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文欣赏（一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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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粉披露：习近平不批准将毛诞辰设为法定节日
何清涟：毛左的思想误区
习近平知道胡耀邦的一句话吗？
周晓辉：否定“毛太阳”信号再释与未来变局
犯下反人类罪外媒：文革与纳粹实质相同
篡改历史知多少
毛泽东奸污李立三的妻子  杨开慧知道后大吵
与中共决裂的红军创建人揭秘令人胆寒的政治保卫局
共军在抗日中发展壮大和日军合作换武器
中共利用农民起家，却破坏了整个中国农村社会
瞎子阿炳在49年后上吊自杀的内幕
半夜，那鸡到底叫没叫？“周扒皮”真相
林彪离奇预言高岗结局：他会自杀
中共总书记遭软禁至死骨灰盒不得留真名
叶边天：1.6亿与1600万，凶残超过法西斯10倍
掸封尘：中共的“世界第一”知多少
鲍彤:“伟光正”的由来和两个决议的童话——为中共95周年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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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哈努克为何长住北京？中共如此慷慨盛情！
解密：中共高官不为人知〝特供〞〝特特供〞内幕
人家早就不保尔了，我们还在柯察金

毛粉披露：习近平不批准将毛诞辰设为法定节日
【阿波罗新闻网 2016-12-27 讯】
今年12月26日是已故中共党魁毛泽东诞辰123周年纪念日，官方毫无动作，各地毛左则纷纷举行庆祝活动，并称此日为“人民节”。有毛粉透露，习当局不同意将毛泽东生日作为法定节假日。
毛泽东冥诞日，虽然官方并无举办纪念活动，但是各地均有民间发起的纪念活动。毛泽东的故乡湖南韶山，数万人拉横幅举红旗纪念毛泽东诞辰。在25日上午，韶山还举办了一场健身长跑赛暨纪念毛泽东诞辰活动，各地毛粉一千多人参加。据报道，主办方特别邀请遵义、井冈山、延安等“革命老区”的群众参赛，又在现场设置多个小型展板，回顾毛泽东的一生。
山东临沂毛粉模仿文革服饰庆祝毛泽东生日（网络图片）
此外，福建福州当天也举办一场名为“纪念毛泽东畅游长江50周年”的冬泳活动，200多名冬泳爱好者在闽江公园华龙园下水，游泳长度为一公里。
山西大学众多学生与民众在毛泽东雕像前升起写有“人民当家作主”等红色灯笼气球，并播放当年歌颂毛泽东的歌曲和音乐，还打出不过“圣诞节”，要过“人民节”的标语。
毛粉：中共中央不同意设立“人民节”
82岁的四川乐山老人刘金华26日对自由亚洲电台说，改革开放以来当官的富了，多数人相对贫困。所以广大群众怀念毛泽东时代。近期有人要求中央将12月26日定为法定假日，高层不准：“中央出了文件，都在否定毛泽东。乌有之乡的负责人写了一博客，就是关于‘人民节’的问题，有人给他打招呼，纪念活动可以搞，但是不能够提人民节。因为人们要求把毛泽东的生日作为法定节假日，他说中央不同意”。
被问及今年各地民众纪念毛泽东的情况时，这位毛粉说：“各地都在搞，特别是毛主席的家乡，那是几万人。还有北京、天津，河南、山东都有”。
何清涟：毛左的思想误区
当今的中国，毛左思想还大有市场，毛粉成员不只赤贫的底层民众，也不乏大学教授等高级知识分子。
当年薄熙来在重庆大搞“唱红打黑”，被视为毛泽东当年“打土豪”、“工商改造”的翻版。薄熙来也因为企图复辟“毛时代”而在毛左中获得极大声望。薄也曾打算依仗江泽民的支持，籍此路线冲击中共最高权力宝座，但其政变阴谋因王立军出逃事件而付之东流。
旅美经济学家何清涟曾分析，毛粉的理想就是回到毛泽东时代，从社会阶层分布看，其主体是中国的社会底层、已届退休年龄的党政事业机关干部，以及少部分文革结束后被当作“三种人”清算的人士。从地域分布看，主要集中在老少边穷地区。
毛粉中的主流意见认为共产党一党专制没有问题，只是如今的政府腐败恶劣，资本对工人阶级的盘剥、社会财富分配不均成为各种社会矛盾的根源。因此，他们臆想了一个毛泽东时代，并将公平、清廉、没有贫富差距、人人都有工作等理想当作毛时代的特点，努力要求回到计划经济的毛时代，认为当今社会的诸多问题都是市场经济造成的。
对此，何清涟曾在《诅咒市场经济错在哪里？》一文中指出这篇网文犯有两大常识错误，一是偏离了计划经济下中国的实际情况；二是忽视了市场经济的影响依赖于政治制度，政治制度不良，推行经济市场化的结果必然是权力强干预下的半吊子“市场经济”。该文所列市场经济下产生的大多数问题（除了失业之外），在民主国家的市场经济中很少出现；即便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这些问题也不如中国严重。
毛粉有意忽视毛时代的中国是毛泽东暴政管治下的巨大动物庄园。毛用逆向身份歧视的方式取得社会底层的支持，用阶级斗争打压上亿人口的庞大人群，制造社会恐惧，实现以红五类为主的社会群体对黑五类的阶级压迫甚至肉体灭绝，整个社会极度贫困化，生活物质需要依靠票证配给。因此，毛粉要求的理想社会其实是专制+财富平均分配+打击政治贱民。
89学运领袖，时评家王德帮在《当今中国社会各阶层对反腐的立场浅析》分析，重庆事件后，查出一些毛左知识分子得到薄熙来权力集团资助而为之鼓与呼的情况，就说明这些毛左宣传的公平与为弱势代言角色，其实是个噱头。相对来说，右派自由主义者本能疏离权力，保持对权力一份警惕，从而独立性相对要强一些。但是，由于极权体制下权力的无所不在，使右派自由主义者在生存需要下，常常也显得独立性坚守不足。
而那些与权力长期媾合的，假借学术名义而替权力呼号的吹鼓手们，他们长期寄生于权力体制，事实成为权力的衍生体，他们当然从骨子里抗拒反腐。如重庆事件后暴露出来的那批毛左们，当然还有一大把打着马列旗号，为极权辩护而抵制人类普世文明的学棍们，他们对反腐是抵制的，他们会通过各种形式来抹黑反腐，消解反腐的正义性。
阿波罗网于飞报道

习近平知道胡耀邦的一句话吗？

1953年，毛泽东（左）、胡耀邦（中）以及罗瑞卿（右）在北京一起讲话。（网络图片）
【大纪元2016年09月05日讯】（大纪元记者林南综合报导）在前中共党魁毛泽东去世40周年前夕，日本女作家远藤誉发表评论文章，希望中国人民了解中共的历史真相，并期待习近平也了解中共的真相。她认为，如果真相被中国人广泛认知的话，中共政权就会崩溃，而这也正是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观点。
远藤女士8月31日在《日本新闻周刊》发表评论文章说，胡耀邦于1979年2月在演说中突然说了一句话：“要是让人民知道了我们共产党的历史，人民就要起来推翻我们了。”
这段历史的见证人是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辛灏年。在文革（1966年至1976年）之后不久，“全国长篇小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辛灏年作为初出茅庐的青年作家也被邀请参加，与会者约30人听到了胡耀邦的这番话。
远藤女士说，胡耀邦是知道真相的人，“胡在讲话中所说的话，与我的书的结论完全一致。”
远藤女士去年出版了新著《毛泽东与日军共谋的男人》。她指出，延安时期，毛泽东领导共军，与重庆政府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队一起“国共合作”，尽管毛声称“要协力打击日军”，但在背后却将国民党军队的军事信息高价卖给日方，这些钱用于发展壮大中共军队。
远藤还说：“作为一名作家，我想通过以下方式说：如果有很多中国人开始意识到毛泽东的真实情况，中共政权很快就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和执政的合法性，它会崩溃。”
“胡耀邦就知道毛泽东的真相。”
她写道，“将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从监狱中解救出来，还其清白的人，正是胡耀邦。对于胡的这个信息：‘要是让人民知道了我们共产党的历史，人民就要起来推翻我们了。’，我想知道习近平怎么看待？”
她期待日本舆论和国际舆论，尽快广泛承认这一事实，希望以讲道理的方式对中共政权形成包围之势，而不是通过武力来实现。这样，很多中国人就可从被压迫中获得解救，或者能够恢复做人的尊严。
她强调，只有自中共政权崩溃的那一天开始，中日关系才会实现正常化。
今年9月9日是毛泽东去世40周年。她说，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看着中国现政权如何对毛泽东进行评价。
远藤誉是位日本女作家，物理学家，以及社会学者。她于1941年出生于中国吉林省长春市，经历过国共内战后于1953年返回日本。现任东京福祉大学国际交流中心主任，筑波大学名誉教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客座研究员、教授。

周晓辉：否定“毛太阳”信号再释与未来变局
【大纪元2016年08月05日讯】中共前党魁毛泽东的真面目，随着越来越多的史料和回忆录的披露，随着海外媒体的大力揭露，而逐渐为人们所了解。
毛不仅通过一场场运动，残害了数千万的中国人，而且其对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的巨大破坏，特别是其发起的文革，彻底“革”了中国文化的“命”。更为可怕的是，人们被迫放弃了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的儒、释、道三家的信仰和遵从，这直接导致了文革后中国人道德的迅速下滑。
这同时还是一个有着荒淫、糜烂生活的中共党魁，被其蹂躏的女性成千上百，而中共高调宣扬的毛妻杨开慧，临终前对其的血泪鞭挞，更是将其画皮揭开。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嗜血成性、杀人如麻、毫无道德感的中共党魁的尸体，却在死后堂而皇之的躺在天安门广场上，甚至还在2012年被纳入申遗的范围，真真滑天下之大稽，而这让那些冤死、被迫害的国人情何以堪？而且从风水学的角度看，将坟墓建在北京的中轴线上，显然不是什么好兆头。
值得关注的是，几年过去了，申遗的声音甚少听见，反而传出了毛坟墓要搬往韶山的消息。据悉，今年中共两会前夕，曾有提案要求将“毛纪念堂”迁出天安门广场。而香港《争鸣》杂志2016年8月号披露，2016年6月下旬，中共政治局通过了有关“毛纪念堂”搬迁至湖南韶山的决议案，25名政治局委员中，23票赞成，2票弃权，无一反对。
报导还提到，提案获得通过后，习近平发表讲话称，“毛纪念堂”的问题早晚要解决，不能以任何非正常甚至非法理由来继续保留下去。他还引述邓小平等人的话表示，兴建纪念堂是严重违背相关决议的错误决定，“不能强调当时政治环境来掩饰有关决定的错误，造成后遗症”。对于何时搬迁，习近平的说法是：如果本届余下时间不能顺利解决，下届任期内也一定要解决。
中共政治局会议通过这样的决议，虽然看似不同寻常，但这却与此前现当局一再释放的“去毛化”相契合。如2013年底习近平取消纪念毛的晚会，纪念规格降低；2015年习近平访美时送给美国高中生批评毛的中国历史老师袁腾飞的书籍；河南一座36米高的金色毛雕塑被高层下令“夷为平地”；中青报微信公众号“海运仓内参”曾发文称诞辰纪念活动“是观测中国政坛风向变化的重要参考”。
再如今年3月以来，大陆有习阵营背景的财新网接连刊登了否定“毛太阳”、否定文革的以古喻今的系列文章，并提出了“真相委员会”、“转型正义”等。
在文革发动50周年，结束40周年之际，在习阵营借由反腐拿下江派多名大员之时，在习近平掌控军队等各方面权力并一再释放变局信号的前夕，“去毛化”的一系列表现，尤其是高层近日通过将毛坟墓迁出天安门广场的决议，无疑在向外界传递高层对文革、对毛的真实想法，而历史已然表明，还原历史、反思历史必将是中国迎接未来大变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惟其如此，无数禁区才能被打破，中国才能迎来一个不一样的明天。

迁毛尸辛子陵：毛时代已经过去新时代将开始
田溪北京时间: 2016-08-03 03:36:51
  【摘要】近日，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再次发起联署议案将毛纪念堂迁至韶山。议案在中共政治局讨论表决时获得高票通过

近日，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再次发起联署议案将毛纪念堂迁至韶山。议案在中共政治局讨论表决时获得高票通过，习近平在表决后发表讲话指，兴建纪念堂是一个错误决定。中共党史学者、原军院出版社社长辛子陵评论认为，毛时代已经过去，新时代即将开始。

据香港《争鸣》杂志8月号披露，前中共党魁毛泽东纪念堂自上世纪70年代建成后，海外及大陆民间就一直存在反对声音，2016年6月下旬，中共政治局投票表决该决议案，25名投票的政治局委员中，23票赞成，2票弃权，无一反对，议案意外获得高票通过。

据报，王岐山在代表联署就该提案作出说明时表示，毛纪念堂从决定兴建到举办仪式，再到确立地位等做法完全是错误的，“违背了社会发展進步里程”；习近平在会上讲话：关于毛纪念堂的问题早晚要解决，不能以任何非正常甚至非法理由来继续保留下去。兴建纪念堂是严重违背相关决议的错误决定，“不能强调当时政治环境来掩饰有关决定的错误，造成后遗症。”

2日，中共党史学者、原军院出版社社长辛子陵认为，这个决议很重要。18大新班子组成不久就做了这个决定，要把毛遗体迁回韶山，但是一直动不了，就是因为党内有不同意见，当时毛左势力还很大。现在变化很大，23票赞成、2票弃权、无一反对。看起来这件事情很快要办。

“这件事情一做，向全世界传出一个信息：习近平不要走毛泽东的道路，不是第二个毛泽东，不是要象他那样搞专制独裁，来给国内民众、军事界，也给他们一点清凉剂，现在军事界有些人就是咬定了习近平要当小毛泽东、要专制独裁、要走毛泽东的道路，对他進行一些（攻击），说一些不好的话，用他们的判断去影响群众，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辛子陵谈到，今年1月，河南开封通许县朱氏岗村建了一36米的毛雕象，习近平建议拆了。这次动作就更大了，要拆除毛纪念堂。这表明，习近平一定要走民主宪政之路。

“因为你要肃清毛的影响，不把个人崇拜这种风气在党内降下来，清算不了毛泽东。这个事情是个很好的事，习近平用这个行动表明了自己将来执政的方向、自己的政治倾向。将来习近平一定会领导中国走民主宪政的道路，不会回到毛的路上去，这个许多朋友看了，应该相信这一点。习近平跟着他爸爸风风雨雨怎么走过来的，他不知道吗？如果走毛泽东的道路是什么结果？”

辛子陵表示，毛时代过去了，新的时代即将开始。

“毛泽东死了不到一个月，老婆侄子就被抓起来。他不得人心嘛，所以应该说迁移他的尸体为标志，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以后一个新的时代就开始了。”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田溪采访报道

喻智官：红二代罗点点、马晓力警言：“再不反思文革，历史将不再给我们机会”
——有关文革的真相、反思和忏悔
三年前，张红兵公开忏悔在文革中犯下的「弑母」罪行，引起巨大反响。一九七○年，张红兵全家辩论是非，张红兵的母亲方忠谋为刘少奇翻案，反对毛的个人崇拜，反对到处挂毛像。张红兵的父亲去揭发妻子，张红兵尾随父亲，如果父亲不检举，他连父亲一起检举。他写了《检举揭发罪恶滔天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罪行》的材料，并在文末喊「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枪毙方忠谋！」最后，她的母亲真的被枪毙了。
【阿波罗新闻网 2016-09-06 讯】
作者：喻智官
反思还是不反思文革？
时值文革爆发五十周年，刚跨入二○一六年的一月，微信上就有人提出反思文革的话题，罗点点随即发出《我为什么不愿反思文革》一文，引出她和马晓力之间「要不要反思文革」的商讨。罗点点和马晓力的父亲都是中共高官，她们的父亲在文革中遭殃，她们也受到株连。她们的独特身份和经历，使她们的商讨得到不少人的关注。
罗点点不愿反思文革的理由是：一，被人讚誉的德国人反思忏悔纳粹罪行是从权力拥有者开始的，在华沙犹太人殉难纪念碑前下跪的是德国总理；二，在无法获得文革真相的条件下如何反思？
罗点点寻求真相先于反思的意念不难理解，因为连她父亲罗瑞卿倒台那样的大桉至今尚无定论，教她如何反思？
文革第一大案「罗瑞卿倒台」
罗瑞卿在文革前夜失势，是第一个被打倒的走资派，也是文革第一大桉，更是文革第一「谜桉」。罗点点在《红色家族档案》裡陈述：林彪是打倒罗瑞卿的始作俑者，因为他认为罗瑞卿只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汇报，而不把他放在眼裡，有野心想夺他的权。令罗点点的母亲郝治平想不通的是，毛泽东为何认同了林彪？罗瑞卿一生对毛忠贞不二，身为公安部长却更像毛的大警卫员：毛喜欢游泳，为了防止毛出意外，罗瑞卿五十多岁了还去学游泳，遗书上还不忘叮嘱孩子们「听毛主席的话」。毛竟然怀疑愿意为自己肝脑涂地的忠臣？罗点点的结论是，毛为了掀起文革打垮身边的「赫鲁晓夫」，需要林彪作盟友，为此先为林彪清除政敌，不惜把罗瑞卿当做棋盘上的牺牲品。
然而，林彪女儿林豆豆所知的情况截然相反，她曾登门向罗点点说明，林彪为罗瑞卿下台之事流泪。罗点点闻之不置可否。女作家舒云依据林豆豆和林彪秘书等人提供的线索，在《林彪画传》中对此作过详尽分析。一九六二年，林彪身体欠佳，毛泽东让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贺龙和刘少奇、邓小平关係密切，罗瑞卿又按「毛的指示」协助贺龙，也成了刘、邓线上的人。罗瑞卿身兼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等要职，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毛感到了威胁。毛要扳倒刘少奇，就打兔子先搂草，把罗瑞卿拿下。
不过，当时参与其事的吴法宪、邱会作等人又另有说法。自从六二年贺龙主持军委后，罗瑞卿疏于向林彪汇报，擅自在军队搞大比武，违背林彪的「突出政治」方针，引发林彪不满。同时，罗瑞卿权倾一时，怠慢和恼怒了叶剑英等将帅。邱会作断定，林彪是得知毛有倒罗意图后顺势而为。吴法宪说，「罗瑞卿的下台，提出问题的是林彪，但下决心的却是毛泽东。决定召开上海（倒罗）会议并亲自坐镇的是毛泽东，要邓小平在北京召集会议继续批判罗瑞卿的是毛泽东，决定撤销罗瑞卿的军职，并分别由叶剑英、杨成武继任的，也是毛泽东。」就是说，是毛利用林彪等将帅对罗的不满去除掉心头之患的。
确实，在毛成为中共一把手拥有绝对权威后，只有他高明地拉一派打一派，何曾有被人利用为下属打击政敌的例子？林彪想取刘少奇而代之，也是以谄媚和吹捧毛的手段去博得，哪敢以毛为他先翦除政敌为交换条件？所以，吴法宪等人的说法比较接近事实。
但罗瑞卿在毛死后复出，依然认定林彪「为篡党夺权而打倒他」，而毛是听信林彪的一面之辞，错整了他。他不改对毛的忠诚，主动担任毛纪念堂管理委员会主任。罗瑞卿的言行是发自内心，还是违心地和中央保持一致，不得而知，但众说纷纭的罗桉更难釐清了。
真相在中共的黑箱裡，黑箱不打开，罗案就永远是罗生门。
叶剑英在倒罗案中的角色
如果说林彪在倒罗中的作用有点扑朔迷离，那么叶剑英的倒罗先锋角色倒是确凿无疑。叶剑英和罗瑞卿早年就有过节，在论资排辈的中共，罗瑞卿当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位在叶剑英等元帅之上，形成大将领导元帅的格局，引起叶剑英等人不满。如果罗瑞卿再目中无人，必然令叶剑英愤愤不平。叶剑英曾对李作鹏说，罗瑞卿「很霸道，目空一切，到处伸手」。所以，叶剑英先于林彪向毛告罗的状，还两次代表毛向林彪传达对罗的看法。
一九六六年三月召开批罗会议，叶剑英是主持会议的七人小组成员。叶剑英大批罗瑞卿，给他罗列了一大堆罪名，最厉害的是说：罗瑞卿反对毛主席，把林彪当作敌人，抢班夺权，还挑拨毛主席和林彪关係，妄图篡军反党。罗瑞卿自杀后，叶剑英不无幸灾乐祸地写下「将军一跳身名裂」的诗句，还在随后的批罗会上痛斥罗瑞卿跳楼自杀是叛党行为。叶剑英果然「吕端大事不糊涂」，罗瑞卿倒台后，毛让他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全权取代了罗瑞卿。毛还任命叶剑英为新组建的「首都警卫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直接对毛负责，为毛向刘少奇进攻前控制首都保驾护航。叶剑英在随后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并成为文革十年中极少数继续掌握实权的老干部之一。
在中共书写的文革历史中的叶剑英，是「二月逆流」中「反文革」干将，是抓捕四人帮的主帅，而他在倒罗等事件中的另类「功绩」则一字不提。
被抹去的另一个文革真相
何止罗瑞卿事件不见真相，文革后，中共统治集团为维护既存利益，按邓小平「宜粗不宜细」的原则，自定一套不容怀疑争论的话语体系，把坏事都推给林彪、江青集团，清算也仅限于他们的死党，其他的人事一概不问，因为邓小平等人做贼心虚，知道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许多人事都经不起追究。
就说文革初期，在《五一六通知》发表后的近两个月时间裡，毛泽东欲擒故纵，放手让刘少奇、邓小平主导运动。刘、邓明知毛的目的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整肃中共高层领导，却故意把祸水引向基层组织和民众。为此，他们以惯用的手法派工作组去大中学校，没有敌人也要製造出敌人，把运动搞成第二次反右。刘、邓定下的目标是：运动的声势要大于五七年反右；右派人数也超过当年，大中学生中要抓百分之一的右派，也就是几百万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学校领导要撤换。事后统计，先执行的北京二十四所高校就有一万多学生被打成「右派」，两千多教师被打成「反革命」。
刘、邓还亲自过问插手指导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的工作组多达五百多人，王光美担任顾问，工作组接管学校各级权力机构，对反对工作组的蒯大富等造反学生进行无情弹压。刘少奇还通过在北师大一附中的女儿刘平平指导运动，该校工作组把百分之九十的干部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帮分子」；围攻、斗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班主任。
邓小平也把女儿邓榕就读的北师大女附中当「典型」来抓，工作组让女附中的干部统统「靠边站」，绝大多数的校领导和教研组长被揪斗，大部分班主任被围攻。八月五日，工作组已经撤销了，学生继续斗黑帮，最后活活打死副校长卞仲耘。邓榕和刘少奇的另一个女儿刘亭亭都是凶手之一，「又高又大穿军靴的红卫兵」刘亭亭在卞仲耘身上踏上一脚。当晚，邓小平的两个女儿邓楠、邓榕去卞仲耘家，警告卞仲耘丈夫王晶垚说，「不能讲卞仲耘是被女学生打死的」。王晶垚为追查妻子的凶手奔走了五十年，因为涉及刘、邓两位公主，当局不予理会，至今卞仲耘之死仍是「无头案」。
所以，在官方的「文革史话」中，可以看到邓朴方被造反派迫害跳楼截瘫；王光美被清华大学造反派批斗的场面，却看不到邓榕、刘亭亭参与打死卞仲耘的记录。
可见，文革过去五十年了，罗瑞卿倒台和卞仲耘之死这样的大案尚且成为「谜桉」和「无头案」，不知还有多少无名冤案被销毁，这正是罗点点难以释怀的困惑。
在寻求真相中反思文革
马晓力理解罗点点基于自己经历的心境，但还是认为，正因为权力拥有者掩盖真相和恶行，更需要平民百姓自己来补救，「儘管我们非常无力非常弱小，但是我们每一个弱小的人，都说出所闻所见的真相，每个人的记忆积累起来重合起来，就会越来越接近真相」，我们「有责任让后人知道真相！」
许多实例佐证了马晓力提倡反思的积极意义。如前述的邓榕和刘亭亭行凶恶行，如果目击者不反思揭露记录在案，就会在官方的隐瞒下湮没于历史尘埃。三年前，张红兵公开忏悔在文革中犯下的「弑母」罪行，引起巨大反响。一九七○年，张红兵全家辩论是非，张红兵的母亲方忠谋为刘少奇翻案，反对毛的个人崇拜，反对到处挂毛像。张红兵的父亲去揭发妻子，张红兵尾随父亲，如果父亲不检举，他连父亲一起检举。他写了《检举揭发罪恶滔天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罪行》的材料，并在文末喊「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枪毙方忠谋！」最后，她的母亲真的被枪毙了。此类灭绝人性的桉例，真切地记录了文革的社会实态，胜过任何空泛的解释。类似的案子在文革中不胜枚举，需要更多的人像张红兵那样站出来反思披露。
所以，马晓力提醒文革亲历者，文革过去五十年了，「我们再不反思文革，历史将不再给我们机会！」
更深的忏悔──文革始于文革前的罪孽
对此，罗点点进一步回覆，她的「不愿反思文革」，除了不满当权者隐匿真相，还有更深沉的担忧。罗点点借助德国电影《缄默的迷宫》的故事：一位检察官「在调查中发现自己在战争中失踪的父亲不仅仅是一名职业军人，同时也是纳粹党员的时候，他的恐慌达到极限！他动摇了。」她反求诸己地设问，「我们这些人中谁也没有不反思文革的权利。可是反思、追问、深究的结果是什么？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她的意思是，正如有人指出的「文革始于文革前」，如果深入反思文革，必定会追究文革的来由，也就是文革以前的一系列运动，乃至中共本来意义上的道统。她没有说出的话是，深入追究，必须有审父（辈）意识。就拿罗瑞卿来说，他虽然是文革的受害者，但一九五九年曾追随毛狠批彭德怀，也是一个助纣为孽者。文革时罗生病住院，隔壁病室是彭德怀，他还感到委屈「怎么把我和他关在一起？」更别说他一九四九年后担任了十年公安部长，在镇压民众中不知犯下多少罪过。作为如此前辈的子女，是否具备承担审父的勇气？
马晓力毫不含煳地回答：文革确实是四九后一波连一波政治运动的集大成，也是历次运动后拒绝反思的恶性循环，在我们的父辈们「手上死这么多人难道能逃得过良心的追讨问责吗？虽然我们没有资格为父辈们承担这个罪责，但是我们的良心不容我们故意迴避和刻意遗忘这历史的惨剧！这份良心债我们应该认！必须认！否则我们还有什么人性可言！我们替我们的父辈应有负债感、负罪感！」
马晓力的肺腑之言充满人道主义情怀，提升了她和罗点点探讨反思文革的深度。多年前，林彪的大女儿林晓霖看了《往事并不如烟》后打电话给章诒和说，「……我的父辈对不起你的父辈，我们共产党对不起民主党派。我们共产党对不起所有的受害人，对不起所有知识分子，更对不起所有的老百姓……」我们从罗点点、马晓力、林晓霖身上看到，红二代不是铁板一块的，她们在「堡垒内部」的深刻反思进而反叛，是推进中国民主的一份重要力量，值得我们点赞和支持。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江一　来源：《争鸣》2016年9月号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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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华力挺马晓力举报刘云山传大会堂管理局长被炒

【阿波罗新闻网 2016-08-04 讯】
近日港媒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北京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局长严沛因5月2日那场红歌演唱会被免职。但此消息未获官方证实。5月2日，中宣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红歌会，曲目包括文革时必唱和崇拜领袖的歌曲。红二代马晓力随后向栗战书反映，认为这场活动演出内容涉嫌替文革招魂，给习近平“挖坑”抹黑。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华表示支持马晓力举报。阿波罗网评论员认为，江派刘云山操控中宣系统用“高级黑”“捧杀”习近平的手法这次暴露无遗。

今年5月2日，56朵花在人民大会堂唱红歌，引起红二代不满
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局长因红歌会被免职
据苹果日报3日报道，北京消息透露，北京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局长因5月2日那场红歌演唱会被免职，但没说明被处分的时间和官方理由，只表示局长“因5.2红歌会免职了”。资料显示，人民大会堂管理局为局级机构，属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下属；现任局长严沛。曾举报5.2红歌会的中共红二代、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马文瑞的女儿马晓力表示“不接受港媒访问，不清楚”。

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局长严沛
胡德华力挺马晓力批红歌会
报道称，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华表示不清楚事件，但“有马晓力站出来（举报红歌会），我表示支持”。胡同时批5.2红歌会：“那东西叫艺术吗？毫无美感。有人的青春就是那么过来的，他们愿意唱他们就唱吧，我是很烦（文革）那些东西。”至于有高官因此被中央处分，胡表示“如果真有那么回事，搞清楚了，该欣慰那再说吧！”
挖坑抹黑：传王岐山栗战书介入调查
今年5月2日，即文革50周年前夕，被称为“社会主义少女天团”的“五十六朵花”组合，在人民大会堂演唱赞颂红色革命及热捧领袖的《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红歌，其中包括文革时必唱、充满领袖崇拜味道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压轴歌曲是《包子铺》《在希望的田野上》《不知道怎么称呼你》。舞台也以富文革色彩的宣传画作为背景。【阿波罗网曾报道：刘云山对习近平不依不饶被红二代告给栗战书】
据陆媒报道，该演出由“中央宣传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教办公室”、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共青团中央中华未来之星全国组委会、中国歌剧舞剧院主办，票价由人民币380元到2080元不等。
政协副主席马文瑞之女马晓力，在演出落幕后上书中办主任栗战书，指演出内容中充斥“文革”镜头，大有“文革”再现之感。马认为，这一事件是“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是一起严重开历史倒车恶劣事件！
香港《明报》报导说，马晓力认为，这场活动演出内容涉嫌替文革招魂，大搞个人崇拜，给国家主要领导“挖坑”抹黑。
据马晓力透露，中央纪检部门也已介入，正在调查该演唱会。她指演唱会“无论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有问题，必须严肃查处，肃清影响”。
另有海外消息指，事件已在中共党内相当层面引起不安。质疑中宣部的动机目的为何。中办主任栗战书批示中共中宣部和文化部调查此事，并特别强调，中共中央已经决定不会就文革五十周年举行任何纪念活动，演出如果与纪念文革有关，属于违纪行为，要严肃处理。
分析：刘云山大搞“文革复辟”，干扰对江曾的攻坚战
大会堂红歌会后，马晓力在接受港媒凤凰网专访时进一步表示，高层有人制造了一个局面，利用搞个人崇拜来“挖坑”，而这种高级黑的目标就是习近平。此文后被删除。
5月10日，中国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辛子陵向美媒表示，这股思潮是江派常委刘云山及其掌控的中宣部搞起来的，目的是干扰指向最大“老虎”江泽民和曾庆红的反腐攻坚战。
他说，江曾最希望“复辟文革”搞乱中国。〝只有文革闹起来，全国一乱，就顾不上他们了，他们甚至可以站出来批评习近平怎么怎么地，要复辟要怎么地，整个转移反腐打虎的政治大方向。〞
阿波罗网特约评论员“龙啸”表示，习近平反腐以来，江派刘云山就利用其掌控的中宣系统，不断给习搅局，包括歪曲删除习近平讲话内容，还有用“高级黑”手法，将习近平包装成“毛左”形象，并替习近平大搞“个人崇拜”，制造文革复辟假象等等。此前网上流传的各种版本“捧习”肉麻歌曲，很多被指出自江派手笔。此次“红歌会”，则将其手法暴露无遗。
阿波罗网白梅报道

传习震怒批示彻查红歌会大会堂管理局长被炒
【大纪元2016年08月04日讯】有报导说，人大会堂管理局局长因“5.2”红歌会被炒。此前的消息称，这场红歌会令习近平大怒，下令彻查。
港媒《苹果日报》引述北京消息报导，人大会堂管理局局长因5月2日那场红歌演唱会被免职。这是“5.2”红歌会事件惊动中南海高层、传习震怒批示查处后传出的新动态，但消息未获官方证实。
资料显示，人大会堂管理局现任局长为严沛。
胡耀邦之子胡德华对港媒表示不清楚事件，但支持马晓力举报，指“那些人（组织者）是胡闹”。
曾就“5.2”红歌会致信栗战书的中共红二代、前中共人大副委员长马文瑞的女儿马晓力表示“不接受港媒访问，不清楚”。
今年5月16日，是毛泽东发动“文革”50周年。此敏感日前夕的5月2日，人大会堂上演一场大型红歌会，声称由中共中宣部主办，有近万人出席。会上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文革红歌，舞台背景为文革画面，文革口号“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也在舞台背景中出现。节目穿插歌颂习近平的歌，俨如打习的旗号为文革招魂。
这一举动令海内外震惊。
事后，马晓力致信中办主任栗战书，直指这场演出“是‘文革’文化再现”，“是一个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违反党纪的事件”。此后，马晓力在接受港媒专访时进一步表示，她之所以直接给栗战书写信，是因为高层有人制造了一个局面，利用搞个人崇拜来“挖坑”，而这种高级黑的目标就是习近平。
此后有消息称，这场“红歌会”令习近平大怒，批示要中办严查此事。
随着事件的发酵，5月16日，由文化部下属的有关公司和单位向外界发出道歉声明。参与组织和批准演出的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委员会极力推卸责任，声称与此事件无关。
此次人大会堂管理局局长被炒是首次传出有官员因“红歌会”被处理。

港媒：毛纪念堂迁韶山列议程邓陈彭李曾指建毛堂决定错误
——港媒：毛纪念堂迁韶山列议程邓小平陈云彭真李先念曾指建毛堂决定错误
【阿波罗新闻网 2016-08-05 讯】
近日有港媒《争鸣》报导称，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再次发起联署议案将毛纪念堂迁移至韶山，并在中共政治局讨论表决时获得高票通过。习近平更在表决后表态，问题早晚要解决，如果本届余下时间不能顺利解决，下届任期内也一定要解决、处理好。报道还披露，邓小平、陈云、彭真、李先念等曾指建毛纪念堂决定错误。
香港《争鸣》杂志2016年8月号披露，2016年6月下旬，中共政治局通过了有关决议案，毛泽东纪念堂搬迁至湖南韶山事宜将被列入新一届中共政治局议事日程。
报导说，有关决议案是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率先发起，并有中组部长赵乐际、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参与联署。
议案在中共政治局会议进行表决时，25名投票的政治局委员中，有23票赞成，仅有2票弃权，无一反对，议案意外获得高票通过。
报导指，王岐山在代表联署就该提案作出说明时表示，毛纪念堂从决定兴建到举办仪式，再到确立地位等做法完全是错误的，是极其错误的〝违背了社会发展进步里程〞。
王岐山同时还列出了上述兴建纪念堂决定的6点严重错误和过失，其中包括严重违反有关领导人身后安排决议等方面。
报导并指，决议案获得通过后，习近平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引述邓小平、陈云等人的讲话表示，兴建纪念堂是严重违背相关决议的错误决定，〝不能强调当时政治环境来掩饰有关决定的错误，造成后遗症。〞
他最后还指出，既然现在已经有了共识，就予以纠正，作出补救是唯一的抉择。问题早晚要解决，不能以任何非正常甚至非法理由来继续保留下去。如果本届余下时间不能顺利解决，下届任期内也一定要解决、处理好。
报导称，毛泽东纪念堂自上世纪70年代建成后，海外及大陆民间就一直存在反对声音，而中共党内也就是否拆除或迁移该纪念堂问题持续争议数十年。
报道还披露，邓小平、陈云、彭真、李先念等都曾批评建毛纪念堂决定错误。
报导引述一位政治局委员秘书的说法称，习近平上台后，一定会有所动作。因为拆除毛纪念堂是一件既得人心，又能留名史册的善举，习近平应该不会错过这个机会。
这并非王岐山第一次针对毛纪念堂进行提案。早在2011年，海外媒体就曾报导说，王岐山与王兆国就曾提议对毛泽东纪念堂进行改建，虽然当时中共党内表决时未能获得通过，但习近平、李克强等常委几乎都投了赞成票。
此前，香港《动向》杂志曾报导，截至2015年底，中共人大办公厅、政协办公厅已经收到21份人大代表联署，政协委员32份联署，要求撤销天安门广场上的毛泽东纪念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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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管齐下政治局决议搬迁毛纪念堂
【阿波罗新闻网 2016-08-08 讯】
作者：林凌
政治局决议搬迁毛泽东纪念堂。
周易八卦不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自有周易以来，算命是准的，东西方的预言都是准的，因为周易推演的是银河系的规律，而地球在银河系之内。
对地球人来说，无论是推算也罢，还是用什么办法看见的也罢，反正那个生命过程早就被安排在那里了，并直接体现在人的生辰八字上。反过来讲，是因为要给这个生命安排这样的生命过程，所以才安排这样的生辰八字。岳飞如是，毛泽东也如是。
现在，天文学家几乎每天都出消息，向地球人报告银河系以及靠近星系的天翻地覆，所以周易八卦现在已经不准了。
●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搬迁毛纪念堂
毛纪念堂到底该不该拆？肯定得拆。
据香港《争鸣》杂志2016年8月刊披露，2016年6月下旬，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有关决议案，毛泽东纪念堂搬迁至湖南韶山事宜将被列入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议事日程。
议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表决时，25名政治局委员中，23票赞成，2票弃权，无一反对，议案获得高票通过。
该议案是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率先发起，并有中组部长赵乐际、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参与联署。
搬迁毛泽东纪念堂提案获得通过后，习近平在会上发表讲话称，毛纪念堂的问题早晚要解决，不能以任何非正常甚至非法理由来继续保留下去。
他还引述邓小平等人的话表示，兴建纪念堂是严重违背相关决议的错误决定，「不能强调当时政治环境来掩饰有关决定的错误，造成后遗症」。
习近平说，现在此事已经有了共识，如果本届余下时间不能顺利解决，下届任期内也一定要解决。
其实，迁离毛泽东纪念堂的提议已有多次。
今年两会前夕，人大、政协部份代表、委员联署提案，要求将毛纪念堂迁出天安门广场。
据报导，截至2015年底，全国人大已经收到21份人大代表联署，政协收到32份政协委员联署，要求撤销天安门广场上的毛泽东纪念堂。
随后，有关吴祖光提议去除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的挂像，迁离或火化毛泽东尸体的往事再次被外界关注。
●1998年吴祖光频繁说：毛贼应该烧掉

