒋介石统治下的国民党统治区参加过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
战争的斗争,日本法西斯无条件投降之后,又参加过反对国民党
反动政权的斗争,1948年由华南国民党统治区跑到华北,进入了
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华北解放区参加了解放全中国的工作,
49年又奉调南下工作一直到现在。
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工作干部,自幼接受了一些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教育,这些年来我一直感觉到非常苦闷,苦闷的主要原
145
因是:党所宣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实生活中所执行的马克思
列宁主义完全是两回事,中国共产党也常常拍起胸膛说自己是如
何如何地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宣传到几乎令人盲目迷
信的程度。但在实际执行中却似乎是在执行“愚民政策”,常常
是不惜欺骗自己也不惜欺骗别人。
虽则他们在表面上也表现了十分谦虚,欢迎与己见不同的人
提供意见,实际上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对付与己见不同的人,
他们也有一套传统的办法,这一套办法是:在宣传工作上,在完
全了解某些典型意见(通常的所谓典型思想)之后,鼓励盲目追
随自己的群众,采取排斥异端的做法,进行群起而攻之的所谓
“批评”,他们对于这种批评有一个好听的名词叫做:“打击邪
气”。随后在组织上,在强调服从工作需要的前提下,利用组织
压力,进一步进行暗中的排斥与打击,将他们从这个岗位调到那
个岗位,从领导调到下层,他们对于这种在组织上的排斥他人也
有一个好听的名词叫做:“下层锻炼”。
这些办法实际上也并不是什么新的创造。稍熟悉中国历史的
人都会知道,这不过是从历代封建统治的经验宝库中拾来的一些
法宝而已,借此达到完全巩固自己的统治的目的。
自从1951年以来我个人由于在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上对某些领
导意见不合,而遭到以上那种暴力专制的排斥与打击,我没有随
波逐流,所幸他们始终排斥不了也打击不了我,我今天仍然存
在,而且还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格在国家机关工作。
当然这些年来我是感到非常苦恼,正当我苦恼的时候读到了
146
铁托同志在普拉发表的演说。我读完这篇演说之后,心情非常激
动,回忆十多年来为了追求真理所经历的痛苦历程,指望当今能
够正确地执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而投奔中国共产党,可是事
情的发展却不如人意,中国共产党并不完全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真理,他们在很多问题上由于接受了斯大林主义的影响,正如
铁托同志所指出那样:“是走在一条死胡同里”。
关于这些方面的事例,在对国际关系由于新闻封锁闭塞,我
了解的情况不多,不能作何意见,但在国内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
我多少是了解一些的,过去那些不了了之的问题比如干部政策上
的严重偏差以及肃反工作上的扩大化等等暂且不要去谈它,为了
节约篇幅起见简单地谈谈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错误就是够严重的
了。
在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发表之后,各地
好像是发了疯一样,以神秘的方式宣传社会主义高潮就要到来,
以强迫命令的方式在全体干部中进行了反“右倾”。在不到一年
的时间之内农村合作化的面,几乎达全国农业户数的百分之百,
他们满以为这样,社会主义的改造就算完成了,社会生产力就
会提高了,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那样,合作化后的第一年(1956
年)全国好些地区出现了粮食以及其他农村副业(特别明显地是
猪、鸡、鸭等)严重减产,生产力大受破坏的状况。1956年的春
天(也就是合作化问题报告后的8个月)不少的农民陷于饥饿之
中,在这个时候曾饿死了不少的人。我不久前去过的一个屯共72
户309人,去年由于饥饿致死的达9人,约占总数人口3%(这个屯就
147
是广西省荔浦县大塘区凤联乡凤凰坪屯),很多农民进行了从前少
有的逃荒(即逃避灾荒之意),携儿掣女逃往他处就食,当地农民
将去年合作化后造成的饥饿称之为“粮食灾荒”。
那些愚蠢的官僚机构以及官僚主义者对这种现状是熟视无睹
的。当灾荒严重农民进行逃荒的时候,当地中国共产党的县委书
记王文陆曾宣传叫农民吃“代食品”(即草根、树叶、山果之
类),农民恨之入骨地说:“原来是这样建设社会主义,是叫农
民吃代食品的。”
这仅仅是一个例子,这种状况在广西省平乐专区8个县160万
人口地区范围内并不是个别的例子,在去年的当时各县各地几乎
是同时出现了大批农民逃荒,这是那种政策执行的结果。对人民
犯下的严重罪行。但是这些政策的制定人与执行人至今仍然保留
着他们在党内外的职位,仍然以种种方法在巩固他们的统治。
对于这些不可容忍的现状,他们几乎完全丧失理智地解释为
个别的局部的或者是工作方法上的一些问题。为自已的错误辩
护,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解释与辩护不通的时候他们通常
爱援引一些哲学理论来加以申述,而申述的结果往往又将科学的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曲解成诡辩论了。
当理论上的事实说服不了别人的时候,往往就将问题发生的
根源归之于敌人的破坏。固然我们不否认敌人随地在伺机破坏我
们,但是并不见得每一个问题敌人都能破坏我们,敌人所能破
坏的只是那些问题的发展已造成了使敌人有破坏的可能条件的时
候,敌人才能进行破坏,中国古代名文学家苏东坡曾说:“物必
148
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简单地几句话,
指出了一些问题发生的真理。举世闻名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这样造
成的。如果没有使敌人有可能破坏的条件,敌人又何以能够施展
其挑拨破坏的伎俩呢?
革命的成果是在与敌人斗争中取得的,任何一个革命者都不
会害怕敌人的破坏与威胁,在许多问题上许多事实证实,敌人的
破坏往往是次要的,而内部的问题往往是主要的。当作那些大力
宣传敌人在破坏某些某些问题的时候,往往又是他们在某些问题
上进行对广大人民意志强力压制的前奏,接着来的便是将自己的
意见强加于广大人民的头上。他们常常大力责怪“有些共产主义
者在探讨苏联经验的时候也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到事情的次要方面
而忽视了事情的主要方面”(《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的主要原因也是如此,实际上是本身的问题,责怪别人也是责怪
不了的。
以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正如铁托同志所指出的是执行“斯
大林主义”的结果。虽则这一名词在我们国家内是禁止使用的,
但他已经形成了一套理论,一套组织机构,一套制度,一套工
作作风与工作方法。那么这个名词还是应该使用的,有的人认为
“斯大林主义”一词是共产主义的敌人故意制造出来的。我认为
这样的说法是不恰当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认识“斯大林主义”
的问题。
我没有机会读到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20次党代会上关于谴责
斯大林严重错误的《秘密报告》。而且接触到其他材料也很少。
149
从各国共产党所发表的一些评论文章看来,这个《秘密报告》好
像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作为非正式的文件而发表过的,但我们国家
从来也没有透露一点关于这些方面的材料,根据某些评论斯大林
的文章,以及我个人追随中国共产党革命十多年的体会,按照斯
大林惯于各种通俗公式表述一些问题的方法,关于斯大林主义也
许可以作为如下的表述吧!
“斯大林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到胜利时期的特殊产物,它是
建立在个人专断独裁制度的基础之上,利用无产阶级以及广大人
民群众所取得的国家政权,运用强大的军事、政治、经济力量和
清一色的宣传机构。对内采取迫害异己、摧残忠诚于共产主义事
业干部的残酷手段。对外采取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侮辱诽谤与个
人意见不同的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办法,将个人意志强加于
其他人,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头上。”
如果以上的表述不算是很错的话,这种主义执行的结果不仅
是已经造成了严重错误,而且也是极大的愚蠢。正如铁托同志所
指出的走向一条“死胡同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
将会给全世界进步人类带来了未来的无限美好前途的希望,全世
界的进步人们都渴望走向共产主义,这是没有什么疑问了的,
但是由于执行斯大林主义的结果,给人们的希望带来了严重的损
害,我认为这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致命的问题。
自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党代会上谴责了斯大林的严重错误
之后,一切似乎有所好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的苏联共产党表现了愿意改正过去一切错误的最大决心,苏联共
150
产党的这一态度曾大大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因此在我们国家也
出现了一些好转的气象,但是自从发生了匈牙利事件之后,他们
又开始有些害怕了,他们害怕改正了过去专断独裁的制度会巩固
不了他们的统治,在这点上中国共产党表现得相当突出。例如在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在解释了一番民主集
中制之后,就曾公开的表示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革命分子为
要打击我们的事业总是要向我们要求自由化”。这一含血喷人的
话很可以引用中国的一句俗话:“一条竹杠打死一船人”来加以
比拟,因为这样的谈话简直是将所有要求自由的人都看成了敌
人。还有一个地方性的省级报——《广西日报》曾将今年6月20日
周恩来同志访问苏联时在刘晓大使举行的宴会上赫鲁晓夫同志讲
话中的一句话:“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能像斯大林一样地战斗”,
作当天当项新闻的头号标题。这一些也就说明了他们并不是认真
地执行民主集中制,而其主导思想是害怕放弃了过去专断独裁的
制度会巩固不了他们的统治,因此从现在的情况看来一切也还没
有什么改变。在当前来说这也是一个致命的问题。
在我们国家公布铁托同志在普拉发表的演说,其目的也并不
是尽在宣传铁托同志所指出的某些真理。他们的主观愿望是想借
此展开一番批评,从现实发展的一些情况可以看到,刚不久谴责
了斯大林,可是口沫未干,他们又开始发怒了,那些拿高薪受豢
养的专业文人开始大作文章了。
根据我们国家的惯例:有关政治性的批评在《人民日报》未
表示什么态度之前,任何人、任何报纸都不敢表示什么态度的,
151
自从有关政治性的《人民日报》《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
验》一文发表之后,各报刊杂志的评论也就多了起来,但是他们
都没有独立的报格,都不过是作为《人民日报》的注脚而已。
这些文章我也大致地看了一些,大部份是在说别人是“教条
主义”或“修正主义”或则在解释什么是“教条主义”或“修正
主义”,企图将这些帽子强加于别人头上。对现实政治生活中的
具体事实,一般都没有接触,或者是不敢接触。由此可见他们在
理论上的贫乏,政治上的软弱到何种程度?其实谁是“教条主
义”谁是“修正主义”已很明白。翻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
史,除了第二国际伯恩斯坦之流从“右”的方面来修正了马克思
主义之外,到现在为止就只有斯大林从“左”的方面来修正了马
克思主义。那些从“右”的方面来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很多
早已变成了共产主义的叛徒了。至于从“左”的方面来修正了
马克思主义的人,很多仍在各国共产党中当权。这就是当前的现
实。
这些不负责任的批评用得着中国一句古话:“一犬吠影,百
犬吠声”,如果撇开其中带侮辱的涵义之外(因为说他们是犬是不
妥当的),也恰好是这种现实的写照。
全世界无产阶级应该团结起来。这里似乎用得着毛泽东同志
在十多年前所说过的一些话:问题是什么样的团结呢?现在的问
题是:□万人盲目地服从一个人底意志的团结呢?还是人民民主
的团结?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就不用害怕,一种不同意见的出
现就不会使“共产主义运动引向分裂”(见《再论无产阶级专政
152
的历史经验》),因为真理是从争论中求得的,要求进步的人都
会服从真理。
但是在现实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某些当权人物要求的是前
者的团结,我认为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这也是斯大林主义深刻
影响的结果。
为了制止这种深刻影响的继续发展,为了有效的反对斯大林
主义,和摆脱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当前
是非常有必要提出“第二条路线”的主张,号召国际共产主义者
深刻地考虑过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问题。抉择今后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的路线是继续斯大林主义呢?还是放弃斯大林主义?
在我个人方面来说:由于人微言轻,学识有限对国际事物了
解很少。因此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第二条路线,一时提不出
什么具体意见。根据个人参加革命活动十余年来的体验深深地感
觉到,按照现在某些领导所掌握的原则办事,不仅有很多事情办
不通,而且整个局势的发展将会愈来愈坏,这些原则一般都在斯
大林主义的影响下所决定的。这些原则上的问题是:(1)如何正
确地认识苏联及十月革命的问题。(2)社会主义国家间以及社
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国家半殖民地国家间的国际关
系。(3)无产阶级专政与“暴力专政”的区别问题。(4)农民
问题以及农业集体化的问题。(5)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镇压反
革命和进一步肃清反革命的问题。(6)如何正确地发扬民主的问
题。(7)如何正确的考察干部、培养干部、提拔干部的问题。
在以上问题中他们所规定的某些原则,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没
153
有什么问题,但往往在执行中就发生不少的问题,而且又是严重
的问题(固然这是和那一套臃肿不堪的官僚机构、官僚制度是分不
开的),因此在国际共产主义的“第二条路线”中不仅原则上应明
确规定,而且还应该将斯大林主义执行不通的原因予以揭发并加
严格地区别。
在他们发怒之余,当前又表现了一些清醒,据报载:苏联政
府表示了愿意与贵国政府改善关系。但在我看来这种清醒的程度
是很微弱的,他们以往和过去的统治者一样的犯了很多错误,在
改正错误这个问题上,从目前的某些表现看来,他们仍然和过去
的统治者一样,对于自己的错误是非常吝惜去改正的,他们害
怕改正了错误就会保持不了他们的权位,就会巩固不了他们的统
治。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不少的封建帝王当自己做了错事的时候,
下过很沉痛的“罪己诏”,虽则这是欺骗人民的,但究竟是公开
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他们在做了错事的时候却往往要将自己
的成绩大肆宣传一番这后方展开检讨,而在检讨的当时往往又不
敢将这些错误归之于整个领导方面,而将他归之于某些个人方
面,这就是一个例证。
南斯拉夫共产党以及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中作出了很大的成绩,南斯拉夫在国际活动中很活跃。同
时南斯拉夫首先看到斯大林主义没有出路,带头反对斯大林主义
的国家。不管过去某些人对南斯拉夫作了非常背叛自己良心的侮
蔑,但究竟谁是谁非,现在大家都看清了。现在当作那些斯大林
主义者尚未十分清醒的时候,南斯拉夫共产党及政府有责任有权
154
利向全世界无产者提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正确的纲领——“第
二条路线”的主张(叫这一名称也可以或则不叫这一名称也可以,
只要与现行的斯大林主义有所区别就行)。我作为一个在中国从事
共产主义活动的共产主义者,作为在中国目睹了“斯大林主义”
祸害的见证人,坚决支持和拥护你们的主张,并以能有机会履行
这些主张为人生的光荣事业。
敬爱的大使同志:这封信就写到这里为止,我衷心地希望在
可能的条件之下,这封信能转到敬爱的铁托同志那里表达一个中
国人对他的景仰,如果可能的话,我还希望能得到你们的回信,
我不会外国文,只能用中文表达我以上的意见。
我现在的工作地址是广西省平乐食品公司(不久将合并为广西
省平乐专员公署服务局)通讯地址是广西省平乐镇牛边街22号。
致以
崇高敬礼!
蒋铮 1957年5月14日
二、南使馆给蒋铮的覆信
敬爱的蒋铮同志:
你给我们大使的来信已经收到了,对于你在信中向南斯拉夫
领袖和南斯拉夫人民表示的情谊,谨致以谢意。
同时我们愿意通知你:来信所提的问题将在6月底召开的工人
委员会代表大会和本年11月举行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
155
大会上讨论。这两个代表大会将表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对这些
问题的立场。
我们已经遵照你的要求将来信及译文转给铁托总统。
随信寄上一些有关南斯拉夫的材料,今后我们将随时给你寄
上本使馆所发的中文材料。
此致
敬礼!
秘书V.达柯维奇
1957年6月18日
156
从《右派问题的改正意见》论证追讨
赔偿的正当性以及至少应赔五百万美元疏
中共几十年来的无法无天,无恶不作,杀人如麻,祸国殃
民,就是因作恶者没有被追究责任。一切政治运动的受难者、受
害人,都要理直气壮地对中共大喝一声:惩办为恶者!赔我的命
来!赔我的青春来!赔我的幸福来!赔我的钱来!
一、璀璨的明星因中共暴政而殒落
由于正在做反右派运动受难者名录的资料性工作,所以看到
石贝小姐《纪念父亲划右派50年》(《开放》2007年3月号)后,就
立即写信向她索取更详尽资料;结果不索不知道,一索吓一跳,
原来石贝的亲人和亲戚中竟有六个右派分子:她父亲欧阳静戈先
生及两姨夫嵇成武先生、杨烈先生,她3个舅舅梁其昌先生、梁其
田先生、梁其琛先生。
欧阳静戈: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归来的医学专家,民航
局民升医院院长兼外科主任。
嵇成武:福建农学院教授。
杨烈:上海复旦大学研究莎士比亚诗剧的翻译家。
梁其田:美资联恰公司上海“南京电影院”、“美琪电影
院”经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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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其昌:水产部高级工程师。
梁其琛:医学博士,上海第二医学院外科主任、教研室主
任,二级教授。
这是六颗璀璨的明星,六个民族的精英;然而明星因中共暴
政而殒落,精英为毛泽东阳谋所扼杀。6个原是美满幸福的家庭便
因此陷入了绝境,在18层地狱中受了20多年的煎熬:有的人给害死
了,有的人给逼疯了,有的人家散了,所有人的事业都被摧毁了。
其实,这样的例子绝不是个别的;为共产党夺权卖了大力
气、还牺牲了1个儿子的黄炎培老先生,不但有3个儿子、2个女
儿、1个外孙是右派分子,他自己在毛泽东眼中也是个不戴帽的右
派;至于夫妻联袂、兄弟同榜、父子同科,就更不胜枚举了。丁
抒教授在《阳谋—反右派运动始末》中就举了大量例子。
然而,这个犯下了对知识分子群体灭绝罪、制造了旷古未有
的大灾难的中国共产党,可曾作过一点反思么?石贝一字一字地
从空军后勤部政治部抄回来的《1979年政字第019号关于欧阳静戈
同志右派问题的改正意见》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这张由
空军后勤部副政治委员魏锦国等四人签署的文件,为认识共产党
政权的野蛮、残忍、血腥、无赖、死不认错的本质,提供了大大
有力的证据。
二、共产党为了掩盖一个罪行,而犯更大的第二个罪行
中共在三反、肃反中草菅人命、滥杀无辜,搞红色恐怖,早
已弄得怨声载道,天下沸腾。欧阳先生就是三反、肃反的见证
者、受害者;他亲眼看一个会计,明明“没什么问题”,但还是
158
要整他,把人逼死了,又“说他是畏罪自杀”。欧阳先生也是
无辜者,被“打成大老虎,除没强奸妇女之罪,什么罪状都有
了”,对他采取各种刑罚,不当人待,先是采用车轮战术,以后
又将他囚进牢内1个多月,一直不准和家里通信,四个人监督,
不准动,不准说话,1天只给两个窝窝头吃,只准大便1次,小便
两次,放风也不准,腿都肿了,也不准洗澡,4、5个人用1盆水
洗脸,还逼着12岁的女儿给他写信“劝降”。欧阳痛哭流涕地说:
“我幸运地还活着,而上海,重庆等地方都有我们的同胞死了。”
他感到共产党“对人民太残酷,对高级知识分子虐待”,整得“几
千几万”人,死的死,残废的残废,有的人得了神经病。“对运动
中把人关起来,抄家,他表示不满,认为违反宪法。”
毛泽东、邓小平、彭真一伙为堵天下悠悠之口,发明了一条
“攻击肃反”罪,把在三反、肃反中无辜被整的人通通打成右派
分子。欧阳静戈如是,《人民日报》记者部副主任刘时平如是,
《新湖南报》的朱正等十几个青年亦如是,无一幸免。结果反右
比“一团糟”的三反、肃反更糟糕,欧阳静戈“以后世世代代不
要发生这样残酷的事了”的希望不但落空,陆续发生的反右倾、
四清、文革、天安门事件、镇压法轮功竟一场比一场更残暴、更
血腥。至于私设牢房、严刑逼供,更是为堂而皇之的发扬光大而
成了今天的“双规”(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交待问题)、治理
天下的法宝了。
三、共产党死不认错
空后政治部在这张《关于欧阳静戈同志右派问题的改正意
159
见》中对“欧阳静戈同志在三反,肃反中被审查,被关押,被抄
家,降低了职务待遇,并没有查出什么重大问题”,只承认这些
是“错误作法”、“违反政策”,而不承认违反《宪法》,违反
人权;既不道歉,也不赔偿。最后还坚持欧阳静戈本身“有怨
气”,“对三反、肃反运动发表了一些错误言论”。无非告诉
你:你罪有应得!过去整你,是党对你的教育改造;今天纠正
你,是党对你的宽宏大量;雷霆雨露,皆是党恩,藤条下面乖儿
女,天下无不是父母;所以赔偿固然免谈,道歉也莫妄想。
君不见199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央统战部《关于爱
国人士中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对章伯钧、罗隆基、彭文
应、储安平、陈仁炳“不予改正”的理由居然是他们“顽固不化,
死不认错”么?真是颠倒黑白!事实上包括邓江胡温在内的、所有
对中共历史稍有认识的人形物体都能明白,这世界上最“顽固不
化,死不认错”的恰恰就是中国共产党本身。邓小平处理天安门事
件“一步不能退”的原则,就是这一伙窃国集团对承认错误的恐惧
心理的最佳表白。难得一见的空后政治部这一张《关于欧阳静戈同
志右派问题的改正意见》便又一次证明瞭这一点。
四、必须追究为恶者的罪责,才能阻止罪恶的不断产生
追究为恶者的罪责,包括两个内容:
一是中共当局必须承认错误,向受难者赔礼道歉,惩办为恶
者;中共几10年一贯制的无法无天,无恶不作,杀人如麻,祸国
殃民,就是因作恶者没有被追究责任,他们不但无罪、没有得
到惩罚,反而有功;毛泽东固然还霸占着天安门广场那块风水宝
160
地,邓小平、彭真、罗瑞卿、李维汉一帮刽子手也永享尊荣,世
袭罔替,代代簪缨。
二必须作出经济赔偿。据《美国之音》报导:美国康涅狄
克州被判强奸罪蒙冤入狱18年的蒂尔曼获得赔偿。蒂尔曼今年45
岁,1988年被捕,1989年被判45年徒刑。在DNA检验证实之后,
他在2006年被无罪释放。康涅狄克州长代表州政府公开向蒂尔曼
道歉;州议会投票决定赔偿蒂尔曼500万美元。
中国的右派分子们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追讨赔偿可以参
照这个案例,以500万美元为底价。一向热衷“与国际接轨”的胡
锦涛和温家宝肯不肯在这里也接一次?
中国右派分子和蒂尔曼比较,有如下几项特点,不可不留
意:
1、中国右派分子的蒙寃时间长——一般都超过23年,即是从
1957年起到1979所谓“纠正”为止;而很大一部份人拖的时间更
长,到今天为止仍沉冤待雪的还大有人在。如四川省的周居正,
1945年加入中共地下党,1949年领导重庆渣滓洞监狱暴动、死里逃
生,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分子,1964年3月被诬为“中国马列主义者
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首犯而遭杀害,他的寃案至今未能平反。
2、中国右派分子受到不人道的对待,即受的惩罚比蒂尔曼
严重得多——在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的对知识分子实行群体
绝灭的政策下,除了部分被公开或秘密枪杀外,还有很大一部份
被虐杀。这些右派分子在被剥夺自由,承受种种人身侮辱,被批
斗、打、骂等,以至因悲愤或绝望而自杀;在饥寒交迫下从事超
161
体能劳役,以至被累死;在长期饥饿下,以至被饿死;在戴手铐
脚镣、吊打、坐小监、喂蚊子、曝晒、冰冻等酷刑下,以至被折
磨死;在冰天雪地里睡觉、在地穴中安家、有病不给治疗,以至
被拖死。
3、中国右派分子的株连效应——中国的“株连九族”的恶法
经中国共产党的发扬光大,变得更炉火纯青、登峰造极和无孔不
入。一人当右派,全家成贱民:不但在政治上备受岐视和迫害,失
去入党、入团、升学、参军的机会,在社会上抬不起头来,找不到
对象、结不上婚;更可怕的是失去生存的机会,全家被扫地出门,
失去居所;失去工作,全家陷入饥饿的恐怖之中。如宋云彬《红尘
冷眼》记载:“杭州市新华书店工作人员王平,在整风运动中向书
店领导人提过意见和为右派分子宋云彬送书上门,在反右斗争中被
打成右派分子;处分结果是降为勤杂工,月薪20元;但王平一家有
老母、夫妇、子女4个,7口人靠20元本已无法过活,最后还把他开
除,完全断了他一家生路,以至王平因刺激太深,精神失常。”共
产党之绝灭人性,残暴无良,大致如此。
所以,中国的右派分子们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追讨赔偿
应该大大高于每人500万美元。
五,中共和它的政府不但应该赔而且有钱赔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2006年全年国
内生产总值超过20万9千亿元,居世界第四位;2010年即第11个5
计划完成时,中国经济规模可以赶过德国,排名世界第三;2035
年,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实体。2006年末国家外汇储备超过1万亿
162
美元,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一位。进出口贸易去年为14,000亿美元以
上,是世界第3大贸易国,仅次于美国、德国。贸易顺差今年将达
1,500亿美元。
据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2004年的1美元只等于1.77元人民
币。按此计算2004年中国的GDP还比日本多8.7%,早居世界第2位
了。总之,中国是全世界第一等富国,是不争的事实。这从胡锦
涛、温家宝对亚非拉兄弟的捐输,对朝鲜、古巴的兄弟般馈赠之
无比大方、慷慨,也可以看得出来。
中共和它的政府不但国库充盈,傲视全球;并且有丰厚的党
产、小金库。例如,换领身分证,香港人是不花一分钱的。但伟
大祖国却对每一个主人翁收取20至80元不等的“成本费”和“服
务费”,按10亿人每人20元计,仅此一项便是20亿。所以,即令
李先念复活,他也不能再有理由耍那种“要命一条,要钱没有”
的无赖、痞子、流氓腔了!
100多万右派分子以及他们的遗属,其他如土改、镇反、三五
反、反胡风、肃反、反地方主义、工啇业社会主义改造、农业社
会主义改造、大跃进、公社化、反右倾、四清、文革、六四事
件、宗教迫害等一切政治运动的受难者、受害人,都要理直气壮
地对中共大喝一声:
惩办凶手! 赔我的命来!
赔我的青春来! 赔我的幸福来!
赔我的钱来!(首发《民主中国》)
163
【附件一】空军后勤部政治部:《1979年政字第019号关于
欧阳静戈同志右派问题的改正意见》(石贝提供)
空军党委1957年10月31日党秘字01714号批复,为极右分子。
总政治部1958年4月29日批示,撤销原有职务,转交地方实行留用
察看,由卫生技术五级降为医生3等10级。主要依据:
一,对三反、肃反
6月3日(1957年)小组鸣放,说“三反时,我在民生医院,运
动开始,先整一个会计,以后他就上吊自杀了,为什么?死得不
清楚,临死前他还同我说,他没什么问题,但第2天就上吊死
了,是否有冤屈?我表示难过。当时无人为他说话,而说他是畏
罪自杀。以后就轮到我头上了,把我打成大老虎,除没强奸妇女
之罪,什么罪状都有了。对我采取了各种刑罚,不当人待,先是
采用车轮战术,以后又将我囚进牢内1个多月。一直不准我和家
里通信,4个人监督,不准动,不准说话,一天只给两个窝窝头
吃,只准大便1次,小便2次,放风也不准。我的腿都肿了,也不
准洗澡,4,5个人用一盆水洗脸,真是有苦难说。还逼着我12
岁的女儿给我写信,叫我交代,不承认是永不放的。她能懂什
么?多残酷!不是人的滋味。不过,我幸运地还活着,而上海、
重庆等地方都有我们的同胞死了。”(此时痛哭流涕)
“我感到共产党最大的缺点就是对人民太残酷,对高级知识
分子虐待。中国不只是我1个人,而是几千几万,死的死了,残废
的残废了,有的人得了神经病,我看病中就常遇到此种现象。上
海、重庆的朋友谈他们那里三反、肃反,也有这种情况。这可见
164
不仅是我们这里一个地方这样。”
“《宪法》已颁布,而肃反何尝不死人呢?我希望以后世世
代代不要发生这样残酷的事了。有人说国民党残酷,而共产党又
怎么样呢?士可杀不可辱,都是中国同胞,为什么要这样对待?
希望运动本着良心,和风细雨讲道理。有的同志被整之后,在适
合的场合下面给摘帽子,我的贪污帽子,至今还没摘掉。用口袋
来对待知识分子,即使死了的人,也应该给他们摘帽子,不然子
孙都要背上一个包袱。希望领导上注意团结,过去损害了许多同
志的尊严,这主要是几个运动把一些干部弄得头晕了。
“共产党说话不算话,民航局邀请我来是当院长,有小汽车,
较好的房子,每月3,000斤小米(300人民币)。三反后,我成了普通
医生,连主任也不是了,薪金一降再降。现在我不是共产党员,当
院长是不可能了,就连进修也去不了,因为我既非党员又非军人。
肃反也是,弄得一塌糊涂,侮辱人。我很同意‘三反、肃反一团
糟’的说法。我这些话一直不敢说,今天号召大鸣大放,我仅讲了
百分之一,也可能是危险的,不知道要受到什么遭遇。”
6月5日在小组鸣放时说,“我们单位的政治空气不浓,除了
政治运动外,其他时间无协理员也可以。共产党一搞运动,别人
就得跟着走,否则就是有问题。运动一来,令人有老虎临门之
感——在运动中,有的人自杀了,有的被整得半疯半癫,身体也
搞垮了。在门诊部的病人中就有公开说是‘三反、肃反所受的刺
激’。我希望以后不要用恐怖的手段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过
去,我有顾虑,但今天仍有人要求成立委员会,如果有报复,可
165
以向该组织控诉。”
二,与社会上右派共鸣
读葛佩琦反动言论后说,“共产党善变,去年中央指示照顾
高级知识分子,高级知识分子配有弹簧床,转椅,派公务员送水
送饭,今天精简节约,又取消了公务员,连老教授的开水都没有
人打了”,并说,“人家还享受了几天,我们就更冤枉。”
读章伯钧,罗章龙言论后说,“章罗言论可能有正确的地
方”,同意储安平“党天下”的说法,认为“12个副总理中民主
人士有一两位可以胜任,不无理由”。
读反击右派分子的文章后说,“人家提意见帮助党整风是好
的,言者无罪嘛,而现在反击是否恰当?”
对运动中把人关起来,抄家,他表示不满,认为“违反《宪
法》”。
复查意见:欧阳静戈同志在三反,肃反中被审查,被关押,
被抄家,降低了职务待遇,但是,并没有查出什么重大问题,这
些错误作法是违反政策的,事后又没有很好的作善后工作,所以
有怨气,在帮助党整风之际,对三反,肃反运动发表了一些错误
言论,并非恶毒攻击,从他的一贯表现来看,是爱国的,全国解
放时,亲友来信动员他出国,他自愿留下不出国,参加革命工作
后,工作表现较好,1956年对针灸工作钻研有成绩,被评为空后
直属单位先进工作者,授2等奖,其根本立场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的,符合中共中央1957年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六不划中第2条规
定,“偶然讲过类似右派的话,现在已经承认错误,而在历史上
166
一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魏锦国(空后副政委)
李建辰(空后政治科保卫科科长)
蒲增明(空后政治部组织科科长)
冯造兴(空后政治部保卫科副科长)
【附件二】石贝2007年5月30日来信:
刚刚看完大作,只能说我非常感激非常感激。50年了,没有
人为父亲说句公道话,甚至我的家人,我在空后一笔一笔抄下来
的所谓平反文件,家人也没有多大反应,只会说事情都过去很久
了,还提它干吗。
之所以我一直不能忘掉,一是不能容忍作恶的人伤害了无辜
之后,反而装得什么都没有发生;二是不能让世人忘掉中国曾经
有这样无理,也没有地方讲理的事情,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
如今中共以为自己已是崛起的大国,但是,如果不赔偿或适
当处理历届政治运动带给中国人民的种种损失,那就是崛起的强
盗,而且还是善于变脸的超级强盗。
167
现实对理想的嘲弄,背叛对忠贞的羞辱
——再读黄仁柯《沙孟海兄弟风雨录》
铁流先生在《中共党内最大的右派——沙文汉和他的夫人陈
修良》中,以过来人的身份谈了他的同难者沙文汉和陈修良的遭
遇,讨论了一个很沉重的问题:千千万万民主革命时期的知识分
子,能否彻底批判这个残酷的历史现实?我是极同意他的看法。
但他说沙文汉“兄弟3个”,不对;沙文汉兄弟一共是5个,而且
每人都有一个丰富、曲折、悲惨的故事。沙氏兄弟在中国近现代
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起过特殊的作用,所以仍然有深入讨论
的必要。于是我写了这篇文章,文章中资料主要来自《沙孟海兄
弟风雨录》、《沙文汉文集》、《陈修良文集》,不再另行加
注。小标题分别为:
一朝摘帽,感激涕零;
沙家一门六杰;
沙孟海是中共特务的的保护伞;
毛泽东对地下党、城工部赶尽杀绝,必欲除尽而后快;
现实对理想的嘲弄——杨刚自杀;
沙文威与其兄沙文汉包办“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
老五沙文度死于革命绞肉机;
沙文威功勋卓著,受株连只能当小官;
168
跟共产党跑,全都没有好下场;
陈修良迟来的觉悟——平反不惩凶,人民怎能高枕无忧!
(一)一朝摘帽,感激涕零
黄仁柯的《沙孟海兄弟风雨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6
月第一版)和沙尚之参与编辑的《沙文汉文集》、《陈修良文集》
既是沙家兄弟,也是中国人民的血泪史,是当年热血青年的误入
迷途史,是中国知识分子、中国人民的上当受骗史;是毛泽东共
产党的过河拆桥史和卸磨杀驴史;也是内容栩实的现代史、生动
无比的国共战争史、精彩绝伦的情报作战史;还是内容丰富的间
谍、特务教科书。
沙文汉是中共党员右派中,职务和级别最高的一个;他的名
字在《毛泽东文集》中出现过几次,《人民日报》等中央和各省
市报刊都有批判他的长篇大论,沙文汉成了当时家喻户晓的“反
面教员”。铁流认为,“沙文汉夫妇就是这类右派分子的典型,
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美好幻梦落空的一个缩影,但不知这些迷途羔
羊——千千万万民主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能否彻底批判这个残
酷的历史现实?这是我的觉悟,也是我的忏悔。”铁流先生这个
期望太高,不说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只以九死一生的1、200万
右派分子来说,仅仅因“摘帽”便对置他们于死地的魔王、打手
感恩载德的,就大有人在。这个沙文汉先生,因为临死之前被摘
去帽子,拚命迸出的便是“谢谢”两个字。
《大公报》编辑顾国权,15岁时就与几个同学投奔新四军,
被国军抓住,其它同学都被枪毙了,他因年龄太小,才留得一条
169
命。两年后,他又伙同一些同学奔延安,再被国民党所截。这样
痴心的革命青年,不但被打为右派分子,还被判处无期徒刑;10
岁的儿子和71岁的母亲受株连,被赶去农村,后来儿子高考又落
第。然而1978年,文化部宣布纠正而问他“有什么要求”时,他
除了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反复说着“谢谢,谢谢”之外,竟忘
了说“工作要调整、经济要给些补贴”;也忘了要一套住房。脑
溢血后躺在医院病床上还口齿不清地重复叨念着“我就是相信共
产党”。还有不少人以入党、做官为炫耀,大献“一笑泯恩仇、
还是党最亲”的媚功和殷勤。狗崽子、狗崽女中,忘却父母之
仇、本身之辱而认贼作父、甘当鹰犬,贩卖“不了了之”,反对
为右派、为六四翻案和平反的也不乏其人。
(二)沙家一门六杰
沙家五兄弟:沙孟海、沙文求、沙文汉、沙文威、沙文度,
加上沙文汉妻子陈修良,一门六杰:个个都是学有所长、才华出
众的精英分子,个个都是为理想而赴汤蹈火的高歌慷慨之士。他
们都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舞台上,作了雄武悲壮的演出,给后人留
下无尽的话题和沉思。
大哥沙孟海是20多岁成名的大书法家、书学家、古文字学
家,凭自己的才华、学问、道德,受知于陈布雷、朱家骅、蒋介
石,被蒋誉为“宁波才子”,担任过浙江省政府秘书、中央大学
秘书、教育部秘书、蒋介石侍从室秘书、蒋介石家谱《武岭蒋氏
宗谱》编纂人、中央宣传部文化运动委员会委员、中央组织部设
计委员会委员、中央训练团政训班指导员等职务,成了接近中枢
170
的机要人员,可谓“圣眷宠隆”。沙孟海本人虽不参与政治,但
他的4个弟弟都是中共党员,他实质上成了中共特务的保护伞,他
两次把四弟沙文威介绍到国民政府要害部门,为中共窃取情报创
造了有利条件。
国民党这种唯才是用、不搞株连、不讲成份、不审干和不抓
特务的做法,让共产党大钻其空子;结果,国民政府从中央到地
方,从党政军机关到学校、工厂,到处都有共产党的特务间谍。
以至屡战屡败,丧失了在中国的政权。共产党则相反,从井岗山
开始到延安,再到北京,就一路大查大杀。唯成分论、搞阶级灭
绝,一个犯罪、九族株连,反革命、特务、叛徒、走资派帽子满
天飞,宁可错杀1,000、决不放过1个。延安整风抢救运动,在“没
有一个(国民党的)内线”(《唐纵日记.1942年8月23日》)的情况
下,却抓出了几千个假特务、假叛徒,杀死、整死、逼死了不少
人。
(三)沙孟海是中共特务的的保护伞
沙家五兄弟的老二——沙文求21岁加入共产党,先在上海大
学后转复旦大学,再奉组织命令赴广州中山大学,参加1927年由
张太雷、恽代英、叶剑英等人按共产国际指令而发动的广州起
义,起义失败后被俘遭杀害,年仅24岁,罪名是“共匪逆要”。
沙文求从小好学,钟情诗书画,又是少林武术高手,尤喜兵书,
文章也写得好。他本来可以像大哥一样做个学问家、书画家,或
者成为抵御外敌的良将,不幸却死于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内斗中。
沙文汉,是老三。1925年加入中共时,只有17岁;18岁就当
171
上沙村支部书记,同年任鄞奉区委宣传委员,参与攻打翔鹤潭盐
局、税关和奉化县知事衙门的农民暴动。1932年由于叛徒告密,
被迫与妻子陈修良流亡日本,在日本为共产国际收集情报。1935
年回上海,先后担任过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军委书记、代理
省委书记、华中分局城工部长、中共上海局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
等职务。领导南京、杭州、无锡、徐州、上海等地的地下斗争。
陈修良受派遣,潜入龙潭虎穴,任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
在沙文汉领导下,陈修良和沙文威等策动了国军B24飞行大队、南
京守军97师、“重庆号”巡洋舰等几起重大投共活动。当是时,
沙文汉正化名王亚文,充国军中将张权的秘书;沙文汉策反了张
权,指挥张权搞到参谋总部的地图,对淮海战役的胜利,为解放
军渡江和攻占南京、上海起到决定性作用,立下汗马功劳。张权
更秘密调动军舰,准备炸沉于吴淞口,挡住蒋介石的退路,密谋
袭击复兴岛,活捉蒋介石。不料,密谋败露,张权以“贩卖银
元,扰乱市场”的罪名被处死,沙文汉幸免于难。“新中国”成
立了,该是他们论功领赏的时候了吧。错了!中共抢到政权、毛
泽东爬上皇帝宝座之时,正是那些为他们卖命的红色间谍、特务
们的大难临头之日。
(四)毛泽东对地下党、城工部赶尽杀绝,必欲除尽而后快
毛泽东对地下党、城工部,早在“百万雄师过大江”之际,
就定好“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大计(傅国
涌:《绞杀地下党的16字决策揭密》)。所以,攻下南京之日,陈
修良立即从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贬为组织部长,中共南京市委
172
正副书记改由毛泽东井冈山旧部刘伯承和宋任穷担任。陈修良不
久又贬为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代部长;沙文汉虽当了浙江省长,
但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江华才是当家的第一把手,而江华也是井冈
山牌的。其它省市区乃至中央各部委也大抵如此,第一把手如不
是井冈山或一方面军的,也一定是军队的。高岗的“军党论”岂
是说着玩的!
1955年,为杀人灭口,掩盖自己与日汪勾搭的卖国事实,毛
泽东把潘汉年、扬帆打成“罪大恶极”的特务、叛徒、内奸、反
革命集团;然后上联下挂,八方株连,一网打尽,彻底歼灭。与
潘有工作关系的沙文汉成了“浙江省的潘汉年”。
陈修良因为在1949年1月,通过潘汉年的电台向中共中央请示
一架“起义”的南京飞机降落地点和信号,也被当作“反革命关
系”。然而,今日仍有一些狗腿子招摇过市,唯恐人们不知道他
们是安全部、公安部的溜子。这些东西大抵以为他们会是特例,
他们的命运会比他们的前辈好。就像刘少奇、彭真、罗瑞卿、李
震、姬德胜之流,永远也估计不到他们也会挨整、也会被打倒、
被灭口一样。
1957年,沙文汉也成“沙、杨(思一,中共省委常委、副省
长)、彭(瑞林,中共省委常委、省检察院检察长)、孙(章录,中共
省委委员、省委财贸部长)反党集团”头子,被“消化,淘汰”掉
了。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如此,广东、福建、台湾、云南也
如此,冯白驹、方方、曾镜冰、许集美、黄国璋、谢雪红、赵健
民等,以及混入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部任少将参议的中共高级特
173
工葛佩琦、中共派驻张学良司令部的代表刘鼎等,都在肃反、反
地方主义、反右、文革等种种名目下,被逐渐消灭。刘少奇、彭
真、薄一波的北方局系统,最后也“一朝覆亡、顷刻瓦解”。毛
泽东为什么要对地下党、城工部除尽而后快呢?
首先,是历代通行的“潜规则”:飞鸟尽、良弓藏,狡兔
尽、走狗烹。其次,抢劫的时候希望人多,分赃的时候希望人
少;乃土匪之常情。第三,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怀有天然的仇恨,
而地下党、城市工作部成员和红色间谍,偏偏都是有学识、有理
想的知识分子。第四,比起蒋介石的“独裁无胆、民主无量”
来,毛泽东是货真价实的传统专制加法西斯的流氓头子,即所
谓“我是秦始皇加马克思”的独裁者也;当然是容不下争民主、
争自由、反独裁的反蒋勇士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了。从1925年写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始到撒手人寰那一天,毛泽东都没
有停止过对知识分子的屠杀。毛曾得意地说过,他的镇压反革命
超过秦始皇焚书坑儒100倍。确是夫子自道,不打自招。
(五)现实对理想的嘲弄——杨刚自杀
革命吃掉自已的儿子,这是当年热血青年、革命志士无论如
何也梦想不到的事。1949年5月26日,沙文汉与女儿阿贝(沙尚之)
在上海街头迎接解放军进城时,阿贝指着“打倒蒋介石”的标语
问爸爸:这不怕杀头吗?沙文汉自豪地告诉女儿:为了实现这个
目标,我们奋斗了整整22年。什么样的苦没有受过?什么样的难
没有遭过?现在,我们终于胜利了,我们终于可以当着千千万万
老百姓大声地喊: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我们解放了,今后
174
不怕被杀头了!
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为共产党奋斗了30多年,竟一夜间由
革命功臣变成了革命的敌人,遭到比被蒋介石杀头更可悲的下
场。被蒋介石杀头只是“一人做事一人当”,如今他成了罪人
却株连九族。在残酷斗争、清算之后,1964年1月2日,沙文汉在
贫病交加中走完了他屈辱而痛苦的人生,年仅55岁。他死后差不
多20年,他的党才给了他们夫妻一张一文钱不值的《改正通知
书》。既没有人为这场旷古的冤案负责,也没有人向他们说一声
“对不起”,更没有人对他们一家遭受的巨大痛苦和损失作出赔
偿,一切都似乎是理所当然。真是天大的讽刺,为理想而舍身奋
的革命者,面对这无情的嘲弄,能不锥心泣血、痛心疾首吗?
1957年10月,《大公报》名记者、《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杨
刚在反右运动的高潮中,自杀身亡。包括她的亲人、朋友、上下
级在内的所有人,都对她的自杀讳莫如深,三缄其口。在她死后
差不多50年,才有学者傅国涌分析说:“就杨刚来说,表面上导
致她最后走向自杀的因素固然有好多,但病痛也好,丢失重要的
笔记本也好,没有亲人在身边的孤独也好,目睹昔日同志不断地
被打成右派的刺激以及对打成右派的恐惧也好,这些都不是致命
的,至多只能成为诱因,理想主义的幻灭才是她自杀的深层原
因。”真是一语中的,理想被现实所嘲弄,忠贞被背叛所羞辱,
像杨刚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不死何待!
(六)老四沙文威与其兄沙文汉包办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
辽沈战役时,潜伏在军政部长陈诚身边的军需署长汪维恒少
175
将是中共秘密党员。他是中共“情报福将”、沙家老四沙文威手
下的“红色间谍”。1948年5、6月,汪维恒到河北、东北视察,
回到南京后,立即把河北、东北独立团以上的部队番号、长官姓
名、兵员实力、驻地部署等绝密情报交给了共产党。2个月后辽沈
战役打完了,歼敌的战果与汪某提供的情报几乎完全一致。
淮海战役时,在国军联勤总部任中将视察员的张权,也是中
共特务。当淮海战役打得如火如荼之际,他在沙文汉指挥下,以
联勤总部检查团团长的名义飞往徐州、济南、南京视察,不露声
色地窃取了参谋总部的作战地图。不久,这张烫着“绝密”火漆
印记的作战地图便挂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
的作战室里。
三大战役,沙家兄弟包办了两大战役。平津战役虽与沙家兄
弟无直接关连,但仍是得力于红色特务。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
拥有25万精兵,却不战而降。这是由于他女儿傅冬菊、部下邓宝
珊向他下了说词。傅冬菊是中共党员,邓宝珊早在1921年起就和
中共保持秘密联系。(晓冲:《毛泽东钦点的108名战犯的归宿》)
共产党的情报工作出神入化,无孔不入,无往不利,您不服气行
吗?
(七)老五沙文度死于革命绞肉机
老五沙文度,也是少年英雄。14岁加入CY(共青团)时,便担
任了家乡沙村的农会干事,因1927年国共分裂险遭杀害,便由大
哥带到上海读书、学画,几年间画艺大进。本可做画家的他,却
选择了“革命”。1938年赴延安入鲁迅艺术学院,同年到八路军
176
120师政治部宣传部,1939年成为中共党员。正当他以为“抗战的
第2阶段一天天接进了”、“我们非常乐观”的时候,延安整风抢
救失足者运动开始了,他立即变成“国民党派进来的大特务”;
因为他大哥沙孟海是朱家骅的秘书、他四哥沙文威是“中统特
务”,而且又是四哥介绍来的,真是百口莫辩;于是沙文度成了
不“可以抢救的失足者”,有人主张抢毙他,最后把他从部队押
回延安,交社会部关押。当沙文威在武汉情报站的顶头上司、时
任陕甘宁边区保卫部局长的周怡发现大水冲了龙王庙的时候,沙
文度已经在折磨和恐惧之中精神崩溃了。释放不久便“溺水”而
亡,伏尸延河岸边“一处毫不起眼的沙滩上”,终年32岁。沙文
度死于革命的绞肉机,沙文度仅仅是千千万万的冤死鬼中的一
个。
仅在1938年,沙文汉战友中就有两个被中共自己杀掉了:一
个叫吴先清(女),在苏联马列主义学院学习时被杀害的;一个叫
汪孝达,被枪杀于延安。当过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李锐先生
说:中共自己杀掉的党员比被蒋介石杀掉的要多得多。江西草寇
时代,就杀掉了10万人。
(八)沙文威功勋卓著,受株连只能当小官
沙文威加入CY并成为CY宁波地委组织部长时,还是个稚气未
退的15岁少年,但因奉命煽动工潮被通缉,16岁便开始了职业革
命家的生涯。1936年,由留俄同学介绍入南京市“新生活运动促
进会”,继而堂而皇之地参加蒋介石亲自主持的“庐山军官讲习
团”,亲聆蒋介石、汪精卫、陈立夫、陈诚等大谈抗战方略,摸
177
清了当局“不向共产党进攻”的底牌。1937年,沙文威在大哥沙
孟海介绍下,转入最高统帅部军事委员会属下、以朱家骅为主任
的参事室任干事,于是军事委员会里无数绝密档便源源不断地到
了周恩来手中。沙文威不但在军事委员会内盗取机密,还在里面
发展秘密党员。1941年,又随朱家骅入中统局。1942年,回到上
海收集汪伪情报。1945年,日本投降后,沙文威在沙孟海帮助下
再次钻入国民党心脏部位,担任了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专员。在
这里沙文威凭着他的勇敢、机智,“在中共的情报史上谱出了一
曲曲壮丽的乐章。”得意之作即是与汪维恒合演窃取东北和华北
大量军事情报之一幕。
为共产党争天下建立不朽功勋的沙文威,当年手下不乏少
将、中将。但建政后,能只在中央统战部当个小处长。受沙文汉
牵连,又被疑为是国民党特务,最后被调到政协当一名副秘书
长。大哥沙孟海的两个女儿,被残酷斗争,折磨而死;连为灵隐
寺写的匾额上的署名也被铲去。
武宜三先生研读中共党史多年,颇有所得。其中一条,暂时
叫做“株连和沾光”吧;可以做篇博士论文的,今天先把它贡献
给大家。举例说明,沙文威可以被成了右派分子的三哥、三嫂所
拖累,但却沾不上二哥是“革命烈士”的光。又例如,黄万里的
兄弟姐妹子侄中,几乎都受他当右派分子的牵连而大倒其楣;可
是他二哥黄竞武是响叮当的“革命烈士”,却被有意地抹煞了。
中共这样绝情的例子,俯拾即是,不胜枚举。
(九)跟共产党跑,全都没有好下场
178
1987年,陈允豪、丁兆甲的《沙家五兄弟》被台湾《传记文
学》转载时,题目被改成《老大沙孟海主修蒋介石家谱——地下
党沙文汉五兄弟的下场》,老四沙文威对此大为不满。他在《沙
孟海兄弟风雨录·序》中说,“革命者从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就
已经作好了牺牲一切的思想准备。”食得咸盐抵得渴,革命者当
然不怕牺牲。但中国的共产党人却大多数牺牲在“自已同志”的
屠刀下、死于自已阵营的明枪暗箭之中,这值得吗?所有受毛共
欺骗的仁人志士、热血青年,包括毛的战友、同志、亲人在内,
都没有好“下场”,岂止沙家五兄弟?
沙文威先生说:“我觉得我们五兄弟是幸运的。我们生长在
中国大动乱的年代,我们没有站在时代的旁边。我们深信封建社
会必然没落,深信半封建半殖民也的社会制必然然会被推翻。”
可是,只要承认事实,经过中国共产党的一场血流成河、尸积如
山的暴力夺权之后,中国人民不但没有从“革命胜利”中得到过
什么,相反,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比革命前更贫穷、更痛苦、
更愚昧,不但失去一切人权,连生存也得不到保障;现在中国农
民是全世界公认的最庞大的文盲群体、现代奴隶。中国成为当今
世界上最黑暗、最残暴、最血腥的法西斯世界。这就是沙家兄弟
当年拿了外国的津贴——苏俄卢布,专门来颠覆一个并不太坏的
国家政权的结果。这结果是与他们当年革命的目的,不啻南辕北
辙。这有什么“幸运”可言呢?他们拆掉的是一个小监狱,建起
来的却是一个更大、更黑暗的大监狱;这监狱不但囚禁了中国人
民,同时也把他们自己关进去了。这是大不幸,是沙家五兄弟的
179
不幸,也是中国人民的不幸。
(十)陈修良的觉悟——平反不惩凶,人民怎能高枕无忧!
在强大的专政机器面前,对暴力的恐惧,受慌言的欺骗,大
部份右派分子浑浑噩噩地渡过了他们屈辱、鄙贱的一生,至死也
不知其所以然。然而,沙文汉的夫人陈修良女士,在苦难和死亡
面前却大彻大悟了。她在1983年写的《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
关于潘汉年、沙文汉同志平反昭雪的感想》中,提出了3大教训:
第一、政治体制要改革。包括“潘、杨反党集团”案、
“沙、杨、彭、孙反党集团”案在内所有如山寃案,是由于
“政治体制是不健全的,封建思想的残余远远没有肃清,个人
崇拜、个人迷信、个人专断的思想已经侵袭着党和国家的机
体。”“1954年《宪法》墨迹未干,就发生了践踏法制的潘杨
案,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这样无法无天的地步。悼念一番,干
事无补”,“法治还是人治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子胥死而后
忧”,这才是人们所担心的。
第二、领导班子必须实行改革。“各级领导机关的主要领导
人要进行民主的选举与罢免。这个问题应当觧决。”“人事制度
必须改革,无论如何,不能再让豺狼当道。”
第三、“整顿党纪、党风实在十分迫切需要。对诬告者一定
要反坐”,“对含寃上诉的一定要负责审查昭雪”,“平反昭雪
而不惩凶”,“使坏人还可逍遥法外”,甚至还当作“立场坚
定,旗帜鲜明”的干部来使用,“人民怎能高枕无忧呢!”
这篇文章发表24年了,陈修良也死去快20年了,但她说的这
180
些话,至今仍未引起当局的重视,仍被束之高阁;中共一小撮为
了维护自己的特权,拒不改革;仍然坚持一党专政,个人独裁。
以致豺狼仍然当道,《宪法》仍然一文不值,人权仍然受践踏,
寃假错案不减反增,受害者仍然投诉无门。
沉痛纪念反右受难者的同时,我对天长啸:可怜的中国,你
仍然走不出暴力革命、流血造反的宿命吗?(2007年8月21日于流
浮山庄首发《民主中国》)
181
由可怜可恶的葛佩琦想开去
——读李昌玉先生《千古奇冤葛佩琦》
李昌玉先生《千古奇冤葛佩琦》是继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
假错案》后较详尽介绍葛佩琦的力作,葛佩琦及其现象确实值得
大谈特谈。葛佩琦1938年加入红色政党,做了12年红色间谍,坐
了18年红色监狱。九生一生、妻离子散于他为之献身的“明朗的
天空下”,当然是千古奇寃,堪称可怜。
国民政府被蓄意谋杀,刚开始实行的宪政被扼杀在摇篮之
中,以致中国这艘破船至今还陷在专制、独裁的旋涡中而无法驶
出唐德刚教授所谓的“历史三峡”。国共内战多年,血流漂杵、
尸积如山。1949年后土改、镇反、肃反、文革中,有几十万、几
十万的人被枪杀或虐杀于土匪、恶覇、历史反革命、国民党残渣
余孼、叛徒、特务、甚至反革命亲属之种种罪名下。几十年来大
陆老百姓的灾难,包括李昌玉、戴煌之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实
在都拜葛佩琦这些高级内奸之赐,所以他不又是很可恶的吗?葛
佩琦之当右派分子,受苦受难,不是自作自受吗?
我无意做事后诸葛亮而苛求前人,我只是想挖出李昌玉先生
所说的葛佩琦现象背后的密码。得到的结论是:为中国共产党卖
命可谓害人害己,既对国家、民族、人民犯罪;于自已也决没有
好报应,不管他的资格多老、功劳多大、地位多高,一部血腥的
182
中共党史中有千千万万个葛佩琦的冤魂呀!
2005年2月,刘亚洲将军对空军部队昆明基地的营以上干部作
了个题为《信念与道德》的报告,其中一段话很值得回味:
毛泽东一生中一共干了31件事,我仔细研究了这30件事,发现
其中20件事与摧残人的精神和道德有关。到1966年,毛泽东终于发动
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更使全国人民的道德素质降低到可怕的水平,国家几陷于万劫不复
的境地。精神呵,那是一个人的立命之本,是一个民族的强大之
本,是一个国家的生存之本。什么都没有,但不可没精神。前不久
到航空兵33师时,我又去了渣滓洞集中营。江姐等一大批烈士牺牲在
那里。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成立了。江姐在监狱不是还绣了五
星红旗嘛?她不知道五星红旗的样式,把一颗大星绣在正中央,四
个角各一个小星。国民党准备开始大屠杀时,解放军已经接近白市
驿了。华莹山游击队已经同47军接上头了。游击队说,你赶紧去,白
公馆渣滓洞那儿马上要处决政治犯了。结果解放军认为华莹山游击
队员是个骗子,可能是敌人设的圈套,他们没动。结果,屠杀开始
了。烈士们是多么义无反顾地走向死亡呵。有人说,真遗憾,他们
没看到新中国。眼看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就要实现,他们却未能见
到。我说你错了。讲心里话,他们是非常幸福的。他们心中信仰马
上就要实现了,他在这个时候死去不是一种痛苦,那是一种幸福。
真正痛苦的是那些活了下来的,看到了人民共和国建立,然后反
右、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被自己为之献身的党折磨得死去活来
的人,才是最痛苦的。死,死不了。活,活不成。最后丧失了信念
183
和信仰,如同走肉行尸。失去了信仰的共产党员是个什么样子?你
看看现在这些贪官污吏就知道了。
刘这段话讲得锥心泣血、痛心疾首、痛苦到了极点。因为他
爸爸1939年和6个同乡青年一起参加八路军,这6个人在打日本人
时没死,全死在中国人自相残杀的国共内战中。共产党在打倒国
民党同时,就已经在排斥民主党派和内部的不同派系了,其中最
关键的就是清洗地下党。清洗的办法,一是假手于国民党;所以
听说“白公馆渣滓洞那儿马上要处决政治犯了”,那是求之不得
呢。“解放军认为华莹山游击队员是个骗子”,是欺人之谈。
早在中共攻占重庆之前的攻占南京时,毛泽东就对处理地下
党问题作了16字批示:“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
汰”。(傅国涌:《绞杀地下党的16字决策揭密》)所以让国民党杀
掉,是最简捷的“消化”和“淘汰”了。侥幸活下来,还有镇反、
三反五反、反胡风、肃反、反地方主义、反右派、反右倾四清、文
革等着他们呢。
陈云也说过,为了社会主义的江山,一共死了2,400多万人,
与其说我们这些人是两万五千里长征走过来的,还不如说是从死
人堆里爬出来的。(《百年潮》,2006年3月号)而确切的说,是从
同志们的尸体堆中爬出来的。
的葛佩琦缺乏的恰是陈云同志这点悟性,至死还叨唠着“福
自党来”(《葛佩琦自传》),倒真的是要带着花岗岩去见马克思
了;只不过,马克思见到他这个不肖弟子,也会送他一句:可怜
复可恶!(《动向》2006年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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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北京市送853农场右派分子名录》
一,新中国到底有多少杀人农场?