毛泽东的雕像被砸毁。
据吴祖光故交和邻居张扬在香港《开放》杂志撰文《再说吴祖光二三事》披露，1998年8月，戴煌新着《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8月29日，邀请了一些人到中国美术馆附近的「三联韬奋书店」开座谈会。
吴祖光、李锐、于光远、朱厚泽、李普等人应邀出席了座谈会，还有一些青年记者，共约七八十人。作家张扬也参加此会。
那天发言热烈，但都是老头子们说话；轮不到中青年人。忽然听得吴祖光发言了。他历来声调高昂，嗓门儿大，这次就更高更大。
吴祖光说：天安门城楼上还挂着毛贼的像，为什么还要挂毛贼的像？毛贼搞极左，搞文革，残害忠良，祸国殃民，罪孽深重，应该彻底清算，批倒批臭，天安门上他的像早就该取掉了！还有，不是说了共产党员死后一律火葬吗？他那死尸为什么还要霸占着个地方？应该烧掉！……
吴祖光频繁地说「毛贼」，令张扬大感意外，乃至震撼。因为在中国，这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更令张扬感到意外和震撼的是，吴祖光的发言激起热烈掌声！全场不下百分之七十的人鼓了掌，多数是中老年人──都说上了年岁的人「世故」，看来并不。很多人发出赞叹的笑声，交头接耳或摇动身躯。
张扬还提到吴祖光的另外一件事。2003年1月18日下午，他去家中看望有病的吴祖光，祖光的次子吴欢给他说，「不久前温家宝来看我父亲。他也是久久抚摩我父亲的手，问了好多情况。最后交代工作人员，不管多困难，都一定要好好救治吴祖光！」
2003年4月9日，吴祖光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去世后，胡锦涛、温家宝等人都送了花圈。
●邱会作谈毛泽东
2014年是邱会作诞辰100周年，其子程光（邱承光）在香港出版《邱会作家书》以作纪念。
书中说，1971年9月24日，其父亲被「隔离反省」，从那以后家人不知他在哪里，是生是死。
1979年底，他们接到公安部的通知，可以到秦城监狱探视关在那里的父亲，他们才惊喜知道父亲还活在世上。
1980年6月，公安部又通知他们探监，程光当时正在外地出差，不能去。家人探视那天，邱会作和子女们紧贴着坐在一起，趁着看守松懈之机，邱会作偷偷地把字条塞在子女的手里，带了出来。
事后，程光的兄弟给了他一个残破的字条。它是监狱里囚犯借书时传看的一张目录纸的半张，邱会作在空白处和背面写了一些话，偷偷藏在身上，字条已磨损得近乎破碎。
字条上说，1971年9月后，那场轰轰烈烈的批判揭发运动已历经9年，虽然指责邱会作等人的「罪名」在铺天盖地宣传，说得耸人听闻，可居然对他拿不出什么可信的证据。
他们揪着邱会作不放的问题是三个，即和林彪的关系、反对毛泽东及文化大革命、单位里死人。
想抓的「要害」被邱会作概括成「武、谋、逃」三个字（即武装政变、谋害毛泽东、企图外逃）。
邱会作说，罪名这么大，却不敢理直气壮对他们正式提出，只是影射。那时，在全国作了那么多大批判，说出那么多「证据」，扣上那么多「帽子」，恰恰是「武、谋、逃」这最为关键处没有举出真正的证据。
邱会作在字条上关照家人，此件绝对不可外传。千万，千万！
邱会作多次在书中提到，「毛主席有私虑」。这个私虑是什么？邱会作在书中写道：林豆豆以前跟我一个办公室，她曾经说过「我父亲身体那么不好，这只是一个过渡。」她的意思就是毛最终是希望通过林彪过渡，把位置传给江青。这本书讲在林系和江青系之间的争夺上讲得很细。
关于这个关系，周恩来说：「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毛主席、林副主席和江青之间的关系」。
程光称，之后相关事态演化和真相的逐步披露，正如父亲当初在狱中判断的那样。「九一三事件」至今已过去四十多年了，相关档案仍不公开，像「谜」留在那里。
林彪事件后，时任空军司令吴法宪（1915年8月－2004年10月17日）、时任总参谋长黄永胜（1910年11月17日──1983年4月26日）、时任副总参谋长李作鹏（1914年4月24日－2009年1月3日）、时任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1914年4月16日－2002年7月18日）被称为林彪手下的「四大金刚」，他们均被关押后判刑。
邱会作1971年被判16年，后被保外就医，1987年刑满释放，2002年7月18日去世。
●邱会作回忆录：对林彪定罪是莫须有
邱会作曾有回忆录说，他被宣布审查后，曾反覆思索「九一三事件」，认为林彪谋杀毛泽东和阴谋政变难以置信，对林彪的指控莫须有，理由如下：
第一，林彪没有政变夺权的理由。林彪1966年成了毛的唯一接班人，被写进了党章。毛年近八十岁，身体不好，林彪有必要那么急不可待吗？
第二，林彪想控制局势不必政变。1971年8月中旬毛南巡，北京是「真空」，林彪想干什么，堂堂正正地指挥就是了，比武装政变的风险小多了。
第三，林彪没有非份之举。林彪在军队威信很高，他真要搞军事政变，为什么不动用军委办事组、军区司令员？「要政变，不找军委办事组『办事』根本不可能！」指挥军队是有程序的，「可是没见到林彪一点动静。」
第四，林彪打仗、办事从不轻举妄动。而武装政变要有计划、部署、部队、指挥官，这些都没有，怎么政变？
第五，没有任何政变的迹象。如果说是政变，9月12日周日是「政变」的关键日子吧，黄、吴、李和他被说成是政变的关键人物，可他们都在家中休息，像要政变的样子吗？林彪从北戴河走了，是13日早上听周恩来在政治局会上说的。
第六，事后也没有政变流产的骚动。9月14日，中央指示陆军管制空军。不是说空军参加武装政变了吗？但是他们受到陆军的管制，没有任何反应嘛！
第七，不可能有「两谋」的考虑。林彪真要「外逃」，应该早于毛回到北京之前，那才合乎逻辑，但相反他「外逃」恰恰晚于毛回到北京十几个钟头。
第八，三十年过去了，至今没有看到公布任何真凭实据的武装政变证据。
回忆录称，「九一三事件」后，林彪、叶群、黄、吴、李、邱身边工作人员被拘留审查的数百人，没有一人揭出有「政变」的事。
邱会作认为，林彪是毛逼走的，没有毛的南巡谈话发难，就不会有林彪的出走。
邱会作最后说，林彪死了，无法说话了，我们又被封了口，但是真相总要大白于天下。
●制造林彪事件反要了毛的命
林彪是中共十大元帅之一，历任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文革中被「高瞻远瞩」明文确定为自己的接班人。
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的专机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包括林彪、其妻叶群、其子林立果在内的9名乘员全部丧生。之后，林彪被定性为「叛党叛国」的敌人。
林彪「九一三事件」震惊国人，最无法解释的是，被「一句顶一万句」宣布为「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并明文写入党章的林彪，为何要夺毛泽东的权？
林彪事件彻底动摇了毛泽东在百姓心中的「红太阳」地位。被自己拉下神坛的毛打倒了自己，迅速衰老下去。
●陨石雨对应人间大人物阳寿要尽
林彪事件过去4年后，1975年12月26日毛的生日那天出现异象，手工长寿面都断在锅里，没有一根是整的，把厨师吓哭了。
1976年3月8日下午，在吉林市和永吉县方圆五百平方公里范围内降了一场世界罕见的陨石雨。当地上空先出现一个大火球，随后在空中爆炸，很快分裂成三体，三块大石头和3000多块小陨石块散落地面，其中最重的一块竟达1770公斤，现陈列在吉林市博物馆中。
4月22日，贴身护士孟锦云给毛泽东读了这段新闻，毛明显的情绪不安，说「天摇地动，天上掉下大石头，就是要死人哩。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赵云死时，都掉过石头，折过旗杆。大人物、名人，真是与众不同……」。1976年9月9日毛死。
陨石也称陨星，陨落的星星，在它撞击到地表之前称为流星。民间流传，陨石雨百年不遇，对应人间大人物阳寿要尽。
果然，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人先后都在这一年内死去。
如此，可以知道，「天人合一」不是随便说说的。(文/林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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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声不断悉尼和墨尔本取消“红歌会”
作者：董林杉
【看中国2016年09月01日讯】（看中国记者董林杉综合报导）在澳大利亚，两场关于纪念毛泽东的红歌会，分别于9月6日和9日在悉尼和墨尔本两地举行，在澳洲民众强烈抵制下，周四证实两场演出已被取消。
据SBS报道，悉尼和墨尔本市政厅工作人员于9月1日下午在电话中向SBS普通话电台记者证实了这个消息。
《德国之声》报道说，澳大利亚最大城市悉尼市表示，出于安全考虑，决定取消纪念毛泽东红歌会的场地租约。
此前，反对举行这一红歌会的人士组织澳洲价值守护联盟，发表声明并联名发出请愿信，呼吁悉尼和墨尔本两市政府立即取消有关场地的租约。
澳洲价值守护联盟认为，这仅仅是开始，应该抵制毛思想对澳洲的入侵和对澳洲自由民主人权生活方式的损害。
该联盟发言人John Hugh表示，悉尼市府现在以“威胁公众安全”为理由取消。这样的转变是迫于舆论压力，澳洲政府意识到公众对此多持反对态度。
John Hugh说，现在的中国人也没有几个相信共产主义，“我相信即使在中国，举办颂毛的音乐会也相当难了。”
该联盟的另一位发言人钟景江先生说，澳洲华人对此事反应强烈，抗议之声很大，引起主流社会关注。钟先生还表示，他们下一步将进行一系列的活动，来抵制中共通过以“孔子学院”为名的文化交流方式将共产主义渗透到澳洲。
澳洲价值守护联盟还在Change.org发起联署抵制征签，两周多的时间里征集了3000人的支持签名，并且向悉尼市长、市议员递交了公开联署信。
据《澳洲新闻网》此前报道，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研究的副教授冯崇义曾表示，举办一场赞颂毛泽东的活动触及了不少在澳华人的痛处，他们中许多人的家庭都曾经在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中受害。
今年5月，在北京大会堂的红歌演出，遭到当局打压。此番试图飘洋过海的红歌演出团背后又有何玄机？
对此时事评论员惠虎宇表示：“举行红歌会的这些人肯定是江泽民、薄熙来这一派，他们在国内基本上没有举行红歌的机会了，因为在国内的复辟文革这一类的活动已经被习近平当局给打压下去了。”
惠虎宇说：“最近国内的局势变化非常快，习近平最近打到了原来的武警总司令，都是江泽民重要的骨干力量。他们要想搞点事只能通过海外他们能够动员的力量，来进行这样一些动作。他们在海外还有长期经营的特务机构，商会啊，造点声势吧。”

悉尼市政府宣布取消一场纪念毛泽东的音乐会
【新唐人2016年09月01日讯】当地时间9月1日，澳大利亚悉尼市政厅宣布取消一场由华人团体组织的纪念中共前党魁毛泽东的音乐会。悉尼市政府表示，反对这场音乐会的声浪令市议会对这场音乐会可能出现骚乱和冲突表示担心。

据《德国之声》报导，9月1日，悉尼市议会发言人在一封邮件中宣布，在和警方磋商后，出于对到场宾客和公共安全的忧虑，市议会决定取消一场以纪念毛泽东为主题的音乐晚会。该发言人同时声明，悉尼市政厅并未参与相关音乐会的安排活动。而且该音乐会的组织方目前也认为，这场活动〝受到阻挠的风险高，个人安全风险也上升〞。

据了解，此前悉尼华人地产公司〝LB集团〞和旅游娱乐产业公司〝澳大利亚国际文化交流协会〞共同出面宣布，为纪念毛泽东去世40周年，将于9月6日和9月9日分别在悉尼市政厅、墨尔本市政厅举办一场音乐晚会。据称，除上述两个华人企业外，毛氏宗亲交流促进会等毛左组织也将率团前往澳洲参加晚会助阵。

这个消息公开后在当地华人区内引发强烈的争议，反对之声日益高涨。

一个名为拥抱澳洲价值观联盟（Embrace Australian Values Alliance）的组织随后在请愿网站change.org上发起联署，向悉尼巿巿长和墨尔本巿巿长请愿，要求这两个巿政府终止演出租约，并禁止在政府设施举行任何纪念毛泽东的活动。

联署信批评毛泽东生前实行独裁统治，残酷镇压和逼害政治异见人士和宗教人士，并造成了超过7000万中国人死亡。大量的事实证明，毛的统治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有人更直指毛泽东与纳粹德国领袖希特勒、前苏联独裁者史达林和朝鲜的金家皇朝是一丘之貉。

联署信还强调，毛的思想理论完全与澳洲社会尊奉的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观背道而驰，表示不希望看到澳洲政府、悉尼市政厅与毛扯上仼何关系。

截止到目前，该联署信已获得逾4000人的签名支持。

另有批评者指出，毛泽东必须为文革浩劫和1958——1961年〝大跃进〞中数百万人死于饥饿负责。但近年来，中共左派将毛伪装为〝神圣〞，利用中国民众中对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不满来壮大〝毛派〞势力，这是一个应该警惕的现象。

《德国之声》在相关报导中，还引述澳洲民主中国阵线主席秦晋表示，澳洲民主和西方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滥用。

秦晋说：〝有一部份澳洲华人获得澳洲的居留权之后，就去拥抱北京专制，为北京专制在澳洲冲锋陷阵。这群人不是不懂是非，完全是为了个人的利益，为了利益可以不顾一切。如果明天北京专制突然崩塌，这些人为了利益可以毫无廉耻地一起加入墙倒众人推的战团之中。〞

据公开的资讯，在澳大利亚境内生活着约100万华裔，其中包括许多在中国大陆出生的华人。目前，澳大利亚国内有媒体披露，中共正通过澳大利亚某些华人社区组织向澳洲各政党捐款，舆论对中共透过这种方式获得政治上的话语权及影响力，并进而影响澳大利亚政治的迹象表示担忧。

犯下反人类罪外媒：文革与纳粹实质相同
作者：端木珊

洛杉矶民众反对亲共团体上演红歌会（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6年10月10日讯】（看中国记者端木珊综合报导）近来，一些居住在海外的“五毛党”和“自干五”，受中共大外宣计划的推动，在海外以红歌会等形式颂毛。海外媒体评论指出，毛发动的文革等运动，实质上和希特勒的纳粹运动一样，犯下了反人类罪。
10月9日，法国广播电台发布专栏文章，指在民主国家，法律明令禁止歌颂希特勒和纳粹党，而由于中共的掩盖和欺骗，许多文明国家的人民并不清楚毛发动的文革，实质上和希特勒的纳粹运动一样，犯下了反人类罪。
文章指出，文革的罪孽，真是罄竹难书。希望那些唱红歌的人，想想他们的死难同胞。
文章引述法广特约专栏作者赵越胜表示，那些在海外还要唱红歌歌颂毛的人，你们还有一丝人性和良心吗？怎么能明知无数同胞惨死于毛发动的文革却无动于衷，反而要去歌颂刽子手？
赵越胜认为，只要有良心的人记住那些罪行，红色文化就全无蛊惑人心的力量。
就在10月8日晚，亲共团体还在美国加州洛杉矶的华人聚集区圣盖博市（San Gabriel）上演纪念中共红军长征80周年的红歌会。不过演出遭到当地中国民主人士的抗议。
10月4日晚间，圣盖博市议会就“传道剧院”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 周年大型歌舞晚会》举行听证会，参加听证会的华人，除了晚会主办团体的代表，90%以上反对举行这场红色歌舞晚会。
据悉，该剧院常规租金为1万美元，根据规定，该演出不卖票，所以有权获得非营利组织2380美元减免的优惠待遇。不过，听证会最终决定，不予减免非盈利演出场租费。
至于当地华人提出的取消演出要求，圣盖博剧院主管Anna Cross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剧院必须维护美国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权，不能歧视任何来租用场地的团体。
10月1日到5日，香港上演的粤剧《毛泽东》亦引发不少争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称，毛泽东为题的作品，引起市民质疑剧团政治献媚。
一名对此感到忧虑的媒体人担心，毛泽东是一个历史罪人，甚至可以说是千古罪人，他担心大陆“唱红”文化渗透至香港：“毛泽东的一生充满了罪恶，他领导的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对中国的危害很大，我们对这个非常的反感，很多团体经常搞一些红色演出，我们不知道他的背景是什么，这种文化渗透是全方位的。”
今年9月，澳洲华侨组织原定举行两场颂毛红歌会，不过，在澳洲民众强烈抵制下，两场演出均被取消。
《澳洲新闻网》此前引述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研究的副教授冯崇义表示，举办一场赞颂毛泽东的活动触及了不少在澳华人的痛处，他们中许多人的家庭都曾经在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中受害。

外媒：大屠杀的凶手毛泽东不配任何的纪念
【大纪元2016年09月05日讯】（大纪元记者岳华综合报导）9月1日，引起澳洲华人愤怒的、纪念前中共党魁毛泽东的“红歌会”在澳大利亚悉尼、墨尔本两地演出被宣布取消。外媒随后发表评论文章称，“大屠杀的凶手毛泽东不配有任何的纪念”。今年5月16日是毛去世50周年，刘云山中宣部5月初在北京大会堂举行“红歌”晚会复辟“文革风”，遭到习阵营回击。
《澳大利亚人》：大屠杀的凶手毛泽东不配得到任何纪念
《澳大利亚人》网站9月3日发表署名Gerard Henderson的评论文章称，下周五（9月9日）标志着1949年夺取政权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去世40周年。毛的追随者们原计划在悉尼市政厅（9月6日）及墨尔本市政厅（9月9日）举行纪念音乐会。因为安全考量，两场音乐会都被取消了。
文章说，这两个活动在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内外造成了争议。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研究副教授Chongyi Feng上周对《SBS新闻》表示毛是一个暴君。Feng补充道“毛本人及毛的政策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希特勒和斯大林造成的总和。”
荷兰历史学家Frank Dikotter在他的三本书《解放的悲剧》、《毛的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中总结道：毛要对5,000万中国人的死亡负责。他估计，在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初的土改运动中，大约有200万人死亡；在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大跃进造成的饥荒中，大约有4500万受害者；从1966年开始直到十年后毛去世的“文化大革命”，大约有200万人被杀害。
像Feng一样，Dikotter认为应该把毛与希特勒和斯大林同等看待。
文章表示，有证据表明澳大利亚华人社区是分化的。反对提议纪念毛泽东的人是那些1989年天安门广场屠杀之前以及包括那个时候逃离中共独裁的人。另一方面，支持毛的人是在过去二十多年里来澳洲的人。
正如斯威本科技大学（Swinburn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的John Fitzgerald指出的，在悉尼和墨尔本纪念毛泽东的音乐会是由澳大利亚国际文化交流协会和一些与中共政权联系紧密、与中共驻悉尼和墨尔本领事馆关系密切的公司和社团组织的。正是这个团体看上去也负责在悉尼和墨尔本组织人去反对自由西藏团体和法轮功团体的抗议。
文章最后强调，澳大利亚人的价值观不会去向大屠杀的凶手们致敬，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其它地方。
澳洲价值守护联盟发起联署征签抵制“红歌会”
9月1日，澳洲价值守护联盟发表通告称，当天早上得到悉尼市府回复，决定取消纪念前中共党魁毛泽东红歌会的场地租约。
澳洲价值守护联盟认为，这仅仅是开始，应该抵制毛思想对澳洲的入侵和对澳洲自由民主人权生活方式的损害。该联盟发言人John Hugh表示，现在的中国人也没有几个相信共产主义，“我相信即使在中国，举办颂毛的音乐会也相当难了。”
华人组织澳洲价值守护联盟在Change.org发起联署抵制征签，两周多的时间里收到超过2,800人的支持签名，并且向悉尼市长、市议员递交了公开联署信要求取消红歌会。微信平台“侨居澳洲”在三天收到的22,000人的民调结果显示，有63%（1万4,085票）的民众反对举办红歌会。
刘云山中宣部复辟“文革风” 习近平回击
今年5月16日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发动50周年，北京当局当天没有任何相关活动，媒体也噤声；引西方媒体关注。17日凌晨，《人民日报》等官媒接连发表评论员文章强调“文革”已被彻底否定、决不允许“文革”这样的错误重演。
但此前5月2日晚，北京大会堂举行了一场“红歌”晚会，被外界质疑“文革风”复辟。有消息说，大会堂上演的“红歌会”令习近平十分愤怒，批示要中办严查此事。
5月5日，中共前政协副主席马文瑞女儿马晓力致信给中办主任栗战书，要求彻查。她在信中说，这次的演出“完全是一场文革文化再现”，是以中宣部名义搞的一个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的“政治纪律事件”。
此后，马晓力在接受港媒专访时进一步表示，她之所以直接给栗战书写信，是因为高层有人制造了一个局面，利用搞个人崇拜来“挖坑”，而这种高级黑的目标就是习近平。
5月10日，中国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辛子陵向美媒表示，这股思潮是江派常委刘云山及其掌控的中宣部搞起来的，目的是干扰指向最大“老虎”江泽民和曾庆红的反腐攻坚战。
维州斯威本科技大学的一名教授质疑澳洲“红歌会”事件，“奇怪的是，如果毛主义者不再被允许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纪念音乐会，那么也许在悉尼或墨尔本举行这个纪念会是（有人）想向北京现任领导人释放一个信号，想较量一番。”
署名“清原”的评论文章称，澳洲“红歌会”在反对声中取消，无疑又让中共文宣系统丢尽颜面，也是习阵营对刘云山削权的又一契机。#

9月9日习近平回母校不悼毛泽东
【大纪元2016年09月10日讯】大陆官方媒体对毛泽东死亡40周年冷处理。当日习近平选择回母校看望师生。
9月9日是毛泽东死亡40周年，恰逢今年也是“文革”爆发50周年，官方对此保存沉默。
当日官方新华网头条是“习近平回到母校看望师生祝贺教师节”。
9日上午，习近平在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市长王安顺陪同下，来到北京市八一学校，参观并慰问师生。八一学校是习近平的母校，他小学和初中都在这里学习。
大陆民间不少纪念毛的活动也在压力下取消。同时海外一些地区原定要进行的集会也临时宣告取消。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死亡。十年“文革”浩劫得以终止。其执政27年，连绵的政治运动造成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40年过去了，毛阴魂仍然笼罩着中国，官方依然不公开评论毛的罪恶。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近日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毛泽东是一个历史罪人，甚至可以说是千古罪人。孙文广出了一本关于毛的书，在大陆无法出版，只能在香港出版。

习近平悄悄做了一件事暗示中国要〝变天〞
【新唐人2016年09月09日讯】中共十九大前夕，习近平当局正在加紧部署从地方到中央的高层人事布局，中国的政局走向也格外引人关注。外界预测，随着习近平全面掌握军政大权，在预定明年秋天举行的中共十九大期间，习有可能释放让中国〝变天〞的信号。因为在今年中共〝两会〞期间，习近平在他的高层智囊研讨会上，已经发出了改革中共体制的信息。

习近平：不能辜负人民的期待

体制内挺习派学者、前中国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辛子陵此前接受希望之声专访时披露，今年中共〝两会〞期间不为人知的一件事是，当时习近平的首席智囊，王沪宁牵头在北京召开了一个40多人的高层智囊研讨会。会议不是研讨三个自信，不是研究加强〝党的领导〞，而是研讨〝党国体制〞，会议名称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机制改革发展的反思研讨会〞。

据辛子陵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三次到会讲话，他说：这次会议得到了政治局常委会通过才举行，就是说这次会议政治局常委会备了案。他提到，是时代赋予的责任和使命，强调不要再等待，我们这一代人不能辜负人民的期待和呼吁，他要求参与这次会议智囊团的人，要本着对历史承担、对事业忠诚、实事求是、要〝解放〞思想，解除旧意识束缚，提出符合国情，符合时代发展进步的意见和建议。
辛子陵：习暗示要变革中共体制

辛子陵认为，会议内容突显习近平当局想彻底解决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局面。他大胆推测，习近平在会议上的讲话，似乎暗示他要变革中共体制，迈向民主宪政之路。

辛子陵还分析了习要走民主宪政之路的两个主客观原因。表现在主观方面，辛子陵说，王沪宁在会上指出，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在现行的宪制上，在宪政制度上的运行，存在较大的缺陷和阻难，〝党的领导〞和宪法老在打架。其中较为突出的是，中央下达的政策，受到人为的严重干扰，折腾和阳奉阴违，内部长期意见分歧，现行机制存在大问题。王沪宁说的大问题，实际上是宪法比〝党〞大的问题没有解决，做起来还是党大。

辛子陵说，习近平要他的智囊研究这些问题，应该看到，是他要走宪政民主道路的一个近期的表态，表达了习的主观意向，要解决〝党〞比法大的问题，要解决主席和总理的指示到下边行不通，〝党组织〞可以抵制，要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讲习近平（要改革）的主观因素。
学者：习第二任期或迎大变局

实际上，海内外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对习近平的改革意识也抱有期待。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资深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Shambaugh）此前断言，〝中共的末日已经开始〞，中国的政治改革已成大势所趋。在下一届政治局成员中，如果具有改革意识的自由派助推习近平，在习的第二任期将有可能迎来中国的大变局。

曾任职中共总参谋部的中共大将罗瑞卿之子罗宇，此前接受《看中国》等媒体采访时表示，总感觉习近平会〝颠覆〞中共所谓的传统布局：〝比如说选总统，如果他能够按照选总统这个思维来想的话，就是不搞什么十九大、二十大，也不搞什么党主席，什么军委主席，也不搞这个，就是选总统，谁选上谁来当。〞

前北大新闻系副教授焦国标在接受海外大纪元记者采访时亦表示，习近平目前做事的方向，就是走向民主制度的方向。他分析，习近平还有其他一些突破性的事情，比如〝习马会〞等，这些说明民意其实已经很成熟了。只要高层没有人威胁到他的地位，习近平敢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也有分析认为，以习近平的个性及中共现时的情势，习近平完全有可能对中共体制进行大的改革，而且时机已经成熟。从持续爆增的中国人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数量来看，历史已经给了习近平结束中共专制的绝佳机遇。

截至2016年9月9日，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三退的中国人已近2亿5千万名，而且每天仍有约10万人的三退数据在持续猛增。有分析认为，这种史无前例的民意觉醒运动，导致中共随时都有解体的可能。

早在2015年10月13日，大纪元就发表特稿称，〝如果习近平能抛弃中共，完成中华民族和平转型的伟业，将会得到民众的拥戴和国际社会的赞誉，这是他个人的荣耀，也是中华民族的荣幸。〞

特稿强调，历史给了习近平一个至为难得的机遇，端看习近平能否把握，以及对他本人历史定位的期许。

（记者文瑞综合报导）

龅牙赵：为一个死人今天我们的朋友圈被分成了两半
六十年过去了，他都已经死了四十年了，大家还在为了他互相争斗，主动把自己化成非黑即白的两类人。并且，互相还是如此的仇视，摆事实、讲道理没用的时候，开始谩骂、殴斗，然后老死不相往来。我们的亲情、友情（也许还包括爱情），就在这样的争论中渐行渐远。我不知道这种在争论还需要持续多少年，我只是觉得，也许，那个雕像一直在希望我们继续争斗下去。因为他个人觉得——与人斗，其乐无穷。
【阿波罗新闻网 2016-12-28 讯】
作者：龅牙赵
今天，因为一个人，我们的朋友圈分成了两半。
可能昨天，我们还是无话不谈的朋友，还在相约年前聚会；可能昨天，我们还是相交十多年的同学，时不时把酒言欢；可能昨天，我们还是看上去深情款款的甲方和乙方，还想着在2016年的最后一周签个合同；可能昨天，我们还是一个办公室里互帮互助的同事，哪怕你让我帮你周末加班我也毫无怨言……
可是今天，我们之间的好多人都选择了在微信里彼此拉黑。因为线下接触太紧密，犹豫再三，还是决定不删除这个人，只是默默选择了‌‌“不看他的朋友圈‌‌”。
其实我们也知道，他们也是这么处理的，心照不宣。
这一半认为那一半愚昧不堪，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那一半认为这一半数典忘祖，图谋不轨猪狗不如。
为什么会这样？
贰
半个世纪前，重庆有两个著名的战斗队，一个叫八一五，一个叫反到底。他们有同样的目的，信奉同样的主义，打倒同一个人，保卫同一个人，却水火不容互为眼中钉肉中刺。
很不幸，我母亲和我二姨因为各自单位的原因，分属两个不同的战斗队。
两个年轻的姑娘，在外意气风发之后，总要回家吃饭。
她们的斗争形势，其实跟我们今天是一样的，互相认为对方愚昧不堪图谋不轨。
我母亲曾经笑着跟我说：‌‌“你外婆在家里我们不敢大声吵，只能在楼梯间低声对骂，用手指甲互掐，掐得胳膊上都是青包。‌‌”
后来她们都输了，因为她们用手指甲保卫的那个人，还是没能万岁。
你是不是觉得可笑？其实没那么可笑，因为今天我们还是这样。
叁
说完了我家的故事，更多的例子我就不赘述了，太多的文学作品和官方文献都明明白白地记录下来了这些历史。因为一个人，轻则夫妻亲人反目、同学朋友割席，重则互相揭发互相批斗。
整个世界被割成了两半，非黑即白。
欠钱不还的人，在还钱之后，还能相谈甚欢；拳脚相向的人，在和谈之后，还能推杯换盏。
然而，往往在对待这个人的态度上，几乎无可调和，理由很简单：三观不合，无法交流。
真的，要不是我自己都亲手拉黑了几个意见相反者，我都不相信‌‌“三观不合‌‌”这四个字竟然有如此巨大的威力，让人可以抛弃这么多的情感和经历，选择不再交流。
真的，如果可能的话，我真的想像《士兵突击》里面成才对许三多说的那样，‌‌“扒开你的脑袋，把我的脑子给你放进去‌‌”。
可能，他们也是这么想的。
肆
说到底，我有时候还是蛮觉得那个人确实有一套。
六十年前，他鼓动大家在和平年代互相争斗，把全国人民变成了非黑即白的两大类。
六十年过去了，他都已经死了四十年了，大家还在为了他互相争斗，主动把自己化成非黑即白的两类人。
并且，互相还是如此的仇视，摆事实、讲道理没用的时候，开始谩骂、殴斗，然后老死不相往来。
我们的亲情、友情（也许还包括爱情），就在这样的争论中渐行渐远。
我不知道这种在争论还需要持续多少年，我只是觉得，也许，那个雕像一直在希望我们继续争斗下去。
因为他个人觉得——与人斗，其乐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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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历史教科书真实率低于5%？
2016-12-11 04:00
作者：颜昌海
轰动一时的北京市历史教师袁腾飞曾说过“中国历史教科书真实率低于5%”，或许这句话夸大了些，但在众多史料揭示下，即使是最寻常的历史事迹，在课本的记载中，都被发现有谎言。比如，在中小学课本上，我们就曾读到这样的内容：“旧中国”一穷二白，工业落后，连火柴、铁钉都要从国外进口。
例一，小学政治教材中就会读到：在旧中国，我国的工业相当落后，很多东西我们都不能自己制造，只能用外国人制造的产品，甚至连火柴、铁钉都要从外国进口，因此在这些物品的名称前面都加了一个“洋”字。（《品德与社会》6年级上册第68页，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例二，初中历史教材再度强调了“洋火洋钉”问题：在近代中国，民族工业总的来说是很薄弱的，甚至连老百姓的日用品都要从外国进口，因此许多东西都带一个“洋”字。“洋火”其实就是我们日常所用的火柴；“洋油”就是用来点灯的煤油；“洋灰”就是盖房子用的水泥；而“洋钉”就是钉木板用的小小的钉子。（《中国历史》8年级上册第103页，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例三，初中历史教材还摘选毛泽东1954年6月14日所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一文的内容，对这段历史进行了描述：“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中国历史》8年级下册第18 页，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例四，高中历史教材又对当时的经济情况进行了总结：“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国内既不能制造汽车、飞机，也没有冶金设备、矿山设备和大型发电设备等制造业。1953年，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行……我国开始改变工业落后面貌，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必修2》第50页，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这些教科书，初读起来，1949年后的中国人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祖国，精神令人异常感动。而且成绩如此斐然，令人自豪。不会有太多人会意识到，现行教材提及这段历史时，是撒谎造假的。
在“新中国”工业起步之前，中国真的是“一穷二白”吗？请看：
1，“中国火柴大王”刘鸿生。1879年，广东佛山就出现了第一家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巧明火柴厂。1920年11月，刘鸿生创办“鸿生火柴公司”，1930 年时年产销量已占全国的22%。1934年，他又兼并了长江沿岸7家火柴厂，成立了大中华火柴公司，资本激增至365万元，年产火柴15万箱，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火柴公司，刘鸿生也被称为“中国火柴大王”，并涉足水泥行业。1949年，他一度远走香港，后来在周恩来的“感召”下返回大陆。1956年，官方实行公私合营政策，刘鸿生名下的企业改行公私合营体制。
2，国产水泥长期垄断中国市场。1906年，周学熙筹建中国第一家水泥厂“启新洋灰公司”。由于产品质量优异，中山陵、上海外滩、上海邮政总局等民国知名建筑都选用启新公司的“马”牌水泥建造，建国后的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等“新中国”“十大建筑”也同样使用启新“马牌”水泥建造。经过几十年风雨，这些建筑大部分完好无损。而启新公司的“马”牌水泥与刘鸿生名下的“象”牌水泥、以及南京中国水泥公司的“泰山”牌水泥一起，长期垄断了民国时期的中国水泥市场。中共建政后，毛泽东于1954年4月22日视察了启新公司唐山水泥厂，启新公司也与刘鸿生火柴公司一样，变成公私合营。
3，晚清与民国：可造枪支大炮军舰飞机。清末，洋务派集中国家力量发展军事工业，在短时间内开办了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安庆内军械所等近代军工厂，以及汉阳铁厂等配套工业，让中国获得了枪支、大炮、轮船等装备的制造能力。在甲午战争前后，江南制造局就成功量产了120mm、150mm口径舰炮，福建船政局也造出了全钢甲战舰“平远”号。辛亥革命后，福州船政局又于1919年8月造出了中国第一架双翼水上飞机“甲型一号”，此后又造出了双座教练机、海岸巡逻机、鱼雷轰炸机等17架飞机。
4，抗战时国民党武器自给。抗战军兴后，国民政府的兵器生产能力更是得到长足发展，兵工署直辖兵工厂（不含修械所）为24个，在陆军常用的武器弹药中，仅凭国产就能完全满足消耗的有三大类（迫击炮、重机枪、各种榴弹），能够基本满足消耗的有四大类（步枪、轻机枪、枪弹、迫击炮弹）。从1939年到1944 年，国民政府生产步枪364,0111枝、轻重机枪42,189挺、迫击炮8,441门（含60mm、82mm、120mm等口径）、掷弹筒91,098 具、枪炮弹上亿颗，还造出半自动步枪、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等装备。直到1958年，“新中国”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还在国防工业电话会议中说： “我们工厂生产的冲锋枪，只打了十几发子弹，击针尖就断了，还不如阎锡山兵工厂生产的好。”
为何历史教科书对以上史实总是按下不表呢？人们无从得知。这也许囿于毛泽东在1949后对“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多次定调：
“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就骄傲得很。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现在，我国又不富，也不强，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我国是个大国，但不是富国，也不是强国。飞机也不能造，大炮也不能造，坦克也不能造，汽车也不能造，精密机器也不能造，许多东西我们都不能造，现在才开始学习制造。”（毛泽东《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15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毛泽东《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为什么要搞公私合营，要搞社会主义？就是为了便于把国家发展起来，社会主义比私有制度更有利于发展国家的经济、文化，使国家独立。我们在经济上是不独立的，大的机器不能做，精密的机器也不能做，只能做不大不小的机器。飞机才刚刚开始出厂，汽车才刚刚开始生产。什么国家替我们设计的呢？是苏联替我们设计的，我们应该同苏联合作。”（毛泽东《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
从上述几段话里，可以窥见毛泽东当时对中国工业的基本看法：“我们一为‘穷’，二为‘白’”，“许多东西我们都不能造，现在才开始学习制造”，“经过15年的努力达到了可观的水平”，“什么国家替我们设计的呢？是苏联替我们设计的”。
但即便是毛泽东的看法，也因为实际需要被推翻了，中国“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的历史就很好地折射出了这一无奈：1958年11月27日，由前苏联专家帮助设计，大连造船厂建造的“跃进”号货轮建成，排水量22100吨，载货量13400吨。大连造船厂特地制作纪念章，铜质镀金，红色珐琅彩，副章上铸有主题文字“第一艘万吨远洋轮纪念”。当时各大媒体也载文欢呼“我国第一艘万吨远洋货轮下水”，竞相称赞“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一伟大成就。为了宣传这一重要的工业成就，邮电部于1960年12月15日发行特种邮票（编号T32，全套1枚）《中国制造第一艘万吨远洋货轮》，画面为“跃进号”航行在大海中的英姿，船头有“跃进”二字。
但仅过了三年，在1960年4月15日，又一个中国“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东风”号在江南造船厂的船台下水了。如果读者对同时存在两个“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感到疑惑，可以仔细阅读当天《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报纸的头版头条，不难发现这一个“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前边多了一个定语——“自行设计”。为何会特别强调“东风号”是“自行设计”的呢？回顾历史，1960年正处于中国与苏联交恶时期，“苏联替我们设计的”第一艘万吨轮当时自然是不好意思提了，由于“跃进”号在首航中便触礁沉没，以后更不好意思再提了。
以上就是“新中国”“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的故事。
但事实上，早在1920年，建造“东风”号的江南造船厂的前身——江南造船所，就造出了中国第一艘万吨轮，而且还不只是一艘，而是美国政府订造的四艘： “官府”号于1920年6月3日下水；“天朝”号于1920年8月3日下水；“东方”号于1921年2月23日下水；“震旦”号于1921年5月26日下水，四艘船的规格均为载重量10000吨、排水量14750吨。据《江南造船所纪要》称：“船壳、锅炉、烟箱等由富有经验之匠目甘熽初、李庆祥等包工承造，木作工程由何祖康、庆瑶等包工承造，机器、轮轴等件由本所机器厂制造。”这四艘船完工后均开赴美国交付，直至二战时仍在美欧航线上使用。
1920年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克银汉在“官府”号下水典礼上的演说，称赞道：“江南造船所今既能造成美国引来宾所定四大船之一，则前所云中国不能造大船之说实无根据，因一国之成功全在其出产力之大。”
至此，读者就能对教科书中“旧中国工业相当落后”、毛泽东在1949后对所谓“旧中国”的“一穷二白”问题之类的论断，就有了清醒的认识。有人说，袁腾飞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真实率低于5%”论断夸大了，但也有人对此并不买账，应该是：中国的历史教科书要将标点符号和页码的真实加起来，真实率低于5%。
当然，也会有人说什么“原子弹、氢弹爆炸”、“卫星上天”之类的“辉煌”，但就是不敢提“两弹一星”的制造者绝大部分都是美国培养的；而所有的大师，也都是在1949年前的国民政府培养的。1949年之后62年来，迄今有哪一个“大师”可以拿得出手炫耀？！现在中国科技的所谓“创新”，大多是从欧美盗窃了机密之后，改头换面的仿造罢了。