收到丁抒教授寄来的《北京市送853农场右派分子名录》影印
件很久了,这几天才用小蒙恬把它抄到计算机里去;《北京市送
853农场右派分子名录》是前右派分子杨崇道先生在1959年11月根
据853农场档案室数据制作而成的,一共收集了当年被送往北大荒
853农场实行强迫劳动改造的489个右派分子的姓名。
1957年,中共和毛泽东一共抓了120万左右的右派分子、极右
分子、中右分子、右言分子、疑似右派;另外还有60万以上的工
人、店员、农民被打成“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坏分子”,中共
和毛泽东在这场比秦始皇焚书坑儒还要酷烈的文字狱寃案中,至
少给180万人戴上各种各样“分子”的帽子(丁抒:《阳谋》)。把
他们当作贱民,千方百计地加以侮辱、迫害、摧残,把他们活活
地累死、冻死、饿死、病死、斗死、关死、打死、逼死,甚至处
以极刑一枪毙命。但经中共“纠正”的仅有55万,而且还不肯向
受害人道歉,不肯作彻底平反,不肯对受难者的伤害作出物质和
金钱的赔偿。对于2000多名右派分子及其遗属的索偿要求,中共
当局不但不予正面响应,反而采用跟踪、盯梢、剥夺出境权、取
消表达权、限制自由行动权等卑鄙下流的手段对付他们之中的活
跃分子。
185
中共对180万受害人,除极个别如章伯钧、章乃器等头面人
物采取养起来,极少数如冯雪峰、陆侃如等留原单位改造外,绝
大多数都被强行送到边疆、山区、农村及沙漠、寒冷、贫瘠地带
等气候恶劣、生活和生产条件都极为艰巨的地方去服苦役。设立
在这些地方的劳改农场,收容了绝大多数右派分子;这些劳改农
场,美其名为“劳动改造”,实际上是中共集体屠杀知识分子的
集中营、是对中国人民实行群体绝灭的屠宰场。
这样的杀人场,在新中国的土地上到底有多少?至今仍被视
为党国最高机密,被严密地封锁着。但把滔天罪行一概遮掩,也
不是太容易。现在已经知道的:
安徽省有庐江县的白湖农场、芜湖专区门口塘农林牧场、普
济圩农场等。
北京市除在东北有兴凯湖、白城子劳改农场外,北京有北郊
清河农场(后因被劳改者迅速增加,无力容纳,遂迁往天津宁河
县附近之茶淀,也叫“茶淀农场”,或茶淀清河农场,有场部、
一分场、二分场、三分场——南场与北场、于家岭——西村与东
村、畜牧队、园艺队、北砖窑、造纸厂、化工厂、陶瓷厂、581、
582、583、584、585——后6处系专为劳教右派而建,据说可容劳
改人员5、6万人至10万人),还有良乡机械厂、北苑农场、煤矿、
团河农场、天堂河农场、三畬庄和在天津市的宁河劳改农场、茶
店第7劳改农场等。还有大量的北京右派送往山西省的晋城、曲
沃、西山、普山等煤矿和太原、大辛庄、永济伍姓湖农场等处去
劳改、劳教和强迫“就业”(二劳改)。
186
福建省龙岩劳改农场、闽侯白沙劳改农场等。
甘肃省有酒泉县夹边沟劳改农场、酒泉安西农场、酒泉边湾
农场、园艺农场、饮马农场、小宛农场、酒泉十工农场、酒泉四
工农场、酒泉城郊农场、敦煌棉花农场、玉门黄花农场、下河清
农场、丁家坝农场、长城农场、新华农场、武威黄羊河农场、宁
县子午岭农场、临潭县砖瓦厂、卓尼县古雅川农场、兰州市平安
台劳教所、兰州市八里窑劳动教养院、兰州市红古区张家寺劳教
农场等。
广东省有三水农场、白云山农场、英德农场、台山大隆垌劳
教农场、梅州市劳教所等。仅广州市就有赤泥第一石矿、赤泥水
泥厂、东升石矿场、东坑石矿场、消防卷盘厂、育青工艺厂等。
广西省有柳江新兴农场、那沙劳改农场、贵县西江农场等。
贵州省有羊艾劳改农场、修文县扎佐林场、晴隆县沙子岭林
场修文县扎佐林场、晴隆县沙子岭林场、中八果树园艺场、中八
农场等。
河北省有邢台专区隆尧县唐家庄劳改农场、河北省公安厅沙
河农场。
黑龙江省,从1950至1960年的10年间,就建了38个劳改农
场。1955年和1956年经周恩来批准,北京市先后在密山县建立兴
凯湖农场,在甘南县建立音河农场。当年为了安置浙江、辽宁两
省的大部分罪犯,又在黑龙江省西部地区德都、嫩江、北安等
县新建了23个劳改农场;同年又建七星泡劳改农场,还有龙门、
格球山、门鲁河、科洛河、尾山、引龙河、襄河等。1956至1960
187
年,该省又陆续创建永丰、依安、莲江口、北安、长水河等劳
改农场,使黑龙江全省劳改农场总数达38个。850、851、852、
853、854、855一直到8511共12个农场、兴凯湖、白城子、青山
(黑龙江省第九劳改管教队)、密山、梧桐河、笔架山、鹤立
河、音河、七星泡、山河、嫩北、花园、福安、龙镇、华山、永
丰、长水河、襄河、莲江口、依安、香兰、老莱、海伦、绥棱、
岔林河、泰来、凤凰山等都是当年受难者闻名丧胆的地方,是多
少受难者家属的苦难记忆,至今仍是许多人的梦魇。此外知名的
还有齐齐哈尔碾子山采石场、哈尔滨万家劳教所等。
河南省有万胜山林茶场、新密劳改农场等。
湖北省沙洋劳改农场、军山采石场等。
湖南省福田劳改农场等。
江苏省苏北滨海东直农场等。
江西省有铅山农场、马当采石场、彭泽芙蓉农场等。
吉林省长春市铁北劳改工厂、镇赉县四方坨子劳改农场(胡显
中:《一个幸存者的思考》)等。
辽宁省有锦西煤矿劳改队、凌源新生焦化厂、马三家劳改所等。
青海省有香日德劳改农场(吴亚山﹕《跨世纪的痛苦》)、
黑石头农场、祁连农场、德令哈劳改农场等。
陕西省旬邑县马兰农场、正宁县子午岭龙池劳改农场等。
山西省有郭堡水库工地(俞梅荪:《海军反右50周年》)、晋普
山煤矿、固庄煤矿、王庄煤矿、长治大辛庄劳改农场等。
上海市的劳改农场几乎全是“飞地”:有在江西的铅山农
188
场、马当采石场、彭泽芙蓉农场(何济翔:《沪上法治梦》),有
在江苏省大丰农场、滨海东直农场;有在安徽省的花凉亭水库工
地、临淮岗蓄水工地、白龙井水利工地(叶思九:《生死沉浮》)、
军天湖农场、白茅岭农场。另有白湖农场、普济圩农场、上海华
东电焊机厂等。
四川省有省公安厅劳改局415劳教筑路支队,属正团级编制,
共有27个中队,4个直属队,“囚犯”不少于8千人,其中右派分
子占70%;四川省还有峨边沙坪农场、雅安地区卢山县苗溪农茶
场、江津县永川新胜茶场、乐山地区沫川县五马坪劳改茶场、石
棉县新康劳改石棉矿、金佛山农场、成都荆竹坝动力机械厂、重
庆市长寿湖农场等。
新疆区有塔克拉玛干农场、马宗山煤矿、伽师县劳教农场、
柴达木马海劳教场、农二师劳改营、大南湖农场等。
云南省有昆明大板桥劳改农场(铁流:《娃娃右派舒仕恒的
遭遇》)、建水王家庄农场、南溪水果场(邹媛巛:《右派名录
还是挂在《观察》好》)、思茅劳改农场、东风劳改农场(汪作
民:《农场春秋》)、马豆沟劳改农场(冉云飞:《一群可敬的“右
派”老人》)等。
浙江省有十里坪劳改农场、安吉县南湖林场、缸窑场院劳改
中队等。
由吴弘达、廖天琪等编写、劳改基金会出版的《劳改手册
(2007-2008)》所收集的监狱、劳改场所、劳动教养场所竟多达
1,412处之多。其中安徽省44处,北京市29处,重庆市19处,福建
189
省49处,甘肃省28处,广东省75处,广西省30处,贵州省58处,
海南省12处,河北省47处,黑龙江省63处,河南省70处,湖北省
69处,湖南省60处,内蒙古38处,江苏省52处,江西省39处,吉
林省47处,辽宁省60处,宁夏13处,青海省47处,陕西省37处,
山东省59处,上海市28处,山西省37处,四川省72处,天津市16
处,新疆85处,西藏21处,云南省69处,浙江省39处。
二,劳改农场到底囚禁和杀害了多少右派分子?
遍布国中的每座右派屠场都关押了数百至数千的右派分子,
安徽省白湖农场经常保持着5万劳改犯人;江苏省大丰劳改农场
面是大陆8大劳改农场之一,由上海市、江苏省创办管理,占地
20多万亩,是由当年江苏、上海、浙江、安徽、山东等省的右派
分子开发的,高峰时有右派分子4万多人在这里服着暗无天日的
劳役。但现在搞到名单的却寥寥无几,一是《四川省峨边县沙坪
劳教茶场右派名录》,一是《黑龙江省850农场右派名录》,一是
《黑龙江兴凯湖农场墓地、京郊清河农场墓地、京郊北苑农场墓
地部份死者名录》,《云南省弥勒县东风农场右派分子名录》,
以及今天这份《北京市送853农场右派分子名录》。
究竟死了多少人?也是党国最高机密,农场和公安部门始终
不肯公布。但据在劳改队里当过统计兼文书的杨崇道先生说,光
是他所在的那个队百十来名右派中,经他的手写了《死亡报告》
的就有30余人,几乎占这一个队右派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勉强活
着的也都已到了灯枯油尽的地步,随时随地都可能魂归西天。
“我们的生命如此不值钱,连畜生都不如!”“猪和牛马都喂得
190
饱饱的,我们却挨饿!至于荷兰种牛的待遇,更不知比我们的要
高出多少倍!不定什么时候,我们也会被饿死!”
辽宁省锦西煤矿劳改队,经过大跃进后的饥饿岁月,1,200名
右派、犯人已饿死了1,000人,还没有饿死的200人中的198人,都
已骨瘦如柴或全身浮肿地卧床不起,成了还剩一口气的殭尸;另
两个人靠吞吃活剥青蛙、蚱蜢和蝴蝶,才能下床走动走动(戴煌:
《九死一生》),死亡率达83%。辽宁省凌源县新生焦化厂的一个
右派劳改中队三百人死去227人,死亡率超过75%。
流放北大荒的右派,累饿折磨而死者近三分之一。
四川省415筑路支队,5000名右派分子到文革前便剩下不足一
半;而一半多的右派分子,不是死于饥饿、就是死于工伤,不是
自杀、便是逃跑,不是被杀掉、便是被判刑。据不完全统计,16
年间,死去的受难者不少于3,000人。著名右派分子铁流先生是少
数的生还者之一。直至今天,他仍心有余悸,常有恶梦相伴。(铁
流:《铁流文集》)
甘肃省夹边沟劳改农场,从1957年10月开始羁押了近3,000名
右派分子,但到1961年所谓要“抢救生命”的时候,被抢救出来
的只有2-300来人了,而这些人在抢救过程中又死掉了不少。(赵
旭:《我的右派情结》)死亡率达90%。
三,对《北京市送853农场右派分子名录》的初步分析
这份《北京市送853农场右派分子名录》的最大特别点,就
是男女性别的极大悬殊。489个右派分子中,只有12名女性,仅占
2.45%;难道中国共产党特别惜玉怜香乎?当然不是。刘宾雁曾给
191
丁抒讲了两个故事:其一,是一位中学校长看上了本校体育教员
的妻子,就将那教员定为右派送去劳改,进而将其年轻貌美的妻
子弄到了手;其二是一位中学教员,因偶而撞见校党支部书记与
一个女人的奸情,便被扣上帽子后送去劳改。
刘宾雁的故事绝不是孤证。当年我看《天云山传奇》,就对
仲星火扮演的吴遥恨得牙痒痒。中共天云山特区党委书记吴遥把
天云山考察队政委罗群打成右派分子后,就向其女友宋薇施加压
力,逼令分手,再后代而娶之。毛泽东死后,任中共地委书记兼
组织部长的吴遥,又千方百计地阻挠对罗群冤案的纠正,以维系
自己的婚姻和其它既得利益。可想而知,在477个男性右派分子中
当有不少因为有漂亮的妻子或情人而落难的;也有不少是撞破领
导人好事的倒霉蛋。
名单中有大名鼎鼎的吴祖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美艳亲
王、评剧皇后新凤霞非“神童作家”吴祖光不嫁,也不知得罪了
多少拜倒在她裙下的老干部、老党员、老革命,新凤霞甚至于对
杨尚昆老婆李伯钊这样级别的“媒婆”也不稍假辞色。请问,在
党天下、权天下的新中国,吴祖光不当右派,还有天理吗?当吴
祖光被打成戏剧界最大的右派分子时,有多少人劝新凤霞离婚,
垂涎已久的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更以为水到渠成、可以乘虚而入
了;但正气凛然的新凤霞,想都不想就给予回击:“他是好人,
我等他。”“薛平贵从军,一去18载,那么我等他28年。”于是
新凤霞也成了右派分子。
《北京市送853农场右派分子名录》的第二个特点是:这些来
192
自国务院各部委,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民主党派中央机关和
军队的489人中大部分是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中专毕业生,也有
初、高中生,还有个别文化程度低至初小的;489人中几乎全部是
低级干部,职务以技术员、办事员、科员为多数,少数为科长、
付科长,标明付处长的只有两个,甚至有几个是工人。
这说明这批右派分子基本上是“指标”、“任务”和“补
课”的牺牲品。1954年重庆大学地质系毕业的黄治中,主动要求
到柴达木青海石油管理局地质研究所工作,鸣放、反右时,他正
在北京石油学院进修;由于石油管理局没有完成抓右派的“指
标”,便把刚结业回到戈壁滩的他给“补”上了;尽管他“一张
大字报没写,一句话没说”(黄治中的女朋友也因为不肯揭发黄的
“罪行”,而成了右派分子)。这是因为在大知识分子和大干部中
的右派,该抓的都抓了,剩下的不是自己人,就是上边要保的;
所以只好让刚来的、关系不深的、还未成帮入伙的、无权无势的
小人物来当替死鬼。以至这批右派分子中,有不少是只有初中文
化程度的科员、办事员、通信员、保管员、制图员、工人;有只
有高小文化程度的司机、服务员、保管员,其工资有低至每月32
元、25元的;军队中的右派分子更可怜,全都是初中、小学教育
程度的尉级连、排长,甚至还有下士付班长、列兵战士。地方上
这种现象也极普遍,四川、安徽、广西等省都在中小学教员中抓
了大量的右派分子。辽宁省锦西县153名右派中,70%是教员;山
东省庆云县114名右派中,72%是教员;吉林省延吉县169名右派
中,教师和医生占了92%。(丁抒:《阳谋》)
193
本来中共中央规定不在工人、农民中抓右派,但当权者想要
将工人、农民中不顺眼的人定为右派时,也还是有“办法”。例
如,《中国青年报》社副总编辑、团中央候补委员钟沛璋的妻子
陈敏,本是工人,就是通过更改她的出身和成份,而把她和钟沛
璋一起划为右派分子的。
四,谭耀宗、曾钰成们且莫得意忘形
《北京市送853农场右派分子名录》的第3个特别点是:绝大
多数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50岁或以上的只有3个。
中国共产党所有罪行中,最罪大恶极的有两件,一是扼杀知
识和知识分子,一是扼杀年轻人。1949年中共席卷大陆之时,许
多科学家、学者是要离开中国的,但共产党却千方百计地劝他们
留下来;许多教授、博士在外国过着极滋润的日子,但共产党要
千方百计地把他们骗回来。但留下来、骗回来后干什么呢?一是
把他们送进牢房、劳改场,二是叫他们去见闫罗王。上海法学教
授杨兆龙除懂法律之外还懂得8国语言,在中华民国最高监察长位
置上,救过数以千计的中共党人;但忘恩负义的中国共产党不但
把他打成了右派分子,还派特务以“偷渡去美国”的圈套企图引
他上钩,结果把他关了20多年(何济翔:《沪上法治梦》);钱学
森为两弹立了汗马功劳,结果仍然是“内控右派”。因为轻信中
共谎言而留在大陆或从海外回去的,如果不在土改、镇反、三五
反、肃反、反右、文革、六四清算等各种运动中被被肉体消灭,
也要被整得焦头烂额、九死一生,这些苟免的也就只有“像狗一
样夹着尾巴”的份儿了。
194
对青年的摧残、扼杀更是不遗余力,思想改造、又红又专、
反右、文革、上山下乡、教育市场化、伪造历史、箝制思想和言
论,中共的一举一动没有一个不是与中国的未来相为敌的。中国
共产党是以毁灭文化、毁灭未来为己任的卖国特权团伙,这已为
无数历史所证实。
看到最近香港区议员选举后,谭耀宗、曾钰成之流因暂时的
胜利而张狂和得意忘形的样子,又让我想起张学良、黄炎培、龙
云、傅作义等当年为虎作伥、为狼前驱、变节从匪后的不幸、
悲惨结局。即使谭耀宗、曾钰成真是“自己人”如潘汉年、沙文
汉、彭真、刘少奇,又如何呢?最终仍逃脱不了当右派、当特
务、当内奸、当工贼、当叛徒,当反革命分子的命运!
谭耀宗、曾钰成之流及跟其瞎起哄而大捞稻草、大揩其油
者,也请看看这份《北京市送853农场右派分子名录》,别忘了历
史的教训!谭耀宗、曾钰成以及一切为中共当特务、做卧底的人
们,请你们在午夜梦回之际,想想你们前辈可悲可耻的下场。即
使你们心肠如铁,自甘堕落,难道也不为后代着想么?有道是:
青史诚可畏,
勿留子孙羞。(《观察》2007年11月23日)
195
“陈毅是个好同志”与《云南省弥勒县
东风劳改农场右派分子名单》合论
一、一个被抛弃了的间谍和他的一家
我最近收到一本的计算机打印后用订书机订成的13CM×9CM
的小册子,叫《新世纪高龄老友见面会名录》,其实是曾经在云南
省弥勒县东风农场劳改过的右派分子们2003年10月25日聚会《签到
簿》的副本。拿着这份只有8页的小册子,心里却是沉甸甸的。
因为这份《名录》与较早收到的《1988年难友名录》上记载
的489名健在者相比,15年间已不见了322人。这322人中,除了
因交通、身体等因素不能到会外,相信大多数已经逝世。现在,
我把几个不同版本的《名录》,经校勘、比对而汇总成《云南省
弥勒县东风劳改农场右派分子名单》,并将之公布于后。青年学
者、思想家冉云飞先生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叫“右派地理群”;
这是冉云飞对“五七学”的又一新贡献。云南省到底有多少像元
谋新民农场、弥勒东风农场、开远卧龙谷农场这样的劳改农场?
全“新中国”又到底有多少像甘肃省夹边沟农场、安徽省白茅岭
农场、四川省415筑路支队这样的“右派焚化炉”、“右派屠场”
呢?至今还都是党国的绝密。在右派老人不断老化、不断死亡的
情况下,抢救记忆、抢救史料,当是于反右运动研究者的当务之
急;这个任务的艰巨在于,不但要与时间赛跑,更要与中共当局
196
的“强迫遗忘”相抗衡。
同所有的不幸者一样,《云南省弥勒县东风劳改农场右派分
子名单》中每一个右派分子也都有一个悲惨的故事;但是,许多
故事却随着死者的离去而淹没了。在这里,要特别感谢汪作民先
生。汪先生也是1957阴谋受害者,是在东风劳改农场受过罪的幸
存者。他在1990至1991年间,自费走遍大江南北、巴山滇水,会
见了57名当年的难友,记下了他们的故事。现在这57名难友中也
有不少死去了,但他们的故事却有幸被保存在汪先生的《农场春
秋》之中。这死者之中有一个叫高宁远的一家两代的故事,很能
说明中共一伙的残暴无情、灭绝人性的本质。
1957年,高宁远被打成了右派分子,送到东风农场劳改,22
年之后才得到纠正;为了什么呢?仅仅因为他的父亲是“潜逃台
湾分子”。
其实,高宁远的父亲是在1949年让陈毅亲自秘密派遣到台北
卧底,去为中共的“解放台湾”作准备的;但没有让他的妻子、
儿子随行,实际上是扣留作人质的意思。开始的1年,华东军政委
员会还寄钱接济过高宁远母子的生活,以后就不管了;从此母子2
人成了“潜逃台湾的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备受岐视,真是有苦
说不出。高宁远在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分到云南省广播电台当
记者,打成右派分子之后,自己去劳改,妈妈也没有了工作,广
播电台的房子也不让他妈妈住了。1960年,高妈妈给当时是副总
理兼外长的陈毅写信,但也没解决高的右派问题;1969年,高妈
妈得了癌症,没有人管她,只好跟儿子到劳改农场去“飬病”,
197
终于在1970年死去。1979年,“纠正”后的高宁远到云南大学当
老师,前几年也死了。
高宁远在死之前的1989年托到台湾去过的人,找到当时《新
生报》总编辑,据介绍,他爸因为是共特在50年代被抓了,应判
死刑,但经朋友多方活动改判8年徒刑,刑满释放后死去;后事
是一对当中学教师的朋友代办的,高宁远至死也没去过台湾,也
不知道他爸埋在哪里;这完全是一个人为的悲剧,是陈毅及其中
共集团造的孽。共产党就是这样的黑,这样的绝情;它对真正的
死对头可能还有一点作状的宽容(例如,毛泽东对尼克松就非常客
气,甚至连尼克松的女儿、女婿都沾光;共产党把张灵甫将军的
绝笔刻在山东省孟良崮当年陈毅部队打死他的地方),但对忠心耿
耿的同志(如彭德怀、高岗、周恩来)、对肝胆相照的朋友(如黄炎
培、章伯钧),甚至对自己曾衷心拥戴过的领袖(如陈独秀、江青、
胡耀邦、赵紫阳)则绝对心毒手辣。所以,跟共产党跑的人,都是
没有好下场的;现在还在台湾、香港、美国及世界各地为中国共
产党卖命的间谍、特务应该三思,应以你们老前辈的下场为戒。
陈毅在文革中被批斗时,曾以毛泽东“陈毅是个好同志”的
最高指示解围,后来成了一段逸事美谈,还真迷惑了很多愚夫蠢
妇、无知少年。现在仍然有不少中外人士还在那里歌颂、缅怀陈
毅;什么儒将呀、爱民如子呀、豪迈呀,不一而足。例如当过右
派分子的张伯驹,他给陈毅写了一副挽联,就非常有文彩、非常
有感情,连毛泽东看了都称赞不已。联云:
“仗剑以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
198
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河山,永离赤县;
挥戈挽日接尊俎,豪气犹在,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
泉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写得漂亮吧。张伯驹不但常陪陈毅下棋,还是诗词唱和的
“好朋友”。但在张伯驹被扣上右派帽子后,陈毅明知“一个把
自己毕生收藏的珍贵文物都献给国家的人,怎么会反党呢?”也
只作壁上观,未能置一词而解“好朋友”之困卮。(摘自《浮世
万象》)
二、陈毅是个“好同志”——漠视别人的生命、对同志心毒
手辣
其实,陈毅决不是什么好东西。随手还可以举几个例子:
1、1966年5月份,文革初起,我们学校的院长兼中共院委书记
柳运光被揭发说过:“陈毅不用小汽车送小孩上学,我也不用小汽
车送小孩上学。”这是我第一次接收到的关于陈毅的负面信息。
2、1954年,一次陈毅到吴祖光家里,要吴祖光和凤霞陪他去
齐白石那里,提出要老人画一幅画,齐白石当时画了一幅螃蟹给
他,那幅画是三尺,吴祖光代陈毅付了30元。辞别齐白石出来时,
陈毅说:“还要给钱的啊?”吴祖光几十年后还记得他的四川口
音。由此可见,山沟里的马列主义者与都市文明距离多么遥远。
3、授元帅军衔仪式上,与贺龙两个人在毛面前敬礼正步走了
一个来回,肉麻当有趣;文革中积极参加造神,吹捧毛、林,为毛
的诗词写注译;虽然这样,仍不免被整死。从到延安后便紧跟、百
般逢迎毛泽东的贺龙,也在文革中被毛整死,岂是巧合?!
199
4、1937年,陈毅与胡兰畦订了终身之约,不过由于项英要
求坚持地下工作,两人暂时分手。上海抗战时,胡兰畦组织战地
女子服务团,参加19集团军罗卓英部到沪西战场作鼓动工作。撤
退到西南时,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少将指导员,是中国第一个女少
将。后来到江西办孤儿院、农场,抗战后在李济深集团工作。
1948年,远赴中原策动张轸部起义(张轸当时是国军华中剿总副
总司令、第五绥靖区司令、武汉守备司令兼第十九兵团司令、河
南省政府主席;投共后任河南省人民政府委员、河南省副省长,
受尽屈辱、愚弄;1957年鸣放时稍示不满,也被打成右派分子)。
1949年,胡兰畦给当了上海市长的陈毅写信,以前曾多次给胡兰
畦布置任务的潘汉年这时候代表“组织”来找她:“有人对你有
看法,认为你社会关系太复杂。”又说:“(陈毅)人家已经有妻有
子,还找干吗?”以后每次运动都免不了受审查,1957年因为去
看望已成头号右派分子的章伯钧(因为章坐国民政府牢时,她就
去看望过),也被打成右派分子,时年57;下放农村,劳动改造
了20年。陈毅同样作壁上观,见死不救。
5、任上海市长的陈毅主持了上海市三五反斗争运动,他后
来承认“全市共自杀500余人”(何济翔:《沪上法治梦》);死了
这么多人,不是一下子一起死去的呀!据说爱民如子、爱和资本
家交朋友的陈毅市长可有恻隐之心而加以阻止呢?没有!陈毅市
长不但不同情、不设法阻止,反而幸灾乐祸;你听他走进办公室
的第一句问话:“今天又有多少空降部队?”何等轻佻,何等俏
皮,何等幽默,何等开心。这样,刚刚为“抗美援朝”捐献过飞
200
机大炮、刚刚上马路游行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的民族资本
家只好继续当“空降部队”了。
6、对潘汉年的绝情。陈毅和潘汉年在新四军、中共华东局
长期共事,岂有不了解潘汉年历史、行踪的道理?可是,1955年3
月,潘汉年听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要求高级干
部要主动交代本人历史后,又看到会议材料中有涉及上海市公安
局的一些问题,触发了他1943年奉命会见汪精卫旧事。4月,潘汉
年向他的上司陈毅汇报此事,陈毅便翻脸不认人,既不为潘汉年
说情也不为他辩护,眼看他在北京饭店被捕、从此陷入寃狱、冤
沉大海而无动于衷。
7、“1949年以后,身为上海市长的陈毅面临着工商业改造的
困境,而身为华东局书记的饶漱石却迟迟不肯表态予以支持。关
键时刻,陈毅豁出去了,向党中央连发6封经济电报,赢得了毛
泽东的赞扬。而毛泽东也深谙陈毅的这块心病,早在揭批‘高饶
反党集团’之前便召见了陈毅,听取了陈毅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意
见,从而也就诞生了至今脍炙人口的诗篇《手莫伸》。”(崔京
生 :《陈毅鲜为人知的故事》)在这里可以看出陈毅怎样紧跟毛
泽东,迫不及待地剥夺民族资本家的财产,怎样参与对高岗、饶
潄石的诬陷和迫害。所谓“手莫伸”,莫伸的是与人为善的手,
而损人利己、落井下石的手早已伸的很长很长。
8、陈毅要求“淡化粟裕”,并让粟裕“吃屎”的事可是广
为人知。1943年陈毅在淮南黄花塘被批斗,被赶走。虽然当时粟
裕在苏南地区反清乡,不在黄花塘;但是陈毅仍不放过粟裕,认
201
为粟在前方屡打胜仗,给饶漱石提供了一个“安全稳定”的“批
斗陈毅的环境”,“间接地支持”了饶漱石。饶漱石曾表扬粟裕
是模范布尔什维克,在工作中也全力支持粟裕;这样与饶有不共
戴天之仇的陈毅,也就与粟裕过不去了。刘少奇说过:“陈毅在
山东,很多有能力的干部他没有充分用起来,很多事情他揽在自
己一个人身上,结果这些事情没有做好。”粟裕在人际关系的处
理上,显得过于忠厚了:在中共内部,真正的生存法则是“做不
成朋友,就做敌人”。一将功成万骨枯,这“枯骨”不光有敌人
的,更有内部于己不利之人。(BaiDu网罗天下)
9、在孙大雨事件上的背信弃义。孙大雨是复旦大学教授,
1946年加入民盟,1947年加入中共操纵的上海市大学教授联谊
会、任干事会主席;1954年在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召开的会议
上批评中共复旦大学委员会前书记李正文对他的打击报复,1955
年又写信给时为上海市长的陈毅,陈毅约他谈话,批评了他,最
后对他说,我们是朋友,我今天代表党来批评你,是很温暖的。
将来绝不会有任何人对你打击报复。可是过了半年,孙大雨便成
了肃反对象,经过揭发、“说明”、斗争,最后虽未定为反革命
分子,却让他饱受寃屈。于是孙大雨模仿肃反5人领导小组的做
法,把所有打击过他的人都说成反革命分子,几次写信给毛泽
东、周恩来,结果毛泽东把他和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陈仁
炳、彭文应、陆诒等并列,而成了一名钦定的右派分子。最后打
击他的李正文、陈其五、杨西光等人反告他诽谤罪,让他坐了六
年牢。(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
202
10、1958年,积极对毛泽东“大跃进”推波助澜,胡吹红薯
亩产几十万斤。
11、1959年,在批彭德怀的军委扩大会上诬陷朱德“有野
心”。
12、1959年,对张闻天无情打击,制造了外交部内所谓“张
闻天反党集团”寃案。
13、文革初期执行刘少奇、邓小平镇压群众的反动路线,可
谓心毒手辣:在外交部抛出了中共部党组成员、国际关系研究所
所长孟用潜,副部长王炳南和陈家康等30几个牛鬼蛇神。其中的
李昌,仅仅因为他母亲是四川最大的“地主恶霸”;宦乡,则因
从他家抄出的美金,成了他里通外国、做间谍的证据;浦寿昌,
本是留美博士,做过周恩来的外事秘书。张闻天秘书何方的《从
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和中央文革小组王力的《反思录》中,对
这些都有记载,都说整这些人事后看是整错了;即便在当时看,
陈毅也是出于牺牲别人以保护自己的目的。
14,陈毅工作过的山东省,1949年前后有几起悬案,湖区肃
反,刘顺元案、山东反党集团案,也坑害了不少人。这些案件于
陈毅有无关系,还要查一查。
15,对刘少奇、林彪反戈一击,落井下石。
其实,陈毅本身吃过毛氏共产党的亏,在江西匪区杀AB团中
不但有丧妻之痛、而且差点也成了毛泽东刀下之鬼。然而陈毅陷
匪已深,又不肯自拔;数10年忠心耿耿,为毛作伥,趁日本侵略
中国之机,与日本人南北方呼应、内外夹攻,在南昌发动意在颠
203
覆国民政府的暴乱;抗日战争时期不打日本人,专杀中国人。最
终不免为毛所作弄、所抛弃,郁郁而死。
在《云南省弥勒县东风劳改农场右派分子名单》中,也有很
多被引蛇出洞而跌入毛泽东陷阱的老革命、老党员、老军人。例如
右派分子吴清卓,是1939年入八路军、1940年入中共,1957年为共
军十三军政治部副主任(上校衔);中共云南省委对外联络部“组
长”卢毅,1947年在越南参加印度支那共产党,1948年潜回中国为
毛泽东打江山,1958年与妻子谢克冰双双被打成右派分子,等等。
同样,弥勒县东风劳改农场也是群体消灭右派分子的所在,许多人
在这里被打死、累死、冻死、逼死、饿死、折磨死。
三、不能再容忍共产党继续残害老百姓了
不算井冈山、延安时期的杀人,仅从中共建政的土改、剿匪,
到六四屠城、镇压法轮功,历次运动及三年人祸中到底有多少“非
正常死亡”,至今没有公布;在人命不值钱的伟大祖国里,没有人
会关心这个数字;不把人(这“人”不包括无产阶级革命家本人及其
亲属子女,他们不但是人,而且命还特别矜贵;比如邓朴方在北京
大学摔伤了,邓小平就把聂元梓重判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
4年)当人的伟光正的党妈妈,也不会去理睬这个数字。
2002年,当我在华盛顿看到越战纪念碑,看到美国人把死者
的名字一个个地刻在黑色大理石上,我极感震撼:对生命的尊
重、对人的尊重,可以作到如此细致、如此庄严。
美国人纪念“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受害人,则是每一年把
他们的名字念一遍;邓恩·琼斯是一位律师,她是“九一一”事
204
件的最后一名、也就是第2,974名受害者。
以色列纪念1933年到1945年大屠杀中约600万犹太死难者的是
一座在耶路撒冷的亚德韦希姆大屠杀纪念馆,建筑总面积达4,000
平方米;以色列人从1955年以来的50年余中,一直在收集死难者
的名单,很多幸存者和受害者的亲戚朋友参与了这项历史性的工
作。至今已收集到300万受害者的姓名、年龄和简历、死亡日期、
家庭住址、亲人情况、联系方式,部分受害者还有照片。
上海作家刘文忠先生是到那里去过的少数中国人之一,因为
中共政府是不让老百姓去那里的(中国共产党不让中国人去的地
方还有柬埔寨红色高棉大屠杀纪念馆)。在纪念馆的一间展厅
中,四周都是书架,上面密密地放满了一本本精装的、都很厚
的书,从地下一直延伸到的屋顶,里面记录着300多万被杀害的
犹太人的资料:每1个死难者的姓名、年龄、死亡记录、家庭住
址、亲人情况、联系方式。刘文忠流泪了,犹太人以无比的勇气
复国,又以无比的代价寻找和记录下每个死难者!因为每个生命
都是无辜的!对每个家庭而言,每个生命都是父母、爱人、子女
和兄妹,都意味完整、幸福和欢乐,他们本该有尊严地活着,却
因为政治灾难而过早地以非人的方式离开了人世,离开了自己的
亲人!此馆中央有一个圆形的黑色水潭,上方悬挂着数不清的死
难者照片,一张张脸俯视着,同时倒映在水里,反射出粼粼的冷
光。仿佛约600万遇害的犹太人向每个参观者呼喊:不要忘记他
们!不要忘记血的教训!
纪念馆还纪念“纳粹猎人”西蒙·维森塔尔,他是纳粹大屠
205
杀幸存者,五次被关进集中营,在战争中失去了89名亲人。这位
活了96岁的老人用了60年时间收集数据与档案,将1,100多名纳
粹逃犯绳之以法。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纳粹盖世太保犹太部主管、
一手策划了希特勒“最后解决方案”的阿道夫·艾希曼。在以色
列民间有无数的西蒙,特别是以色列特工摩萨德,对屠杀犹太人
的纳粹分子一个都不放过。亚德韦希姆大屠杀纪念馆让人知道:
“没有正义,就没有自由”,“在这世界上还没有杀了人可以不
负责的事。”(刘文忠:《新海国图志》)
俄国人也很认真,俄国社会与政治史国家档案馆公布了1936
年1月1日至1938年7月1日止,苏联当局共逮捕1,420,711人,其中
包括8,539名华人。
日本人同样严谨不苟,广岛和长崎的原爆纪念慰灵碑内放着
被害者的名册,到今年原子弹爆炸纪念日为止,广岛慰灵碑里录
下的死亡者是253,008名,长崎的是143,124名,数字精确到个位,
而且还有每个人的名字。(《大河报》等)
只有中国,从总书记到老百姓,都是“差不多先生”。南京
大屠杀纪念馆的正面石壁上刻着“遇难者300,000”。日本人问,
怎么不多一个也不少一个?这些数字是怎么出来的?被屠杀的又
是哪些人?这个明显作假的数字不但在欺骗日本人,也在愚弄中
国人,更在羞辱死难者。1949年中共窃取政权后,只忙于不断地
掠夺、不断地杀人、不断地制造谎话,哪里会去计较中国人被日
本人杀了多少。因为他们杀中国人比日本人更起劲、更残酷、更
恶毒,死在他们手上的中国人不知有多少个30万。
206
四、中共帮日本人报仇
60年代初,东京大审判中唯一的中国法官梅汝璈,呼吁中国
史学界加强南京大屠杀的研究。然而,中共御用文人说他煽动对
日本人民的民族仇恨和报复。1957年,还把他打成了右派分子。
中共倒是为由于梅汝璈的坚持而被送上绞刑架的东条英机、土肥
原贤二等7名战争首犯报了仇。
严峻的史实被刻意掩盖了,然而又被虚构了。1995年在莫斯
科举行二战胜利50周年纪念活动,江泽民宣称中国在二战中伤亡
3,500多万人,比1947年国民政府统计的伤亡数1,700余万多出了
2,200多万,以此压倒世界公认的死亡2,000万人的苏联。中共以
为二战中中国军民的伤亡数字愈大,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就愈
大,“领导”抗战的中共也就愈伟大。(互联网)
中共玩弄数字的本领世界第一,夸大或缩小,随心所欲。土
改、镇反、反胡风、反右、四清、文革、六四等运动中,到底害
死了多少人?要么讳莫如深、密封档案,要么语矢口抵赖,要么
大大缩小。如袁木在六四屠城后的表演。
为了对抗中共篡改历史、强迫遗忘,现在有许多人在做基本
史料的收集,我也有幸加入收集反右运动受难者名单的工作行
列,并且得到当年受害人及其家人、友人的大力支持。捷克作家
米兰·昆德拉说:与专制的斗争,就是与遗忘的斗争。反之亦
然,拒绝遗忘,就是独裁政权一定垮台的先决条件。
《云南省弥勒县东风劳改农场右派分子名单》是多人合作、
彼此校正的结果。这样的名单,将会不断地被发掘出来;这样越
207
来越多的名单,不仅为纪念这些受了20多年苦难、家破人亡、妻
离子散,甚至被肉体消灭的人们,也是告诉作恶者和杀人罪犯:
你们犯下了罪行、杀了人——不管是用人民的名义、革命的名
义、国家的名义还是共产党的名义,老百姓都不会忘记!犯罪
者、杀人犯必须受到惩罚!
目前,据我所知,在收集右派名录方面作了突出贡献的有潘
正言、赵文滔、魏巍、冯志轩、董荫嘉、沈志庸、蒋文扬、曾伯
炎、李昌玉、铁流、俞梅荪、茆家升、丁郎父、冉云飞等诸位先
生,更有许多不方便露面的人士在默默工作,恕不一一尽录;他
们都是中国的“西蒙·维森塔尔”,我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首发《观察》)
208
您可以无愧,但不能无怨无悔
——读黄绍甫《老兵沉浮记》(注)
等待着我
当一轮红日冉冉升起的时候
我正打好背包
去抗击来犯的敌人
等着我吧
在烈日当空的时候
我正在与敌人拚死搏斗
誓用鬼子的鲜血
洗刷民族的耻辱
等着我吧
当夕阳西下时
我正在追杀鬼子
要为祖国复仇雪恨
等着我吧
当夜深人静时
我趁皓月当空
要与敌人决一死战
209
为的是保卫你和我们的母亲
等着我吧
当绚丽的阳光洒向大地
我会戴上一枚灿烂夺目的勋章
我们自豪
我们荣耀
我们激昂
我们流泪
那是等待得到的欣慰
这首名为《等待着我》的诗,写于抗日战争时期的1944年,
今天读来仍叫人热血沸腾、热泪盈眶。这首诗的作者是今年83岁
的黄绍甫先生,那年他才19岁,还是个在学的高中生。黄绍甫不
像时下那些一面高叫“爱国”、一面把妻子儿女送到外国的口头
革命家;而是坐言起行,放弃“高干子弟”的优渥生活,告别用
两根金条买来的心爱小提琴,报名参加了远征军;为了不再被家
人抓回家去,他从成都步行40余公里到新津机场乘飞机赴印缅战
场与日军作战。
1947年,因为不愿参加“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国内战争,冒
充复员从东北逃回成都,进入四川大学读书;并且两次放弃去台
湾的机会。然而,国家和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共产党又怎样对待这
个爱国家又真心真意等待“解放”的青年和他的一家人呢?
一个抗日救国的英雄、一个风华正茂的翩翩公子、一个才华
210
横溢的大学生、一个能歌善舞的音乐天才,到了号称“自由”、
“民主”、“发出万丈光芒”的“新中国”,竟沦为“历史反革
命”、“右派分子”、“黑五类”,在历经了21年的劳改奴役生
涯之后,再成为“刑事犯”而被判无期徒刑。在遭了34年牢狱之
灾后,他成了无妻、无子、无房、无退休金、无处诉寃屈的“五
无人士”,在所谓“和谐”的社会中继续受岐视、被遗弃。
这是什么道理呢?
几年来由于收集、研究抗战和反右史料,这样的故事可谓耳
熟能详,数以百计了。但是,读了黄绍甫《老兵沉浮记》后,仍
令我兴白桦之问:
“我爱国家,国家爱我吗?”
作为社会现象,黄绍甫的不幸不是个别的。50多年来,不知
多少包括地、富、资本家在内的富裕阶层,不知多少受过现代教
育的社会精英,不知多少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不知多少美好的
东西在阶级斗争的恐怖中被消灭、被摧毁、被抛弃,极左路线给
几代中国人制造了无穷的灾难。
黄绍甫的父亲黄存辅老先生,他长期偷听延安电台,并且
痴心以为“我们这家跟共产党没有冤仇,他们会跟我和睦相处
的”,而不许他二弟把他唯一的儿子带去台湾,结果黄绍甫一生
尽毁。当然,那时像黄存辅老先生这样的人还真不少,重庆美丰
银行的康心如老先生两兄弟,因害怕“被蒋介石集团胁迫、绑架
去台湾”而“躲到了重庆远郊北碚”,并在那里“箪食壶浆以迎
王师”,还“顿觉曙光照目,阴霾尽扫”;不曾想,一念之差竟
211
至倾家荡产,一家子被划了6个右派分子,由富甲一方的工商大户
变成了被斗倒、斗臭的右派大户。至于卢作孚、傅雷、老舍等,
更使我有“盍乎归来”之叹。
其实1950年去香港还很方便,黄绍甫先生的朋友陈德骐到当
地派出所开了到深圳的路条,就跟他哥到香港去了;临别前他对
黄绍甫先生说:“你也跟我们一起走吧!拉一辈子小提琴有什么
意思?”然而黄先生又失去了一个机会。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
头已是百年身。
轻信,让说谎者奸计得售、阴谋得逞;轻信,陷自己于水深
火热之中;在经受了家破人亡、九死一生的煎熬之后,还能“无
怨无悔”么?
所以,对如今许多人高唱的“无怨无悔”滥调,黄绍甫先生
是嗤之以鼻的。他只说“有幸为孙立人将军部属,终生无怨无
悔”。这是一个士兵对统帅的敬仰,是一个爱国者对另一个爱国
者的热爱,这有别于那所谓的“妈妈打错了孩子”受虐待狂们的
阿Q心态。
《老兵沉浮记》记录了中国军民的英勇抗日,也记录了在徒
有虚名的“人民共和国”里老百姓的苦难更甚于外敌入侵之时的
惨状;描写了人性中许多闪光的亮点,也揭露了更多人性中的卑
劣和无耻。它将唤起更多人的觉醒,认清制造这段历史的罪魁祸
首的丑恶真相。
反右运动也过去五十年了,今天必须客观地检讨反右运动甚
至所有社会现象的成因和每个人的历史责任,吸取应有教训。如
212
果仅因右派分子受过迫害,特别对右派分子的头面人物,只一
味同情之或歌之、颂之,而不反思自身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体的责
任,那悲剧就有重演的机会。
同样,抗日战争胜利已经过去60多年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快60年了,60多年来从重庆谈判、国共战争、暴力土
改、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胡风、肃反、社会主义三大改
造,到文革、六四事件;从对所谓两种命运的选择,对中共革命
的期望,到所谓改革开放憧憬,都应该认真检讨;对每一个无辜
被牺牲、被杀害、被遗弃的人,都要重新审视。这其实也正是我
收集、研究抗战和反右史料,以及编写《右派分子名录》的目的
所在。
欠债必须偿还,食言、失信并制造了无数灾难的执政者,必
须向历史作出交代,必须接受真理的审判,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
到来。
因为我看到了黄绍甫先生和许多受难者已经站在历史法庭的
原告席上了,《老兵沉浮记》和这一类越来越多的苦难记忆正是
无可辩驳的呈堂证供。
还历史以公正!
2008年3月写于香港流浮山寨
(注)《老兵沉浮记》将由某出版社安排出版,本文是为该
书写的序言。
213
柬共是中共的影子和镜子
——读余良《红色漩涡》
柬埔寨是中国的影子和镜子,柬埔寨3年8个月的浩劫是中国
50多年苦难的浓缩和反映。柬埔寨共产党所建立的法西斯政权,
就是中共流氓政权的翻版。因此,柬共和波尔布特的破产也预示
中共独裁专制也一定以失败告终。
2006年7月3日联合国审判柬共头目的27名法官在金边宣誓就
职的时候,余良先生的《红色漩涡》由美国明镜出版社出版发行
了。这是反映柬埔寨革命、战争、苦难的第一部作品。读完之
后,心情非常沉重,久久无法平静。震惊、恐惧、悲哀、愤怒,
兼而有之。读余良这部自传体小说,简直像做了一场恶梦;不
对,应该说是重温了一场恶梦。《红色漩涡》以写实的手法再现
了中国人民、柬埔寨人民和华侨的深重苦难;其中有理想追求和
主义之争,有错综复杂的国家和民族纠缠,有生死抉择和儿女柔
情。《红色漩涡》用铁的事实控诉了本是一丘之貉的中共、柬共
长期狼狈为奸,共同犯下的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的罪行。
目睹人间惨剧
余良在1947年出生后因父母去国,寄飬在广东省潮安县下赤
水村外祖父家。在陶铸“村村流血,户户冒烟”的暴力土改中,
214
外祖父和舅父被定为地主遭枪毙,外祖母上吊自杀;舅母带表姐
和表弟在逃亡中被捉,表弟也遭杀害;为了斩草除根,农会派人
到汕头追索藏匿在亲戚家中的小余良,幸得好心人掩护而逃过一
劫。
1960年,13岁的余良离开饱受反右、大炼钢铁、人民公社肆
虐的饥饿中国,经香港偷渡到了柬埔寨。到柬埔寨后又遭并非亲
生的父母的泠漠和虐待,15岁时离家出走;在失学、做苦力、失
业、流浪的过程中,受左倾华侨的影响,1970年进入由越共和柬
共建立的红色根据地,从此掉进了柬埔寨革命的“红色漩涡”,
几度遭灭顶之灾,九死一生。
1975年4月17日,一直打着解放人民旗号的柬埔寨民族解放军
攻占首都金边时受到市民热烈欢迎;谁知仅仅1小时之后,柬共便
以“美国飞机要来轰炸”为借口要市民立即撤出金边;在匆促慌
忙的“疏散”中稍有迟缓者即遭杀害;有正在抢救病人的医生、
护士因延误了撤离时间而死于枪口之下;不少老人、病人、妇
女、小孩在途中不堪折磨,而大量死亡。1个星期后,人烟稠密、
繁荣兴旺的首都,变成了一座死城。马德望、磅湛、贡布等所有
城市亦无不如此,余良在撤往农村的路上亲眼目睹了许多人间惨
剧。
两万越侨统统杀光
“疏散”到了荒无人烟的深山密林或偏僻的乡村安家落户的
市民,在口粮严重不足,住无法躲避风雨的茅棚,加上医药奇缺
的条件下,为了实现“超大跃进”和“尽快建成社会主义”,还
215
要每天从凌晨四点钟下田干活到夜里九点半钟才准收工。于是大
批大批的人由于酷暑、劳累、饥饿、霍乱、疟疾和水土不服而死
去。老百姓吃树上的水果、到河里抓鱼,都是不允许的;一经发
现,轻者殴打,重者处死。作者见到一个华侨小孩因偷吃番薯,
被活生生地扔入滚水锅里煮死。
更多的人则是因被指为旧政权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异己分
子而遭集体屠杀。向柬共投降的朗诺政权的军政人员,从总理、
司令、部长到广大士兵,几乎全部杀掉,许多人是全家杀光,如
旅游部长努诺夫人一家14口无一幸存。作为柬共的盟友西哈努克
亲王一家,有18人(1个儿子、2个女儿、2个女婿、13个孙子)被
杀;亲王夫妇亦遭软禁,如非中方特别关照,也必死无疑。由于
与越共有宿怨,柬共把来不及撤走的2万越侨统统杀光仍不解恨,
结果有越人血统和会越语的柬人也成为代罪羔羊。
华侨一半死于柬共屠刀之下
波尔布特是毛泽东的绝对崇拜者,从1965年至1970间,曾经3
次到中国当面向毛泽东取经,1975年攻下金边后2个月,又到北京
听取指示。仅在1970年中共就援助波尔布特3万人的武器装备(王
贤根:《援越抗美实录》)。然而许多受中共输出革命理论影响而
积极支持和参与柬共革命的的左倾华侨,却被柬共认为是非我族
类,以刘少奇派、林彪派等种种罪名而加以逮捕和杀害。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波尔布特认为中共也修了。碍于还要
向中共索取物资不曾公开闹翻,但华侨就大倒其霉。1975年后,
中共派了大量专家帮助柬共建设,为专家作翻译的华侨青年在工
216
作完成后即遭集体杀害,余良即是其中一员,只因越军攻城而捡
回一命。抗法时期参加革命的华人党员张东海,是柬共的商业部
副部长,也在大清洗中遭杀害。一般估计,5、60万华侨中有一半
死于柬共屠刀之下。
但中共对此不置一词,当华人向中共驻柬使馆求救时,中共
外交官竟幸灾乐祸:“这就是你们背叛祖国的下场!”1976年4月
16日毛泽东、朱德、华国锋“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
民”致电乔森潘、波尔布特、农谢“最热烈的祝贺”民主柬埔寨国
家独立节1周年,并表示“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坚决地支持柬埔
寨人民的革命事业,同兄弟的柬埔寨人民团结在一起,并肩战斗,
共同前进”(《人民日报》)。邓颖超1978年访柬时,也对柬共赞扬
有加:“中国人民要小学生那样虚心向柬埔寨人民学习。”
中共对1998年印度尼西亚大规模屠杀、强奸华人妇女的反应
也是这样,不但不予救助,反而在国内外拚命封锁消息。中共之
无耻无良大抵如是!
柬共是中共的影子和镜子
波尔布特为了巩固个人权力,许多老战友、高级干部、将领
也遭杀害,据估计被波尔布特杀死的柬共人员超过10万人。在不
间断的政治斗争、“清理阶级队伍”和肃清反革命运动中,由越
南回国的2,000多为柬共前身的原人民党党员,其中许多曾留学中
国、苏联,全部被杀光;把满腔热情地从外国回来为国家服务的
一大批知识分子都当作特务,先送去农村,再加以全部杀害。在
波尔布特“多一个人不如少一个人”的孤家寡人主义笼罩下,柬
217
共把做生意的、甚至有缝纫机的人都当作资产阶级加以清除;把
战争期间居住在朗诺统治区的人民,也视作附敌分子横加迫害;
对少数民族占人也加以镇压,磅占省曾发生集体屠杀占人的事
件。
1979年1月7日,越军攻克金边,柬共十几万军队兵败如山
倒。在执政的3年零8个月中,柬共没收了一切私有财产,取消
货币,关闭学校,禁止宗教,取缔中文,禁说外语,搞合作化,
变全国为集中营。以大规模处决和疯狂虐待的方式,杀害了近200
万人,相当于当时柬埔寨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一。柬埔寨就是中国
的影子和镜子,柬埔寨3年8个月的浩劫是中国50多年苦难的浓缩
和反映。
毛泽东的极左机会主义路线不但给中国带来浩劫,也给柬埔
寨人民和居柬华人造成惨绝人寰灾难。柬埔寨革命是毛泽东以阶
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柬埔寨的
全面、彻底的实施和模拟试验。柬埔寨共产党所建立的法西斯政
权,就是中共流氓政权的翻版。因此,柬共和波尔布特的破产也
预示中共独裁专制也一定以失败告终。
“昂贵的遮羞布”
所以,中共对审判前红色高棉头目就怕得要死,恨得要命。
为此,4年前朱镕基免去了柬埔寨欠中国的全部2.2亿美元债务;去
年向柬埔寨投资2.4亿美元并赠送6艘海军巡逻艇;今年温家宝又
宣布向柬埔寨提供6亿美元经济援助,为洪森政府修建豪华的办
公大楼。中共如此打肿脸充胖子,大令友邦诧异,原来目的无非
218
要洪森当局放中共一马,在审判红色高棉问题上,尽量拖延和淡
化。洪森当局果然心领神会,不仅拒绝将红色高棉头目送交国际
法庭,而且包庇他们,让他们在柬国境内逍遥自在,过着安逸的
养老生活。尽管洪森曾经是红色高棉的死对头,也曾经是中共的
死对头。(陈劲松:《中共金援柬埔寨,用心良苦》)
到今年7月3日联合国提名的17名柬埔寨法官及10名国际法官
在金边宣誓就职的时候,除波尔布特已经在1998年死亡外,其余
领导人年事已高,病患缠身,有的已处弥留状态。在中共和洪森
政权的联手遮盖下,红色高棉可能得以逃脱历史的清算,这固然
是柬埔寨人民的不幸;也是中国人民的不幸。中共用中国人民的
血汗钱为自己的历史罪行缝制了“昂贵的遮羞布”(陈劲松)。
(《动向》2006年8月号)
219
墓碑:为埋葬独裁暴政而立
——读杨继绳《墓碑》
中国历来的史书只有“易子而食”的记录,而毛泽东、共产
党却能使中国农民把自己亲生子女也吃下去了。这是什么世界?
亩产万斤、十万斤的鬼话,只是毛泽东、共产党为高征购、向农
民掠夺粮食而制造的口实,人为的饥荒是中共卖国集团大规模屠
杀中国人民的战略部署和既定方针。中共卖国集团在饿莩遍地的
时候拒绝苏俄以贷款方式向中国供应的100万吨救命小麦;仍然
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仍然把巨额的财物送给外国人。中共卖国
集团对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有粮不给吃,而让他们吃野菜、树
皮、观音土,直至吃人肉——吃死人肉、也吃活人肉;还要强迫
他们做超体能的苦役,饿不死、累不死、病不死的,再行打死、
毒死、折磨死,甚至枪毙、活埋,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于是,在
短短的三年里便制造了史无前例的3,600万冤魂。
一、纪念碑树立在香港
1961年春,刘少奇回家乡湖南搞调查时说:“要知道秦始
皇、隋炀帝是修长城、修运河垮台的,实际上我们比他们死的人
还多些。”他在老家宁乡县花明楼公社对当地干部说:“这里死
了很多人”,“不但你们这一辈子要记住,而且还要教育你们的
220
后一代——可以刻石立碑,永远记住这个教训。”1962年初,对
即将就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李葆华说:“回去以后,把前
3年的历史写本书。如果勇敢些,就把它编剧演。再勇敢些,就
立碑传给后代。”刘少奇是毛泽东的主要帮凶,也是大饥荒的始
作俑者;他的写书、编剧、刻石立碑,仅仅是害怕政权的“垮
台”。但是40多年过去了,偌大的中国,一本书、一个剧、一块
碑都不曾出现。倒是香港有了这么块“纪念碑”,这就是杨继绳
先生的《墓碑——中国60年代大饥荒纪实》(上下两册,共1,095
页,2008年5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墓碑》是杨先生继《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国改
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之后再一次引起轰动的贡献。杨先生也提
议,中国应在一切饿死人密集的县份(如信阳,通渭,罗定,亳
州,凤阳,遵义,金沙,郫县,荣县,丰都,大邑,馆陶,济宁
等),在饿死人最多的四川、安徽、贵州、河南、山东、甘肃、
青海等省的省会,以及在天安门广场,建立大饥荒纪念碑。这些
纪念碑不仅纪念亡灵,也是让人们永远记住这场灾难,从中汲取
教训,让悲剧不再重演。(P15至16)《墓碑》就是杨先生用心血
和勇气立的“纪念碑”,它为未来真正的纪念碑奠下了坚实的基
础。
《墓碑》,是一部专政独裁制度的罪恶史、也是中国人民尤
其是中国农民的苦难史。据杨先生说,“墓碑”有四种含义:一
是“为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
人立墓碑”;三是“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下一个墓碑”;四,
221
“如因此书而遭不测,也算是为理念而献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
的一个墓碑”。杨先生冒险犯难、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悲壮情怀,
让我钦敬!然而,在一个号称“和谐”、“权为民所用”的国家
里,为了写一本书而要冒“献身”的风险,亦可见这个国家的恐
怖和黑暗、执政者的无耻和凶恶。
《墓碑》不仅重现了那场灾难的令人惊骇、令人恶梦连连的
全貌,而且全方位解释了它的成因。尤其用各地气象资料、援外
与军备史料拆觧“自然灾害”、“苏修逼债”一类谎言,把那一
小撮蟊贼与民为敌、视人民如蚂蚁的恶毒、残忍、残暴的心态揭
露无遗。什么“人民领袖”、“无产阶级革命家”、“人民好总
理”、“人民的儿子”,统统都是血债累累的杀人凶手。由于杨
继绳先生的特殊地位、条件、修为、功力和道德勇气,使《墓
碑》成了不可替代、也不可多得的巨著。这是一座真正的丰碑。
大饥荒是4、50岁以上中国人的恐怖记忆,杨继绳先生的令尊
是在1959年活活饿死的。第一个在网上推荐《墓碑》的四川作家
冉云飞先生,他家里有5口人在当年饿死。福建省虽然死人不太
多,但也死了18万人,先母便是其一。她是因饥饿致浮肿,而死
于1962年,仅41岁。
家父本是个山区私塾教师,1948年入中共地下游击队,1949
年4月成为中共党员。三反运动时,被诬为“贪污分子”,后平
反;1957年又在“反地方主义”斗争中被当作“不纯分子、投机
分子”而开除党籍、清洗回乡,受尽岐视和打击。大饥荒期间乡
下人每人每天只有4.5两米(16两为一市斤)可吃,我们就用狗脊、
222
野芭蕉、稻草、野菜等充饥。家父的遭迫害是家母饿死的偶然因
素——但这个制度却使每个老百姓都有遭迫害和饿死的可能。
二、用史料说话,铁证如山
看看上篇《各地情况展现》的目录:第一章讲河南省,至少
饿死300万。第2章讲甘肃省,非正常死亡102万。第三章讲四川
省,天府之国饿死1,250万。第四章讲安徽省,非正常死亡在500-
600万之间。第5章讲吉林省,守着粮库饿死近13万人。第6章讲江
苏省,鱼米之乡饿死约70万。第7章讲现在和过去都是中国最富
裕的广东省,当时饿死65.7万人,另有11万多人偷渡往香港。第8
章讲山东省,齐鲁之邦饿死300万人。第9章讲浙江,饿死10.77万
人。第10章讲云南,饿死100万人。第11章河北省,官方数字是饿
死41万人。第12章,贵州省饿死174.6万人。
以上12省,都是作者亲自考察过,调阅了许多机密档案,采
访了许多当事人、包括一些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的知情人。作者的
每一句都有根据、都有来历;每一个结论,都是通过收集、采
访、研究之后得出来的。可谓铁证如山,不容置辩。其它各省作
者虽然没有专门去考察,但也通过各种管道得到许多资料。第13
章是综合其它各省饥荒情况,第14章讲城市生活。
作者在第14章里透露了两件小事。其一,中共中央在成千万
人饿死的1960年批转了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起草的《关于对在
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问题的报
告》,让“各地参照执行”。作者指出“能受到照顾的高级知识
分子只是知识分子中的极少数,受惠最多的还是高级干部。高级
223
干部在照顾高级知识分子的名义下享受特需供应。”从此神秘而
令人羡慕的“特需供应”成了中共高级干部的特权,一直保留至
今,看来还要永远保留下去。但共产党及其喉舌却总用“共艰苦
共患难”来忽悠老百姓。
二是关于“毛泽东不吃肉”的谎言,所谓不吃肉,只是因医
生建议不吃胆固醇高的猪肉,但牛羊肉还是要吃的;1961年4月
26日的1份歺谱中,就有牛羊肉菜10多种,西歺汤16、7种,各种
风味的鱼虾10几种。在饿殍遍地的1959至1960年间,各地为毛泽
东等人特别建造的豪华行宫和超级住所共有61处之多。其中著名
的有韶山滴水洞、长沙蓉园、武汉梅岭、南京紫金山宾馆、北京
密云水库别墅、上海西郊宾馆、庐山庐林别墅、济南南郊宾馆、
杭州刘庒宾馆和汪庄宾馆、广州南湖宾馆、从化温泉宾馆松园一
号、成都金牛坝宾馆、太原迎泽宾馆、天津迎宾馆、哈尔滨花园
村等。南宁、郑州、南昌、大连、青岛、青海、新疆等地也都有
毛泽东们的别墅群;有的一地还不止一处。昆明别墅的图样设计
好了,但海拔较高,毛泽东不去,这才为多灾多难的云南人民省
下一大笔银两。
韶山滴水洞别墅主体建筑面积3,638.62平方米。从1960年下半
年开工,直到1962年底才完成。耗资1.2亿元。而1958—1961年韶
山东郊公社3个大队饿死707人,全县约死3万人,湖南全省则饿
死248万人,如果用建别墅的钱去买粮赈灾,可供248万饥民吃一
年,三湘子民一个也不会饿死了。
毛泽东如此,从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各分局、省市委到县乡
224
村党委、支部等大小头目,也无不如此。不顾老百姓死活的骄
奢滛逸、男盗女娼、贪污挥霍,真是罄竹难书。半个世纪过去
了,当年至少饿死100万人的河南省信阳地区,如今还是国家级
贫困市,经济发展水平位列河南省倒数第几名。但这里的官员
却住超级豪华的别墅。2004年他们花3,000万元巨资收购一块40
亩黄金地块,10亩建了信阳市国土资源局办公大楼,30亩建了11
套别墅分给局领导,每套仅收20万元,而实际价值约200万元。
三、饥荒旷古绝代,中共罪恶滔天
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健康的人,被硬生生的饿死,该受多少
活罪?在没有战争、风调雨顺的年代,居然可以饿死3,600万人。
是怎么样的一种罪恶!?