篡改历史知多少
2016-07-05 12:30
唯物史观是中共官方的基本指导思想，史学服从于阶级斗争和夺取政权的需要，维护权力和统治的需要，这种思想指导下的历史，只能丑化敌人、美化自己，掩盖事物的客观真实性。林彪说“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其实他不过说了句实话。中共建政至今六十多年来扭曲历史，宣传虚假和荒谬，使中华民族传统的诚信品德和社会价值底线彻底崩溃。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甚至阴谋诡计流行泛滥，中国人为了生存不得不相信权谋、玩弄权术，厚黑学成为有中国特色的学问。
法国史学家马克·布洛赫上中学时恰逢纳粹占领时期，他的历史老师说：“自从1904年或1940年以后，已经没有历史学可言。”当时中国的历史学家曹聚仁也有言：“二十年内无历史。”如果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对中共官方来说，一切历史都是政治。正因为是政治，所以一定要“正确”，要有利于中共的统治，必须删除揭露真相和不利于中共“伟光正”的“不正确”的言论。现代史就是中共的“革命家史”，或者说“光荣历史”，“不光荣”的历史自然就不存在了。中共权力对历史就喜欢“有选择地记忆”或者叫“有选择地遗忘”。
如果翻翻现在中学生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相信每个人都会感到很惊奇。
关于土地改革运动，教科书提到“没收地主的土地……”，但没有讲地主、富农被列为“四类分子”受到迫害。教科书提到将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但没有详细解释。实际上《土地改革法》规定将土地按户分配并由人民政府发放《土地房产所有权证》，每户农民对其土地、房产有所有权，“可以任意处置（耕种居住典卖转让赠与出租等完全自由），任何人不得侵犯”。
关于人民公社运动，教科书提到“生产队和社员的部分财产无偿地收归公社所有”，实际是废除了新政府刚刚颁发《土地房产所有权证》。这里的“部分财产”写得轻描淡写，让人永远也看不到背后农民的血泪，和从此中国农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另外对浮夸风、放卫星、打麻雀、全民炼钢等均没有提及。
关于朝鲜战争，教科书用的是“抗美援朝”。对邱少云和黄继光有详细的介绍，但没有提到毛岸英的死亡。或许后者对中国当代历史的进程有着相当大的影响，看看后来江青的升黜和朝鲜三代金太阳就知道了。
关于反右运动，只字没提。
关于1959-1961年，教科书没有采纳官方常用的“三年自然灾害”，也没有用比较客观的“三年大饥荒”，而用了比较含糊的“三年困难时期”。对“三年困难”形成的原因归结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失误（注意——不是“错误”）、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毁约撤资。没有关于“人祸”（过度征粮用于出口换汇、禁止难民逃荒）的只字表述。关于“三年困难时期”的“困难”状况，教科书说粮食减产、供应紧张、生活必需品短缺等，没有提到3000万农民饿死（官方说法叫“非正常死亡”），无数人因为饥饿导致浮肿。也没有提及庐山会议。
关于对印度战争未有提及。
关于“文化大革命”，教科书用了“错误”这个字眼。对文革的具体损失（死亡人口、经济损失、文化损失、政治损失等等）没有表述。
关于对苏战争未有提及。
关于林彪之死未有提及。
关于天安门“四五”事件，教科书陈述比较详细，点名肇事者为“江青等”。
关于1976年的10月事件，教科书提到“华国锋”。
关于导致数十万人死亡的板桥水库溃坝和唐山大地震，以及1977年恢复高考，未提到。
关于拨乱反正，教科书提到：为440万地主富农摘帽，对55万错划右派改正，对300万华侨家属落实政策、为刘少奇平反。教科书没有提到“胡耀邦”。
关于持续数年并导致数十万军人死伤的侵越战争未有提及。
关于人民公社解体和联产承包责任制，教科书有比较详细的表述，但没有提到农民（个）对土地、房屋的所有权依旧没有得到恢复。
关于1987年到1989年的民权运动和“八九·六四”事件，教科书没有出现“暴乱”、“政治风波”等表述，采取了回避，只提到了“出现了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教科书更没有提到“赵紫阳”的“严重错误”。
关于大兴安岭火灾、克拉玛依火灾、法轮功事件、非典事件等，教科书没有提及。
我们常常为日本历史教科书（否认导致30万中国人死亡的“南京事件”）拍案而起，面对中共历史教科书，我们大概应当拍案惊奇吧？

五四运动真相/第一人成大汉奸 “卖国贼”抗战中拒绝投敌
——“卖国贼”抗战中拒绝投敌的“大汉奸”

【阿波罗新闻网 2016-11-03 讯】
五四运动前，曹汝霖曾集交通总长、财政总长、交通银行总理等数职于一身，是北洋政府权重一时的政客。在五四运动中他曾被学生称为“卖国贼”，但鲜为人知的是，抗日战争期间他拒绝投敌，而当年带头“批判汉奸卖国贼”的北大学生，在抗战期间却沦落成为一个标准的大汉奸。
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由于部分列强与日本事前签署了密约，协约国公然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从而引发了“五四运动”。当时，交通总长曹汝霖因负责把部分权益让予日本，与货币局总裁陆宗舆及驻日公使章宗祥被学生们并称为“三大卖国贼”。五四运动中的一句口号就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五四”当天，学生游行到赵家楼曹宅，曹汝霖躲了起来，学生误把当时在曹宅的章宗祥当成是曹汝霖，痛打了他一顿，并放火烧了曹宅，此即火烧赵家楼事件。后来，一些学生被抓，事件演变成大规模的罢课、罢工及罢市。6月10日，曹、陆、章三人被免职。
“五四”过后，曹汝霖先在医院躲了几天，后搬到北海团城暂住。曹在这里足不出户，每天以写字打发时光，还改了个名字叫“觉厂”，很有点闭门思过的意思。
五四运动时，曹汝霖不过42岁。此后他没有再担任过什么要职，似乎也没有东山再起的意图，而是热衷于慈善活动。每年冬天，曹家都向拉洋车的车夫施舍100套棉衣。施舍的方式也比较特别，每次由家里当差的抱着几套棉衣出门，看见街上有衣不蔽体的车夫，便雇他的车，拉到僻静的小胡同，叫车停下来，施舍给车夫一套，然后再去物色下一个对象。据说这个办法可以避免棉衣被人冒领。曹家还经常向人施舍棺木。
上世纪20年代，由曹汝霖发起，共有20多人出资，在阜城门内白塔寺沟沿建了一所医院，取名为中央医院。医院落成并买进医疗器材后，尚余20万元，存在由曹汝霖代管的新亨银行。中央医院属于慈善性质，用这20万元支撑医院的开支，穷人来看病，一概不收医疗费。后来新亨银行倒闭，医院所剩的几万元，改存汇业银行。汇业银行歇业后，又改存中南银行。曹汝霖一直担任中央医院的院长、名誉院长等职，经费方面都由他筹措，冬季用煤也由他任董事长的井陉正丰煤矿公司供给。但曹汝霖不从医院拿任何薪水，只有他到医院时，由医院给他的汽车灌满汽油，这就是他从医院得到的全部报酬。
曹汝霖主持中央医院达十余年，日军侵占华北后，曾想强占这家医院。曹去找日军交涉说：“这家医院原来是私人经营的，而且是慈善性质”，日军方才罢手。日军接管了协和等医院之后，一些名医如钟惠澜、周华康等不愿为侵略者卖命，纷纷被中央医院网罗过来。医院的妇产科也在此时创建，由林巧稚大夫主持。抗战胜利后，曹汝霖辞去院长，请钟惠澜继任，他对钟说:“我本是个外行，维持了十几年，虽然没有成绩，但幸而没有大过。日本人在这里，我不能不顶着名字应付应付。现在日本人走了，还是你们几位专家多负些责任吧。”49年后，中央医院更名为人民医院。
抗战爆发后，曹汝霖曾公开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不在日伪政权任职。据说日军在筹组华北伪政权时，一度曾把曹汝霖看做理想人选，但曹始终不为所动。后来，王克敏曾给他挂上“最高顾问”的虚衔，王揖唐出任伪华北政委会“委员长”时，又给曹挂了个“咨询委员”的空衔，但曹汝霖从不到职视事，也未参与任何卖国活动。敌伪组织还曾打算让曹汝霖出任粮食局伪职，他多少吸取了以前的一些教训，说:“日本人吃粮食不受限制，单管中国人，我怎么管，这不是找骂吗？”当时北平的老百姓多吃杂和面，一次，曹把用杂和面蒸的窝头带到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对王克敏说:“这样的粮食怎么能让老百姓下咽。”王克敏听后拿起窝头就咬了一口，说:“这怎么不能吃！”日军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对曹的不合作十分不满，曾指斥曹:“为什么我们‘皇军’来了，你不出头帮忙，你究竟做什么打算？”
梅思平
值得一提的是，素有“亲日派”之称的曹汝霖在大义面前没有沦为汉奸，而当年的北大学生，在火烧赵家楼事件中冲在前面、放了第一把火的梅思平，抗战期间却堕落为一个大汉奸，出任了汪伪政权的组织部长、内政部长、浙江省长等要职。1939年12月15日，梅13岁的女儿梅爱文在《浙瓯日报》发表文章《我不愿做汉奸的女儿，我要打倒我的爸爸》。当中写道:“我的年纪虽小，对于在艰苦战斗中的祖国，我是怀着最热情的爱的。而对我那做了汉奸的父亲，我却怀下了切齿的仇恨。今天我要公开宣布同梅思平脱离父女的关系，我要公开宣布我父亲梅逆思平的汉奸罪状，我要打倒我的爸爸。”这篇文章虽然不过800字，却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随后，梅思平的继母梅王氏率同他的两个异母妹妹在报上刊登启示，与梅脱离一切关系，称其“附逆作贼，害国辱祖”。抗战胜利后，梅思平被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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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前党魁供词：筹钱依靠绑票抢劫
2016-12-28 00:10
作者：王健民

中共第三任党魁向忠发。（网络图片）
向忠发乃中共第三任党魁，1931年6月22日在沪被捕，遂写下此供词。向虽二日后被杀，却因招供一事被中共长期目为叛徒。他的供词，原刊1933年10月出版的《转变》，这是国民党中统局编印的内部用书，供那些反省院中的中共被捕者“学习”使用。书中收入80份中共高中级领导人被捕后所写的自首书。其中，便有《前共党中委兼总书记向忠发的自供》，讲述向忠发本人的经历和他所了解的中共机密，包括共产国际在上海的负责人、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及分工、中央特科组织及成员、各苏区中央分局和各省省委负责人、各红军主要负责人、党内干部状况、经费来源及使用等。
一、自述
我是湖北人，现年五十一岁，是一破产的农家子弟，十四岁入汉阳兵工厂做学徒，共住二十九个月，因与工头不合，被革除。遇一亲戚廖某，介绍入造币厂，共住四年，因厂倒闭，去江西名人王家全家中做佣人，三年多，后来又由他介绍入他所经办的轮船公司任事（九江至南昌往返）。我在轮船公司内因为经东家的介绍，故只做了四个月，就升任二副，做二副二年又升任大副，后因轮船公司与矿物局（汉冶萍）的轮船撞坏了盐道所坐的船，与盐道口角，后经通缉，乃逃至湖北住。湖北住一年多，此时正值造币厂已开工，即入厂做工一年，又因武昌起义，造币厂停工，经人介绍入汉冶萍公司一八○号船上任事，直至一九二三年始脱离。
我入共党的经过是在汉冶萍公司工会，担任工会副委员长时（一九二一年），由许白昊（此人已死）介绍加入CP，七天以后，即任支部书记，“二七”事变以后，提升CP湖北区委。一九二三年失业后，由彭泽湘（现已开除，时为湖北省委书记）介绍任湖北省委书记一月。当汉口市党部成立时与刘百川等负责工作，我担任工人部长，曾出席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北伐军到武汉时经辞三次始准，后任武汉总工会委员长及市政府工作，到国共分家以后，共党五次大会当选中央委员，因开会通知只发给我一次，心颇不快。七月间在武昌蛇山开中共中央会，后因大发牢骚，中央亦未答复。又因“八一”罢工，我不同意，虽经罗亦农说服，却又将我送到汉口法租界一洋房中禁闭了，此时我见罢工已失败，遂不经共党中央的同意即私逃长沙了。到长沙后，即住乡下一月，后共党中央派朱鹤林带洋一百元陪我到上海了。（在“八一”以后，我曾出席气“八七”会议，组织中央政治局，我也是委员之一。）
我到上海之后住过一短时期，即被派赴莫斯科，同行者共十四人，我任主席。到俄后参观各处约数月，又去比利时住了数月，再返莫斯科，出席在苏俄召集的赤色职工国际的第四次大会，时苏兆征为主席，我任副主席。未几（一九二八年六月）中央开六次代表大会，我任主席团，回国后任共党总书记。曾被幽禁一个月（与立三、蔡和森、王仲一等同住）。一九二九年九月，共党二中全会开会时，周恩来与李立三在会场上发生意见，开会后两天，又发生争执。我对李的主张虽不同意，但不能反驳他。以后他们二人常有纠纷，我始终为他们来调解的。一月后他们的冲突日烈，无法解决，周恩来决意赴莫斯科报告国际，结果国际答复说：“中国党错误，国际驻中国代表亦错误。”此时瞿秋白等也来了，三中全会由瞿秋白领导，其所措施，下级大为反对，不得已国际派了米夫来华，找我谈话说：“以前种种错误，你都要负责，须受惩罚。”
经过米夫谈话之后，我却没有受处分，因为米夫说：“向忠发是一个工人份子。”此次米夫来华后，自中共中央的组织采变更了，分工制度，因而一切经济权均不经我手，我的总书记，只不过虚位而已。不久因为罗章龙组织非常会议，米夫召集徐锡根、陈郁谈话，这一次的谈话，我没参加。米夫返俄后，有一德国人作中国党的国际代表。四中全会的报告，周恩来起草，由我向国际代表报告，而陈绍禹大加反对我，说我是调和主义者。四中全会选举的结果，名义上仍由我来继承六次大会的总书记，但在事实上已经实行了分工制，如沈泽民任宣传，周恩来任军事，赵云任组织，从此各人各管各事，我在共党内不甚管事了。
二、供白
1、国际――国际共党驻沪东方部负责人
前为俄国人米夫，现已回国，后由一波兰人负责，但自称是比国人，闻已被捕，押在英租界巡捕房中。
2、中国――中国共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向忠发周恩来陈绍禹陈郁（已去莫斯科）
卢福坦（即老山东）徐锡根（去鄂西赤区）项英（去赣赤区）
候补委员：王克全罗敦贤张国焘（在赤区）关向应顾顺章
职务：
总书记――向忠发
宣传――张闻天
组织――朱森
军委――李福春
三、特务委员会
从前是我（向指自己）和周恩来、顾顺章，但自顾顺章被捕后，经人报告，阅已自首，遂施行改组了，前由顾顺章负专责，现改为廖成云负责。其组织如下：
1、廖成云总负责（注：前江苏省委，陈云的化名）
2、赵云（第三科――红队）
3、潘汉年（第二科――侦探）
4、杨森（第一科――社会及各种技术）
5、陈寿昌（第四科――交通）
四、苏区负责者：
1、苏区中央政治分局项英
2、鄂西分局夏曦
3、鄂豫皖分局张国焘
4、闽粤分局邓发
5、李立三已经送到莫斯科去了
五、各地上层负责者：
我因为近来同周恩来不合作，下层的组织及负责人的情况多不知道，现在所能说出的仅限于各地上层负责者：
1、江苏省委兼上海各区委指导：
书记王云程（湖北人，留莫回来。）
组织吴致中（湖北人，留莫回来。）
上海分七区：沪中、沪东、沪西、闸北、法南、吴淞、上海（码头及海员。）
2、浙江――有两中心县委，无省委组织
⑴温台中心县委。
⑵杭州中心县委（已破坏。）
3、安徽――过去有省委，现无。
特委有三：安庆，广德，南宁。
4、山东――有省委，五六月破坏，新派二人去，姓名不知。
5、河北――顺直省委由殷鉴负责。（从前罗章龙派的非常委员会省委已解散。）
6、满洲――李翔伍。
7、哈尔滨市委书记――伍何敬（河南人，自莫回来。）
8、河南――季中发。
9、湖南――无法组织。
10、湖北――只有桥口区委一个（月支三百元。）
11、陕西――只有市委一个（人数不多，惟未与中央发生关系），近派刘国章前去（此人前为中央与国际代表间领款者）。
12、广东省委（包括广西，驻香港）书记蔡和森。
13、四川，云南，福建都不详。
14、察哈尔等特区无人负责。
六、各地实际情形：
1、以江苏省委较有力量，上海为最，但亦极为薄弱。
人数（党员）除赤区外，约有二万党员，内中大部份挂名和不起作用的，自然亦都算在内。
2、成份：工人占百分之十，农民占百分之六十，智识份子占百分之三十。
3、上海方面：党员五百八十人，青年团员二百七十六人，工会党员四百七十人，月缴会费共计二百七十余枚铜元，由此亦可见力量之薄弱了。
七、军事：
从前经中央局决定共七军：
第一军毛泽东朱德
第二军贺龙
第三军彭德怀黄公略总称一、三集团军
第四军邝继勋（鄂豫皖）
第五军毛泽东（一部份，力量很小）
第六军周郡
第七军李明瑞
总计赤军人数十二万余人，枪枝七万余。
八、共党经济来源：
（甲）国际供给者：共产国际（注：苏联）帮助中国共党每月一万五千元美金，中国五六万元，实际上国际的款是俄国共党供给的。最近经济的支配权操在周恩来手里，我不知其详。但是从前中央总行动委员会时，由我来支配经济，所以我知道的很详细。其分配如下：
1、江南局五千五百元，后又加上一千元
2、南方局四千二百元
3、长江局六千元
4、北方局四千八百元
5、满洲一千二百元
6、军部九千元
7、宣传九百元（印刷费另外）
8、组织及招待一千三百元
9、红旗报二千元（现由罗绮园负责）
（乙）赤区接济者：
在赤区中所没收或抢掠的财物，统统都换成现金，再由在芜湖开发金铺子的同志张人亚兑换成现洋及钞票，交来上海给中央。前后由我经手有两次：第一次，一九三○年六月由闽西运来七百两；第二次，一九三○年底，由赣西南运来两千零七两。由这两批款内提出八百元组织商业机关，派陈绍禹作老板――现由廖成云负责交付，此外尚有许多大批现金由赤区运来，但都不是我经手的。
（丙）绑票或抢掠：
共党的经济，有时因国际的关系一时中断，款子不能来，亦有的因赤区的接济没有到，因此就时常采用绑票和抢掠的方法，这种工作主要是由特务第三科红队负责干的。
九、附记：
1、喻泽时：交通主任，住戈登路戈登里。
2、李金生：是我的工作负责人，于前星期内被公安局捕获，共有七人，闻现解司令部，他知道我的机关很多，经过此次破坏，各处机关均迁移，因此我也受了国际的严重警告。
3、妇女部――周秀珠住闸北邓托路口同春里七十二号。
4、青年团总书记秦邦宪，住古拔路横路三号，开会地点在西摩路。
5、国际接头处及领款机关在忆定盘路。
6、共党现有干部全国不过二百人，在莫斯科者亦不过二百人，人才极感缺乏。

出卖同党！毛泽东为何被国军捕获后免死获释？
2016-12-15 00:10

在国军第五次围剿共党“苏区”时，毛泽东曾被国军抓获。（网络图片）
中共最高层很多有被捕后卑躬屈膝，求乞讨饶的经历。众所周知，刘少奇、周恩来曾经在“文革”中被指控有“投敌自首”的“历史问题”，近年来，毛泽东两次被捕、出卖同党的真相，也开始大白于天下。
“被捕”后“急智脱逃” 《西行漫记》露破绽
关于毛泽东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次被捕的事，一直没有旁证，只有毛泽东自己的交待。这一交待被中共一直肯定，其党也无人敢去议论，海外人士也只好承认毛“被捕”后“急智脱逃”的结论。
流传于世的毛泽东“被捕”又“急智逃脱”的记载，出自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该书记录说，毛泽东有一段时间为组织军队，在衡阳矿工和农军之间走动，被国民党属下的一些民团抓到了，要把他送到民团总部枪毙。毛当时手里有从别人那里借到的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者将其释放。普通士兵见有钱收，答应释放毛，负责押送的队长不肯。毛决定逃脱，直到离民团总部约两百码的地方，找到了逃脱的机会，毛挣脱绳子，往田野里逃窜而去。
然而，这个故事版本经不住有心人的考证。1948年秋天，中共势力急剧膨胀，中国东北和天津战役结束的时候，长江以南各省震动。在毛泽东当年被捕的地区，一些中小学教员很自然地对中共和毛泽东的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一个金姓的小学教师读了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就地调查了1927年毛泽东被捕的情况。最初找不着什么线索，后经朋友介绍，得知有一个60多岁的老人，曾在当时的民团团部做过文书，于是他和朋友寻访到了这位老人。
这位老文书经过久久的回忆，不能肯定抓到的是谁，但记得那年（1927年）8月中秋节前，有个瘦长的男人在镇上经过，因为背的包袱沉重，又东张西望鬼头鬼脑，被民团怀疑背的是枪支，把他抓住，背的原来是100多块银元和一些衣服信件，说是做生意的，当即被解到民团团部审问，经过拷打灌水，才知道是共产党一个头头，他供出好几个同党，有一个同党并且是做县长的，在镇上小铺里等他，也一同被捕获。这个老文书清晰记得的大体情况，就只这些。
金姓教师要老文书回忆他听得的所有其他情况，老文书所知不多，只听说当天民团总部把那几个被捕的人解到边防司令部去。以后的事，就不知道了。金姓教师再次请老文书回忆，提供线索，老文书说当年的团总已死，可去找团总的儿子问问。团总的儿子当时也老了，又有病，对当年毛泽东被捕的事也有兴趣。他肯定当年父亲抓的是毛泽东，但抓的具体情节不大明了，只听说毛泽东能说会道，愿意和政府合作，他的父亲见毛泽东为国军立了一些功，又是同乡关系，帮他讨情，保他回乡教书，谁知后来他却逃到井冈山去了。
中共军队渡过长江以后，老文书下落不明，中共“土改”期间，团总的儿子被枪毙了。后来，金姓教员被中共打成“右派”。他同他的一些好友多次秘密谈论过他调查的经过。金姓教员好友的女儿到香港在闲谈中谈起这些事情，但是，可靠与否，当时她心里也没有谱，其他人也是将信将疑。
大约2000年左右，金姓教员女儿和她的丈夫张时中先生到北京探亲访友，上图书馆看报看书，发现有几本记述毛泽东被捕的书籍，并不如毛泽东对斯诺谈过的那样一致符合，出入甚大，大到足以证实老文书的所述“实而不虚”。
中共建政前后，国内流行一篇宣传资料，将毛泽东当年被捕时对团丁的谈话，详详细细，委委婉婉，写得十分动人。好像除了以金钱贿赂团丁之外，这篇谈话的说服力强，煽动性高，起到了攻心的作用，致使国军士兵欣然同意释放毛泽东。这篇谈话在毛泽东湖南故居纪念馆展出，大约两百多字，考察起来，有造假嫌疑，很可能是毛泽东本人着力捏造出来的，大概他觉得对斯诺的谈话还有漏洞，所以，造作一篇动人的谈话补充宣传。
但是，经过人们积年补充资料，反复钩沉，历史真相已经开始显露出来。仅从毛泽东对斯诺谈话的内容来研究，就可以发现漏洞百出，矛盾重重。毛泽东后来不以此历史事件来吹嘘自己，也可能自己感到心里有愧。中共笔杆子淡化这一历史事件，没有大事宣传，亦可能怕纸薄风大，露出原形。
樊崧甫在第五次围剿共党时抓到毛泽东
一般认为，1927年毛泽东被民团抓捕是其一生中唯一一次被捕，不过，在陈鸿年、吴越合着的长篇纪实回忆录《九死还魂草》、吴越著《我的爸爸是冤鬼》里却记载，在国军第五次围剿共党“苏区”时，国军军长樊崧甫的手下曾经将毛泽东抓获。
樊崧甫是国军高级将领之一，爱骑白马，故称“白马将军”。1933年国民政府对共党盘踞的闽赣“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他是主力部队的军长。这一次，共党全线溃败，无奈只好长途逃窜。
就在这一时期，樊崧甫的部下抓获毛泽东。毛泽东开始百般抵赖其真实身份，但军长樊崧甫手上有他的资料和照片，形象鲜明，仅凭他三寸狡辩之舌无法蒙混过关。
樊崧甫是江湖帮派“洪帮”中人，抓到毛泽东并明确了他的真正身份以后，向蒋介石隐瞒了这个消息。最后，他决定给毛泽东路费，让其装扮成普通百姓后离开。这件事情，当然是绝密的，除了樊崧甫和毛泽东本人之外，不可能有第三个人知道。
或许，正因为樊崧甫与毛泽东之间有过这样一笔默契的“交易”，1949年5月上海战役之前，蒋介石电令樊崧甫去台湾，樊崧甫居然借故不遵从命令，为此蒋介石下令逮捕樊崧甫，关进了提篮桥监狱，共党占领上海，被放出来。共党对樊崧甫这个国军大员，不但不抓，反而极尽优遇，派专人去保护他的住宅，专门把他请去谈话，请他出任中共上海市政协委员、中共虹口区政协主委，还给他分配了许多社会工作，诸如中共的“抗美援朝委员会委员”、“爱国卫生委员会委员”等等。在1951年中共的“镇反”大逮捕中，他也得到了特殊的保护。
樊嵩甫这个国军高级军官，在中共建政后不仅毛发无伤，还能身居要职，确实有些令人费解。

毛泽东奸污李立三的妻子  杨开慧知道后大吵
2016-09-12 10:00

杨开慧算是毛喜欢的第二个女人。离开陶斯咏后，毛与杨结婚。1922年至1926年间，杨相继生下了毛岸英和毛岸青。在毛岸龙出生后不久，毛奸污了同住在长沙清水塘院内的李立三的妻子。此事被杨开慧知道后，两人大吵了一架。
中国影视界人士韩三平和黄建新联合导演的大型历史纪录片《建党伟业》中有个很特别的角色，毛泽东的初恋女友陶毅。陶毅是湖南湘潭人，被誉为“长江以南第一才女”，曾与青年毛泽东陷入热恋，后因政见不同而分手。”
毛的确有个女人姓陶
在大陆私下流传着不少关于毛泽东私生活的“禁书”，如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等，里面披露了很多毛泽东干的荒唐事。很多大陆党史工作者也知道，在杨开慧之前，毛身边的确有个女人，姓陶。
毛的第一个结发妻子姓李，比毛大6岁，毛对她不感兴趣。走出韶山后，毛喜欢的第一个女人就是陶斯咏。陶是湖南湘潭人，名门闺秀，温柔善良，是毛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的同学和同乡。
1919年至1920年间，两人在长沙共同开办了“文化书店”，并开始热恋。但在1920年夏天，陶不堪忍受毛激烈造反的暴力主张，同时发现毛专横残忍的性格，以及他对杨开慧的移情别恋，愤而离开长沙，在上海开办了“立达书院”，1932年去世，年仅30多岁。
毛喜新厌旧荒淫无道
杨开慧算是毛喜欢的第二个女人。离开陶斯咏后，毛与杨结婚。1922年至1926年间，杨相继生下了毛岸英和毛岸青。在毛岸龙出生后不久，毛喜新厌旧，奸污了同住在长沙清水塘院内的李立三的妻子。此事被杨开慧知道后，两人大吵了一架。
1927年秋天，毛发动了秋收暴动，被击败后窜入江西井岗山。不久，34岁的毛泽东即与盘踞在此地的漂亮彪悍的双枪女强盗、18岁的贺子珍同居。杨开慧和两个孩子因毛被国民党抓捕，毛非但不去营救，反倒迎娶了贺子珍，最后杨开慧被枪杀。
毛在随后的流窜途中，不顾贺子珍的死活，9年里让她怀了10胎，但是，毛在延安见到江青后，还未离婚又把贺子珍以“精神病”的名义赶走，令贺在苏联孤苦伶仃的生活了大半辈子。
有评论说，共产党的头目们都差不多，马克思与燕妮的陪嫁保母私通，生了孩子说是恩格斯的、列宁嫖妓染梅毒、斯大林霸占歌星被控诉。据毛的私人医生介绍，后来的毛泽东过的更是糜烂透顶的生活，一贯以女人为玩物，这样的流氓骗子，真是印证了流氓无产者的“光荣”称号。

与中共决裂的红军创建人揭秘令人胆寒的政治保卫局
政治保卫局权力无边，常常一句“保卫局请你去问话”，就将人带走。被传去者，多数就此“失踪”，毋须宣布任何理由与后续消息。为处置这一大批“动摇干部”与“反对阶级”，在瑞金北面与云都交界的大山深密处，设立特别军事法庭，审讯只是一句话：“你犯了严重的反革命错误，革命队伍里不能容许你，现在送你回去。”然后押着犯人到（万人）坑边，一刀一脚，完工齐活。这种残酷的历史性大屠杀，直到红军主力突围西窜（所谓长征）一个月后，才告结束。
龚楚
【阿波罗新闻网 2016-12-27 讯】
作者：祝春亭
龚楚曾是红军创建人之一、高级将领，他是历史的见证人。《龚楚将军回忆录》很有价值，通过这部书，我们能够清晰地了解当年苏维埃政权是怎么回事，红军肃反有多么残酷。
毛泽东死后，国家主席杨尚昆作为瑞金时代的见证人，才敢于在小范围内承认龚楚这部回忆录的真实性。
红军代总参谋长
龚楚（1901～1995），粤北乐昌长来村人，15岁入广州巿立一中。16岁参加粤军，入滇军讲武堂韶关分校。1921年任粤军连长。1924年入团，1925年转党，回乡从事农运。宁汉分裂，1927年5月初在韶关任“北江工农讨逆军”总指挥，率部参加南昌暴动。1928年1月，与朱德、陈毅、王尔琢等发起湘南暴动。1928年5月，指定与朱毛组成前敌委员会，头颅也与朱毛同一价位——捉到两万大洋、击毙一万、报信五千。1929年12月参与百色暴动，任红七军参谋长。此后历任红七军长、中央模范团长、粤赣军区司令、红军代总参谋长。1934年10月中旬，红军主力西撤后，任留守江西苏区的中央军区参谋长。最后一个职务为方面大员：湘粤桂边区中央分局书记兼该区红军总指挥。1935年5月2日，只身离队，留下一份“脱离声明”。
红军创建者之一的龚楚，为中共事业历尽艰辛，几入生死，左腿致残，加之身居高位，通缉匪首，按说只能死心塌地跟着走了，怎么会离开革命队伍呢？都熬挺11年了，怎么会自我否定呢？自然，龚楚之叛说来话长，有着主客观复杂因素，须稍展述。
被冤杀的林野夫妇
林野（1902～1934），福建龙岩人，中共党员，黄埔军校毕业生，参加北伐，宁汉合流后脱离汪部回闽西。1928年初参加朱德领导的湘南暴动，即任红四军军部少校参谋。但其家庭成分是地主，1929年朱德率部攻占龙岩，林野父母被当地农会在暴动中杀死，担心林野报复，当地共干要求朱德将林野交送地方处置，朱德不允，痛斥来要人的农会共干。红12军在福建成立后，林野出任军参谋长，工作中得罪军政委谭震林，调任红军军政学校四连连长，后任红军公略学校教育长、红军第二步兵学校校长。1934年秋，中央红军主力突围，林野任野战军（突围部队）总司令部参谋，随军行动，走了两天，因脚受过重伤，行走不便，朱德调他回中央军区（留守部队）工作。当林野回到瑞金，恰逢其妻（上海大夏大学毕业生）从福建跑到江西苏区来找他，最高浪漫的“革命+恋爱”，真是说不出的喜悦。
林野向西江（会昌县属）中央军区司令部报到的第二天，谭震林到龚楚办公室，细声对龚说：“报告参谋长！我们准备请林野回家去！”龚楚以为要林野回龙岩老家工作：“司令部正需要林野这种参谋人才，我看还是另外调人到龙岩去吧。”谭震林狞笑一声：“不是要他到龙岩去，是要他回老家！”龚楚一个寒噤，忙问：“林野同志是老党员，他并没有错误啊！”谭震林严厉而坚定地说：“我应该报告你的是，林野的思想向来不正确，立场也不坚定，而且又是一个反革命的地主阶级（按：指其家庭出身），中央早已对他怀疑。现在他回来了，在此艰苦斗争中，我们再也不能让他混在革命队伍中。我已报告了项英同志，并已得到他的同意。”
龚楚认为像林野这样年轻有为的同志，并无明显错误，仅仅怀疑就要杀掉，实在难以接受。谭震林虽然地位比龚低，却是“国家政治保卫分局长”，直属中央领导，操握留守红军全体人员的生杀大权。除了对高干动手须报告政治局，处决中下级干部与士兵平民，毋须任何机关核准，只要自己批准自己就行。龚楚深知谭震林为人刻薄冷酷无情，无法阻止，但寄望说服项英。龚找到项英：“林野究竟怎样处置？你有考虑吗？”项英很庄重地回答：“谭震林的意见很对，在这严重斗争的环境，为了革命的利益，我们顾不到私人的感情了！”龚见项处无望，去找住在附近的瞿秋白、阮啸仙，两人虽已失势，却是著名中共高干，且与龚私交颇深，尤其阮啸仙是广东农会时期的老同志（后任赣南军区政委），也许能救下林野。两人听后，互望一眼，瞿秋白说：“这件事，我同意龚同志的说法，不过我们现在不便说话了！”阮啸仙也说：“龚同志，我看这件事你也不要管了！我和瞿同志就快离开这里，你和谭同志共同工作的时间长着呢，何必因此而引起以后的不愉快？”
当天下午三点，项英通知林野，说是派他重赴红军学校任职并请他们夫妇吃饭。林野夫妇兴冲冲地赴约。下午四点开饭，特地为林野夫妇加了一碟炒蛋。陪餐的龚楚知道这是“最后的晚餐”，眼看这对恩爱夫妻笑意写在脸上，浑然不知，自己既无法援救更不能泄露天机，心如刀绞。他忽然想到至少应该救下无辜的林妻，便说：“林野同志，今晚去红军学校有15里路，天快黑了，此间有空房，让你太太暂住一晚，明天再派人送她去，好吗？”一旁项英、陈毅顿时领悟，附和道：“龚同志的意见很好，林嫂子明天去好！”可这对恩爱夫妇婉谢好意，他俩哪里会知道龚楚的真正用意呢？这对好不容易会面的青年夫妇，当然希望能有更多时间在一起。
事后，那两个在途中奉命动手的特务员，向龚楚报告经过：走了十里路，已入夜了，林野先行在前，林妻在后，一位黄同志拔出大刀去杀林，其妻大叫，双手拖住黄不放，林野发足狂奔，另一特务员立即赶上，举刀便砍，林一闪避，已中左肩。林野立即回身拼命，但因左肩负伤，又被劈中右肩，此时再想逃，被追上照头一刀，脑破两半。林妻也已被黄同志结果。那位特务员说完嘿嘿一笑：“这次若不是我们两人，恐怕给他跑掉了呢。”龚楚事后对谭震林说：“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最好是痛痛快快的干掉，不必要再演这样的活剧了。”谭讽笑道：“参谋长还有一点温情主义的意识呢！哈哈！”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林野为烈士。
令人胆寒的政治保卫局
1934年6月中旬，五次反围剿无法打破，白军包围日益缩小，红军最高领导层决定突围。为保证突围时没有逃跑及投降之类事件，政治保卫局进行严密整肃。政治保卫局权力无边，常常一句“保卫局请你去问话”，就将人带走。被传去者，多数就此“失踪”，毋须宣布任何理由与后续消息。这一时期，被撤职审查的干部士兵达数千人，不得不在瑞金附近设立十多个收容所。为处置这一大批“动摇干部”与“反对阶级”，在瑞金北面与云都交界的大山深密处，设立特别军事法庭，离开法庭150码，有一条二丈多宽的山涧，涧上有一小木桥，桥下便是“万人坑”。所谓审讯只是一句话：“你犯了严重的反革命错误，革命队伍里不能容许你，现在送你回去。”然后押着犯人到坑边，一刀一脚，完工齐活。更“艺术性”一点的，要犯人自挖墓坑，然后再动刀踢入或干脆活埋，省下挖坑的麻烦。“这种残酷的历史性大屠杀，直到红军主力突围西窜（所谓长征）一个月后，才告结束。”
据《龚楚回忆录》，红军撤退或在白区长途行军时，必派出由政治保卫局人员组成的收容队与后卫警戒部队同行，落伍官兵如无法抬运，“便毫不留情地击毙”，以免被俘泄密。红军中除了政委与政治部主任，各级长官不仅不知道政治保卫局的卧底，而且不知道身边警卫多数都是经过“政治保卫局”培训的特务，时刻监视，随时可对自己“动手”。百色暴动主要领导人、红七军军长李明瑞（北伐虎将、广西国军最高长官），就是被跟随多年的心腹卫士林某击毙，林某就是奉命监视李明瑞的特务。政治保卫局内部也互监互督，没有人受到绝对信任。“不但中下级干部终日忧惧，不知死所，高级干部也人人自危。在这种恐怖的气氛笼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这时，我便暗萌去志。”更何况，龚楚已有“历史污点”。1933年5月下旬，周恩来主持高干会议宣布：“对龚楚在工作中所犯对革命前途灰心丧气，甚至发生动摇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批评教育，并给予开除党籍一年的处分，调红军大学上级训练队高级研究班受训。”随即在红军总部召开思想斗争大会，对龚楚围攻批判，提前经历“文革”。政治保卫局要收拾龚楚，也不是没有“历史依据”。
这一时期被“肃”的红军高干还有红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季乃1932年1月1日宁都暴动的主要领导人，带着26路军两万余人及众多弹械投红，出任红五军团总指挥。仅仅因为与参谋长赵博生（中共党员）在人事安排上有所龃龉，同年6月即以“读书”为名予以软禁，10月与部下另一将领黄宗岳同时被杀。1927～1934年间，毛泽东也被清算过“富农路线”，三次开除中委八次严重警告与留党察看。1932年初，萧劲光因“小资产阶级意识”差点不得出任五军团政委，5月又遭撤职与开除党籍处分。革命远未成功，革命者已在支付“必要的冤枉”（始于文革的中共高干流行语），交出去的是血淋淋的肉体与生命，抓住的则是干巴巴的抽象概念与教条。
人质与绑票
有饭吃，有衣穿，这是一支军队生存下去的基本条件。
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有胆有识的毛泽东就开创了抓“人质”索钱粮和“借粮款”的经验。这对军队的生存和最终胜利意义重大。这一巨大功绩理所当然的应记在主席的功劳薄上。
根据毛泽东的战友、红军军官龚楚于1954年在香港出版的回忆录，其中记述了一桩红军抓人质索取光洋的具体见闻。
一天，龚楚经过瑞金附近的龚房，“因为天气炎热，到村里去找一间民房休息。这个龚房，居住的是姓龚的居民，我进入休息的是一栋很大的青砖平房，外面非常整洁。但等进大厅时，却意外地感到凄凉与萧条，因为屋子里的家具都没有了，只有一张烂方桌和一条长板凳，屋子里有两个中年妇人和一个老年妇人，还有三个小孩子，全穿着破烂衣服，形容憔悴，看见我带着四个携有手枪的特务员进来，非常惊恐，小孩更吓得哭了起来。”这时他们听到龚楚的姓，知道是同宗。于是一家六口跪在他面前，求他救他们的命。老太婆哭着说：“我家老头子是个读书人，两个儿子也读了点书，因为家里有十几亩田，两个儿子便在家里耕地，上半年老头子和两个儿子都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缴光洋二百五十元。我们到处张罗了一百二十块钱，并将女人家全部的首饰凑足起来，送去赎他们。但金钱缴了，老头子仍被吊死，两个儿子也被杀了，现在他们还逼我们缴五百光洋，否则我们六口人都要捉去坐牢。司令员呀，我们饭都没有吃，哪里还有五百光洋呢？求你念在同宗之情，替我们说句公道话，我家老头子在世的时候曾说过，有位红军军长是我们姓龚的，他很早就想去找你……司令员呀！你无论如何要救救我们！”说罢她便不住地磕起头来。她们两个媳妇和小孩也跟着磕起头、流泪。龚楚虽然答应替她们想办法，但他明白帮忙反会害了她们。“曾有个医生因缴不起捐款求他，他转告了当地政府，但十多天后当我由闽西再回到瑞金时，那位医生已被杀害，药店也被没收，他家的寡妇孤儿已沦为乞丐了。”
自一九三三年秋，中共实行消灭地主的农民政策后，农村阶级斗争更趋严重，清算接连清算，杀了一批又一批，甚至杀到红军干部的家属，如江西独立师师长杨遇春，他是瑞金武阳围人，父母叔伯都被捕去清算，家中屋宇财物全被没收，他以参加革命多年的结果，弄得家破人亡，迫得他冒险逃出苏区，向国军投降，掉转枪头，参加到反共的队伍中去。无产阶级出身的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也因不满现实，在红军大学高级研究班毕业后，也逃出苏区投降国军。其他红军中下级干部逃亡的更多，地方干部中逃亡的有石城、宁都的赤卫队长，许多县份的村、区赤卫队长，以及大批人民纷纷逃出苏区，走向吉安、赣州一带的国军区域去。
农村中处决地主的手段，是万分残酷的。他们在未杀以前，用各种严刑拷打，以勒索金钱；等到敲榨净尽，才加以屠杀。在“斩草除根”的口号下，被指为豪绅地主的家人连襁褓的婴孩也不免于死，所谓“人性”这个名词，在共产党的经典中，已经找不到了。
中共打着革命的旗帜，其目的，若从正常的路线来说，是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建设共产主义新社会。我曾经组织并策动过苏维埃运动，我深深地体验到，中共在苏维埃运动时的革命，并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国的无产阶级，只是被愚弄，被欺骗的对象。中国的无产阶级——工人，及其同盟——农民，他们在数千年来的文化熏陶下，大家都是爱和平、重道德、敬业乐群、乐天知命的，对于中共的激烈斗争政策，并不感到兴趣。因此大多数的人们，都采取躲避观望的态度，只有地方上一般游手好闲的流氓地痞，却喜欢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中共也看中了他们，认为他们是贫苦工农成份。其实，这些人早已脱离了生产，趁着“打土豪、分田地”的机会，来满足他们发财妄想。他们唯中共之命是听，并且还做得更为激烈以表示他们的忠实，于是，这些流氓地痞便被中共认为是革命的积极分子，更尽量的吸收到党里面来，不断的加以提拔，大胆地将他们捧上统治阶级的宝座。因此，这一批鸡呜狗盗，好吃懒做的坏蛋，便一跃而为新统冶阶级了。他们大多数成为地方苏维埃政府的重要人物，或农会工会的主席。一旦掌握了地方政权，或领导着民众组织，他们当然无法无天，胡作胡为了。第一、他们过去或者受过了善良人们的厌恶及歧视，现在便利用“翻身”的机会，吹毛求疵来报复泄愤。第二、他们过去穷困久了，打土豪是唯一的发财机会，可以不劳而获，坐事其成，所以在打完土豪之后，有将富农称为地主，中农称为富农，极尽其敲榨勒索的手段。第三、他们现在有钱有势，便藉着“男女平等”的口号，以提倡妇女参加革命工作为手段，将乡村中的年青貌美的妇女，任意凌辱与玩弄，如果她们反抗，便用种种罪名，加以迫害，许多农村女子，便在这种淫威之下惨遭蹂躏！而一生坚贞不屈的便牺牲了生命。有一个时期，中共也觉得这种情势非常严重，曾发出：“反贪污、反腐化、反保守报复的农民意识”的指示，在党内展开思想斗争，进行思想教育，企图纠正地方干部的错误。可是，这些流氓地痞的本质太坏，任你如何斗争、教育，都无法改过纠正。他们已变了新兴的统治阶级，成为苏维埃的骨干，如果没有他们，苏维埃便一无所有了。所以，揭穿了苏区内统治阶级的面幕，完全是一群贪污腐化、卑鄙龌龊的魔鬼在狂舞！像这样的无产阶级专政，怎不令纯洁的革命份子寒心呢？怎不令善良的工农人民受尽磨折呢！
当红军主力突围走了之后，这班流氓地痞，知道来日无多，有的是窃取公家财物逃出苏区，有的是拥着娇妻潜匿深山逃避斗争，有的更原形毕露，带着手枪藉借粮筹款供应红军之名，向稍有存粮存款的红军家属抢掠，甚至强奸红军家属妇女。这时，乡、区政府多数已找不到一个负责人，苏区社会已陷入无政府的恐怖状态。项英曾严饬各省级党政负责人消除这极严重现象，迅速恢复苏区秩序，但结果毫无办法，这就是最后苏区的状况。
这一系列的悲剧，促使龚楚逃离红军。龚本人于1990年90岁高龄时回国定居。毛死后，国家主席杨尚昆作为瑞金时代的见证人，才敢于在小范围内承认龚楚这部回忆录的真实性。
另据陈毅回忆，若捉住了豪绅家里的人固然可以定价赎取，这个办法比较难，因为红军声势浩大，土劣每每闻风而逃。此时只有贴条子一个办法，就是估量豪绅的房屋的价额，贴一张罚款的条子，如可值一万元则贴一百元，余类推，限两日内交款，不交则立予焚毁，每到期不交，则焚一栋屋以示威。这个方法很有效力，红军的经济大批靠这个方法来解决。（摘自《陈毅军事文选》，陈毅著，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
再读龚楚
龚楚被称为中共第一叛将，他当时在井冈山的排名仅在朱毛之下，“朱毛龚”更是当时中共公文里常出现的名字。他不但是红军的缔造者，一手创建了红四军和红七军，而且长于政治，是中共早期罕见的文武全才。
在读了他的《我与红军》后，又读了他的《龚楚将军回忆录》，后者比前者叙述得更详细些，但都到他脱离红军嘎然而止，对以后的身世经历没有一点交待。
龚楚的回忆录比较难得的是，因为没有什么顾忌，所以无论当时高层的人事关系，还是作战经历都以最原汁原味的方式曾现出来，比如毛的聪明绝顶与骄横跋扈，比如朱的温厚隐忍与笼络手段，比如周的刻薄寡恩与唯上是从，比如彭德怀的刚愎自负与推诿责任等等。
读了龚楚的回忆录，就可对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有更深的理解，比如毛的讨厌知识分子，并不是因为他在北大图书馆受人奚落，更重要的是他在井冈山作山大王作得风生水起好不得意时，来搅局的先是那些大城市跑来的知识分子，后来是从苏联跑来的知识分子，他受这些知识分子的打压和鸟气比北大时的奚落更甚。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是激情有余才干不足，败事有余成事不足，而这又恰恰被中国革命所证明了的。
彭德怀是一个好呈匹夫之勇的人，他对自己的军事才能非常自负，但他统筹规划，战场调控的能力很差，打了败仗还要推诿给人，也是龚在红军时期唯一与之有过摩擦闹过不愉快的人。彭的这种好呈能的性格也是促使他当年发起百团大战，勇挑抗美援朝重任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周恩来唯上是从的个性也从最早的紧跟共产国际到最后的紧跟毛都没一点变过，可能唯一改变的就是本来冷酷嗜血的性格变得温和圆滑。
读龚楚的回忆录最大的感慨是，命不大的人不要去干革命，一干命就会没有。龚楚在红军的那段日子里，可谓九死一生，每次都差不多死了又给他逃过来，一次比一次惊险，他曾坐船仅仅因为没有和同行的人在一个船舱就逃过一劫，而另一个船舱的同志被捕后就被杀了，他曾和一队士兵被敌人俘虏，就在敌人要枪决他们时，他用广东话喊了一句“没想到我今日要命丧于此”，没想到同是广东人的国军营长就此给了他一条生路。
龚楚的叛变绝不是官方所说的意志薄弱受到诱惑，而是他的信仰和当时苏区执行的共产国际政策越行越远。周恩来到苏区后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的三光政策，不但把地主杀掉还把富农杀掉，苏区经济在重重盘剥之下迅速走向崩溃的同时，周对内部人也展开比毛更疯狂的清洗，大批中下层干部被杀，一点不亚于张国焘在四川搞的清洗。
龚一方面看到苏区人民的生活比过去更加悲惨，苏区政府干部的流氓化更加深了这种悲惨的生活，一方面看到优秀的部下被保卫局杀掉而无法阻止，再加上他曾因发展根据地经济而对地主富农采取温和态度背上开除党籍一年的处分，这种种都使他对中共革命产生失望以致于绝望，他说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而共产主义不讲人道，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在中央红军长征后，他留下和项英陈毅一同支撑残局，他主管军事。此后中央要他带最精干的24师去鄂赣粤创立根据地，他任军政一把手，他到了那里后找机会脱离了红军。
龚楚脱离红军，先回了老家乐昌，后加入余汉谋的部队负责剿共，若不是陈毅谨慎，项英陈毅差一点被他抓住。1949年龚楚在家乡向解放军投诚，后经叶剑英举荐去海南当说客，但他没去海南而在香港定居下来，蒋介石曾委派他在香港收编残部，但也被他所拒，从此远离政治。
1990年年逾90的龚楚重返故乡，1995年在故乡去世。
龚楚的一生只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他一系列的选择很值得现代的我们再回顾一下，同时也对中国那段历史有更深的体会和认知。
20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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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万人大屠杀真相
【阿波罗新闻网 2016-08-31 讯】

1935年，红军长征后留守中央苏区的前红军代总参谋长龚楚投敌，成为“红军第一叛将”。事件起因是，红十二军参谋长林野夫妇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遭自己人背后用大刀砍杀，为保证长征时没人逃跑及投降竟进行“万人坑”大屠杀。这些令人胆寒的残酷肃反，令龚楚对中共失去信心。本文摘自爱思想网，作者裴毅然，原题为《红军代总参谋长龚楚之叛》。

1990年9月13日晚，龚楚回到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县长乐村定居。亲朋和邻里来他的住所表示欢迎（图源：中国新闻周刊）
龚楚（1901～1995），广东乐昌长来村人，15岁入广州市立一中。16岁参加粤军，入滇军讲武堂韶关分校。1921年任粤军连长。1924年入团，1925年转党，回乡从事农运。宁汉分裂，1927年5月初在韶关任“北江工农讨逆军”总指挥，率部参加南昌暴动。1928年1月，与朱德、陈毅、王尔琢等发起湘南暴动。1928年5月，指定与朱毛组成前敌委员会，头颅也与朱毛同一价位——捉到两万大洋、击毙一万、报信五千。1929年12月参与百色起义，任红七军参谋长。此后历任红七军长、中央模范团长、粤赣军区司令、红军代总参谋长。1934年10月中旬，红军主力西撤后，任留守江西苏区的中央军区参谋长。最后一个职务为方面大员：湘粤桂边区中央分局书记兼该区红军总指挥。1935年5月2日，只身离队，留下一份“脱离声明”。
红军创建者之一的龚楚，为中共事业历尽艰辛，几入生死，左腿致残，加之身居高位，通缉匪首，按说只能死心塌地跟着走了，怎么会离开革命队伍呢？都熬挺11年了，怎么会自我否定呢？自然，龚楚之叛说来话长，有着主客观复杂因素，须稍展述。
被冤杀的林野夫妇
林野（1902～1934），福建龙岩人，中共党员，黄埔军校毕业生，参加北伐，宁汉合流后脱离汪部回闽西。1928年初参加朱德领导的湘南暴动，即任红四军军部少校参谋。但其家庭成分是地主，1929年朱德率部攻占龙岩，林野父母被当地农会在暴动中杀死，担心林野报复，当地共干要求朱德将林野交送地方处置，朱德不允，痛斥来要人的农会共干。红12军在福建成立后，林野出任军参谋长，工作中得罪军政委谭震林，调任红军军政学校四连连长，后任红军公略学校教育长、红军第二步兵学校校长。1934年秋，中央红军主力突围，林野任野战军（突围部队）总司令部参谋，随军行动，走了两天，因脚受过重伤，行走不便，朱德调他回中央军区（留守部队）工作。当林野回到瑞金，恰逢其妻（上海大夏大学毕业生）从福建跑到江西苏区来找他，最高浪漫的“革命+恋爱”，真是说不出的喜悦。
林野向西江（会昌县属）中央军区司令部报到的第二天，谭震林到龚楚办公室，细声对龚说：“报告参谋长！我们准备请林野回家去！”龚楚以为要林野回龙岩老家工作：“司令部正需要林野这种参谋人才，我看还是另外调人到龙岩去吧。”谭震林狞笑一声：“不是要他到龙岩去，是要他回老家！”龚楚一个寒噤，忙问：“林野同志是老党员，他并没有错误啊！”谭震林严厉而坚定地说：“我应该报告你的是，林野的思想向来不正确，立场也不坚定，而且又是一个反革命的地主阶级（按，指其家庭出身），中央早已对他怀疑。现在他回来了，在此艰苦斗争中，我们再也不能让他混在革命队伍中。我已报告了项英同志，并已得到他的同意。”
龚楚认为像林野这样年轻有为的同志，并无明显错误，仅仅怀疑就要杀掉，实在难以接受。谭震林虽然地位比龚低，却是“国家政治保卫分局长”，直属中央领导，操握留守红军全体人员的生杀大权。除了对高干动手须报告政治局，处决中下级干部与士兵平民，毋须任何机关核准，只要自己批准自己就行。龚楚深知谭震林为人刻薄冷酷无情，无法阻止，但寄望说服项英。龚找到项英：“林野究竟怎样处置？你有考虑吗？”项英很庄重地回答：“谭震林的意见很对，在这严重斗争的环境，为了革命的利益，我们顾不到私人的感情了！”龚见项处无望，去找住在附近的瞿秋白、阮啸仙，两人虽已失势，却是著名中共高干，且与龚私交颇深，尤其阮啸仙是广东农会时期的老同志（后任赣南军区政委），也许能救下林野。两人听后，互望一眼，瞿秋白说：“这件事，我同意龚同志的说法，不过我们现在不便说话了！”阮啸仙也说：“龚同志，我看这件事你也不要管了！我和瞿同志就快离开这里，你和谭同志共同工作的时间长着呢，何必因此而引起以后的不愉快？”
当天下午三点，项英通知林野，说是派他重赴红军学校任职并请他们夫妇吃饭。林野夫妇兴冲冲地赴约。下午四点开饭，特地为林野夫妇加了一碟炒蛋。陪餐的龚楚知道这是“最后的晚餐”，眼看这对恩爱夫妻笑意写在脸上，浑然不知，自己既无法援救更不能泄露天机，心如刀绞。他忽然想到至少应该救下无辜的林妻，便说：“林野同志，今晚去红军学校有15里路，天快黑了，此间有空房，让你太太暂住一晚，明天再派人送她去，好吗？”一旁项英、陈毅顿时领悟，附和道：“龚同志的意见很好，林嫂子明天去好！”可这对恩爱夫妇婉谢好意，他俩哪里会知道龚楚的真正用意呢？这对好不容易会面的青年夫妇，当然希望能有更多时间在一起。
事后，那两个在途中奉命动手的特务员，向龚楚报告经过：走了十里路，已入夜了，林野先行在前，林妻在后，一位黄同志拔出大刀去杀林，其妻大叫，双手拖住黄不放，林野发足狂奔，另一特务员立即赶上，举刀便砍，林一闪避，已中左肩。林野立即回身拼命，但因左肩负伤，又被劈中右肩，此时再想逃，被追上照头一刀，脑破两半。林妻也已被黄同志结果。那位特务员说完嘿嘿一笑：“这次若不是我们两人，恐怕给他跑掉了呢。”龚楚事后对谭震林说：“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最好是痛痛快快的干掉，不必要再演这样的活剧了。”谭讽笑道：“参谋长还有一点温情主义的意识呢！哈哈！”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林野为烈士。
令人胆寒的政治保卫局
1934年6月中旬，五次反围剿无法打破，白军包围日益缩小，红军最高领导层决定突围。为保证突围时没有逃跑及投降之类事件，政治保卫局进行严密整肃。政治保卫局权力无边，常常一句“保卫局请你去问话”，就将人带走。被传去者，多数就此“失踪”，毋须宣布任何理由与后续消息。这一时期，被撤职审查的干部士兵达数千人，不得不在瑞金附近设立十多个收容所。为处置这一大批“动摇干部”与“反对阶级”，在瑞金北面与云都交界的大山深密处，设立特别军事法庭，离开法庭150码，有一条二丈多宽的山涧，涧上有一小木桥，桥下便是“万人坑”。所谓审讯只是一句话：“你犯了严重的反革命错误，革命队伍里不能容许你，现在送你回去。”然后押着犯人到坑边，一刀一脚，完工齐活。更“艺术性”一点的，要犯人自挖墓坑，然后再动刀踢入或干脆活埋，省下挖坑的麻烦。“这种残酷的历史性大屠杀，直到红军主力突围西窜一个月后，才告结束。”
据《龚楚回忆录》，红军撤退或在白区长途行军时，必派出由政治保卫局人员组成的收容队与后卫警戒部队同行，落伍官兵如无法抬运，“便毫不留情地击毙”，以免被俘泄密。红军中除了政委与政治部主任，各级长官不仅不知道政治保卫局的卧底，而且不知道身边警卫多数都是经过“政治保卫局”培训的特务，时刻监视，随时可对自己“动手”。百色起义主要领导人、红七军军长李明瑞（北伐虎将、广西国军最高长官），就是被跟随多年的心腹卫士林某击毙，林某就是奉命监视李明瑞的特务。政治保卫局内部也互监互督，没有人受到绝对信任。“不但中下级干部终日忧惧，不知死所，高级干部也人人自危。在这种恐怖的气氛笼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这时，我便暗萌去志。”更何况，龚楚已有“历史污点”。1933年5月下旬，周恩来主持高干会议宣布：“对龚楚在工作中所犯对革命前途灰心丧气，甚至发生动摇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批评教育，并给予开除党籍一年的处分，调红军大学上级训练队高级研究班受训。”随即在红军总部召开思想斗争大会，对龚楚围攻批判，提前经历“文革”。政治保卫局要收拾龚楚，也不是没有“历史依据”。
这一时期被“肃”的红军高干还有红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季乃1932年1月1日宁都暴动的主要领导人，带着26路军两万余人及众多弹械投红，出任红五军团总指挥。仅仅因为与参谋长赵博生（中共党员）在人事安排上有所龃龉，同年6月即以“读书”为名予以软禁，10月与部下另一将领黄宗岳同时被杀。1927～1934年间，毛泽东也被清算过“富农路线”，三次开除中委八次严重警告与留党察看。1932年初，萧劲光因“小资产阶级意识”差点不得出任五军团政委，5月又遭撤职与开除党籍处分。革命远未成功，革命者已在支付“必要的冤枉”（始于文革的中共高干流行语），交出去的是血淋淋的肉体与生命，抓住的则是干巴巴的抽象概念与教条。
大陆中共党史赫赫有名的“红队”，即刺杀顾顺章、白鑫等等叛徒的中央特科红队，不知情者还以为以颜色为队名，其全称实为“中共红色恐怖队”。
早年的深刻反思
1928年10月，龚楚赴长沙就任中共湖南省委领导，在汝城遭拦截，白军纵火烧山搜索，差点烧死。他潜回乐昌老家，静养21天，病榻之上有一段反思：
我参加革命的志愿是希望能创造一个幸福美好的社会，在当时社会存在的各种不合理的现象，更支持了我的思想继续发展。可是，在这几年的斗争过程中，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革命时期，农民向地主豪绅的激烈清算和地主豪绅伺机向农民的惨酷报复，在循环不已的斗争中，既违背了人道主义的精神，也没有增进社会人类的幸福，反而使生产萎缩，农村经济破产，人民固有的生活方式破坏了，新的生活根本没有建立起来，人与人之间彼此猜疑，彼此防范，除了听从中共的命令之外，简直变成了一个奴隶社会。人性毁灭了，人道毁灭了，人格也毁灭了，自由平等，更谈不到，这样的革命手段，难道是我所应追求的理想吗？
同时，我更想到我们的红军是共产革命的武装，它的任务是要以战争来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以推翻旧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但是在不断的战争中，战死沙场的并不是高级统治者的本身，而是破了产的工农贫苦大众的士兵和中下级的军官。战争的结果，还不是贫苦工农的自相残杀吗？谁无父母，谁无兄弟，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类？我睡在床上，反复地想着，越想越想不通，使我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开始发生了怀疑。不过，这时候国民党方面已出了二万元赏金通缉我，势成骑虎，不得不继续跟着共产党走。
有了这样的思想，龚楚在红军中自然会格格难入，渐生异志。
龚楚因与周恩来发生工作意见上的分歧，被新账老账一起算，不仅高层检讨，也被大会批斗，提前经历文革。1933年5月，龚楚挨批，34师政委（龚曾任该师师长）黄苏揭发龚生活腐化，在广西红七军时期花千元代价娶妻，实属无中生有。散会后龚楚质之，黄答曰：“这个消息我也是听人家说的，人人都知道我和你是老同志，在这次斗争会上我若不批评你，便是我缺乏无产阶级的意识。所以我不得不将这件事说出来，反正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老同志还是老同志，何必介意？哈哈……”
留书脱逃
1935年1月初，留守江西苏区的“中央军区”虽然还有近3．7万人马，但苏区已无可动员人力，存粮仅可维持二月，存款亦只有十万，四周又是合围日紧的中央军。项英、龚楚、陈毅商量后，电请远在贵州的中央，要求突围，追随“野战军”西进，争取与其会合。中央即复：根据突围西进经验，中央军区应放弃突围，就地分散打游击，另命龚楚率一步兵团转进湘粤桂边区，收容西进野战军散落人员，建立新根据地并成立中央分局，该区党政军事宜均由龚楚负责。
龚楚即率1200人进至湖南彬县黄茅，迅速打开局面，发展湘粤桂边区赤色武装。由于国民党军队一时无力进剿，“我虽然过着流动性的游击生活，但环境安定，工作清闲，荒岭的夜月，山野的清晨，颇使我得到最好的思辨时间和空间。”
“红军中的指战员们，谁不知道中央苏区撤退以前的大屠杀？那种残民以逞的暴虐行为，那种灭绝人性的对付同志的手段，岂是有良心的人所能忍受？在政治保卫局严密的控制下，人民的行动和言论早已丧失了自由，参加革命斗争的人，连自己的生命也掌握在别人的手里，这样的革命，不是自欺欺人吗？……饶了我吧！中国再也不需要流血的革命呀！”
1935年5月2日，这个负载中共湘粤桂三省军政重任的“最高长官”，出于对遥控中共的“第三国际”的愤恨与党内残酷斗争的恐惧，竟撂了挑子。龚楚避开身边特务员，只身巧妙逃脱，留下一份声明给政治部何主任，大意如下：
何同志！你回来的时候，我已到广东去了，以我一个负了方面重任的同志，脱离你们而逃，你们该会觉得惊奇？更将会责骂我由动摇而走向不革命、反革命的道路的。诚然，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来责骂我，这是我错的。但我要告诉你们，中国共产党已不是一个为广大人民谋福利的真正革命党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在苏俄役使下的卖国党。它走向毁灭国家、毁灭人民以及毁灭世界人类文化的道路。近三年来，中央苏区的措施，你们是知道的；人民得到了革命的利益吗？红军主力西窜时对党内干部的大屠杀，你们难道不寒心吗？这些事一向是我所坚决反对的；往年对党的政策曾经勇敢地提出建议与纠正，希望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能够走上正确的道路，可是所得的结果是个人被处分，而党的政策依然没有转变过来。今后呢，我还能盲从他们去干杀人放火的勾当吗？我如何对得起国家和人民？更如何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呢？我的出走就是这么简单的理由。此后，请你领导这一支同过患难的队伍，并希望你将我这封信召集全体党员大会来检讨一下，倘若是你们对我的出走还表示同情的话，你们可派人到乐昌长来村我的家里来找我，我当尽我的力量来帮助全体同志走出这个罪恶的深渊。倘若你们认为我的出走是错误的话，那么，人各有志，请从此一别。
1971年初，龚楚在自序中陈述何以脱红：“我在这一革命斗争期间，逐渐体验到中共的革命政策与我的革命理想背道而驰。我并预感到：如果中共统治了中国，将未必是中国人民的幸福。”
曲折尾声
回乡不久，龚楚先后出任余汉谋粤军第1军剿共游击司令、粤湘边区剿匪指挥官、粤北五县联防主任。1935年10月13日，龚楚诱伏中共北山游击队，除几人逃脱，30多名游击队员全被打死，此为“北山事件”。后来，龚楚与另一中共叛徒何长林诱捕项英、陈毅，被前来带路的中共侦察员识破，鸣枪报警。项英、陈毅、杨尚奎、陈丕显等迅速逃走，躲过一劫。抗战爆发后，龚楚先后任国军上校参谋处长、少将参谋。抗战胜利后，龚楚出任徐州市长，口碑不错，不久去职返粤。1946年任广东省参议会议员，1947年任广州行辕少将高参，1949年3月任仁化县长，5月任广东第四区（北江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可谓“助纣为虐”、“双手沾满人民鲜血”。
1949年10月，共军打到北江，龚楚率保安团逃到乐昌瑶山。中共北江行署主任写信劝降，11月上旬龚楚率部下山投诚。12月，共军准备进攻海南岛，海南守将为龚楚乐昌同乡薛岳。广东省长叶剑英请示中央军委，派龚楚经香港前往海南策反薛岳。龚满口答应。到了香港，龚楚知道劝降薛岳不仅没有成算，且有“通匪”杀身之险，但若无功而返，又深知中共政策，决定滞港定居。此后，龚楚应邀赴台谒蒋，蒋要他在港祕密收编残部组织“反共救国军”，伺机配合反攻大陆。但他明白国民党大势已去，婉拒委派，从此脱离政治旋涡，改名龚松庵，返港办实业。龚在香港呆了40年，期间赴美，拿到“绿卡”，最终归返香港，以写作书画自娱，一张墨迹可卖三五千元。1960年代后期撰写回忆录。
1980年代后期，中共发布公告：“不再追诉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建国前罪行”，年近九十的龚楚萌发回乡之念。乐昌当地政府为讨好龚楚，拨款七万原式原样重建龚家老屋，占地面积320多平米，建筑面积170多平米，六房两厅一厨两卫，琉璃瓦顶，一副当年土豪宅第模样。宅内配置全新家具，包括电视机、电话、冰箱、席梦思床、大浴缸等一应惧全，尽显现代气派。于是，龚楚决定回乡。
但乐昌县有关部门还有一道难题：以何种规格接待这位红军叛将？请示上峰，省统战部批复：龚楚回乡定居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按原国民党中级军政人员接待。1990年9月13日，龚楚携夫人王兰芬抵韶关，乐昌县委统战部、侨务办摆酒接风，龚楚递上三封信――分别致“老同事”邓小平、杨尚昆和王震。
1995年7月24日，龚楚在乐昌老家辞世，享年94岁。当地政府的努力也有回报：龚楚姪孙龚庆韶不仅个人回乡投资，还牵线引资或与他人合作投资，仅1990年代就为乐昌引资四亿余，也算龚楚最后泽被乡梓。
如今，大革命一代已完全走入历史帷幕，这一代人已经走完人生全程，演出结束了，帷幕已完全合上。然盖棺之时，却非论定之日。如何评说那场要死要活的革命？如何称量“阶级斗争”在中国的演出效果？如何理解当今中共从革命退至改良，从对抗折返和谐的“改革开放”？大革命一代留下庞大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一切并没有简单结束。逝去的岁月仍在“规定”着我们。虽然后人无法改变历史，也不能假设历史，但总还有总结历史的权力吧？后人不能只有接受的义务没有选择的权利。封住历史其实就是封住今天的前进，不让还原历史，底牌自然在于众所周知的“历史顾虑”。不过，这一次，寰内士林已经明白：对那场大革命的理解评析，可是一笔必须算清的历史大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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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中共西路军男战士被同志活埋女战士被凌辱
——毛泽东逼走政敌借刀杀人加活埋彻底葬送西路军
少数逃回陕北的西路军官兵死在自己人手上。当时在延安的司马璐先生目击一个当地干部这样津津有味地丑陋表功”：当四方面军从甘肃被国民党军队追得无路可走到达我们关中苏区的时候，我们首先很客气的接应他们，又举行欢迎会招待他们，然后缴下他们的武器，就对他们说：“同志，你们辛苦了，调你们到后方休息去。”再把他们一批批一批批骗到山沟裏，把这些王八龟孙子的四方面军都活埋了。
【阿波罗新闻网 2016-12-12 讯】
作者：张戎夫妇
毛泽东的危机没逃过一个人的眼睛，这就是张国焘。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他黯然逃离延安，不为别的，只为想把毛推下台。
张国焘在长征中与毛会师时，拥有雄兵八万，毛只有残兵一万。但几个月工夫，毛就成功地破坏了他的军队，抢先联系上苏联，被莫斯科首肯为中共领袖。重逢时，张国焘是灰溜溜地来的，军队也只剩下一半。毛仍不放过他，因为他仍然是书记处书记，他的四万军队仍然是毛的一倍。