《墓碑》中记录有各省、各地区大量详尽又可靠的人吃人案
例。有父子、母女、兄弟、姐妹互吃的。吃死人肉,也杀活人来
吃。其惨不忍复述,请读者自行翻阅。我只想指出,中国历来的
史书只有“易子而食”的记录,而在毛泽东、共产党法西斯统治
之下,却使中国农民把亲子女也吃下去了。这是怎样的惨绝人寰
呀!
读完《墓碑》,一个正常思维的人都会毫不迟疑地得出结
论:3,600万人的死去是毛泽东、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有计划屠
杀。
共产党头目自毛泽东开始,几乎全是出身于农村,即使没有
亲手种过地,“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吧,怎么会制造出和
相信亩产千斤、万斤、十几万斤的鬼话呢?
225
目的仅仅在于高征购——从农民口中夺粮,达到把农民或饿
死——实行群体灭绝或饿服贴——便于统治的目的。如此而已,岂
有它哉?
四、罪不在天灾,也不在苏联
中共用“自然灾害”和“苏修撕毁合同”欺骗了中国人民数
10年。但杨继绳先生用事实、用文献、用史料告诉读者:这是胡
说八道。
作者用官方的气象、水文资料以及学者的研究成果,证明
1959—1961年间中国旱涝态势相当正常,可以说是风调雨顺。
为了反驳“苏联人逼债、撕毁合同”说,作者引用了大量中
苏两国官方史料。1960年3月,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在人大二届二
次会议上说,苏联1959年继续给了我国巨大支持,对国民经济继
续大跃进起了重大作用。
1961年外贸部长叶季壮对苏联人说:“由于我国最近连续两
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1960年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
1961年许多商品不能出口或减少出口,给苏联造成一定的困难。
但是,苏联同志对此表示了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谅解。苏联
政府同意我们1960年贸易业务中的欠账在今后5年内分期偿还,
并且不计利息,还提出不计利息现在借给中国50万吨糖,以后由
中国以同等数量归还。我们认为这些对于我们克服暂时困难来
说,是重大的帮助和支持。我们永远珍视、并且衷心感谢苏联
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给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援
助。”(P593)
226
苏俄尽管干了许多对不起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事,但在中国人
民挨饿这件事情上,确是不曾下井落石。也就在这1年,苏联在
借给中国50万吨糖的同时,还提出以贷款方式向中国供应100万吨
小麦。这100万吨小麦,对于濒于死亡的中国人无异是涸鲫之望甘
露,但丧心病狂的毛泽东集团却予以拒绝。
反骨的毛泽东等,初则对苏联人感激涕零,后则信口雌黄,
不惜让苏联老大哥代其受过。(当然,后来邓小平、江泽民、胡
锦涛又重新投入了俄国人怀抱,因为中共到底是苏俄的裤裆里掉
下来的,这段亲情是始终无法割舍。)
1960年,在苏联未提出还债的情况下,毛泽东让周恩来把需
16年还清的80亿卢布的债务硬在5年内还清;加剧了灾情,加速了
老百姓的死亡。
周恩来1964年12月31日在第三届人大一次会上的《政府工作
报告》中说,“我们在经济困难期间,不但没有借一文钱的外
债,而且把过去的外债几乎全部还清了。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
和应付利息共计14.06亿新卢布(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是使用和消耗在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军事物资的贷款和利息),已经按期偿还了13.89
亿新卢布,剩下的尾数1,700万新卢市,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
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过去向苏联
借的50万吨食糖,今年已经还了30万吨,其余的20万吨,准备提
前在1965年全部还清。前几年我们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
贸易欠帐,现在已经全部提前还清。”“不仅如此,这一期间我
们还节衣缩食,拿出了相当大的一部分资金和物资支持社会主义
227
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预计到1964年年底,我国的对外援助
共计支出人民币66.7亿元,其中1961年到1964年支出的为35.5亿
元,占53%。”(P595)“人民的好总理”!你原来是吃里扒外的冷
血杀手。
在中共中央1964年2月29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中还说,“到
1962年底为止,我们向苏联供应的粮油和其它食品值21亿新卢
布。”
苏联单方面中止对华经援协议,撤走专家,发生在1960年7
月,当时大饥荒早已酿成,大规模非正常死亡早已发生;而且也
与民生问题无关。事实说明,把苏联翻脸说成是大饥荒饿肚子的
原因,是说不通的。
如果还外债是饿死人的原因的话,比还外债多几倍的军费开
支,岂不更是杀人凶手?是的,这一次算是中共的不打自招吧。
五、打肿脸充胖子,致更多人死亡
为了拉拢亚非拉小兄弟以壮声威,证明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毛
泽东在提前还债的同时,从人民口中夺食去无偿地援助什么“世界
革命”。本来1958和1959年,出于“大跃进”的浪费,财政紧张,
对外援助已经缩减了。但中苏翻脸后,又随即大幅度扩大对外援助
的规模。大饥荒中的1961年,援外支出即已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
自1962年起,援外更是大大超过了偿债。民脂民膏流水般散给朝
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古巴等。据说他们的建设工作做好了,反
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增强了,就是对中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实际死去
的中国人,却比这几个国家人口加起来还要多。
228
李先念在《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说:
“这两年尽管我们自己有很大的困难,我们还是根据可能的条件
和量力而行的原则,积极地援助了某些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亚
洲、非洲民族主义国家。我们认为,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
务。1961年和1962年,对外援助支出合计为137,300万元。连同
前三年的对外援助支出,五年总计236,200万元。其中:援助阿
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古巴、蒙古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部分,为
186,600万元;援助亚洲、非洲民族主义国家的部分,为49,600万
元。我们的援助是真诚的,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是真诚帮助
他们在经济上实现自力更生的方针的。”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是
假的,因为已经搭上了3,600万中国人的生命。
《墓碑》第596、951页附录的《1950-1964年中国偿还外债、
对外援助和国防费用支出(亿元)》就是中共卖国集团的自供状和罪
行录。
年份 偿还外债 对外援助 国防费用 国防费用占财政总支出%
1950~55 6.80 12.60 332.3
1950 28.0 41.1
1951 52.6 43.0
1952 57.8 32.8
1953 75.4 34.2
1954 58.1 23.6
1955 65.0 24.1
1956 5.97 4.04 61.2 20.1
229
1957 6.08 4.67 55.1 18.1
1958 7.23 2.76 50.0 12.2
1959 7.11 3.50 58.0 10.5
1960 6.73 3.63 58.0 8.9
1961 6.58 5.19 50.0 13.6
1962 6.42 8.54 56.9 18.7
1963 2.86 9.61 66.4 19.6
1964 0.96 12.16 72.9 18.3
李先念说“在1961年和1962年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既没
有举借新的外债,也没有发行国内公债,并且还偿还了到期的债
务。我国的建设资金,向来是自力更生、依靠自己增产节约来积
累的。”所谓“增产节约”,只是从农民身上、口中掠夺、抢劫
的代名词而已。
中共分赃集团对国际流氓、对友邦、对外人的确是“真诚
的”、“无私的”。最近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报导,北京2008奥
组委宣布:免除参加2008年残奥运动会各国参赛选手和官员的旅
费和食宿费用。并骄傲地宣称这在残奥史上还是第一次。其实,
中国是世界上残疾人最多的国家,共有6,000多万;他们大多数
生活贫困。如果按照联合国关于贫困的概念,中国的贫困人口更
以亿计。中国富裕到了可以帮包括美国等富国在内的各国政府省
钱?中共分赃集团之卖国媚外,历来如此。
但对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则是非常无情、野蛮、奸诈和恶
230
毒。中共卖国集团对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是有粮不给吃、让他
们吃野菜、树皮、观音土,直至吃人肉——吃死人肉、也吃活
人肉。还要让他们做超体能的苦役,稍有不顺眼,即行打骂、吊
绑,扣饭,甚至枪杀、活埋,手段无所不用其极。3,600万寃魂
中,除了活活饿死、累死、病死的,被打死、中毒死、折磨死者
当占不少比例。第19章《“五风”肆虐》等章节对“强迫命令风
视民如草芥”有极详尽的披露。
为了镇压、屠杀、威慑包括少数民族、台港同胞在内的中国
人民,中共豢着一支庞大的军队,故军费一直在国家财政支出中
占极大比重。但表中所列的军费仍不是全部,因为中国很多武器
是通过“军工动员”的方式由民用工厂生产的。一些重要军事科
研项目由非军事研究单位承担,很多普通院校承担了军事院校的
科研项目和培养人才的任务。“两弹一星”中的大部分消耗不是
来自国防经费。(P952)
这支名叫中国人民解放军实为杀人放火、祸国殃民的党卫
军,它除了打中国人(如抗战的国军、包括藏人和回族人在内各
族人民以及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北京市民)之外,完全成了中
共内部争权夺利和对外卖国的工具。
共军在抗战中与日本人沆瀣一气,共同和国军作对、谋杀国
民政府。在朝鲜半岛战场,只是把100多万收编的国军送去为斯大
林和金日成当炮灰,借刀杀人以消灭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虽然为
转移视线和印度打了一仗,大胜之后却退回麦克马洪线以北几十
里,反而失去了更多的领土。仅仅西藏就有最好的精华般的九万
231
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印度人占领着。9万平方公里的地理慨念是什
么?9万平方公里有3个台湾、一个浙江省那么大。(班禅喇叭:
《西藏所失大于所得》,1989年1月23日)中越一战死亡惨重,从
1979年2月17日至1979年3月16日的20多天,共军就损失2-3万人,
每天平均死亡2-3千人,同样没有收回一寸领土。
现在对中俄、中印、中越、中缅边界领土的大出卖后,广大
海上国土也几乎沦亡,石油气蕴藏量丰富的南中国海、钓鱼台列
岛、东海,早让周围国家瓜分殆尽,邓小平自欺欺人的“主权搁
置,共同开发”成了一句空话,所签的《南海地区行为准则》也
等于废纸。最近几十年,是邻国侵占我国领土、领海最严重、性
质最恶劣、规模最大的时期;而中共则成了中国有史以来成交量
最大的卖国贼。
人民用血汗甚至生命养肥了这支庞大的、对内威武、对外
“文明”的“威武文明之师”,到底为了什么?
六、把专政落实到每一个人的肠胃
第18章《公共食堂》讲述了大饥荒的一个成因是普遍地把农
民赶进人民公社,消灭家庭;大办食堂,让农民家徒四壁,把专
政落实到每一个人的肠胃。所谓“把专政落实到每一个人的肠
胃”,作者在《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中已作过概述:“中
国的专制制度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沿袭了两千多
年,有着丰厚的历史积淀。在毛泽东时代,尽管这是中国专制的
尾声,但由于有了现代化武器、现代组织手段,再加上计划经济
体制完全垄断了一切经济资源、垄断了老百姓的基本生活资料,
232
又不让人口自由流动,因而对社会、对官员、对民众的控制比历
代帝王的专制更为严密细致,更为深入广泛。它严密控制着整个
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生活。专政的强制力量,深入
到每一个边远的乡村,每一个家庭成员,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
胃。说它是极权制度,是指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达到了极致,已
经达到了尽头,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墓碑》用了更多例子和篇幅来论证。
七、粮食问题——中共对农民的战争
中共自立国那天开始,就与农民展开“粮食战争”以巩固和
稳定政权;为了粮食,农民成了中共无限压榨的对象。为了超额
统购,1954年就有566名农民被逼自杀,还有35名自杀未遂,这仅
是“不完全的”数字。把福建省邵武县群众骚乱定为“反革命煽
动群众,破坏粮食统购统销”,逮捕114人,处决16人,判刑56
人,管制9人。可谓心狠手辣!
广西省因虚报产量1954--1956年,饿死数千人。1957年新华
社保定4月17日讯说,河北省“非正常死亡也在发生”。老百姓
说:“共产党好是好,就是吃不饱”,一个老农民白天打灯笼以
刺“共产党黑暗”。(《政治学习》,1957年8期)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曾“严肃处理”广西省事件,罢了中共广
西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等人的官;《人民日报》煞有介事地发
表《坚持同漠视民命的官僚主义作风作斗争》的社论。然而替
死鬼却是“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大幅度减产”。“提醒全党
吸取教训”,更是骗人鬼话。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
233
换了韦国清之后,死人反而更多了。广西省继1958年炮制环江县
水稻“亩产13万斤”等一系列牛皮后,1959年只好靠搜刮农民口
粮、种子上交,譬如龙胜县,1959年粮食征购数竟然高达1957年
的3倍半!一天不到4两口粮的农民,除了饿死还有别的出路吗?
仅环江县便饿死了3万多人。“不少人家绝户,不少村庄绝村”,
最后“出现活人吃死人、活人吃活人的事件。甚至街上有人公开
摆卖人肉。”柳州地区饿死16万,韦国清坐镇的临桂县五通镇,
7-8,000人口,饿死了三分之一,100多户人家死绝。(《内部参
考》,1957年4月16日,新华社编印)广西一共饿死了多少人?韦
国清自己承认是30多万,但广西公安厅厅长钟枫说,起码50万。
(丁抒:《大跃进和大饥荒》)现在根据杨继绳计算是73.96万人。但
这韦国清不但无罪,反而圣眷更隆,一直到文革,都获重用。
为了从农民口中掠夺最后一口粮食,全国各地发动莫须有的
“反瞒产”运动,对农民采取种种酷刑,如河南省光山县就有2,
241人挨打,其中105人被打死;该县槐店公社大树大队在1959年9
月至1960年1月,便打死49人。河南省息县则一共打死、逼死1,065
人。甘肃省通渭县打死、逼死1,300多人。
为了推缷大量饿死人的罪责,中共决定在河南省信阳地区大
规模杀人,大县杀800人,小县杀400人,每个大队杀4—5人,共
2万(乔培华:《信阳事件》,够可怕、够残忍、够卑鄙吧。饿杀
一大批,再枪杀一大批)。最后在决定杀中共光山县委书记马龙
山和中共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时,毛泽东说,我还没有杀过县委
书记,判死缓吧。毛泽东忘了他杀过张子善、刘青山;张子善、
234
刘青山是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和天津专署专员,比县委书记还大
呢。毛泽东何爱于县委书记?他为了保他自已而已。
毛泽东曾在1958年秋武昌会议上说:“广西死了人,陈漫远
不是撤了吗?死5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
成问题。”如今真的死了几千万,他却不说要撤他的职、砍他的
头了。作为这空前的人间惨剧的祸首,他在后来的庐山会议上,
轻飘飘地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
毛泽东在1958年就预测到死5千万人。为此接近于实际死人
数,奇怪吗?一点也不奇怪。毛泽东这一段话,更证明了我的
“中共有意谋杀”的判断。
八、毛共有意的大规模杀人的例子还有
河南省信阳地区,当年库存有粮10多亿斤,当年产量29亿
斤,共40亿斤。守着40亿斤粮食,饿死100万人,作者也慨叹“真
不应该”。1959年4月至1960年4月,是饿死人最多的1年,但这期
间国家粮食库存为887.03亿斤(1959年11月),最少也有286.32亿
斤(1960年5月)。1960年4月春荒最严重时,粮食库存为403.51亿
斤。如肯拿一半出来,也不会饿死人(P753)。当时仓库里囤满
等待出口的粮食和其它食品,由军队或民兵把守。波兰学生罗文
斯基亲眼看见“水果成吨的烂掉”。可是上面有规定:“饿死不
开仓。”(网上资料)
1958年的征购比例为粮食产量的29.4%,1959年上升为
39.7%,1960年为35.6%。到1959年11月27日,全国征粮1,077亿
斤。其中,1959年10月,全国收购入库粮食241.8亿斤,比上1年
235
同期增加153.7亿斤,即增长一倍半。作者写道:“国家千方百计
的增加粮食库存,准备用于何处?为什么见死不救?真是令人不
解。”(P754)可见杨先生还是忠厚人。
中共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在饿死了300万人时,不但不受惩
罚,反而升官,身兼两省总督。当他为救人搞责任田时,却被指
“复辟资本主义”遭罢官。
你为了敛聚,不给老百姓吃饭,老百姓可以逃跑离开你吗?
不行。1958年丽江地委和军分区向外逃边民开火,“共消耗子弹
200多发”(P460)1962年,陶铸调动全付武装的军队镇压积聚在
广州火车站等待买票外逃的上万群众(P387)。中共边防军也不
知打死了多少偷渡澳港的男女老少。
大量出口粮食。1958年出口量为288.34万吨,1959年激增为
415.75万吨,仅11月就出口粮食18.8亿斤,比第三季度粮食出口总
和15亿斤还多了近4亿斤,创下了粮食出口新纪录。1960年则出口
272.04万吨。东欧国家鉴于中国宣传粮食大丰收,要求中国在1960
年供应84.7万吨,比1959年提高50%。1959年到1960年,中国粮食
连续两年减产,但对于非洲的要求,仍然“慷慨解囊”。如1960
年,援助几内亚10,000吨大米,还宣布“向刚果提供5,000吨至
10,000吨小麦或大米”。(网上资料)
中国的粮食出口仅1958、1959两年就高达700万吨,可以为
3,800万人每天提供840热卡。这还不包括肉类、食油、蛋品等大
量的出口。如果没有出口,中国人一个也不会饿死。最缺德的是
李井泉在1960年7月1日,突然一道命令宣布粮票作废,把老百姓
236
苦苦积攒下的4,800万斤粮食化为乌有,这种做法在全国是绝无仅
有。以致四川省的大饥荒时间最长、饿死人最多。所以,李井泉
一家在文革中下场也十分悲惨,算是老天爷有眼,报应不爽吧。
1962年,刘少奇应阿尔巴尼亚人的要求,命令几艘满载小麦
的中国轮船调头开向阿尔巴尼亚。(P596)刘少奇、陈云、李先
念、李井泉、吴芝圃、曾希圣、舒同、张仲良等同毛泽东、周恩
来一样,都是命债如山、罪责难逃的刽子手。
1950-1959年中国粮食国际贸易情况(单位:万吨)
年份 出口 进口 净进出口
1950 122.58 6.69 +115.89
1951 197.11 +197.11
1952 152.88 0.01 +152.87
1953 182.62 1.46 +181.16
1954 171.10 3.00 +168.10
1955 223.34 18.22 +205.12
1956 265.12 14.92 +250.20
1957 209.26 16.68 +192.58
1958 288.34 22.35 +265.99
1959 415.75 0.20 +415.55
合计 2228.1 83.53 +2144.57
(P755、网上资料)
饿杀以外,还有打杀和枪杀。有压迫就有反抗,1958年4月18
237
日,反共救国军韩乙奴等200人胁迫4,000人武装叛乱。据《青海省
志》说,“从1958年4月到1962年3月,为期5年,共进行大小战斗
3,639次(其中部队作战2,811次,地方干部和民兵作战828次),
毙敌1.6万人,伤敌4,876人,俘获4.68万人,招降5.88万人。”可
以粗略看出共产党怎样乘机杀人,杀良冒功。
1958—1961年间,云南省楚雄州即判了37人死刑。吉林省在
1960年上半年杀了53人,不得不把杀人指标由80人追加为160人。
“吉林是一个饥荒不算严重的省份,杀人指标成倍突破,一些饥
荒严重的省份,捕人、杀人就更多一些。”(P948)
中共在这3年人祸期间及篡政50多年来,制造了多少寃案、杀
了多少无辜的人,应该有清算的一天。
九、几点补充和建议
1、《墓碑》资料太丰富,讨论的问题涉及太广,我的评介是
挂一漏万。而且许多社会学、政治学、统计学上的问题又是我所不
能置喙的。但愚者虽只一得,亦可作引玉之砖。姑陈浅见如上。另
因本人近年收集和研读1957年反右运动史料,略知当年遍布中国各
地的劳改农场、劳改厂矿都是杀人如麻的人类屠宰场;囚禁其中的
右派分子曾大量被饿死、打死、折磨死,死亡率极高。
据在北大荒劳改队里当过统计兼文书的杨崇道先生说,光是
他所在的那个队百十来名右派中,经他的手写了《死亡报告》的
就有30余人,几乎占这一个队右派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辽宁省锦西煤矿劳改队,经过大饥荒的饥饿岁月后,1,200名
右派、犯人已饿死了1,000人,还没有饿死的200人中的198人,都
238
已骨瘦如柴或全身浮肿地卧床不起,成了还剩一口气的殭尸;另
两个人靠吞吃活剥青蛙、蚱蜢和蝴蝶,才能下床走动走动。(戴
煌:《九死一生》)辽宁省凌源县新生焦化厂的一个右派劳改中队
300人死去227人,死亡率达75%。
四川省415筑路支队5,000名右派分子,到文革前剩下不足一
半;而一半多的右派分子,不是死于饥饿、就是死于工伤,不是
自杀、便是逃跑,不是被杀掉、便是被判刑。著名右派分子铁流
先生是少数的生还者之一。直至今天,他仍心有余悸,常有恶梦
相伴。(铁流:《铁流文集》)
甘肃省夹边沟劳改农场,从1957年10月开始羁押了近3,000
名右派分子,但到1961年所谓要“抢救生命”的时候,被抢救出
来的只有2-300人了,而这些人在抢救过程中又死掉了不少。(赵
旭:《我的右派情结》)
杨先生虽然点到了甘肃省夹边沟等情况,但我仍希望他在再
版时能扩充这方面的材料。
2、作者说21世纪初“共产风不再刮”(P723),可能不对。现
在暴力征地、野蛮拆迁,就是当年共产风的余韵,只是内涵稍有
不同罢了。
3、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江华抓出来的“沙杨彭反党集团”是他
反右派运动的“成果”,而不属于反右倾斗争。(P425)
4、压缩城市户口(P745)中,右派群体又是受害者之一。例如
上海市在1958-1959年就把一大批右派分子,或是连家属一起发配
青海省(陈承融:《岁月留痕》等)、新疆等地。
239
5、毛泽东使用引蛇出洞(P767)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延安整
风时代。(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
脉》)
6、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臣伏(P791),也可以追溯到延安整风时
代。(同上)另,注释集中于章末,非常不方便,建议再版时分散标
注于各页下方。
其它有几处错字,此处不赘。(2008年7月香港书展开幕日)
【附】四川省崇庆县白头人民公社3大队1队1959-1962年损
失人口统计表
死者姓名 性别 年龄 死亡时间 现有亲属及关系
何祝安 男 57 1959-09 无
何祝安妻 女 56 1959-10 无
何学元 男 38 1959-11 无
何奎奎 男 35 1959-12 无
何友贵 男 25 1959-11 无
何哑妹 女 5 1960-10 何学户之妹
何幺妹 女 3 1960-10 丢弃何学户之妹
李子云 男 62 1960-09 李福平之父
李福全 男 36 1962-05 李福平之兄
李福牛 男 20 1962-04 李福平之兄
李福清 男 12 1962-05 李福平之弟
何德兴 男 52 1960-03 无
240
何德兴妻 女 50 1961 无
何德兴母 女 70 1960 无
何德兴孙女 女 5 1962 无
何仲文(何德兴子) 男 30 1959(矿山死亡) 无
龚模久 男 52 1959 龚和清之祖父
龚作兴 男 5 1959-10 龚和清之子
龚桂华 女 11 1959-04 龚和清之妹
龚桂华小妹 女 3 1960(送人) 龚和清之妹
张黄糟 男 65 1959-02 无
何八斤 男 60 1959-02 无
何学仁 男 53 1962 何英才之父
何光照 男 23 1961 何英才之兄
何元庆 男 20 1961 何英才之兄
何光照子 男 3 1959 何英才之侄
何吉生女 女 2 1961-10 何登文之妹
何蔡氏 女 45 1962 何登蜀之母
何运国 男 12 1962 何学贞之弟
何运国妹 女 3 1960 何学贞之妹
何纪云子 男 2 1961 何纪云之子
何开松 男 50 1960-03 何学嘉之父
伍志清 男 52 1960-03 无
何火生 男 30 1962
(何学嘉:《三年大饥荒中的何家坝》)
241
白银四清大冤案
——读于开国《铜城风雨》
“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权”的事件,是40年前“四
清运动”中震动全国的特大冤案;四清运动是文革的前奏和准
备。但是中国共产党至今不肯对历次政治运动作出反省,还是死
不认错。现在仍在实行钳制言论、镇压民主、迫害异己的反动政
策。
一,于开国拍案而起
毛泽东在1963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国出
不出修正主义,一种可能,一种不可能。现在有的人3斤猪肉,几
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
义。刘少奇则附和:八届十中全会讲阶级、阶级斗争,现在就要
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
情,不好。这个问题,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亡党亡国的问题。
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盗窃、反对
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
指示》。据此,这场在农村被称为“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
组织、清经济)又称“社会主义教育”,在城市被称为“五反”,
后来又统称“四清”的运动,在全国展开了。
242
毛泽东最初估计有20%的生产队不在共产党手里,后来受刘
少奇等人的影响,认为“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
们手里”。而刘少奇还进一步认为“三分之一打不住。”在这无
中生有、蓄意夸大的敌情观下,由刘少奇挂帅的四清中,据不完
全的统计,逼死干部、群众77,560人,在城乡整了5,327,350人。
从机关、企业、学校清查出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联盟、集团5760
个。组织结论中定性为敌我矛盾的276,256人;定性敌我矛盾作人
民内部矛盾处理的558,220人。这些成绩,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复查中,绝大多数是冤、错、假案。
中共中央于1964年6月23日批转的《甘肃省委、冶金工业部
党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权的报告》就是其中一个
冤、错、假案的典型。此案流毒全国,起了极恶劣的推波助澜作
用。这起已被胡耀邦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在1979年颠倒过来的案
子,1989年又被当年亲手制造这起冤、错、假案的原冶金部副部
长高扬文颠倒了过去。高扬在他《我爱冶金》一书中,仍把“白
银夺权”当作自己的丰功伟绩,仍在恬不知耻抒发他“光荣”、
“高尚”的情怀。于是,当年白银的创业者、白银四清的亲历者
和受害者、后来做过白银市长的于开国先生拍案而起,写了《铜
城风雨——白银四清大冤案》(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北京),
要为四清蒙冤者讨还公道。
二,高扬文窥伺方向、包藏祸心
3年人祸饿死3、4000万人之后,许多人性未泯的共产党人开
始反思毛泽东的极左路线,中共白银市委在1962年3月召开的扩大
243
会议上,许多市委成员纷纷谴责“中央到省委书记张仲良、市委
白国明,都是唯心主义者”,“这个问题毛主席应负责任;三面
红旗问题,刘主席、周总理要负主要责任”,承认“这几年我们
已经干下了祸国殃民的事情,再不要吞吞吐吐”,“毛主席再不
检查纠正,就要犯斯大林后期的错误”。真是义正严词、掷地有
声!
然而善于窥伺方向的高扬文,却从这些实事求是的话语里看
到了他飞黄腾达的机遇,他以个人名义给中共中央《关于白银市
委利用会议公开进行反党活动的报告》中,诬陷白银市委第一书
记王菁华、市委副书记杜芳铭带头“刮起了一股反党的恶风,他
们大肆污蔑党中央、毛主席、少奇同志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
公开为高岗、彭德怀翻案,气焰嚣张,达到十分疯狂的程度。”
在高扬文压力下,中共甘肃省委也被迫承认有“严重的官僚主
义”、“严重的右倾”。这样,一场杀气腾腾的夺权斗争就像戈
壁大沙漠的沙尘暴一样,迅速笼罩了整个白银地区。
三,高扬文心狠手辣、血债累累
1963年3月由副总理薄一波主持的、研究白银有色金属公司问
题的会议上,嗅觉灵敏的高扬文自动请缨,要求担任中共甘肃省
委、冶金部联合工作组组长。高扬文从全国抽调了1,555人(其中副
部级2人、地司级30人、县团级50多人)进驻白银公司。高扬文一
进场就宣布白银公司问题是政权“落在了资产阶级手里”,要夺
回被地主资产阶级篡夺的领导权,要从男女关系上入手,把“五
反”变成“六反”。在180天里就给2名经理、30名处长、68名科
244
长和187名工人,共356人扣上乱搞男女关系帽子。
据保守估计,高扬文在9,000多人的白银公司之四清运动中,
用私设公堂、严刑逼供、捏造事实、歪曲夸大、罗织构陷等手
段,批斗了近2000人;给167人戴上地富反坏帽子;395人定为贪
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26人定为蜕化变质分子;358定为道德败
坏;52户被抄查;51人被逮捕法办、劳动教养;56人被押送回农
村监督劳动;押送公司工程队监督劳动的127人;自杀14人;自杀
未遂11人。诬陷公司党委书记兼经理、甘肃省副省长黄广斌为修
正主义分子;对公司副书记兼经理李子奇等3人,或开除党籍、厂
籍、留党察看,或逮捕法办;将另2名领导干部判处无期徒刑和死
刑;全公司12个厂矿中8个被夺权、13个处室中7个被夺权,有22
个车间被夺权;全公司800多个班组都派了社教队员,大部份班组
长被夺权!
随后高扬文又挟经毛泽东批示“这个报告写得精简节约,又
具体生动,又概括,是一个好报告”的《夺权报告》威力,把手
伸向白银地区,组织了5,000千人的工作团进驻几万人的这个小
城市。结果,中共白银市委书记、副书记,市长、副市长,检察
长,法院院长,公安局长,无一不以种种莫须有罪名,遭到逮捕
法办、撤职、开除党籍、降职等处分。以滥捕、滥斗、滥杀为自
己捞取政治资本的高扬文,因此声名大噪,到处介绍他反修、
反和平演变的阶级斗争经验。1965年因此被提升为国家经委副主
任,文革初再升为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十分讽剌的是,这个以
“阶级斗争专家”自居高扬文同志在文革中也大吃阶级斗争的苦
245
头,被青年学生、工人群众和机关干部批判得狼狈不堪。
四,四清为文革作了准备
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先生,用大量事实论证了毛泽东的文革
思想与刘少奇领导的四清运动实是互相启发、相互影响的。毛泽
东在形成和发展他的极左思想上,刘少奇、薄一波、高扬文等
人都有很大贡献。他们在四清中大搞人海战术,如江苏省的农村
四清工作队有6万人左右,城市工作队有2万人左右;山东省参加
运动的工作人员5.4万人;浙江省抽调了31,000多人参加试点运
动;江西省农村四清工作团近3万人。以大兵团造成最大恐怖和威
慑,掀起更高的革命浪潮,这是数百万红卫兵聚集北京,数千红
卫兵进驻冶金部的滥觞。
在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四清中,“工作组发动群众贴了13万张
大字报,揭发领导集团违法政策、生活特殊、排挤老工人以及设
备损坏等重要错误”,就完全是“四大”的架势。大搞逼、供、
信和残酷的体罚;非法斗争、抓人、打人,草菅人命、滥杀无
辜,如湖南常德地区,发生了乱搞斗争、打人、乱搜查、重点
集训、乱扣帽子、乱立罚规等现象,据不完全统计,在11个区中
共斗争了331人,其中21人被打,65人被捆,3人被吊,42人被罚
跪。北京市郊区自开展四清至1964年1月23日,共发生自杀事件40
起。
刘少奇们的这些做法,都为文革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经验;
他们的这些经验,最终都成为他们自己的陷阱,成毛泽东打倒他
们的利器。只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还是幸运的,他
246
们或者活到平反昭雪捞到了更多的实惠,如邓小平、薄一波;即
使死了也有庞大的遗产为子女所继承,如刘少奇、贺龙。悲剧在
于:白银公司以至全国各地在四清和连绵不绝的各种运动中,被
白白整死的人、被无辜整错的人,都无法再追究,甚至无权追
究,更没有赔偿;整过人、害过人的如邓小平、高扬文之流却死
不认错、从不忏悔,他们的党至今还是坚持那套与民为敌,残民
以逞的路线。中国人民什么时候才能告别任人宰割的黑社会主
义?才能享受罗斯福所说四大自由?!(《争鸣》2007年1月号)
247
一部信史,几曲哀歌
——读高树华、程铁军《内蒙文革风雷》
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是一个挂着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幌子的太
平天国,毛泽东固然是不折不扣的秦始皇,那些大大小小的文官
武将又有几个不是骄悍不驯的党阀、军阀?杀人(镇反、肃反)越
货(土改、统购统销、合作化、公私合营)的17年,为文革准备了
充分的群众基础;文革为千百万受压抑的群众提供了向官僚主义
发泄仇恨的通道,虽然他们后来受到了残酷的报复。高树华在文
革中表现出来的智慧、能力、人格,证明他是安邦治国人才,可
惜成了还乡团反攻倒算的牺牲品。
一、开头话
期待已久的高树华、程铁军《内蒙文革风雷——一位造反派
领袖的口述史》(以下简称《口述史》,引文只注页码)终于由明
镜出版社出版了。所谓期待已久,是因为作者之一程铁军教授在
2006年的几个文革40周年研讨会上,都曾经对这本书的内容和主
要人物作过引人入胜的介绍。作为与二位作者的同代人、同是大
学生造反派的我,作品所引起的共鸣是震撼性的。读着《口述
史》,好像又回到了当年始而恐惧、继而兴奋、最后绝望的峥嵘
岁月:这才是我所经历的文革,这才是文革的历史;文革的发
248
生、发展及其影响决不能以“浩劫”二字来草率了结,企图篡改
历史、抹煞记忆、移赃嫁祸、反攻倒算,都是不得人心的。
《口述史》对文革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它不仅真实的描述
了一场威武悲壮的暴风骤雨,为后人留下一部信史;而且为文革
学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
者的墓志铭”,《口述史》使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家尔虞我诈、勾
心斗角、下流无耻、忘恩负义、冷酷无情、草菅人命、嗜杀成性
的真面目,无所遁形。
高树华本是一介书生,由于风云际会,十多次见到周恩来,
同毛泽东、朱德、林彪握过手,同陈毅、胡耀邦、江青、康生等
曾经叱咤风云、炙手可热的人物有近距离接触,与高锦明、吴
涛、滕海清、尤太忠等称霸一方的党阀、军阀共过事,参加过中
共九大、全国四届人大,当过中共呼和浩特市委书记、也坐过
牢,与上至乌兰夫家族、下至牛鬼蛇神的人物都有亲密的交往,
主持过重要工作、也长期反复地写过交待而留下日记、信件、检
讨书一类的文字数据,所以他的记忆是准确的、丰满的、同时也
是生动的;程铁军不但是运动的亲历者,如在1967至1971年间当
过《内蒙古日报》的记者和编辑,而且受过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正
规训练,所以他并不是《口述史》的简单整理者和合作者;他对
事件鞭辟入里、画龙点睛的剖析,常常引人深思;可以毫不夸张
的说,书中每一条注释几乎都可以写成一篇论文,都是历史学家
尤其是文革史家不尽的话题。
二、有这样坑害学生的老师吗?——《16条》解放了小鬼
249
自1957年后,把人群分为左中右、三六九等,已经成了中共
各级组织和人事、保卫部门的神秘、神圣又时髦的主要工作。
1963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专门下发了《关于高等学校应
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处理通知》,以培养奴才和摧残人
才为目的全国各地高校闻风而动,共抓了五六百名反动学生,据
称这些反动派学生“对我猖狂进攻的程度,已经相当甚至超过反
右斗争中的极右份子。”(国家教育委员会编:《高等学校学籍管
理文件汇编:1950-1987》,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我和程铁军先生一样,也是1963年入大学的,都算躬逢其
盛。当时我们班的政治辅导员叫王昭昌,他对于整人具有天生的
爱好;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他因立过大功而火线入党,所以
得提前毕业,当起了与学生为敌的思想警察——政治辅导员来。
为了抓反动学生,王昭昌们可是挖空心思,出尽八宝;从新生一
入学就开始收集他们的黑材料。一是派中国共产党员、共青团员
和争取入党、入团的积极分子监视家庭出身地富反坏右、亲属中
有关管杀和在港澳台及外国、对政治活动不热心、学习成绩优异
的学生;二是利用谈心、写思想汇报、政治讨论课、集体生活会
等时机引诱学生暴露“活思想”,然后截头去尾地记录在案,以
备秋后算账。例如有一次政治课讨论革命人生观时,个个都讲正
面观点,引不起争论,课堂显得沉闷;任课教师、马列主义教研
室助教金蕴芳便和前来听课的王昭昌辅导员商量,决定让时任共
青团班支部书记的我“带个头”,扮演反面观点“有了小汽车、
小洋楼可以更好地为革命工作”主要发言人。1967年春天,我从
250
北京串联回校时,看到我班留守同学抄出的黑材料,其中竟有以
“追求小汽车、小洋楼,宣扬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罪名把我打成
反动右派学生的内容,让我怒不可遏。有这样坑害学生的老师
吗?真是谈笑用兵,把毛泽东的阳谋用的如此烂熟;断送一个青
年的青春、学业、前途、幸福甚至生命,居然能做到这样面不改
色心不跳。
当是时,抓反动右派学生的比例大约为5%。到文革初期,这
个比例便大大被突破了。如内蒙古师范学院外语系,学生总数为
314名,被内定为右派的竟达204名(P185);北京市24所高等学校
里,有10,211个学生被定为右派分子,2591名教师被定为反革命
(P189);辽宁省沈阳市,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在1966年
6月29日的一次会议上布置要抓千分之五至百分之一的学生右派,
不久又在沈阳3所大学工作队长会上说:“批判比例多大?1%、
2%、3%,学生5%左右。”实际上,据后来由陈锡联扶植起来的
保守派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的统计,沈阳市6所大学中被打
成反革命、右派的学生达1,133人,占了总人数9%。(谭放、赵无
眠:《文革大字报精选》)白色恐怖笼罩着校园!
三、共产党人的伪善与残忍
1957年后又一次在高等院校学生中抓右派的事,过去40多年
了;中共内蒙古师范学院委员会书记纪之、政治部主任张学尧、
外语系党总支书记王履安连手把高树华打成右派、反革命的细节
也值得重温:
外语系党总支书记王履安,集党政权力于一身。他仅比我们
251
大几岁,却显得政治成熟、处事老到。6月2日下午讨论时,他和
年轻教师语气一致,抒发为党分忧之情。讨论中间休息时,他迅
速上报院党委,用了“极为偏激”一词,并把我点为具有危险性
的代表。
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王履安如此,纪之、张学尧也如此。
师院两位炙手可热的人物,一位是院政治部主任张学尧,另
一位是院党委书记纪之——两位和善的老人对我笑脸相迎,我面
前如同升起一片灿烂的朝霞。张主任先开口:“你17岁进入师
院,是我们看着长大的年轻人,你在学生时又红又专,大二入了
党,留校后一直努力学习、工作,是院里的学毛着模范,又是院
优秀学生辅导员,这些我们心里全有数。”我的优点成绩流畅地
从这位长辈口里飘飞出来,轻柔的河北口音舒舒服服地慰贴着我
的心扉。
纪之老人温和地问我:“你看我像不像陆平、彭佩云,我们
是不是假共产党?”我的内心一阵慌乱,实在无法把修正主义与
两位长辈的和蔼可亲形象连在一起。
张主任——以稍为严肃的口吻又说:“我们不想看你犯错
误。1957年反右时,本来很好的青年,因一时冲动写大字报,把
矛头对准党,一生命运由此转折。你要站稳立场,三思而后行,
别为表面现象所迷惑。”“你现在做系团总支工作,应及时向我
们报告师生的思想动向。运动过后,我们会提拔你到院团委当书
记,作为接班人培养你,希望你别放过这次机会。”
和蔼可亲,推心置腹;动之以情,诱之以利;当面说好话,
252
背后下毒手……
据事后揭发,院党委紧急会议上,纪之、张学尧已收起笑
面,张在介绍我时变了腔调:“这个高树华从入大学就不安分,
实属漏网小右派,而且伪装进步,实际是极左分子。”纪之插话
说:“极左分子表面左,实质是右派的另一种面孔。”这个表面
平静的夜晚,我们同样没想到,院党委会授意院团委负责人张晓
然、李汉良等,连夜准备反击高树华等人的大字报,要公开打出
“反击右派对党进攻”的口号。6月3日下午起——“坚决保卫院
党委”,“保卫纪之同志”,“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对党的进攻”
等标语,斗大的字块挂满全院——“打倒右派分子高树华”的大
标语越来越多,师院一片杀气。
两位和善的长者,终于露出了狰狞面目。内蒙古师范学院的
王履安、纪之、张学尧,东北工学院的王昭昌、金蕴芳、郝屏奋
(在中共省市委一些领导人指挥下,打倒了他的前任柳运光而刚当
上党委书记兼院长),都是这一类两面派。但是最大的两面派当
然是毛泽东,你看他和彭德怀、刘少奇的最后一次见面,表现得
何等亲爱真诚呀,你简直没有办法不为他的伟大领袖“胸怀”、
“无产阶级革命战友”之深情所感动。然而,彭德怀、刘少奇的
下场却是受百般折磨而死无葬身之地。
《口述史》说,“不论后来发生了什么,我至今感谢毛领
袖,是他解救了和我一样的上百万青年,使小鬼们从阎王的黑帽
子里挣脱出来。尽管,我们中的许多人在毛身后受到更为严重的
惩罚,此为后话。”(P189)我在2006年的《我的写作与文化大革
253
命》中也说过类似的话: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决定》(《16条》)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
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
命’”,“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
不整。”“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
理。”这几句话,绝对让我松了一口气。当时如释重负的心情,
我至今记忆犹新。
毛泽东的“谁才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镇压学
生绝没有好下场”,在当时确实是解放了一大批受压迫的学生;
更重要的,文革也使其以后的莘莘学子摆脱了至少每年有百分之
五被打成反动学生的厄运。这也许是文化大革命的意外收获吧。
当然,这并不是毛泽东突然变得仁慈,因为刘邓黑线的根源
还是出在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反动路线上。这不过是毛泽东
为了打倒刘少奇,与刘邓对着干而暂时利用一下青年学生罢了。
正如宋永毅所说,如果当时刘邓不是按反右派运动经验派工作组
镇压学生,那么毛泽东回京后又会指责刘邓放弃党的领导、让右
派翻天!同时,也不能因为刘少奇、邓小平曾被毛泽东打倒过而
忘记他们本身就是打倒老干部、整知识分子、屠杀青年的刽子
手。文革后邓小平一伙把一切罪过都推到所谓造反派头上,则是
插赃嫁祸、颠倒黑白,卑鄙无耻到了极点。
四、有争议性的人民文革论
既然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为了打倒“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
254
夫”而发动的,那它为什么能让亿万人民如痴如醉、如癫如狂地
投入呢?这就不能不涉及王希哲、郑义创立,经刘国凯发扬光大
的“人民文革论”。众所周知,无论内蒙古师范学院东纵、呼和
浩特三司、首都三司、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沈阳总部、辽宁831,还
是辽宁省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辽联)、河南二七公社、武
汉钢工总……都是趁文革之机起来造反的受压学生、知识分子,
不满现状的工人、干部群众组织。
中共从呱呱坠地那一天起,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出卖国家、出
卖民族、毁灭文化、掠夺财富、杀人放火的勾当,所以它是天然
地、始终如一地处在与中国人民为敌的地位上;特别是1949年建
政之后,土改、镇反、统购统销、三反五反、肃反、农业合作
化、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反右、大炼钢铁、公社化、3年饥荒、
反右倾、四清,都是使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走向更紧张、更恶劣
的倒行逆施。
广州中山大学教授李若建的《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社会动荡
及控制》指出:在1957年及其之前,中国已经出现一系列社会不
稳定的现象。1956年9月以后的半年内,先后有10,000多工人罢
工,10,000多学生罢课,几十个县的农民闹事。1957年全国发生暴
乱案34起,其中已经暴乱14起。1958年的大跃进开始以后,社会
动荡明显加强。1956年至1963年间,西藏、青海、新疆、四川、
甘肃、云南、贵州、广东、广西、安徽、湖北都发生大小不同的
武装叛乱和反革命暴动;边沿一带州县发生人口外逃,总数达8万
人。(《21世纪》2000年8月号)
255
对人民的反抗,中共当局不是检讨自身的政策、方针,而是
采取严厉打击、残酷镇压的手段,因而制造更多的冤案,积累更
多的民怨。据安徽省43个县的统计,1957年12月至1962年2月共逮
捕、拘留、扣审、劳教、集训15万2千人,有的县受处理的人占全
县总人口的3%多。1958至1961年间,云南省楚雄自治州共打击现
行反革命5,813人,在1958年共打击各种坏份子10,549名,其中死
刑37人,逮捕3,238人,被打击的坏份子约占总人口0.7%。
1958年甘肃省镇压广河、东乡等地发生的大规模叛乱出现严
重扩大化。在1962年覆查、改判、释放16,849人之后,1972年又
对20,830人进行清理,结果平反19,112人。安徽灵壁县1957年至
1963年间,大约30%刑事案件和40%的反革命案件是冤案、错案。
(《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社会动荡及控制》)
五,文革一景:安徽省无为县游斗中共县委书记
为了支持“人民文革”说,我再举安徽省无为县游斗中共县
委原书记姚奎甲的场景为证。3年饥荒中,百万人口的安徽省无为
县一下子饿死了20多万,没有几家能幸免于难!所以,文革中无
为县群众把在芜湖船厂当厂长的姚奎甲拉回无为县批斗。当装着
姚奎甲的铁笼囚车一出现在街道中,全街道顿时沸腾,一片“打
倒”之声,“向姚奎甲讨还血债”口号响彻云霄。突然人群中有
人用准备好的石块,向姚的铁笼车砸去,一人开了头,街两旁的
人便一拥而上,纷纷用大小石块,奋力砸向笼车,边砸边喊;有
捶胸顿足的,有掩面而泣的,那才真正叫百姓之怒,载舟之水终
于掀起狂风巨浪了。多亏笼车是铁的,而且很坚固,但也被砸得
256
不成形了。车内的姚是吓得尿裤子了还是昏死过去了,不得而
知。那天要是不装在很牢固的铁笼子里,姚肯定要被砸成肉酱!
(设计铁笼子保了姚奎甲一条命的造反派头头,清队时还是挨了秋
后算账。) (茆家升:《方后高尊师的故事》)
中国人民,尤其农民的贫困,是中国革命的必要条件。例如
高树华们徒步串联时,在山西的太行山区看到的小李村就是贫穷
到了令人心寒的光棍村;全村23户人家,只有3户娶亲(P196)。然
而,执政快60年、又自吹是“三个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至今仍没
有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在中国农村,特别是老(所谓革命老区
即当年中共军事割据的根据地)、少(少数民族聚居地)、边(近于国
界、省界的地区)、山(交通不便的穷山恶水地带)区,仍然有终身
未娶、一妻多夫的现象。(P441,曹乃谦:《到黑夜想你没办法》)
这种令人窒息的穷困,已经使越来越多有独立思考能力的青年学
生、知识分子从制度上考察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今天,由于贫富悬殊、掠夺加剧,使得民众维权抗暴更是此
起彼落,烽烟四起;中国公安部被大大缩小了的统计说,2005年
公安部门共处理了87,000起动乱事件,这个数字正以起码6%速
度增长。到2008年,更有西藏拉萨发生暴乱,新疆喀什暴力袭击
武警制造了16名“烈士”,贵州省瓮安县公安局大楼被愤怒的民
众烧毁,北京青年杨佳在上海市闸北区政法大楼怒杀6名警察,上
海市民在审判杨佳的法院外面高呼“打到共产党”等等事件,恶
贯满盈的中国共产党早已把自己放在了中国人民的对立面,陷入
了它自己所制造的仇恨的汪洋大海之中。
257
许多善良的人都担心:中国还有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吗?我的
答案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可以在某一天早上或晚上轰然而至,
因为岩浆在沸腾,地火在涌动。也正如程铁军在《后记》中所
说:
若从制度腐败、权力异化、社会失序、人性扭曲、矛盾积累
等角度观察,中国的文化革命非但没有结束,而且今天仍在持续
进行中——熊熊大火成片燃烧,只不过时间早晚而已。(P589)
六、拿枪的刘邓路线
出于保卫自身的利益,毛泽东这种为捉一只苍蝇而把整个房
子掀掉的做法,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和反抗。其中最强烈也
是最后起来反抗的,是毛“亲自缔造和统帅的无产阶级柱石”中
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们。军队对造反派的镇压,手段通常都
非常卑鄙、非常残忍的。
几乎是普遍规律:首先是扶植由“视党组织高于一切,与党
组织有各种共同利益的老党员、老模范、老先进”(P204)组成的保
守组织;如内蒙古军区扶植红卫军,沈阳军区扶植辽宁无产阶级
革命派联络站(辽革站),武汉军区扶植百万雄师等。
其次是造谣、栽赃、诬陷。内蒙古军区王良太带3个保镖到内
蒙古师院看大字报,高树华派了两个女生去接待;王良太却称被
“围攻”;王良太在徐向前“军队不得动武”指令后,仍在军区
党委会议上说:“把呼三司砸了,犯错误,杀头,我愿意。”无
独有偶,辽宁省军区副司令员凌少农,明明在东北工学院和学生
们下象棋,省军区偏偏说凌副司令员被学生劫持,从而制造了镇
258
压学生的借口。
1967年2月初,堂堂的内蒙古军区首长居然以接见的名义,把
100个学生代表骗进军区大院加以毒打;2月5日,军区司令部军训
部副部长柳青开枪杀害师院学生韩桐,企图引诱学生冲进架了4挺
机关枪的军区大院,大开杀戒,幸亏学生克制、及时撤退,才未
酿成大流血惨案。内蒙军区事件,是解放军介入文革以来,全国
第一声枪响。(P229)随后有2月28日的《青海日报》事件,青海省
军区司令赵永夫下令开枪屠杀包围报社的群众,当场打死169人,
打伤178人。从此,军队开枪杀害学生、工人,便成了家常便饭。
当2月10日,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内蒙四方代表,当
场派内政部长曾山带调查组到呼市之后,2月12日,内蒙军区还派
出2个连的兵力,到《内蒙日报》社再次夺权,把造反派人员全部
赶走或关押起来。(P219)
教科书老是告诉我们,“党指挥枪”;但文革以来,我看到
的都是枪指挥党。最近中国人民大学张鸣教授发表了一条等式:
“出身寒苦+大字不识=忠诚”,据说这个等式在唐朝就通行
了。安禄山就是因为出身苦,不识字,不懂礼仪,得到唐明皇的
信任;以为少假恩义,人家可以忠诚得像狗一样,一副死心塌地
的模样。安史乱后,藩镇割据,节度使们也犯唐明皇一样的毛
病,所用的牙兵都是粗豪而不识字的精壮汉子。其实毛泽东又何
赏不走这条老路?毛泽东历来都是把地痞、流氓、文盲当作革命
先锋、依靠对像,而把知识分子视作不如可以肥田的狗屎;所以
江西时代杀AB团、延安时代抢救特务、进城后每次运动,无不
259
都以消灭知识和知识分子为目标。北京师范大学李岫教授在《岁
月、命运、人——李广田传》中揭发:中共云南大学委员会委书
记李书成把党委文件改头换面添上自己的名字在《光明日报》发
表说,云大90%的知识分子反对共产党,提出“应当消灭知识分
子”。这条消息曾被台湾中央通讯社如获至宝地引用,李广田
说:“知识分子是改造的问题,不是消灭的问题,这简直是借寇
兵资盗粮!”李广田即李岫的父亲,时为云南大学校长。这位仅
仅对“应当消灭知识分子”表示一下异议的诗人、作家、教育
家,不久就被他的党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最后也以“反党反
社会主义”的罪名被消灭——沉尸昆明莲花池了。在台湾中央通
讯社“如获至宝”地引用这条消息的50年后,我也如获至宝地引
用这条消息,它为我解决了右派研究中所遇到的问题:中共内部
是否自始至终地贯穿着一条对知识分子群体灭绝的“革命路线”
或“反革命路线”?中共为什么对知识分子这样丧心病狂?“应
当消灭知识分子”是毛泽东穷一生而未毕的功业。
可惜人是会变的,朴实的老粗,一旦尝到权力的甜头之后,
就有那么点“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骄横了。毛泽东鼓吹的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这些骄兵悍将干政的最大本钱。沈
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辽宁省军区副司令员凌少农硬是在实现了
大联合的辽沈地区扶植起亲军的保守派辽革站,把当年中共中央
决定解放的宋任穷、马明方、顾卓新、徐少甫再次打倒,指使保
守派公然冲击重兵守卫的京西宾馆,强行绑架了宋任穷,进而挑
动武斗,造成既成事实,迫使毛周就范。果然,陈锡联取宋任穷
260
而代之,兼了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做了党政军财文一肩挑的
东北王。内蒙古文武相斗,最后也仍是滕海清、尤太忠得势;尽
管他们双手沾满鲜血,依然太平无事,寿终正寝。
草莽治国,草菅人命,他们欠下的血债绝不容许被轻易抹
去:滕海清与江西省程世清比赛抓阶级敌人,在内蒙古大挖“内
人党”,制造了50万人受迫害,8至10万人致伤残,3至5万人被杀
害的骇人记录。(P378)辽宁省在灭绝人性的清理阶级队伍中,所
有造反派都被打成反军派,他们之中许多人和东北局、辽宁省、
沈阳市高级干部一起被拉到批判大会上拳打脚踢,有人被打死,
有人被迫自杀;辽宁大学学生、毛泽东思想831沈阳造反总部头头
张祥久,全国闻名的张志新都是死在陈锡联的屠刀之下。1966年
任内蒙古教育厅处长的杨庆魁后来说,文革初期学生起来造反没
错误;要说有错误,是毛主席、党中央决策不对,年轻师生算受
害人;现在清算文革错误,不说上面决策如何,一古脑拿运动初
期年青人是问,隔离、关押、逮捕,全国一下子抓了1,000多万人
啊,政治报复也不能这样离谱啊。(P63)真是公道自在人心!
七、忘恩负义的力沙克三兄弟,你们还活着吗?
高树华虽然只比我大一点,可是由于早慧,在我念大三时他
已经毕业当上教师了;而且18岁便加入共产党,毕业后不但担任
教学业务,还是系里的中共党团干部,正是前途看好的“又红又
专的革命接班人”。
可他却选择了当造反派的头——他一方面确实迷信了毛的所
谓“反修防修”那套说教;但另一方面,他又耳闻目睹并切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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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到严酷的社会不公,自觉站在了弱势群体一边。而且,敢于
登高一呼,揭竿而起,并在随后翻云覆雨的浪潮中,始终不低
头——高树华的高风亮节和英雄气概,不仅表现在文革浪潮中力
挽狂澜和身世沉浮,更表现在他文革之后所处的清查岁月、铁窗
生涯,以及在“不予起诉”掩盖下的长期生活逆境中,面对政治
版图和生存环境的天翻地覆,他没有软化、没有沉沦、没有丧失
自我。在充斥犬儒哲学的污泥浊水中,他严于律己、探求真理、
勤奋好学、忧国忧民的文人风骨,始终如一,历久弥新。(P584)
与高树华相对照的却是卑鄙无耻、背信弃义、冷血无情、骄
奢淫佚、互相杀戮的伟大领袖、总设计师、党国要人。
1,毛泽东:毛泽东一生都在搞阴谋诡计、一生都在搞分裂、
从来也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他分裂国家,出卖民族利益;他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极端利己,专门害人;他是一个卑鄙的
人,一个肮脏的人,一个没有道德底线的人,一个视人民如蝼蚁
的人,一个残民自肥的人。他利用青年学生造反,达到目的后,
又把红卫兵像脏了抹布一样扔掉。(P342)造反派政治上受报复,遭
遇悲惨;几千万中小学生被赶去上山下乡,其中女青年更是苦不
堪言;仅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便发生上千起女战士被迫害案件。
(P444)“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此之谓也!
2,邓小平:邓小平为了复僻夺权,甘受胯下之辱;多次给毛
泽东、华国锋写効忠信、检讨书,保证“永不翻案”,愿意再为
党工作,哪怕当一名图书管理员也在所不惜。然而,当他的阴谋
得逞,大权再握,就翻脸不认人。不但大翻其案,把毛泽东遗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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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送上特别法庭,还一脚把华国锋、汪东兴、胡耀邦等有恩之
人统统踢下台去。更有甚者,他自己一生也不知直接或间接地杀
害了多少人,制造了多少的寃假错案,从不忏悔;却为了儿子邓
朴方的受伤,死死地揪住聂元梓等人,对她们实行了极野蛮的报
复。无神论的中国共产党塑造了毛泽东这尊旷古绝今的神,灭绝
人性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在为子女造福、为子女“报仇”上表现了
最充分的“舐犊情深”。
3,林彪等人: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人代表中共与傅作
义、董其武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起义人
员,一律不咎既往”。然而,背信弃义的中共在傅董部队放下武
器那天起,就开始以镇反、肃反等各种名义施行大规模的杀降杀
俘计划,在挖乌兰夫黑线时还不放过,仍把傅董余部当作“黑势
力”。
4,叶融:是《口述史》中的一宗人伦天理惨案。叶融把从在
中统机关做事的父亲处搞到的情报送给中共地下党,中共便请他
加入青年团;政权易手后,叶融提供线索,协助公安机关抓到了
他藏匿的父亲及父亲的同伙,得到组织欣赏;毕业后恩赏分到北
京建筑设计院。1953年,被怀疑收藏了父亲的一把手枪,在北京
公安局三番五次追问下作了真情表白:“连反革命的父亲我都不
吝惜,我干什么要藏一把枪?”从此种下祸根。1954年,以“支
援边疆、充实基层”名义,全家被下放内蒙古建筑设计院。1957
年,不但没有鸣放提意见,反而为共产党、领导人说好话,却在
运动一开始即被内定为第一名右派分子,“别看不说不写,从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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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的表情、眼光可论断,叶融骨子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
子。”据理力争之后,被加重处罚,下放农村改造半年后再劳改
3年。其后靠当临时工,或挖土、或砌墙、或帮人绘图谋生。1966
年,起来造反,写大字报揭发中共内蒙古某书记在内蒙古歌剧团
内选妃、在天津嫖女人被抓内幕;到北京参与临时工造反组织活
动。次年,到新成立的内蒙古革命委员会要求安排工作,不得要
领。1969年,因过冬困难,穿牛皮纸衣服,举“要求工作”的纸
牌请愿,被军管会以“对抗中央、丑化军管”罪名判处死刑。
1972年,遗孀秦屏把申诉材料辗转送到内蒙古第一把手尤太忠手
中时,尤太忠竟然说:“这种寃案肯定不是几件,只能暂时寃下
去。这样的事一旦开了头儿,会冲击我的主要工作。”尤太忠真
是泠血动物,中共干部如尤太忠者,不知凡几。
5,乌兰夫家族:乌兰夫三公子力沙克与高树华有同系共事、
同室而眠之谊;力沙克参加四清离开师院后,高树华帮力沙克每
月往家送工资,还帮其母做家务,力沙克之长兄布赫(内蒙古文化
局长)、大嫂珠岚,二哥乌宾也与之相熟。红色恐怖的1966年7、
8月间,高树华冒险协助他逃往上海。乌兰夫家族在危难之中,
高树华给他们送过米面、药品;在力沙克被公安局关押期间,高
树华协助他解决了伙食费问题。力沙克母亲还为此安排高树华与
力沙克三兄弟宴聚以示感谢,高树华也因此成了“乌兰夫黑帮分
子”、“第五纵队”。但1977年,当高树华被隔离审查后,高树
华又成了“反乌兰夫分子”。但是,这时的力沙克早把“你不会
有事的,我们都知道你的观点”的话抛到九宵云外,连和高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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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婆见一面也不肯了。力沙克(乌杰)留学美国后,先后任赤峰市
副市长、包头市长、山西省副省长、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等;布赫
官至人大副委员长。乌兰夫家族全面复僻,其显赫更胜旧时。然
而,受人恩惠不思报答,见朋友濒死而不施救,许诺言而不兑
现,和畜生何异?忘恩负义的力沙克三兄弟,你们还活着吗?
八、周惠其人:对周小舟落井下石、在内蒙古搞极左
周惠1978年主政内蒙古,为了显示自己的威力,让人服他这
个第一书记,在逮捕审查了1万余人的基础上仍继续下令揪人,一
口气点了2、30个厅局长的名字。周惠随意玩弄政策,是搞阶级斗
争、搞极左的高手。高树华《日记》上说:“周惠这个人当年被
打成右倾分子”(P526),是不确的。
周惠在《天道——周惠与庐山会议》中自称:“在内蒙古,
在中央,大书几笔,可以心安理得地说:无愧此生”,是公然撒
谎;周惠在《天道——周惠与庐山会议》中还故意隐去在湖南省
犯下的滔天罪行,是欲盖弥彰。
1957年反右运动中,周惠排剂了周小舟,利用篡夺的全省领
导权在《新湖南报》大打出手;145名的编辑、记者,被打了54
名右派分子,占了编辑部总人数的三分之一;10名编委,除其亲
信总编辑官健平与秘书长孟树德外,其余8人无一幸免;“挖”
出了湖南独有、举国无双的最庞大的一个“反党右派集团”,可
谓心毒手辣、丧尽天良!同年9月8日下午,周惠在蓉园一号楼代
表中共湖南省委向毛泽东汇报时说:“湖南的反右斗争是从《新
湖南报》发轫的,逐步深入党政机关、民主党派、高等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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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1975毛泽东回湖南纪实》)为什么当年向中央主席邀赏
的大功,《天道——周惠与庐山会议》中却只字不提呢?