张国焘与毛泽东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打到外蒙古边境去接收苏联武器时，毛用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当先锋，要在蒋介石的重重阻兵中杀出一条血路来。失败后’红四方面军的两万一千八百人被隔在黄河彼岸，成为孤军一支。这时莫斯科询问中共可不可能改道去新疆接收武器。这一路长达一千五百公里，大部分是杳无人烟的沙漠，控制在极端反共、凶悍无情的穆斯林马家军手裏。毛明知前景毫无希望，但他抓住莫斯科的建议，把这支孤军派去。这就是“西路军”。
毛把这支上不沾天、下不著地的孤军在沙漠裏调来调去，向他们发出怱而这样、怱而那样的指示，迫使他们打一场又一场的恶战。指挥员徐向前说，给他们的任务是“飘怱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西路军最后实在无法支撑下去，要求返回延安，毛却命令他们“就地坚持”，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二日更电令他们“奋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滴血”。
到三月中旬，张国焘手下的这支劲旅几乎全军覆没。被俘的红军遭到残忍杀害。甘肃西部的最后一场血战下来，一千多人被活埋。活埋以前，俘虏们被集中起来照了相。从照片上看，他们还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命运。两千名女战士被强奸，被凌辱后杀害，被卖身为奴。两万多人中只有四百来人在四月底挣扎到了新疆。苏联飞机运给他们武器、食物和香菸，另外每人一副碗筷。
少数逃回陕北的西路军官兵死在自己人手上。当时在延安的司马璐先生目击一个当地干部这样津津有味地丑陋表功”：当四方面军从甘肃被国民党军队追得无路可走到达我们关中苏区的时候，我们首先很客气的接应他们，又举行欢迎会招待他们，然后缴下他们的武器，就对他们说：“同志，你们辛苦了，调你们到后方休息去。”再把他们一批批一批批骗到山沟裏，把这些王八龟孙子的四方面军都活埋了。
活埋的时候，那才好玩呢。开始，我们笑嘻嘻地对他们说：“同志，把坑挖好了，我们要活埋国民党军队了。”他们果真起劲的挖，一锹一锹的挖下去，抹抹脸上的汗珠，还笑著说：“再挖深一点，让这些国民党军队躺在里面舒服些。”我们也笑笑，挖好了，我们把他们一个个推進去，踢進去，起初他们还以为咱们开玩笑呢，等到我们提起铁锹填土的时候，才大声呼叫：“同志，我们不是国民党军队呀！”我们骂：“妈的，管你们是不是国民党军队，老子要你死，你就死……”
他正说得得意，听的人愤怒了，大声呵斥他：“同志，如果你们真的这么做，你们就错了……你们太过火了，我相信这绝不是党的命令。”
讲故事的人大声反驳：“什么，不是党的命令，是我们过火了？难道我个人和他们过不去。我那时是个支队长，咱们团长要我们这么干的，团长说是高岗同志的命令，高岗同志当然又是奉的毛主席的命令。咱们只认得毛主席，毛主席叫咱干啥，咱就干啥。”西路军一朝覆没，毛泽东就对在延安的张国焘下手，说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路线”的结果，在红四方面军干部面前批斗张国焘。毛企图把张国焘赶出政治局，只是因为莫斯科不同意而没有得逞。
用张国焘后来的话说：他“受尽了折磨，是“毛泽东在后面掌舵”。毛的秘书把他撵出他的住宅，让给毛住；他的警卫员被捕。一次，张国焘看见儿子在学校演戏时被派演“托派”张慕陶，“扮成奇形怪状的汉奸样子……等我走到文艺会场的时候，一群人正在捉弄我的儿子，毛泽东也正在那裏凑热闹，奸笑著说张国焘的儿子扮演张慕陶，再适合不过。我恰恰走進去，目击这种情形，就将孩子所戴的假面具撕掉，牵著他离开会场，一面走一面高声申斥说：野蛮、残忍、禽兽不如。”
一九三八年春，忍无可忍的张国焘，抓住毛泽东处境不妙的机会，要跟王明等人联起手来倒毛。四月四日，作为陕甘宁边区主席，他离开延安去附近的黄帝陵，跟国民党官员一起祭陵。祭祀完毕，他钻進一辆国民党的汽车，到了西安，随后前往武汉，去找在那裏的王明、周恩来、博古。
项英作为新四军的负责人就在武汉附近。这是一个天赐良机，书记处中不赞成毛的五个人都不在延安，不在毛的控制之下。张国焘到底跟王明等人说了些什么，至今是中共的秘密。根据延安向莫斯科的报告，张国焘在武汉时“企图分裂党的团结”。可以肯定，张国焘力主马上倒毛。但是他未能说动武汉三人，最可能的原因是，这三人认为莫斯科不会同意。张国焘是走投无路，只能挺而走险。但王明正踌躇满志，察觉不到毛其实只是外表服从。
张国焘在武汉跟三人谈了一星期，绝望后，他投奔了国民党。他接着给留在延安的怀孕的妻子写信，要她来武汉，把他们十二岁的孩子也带出来。毛拖了两个月，等到确定张国焘没有造成什么危害，才放他们离开了。张国焘的妻子经过武汉时，周恩来要她转告张国焘：“不要对党做得太绝了。”张听从了周的“规劝”。张国焘曾一度担任中共军事部部长，负责在国民党军队里安插间谍，但他一个名字也没透露。
他的回忆录千页之长，但没有泄漏多少内幕。可说他为国民党是什么也没干，国民党对他非常失望。中共掌权后，他逃离大陆，后来托人带信想送儿子進广东中山医学院学医，中共爽快地同意了。一九七九年张国焘八十二岁时死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一家老人院裏，死前一年，他皈依了基督教。张国焘投靠了国民党，毛正好名正言顺马上将他开除出党，并在他的旧部面前把他搞臭。据国民党情报头子戴笠给蒋介石的报告，驻在陕北边上的忠实于张的红四方面军官兵不少对此“极表不满”，他们秘密开会，“讨论应付办法”，结果被“全部包围，随即秘密悉数解决”，当时被活埋者计达二百余人。
经过两个月的考虑，莫斯科在六月份批准开除张国焘。这时，斯大林结束了在共产国际的清洗。毛的黑材料继续存档，十年后斯大林还会来翻阅它们。但眼下，毛泽东被“解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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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女党员给杨做妾！中共统战有术
《无耻的洋人》王炳南的活动
2016-12-18 00:10
作者：徐沛

王炳南（右一）等1933年在德国柏林从事国际联络工作。（网络图片）
王炳南之父王宝珊与杨虎城是军中战友。一九二六年，杨虎城在吴佩孚手下任师长时，王宝珊是杨虎城部下的参议。王炳南秘密入共后，于一九二八年到杨虎城军中从事赤化工作，遭到追查后，在杨虎城的保护和资助下，一九二九年先到日本，一九三一年转到德国柏林。
王炳南像张申府一样，出国不是留学，而是以留学的名义从事“国际联络工作”。所以，当年也曾留学柏林的北大德语教师程远后来对学生赵鑫珊说，“那时他还是个热衷于跳舞的公子哥儿”。
其实不然，王炳南像周恩来一样，一边干违反欧洲各国宪法的赤化工作，一边与王安娜之流的女人来往。
王炳南被派到柏林后，在二十五岁那年认识了王安娜。对此王安娜在其回忆录中表示，“他公开的身份是专门攻读政治的大学生，有时候也听听课和参加课堂讨论。但他真正的工作，是组织在德国和其它欧洲国家的中国留学生，建立并领导抗日小组。炳南是从中国共产党那里接受这个任务的，他从一九二五年以来就是党员。他为了使自己的理论知识完备而孜孜不倦地学习。他通读了《列宁全集》。在纳粹时代，《列宁全集》的封面是谨慎地用《国际法原论》作遮掩的”。王炳南像周恩来等一系列共产党员一样在德国没有吸收西方的文化，而是自愿接受列宁的赤化。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的国家社会党在反共势力的支持下合法上台。希特勒搞的国家社会主义比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各个方面都对非犹太国民有利，红色势力在德国遭到毁灭性地打击。王安娜于一九三五年在伦敦与王炳南结婚，获得中华民国护照。
当王炳南带着德国妻子一起回国完成共党交给的新任务时，别的中共党员比如萧三在奉命回国时无法携带德国妻儿同行。周恩来则撇下其德国情人，留下一私生子接受任务回国了。
一九三六年二月，王炳南与王安娜从柏林到苏联接受命令。其时，中共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已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召开瓦窑堡会议，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换言之，共党利用中日矛盾，借民众的爱国热情，转嫁矛盾，摆脱几乎被歼灭的困境。王炳南在莫斯科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团驻地，接受代表中共中央的王明、康生的命令后，便带着王安娜回到西安，进入杨虎城领导的第十七路军。
从此王炳南在王安娜的帮助下，大搞赤化活动。其时，蒋中正于一九二八年在南京成立的中央政府早已得到各国承认。
杨虎城和中共的关系一直密切。在蒋中正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被迫下令清党剿共时，在他的部队中，有中共党员十六人。杨虎城不仅不清除他们，还自己要求加入共产党。因此，一九二八年女共党徒谢葆真获准给杨虎城做妾。从史料来看，杨虎城完全符合中共地下党员的标准。一九三四年，仅杨部警卫团共党成员就有两百余人。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共委托杨的驻北平代表向杨传达中共的所谓《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又名《八一宣言》）。十二月，毛泽东、彭德怀派人携亲笔函件会见杨虎城，商谈联合事宜。一九三六年，毛泽东再派张文彬携函见杨，达成互不侵犯、建立军事联络等三项口头协定。此后，张文彬即以十七路军政治处主任秘书名义长驻杨部。王炳南、张文彬等都算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前，被共党派到杨虎城身边促成西安兵变的共特。与此同时，别的共特比如史沫特莱等也以各种名义来到西安。
从王安娜的回忆录中可以获知，一九三六年九月，王炳南夫妇还陪同杨虎城以疗养为名到上海活动。王安娜因而结识“救国会”的头面人物沈钧儒等。中共的这些行为，为日后张学良策动的“西安事变”埋下了伏笔......
败家卖国张学良飞机大炮几百亿黄金拱手送日本

【阿波罗新闻网 2016-12-14 讯】
中共党媒曾披露，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撤出东北后，其亿万家产落入日军手中。阿波罗网根据党媒披露的数据计算，张家落入日军手中的财富，仅金条价值就相当于今天的36亿美元（约250亿人民币），是日军抢劫当地中国银行储银价值的6倍。而其家族其它财宝和不动产更无法计量。中共体制内敢言杂志《炎黄春秋》曾刊文披露，张学良多次坦承认当年的“不抵抗”命令是他自己下的，与蒋介石无关。
1931年9月，日军占领沈阳，缴获飞机262架，各种炮3091门，而1937年9月，整个中国才有290架飞机。而1941年，中国远征军为了一门炮，死亡几十人，英国人笑话说，中国人撤退的时候，先撤退炮，后撤退人。
张学良撤出东北，百亿家产落入日本手中
据1926年10月10日成都《民视日报》所列财产表显示，北洋时期，71个官僚军阀要人私产总额高达6.3亿元，而张作霖个人独占5000万元。张学良晚年在口述历史时也说道：“你要知道我在东北的家产有多大，我没讲过。我在那个时候的钱，虽然不能说称亿吧，反正我有五六千万家产。”
然而，九一八事变之后，关东军于事变次日占领了帅府，日本发布将张学良的财产包括房产以及各种资产全部作为逆产加以没收，张家在东北的财产自此损失殆尽。

日本侵略军装甲部队侵入沈阳市
据《中国档案精粹·辽宁卷》记载：1931年9月19日，日军占领沈阳后，便大肆进行烧杀抢掠，城内机关衙署、官邸私宅，均在洗劫之内。张学良官邸（大帅府）被占据后，搜出黄金八万条，运往东京，每条重二斤，记256万两，价值华币二亿六千万元。
另据中共党媒中国网报道，日军占领沈阳后，“中国银行的4000万两白银被掠劫”。
阿波罗网记者计算，按照2016年12月黄金价格，1克黄金价值人民币260元左右，相当于约37.5美元，而黄金白银的“两”一直沿用中国古代的重量单位，约合37.3克，这样算来，一两黄金相当于约1400美元。类似的，1克白银价值人民币3.8元左右，一两白银相当于约20美元。如此算来，张学良家产，仅黄金一项就价值约36亿美元。而沈阳的中国银行的白银，仅仅价值6亿美元，是张家黄金价值的六分之一。
张家富可敌国
另外，东北元老陈觉先生于九一八事变第二年写就的《九·一八国难痛史》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张副司令（即张学良）行辕十九日前六时十分，被日军包围，故大元帅之五夫人等率领家属由卫队保护出走小南关天主教堂暂避。所有张副司令私邸一切贵重物品，均被日军夜间用载重汽车运走。二十年来之珍藏抢掠一空……”
除了被抢走的黄金、珠宝、古玩等贵重物品外，张家在东北还有大量不动产：
【房产】据1949年沈阳市房产局户籍科的不完全统计，仅沈阳市内的张家房产就有楼房10余处，平房409间。如位于沈阳市沈河区的帅府建筑群，位于沈阳市和平区、现在归沈阳市物资集团和沈阳市安全局使用的张作霖五夫人和六夫人的两栋别墅、北陵别墅以及大连老虎滩、汤岗子消夏别墅等。此外，张作霖在北京、天津也有不少房产。如北京著名的顺承王府以及天津的张作霖四夫人许澍旸公馆等。
【地产】张作霖在北镇、黑山、通辽、辽河岸边、黑龙江一面坡等地共有生荒、熟地约420万垧。“垧”是东北方言，一垧就是一公顷，也就是说张作霖在东北有地420万公顷。上世纪20年代，东北土地的市价每垧均在50元以上，以最低50元计算，这420万垧土地即价值二亿一千多万元。这些土地都租种给农民，当时地租一般每垧1石至2石。如果按1.5石计算，张作霖的这420万垧地每年可收租630万石。每石合460斤，630万石即289800万斤。
【实业】张家在东北各地开设了三畲连锁商号，行业涉及粮栈、油坊、典当行、军需品等，分布范围则遍布东三省，大大小小有几十家之多。另外，张作霖还先后以自己或张学良的名义投资煤矿9处，金、锰、铁等矿物公司10处，投资或入股的纱厂、轮船公司等工商企业有16家。同时，张作霖还在奉天、吉林等地开办银行、钱庄等，不仅可以控制东北货币的上市和流通，还可以单独印制钞票。
炎黄春秋：张学良承认不敌抗命令是他下的，与蒋介石无关
中共体制内敢言杂志《炎黄春秋》曾发文披露，张学良多次公开承认，当年“九一八事变”的不敌抗命令是张学良自己下的，和蒋介石无关。
文章说，有关“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政策，中国多年来都流传说：是蒋介石下令让张学良不抵抗的，但后来又把不抵抗的责任都归到张学良头上。张学良替蒋介石背了黑锅。现在中国的史学界正在对此进行澄清。下面专门介绍张学良晚年对此问题的说法。
张学良晚年多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责任问题。他反复说明，“九一八事变”时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国民中央政府。他是在获得自由的情况下谈这一问题的。
日本广播协会1990年采访张学良时，张学良说：“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国民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
张学良1991年5月28日在纽约曼哈顿中城贝公馆接受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偕老报人李勇等八人访谈时，有人提问：“大陆拍摄的电影《西安事变》说：蒋介石下手谕，令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张学良立即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藉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
张学良不止一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问题，他都是这样说的。他不仅公开答记者问如是说，即在私下对他所信任的人也同样是这样讲的。有文章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给张学良十余件电报函件，令其不抵抗。张学良的部下王卓如、阎宝航建议他将这些电报妥为保存。后来张氏夫人于凤至让张学良赴欧考察时，特地保存在伦敦汇丰银行保险柜中。因为有这些函电，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即以此威胁，使国民中央政府和蒋介石不敢加害张学良。但有的学者指出：阎宝航、王卓如晚年均在大陆，也写过有关张学良的文章，但均未提及将不抵抗命令原件存于汇丰银行这样的大事。
据为张学良所信任，替张氏记录口述历史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张之宇记载：“张氏曾自疚，告诉笔者：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事变’，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就推卸责任。外间传说我有蒋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谕存在于凤至手中，是扯谈。于凤至不是那种人。”张学良说：是我的责任，不能诿过他人
著名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应张学良之邀，为他录载他的口述历史。唐记载了张学良回答他询问“九一八事变”不抵抗问题的一段谈话。张学良与唐德刚谈话记录中，对“不抵抗命令”有如下一段记述：“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张学良说：“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他解释当时他为什么下令不抵抗：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指用武力侵占整个东北），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张学良说明：“这就是我给你的解释。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
唐德刚说：“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都说蒋公打电报给你，说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又说你拿着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唐德刚探询地问张学良。张学良回答说：“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张学良：“我比西门庆偷情五要件，还多一件”
2016年1月18日，铁马冰河W的博客发表题为《张学良自曝情史混乱曾拥十一姘妇》的文章，披露张学良糜烂情史。
文章称，在16岁时，尚处于“小鲜肉”时期的张学良，便由其父张作霖包办，同辽源富商于文斗的千金，大他三岁的于凤至小姐喜结良缘，早婚做了少年新郎。于家出手豪阔，据说给于凤至的陪嫁是一家票号（银行）。张、于婚后育有三子一女四个孩子。

张学良原配夫人于凤至（网络图片）
1926年4月，直奉大战爆发后，张学良跟随奉军退守天津，在天津期间，他依旧改不了世家子弟的潇洒做派，左搂右抱，夜夜笙歌。
一次，天津大华饭店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舞会，张学良在舞会上和天津达官显贵赵庆华之女、绮年玉貌的赵四小姐（赵一荻）一见钟情，从此长相厮守。

赵四小姐（赵一荻）艺术照
文章说，张学良有了于凤至、赵四两个如花似玉、温婉贤淑的女人，似乎并无靥足，纨绔子弟的劣性让他刹不住车，他挥金如土，吃、喝、嫖、赌、抽，无一不来，无一不精。
据说早年的他就已染上毒瘾，后来想尽办法都戒不掉，直到后来在欧洲求医时巧遇一德国医生，在他的帮助与医治下，这才彻底戒掉毒瘾。
至90高龄时，张学良回顾自己跌宕起伏且风花雪月的一生，毫不掩饰地说：“我这一辈子，什么都见过，什么都玩过，应该没有遗憾了”。
《张学良口述历史》一书中以张的口吻如此写道“他自己说‘在两个地方一定能找到我，一是妓馆，一是赌场’”。在这本口述历史中，张学良坦然承认自己有11位情妇，其中不乏闻名遐迩之良人，也有唱戏的名角，更不乏既卖艺、又卖身的烟花女子，至于那些发生过一夜情、用后即弃的女人则数不胜数，甚至有些连长啥样都记不住了。他在自叙中坦承和自己的表嫂上过床，而那倒霉的表兄在张作霖手下做事。他毫不掩饰地说自己经常与部下的姐妹甚至妻子鬼混，和众多有夫之妇玩暧昧或直接勾引玩弄，始乱终弃。甚至有部下不堪受辱、却敢怒不敢言、只得愤而剃发出家的事发生过，其风流史冠绝古今，让人瞠目结舌。
文章最后总结，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比西门庆偷情五要件，还多一件：我有权势”！那么多名门闺秀、演艺明星、小家碧玉甚至花街魁首都为他如痴如狂，不惜以身相许，与其说是他生得英俊潇洒，玉树临风，还不如说他手握重权，手中多金。权势比魅力更具吸引力，这才使得女人们对他趋之若鹜，在这点上他倒是颇为清醒，乃至一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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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罗网于飞报道

张学良四弟临终前为何写下〝恶魔缠身〞
临死前，长期处于昏迷状态的张学思已然说不出话来。不过，当他见到在延安最好的多年挚友郑新潮时，眼神一亮，似乎清醒了许多。他把床头的闹钟推到地上，女监护员闻声拿来纸笔，他遂仰卧在病床上，愤然写下了〝恶魔缠身〞四个大字，郑新潮反覆追问：〝是病魔缠身吧?〞他摆摆手，又将四个字重写了第二遍。大概直到这一刻，他才明白，自己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因为中共这个恶魔上身所致。可惜，他和哥哥张学良悔误都是晚矣!
【阿波罗新闻网 2016-12-13 讯】
作者：林辉
一帆风顺的仕途路
1928年，12岁的张学思入奉天同泽中学读书。1931年初到北平读书。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因为是张作霖的儿子，所以1933年4月年仅17岁就被加入中国共产党。遂受中共派遣，到东北军第六十七军特务大队做兵运工作。1934年7月，经长兄张学良介绍入南京中央军校第十期预备班学习。
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军事政变〞，逮捕了蒋介石，中共本想杀害蒋介石，但由于苏联另有打算，命令释放蒋介石，于是蒋安全离开西安。当时张学良成了万人唾骂的〝千古罪人〞，为了表示歉意，他坚决要送蒋介石到南京。周恩来曾频频暗示他不要上飞机，但张学良还是跟随而去。张学良晚年称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在其有生之年，最痛心的是最喜爱的四弟54岁被中共折磨致死，张学良说：〝红军长征后剩下了1万多人，蒋公在陕西重兵布下了铁桶，要剿灭红军。结果我抓了蒋公，救了他们。但是他们却杀了我的四弟张学思，蒋公软禁了我，但是却阴差阳错的保护了我，我能活到90多了。如果当年我留在了大陆，我早就没命了。〞后来中共使尽招术，百余岁老人张学良都未曾再踏足大陆一步。

张学良痛失爱弟，直到晚年都未再踏足大陆。(网络图片)
〝西安军事政变〞后，因是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受到国民政府的审查，不久获释继续学习。1937年初毕业后到东北军第五十三军任见习排长、上尉参谋。受中共党组织派遣，曾到上海、南京、武汉等地联络东北军将领，进行活动。1938年10月，张学思到延安后入马列学院学习。后曾任抗日军政大学东北干部队队长。1949年4月受命创建海军学校，任安东海军学校副校长。中共建政后，张学思任大连海军学校副校长兼副政委。1953年37岁被任命为海军副参谋长。1955年39岁被授予少将军衔。1956年张学思被派往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留学，1958年毕业回国后任海军参谋长。

1951年毛泽东接见时任海军总参谋长的张学思(左一)(网络图片)
由于〝莫须有〞的罪名遭受迫害
一路风顺的海军参谋长张学思终于栽倒在1967年。至于说被打倒的罪名，那只有〝莫须有〞三个字最贴切。
1967年9月11日凌晨4点，张学思家里的红色内线电话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铃声。张学思从睡梦中惊起，拿起了电话筒，这是一部直通中央和海军作战值班室的机要电话，只听对方传来低低的声音：〝你是张参谋长吗?要开个紧急会议，你马上到第一招待所来。〞光明磊落的张学思根本没有想到这是一个阴谋。他急忙披衣起床，叫醒隔壁的司机。夫人谢雪萍也被电话铃惊醒了，她问丈夫有什么事，张学思只说有急事要去开会，便急急忙忙洗漱了一下就乘车走了。谢雪萍万万没有想到，她的丈夫这一去就陷入魔掌，再也不能回家了!
张学思到达海军第一招待所时，天还没亮，整个海军大院一片寂静，招待所门前也没有一个人影，门厅内透出一片微弱的灯光。张学思走进大门，只见门厅里有几个穿黄军装的人迎视着他，他没有理会，继续向小会议室走去。那几个人便尾随而来，紧接着李作鹏(时任海军党委第一书记、海军政治委员)的一个亲信从会议室门里迎了出来，张学思已被这伙人包围了起来。再看会议室，里边空无一人，根本没有开会的迹象。张学思目光严厉，直逼对方，厉声问道：〝你们想干什么?〞那个人冷笑着哼了一声说：〝我向你宣布，根据上级决定，你被逮捕了!〞对于这一遭遇，张学思是心里有数的，因为自己的出身原因，他也估计到会有这一天。但他不曾料到，他们竟会采取如此卑鄙狠毒的手段!张学思的愤怒很快变成了蔑视，而对镣铐他嗤之以鼻，用轻蔑、辛辣的语调说：〝你们也太不光明正大了!既然是上级决定，那完全可以在大庭广众面前宣布我的罪状，然后把我逮捕起来，为什么还要用欺骗的手段把我骗来?!〞几句话说得那人无言以对，他们手忙脚乱地把张学思架上了囚车。
张学思被关进北郊卫戍区某团的一个营区里。营区的一角有一排陈旧的平房，这里原是一个连队的营房。平房的走廊在中间，两边临时间壁成一间间10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间。玻璃窗外安上了铁丝网，窗户紧闭着，下半截还糊上了报纸，以阻止屋内的人向外观望。房子很阴暗，水泥地面十分潮湿，屋子不通风，很闷。
张学思走进这个环境，心里充满了屈辱。第二天，张学思就写了一封短信向李作鹏和海军党委提出询问：〝究竟为什么要把我关押起来?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误或什么罪行?〞几天过去了，没有任何回答。9月16日，张学思又写了一封信提出质问：〝抓人总得有个理由吧?你们叫我反省也好，交代也好，起码也要告诉我反省和交代哪些方面的问题吧?!〞这次，李作鹏在信上批了几句话：〝张学思的信如何处理有两个方案：一不理他，二告诉他可能问题严重，正在审查中。〞结果还是不做回答。9月27日，张学思第三次写信质问，还是没有任何回音。于是张学思写信向周恩来申诉：〝我背叛了自己出身的阶级，在党内遵循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了30年，在工作中虽然曾有过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是我以党性和生命向党保证，我绝不是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我已向海军党委写了三封信，至今无回示也无人与我谈话，因此给您写了这封信。〞但是依然是石沉大海，渺无音信。

1951年，周恩来与张学思在大连(网络图片)
在此后相当长的日子里，张学思受到了残酷的迫害和折磨。然而，他精神上所受到的打击比肉体上的摧残更加难以忍受。每次他被拉到海军大院批斗，发现以往那一张张亲切熟悉的面孔变得陌生而冷酷，他的周围到处是愤怒仇视的目光和震耳欲聋的吼叫，时常还会夹杂比拳打脚踢更侮辱人格的谩骂……张学思虽然参加革命几十年，但由于他特殊的身份和长期从事军事工作外很少参加党内的政治运动，很少有党内斗争的经历和经验。在他的心目中，党一直是一幅纯洁完美的图画，一直是一个高大神圣的形象。他越是坚信党，就越是不理解他目前的处境。
曾与张学思同期受迫害，就关押在他隔壁房间里的吕正操将军，曾回忆到以下一段情节：〝我们每顿吃的饭，是一碗发了霉的大米或一个又干又硬的馒头，我们都不够吃，可是张学思的精神压力大，经常剩下一半。剩下了也不许倒，要留着下顿吃，他就拿张报纸盖着，报纸上有毛主席的像，看守的战士就批他蔑视伟大领袖，他反驳，和战士吵，便受到围攻。每天晚上提审他的时候，他都据理反驳，和他们争吵得非常厉害……〞吕正操认为，一是由于张学思对党内斗争认识上的单纯，缺乏接受这场空前严酷斗争的思想准备;二是他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刚正不阿、宁折不弯的秉性，所以他在蒙冤关押期间，所受到的心理伤害、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比其他人严重得多。
临死前醒悟被〝恶魔缠身〞
在精神上和生活上的双重折磨之下，张学思本来很健壮的身体也难以支持，渐渐垮了下来。他患了严重的关节炎、失眠症和胃病。他的食量越来越少了，人也越来越瘦，病在一天天加重，身体一天天衰弱下去。到1970年2月17日，专案组又派人前来〝提审〞时，张学思已走不动路，上下楼梯都要有人扶着，哮喘非常严重，耳朵也几乎聋了。张学思提出自己的病主要是长期缺乏营养造成的，要求给予全面检查治疗。2月18日晚，张学思进了医院。经初步检查，医生认为病情严重，可能是粟粒性结核或肿瘤。又经几天的检查，医院诊断为血行播散性结核。满肺都有米粒大的水泡影子，是否里面有瘤，还难以断定。肝也肿大，肾也有病，锁骨窝内发现有核桃大的疙瘩，两耳听不见，说明神经系统也有问题。由于这种病传染性很强，所以2月26日又把张学思转到部队的一所结核病的专科医院。医院的诊断是：一、全身血行播散性结核;二、肺源性心脏病;三、重度营养不良。
张学思病得如此严重，以至于结核菌几乎遍及全身。但是在他住院期间仍有七名看守人员在医院进行监视。因为是〝特嫌〞，他们以防止他〝自杀〞为藉口，把张学思病房的门窗关得紧紧的，窗户拧上铁丝，灯光换上大瓦数，整夜照得张学思无法入睡。医院根据张学思的病情，决定一级护理，但实际上并没有实施。他重度营养不良，加上胃又有病，吃饭问题成为他治疗的关键。这个重度营养不良的病人，吃的却是一般病号饭。鸡蛋是油炸的，张学思自己用水泡了两三次，结果还是油腻得吃不下去，想请看守人员买一点想吃的东西，看守藉故拒绝，并批他是〝剥削阶级生活方式〞。
张学思住院期间曾经写道：〝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已54岁的人还得肺病，一般的30岁以上的人就不容易得肺病了。但我有绝对的信心把我的病治好。〞〝我现在是治病，不是治罪，即使对犯人也要给一些宽大吧?!等我病好了，怎么罚我都行，给我加罪也行，现在我不是来医院治罪的!〞〝我想从吃的方面来配合治疗，所以我提出买东西。我也不是想吃什么贵重的东西，就是想吃点香肠、酸菜，他们说没有。我想吃土豆，就是马铃薯，这个不会没有吧?!用水煮一煮就行，也说没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只想把我的病治好，恢复成一个健康的人。即使给我加罪，你们也要等我病好了再加呀!〞〝这里这么好的山林空气，对我这样的病人是多么需要呀!可是这里几个月不开门窗，还用铁丝把窗子拧起来，我这样的人还能跳楼自杀吗?能不能给我点宽大?!难道饭不给我吃，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还不行吗?……〞这是一个身临绝境的人发出的求生呼唤!然而，就是这样一点点要求也被拒绝了。
张学思的病情在继续发展，到1970年3月下旬进一步恶化，不断地发高烧。他已不能起床，连翻身都困难，整天昏昏沉沉，似睡非睡。医院检查发现，张学思的新陈代谢系统也起了变化，呼吸加快，心肌损伤。眼见张学思病情危重，〝专案组〞才作出让家属看望的决定。在〝文革〞时期是〝一人受难，祸及全家〞。张学思的六个子女，分别被赶到黑龙江、内蒙古、陕北、青海等边远地区插队劳动。最小的女儿才14岁，只是由于老师和亲友的帮助关照，才得以留在京郊毛纺厂当了徒工。整整两年半的时间，张学思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亲人。他看见孩子们惊愕的眼光，拉着孩子的手说：〝不认识爸爸了?他们从爸爸身上扛走了两袋面啊!(喻体重掉了90斤)〞谢雪萍见张学思骨瘦如柴，完全变了模样，禁不住一阵心酸。她还是强忍着悲痛，安慰张学思好好养病，告诉他老母亲健康，子女们也都好。这些话给病危的张学思带来一点安慰。
然而张学思病情最终恶化，于6月29日含恨离开了人世。临死前，长期处于昏迷状态的张学思已然说不出话来。不过，当他见到在延安最好的多年挚友郑新潮时，眼神一亮，似乎清醒了许多。他把床头的闹钟推到地上，女监护员闻声拿来纸笔，他遂仰卧在病床上，愤然写下了〝恶魔缠身〞四个大字，郑新潮反覆追问：〝是病魔缠身吧?〞他摆摆手，又将四个字重写了第二遍。大概直到这一刻，他才明白，自己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因为中共这个恶魔上身所致。可惜，他和哥哥张学良悔误都是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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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掩盖的真相！中共下令张克侠策动七七事变
2016-11-25 00:10
作者：朱仕强

刘少奇下令张克侠策动了七七事变。（网络图片）
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7月4日，北京电视台播出《社会观察》专题，承认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史实：原来国军29军副参谋长张克侠是中共老地下党员，1948年，张克侠与何基沣在淮海战役中阵前倒戈，致使国军惨败。何基沣不是别人，正是卢沟桥抗日前线吉星文团长的顶头上司。张克侠的侄子在节目中回忆：“当时张克侠接到顶头上司刘少奇的命令，认为北平的态势敌弱我强，应该主动出击，于是就爆发了七七事变。”
大家要问，抗日战争是外敌入侵，怎么可以算到中共头上？就算它偷袭国军，勾搭日本人，借机壮大自己，也没有直接杀人啊？历史公案，是非曲直，读完这篇文章，你就知道为什么。
中华民国政府是当事人，他们的教科书是这样写的：“民国26年7月7日晚11时，日军于北平卢沟桥一带进行演习，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吉星文团长严词拒绝，日军恼羞成怒，发动突袭，国军守土有责，奋勇还击。”
这是很准确的事件经过描述，可惜谈的是结果，没有交待原因。其实，国军和日军都上了共产党的当，因为“卢沟桥事变”根本就是中共北方局一手导演、制造的“战争引信”。
道理很简单，中日两国都反共，只有干起来，共产党才有活路。所以朱毛在陕北一坐稳，大力宣传蒋介石不抗日，鼓动青年学生起来闹事，最后爆发“西安事变”，写下民国百年史最为惊心动魄的一页。
“西安事变”确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格局。毛泽东见时机成熟，民气可用，密令北方局搞事，乘夜绑了个日本兵，引诱日军搜查宛平城，再偷放鞭炮让国军误以为日军开枪，一个“恼羞成怒”，一个“奋勇还击”，八年抗战于是开打。
李鸿章1901年签订《辛丑和约》，同意拆毁大沽炮台，驻兵北京至山海关一带。（1923年，故宫太监湮灭罪证，纵火建福宫，意大利军队冲进去救火，不然紫禁城就没了。）这个不平等条约，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必须概括承受，直到1943年另订平等新约，废除不平等条约为止。欧战德皇退位撤兵，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列宁放弃沙皇旧约。西方列强逐渐与民国友好，节制行动。只有日本扩大侵略，制造局部军事冲突，意图蚕食华北。国民政府竭力周旋，先后签订了《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
1933年5月31日《塘沽协定》是“九一八事变”后续，热河战役、长城战役的停火协议，全文如下：
一、中国军队即刻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一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不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二、日本军为证实第一项的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察，中国方面对此应加保护，并给予各种便利。
三、日本军如证实中国军遵守第一项规定，不再越过上述“撤退线”继续追击，并自动回到长城一线。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区内的治安维持，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担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
《何梅协定》中央军撤出华北，宋哲元29军驻防平津地区。根据这些局部协议的施行细则，日军在百人以下的军事调动，以及不开火的小规模军事演习，不需要通知地方当局。卢沟桥守军深夜听见鞭炮声（龙王庙三发枪响）却没有日军演训的消息，同时又得到日军搜查宛平城的情报，谁都扛不起918“不抵抗将军”骂名，心一横就打响了。
日军也奇怪，人丢了还没找着，百人以下的军事行动又不用照会，29军居然开火，“下克上”痼疾发作，事变迅速扩大。再加上不幸的“通州事件”，日本军部决定增兵“膺惩暴支”。
蒋委员长说不知道何应钦答应日本人的私信，发现被共党钻了空子，挑起战祸，不由气得大骂：“应钦愚劣私陋，毋使预闻政治，否则害国误国必此人也。阅何致梅函稿，而更愤激，何愚劣至此，诚贱种也。”（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22日）
我们再来看日本方面，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词：“1937年7月7日晚10时40分许，日本步兵第一连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在北平西南12公里卢沟桥北侧，永定河左岸荒地进行夜间军事演习（搜查失踪士兵）。演习结束后，在河畔龙王庙方向突然响了三发枪声。随后清水节郎中队长等人，看到在河畔和卢沟桥城墙之间，有人用手电筒发出明暗交替的光亮，随即判断中国士兵用暗号互相联络。”
看到了没有，这是不是中共地下党别动队，在两军之间的特殊活动？日军在城外找不到失踪士兵，才坚持进入宛平城搜查，听见枪响，越发担心失踪士兵的安危，当时已是深夜，中国驻军拒绝要求，于是发动炮击。
事变发生之后，延安大吹大唱：“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实行全民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中共北方局马上后撤太原，太行山地区“游而不击”。刘少奇是北方局书记，立此大功，43年提拔“二把手”，确立接班人的地位。八年抗战三千五百万军民同胞，死难血债都算他的，最后被老毛活活整死，化名“刘卫黄”骨灰也不知是真是假。历史在冥冥之中，自有公道。
吉星文死于823炮战，这是历史的讽刺。西北军一向左倾，冯玉祥、杨虎城、傅作义皆然。他的族叔吉鸿昌（宁夏省主席）是共产党员，和老蒋不对盘，后来也送了命。不然为什么这位“民族英雄”，八年抗战从未委以要职，胜利后才当上77师37旅旅长，蒋委员长到底是什么考虑？
我作这个历史推论，主要来自以下三个资料：
一、当年那个被绑走日本兵的战友，1960年代在杂志作了一个访谈，说是晚饭后找地方大解，遇到武装土匪，事情过了放他回去。在那个脸谱化的时代，认为是日方脱罪之词，无人理睬。
二、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7月4日，北京电视台播出《社会观察》专题，承认了这个史实。原来29军副参谋长张克侠是老地下党，他侄子在节目中回忆“当时张克侠接到顶头上司刘少奇命令，认为北平的态势敌弱我强，应该主动出击，就爆发了七七事变。”
三、日本陆军省兵务局长田中隆吉（支那课军情特务出身），东京大审判出庭作证。卢沟桥的第一枪是共产党放的，事变是共产党在卢沟桥两边放枪挑起，而且是共产党和前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和勾结和操纵的。后来有人骂他“日本的犹大”，他就不敢说话了。
中国共产党快完了。这个有史以来最大的反人类集团，必须为所犯下的累累罪行，血债血还。我大约估算了一下，共产党直接或间接，大约杀害了二万万中国人。
大跃进最惨，人相食上史书，非自然死亡总数，估计八千万到一亿二千万。抗战次之，三千五百万中国军民牺牲。再来是国共内战1260日，49年后清洗国民党军政人员，土改时期杀地主打浮财，各项政治运动。相较之下，文革是共党整自己人，死人还算少的。

共军在抗日中发展壮大和日军合作换武器
——抗战时共军与日军粮食换武器中共起家内幕惊人
【阿波罗新闻网 2016-09-07 讯】
据党媒《党史纵览》披露，抗日战争期间，中共皖中“抗日根据地”与日军达成以粮食换武器和军需物资的协议。网友大呼上当“年轻的时候学的到底都是些什么啊”。中共长期以为对中国百姓进行洗脑宣传，把自己装扮成抗日救国的“中流砥柱”。其实中共起家就不光彩：从靠共产国际输血到靠烧杀抢掠，又搞走私等。抗战时则靠国民政府养活，还有所谓“特货”贸易即买“鸦片”，赚取经费。

1955年10月，毛泽东周恩来、廖承志在中南海会见日本恢复日中邦交国民议会议长久原房之助（网络图片）
新四军与日军签贸易协论：粮食换武器
据2012年第11期《党史纵览》刊发文章显示，1941年底，中共皖中（皖江）“抗日根据地”在遭到日军经济封锁后，食盐、布匹等生活必需品异常短缺，各种军用品更为紧缺。
为了打破这种不利局面，新四军七师和皖中（皖江）区党委确定了皖江地区经贸工作的指导思想，即稳定金融，繁荣经济，对内自由，对外管制，打破日伪军封锁、掠夺和垄断决定成立皖江货管总局，统一管理皖中（皖江）根据地的禁运物资。
货管总局成立后，将汪子东开设的利记杂粮部在无为、巢县、安庆三地采购的大米全部扣押，并规定根据地粮食全部禁止外运，迫使汪子东与其日本顾问、利记杂粮部副经理楠木重椿与中共谈判，双方达成以粮食换武器和军需物资的协议。
网友“深夜一只猫”在博客上大呼受骗，“看到新四军和日方粮食换武器，我刚才有点不敢相信，查了一下，我哭了，我的“韶华”虚度啊，年轻的时候学的到底都是些什么啊，我如何方能不负韶华”。
中共发家的经费来源多涉丑恶秘闻
中共长期以为对中国百姓进行洗脑宣传，把自己装扮成抗日救国的“中流砥柱”。其实中共起家就不光彩：从靠共产国际输血到靠烧杀抢掠，又搞走私等。抗战时则靠国民政府养活，还有所谓“特货”贸易即买“鸦片”，赚取经费。
陆媒共识网4月份刊文，盘点中共起家及建政前的经费来源，罕见披露一些历来被中共视为禁忌的秘闻。
一、中共早期由共产国际扶养被操控搞暴动
众所周知的是，中共政权和已解体的前苏联，均是以马列主义为宗的红色政权。文章指，“中共早期，不应否认共产国际援助”。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要“将红色旗帜插遍全球”。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分部，自然是其援助的对象。
文章举证说，1923年6月中共三大，陈独秀报告中称：“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1931年6月22日，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被捕供词：“国际帮助中国共产党每月一万五千元美金，(相当)中国五六万元。实际上国际的款是俄国共党供给的。最近经济的支配权操在周恩来手里……”而更翔实的考据，不仅在中共，在共产国际均有相关记录。
外界周知的是，中共靠暴力起家，搞暴力也需要钱。文章说，根据中共党史学者杨奎松的考证：以1927年为例，莫斯科在国共关系破裂后对中共暴动的支持态度和力度都是很大的，中共党史上有名的大行动均获其资助，如上海工人武装暴动、开办党校、湖南农运、秋收暴动、建立军队、南昌暴动、京汉粤汉铁路罢工、广州暴动等均有详细数额列载。
文章还指出，因为把控了“钱袋子”，苏联对中共具有强大操控权(如两度撮合争议盈天的国共合作)、季米特洛夫之所以对确立毛泽东为中共最高领导有重要一票、毛泽东在延安整王明之所以有所顾忌……。
1931年，中共在江西瑞金成立了听命于共产国际的“国中之国”苏维埃政权，与中华民国对立。《九评共产党》书中如是说：中共是靠吸苏共的奶水长大。“其实，从中共成立之初，就是苏俄的亚洲中国支部，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卖国政党。”
二、与共产国际内讧筹款包括烧杀抢掠和走私
文章说，1927年7月宁汉合流，国共关系彻底破裂，中共转入地下，形势不妙，中共对俄援的要求也明显提高，共产国际主管向中共发放款项的代表严厉批评中共不断要钱，中共与共产国际为此发生冲突。
中共不得不自己筹款。周恩来1927年5月秘密组建军委特务工作科，特别任务之一就是筹款。
据称，对红军如何筹款，陈毅曾写了一篇文章有详细说明：红军每月至少要需要五万元左右，这笔款项大部分出在土豪身上，小部分出在城市商人，有时可以叨光敌人输送一部分来。
筹款的秘诀限期三天让商人代表自行摊派；对地方豪绅的勒款，就是估量豪绅的房屋的价额，贴一张罚款的条子，如可值一万元则贴一百元，余类推，限两日内交款，不交则立予焚毁，每到期不交，则焚一栋屋以示威。红军的经济大批靠这个方法来解决。
还有就是称为“挖窖”，即将豪绅藏在地下的现款挖……“红军一到他房内便要搜查枪弹或现款，墙壁内、室内之低洼处，或有新痕的地方，都要去试探一下。有时用一盆水倾在房内，某处的水先浸没，则可查知该处土质松疏，从那里挖下去，每每得到现款或金银首饰。红军前后挖得之金子不下三四百两，挖得之现款常常可得着数百元、数千元或至万元不等。”
而且，还会以“奖励来报告土豪窝藏处或其地窖的所在的方式”，常常很有效。
文章还提到毛泽东兄弟共同走私筹款的秘闻。1930年5月后，毛泽东在江西创建“国中之国”红色政权，打下漳州，缴获105万大洋。钱交给中央银行首任行长毛泽民。毛兄弟千方百计“把苏区出产的桐油和钨砂走私到国统区赚钱。”
三、抗战期间：经费来源多样化但主要靠国民政府养活
文章说，1937年后，国共密切合作，至皖南事变前后，国民政府曾拨发给八路军和新四军相当数量的军饷。实际上，早在1937年初，蒋介石就开始向红军提供军费。西安事变后，蒋介石继续向红军提供军费。至1937年7月，国民政府每月向红军拨款约30万元。但此时的经费还不是由国民政府按照军队编制和统一规定正式拨发的，而是实际由国民政府提供、形式上从地方领取的带有临时性质的“暗中接济”。
1937年8月，国民政府开始正式向中共军队提供经费。国民政府的军饷实际发放到1941年初，即皖南事变前后。八路军每月领取军费数额不少于60万元，新四军军费每月最初约为7万元，后为13万元。除常规性经费外，国民政府还曾根据中共要求和作战需要拨发给中共一些临时性补助、善后费和奖励。据1938年7月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电报指出，蒋介石每月拨给八路军60万，新四军13万。据1940年2月22日，中共中央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指出，蒋介石每月拨给中共73万元，八路60万，新四军13万。
文章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中央停发军饷，继而对边区进行封锁，中共财政经济陷入了极大困难。筹款方式开始多样化，指早期就重视筹款的周恩来，通过党产公司“以钱生钱”，上海赫赫有名的广大华行就是党产公司之一，此外南方局情报部长刘少文等人创办了一批党产公司，一边收集情报，一边赚钱。“这些党产公司就是党的提款机，要多少给多少，不打收条不记账。”
文章提到中共还搞所谓“特货”贸易即“鸦片”，赚取经费。
阿波罗网白梅报道
中国宪兵” 六百人击退两万日军惊人逆转

网络图片
【阿波罗新闻网 2016-12-23 讯】
党媒署名“谢海云”《“中国宪兵”，六百人击退两万日军》一文在海内外流传。此文称蒋介石的错误决定导致600名中国宪兵全部覆亡，还引发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但其文本身却漏洞百出。文章不仅生造梅村师团，诬陷蒋介石，甚至连基本常识都不了解。
《“中国宪兵”，六百人击退两万日军》一文最早刊登于由广西政协办公厅主办的，声称有详实史料的《文史春秋》2004年第4期，后被中国侨联主办的中央级刊物《海内与海外》等多家刊物刊登，又被北京市《作家文摘报》社等多家报纸及网络转载。
党媒文章无中生有造出梅村师团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2015年10月08日《抗日时期的神秘特种部队六百人打败两万日军》一文引述了“谢海云”的这篇文章，并说原文（“谢海云”的文章，下同）中提到的“梅村师团”在历史上并不存在，参与雨花台进攻的是日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
同时，据2014年4月27日，铁血网的网友“pp247742”一篇题为《中国宪兵<“中国宪兵”，六百人击退两万日军>》也说，抗战档案史料都明白记载着：1937年12月初进攻军事重镇雨花台的日军主力，是谷寿夫中将指挥的精锐凶悍的第六师团，又有助攻的16师团两个联队及伪满洲国军于芷山旅共2．6万余兵力，经3天激战后攻入中华门。谷寿夫师团进城后，城南地区至少七八万军民惨遭该师团屠戮。1947年谷寿夫被中国军事法庭引渡回南京，经公审后被押往雨花台枪决。“谢海云”先生为何置确凿无疑的史实于不顾，隐去谷寿夫这个噬血恶魔的名字及部队番号，却生造出一个梅村师团呢？
况且《中国抗日战争史》《民国档案1937－1938年卷宗》及日本近年部分解密的《帝国陆军东亚作战档案》等史料均明确记载着，1937年12月初分3路围攻南京的日军为隶属于华中派遣军（总司令为松井石根大将，参谋长兼13军军长为柳川平之助中将）的第六师团、第九师团、第十二师团、第十六师团及第五师团之一个旅团，共9万兵力，师团长分别为：谷寿夫、牛岛之胜、稻叶五郎、中岛今朝吾，哪有一个叫什么“梅村”的？“文史”先生的写作态度太不严肃。
大陆“一品网”的“一品人文历史”栏目在2006年11月12日的《驳斥六百国军宪兵打败两万日军一文》也披露，当时华中方面军司令官：陆军大将松井石根。上海派遣军-司令官：陆军中将朝香宫鸠彦王(第三师团先遣队-联队长：陆军大佐鹰森孝，第九师团-师团长：陆军中将吉住良辅，第十六师团-师团长：陆军中将中岛今朝吾，山田支队（第十三师团一部）-步兵第百三旅团长：陆军少将山田?二)，第十军-司令官：陆军中将柳川平助(第六师团-师团长：陆军中将谷寿夫，第十八师团-师团长：陆军中将牛岛贞雄，第百十四师团-师团长：陆军中将末松茂治，国崎支队（第五师团步兵第九旅团）-支队长：陆军少将国崎登)。根本没有什么梅村师团。
据“一品人文历史”解读，其实国军真真正正有过如此振奋人心而悲壮的战斗，就是八百壮士在淞沪抗战中，为掩护大部队撤退，中国守军88师262旅524团进驻上海光复路四行仓库实行阻击战。在日军的重重包围下，“八百壮士”孤军奋战，坚持4昼夜，击退了敌人在飞机、坦克、大炮掩护下的数十次进攻。打死日军200多人，击毁坦克3辆。
党媒文章凭空造假诬陷蒋介石
党媒署名“谢海云”原文称“攻击雨花台的是日本甲种师团梅村师团。师团长梅村是蒋介石在东京留学时的同班同学，并且曾经因为决斗胜利而缴获了蒋介石的家传宝刀，这件事情也是蒋介石青年时代的奇耻大辱。”
然而据“一品人文历史”爆出，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根本没有进入正式的士官学校，在类似语言或者预科的振武学校。振武学校(1903-1914)，为日方陆军参谋本部所属，专门收留清国留学生，集中管理之。初期修业1年3个月,后延长至3年，毕业后可先入队见习，再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就读。而作为日本人没有必要入此类学校。作为师团长的梅村至少得入正式的士官学校，如何与蒋介石同学，还决斗！！
“谢海云”在文章的最后一节“梦中遭轰炸，几乎全军覆没”中，认为是蒋介石“得知中国宪兵参战后不由得勃然大怒，将唐生智狠狠责骂，并再次下令，没有自己的手令，任何人都不能擅自调动中国宪兵。于是在最高层的压力下，刚刚打了胜仗的中国宪兵部队，不得不撤离雨花台，回到营房驻地。然而，正是这个决定使得日本谍报机关得知了中国宪兵的驻地位置。当天深夜，日本空军出动飞机50多架，对中国宪兵的驻地展开了疯狂的轰炸，大部分战士猝不及防，就在睡梦中被炸死，侥幸逃出者仅200人……几乎全部覆灭了。”
据铁血网文章作者曝光，其实，在可歌可泣的南京保卫战中，压根儿就没发生过“六百中国宪兵在雨花台击退两万日军”的所谓战役。据日军大本营记载，1937年2月10日，日酋松井石根下令对南京发起总攻时只出动日机3批各为6架参战（并无出动50余架飞机轰炸城区营房的记载），对中山门、紫金山、遗族学校一线阵地及光华门、雨花台一线中国守军进行轰炸扫射，且在幕府山以东空中遭到自南昌飞过来的苏军空军志愿飞行队的阻击，被击落两架飞机。仅此而已！

党媒文章缺乏史学常识
“谢海云”的文章不仅存在致命的错误，连一些常识都搞错，曾用“文史”当作署名的他被人称是不是太缺乏史学常识。
铁血网的网友“pp247742”文章认为“谢海云”先生恐怕连抗战初国民党宪兵的基本情况都没搞清楚。
因为“谢海云”的原文说“中国宪兵”是由纳粹德国特种部队教官勃洛姆训练而成的“王牌特种部队——委员长特别卫队”，代号“中国宪兵”，于1934年在南京国民党政府的阅兵大典上现身。又称阅兵后，日本特务情报机关就接到土肥原贤二（其实当时他是日本驻华北特务机关长，并不在南京）从南京发来的密电，称“中国宪兵极其强大”。
然而，当年宪兵共有8个团，其中宪兵3团长驻北平，而驻扎于南京的是宪兵一团（团长张镇又兼宪兵司令部参谋长）及以刘炜为团长的宪兵5团。宪兵部队确实参与了悲壮激烈的南京保卫战，而且宪兵副司令兼南京代市长萧山令还在城破之日的撤退途中中弹牺牲。但这两个团宪兵主要承担的是维持城内秩序与安全任务。其中有一个营在龙潭一带抗击日军，归第十军军长徐源泉指挥。另有一个营的宪兵于12月11日奉萧山令之令押送军火开赴中华门外雨花台，并留下增援守军，但仅参战一天便死伤过半，所把守的隆昌寺失守。第二天中午雨花台阵地全线失守。
此役，守卫战略要地雨花台一线的是孙元良的88师、守卫光华门、红毛山、通济门一线的是87师（师长王敬久兼72军军长）和守卫下关和幕府山的36师（师长宋希廉兼78军军长），这3个师才是德国军事顾问团训练出的国军精锐部队，一律为德国陆军装备，火力配备强，官兵给养足，各师还配置有两个野战山炮营。在“八·一三”淞沪大战中，这3个师担任作战主力，予敌以重创，己损也严重，撤至南京后补充的万余新兵后战力便大不如前。在光华门至雨花台一线的南京保卫战的3天血战中，尽管官兵前赴后继，英勇作战，且多次与日寇拼刺刀，但仍抵挡不了有飞机、重炮、坦克支援的凶恶的日军。结果，88师264旅旅长高致嵩、87师259旅旅长易安华、团长程智等70余名指挥官英勇牺牲，万余官兵伤亡，残余近万官兵在日军破城后被迫放弃抵抗，大都遭日军屠杀，逃过江生还的官兵不足千人。这是我国近代史上至为沉重惨痛的一页！
党媒文章毫无军事常识
同时“一品人文历史”批原文作者毫无军事常识，甚至不是大学生。文章称，因为大学生基本都有军训，不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冲锋枪打手枪子弹，射程、精确性和杀伤力原不如步枪。冲锋枪的射程在200-300米，杀伤距离在100米以内，而步枪射程在1000米，杀伤距离在400-500米。野战时，冲锋枪对步枪才是“烧火棍”。冲锋枪在近战、巷战时威力才显出来，其被称为“冲锋枪加手榴弹。打近战金不换。”而原文的中心，表达的是冲锋枪对步枪，胜利者肯定是冲锋枪。
文章还说，不要说日寇压倒性的重炮和飞机，即使没有，用迫击炮和机枪就能轻易压制冲锋枪的火力。而且38大盖的射程是出名的，在300米以外，日军可以一枪一个地击中宪兵们的脑袋。
“一品人文历史”还表示，其实，作者只要看看好莱坞电影就知道，二战的美军装备最多的是半自动步枪。即使现在，中共除56式全自动步枪(仿AK47，又称突击步枪)外，步兵班仍然装备56式半自动步枪，主要因为其精确性远远高于56式全自动步枪，在作战时用于狙击。以为一直全部装备冲锋枪的队伍就是天下无敌，原作者的军事常识甚至比幼儿园还低。
由此可见，党媒此文中称蒋介石的错误决定导致600名中国宪兵全部覆亡，还引发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是根本不成立的，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党媒几十年来，对污蔑蒋介石不遗余力。而蒋介石对中共的本质是用“邪魔撒旦”直接指出了共产党对中国侵略和征服的意图。蒋在一九五七年说：“他（共产党）的目的不是为了中国和平与民主，而是对于中国的侵略和征服。”“魔鬼撒旦的权势，不仅在其使用暴力来威胁我们生命和身体的安全，使我们在恐怖之中，向他屈服。”“当一个民族受到魔鬼撒旦的摧毁和控制，总有不向那恶魔屈服的人们，站在一起，为民族独立和自由来奋斗。”
阿波罗网孙瑞后报道
唯一到死拒绝中共洗脑的抗日名将临终高喊“蒋委员长万岁”
【阿波罗新闻网 2016-11-25 讯】
国军名将杨文瑔，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二期，抗战时历经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等战役，率领国军战士们浴血奋战，取得多次战役的胜利。抗战结束后官至中将。1947年，杨文瑔被中共俘获，关押长达26年，直至他1973年因病逝世。杨文瑔至死不肯接受中共的洗脑，成为唯一一个到死都拒绝中共改造的国军名将，备受尊敬，临终高喊“蒋委员长万岁”。
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表示，蒋介石“是我民族史上千年难得一遇之旷世豪杰、民族英雄也……五千年来，率全民御强寇，生死无悔，百折不挠，终将顽敌驱除，国土重光，我民族史中，尚无第二人也”。
据2016年1月6日搜狐网题为《被俘后拒改造的国民党名将，临终高喊蒋委员长万岁》的网友（大大大耳朵）分享，杨文瑔1947年在山东泰安被中共俘虏，1973年病逝于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被中共关押长达26年之久。一直到1975年，在杨文瑔逝世两年之后，中共才赦免他的罪行，成为最后一批特赦。
杨文瑔是众多被俘的国军名将中唯一一个到死都不肯接受中共洗脑的将军，临终时，仍然高喊“蒋委员长万岁！”
出生于四川的杨文瑔，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二期，后任蒋介石的侍从参谋。抗战时为第61师第181旅旅长，第50师师长，参加了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粤北会战等战役，获得辉煌的战绩。抗战结束后任整编第72师中将师长。1947年在山东泰安被俘。
很多人都知道，在国军名将中，黄维是坚持拒绝中共改造的一个，但是却在晚年时承认自己是战犯。但很少有人知道，杨文瑔一直到去世都拒绝中共的极端邪恶洗脑，对蒋介石抱有极高的崇敬，1973年10月，被中共关押长达26年的他，因病重被安排至抚顺第二人民医院，临终前，仍在高喊“蒋委员长万岁！”然而，中共却假惺惺的在杨文瑔逝世两年后，给他赦免罪行，对已死的名将如此待遇岂不是在侮辱他人的名节吗？
这个有将军骨气的国军名将，叫杨文瑔，四川江安县（今属兴文县）人。

杨文瑔是蒋介石的嫡系，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二期，同期的同学还有抗日名将邱清泉、军统局局长郑介民，还有著名散文家聂绀弩。因为成绩特别优异，杨文瑔毕业后被安排留校，担任第三、四期学生队区队长，这样说来，第三期的王耀武、戴安澜、黄公略，第四期的林彪、张灵甫、谢晋元、胡琏等人，也都曾是他的小弟。
杨文瑔属于非常典型的百战名将，从早期的东征、北伐开始，就是最直接的参与者，到1931年淞沪抗战，杨文瑔也跟着张治中的第五军奔赴战场，打出了中国人的志气。
抗战全面爆发后，杨文瑔担任旅长，继续跟着张治中浴血杀敌，在上海陈家行一战中，手下的两民团长全部壮烈牺牲。
1939年12月，日军发起粤北战役。守军渐渐抵挡不住时，蒋介石急命驻扎在湖南的第54军前去增援，杨文瑔即第54军50师的代师长。在杨文瑔的号召下，全军将士都戴着“还我河山”的臂章，千里南下，迅速击溃了日军，取得了第一次粤北大捷，“捷音传出，举国欢腾”。
在八年抗战期间，杨文瑔转战南北，纵横万里，先后参加过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随枣会战、长沙会战、粤北战役、桂南会战、鄂西会战、湘西会战……战功累累。抗战胜利后，杨文瑔获颁忠勤勋章、胜利勋章、宝鼎勋章。
1946年5月，杨文瑔被任命为整编72师师长，军衔为中将。
1947年4月26日，杨文瑔在山东泰安成了中共的俘虏。在战俘营中，杨文瑔始终拒绝改造洗脑，当王耀武、杜聿明等名将开始谴责蒋介石的时候，他却始终闭口不言。
杨文瑔不仅是一个有骨气的将军，更是一位体恤百姓，具有正义感的中国人。
杨将军在抗战时期曾捐了一万元，用于家乡小学的扩建，抗战胜利后，又捐了一笔钱，筹建江安县梅花镇中学，直到今天，这所学校仍然存在，就是江安第三中学。
杨将军官职升至国军中将，不肯随着其他被俘将军一样与中共妥协，是什么原因呢？难道不是因为他深知中共的煽骗手段吗？难道不是因为他深知中共根本不把老百姓当回事儿吗？难道不是因为他深知蒋介石的一心为民，刚强正义吗？
阿波罗网孙瑞后报道
【微揭秘】罕见老照片日军钦佩！为战死国军战士立墓碑
——抗战的微揭秘之四抗战老照片抗战最艰难仍然不忘教育和未来
大批高校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都于1938年4月迁至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这些大学生逃到大后方后，失去了经济来源，为了确保他们继续学业，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用贷款的办法支持学生上学，这些贷金以后并未偿还，这等于政府向学生无偿提供了学费和生活费，对于中等教育也是如此。教育部于1938年2月建立贷金制度，贷款给家庭陷入战区的中学生。1940年底教育部又颁发《国立中学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到后来国民政府又实行公费制，为教育完全兜底。

【阿波罗新闻网 2016-08-28 讯】
历史尘雪：【照片中的历史：被遗忘的士兵】上面这张图是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某部官兵面对数倍日军拼死血战，双方杀得昏天黑地。最后，只剩数人。剩余士兵宁死不屈，后全部阵亡。战后，日军由于佩服中国军队英勇顽强的精神，专门为他们建立墓碑，表示敬意！岁月流逝，70多年之后。他们的英勇不屈的事迹，早已被后人所遗忘。

1937年11月，日军就开始轰炸长沙，到1938年1月，形势非常严峻，陈立夫才同意将西南联大搬迁，但争议依旧存在。张治中专程去学校演讲说：“你们是变相的难民，你们现在正过着不生不死的生活，应该就地参军救国。”而陈诚演讲却说：“你们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文化精英，抗战胜利后，担负着国家复兴的希望。”（流亡中的中央大学）

@李幺傻：建议中学历史老师，在给学生讲解抗战历史的时候，照本宣科讲完后，一定要告诉学生真实的抗战历史：东三省是张学良放弃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主力是蒋介石最精锐的嫡系部队而不是19路军，上高会战和三次长沙会战国军都获得完胜，张古山英雄是张灵甫，正面战场的国军是抗战主力……

抗战期间，躲避日军空袭。

毕唐书：大批高校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都于1938年4月迁至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这些大学生逃到大后方后，失去了经济来源，为了确保他们继续学业，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用贷款的办法支持学生上学，这些贷金以后并未偿还，这等于政府向学生无偿提供了学费和生活费，对于中等教育也是如此。教育部于1938年2月建立贷金制度，贷款给家庭陷入战区的中学生。1940年底教育部又颁发《国立中学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到后来国民政府又实行公费制，为教育完全兜底。（抗战时期一项伟大的教育决策）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东方白　来源：阿波罗网东方白编辑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蒋介石是中国现代第一伟人
2016-12-27 02:00

蒋介石是中华民族的救星。（网络图片）
蒋介石是中国现代第一伟人。
他立德立功立言，成就超过他的老师王阳明、曾国藩。他终身写日记，反省邪念淫欲，最为光明磊落；他领导打败日寇、废除了近代以来强加给中国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他参与组建联合国，使得中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奠定了中国不可动摇的大国地位；他制定了堪比美欧的第一流宪法（此宪法如今在台湾还在实行），宣布实行宪政；他抨击苏联暴政，预言其崩溃；他倡导民生、均富，甚至成为提出“中国经济学”的第一人（其著作《中国经济学说》，倡导“中国的经济学”）。
蒋介石虽为武夫，却至为尊重文人，其内阁、省市县长官多为大学者、留学生、博士，其时教授的薪水是社会平均工资的二十多倍。那时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虽处战时，但成为中国两千年历史上文化最繁荣时期，那时大学一流，大师辈出，群星灿烂，直追先秦百家争鸣。蒋介石亡命台湾之际，首先想到的竟然是保存中国学术文化的种子，指示要把一流的学者抢到台湾。
蒋介石被赶到台湾后，在那岌岌可危、风雨如磐的年代，他仍然相信只有民主自由才能救中国。1950年他就开始进行民意代表、县市长直选，三十多年的民主训练后来终于结成硕果，用事实证明了中华文化并不与民主相悖离。1966年他对抗大陆的文化大革命，掀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以至于现在新儒家的中心在台湾。正如他的诗所写：“一身当世界，双手扶中华！”
蒋介石的道路：从军政权威到宪政民主、从在大陆时的官僚国有市场经济（此经济一开始成功，有助于集中资源抗击日本，但到后来腐败不堪），到台湾时痛感官僚国有市场经济的弊端而主动转型为民营市场经济、文化上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除个别事件、个别时期外，蒋介石基本上做到了）复兴传统文化、建立公民社会、自由社会（1949年前，中国的民间组织、民营慈善、慈善医院多如牛毛；他废除了户籍制度，使人民有迁徙自由，那时中国人到世界上多数国家免签证，与美欧国家建立友好而平等、独立的关系）是中国通向现代化唯一正确的道路。
尊重历史，重评蒋介石，重新审视未来中国的方向。
深切悼念蒋介石！怀念蒋介石！

【微揭秘】毛泽东老照片毛泽东卖国的证据
1947年7月24日《时事公报》二版：“毛于抗战期间通敌卖国罪证发现，与冈村宁次订有密约……民国三十年八月七日，……双方订立如下密约：一、八路军与日军携手共同打击中央军；二、日方赠共军小兵工厂十座；三、共方将中央作战计划告诉日方。”

【阿波罗新闻网 2016-09-19 讯】
@邓相超：十年文革浩劫，人们的思维大多依据的是“最高指示”，九亿人一个大脑，“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少数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也被迫闭上了嘴巴，坚持不闭嘴的人或被关进监狱，或被永远地封住了嘴巴。

@近代史：1945年8月，毛泽东到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八路军发动了上党战役，还能为毛泽东在重庆谈判增加谈判筹码。毛泽东在重庆对刘伯承和邓小平说，你们放开打，你们打得越好，我这里就越安全。整个上党战役消灭了国民党11个师。毛泽东知道，即便如此，蒋介石也不会也不敢将他作为人质来解决八路军的。其实，早在抗日中后期，美国与共产党的来往比较多了，无论是共产党的报纸还是延安的房屋墙壁，全都是美式民主的宣传，甚至包括很多随考察团来延安的美国媒体记者都公开亲共。所以，对于毛泽东而言，重庆谈判并不重要，他更关注的是美国对国共的政策。
1947年7月24日《时事公报》二版：“毛于抗战期间通敌卖国罪证发现，与冈村宁次订有密约……民国三十年八月七日，……双方订立如下密约：一、八路军与日军携手共同打击中央军；二、日方赠共军小兵工厂十座；三、共方将中央作战计划告诉日方。”
@深圳田雨：许子东回忆录里面的话：尼克松访问中国大陆，干部从公社回来紧急召集开会，告诉大家美国那个总统叫尼克松，过几天要来中国。一时间大家没反应过来，干部又说：“毛主席决定了，这一次不杀他！”打谷场上一片哗然，各种意外气愤和不理解。
弘电再临：【吃鸡】林斤澜回忆说，“文革”中，有一次他去买扒鸡，交完钱，售货员突然高亢地说：“翻身牢记共产党！”他一时反应不过来，售货员马上露出鄙夷的神情。好在他很快明白了，马上大声答道：“吃鸡不忘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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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喊捉贼！周恩来是怎样出卖外蒙古和钓鱼岛的？
2016-09-11 00:10

中共建政之后，周恩来签署了许多卖国条约。（网络图片）
中共当政权经常高调地打出外蒙古和钓鱼岛领土争端问题，向国人表现它怎么“爱国”。然而，就在几十年前，还是中共当局，跷着脚地要把钓鱼岛送给日本，把蒙古推进苏俄的怀抱，支持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分裂出去。贼喊捉贼！而在这背后，都能找到周恩来的鬼影。
亲近苏俄中共政权主动割让外蒙古
中共建政的第二年，周恩来主持割让国地仪式。1950年10月，周恩来代表中共政权到外蒙古主持主权移交仪式，并于当年与蒙古交换地图，正式勘定双方边界。从此，外蒙古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从中国的版图中消失。
从元朝以来的600多年间，外蒙古一直在中国的版图之内，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但在上个世纪，苏共与中共勾结将外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使得中国失去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1921年5月25日，苏联红军占领外蒙古，并于7月11日扶植起一个亲苏的傀儡政府，这一天也成为后来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此后苏共又在外蒙古长期大量驻军，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前的70年间，苏军从没离开过外蒙古。
1941年4月，苏共与侵华的日本军政府签订互不侵犯友好条约，在该条约中，日本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苏共则承认伪满洲国(侵华日军在东北扶植的伪政府)。
中共1949年10月1日在中国建立伪政权，半个月后10月16日，中共正式宣布与蒙古建立外交关系，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而在当时与之建交的除中共外就只有苏联。此时的中共放弃了向苏俄索要外蒙古的权力。
中共在承认外蒙古独立的同时，为了欺骗中国人，还不断地为其卖国行径辩解、寻找依据。进而曲解事实、偷换概念，对中国人进行洗脑。
1949年8月14日，党媒喉舌《人民日报》发表御用文人郭沫若的卖国文章《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外蒙古独立》。文中写道：“……倒是外蒙古人民比我们争气些，比我们觉悟的早，比我们更清醒地能和社会主义的苏联做朋友，因而得到了帮助，而比我们早解放了。我们假如是站在大公无私地立场，我们倒应该向外蒙古人民告罪、向外蒙古人民致敬、向外蒙古人民学习。更那里有什么理由跟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的后面，来对苏联‘愤慨’呢？……”。
“……人民中国和人民蒙古今后应该是亲密的兄弟，我们不能够固执著那种宗主和藩属的落后观念了。那是丝毫也不足引为光荣的！……”
1950年2月24日，《人民日报》在报导中承认蒙古独立，并称“对每个真正爱国的中国人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值得欢呼的事。只有国民党反动派才痛恨蒙古独立……”
贼喊捉贼周恩来签署卖国条约
1949年周恩来签署中苏友好条约，向苏俄割让大片国地，并承认早前清政府签署的不平等卖国条约。
条约包括：
1、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条件承认外蒙古独立。
2、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海参威(包括海参威所辖所以郊区)是苏联固有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乌苏里江江北64屯为苏联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图门江出海口是苏联主权；新疆北郊是苏联领土。
3、中华人民共和国停止1945年以来南京政府所有索土要求。承认清朝政府1850年以来所有领土条约。
4、乌苏里江江域北三分之二属于苏联主权，南三分之一属于中国主权。
5、苏联政府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领土的声明。
6、双方同盟一致反对国民党，及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
签名：周恩来、安扬维辛斯基
党媒《人民日报》否认钓鱼岛归属中国被日本抓住把柄
1953年1月8日，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琉球群岛人民反对美国占领的斗争》，文中把钓鱼岛称为日本定名的“尖阁诸岛”。文中说：“琉球群岛散布在我国台湾东北和日本九州岛西南之间的海面上，包括尖阁诸岛、先岛诸岛、冲绳诸岛、大岛诸岛等七组岛屿。”
周恩来否认钓鱼岛归属中国版图。195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在发表的社论《无耻的捏造》中提到：周恩来早在1951年8月15日的“关于美英对日和约草案及旧金山会议的声明”中就曾表示：包括琉球群岛和小笠原群岛等在内的“这些岛屿，在过去的任何国际协定中，均未称被规定脱离过日本”。
《无耻的捏造》中引述当时中共外交发言人的说法称：所谓“中国绝不放弃对琉球群岛主权”的消息，是美国人捏造的谣言，“美国占领者为了破坏冲绳民主势力的竞选活动和缓和选民的反美情绪，曾策划各种阴谋，并采取了多方面的手段，其中最卑鄙无耻的，就是在选举前夕假冒北京电台名义对冲绳的广播。这条冒名顶替的消息说，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表示‘中国绝不放弃对琉球的主权’，这显然是恶毒的挑拨，目的在于打击冲绳人民要求把冲绳归还日本的强烈情绪……”
前面提到的“琉球群岛”，就包括今天令中、日双方争端频出的钓鱼岛。