1959年周惠从庐山下来后,便派省公安厅长李强进驻报社,
召回“反党右派集团”的要犯,勒令写揭发周小舟的材料。还
开出一个嫌疑犯17人名单,叫一并检举揭发。周惠并亲自到场训
话:“你们都是右派,是彭、黄、张、周的墙脚,彭、黄、张、
周实际上也是右派,我现在就要挖他们的墙脚。我也有墙脚(边
说边指着官健平),他们就是我的墙脚。”说到得意之时,他索
性用双脚蹬在沙发上:“我和周小舟斗了好几年。他学得乌龟
法,在常委会上慢慢伸出头来,我就敲他一下,他马上缩回去。
再慢慢伸出头来。我又敲他一下。现在好了,从高处跌下来,连
乌龟壳都打碎了。”(邓钧洪:《追记〈新湖南报〉的反右斗
争》)1962年,时任科学院中南分院副院长的周小舟说:“1959
年党群战线大张旗鼓地批斗我,省委机关出动很多车辆,会上发
生对抗,我当天就得知信息,深为担心。”周小舟夫人王宁则
说:周惠从庐山回来就翻脸,落井下石,多方加罪于小舟。(汪澍
白:《读〈天道——周惠与庐山会议〉有感》)这样的东西会是右
倾机会主义分子么?
九、结语:周恩来是毛泽东的丫头
以我个人阅读经验看,《口述史》写得真实、生动,也比较
符合我的价值观。不足的是,由于高树年过早的去世,对周恩来
的评价仍存误区。
“周恩来到最后就是他(毛)的丫头”,李锐2005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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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朱健国采访时,给周恩来做了这样的定位。现在看来,这丫
头还是个坏丫头、贱丫头,他助桀为虐、逢君之恶、承旨逢迎,
是个没有良知的奸相、佞相、歹相。
显然,3年间让3-4千万农民饿死而继续把粮食运往阿尔巴尼
亚的总理,是人民的好总理吗?看着上百万知识分子、青年学生
被打成右派分子而无动于衷的总理,是人民的好总理吗?看着自
己的战友、同志、部下甚至亲人,被毛泽东打成三反分子而送进
监牢或要送掉生命的时候,却亲自签字批捕、还担任其项目组组
长的总理,是人民的好总理吗?
还有一些问题可以继续商讨,但都不妨碍我诚心诚意向广大
读者推荐这一本响当当的《口述史》。谢谢您的阅读。
(2007年10月7日写于流浮山寨酒香书楼,2009年1月订正首
发《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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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几回伤往事,傻瓜依旧肯爱国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刘禹锡的这两句《西
塞山怀古》,曾被曾慧燕小姐拿来做她《悲欢离合30年》的结束
语,所以给了我加倍深刻的印象。曾慧燕小姐是我心仪久之的名记
者,我拜读曾慧燕小姐大作的时间超过20年,最早从她的《湾仔码
头水饺皇后》看起,以后几乎每天或隔几天都能读到她的文章。
愚昧无知,经验之谈
曾慧燕小姐的《悲欢离合30年》写道,“我不是右派,但我
是右派的女儿。天上鸟飞兔走,人间古往今来。沉吟遥指,数英
才多少兴亡成败。”真是字字血、声声泪,读得我鼻子发酸、两
眼潮湿。今天再读她《31件西汉文物历劫归,14名华人抢救国宝
总动员》(《世界周刊》)的报导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这篇歌
颂文物回归的大作说,现居美国底特律的邓芳和来自四川省重庆
的万红等14名海内外华人,合力抢救国宝,并把这批共31件的陶
俑、编钟等西汉文物捐赠送给汉阳陵博物馆,说“这些文物的回
归,对于我们来说更深层的含义在于精神上的回归。爱护中华文
物是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任何愚昧无知都不是理由和借口,因
为历史和传统是我们的前身,是我们存在的坐标。”
积我40年不负责又“愚昧无知”的经验,发觉一,中国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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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窝在中国的时候,大抵并不怎样爱国;一旦到了外国,便突
然“不见飞鸿见长亭”地大爱其中国起来。其二,中国人在发达
之前,也并不怎样爱国;一旦发了大财,便也把中国爱得激情澎
湃。其三,中国的爱国者大抵都爱“男性裸体陶俑、着衣式女性
裸体陶俑”、铜兽头之类的摆设,不惜“花费大量时间、金钱及
心力”,必要得之而后捐之而最后快之;至于那些遭更多劫难、
至今还挣扎在温饱线上的“活国宝”——抗日国军、老右派分
子,便不如这些死文物来得有趣了。更不用说失学儿童、艾兹患
者、血吸虫病人、氟中毒者、矿难孤儿,当然“物以多为贱”,
哪里还有吸引高贵眼球的魅力?
我不明白“年纪轻轻、国学根基扎实”的邓芳先生何以会认
为“这批文物历尽劫难终于回家,汉阳陵考古陈列馆”将“是它
们最好的归宿”?尤其邓芳一段“骋思驰想这批见证中华民族
沧桑历史的珍贵文物,行尽千山万水,万水千山,几经劫难与辛
苦,终于再见故土山河,重新安身立命于汉阳陵考古陈列馆的新
家,接受华夏子孙崇祖追远的礼拜,想象他们于尘封2100多年的
记忆中搜寻过往的时光,亲眼细细辨认如许后辈。”更让我这个
“年纪不轻轻、国学根基不扎实”的俗人,读出一身臭汗来。
从葬、陪葬等于祥和瑞气?
汉阳陵不就是汉景帝刘启的陵墓吗?刘启是什么东西!他生
前驱使数10万老百姓和带着刑具的犯人,为自己修建规模宏大的
陵墓长达28年之久。仅仅在1972年,就在阳陵附近发掘出有脖颈
和脚腕上还套有刑具、颈部或腰部有明显斩断痕迹的刑徒尸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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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万具以上。这也可以从“汉阳陵陵园主要由帝陵陵园、后陵陵
园、南区从葬坑、北区从葬坑、礼制建筑、陪葬墓园、刑徒墓地
以及阳陵邑等部分组成”看得出来。这些尸骨,这些从葬坑、陪
葬墓、刑徒墓地,难道就能“展现了西汉初年尚武有志的男儿抗
匈安邦的豪气,与文景之治时期社会安定的祥和瑞气,艺术成就
高妙之处,在于教人舍其形于外的生动之态,而聚神思于其精神
内涵,令人油然而生向往之情”?(《31件西汉文物历劫归,14名
华人抢救国宝总动员》)
最无耻的是刘启还出卖、残杀了最忠于他的晁错和晁错全
家;晁错“削藩”的建议,显然有利于刘启的“提高执政能力”
和“稳定压倒一切”的治国单方;晁错还是他从小便在身旁的近
臣,也是言听计从、宠信有加的爱臣。然而,到了要牺牲晁错的
时候,刘启却处晁错以腰斩酷刑,而且还要“无少长皆弃市”。
(《汉书卷49》)这种刻薄寡恩、阴毒残忍的暴君值得“华夏子孙崇
祖追远的礼拜”吗?把“总动员”“抢救”“回来”的国宝交给
如此残民以逞、无信无义的东西保管、陈列,不是明珠暗投吗?
再说,那里也是最不安全的地方吧;君不见,那里正是“焚
书坑儒”的发源地!正是“2100多年”以来破坏文物、打砸抢抄
烧的“示范基地”!40年前神州大地大破四旧、红色恐怖笼罩中
华大地,就是楚霸王项羽同志火烧阿房宫的传统发扬光大的结
果呀。与其去发“2100多年”前的思古幽情,我更愿意读曾小姐
20年前的文章:“塞外的隆冬,寒风凛冽,滴水成冰。气温低达
零下三四十度。在营房里,虽有热炕取暖,但由每天上午10时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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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都要外出劳动十四五个钟头。人们开始百病丛生,先是感
冒,继而肺病、心脏病接踵而来。最可怕的是冻僵病,脚趾一冻
伤,就要钳掉。幸运的,即使医好也变成残废;不幸的,染上破
伤风,便要向阎罗王报到了。知识分子怎经得起那些繁重的体力
劳动以及疾病侵袭,父亲的身体不到3个月就垮了,在工地上晕
倒,醒来才发觉躺在病床上——在病房中,每天都有病人死去。1
年下来,同来的人中,死掉的已约有六分之一。”
人为猪狗,何爱文物?
这样的文字在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中也
可以读到:“究竟死了多少人?农场始终没有公布过。仅据在1个
队里当统计兼文书的杨崇道说,光是他所在的那个队百十来名右
派中,经他的手写了死亡报告的就有30余人,几乎占这1个队‘右
派’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勉强活着的也都已到了灯枯油尽的地
步,随时随地都可能魂归西天。‘我们的生命如此不值钱,连畜
生都不如!’李定国向朱凤藻叹息着说,‘猪和牛马都喂得饱饱
的,我们却挨饿!至于荷兰种牛的待遇,更不知比我们的要高出
多少倍!不定什么时候,我们也会被饿死!’是啊,人世间最可
宝贵的是人,而不是牛羊猪狗。但在具有奴隶主意识的人看来,
则奴隶不如他们的牛羊猪狗,这在我们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
国度尤其如此。”
失之活人,弃之尸骸。汉阳陵的万尸坑,在新中国更是无处
不在,仅甘肃省就有酒泉夹边沟农场、酒泉安西农场、酒泉边湾
农场、 甘肃饮马农场、小宛农场、酒泉十工农场、酒泉四工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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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酒泉城郊农场、敦煌棉花农场、玉门黄花农场、下河清农
场、丁家坝农场、长城农场、新华农场等14处;全中国则更多,
著名的有850农场、团河农场、415筑路队、塔克拉玛干农场、马
宗山煤矿、万胜山林茶场、白茅岭农场——数以百千计的“右派
屠场”遍布国中,不,整个960万平方公里的炼狱就是一个阶级灭
绝、滥杀无辜的搅肉机。一个漠视生命的国家、一个以百姓为刍
狗的政党,会让几个烂陶俑所感动了吗?
无病呻吟,还是自作多情?
所谓怜其“失之交臂”,引为故里相知,为之目疑神迷,相
送时分难舍难分,不见“飞鸿”见长亭,犹如置身永恒的时光隧
道,演绎出一则始于凄楚而终于圆满的故事。“如今,只要忆起曾
与之朝夕相处的可爱陶俑与秀巧编钟,我们不复喟叹光阴荏苒,岁
月蹉跎,尽管在时光的沧海之中,我们永为一粟,我们却曾一苇航
之”,如果不是无病呻吟,便是自作多情。和共产党打交道、套交
情用得上如此回肠荡气、缠绵悱恻的资产阶级情调吗?
谓予不信,请看看张伯驹、吴祖光的下场。张伯驹、吴祖光
可是当年响叮当的捐献文物顶级模范呀,结果又如何?这可能不属
“国学”范畴,“年纪轻轻”的新爱国者们,是耻于闻问的吧。但
我可以告诉你们:中国共产党所垄断的中国,轮不到你们来爱,如
果你们偏不识趣、要自作多情,那就绝没有你们的好下场。
张伯驹自30岁开始收藏书画,直至60岁,前后凡30年。最后
他将所有收藏品都无偿捐献给了国家。隋代名画展子虔《游春
图》是中国现存的最早山水画,堪称国宝,便是张伯驹捐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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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画当年索价800两黄金,最后以黄金220两成交。张氏为抢救这
一稀世珍品,卖掉了自己的豪宅。陆机《平复帖》开口就要20万
大洋,张用4万大洋从溥心畬的手里买下。范仲淹手书《道服赞》
是张用110两黄金购来。(章诒和:《君子之交——张伯驹夫妇与我
父母交往之迭影》)还有《自书诗帖》、《章草千字文》等珍品多
达27种;从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张伯驹潘素捐献收藏书
画集》看,单价便是人民币9,800元,可知其份量。“张伯驹毁
家保护国家文物的精神,颇为友朋称道”,但却不为党和毛主席
称道,党和毛主席让他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不齿
于人类的臭狗屎堆!
吴祖光,1954年受共产党“感召”,全家迁到了北京;而到
了北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父亲吴景洲一生收藏的大量文物
捐献给国家;国家文物局长郑振铎和著名的文物鉴定专家杨兰
教授用了3天时间亲自鉴定,241件文物装了几汽车拉到故宫博物
院。但是3年后,他被田汉出卖,他被他所痴心追随的共产党打成
了右派分子,从此入地狱22年不见天日;其妻新凤霞因拒绝文化
部副部长刘芝明的诱劝、不肯与吴祖光离婚而得罪了刘芝明,也
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其子女也成了人人得而骂之、人人得而
打之的“狗崽子”!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对爱国者的报答:献文物、送国宝,固然
打你成右派;说三道四,甚至只是说“老爷您脸上有灰尘,洗
洗吧”,也打你成右派没商量。总之,“凡爱国者都没有好下
场”,这是从血淋淋的现实中得出的钢铁定律;然而仍有许多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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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痴情的新爱国男女,乐于往火炕里跳,乐于担盐腌海,乐于把
雪花膏搽在人家的屁股上。
人才流失更甚于文物流失
爱国的邓芳、万红们也知道:文物先从大陆走私到香港,然
后流往各国骨董商手里。他们痛心处于“中兴阶段的中国”,迫
于国际政治压力,未能在香港严密执法,使得贪官奸商钻法律
漏洞,造成中国珍贵文物流失。原来中国已经从“乞丐大国”、
“文盲大国”、“艾兹大国”、“廉价苦力大国”变成“中兴阶
段的中国”了,真是可喜可贺!中国之所以未能“严密执法”,
原来是“迫于国际政治压力”,倒也令我大开茅塞。但我可以预
告,邓芳、万红们长亭短亭、万里关山送回去的宝贝,不要很
久,又得让他们或他们的朋友再破费的——如果他们还想把又到
了外国的宝贝再“抢救”回去的话。因为贪官越来越多,法律漏
洞越来越大;所以文物的“中国——香港——各国骨董商——
爱国商人或掮客——中国——香港”循环,肯定会不断地进行下
去;于是,想发达、想求名或要名利双收的,便得其所哉!
然则,有沒有另一样命运?有的。那就是2005年11月15日上
午,北京市热力公司位于西长安街的热力主管道的热水,突然汹涌
澎湃地冲进民族文化宫图书馆地下书库、博物馆地下文物库的壮观
场面了。当是时,60多万册图书文献、数10万件珍贵文物顷刻被高
温热水浸泡、熏蒸。受损的有馆藏文物、典籍和胶片等,其中包括
镇馆之宝、有300多年历史、4万多页的《大藏经》,一些线装书及
55个民族的历史文献。(《人民日报》,2005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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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指出,国家近几年来多次斥巨资,购回流失海外
的多件珍贵文物,(当然也包括类似邓芳、万红们这样的爱国者
“抢救”回去的);也并未能得到很好的保护。连巴金赠给国家图
书馆的“巴金藏书”、“巴金赠书”也流入旧书摊。文物甚至国
宝级文物被随意封存、幽闭弃置、束之地下、永不见天日;文物
利用率极低,民众甚至专家、学者都无缘阅读、参观。既无细心
周到地保存、保护,也没有发挥其历史文献和现实教育功能。珍
贵文物被糟蹋、被盗窃,古城市(如浙江定海、福建福州、北京的
胡同四合院)被摧毁、被破坏的恶性事件不胜枚举。倒是被“帝国
主义分子”奥瑞尔·斯坦因、斯文·赫定、特林克勒、贝格曼等
人“掠夺”到英、美、俄等国家的中国文物,还可以得到精心收
藏和周密保护,并得到充分利用。例如,当你走进美仑美奂的美
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时候,你能不为包括中国文物在以的各国
文物在那里过着“幸福的生活”,感到欣慰吗?
从我以前读曾小姐文章的印象,好像人才流失和受到摧残要
比文物的流失和受到摧残要严重得多。只是现在,似乎没什么人
肯再说这些丧气话了。阿弥陀佛,真是:
人世几回伤往事,“傻瓜”依旧肯爱国!
(2007年4月11日于流浮山寨,首发《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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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敢讲真话吗?
——评温家宝在哈佛大学的演讲
武宜三2007年4月16日按:最近《环球视野》,发表了《评
武宜三其人其言》,真是不胜荣幸之至;可惜该文作者读书不求
甚解,评得不三不四、不痛不痒;因此,我把2004年的这一篇旧
文,再贴一次;让他看看他所拥护的党、所拥护的政权、所拥护
的温家宝,都是些什么东西?温家宝自称“敢讲真话”,但在民
主问题上却瞪着眼睛说瞎话。中共领导人和他们的奴才们,应当
学点历史,看看这个党当年是怎样批判国民党和怎样鼓吹民主
的?今年两会期间,温家宝在面对记者提问时,又大抛民主和人
权的浪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
本主义所特有的——社会主义民主归根结底是让人民当家作主,
这就需要保证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的权利;就是要创造一种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就是
要充分发挥人的创造精神和独立思维的能力。”然而,什么时候
“让人民当家作主”?他不肯说了,大概还要等一万年吧。
逻辑混乱的假话
温家宝总理访问美国,在哈佛大学演讲时说:“我可能回答
不好问题,可是我敢讲真话。”居然博得了一阵掌声。温家宝真
276
的敢讲真话吗?这个问题我相信他不敢回答。因为他在重要问题
上讲的全是假话。例如他说:中国因为太大,人太多,人的素质
不高,现在还不能实行民主。现在只能实行村级普选,以后会逐
渐地推到县市级以上。
温家宝这些话就言不由衷并且逻辑混乱,是道道地地的假
话。中国大,但并不比美国(包括属土)、俄罗斯、加拿大更大。美
俄加可以实行民主,中国为甚么不行?即使全大陆普选,一时做
不到,那么一县一省地分级普选,不就克服了“大”的难题了?
全大陆实行民主,人太多,那么可以先实行党内民主吧?在
有8千多万党员的共产党内率先实行普选制又如何?因为党员据说
是“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份
子”,当然不存在素质低的问题,那么为甚么连一个小小的党支
部书记都得上级派遣或指定呢?可见是不为而非不能也。
按中国现状,人口素质最低的是农村,既然农村的农民可以
普选村长,为甚么素质相对较高的城镇居民反而不懂得普选镇
长、市长了呢?这逻辑的混乱正反映了温家宝们思想的混乱:他
们不可告人的恶意当然无法用正确的逻辑来表述。
中共当年如何批国民党独裁
其实所谓“中国人民素质低不配享受民主”的论调,早在50
多年前就已经被共产党的理论家们批判得体无完肤了。想不到现
在的中共又把当年国民党用过的破旗,捡起来做拒绝“还政于
民”的遮羞布。可怜也矣,可悲也矣,可耻也矣!
由周恩来主持的《新华日报》在1946年1月24日就发表了署名
277
文章,题目为《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实行民选吗?》
这是一个老问题:中国广大人民文化水平太低,致使有些人
怀疑他们是否有运用选举权的能力;反对实行民主的人,更以此
为借口,企图拖延民主的实行。……无论如何,选举的能否进行
和能否进行得好,主要关键在于人民有没有发表意见和反对他人
意见的权利,在于人民能不能真正无拘束地拥护某个人和反对某
个人;至于选举的技术问题并不是无法解决的。(笑蜀:《历史的
先声──中国共产党1949年之前对中国人民作出的庄严的民主承
诺》,当代历史研究所,香港,2000年)
1944年,毛泽东对史迪威将军的政治顾问、美国人谢伟恩
说:“我们的经验证明,中国人民是了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并
不需要甚么长期体验、教育或‘训政’。中国农民不是傻瓜,他
们是聪明的,像别人一样关心自己的权利和利益。”他更宣称:
“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转引自《历史
的先声》)
《新华日报》1944年6月24日为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的访华发表
了一篇社论,题目为:《华莱士先生的伟论:中国人民早就有实
行民主政治的准备》(《历史的先声》),借洋人的口揭露国民党拒
绝实行宪政、还政于民的阴谋,可谓一针见血。
食言而肥的毛泽东
毛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时,更进一步描述了“自由民主的中
国”的炫目前景:“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
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
278
中山先生说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
福的四大自由。”(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
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毛泽东1945年9月27日答路透社记者
甘贝尔问,《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6年)
可是,精于权术、嗜权如命的毛泽东,当他趟着无数的枯骨
摄取了最高权位之后,马上食言自肥,翻脸不认账,背叛了许多
真正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目标,变自由民主主义为法西斯主
义,变人民当家作主为个人专制独裁,在中国大陆实行“中国历
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强、最烈、最黑暗、最野蛮的专制主
义。”(李慎之:《风雨苍黄50年》)
所以,不实行民主,根本不是甚么人民素质差的问题,而是
共产党抓住权力不放的问题。因为权力带给他们太多的好处,让
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可以无法无天。所以他们“唯恐权力被分
散、被监督、被制衡。说穿了,这依然是一种专制意识。”(吴
江:《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沟通论》)于是就搬出几十年前的破烂货
来为自己辩护了。
18年已嫌多,50年反嫌少
1944年,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19周年大会
上质问国民党:“民国本是应该实行民主的,但国民党执政已
经18年了,至今还没有实行民主。”(《历史的先声》)何等理直
气壮、何等大义凛然呀!可怜的周恩来,他已经没有办法再说:
“共产党执政已经50多年了,至今为甚么还不肯实行民主?”
抗战时,“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
279
‘一党专政’。”这个人实在是有远见的预言家,可是刘少奇死
不认账,说“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并大言不惭地辩
解:“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
的‘一党专政’。”“共产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这也是包办不
了的。”“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与目的外,没有其他的利益与
目的。”(《历史的先声》)说得多好听,显得多么纯洁、多么可爱
呀。刘少奇恐怕也不曾想共产党搞的“一党专政”比国民党更厉
害,不然他自己也不会死于毛泽东手上了!目前也不会有许多的
省市县第一把手大贪其污,大腐其败了。
给别人开药方,自己有病不肯治
由于大面积的腐败,人民有了极深的积怨,大陆党群官民的
矛盾已经十分尖锐,随时会引发大动乱。如何化解这个危机,其
实中共当局也是知之甚详。看看当年他们怎么劝国民党的:“老
实说,国民党内反动派的内战及维持一党专政政策是建立在制造
饥饿和灾荒上的,所以这些救灾的治本办法,只有国民党确定和
多党派一道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时,才能完满解决。”(《新华
日报》1946年3月30日社论:《一党独裁!遍地是灾!》)
共产党当年还给国民党献计:“有人说,国民党有功民国,不
可结束党治,使之削弱。不知国民党今日的弱点,却是在独揽政权
之下形成的。当其他党派起来竞争时,国民党只有更加奋勉,添加
新血液,振起新精神,日趋进步。因此,结束党治,不会使国民党
削弱,只会使它坚强起来。”(《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文章)
苦口婆心,谆谆善诱。可惜当年的国民党听不进去,结果落得仓惶
280
辞庙,败走荒岛。那么,今天的共产党为甚么不肯吸收国民党的教
训,把自己开的这个药方用在自己的身上呢?
刚逝世不久的中共资深党员李慎之老人在1999年就说过:“中
国进一步改革的条件不但已经成熟,而且已经‘烂熟’了,不实行
民主,人民深恶痛绝的贪污腐化只能愈反愈多。”后来的事实果如
李老所料。他奉劝江泽民:“全球化是世界激流,市场经济是世界
潮流,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提高人权是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
之者亡。邓小平已经走出了决定性的两步,再走一两步,改革的大
业应该可以基本完成了。——不要害怕失掉甚么。人民从来不会固
守僵死的教条而只珍视切身的大利,只有大胆的改下去,你才能保
住自己,而且保住邓小平、毛泽东和共产党。”“在全世界现代化
的浪潮冲击下,中国要开放报禁、党禁是必然的、不可阻挡的,能
够吃准火候,抓住时机,顺乎大势,与时推移,就是中国传统中所
说的、圣之时者也。”(《风雨苍黄50年》)
既得利益集团不愿还政于民
正忙于和大独裁者毛泽东、邓小平站在一起,充当中共党史
“三巨头”之一的江泽民,怎能听得进李慎之的劝告呢?如今和
李慎之抱有同样想法的一些人,大约又会把希望寄托在胡温身
上,希望他们能成就“圣之时者”。
事实就是:今天中国大陆还不能实现民主化,并不是因为国
家太大,也不是人太多,更不是人的素质太低,而是因为中共中
的既得利益集团不肯把原来应该属于人民的权力交还给人民!这
才是真话。(《争鸣》2004年1月号
281
扼杀农村教育和制寇自重
——从一个“普九达标县”看中共义务教育的欺骗性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的一份调查显示,农村学校平
均辍学率接近40%;但实际情况更为严重。据《人民网》记者李
俊义、马书平2005年11月9日报导,河北省威县是个“普九达标
县”,按照达标要求义务教育阶段的辍学率不应超过3%。但该县
却达60%,有的学校更达90%。
农村初中辍学率上升,义务教育和农村教育的破产,是中国
共产党长期在大陆、特别是农村实行愚民政策的结果,一方面制
造庞大的愚昧、落后、贫困的农奴以便于永远执政,一方面制造
一些挺而走险的犯罪分子以养寇自重。
以威县为例,大多数的辍学生都在乡镇中学,贺营中学在
校生共400多,其中初一200人,初三只有50人,大部分学生在初
二时就辍学了。该校今年参加中考的只有24名,3年总辍学率近
90%。
常庄中学每年初一新生150人左右,今年中考只有42人参加,
三年总辍学率近70%;高公庄中学初一新生150人左右,今年中考
只有48人;经镇中学初一新生120人,今年中考为55人。今年高公
庄中学和经镇中学合并后,初一的在校生是200多人,初三年级为
90人,相差一倍以上。
282
威县在上个世纪末“普九达标”,但义务教育初中段的辍学
率一直高踞不下。该县近几年初中入学的新生均在1万人左右,
每届辍学达7千人,今年参加中考的只有4,100名。而在这4,100名
中,上线的学生只有800多。
马庄村的杨志芳今年刚上初二就“不想读书了”。东小城村15
岁的女孩子武灵今年初一,刚上几天也退学了。大批孩子辍学的
原因是“厌学”,而家长不反对孩子辍学的原因是认为“读书无
用”。可是在“厌学”和“读书无用”背后隐含着的却是巨大的辛
酸和无奈。家长们说:“念也考不上,考得上也供不起,供得起也
找不下工作。”
2005年威县中考时,35所乡镇中学中,只有一所学校的上线
率达26%。有25所学校的上线率在10%以下,其中有三所的上线
率为零,只有1名到3名升学的有18所。如此低的升学率,是许多
孩子厌学的原因。
假如幸运考上高中,带给其父母的只是一张张沉甸甸的帐
单:公费高中,1年学费要1,000元,加上其它花销,1年大约是
3,000元,3年下来是10,000元。择校生,3年至少得40,000多元。再
幸运考上大学,4年又要5万元多。这对于每年收入仅数千元的农
民家庭来说,是很难承受的。
即便大学学业,就业又是一道槛。乡镇中学的孩子只能考上
一些末流大学,毕业后工作很难找。威县籍的大专毕业生,已经
连续五年没有找到如意的工作,只有回家种地或外出打工。花了
很多钱却得不到预期的回报,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
283
一项研究表明,清华、北大等国家重点大学,20世纪90年代
以来招收的新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呈下降趋势;在非重点的地
方院校,农村学生的比例则呈增加。
大多数辍学的孩子选择进城打工。其中部分留在城市发展;
部分人攒够一笔钱后,回乡结婚生子,复制父辈的生活;还有部
分则被迫到社会的边缘。
2005年6月,石家庄警方破获了一起飞车抢劫案,在22名犯罪
嫌疑人中,有21人是16岁到22岁的农村青少年,均为小学或初中
文化。原本都是踏实肯干的年轻人,没有任何犯罪记录,但到城
里打工一两年后,却变成谈虎色变的“飞车党”。还有13、4岁的
女孩子伙同别人抢劫的案例。
他们早早离开学校,要文化没文化,要技术没技术,活儿不
好找。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工作,干了几个月后老板却不给钱。他
们满怀着希望与梦想来到了陌生的城市,却发现这里根本没有他
们的位置。“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全国统一高考,是许
多农家子弟凭借努力改变身份和命运的捷径。但是,令他们感到
绝望的是,跳“龙门”变得越来越艰难。
为农家子弟求学设置的重重障碍,使许多学生和家长知难而
退,共产党成功地剥夺了农村青年成功的希望和公平的机会。一
面掠夺、削减资源,造成乡镇中学教学质量和城市的差距;一面
在录取分数线上采取岐视的政策,再加上昂贵学费和生活费,终
于让人明白,原来大学招收的不是聪明优秀的孩子,而且为了扩
大城乡差别,为了农村孩子的边缘化,让农民永远愚昧和贫困;
284
进而把他们逼上犯罪的道路,制造扩军整武、维持恐怖统治的借
口。
扼杀农村教育原来是中国共产党养寇、制寇以自重的伟大战
略部署呀。所以,中国共产党自称伟光正,也算实至名归呢。
285
尚有儒生坑不尽 留他马上说诗书
——从丛飞现象看毛共之愚民政策与焚书坑儒
丛飞——最后的唐·吉柯德
《大公报》2005年7月25日署名文章报道说,深圳有个叫丛飞
的人,10年的时间内,用了3百多万元人民币(下同)资助了178个贫
困学生读书,为此欠下了17万元外债,自己患晚期胃癌却无钱住
院,但仍牵挂贫困山区的孩子,现在又把大家捐助给他的医疗费
也拿了部份给孩子们交学费。在病榻上,他还多次向家人表露心
愿,死后把眼角膜等有用器官移植给有需要人士,把遗体捐给医
院做医学研究,为社会再做最后一次奉献。
这个叫丛飞的人,是被深圳人称为“五星级义工”、“爱心
大使”和“慈善歌手”的优秀青年志愿者。他为了“让读不起书
的孩子背起书包继续读书”,10年来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出门
靠自行车,午餐常以2个面包加1杯清水觧决。他家的50多平方米
的公寓房,至今还欠银行十几万元贷款。每到春秋两季学校开学
时,他便将所有的钱拿去为那100多个孩子交学费,以至于供楼欠
款要由父母来垫付。
据说,丛飞成了深圳人的骄傲,每天都有人到医院看望他,
络绎不绝。照我说,同情不妨有,骄傲则不必。有什么可骄傲
的?我倒觉得很可悲。可悲的是丛飞不知道毛泽东有过“我们现
286
在实行的是愚民政策”(《李慎之文集》P168,2004年,北京版)
的指示;也没听过毛泽东在1958年说过“秦始皇只坑了460个儒,
我们坑了46,000个儒。——我们超过秦始皇100倍”(《1958年5
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的话。中国共产党搞愚民
政策和焚书坑儒,可以追溯到延安整风,进城后搞的一系列知识
分子改造运动,从大专院校调整、批《武训传》、批胡适、抓胡
风、镇压反革命,到10年浩劫大革文化命,直至今天的教育产业
化,无一不以消灭知识、消灭知识分子、制造文盲、制造愚民为
目的。
丛飞本身就是愚民政策的受害者,他在初二就辍学,因未交
学费让老师罚站过,他曾经为了没有钱买铅笔而去捡瓶子卖。在
残忍、暴戾的中共流氓政权和他们反动的教育政策面前,丛飞只
不过是一个羸弱不堪、病体支离的唐·吉柯德。在贫苦家庭的子
女不断地被赶出学校的大门,在失学儿童这个越滚越大的雪球面
前,丛飞这个最后的唐·吉柯德显得多么渺小,多么可怜,他终
于被压垮了。
中共及其反动教育制度是谋杀丛飞的刽子手
在媒体报导和民间呼声的压力下,深圳市长、中共市委书记
也肯降贵纡尊到医院探访丛飞,甚至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也
下批示表示“关心”。但是这些“做戏的虚无党”党徒们,并没
有也不肯承认他们才是谋杀丛飞的刽子手;因为谋杀教育、大量
制造失学儿童的正是他们所代表的中共分赃集团和他们所施行的
“吃人的中国教育制度”(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胡星斗:《讨伐中国
287
教育制度》),中国最大的民办教育企业——南洋教育集团前董事
局主席任靖玺承认自己失败了,他说:“我败给了专制、垄断、
丑恶、没人性的教育制度。”(任靖玺:《教育炼狱10年》)胡
星斗、任靖玺们一针见血地道出了中共和中共教育制度的反动本
质。
《南方周末》报道:中国义务教育经费的75%以上是由农民
负担的!只要你到中国的许许多多的乡村学校去看看,你就会有
“惨不忍睹”的感觉:教师衣服脏旧,学生蓬头垢面,桌椅、板
凳破破烂烂,校舍大多属于旧房、破房、危房。现在,由于农村
中小学合并,连这点可怜的教育资源也越来越远离农村,造成许
许多多学生失学,一些边境的学生甚至跑到学费相对便宜、条件
稍好的缅甸、越南去求学。这不是中国这个所谓“经济大国”、
“世界工厂”的奇耻大辱吗?
近几年,中国又刮起了教育产业化之风。搞教育和公立学校
高收费,教育当局拚命从学生身上敛财!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
比例,发达国家在5%甚至7%以上,而中国2001年为3.19%,2002
年为3.41%,均未达到国家制定的在2000年达到4%的目标。再看
人均公共教育经费就更惨,瑞典为2,000美元以上,美、日、
德、法等在1,000~1,500美元,中国仅为9.4美元(据《南方周
末》2003年新年特刊)。
吴洪森《崩溃的脸皮》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国教育投入在
国民预算中的比重,“从1979曾经达到的最高比例10.4%下降到
了现在2.2%,在全球排名是倒数20名之内,和最落后的非洲国家
288
为伍。2003年9月联合国主管教育权利事务的特别调查员卡塔琳
娜·托马舍夫斯基到中国考察两周后,严厉批评中国在保证基础
教育权利方面连非洲穷国乌干达都不如。中国教育经费仅占国内
生产总值的2%,比联合国最低要求6%低得多。”中国的教育经费
占世界1%,却要教育占世界25%的学生。这不是共产党反动派几
10年坚持不懈地制造文盲的真凭实据吗?
尤其令人绝望的是,教育腐败的“分利集团化”又日益强化
了愚民政策的效力。据任靖玺估计:全国中小学的课本定价总额
每年在200亿元左右,全国中小学的教辅定价总额每年在600亿左
右,再加上试卷等有关费用,每年全国中小学生在教材、教辅等
项目上花费的钱要突破1,000亿元。2004年8月曝光的四川教材回
扣案,教材和教辅的回扣率约为30%左右,如果按此比例,那么
每年就会有300多亿的回扣流入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负责人手
中,这就是统一教材教辅和考试的好处。
《北京青年报》报道过,10年来教育乱收费超过2,000亿。这
些乱收费项目,还没有包括指定教材和教辅每年300亿左右的回扣
在内,如果加上这个数字,10年来的教育乱收费就不应当是2,000
亿元,而应该是5,000亿元了。教育乱收费是驱赶贫穷子弟出校门
最得力帮凶,是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鬼!
中共教育制度暴露了中共《宪法》的虚伪性和欺骗性
中共教育制度不仅丑恶吃人,而且公然违宪、违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
律平等”。第4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
289
务”。无论是1949年以前,还是1949年之后,在中国大陆上出现
的几部《宪法》都明确规定了:国民受教育之机会一律平等(如
《中华民国宪法》第15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16
条:“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
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报告教育工作和教育经费预算、决算情
况,接受监督”。第18条:“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制度”,
“各级人民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就学”。第25
条:“国家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公
民个人依法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第28条:“学校及其他
教育机构行使下列权利:(一)按照章程自主管理;(八)拒绝
任何组织和个人对教育教学活动的非法干涉”。第53条:“国家
建立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为辅的体制,
逐步增加对教育的投入,保证国家举办的学校教育经费的稳定来
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12条:“实施义务教育所
需事业费和基本建设投资,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筹
措,予以保证。国家用于义务教育的财政拨款的增长比例,应当
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比例,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
育费用逐步增长。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在城乡
征收教育事业费附加,主要用于实施义务教育。国家对经济困难
地区实施义务教育的经费,予以补助”。第15条:“地方各级人
民政府必须创造条件,使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接受义务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第14条:“适龄儿童、
290
少年到非户籍所在地接受义务教育的,经户籍所在地的县级教育
主管部门或者乡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按照居住地人民政府的有
关规定申请借读”。第17条:“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应当酌
情减免杂费。其他行政机关和学校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自行
制定收费的项目及标准;不得向学生乱收费用”。
但城乡2元教育制度、义务教育不落实、以政府财力举办重
点小学、重点中学、高考录取分数线地区歧视等又证明了中共亲
手泡制的《宪法》不过是一张废纸。据报导,长沙市一所重点学
校全年经费实际投入比一个县全部的教育经费还要多。在中国大
陆,受教育是权贵子弟、政治精英和他们的同伙经济精英和文化
精英的专利品。
失学儿童的雪球越滚越大
在全国教育经费投入过低的情况下,教育经费又被挪用、贪
污。教育经费被用于盖楼、买车的情况十分严重,官员们拿百姓
的钱摆阔,讲排场。“中国信息中心”报导,2005年两会的参加
者透露,据不完全统计,去年一年中共官员用车耗费3,000亿元,
招待费用花掉2,000亿,出国考察用了2,000亿元。这还不包括决策
失误,搞形像工程和政绩工程所造成的浪费。不节制的行政管理
费用是政府的腐败的明显标志。以上这3种活动每一单项拿出来投
入教育都比现在对教育的总体投入要多上几倍。然而这些投入都
直接用在满足政府官员的即得利益上,指望他们为贫困的农民办
教育显然是不可能的。广东清新县教育局用“人头马”招待前来
探访贫困生的志愿者,让3位志愿者当场流泪,就是对张德江之流
291
的绝妙讽刺。(互联网)
丛飞的太太邢丹说:“只要去贫困山区看过的人,都会被那里
的贫困程度所震撼,我也是跟了丛飞去一次后,才理解他的所作
所为的,每个人都会被那里的贫困震撼,都会伸出援手。丛飞没
有什么特别的,所不同的是,他每年都会去那边,每年都会看到
新的失学儿童,所以每年都会被新的资助对象所打动。这就像滚
雪球,不知不觉越滚越大,以致现在力不从心。”邢丹说错了,
山区的贫困、儿童的失学决打动不了伟光正的中国共产党和他的
贪官污吏们。否则为什么“每年都会看到新的失学儿童,每年都
会有新的资助对象,就像滚雪球,越滚越大?”据说国民经济每
年都有“大幅度增长”,但钱是用来建“世纪坛”这样的豆渣工
程来为谁也不代表只代表他自己的人树碑立传。法国的安德鲁,
只不过为大驴蛋剧院勾了个概念图,老爷们就送了他好几亿设计
费(4月26日《经济参考报》),这一个安德鲁就要累死几百个丛飞
呀!
中共不愿意从国家财政中拿钱办教育时,就只好靠收费办教
育。在中国大陆的义务教育早已经成了一句空话。因为《义务教
育法》第十条规定“国家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收学费”,然
而1996年却泡制了《义务教育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也就是
说,从1996年起,义务教育就不再是免费,而是收费教育了。特
别是在农村与贫困地区几乎是完全靠收费维持,而收费的口子一
经打开就不可收拾。因为这给那些专门想方设法敛财的各级政府
官员创造了生财之道。广大贫困百姓尤其是农民几乎被这些税费
292
逼得没有活路了。
假减轻农民负担之名加速农民文盲化
2001年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名义下又在农村实行所谓“一
费制”。一些学者估算,税费改革后农村义务教育费减收300亿
元。现在收费受到限制,而政府又不拿出钱来补上欠缺的部分,
最后的结果是这些农村学校只好关门。所谓“一费制”,是以牺
牲农村教育为前提,表现了这一政策的虚伪性与欺骗性。如果政
府真的想减轻农民负担,明明知道学校缺钱,为什么不拿出钱来
补上教育经费的缺口?显然“解决农民孩子上学的问题”是假,
进一步扼杀农村教育是真;在“减轻农民负担”的旗号下,让农
民彻底文盲化,你敢说共产党不英明吗?
因为教育经费发放时并没有严格的管理。再加上对贫困地区
尤其是农民的孩子所需的教育经费长期被忽视,造成农民工的孩
子进了城市而上不了学。他们在本地没有被当地政府纳入教育
经费发放的对象,他们进入城市之后他们遭到各种歧视,“入学
难”问题更严重。
据一项调查,去年“我国流动人口中,18周岁以下的流动人
口达1,982万。在北京、深圳、武汉、成都等9个大城市,有关人员
访问了12,000多名流动儿童的监护人和7,800多名儿童,发现3到6
周岁流动儿童入托比例为60.7%,低于城市户籍儿童入托率;6周
岁儿童46.9%没有接受入学教育;近20%的9周岁的孩子还只上小
学1、2年级,13周岁和14周岁还在小学就读的占相应年龄流动少
年的31%和10%;在失学的12到14周岁流动儿童里,有60%的人
293
已经开始工作”。(互联网)
新华社记者、《中国青年报》记者日前联合进行的一项问
卷调查显示,“和城里孩子享有同样的待遇”、“降低收费标
准”,是农民工在子女教育问题上的两个最大愿望。在目前农民
工仍受岐视、低工资、工资被拖欠的情况下,农民工和他们子女
的愿望还只能算是梦想!有学者以为中国应真正实行义务教育,
建议中国政府把教育经费落实到每个学生身上,民工孩子上学难
就不会发生,可以和美国孩子一样,走到哪里都有学上,当然更
是与虎谋皮。所谓《义务教育法》变成世界最伟大的谎言。
总而言之,造成数以千万计的孩子失学,是中国共产党和他
的政府不肯承担自己的责任、不肯兑现自己诺言的结果。是毛泽
东“愚民政策”和“焚书坑儒”恶政的延续。可是有个受丛飞资
助的学生家长打电话询问学费,竟然在电话中这样指责丛飞:“你
不是说好要将我的孩子供到大学毕业吗?他现在还在读初中,你
就不肯出钱了?这不是坑人吗?”真是好心不得好报,他应该知
道丛飞并不欠他什么,对他儿子负有责任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他自
己;丛飞帮过他儿子,而坑害他儿子的是中国共产党。他怎么能
这样不讲理呢?这大概也是中共愚民政策的副产品吧。
坑灰未泠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毛泽东共产党为什么要对知识分子赶尽杀绝,为什么会说
“知识越多越反动”,为什么要摧毁教育事业而大量制造文盲
呢?那就是毛泽东总结了秦始皇以来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经验,
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都是靠两杆子:枪杆子和笔杆子。毛共在夺
294
权中利用了知识分子,在夺权后就把知识分子视为天敌,所以必
欲除之而后快。
关于这点,贾植芳先生有过深刻的描述:抗战以后起来的一
代知识分子,“几乎是吸吮着‘五四’新文化的营养成长,又在
抗战的炮火中练就,从小就知道独立人格宝贵,有一种藐视一切
权威、反抗一切压迫的个人主义冲动。这种冲动在国共两大政治
力量对峙的时候,促使他们本能的同情、偏向共产党的一边……
可是到了1949年以后,新政权建立,新的权威开始发生作用的时
侯,这一代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个人主义的热情与冲动,则成为
生在门坎上的芝兰,不能不被锄掉。”(《狱里狱外》)而且要锄一
乾二净。
但是,坑干净了,便放心了吗?也未必。岂不闻:
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泠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唐·章碣:《焚书坑》)
如今此起彼伏的“骚乱”、暴力维权,显然都是不读书的文
盲分子,刘邦和项羽已隐隐然在其中矣。
尚有儒生坑不尽,留他马上说诗书。(清·陆次云:《咏
史》)
反抗的火种总是扑灭不完的,暴君们在焚书的同时,也为自
已挖掘埋葬自已的墓坑。(2005年7月)
295
民办教师月薪40元人民币,
胡温“倒米”230亿美元
——读李迎新《渭源县代课教师状况调研》
中共甘肃省渭源县委副书记李迎新在3个多月前把含泪写下的
《渭源县代课教师状况调研》寄给了中共甘肃省委与教育部。但
铁石心肠兼麻木不仁的中共甘肃省委与教育部的老爷们竟装聋作
哑、无动于衷。倒是《甘肃日报》在7月28日把这篇报告全文刊发
了(《南方日报》、《议报论坛》),算是功德无量。
这个报告说,渭源县有600余名乡村代课教师每月仅拿着40元
到80元不等的工资,而每月拿40元工资的占70%,部分代课教师
这样的工资已拿了20至40多年!
原在西北师大任中共宣传部部长,现在渭源县挂职锻炼的李
迎新,在目睹代课教师的悲惨现状时,沉痛地写道:“我在调研
中一次又一次地被代课教师的贫困所震惊——为西部义务教育的
普遍困境深深发愁。好多次从学校或代课教师家里出来,我都要
偷偷擦去泪水。”
一,“最老”的代课教师
北寨镇张家堡小学的七八个老师中,有一半是代课老师,整
个北寨学区的教育骨干恰恰又是这些代课老师。这些代课教师中
最老的一位叫王政明,今年62岁,一脸皱纹,背也驼了,朴实得
296
像个老农民。
村里孙子辈的是他的学生,父母辈的是他的学生,爷爷辈的
也是他的学生。可就是这个从教40多年的王政明因为得不到转正
的机会,所以只好长期拿着可怜的每月40元人民币的工资。
二,梦想每月能拿到300元
代课教师们说:发工资那天是他们最难受的1天。公办教师千
儿八百的领工资,而他们仅仅是人家的零头,那种滋味简直叫人
难以忍受。那叫“工资”吗?那叫侮辱!在城市里一杯咖啡卖几
十元的繁荣昌盛的今天,每月给别人40元的工资不叫无耻吗?不
叫天诛地灭吗?不是丧心病狂吗?!胡锦涛、温家宝,中共甘肃
省委和教育部的忘八(荣八耻)们,你们听得到咬牙切齿、这撕
心裂肺的诅咒吗?
李迎新在报告中沉痛地写道:“走进任何一个村子,假如村
子里有代课教师,那他准是村子里最穷的人。”渭源县会川镇罗
家磨村福和希望小学的代课教师也占全校教师的近一半。年近40
的代课教师李建新1984年9月成为该村的民办教师,工资也一直是
每月40元。前两年他考取了大专文凭,工资才长到80元。而渭源
县有20年教龄的公办教师则可拿到每月1,200元或以上。而这个李
建新曾多次获得县、镇两级优秀教师称号,去年又得了县里优秀
班主任的奖状。
现在他的一对儿女正在上中学,1年学费共达3,000元,而他80
元1月的工资,即使不吃不喝,1年也只能攒960元,怎么办?
“已经10多年没有给两个孩子买过1件新衣服了。”李建新含着泪
297
说。他只在女儿5岁时花5元给她买过一条裙子,在儿子6岁时花3
元给他买过1顶军帽,现在住校的儿子生活费每星期只有6元。儿
子学习成绩非常好,“一定能考上清华、北大,但如果考上了,
钱从哪儿来?”
同样20年来拿每月40元工资的会川镇本庙君安希望小学的代
课教师谢毓新,生活压力比李建新更大。他的儿子正在读大学,
每年的学费要4-5千元,他已经连本加息欠了2万元债务了。
当记者问到这些代理教师愿望时,他们希望每月能拿到3-400
元工资。就这卑微、也不奢侈的希望,我们伟大又富裕的祖国竟
不肯满足他们。胡锦涛可以给古巴200亿,给朝鲜20亿,给越南10
亿,而且还是美元;但对饥寒交迫的、沦于绝境的“灵魂的工程
师”们,每月3、400元人民币的区区之数却不肯施舍。
三,不少代课教师,穷得连老婆也讨不起
张家堡小学的代课教师刘秉章已经32岁了,因为穷讨不起
老婆,至今单身。来相亲的女方得知他是代课教师时,甩头就
走,还抛下一句话,“你40元1月的工资,是你养女人还是女人养
你?”
所以他想努力转正,贷了3,000元款,考取了大专文凭,并
成为了学区的教育骨干。但还是不能转正,不要说讨老婆,就是
这3,000元债,10年都还不完。他问道:“我们在学校不如公办教
师,在农村不如农民,我们到底是什么人?”代课教师们遭此岐
视和践踏,还有天理吗?
北寨镇的代课教师王维宏今年已经39岁了,也是北寨学区的
298
教育骨干,下一学期想去新疆摘棉花或去私立学校,因为他也还
没有老婆。
北寨公办教师有101人,代课教师54人。其中3个教育点都只
有1名教师,均在偏僻山村,公办教师不愿去,所以都是代课教师
撑着。学区校长于建邦告诉记者,代课教师至少承担着学区一半
的教育任务,没有他们,北寨学区就会崩溃。
公办老师每天40元,代课教师1个月才40元;但代课教师的工
作条件更艰苦,别人不去的地方他们去,贡献更多,三分之一的
人担负了一半的教育任务。这是什么世界?
四,义务教育成了一句屁话
“代课教师”是一类不被社会所关注的“弱势群体”,他们
生活在农村的最下层,他们的收入连维持自己生活尚且困难,连
老婆都讨不起,还谈什么“为人师表”的尊严?
新华社报道,甘肃省现有农村代课教师3.2万多人,占到农村
小学教师的28.2%。西北师大副校长、教育学学者王嘉毅教授透
露,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课教师共有50.6万人,约占
西部农村教师的20%。他认为渭源的代课教师状况在西部很有代
表性。广西东兰县则有350个每月只领150元工资的代课老师,引
起在广西山区支教的德国青年卢安克的关注。
渭源全年的财政收入大约2,000万元,只够付全县5,000名教师
及公务员1个多月的工资!整个甘肃的贫困市县的情况也相似。县
级财政为了减小财政支出,就严格控制公办教师的编制,以致一
些师范毕业生也因缺编而当不上老师,良莠不齐的代课教师却长
299
期撑着贫困地区的农村教育。
义务教育本应由国家财政来直接投资,是执政党和政府对全
民的承诺,如今却成了一句屁话,什么振兴教育,什么缩小城乡
差距、东西差距,都成了无耻的欺骗。
五,混账的社会,冷酷的官僚
代理教师的非人的遭遇、水深火热的生活,已经存在了近50
年,但英明的、不顾老百姓死活的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下的“人
民”政府,以及口称为人民服务实为吸血鬼的共干们,对此竟熟
视无睹。直到李迎新到渭源县挂职后才揭出这个人间惨剧的黑幕
(揭出来后,也仍然得不到关注,得不到改善)。这是为什么?
这其中的偶然性,首先是李迎新本身已在大城市、大学校中
生活,处于今天社会的上层,他和代理教师之间的强烈反差,才
令他产生巨大震憾;其次,他父亲也是个代课教师,李迎新的父
亲曾是中共游击队员,“解放后听从组织安排”成了村里的民办
教师,一辈子都只拿十几元一月的工资,最后靠辞职在镇上摆小
摊赚钱,才能供李迎新上完大学,李迎新和这些代理教师算是同
病相怜吧,所以才会出头为这些代理教师申寃叫屈;第三,恰好
今年4月,渭源县委书记董建平批转了一份反映代课教师收入问题
的材料给李迎新,才让李有机会接触代课教师的问题;第四也是
最重要的一点,李迎新的血还没泠,良知尚未泯灭。
六,忘本的温家宝、冷血的胡锦涛
不信请看看温家宝和胡锦涛,温家宝在甘肃省呆过多年,他
难道不知甘肃老百姓的情况吗?胡锦涛在贵州省和西藏“自治
300
区”也呆过一段时间,他难道不知道西部老百姓的苦难吗?
可是当他们爬上权力顶峰,成了官僚买办集团的总代表之后,
就完全泯灭了人性,抛弃了起码的良知,成了不顾人民死活、国家
前途的冷血动物。以西部12省市自治区的代课教师50.6万人每人年
薪10,000元计算,一年也不过50.6亿元。可是他们的利益集团同伙滥
用公交车、出国游山玩水和海吃海喝,每1年就花7,000亿元;他们
纵容他们的同伙10亿100亿地盗窃国库、卷款潜逃;更有甚至者,
他们的国库通党库,党库通私库,盗用民脂民膏作党际公关、个人
交际,10亿100亿地给他们的流氓友党、为难兄难弟输血,妄图重
建反美统一战线,重温社会主义阵营的美梦。
温家宝也装模做样地看什么《黄宗羲全集》,说两句什么
“身为天下人,当思天下事。而天下之大事莫过于‘万民之忧
乐’”(温家宝2005年3月22日致某人信)一类的废话,有时还要一
本正经地滴两点鳄鱼泪。事实又是怎么样呢?100年前,张之洞就
断言,“图自强,舍教育别无他途。”可100年后的胡温,却置几
十万代课教师于自生自灭的绝境,弃教育如敝屣。他们实质上是
一伙不折不扣的祸国奸贼!
还有一个同样无耻的教育部长周济,他居然对《人民网》记
者撤谎说,大陆教育取得了两个历史性跨越的成就,“中国基本
普及义务教育,基本扫除了青少年文盲,这对1个13亿人口的发展
中大国是个了不起的成就——”(《人民网》2005年2月20日)这一
群不要脸的东西!(2005年11月《新世纪》)
301
爱国绝没有好下场,请以黄绍甫为戒
——为黄绍甫《社保给我出了难题》写的按语
黄绍甫先生今年84岁了,本该是个含饴弄孙、安享晚福的老
太爷。可是如今的他,却成了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叫共产党不
应、求国民党不理的社会弃儿。他地无一尺,瓦无一片,他是个
无产无业、无妻无子、无医疗、无社保的可怜人。
这一切,都因为黄绍甫先生太爱这个国家。他原是富家子
弟,本可养尊处优。然而他又是个热血青年,怀抱民族兴亡、匹
夫有责的信念,响应蒋委员长“一寸山河一寸血、10万青年10万
军”的号召,投笔从戎,瞒着家人偷偷地跑去参加远征军,奔赴
印缅,投身反法西斯的抗日救国的战争中去;他和他的战友虽然
浴血奋战,勇敢杀敌,歼灭了日军6个师团及一些特种兵;但1949
年以后却被卖国求荣的共产党、毛泽东当作国民党的残渣余孽,
杀的杀、关的关、管的管、饿的饿,死得七七八八了。
黄绍甫逃得过初一,却逃不过15。从土改、镇压反革命、肃
清反革命一系列杀人运动中捡回的一条小命,差一点又搭进反右
派运动的阳谋之中!他被打成右派分子后,在人称“右派屠场”
的415劳教筑路支队关押、服苦役达21年之久。九死一生,于1978
年才得到“改正”。回原单位工作时,却已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了;只身到一别21年的峨眉县文化馆,那些高升为局长、部长、
302
书记的过去打手、极积分子,仍然不肯放过他。在1983年“严打
运动”中,被文化局长兼馆长杨静诬以莫须有的罪名,以“流氓
罪”判处无期徒刑。
这一切,又都因为黄绍甫太轻信共产党的宣传。他本是热爱
音乐的多才多艺的翩翩公子,曾经花了两根金条买一把小提琴,
就为了实现他的艺术家的美梦。然而,他信了延安的广播,受了
欺骗,一念之差而两次失去出走香港的机会;以致掉在水深火热
的“新中国”的大锅里,白白受了几十年的煎熬,至今还在这个
大锅里挣扎。令人扼腕长叹!中华民族到底受了什么诅咒,竟然
要让共产党这个恶魔来吞噬、折磨她数以千万计优秀儿女。
一个有功于国家、民族的人,每个月只能靠100元(2007年)
到165元(2008年)人民币的低保吊命。比被联合国介定的贪困
线——每天1美元的标准更不如。在这种情况下,阎王不嫌鬼瘦,
要在蛟子肚里刮油、在鹭鸶腿上刮肉,开口让他交出38,000元办社
保。胡锦涛、温家宝之流,对老百姓竟是如此全无心肝、冷血绝
情,可谓丧尽天良。他们对人民抢劫、勒索、竭泽而渔,不顾人
民的死活、稍示悯惜。他们除了自己骄奢淫逸、贪污盗窃、豢养
庞大军警、购买和制作大量武器外,便是“无私”援助亚非拉流
氓小兄弟,一掷几亿、几百亿。
请注意,北京政府豢养庞大军警、购买和制作大量武器,并
不是为了保土安民,而是为了更彻底的镇压、杀害中国人民,为
了更彻底的卖国求荣。请看,毛邓江胡和苏俄的卑鄙交易——收
回174平方公里的半个黑瞎子岛,而永远放弃160万平方公里富饶
303
广袤的国土。怪不得有人叽笑说:中国是用一套西装换回一条裤
衩,而这条裤衩原本还是中国的。看看,古今中外,还有这样无
耻、下流、胆大妄为、断子绝孙的卖国贼吗?
中共前年斥资数千万元引进一批新型武器装备如拐弯枪等,
不是给边防部队用;而是给北京、重庆等9大城市警察使用,据说
如果试用效果不错,还将大量进口。以色列生产的拐弯枪每只价
格12万多元中国票,是黄绍甫60年的“生活费”呢。真是,土匪
手握杀人枪、无依百姓饿断肠。
令人愤慨的是,黄绍甫等二战老兵曾经不断地向中共一伙写
信求告,胡锦涛、温家宝之流固然置若罔闻;向国民党诸君求
救,吴伯雄等人也居然装聋作哑、扮傻做呆。国民党中有些人出
于私心和派性,几年天不断和中共勾勾搭搭、甚至卖身投靠,不
以为耻、反以为荣;我劝告国民党诸君,请记住第一、二次国共
合作的惨痛教训。
我强烈谴责国共两党无理对待我们抗日英雄的正当诉求,强
烈谴责国共两党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叛变和出卖!
趁此我重申武宜三定律:“爱国绝没有好下场”。一切痴迷
不悟者请以黄绍甫为戒、以中国远征军为戒!!