韩战老照片 “人民军队”字典里没有被俘被俘就等于变节
——【微揭秘】“人民军队”字典里没有被俘被俘就等于变节韩战老照片
电影《英雄儿女》真身蒋庆泉接受香港媒体访问时说：我是战俘，不是英雄。当时我确实对着步话机喊“向我开炮”，谁知我们的炮没响，美国人一发炮弹把我震昏死过去，醒来已经躺在美军医院。回国后接受审查，每日认罪写检查。文革说他是叛徒，拉出去批斗。因为人民军队字典里没有被俘，被俘就等于变节。

【阿波罗新闻网 2016-11-15 讯】
【仁川登陆】1950年9月15日，联合国军对被陷入重围的朝鲜南部发动攻势，在仁川登陆奇袭敌军。是朝鲜战争中一场决定性的进攻及战役，于9月28日结束。联合国军通过了在对手后方之一系列登陆攻占了仁川及突破了釜山地区。参与者主要是由美国陆军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所指挥的多国联军。

@李幺傻：很多人问我朝鲜战争双方的死亡人数。韩国和朝鲜人不说，我只说中国和美国。中国和美国各帮助一方，双方伤亡是这样的，中方：共军总后勤部卫生部编印的《抗美援朝战争卫生工作经验总结》记载，先后出动志愿军人数达135万，最后健全回国的只有37.2万人。美方：死亡33629人。

电影《英雄儿女》真身蒋庆泉接受香港媒体访问时说：我是战俘，不是英雄。当时我确实对着步话机喊“向我开炮”，谁知我们的炮没响，美国人一发炮弹把我震昏死过去，醒来已经躺在美军医院。回国后接受审查，每日认罪写检查。文革说他是叛徒，拉出去批斗。因为人民军队字典里没有被俘，被俘就等于变节。

余地：1951年5月23日，中共“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刘少奇作题为《党的宣传战线上的任务》的报告：“抗美援朝很有好处，使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好办（如搞土改，订爱国公约，搞生产竞赛、镇反等）。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不好办”。（朝鲜战争的真相和外弱内强的中共）

冷眼微史：【往事钩沉】朝鲜战争停战前后，联合国军将俘2.2万名志愿军实施遣返，与以往不同，联合国根据他们的志愿决定回籍还是去台湾，14343名志愿军战俘，穿着国军的服装，挥舞着青天白日旗，离开朝鲜板门店战俘营，去了台湾。另外1/3选择回大陆。蒋介石第二天在日记中写道：实为今年来最安眠之一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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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湃杀人延祸子孙
2016-12-25 12:30

彭湃是杀人如麻的大魔头。（网络图片）
“海陆丰农民运动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被毛泽东誉为“农民运动大王”，有“菩萨”美名的彭湃，毅然背叛自己的阶级，为穷人打天下，这是一种什么精神？家庭诚可贵，革命价更高，多少热血青年因彭湃而澎湃，义无返顾地步其后尘。
1921年10月，25岁的彭湃从日本留学归来，在海丰县赤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会。1922年冬，彭湃在海丰县龙蛇埔召开农民大会，把自己分家所得的田契、铺约全部拿出来，先公布田契的地点、亩数和佃户的姓名，然后一张张地当众烧毁。彭湃站在弱者的立场上，与自己的家族公开决裂，在当地引起极大的轰动；其事迹后被写入大陆小学课本，感动了“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几代人。
彭湃这样推崇列宁：“他的法律，是没有什么详细的，反动的就杀，他的工人农民，不用报告什么工会、农会、政府，直可把土豪、劣绅、地主、资本家杀却”，“准群众自由杀人。杀人是暴动顶重要的工作，宁可杀错，不要使其漏网”，“将这批豪绅地主剖腹割头，无论任何反动分子，都毫不客气的就地杀戮，直无丝毫的情感”。
海陆丰在的短短两个月中，一万多人被残酷处死，“反动的乡村有些全乡焚烧”[1]；彭湃提出要对“土豪劣绅”“大杀特杀，杀到他干干净净”，杀到海港的水“都成赤色”，各人的衫裤“都给反动派的血溅的通红”，并要参加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的代表每人负责去杀20人[2]。
1958年7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元帅徐向前撰写的《奔向海陆丰》（曾收入全国中学语文统一教材）：“苏维埃主席彭湃同志在会上讲了话。他只有二十多岁，身材不高，脸长而白，完全像一个百分之百的文弱书生。他身穿普通的农民衣服，脚着一双草鞋。海陆丰的农民都称他为'彭菩萨'。他宏亮的声音，革命的热情，坚强的意志，对革命的前途充满着必胜的信心，都使我们永怀不忘。”
费正清、费维恺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下卷》，在“第六章农民运动”里，专门有一节“彭湃与海陆丰农民（1922─1928）”：在彭湃的领导下，苏维埃“有计划地采取恐怖活动──像往常一样，着眼于动员农民。农民既需要鼓励，从心理上摆脱屈从的枷锁，也需要使之参加破坏和屠杀的行动，使他们不可能后退或开小差。”苏维埃显然更要残酷：“更大量的不公开示众的处决，到两星期过了以后，苏维埃政府也无需给行刑者以报酬：赤卫队员（大多是青年农民）非常乐于执行这种令人羡慕的光荣任务。对一个反革命来说，没有受拷问就被杀死是一种恩典。比那些被砍下一肢，亲眼看到他人被煮熟吃掉，然后被杀死的人是幸运的。有些人被大卸四块，另一些人（例如捷胜地区的一个地方官）被关在一个板箱里，被慢条斯理地锯成一块块，而行刑者们还不时停下来喝茶休息，以延长其痛苦。”
“彭菩萨”原是杀人如麻的大魔头，由于罪孽深重，令人发指，在中共建政之后仍然招人痛恨：成千上万被虐杀的亡魂的后代，借助政治运动开始了对彭氏家族的疯狂复仇。
1966年6月19日，在几个中共海丰县委常委的支持下，华南农学院党委委员、水稻生态研究所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彭湃之子彭洪，从华农校园被拉回海丰批斗，9月1日被活活打死。
1967年8月26日，“反彭”进入高潮，5000多人携带机枪、冲锋枪、步枪进入海城镇，对彭湃的亲属、当年的战友及家属展开血腥镇压和长达半月的围剿，100多名干部群众被杀害，800多人被打成残废或重伤，3000多人被打伤；8月29日下午，彭湃侄儿彭科逃到郊外的将军帽山，一个姓洪的中年男人，听到彭科的名字，大声喊道：“我要报仇！”举着篾刀，连砍带割砍下彭科的头颅，挂在城东门的电线杆上，示众三天；彭湃的堂弟彭劲、彭湃的堂侄彭株等彭家亲属也相继遇害[3]。
好一个“我要报仇”！南都的记者隐讳而又直白地道出了惨案发生的缘由，“反彭”动机至此浮出水面。彭家后人未要求严惩凶手，反倒一致认为要向前看，不应怨怨相报，否则永无了结，可谓痛定思痛。
注释：
[1]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开放出版社，2006年9月。
[2]郭德宏《彭湃的农民运动及土地革命思想》，《党史研究与教学》，1991年第5期。
[3]许黎娜、肖雪龙《提棺验尸十年沉冤终得雪》，《南方都市报》，2008年5月6日。

当一个民族丧失了反思能力时必有大灾难 “大英雄”连禽兽都不如
红安革命烈士纪念馆里陈列有一位革命大英雄王秀松，他的英雄事迹居然是亲手杀害了自己的父亲！他父亲并非杀人放火坑蒙拐骗的流氓地痞，也不是欺男霸女为害乡邻的西门庆、小霸王周通，唯一的罪名就是他的地主身份，地产比乡亲略为多一点。杀父历来都是滔天大罪，连禽兽都不如！可禽兽不如的人居被誉为革命英雄？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我们今天还在革命纪念馆里慷慨激昂宣传王秀松杀父的光荣事迹。

【阿波罗新闻网 2016-09-03 讯】
作者：熊飞骏
去年央视一套播出了马列革命连续剧《铁血红安》，家乡人像过节似地奔走相告，每天都要接不少家乡亲友打来的电话，嘱我千万莫要错过收看《铁血红安》。
我实在理解不了家乡人何以对这部连续剧那么兴奋？撇开有几成真实性不说，单就“正能量定位”通过严格筛选宣传出来的“革命事迹”，也找不出多少值得兴奋自豪之处。
一个人口才48万的山区小县，为那场马列革命就付出了14万人的生命代价！这还只是我方的“光荣烈士”，国民政府那边的死难人数还没计算在内。那可是绝大多数青壮年啊！
悲剧的是：这些人不是死在抗日战场，也不是死于卫国战争，而是死于“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内斗。更为悲剧的是：那些革命干部多数不是死在国民政府手里，而是死在“自己人”手里。
没有解密的史料不说，只说红安烈士陵园“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纪念馆”公开展示的资料。纪念馆里牺牲的红军军政高干，红四军军长曾中生、邝继勋、鄂东北道委书记徐朋人等都是自己人肃反的。只有徐向前一人幸免于难。红军营以上的政工干部，绝大多数也是死于自己的肃反。
1931年冬，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掀起整肃“改组派”、“AB团”、“第三党”运动。团以上的红军指战员被屠杀一空，6000多名红军官兵和红色干部身首异处。1931年冬鄂豫皖苏区的红四军不到2万人，这一下就杀掉了三分之一。
红军军政干部死于“自己人”之手的，远远多于国民党正面战场死难人数。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虽然幸免于难，但他的妻子程训宣也被打为反革命，受尽酷刑之后，在肃反主刑场之一的红安县七里坪镇王锡九村的黑洼被石头砸死。被石头砸死的红军干部远不止徐向前的妻子！死难的六千名冤魂都没有享受“子弹痛快”的好运，绝大多数都是用石头砸死，锄头挖死，大刀砍死。
那是一种极为痛苦的死法！相比之下死于国民政府刑场的公开枪决倒是一种高级享受。
我的大伯爷，老家第一支红色武装“战斗团”第一任团长，被国民政府押往当时的区政府所在地吕王镇（刘华清故乡）河滩枪决时，还能像英雄一样慷慨激昂高呼口号：“老子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而被肃反的6000多名红军官兵是绝对没条件高呼口号表演英雄气慨的，上刑场前嘴巴都经过特殊处理发不出声。
红军在八字还没一撇，随时都可能全军覆没的逆境下，为何还要为敌复仇大规模屠杀自己人呢？
我想主要是为了制造一种高度恐怖气氛，让活下来的人恐怖到丧失最基本的思想和主见，只能麻木被动地跟随领头人走。
极端恐怖才是马列革命的精髓！
徐向前身为红四方面军总司令，保卫局抓他的美丽妻子时正在前线和国民政府军交战。当保卫局通知他妻子是反革命必须镇压时，高高在上的他居然不敢为妻子说一句公道话，居然赞成组织镇压他的妻子？
那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怖！
接下来从道义方面分析那场革命：
红安革命烈士纪念馆里陈列有一位革命大英雄王秀松，他的英雄事迹居然是亲手杀害了自己的父亲！他父亲并非杀人放火坑蒙拐骗的流氓地痞，也不是欺男霸女为害乡邻的西门庆、小霸王周通，唯一的罪名就是他的地主身份，地产比乡亲略为多一点。
杀父历来都是滔天大罪，连禽兽都不如！可禽兽不如的人居被誉为革命英雄？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我们今天还在革命纪念馆里慷慨激昂宣传王秀松杀父的光荣事迹。
在马列革命史中，杀父之罪远不止王秀松一人。那位列入中小学教科书可歌可泣的大英雄方志敏，也曾下令杀害了自己的亲叔叔。李立三身为党的一把手，他老家的党居然把他父亲镇压了，他这个总书记居然连抗议也没一个，默认了这种“英雄行为”。
一个六亲不认残杀至亲的革命是什么革命？这样的革命能把中国推向何方？只要脖子上顶着个脑袋的人都能想明白，除非他脖子上顶的是尿壶。
可马列中国居然有不少脖子上顶着个尿壶的人。
红安在新世纪被列为红色革命旅游景点，每年有数以万计的中国人前来接受革命传统教育。进入烈士纪念馆的参观者，看到王秀松杀父和张国焘血腥肃反的“光荣传统”后，出来时本应心情沉重，然后痛定思痛反思暴力革命的反人道反文明性，从此推动中国告别暴力革命的恶性循环。
令人痛心的是：绝大多数参观者兴高采烈的进去，红光满面地出来，很难看到一张表情凝重的脸。
有一个周末我有意识在烈士纪念馆门口的石阶旁坐了整整一天，目睹了几千名参观者进进出出。几乎都是唧唧喳喳进去，眉飞色舞出来，没一个例外。
我们的民族已经丧失了反思的能力！丧失反思能力的民族必然周而复始重复同样的灾难。
我们一边在花费超军费巨资“维稳”，一边在大规模从事暴力革命传统教育？一边严防群体性事件，一边鼓动人民聚众闹革命？
暴力革命的幽灵依旧在中国上空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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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何要把文盲化身为“领导阶级”？
2016-12-7 00:10
作者：易天中

毛泽东为自己的私欲，把一群文盲化身成为“领导阶级”。（网络图片）
早在“解放”前，毛泽东就唆使陈伯达等人杜撰出了“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这两大怪论，故意混淆历史常识，以图剿灭“地主阶级、资产阶级”。
当在“公有制”旗号下终于剿灭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洗劫了全民财富，毛泽东与中共不免心虚，结果又把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发配去劳改营与世隔离，因为知识分子懂历史，难免会抖落出历史真相。
凭空捏造从来就没有“封建地主阶级”！
封建制就是分封制，土地政策实行“公有制”，分归贵族把持，不许买卖，百姓无地权。所以封建制下没有地主阶级，地主阶级是秦始皇消灭封建制后才出现的，秦国的“商鞅变法”率先废除了封建土地公有制，允许百姓去拥有地权，百姓成了土地的主人，就是“地主”。
所以历史上从来没有“封建地主阶级”，百姓成为地主恰恰是反封建的成果。而消灭地主阶级、去重蹈土地公有制，使得土地重新被一小撮“公仆”把持，反而是复辟了封建！
无中生有从来就没有“官僚资产阶级”！
官僚阶级＝特权阶级，在“公有制”下洗劫社会财富，“以权为本”实行垄断（权本主义）；资产阶级＝竞争阶级。在“民有制”中创造社会财富，“以资为本”进行竞争（资本主义）。竞争与垄断水火不容，世上何来既竞争又垄断的“官僚资产阶级”？只有“官僚特权阶级”！硬把特权阶级与资产阶级相提并论，目的是要往资产阶级头上扣尿盆子。
十七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大师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警世之言：
——财产不可公有、权力不可私有，否则人类必将进入灾难之门！
言简意赅，醍醐灌顶！“经济民有化”才能“政治民主化”。“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是经济民有化的产物，是反垄断、反封建的重大标志！
毛泽东剿灭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后，复辟了封建公有制，知识分子（特别是文科类知识分子）都懂历史，难免会抖落出历史真相，所以被他打成了“右派”发配劳改营与世隔离。在一个知识本已稀缺的年代里，受害的知识分子人数竟然高达了50万！
剩下的文盲团伙就好对付了，只要把他们哄抬成空有其名、毫无实权的“领导阶级”就能俯首帖耳任意驱使了。这段“愚者昌、智者亡”的诡异历史，空前绝后，史无前例。

余英時:“农村包围城市” 中共的“革命”是为了农民吗？
毛和他的党徒从来没有把农民的利益放在心上过。对于农民，中共先用一些甜头诱他们入伙，因“革命”必须有基本群众。所以毛试图以“分田分地”的土改，把农民争取过来，为他卖命打仗；等到农民上了贼船以后，便只好一切任人摆布了。

中共利用农民起家，却破坏了整个中国农村社会（网络图片）
【阿波罗新闻网 2016-12-24 讯】
作者：余英時
谢幼田先生这部《乡村社会的毁灭》是长期耕耘的一大收获。二00二-二00五年他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辛勤地进行了三年的研究，写成书的初稿；后来又不断修订增补，终于达到了可以刊布于世的阶段。承作者给我预读定稿的荣幸，兹略述所感，以答雅意。
本书前三章提供了历史背景：一方面对中国传统的社会性质，特别是明、清以来的农村社会，作了一个整体性的描述；另一方面又将毛泽东所继承的暴民政治的根源加以疏理。这三章涉及近代以前中国史的全部，其复杂的情况实在难以想像。但作者借助于现代史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等的讨论，整理出一个化繁为简的纲领，为读者提供了理解的方便。
在第四、第五、第六三章中，作者则运用极其丰富的资料，展示了毛泽东和他的党怎样凭借暴力，首先在全国乡村中挑起“阶级斗争”，大规模地屠杀所谓“地、富、反、坏…”等“份子”，接着将中国农民全部农奴化，最后相当彻底地完成了乡村社会的毁灭。第四章第三节（“毛泽东暴力革命之路”）、第五章第三节（“杀人比赛”）和第六章第二节（“新式农奴”）是特别值得细读的。
伤害了几乎所有的农民
在这篇短序中，我只能稍稍澄清一下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与农民的关系。毛的“革命”战略以“乡村包围城市”著称，中共的军队也确以农民为主体，而且不可否认的，“土地改革”对于农民是有一定程度的号召力的。由于这些原因，一般人曾相信：中共的“革命”代表了农民的利益。在二战期间中共也特别刻意地向西方制造这一公共形象，所以美国人，至少“中国通”，都说中共只是一个“农业改革者”的党。但祗要稍稍考察一下历史事实，我们便立刻看出：毛和他的党徒从来没有把农民的利益放在心上过。对于农民，中共先用一些甜头诱他们入伙，因“革命”必须有基本群众。所以毛试图以“分田分地”的土改，把农民争取过来，为他卖命打仗；等到农民上了贼船以后，便只好一切任人摆布了。本书作者曾引刘少奇一句话，是在一九四七年全国土地会议上说的：“搞土地改革，就是为了打胜仗，打倒蒋介石。”这句话充分暴露出，在中共的心中，农民只有工具价值，即夺取政权的手段。这和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完全不相同，孙的主张才真正符合农民的利益。马列主义既以消灭私有财产为建立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先决条件，则农民最后必成为“革命”的对象。俄国共产党的革命史首先在这一方面树立了典范。列宁承继了恩格斯的观点，相信农村中失去土地的无产者，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和城市中的产业工人结成联盟。因此他在一九一七年曾鼓动农民分田分地。但这完全是夺权的一种策略。一九一八年八月以后，他已决定过河拆桥，展开了对乡村的阶级斗争。斗争的对象在表面上是地主、富农、中农，然而在实行中任意扩大斗争面，伤害了几乎所有的农民。
中共不是“专制王朝”，而是“极权党朝”
毛和他的党效法列宁(及史达林)，亦步亦趋，土改(一九四九-五ο)刚刚结束，便迫不及待地，在一九五一年底公布了关于农业合作的“决议”，凖备消灭农民的土地私有权了。一九五二年这一官方导演的“合作”运动即已颇具规模，到了“大跃进”时期，“人民公社”成立，中国的农民便普遍沦为作者所谓“新式农奴”了。由此可见毛和他的党从一开始便对农民没有任何善意，在利用了他们的人力打下天下之后，立即弃之如敝屣。毛的心中对此是十分清楚的，所以梁潄溟戮穿他的欺世盗名，当众指出农民的生活“在九地之下”，他猝不及防，恼羞成怒，至于失态到不堪入目的地步。
《乡村社会的毁灭》：毛泽东暴民政治代价。
毛和他所领导的“革命”自始便不为安分守己的中国农民所认同，当年井岗山上的情况便是最好的说明。伊罗生(Harold R.Isaacs)是一位国际共产党人，曾在中国参加过共产“革命”多年，后来写了《中国革命的悲剧》一书，这部书中资料是由中共党人刘仁静协助取得的，又采访了共产国际“领袖”如托洛斯基、马林等人，所以早已成为这一领域中的经典文本。伊罗生告诉读者：井岗山上的“红军”并不是从大规模而自发的农民运动中产生的。相反的，这支“红军”根本孤立于农民之外，其中农民出身者则不断逃散。而且在江西苏维埃时期，农村中人不但不支持“红军”，还把它当作“土匪”来攻击。伊罗生的结论又得到《龚楚将军回忆录》的进一步证实。龚楚恰好是追随毛泽东上井岗山的红七军军长。他亲自策动并组织所谓“苏维埃运动”。但从他的体验，一般工人和农民都对暴力革命不感兴趣，袛有游手好闲的流氓、地痞之流才响应“打土豪、分田地”的号召，妄想借此发财。这一情况和苏联的革命经验大致相合。在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期间，俄国乡村公田(communal lands)的农民，因为耕地重新分配的关系，曾稍稍参与革命活动。但公田重分之后(俄国公田照例每十几年重分一次，因各户人口经常在变化中)，他们便远离革命，依旧拥护君主制。至列宁领导的十月政变，农民则认为是城市中人的事，因此毫不关心。
农民并不拥护暴力革命
农民并不拥护中共的暴力革命，从上述的事实中我们已看得清清楚楚。但是中共打天下成功，其兵源确是来自农民，这一现象又将如何解释呢？我过去写过一篇《打天下的光棍----毛泽东一生的三部曲》(收在《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台北，东大，一九九五年)，主要便是分析这个问题。扼要地说，中共最初领头搞“革命”暴动的主要都是一些不务正业的人，上引龚楚称之为“地痞、流氓”，古人称之为“江湖上人”或“光棍”，此外还有其他名目，不必备举。我则改用一个价值中立的社会学名词，即“社会边缘人”。中共这个党大致是由农村社会边缘人和城市社会边缘人两大集团构成的。边缘人是在“务正业”的士、农、工、商以外的人群。以传统社会言，如“不第秀才”即是“士”的边缘人，“地痞流氓”则是“农”的边缘人…。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比过去复杂多了，边缘人的类型也跟着越来越多样化。不过无论繁衍到多少类型，边缘人有一个共同特征，即不能安分守己于任何一种“正业”。一言以蔽之，在社会处于动荡的状态下，他们往往成为变乱的源头。中共党内集现代各种边缘人的大成，他们善于利用机缘，并通过党外的边缘人，把一般群众煽动起来，加以组织；共产党在各地发动的暴力革命大体上都依照这一方式，伊罗生和龚楚所留下的纪录是可信的。
以农村的情形而言，上面已说过，从龚楚的报告，中共发动江西“苏维埃”，务正业的农民都避之唯恐不及。三十年代在江西主持剿共的熊式辉，晚年写过一部回忆录----《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1907-1949)》。据他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的一次演讲，江西有些地区的农民对于中共分给他们的土地抱着十分保留的态度。例如黎川农民分得土地后，竟仍然向逃亡在外的原来地主纳租，而广昌农民在土地重新分配之后，则只耕他们原有的田，不耕新得的田。龚楚和熊式辉当时在江西处于敌对的立场，但所见到的实际情形则恰好可以互相印证。不但如此，从江西流窜到四川的徐向前部队也同样遭到当地农民的抵抗和攻击。（见李璜《学钝室回忆录》）所以我们祗要稍稍检查一下历史事实，农民拥护共产党的谎言便立刻不攻自破了。
至于中共军队以农民为主体，这是因为中共占据了农村之后，将他们“裹胁”进来，并不必然出于自动自愿。这里所谓“裹胁”是中国史上“流寇”或“造反”集团行之已久的策略，毛泽东熟读这一方面的历史，当然出色当行。“裹胁”指边缘人领头造反之后，所至之处，通过抢大户或官府粮仓的违法活动，将一般农民卷了进来。一旦农民参加了这一类的活动，由于怕“秋后算帐”，便只好跟着边缘人的领导走上不归路了。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奉行列宁、史达林一套严密的组织方法，对中国传统的“裹胁”策略的运用，更为灵活而多样化，所产生的效果自然也远非张献忠、李自成一流人所能比拟的了。
最后让我澄清一下所谓“农民起义”或“农民革命”的概念，以结束这篇序文。本书作者在第二章的结尾处指出：明末张献忠率领的流民，虽来自农村，也曾经是农民，但他们打家劫舍既久，已成为职业的土匪、暴民之类；他们和真心耕田农民的利益是冲突的。作者又根据史学家李光涛的研究，证实明末流民军队中有大批的“边兵”、
边缘人在所谓农民造反中往往发生决定性的导向作用，不仅在中国为然，在西方也是如此。恩格斯在《日尔曼农民战争》中研究十六世纪日尔曼农民的阶级斗争，也发现所谓“江湖浪荡之人”都是一些“不可信讬的分子”，但他们在农民队伍中进进出出，发生了很严重的负面影响。(按中译本《德国农民战争》的“德国”一词是误译。“德国”的建立在一八七一年，十六世纪时尚不存在。)
边缘人利用农民“打天下”是中国史上的一种传统。毛和他的党也确实在很大的程度上继承了这一传统，不过他们打下天下后所建立起来的不是传统的“专制王朝”，而是现代的“极权党朝”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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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秦到清不是封建社会
2016-09-05 00:23
这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最大“冤假错案”。从秦始皇到清宣统，明明两千年的王朝，硬被张冠李戴地定性为封建社会，致使天下以讹传讹，谬误流行至今。适时纠正这一错误，准确判断这两千年的性质，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何以长期停滞不前，而且可以为研究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何谓封建？由《大英百科全书》可知，封建主义(Feudalism)一词最早出现在17世纪，用于描述中世纪的西欧社会。在各种著作和研究中，这个词的含义不尽相同，最宽泛的定义涵盖了西欧中世纪全部的经济、法律、政治和社会关系，而最狭义的用法仅指具有贵族身份的封君(Lords)和封臣(Vas-sals)之间的契约关系。
定义无论宽窄，封君和封臣的契约关系为封建社会所特有，画龙点睛地道出了封建社会的实质。封君赐予封臣一份领地或采邑，为封臣提供保护；作为交换，封臣宣誓对领主的忠诚，以及承诺进贡、劳役和兵役等义务。封臣在自己的领地上享有较为完整的治理权或统治权，主要包括司法、财政和军权。土地与治理权是否结合在一起，封臣是否拥有治理权，这是区分封建社会与其他社会形态的关键。
在中文文献中，“封建”一词经常被简化地拆解为封土建国或封爵建藩，建国或建藩准确地说明了封建社会的实质——政权的逐级承包。西欧历史上大致有国王—诸侯—骑士的三级承包，日本为幕府—大名—武士，而中国的西周则是周天子—诸侯—大夫三个等级。下级封臣均拥有治理权，诸侯、大夫等封臣不仅形同而且基本上就是自己领地上的国王。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始皇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废封建，立郡县”，由皇帝直接派出郡守，通过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网系，统治幅员辽阔的大帝国。虽然郡守、县令在辖区内拥有巨大的权力，他们却与昔日之诸侯不可同日而语，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权力的来源，以及由来源决定的权力性质。
官员经皇帝授权进行统治，而诸侯则以承担义务换取治理权，前者为上下级的单向命令关系，而后者为双向的契约关系。封建社会中的国王得到封臣的忠诚和义务承诺的同时，必须尊重和保护封臣的权利，如果国王破坏契约，侵犯封臣的权利，封臣可以用包括军事在内的各种手段反抗。
至于历代皇朝所封的王、侯，除了少数几个朝代的初期如西汉、西晋和明朝，大多数仅有爵位和收入，而无实际的地方治理权，与封臣享有的权利相比，不啻天壤之别，史家称为虚封而非实封，虚就虚在只封爵而不建国。汉高祖刘邦实封同姓九国，结果吴王刘濞造反，汉景帝平乱撤藩，此后所封诸王又回复到虚位上。如此只封不建，岂可称为封建社会?
从秦到清的两千年间，中国政体的主要形态是中央集权的皇朝专制，经济上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为主体，与西欧封建社会的采邑或庄园经济又有着本质的不同。在庄园中耕作的农民只有土地的使用权，而无所有权。农民接受庄园主的保护，对庄园主承担忠诚、劳役等义务，一如封臣之对于封君。中国的自耕农则拥有土地和人身自由，不必依附别人，除了向国家纳税(包括徭役)，再无其他义务。
从秦到清不是封建社会，学术界早已有共识。周谷城提出，从周武王灭商到秦统一，中国的政治是封建制度，之后变为统治于一尊的郡县制(《中国社会之结构》)。瞿同祖研究了封建社会的土地、宗法、阶级和政治制度(《中国封建社会》，1936)，认为周武王在全国建立了系统的封建组织，而秦统一天下，结束了封建社会。钱穆在《国史大纲》(1939)的引论中说：“以政制言，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中央统一之局，其下郡、县相递辖，更无世袭之封君，此不足以言‘封建”’。
西汉诸王仅“衣租食税”而已，封邑内的治理，仍由国家委派官吏主持。钱穆又指出，秦以后的土地可自由买卖，地主和农民为经济契约关系，不似封建社会中地主即封君，佃户为依附封君的农奴。梁漱溟也以人身依附关系作为封建制的特征(《中国文化要义》，1949)，在他看来，封建制仅存于周朝，秦汉之后，进入地主一自耕农经济和官僚政治。胡适称殷商西周为封建时代，秦汉以下为专制一尊主义时代(《中国哲学史大纲》，1926)。
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王室衰微，群雄并起，激烈的军事与政治竞争迫使秦国进行改革，率先废除封建制，建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再经秦始皇的兼并战争，推广到全国。可见封建制之消亡，并非农民和地主的斗争所致。倒是秦统一之后，皇朝的更迭大多通过农民起义完成，农民和官僚地主之间的冲突，反有可能构成集权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正说明了秦汉以降，中国不是封建社会。
从秦到清不是封建社会，这两千年的社会性质是什么?虽然各家众说纷纭，共同的一点是集权主义。
中国封建社会过早地结束于秦统一之时，六百多年之后，日尔曼人方在西欧揭开封建社会的序幕。难怪梁漱溟说，中华文明是一个早熟的文明。

触目惊心! 二百万被杀“地主”和“土改”的真相
作者：陈沅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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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2016年08月06日讯】从1927年秋收暴动，入井冈山搞武装割据开始，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一直是沿袭“打土豪”的办法，解决军粮军饷的。他们每“解放”一个地方，便把那里的地主通通杀掉，夺取他们的财富充作军粮军饷。1949年后，财政危机相当严重。“土改”的第二大目的是：用地主的鲜血，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自从“土改”将谋财害命、杀人越货，颠倒为备受“赞扬”的“正义事业”之后，人心涣散了，传统道德观念崩溃了，代之而起的是自私自利，相互争斗，尔虞我诈，道德沦丧。请看今日之中国，人欲横流、物欲横流，追本溯源，“土改”难辞其咎。
（一）地主的土地和财富的来源
20世纪40年代末，在全中国，大大小小的地主有好几百万。1950年的“土地改革”运动，杀害了200多万地主。那么人们要问：每一位被杀的地主都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吗？
只要翻开历史的卷帙查一查，只要找到上了年纪的老人问一问，就会得到截然相反的。人们承认，地主中有坏人，但地主不全是坏人；相反，其中绝大多数——约占总数95%以上的地主，都是心地善良、乐善好施的好人。——而“地主”这个名词，在中共建政后却已成为一个深含贬义的词汇，人们一见到“地主”二字，就联想到剥削和压迫，产生厌恶感。
其实，1949年之前，大多数农村尊称土地和财富较多的人为“财主”、“老爷”。佃户（租种土地的农民）和长工，则尊称土地的主人为“东家”。那时候，虽然也有“地主”这个词汇，但除了酒宴上“略尽地主（本地的主人）之谊”的客套话之外，寓含的是尊敬、崇拜与羡慕，绝对不含贬义。
“地主”究竟可恶不可恶？“土改”运动中杀掉200多万地主，是不是人人该杀？要弄清楚上述问题，首先要了解地主的土地和财富的来源。
地主的土地和财富，大体有以下三种来源：
第一，祖传家业。
有些人家，祖上好几代前，就拥有这些土地和财富。一般有钱人家总是送子弟读书，这个书香世家，几代没出“化孙子”，因而守住了家业，代代相传，传到了这个儿孙手里。到了1950年，风云突变，这位继承者反而因拥有祖传的土地和财富遭了殃，全家扫地出门，土地和财产被没收，连生命也没有保住，被枪毙了。
“土改”中有不少“贫富颠倒，是非混淆”的现象。——中国有句古话“富不过三代”。许多财主家，不幸出了个好吃懒做、嫖赌逍遥的“化孙子”，他“崽卖爹田心不痛”，把万贯家财化得干干净净，变为沿街乞讨的“叫花子”。哪知风水轮流，“叫花子”反而因祸得福，“土改”中被划为“贫农”，分得了土地、房屋和“浮财”（没收地主的财物）。——作家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就写了这样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第二，在外地做官、经商发了财，回乡兴家置业，购买大量土地，成为地主。
从秦始皇到清王朝，两千多年，一直是重农轻商的小农经济社会。那时人们的观念，与现代人大不相同。那时没有银行，银钱放在家里，怕偷怕抢；存在私人票号里风险很大，不放心；那时工商业不甚发达，人们压根儿瞧不起商人，不愿意投资兴办实业。笔者小时候听到老人们的口头禅是：“要想家业稳，作田是根本”。——因此，在那个年代，人们的头脑里，有了钱之后的第一个念头便是“买田”。田是不动产，偷不走，抢不去，年年增值，死后传给子孙，家人就不会饿死了。
第三，勤劳俭朴，聪明好学，善于经营，在本地被称为“田秀才”的能干人，一辈子省吃俭用，有点积蓄便买田，土地渐渐增多，慢慢上升为中农、富农.......积攒土地最多的，达到中、小“地主”水平。
正如每一个团队里，既有好人，也有坏人一样，毋庸讳言，也有靠欺行霸市、高利盘剥而上升为地主的，但这种人毕竟是极少数。那个时代，儒家学说“仁义礼智信”大行其道，社会舆论对不道德的行为大肆伐挞，大家都瞧不起走歪门邪道发了财的人，“戳他的背皮”，耻与为伍。因此，一般人都自觉或不敢走邪路。
那时候的人，信奉神佛的占百分之八、九十。人们不敢做坏事，生怕自己偶有不慎冒犯神灵被打入地狱。总体说来，在皇权统治下，通过儒家道德的宣扬教化，佛、道等宗教信仰的流行及制约，大多数时候，社会是平静、安定的。贫者安贫，富者乐善好施，相互依存，长期和平共处，没有那种“你不死，我就活不下去”的“阶级斗争”之说。
地主的土地和财富的来源，大致是上述这三种。其土地、山林、房屋等不动产，在交易、过户的过程中，都签署了契约，按章缴纳了税负，并由政府主管部门颁发了权证，既是公认的，又是合理合法的。
（二）地主阶层在农村中的作用
地主们青少年时期大都受过严格的教育，是农村中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他们读的是《四书》《五经》、“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思想，深入骨髓。95%以上的地主怜贫恤老、救济鳏寡孤独、助教兴学、救灾赈灾、修桥补路、兴修水利、调解纠纷、倡导文化活动（舞龙灯、赛龙舟、唱大戏等）......举凡农村中一切需要钱、物的公益事业、慈善事业，都是由他们带头发起，热情助并充当捐资、献物、出力的主角。
经过十年寒窗进入（官场）上层社会的，大多数是地主家的子弟。因此，当年的地主阶层，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于一体，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的主流。