304
共产党的监狱在制造共产党的掘墓人
——评秦耕《中国第一罪》
我看书看到笑起来的时候,好像还没有过。秦耕的《中国第
一罪》——我在监狱的快乐生活纪实》(劳改基金会出版),妙
语如珠、谐趣迭出,让我创造了一个读书大笑的记录。
这个被刘晓波称为中国“良心犯或政治犯回归常识的范本”
(《序:自由人面对铁窗的微笑》)中,几乎每一句、每一段,
都让人发笑,都有微言大义,都可以让人发一通感慨。
秦耕开宗明义告诉人们:“监狱并不可怕,我是面带微笑进
去,又面带微笑出来的。”然则,共产党的监狱是酒店和度假村
吗?当然不是。秦耕爱之如家的监仓只有12平方米,比伏契克“走
过去是7步,走回来也是7步”(伏契克:《绞刑架下的报告》)的
那间盖世太保牢房还小得多;而且要13个人挤在一起。四面的4米
高墙只有仓门上方靠屋檐处有一个一张“打开的《人民日报》那么
大”的小孔,以及仓门下1条5公分宽的缝隙,可以透一点光和空气
进来;牢门上虽有5寸见方的“风门”,但经常被锁上;所以这是
一间黑牢,连国民党关押江竹筠的“渣滓洞”都不如,因为那里还
有一个“铁窗”(罗广斌、杨益言:《红岩》)。50年前的盖世太
保监狱中就以抽水马桶代替粪桶了。但共产党的监仓至今仍使用在
天亮之前常常会溢出屎尿的马桶;据说中国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了,其实叫“前法西斯时代”也许更合适。
305
几十立方米的空气,供十几对肺叶反反复复循环使用24小时,
“已经像一块旧抹布了”;阴暗、潮湿、污浊空气无法流动、各种
细菌都很丰富,毛巾1个月左右就烂;“那么人怎么办?”恶劣的
伙食把犯人“反向进化”而“还原为草食动物”,以至几月一次的
吃肉都会引起全体犯人的腹泻。此外,犯人还常遭牢霸、狱卒、
武警的折磨和虐打;被拷上手镣、脚镣等刑具,脚镣竟有18公斤之
重;被罚跪、做苦役,身体、人格、尊严备受侮辱和摧残。然而唐
家璇却称中国是全世界人权状况最好的国家。
新中国的监狱不但不让犯人读书,许多时候连只配作擦屁股
纸的官方的报纸也不让看。1949年前共产党人可以在“渣滓洞”
中出《挺进报》狱中版,可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连监狱之外也没
有了办报自由、阅读自由。共产党反动派把960万平方公里的国
土,变成了比罗广斌、杨益言笔下的“渣滓洞”、“白公馆”更
黑暗的大监狱。
秦耕出狱那天的《监狱告别词》,便深刻地揭露了所谓中
国,只不过是在“解放”、“共和”、“和谐”的谎言掩盖下的
杀人和吃人的屠场。
秦耕在女儿追问下讲了他坐牢的原因,这个5岁的小姑娘喊了
起来:我知道了,那你是反对江泽民了——对啦,你原来是反对
邓小平!哎呀,这事你再也不许对任何人讲了,即使我妈妈你也
不要讲。如果你实在想讲,就讲给我听,因为我即使想去公安局
告你,也不知道公安局在哪里。说完,女儿对惊呆了的秦耕说:
“怎么样?就这你刚才还说我听不懂?”秦耕后来把这事告诉一
306
位朋友,这位朋友表示不相信。然而我却相信,说“覆窠之下安
有完卵”的2个小男孩不也就8岁、9岁么?这大约政治越黑暗,越
容易产生政治神童吧。
至于对“我妈妈你也不要讲”,更显新中国特色,入耳惊
心。在毛泽东思想武装下的中国人民,家庭也是阶级斗争的战
场。当年《人民日报》副刊主编陈笑雨之所以要自杀,就是由于
在外面被批斗后,回家又挨了家人的批斗,感到无路可走了。诗
人郭小川的妻子也揭发郭小川,所以郭小川就躲到河南去了。郭
小川的小女儿梅梅在外面听到一些说法,回家说了说,她妈妈马
上记下来;梅梅吓坏了,跑到沈容家吃了晚饭后,马上乘火车到
河南找她爸爸去了,不敢再回家。“这一场革命真是史无前例,
妻子出卖丈夫,妈妈出卖女儿,难道人们真是疯了?”(沈容:
《热闹的月坛北街》,《温故·之二》)“疯”,从此成了中华
民族的遗传基因,代代相承。
新中国的监狱中没有一个是真正的罪犯,秦耕的许多难友都
是有义气、豪爽的好人;即使小偷,也懂得“盗亦有道”:不偷
老人、穷人,偷窃时一定要给被害人留下必要的路费,在割开别
人皮包时决不伤及他的身体。对比起共产党的竭泽而渔、不顾人
民死活来,这些小偷要可爱得多了。
新中国的监狱只不过把激情犯变成理智犯,把偶犯变成惯
犯——变成一个职业罪犯。共产党的监狱正在大量地制造共产党
的掘墓人。(《议报》第285期)
307
纪念“应当消灭知识分子”
发表五十周年
——兼评赵旭《夹边沟惨案访谈录》
中共的“应当消灭知识分子”发表50年
中国共产党在1958年提出过一个响亮的口号:“应当消灭知
识分子!”这个口号发表在北京的《光明日报》上。“消灭知识
分子”,公开发表50年了。这是一件不被历史学家所注意,但却
是很有纪念意义的一件大事情。
“消灭知识分子”,是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坚定不移的一条
总路线,是一切战略、战术和工作的出发点。离开了这一条总路
线,一部中共党历史、一部人民共和国历史,就成了一盆浆糊。
此所谓“纲不举、目不张”也。例如,川震中豆腐渣工程、大头
娃娃奶粉、三聚氰胺奶粉、上学难、少儿失学率高扬、教育投入
少且被贪污挪用、教育奴工(即被我的朋友刘飞跃纠住不放的代
课教师问题)——这一切怎么解释?没有办法解释。但是,有
了这条总路线,就豁然开朗:原来这一切都是为了消灭知识分
子——消灭知识分子,必须“从娃娃抓起”;消灭知识分子,
就一定要把他们“消灭在萌芽状态”、“扼杀在摇篮之中”。
各位如不信,可看看流泪总理温家宝宝最近的表演,他说他
308
对被迫过早曝光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感到不安”——他不是道
歉,他也不会道歉!让日本人道歉叫“难”,让共产党道歉,叫
“不可能”——因为全中国的娃娃还没有都“结石”,他老人家
当然是寝食“不安”:所以他这回没有流泪了。
即使要道歉,也只对外国人或者台湾人道歉。例如,陈云林
在台湾,显得多么谦卑、客气,就像周恩来1949年前对白区的知
识分子和老百姓那样。一旦被“解放”,他们就成了你的爷爷,
不,是奴隶主,生杀予夺的暴君。
也许有好心人要批评我偏激了: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中
国共产党。但我只想问一句: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干的哪一件事
不是伤天害理、不是断子绝孙呢?共产党干坏事,只有你想不到
的,没有他们干不出来的。
“消灭知识分子”是毛泽东共产党的总路线
谢泳先生非常尊崇陈寅恪的新史料学。陈寅恪认为:“一时
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
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应当消灭知识分子”的出土,将有特殊的意义。一,承先
启后,证明中国共产党有关知识分子政策的连贯性;二,是一把
钥匙,可以解开“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历史中、中国共产党80
年历史中的许多难题;可以解释许多人盘桓心中几十年的疑问,
让他们死而瞑目。
这史料是北京师范大学李岫教授发掘出来的:云大党委书记
李书成把党委文件改头换面添上自己的名字在《光明日报》发表
309
说,云大百分之九十的知识分子反对共产党,提出“应当消灭知
识分子”。这条消息曾被台湾中央通讯社如获至宝地引用,父亲
说:“知识分子是改造的问题,不是消灭的问题,这简直是借寇
兵资盗粮!”(李岫:《岁月、命运、人——李广田传》,人民
文学出版社,2006年,北京)
云大,即云南大学。父亲,即李岫的父亲李广田,时为云南
大学校长。这位仅仅对“应当消灭知识分子”表示一下异议的诗
人、作家、教育家,不久就被他的党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最后也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被消灭——沉尸昆明莲花池
了。在台湾中央通讯社“如获至宝”地引用这条消息的五十年
后,我也如获至宝地引用这条消息,它为我解决了右派研究中所
遇到的问题:中共内部是否自始至终地贯穿着一条对知识分子群
体灭绝的“革命路线”或“反革命路线”?中共为什么对知识分
子这样丧心病狂?
“应当消灭知识分子”是毛泽东穷一生而未毕的功业。他的
这个宏图大志,大约在1925年就定下来了。毛泽东在那年发表的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革命》12月号、《中国农民》2
月号、《中国青年》3月号)就断言:“反动派知识阶级——上
列四种人(指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引者注)附属
物,如买办性质的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军阀政府之高等事务
员,政客,一部份东西洋留学生,一部份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
学生,大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一个阶级与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
不兼容,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高
310
等知识分子——华商银行工商业之从业员,大部份东西洋留学
生,大部份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小律师等都是这一类”为
“中产阶级”:小地主家庭出身的留学生和大学生是“中产阶级
的右翼”,“右翼邻于反革命,左翼有时可参加革命,然易与敌
人妥协,全体看来是半反革命。”“那摇动不定的中产阶级,其
右翼应该把他当做我们的敌人——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
其左翼可以把他当做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要
时常提防他,不要让他乱了我们的阵线!”数学不及格的毛泽东
居然会算出:全国400万人中“大资产阶级”100万人,“中产阶
级”400万人。“我们真正的敌人有多少?有100万。那可友可敌
的中间派有多少?有400万。让这400万算做敌人,他们也不过有
一个500万人的团体,依然抵不住39,500万人。”毛是把“中产阶
级”当作敌人的。但他后来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发表的《中
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下称“修改稿”)中却把关于“高等知
识分子”、“中产阶级”的种种分析评论全部删去。
毛泽东视知识分子为“极端的反革命派”或“半反革命派”
毛泽东对“小资产阶级”的定义是:“如自耕农,小商,手
工业主,小知识阶级——小员司,小事务员,中学学生及中小学
教员,小律师等,都属于这一类。”并按这些人的家庭富裕程度
把他们分为三部份。“富裕部份——右翼,平时近似中产阶级之
半反革命,战时可附和革命;自足部份——中央,平时中立,战
时参加(革命);不足部份——左翼,欢迎(革命)。”
毛泽东视知识分子为“极端的反革命派”或“半反革命
311
派”,确是由来以久。“修改稿”中虽然将这些可怕的文字删
除,但删除的原因却非悔悟,而是出于掩盖和欺骗,毛泽东敌视
知识分子的心态从来没有改变。(王来棣:《毛泽东的知识分子
政策》;以下仍有多次引用和转述,不再注。)
敌视知识分子方针早已定好,但真正实行起来却是在掌握权
力、抓住刀把子,在井冈山成为“朱毛赤匪”首领之后,才开始
对知识分子举起屠刀、大开杀戒。
1928年9月,毛泽东在湘赣边界首开“洗党”之风,这是中
共党史上的第一次整党运动。洗党的矛头集中在党内出身地主、
富农家庭的知识分子身上。“凡是农民党员都发了党员证,知识
分子入党不发(需上级批准)。”(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
的》)
接着1930—1932年的“杀AB团”运动,知识分子出身的赣
西南中共和红军的创始人之一李文林等数万人被肉体消灭;其中
红20军从军长、政委到副排长,通通杀光。1931年,发生在闽西
的“肃社会民主党”事件,大批红军干部、地方领导人及普通士
兵、群众被扣上“社党分子”的罪名被镇压,遇害者达6,352人。
胡耀邦的一个老师(农村小知识分子)是“AB团”,胡耀邦本身
因是读过初中的“小知识分子”,也被认定为“AB团”,险遭杀
害;(陈利明:《胡耀邦传》)险遭杀害的还有陈毅、谭启龙、
张爱萍等后来的中共名人。
1942年,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运动,一些知识分子被当作
“异端”惨遭镇压。王实味冤案不过是延安版的“阳谋”,是
312
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滥觞。
王实味被逮捕后,毛即把矛头指向所有的知识分子,开展
“抢救失足者”运动;运动中,知识分子成为抢救的重点。通过
批斗、诱供逼供、关禁闭、施酷刑等手段,挖出大量“特务”。
1943年,毛泽东在全校只有2,500人的中共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
礼大会上说,中央党校挖出特务250人,他估计还不止此数。他认
为,行政学院里“除了一个人以外,教员、职员全部是特务”,
“学生中很多是特务,恐怕是过半数。”军委三局电讯学校200
多人中,挖出170个特务;西北公学500多人,只有20人没有被抢
救。“延安80%的知识分子上台‘坦白’,被‘抢救’成特务,
结果这些人中,一个特务也没有”。(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
晚年》)象李锐这样上过大学的中共党员,都成了当然的特务而
遭到关押、整肃。中共甚至把129运动也视为国民党“红旗政策”
的产物,不少地方把参加129运动作为审干的尺度;陇东的外来
知识分子百分九十九点几都被抢救过,只有两个人幸免。(蒋南
翔:《给刘少奇和中共中央的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不少人
因此被肉体消灭了。
连绵不绝的消灭知识分子运动
从窃取全国政权后到寿终正寝,毛泽东所发动的针对知识分
子的政治运动,荦荦大端者有1949—1950年的暴力土改和镇压反
革命(“镇反”)、1951年的批判电影《武训传》、1951-1952
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3年的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
究》、1954年的批判胡适思想、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和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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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反革命(“肃反”)运动、1957年的反右运动及“拔白旗”运
动。1964年,毛泽东又提出“社会主义时期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
危险”,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随即发
动“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1966年又
开始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些运动都是毛泽东打击知识
分子、消灭知识分子的壮举;因此也是毁灭知识和文化的民族大
灾难。
土改和镇反,把地主、富农等农村中的精英分子以及有一定
文化知识的民国时代党政团军教人员消灭了几十万。胡风本是中
共的“党外进步作家”,只因文艺观点与毛泽东相左,也在消灭
之列。毛泽东毫无根据地诬指“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
分子”,“是以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反动军官、共产党的叛
徒为骨干组成的反革命派别”,“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
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或判刑
或劳动教养,历尽摧残。全国涉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者共2,100人,
逮捕92人,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其中骨干分子23
人。真实数字远不止此,整死了多少,更不得而知。
反胡风运动后,毛泽东又在全国范围开展肃反。许多在思想
改造运动中“交代”或被“揭发”出“有某些历史问题”的知识
分子,又成为消灭对象,被冤杀或关进监牢。毛泽东1958年5月8
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不打自招: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
个儒,我们抗了4,600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
识分子嘛!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
314
们超过了秦始皇100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慨承
认,他们说的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同年8月,毛泽东在北
戴河会议上又说:“要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要做“马克
思加秦始皇”。
把中华民族导向灾难的“反右运动”
1957年“引蛇出洞”的“阳谋”,则是毛泽东这个丧尽天良
的政治流氓对知识分子的彻底围剿。经过连续几年的批判、镇压
之后,知识分子本已噤若寒蝉,不敢也不愿对共产党提意见。毛
泽东偏偏要反复动员,各单位领导偏偏要热情相邀,结果1-200万
的大小知识分子都跌入了他处心积虑地设下的圈套,被“聚而歼
之”了。
这1、200万右派分子全部被迫“劳动改造”,一部份还被杀
害。从此中国人便没有了人性、个性、公信、诚信;中国也从此
进入史所未见的恐惧与谎言交织的时代。如今,无官不贪,腐败
横行,坑蒙拐骗,豆腐渣工程压死学生,毒牛奶祸害婴儿,其原
因就出在毛泽东这个无仁无义、无信无耻、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的流氓头子身上。
毛泽东趁反右运动余威,开始编造“大跃进”、“人民公
社”神话,指使吴芝圃、李井泉、张仲良、曾希圣、江华、陶
铸、舒同、柯庆施、谢富治、周林、叶飞、刘子厚等人伪造亩产
几千斤、几万斤的“卫星田”;四川省郫县还吹出824,525斤的牛
皮。然后再按“产量”征购,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把农民的粮
食统统搜光、刮光,竟至颗粒不剩,才肯罢休;以达到对中国农
315
民和知识分子的集体屠杀。
毛泽东用饥饿的办法,从1959—1961的3年间,基本上不费一
枪一弹就消灭了起码3,600万农民和在各地各种劳改场所(农场、
工厂、矿山)服苦役的右派分子等被共产党所认为的敌对分子。
然而毛泽东这个屠夫,却把一手造成的大灾难归咎为自然灾害和
苏联修正主义。事实上,这3年中国的气候基本正常,苏联并无逼
债相反还且给予一定援助。
《夹边沟惨案访谈录》是毛泽东反人类罪行的记录
甘肃省兰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赵旭副教授花了10年时间调
查、采访,于1994年写成《夹边沟惨案访谈录》,蹉跎10多年后
终于在劳改基金会出版了(香港田园书屋发行)。这是一部人类
最黑暗、最残暴、最下流的一段历史的记录,是毛泽东反人类的
罪证。本人仅向各位读者、各位朋友大力推荐:请看看《夹边沟
惨案访谈录》,看看中国共产党怎样消灭中国的知识分子;看看
中国共产党怎样以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地方主义分
子、反党分子的名义大面积地屠杀中国人民和它的知识分子。
对于甘肃酒泉夹边沟农场有和凤鸣、杨显惠等人写过,赵旭
也在他的小说《风雪夹边沟》反映过;可是,他还想有一个由夹
边沟幸存者自己谈、自己回忆的,比较全面、客观、准确、真实
地记录这段历史的文本。赵旭将1985年起采访的记录整理、补充
而成《夹边沟惨案访谈录》。夹边沟仅仅是中共屠杀反右分子的
一个屠场,全中国也不知有多少这样的古拉格群岛、奥斯威辛集
中营和柬埔寨杀戮场。
316
当然,古拉格群岛、奥斯威辛集中营和柬埔寨杀戮场,不管
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无法和中国共产党的夹边沟农场、415劳教
筑路支队、峨边沙坪农场、白茅岭农场、万胜山林茶场、新密农
场、锦西煤矿劳改队、凌源新生焦化厂、思茅农场、东风农场、
马豆沟农场、兴凯湖农场、白城子农场、北京清河农场、茶淀农
场等相比。在具有中国特色的这些杀人魔窟中,国家的栋梁、民
族的精英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除了被直接打死、枪杀之
外,许多人是在受尽打骂、凌辱、捆绑、吊打、关禁闭之中,在
饥饿、寒冷、疾病、苦役之中,不断地死去。
夹边沟农场关押的3千多人,后来编辑《甘肃省劳改志》的幸
存者刘文汉表示,夹边沟农场最高峰时的报表人数是3,074人。按
幸存者、甘肃农业大学孙枢统计,死去的差不多2,900人,活着出
来的不到300人,有的说只有200多人;死亡率大约90%。1960年9
月转入明水滩农场的2千多人,到北京检查团来抢救人命遣返劳教
人员时,只剩下200多人;死亡率高达90%。张掖专署共送360人
到夹边沟农,只80人活着回来,死亡率为75%。天水地区共划了
1,146个右派分子,遣送夹边沟劳教的共计238人,生还22人,死亡
率为90.75%。
明水滩地处河西走廊,冬季气温只有零下20-30℃,加上每
人每月实际只有原粮12斤即每天吃不到4两原粮,大批劳教人员被
活活饿死、冻死,除了用“谋杀”两个字之外,还有什么词汇合
适?
乌克兰总统维克托.尤先科讲:“30年代的饥荒是反人类
317
罪,是有凶手的,但从法律的角度看,还没有找到任何罪犯……
人们可能找到谋杀一个人的凶手,但是对于数百万人受害的事
件,却没有人负责。这也许就是乌克兰今天难以恢复法制、正
义和社会公平的原因。”(《参考消息》,2005年11月28日)对
此,赵旭指出:中国活活饿死几千万的3年人祸、灭绝人性的反右
运动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不但没有人去追究责任,而且不
让说、不让写。然而,赵旭顶着各种压力写了。只是写了以后没
有地方出版,被拖了10年后,才在海外付梓。
“消灭知识分子”宏伟计划如何被认真执行?
幸存者高学武回忆说:由夹边沟迁到明水有2,000多人,在既
无房舍又无粮食饥寒交迫的环境中,劳教人员在冰天雪地里苟延
残喘。他们曾经争取早日回到革命队伍,因为遥遥无期的劳教,
在饥饿、疾病、苦役下,就逐步失望、悲观、堕落。那个时候,
夹边沟的劳教犯人们衣衫破烂,五颜六色地套在一起,虚肿的脸
上眼睛眯起一道逢来,头高高的扬起。看起来人非人,鬼非鬼,
战士非战士,干部非干部,农工非农工,这是一群什么样的行尸
走肉。1960年11月份,每天死亡10多人,到了12月份连降大雪,
天寒地冻,人们每天吃不到4两原粮,而且没有任何油水,被熬
干了的人开始大量死亡。死了的人只有2-30斤,皮包骨头。我赶
马车此时已没有生产运输任务,先是拉煤,后来就专门拉尸体掩
埋。那时,明水滩的死人被埋到靠近兰新公路沙枣林南边的沙窝
中。埋葬组埋尸体的人此时也骨瘦如柴,没有力量深挖坑,多数
是将尸体用本人被褥一裹,两根草绳头、腰、腿一捆,一车拉7-8
318
具尸体,用车拉到沙窝中掩埋。埋时将尸体放入浅坑中,撮土为
坟。后来无力挖坑,只有将尸体放在沙上,用锨将四周沙土撮起
来放在尸体上,堆成一个沙冢。每批死者都在一处,白天看时,
一条一条能够辨出——到了12月23、24、25这几天,3个站每天死
亡都在40多人以上。这时,埋人的活人已没有力气埋了——死亡
笼罩在明水滩,人们彻底绝望了,都在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
谋杀计划是这样被精心的执行着: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
原为解放军的军垦农场,土地贫瘠盐碱太大,只能养活300人,
却被关进了3,000多人;原来粮食由甘肃省酒泉市统一调拨,但
仅仅拨了一年就让“自力更生”。关押的主要是甘肃本省的极右
分子、右派分子和大鸣大放中被揪出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和有右派
言论的坏分子。但也有很多从全国各地来的,这些从外地来的犯
人,由于没有接济,活下来的很少。
在饥饿的折磨下,人们吃沙枣树叶、死老鼠、蚂蚱、荒漠上
的兽骨,吃癞蛤蟆、蜥蜴,吃死人的内脏、死人臀部的肉。他们
约上2-3个人一起去挖尸、剖腹、割肉,因为1个人害怕被狼吃
了。甚至有犯人在大便里,尤其在干部们的大便里找东西来吃。
甘肃省定西县粮食局右派分子邢树义,见地质队送来的贺守瑛的
大便中有未消化的玉米颗粒,便抓起来用水冲一下就急忙送进嘴
里咽了下去。(李景沆:《蒙恩历程》)所以,在饿死之外,还
有中毒而死,暴食而胀死;为偷食被打死。
饿其体肤,同时劳其筋骨。夹边沟正常劳动一般都在12个小
时以上,包干,打擂台,互相竞争,把人活活给争死了。幸存者
319
计德成说:世界上再没有比夹边沟这么残酷的地方了,从古到
今也再没有比这再残暴的暴君了。抬筐运肥打擂台,一抬8筐、
10筐的摞起来,5、600斤,还要喊号子“嗨吆嚎,嗨吆嚎。”把
人压得起不来,还要进行劳动竞赛。挖排碱沟,每天跳到零下
30—40℃的排碱沟里挖沙子,挖上一阵子,腿就不知是自己的
了,劳动回来后吃的又是菜卷子。挖沟、运肥,完不成任务要扣
“饭”,本来就喝着菜汤汤,扣了“饭”后就活活饿死了。天天
大量死人,到了1960年冬天,连埋都埋不及了,足有一二百具尸
体在土坎下面码着。
更不忘苦其心志,凡是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除了斗批打关
饿百般折磨、“每天从事超负荷的、以折磨人为主要目的的劳
动,还有开不完的斗争会、批判会、帮助会、学习会、生活检讨
会”(谭天荣:《我的右派经历》)外,有配偶的一定千方百计
地强迫配偶与之离婚;有异性朋友的一定千方百计地强迫朋友与
之脱离关系。在云南省东风农场改造的郭家源(个旧县政府秘
书)在离婚高潮期间,向天长叹:“难道用离婚可以改造人吗?
天天说改造我们的世界观,难道我们都是十恶不赦的人吗?何必
要搞到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汪作民:《农场春秋》)郭
家源先生,你如果早知道贵党有“消灭知识分子”的政策,你
就没有这个牢骚,就可以死得瞑目了。许多右派分子都是由于家
庭破碎的打击,思想崩溃陷入绝境,而自杀、而加速死亡。如被
打成右派分子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俞声朗中尉,正在饥寒交迫
的北大荒苦苦撑持,想不到妻子一封“划清界线”要离婚的来信
320
就要了他的命。(滕叙兖:《哈军工传》)许多人因此而走上绝
路。
“消灭知识分子”全国一盘棋
在区区几平方公里的戈壁荒滩上,聚集着一批党国高级干
部、有功之臣,民主党派人士,党、政、工、团,农、工、商、
兵各色人物,他们都学有所长,有的身怀绝技;他们来自五湖四
海,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勤勤恳恳,竞竞业业,他们中大多数人
还对共产党怀着赤诚的心,对国家民族寄予无限厚望。只因一言
之出,而大祸临头,落得如此下场。他们都说这是中共甘肃省委
书记张仲良和中共张掖地委书记安振做的孽,其实张仲良和安振
不过是执行党的“消灭知识分子”方针罢了。安徽、河南、四
川、广西等省市,那里并没有张仲良和安振,不是死人更多吗?
幸存者白育英认为,“夹边沟死这么多人与夹边沟农场的管
教干部有直接关系,从原则上讲,这些人的素质和结构很差,他
们的水平低,品质也不好,包括刘振玉在内,都是认为夹边沟
的劳教犯人是共产党为了达到目的,而采用的另外一种消灭的办
法。”白育英说对了,这些“水平低,品质也不好”的管教干部
也能正确领会和贯彻毛泽东共产党“消灭知识分子”的政策。
副场长刘振玉在1958年的一次讲话中说,列宁说过为了达到
革命的目的,可以不择一切手段,枪毙人还要浪费一颗子弹呢。
听了这话,幸存者邢德当时就明白:就是要让我们死在这里哩。
后来果然如此,大约90%的人死在这里了。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教
养人员不被当人看,说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实际上
321
是按敌人对待。幸存者周孝理也听过这话,他当时心里就发毛,
暗暗下了逃跑的决心。他看到场里要用饥饿和强体力劳动的办法
把这些右派分子消灭在农场里;他逃跑了,他因此逃过一劫。
“消灭知识分子”的连续性和一贯性
水平低,品质也不好的夹边沟农场管教干部如此,水平高,
品质更不好的几任中共云南大学委员会书记也都如此。李书成
在《光明日报》发表“应当消灭知识分子”,在云南大学大抓
右派、大抓右倾、大拨白旗,把校长李广田打成右倾机会主义
分子;下一任党委书记高治国把李广田赶到厨房劳动,并对他
说;“谁让你和我针锋相对,这叫君逸臣劳嘛!”1966年的党委
书记胡泮生则说:“这次运动只搞李广田一个人,因为我们中间
只有他一个人写文章,我们都不写。”(李岫:《岁月、命运、
人——李广田传》)
可见“消灭知识分子”不是一时的权宜,也不是一地的独
创,更不是某个人的心血来潮。它确确实实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
方针,是贯穿一切工作的总路线。
赵廷祺死在夹边沟,他的妻子悲痛欲绝,她说是书害死了丈
夫,她将家中的书统统烧掉,并让她的孩子们再也不要念书了;
并嘱咐女儿们,以后要嫁给庄稼人,千万不要嫁念书人!这样的
例子,不胜枚举。可见,“消灭知识分子”这一条总路线,不但
深入官心,而且已经深入民心。
毛泽东死了,“消灭知识分子”这条总路线没有死。邓小
平、江泽民、胡锦涛对知识分子的泠血、残暴、恶毒、下流,与
322
毛泽东并无二致。“杀20万,保20年安定团结”,造成数以千计
学生、市民死伤的1989年六四事件至今不能平反,天安门母亲们
及六四死伤者的亲属仍然受到歧视和迫害。
在中共的监狱中仍然关满着知识分子,如王炳章、秦永敏、
何德普、朱虞夫、刘贤斌、许万平、郭飞熊、陈光诚、胡佳、张
林等,曾宏玲(杉杉)因发表《地震亲历记》被抓,奥运后听说已经
释放,但至今下落不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特别是独立中文笔会
一些成员人身权利受到严重损害。数百名法律工作者受到中共非
法骚扰,无法正常工作。土匪的习气、流氓的基因,就这样代代
相传。
“消灭知识分子”,也消灭农民、消灭一切反抗者
我在评论杨继绳先生《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的《墓碑:为埋葬独裁暴政而立》一文写道,一个正常思维的人
看过《墓碑》之后都会毫不迟疑地得出结论:3,600万人的死去是
毛泽东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有计划屠杀。(冉云飞先生在《饿殍
遍野时的颂歌》指出,他不完全同意3,600万这个数字,我也有同
感,因为单是四川就饿死了1,250万人——这数字仍然有可能是被
缩小的,因为这是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廖伯康从中共四川省委文
件中看到的,而共产党历来是玩弄数字的高手——无论从哪方面
来看,中共四川省委都有缩小的动机与故意。冉云飞“其它地区
加起来不可能只有2,000多万,单是河南恐怕也有上千万”的意
见,我也同意。当然,我和冉云飞一样也十分尊重杨继绳先生计
算方法及严肃学风。)
323
“消灭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会思想;屠杀农民,因为
农民已经开始反抗。例如,浙江省仙居县从1957年4月中旬到5月
下旬,全县33个乡镇中有29个先后发生了闹事事件,主要是闹退
社、分社,干部不许,就殴打干部,哄闹政府或自动解散。闹事
后,全县302个合作社中,完全解体的116个,部分垮台的55个。
入社农户由91%降至19%。被打干部107人,社干部家庭被搜查
的304户。农民普遍反映:“初级社有优越性,高级社没有优越
性。”
例如,山西省自1956年冬以来发生的闹社事件147起,参加
的有5,520多人。其中闹分社的81起,反对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作风
的48起,闹粮荒的18起。江苏省从4月中旬到5月中旬,先后在江
都、泰县境内发生农民殴打社干部、要求退社等哄闹事件,范围
遍及12个区、47个乡、436个农业社,参加闹事的群众近5万人。
在最严重的3个区,闹事的农业社竟占到62%。广东陆丰县农村突
然爆发了散伙退社的暴乱事件,全县几乎有半数的农民退社,大
批的社散伙。据统计,这次事件共有458个社解散,共有4万多户
离开了农业社。全县合作化程度由85%下降到46%,其中有6个
乡、366个村的社全部散伙,全县只剩下26个社基本保持完整。
(沈志华:《整风是如何转为反右派运动的》)
毛泽东比希特勒高明,他不用煤气,而是用饥饿法、冷冻
法。《墓碑》中有大量论述,赵旭《夹边沟惨案访谈录》中也有
许多例子。如张掖地区民勤县饿死了13万人;张掖县饿死了7.8万
人,全家死绝98户,人吃人的58户;高台县饿死了5万多人;全河
324
西14个农业县饿死超过40万人。1959年10月修迎丰渠时,一场大
雪就冻死3,000多人。
《夹边沟惨案访谈录》有一个叫孙守勤的共军,他参加过镇
压西藏人民的战争,是因为批评队长“拿别人的鲜血去染红了自
己的帽顶子”而打成右倾分子的。他说:“1958年藏民造反时,
我们被调去平叛。当时,打得很残酷,一个村一个部落人几乎被
全部打死了。我跟着部队从甘肃一直打到了青海。”“我们当时
只知道烧了藏民的寺院将铜铁交到上面——”仅此数十字,就把
毛泽东共产党狰狞的面目暴露无遗了。毛泽东共产党对中国人
民、西藏人民、新疆人民……所犯下的群体灭绝罪,必须得到也
必定要得到彻底清算。
结语
最后,让我用赵旭先生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语:中国人民
为了民主自由交出的学费太昂贵了,可是我们并没有对失败和教
训认真加以总结,没有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将政治体制改革放
在议事日程上,更没有让防止悲剧重演的民主宪政在中国出现的
迹象。文化大革命时,林彪、五人帮搞封建法西斯浩劫的时候,
高喊的是“枪杆子,笔杆子,革命靠的是这两杆子。”文革、反
右、大跃进等一系列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那些假马克思主义的
骗子,都是以“革命”、“跃进”、“共产主义”这些红色的外
衣掩盖他们封建专制的面孔来蒙骗广大人民的,正是他们掌握
“枪杆子,笔杆子”,所以他们可以信口雌黄、造谣污蔑、颠倒
是非、混淆黑白,让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遭受了血与火的洗礼——
325
枪杆子、笔杆子让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在1989年的“六·四”遭到
血腥镇压;枪杆子、笔杆子让1957年无数先贤生灵涂炭,至今还
得不到彻底平反;正是这两杆子让一人一党之私利,代替了民族
和国家的大义。综观国际上,希特勒、墨索里尼、斯大林、波
尔布特和一切对国内人民残酷镇压、对国外实行侵略扩张的封建
法西斯,之所以他们为所欲为、猖狂一时,主要是因为他们掌握
着枪杆子和笔杆子,所以他们的权利无限膨胀,没有任何力量对
其制衡。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我们的国家多么迫切需要思想、新
闻的自由化、军队的国家化、司法的独立化、文化的多元化,因
为它是我们的民族走向民主、自由、富强、繁荣的关键。夹边沟
农场后来的张场长对王志说,“说句老实话,是死人救活了你
们”。我想,能不能让这些死难的英魂唤醒我麻木的国民,让他
们清楚只有还政于民,给于人民选举权和监督权,让人民真正当
家做主人才是中国的希望和明天!
2008年9月25日星期四于流浮山酒香书屋
首发《民主中国》
326
践踏人权、群体灭绝:一笔赖不掉的账
——读反右运动50周年洛杉矶研讨会《论文集》
对人权的无视和侮蔑已发展为野蛮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
的良心,而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世界
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
——《世界人权宣言·序言》
洛杉矶研讨会《论文集》历史和现实意义
由丁抒主编、香港田园书屋发行的纪念反右运动50周年美国
洛杉矶研讨会论文集《50年后重评反右: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
运》(以下简称《论文集》,引文出自本书者不注出处)的出
版,是1957年学领域的一件大事;是对中国人民反专制、争民主
运动历史的一次全面回顾和深刻总结。
《论文集》分为“50年后重评反右”、“反右运动前前后
后”、“国际风云下的1957”、“反右和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
运”、“反右和大陆民间思潮的承传”、“一个人的遭遇和一个
历史时代”、“史料学和1957年学”,从远因、近因、内因、外
因、制度原因和个人原因,发展过程和影响,作了多方面的探
讨、研究和争鸣。
作为宋永毅主编的《21世记中国丛书》之一的《论文集》,
本书作者阵容鼎盛,几乎囊括了海内外最有成就的中国当代史和
327
1957年学专家,有当年遭受迫害的右派分子、极右分子以及他们
亲属的代表。专家、学者有林培瑞、丁抒、郭罗基、吴国光、齐
戈、叶永烈、姚监复、程映红、张轶东、陈彦、高瑜、陈奎德、
戴晴、邵江、钱理群、徐贲、胡平、朱学渊;受迫害的右派分子
有许良英、邵燕祥、杜光、陈奉孝、刘宾雁、李慎之、张成觉、
朱正、陈斯骏、杜高、叶国荣、巫寕坤、流沙河、龚定国、魏紫
丹;右派分子亲属有方励之、章立凡、沙尚之、巫一毛、谢泳。
当然,这个分类并不准确,因为许多作者具多重身份。例如,受
迫害的右派分子和右派分子亲属,同时也都是1957年学的重要研
究者、影响很大的专家和著名作家。
反右运动虽然过去50年了,但作为“学术问题”的提出,是
在这运动发生后近30年的1986年。当年许良英、方励之、刘宾雁
等首议的反右历史学术讨论会,由于钱伟长的告密而流产,方励
之、刘宾雁的中共党籍亦因此被开除。现在,方励之的发言《自
由主义的终结和共产主义的退潮——1957年和我》、许良英的书
面发言《当代中国大灾难的开端:反右运动》,可以堂而皇之地
刊在《论文集》中了,这不啻是对叛卖者钱伟长、扼杀者邓小平
的无情嘲弄。正是:尔曹身虽灭,羞辱万古随。
纪念反右运动50周年活动,海内外举办了许多起。对中共当
局冲击最大的、最让江胡之流恐慌的,当然是发生在北京市、重
庆市、成都市、浙江省、新疆区、湖南省邵阳市、云南省弥勒县
等各地右派分子们的公开集会、上书、告状、要求平反、索取赔
偿、追讨欠薪的英勇行为。但规模最大和学术成就最高的,应当
328
是在美国东西岸举行的两次研讨会。
2007年,临近中国的香港和台湾也开了5次研讨会:一、2月
份由本人组织的右派分子、右派分子后人和写作人在香港北京宾
馆小型讨论会(武宜三:《与右派分子和右派分子后代座谈反右
运动50周年》);二、9月份民主中国(香港)促进会主办的《被
埋葬的青春——反右50周年》将军澳研讨会;三、12月亚太政治
法律学人学者联合会主办、民主中国(香港)促进会等协办的
《生的权利:反右运动50周年暨中国生态危机与维权运动》恒丰
酒店研讨会;四、12月18日台湾政治大学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所主办的《中国未来民主化是否可能?——由转型正义观点看中
国共产党反右运动50年》论坛;五、12月20日台湾大学国家发展
研究所主办的《台湾的感化与大陆劳动教养之异同》讨论会。
但这几次研讨会或讨论会都由于中共当局阻挠和破坏,经
费、时间的不足,都没有达到预期的规模和效果。出席嘉宾或者
在原居地被恐吓阻止,或者在北京、深圳、珠海等海关被扣查、
拦截;甚至有人到了香港仍不能出席会议,因为公安国保就赖在
他们家中;在这中间,号称与中国实行“一国两制”、享有“高
度自治”的香港政府也充当了极不光彩的帮凶角色,它野蛮地阻
止了研讨会主讲嘉宾、美国布朗大学沃森国际关系研究所徐文立
研究员等人进入香港。也由于一些讲者仓促上阵、准备不足,把
研讨会变成了诉苦会,因此有深度和广度的研究报告并不多见(即
使如此,这些大大小小的研讨会、讨论会仍具有催命符的作用,
仍是加速中共非法政权早日崩溃的一股冲力)。
329
《论文集》:立此为据
《世界人权宣言》是联合国大会1948年12月10日通过并颁布
的,它的《序言》说:“对人权的无视和侮蔑已发展为野蛮暴行,
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而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
予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
1954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当年9月20日颁布并
实施的,它承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
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
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
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
没有想到《世界人权宣言》颁布近1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墨迹未干,《世界人权宣言》所描述的状况就在中国发生
了;继反胡风这“新中国”第一宗文字狱之后,毛泽东和中国共
产党背信弃义地发动了大规模镇压、迫害知识分子的群众性反右
运动、制造了更大规模的文字狱,公然撕毁它亲手制订的所谓中
华人民共和国“根本大法”,撕毁了它在夺权时期开给中国人民
的美丽支票。反右运动不仅在精神和肉体上摧残了作为社会良心
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消灭了批评的声音;而且使中国共产党本
身轻诺寡信、说谎欺诈的“光荣传统”得以发扬光大;以至使它
本身也堕落成古今中外第一等的无赖、无耻、无德、无道、无
行、无良、无信、无义的流氓黑帮,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
了无穷无尽的灾难。
330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2004年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
入《宪法》之后,加入联合国并承认《世界人权宣言》等一系
列文件30多年之后的今天,中共反动派仍然在不断地以国家权力
粗暴地践踏人权,随意剥夺工农大众财产权和生命权,对异议人
士、维权者、宗教信仰者的迫害有增无减,且有越演越烈之势,
以致引发每年有数以10万宗计的群体性反抗事件的原因了。
1957年反右运动,是许良英所说的“当代中国大灾难的开
端”,它与其后的大跃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六四大屠杀并
列为“当代中国的4大灾难”。所以“研究和探讨这一重大历史事
件,有着它的当代意义和迫切性。从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
1957年对政治民主和学术自由的呐喊,到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波
澜壮阔的学生运动,乃至今天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和推
动的公民维权运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条民主自由思想的发
展轨迹,一个值得我们总结历史经验,进一步推进中国民主的当
代研究课题。”《论文集》不但填补了中国历史的人为空白,而
且也颠覆了中共官方对历史的歪曲、隐瞒、虚构和篡改。把中共
欠下的巨额历史债务记录在案。
阳谋还是阴谋
1957年反右运动,是毛泽东的阳谋还是阴谋,是主动下套还
是被迫出击?其实,从现在披露的大量事实来看,不管是阳谋还
是阴谋,也不管是主动还是被迫,都不能改变毛泽东及其一伙
是阴谋家,是刽子手的本质;都不能改变毛泽东及其一伙仇视知
识、仇视知识分子,与中国人民为敌的反动本性。
331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特殊的仇视,在他1926年写的《中国社会
各阶级的分析》中,就表露无遗。在苏区肃反、大杀AB团、肃托
等事件里,知识分子都是被整肃的主要对象;自1942年延安整风
运动以来,毛泽东多次羞辱、漫骂知识分子,如“我历来讲,知
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知识分子有一条尾巴,要泼它一瓢冷
水;狗,泼它一瓢冷水,尾巴就夹起来了”、“蚂蚁”、“乌龟
王八蛋”之类随口而出,与市井流氓毫无二致。长期追随在毛左
右、深知毛心态的胡乔木也不得不承认:“毛主席对知识分子有
很大的敌对的心理。”
1957年,花言巧语而引人入壳,诱敌深入再聚而歼之,已令
人不齿;以考试的方法抓右派,更匪夷所思。安徽省芜湖市教师
暑期学习班竟让人在“有人说现在是党天下,你认为对吗?”
后面划“十”、“—”号。结果大部分教师觉得国家是共产党领
导的,当然是共产党的天下,于是纷纷划了“十”;而所有划
“十”的人全成了“储安平的爪牙”,划为右派分子。同样荒唐
的事,还出现在四川等地,那里用流沙河的《草木篇》做试剂,
不消一分钟便“多快好省”地判定谁是、谁不是右派分子。古今
中外有这样愚弄、坑害自已子民的皇朝,有这样愚弄、坑害自己
国民的国家吗?
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卑鄙和无耻,不仅表现在阴谋诡计、口说
无凭上;即使在白纸黑字面前,他们也是可以抵赖不认帐。他们
宣布不在工人、农民里划右派,但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工人、农民
仍屡见不鲜。中央各部委送北大荒853农场劳动教养的,就有通信
332
员、保管员、制图员、工人,有司机、服务员、保管员,其工资
有低至每月32元、25元;军队中的右派分子有文化低至小学程度
的下士副班长、列兵战士。本人在今年“1·13”香港市民要求
双普选大游行中,又认识到一个往日假右派、今天真右派的老先
生,他叫李学成。李老先生根红苗正,14岁入共军、15岁入共青
团、19岁入共党,在南昌步兵学校任少尉资料保密员;本是共产
党最信得过的依靠对象;可是在一句话没鸣放、一字大字报没写
的情况下,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在本人收集的右派名录中,便有
农民当右派的个案。共产党不是代表无产阶级、贫下中农的利益
吗?毛主席不是人民的大救星吗?“放屁!”3、20年来瓜分国有
资产、盗窃国库、野蛮征地、暴力拆迁,终于使中国人民更彻底
地看清它们豺狼的真面目了。
把西方理论的应用于反右运动研究
我有幸听过徐贲教授的几场精彩讲演。徐贲善于用西方的理
论框架来阐述中国的事件,常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对于反右,
徐贲又运用了历史事件的两种认知模式:“客观发生”和“文化
构建”来讨论,并例举和论证了事件发生50年后的“创伤记忆特
征”。如何去理解这种创伤记忆的构建特征和因素呢?徐贲把亚
历山大对“文化创伤的社会化过程”的分析模式简化为:一,灾难
诉说的叙述和接受关系;二,对创伤性灾难的认知因素;三,叙述
灾难的话语样式。他在分别讨论这3个方面的时候,把反右记忆和
文革记忆作了比较,揭示了灾难记忆构建的复杂因素,因而可以把
讨论引向更深入、系统。他指出,反右之所以特别邪恶,乃是因为
333
它结合了现代专制国家的政治欺骗(“阴谋”)和制度暴力(流放、劳
改、戴帽等等的惩罚),以恐怖和残害的手段公然剥夺本国人民的宪
法权利(自由言论)。他还尖锐地提出:是谁造成了反右运动中几
十万的“冤假错”案?谁该为此负责任?是各个单位的“领导”,
是“运动积极分子”,还是另有其人?是“失误”,还是侵犯公民
权和人权?是办事人的“个人水平不够”,还是整个统治制度本身
就被设计成为一部暴力和恐怖的机器?
徐贲说,“历史比照让我们看到了法律在反右创伤记忆构建
中完全缺席了”。文革之后,至少还有一场对“四人帮”的审判
来确定这场灾难的刑责罪行。但是反右的情况却不同,虽然官方
承认了反右的“扩大化”,造成了几十万右派的冤假错案,虽然
有成千上万人遭受折磨、摧残甚至死亡,但却没有任何人必须为
此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作为社会最重要的制度性道德权威的法律
至今没有做出裁决,使得有些人可以堂而皇之地宣称反右“没
错”。比照由纽伦堡审判发展而成的普遍人权和公民权观念,一
国的人民对政府和执政党提出批评,只要是在《宪法》所规定的
公民权范围之内,就不应该因言获罪。批评是公民权利,与出于
什么动机没有关系。一个政府动用国家机器对行使正当权利的公
民进行迫害,无论被迫害者是否忠顺于这个政府,错都在这个政
府。
全球化时代的人类普遍价值观能帮助反右创伤记忆把反右受
害的性质从“好人受冤枉”转变为“公民权利受到国家政府侵
犯”。从违反人权和公民权来看,反右就不再是一个平反的问
334
题。历史比照和同类联想至少可以让我们提出这样两个问题:第
一,如果“反右”错了,那么犯错政权的继承者应该怎样对公众
有一个交待?第二,在这种罪行发生时,其他公民做了些什么或者
没有做什么,负有怎样的集体责任?
从国际人权共识来看,反右是一次制度性的作恶。这种制度
之恶是国家在历史中的非正义行为,是“国家之罪”,是“蓄谋
的、系统的、有组织的暴力,这种暴力针对某个打上污名的集体
的成员,而污名集体则是用原初特征的方式或意识形态的方式来
划定的。”“右派”就是这样一种打上了污名的集体。国家曾经
对“右派”这个污名集体施加了蓄谋的、系统的、有组织的暴力,
进行了迫害和摧残。污名曾经有效地把右派同中国社会的其他部
分分割开来,使他们在受迫害时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社会的其
他部分对他们袖手旁观,甚至落井下石。
孤陋寡闻的我,自然可以把徐贲的演绎叫做“理论创新”。
共产党的本性:剥夺
《论文集》的“理论创新”当然远不止于此。我在台湾政治
大学的讲题是《中共剥夺资本家财富并把工商大户、知识大户、
民主大户变成右派大户》。共产党的本性是剥夺:它剥夺人们
一切有形的资产和资源,从土地、工厂、矿山、商店到柴、油、
盐、米、醋、茶、草纸、月经带等,一切生产和生活资料都不放
过,甚至连性资源也要垄断和控制,如反右运动中,不少人是因
为有漂亮的妻子或女朋友遭权势者垂涎而罹难的,如吴祖光一被
打成右派分子,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便立即威逼新凤霞离婚;它
335
同时也剥夺人们一切无形的资产和资源,把人们头脑中的知识也
剥夺干净。当时我很想用一句话把它总结出来,终于没做到。
但是,陈奎德先生做到了,他用“国有化”这3个字便概括了
1956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城乡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和1957
年反右运动中,中共对中国人民的全面、系统的剥夺。确实是神
来之笔。
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依附于资本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
土地的农民,都由于被剥夺了生产资料所有权,丧失了独立自主
的经济基础,再也不可能对新王朝体制构成威胁。而知识分子仍
可依赖知识而保存独立思考,追求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具
有一定的民主主义的思想与理念。这就必然会构成对专制体制的
极大威胁。毛泽东、共产党要巩固它的独裁专制的国家制度,就
必须强力驯服这个有思想、有能量的阶层。
所以,整风就势在必行,“诱敌深入,聚而歼之”,铲除潜
在的民主力量以巩固自己的统治。从教授到青年,从民主党派到
共产党内的知识分子,统统在围剿、镇压之列。对于党内知识分
子,毛泽东另有一番恐惧。1956年8月30日,毛在中共八大预备会
议上说,1,000多万共产党员中,有100多万大中小知识分子,他
们代表小资产阶级,是一些“小资产阶级动摇分子”。在1957年
《事情正在起变化》中又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向往资产阶级自
由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
的联系”,“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
如兄弟。”是“共产党的右派”。
336
对此,在毛泽东《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中
要求“党内团内右派分子,只要是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
相同的,即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必须一视
同仁,一律批判。该登报的,即应登报。”同时,中共中央又发
布《关于严肃对待党内右派分子的指示》,说党内右派分子和党
外右派分子配合,从堡垒内部向党进攻。党龄愈长,职位愈高,
对党危害愈大。指示要求全党克服温情主义,不能姑息宽容。特
别是对其中的老党员,更不能心慈手软,下不了手。在毛泽东和
邓小平的屠刀下,不少党内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分子。如监察部
副部长、中共党组副书记王翰,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省长沙文
汉,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杨思一,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
记、副省长李世农,中共青海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孙作宾等。而
且必有一个“反党集团”拖出若干厅局级的“反党集团”成员,
一网打尽。
最后殃及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一般职工、技术人员,中
小学教师、医务人员等等,这些通常被称为小知识分子,甚至还
算不上是知识分子的弱势群体。
建立起1957年学:拒绝遗忘
反右不但使1-200万右派分子本身和几百万亲属、子女受迫
害,受岐视,劳教、劳改的超体力劳役和饥寒交迫、虐杀、枪
杀,造成右派分子大面积死亡;也为其后的三面红旗人祸、饿死
4,000万人,10年文革浩劫、非正常死亡2,000万,六四大屠杀等,
埋下了伏笔。
337
但中共当局至今对右派分子只作所谓“改正”,而且还保留了
“不予改正”的:中央级的有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
陈仁炳、林希翎,各省市又都有许多位,如四川省有冯元春、谢文
量〔成都市〕;曾清泾、蒲世光、左甘仁、刘治良、曾庆有、李
负、陈朝中、周季荪、丁六阳〔重庆市〕;朱苏、杨正文、【泸州
市】;刘国佐、王廷方【内江市】、罗伯勋【乐山市】、刘元芳、
文义蕴【涪陵地区】;李文统【雅安地区】;张志成、张麟仪【省
级单位】(《冉云飞博客》),而且拒绝平反、拒绝赔偿,并坚持
“反右运动”是正确的,不许写文章、不许出书、不许讨论,对右
派分子实行监控、骚扰、跟踪、盯梢、恐吓,甚至抄家。企图抹然
这宗反人权、群体灭绝的反人类罪行。
钱理群教授惊呼,我翻遍为北大百年所写的令人眼花缭乱的
各类图书,竟然发现:关于1957年的这一段,在北大的历史叙述
(记忆)中已经消失,变成一片空白,仿佛什么也不曾发生,不留半
点痕迹!仅有的一本却仍然把这段历史描绘成一小撮右派学生在
“诬蔑”、“攻击”,让人仿佛又回到了当年。
钱理群认为,总结历史经验,建立起“1957年学”,作为现
代政治史、思想文化史、知识分子心灵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正在进行的“中国人与社会的改造”提供思想资源——“是时
候了”!
1957年学在许多有心人努力下,早已蔚然成形并正日益成
长。据我所知,叶永烈先生在80年代就开始采访有关当事人,收
集反右史料,他的《沉重的1957》、《历史悲歌》在海内外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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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传。谢泳教授以“一个人、一本周刊、一所大学”在史学界独
树一帜,对反右史料的收集,也成就斐然。丁抒教授的《阳谋》
是开山之作,影响深远。朱正先生的《两家争鸣》,风行两岸三
地。冉云飞先生《右派日知录》,为1957年学建立了最完整的目
录,他也是右派名录最早的收集者。美国“自由人网站”httP://
www.ziyouren.org/已经收集了上万名右派分子名单,本人有幸是该
站的义工,希望继续得到各方志士仁人的支持和帮助。与官方的
打压、强迫遗忘成强烈对比的是:许多当年的受难者及其亲属都
在撰写回忆录一类的文章,并利用现代化的印刷技术和互联网在
广泛传播。
宋永毅教授在主编了《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之后,又
着手编撰《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1957年学将成为一门显
学,将在中国民主化、现代化运动担当重要角色,是可以预期
的。
《论文集》不愧是构建1957年学大厦的一块闪闪发光的金
砖。(2008年1月于香港流浮山庄,首发《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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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废江河万古流
——序唐宝林《陈独秀全传》
一、共产党不准研究共产党的创建人
唐宝林先生苦心经营了几年的《陈独秀全传》要出版了,先
生嘱我写一点东西。我有点心虚,因为我到底不是这方面的专
家,也没有什么学术地位;大革文化命的缘故,我只读了3年大
学,而且还是工业学院;我充其量是一个“同学士”中共党史校
外研究生。但是,我毕竟在中共党史中打滚了60年,前30年是被
强迫灌输,后30年算是自觉研究,所以我又非常乐意把自己的研
究心得贡献给大家。
我遭遇陈独秀并且与唐先生“认识”是非常偶然的。2002年的
一天,我在香港一家即将结业的书店里淘宝,看到两本《陈独秀研
究动态》,看着看着竟入了迷。从此,我和唐先生有了书信上的来
往;从此,内地公开或地下出版的好书便由唐先生源源不断从北京
寄给我了;收集了许多有关陈独秀的资料,购买、影印了许多陈独
秀的文集、文章;甚至还手抄了一些。虽然后来兴趣变了,但陈独
秀的思想和唐先生的精神对我的影响却是无法抹去的。
2004年3月底从北京传来成立15年的陈独秀研究会被解散、
出版了11年的会刊《简报》即《陈独秀研究动态》被勒令停刊的
消息,非常气愤。写了一篇《陈独秀身后再次蒙难》,哀叹“北
340
京的政治气候又进入昏天黑地的隆冬季节了。生前颠沛流离倍受
迫害的陈独秀,在去世60多年之后,再一次遭到他亲手创建的共
产党的打击。这个党把自己第一任总书记视为洪水猛兽,连研究
他的学会都要扼杀,使他在地下都不得安生——”(《动向》,
2005年4月号)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真正的中共第一代领袖,居
然让他的接班人如见鬼魅。岂不怪哉!其实,不只陈独秀,几乎
所有中共的总书记,都是共产党的梦魇。每一个总书记的名字,
都会使当权派胆战心惊。怪之哉?不怪也。
陈独秀研究会是由学者、专家组成的纯学术性的民间组织。
成立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研究陈独秀,研究陈独秀与中国共产
党、中国革命、苏共和国际共运的关系,意图透过历史的追踪,
还陈独秀真面目,“为陈独秀正名”而已。
陈研会及其会刊由于坚持了陈独秀所主张的民主和科学精
神,反对专制,反对迷信,以推动中国的民主化和现代化为己
任,所以一诞生就深受各界人士的欢迎。该会及会刊在不用一分
公帑的情况下,于多如牛毛的学术团体、报刊中突围而出,不断
的发展与壮大。会员、读者和赞助者遍及党政军文工商学各界。
他们之中有李普(新华社原副社长)、李慎之(新华社原高级编
审)、郑惠(中共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百年潮》社长)、潘
田(铁道兵司令部原副参谋长、总工程师)、范用(三联书店原
总编辑、人民出版社原社长)、彭亨才(《科技日报》社长)、
袁鹰(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曾彦修(人民出版社原总编
辑)、刘备耕(原八路军一二九师参谋)、林茂生(中国现代文
341
化学会会长)、郑超麟(中共和中国托派元老)、殷成贤(安庆
市政协主席)和一些高等院校、各级社会科学院、各级党校的校
长、教授、研究员;并有安庆市陈独秀墓园管理处、上海中共一
大纪念馆、各地陈独秀研究小组和一些工厂企业为团体会员。陈
研会及其会刊亦引起世界的关注,影响遍及香港、台湾、日本、
英国等国家和地区。
陈研会组织了多次全国性的陈独秀问题研讨会,出版了许多陈
独秀研究专著和论文,为摘去陈独秀头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
降主义、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托陈取消派、反共产国际、反苏、
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等“十大帽子”,恢复陈独秀的真实历
史以及相关的一段重要的中共党史和近代史,作出了不懈努力和贡
献。这些成果都已经更充分的再现在《陈独秀全传》之中。
二,陈独秀是独裁者的眼中钉
陈研会及其会刊这种“要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决裂”的正
义性,必定冲击旧势力,理所当然的成为专制独裁体制下一批既
得利益者的眼中钉和肉中刺。
陈独秀后期特别是晚年对苏共和斯大林的揭露、对无产阶级
专政和领袖独裁的批判,如《我的根本意见》等几篇简直就是对
他所亲手创建的那个党寡头政治的《死刑判决书》。陈以无比锐
利的洞察力预见了10年甚至5、60年之后今天的暴虐、残忍、血
腥、黑暗和腐败,自然引起权贵集团、既得利益者的仇视。
陈独秀在1942年就已经指出:“至于现在的苏俄,不但它的
生产力不能胜任领导国,它自身早已离开社会主义了。”(《陈
342
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可毛泽东在1949年之
后仍实行向苏俄一边倒的国策,在1957年莫斯科大会上仍宣称苏
俄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头。
《陈独秀全传》展现的是陈独秀光辉、光明磊落的一生,不
啻是一座丰碑。《陈独秀全传》又是一面照妖镜,让一切法西斯
主义者、卖国主义者无所遁形。
三,诬陷陈独秀的首恶是毛泽东
历史事实也证明,最恨陈独秀的正是大做皇帝梦的独裁者毛
泽东。最恨陈独秀研究的是非法地统治着这个国家的毛泽东的
“接班人”们。
毛泽东在1935年发表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就
以“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给托派定了性、戴上反革命帽子
了。《毛泽东选集》中该文的“注释30”说:“在1927年中国革
命遭受失败之后,中国也出现了少数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与陈
独秀等叛徒相结合,于1929年形成了一个反革命的小组织,散布
国民党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等类的反革命宣传,完全是
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对人民的卑污工具。中国的托洛茨基分子
公开参加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在九一八事变后,他们接受托洛茨
基匪贼‘不阻碍日本帝国占领中国’的指令,与日本特务机关合
作,领取日寇的津贴,从事各种有利于日本侵略者的活动。”
(人民出版社,1964年)
这种注释源于毛泽东1937年在陕北公学的演讲《论鲁迅》:
“鲁迅先生的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的远见。他用显微镜和望
343
远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他在1936年就大胆的指出
托派匪徒的危险倾向,现在的事实完全证明了他的见解是那样的
稳定,那样的清楚。托派成为汉奸组织而直接拿日本特务机关的
津贴,已经是很明显的事情了。”(《七月》杂志,1938年第10
期,转引自陈研会《简报》停刊号,2004年)
四,作贼心虚,欲盖弥彰
毛泽东凭空诬陷陈独秀为汉奸和他后来诬陷高岗“反党”、
潘汉年“是特务”、彭德怀“里通外国”、刘少奇是“叛徒、内
奸、工贼”、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是一脉相承的,都是血口
喷人、无中生有,都是站不住脚的。
所以此文于1981年在《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以及收入《毛泽
东文集》第2卷时,都删除了“托派成为汉奸组织而直接拿日本
特务机关的津贴,已经是很明显的事情了。”一句。1991年第2
版《毛泽东选集》也对《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注释
30”作了根本性的修改,否定了托派是汉奸的说法。可见毛泽东
共产党作贼心虚,终于想到收起这条狐狸尾巴。岂知欲盖弥彰,
倒是彻底暴露了他们下流卑污的整人手法。
积我60年学习和研究的经验,一部中共党史只需要八个字就
可以概括,这八个字是“无案不冤、无反不平”——我姑且名之
为“武宜三第二定律”(《武宜三文集》,《博讯》网)。从陈
独秀到赵紫阳,从闽西肃反到天安门大屠杀,从杀AB团到反右派
运动,从延安整风到镇压维权运动,毛泽东和他的中国共产党也
不知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民因此被杀死、
344
打死、害死、逼死、饿死。陈独秀案,就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个典
型的冤假错案。
前几年,某些人曾经把诬陷、迫害、打击陈独秀的责任推到
发表过《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的康生头上;
可是,这是徒劳的。因为毛泽东在1937年10月19日发表《论鲁
迅》演讲的时候,康生还在莫斯科。康生回延安发表《铲除日寇
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是1938年1月份的事,是在毛
泽东演讲的3个月之后了。何况,1938年5月毛泽东又在《论持久
战》中提出“镇压汉奸托派”,1952年底毛泽东更下令把在大陆
的托派一网打尽。(《简报》停刊号)
毛泽东确确实实是诬陷、迫害、打击陈独秀的罪魁祸首。陈
研会为陈独秀正名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揭露毛泽东罪恶的过程,靠
毛泽东余荫篡党窃国者,为维护毛的“英明、伟大”形象而为自
己谋利益者,则一定要置陈研会及其会刊于死地。一个光明正大
的民间学术团体就这样被扼杀了!一本追求民主、科学的刊物就
这样被扼杀了!
五,与民为敌、与民主为敌
唐先生“希望中共在民主化的道路上不断有所进步”,中国
“既需要安定,也需要民主”。(《我的声明》,《动向》2005年4
月号)但是2、30年来的中共当局,讲“安定”多,讲“民主”少,
特别在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中国在民主化道路上不但没有进
步,反而后退了。
毛泽东在1937年5月3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
345
务》中,这样写道:“今年的几个月内,全国必须发起一个广
大的民主运动,这运动的当前目标,应当放在国民大会和宪法的
民主化的完成上。第二方面,是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
没有这种自由,就不能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动员人
民进入抗战,取得保卫祖国和收复失地的胜利。”(《毛泽东选
集》四卷本,人民出版社,1969年,第237页)
当时的中国,外有日寇入侵,内有国共纷争,可谓风雨飘
摇,国难当头,国家处于最不安定的状态。即使如此,毛泽东和
中共却并不放松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事实也证明,讲民主
或者实行民主,都并不妨碍抗战。如今是“形势一片大好”,可
为什么反而害怕民主,那怕只是讲讲民主也不被允许了呢?
马克思说:“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
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是热情维护自
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无处不在的喉舌。”(《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6卷,中央编译局,1995年,第274-275页)然而,960万
平方公里的“新中国”居然容不下一本研究陈独秀的学术刊物,
先生的《陈独秀全传》要到香港来出版,可见中国共产党的权贵
集团仍然坚持与民为敌、与民主为敌的反动立场;什么马克思主
义,从来也只是被他们当作骗人的破幌子而已。
眼下“和谐”被“谐”成了卧草、朝尼族、草泥马、卧槽泥
马、马勒戈壁的死敌“河蟹”,而遭到无情的嘲弄和奚落,真是
报应。(崔卫平《我是一只草泥马》,杜光《草泥马之歌:为文
化专制主义敲起丧钟》)
346
六,陈独秀研究中的一股逆流
陈独秀研究中历来有一股逆流,唐宝林先生和他的朋友们曾
与之做过不懈的论争。然而这股僵化、唯上、唯心、崇尚苏俄的
逆流,凭借着权力庇护和民脂民膏的豢养,仍然盘据着几乎所有
历史学的阵地。
例如,南京财经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部金怡顺,竟然在2005年
还说出这样的话:
陈独秀对所谓共产国际“机会主义”路线的指责是否正确,
我们这里姑且不论,但不妨推论:中国大革命即使是由于执行了
共产国际“机会主义”而导致了失败,中国共产党是否可把责
任推给共产国际?从当时中国的客观条件来看,我党尚处于初建
的幼稚阶段,没有共产国际的支持,中国革命是不可能获得成
功的。因此我党在总结革命经验教训时,必须要自觉地维护共
产国际的声誉。这实质上也是维护党的声誉,是中国革命利益
之所需。因此,当时客观上需要有一个代人受过者。陈独秀作为
当时党的最高领袖,充当这一“代过者”是责无旁贷的。但是陈
独秀出于其学者的倔强个性,不愿充当这个角色,这便促成了他
个人的悲剧。(《从〈告全党同志书〉看陈独秀与中共中央的分
岐——兼论陈独秀被开除出党的原因》,《安徽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这是什么话!?
一个大学教师居然说出这种欺宗灭祖、无廉无耻的话来,真
让我有“大学就是猪圈”之叹。
347
陈独秀对所谓共产国际“机会主义”路线的指责是否正确,
苏共档案的解密,为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了大量证据。唐宝林先生
和陈独秀研究会的许多专家、学者的答案也是明确的。为什么要
“姑且不论”而“姑且不论”的目的又在哪里呢?
既然“是由于执行了共产国际‘机会主义’而导致了失
败”,为什么又不可以“把责任推给共产国际”呢?“陈独秀作
为当时党的最高领袖,充当这一‘代过者’是责无旁贷的”,这
话是什么意思呢?要这话成立,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中国共
产党是苏共的儿子党;二,陈独秀是奴隶,斯大林是奴隶主。否
则,“责无旁贷”,从何谈起呢?
为了取得“共产国际的支持”,为了所谓“中国革命成功”,
就可以不择手段,就可以放弃原则,就可以靠说假话、谎话来“维
护共产国际的声誉”吗?用这种办法来维护的所谓“党的声誉”、
“中国革命利益”,恰恰证明了这个党是卖国的党,这个“中国革
命利益”正是出卖国家、出卖民族的卖国党的利益。
不幸得很,几十年来,人们看到的正是国家被出卖、民族被
出卖的事实。
七,御用学者竟是没有主子的奴才
中国共产党是在苏共和苏共控制的共产国际所催生和扶植
的,中共在二大之后就正式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服从共产
国际指示、听从共产国际指挥,是中共“铁的纪律”。实际上不
服从、不听从也不行,因为中共的思想路线、组织人事、方针政
策、工作计划,特别是活动经费,是掌握在苏共手中,苏共和共
348
产国际是中共的衣食父母;苏联顾问和共产国际代表就是中共
中央的太上皇,是斯大林派在中共党内的“监军”和“奴隶总
管”。例如,1923-1927年间,“联共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中国
革命问题122次,作出了738个决定。这些决定绝大部分由莫斯科
派驻中国的代表、顾问直接在中国执行”,“只有一小部分再由
共产国际做成决议、指示,在莫斯科代表监督下,命令陈独秀为
首的中共中央贯彻。”(唐宝林:《近年中国陈独秀研究简况》,
《21世纪》总87期)
第一次革命失败了,陈独秀被迫下台、“清除出党”。从此
中共路线就正确了吗?当然不是。所谓“我党在总结革命经验教
训时,必须要自觉地维护共产国际的声誉。这实质上也是维护党
的声誉,是中国革命利益之所需”、什么“客观上需要有一个代
人受过者。陈独秀作为当时党的最高领袖,充当这一‘代过者’
是责无旁贷的”,只是奴才的呓语。但是,共产国际和苏共早已
灰飞烟灭,可怜的御用学者竟成了没有主子的奴才。
八,陈独秀是反对共产国际凡是派的第一人
实际上,据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回忆,陈独秀是中共反对共产国
际凡是派的第1人。1928年,陈独秀拒绝到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
他说:“中国问题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我们要研究中国问
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司马璐:
《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
“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懂得还是外国人懂得?你以为中国问题还
要请教外国人,难道外国问题也请教中国人,中国人能懂吗?”(任
349
建树:《陈独秀大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真是振聋发聩
呀,陈独秀这些话,是那些“全盘苏化”、在斯大林面前低三下四
以及今天还在为斯大林歌功颂德的丧家狗所能听明白的吗?
而且“代过人”也解决不了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不是“机会主
义”的问题。陈独秀后面还有瞿秋白、李立三、博古、王明等
人。他们统统都替斯大林背过黑锅,都做了斯大林亦即共产国际
的“代过人”、牺牲品,但于事何补呢?
金怡顺的“责无旁贷”说,不但是强人所难,而且也不符合
历史事实。我想,还是陈独秀说的对:“他们要我写悔过书,
‘过’从何来,如何‘悔’之,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要斯大
林悔过呢?我是执行他的训令的,他悔过我也悔过,要我做替罪
羊,于情于理说不通。”(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载全国
政协编《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中华书局,1980年)陈独秀在
这里表现了他服从真理、不畏强权、宁折不弯的高风亮节。总书
记可以不当,党籍可以不要,要写“于情于理说不通”的《悔过
书》,他坚决不干。这决不止是什么“学者的倔强个性”,如今
那些挂着“学者”牌子,而干着卑躬屈膝、出卖灵魂、附炎趋势
勾当的人,不知凡几,他们身上可有半点“倔强个性”的么?
对于苏联的解体,苏共的消亡,我们贵国从上到下,确有那么
一帮人如丧考妣,他们对苏联、对苏共和斯大林都怀有一股难割难
舍的眷恋之情(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又立刻成了他们的精神故乡
和效忠的思想祖国);总是千方百计地为苏联和苏共招魂,挖空心
思地维护斯大林的“光辉形像”。为此,他们可以不看事实、不讲
350
逻辑、不择手段、不顾道义地继续往陈独秀身上泼脏水。
陈独秀在《致〈新华日报〉》中说:“你们向来不择手段,
不顾一切事实是非,只要跟着你们牵着鼻子走的便是战士,反对
你们的便是汉奸,做人的道德应该这样吗?”(《陈独秀著作选.
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陈独秀对毫无诚信的中共一伙讲“做人的道德”,当然是奢
望。从“反对一党专政”、“耕者有其田”到“人民共和”、
“联合政府”,从“引蛇出洞”、“亩产10万斤”到豆腐渣校
舍、三鹿奶粉,自从与陈独秀分道扬镳后的中国共产党在没有道
德底线的疯狂中,越走越远了。
九,不废江河万古流
学会可以被解散,刊物可以被关闭,但陈独秀作为一代伟人
的形象已经无法否定。拭去了毛、共泼在他身上的污水之后,陈
独秀更赢得了中国和世界有正义感的人们的尊敬。安庆、江津的
陈独秀故居和墓园早已修复并开放给人们瞻仰。
几年以来,有关陈独秀的展览会、报告会时有举行,电视、
电影节目也不断出现。特别是唐宝林先生倾力撰写的《陈独秀全
传》的出版,将还给大家一个“更真实、更丰满、更新鲜、更深
刻”的陈独秀。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陈独秀研究是扑灭不了的。
民主和科学也绝不会就此断种,民主和科学已如星星之火散播于
中华大地,必有一天会汇成燎原之势。(2008年11月2日于流浮山
庄、2009年3月28日定稿)
351
关于“六四”的供词和证词
——评《邓小平年谱(1975—1997)》
中共目前的处境,大约可以用“寇深祸亟”这四个字来形
容,因为其内部已经腐烂到了极点,而外部更是楚歌四起。
1,内忧外患
商业部研究院《离岸金融中心成为中国资本外逃“中转
站”》的“研究报告”告诉人们,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大约有
4,000名腐败官员逃往国外,卷走大约500亿美元的资金——当然这
只是为了维护安定团结和当局面子而被大大缩小了的数字。
但是有什么办法可以防止腐败官员继续外逃,资金继续被卷
呢?答案是“欠奉”。据这个研究报告课题负责人梅新育博士声
称:目前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银监会和证监会等四大金融监
管机构正在酝酿成并专题工作组,调研并提出遏制资本恶性中转
外逃的具体解决办法。并且,由于国务院高层高度重视,商务部
将継续进行该课题的后续研究云云。
可以肯定,这办法大概100年也拿不出来。如果这办法不幸被
研究出来,那不就是自断财路么?现在有权研究或实施这防贪防
逃办法的人,都是最有条件贪污和外逃的实权人物,他们怎么肯
做这种和自己过不去的傻事呢?
352
所以开放改革20多年来,年年都在酝酿,年年都在调研,年
年都在重视,自然年年也都在卷款外逃。
为了穷奢极侈,如今竭泽而渔和敲骨吸髓的暴行可是遍于域
中。于是上访诉冤的人络绎于途;下岗工人、退休人士甚至工矿
职工也不断走上街头;农民的抗暴斗争更无日无之,仅今年6、
7月份,便发生100多起,人数超过3百万,波及15省区市;焦国
标、卢跃刚、黄金高、何铭思等体制内或体制外的有识之士都在
勇敢地站出来揭露和讨伐中共的黑幕和恶行。
对这内忧外患的局面,中共军事独裁当局除了死抓枪杆子,
频频展示“军威”,以暴力吓唬老百姓之外,就是求救于毛泽东和
邓小平的亡灵。继上次大办毛110岁冥寿之后,现在又大庆邓100年
诞辰。据新闻出版总署和中宣部透露,迄今大陆已出和将出的有关
邓的图书有2100余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邓小平年谱(1975-
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北京。以下简称《年谱》)
这部被“专家”吹捧成“全面系统、翔实客观、新颖鲜活、简
洁明了,是一部信史”的《年谱》,到底在贩卖些什么货色呢?
2,邓小平激化矛盾,指令镇压
不管对中国人民,还是对邓小平来说,1989年的“六·四”
事件都是不能回避的大事。可是《年谱》的该年6月6日至9日竟是
一片空白。整个震惊中外的六四惨案,只在“6月9日”的“反革
命动乱”一词留下一个注释:
1989年6月3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部份戒严部队奉命进驻
北京城内一些重要保卫目标。一部份入城部队行动受阻,一些暴
353
徒拦截、焚烧军车,冲击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和广播电视部等国
家机关,抢劫枪枝弹药,杀害解放军战士。在事态急转直下的形
势下,当日晚和四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采取果断
措施,迅速平息了由动乱进一步发展而成的反革命暴乱。(《年
谱》1279页)
这个注释实质就是中共的自供词,它清楚表明,中共当局仍
顽固坚持颠倒黑白的反动立场。他们一度使用“风波”一词,颇
让一些好心的朋友误以为中共的立场已经软化,真是美丽的误
会。几百万直接参加天安门广场民主抗争的学生和市民,在中共
暴力集团眼中仍然是“反革命暴徒”。中共军事独裁者还是把自
己放在与民为敌的位置上,时间并没有冲淡这一切。
中共既得利益集团和中国人民,一方是杀人犯,一方是受害
者;一方是嗜血凶残的暴君,一方是任人鱼肉的奴隶。这种对立
的关系,并未因为十五年时间的过去而有丝毫的改变。
《年谱》虽然遮遮掩掩、欲言又止,但也透露出中共在邓小
平指挥和策划下,在一步步地激化矛盾、制造对抗,以便达到
“用20万生命换取20年稳定”(《“六四”参加者回忆録》,明镜
出版社,2004年,USA,以下简称《回忆录》)的整个血腥镇压的
来龙去脉。
《年谱·1987年1月13日》:“下午,在住地同杨尚昆等谈胡
耀邦的失误。在谈话中提出‘软处理’。大家表示同意。”
中共从来标榜“党指挥枪”。可是军委主席邓小平却可以在
家中私自纠集一些人议论“指挥枪”的党的总书记的“失误”,
354
并且要“软处理”他。这是明显违反党纪的行为,轻则是“自由
主义”,重则是反党小派别活动。以毛共一贯命名法,可名之曰
“邓小平杨尚昆反党集团”,或者“邓杨军事俱乐部”。
这种犯上作乱的违反党纪行为,本该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诛
之。可是,至今并未受到认真批判。邓小平本人不以为耻,反以
为荣,把这次宫廷政变当作自己的不世之功。而且一犯再犯,后
来又“软(禁)处理”了赵紫阳。
《1月20日》:邓对津巴布韦总理罗伯特·穆加贝说:“学生
闹事和总书记更换都不是小事,但我们党有足够的能力处理这些
事情。”(《年谱》1166页)“都不是小事”的大事,既不通过
人民代表大会,也不通过党员代表大会,凭几个老家伙在密室策
划后,便强加于全国人民和全体党员的头上,可谓无法无天。
《2月4日》:“上午,在住地同杨尚昆、薄一波、姚依林、
王震、宋任穷、伍修权、高扬谈中共13大人事工作问题。”
《1988年1月23日》:“审阅赵紫阳报送的报告,作出批示:
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地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
3,枪指挥党制造流血事件
这真是画出了中国2000年来专制独裁中最丑恶内幕的点睛之
笔。就像龙头大哥通过几个心腹控制整个黑帮一样,8个老头竟玩
弄几千万党员和亿万人民于股掌之上。赵紫阳名义上是第一把手,
却是“儿皇帝”;邓小平只是普通党员,只因抓住了枪杆子,对总
书记便可以颐指气使:只许胜不许败,贻误战机,提头来见!
悲哀的是,这样的丑剧仍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搬演着:“江淮
355
之水,恩泽于民”,“日出江湾红胜火”……权迷心窍,竟至于
此:主人成了愚氓,要受红太阳的烘烤和荼毒,公仆成救世主,
老百姓要对他顶礼膜拜、感恩戴德。把最基本的马克思教义全都
抛到茅坑中去了。
1989年4月15日,忠而受谤的胡耀邦在抑郁、愤懑中病逝。同
情他遭遇的北京市广大青年学生和市民开始了大规模悼念活动。
就像毛泽东、江青集团憎恶悼念周恩来一样,邓小平、李鹏一伙
对悼念胡耀邦的活动也是恨得要死,怕得要命。
《年谱·4月25日》的注释写道: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后,在悼念活动期间,极少数人借
机煽动,攻击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北京
和其他一些城市出现较大规模的学潮和动乱。4月24日晚,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召开碰头会。会议认为,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
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已经摆在面前,决定成立中央制止动
乱小组,由《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全党全国人民指出这场斗争
的性质。赵紫阳因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没有参加这
次会议。(《年谱》1272页)
4,处心积虑为镇压制造口实
4月2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25日上午邓小平就在家中接
见李鹏、杨尚昆,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实际上常委会议就是在
邓的指示下召开(《年谱》1162页),会议只是把邓的意旨合法
化而已。邓在接见时再次强调:“这不是一般的学潮,是一场动
乱。”把青年学生“反腐败、反官倒”的诉求诬蔑为要“推翻共
356
产党的领导”,“我们不要怕人家骂娘,不要怕人家说名誉不
好,不要怕国际上有反应”,“我们必须快刀斩乱麻,我们还有
几百万解放军,我们怕什么?”邓一意孤行,不顾一切后果,执
意动用专政工具以暴力对付和平请愿的学生的狰狞面目已经充分
刻划出来了。《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反
对动乱》就是刺激学生、激化矛盾而为屠杀制造口实的罪证。
15年后,《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先生仍难掩对该社论的
憎恨:1989年,如果没有《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会拱
出那么大的火,导致学生和社会各界持续不断的大游行吗?会有
后来的学生绝食和情况不可收抬地恶化吗?“四·二六”社论对
局势的判断,对学生运动性质的判断,以及那种杀气腾腾,准备
秋后算账的口气,很大程度上激化了矛盾,增加了理智地处理社
会危机的障碍和难度,汇合了各种复杂的因素,导致了至今让所
有中国人伤痛不己的大悲剧。
只是忠厚的卢跃刚没有或不方便指出:这正是邓小平给青年
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布下的陷阱。
为了给一小撮特权分子掠夺人民和国家的资财制造“稳定环
境”,保证权贵江山永不变色,邓小平不但要在思想上清除自由
主义,而且也要在肉体上消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青年学生正
是自由主义思想的拥护者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后备军,岂有不
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以绝后患的道理。
5,屠杀人民的一场“战役”
邓说:“我的真正专业是军事,打了22年的仗,组织了不少
357
战斗和战役。”(《年谱》1234页)一群热情而单纯且手无寸铁
的青年学生和广大市民,在“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邓小平眼
里,简直是小菜一碟。邓终于成功组织了一场他一生中最后的也
是最可耻的战役——血洗天安门广场。其实,进行“有计划、有
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的不是青年学生和广大市
民,而是中共及其邓李杨一伙。是邓小平等人为了一小撮人的私
利,把中共和社会主义摆到了中国人民的对立面,使中国人民对
共产党由失望而绝望。
作为污点证人,李鹏也在反戈一击。他在《求是》杂志发表
文章说,邓小平同志以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的气魂,和其
他老同志一道坚决有力地支持党和政府采取果断措施。这就坐实
了邓小平确是那一场大屠杀的主犯。
《年谱》诬蔑学生和市民是“暴徒”,诬陷他们“杀害解放
军战士”,却拿不出一点证据。解放军如何“迅速平息”暴乱,
杀了多少学生和市民也是讳莫如深。
本港一个无耻而冷血的政协委员撰文吹捧邓小平,为邓开脱屠
城罪责,竟然说:“这事件愈看愈复杂,愈扑朔迷离。最起码现在
清楚知道当晚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是全部和平撤出的,整个事件已不
再神圣化,而一些学生领袖和异见分子的光环早就褪色了。”
当年在天安门广场现场拍摄的电视新闻中,明明见到坦克车
在人群中横冲直撞,明明听到枪声如爆竹此起彼伏。怎么能公然
说谎呢?中国人民大学苏东研究所双学士程仁兴不就是在天安门
广场被打死的?而且中的是开花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89级毕
358
业生陈来顺,不也在人民大会堂西北侧的平房顶上拍照时被打
死?除了天安门广场,东单、西单、六部口、木樨地和公主坟等
多处都发生军队杀人的惨剧。
6,欠下中国人民累累血债
例如六部口,一辆坦克高速冲进刚从天安门广场撤出的学生
队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工作系学生王佩文、黄晓军当场被
碾毙;北京体育学院生物力学系学生方政被碾断双腿,终身残
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生苏文魁被压断一条腿,倒在血泊中,
又遭士兵射击;六部口十字路口西南角,5个被碾死的学生躺在靠
行人道的马路边上。路边自行车道与马路结合处,方圆7米左右的
地方,在被撞倒的数排自行车上面,是一大片血肉模糊的尸体。
所有尸身连成一片,呈饼状,约有10多具。
复兴医院的登记册记录着伤者的姓名、单位,有学生、记
者、工人、干部,各行各业都有,共280多人。死者名单贴在墙
上,有40多个。“六四”凌晨两点多,铁路医院已死了20人。邮
电医院死了20多。北医3院收80多伤员,死者20多。邓小平屠杀学
生和平民,欠下中国人民累累血债。不管他的接班人和帮凶如何
为他涂脂抹粉,也无法洗去他双手上的污腥。
解放军301医院的蒋彦永大夫6月3日晚10点到12点的2个小时
中,在急诊室就接收了89位被子弹打伤的人,其中7位因抢救无效
而死亡。死伤者身上的弹孔以及X光片等都显示,解放军使用的是
“铅制的开花弹”(达姆弹)。
7,至今未有死难者的确切数字
359
《光明日报》前副总编辑马沛文先生则在他写给友人的信件
中记录了当年的情况:动乱期间,有时“人在家中坐,弹从窗外
来”,有人就这样解脱了人生之苦。6月3日晚10至12时之间,我
的外孙女从铁道部宿舍打来几次电话,自然可信,不是她亲见,
就是她亲闻。她在夜间9时左右到了公主坟,看到人比5月19日晚
少得无法比拟。那时真是人山人海,当晚大概也就几千人;而真
正上前堵截军车的,只有百把人。车上解放军下来,手举棒子,
打截车群众;群众手无寸木,自然一打就跑。一次,被打的群
众,离她只二三米远。
10时以后给我第一次打电话,还要我听枪声,她估计是对天
鸣枪。第二次来电话时,说不是对天,而是对人。她三婶在铁路
医院工作,当晚正值急诊班,说医院已来几十个伤员,己有好几
个死亡。一边说,一边大哭。我只好安慰她几句。第二天,她又
来电话告诉我,她到铁路医院看过,惨不忍睹。死伤者大部是青
年,也有比她还小的女孩。并说伤者120多,死者19。(马沛文:
《鱼雁集》新风出版社,2003年,香港)
据估计全城死者有300人左右,受伤者2000人左右。由于当局
的打压与阻挠,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等人对“六·四”死难者受伤者
的调查仍无法公开进行,所以确切数字的出现,还要假以时日。
8,关于“烈士”的谎言
但解放军战士“被害”的数目,则早己由袁木公布了,说是
150人左右。到1989年7月1日报上又公布,“解放军的死亡数字是
几十个”。马沛文先生以辛辣笔法评论说:
360
解放军不同于群众,是非常有组织的,少一个也会发现,可
以统计得十分准确,怎么可能是“几十个”呢?如果原来估计死
亡少一点可以理解,重伤最后也可能死亡。现在的情况恰恰相
反,是原来估计得大大地多了,总不会有死而复生的吧!这是什
么原因,这大概就是党的“政治学”吧!真让人“不寒而栗”。
古人说,恶之欲其死。解放军这次又被邓小平誉为“最可爱的
人”,而作为政府发言人,为甚么红口白牙地“咒”“最可爱的
人”死了那么多呢?这种宣传就叫“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昨天中宣部新闻局开座谈会,新华社的副总编辑发言,把
“客观”批了一顿,说“只有选择那些真正反映事物本质的东
西,才称得上客观”。解放军死亡人数如此混乱不堪大概就是如
此客观的结果。而且“几十个”是个什么概念呢?至少超过20个
才能称几十个吧!实际上开追悼会的只有十几个(15、6个),怎么
能说“几十个”呢?做了烈士而不开追悼会,总是不允许的吧!
(《鱼雁集》P630—631)
据《年谱·6月30日》记载:烈士确切人数是14个,而且多数
可能是解放军自己杀的,据一些目击者说,有些战车甚至撞向一
些犹豫不前的步兵。
最后来回忆一下北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主任李丹在一
1989年6月4日6点20分播出的内容:
请记住1989年6月3日。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悲惨的事
件。几千名民众,其中大多数是无辜的市民,被全副武装的士兵
们向市中心推进的过程中杀害。在被害的民众中也有我们北京中
361
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同事。士兵们驾驶着装甲车,用机关枪来对付
千万名试图阻挡他们向前推进的本地市民和学生们。当装甲车强
行通过之后,士兵们仍然肆无忌惮地向街上的民众扫射。据一些
目击者说,有些战车甚至撞向一些犹豫不前的步兵。北京中国国
际广播电台英语部深切悼念那些在这场悲剧事件中遇难的人们,
并呼吁所有的听众与我们同声抗议这一严重违反人权、残暴镇压
人民的行径。由于北京正处在非常时期,我们并无其他新闻可向
您报导。我们恳请您谅解。并为您在这最悲惨的时刻与我们在一
起而表示哀心的感谢。(李丹随即被接管广播电台的戒严部队拖
走,至今生死不明。) (《回忆录》,P286)
9,借邓小平亡灵苟延残喘
如果把《年谱》看作是邓小平及其追随者向历史法庭呈送的
供词,那么“六·四”事件中的全体死伤者,以及事件后以“暴
徒”罪名被枪决、被囚禁、受迫害的蒙难者,和蒋彦永先生、马
沛文先生的证词,就是对邓小平一伙法西斯暴行的血泪控诉。
“六·四”运动是继“五·四”运动以后最伟大的反专
制、反独裁的自由民主运动,它将是中华民族永久的话题。
“六·四”运动被血腥地镇压了,但它已成了中华民族永久的伤
痛,而镇压运动的刽子手邓小平也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
上。借邓亡灵而苟延残喘的非法政权,总有一天会被人民所唾
弃!(《争鸣》杂志2004年9月号,2005,4,17校正)
362
自由主义思想遗产的发掘和继承
——读谢泳《书生私见》
谢泳自选集《书生私见》(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
版),是一本难得一见的好书。
储安平、吴世昌对共产党本质分析入木三分
谢泳是大陆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专家。他勤于发掘史
料,勤于思考,善于驾驶文字,勇于闯禁区,在清理中国知识分
子的自由主义思想遗产方面作出了独特贡献,赢得了海内外读者
的爱载和尊重,被称为“又一个世纪之交中国知识分子新自由主
义的先驱”。他研究《观察》周刊,以储安平为人格楷模,试图
还原“历史上的今天”,用他自已的话说,“就是想从过去被忽
视的历史中,清理出一条线索,让今天的知识分子不再从新开
始,而先去接上前辈知识分子曾经创造过的历史。”(傅国涌等
《脊梁》,开放杂志社,2001年,香港)
谢泳翻故纸堆,检视前辈知识分子的创造,缕述他们的理
想、奋斗、抉择、无奈和不幸,还原他们的历史,呼唤他们的精
神,深挖时代的病根,鞭挞现代独裁专制主义。在《书生私见》
中,他写及陈垣、顾颉刚、金岳霖、冯友兰、胡适、吴晗、周一
良、钱钟书、沈从文、蒋梦麟、梁漱溟、储安平、吴世昌、陈寅
363
恪、顾准、胡风、吴祖光等数十位前辈知识分子,雕刻了风雨中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象。
谢泳对储安平和吴世昌,显然有特别的崇数和同情。在储安平
办的《观察》周刊上,吴是一个主要撰稿人,储吴两个人对共产党
本质分析都是入木三分。储安平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
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
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有’‘无’的问题了。”
吴世昌则说:“今日国民党的政策,虽然限制了人民许多自
由,但我们决不相信共产党会比国民党给人民以更多的自由,尤
其是思想和言论的自由。除非他党内起一种革命。”真是洞若观
火,料事如神了。可悲的是储吴2人最终都自投罗网,在杀人的专
制机器中被折磨得遍体鳞伤,家破人亡,甚至尸骨无存。
吴世昌据说是响应周恩来的号召,放弃在英国的优厚待遇,
于1962年举家回到大陆。4年后文革开始,“吴世昌进牛棚,下干
校,受侮辱,触灵魂,备尝艰辛,他的大女儿因受不了运动的刺
激,至今尚住医院。二女儿也丧失了攻读学位的机会。”(此处与
以下未注出处的,都引自《书生私见》)两个有无限前途的牛津大
学学生,就这样给毁掉了。
他们的命运都葬送在自已的轻信上
谢泳认为“过于强烈的民族感情”,使理性的判断出了偏
差,“吴世昌、储安平那一代知识分子是多么深刻而又充满智慧
的一群,然而又是那么天真和具有理想色彩的一群,他们共同的
命运让后人困惑,但也促人深省。”“这几年来,人们常常反思
364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特别是留在大陆的那一批人,他们自
已的命运可以说都葬送在自已的轻信上了。”这就是谢泳在深省
之后,告诉我们的答案。一大批乃至几代知识分子,再乃至几亿
中国人,所遭受的苦难都可以归结为“轻信”二字:轻信马列、
轻信革命、轻信共产党、轻信毛泽东、轻信他们的空头支票,结
果便如羊群自动拥入了屠宰场。真是千古浩叹!
谢泳一面讴歌自由主义,一面鞭挞现代专政主义的血腥和黑
暗。张东逊当年在上海光华大学做教授时,每次开校务会议,主
席都要恭读《总理遗嘱》,张说:“下次再读遗嘱,我就不来
了。”遂夺门而去。傅作义投共,张出力极大。这样高风亮节的
人,这样有功于中共的人,居然被毛泽东诬为“美国特务”,而
惨遭迫害,次子张宗燧(中科院学部委员,著名物理学家),三子张
宗颎(社会学家)先后自杀。
张奚若是国民参议会的参议员,多次在参议会上尖锐地批评
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有一次担任会议主席的蒋介石,听得不高
兴,打断了张的发言,张盛怒之下拂袖离开会场。下次参政会
通知开会时,张回电说:“无政可参,路费退回”,而拒绝赴
会。1946年张在西南联大一次演讲中说:“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
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便
是请他滚蛋。”蒋介石被共产党骂成是“蒋匪”、“法西斯”、
“刽子手”、“双手沾满人民鲜血”,可是他并没有把张奚若怎
么样了。反观今天坐在人民大会堂里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一
个个噤若寒蝉,作锯嘴葫芦,都成举手机器,为白吃白喝而形同
365
行尸走肉。两相对照,能不让人有“何必当初”之慨?
距1946年不过十年,就“有储安平这样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
腹的人”,信了毛泽东“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的鬼
话,跑出来提了几条不痛不痒的意见,就跌落了阳谋的陷阱。从
此一二百万的右派分子和他们的家属就跟地富反坏一起,成为共
和国的贱民,被专政、被践踏、被侮辱、被饿死、被累死、被打
死、被杀死。
有个无耻的家伙,居然说,“反右的起因乃是罗隆基的一段
太刻薄的话,伤害了最高当局。出言不逊,于事无补,知识分子于
国、于民、于已,是否也该自律?”(孙祥东:《〈70个日日夜夜〉
读后》,载《风雨敲书窗》,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9年)罗隆基
说了什么大逆不道的话呢?他说的原话是,“现在是小资产阶级知
识分子领导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这句话难道会比张奚若当年说
的更“不逊”,更“刻薄”吗!?暴君治下必多有奴才,信然。
不仅拆了城墙、牌坊和城楼,还想拆故宫
在《书生私见》中,意外的与反法轮功的干将何祚庥不期而
遇,谢泳在1955年10月的《学习》杂志中,看到了何批判梁思成
的文章《论梁思成对建筑问题的若干错误见解》,何说:“北京
市的城墙就相当地阻碍了北京市城郊和城门的交通,以致我们不
得不在城墙上打通许许多多的缺口,又如北京市当中放上一个大
故宫,以致行人都要绕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可是梁思成却看
不到这些缺点。”
读了何“院士”当年杰作,我惊出一身冷汗。这帮数典忘宗的
366
忘八(礼、义、廉、耻、仁、勇、智、信),不仅拆了城墙、牌坊和
城楼,还想拆故宫。以前觉得,我们有数不清的国宝被美英法俄等
国家“掠夺”去,是中华民族的耻辱。现在看到这些艺术品、古籍
正被这些国家的博物馆、图书馆精心地保护着,展览着。又深为这
些流落到西方去而免遭何祚庥之流毒手的国宝庆幸。
最近不甘寂寞的何院士,又有高论出笼。他说:“我们在处
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时,奉行的应该是以人为本,还是以环境为
本、以生态为本?这是个深刻的哲学问题。我认为应该以人为
本,我绝不反对保护环境和保护生态。但需要弄清楚一个观念,
保护环境和保护生态的目的是为了人。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破坏
一下环境生态,改变一下环境和生态,但也是为了人。”(《环
球》杂志)
这个极左分子觉得,这块千疮百孔、秃化、沙化、毒化的中
国大陆破坏得还不够彻底,还要继续制造这种断子绝孙的舆论,
真不知其居心何在?何祚庥英勇地参加围剿法轮功,也是“以人
为本”?中共一伙用无数矿工的生命来换取“带血的煤”,也是
“为了人”?
真正的理想不会开了花不结果的
谢泳是由于对现实的不满,“对未来的无望”,才走上研究
前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道路。本来“将学术兴趣倾注于当代文
学”的谢泳,很快发现当代作家“所具有的品格和作品内涵”
总让他“提不起精神”,他发现今日所谓的大学教授、作家、诗
人,无论精神气质和学术水平都不是那么回事,所以他要呼唤前
367
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重温他们的旧梦,要普及吴祖
光”,希望今天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教授,能象他们前辈“那
样敢说话,敢主持公道”。
谢泳说:“对于大学教授,我一直认为他们是知识分子群体
中最主要力量。做为文化的承载体,他们不仅具有专业知识,同
时在精神品格和文化传统方面,都是民族的楷模”,“如果在一
个社会里,大学教授不能主持公道,那么我们还有什么依靠呢!
靠官员、商人、工人、农民来主持公道吗?显然不可能。”大学
教授“在谋生之外,有天然的关怀社会的责任,要主持公道,要
批评政府,要通过写文章、办报纸来伸张正义。”
但在政治独裁和文化专制、人身依附于单位的情况下,对于
今天的大学教授,以上这些只是奢求。所以谢泳希望:一,可以
自由流动,迁徙自由(在国内外自由选择居住地)和择业自由(在国
内外自由选择职业)。二,要经济宽裕,如梅贻琦时代清华大学教
授,薪金是普通工人的20倍。
“有钱,有自由流动的便利”,才能造就一个“良好的精神
状态”,才能继承前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传统。这个传统就是
一个人(储安平),一本周刊(《观察》),一个大学(西南联大)。谢泳
在海峡此岸“无望”之中,却从海峡彼岸看到这个传统得以光大
的希望:“从胡适、殷海光、雷震的道路,我们又看到了这种努
力将换来的东西。真正的理想不会开了花不结果的。”
《书生私见》是本值得一读再读的好书,我至诚推荐。
(《新世纪》、《议报》)
368
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
——读徐景贤《十年一梦》
张春桥“寿终正寝”了,作为当年受张春桥重用、提拔和卵
翼的徐景贤颇有兔死狐悲之慨。徐深为张没有留下回忆录之类的
东西而遗憾,徐说,若再不允许像他这样的“文革当事人”发表
回忆资料,恐怕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都会淹没,例如他写的回忆
录《十年一梦》,目前在内地已被禁﹔他不明白当局为什么对文革
噤若寒蝉。我虽然也不明白他的《十年一梦》为甚么被禁,但也
想看看他到底写出了什么“宝贵的历史资料”?
一,谁要对虐杀林昭负责?
文革时被囚禁在上海监狱的林昭,是我们民族最勇敢的抗暴
英雄。她在狱中把20万言的上书写完后,就被没收纸笔,她只好
用血写下许多抗议的文字,包括一些诗。林昭在狱中还写有大量
日记,记她受迫害的情形:“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性地在我绝
食之中,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之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
的情形下,不仅从未为我解除镣铐,或减轻一些,如暂时除去一
副,天哪,天哪,这是真正的地狱,人间何世?”
林昭被枪杀前,狱中曾召开公审她的大会,当她被带出来
时,口中已塞着橡皮塞子,此物是为禁止犯人出声而设计,随人
369
口而伸缩,越反抗越胀大,会使整个面孔变形。同时,她颈上还
勒有塑料绳子,这种对付特别“危险”犯人的双管齐下,令林昭
的脸发红发青,在场犯人无不感到极为恐怖而难受,竟惊呆到忘
了喊“打倒”口号,令主持人震怒。
彭令范访问过一位不愿具名的、同情林昭的狱医,他说,有
一次大咯血来诊,林昭已瘦得不到70磅,他快认不出来了。该医
生证实:杀害林昭的当天上午,几个武装人员直冲入监狱病房,
把正在吊葡萄糖的林昭从病床上强行拉起,并叫道:“死不悔改
的反革命,你的末日到了!”林昭从容不迫地要求换件衣服,也
被拒绝。她走时对护士说:“请向X医生告别。”此时,医生正
在林昭病房隔壁,“不敢出来,浑身发抖”。他对彭令范说,当
了一辈子狱医,还没见过这样把病人抓走行刑的。
这幕由牧夫记述的人间惨剧,发生在1968年4月29日的上海
市。这一天离1967年的“一月风暴”,已经一年多了。当时掌握
上海市实际权力的,是人称“徐老三”的徐景贤,因为“老大”
张春桥、“老二”姚文元大部份时间在北京,主要精力放在中央
文革小组。上海市革委会的其他头头,马天水、王少庸是造反派
“解放”出来的老干部,心有余悸,唯唯诺诺而己;王洪文、王
秀珍等不过是打打杀杀的草包,所以实际权力都在熟悉政府运
作的徐景贤手中。30多年后回想当年,“当时上海人叫我‘徐老
三’,排在‘张老大’、‘姚老二’下面”,后来当了中共中央
副主席的王洪文也不过是个“王小七”,因此不无得意。徐景贤
还抛出过1975年给张姚的告密信,以显示他比王洪文更高明。看
370
来,徐景贤对当年仍然兴味无穷,心里美滋滋的呢。
那么,这个操近1,000万上海人民生杀大权的徐景贤,对残
酷迫害并虐杀林昭一案负有什么责任呢?我把徐景贤的《文革回
忆录——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2月版,香
港),据说花了10年时间写成的、40多万字的巨著,从头翻到尾,
竟无一字涉及林昭。
二,谁要对刘文辉被祭旗负责?
还有上海人刘文辉,堪称是中国大陆50多年来,最早、最激
烈、最彻底,也是最自觉、最系统的反革命、反毛泽东、反阶级
斗争、反极左的第一人。在黑暗年代,刘文辉决心象普鲁米修斯
那样,用自己的肋骨燃点火把,让人们睁开眼睛,辨别真伪,遏
制毛泽东倒行逆施的祸国殃民路线。他写了小册子《冒牌的阶级
斗争与实践破产论》和《通观57年以来的各项运动》,还想办一
份《人人报》。
1966年9月28日深夜,经过深思熟虑的刘文辉伏案疾书,写
成万言书《驳文化大革命16条》,然后复写成每份10张信纸的长
信,寄给北大、清华、复旦等14所大学。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
行。刘文辉正气懔然地对弟弟刘文忠说:“古今中外,反专制、
独裁,必然有人以身许国,抛头颅、洒热血,唤起苦难而软弱的
民众,奋起反抗。那末,今天就从我刘文辉开始吧!”
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亲自下令,要上海公安局从速破案,
刘文辉、刘文忠于1966年11月27日深夜被捕。为了给改挂“上海
市革命委员会”牌子的“红色新政权”树威,张春桥、马天水、
371
徐景贤等人决定用刘文辉祭旗。
1967年3月9日凌是四点,在不足5平方米的‘‘私堂”内,
由检察院的一个人,同时扮演检察院、中级法院和最高法院的角
色,两个钟头内完成起诉、宣判、驳回上诉等一系列法律程序。
刘文辉就这样被杀害了,年仅30岁。他成了10年浩劫中,第一
个被公开处决的反文革的殉道者、良心犯(刘文忠:《风雨人生
路》,澳门崇适文化出版拓展有限公司出版,2004年11月版)。但
是徐景贤的《十年一梦》对这笔血债也一字不提。
三,谁要对集体屠杀案负责?
在杀害林昭的前两天,即1968年4月27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在上海市人民广场召开公判大会,宣判上海交响乐指挥陆洪恩死
刑,并立即执行枪决(刘文忠《风雨人生路》)。和陆洪恩同时被处
决的还有柳友新等30多名“十恶不赦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王友琴
《文革受难者》,开放杂志出版社,2004年,香港)。对这场集体大
屠杀,当时上海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作了现场转播,《解放
日报》等发表了报道和评论,死刑公告贴满大街小巷,是上海市轰
动一时的大事。可是徐景贤的《十年一梦》也未赏着一字。
另一位胡懋峰,在狱中组织“孙文读书会”,“口读”世界
名著,批判文革。为人告发,也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公开枪杀
(《风雨人生路》)。徐景贤在《十年一梦》中也未对此作出交待。
“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10年浩劫中到底有多少人死
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屠刀之下,有多少人死在徐景贤等人的朱
砂勾魂笔之下?相信是永远无法破解的难题。这是由于中共最高
372
领导层有人发了话:“清算毛泽东,就是清算共产党”,“不要
清算文革,要淡化文革”。文革成了禁区,所有文革资料都被当
作“絶密件”、当作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即使是林昭、刘文辉
等,在名义上已经获“平反”的人,今天上海市的公检法机关仍
然拒绝把受害者们的档案以及有关资料发还给他们的亲属。
四,徐景贤亲手制造的冤案
1974年3月30日,张春桥的妹妹张佩琮在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
妇产科医院做手术时死亡。经各方面专家参加的调查组调查研究后
确认,死亡纯属意外事故。但徐景贤等为讨好张春桥,在张春桥的
指使下又成立了由徐亲自指挥的絶对保密的“特别调查组”,要把
医疗事故升级为“阶级斗争新动向,精心策划谋害张佩琮”并再扩
大成“谋害柯庆施的政治事件”,欲致麻醉师方兆黟等于死地。
为了收集证据、罗织罪名,把方家的打字机、半导体收音机说
成是发报机,把厕所的节能电灯说成信号灯。方妻万廷钸在不到3
个月的时间里被审讯23次,万因此瘦了30多斤。被株连而被立案审
查或传讯的包括方兆黟的大哥方兆祥、大嫂孙用余,二姐方秀梅、
二姐夫李精武,表姐夫钱宇人以及夫妇双方的同事、朋友,多达数
10人。1年后,马天水、徐景贤们仍坚特,“纵使没有任何证据也
要判方兆黟徒刑”,徐景贤最后定调:“判个7、8年”。
只因周恩来的干预,方兆黟才得在被秘密关押18个月多,又
送“57干校”劳改1年后获释。(叶永烈:《张春桥传》)徐景贤到
底制造了多少冤案,《十年一梦》也未有交待。
《十年一梦》中唯一提到迫害群众的只有一处:“上海因为参
373
加炮打张春桥而受到打击迫害的有2,500人,一般请罪和写检查的不
计在内,其中隔离审查、不能回家的,有200多人,办学习班审查、
但可以回家的,有440多人,在审查中5人被逼死,6人被逼疯。”那
么,徐景贤本身害了多少人呢?好象没有。因为徐景贤说,这些数
字是“据有关部门统计”(P155)的,自然不关他的事了。虽然人血流
成河,但徐景贤的双手是干净的。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五,脸皮有多厚?
所以,徐景贤可以脸不变色、心不跳地在《十年一梦》的扉
页上大书:
我所写下的都是我的亲身经历,或是亲见、亲闻……
忠卖于事实,对历史负责,是我写作回忆录的基本信条。
通读全书,都是过五关斩六将的业绩,有王洪文的错、王秀
珍的错,甚至有江青、马天水的错,就是没有徐景贤的错。连他
爸爸当班主任的历史,也成了他炫耀的本钱。全书的插图、照片
也都是他的光辉形象,其中还有一张是他夫妇和朱永嘉夫妇2003
年3月在海瑞墓前的留影。徐景贤和朱永嘉完全忘记了他们曾协
助姚文元,在毛、江的亲自策划、指挥下,秘密泡制批《海瑞罢
官》的文章,而且还笑嘻嘻的。我在这照片边上批了28个字,现
在就把这28个字拿来作这篇读后感的结束吧:
发迹只因批海瑞,今到墓前能无愧?
嘻皮笑脸还照相,人间皮厚君为最。
(《开放》2005年第6期)
374
林彪研究的最新成果:林彪案件完整调查
舒云在《林彪案件完整调查》提出了32个问题:“毛为什么
出尔反尔?”“汪东兴是个什么角色?”“为什么江腾蛟9月13日
就自首了,是不是苦肉计”?“林豆豆报告8341部队,为什么上
边让林豆豆也上飞机?”“林彪手令是林彪写的吗?”“潘景寅
是个好人。邓小平为什么这么说?”等等,每一个问题都波谲云
诡、引人入胜、让人深思,甚至惊心动魄。林彪是反最后神权的
英雄,林立果是“社会法西斯主义”时代思想解放的先锋;“老
子英雄儿好汉”,竟宿命地应验在林家父子身上。
32个问题是解开林彪事件的金钥匙
林彪研究或叫“林学”,与“文革学”、“毛学”、“1957
年学”等一起成了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一门显学;最近由明镜出版
社出版的舒云《林彪案件完整调查》(以下简称《调查》,引用
该书文字只标页码),则是“林学”的一项最新成果。由于中共
对历史档案资料的垄断、封锁、篡改、伪造,以及中共长期坚持
的“历史为政治服务”、“以论带史”的唯心史观的作崇,给包
括林彪事件在内的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扰。这使
得所有与中共有关的历史事件无不云遮雾罩、扑朔迷离;也就是
说,在中共几十年历史中,没有一件事是透明的而且是能说得清
375
清楚楚的;也没有一句结论是让人信服的。荦荦大者如张国焘事
件、项英事件、高饶事件、潘杨事件、李震事件、赵紫阳事件,
等等。
九一三事件是林彪问题的关键,而九一三事件,用舒云的话
来说,“事件本身,只有不到一天的时间”,但由于“没有留
下任何文字资料。而且当事人没有一个经历全过程”(P20),也
使之成为世上最难破解的一个迷团。《调查》作者舒云从1987年
开始,花了近20年时间,殚谋戮力,翻查了无数报刊、资料、档
案,深入有关事发现场如庐山、山海关等,不厌其烦地采访了
一百来个当事人、目击者甚至他们的亲属、子女、勤杂人员,获
取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和照片,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凝结
了作者心血的50万文字和一百多幅珍贵照片,尤其她所提出的32
个问题,对廓清迷雾、揭露事件真相作出了巨大贡献。这32个问
题是全书的总纲,也是解开林彪事件的金钥匙;这些问题,都是
舒云独立思考的结果;这对于那些御用学者和人云亦云的主旋律
派教授是不敢想象的。
毛为什么出尔反尔?
中共中央在《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
一)》中说:“林彪上了庐山,不去请示毛主席,在8月22日的常委
会上,也没有表示要在大会上讲话。在事先没有向毛主席、党中
央请示报告的情况下,8月23日,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的会议
上,第一个跳出来,发表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透谣言、
欺骗同志的讲话。”然而,据舒云考证:毛不但事先知道林彪要
376
发言,而且还同意林彪不点名地批评张春桥。“毛为什么出尔反
尔?这一切都是为了放长线钓大鱼吗?”(P23)
出尔反尔,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是毛泽东一生中不断表演
的拿手好戏。1941年,毛动员全党“整顿三风”,摆出一副青年
知识分子保护人的姿态,例如说“在延安,首长才吃得开,许多
科学家,文学家都被人看不起。宗派主义是排剂非党干部的一种
风气,即排外主义。同时也排内”云云。(高华:《红太阳是怎样
升起的》)。结果王实味、丁玲们上当了,王实味还为此赔上了一
条命。1957年,毛故技重施,先头也还叫“整风”,后来又改成
叫“阳谋”。
1966年5月初,刘少奇、邓小平飞杭州向毛汇报文革形势后回
北京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决定向各学校派遣工作组,并征得毛
的同意;然而,7月19日毛返京时却向刘等宣布:“凡是镇压学生
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这次庐山会议,毛不过再次技痒而已。
对“百团大战”是先肯定后否定;对抗日统一战线先颂扬后
打击;在大量饿死人情况下,毛也被迫同意多分自留地、试搞
“责任田”,但不久又翻案等等。这一切都是为了清除一切公开
的或潜在的、甚至假想的反对派,以建立他永远独霸天下的绝对
权威。毛始终都能钓到“大鱼”。
还有“汪东兴是个什么角色?”“为什么江腾蛟9月13日就自
首了,是不是苦肉计?”“林豆豆(把叶群、林立果挟持林彪上飞
机)报告8341部队,为什么上边让林豆豆也上飞机?”“林彪手令
是林彪写的吗?”“潘景寅是个好人。邓小平为什么这么说?”
377
等等,每一个问题都惊险刺激,每一个问题都引人入胜、都让人
思考。
谁放跑了林彪座机?
9月12日21点20分,周恩来得到叶群和林立果要挟持林彪出逃
的报告。(P518)22点40分,周恩来听了一个“神秘电话”后,“天
安门广场上彩排国庆游行的高音喇叭戛然中止,准备国庆游行的
群众队伍也提前解散了。”(P518)23点35分,李作鹏打电话给山海
关机场,不准任何飞机起飞。9月13日0点6分,李作鹏再次打电话
给山海关机场,不准任何飞机起飞。(P541)零点过后,周恩来命
令李德生立即去空军指挥所,代替他坐镇指挥,因为“林彪要乘
飞机跑了”;同时派杨德中去西郊机场“协助”吴法宪。(P526-
527)周再一次让李作鹏打电话给山海关机场,不准任何飞机起飞。
(P541)
然而李作鹏却成了“放跑了林彪的座机”的罪人。为了反驳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没有采取任
何阻止起飞的措施”的指控,李作鹏在特别法庭上作了4个半小时
的陈述。(P541-542)李作鹏问:林彪要起飞,我拦得住吗?既然
是关系到副统帅,我也不知道他往苏联飞。周恩来都说“不能打
呀,他是党的副主席”,毛泽东也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
他去吧。”你们都没有办法,我怎么有办法?你周总理为什么不
亲自打电话通知山海关机场?既然让我通知,为什么不告诉我事
情的来龙去脉?如果命令警卫林彪的8341部队拦截,100个林彪也
走不成。为什么不命令?李作鹏强调:对我来说,问题的关键是
378
林彪走对我有好处,还是不走对我有好处?不走他还是副统帅,
我还可以大树底下好乘凉,放他走干嘛?(P542)
可见李作鹏“放跑了林彪的座机”,纯是无稽之谈,是欲盖
弥彰。所以“李作鹏在关押期间给周恩来写了三四封信,全都
石沈大海。”(P543)联想到毛泽东在事件前“抛石头”、“挖墙
角”、“掺沙子”、“打草惊蛇”等一系列卑劣行径,事件后的
“禁空令”、“拍手”、“高兴”、“喝茅台酒”(P598--599),
便不难想象谁是逼走和杀害林彪的刽子手了。
“我们故意说不可能”,为什么?
9月13日0点32分,林彪的256号三叉戟升空;(P702)时速500公
里,先向西南,14分钟后右转弯,对着北京。在河北迁安上空,
突然向北直飞。(P528)飞过遵化时,56部雷达全部打开(P529)。30
多分钟后,飞机从张家口一带进入内蒙古(P520)。然而遵化在迁安
东面,如在迁安向北,怎么会经过遵化呢?事实上,各当事人说
法之间有很多矛盾。如空军雷达兵部部长傅英豪说,航图上基本
上是“之”字形;北京军区作战部值班参谋刘建林和空军指挥所
作战值班参谋朱秉秀却说是“一条直线,一点弯也没有”,“一
条特别直的直线”,直奔蒙古、乌兰巴托。(P529)但不管怎么样,
三叉戟受到严密注视的事实,却无法否定。
0点40分,李德生进入空军指挥所,代表周恩来全权指挥。白
云指着总空情标图板,不断向李德生讲解三叉戟的飞行动态和特
点。李德生将雷达跟踪的飞机方位、角度等等情况用(直通周恩来
和汪东兴的“红机子”保密)电话报告周恩来。(P527--528)一点,
379
周恩来亲自向11个大军区和29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通报“林彪
跑了”,部队进入一级战备,关闭全国所有机场;随后又据毛的
指示,和叶剑英共同拟定紧急战备命令,向全军发布。(P596)1点
50分,三叉戟飞出国境,高度2500米。(P815)1点56分2点20分,
传达毛泽东“禁空令”。(P534)2点30分,飞机目标失去。(P815)2
点30分左右,周恩来命令吴德、吴忠:首都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
态,派部队控制北京郊区几个机场,没有中央命令,任何飞机不
准起飞和降落。(P600--601)
5点多,技侦八团听到蒙古边防站的通话:温都尔汗有一架
大型飞机失火掉下来,18点4分,蒙古雷达团长向所属各连通报这
一消息。(P816--817)。凌晨,《美国之音》根据卫星观察,报导
了中国三叉戟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上失事;随后,合众社、路透
社、塔斯社的消息更指,中国武装部队飞机在蒙古坠毁,有9人死
亡。(P809)全世界都知道了的事情,偏偏当事国的人民、甚至高级
干部都被蒙在鼓里。当蒙古外交部抗议中国侵犯其领空时,“我
们故意说不可能”。(P817)毛周一伙不但愚弄中国人,还想愚弄外
国人;自动放弃了第一时间赶去失事现场收集资料、了解失事原
因的机会。半个月后,还不给“正式解释”;以至蒙方要在9月29
日再次对中国“表示遗憾”(P735)。
为什么不找黑匣子?
飞机失事,首先就是要尽快找到黑匣子,这是事故调查的基
本常识。可是“谁也不说,好像这架三叉戟上从来就没有黑匣子
一样。”(P836)这是为什么?这是毛周一伙在掩耳盗铃,企图隐瞒
380
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中蒙关系虽因文革而恶化,但在1971年已
经好转,中国驻蒙大使许文益已于8月20到乌兰巴托履任。中国在
9月13日确知飞机坠毁,特别是《美国之音》等媒体报导之后,就
应按国际惯例,光明正大地通过外交运作,要求派遣专家组到温
都尔汗作现场调查勘察,既可以及时查找失事原因,也可以收回
被带走的资料和财产,同时运回遇难者的尸体,既保住了党国机
密又捍卫了国家主权。
飞机事故调查组应由机务、飞行、领航、调度以及空军的有
关人员组成;为了保证可靠性和可信性,必要在最短内赶到现
场;甚至有必要请飞行数据记录器、飞行器制造厂家参与调查。
然而,中方在得到蒙方口头抗议时,还在鬼鬼祟祟、支吾搪塞,
一再延误到现场视察的时间。一直拖至15日18点才达到现场,这
时离失事时间已超过65个小时。在这65个小时中,苏联人、蒙古
人至少已经两次搜索了事故现场。而且派去的全是外行:奉命唯
谨的外交官僚、驻蒙大使许文益,二等秘书孙一先,翻译沈庆
沂、王中远。中方虽然要求把“死难者遗体运回中国”和“将死
难者的所有遗物交还我方”,但在蒙方要求“做出书面正式解
释”的强硬态度下(P721),毛周一伙为了“保住密”、“把引发战
争的政治事件化解为一般的民航事件”,为了自欺欺人,只好不
了了之,既没有坚持“要回尸骨”,也没有“要回遗物”。(P722)
离谱的是,毛周一伙居然不把起码的事实:死难者名单告诉去现
场的调查人员,以至于墓碑也只能用“红色的阿拉伯数字”表
示。独裁者对他的忠实鹰犬也是不信任的,不知现在仍为独裁体
381
系当忠实走狗者作何感想!
舒云不无讽刺地写道: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做得最
好的就是保密工作。(P732)中共中央严格封锁九一三事件,“北
京市的范围内,只限于吴忠、吴德两人知道,不允许向任何人泄
露”。(P601)9月18日传达到党内高级干部,9月28日扩大到地、师
一级。(P732)10月下旬传达到公社社员,而五七干校中的牛鬼蛇神
直到12月份才有分享这份的权利。(林牧:《在文化大革命中》)为
什么要保密?《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方法》已不打自招:
保密关系到党的团结和社会安定;关系到各级领导人和著名人物
的个人形象、声誉。总之,保密关系到中共的合法性也即是生死
存亡的大问题;保密是腐朽糜烂、血腥丑恶、怙恶不悛的中共苟
延残喘的救命稻草。
老子英雄儿好汉
九一三事件是文革从盛转衰的拐点,是中国人民反思文革的
起点,也是毛泽东神话彻底破产的关键。不管自不自愿,也不论
成败,林彪在面临迫害的最后关头,用行动宣布了和毛泽东的公
开决裂,与逆来顺受的高岗、刘少奇、彭德怀等人相比,林彪不
失为最后的英雄。对《571工程纪要》的产生、发现的过程以及与
林彪的关系,舒云也作了大量调查,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但我以
为,《571工程纪要》并不因此失去作为中国人民启蒙教科书的经
典价值。当共产党把《571工程纪要》当作林立果的罪行大批特批
的时候,无疑把“超天才”的桂冠确确实实地戴到了林立果的头
上。
382
《571工程纪要》痛斥毛泽东“纂改、歪曲马列主义”,用
革命的词藻“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以中国人民当作继续革命
对象,实行“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的统治,“把中国的国家
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是“当代的秦始
皇”,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P405)所谓“打击一小
撮”不过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批,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
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
大批。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
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
者。他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达到)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巩固
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的目的。今天甜言密语拉的人,明天就加以
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
囚;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
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
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压的关压,他为数不多的亲
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身儿子也被他
逼疯。他是一个怀疑狂、疟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
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
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
个象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P409)
毛泽东与林彪从井冈山以来的同志、战友之情,师生、君臣
之义,几十年患难之交、生死与共的关系一旦而毁,也为《571
工程纪要》提供了最新证据。尤其“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
383
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
用,已经发(配),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
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P405--406)对毛
的“社会法西斯主义”本质作了入木三分的揭露,是后来的思想
解放运动如四五天安门事件、西单民主墙、1989年六四事件的先
声。
至于“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使人民丰衣足食、
安居乐业”更是后来赵紫阳、胡耀邦、邓小平实行开放改革的滥
觞。林彪是反最后神权的英雄,林立果是“社会法西斯主义”时
代思想解放的先锋;“老子英雄儿好汉”,竟宿命地应验在林家
父子身上。 (《议报》第281期)
384
一个自觉的反毛反文革的勇士
——读刘文忠《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
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上第一个系统地从理论上、实践上最
彻底、最激烈的批判毛泽东的是谁?是刘文辉。
10年浩劫中第一个为反文革而捐躯的谁?是刘文辉。
上海人青年工人刘文辉,是中国大陆50多年来,最早、最激
烈、最彻底也是最自觉、最系统的反革命、反毛泽东、反阶级斗
争、反极左的第一人。是10年浩劫中,第一个被公开宣判处决的
反文革的殉道者、良心犯。后来虽获平反,却不许公开宣传,故
至今仍少有人知。这由于最高领导层有人发话:“清算毛泽东,
就是清算共产党”,“不要清算文革,要淡化文革”。如是,这
宗被平反了的血案、冤案又被掩盖至今。
刘文辉唯一同案犯和弟弟刘文忠写的这本《反文革第一人及
其同案犯》,记述了他一家和个人的苦难史、抗争史;见证了亿
万人民在这个960万平方公里的大监狱里,怎样被愚弄、被践踏、
被侮辱、被虐杀的血腥历史;表达了对专制、独裁、穷困的痛恨
和对民主、自由、富裕的向往。此书几易其稿,再版两次,使内
容更形充实。
每个不想得“现代健忘症”的中国人,都应该读读这本
书——它是历史,是人生教科书,其中有做人原则,有处世之
385
道,有致富之术,有抗争,有妥协,有对黑暗的控诉,重要的还
有对光明的不懈追求。
革命世家变反革命之家
刘家本是革命世家,刘文忠两个舅父,一是黄花岗72烈士之
一,一个牺牲于“128”上海吴淞闸北保卫战。父亲刘宗汉早年同
情、参与和资助过同盟会活动;抗战时,为救济难民,主动向美
国救济总会申请大米,办了南市粥厂,坚持半年之久,救活了无
数流入上海的难民;坚守民族气节,拒絶为汪伪政权服务;抗战
胜利后,受邀参加联合国善后总署工作,因为要运送物资给中共
占领区,经董必武提议,获以总署专员身份,三次押送物资到秦
皇岛,交中共方面的伍修权接收;1949年坚拒赴台,也不同意别
人让大儿子去台的提议,而且暗中支持二儿子文兵参加共军。
由于刘文兵的当共军、加入中共、赴朝作战受伤、立功受奬,
刘家也成了“光荣之家”。可是风光不过二三年,忘恩负义、过河
拆桥的共产党,就通过三反、肃反、镇反来清算刘宗汉,不顾事
实,不理申辩地把他内定为“历史反革命”,迫其辞职。1958年又
公开宣布其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判处就地监督劳动改造。
从此,不仅刘宗汉本人成了人人可以骂、可以打、可以践踏
的罪人,还株连到其妻子、9个儿女无不厄运连连。其中3儿子文
辉被杀、小儿子文忠被关管,均与“反革命子女”原罪有关。毛
泽东共产党把商鞅创造的株连、连坐苛法,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
地步。不仅家人亲属、熟人朋友可连坐,不认识的人也可以株
连,刘宗汉因和章乃器共事过,竟连累到大儿子文德(那时还是小
386
孩)要交待、被批斗、被开除公职,遣过农村改造。
“国家和民族的大灾难来了”
由于父亲刘宗汉成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并丢了工作之后家庭
生活陷入困境,老三刘文辉16岁就辍学去当学徒工。不料这个勤
勉向上的工人,1957年也上了毛泽东“知无不言、言者无罪”的
当,批评了中共厂支部书记腐败作风,结果成了少有的工人右
派。本来北京当局规定不在工农中抓右派分子,但为了打击报
复,还是把他“补”上了。共产党之言而无信,是无所不在、无
时不有的。
但是右派的帽子并没有把刘文辉压垮,他从此开始认真反
思,大量阅读中外古今名著。由先秦的诸子百家到欧洲文明,无
不涉猎。尤其认同胡适“民主、自由、平等”等人权思想。从而
对毛泽东一贯强调的阶级斗争理论,产生了怀疑。他秘密收听
“美国之音”,产生了寻找新生活、认识新世界的强烈愿望。可
惜在“四清运动”中被人告发,于1966年春被载上“现行反革命
分子”帽子,押回街道和“历史反革命分子”的父亲,一起扫垃
圾、掏阴沟,受尽欺凌和虐待。
这时候的刘文辉已经澈底觉醒:“开国后毛泽东一年比一年
左得凶,越来越打击一大片,冤狱遍地,这样闹下去,国家还有
希望吗?”继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批“三
家村”,批“彭罗陆杨”之后,毛泽东抛出了《五一六通知》、
《十六条》,文革迅速席卷神州大地。刘文辉痛苦地预感到:
“国家和民族的大灾难来临了。”
387
刘文辉——中国的普鲁米修斯、当今的谭嗣同
1966年8月红色恐怖中,刘家在劫难逃,屡遭抄家。父子屡
遭殴打、批斗,苦不堪言。但刘文辉仍不忘学习、不忘思考、不
忘抗争,在“怀疑一切”的大辩论中,为启迪大学生们的独立思
考,抵制造神运动,他写一份大字报,连夜叫弟弟刘文忠贴到上
海交通大学去。大字报上引用了胡适的语录:“我们提倡怀疑是
反对武断,反对一切教条主义。一个自由独立的人和组织,对于
一切思想,一切主义,必须通过怀疑而后可以相信,否则就是
盲从。我们要提倡坚持独立思考,反对思想专制,反对精神奴
隶。”在文革中用胡适思想作武器,公开讨伐毛泽东的,可能絶无
仅有。
在黑暗的年代,刘文辉决心象普鲁米修斯那样,用自己的肋
骨燃点火把,让人们睁开眼睛,辨别真伪,遏制毛倒行逆施的祸
国殃民路线。他写了小册子《冒牌的阶级斗争与实践破产论》和
《通观五七年来的各项运动》,还想办一份《人人报》。可惜手
稿在抄家中丢失,报自然也办不成了。
1966年9月28日深夜,经过深思熟虑的刘文辉,让弟弟文忠在
门外放哨,自己伏案疾书。用4小时写成万言书《驳文化大革命16
条》,然后复写成每份10张信纸的长信,寄给北大、清华、复旦
等14所大学。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时的刘文辉已经把生
死置之度外了。他正气懔然地对弟弟说:“古今中外,反专制、
独裁,必然有人以身许国,抛头颅、洒热血,唤起苦难而软弱的
民众,奋起反抗。那末,今天就从我刘文辉开始吧!”
388
当时公安部长谢富治亲自下令,要上海公安局从速破案,刘
文辉、刘文忠于当年11月27日深夜被捕。为了配合上海市革委会
成立,经张春桥、徐景贤、马天水等批准,刘文辉于1967年3月9
日被公开枪毙。年仅30岁。
慷慨赴义,气贯长虹
3月9日4点,在不足五平方米的“私堂”内,由检察院的一个
人,同时扮演检察院、中级法院和最高法院的角色,两个钟头内
完成起诉、宣判、驳回上诉等一系列法律程序。这种儿戏,激起
刘文辉极大愤怒,他在《遗书》中写道:“如此猴急,只能证明
我使他们十分害怕,惟恐我多活一天,来反抗他们的残忍。此外
说明披法袍的法者是多么遵纪守法啊!庄严而郑重的法律程序手
续,总是到处被他们强奸。”
这近两千字的《遗书》是刘文辉带着手铐,偷偷写下的。他
表示:“如今就义正是最高的归宿。这正是你们有我而自豪之
处,所以,我要求你们不要难过”。“我相信死后,我国的民主
主义者、共产党中的现实主义者,朝着世界潮流行驶,中国是会
有希望的,那就是民主、自由、平等。”
《遗书》最后说:“我将死而后悔吗?不!决不!人生自古
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来暴政是要用烈士血躯来摧毁的,
我的死证明毛政权下有义士,我在毛的红色恐怖下,不做顺民,
甘做义士!”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刘文辉是中共
红朝的谭嗣同,他是中共暴政的掘墓人,他必与山河共在,和日
月同光!
389
中共欠下的累累血债
哪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压力越大,反抗力就越强。纵
覌当时大陆,以死抗争的仁人志士的确不在少数。刘文忠的难友
中,就有两个视死如归的刘文辉式的勇士。
一个叫陆洪恩,音乐家,上海交响乐团总指挥。他反对、抵
制所谓革命样板戏。他抨击江青是“中国文艺界的大灾星,中国
人民的大灾星”,“在巫婆搞的这场‘大革命’中,我陆洪恩宁
做反革命。”虽屡遭毒打,却决不改口。他在监狱训导室中,作
了25分钟慷慨激昂的“表态”,历诉毛共迫害知识分子,破坏文
化的罪行,他说:
我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抱着一颗报效祖国的心,从海外
归来,竭力忠贞,奋发工作。谁知落到这等半死不活的地步,现
在广大知识分子生不如死,一个民族发展到死比活着还安定,这
个民族无疑已经坠入了灭绝生命的深渊。文革是毛泽东引给中国
人民的一场地狱之火,是为中国人民摆上一席“人肉大餐”。
我不怕死,也不愿意死。但如果文化大革命为了求得这种全民恐
惧,天下大乱的生活,如果说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残忍无比的模
式,那么我宁做反革命,宁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做专制独断、
一味希望个人迷信的毛的顺民。
四天后这位音乐家被处决了。
另一位胡懋峰,在狱中组织“孙文读书会”,“口读”世界
名著,批判文革。为人告发,也为中共公开枪杀。林昭、史云
峰、王林静、遇罗克、李九莲、张志新——这一个个民族精英,
390
这一个个有为青年,都倒在中共屠刀之下。仅文革10年,大陆就
有2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这累累血债,中国人民总有一天要和
中共法西斯流氓集团彻底清算。
刘文忠是刘文辉的同案犯,并受胡懋峰案牵连,前后被监
禁、劳改、管制15年之久,以残废之身(曾患小儿麻痹症、左脚伤
残、柱杖而行)受尽折磨。历九死一生,凭着顽强意志,必死决
心,而挨到1981年始获平反。
拒絶当代健忘症
平反后的刘文忠,趁开放改革之机,下海经商。在事业有
成,并把业务交给儿子之后,开始著书立说,要把50年风雨人生
路上所见所闻,一一记录:
一批又一批知识精英、文化人士、无辜百姓,被文革残暴虐
杀,因毛泽东神权而血泪横飞。监狱内幕,骇人听闻。社会积
弊,黑雾重重。目睹“六四事件”,亲历商海波涛。贪官污吏,
肆意苛素。民营企业,步步为艰。官如虎,民如蚁。弱势群体,
孤苦无助。这就是中国的过去和现状。
拒绝当代健忘症,杜绝悲剧重演,就必须回忆、思考、讲真
话。愿神州大地从此风调雨顺,不再腥风血雨。中华民族早日进
入民主、自由、平等、繁荣、富强的新时代。
这是刘文忠先生善良的愿望,笔者诚意地推荐这本《反文革
第一人及其同案犯》。真是:
一部苦难史,滴滴血和泪;
谁云作者痴,且品其中味。(2005年发表,2008年订正)
391
万户萧疏鬼唱歌
——看艾晓明导演,艾晓明、胡杰摄影的《中原纪事》
当胡锦涛大慷中国人民之慨,为非洲国家减免109亿元人民
币到期债务,给予对华出口零关税待遇,援建了近9百个项目和培
训1.5万名人才(《多哥新闻》2006年11月3日)的时候;当徐光春
胡吹“河南的经济总量突破1万亿”,从“农业大省”变成了什
么“经济大省”、“工业大省”的时候;毛泽东的“千村薜荔人
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送瘟神》),却成了中国广大农村,
尤其是艾滋病肆虐下河南农村的写照;看到那些破败的乡村、连
片的新坟、悲泣哀号的“贫下中农”,我禁不住泪水涟涟。艾晓
明、胡杰合作的《中原纪事》让我明白:毛泽东和他的共产党才
是中国人民的真正瘟神,苦难深重的中国农民仍然在噩梦之中。
满堂血泪飞云天
自1985年发现首例感染者以来,爱滋病便在中国快速蔓延;
特别是1995年前后的不规范和非法采供血,更使艾滋病传播至23
个省区市。当时仅河南省就有400多个血站,全省红十字会、防疫
站、卫生局和济南军区第159军站都参与其中。2005年卫生部长高
强“尊严承诺”:落实“四免一关怀”(实施有效救助,维护患者
权益;反对歧视,改善患者工作和生活条件,体现社会主义大家
392
庭的温暖等)、在河南重点实施“五个一”工程(修一条路,建一个
小学、一个养老院、一个卫生室,打一口清洁水井)和中央财政专
项由2002年的1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8亿元,地方财政专项也要达
到2.5亿元等。(《人民网》)
北京当局在卖国外交政策下,对外浪掷金钱,对老百姓却吝
啬的近于施舍。这区区8亿元即便不被贪污挪用,对数以万计的艾
兹病感染者到底有多少作用?所以几种副作用非常大的药,联合
国都不予推荐了,中国还在使用,河南省遂平县的患者不是肝脏
严重受到伤害引起肝腹水,就是变得神经不正常;拓城县双庙村
民吃的全是假药;全球基金免费供应的葛兰素史克集团产品拉米
夫定被盗卖(拓城县第八医药零售处售价每盒100元)。所谓“关
怀”,每个病人一天不过4角人民币,但中共驻马店市委书记宋旋
涛却谎称1年给了8千至1万元。
艾兹病患者迫于岐视、痛苦、恐惧、经济困难,有的家庭破
裂,有的发疯,有的自杀。如邓庄村民李某,其父即因他得病而
自杀,他自己也自杀过多次,他对这个世界已经完全绝望。仅高
耀洁医生知道的自缢死者就有几十人之多。拓城县双庙村3千多
人,从2000年起已死去了200多,几乎家家都有死人的,其中自
缢、服毒的30多人;现在还有400多个感染者。
高耀洁与一个国家的战争
高耀洁不但面对艾兹病,更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从河南省
直至中央,各级政府十几年来宁可花费庞大的资源来对付一个老
太太,而不肯在艾兹病防治上稍下功夫。以至疫情日益恶化,如
393
遂平县2005年官方数字为500多人,现在达到700。高医生说:有
个3000多人村子,其中1500人卖过血,800多人查出有艾兹病,还
有500多人没检查。“不知道死了多少人,谁也不知道,永远是个
历史的谜,因为从80年代就开始死人了。”3年大饥荒和1975年大
洪水都死了不少人的上蔡县后阳村,贫穷和苛捐杂税引发80年代
末至90年初的“血浆经济”,至今已有2-300艾兹病人死去,现在
仍有600多感染者,有的全家死绝。当初官方号召“卖血致富”,
但当艾兹漫延死人时,官员又说“死了几个人算什么!”
生命像草芥一样烟消云散
河南省当局对高医生说:就是你鼓捣,搞得影响这么大;其
它省也有,不是太太平平吗?为阻止高医生们介入,当地规定:
抓住复旦大学高雁宁奖50元,抓住高耀洁奖500元;高医生小女儿
被迫远走加拿大。高医生被邀到华盛顿参加全球卫生理事会年度
会议,并领取卫生与人权奖;但是中国政府不让她出境,说高耀
洁的获奖会“助长反华势力”!中国共产党的冷血、无耻到这种
荒唐的地步,以至连安南都感到“十分遗憾”。遂平县段军自办
“关爱之家”收养艾兹病孤儿,也遭当局监控、刁难。对接受媒
体采访的患者,动辄关押、殴打、停药。驱赶、打骂记者,更司
空见惯;连凤凰台记者也不能幸免。
当地泡制的《信访条例》达287条之多,视上访者为聚众闹事
分子,地方官员甚至以“死不见尸”恐吓上访者;拓城县长骂艾
兹病人是刁民,是蝗虫。今年7月18日,李喜阁、于照玲、王凤英
等第五次就输血感染赔偿问题上访卫生部时,河南省出动省县乡
394
领导人及各级公安局长等5、60人跟踪截访,以越级上访、冲击国
家机关罪名拘留李喜阁等人。温家宝、卫生部指使、纵容地方政
府抓人,实在太卑鄙。企图用1万元诱劝李喜阁失败后,当局就把
她列入“非正常上访者”黑名单。据《博讯》最新报导,李喜阁
已于11月5日离开河南省宁陵县,走上了第6次上访之路。
“谁让我们家破人亡?”
中共别有用心地把艾兹病的泛滥归咎于吸毒、卖淫嫖娼,高
医生反驳了这种使艾兹病患者受岐视的无耻烂言,她认为艾兹
病主要是血传染,而且输血感染的比卖血的多。38岁的李喜阁,
就是1995年在县妇幼保健院做剖腹产手术时被输入医院自采血而
感染的;2004年长女因母婴感染而病故,李喜阁和次女也被确诊
感染艾滋病;今年7月起她取得每月300元人民币的生活费,但看
病不给报销,小女儿不让进幼儿园,政府从来不关心她小孩的
上学问题。李喜阁和丈夫孙健峰调查发现,至少有40个家庭因输
血而交叉感染64人和母婴感染的十几个小孩。“谁让我们家破人
亡?”孙健峰坚持认为,应该有人为当年不负责任的输血事件负
责。2004年9月,他们起诉宁陵县妇幼保健站和县卫生局,但法
院至今仍以“因血液感染艾滋病不予立案”;责任者无一受到惩
罚,如拓城县当年的血头,现在还是该县中医院院长。
李喜阁自2005年成立民间互助组织“康乐家”起,先后参加
过北京血液安全、法律和人权研讨会,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栏
目,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人生热线,中央民族大学艾滋病日,联合
国特别工作组儿童讨论组会议,国务院艾滋病防治办公室防治艾
395
滋病会议等活动,参与发起全国草根非政府组织全球基金研讨协
商会,就全球基金中国CCM改革感染者类别选举致信中国全球基
金项目国家协调委员会。李喜阁曾代表输血和使用血液制品感染
艾滋病受害者写了《给温家宝总理的一封信》、《中国母婴感染
艾滋病的孩子现在没有药怎么办?》、《人民的声音》等一系列
文章,然而“流泪总理”温家宝和他的党却置若罔闻、熟视无
睹。
这个政权还有什么合法性?
郑州某公司孙亚的小孩2002年8月在北京“最好的医院”输
血被感染,有确凿证据,但却在2003年12月至2005年12月的一次
又一次诉讼中败诉,中共北京市委、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控制舆
论,不许报导案件;直至2004年初才有媒体闯红灯给予披露。孙
亚痛斥“国家”的不明智:本来只是管理上和技术上的疏漏造成
错误;但现在这样判决,把司法不公引进来了;因孙亚的决心继
续追究,去检察院抗诉,又把立法机关、监督机关扯进来了。
“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我们司法体系”,对于社会最基层
老百姓的维权、对每个社会成员,采取了这种欺骗、不公正的态
度,不是与所谓构建和谐社会是背道而驰吗?那么,这个国家有
什么存在的价值、这个政权还有什么合法性呢?
一边血泪沉冤,一边无耻糜烂
高医生曾向吴仪汇报两个半小时,谈了艾兹病孤儿和假医假
药问题。但是吴仪似乎无动于衷,当高医生邀请她“去看看”
时,这个当时兼卫生部长的副总理却以“没有时间”来推托。实
396
际上,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吴仪,她扮演的也不过帮凶和帮骗的角
色罢了。拓城县朱龙伟说:省里一个官员下乡当工作组,却不敢
进村,在村外1里处买2亩地、花40多万建办公处,即使这样,1个
月也不下来1次,1次2、3天,唯恐感染艾兹病。中共上蔡县委书
记杨松泉靠卖官和贪污艾兹病患者救命钱而成千万富翁。“农民
卖血”、“书记卖官”,是共产党统治下中原大地、不,中华人
民共和国一道独特景观。(《动向》2006年11月号)
397
独立特行的余杰
——祝贺余杰《中国教育的歧路》、《白昼将近》出版
10年前读余杰的抽屉文学《火与冰》(经济日报出版社)的感
觉是一种震撼。正如刘绍铭先生所说:“余杰的书让上了年纪的
人顿觉天昏地暗。我们读他的书,难免觉得今生今世,苟活而
已。”同样勇于挑战中共权威的王怡,认为“余杰是年轻一代知
识分子在公众中最负盛名的一个,同时也是坚持说真话、并在批
判极权制度上走得最远的一个。在国内,余杰作为一个锋芒毕露
的文学思想者的形象被放大。在海外,余杰却成为一个越来越重
要的、让肉食者寝食不安的政论家。”(《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
子》)从此,我成了他忠实的读者。
之后我又收藏了他的《铁屋中的呐喊》(中华工商联出版
社)、《说,还是不说》(文化艺术出版社),《尴尬时代》
(岳麓书社)、《老鼠爱大米》(大象出版社)、《压伤的芦
苇》(长江文艺出版社)、《拒绝谎言》(香港开放出版社)、
《铁磨铁》(上海三联书店)、《光与影》(东方出版社)、
《铁与犁》(长江文艺出版社)、《我的梦想在燃烧》(当代世
界出版社)、《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致帝国的
悼词》(香港田园书局)等。即使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我也剪
而存之。
398
特别跟他相识之后,更是对他钦佩有加。他敢于表明自己的
观点,敢于批评任何人。他为人直率、坦诚,简直毫无机心。他
嫉恶如仇,不畏权势,使他成了当今中国“最敢于仗义执言的独
立作家之一”(《泰晤士报》记者JonathanMirsky)、“今天中国
最著名的人权活动的倡导者之一”(《今日基督教》杂志),成
了《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说皇帝什么都没有穿的阳光孩子。
最近作为晨钟出版社《独立中文笔会文库》的第6卷,余杰同
时推出《中国教育的歧路》和《白昼将近》两本新作,同样表现
了他的这种锐气。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几十年来杀害了数千万
人,欠下中国人民如山如海的血债;给中华民族制造的灾难罄竹
难书。然而其中最恶毒不过的却是推行了最彻底愚民政策,消灭
文化、摧毁教育和摧残青年。《中国教育的歧路》中许多篇章都
是对中共仇视知识、仇视知识分子政策的声讨,不遗余力地鞭笞
中共权贵及其在教育界的帮凶。
被余杰所批评的人物上至胡温,下至余秋雨。他指责胡锦涛
的“向古巴学习”,但学习的不是古巴的医疗保健制度,而是古
巴的新闻控制,是昏聩之至,堪称“胡学”。批评“朱镕基一边
当总理,一边兼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在这方面开了一
个恶劣的先例。”讽刺“连不学无术、粗鲁无文的前外长李肇
星也当上了教授、博导、院长。这究竟是‘尊重知识、尊重人
才’,还是对大学教授的职业伦理的羞辱?”(《中国教育的歧
路》)。余杰不客气地直指周济、张维迎、厉以宁、林毅夫、杨
振宁、闵维方、潘维、丁健等“海归闻人”“是祸国殃民”,是
399
“洋垃圾”。他哀叹“国人对偷运到中国来的洋垃圾口诛笔伐,
却对这些海归垃圾顶礼膜拜,岂不怪哉!”
在对祸国海龟的宣战中,余杰并不孤独。他的朋友邹恒甫也
和他一样,毫不留情地批评那些青云直上当了大官、成了炙手可
热的名人、天天在报纸电视上露面的海归。他鄙视海龟们喜欢
拿爱国、拿“毅然回国”作标榜。海龟们中的许多人是当年靠
“六·四”而拿到绿卡的,但一转眼间又投入中共怀抱而大升其
官大发其财了。他们大部分都是毕业后在外国找不到教职才回中
国的,张维迎到香港科技大学应聘失败了,才灰溜溜地回到“亲
爱的祖国”。
邹恒甫告诫海龟们“不要打爱国牌,不要粉饰自己爱钱的本
性”。并一个一个地点名,让人忍悛不禁:“李稻葵,我的好学
弟,你再不要在媒体上讲你2004年回清华是爱国、爱校、爱家,
就说是摸钱好了;钱颖一,你已经当了三个独立董事了,你可不
能学张维迎啊,你现在就已经给清华的所有学生树立了一个极坏
的榜样;田国强,你万万不要说你是中国经济学改革的先锋,我
在武汉大学用自己和朋友的钱办学时,你还在搞那个自淫的中国
留美经济学会。你们哪里是爱国啊,明明就是爱钱嘛!你厉害,
就把美国挣的钱带回国来办学啊,为什么跑到发展中国家的中国
来捞钱,再把钱带到发达国家的美国去呢?”
正如余杰所指出,这些祸国殃民的海归人品低劣、贪财好
色,危害固然很大,但危害更大的地方在于他们以“知西派”的
资格为虎作伥,在中国人民面前歪曲、丑化西方,反复说西方民
400
主制度不好,自由太多,只有中国最好。“我们回来当狼,你们
不要出去,好好当羊,由我们来保护你们。”他们把持诸多要害
部门,与中共权贵、既得利益集团通同作恶,严重地阻碍甚至破
坏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学术、教育的进步。
我同意余杰的说法,这些无耻、无赖的流氓“学者”们的回
国掌权,决不会加快中国民主化的步伐。到西方留过学、回国之
后照样干尽坏事的非洲和拉美那些独裁者、贪官污吏,就是例
证。张维迎这个昔日的放牛娃,也是例证。他对弱势群体之残忍
冷酷,比之名曰红色接班人实为土匪后代的太子党更有过之无不
及。但我以为,这些海归不将西方的好东西引进中国,并非因为
他们未进入过西方主流社会,不曾深味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
价值;而是因为中国的社会制度的决定:即使他们进入过西方主
流社会,懂得了民主、自由、人权价值,也不肯把西方的好东西
引进到中国。为了利益,他们或主动投靠、或被收买,早成了为
专制独裁制度的帮凶,成了资本家和暴发户的走狗,成了既得利
益集团的成员。
北京大学作为余杰的母校,受到他更多的批评和关注。仅题
目中有北大二字的便有《中文大学的老树与北大的老房子》、
《北大教授的书房》、《北大之殇,可谓国殇》、《北大教师的
“造反”与教授治校的前景》、《梁漱溟与老北大》、《北大
有谁向马寅初校长道过歉?》、《怀念一位远去的北大学长:
沈元》、《英锐刚正的北大川籍学人》、《北大教授与小学教
师》、《北大需要五星级酒店吗?》、《致没有三角地和旁听生
401
的北大》、《谁之北大,何谓公平?》、《谁是北大最优秀的毕
业生?——有感于北大校长和耶鲁校长的对话》、《北大之殇、
中国大学的衙门化与高等教育的未来》等。真是爱之深,痛之
切。充分体现了余杰的人文关怀,是北大精神的继承人和捍卫
者。
余杰的真诚和率直是他的天性,他因此不容于主流社会,被
关在衙门之外,也因此而得罪一些朋友,使自己处于前后夹攻的
地位。在这里我不得不指出,一些人对余杰的批评是别有用心
的。例如,有些人甚至把余杰出入国门、飞来飞去也大加攻击;
有些人对拒郭事件,既不去弄清真相,也不肯平心静气地作出分
析,就人云亦云的攻击和漫骂。
每当余杰受到不公正、不符事实的批评时,我就想起余杰在
烈日之下,汗水淋漓的参加过香港2007年“七一”争民主、争普
选大游行;想到他十几本风行海内外的著作。余杰也一定有不对
的地方,但我想:余杰难道比剥夺了包括香港人在内的中国人民
的民主、自由、言论、选举、结社、出入境等各项权利的权贵分
赃集团更可恶、更可恨吗?
读其书,观其行。余杰的文章涉及许多方面、许多领域,有
些是我无法置喙的。但想到他穿着印有陈光诚头像的文化衫,和
十几万香港人一起走在争民主、争自由、争普选的大道上的时
候,当他为3千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以及失学儿童吶
喊的时候,我就认定他是言行一致的勇者。他比起那些躲在安全
的外国、吃着冰淇淋、领着津贴而大骂别人是“软体动物”的人
402
不知高尚多少倍。
我爱有缺点的英雄,不爱完美的神。我祝贺余杰新书的出
版,只因他是个勇于说出“皇帝是光屁股”的阳光男孩。令人高
兴的是,这种阳光男孩已经不是稀有动物了,他们已经形成一个
群体了;而且有越来越壮大之势,王怡、冉云飞、焦国标、昝爱
宗、曾金燕、胡佳、唯色、王力雄、小乔、李元龙等,不胜枚
举。(写于2008年世界新闻自由日前夕)
403
《诗与坦克》的象征和阅读
2007年7年2月初国际笔会亚太会议期间面世的《诗与坦
克》,是香港晨钟书局为独立中文笔会出版的《独立中文笔会文
库》的第一卷。也是第一本独立中文笔会会员作品选集。
(一)
书名《诗与坦克》不知为什么竟让我想起唐章碣的《焚书
坑》: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拜读了井蛙同名诗篇,才知道谢默斯·希尼曾说过这么一句
话:“某种意义上,诗歌的功效等于零——从来没有一首诗阻止
过一辆坦克,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它是无限的。”
原来,古今中外的道理有时候也如此相通,似乎都认为暴力
是短暂的,思想才是永恒的;无论焚书坑还是机关枪、坦克,都
无法阻止诗的流传。正如诗人野火所说:“这本文集中的作品在
大陆大都只能作为地下文学而存在,至少在当下还无法指望获得
公开发表。但是,尽管无所不在的禁锢貌似强大无比,但却无
法阻止书中作者的思绪自由的飘飞——”《诗与坦克》出版的本
身,就是对诗与坦克辩证关系的又一次印证。
余杰的《序》说:“每一名独立中文笔会会员的写作,其目
404
的都是为了赋予汉语以自由,同时也赋予心灵以自由。”是的,
《诗与坦克》里的每一篇作品,都是对自由的讴歌、追求和企
盼,都是对不自由的控诉、诅咒和声讨;这是因为在昨天、今天
的中国,甚至明天的中国,最短缺的就是自由:言论自由、写作
自由、思想自由、居住自由、读书自由、劳动自由、信仰自由、
吃的自由、穿的自由、行的自由、买卖自由、不买不卖自由、恋
爱自由、结婚自由、生育自由、性和爱的自由……
中国共产党特权集团成员,从中央主席到支部书记,这些统
治着中国大地的大大小小皇帝们掠夺、霸占、控制了包括性在内
的一切物质和非物质资源,他们自己骄奢淫逸,却让老百姓过
着奴隶加清教徒的苦难、赤贫、寡味的生活。陆文用了四个字:
“缺吃少日”(“日”者入肉也),就非常生动、形像、一针
见血地概括了那个黑暗、血腥、愚昧、悲惨的时代。他的《梦
莲——献给文革时期缺吃少日的人们!》是一篇极具震荡性和代
表性的性饥渴者的记录。
(二)
《梦莲》开头就是农场场部广播喇叭在播送京剧样板戏《红
灯记》。这出宗教化、政治化的“样板戏”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
的领袖们对全中国老百姓的说教,剧中英雄人物李奶奶没有丈
夫、李玉和没有老婆、李铁梅没有男朋友,他们都是没有性爱、
没有亲情、没有血缘传承的绝缘体,他们除了为领袖打江山而抛
头颅洒热血之外再没有任何一点个人的功利:没有食欲、没有性
欲、不食人间烟火,他们只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405
然而,人性到底无法为革命所完全扑灭。于是有了篡改伟大
领袖光辉诗篇为“天生一个处女洞,无限风光在比峰”的意淫,
而且还“乳峰”、“屄峰”的三易其稿。有了“其余时间几乎都
谈爱情,谈白茹、少剑波,谈林道静,谈保尔、冬妮亚”,谈之
不足,还“轧进拥挤的人堆摸女人屁股”,“甚至摸了女孩的奶
子,不是一只,而是两只。”
“我”27岁,早有青春躁动症状了,曾尽力寻找意中人,在
农场中、同学中、早先邻居和同事中,甚至为此探望了原来的老
相好,并给一个出过洋相打过胎的女插青寄过一封情书。遗憾的
是,经济状况太差,年龄偏大,成份不好,所有努力都落空了。
“连临时咬一口的机会都没有”。最后不得不把近50岁,算是长
辈的、同学洪宽的娘当作“意淫的对像,性器官的指向,说出来
真不要脸呵!”
一个30多岁、没有老婆的“工人阶级”强奸了一个上门收集
粪便的、42岁的地主婆。这人由于久旷的缘故,把女人“强按在
床沿上,屁股朝天,裤子没脱,急吼吼的”。其行可恶,其情可
悯!
男的性饥渴,女的也性饥渴。被摸了屁股甚至奶子,“不是
一只,而是两只”的女孩子对这种“流氓行为”居然闷声不响,
也不知给袭击昏了头,还是沉湎于男人的抚摸。
被“工人阶级”强奸过的地主婆,“居然不记恨他,相反想
念他”;对与儿子同学间的忘年恋也甘之如饴,不以为被玩弄、
“乱伦”,“也没认为自己是只马桶”。
406
“我曾问她高潮的感觉,她说,痒到骨子里的感觉没有了,
身子轻飘飘的,人没三两重,浑身筋丝无力,想哭想笑,还想拧
你的肉抽你的筋。我告诉她高潮的感觉:无名火消失了,人好像
被掏空,心里喜滋滋的,只恨没气力再日。有一次乘轮船回农场
途中,情不自禁走出船舱,走到船头,张开手臂,想喊想嚎,希
望自己能像鸟那样飞起来。”孔子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
焉。”告子说:“食色,性也。”真是千古不易的铁律。
“我”后来发觉自己是爱她的,根本不像平时所说的玩弄。
“我”不仅把她当女人那样爱,而且还把她当作母亲那样爱。正
因为有了这双重身份的爱,他说话才无所顾忌,她才雨露滋润;
正因为有了这暧昧不清的爱,他摸她的乳头,才有情人的愉悦,
吮她的乳头,还有婴儿的快乐。但他俩快乐的日子持久了一年
多,她便离开了人世。
洪宽说,母亲在饥饿无钱、每天只有九两口粮的状态下,每
月还要给坐牢的洪宽寄送那么多的食物。更受县工人纠察队的袭
击和居民委员会干部的骚扰,她头上有一顶“地主分子”帽子,
还有一块挂在胸前的牌子。
嵌在墓碑上的瓷照,似笑非笑,略显严肃,那眼神迷离彷
徨,如泣如诉,捉摸不定。
真个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终期”。
(三)
中国共产党除草菅人命、滥杀无辜外,更处心积虑地控制、
扼杀、破坏老百姓特别是所谓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的爱情、婚姻
407
和家庭;例如,吴祖光被打成右派分子后,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
便诱劝其妻新凤霞与吴祖光离婚,但遭拒绝,结果新凤霞也被刘
芝明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报人、记者、全国剧协编辑张郁被划成右派分子后,四川省
“领导人”以“不能在政治上沾污共产党要培养的红人”为由,
逼着其妻、川剧名演员杨淑英与之离婚。
戴煌在1958年3月因被划为右派分子而开除出中共的第3天,
其妻就要与之办理离婚手续;她看到1959年冬天第一批被摘掉
“右派份子”帽子的名单中没有戴煌名字,就决心与之藕断丝也
不连了。
当年在人民大学内劳改的林昭和同为右派分子的甘粹情投意
合,她认为,我没有行动的自由,但至少还有爱的自由——但林
昭又错了。在党组织的眼里,两个右派分子怎么能相爱、怎么能
结婚呢?右派都不是人,怎么可能让他们追求自己的幸福?就这
样,甘粹被流放,也带走了林昭心底最后的一丝暖意。
右派分子离婚率非常高,许多人家破人亡。甚至孩子也被迫
和父或母划清界限,这个更是残酷。一个人在外面受到打压,回
到家里子女、配偶不但不给些安慰,反而在家里斗争、批判、
埋怨他。没有一个避风港,所以有的自杀了,有的人只好弯腰认
错。
20年前,农村中的地富反坏右男性后代,绝大多数不能或不
许结婚。这种惨状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用尽各种方式,包括
亲情、爱情、性生活来折磨你。共产党搞的就是这个灭绝人性、
408
丧尽天良的暴政。
(四)
同样家庭婚姻不幸的题材,王蒙《蝴蝶》里的海云在成为右
派份子后是她自己要求离婚,没有说是“组织”强迫他们离婚,
也没有说是身为高级干部的丈夫要求离婚。显然这样可以避免触
及“组织”缔造的无情制度和无情理念,这样也把海云的不幸在
某种程度上转变为她自己的选择而不是“组织”所强迫造成的。
当然,这是小说,作家不必完全按照真实情况来写。但是,王友
琴教授认为,他写的不是平常年代的家庭婚姻,而是在一个真实
的历史事件中的人的遭遇,往哪一个方向改变原型人物,包含有
作者对那一段历史的认识在内。回到党妈妈怀抱的王蒙由于取得
比昔日更大的辉煌,他自然有成为暴政辩护士和帮闲的理由,因
为他只是被妈妈错打了几下耳光的左乖子。
陆文《梦莲——献给文革时期缺吃少日的人们!》将因王蒙
而发出真实的光;恐惧和慌言依旧,《诗与坦克》将永存!
409
背负两个灵魂的环球旅行
——读刘文忠《一个文革受难者的新海国图志》
一、冲出牢笼看世界
《新海国图志》是上海作家刘文忠先生环游世界的真实记
录;是一个冲破蒙蔽、睁开了眼睛看世界的政治游记;也是他继
家族口述史《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之后的第二本著作。
刘文忠是小儿麻痹症患者,不良于行。但他柱着拐杖,背着
背囊,只身自费,艰难地游历了40个国家。每一次见到刘文忠,
接过他十分沉重的背囊、压慢步伐和他并肩而行的时候,我总感
到悲哀又愤怒;刘文忠人如其名:斯文又忠厚,然而天良丧尽的
共产党反动派却把这样一个斯文又忠厚的残疾人士关进监牢,送
他去安徽白茅岭那个人间地狱服苦役、受折磨。
就是这个步履维艰的刘文忠,他事业有成,妻贤子孝,本应
在家享清福;可他偏要柱着拐杖,背着背囊,日晒雨淋地去走遍
世界。他要自讨苦吃吗?也许是。因为他要实践他三哥“一直想
逃出这个一而再、再而三地迫害他一家和无数中国老百姓的专制
国家”、“去看看世界上其他国家是怎样的”的遗愿,把生意交
给了儿子,从2003年开始了他“背负两个灵魂”的环球之旅。
刘文辉因父亲被诬为历史反革命,不得不辍学去当学徒;
1957年,由于给工厂领导人提意见,挨报复,以工人身分被划为
410
右派分子;1964年,又因企图偷渡出境,被扣上现行反革命分子
帽子,开除公职,交街道居委会监督改造;1966年,眼见毛泽东
倒行逆施,他写了万言书《驳文革16条》,让只有19岁的刘永
忠,带到杭州去投寄给北大、清华等全国8大城市14四所高校。一
个月后,兄弟俩在上海双双被捕。刘文忠从此开始了长达13年的
牢狱生涯,刘文辉则被枪杀于上海文化广场,为上海市革委会成
立祭了旗,年仅30岁。
在长期封闭、对国民出境有诸多限制的中国,到外国旅游本
非易事;更何况刘文忠所去的40个国家、地区,有许多与中国并
无旅游协议、航班来往,甚至没有外交关系;有的是落后蛮荒,
有的是战火纷飞,连保险公司都不肯承保。例如去朝鲜,要靠走
后门托关系;去台湾要通过第三国;去以色列,要自己去找以色
列领事馆求情,自带翻译员,费用超过4万元人民币。当我端详
装帧古意盎然的书、抚摸着集胡适墨宝而成的书名,真是感慨
万千。
二、朝鲜是中国的昨天还是中国的明天?
刘文忠每到一处不是光对自然风光、古迹名胜照相留念,以
示“到此一游”;而是更多的考察这些国家的历史、现状,政治
制度沿革、工商农业,甚至文化教育面貌、风土人情、小区活
动;重要的是还把这些国家与中国作了对照,进行严肃、深入,
甚至是痛苦的对比、反思;许多真知灼见,是许多人说不出来或
不敢说出来的。几年来刘文忠经常把他的《游记》发给我,每篇
都是一两万字,里面有许多故事和数字;可见,他不但在游览中
411
细心观察、认真记录,在动身之前也作了大量准备功夫,阅读了
大量书籍、文献、资料,这些都不是那些用公款旅游的官员、不
学无术的大款们所能做得到的。
为了不影响他的旅程和写作、出版计划,我一般不把他的文
章对外披露。只有一次,从他《朝鲜——一个静止、封闭、愚昧
的国土》摘出部份内容,以《友人访朝鲜记》为题贴在网上;结
果这篇成了我最受欢迎、跟贴最多的文章,尤其受到了中国大陆
许多网站和读者的青睐。
作者把《朝鲜——一个静止、封闭、愚昧的国土》放在第一
篇,决不是随意的。他分明看到了“今天的朝鲜正是昨天的中
国”这个残酷的事实,今天的朝鲜和昨天的中国竟是如此惊人的
相似;他一家和千万家中国人民的苦难,他的囚禁、劳改生涯,
他三哥和无数仁人志士被杀害,又重现眼前了。
在金日成故居,看到一大群少先队员双膝跪在柏油马路上,
他奇怪地问:“孩子们干什么?”导游说:“在打扫卫生。”其
实这条路非常干净,而十几个孩子一排,共有四排地,用手绢或
小刷子,趴在地上慢慢地一寸一寸细腻地擦刷地面,真正做到了
一尘不染。导游看到游客们大惊小怪的神情,便告诉大家:“这
是少先队员向金爷爷表达由衷的爱戴之心,每天都有学校组织孩
子来为爷爷打扫故居。”“有这必要吗?肉麻又夸张!”然而,
这类肉麻又夸张的事在今天的中国也仍然屡见不鲜呢。
君不见,2007年10月23日下午,安徽省邳州市各界“热烈欢
迎李连玉书记参加中共十七大归来”的场面是如何壮观!欢迎队
412
列长达数十里:环卫工人献上了签满他们名字的党旗,少先队员
献上了鲜花,白衣护士身着崭新的护士服,青壮年舞起了都市难
得一见的龙狮,还有公安、检察、法院、交通等警察的热情等候
和庄严的敬礼。这一天更有满街的标语口号:“热烈欢迎李书记
载誉归来!”“李书记您辛苦了!”李连玉不时挥手致意,与群
众握手,亲切交谈,一付英明、伟大的领袖模样。如果说今天的
中国和以往的中国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以往只有一个毛皇
帝,现在却有无数个南霸天、北霸天;这些大大小小的奴隶主正
骑在10亿工农兵大众的脖子上作威作福。
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不折不扣的奴隶黑社会主义国家,而胡锦
涛还要叫嚣向朝鲜、古巴学习。所以“朝鲜是中国的昨天还是中
国的明天”,这个问题并未最后解决。
三、中国共产党的人妖颠倒
为了一人一帮的私利,为了巩固一小撮人的法西斯统治,中
国共产党在国际上专门不惜血本地拉拢、收买小流氓。中共反动
派不顾人民的死活,在“抗美援朝”中倾尽国家所有,除了牺牲
100万子弟兵之外,还扔进了600亿美元;战后的50年,每年仍提
供各种援助最少几10亿;直到现在,每年还给50万吨粮食、100万
吨石油、250万吨焦碳。亚非拉许多邪恶政权用一张“台湾牌”也
不知刮走了中国多少钱财;“最近我看到同类事例,加勒比海小
国多米尼克因答应同台湾断交,与中国建交,为此获得了一笔经
济援助款,按平均算,每个国民获得13,000千元,每人都成为万
元户。”狼心狗肺的胡锦涛、温家宝,眼看着中国那么多儿童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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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舍破烂而不管,却如此挥霍民脂民膏。
中共支持柬共,柬共却杀了几十万华侨。中共偷偷化装出兵
32万军人,帮越南无偿打仗、修路、搞后勤、当壮丁;援越物资
价值超过200亿美元(仅仅是桌面上数量),“越南人要什么、就
给什么、要多少、给多少”;然而一翻脸,又兵戎相见。半个多
世纪以来,共产党干的全是这一类赔本买卖,以致丧权辱国、领
土沦丧、国穷财尽、民不聊生。
四、以色列的真诚、伟大
以色列是刘文忠旅游的第38个国家。在两国旅游尚未开通,
旅行社不受理的情况下,他写信给以色列驻上海领事,以父亲工
作过的联合国救济总署驻上海总部曾帮助过逃亡中国的犹太人为
理由,申请去以色列考察。领事馆马上给予签证。
1938年,中国驻奥地利总领事何凤山冒着危险,5个月内向
犹太人发放1,900个前往中国的签证,感恩的犹太人把他牢牢记心
里。上海沦陷之后,有两条犹太人居住的弄堂,前后出口铁栅门
被日本鬼子焊上,禁止出入达1年之久!被困在弄堂里的2,000余犹
太人,是靠居住在周围的上海市民将面饼等食物掷过房顶的接济
而活下去的;这事以色列人也记在心里。
以色列是最早公开承认中共政权的西方国家。1950年1月9
日,以色列外交部长摩西·萨尔特,就给周恩来发贺电:“我荣
幸地通知阁下,以色列政府已决定承认贵国政府为中国合法政
府,我高兴地借此机会对阁下表示我国政府对中华民族繁荣的真
诚希望和我本人对阁下的最好祝愿。”但中共拒绝了以色列的善
414
意。而对1948年成立的以色列,中国却是世界各大国中唯一没有
正式承认以色列的国家。这都是毛泽东甘当苏俄走狗的结果。
为了报恩,小小以色列国,接纳了几万中国劳务工人,而不
用身边的大量廉价的巴勒斯坦工人;1976年唐山大地震,以色列
在第一时间宣布向中国捐赠1亿美元,但为毛所拒;犹太人把大至
战机、潜艇、高科技预警机,小至防弹衣技术,都偷偷摸摸地瞒
着美英西方集团,私下与中国作交易。上海虹口唐山路一带,常
有从以色列等世界各地远道而来的犹太人,在深情、虔诚地寻访
他们当年的诺亚方舟,每年有4万以色列人到中国来旅游、探访故
地及工作;上海以色列领事馆向虹口某民间组织捐赠60万人民币
支持爱心活动。对于这些,共产党几乎全都不告诉中国人民,要
不就告诉一些假的。
五、你的著作就是大屠杀纪念馆的奠基石
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亚德韦希姆大屠杀纪念馆,建筑总面积
达4,000平方米,从1955年以来的50年余中,一直在收集1933年到
1945年大屠杀中600万犹太受害人的名单,很多幸存者和受害者的
亲戚朋友参与了这项历史性的工作。至今已收集到300万受害者
的姓名、年龄和简历、死亡日期、家庭住址、亲人情况、联系方
式,部分受害者还有照片。
纪念馆还纪念“纳粹猎人”西蒙·维森塔尔,他五次被关
进集中营,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这位在战争中失去了89名亲
人、活到96岁的老人,用尽一生精力,花了60年时间收集数据与
档案,使1,100多名纳粹逃犯受到法律制裁。而最著名的就是协
415
助以色列特工摩萨德抓获纳粹盖世太保犹太部主管阿道夫·艾希
曼。更可贵的是,从摩萨德到西蒙·维森塔尔,以色列人对屠杀
犹太人的纳粹分子一个都不放过。亚德韦希姆纪念馆这样做的目
的,一方面是给受害者们一个身份,讲述他们的真实故事,让后
人记住这段历史;另一方面警告杀人犯,“在这世界上还没有杀
了人可以不负责的事。”同时也告诉世人:“没有正义,就没有
自由”;为了不让灾难重演,人们就要拒绝遗忘。
纪念馆出口处的厚厚《留言簿》中,没有一个中国人留言;
这是中国政府不喜欢中国人到这里参观的结果。因为共产党在50
多年中,杀死、害死、饿死近1亿人;希特勒在毛泽东面前实在是
小巫见大巫。中共几十年来,所以能够不断地杀人害人,贪污腐
败,就是中国人对杀人犯、作恶者太过宽容,让他们长期逍遥法
外。为了逃避惩罚,心虚而残暴的中共当局目前所做的正是“强
迫遗忘”,继续用暴力和谎言来迫使中国人民忘记历史。
刘文忠在纪念馆《留言簿》中留下的肺腑之言,值得深思:
感谢犹太人让我上了生动的一课,使我看清独裁政权的邪恶
和可怕,凡是维持专制政权只有依靠谎言和暴力。同样,我敬佩
犹太民族有这样较真的勇气,坚持让自己人民牢牢记住这恐怖的
血淋淋的教训。我坚信,不忘记过去的教训是一个民族的起码原
则,不断反思才是一个民族的强大动力,犹太民族的伟大正在这
里。我希望在中国也应该有这样的纪念馆,因为我们同样有太多
的教训与反思的题材!如果我们也能较真详细列出南京大屠杀30
万死难者的姓名和详细档案——如果我们政府也能较真建立一个
416
“文革博物馆”,把上至国家主席刘少奇,下至遭冤假错案迫害
死的所有平民受害者的姓名、简历、照片、实物和证词都陈列出
来,让子孙后代永不忘记,那真是功德无量。一定会叫儿子再来
参观的中国人:刘文忠。
其实,我们不断要建立文革博物馆,而且还应该建立井冈山
土匪博物馆、苏区肃反博物馆、延安整风杀人博物馆、暴力土改
博物馆、镇压反革命博物馆、三五反博物馆、反胡风博物馆、肃
反杀人博物馆、对知识分子群体绝灭反右博物馆、三面红旗吹牛
博物馆、大饥饿死人至少3,600万博物馆、反右倾寃案博物馆、四
清寃案博物馆、六四屠城博物馆、河南省卖血爱兹病博物馆、矿
难博物馆、黑窑工博物馆、农民工血泪博物馆、污染博物馆、劳
改博物馆、贪官污吏博物馆、学校危房和豪华衙门博物馆、偷渡
博物馆、黄色娘子军博物馆、镇压法轮功博物馆。
中国人的任务比犹太人更艰巨千万倍呀!不过中国也有人开
始建造中国的大屠杀纪念馆了,刘文忠的两本大作就是这座纪念
馆的两块奠基石。
417
中国共产党在普京胯下“崛起”
——评前大使、右派分子薛谋洪教授的演讲
外交乃内政之延伸,中共反美、反日是为转移人民视线,投
靠俄罗斯是为恐吓人民;只要能把掠夺人民、屠杀人民的政权维
持下去,主权、领土、正义、民主、荣耻都可以通通当破烂扔
掉。
一,中国将在2015年回到汉朝去
中国要回到汉朝去?一点不假。11月21日有幸在香港城市大
学听了中国驻肯尼亚前大使薛谋洪教授的演讲,他说英国、美国
什么大学根据世界银行和美国中央情报局资料绘制的《2015年世
界经济力量地图》预示,2015年中国按购买力计算将占有全世界
总财富的27%,回到汉朝时的26%水平而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
一大国。形势一片大好,而且越来越好!我等愚民逢此2,000年
难得一遇的盛世,自然是欢欣鼓舞,山呼万岁啦。其实,中国政
治形势更好,已经回到周厉王的“道路以目”时代去了;可能只
关心经济而不关心政治的薛教授还未留意,所以不惴冒昧顺便奉
告。
78岁的薛教授当了22年右派分子,但是汉唐盛世、万邦来朝
的美梦还是没有做够;曾经甚至未来的“辉煌”,如中国GDP增
418
长率、进出口贸易额、外汇储备、神舟上天,中国和印度曾是世
界手工业中心,2015年亚洲能占世界总产值的一半以上等,都令
他老怀大慰。对外国人如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拉尔“去年中国
生产了世界上25%洗衣机、30%电视机、40%微波炉、50%照像
机、70%复印机、90%玩具”之类捧杀中国的迷魂汤,老人家也
津津乐道;他应该知道,中国生产和出口的这些没有知识产权的
东西不过是代人作嫁衣裳而已。他更应该知道,中国戴“东方睡
狮”的高帽子已经100多年了,但中国又何曾有什么狮子的样子
呢?
二,刘源中将能向刘涛公主发射洲际导弹吗?
前大使说,现在中国的一枚中程导弹可带6到8个弹头;射程
14,000公里的东风32型正在研制;去年试射成功的巨浪2号海机
洲际导弹射程8千公里,把核子潜艇开到离美国海岸8千公里处,
就可以将导弹打到美国本土;中国针对美国的洲际导弹估计有30
枚,预计到2015年将增加到1百枚;中国买了12艘全世界最先进
的俄罗斯克罗提潜艇,加上自己建造的,预计到2010年将有先进
的、中等水平的潜艇50艘而成为头等的潜艇强国。
薛教授大约忘记了美国不但是中共的老朋友,而且是中共的
好朋友。毛泽东在1944年曾大拍美国的马屁,说“我们并不害怕
民主的美国的影响,我们欢迎它”并高呼“民主的美国万岁!”
今天美国收容了无数满载美钞、金条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后代以及
党国要人的子女、老婆、二奶们,试问解放军刘源中将会把洲际
导弹打到美国把他令姐刘涛公主安乐窝打个稀巴烂吗?然而,薛
419
教授上了朱成虎之类的虚张声势、自欺欺人的牛皮当了,真是书
生本色不改!
三,“有钱召妓,没有钱开饭”的软实力
据说国家的综合实力除经济、军事等硬实力外,还要有政
治、外交、文化等方面的所谓软实力。什么是中国的软实力呢?
老外交官举的例子是:应邀到北京参加“中非论坛”的非洲48个
国家中,有42个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亲自光临;香港陈冯富珍
当选WHO总干事;到中国留学的外国学生去年达14万,比前年增
加27%;中国已在50几个国家建立了120所孔子学院,还要继续增
加。
这些光辉的业绩,使我想起香港第一才子陶杰的一句话:
“有钱召妓,没钱开饭。”在还有近3亿人挣扎在温饱线上、还有
许多青年或其父母为学费而自杀、还有千千万万少年儿童被拒于
校门外、还有名为希望工程实为叫花子工程到处伸手的时候,胡
锦涛们打肿脸充胖子,不惜工本他打造他“与美国争霸”的面子
工程,我只能用“无耻之尤”来形容这伙卖国贼。
四,中共在普京胯下崛起及其一厢情愿
老大使透露,中国除向俄罗斯买潜艇、巡洋舰、驱逐舰、战
斗机、战斗机发动机、战略轰炸机、航空母舰以及许多杀人武器
外,还购买能源,搞联合军事演习,合作生产舰载战斗机,甚至
有合作登月及探测火星的计划。中俄两国亲密得像两个人穿一条
连裆裤!
殊不知俄国是中国的悍邻兼宿敌,觊觎中国300多年,一次
420
又一次地掠夺中国领土计达数百万平方公里之多。斯大林曾对蒋
经国“推心置腹”地说过:“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灭,唯有
‘民族’的力量是不会消灭”,“条约是靠不住的”。志得意满
的独裁者,都会偶尔表现一下他的坦率和“真诚”;就像毛泽东
说“我们就是要独裁”、“你上了我的贼船”一样。中俄《尼布
楚条约》,不能约束俄国继续武装侵略,杀人掠地;苏俄两次废
除不平等条约、放弃中国领土的承诺,同样无效,苏俄不但不把
沙俄侵占的领土还给中国,反而变本加厉,再夺去唐努乌梁海、
江东64屯、分裂了外蒙。孙中山联俄而引狼入室,是他的最大失
误。新老沙皇都对中国有领土野心,难道普京会是例外?
早在留苏时就被俄国人所收买的江泽民,甫一上台就与苏
联签订《中苏国界东段协议》,断送了中国100多万平方公里国
土;胡锦涛不甘后人,又把一半黑瞎子岛送了出去;胡锦涛认贼
作父,再把中国绑在俄国战车上,一厢情愿地和俄国“永做好邻
居、好伙伴、好朋友”;事实上俄国不仅不是中国而且也不是它
所有邻国的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中俄“战略伙伴”,乃单
相思耳。老外交官居然说“交这样一个朋友是不错的”,恋苏
情结,溢于言表。看来中共之崛起,只能是在普京胯下的“崛
起”。可怜的中国,又永无宁日矣。
五,宁赠友邦,不予家奴——老谱并未唱完
薛教授透露:“一是中国经济壮大到对台湾人民有更大吸引
力,台湾经济离开大陆就不行,中国就是要用越来越大的经济力
把台湾越来越紧密地吸住;二是要有极大的威慑力武器,让美
421
国、日本望而却步。这时候和平统一就来了,台湾就要同中国谈
判了。”所以,对准台湾的短程导弹,去年底有784枚,每年还增
加75至1百枚。
那么政治制度、民主自由呢?一律免谈。小小的香港非收回
不可,广袤的领土海疆却送给俄罗斯、印度、缅甸、越南、日
本、韩国、菲律宾甚至文莱,美其名曰“睦邻、富邻”,而且保
证“不会与俄、印打仗”;中共之欺软怕硬、卑躬屈膝、丧权辱
国,大抵如是。
一言以蔽之,外交乃内政之延伸;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的外
交总是为其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服务。反美、反日是为转移人民
视线,投靠俄罗斯是为恐吓人民;只要能把掠夺人民、屠杀人民
的事业进行到底,主权、领土、正义、民主、荣耻都可以当破烂
扔掉。“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宏图伟业未竟,故“宁赠友邦,不
予家奴”的祖传老谱还要唱下去,这就是老外交官透露出来的北
京当局决策思维。(《动向》2006年12月号)
422
张麟征教授,请勿忘前车之鉴
张麟征何许人也?是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她挖苦马英
九可以当民进党甚至于台联的主席;而我则以为张麟征有充任中
共中央宣传部长或对台政策设计院院长的资格。盖因张麟征聪
明、多情,能为中共出谋献策,轻而易举地便把深受两岸和海外
一部份华人拥护的马英九总统打成了“独台分子”、新的人民公
敌。不过我也担心,张麟征最终会枉作小人。
2008年6月2日,江素惠小姐主持的香江文化交流基金会和香
港台湾工商协会主办了题为《两岸三通的机遇与展望》的《香江
论坛》。
讲者除主人家江素惠小姐、资助机构香港特区政府政制与内
地事务局局长林瑞麟先生外,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顾问郭
国全、台北大学公共行政暨政策学系专任教授江岷钦、香港特区
立法会议员梁刘柔芬、台湾前民进党籍立法委员暨前海基会董事
长洪奇昌、瑞安集团主席罗康瑞、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张麟
征以及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徐博东;而台湾国民党籍立
法委员蒋孝严、邱毅不知何故缺席了,使许多慕蒋孝严之名而来
的听众大失所望。
安抚香港,吹捧北京,矮化台湾
423
出席《香江论坛》两岸三地讲者、“专家”多认为,两岸
“三通”初期,对香港可能有轻微影响;但长远来说,香港可以
得益。林瑞麟指出,特区政府欢迎并支持两岸“三通”,两岸
“三通”会令台湾及内地企业投资的前景因而扩阔,等这些企业
发展成熟后,就会到香港来上市,“中长期可以说对香港成为亚
洲的国际金融中心打了一剂强心针”,对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
易、航运中心的地位都能有积极的影响。他透露,港府的财政预
算案已预留150万,作为推动台港两地民间合作基会,今年起将会
主动邀请台湾各界到香港了解“一国两制”实施情况。从拒绝马
英九入境到出钱资助台港交流,香港特区政府也算“与时俱进”
呢。
郭国全意见当然与林局长差不多,无非也是“三通会使香港
在金融、商业及物流等方面的发展机会增加,三通有助亚太区的
稳定,亦会为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带来新机遇”云;并指“台湾
经香港的贸易转口转运额不到本港转口转运总数的7%,并不是一
个大数字”,很有点看不在眼里的意思。
江岷钦则以“男女恋情”为喻,指香港在两岸关系间有特殊
的历史地位。不论中台是“两情相悦”,还是吵架,“介绍人”
香港永远都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梨花白透桃花红,海天云
影共苍穹;明朝风雨休歇处,对饮青山□从容。”就是他对两岸
关系的结论。但他认为,对大陆而言,“三通重要而不紧要”;
对马英九而言,“三通既重要又紧要”,似有矮化台湾之嫌。
矮化台湾、大骂陈水扁、妖化马英九,似乎是这次论坛的主
424
调;其中以张麟征的发言赢得最多掌声。在她的大批判发言中,
马英九的《就职演辞》成了“没有李登辉的李登辉路线,是打着
中华民国旗号的独台路线”;罪名可谓大矣!
马英九成了新的人民公敌
马英九之所以成了新的人民公敌,据张麟征说,是因为马英
九有了“选票”、“原罪”、“台湾主体意识”及“美国价值”
等“四个迷思未能冲破。”
张麟征指“马英九在选举中取得765万票,却还认为远远不
够,他想要当全民总统,因此他不断地照顾没投票给他的544万
绿色选民,在《演辞》中尽显他照顾没有投给他的绿色选票的意
味”;“用的招不高,起用赖幸媛为陆委会主委,不仅国民党的
人骂他,民进党的人也骂他。他这次骗的不是绿营的选票,是蓝
营的选票。”起用赖幸媛这一招高不高,是另一个问题;但讥笑
马英九有“选票迷思”,真是不可思议。
做为政治学者,张麟征应该知道当今的权力来源,无非两
途:一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是“票箱里面出政权”。马
英九是民选总统,当然要尊重民意,在《演辞》中尽显他照顾没
有投给他的绿色选票的意味,这有什么不对呢?难道要像中国共
产党的毛邓江胡那样尽显照顾特权集团、权贵家族、贪官污吏的
利益才对?张麟征在另一场合还把马喻为“政治游牧民”,其
“总统之路”是“逐选票而居”、对权力的追求的结果。批评
开出的“爱台12项建设”,“给我8年任期,我会建百年和平基
业”,就是其对权力、连任的追求。但,在民主制度下一个政治
425
人物对“选举与连任的追逐,令其一切以选票考虑为优先”,有
什么不对呢?
那么,张麟征有没有、敢不敢也批评中共有对“枪杆子迷
思”、对“选举”与连任的追逐,是“以暴力和欺骗为优先”
呢?答案是“没有”、“不敢”。可见张麟征反对的只是选票的
文明,取媚的却是法西斯的野蛮。
“台湾主体性”就是“台独”?
张麟征对马英九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台湾受孕、香港出
生”有什么罪过呢?竟被张麟征指为“这正是马英九不能破解的
原罪迷思”:“他恨不得几代祖宗都在台湾”;我不理觧一个政
治系名誉教授为什么会使用这种语言。
“台湾主体性”是张麟征攻击的马英九“第三个迷思”;张
麟征把台湾主体性罗织为“台独”。请问张麟征:一个由台湾人
选出来的台湾总统不以台湾为“主体”,难道要以苏维埃联邦共
和国或者大日本皇军帝国为主体?
据说把“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说成“一中各表的九二
共识”,是马英九大玩文字游戏的杰作,是为了包装“台湾主
体”即台独意识。张麟征指马英九在原罪的迷思束缚下,朝台湾
主体意识“靠近”,“窜改”了“九二共识”。马英九520演说中
“政府将以最符合台湾主流民意的‘不统、不独、不武’理念,
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维持台海现状,1992年两岸曾达成
一中各表共识,促成两岸关系顺利发展,今后政府要继续在九二
共识基础上,尽早与对岸恢复协商”,也成了台独的罪证。我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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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很不理解,不过直到张麟征用她与儿、媳之间关系来比喻中台
关系的时候,我才明白:张麟征是要让马英九以中国、以中国共
产党为父母、为主体。原来如此!所以李登辉、陈水扁是台独,
马英九是独台。
“天下本无独、‘父母’制造之”。
张麟征忘恩负义、欺善怕恶
张麟征攻击马英九的第四个迷思是“以美国价值为价值,以
美国利益为利益,言必称美国,以美眼看中国”。她批评马英九
因受美国教育,言必称“所谓美国民主、所谓美国人权”,“牢
牢捧着美国大腿”,指他认为竞选要获胜,政权要稳定,自己要
连任,都要靠美国。
我不知道张麟征为什么这样仇恨美国,按理说张麟征在台湾
能受良好教育,能在安定繁荣的环境中过着幸福生活,正是受到
美国保护而不遭毛泽东、中共荼毒的结果;张麟征可以享受在台
港甚世界各地可以轻松随意地批评、讽刺李登辉、陈水扁、马英
九,这正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人权的体现。怎么美国的
民主、人权会变成“所谓民主、所谓人权”了?难道毛邓江胡口
中的“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存权就是人权”之类,才是真
正的民主、真正的人权?一个学者忘本、忘恩、颠倒是非到了这
种程度,真要问她一句:“读圣贤书,所为何事?”
想到当年邓小平去美国访问,美国人让他看了休斯敦中心,
他出来后一言不发,回到北京,他对他的同事们说,“我看见了
现代化。”他因此执着地促动中国社会开放、改革。他后来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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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经典的话:“我们的开放不是对南斯拉夫开放,不是对非洲
开放,我们的开放是对美国开放。”(赵枫生:《今天是个什么日
子?》)这话如此明确,其实就是“以美国价值为价值”。邓小平
说得,马英九说不得?马英九是美国人的爸爸,遭张麟征冷嘲热
讽;邓小平是美国人爷爷,张麟征却不敢置一词。张麟征的欺善
怕恶,令人齿冷。(武宜三注:马英九的两个女儿是美国籍、邓小
平的孙子中起码有一个是美国籍。)
一个年青人的一段话
苏格拉底好像对特拉马库斯如此说过:强权不是真理,强权
的基础是暴力。真理只能以正义为基础。在正义得到实现的国
家,每一个公民的自由,全体国民在政治和司法权利上基于自由
的平等,都得到法律的确认和保障。在极端不正义的情形下,暴
君就是盗匪。如果窃贼掌握了武力,窃贼就会用欺骗和暴力掠夺
他人的财产,不论是神圣的或者是世俗的,公共的或者私人的:
不是零敲碎打,而是一扫而光。如果窃贼掠夺了全部的财产,还
以暴力为基础炮制出匪徒的法律,去奴役全体暴力下的人民,那
么掠夺了全部的财产的武装窃贼就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和处罚,
反而会把他们的首领塑造成为一个无所不能的神。因为在凡夫俗
子看来,无所不能的神自然是正义的。在罪恶登峰造极的国度
里,欺骗和暴力掠夺就成为法律。
这是一个中国年青人赵枫生写于“2008年6月31日”的《今天
是个什么日子?》中一段话。这是又一个敢说皇帝光屁股的阳光
男孩,一切为皇帝涂脂抹粉的老、中年人都应该在他面前感到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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耻,而不是公开卖弄风骚、哗众取宠,还自以为得计。
从美国买来的是破铜烂铁,从俄罗斯买来的呢?
张麟征攻击马英九很重视美国利益,“因为他将来连任都要
靠美国,所以他说要采购必要的防卫性武器,提升台湾的国防预
算”。张麟征和另一个“学者”一唱一和地责问台湾当局为什
么不把军费用于民生?攻击台湾从美国买来的武器是“破铜烂
铁”。
但张麟征等人却不敢问北京当局:为什么不把每年两位数增
长的军费用于盖学校,以致四川地震中有上万个中小学、幼儿
园学生被豆腐渣工程所埋葬?2008年,中国国防费用“预算”为
4,177.69亿元,比2007年的“预算”又增加了17.6%,而同年台湾
预算只有3,235亿台币,是中国的五分之一左右。
张麟征等人当然也不敢问北京当局:从世仇宿敌俄罗斯那里
买来的武器是不是破铜烂铁?
张麟征等人当然更不敢问北京当局:中国为什么要把1328枚
战术导弹部署在台湾海峡?其它如中俄、中蒙、中印、中越等边
界,黄海沿岸又部署了多少导弹?
张麟征为中共解决了一道难题
我今年是第一次去台湾观选,在台期间曾和朋友讨论过选情
及选后发展。许多人都以为,共产党一定欢迎马英九当选,而且
都以为马上台后,中台关系一定会一片光辉灿烂。
而我却独持异议,以为未必。我根据共产党的“不斗行吗”
的本性判断:陈水扁当选,对中共反而有利。因为陈水扁明火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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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搞台独,中共可以对他大骂特骂。但对马英九,是你瞩意的人
选,是主张“不统、不独、不武”的人,怎么骂?不骂,一下子
失掉了革命对像、斗争对像,日子怎么过?
现在好了,张麟征帮共产党解决了大难题。她为共产党找到
了“阶级斗争新动向”:马英九就是妖魔鬼怪呀,马英九“大陆
政策特色是政经分离、只要不给”呀,“马英九不会和大陆谈统
一”呀,“他吃定大陆,走的是没有李登辉的李登辉路线,打着
中华民国旗号的独台路线”呀,“小脚放大的大陆政策、拿开裹
脚布小脚也不会长成天足”呀,“马英九的大陆政策不可能为大
陆全新翻造,两岸不可能一下子水乳交融,任用赖幸媛就是为了
踩煞车”呀。马英九一下子成了十恶不赦的魔鬼,成了北京当局
的新敌人,成了共产党革命、斗争的新靶子。好!真是好。
张麟征功劳可谓大矣。
张麟征自作聪明,大拍共产党马屁
张麟征大言不惭地说:中国也不点破,对台湾执行的是寓言
《北风和太阳赛跑》中的阳光政策,大陆很自信,马英九所开出
的包机直航、经贸正常化等清单,大陆全面响应,什么都给。大
陆也不笨,争取不到马英九,就争取台湾的民心,把政策做到岛
内,让台湾人心里舒坦,消除对大陆的敌化。其得意扬扬状,俨
然是中共代表、中共心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师。
但,稍有常识的人都应替张麟征感到害臊。且不说她有什么
资格充当中共代言人,为中共解画?只问张麟征:中共连几亿农
民的心、几千万下岗工人的心、几百万灾民的心都争取不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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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的人心、新疆人的心、内蒙古人的心,都安抚不了,遑论争取
台湾的民心?
其次,张麟征挑拨说:马英九要夺回两岸政策的主导权,大
陆也不是没有牌可以牵制马英九的。吴伯雄登陆,大陆将接待吴
伯雄的规格抬高到和连战的破冰之旅一样,将大礼送给吴伯雄,
管你海基会才是第一轨道,就直接把好处先给国共平台。再者,
大陆将来很可能打民意牌,利用立法院监督行政部门的政策是可
着力的。这一方面是极力离间马吴关系,极力分化府院关系,唯
恐台湾不乱;另一方面又大拍共产党马屁,吹捧中共“高招”,
把肉麻当有趣。
张麟征自作多情,但徐博东不领情
张麟征虽自作多情,为中共出谋献策;教北京当局如何向台
湾民众“示惠”收买台湾民意,如何挑拨吴伯雄等人与马英九的
关系,如何让立法院约束马英九,如何与台湾争夺外交空间等。
可谓殚精竭虑、用心良苦。
不过,我担心张麟征只会枉作小人。中国共产党自诩是“伟
大、光荣、正确”的党,怎么会听一个资产阶级教授的乱指挥?
张麟征挖苦马英九可以当民进党,甚至于台联的主席;而我则以
为张麟征有“资格”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或政治局政策设计院
院长的;只因张麟征够聪明、多情、多计,又够心毒手辣。
万恶的台独分子陈水扁、吕秀莲、谢长廷,虽被我党骂得狗
血淋头,但在这次5·12四川地震人祸中,尚且每人都捐了20万新
台币;谢长廷并且愿意负责募款凑足100万元。(请张麟征悄悄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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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胡锦涛、温家宝、吴邦国、贾庆林们,“您捐多少?”)台湾
当局就立即透过陆委会及海基会,向中国表示愿意提供包含台湾
特种搜救队及各项物资的协助。台湾行政院长张俊雄决定,将捐
款20亿新台币(约4.5亿元人民币)的金钱及物资赈灾。当时马英
九未上任,也表示会配合协助。你再骂他们,不显得不厚道吗?
再则,对一个吃里爬外的人,共产党也未必相信得过她。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徐博东便当场向张麟征“谢绝好
意”。徐博东居高临下地教训张麟征:反独易、化独难;促统要
超越目标,只宜做、不宜说,这叫阳谋;不要怕赖幸媛入阁,唐
飞当院长改变陈水扁台独路线了吗?没有。徐博东句句表现他比
张麟征高明几百倍,不知张麟征当时在台上是什么滋味。
张麟征教授,这几十年不知有多少比你聪明、比你多情的知
识分子吃了共产党的大亏、自取其辱、自取灭亡,他们或死于刑
场、或死于监狱、或死于劳改农场、或苟且偷生于新中国的水深
火热之中;其中许多人就是从美国、英国、欧洲,甚至台湾跑回
去的,这些人之中有以为有机会报効祖国的,有以为有机可投、
向共产党分一杯羹的,给果都上了贼船,一失足成千古恨,后悔
莫及矣。
张麟征教授,你能从那些亲共、拥共、爱共、媚共、投共前
辈的覆车之辙中,吸取一点什么教训吗?(写于“六四惨案”19周
年后2日,首发《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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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孚怎样从“阶下囚”变成“准帮闲”?
对罗孚这位老先生的批评,我已经忍了好几年,一是他够
老,有关报刊编辑都劝我笔下留情;二是他的令郎罗海星,是我
敬仰的侠义之士,在2007年《开放》30周年酒会上识荆,曾慇勤
致意。但今天,我终于忍不住了。此老虽至耄耋、日薄西山,子
孙绕膝、衣食无愁,仍不遗余力的为中共反动派涂脂抹粉,颠倒
黑白地为腐烂透顶的流氓政权大唱颂歌,可谓老而无耻、腼腆现
世。几年来不知写了多少马屁文章,2007年12月号《明报》(此
处漏“月刊”二字,蒙张成觉先生指谬)上之《中共欣赏张灵
甫》,便是其一。请问:中共连自己的将帅彭德怀、贺龙、陈
毅、林彪、罗瑞卿、黄克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
作——尚且不死即囚,又何爱于国军将领张灵甫?事实上,中共
夺权后,也不知杀害了多少国军将士,其中大多数是抗日英雄,
连未参与内战的赴印缅远征军也不肯放过。顺手拈来:如邓玉麟
将军是辛亥革命首义元勋,已脱离军界、隐居家乡10年之久,却
于70岁时的1951年遭中共杀害;数百万元家产被抄没,夫人徐风
章被逼自杀,女儿邓锡琼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二儿邓锡尧被
送劳改,三个孙子都打成反革命。如邓光锋少将,出身黄埔第6
期,在常德对日浴血作战中,是第100军第63师第188团的团长;
1949年和宋希濂一起被俘后,不愿在共军中当官而回了湖南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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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结果在镇反中被枪杀,子孙受株连当了几十年屈辱的奴隶。
如二级陆军上将冯钦哉,1938年参加过娘子关、中条山战役,功
勋卓著,1948年迁华北剿共总部副总司令;在共军兵临城下时,
拒绝登上蒋介石派来接运高级人员的飞机,而与傅作义积极策划
投降中共,不但累及所有部属都遭中共杀戮、关押、劳改、管
制、批斗,亦使自己及亲属成为贱民,1957年更与其子冯希勃、
冯建平一起被划为右派分子;1959年,又因“西安事变”事被定
为“历史反革命”,至今未予平反。罗孚!在流血成河、白骨如
山、冤狱似海的新中国门外卖力地吆喝:“中共欣赏张灵甫!”
吹捧佞臣奸相周恩来,歌颂无耻媚敌的张灵甫二奶王玉龄,你到
底居心何在呢?
1,虚假广告
一帮人在黑夜里赶路,走在前头的一个踩进水凼,但他不吱
声,想让第二个也“沾光”,以免自已蚀底。谁知人同此心,心
同此理,就出现了最公平的结果:大家全倒霉。这个寓言道尽我
国民的阴暗心理。但是今天,这个寓言却有了真人版。一个刚从
粪坑中挣扎出来的人,身上的臭味尚未洗净,就忙不迭的向旁
人鼓吹:这坑中既香且暖,大家都不妨下去享受享受。这个人是
谁?就是人称“三老”(老党员、老干部、老报人)的罗孚先生。
罗孚在受到整肃的时候,也会在一些报刊上写点不痛不痒的
随笔之类,泄泄私愤。如今他已在美国做稳了寓公,又有了爱国
爱党的本钱,就重投北京怀抱,自告奋勇地充当起党的辩护士和
代言人来了。最近几年不断写文章推销“一国两制”,为中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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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假广告。从罗孚回归和毛泽东—刘少奇两家重新打得火热,可
知“忘记耻辱、出卖良知”又成了时髦的玩意儿。罗孚2005年1月
3日在《苹果日报》发表的《北京正以法促统》,为中共当局作了
如下虚假广告:“港、澳同是‘一国两制’,澳门的情况比较受
到赞扬,而中央对香港却有不同的评比,但也只是提醒香港找出
施政不足之处,加以改进,并没有直接插手干预。台湾不应该对
‘一国两制’多所顾虑。接受了‘一国两制’,依然可以高度自
治,不受干扰,有什么可怕呢?”
接着2005年4月27日、5月3日和6月6日又在《苹果日报》连续
发表《连战展开和平之旅》、《民进党该感谢连战》和《两岸继
续不独不武》,为北京当局大唱赞歌,宣扬虚无缥缈的“主权分
享”、“治权分享”,“解决两岸自己人问题的诚意”,尽显帮
闲的本色。可惜他有被北京关押10年的“间谍”案底,未必就能
获得主子青睐,故最多算个编外的“准帮闲”。
在罗孚眼中,北京两次对香港释法,强力在香港推销“23条
立法”,扼杀07/08双普选,都不算插手干预香港事务。
“北京并不要急统,只是要你承认大家本来是一统,然后慢
慢统不迟。北京正在制订《反分裂法》,是表示要以法促统,而
不是以武促统”。在这里,罗孚成了胡锦涛的幕僚长、宣文辅治
护国大军师。“然后慢慢统不迟”——是矫旨,是泄密,还是造
谣?看来罗孚仍没有接受囚禁北京10年的教训,白戴了几年“英
美帝国主义间谍”的帽子了。
罗孚在1998年曾经说过:“现在,是‘放大假’;将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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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法纪?‘放大假’,是假假地宽松一下;严法纪,是‘依法治
国’,是从严依法治港?”当时罗孚和他的令郎还未从中共监狱
的阴影中解脱出来,所以对北京的“依法治国”的狗皮膏仍心存
疑虑,相信不过。今天,同一个罗孚却又对中共的“法”深信不
疑了,推崇有加了。这不是中共有了什么变化,而是因为罗孚先
生的心境变得愉悦的缘故。您瞧今日之罗孚,悠哉游哉于中港美
之间,是何等快乐,何等自在!
中共违反《宪法》、践踏《党章》;上至软禁自已的总书记
到死,死了仍不让他的灵魂得到解脱;下至诬陷罗孚父子,让他
们白遭无妄之灾。中共的无法无天可谓罄竹难书。而身受其害的
罗孚,为甚么就对“依法促统”深信不疑呢?
2,共产党和你讲平等?
罗孚在评论连战访大陆时说:“中共方面对他此行是作了盛
大欢迎的。”事实是,连战所率领的中国国民党代表团是高规
格、庞大的代表团。主席、三个副主席、秘书长加150名成员,可
谓倾巢而出。但是,无论在南京机场还是北京机场,出来迎接的
只是一个小小的对台办公室主任陈云林,中共江苏省委和北京市
委只肯出来一个副书记,李源潮和刘淇硬是要连战趋门投帖,才
肯给面子“赐见”。这样大摆臭架子,还算是“盛大欢迎”?
在北京大学演讲,主持人也只介持连战的学历、学术和党内
职务,完全抹去了连战曾经是中华民国台湾省主席,中华民国行
政院付院长、院长,是中华民国首位民选的付总统,是2000年和
2004年中华民国总统候选人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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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国民党的主席变成了“台湾”的“著名
政治家”,一个民主宪政的中华民国的付总统、行政院院长、行
政院付院长、省政府主席,被简约成地方党的领袖。这就是罗
孚所谓的“台湾不必担心被矮化而处于不平等的境地”?这就是
“以后去的如果是陈水扁,还用担心受到不够尊敬的待遇?”
罗孚以为连战“被安排到北京大学去演说,这是外国元首或
首脑才有的待遇,连战这个在野党的领袖也得到了。”真是不胜
荣幸之至。连战忽然又成了“外国元首”。哪一国?台湾共和
国?这可犯了中共大忌呀。“帮闲”帮到这个地步,罗孚也真是
昏瞶到家了!
3,假洋鬼子偏冒充中国人民的代表
当年,北京当局和本港土共正全力围剿刘慧卿的时候,罗孚
也在《苹果日报》、《明报》发表文章,大讲香港“在‘一国两
制’阳光下,自由自在的健康成长”,并以“台湾一旦实行‘一
国两制’还可以保留军队,比香港更胜一筹呢”来引诱台湾。充
当假货的义务推销员和说客。
殊不知戳穿谎言的正是罗孚这个美籍(武宜三注:有友人指
罗孚并未入美籍,因不会开汽车等原因,在美居不易,又回香港
了云。)爱党批判家。他对刘慧卿的勇敢讨伐,正是对香港“自
由自在的健康成长”的最大讽刺。台湾“保留军队,比香港更胜
一筹呢”,恰恰暴露了中共实用主义的虚伪面日,愚弄了包括
中、澳、港、台在内的13亿又3,000又600万人民。
最要不得的是,已经宣誓效忠美利坚共和国的罗孚还在冒充
437
中国人民的代表,挟“13亿人民的意见”以自重——什么“10多
亿中国人也有对台湾不可抹煞的权利”云云,竟不知天下有“羞
恥”二字。
姑且不说13亿中国人对台湾有没有什么权利,只是想问问罗
孚,你是怎么知道13亿中国人“有对台湾权利”的诉求?你做过
民意调查吗?你有什么资格作13亿中国人的代言人?你得到13亿
中国人的授权了吗?
连生命权都随时随地被剥夺的几十万煤矿工人,连工作权利
都没有的6千万下岗工人,连读书权也没有的2亿多文盲和失学儿
童,连进城权也没有的9亿农民——他们有什么资格享受“对台湾
的”什么劳什子权利?13亿中国人民只不过是供中共法西斯统治
集团驱使、奴役和压榨的奴隶,奴隶还有表达意见的自由吗?罗
孚也欺人太甚!
罗孚深知中共的黑幕,因为他一家均身受其害。但他仍然这样
为中共和“一国两制”歌功颂德、巧言辩护,究竟居心何在?有趣
的是,罗孚在《苹果日报》的栏目原叫《伪自由书》,后来便悄悄
的不见了。大约罗孚也明白,鲁迅的《伪自由书》是奴隶的呐喊,
而他的《伪自由书》只不过是奴才向主子的献媚、邀宠罢了。
4,什么叫“主权分享”、“治权分享”?
罗孚“口含天宪”:“一块招牌,两个班子,就是大家都是
中国,这是主权分享,彼此各有班子(政府),这是治权分享。这
是对维持现状的一种最新的解释:不统不独,不独不武,保持和
平。各守治权,不就是‘一国两制’?连战这回以在野党领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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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享受到在朝的元首或首脑的礼遇。这不是也反映出来,北京
将以十分尊敬的地位对待‘一国两制’的台湾?”
且不说罗孚这种梦呓式的演绎,到底有多少真实性、可靠
性。就算是这样,那么香港和澳门还是不是“一国两制”了?董
建华、何厚铧、曾荫权何时享过如此殊荣了?从江泽民、胡锦涛
到陈佐耳、高祀仁们指着董建华、曾荫权的鼻子教训他们的时
候,就是他们享受“十分尊敬的”、“在朝的元首或首脑的礼
遇”的日子?
想当年,抗战胜利之后,中共为甚么不肯与国民党分享主
权、分享治权?为甚么一定要制造磨擦,一定要10万大军出山海
关抢占东北,一定要接受苏联大批军火援助而发动全面内战,最
后独占主权和治权呢?
现在,为什么又不能和“8个花瓶党”分享主权和治权呢?为
什么要把一切民间组织都扼杀在摇蓝之中呢?为什么50多年了,
还不肯把选票还给人民,让人民分享主权、分享治权呢?
2005年3、4月间,台湾海峡“充满杀气”,战云密布,是谁
造成的呢?罗孚说是“台湾极力宣传这使局势加剧了紧张”。
完全颠倒是非,以白为黑!把北京当局抛出《反分裂国家法》,
“杀气腾腾”地威胁使用“非和平方式”而引起的关系紧张,嫁
祸于台湾。这就是罗孚假大空的党性的表现,也是他欺软怕硬的
人性的表现。
5,罗孚的“统一观”在帮倒忙
罗孚在2004年9月10日《明报》的专栏中说,中国统治过台
439
湾“一二百年”,“只有中国才有权对它作出处置”。我以为,
两岸统一的理由尽可以有千条万条,但就是这“一二百年”说,
是不能端到枱面上来的。这也许是罗孚对历史的无知,也许是罗
孚成心为台“独”分子提供台独的理论依据。众所周知,罗孚对
周作人崇拜有加,《知堂回想录》就是由罗孚主催并在他控制的
《新晚报》上连载的。甚至连文风也拖拖沓沓的故作闲适状,似
乎也在刻意模仿“知堂老人”。
其实,从康熙22年(1682年)平定台湾到光诸21年(1895年)割誏
台湾给日本,从日本投降、台湾光复到两岸分治,历代中央政府
对台湾的有效管治,应该是219年。但在5,000年的中国历史长河
中,这219年或曰“一二百年”又算得了什么呢?“蒙古独立”的
事实恰好证明了罗孚“时间说”的荒谬。
蒙古从忽必烈至元元年(1264年)定都北京开始,到中华民国10
年(1921年)宣布“独立”为止,在历代中央政府的统治下超过650
年。正由于罗孚的无知或有心成全,就产生如下一个问题:被中
国统治过650年的蒙古可以独立,只被中国统治过219年的台湾为
甚么不能独立?罗孚置北京当局于何等尴尬的窘境,罗孚将如何
自圆其说?
6,列祖列宗艰难创业
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于康熙36年(1697年)亲征漠北时,曾由
战地写了封信给他的儿子们:
朕将近到可鲁伦,一路都是当日喀尔喀所居之地。水草亦
好。至今犹有冰雪,寒冷非常,不生水草。地势山川与内地大不
440
相同。出喀伦30里,道旁山顶之上有永乐北征御制铭云:翰海为
镡,天山为锷,一扫胡尘,永清沙漠。维永乐八年岁次庚寅4月丁
酉朔16日壬子大明皇帝征讨胡寇将六军过此擒胡山灵济泉。字画
真楷,石白如玉,乃山上生成之石,非人力所立也。朕过此4月14
日。特谕(台湾《大雅》杂志第30期,2003年)
3天后他又对太监总管说:“朕3岁之间三出沙漠,栉风沐
雨,并日而餐,不毛不水之地,黄沙无人之境,可谓苦而不言
苦,人皆避而朕不避,千辛万苦之中立此大功。朕之一生,可谓
乐矣,可谓致矣,可谓尽矣。”(《清通鉴》第一卷,P1031,岳
麓书社)
明成祖朱棣、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尽管都是专制统治
者,都是把江山人民视为私产;但是他们反对分裂,捍卫领土完
整的精神仍应该给予肯定。想当年朱棣两出蒙古、玄烨三征漠北
之艰苦卓绝,再看看今天红色王朝历任独裁者之腐朽糜烂、养尊
处优,把领土、领海大片大片地拱手让人的卖国行径;请问:为
中共张目的罗孚之流到底有何面目侈谈什么“强烈的统一愿望、
鲜明的爱国情怀”!
7,罗孚今昔
罗孚在1988年还嘲笑过一个叫宋乔的人“投奔自由”:
不记得是五十年代的哪一年,他突然一连几天不上班,最后
人在伦敦出现,说是“投奔自由”了(天晓得!香港是有名的“自
由世界”呢)。后来还出过一本叫做《彷徨与抉择》的书,他的伦
敦居并不显得怎么得意,后来是郁郁以终的。(罗孚:《南斗文星
441
高》,天地图书,1993年)
宋乔是《大公报》社长的英文秘书,用周尔立的假名做过
《大公报》督印人,是《侍卫官杂记》的作者。对宋乔避秦番邦
冷嘲热讽的罗孚,竟然也步宋乔后尘不肯留在被他称为“自由世
界”的香港了,而且还带了家人,总之是也蹓之大吉了。不同的
只是,今天的罗孚比当年的宋乔风光得多、“得意”得多了。
对于罗孚被诬陷,囚禁北京10年,我很是同情。他的专栏
《北京10年》(《联合报》)、《岛居新文》(《明报》)我几乎每篇
都看,并作剪存的。1993年10月7日其专栏就借介绍聂绀弩一首古
体七言诗,大肆抨击中共的腐败和黑暗:
“而今大府多奇才,空前绝后独占魁”。“奇才”属于高干
子弟,占魁首的也是高干子弟,这正是当前景象。说是港人才能
治港,高干子弟正好洽商,翻云覆雨,连称“王”如包玉刚,也
不是他们的对手,把包船王手上的东西三两下就夺了过去,据为
己有。这是有许家屯的回忆录为证的。
将军从来不雅,传说他在边陲的西域之地,建有宾馆藏娇,
“头白龙钟似朽株,金屋犹藏二八姝,”“二八姝”是16岁的女
孩子,也可能是16个女孩子,将军用女如用兵,多多益善!他的
秘书见他一大把年纪(却没有一大把胡子,中年的时候他倒是留胡
一大把的,晚年却剃了),走路有时都不行,就劝他不如在这件事
情上退休吧,他却坚持要上,甚至大发脾气,向秘书掷花瓶,成
了为花瓶而掷花瓶了。
看!罗孚对中共的腐败的批判可谓不遗余力,对党国要人鲜
442
廉寡耻、腐败坠落的揭发可谓不留情面。10多年后的今天,中共
法西斯政权的腐败现象不但没一丝一毫的收敛,反而变本加厉的
时候,罗孚却为中共唱起赞歌来,加入了为中共分脏集团涂脂抹
粉、欺骗人民、欺骗舆论的“主旋律”合唱团。
8,罗孚现象
更值得关注的是,不仅罗孚如此。当年批判“二·二八”的
英雄柏杨,今天也变成了邓小平“六四”屠城的辩护士,柏杨夫
人张香华2004年特地从台北“绕过黄浦江”赶到上海,用“诗一
般的语言”为邓百岁冥寿粉墨登台“扮女猫”。(《亚洲周刊》,
2004,8,29)把肉麻当有趣。
在台湾大骂蒋家父子的李敖,却到大陆歌颂毛泽东,拥护共
产党1,000年。吴欢置父母“受尽奇耻大辱”——毛泽东、田汉、
刘芝明之流把吴祖光、新凤霞打成右派分子并横加迫害的惨痛历
史于不顾,居然说“共产党不是很坏的人,他们支撑着中国,为
中国人民做了无数的好事”,反对为右派、为六四事件翻案,主
张“不了了之”。(《明报月刊》,2004年7月号、9月号)
更有甚者,原与毛泽东有杀夫、杀父之仇的王光美、刘源们
如今又和毛泽东子女孙“闭门一家亲”了。什么“杀夫、杀父之
仇,不共戴天”,什么“历史是人民写的”(刘少奇临死时说的),
都扔到爪哇国去了;原来他们发现毛太祖神主牌的含金量比“刘
卫黄”(刘少奇谱名绍选,字渭璜,改为“卫黄”。中共在火化他
时用了他的这个“字”)的骨灰匣里的假骨灰高得多了(我当然并不
提倡以暴易暴,我反对的是对杀人犯歌功颂德)。
443
罗孚《中共欣赏张灵甫》中歌颂备至的王玉龄,亦如此
类——不念杀夫之仇,却“把诗歌附浪潮”,为献媚而胡说“宝
岛亟须归统一”。
这就是罗孚现象。他们有意地说谎,他们己经丧失了知识分
子基本的人格。为了某种利益或油水,他们不惜悄悄地出卖自
已。“这种聪明人的虚伪和无耻,比愚昧更让我感到悲哀。”(余
杰)(写于2005,10,1;2008,1,4改毕;首发《观察》)
444
普及刘大生
——附:刘大生《坚持一国两制,防止“两国一制”》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法学教授刘大生先生的文章,以前没留意
到,真是有眼不识泰山。最近拜读了刘大生出手不凡的《十问施
明德——街头倒扁运动的法理透视》、《十劝施明德——街头
倒扁运动的法理透视之二》之后,才上网找到《北大法律信息
网》。一口气连读几篇,居然都是我应该想到而没有本事想到、
我想说而没有本事说或不敢说的话。这中间,除了勇气,还得有
学问;所以说,牛不吹的、火车不是推的,是有道理的。有人为
了3亿元人民币,把秘书们的“功课”当作自己的“思想”;有人
只读过《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也凑热闹搞什么“理论创新”;
我只能说他们是利令智昏或权令智昏。套用谢泳先生《普及吴祖
光》的命名法,把这篇短文叫做《普及刘大生》。叫“普及”表
示我的倾慕: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也表达我一个良好愿望:多
出现几个刘大生。
刘先生大作中《刘胡兰之死之法理透视——政治童工刘胡
兰》、《烈士何必皆革命?》、《教授不是萨达姆——评某些高
校教师考评制度》、《徭役何时休?》、《刁民、刁官、刁问
题》,《中国的左况——壹个党校教员给一个党校学员的公开
信》读得尤其痛快。《再谈鲁迅精神与宪政》中“只有每个人都
445
告别绝不宽容,才会有和谐的世界”也很得我心,虽然我自己有
时候也并不宽容。因为我也是喝狼奶长大的。
前一阵子一位在欧洲的网友送来了《中国新政治花瓶的八大
特征》等几篇妙文,我抄了“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
方证菩提”给她,意思是请她劝劝她的朋友宽容一点:不要急
着现在就开始清理阶级队伍,为划定分红范围而大派“共特”、
“花瓶”的帽子,革命尚未成功呢;更不要给当局通风报信、出
点子,或自己靠在帝国主义身上而骂别人是汉奸,或自己躲在冷
气间却谴责别人不肯当烈士。
在此,作为比刘先生痴长几岁的我,只能说一句:后生可
畏!希望刘先生有更多的佳作问世。
最后,把刘大生教授的《坚持一国两制,防止“两国一
制”》附在后面,这是因为一我在香港;二我也写过几篇“一国
两制”的文章,读了他的文章,就知道自己太浮浅了,没有扰到
痒处。
我只想补充的是,中共当局为了“养寇自重”,他们正在制
造“藏独”、激化“台独”;这既可以转移大陆人民反贪污、反
腐败、反压迫、反掠夺的斗争方向,又可以在“爱国主义”的幌
子下镇压不同意见者,和要求维护本身权利的弱势群体。
试想,如果达赖喇嘛回到大陆,西藏平安无事;陈水扁坐到
谈判桌旁,那么中共当局还有什么借口对内搞恐怖主义,对外叫
嚣“台海一战”?如果没有了陈水扁这个假想敌,中共当局还有
什么借口搞扩军备战,大买杀人武器以“提高执政能力”即镇压
446
人民的能力?
当局除了强迫西藏独立,希望台湾独立之外,更想让香港也
独立。这并非危言耸听,这是中联办副主任李刚先生的金口玉
言。李刚于2004年10月15日在中共广东省委欢迎香港青年代表团
的宴会上如是说:“内地有一首歌,叫《常回家看看》。今天大
家回到了广东,就是回到了自己祖国的怀抱。”意思是香港是另
一个国家,比加盟共和国之于苏联还不如呢。这是党的喉舌《大
公报》2004年10月20日用白纸黑字印出来的,可谓铁证如山。
所以刘大生要防止“两国一制”,谈何容易。再说,“爱
国”早已经成了红色大肥猫、新旧电池的专利品而与普罗大众无
缘了。
结论是:“爱国”就是空谈,卖港才能暴富;“两国”本来
恩赐,“一制”早入党库。(21SEP2006于流浮山寨)
附:刘大生《坚持一国两制,防止“两国一制”》
一,一国两制的实质
什么叫一国两制?邓小平解释说:一国两制“就是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内,10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
行资本主义制度。”①什么叫资本主义?邓小平说:“搞资产阶
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②因此,对于香港来说,一国
两制意味着两点:第一,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一个
地方,一个城市;第二,香港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特别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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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自由化又是什么呢?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多党竞
争、新闻自由和3权鼎立。在《邓小平文选》中,凡是谈到反对资
产阶级自由化的,无不是反对多党竞争、新闻自由和三权鼎立这3
项内容的。
因此,根据邓小平的理论,实行一国两制,就是在一个国家
内,大陆搞一党领导,新闻导向和议行统一,在香港搞多党竞
争、新闻自由、三权分立。
可见,坚持一国两制,就是要坚持在大陆搞一党领导,新闻
导向和议行统一,在香港搞多党竞争、新闻自由、三权分立;在
大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香港坚持、维护资产阶级自由化。
内地和香港,要各自坚持自己的政治本分,才有一国两制。
香港太小,大陆太大,香港要改变大陆恐怕是蚍蜉撼大树,难于
上青天;大陆要改变香港恐怕是探囊取物,易如反掌。因此,坚
持一国两制的关键是大陆不干涉香港的多党竞争、新闻自由和三
权分立。香港没有这3个东西,就不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就不叫资
本主义,就没有了一国两制。如果香港没有政治上的自由化,它
就不是特别行政区,至多是一个经济特区。因此,要坚持一国两
制就必须明确:香港不是深圳,不是海南,不是浦东,不仅仅是
一个经济上的特区。
二、“两国一制”的表现
什么叫“两国一制”?这是1997年7月以来在香港问题上出现
的一种倾向。香港与中国的关系本来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但是
这种关系有可能发展成为附庸国与宗主国的关系。把香港变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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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附庸国,并且要求附庸国在政治制度上与宗主国保持一致,
这就是“两国一制”。这有以下一些表现:
第一,香港人在香港不用依法向中央政府纳税。这就像当年
的朝鲜王国对于大清帝国一样。
第二,香港人到大陆投资享受的不是中国人待遇而是外国人
待遇,所投资的企业一律称为“三资企业”,享受中外合资、中
外合作、外资独资企业的一切优惠待遇。可见,香港人变成了外
国人。
第三,香港人不用服兵役,不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防义
务。这也是保护国的待遇,就像当年的外蒙古人,尽管要听苏联
的话,却不要到苏联服兵役一样。
第四,大陆民众打电话到香港,电信部门一律按国际长途电
话对待。
第五,大陆民众向香港发邮件,邮政部门一律按国际邮件处
理。
第六,新华社和CCTV经常发布“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香港客
人”一类的新闻,香港人到北京仍然是客人而不是主人。
第七,香港的多党竞争基本不能实现。
第八,香港的新闻自由受到严重限制,自由度大不如前。
第九,香港的行政主导有些过头,三权分而不立。
第十,香港有区旗、区徽,俨然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气派。
三、如何坚持一国两制
香港和内地矛盾重重并不奇怪。两个国家之间的两种制度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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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发生矛盾,一个国家内的两种制度怎能不发生矛盾呢?一国两
制历史上多次出现过,但是实施起来困难多多。西汉前期的郡县
与封国,南北战争前的美国南方和北方,抗战时期的国民党统治
区和共产党统治区,1949年至1959年的西藏和中原,都是合法的
一国两制,同时也都是矛盾重重。但是,既然已经计划好要实行
一国两制,就应当坚持下去。一国两制不是新发明,但若实施好
一国两制那倒真正是一个伟大的壮举,因为历史上没有先例。
1,化解不愉快心理
一国两制的目的是保持香港繁荣稳定,但是实施一国两制可
能会让大陆方面有些不好受。大陆方面应当尽量化解香港的自由
化所带来的心理不愉快,明确以下几点,不愉快就能化解。
第一,香港人可以骂党和国家领导人是邓小平的承诺③,不
宜轻易变更。
第二,如果不允许香港人骂党和国家领导人,就等于没有一
国两制。资产阶级自由化说到底不就是骂领导人吗?骂领导人是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本性、本能,而不是香港人故意和大陆过不
去。
第三,香港的自由化的法定期限只有50年,忍一忍,50年很
快就过去了。尽管邓小平说50年以后香港的制度仍然可以不改
变,但是那毕竟不是法定的。50年过后,大陆想对香港实行新制
度,完全可以重新构造。第1个7年已经过去,还有6个7年多一点
的时间,很快也会过去,何必着急呢?
2、大陆方面别指望用“两国”换取“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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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两制没有一国一制舒服,但是“两国一制”弊端更大。
“一制”会导致港人失去信心,不利于香港稳定。既要香港繁荣
稳定,又要香港与大陆保持高度一致,仅仅靠“两国”是不够
的,还需要劫贫济富,不断加大对香港的经济援助和财政补贴,
实行全面赎买。但是,劫贫济富的赎买政策必然导致大陆民众的
心理失衡,还会诱导大陆资金通过香港转变成所谓的外资享受特
权待遇;更重要的是,对香港搞“两国”会诱导、鼓励台湾独
立。
3、香港人要做出牺牲,不能什么好处都要
在香港方面,如果要享受真正的“两制”待遇,就必须坚决
维护“一国”前提。只能用“一国”换取“两制”,而不能既享
受“两国”待遇又享受“两制”待遇,好处不能全让你们沾了。
现在流行一种说法,叫做“港人治港就是爱国者治港”。好啊,
既然谈爱国,以下四点必须做到:
第一,在香港设立国税局,征收国税,税率与内地各省平
等,不纳税就是不爱国。世界上哪有“爱国不纳税”的道理?
第二,在香港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香港适龄青
年与内地适龄青年一样平等服兵役,参加国防军,否则就谈不上
爱国。世界上哪有“爱国不服兵役”的道理?
第三,在大陆的香港资本放弃特权待遇,接受国民待遇,否
则就是不爱国。世界上哪有“爱国者不愿接受国民待遇”的道
理?
第四,香港的爱国者还应当接受“两制”。要在香港坚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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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又坚决不到大陆搞资产阶级自由化,
坚决不反对大陆方面在大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在香港反
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或者跑到大陆来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反
对“两制”,就是不爱国。“两制”是《宪法》第31条的安排,
接受“两制”就是接受《宪法》。世界上哪有“爱国不爱《宪
法》”的道理?
做不到以上四点,谈爱国就是空谈,谈爱国者治港也是空
谈。
小结:莫把“两国”当恩赐;莫把“一制”当贡品。
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8、123、221页。
2004年3月2日于南京求稗书斋
电话:025-84469988-5515,025-86529942
电邮:qbsz@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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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里乌里、哈罗哈八”的
芭蕾舞剧《牡丹亭》
一、芭蕾舞剧《牡丹亭》成心让人看不懂
善作剧楼主人沙叶新先生在1994年香港当代华文戏剧国际
研讨会上,作了一个精彩的发言:“乌里乌呀、哈罗哈八、加
加加、嘎嘎嘎、发发发、咋咋咋、呼啦呼拉、滴滴答答、噫噫
噫噫噫噫噫噫、罗罗罗罗罗罗罗罗、莫莫莫莫莫莫莫莫、斯
斯斯斯斯斯斯斯、洪罗洪罗洪罗洪罗洪罗、朱羔朱羔、数数
数数、咳咳咳咳、嘻嘻嘻嘻……”发言之后,他问主席台上
的一位专家,“是否听懂我的话?”这位专家惊奇极了,说
“听不懂。”在场的所有会议代表都面面相觑,惊诧莫名。
沙叶新解释说:我刚才说的是一种极为独特、极为个性化的
抽象语言,它们生动而形象的表现了我的一种特定的感觉、特定
的情绪、特定的印象。诸位不必考虑我的这种语言懂与不懂,因
为只有小学生才提出这样的问题。(沙叶新:《抽象发言》)
沙叶新所以要用这种“抽象语言”来发言,还建议将这种不
需要弄懂的抽象语言作为大会的法定语言;是因为这次会议不论
在会上和还是在会下都有一个问题经常引起与会者的争论,即:
戏剧要不要让观众看得懂。
一种意见认为:戏剧是演员当众表演的故事,当然要使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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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懂;这一种意见据说比较传统、比较陈旧,说起来也小心翼
翼,不那么理直气壮。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懂与不懂是小学生提出的问题。你欣赏
一朵花,只要觉得它美,就无须要弄懂它是什么意思;你欣赏一
首乐曲,只要觉得它动人,也无须要弄懂它的含义;你欣赏一
幅抽象画,只要感觉到了它的内在精神,也不必去搞懂它的实际
内容;欣赏戏剧,尤其是现代剧更是如此。这一种意见据说是
比较先进、比较精深,所以论述起来也踔厉风发、义正辞严。
于是“憋不住了”的沙叶新,就作了如上的发言;之后有人
对他说:“我这次来香港,最大的收获是本以为有些新潮的戏只
有我或者我们大陆的一些保守的人看不懂,这次才明白原来香港
和外国好多戏剧专家也看不懂。以后啊,再也不必像《皇帝的新
衣》那样不懂装懂了!”(沙叶新:《抽象发言》)
在沙叶新这个讲话的十几年之后,我也尝到了沙叶新们所深
恶痛绝的新潮戏的苦头,这个戏就是成心不让人看懂的芭蕾舞剧
《牡丹亭》。
二、不中不西、不汉不和的芭蕾舞剧《牡丹亭》
今年香港艺术节邀请了中国国家芭蕾舞团来表演芭蕾舞剧《牡
丹亭》,而且连演四场。冲着“中国国家芭蕾舞团”金字招牌和
《牡丹亭》的盛名,我也大破悭囊,花了380大元买了2等票(一等
票已经卖完),于2月9日晚上沐浴更衣、隆重其事地前往捧场。
结果,1小时50分钟的演出却让我大失所望,大呼上当。于是
我想起沙叶新“乌里乌呀、哈罗哈八”的发言,想起他引用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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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文章《巴黎当代艺术国际博览会一瞥》里的话:垃圾组合、光
怪陆离、杂乱无章、丑陋无比、反直觉。
中国国家芭蕾舞团,我想首先应该有“中国”特色;然而却
没有。在国家、政党、军队、权力、政治、舆论、意识形态,各
方面无不死守“中国”特色的中国,偏偏在娱乐(不是文艺)领
域大搞去中国化。
如果不看剧名,如果不看《说明书》,如果没有硬生生插进
去的两三句昆剧《牡丹亭》唱腔或道白,我就可能看不出这是在
演《牡丹亭》。谁是杜丽娘?哪个是春香?他是柳梦梅吗?哪里
是“湖山石边”,怎么不见“牡丹亭畔”?巨型的脑组织模型表
示做梦?梦中“厮緾”为什么要在倾斜的吊板上?
一条干树枝和几捆干树枝代表什么?宽袍大袖的歌舞伎一会
儿唱着“没乱里春情难遣”,一会儿被吊在半空。十几个打打闹
闹男女,是什么身份、互相间是什么关系?不说话的脚尖舞加上
会唱歌的能剧,再加上万圣节的僵尸乱串,芭蕾舞剧《牡丹亭》
成了不中不西的大杂烩。
我还仿佛在观赏日本国的芭蕾舞团演出,“和”味十足。柳
梦梅成了日本武士,杜丽娘像日本歌舞伎。我不是服饰专家,对
明代服装也没有研究;只是《牡丹亭》是中国明代汤显祖的作
品,昆剧《牡丹亭》演了400年左右,经过了长时间研究、验证,
即使它的服装不完全代表明代服装,起码也已经被观众甚至专家
所认可、所接受。为什么到了芭蕾舞,柳梦梅、杜丽娘就要穿上
宽袍大袖的“异服”呢?原来,芭蕾舞《牡丹亭》的服装设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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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本国的和田惠美女士,难怪!于是《牡丹亭》成了不汉不和
的“乌里乌呀、哈罗哈八”。
许多剧种都演过《牡丹亭》,但相信以昆剧的影响最大。可
是,整部芭蕾舞剧《牡丹亭》除那两句由歌舞伎唱出的昆曲,竟
然再没有一段昆曲的旋律。整个演出期间,我听到的不是故作神
秘的、声音小到听不见的“梦呓”,就是震耳欲聋、群魔乱舞的
锣鼓喧天。由高薪水的演奏家、高价格的音响器材,造出了低级
的噪音,让深受环境污染、有毒食品弄得头痛无比的前“现代”
中国人,再多受一个听觉的恶性刺激。
芭蕾舞剧《牡丹亭》的作曲者郭文景却告诉观众:他的芭蕾
舞剧《牡丹亭》音乐,是在“赏试后现代主义的多元化和反思僵
化民族风格。”原来是这样,多么的“乌里乌呀、哈罗哈八”
呀。这真是“叫我搞不懂了,不但舞台上有些戏看不懂,专家嘴
里的有些话也听不懂了。”
三、芭蕾舞《牡丹亭》与《皇帝的新衣》
沙叶新曾经批评一位香港著名戏剧家自编自导的一出戏:
“全剧有十几个不明身份、不明职业,也不明相互之间关系的男
女;只见他们在舞台上或坐或立或来回走动,神情呆滞,动作僵
硬,只有字幕上一些意义割裂的单词和画外奇特刺耳的音乐给予
观众某种含糊的提示。整个戏看不出有什么情节,弄不懂有什么
含义,全局也没有一句台词,有的只是一些玄妙的音响。”芭蕾
舞剧《牡丹亭》也正是如此。
这样“乌里乌呀、哈罗哈八”的大杂烩,居然也博得一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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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拍巴掌。鄙人虽然不才,也算受过高等教育,感觉器官也还正
常,还具有分辨香和臭的能力。我实在不相信那些大拍巴掌的绅
士淑女们真的是看懂了什么东西。他们充其量是《皇帝的新衣》
里的皇帝、太监和看客。当然,我也不能把所有大拍巴掌的都看
成“吃了亏还装占便宜”的不懂装懂者,其中或许有对演员个人
的技巧和用功的赞赏。
“当谁也看不懂谁的作品时,所有作品都消解为零,消解成
什么也不是的‘沙粒’,于是极度色彩缤纷的当代艺术反而消解
成一片色彩的沙漠。”后现代主义的芭蕾舞《牡丹亭》像“先锋
小说”一样,朦胧如天书。它的舞台语言也一样是不要逻辑,不
要词汇,不要情节,不管观众懂不懂。
这种黔驴技穷的东西或者叫“艺术”,大概还能在我们这个
愚昧、文化专制、仇恨普世价值、唯独对西方垃圾甘之如饴的国
度横行许多年,但它的前途也只能是“乌里乌呀、哈罗哈八、加
加加、嘎嘎嘎、发发发、咋咋咋、呼啦呼拉、滴滴答答、噫噫噫
噫噫噫噫噫、罗罗罗罗罗罗罗罗、莫莫莫莫莫莫莫莫、斯斯斯斯
斯斯斯斯、洪罗洪罗洪罗洪罗洪罗、朱羔朱羔、数数数数、咳咳
咳咳、嘻嘻嘻嘻……”的份儿了。
只可惜了那几个身怀绝技的芭蕾舞表演家、交响乐团的演奏家。
(2009年2月15日星期日写于37届香港艺术节期间,首发《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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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屄列传】新华社恶霸孙振军:
一条底裤就值二千多元
——读孙振军《我是怎样教育香港导游的》
新华社的孙振军对香港导游黄小姐说:他的一条底裤就值
2,000多元!我想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库扣去烂账和内外债
务后,还可以买几条这样的底裤?在还有近3亿人挣扎在温饱线
上、还有许多青年或其父母为学费而自杀、还有千千万万少年儿
童被拒于校门外、还有名为希望工程实为叫花子工程到处伸手的
时候,有人在香港女同胞面前炫耀他的2,000多元底裤,还有比这
更无耻、更下流、更狂妄、更霸道的东西吗?所以我不得不谥之
为“忘八蛋”——忘了八荣八耻的昏蛋!
一、一个新华社的工作人员的底裤就值2,000多元!
孙振军者,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通讯社——新华通讯社
即“新华社”的顾员也,自称是“内地的党的新闻工作者”(孙振
军:《我是怎样教育香港导游的》,〈杂文月刊〉2007年1月号
〔上〕,《河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以下引文除另注外,均来
自此文);男性,2006年时为30岁或以下。他明明是由纳税人供养
的国家公务员,却成了为“党”工作的不务正业者;仅此一项,
458
中国老百姓就不知糟蹋了多了寃枉钱,被榨去了多少血和汗?
孙振军炫耀他有“100平米以上的住室,且是一次将钱付清;
外面的军裤虽然不值钱,但里面的裤头是阿迪达斯的,一条就值
2,000多元。”阿迪达斯者,adidas也;是资本主义国家德意志联邦
共和国之著名品牌。孙振军没说是人民币还是欧元,就算人民币
吧,一条底裤2,000多元,也够牛屄了!我想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国库扣去烂账和内外债务后,还可以为这些老少爷们买几条
这样的底裤呢?香港第一才子陶杰说,“生痔疮、穿丝内裤”;
但我以为,生痔疮如穿丝内裤都不是什么罪过,但把丝内裤拿出
来显摆,特别是对一个香港女同胞哆嗦,就有点TMDe发疯了。
据权威方面对北京18个区、县所有在售项目的销售统计表
明,2005年北京销售每平方米均价为7,534元,2006年则为8,792
元。(《2006年北京房地产销售状况及市场分析报告》)而香港富商
李嘉诚旗下和记黄埔地产集团在北京开发的逸翠园,售价更在每
平方米8,000元到15,000元之间。
可见孙振军的房价至少是100万元,加上装修、买家俱和电器
以及手绩费、律师费、苛捐杂税,非超过200万元不可。一次过抛
出200万元,可见此子身家之丰厚。最重要的是他穿的内裤,一条
竟值2,000多元,没有几千万元甚至几亿元的家底,敢如此牛屄?
一个新华社的工作人员,拥有如此巨额财产,中纪委、监察
部驻新华社的特派员为什么不查查他的财产来源?需知胡锦涛、
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者流,目前包括职务工资、级
别工资、基础工资和工龄工资在内的月薪,也只有3.146大元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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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报》)
二、新华社以培训、调研名义搞公款旅
“2006年夏,新华社组织了一次培训、调研活动。结束的时
候,有参访港、澳实地——的安排”。孙振军等“20多名男男女
女、老老少少”,“7月1日清晨6时许”,“就起床往机场赶了。
8点多起飞,10点多到港”,一玩就是“几天”。
公款吃喝、公交车私用、公款旅游的费用每年在9,000亿人民
币以上(老戚:《十一黄金周公车私用泛滥成灾》)。官方数据显
示,至2006年3月底4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达23,500多亿元,3
大国有政策性银行不良贷款760多亿元,115个地方商业银行不良
资产达15,470多亿元。在香港出版的《动向》月刊去年12月号也透
露,仅2006年上半年,中国31个省区、直辖市党政国家机关的行
政开支,超预算达5,087.7亿元;包括新华社在内的所有机关单位
全象疯了一般地挥霍百姓的血汗钱。这相当于近两亿中国农村人
口1年的纯收入,也超过了1亿多农民工一年能够带回家的全部现
金!对此,胡锦涛束手无策:“怎么办?怎么解决?怎么总结?
这种状况不允再发生。请政治局、国务院和有关部门提出处理、
规范意见。”(《动向》)
怎么办?为什么不查查这些忘八蛋——忘了八荣八耻的混
蛋,看他们在自己公款旅游之外,又假公济私地带上了多少亲朋
好友到处吃、喝、玩、乐,肆意挥霍民脂民膏?“20多名男男女
女、老老少少”中,男女之间是什么关系?老又老到什么程度、
少又少到什么年龄?
460
三、新华社恶霸为什么要“教育”香港导游?
第一,对香港方面的接待不满意。
1),孙振军抱怨“这次参访香港方面的接待单位,却交给了一
家商业性质的旅游公司来安排”,按孙振军们的意思,新华社这
样的官方、党方、京方机构,那怕给科长拎包、拉皮条的,到了
香港也是钦差大臣,应该由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
办公室、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
司令部、新华社香港分社,至少也要香港特区政府礼宾司出面恭
迎,结果却由“商业性质的旅游公司来安排”;
2),没有劳斯莱斯、奔驰可坐,却直接被“迎上了一辆大巴
车”;
3),没有漂亮的妞儿投怀送抱,只有“一名看上去像40多岁、
实际上也就是30多岁的黄姓女导游”,残花败柳败了孙大少爷的
雅兴、大煞风景。能不火冒三丈而“因此闹出一场不大不小的风
波,”尽显新华社恶霸的威风?
4),中午“在一条偏僻背街的地下室吃了一顿所谓的‘团
餐’”,请注意这个新华社恶霸所使用的字眼:“偏僻”、“背
街”、“地下室”、“吃了”、“一顿”、“所谓”、“团
餐”,恼怒之情溢于半通不通的方块字中。这真是太委屈了住千
多平方英呎豪宅、穿2,000多元内裤的党京官老爷;照老爷的意
思,他们的午餐应该在热闹的、通衢大道的、摩天大厦顶层的旋
转皇宫大酒楼里享用真正的、流水的满汉全席。
第二,欺软怕硬,欺善怕恶的瘪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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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霸孙振军埋怨“将近夜里11点的时候”——即10点多“车
子总算将我们拉到宾馆门口——像参加强化军事训练般连续拉
练16个小时了”,而把怒火发泄在香港导游“弱女子”兼“小女
子”“黄小姐”身上。
但是这“16个小时”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原来是从当天“清
晨6时许”“起床”算起。假如孙振军昨晚没上床,而是通宵狂
赌、狂嫖或者狂吃、狂喝,难道也要把连续“拉练”48小时的账
赖在“弱女子”兼“小女子”“黄小姐”身上?实际上是“10
点多到港”至“将近夜里11点”到宾馆,也就是12个钟头;其间
除上午“走马观花似的看了几个地方”、下午“往各个景区点
卯”,而且“这天恰好是香港回归纪念日,既有庆祝活动,又是
游行示威;要么交通管制,要么绕道远行”,大部份都是坐在舒
适的“大巴车”上,很少走路。这岂可与“强化军事训练般连续
拉练”相提并论?
斧头帮爱吹牛,新华社更是假大空大本营。继承了党的不光
荣传统的新华社新贵孙振军,除骄奢淫逸、吹牛撒谎之外,连坐
“大巴车”走马观花也叫苦连天。这就是今天身娇肉贵的“内地
的党的新闻工作者的风采”!
就算“16个小时”“连续拉练”吧,不是有“香港接待方代
表、新华社领队”在“大巴车”里吗?为什么不通过他们和旅游
公司协商,更改当天和日后的活动内容呢?
孙振军们在港一切活动都是事先经双方甚至多方商定的,黄
小姐不过按照公司指示办事而已。孙振军始终不敢向“香港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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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代表、新华社领队”这两个大男人那怕吱一声,却英勇地向一
个“弱女子”兼“小女子”发难,一副欺软怕硬,欺善怕恶的瘪
三模样。孙振军居然还说要“让她见识一下内地的党的新闻工作
者的风釆、韬略”,真是厚颜无耻得可以,一副不折不扣的贱骨
头!
四、新华社恶霸孙振军的流氓“韬略”
第一,串联:在宾馆大厅的“数分钟内,我马上串联了五六
名同仁并达成共识”,抄了毛泽东遵义会议前串联张闻天、王稼
祥的旧谱,为了对付一个“弱女子”兼“小女子”;鲁迅说:中
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
群的爱国的自大”。(《热风》38)孙振军就是这么一个合群自大的
阿Q,一个以奴隶总管自居的奴才。
第二,恐吓:“我礼貌地走到黄导游面前,很客气地说:
‘黄小姐,我郑重地通知你,你被解雇了!……如果明天上车时
我们几个人发现导游还是你,将立即退团并到香港旅游局和相关
媒体投诉你。’”
第三,折磨:
1)、令“她答应首先登门诚恳道歉并在明天出发前当着全体团
员的面正式道歉”;
2)、“要求她必须到房间当面接受批评教育”;
3)、“在黄导游忐忑不安地在门口垂手伫立10多分钟后,在我
们一行数人正襟危坐之后,我们终于同意她进屋了。”
第四,丑化和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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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孙振军对黄小姐的第一印象是:“一名看上去像40岁、实
际上也就是30多岁的黄姓女导游”;
2)、“黄导游的嘴惊骇得变成一个‘O’型”;
3)、“黄导游的五官顿时变形了”;
4)、“看似弱女子的黄女士竟像一头被惹怒的母狮子,声嘶力
竭、声色俱厉地吼道”;
5)、“决定由我做代表对你进行如下严肃批评教育”;
6)、“你仅仅是个年龄比较大点的服务人员”;“服务人
员”,特别是年龄比较大点的女服务人员,在“党的工作者”面
前,更只能是俯首帖耳的奴隶而已。
7)、“你的居室仅有50多平米,上衣、裤子、鞋子加起来也
不过150多港元——我吧,100平米以上的住室,且是一次将钱付
清;外面的军裤虽然不值钱,但里面的裤头是阿迪达斯的,一条
就值2,000多元。”但是孙振军或者不知道:香港人、特别是黄小
姐这样的普罗大众,花的可都是自己挣来的血汗钱,而你们却是
把国库当党库、把党库当私库的窃贼。再说在还有近3亿人挣扎在
温饱线上、还有许多青年或其父母为学费而自杀、还有千千万万
少年儿童被拒于校门外、还有名为希望工程实为叫花子工程到处
伸手的时候,你的2,000多元底裤不是更让你的党、你的政府、你
的新华社蒙羞吗?
8)、“你这人目前尚存有港英子民意识,且地域岐视心理
太重,而职业道德风度太差——”原文如此,看来底裤虽然价
钱很贵,而肚子里挤出来的货色也不过尔尔;一个以“阿迪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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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adidas为荣的亡国奴,居然还有脸嘲笑香港人有“港英子民意
识”;这叫“阿迪达斯”其内,败絮其外了。
第五,意淫:“在以后几天的相处中,黄小姐像变了一个人
似的:说话轻声细语,笑容灿若桃花——我差一点想爱上她。”
恶霸在作恶之后,露出的是流氓嘴脸。一个男人想爱一个女人,
本无可厚非;但孙振军文章的从头到尾,无不是对黄小姐的羞
辱、作践和“刻薄”。
五,新华社恶霸怎么样教育香港导游黄小姐
新华社恶霸孙振军让曾被他“惹怒的母狮子——忐忑不安地
在门口垂手伫立10多分钟后”,才让她进房间实行新一轮的精神
折磨。于是孙振军打着官腔、扬扬得意地开始教训她:
“鉴于你今天一天来尤其是刚才的不良表现,经研究,决定
由我做代表对你进行如下严肃批评教育:第一,香港已经回归
啦,也就是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已是名副其实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领土。这一点你必须要明白。第二,从国家的根本大法也就
是《宪法》、母法到子法、下位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
区基本法》,没有一处可显示香港公民高人一等或香港公民是内
地公民的上级领导。因此,我们是完全平等的。”
孙振军在合群自大的心态下的的流氓口吻,把他恶霸的嘴脸
表露无遗了。“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现在成了孙振
军的领土:党国钦差孙振军大人才是香港人的主人;他“高人一
等”,是香港公民理所当然的“上级领导”,他有权在香港作威
作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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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香港公民”想当“内地公民的上级
领导”,倒是有非常多的“内地”的伪公民孙振军、萧蔚云、夏
勇、李刚之流,以奴隶总管的权势对香港、香港事务和香港人颐
指气使、说长道短、指手划脚,恨不得一口把香港吞了下去。
指挥一切、横行霸道的陋习和心态,不但孙振军有,还有很
多人也有;不但在香港如此,在台湾甚至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以
下是我的中国朋友最近告诉我的故事:
我到台湾旅游,是绕道第三国、持泰国签证进入的。我首先
从中国去东南亚,再乘泰航从曼谷飞往台北。与我同机的有五位
江苏省公务员,他们与我行程几乎一样,可费用高了很多,因为
公务员用的是公款,要单独安排许多特殊享受。这5人都是酒鬼,
在飞机上就拼命地要红酒、白酒、啤酒,甚至趁空姐不注意把整
瓶红酒偷拿走,弄得空姐很无奈。在台北,我和他们同住一个酒
店,第2天在大堂看到台湾警察在向他们录口供,因为带他们的台
湾女导游向警察报案:昨晚他们5个人在台北市一家卡拉OK舞厅对
她有性骚扰行为,还指其中一个姓徐的向她强硬索要护照,说要
离团两天探亲戚,因此纠纷不断。随后他们的旅途全程都有台湾
警察“护驾”,先后18次——白天在旅游景点、中午在饭馆、晚
上在宾馆——直接点名查他们护照、行踪。弄得他们狼狈不堪、
火冒三丈;一路上发牢骚说:出了钱到台湾不是来旅游而是来买
罪受,变成文革中的“四类管制分子”。最后一天,也是台湾警
察一直护送他们到机场。在候机厅,这五位同胞又与当地警察再
次发生冲突,警察交回护照给徐某时,对他说:“我们作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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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你在台湾不受欢迎。”他们五人齐声回答:“以后请我们来
也不会来,要来就跟解放军一起来。”
喝狼奶长大的党国精英大抵都是如此下作、无聊、狂妄得像
神台猫屎,让人恶心。
正是:
爱国原是真卖国,
强盗偏要假正经;
窃国分赃充阔佬,
底裤一条二千金。
(2007年1月11日于流浮山寨,首发《新世纪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