地主，其实应该叫做乡绅，其实是农村基层社会稳定的基石（网络图片）
许多科场失利、无意于仕途的读书人，回到乡梓后，因其品德高尚、学问丰富、主持正义、办事公平，往往被推举为地方领袖，掌握着村、乡、区的地方事务的管理权。而当年的政府（县级）很是软弱，既没有“社会救济”概念，又没有过问地方事务的经济实力。因此，大量地方事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本乡本土有声望的富绅（地主）的肩头上。
兴办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需要大量资金，光凭空口叫叫喊喊，是没人信服你的，关键时刻要带头拿出白花花的银子来。有声望的富绅带头捐了巨资，人人跟进，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才能募集到大量资金，才能办好地方事业。那时候，差不多所有的乡村，都有德高望重、公益事业心强的地主，带头捐资。
当年地主将土地出租，解决了贫苦农民的就业问题，与资本家办工厂给城市贫民提供就业机会，与当今外资进入中国解决城乡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是一码事。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资的回报，工商企业利润提成是资本的回报，同样是一码事。
“地主”这一阶层当年在农村占有的土地和财富较多，是多种社会力量长期碰撞取得的均势与平衡，是两千多年来社会发展的结果，是一种符合当时社会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政治经济结构要素。
两千多年前，孟子说：有恒产者，始有恒心。这话的意思是：只有财产较多的人，做事才有责任心。因为他要对自己的财产负责，对自己的家庭负责，对自己的声誉负责......不会乱来。当年，地主阶层以其财富、道德、学识和声望，责无旁贷地担负了政府职能缺失部分的职责，在农村中起着稳定社会的中流砥柱作用。
（三）四大地主的“丑恶形象”
如果请中国大陆四十岁以下的年轻人谈谈对“地主”的印象和认识，不少人会说出这样一番套话：
地主依靠出租土地剥削农民为生，是封建社会的一个剥削阶级。他们品德败坏，横行乡里，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其典型代表是黄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和刘文彩······
黄世仁，延安时代歌剧《白毛女》中的老牌地主。这个歌剧，后来一而再、再而三地改编为电影、芭蕾舞剧等，因而名扬天下。剧中的黄世仁逼债，逼死了贫雇农杨白劳，强暴了杨白劳的独生女喜儿。喜儿出逃后躲在山洞里，以偷吃山神庙的供果为生。由于长年累月不见天日，营养不良，变成了“白毛女”······某次在延安演出，当剧情发展到高潮时，一位连级军官激愤过度，怒不可遏地拔枪向扮演黄世仁的演员开了一枪······幸亏没有击中，可见剧情感人之深。多少年来，连绵不断地演出，“教育”了亿万青少年观众，使黄世仁成为家喻户晓、人人恨之入骨的恶霸地主。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小学语文课本中有一篇《半夜鸡叫》的课文，节选自战士作家高玉宝的长篇自传体小说。课文里的地主名叫周扒皮。这个可恶的家伙为了催促长工们早起去干活，半夜三更偷偷摸摸趴到鸡笼子里学雄鸡打鸣，引起雄鸡纷纷啼叫。鸡一叫，长工们便不得不提早起床。后来，长工们设计，故意将周扒皮当作“偷鸡贼”痛打了一顿······这个戏剧性的故事，在嘻笑声中农民的仇恨得以发泄。从此，“地主是农民不共戴天的仇敌”这一概念，深深植入了孩子们的心灵。最早读过这篇课文的孩子，现在都已进入“知天命”之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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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娘子军》里的南霸天，是另一个“怙恶不悛”的大地主。他利用万贯家财，组织和支持反动武装，与海南岛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为敌。最后，被“琼崖支队”“红色娘子军连”的连长吴琼花（曾在南霸天的家中当过丫鬟）击毙，得到了可耻的下场······
刘文彩是四川省大邑县的大地主，也是个“无恶不作”的坏家伙。他家设有“水牢”，把贫农冷月英关在“水牢”里。四川省美术学院的师生，根据刘文彩的背景故事，集体创作了“泥塑收租院”，把地主压榨农民血汗的场景形象化，文革期间全国巡回展出，轰动一时。又将刘文彩的庄园改建成“阶级斗争教育展览馆”，让成千上万的人参观······展览内容无中生有、添油加醋、无限上纲，不择一切手段丑化刘文彩。
经过几十年的宣传、渲染和灌输，一提起“地主”，人们便联想到上述四大地主的丑恶形象，他们成了“地主”的典型代表，人人横眉冷对，个个切齿痛恨。
(四）地主的“罪恶”有几分真实？
带着政治目的，用文学艺术塑造的四大典型地主，是真实的吗？他们与现实生活中的地主差距有多大？
说实话，那些虚构的故事，可以哄哄一般人和小孩子，但绝对骗不了亲身经历者和历史的知情人。明眼人一看，便知道四大地主的故事中，有些情节是虚假的、编造的，有些则是将许多坏人坏事集中到一个人身上。——无论古今中外，任何地方，将社会阴暗面发生的各种坏事堆砌在某一个人身上，这人也就十恶不赦了。
就拿姓周的小地主来说，他真的会半夜三更趴到鸡笼子里学鸡叫吗？不会的。要叫，躺在床上叫就是，声音可以传过去嘛。笔者小时候居住在农村，偶尔醒得特早的日子，听到远处的雄鸡打鸣，叫声由远及近，最后，邻居家的雄鸡、自家的雄鸡都跟着叫起来······远远地学鸡叫，即使学得不十分准确，由于距离远，雄鸡听不分明，可能跟着叫；趴在鸡笼子旁边学鸡叫，它听得分明，是人在叫，反而不会跟着叫了。——这道理是十分明显的。
课文里还描写姓周的地主打开鸡笼子，划火柴去照······这些愚蠢行动惊动了鸡，它也不会开口打鸣了。——只要稍微想一想，就知道这些细节是虚假的、捏造的：学鸡叫不必趴到鸡笼子旁边，也不用打开鸡笼子去看，熟门熟路要划什么火柴？
就事论事，即使你把长工们早早驱赶到地里，自己不跟着起早去监督，长工们躺在田头怠工，你有什么办法？
那时候的地主，需要雇佣几个长工的，一般先雇佣一个比较能干的“长工头”。总体任务交下去后，每天由长工头分配其他长工干活，根本不用东家操心。当然，长工头的工价比一般长工高。笔者务过农，做过工，深深知道“活在手里”这句话的分量，如果“对着干”的话，工人和农民自有千百种方法可以消极怠工。因此，用欺骗、压榨的方法，东家和长工是不能长期相处的，最终吃亏的必定是东家（田里没收成）。小气、吝啬的地主是有，但一定得适可而止，如果太厉害，吝啬的臭名远扬，就没有人上你家来打工了。
那时候的地主，一般采用“笼络”的方法稳定长工，例如，初一十五“打牙祭”（吃肉），逢年过节送粮食、衣物，有急事允许请假，年终结算时另外暗中给红包······用这些手段来挽留那些老实本分、肯干活的长工。
极左年代，许多中、小学的工宣队对学生进行“阶级教育”，请来当地“土改根子”当过长工的老贫农来学校作“忆苦思甜”报告。老贫农在讲台上讲着讲着，忘乎所以，话题突然走偏，手舞足蹈地说：有人说地主坏，但我看也有好地主，我那东家对我就特别好，每年都送我十多斤腊肉过年，吃得嘴巴流油。不像1960年过苦日子，饭都没得吃，差点饿死了······
工宣队一听，不对头，老农民在“忆甜思苦”，对他使眼色，制止不住，只好上台“救场”，抢过麦克风对同学们说：老贫农讲累了，下去休息休息，我跟大家讲一讲地主是怎样压迫剥削农民的······说着，便把老贫农撵下了讲台。
那个年代，如果是出身不好或有历史问题的人，在大庭广众之中说地主的好话，作“反动宣传”，会立即打成反革命，判刑坐牢，甚至还可能枪毙。但那老贫农是“土改根子”，讲的又是实话、真话，奈何他不得，只好不了了之。
那时候，许多地方闹土匪，地主们都吓得“鸡崽子”一样，小心谨慎，生怕惹祸。他们夹紧尾巴做人，“树叶子掉下来都怕砸破了脑袋”，哪里还敢欺压农民？他们大多以慈悲为怀，乐善好施。叫花子来讨米，总是一碗碗米打发，绝对不让他们空手而去。不要小觑了叫花子，其中就可能有某股土匪的眼线，如果轻慢了，说不定哪天晚上来一帮手执刀枪的蒙面大盗，把家里抢得精光······地主们连叫花子都不敢轻慢，哪里敢得罪长工？
2000年，历史学家笑蜀先生根据多年调查，写了一本《刘文彩真相》，还了刘文彩的真实面目。一般来说，地主都是集优缺点于一身，比较复杂的人物。他们的个性、作风、处事方法，无一不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人文环境、风俗习惯息息相关。每一位地主身上，既有着许多儒家道德的传统优点，同时也沾染了不少社会流行的恶习。拿刘文彩来说，他有着慷慨兴学的美名（斥资200万美金兴建了四川省最好的“文彩中学”），不少济困扶危的义举，但也有吸鸦片烟、讨几房小老婆等当时有钱人的通病。根据笑蜀先生的调查，刘文彩家根本没有什么“水牢”、“地牢”、“行刑室”，那些都是极左年代，为了宣传“阶级斗争”，煽动人们仇恨地主编造出来的。
总的来说，地主中有好人，也有坏人，但好人占绝大多数。共产党为达政治目的，编造四大地主的丑恶形象，以此代表所有的地主，是不公平的。平心而论，地主中有人为非作歹，贫下中农之中何尝没有为非作歹之人？道理是一致的。不光四大典型地主是捏造的、虚假的，“土改”中绝大多数被杀的地主，都是捏造罪状，含冤受戮的。
（五）发动“土改”的目的
1950年6月，中共决定在“新解放区（1947年之后‘解放’的地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一声令下，整个农村立马笼罩在红色恐怖、血雨腥风之中，200多万地主的人头纷纷落地。
为什么要开展“土改”，为什么要杀那么多地主？
“打土豪，分田地”的目的就一个字：“钱”（网络图片）
《西行漫记》的作者——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说过这样一番话（大意）：我曾追问毛泽东，井冈山时期，苏区的面积只有那么大，人口只有200多万，每年的税赋有限，你们是怎样解决几十万红军军粮军饷的？毛泽东“王顾左右而言他”，回避了斯诺的提问。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记者斯诺足迹遍布全世界，见多识广，具有独立思考能力，是个内行。
毛泽东为什么不直说呢？
20世纪30年代，红军在井冈山五次“反围剿”，枪炮齐鸣，火光冲天，捷报频传......最后兵败逃窜。仗打得那么热闹，支撑热闹场面的军粮军饷、武器弹药补给......钱，从何而来？“战士（农民）的鲜血”好理解，打仗要死人，死的战士都是农民；“农民的血汗”也好理解，打仗要消耗钱财，消耗的自然是农民的血汗钱。“地主的鲜血”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从1927年秋收暴动，入井冈山搞武装割据开始，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一直是沿袭“打土豪”的办法，解决军粮军饷的。
他们每“解放”一个地方，便把那里的地主通通杀掉，夺取他们的财富充作军粮军饷。“红区”（共产党占领地区）大大小小的“土豪”打光，没得油水可捞了，便派出突袭队，趁月黑风高之夜，到“白区”（国民党占领地区）去打“土豪”，斩尽杀绝，掳掠一空。久而久之，“白区”靠得近的“土豪”也打光了，老百姓跑得精光，形成一条30多里宽的“赤、白交界”绝无人迹的“阴阳地界”。
1949年后，百废待举，到处需要钱，入不敷出，财政危机相当严重。在军事方面，西边要进藏，南边要“解放”海南岛，东南准备攻打台湾，北边要“抗美援朝”，几百万“解放军”军粮军饷从何而来？......于是，历史上最大一次“打土豪”，掠夺最富庶的江南农村地主财物的“土地改革”运动，便应运而来了。
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八大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进行土地改革。毛泽东毫不讳言，要把“土改”列为“取得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的首要条件”。——这就是“土改”第一大真实目的：夺取地主的财富，解救新生的红色政权的财政危机。
“土改”的第二大目的是：用地主的鲜血，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
中共建政后，国民党及其遗留、派遣在大陆的军政人员，反抗是相当强烈的。自发性的民间土匪，也十分猖獗，常常在某夜突然把一个乡政府“端掉”了。新生的红色政权内外交困，随时有被颠覆的危险。这时，毛泽东认为，必须把“反革命”的嚣张气焰镇压下去······杀谁呢？不幸，历史选择了“地主”作为“儆猴”的这只“鸡”。
“土改”时，批准杀人的权力在区一级，二十来岁的区长或区委书记掌握着全区十多万人的生杀大权。深夜，区、乡干部会议结束，大家劳累了一天，睡觉去了。年轻的区委书记（或区长）坐在煤油灯下，根据各乡上报的材料，勾画明日的杀人名单。
这时，如果这位年轻人心地比较善良，他手中的“朱笔”稍稍留情，对于可杀可不杀的人，尽量不划红勾，这些人就可能幸存下来。如果这位年轻人“阶级斗争”观念比较强，杀红了眼，“朱笔”一路勾画下去，则明日刑场上便有十多位地主的天灵盖被打飞。要是这位年轻人打瞌睡，“朱笔”误点在某个原拟不杀的人的名字上，醒来后又没有发现这一错误，这人明天也就完蛋了！
杀人的权力虽然在区一级，但实际上，某位乡干部要杀谁，甚至因私仇某位贫雇农要求杀谁，跟区委书记说一声，少有不批准的。
斗争地主的场面十分野蛮，拳、脚、鞋底、棍棒、皮鞭一齐上，打得皮开肉绽、口吐鲜血、伤筋断骨，惨叫哀号之声，不绝于耳。对于某些强加的罪名，跪在斗争台上的地主想解释一下，战战兢兢刚开口，台下在积极分子的带领下发出一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淹没了地主那微弱可怜的声音；台上的积极分子立即抽耳光，拳打脚踢，打得你根本无法开口。

（网络图片）
在这节骨眼上，起作用的是“人性”。这位地主如果性情特别温和，待人十分宽厚，以前从来没有得罪过任何人，没人告他的状，也许能逃过一劫，留下一条小命。如果几十年来因某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或说话不小心，得罪过某位贫雇农，在土改干部的挑唆下，贫雇农指控他是“恶霸地主”，就完蛋了。——只要有人说你是“恶霸地主”，你就是“恶霸地主”，没得分辩的余地。
在贫下中农这一方，如果人性好，富有同情心，看到地主挨打挨斗被杀十分可怜，不记恨往日的小事，宽宏大量，什么也不说，这位地主的小命也许能保留下来。如果是个生性嫉妒、幸灾乐祸的积极分子，见人受罪心里乐，看到杀人便兴奋，告状时添油加醋，无中生有，一个一个的地主，便死在他手中。也有经不住土改干部反复劝说，说错一句话致使某位地主丧命的，事后这位善良的农民良心发现，一辈子追悔莫及！
杀地主，没有任何标准。每个村子都要杀，不杀是不行的，上面的政策规定：“户户（地主家）冒烟，村村见红”。假设那个村子里没有人够资格评上地主，就将富农提升为地主；假设连富农都没有，就“矮子里面拔将军”，把某位倒霉的富裕中农提上去······总之，至少要杀一个，杀一儆百嘛！
当年杀地主是用枪顶着后脑勺，从背后斜着向上开枪。一声枪响，天灵盖便被打飞了，红色的鲜血、白色的脑髓，撒满一地······血腥、残忍、恐怖，目睹者不由自主地浑身颤栗，甚至吓得好几个夜晚从恶梦里尖叫着醒来，掩面而泣······杀多了，吓怕了，反抗者都缩头了，新生的红色政权便巩固了。
“土改”的第三大目的是：动员广大农民参军，上“抗美援朝”前线。
（六）“土改”的恶果及其后遗症
“土改”，产生了的恶劣的后果和严重的后遗症。
首先，“土改”人为地制造仇恨，摧毁了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在人民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华夏大地本来是一个文明礼义之邦，尊老爱幼、相互礼让的儒家道德深入人心，各族人民世世代代和平相处。在农村，上下不相慕，贫富两相安，生产生活，秩序井然。自从“土改”将谋财害命、杀人越货，颠倒为备受扬的“正义事业”之后，人心涣散了，传统道德观念崩溃了，代之而起的是自私自利，相互争斗，尔虞我诈，道德沦丧。请看今日之中国，人欲横流、物欲横流，追本溯源，“土改”难辞其咎。
其次，“土改”破坏了农村的生产力。
本文第二节指出，农村中有一批勤劳俭朴、善于经营“田秀才”，他们上升为富农、地主后，代表着当时农村的先进生产力。他们农具比较齐全，资金比较充足，生产具有一定规模；他们经验丰富，接受新生事物较快，有能力选择和改良作物的品种；他们的农、副业产量总是达到当地最高水平；他们先进的耕作方法给贫苦农民起了示范、带头作用······如果让他们继续富下去，其子女留学美国归来后办农场，中国的农业或许会改变面貌，跟上世界前进的步伐。但不幸，土改中把他们打压下去，杀的杀，关的关，管的管，生产资料瓜分得罄空······中国农业一条极有希望的出路被打断了。
世界上的人千差万别，有的人就是头脑不想事。许多贫下中农只能在别人的指挥下从事简单劳动，缺乏独立门户掌握全盘生产的能力。把土地分给这样的人，他们一缺资金、二缺农具、三缺种子、四缺经验······明明分给他们是最肥腴的良田，就是种不出粮食。所以，土改后的第一年，生产总是倒退了。
更有一批懒汉，把分的东西吃光用光，分的田卖给别人（后来被制止，不准买卖土地），依然是个穷光蛋。
“土改”通过斗争和杀戮，把善于经营的地主、富农打压下去，农村中就更加缺乏经营型人才了；把已经集中了的生产资料，零星分散给不善于经营的单人独户，使农业生产力遭受到严重破坏。
第三，“土改”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
在科举时代，没有“功名”（未考取秀才、举人）的人是不允许进入地方领袖层的，因此，地方领袖素质较高，廉洁奉公，能真正为群众办事。
乡村地方领袖第一次恶质化，是从晚清1906年废除科举制度后开始的。由于大家都没了功名，谁可以当地方领袖。三教九流之辈见有机可乘，便凭借土地、资本、祠堂、武力、公产、宗教和个人关系······纷纷钻了进来。这些人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形成派系小集团，忙于争权夺利，置贫苦农民于不顾。这些人不受儒家道德公益心的约束，不受政府控制，贪赃枉法，为所欲为。加上人口爆增（清朝初年，全国人口约1亿，“康乾盛世”后增加到4亿，抗战胜利后全国人口号称4万万5千万），人多田少的矛盾突显出来，从此，农村社会开始动荡不安了。
“土改”利用“流氓无产者”（扒手、小偷、地痞、恶棍、无业流民······）打冲锋，斗垮地主、富农后，这批“苦大仇深”的“土改根子”纷纷入党做官，趾高气扬地成为“书记”、“委员”、“主任”、“乡长”、“村长”······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这些人大多一字不识，居然洋洋得意上台作报告，开口第一句便是：“我是个大老粗，只晓得三担牛屎六箢箕······”——不因没有文化感到羞耻，反以为荣！
这些人自私自利、吹牛拍马，伪装积极，拉帮结派，任人唯亲，欺下瞒上，惟命是从······他们能力低下，不懂生产，却指手画脚瞎指挥，常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农村领导权落在这样一帮没有文化、素质低劣、目光短浅的人手里，农业生产怎么能搞得好？再加上毛泽东头脑发昏，“土改”后不久，一意孤行地加速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到1960年前后，农业生产全面崩溃，饿死3500多万农民······
第四，1953年“土改”结束，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全面达到了发动土改运动的预期目的，滋长了毛泽东的骄傲自满情绪，增强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地位，为随后脑袋发热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埋下了祸根。“土改”以及多变的农业政策（首先是单干，后来合作化；到80年代，又分田到户单干......），产生了严重的后遗症：农业生产停滞不前，长期处于落后状况，至今无法跳出小农经济的窠臼，远远落后于世界农业发展水平。直至今天，农村依然贫穷落后，农民依旧苦不堪言。

无恶不作的中共土改
2016-12-3 12:30  作者：乃木

中共土改无恶不作，制造仇恨，挑动农民斗争被中共定为“敌人”的地主。（网络图片）
距今五十年前，即大陆全面“解放”的第二个年头 —— 1950年的“今冬明春”，中共在全国农村开展土地改革。“土改”是中共革命的主要目标之一 —— 实现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理想，确实十分诱人。在当年六月三十日由中央人民政府颁布施行的“土地改革法”宣示：“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藉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规定“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家具、多余粮食及其农村中多余的房屋……统一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及缺乏其他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所有，也分给地主同样的一份，使地主能依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保护工商业；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地，其他财产……”对于在“土改运动”中的过激行动，中共辩称，这是铲除“三千多年封建势力”所必须的。但运动主要仍是按照政策，以理服人的“文斗”方式进行的。
但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有关“土改”斗地主这种种暴行，前人多有所披露与论述，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作为实际执行的土改政策，中共搞的是“村村见血”的红色恐怖，即每村都要至少枪杀一个地主以“立威”，藉以发动农民“积极参加运动”。这个政策的荒唐与非人性在于，必然害死无辜者。就以笔者故乡村子为证：二个真正有些恶行的“地主恶霸”一“解放”就闻风逃亡香港，排“老三”的地主即是一个连蚂蚁都不敢踩死的老实人，当他被拉去枪毙的时候，吓得全身直哆嗦，腿都瘫软不能走动。中共此一“绝招”，正与日本鬼子进村时必先杀一个村民以便顺利拉壮丁去为其作苦役有异曲同工之妙，即命令第三列队第一人出来“砍头示众”，可怜被无辜杀害的是“一个单丁”（现在叫“独生子”）而又新婚不久的青年。“杀鸡儆猴”正是一切暴力统治者之真传衣钵。
除了在“斗争会”上残酷斗争、折磨地主分子之外，即使在平时，工作队与贫雇农们随时随地可以对被划为地主的家庭成员施行人身侵犯。“查夜”是使地主们闻主丧胆的一种虐待方式。腊月寒冬，把地主一家老幼叫起来，都只穿着内衣裤，站在凛洌的北风中，再用竹片抽打白白的双腿，叫你好受！笔者邻村一家地主的五个女儿（包括未成年者）就被“查夜”的“贫协”会员当着她们父母的眼皮底下给强奸了。这就是毛泽东式的“好得很”啊！不言而喻，中共五十年前在神州大地展开的“土改运动”是真真正正如假包换的痞子运动。
土改运动中，为了防止地主们把“浮财”（金银细软）转移他处或者藏了起来，并迫令他们交出，而对地主当家人实行严刑迫供，手段极其残酷，骇人听闻；对于工商业地主，则通过“城乡联络站”到城市抓人，一旦被“城乡联络站”传叫去，是十去九无回。能以一笔巨款赎身而回者，算是万幸。此一行径，竟与绑匪无异！
由于“土改”的残酷与非人道，令地主恐惧而又绝望，是以自杀者屡见不鲜。其时，广东省潮阳县棉城镇的一个池塘，天天有浮尸，地主全家老幼绑着绳子自杀者也！弄得那个池塘的鱼好久无人敢吃。
必须指出的是，中共的暴力土改，发源地东北。中共嫌当年南方土改不够劲，特地由中南局头头，曾经在东北搞过土改的陶铸、赵紫阳坐镇广东，于第二年（五一年）搞“土改覆查”，祸害尤深。
中共对地主的最后处理是：一、扫地出门。即将地主全家赶出原居住房屋，没收所有生活资料，包括御寒衣服和必不可少的用具；能安置在破庙楼宇就是莫大的恩典了。二、将地主份子及其“没有改造好的子女”定为“阶级敌人”，实行永远的专政。地主作为“五类分子”之首，在“社会主义太平盛世”的遭遇，尽人皆知，笔者就不再在此“罄竹难书”了。
中央如此挑动农民斗争地主，目的在于制造仇恨，把广大农民绑上内战的战车，农民为了“保卫胜利果实”，惧怕国民党反攻大陆，“还乡团”回来算帐，只好“积极参军”，跟着中共去干“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勾当。这个情况，中共用来美化土改的御用作品（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作者：丁玲）。获斯大林文学一等奖《暴风骤雨》（作者：周立波。获斯大林文学三等奖）有很生动、老实的描写。
一九五八年，中共挟“反右”的余威，借口台湾的国民党即将反攻大陆，迫令沿海地区的“地、富、反、坏、右”家庭迁徙至内地山区。荒山僻壤，人地生疏，谋生困难又受当地人的欺侮，地主家庭又遭受一次劫难。至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地主家庭成员惨遭杀害者，就更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的小事一桩了。
也许有人会说，土改有其正义性。旧社会农村中地主阶级为富不仁，欺压乡民之行为也是不可宽恕的。这种用“正义复仇”来为“暴民政治”作辩解的说法，我们不用太多的理论来予以反驳，只看事实后果就可以了。“土改运动”是中共治下一系列侵犯人权，罔顾法治、“多数暴政”的政治运动的滥觞。一是“正义性”，一是少数人受害（地主阶级相对农村村民毕竟是极少数），遂使暴力土改运动在人权意识阙如的中国广大农村顺利展开，中共也就达到其包藏祸心的目的。加上毛泽东在一九二七年写的那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从理论到实践形成了“用群众斗群众”（也叫“人民欺负人民”）的治国术（群众专改）的法宝，到了“文革”时期更登峰造极且“放诸四海而皆准”了。
顺便一提：一九六八年在广东省澄海县县城游斗“余（锡希）林（兴胜）反革命集团”、“黑帮份子”时，有一百多名县、公社中层干部被活活打死。知情者指出，这些被打死者无一不是当时“土改”斗争地主时大打出手的“积极份子”，因“立场坚定”而节节升官者。是“现世报”还是“暴力循环”？不管如何，中共治下的每次政治运动，总是有一批人被整，另一批人整人，“被人剃头者，人也剃其头！”这种情况，正是中共暴力土改闹的恶例所致。人民互相斗争，互相戒备，互相约制，使得最高统治者得以稳坐钓鱼台。所以毛泽东念念不忘“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可谓“真理”，神乎哉！
可恶而又可笑的是，在中共带领农民中的痞子（中共称作“流氓无产者”）丧尽天良，残酷地牺牲了地主们的生存权与发展权之后，并没有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更没有把广大农民带进“社会主义天堂”。相反地，从一九五六至一九五八年即完成“土改”，六、七个年头之后，中共通过“农业生产合作社——公社化”等手段，把分到农民手中的土地夺了回去。现在是实行“土地国有化”，农民一年至头辛苦耕耘，汗水淌下的充其量是“承包责任制”的国家土地而已。
革命干了五十年，一觉回到“解放”前。问一问目前农村中农民所受到的，被中共党官贪官的盘剥、欺凌，与之“解放前”受到地主恶霸之欺压相比，该不该再革命，该不该再“解放”？中共如何面对此一问题？对于这五十年来含冤负屈，枉杀惨死的地主份子及其家人，不有愧意？对于台湾几乎与中共（大陆）同时进行的和平（向地主赎买土地分给农民）土改，以至像泰国这样一个没有通过“土改”以“解放生产力”的农业国家，现今之经济、发展与社会状况，与中共今天的现实相比较，又是如何呢？
五十年不短，中共政权现在的中下层干部，有好多“土改”时尚未出生呢！他们也许不知他们所维护与效忠的政权是如何“为不义、杀不辜而得天下者”。有人要办“文革纪念馆”而不可得。笔者建议先办个“土改纪念馆”吧，这个纪念馆就办在传媒、资讯、“北春”上。趁当事人有些还健在，大家都来写“土改回忆录”，也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知道中共“土改”是怎么回事。
2000年10月
北京之春
（原标题：中共暴力土改五十年祭）

【史海】血腥土改运动中地主女眷的悲惨人生
【大纪元2016年09月05日讯】（大纪元记者杨一帆综合报导）土地改革是中共建政后发动的一场暴力血腥运动。有亲历者回忆土改期间的经历称，地主女眷有的被活活打死，有的忍受不了残酷的斗争自杀身亡等。
在中共土改过去六十多年后，四川成都人陶渭熊撰文回忆那段惨痛的经历称，“下面讲述的几个故事，是土改运动中我的亲闻亲见，就发生在我的同村或邻村。”
1948年夏天，成都市水上警察局局长石克坚带着年轻美貌的妻子沈应伦和两个儿子回乡留守祖业。沈应伦是知识女性，对人热情随和，非常友善，受到乡亲赞誉。
虽然1949年石克坚“起义”，但后来仍被中共逮捕。沈应伦带着两个儿子到县城一所小学教书。
1951年4月，她被两个背毛瑟枪的联防队员押回老家接受斗争，并要她交出金银财宝。当时她家所有财物都被农会洗劫一空。
第二天，她被农会揪到斗争会场，先是震耳欲聋声嘶力竭的口号“坚决斗倒地主沈应伦！”“沈应伦必须把隐藏的金银财宝交出来！”沈应伦解释，按政策规定要在地主家生活三年以上才划为地主，她1948年才回乡，到49年“解放”才一年多，她不是地主。另外，去年她已经把家里所有财产交给了农会。
但被中共邪恶的阶级斗争学说挑动起仇恨的农民们不听她的辩解，用粗野下流话辱骂、恐吓她。一群人推搡她，搧她耳光，摸她脸……沈应伦大声地反抗：“流氓，无耻……”
于是雨点般的拳打、脚踢以及竹棍、木棒、柴块落在她身上……，她被当场打翻在地，挣扎著，呻吟著……直到口吐鲜血不再动弹，当晚去世。
在离沈应伦家百米之处，有一户地主周寒宗，他曾当过小学校长，于是有了地主加反革命的双重身份。从清匪反霸起周寒宗就被逮捕，后判重刑。
土改时挨斗的恶运就落到他老母和妻子身上。其老母是个60多岁的小脚女人，站在15公分宽的高板凳上被斗争，摇摇晃晃战战兢兢，摔下来跌伤了腿脚，就被按著头跪在石板上斗争。她受不了这样的折磨，又交不出金银财宝，上吊自杀。
接着就斗周寒宗的妻子，她被捆着斗，跪在瓦碴上斗，扯头发斗，扇耳光斗……她也不能忍受了，又上吊了！短短一个月之内，婆媳俩被斗、被逼上吊自杀！
在另一个村子里，地主曹志廉和其二儿、三儿同一天被杀。此后，挨斗争的命运就落到了曹二嫂、曹三嫂和还没有出嫁的曹三姑身上。
她们被抓到乡公所关押，在温度接近40度的大热天，农会强迫她们只穿内衣内裤坐在石板上烙屁股。她们头顶烈日，汗如雨下，几乎中暑昏死。后来屁股上长满毒疮，溃烂化脓经久不愈。
曹三姑被捆绑、吊打、跪瓦碴、扯头发、晒太阳、烙屁股、淋雨雪……1952年还被判刑，关押15年之后才被释放，回家不到一年就含恨去世。
作者称，像这样被斗挨整的妇女，还可举出很多，还有女子被强奸等等。这是农民的疯狂，还是政府的残暴？
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在全国发动的第一场运动就是土地改革运动，运动从1950年冬季开始，到1953年结束。
中共暴力土改：“村村流血，户户斗争”
美国之音2007年10月26日发表《1949之后：中共土改何以要杀人？》一文。文章称，中共完全可以通过和平手段达到分田地、“均贫富”的目的，但是中共弃而不用，其原因只能是中共希望借助土改达到另外的目的。
1956年9月，中共副主席刘少奇在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做政治报告中说，用彻底发动农民群众的方法，经过农民自己的斗争，完成了土改这一任务。
文章称，刘少奇会上相关的话显示，土改并不是分田地和均贫富，而是农民跟党走和打击地主富农。当年一中共官员说：“土改是一场阶级斗争。”
于是一场本来可以和平进行的土改成了一场流血的土改。中共先为农民设定了阶级敌人的数量。1948年，中共规定“将土改中的打击面规定在农民总户数的8%、农民总人口10%”。以当年3亿农民参加土改计算，土改中要打出3,000多万个阶级敌人。
广东海洋大学一位教师对苏南土改的调查发现，苏南2,742个乡中，有200多个发生了乱斗乱打。据当时中共苏南区农村工作委员会的原始记录，一共有218个人被打、被吊、被迫下跪或者被剥光衣服。
各种调查显示，当年土改工作队的干部普遍存在鼓励农民打人的情况。土改队干部亲自上阵打人的情况也并不少见。
前新华社社长穆青1950年6月2日在《内部参考》中报导说，河南土改运动中一个多月即发生逼死人命案件40余起。兰封县瓜营区在20天里逼死7个人。
广东省省委书记处书记古大存在东江地区调查以后报告说，乱打乱吊发展得很普遍，自杀现象很严重。干部有宁左勿右思想：“打死地主100、死不了一个贫雇农，就不要紧。”
前广东省副省长杨立在《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一书中透露，1953年春季，广东省西部地区的土改中有1,156人自杀。当时广东省流行的口号是：“村村流血，户户斗争。”
据有关专家保守估计，当年土改杀死了200万“地主分子”。一位美国学者估计有多达450万人在土改中死亡。
而土改时农民瓜分了地主、富农的土地，中共随即又通过互助组、合作社将农民的土地收走。
时事评论家陈破空说，农民因此受了中共双重欺骗。“第一次是被分地；第二次是被收地；最后变得是两手空空，一无所有。”#

半夜，那鸡到底叫没叫？“周扒皮”真相
2016-07-06 09:00
作者：孟令骞

“半夜鸡叫”动画片中的“周扒皮”（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6年07月06日讯】众所周知，在过去的60多年中，影视、文学作品与似史非史的各种叙述，将“周扒皮”与“南霸天”、“黄世仁”、“刘文彩”并列为“四大恶霸地主”，是“旧社会剥削阶级”的典型代表，在树立“新旧社会”好恶观念中，可谓标志性符号。
“周扒皮”这一人物，最初来自自传体小说《高玉宝》。《高玉宝》是一部独特的作品，书名即主人公之名，也是该书作者的名字。此书人物均用现实中的真名真姓。我的曾外祖父周春富也被真名实姓写进书中，被赐绰号“周扒皮”。出于中共政治需要，该书被推向全国，编入教科书，产生了巨大影响。
与其他文艺作品不同，至今仍健在的《高玉宝》作者高玉宝坚称书中所写为真实事件；而且多年来在大陆各种新旧社会对比性质的叙述、教育、展览中，《高玉宝》一书中的许多内容又常被作为真实的历史来看待。尤其是“周扒皮”半夜校鸡叫逼长工下地干活的故事，一直令几代中国人深信不疑。
因《高玉宝》一书，我的曾外祖父周春富后人大受牵连。历次政治运动中，与“四类分子”(地富反坏)的后人一样，均成为被运动对象，备受歧视和冷遇。
“半夜鸡到底叫没叫？”“周扒皮何许人也？”“《高玉宝》一书如何成书？”连续有五年时间，我为此到处奔波，收集资料，逐一进行了考证。
我在自己所写《半夜鸡不叫》一书中最终向世人还原事实真相：周春富，辽南农村的这个勤俭吝啬到极致的小富户，既不是为富不仁作恶多端的恶霸地主，也不是在传统农村占有积极影响的乡绅，他只是在中共发起的土地“革命”运动中不幸死于激进的批斗之中的小人物，后来因为一部自传体小说《高玉宝》而为人所知，成为家喻户晓的“地主”代表。这个在意识形态的层层油彩中成为中共阶级斗争教育的反面典型，是一起“加工定制”而成的产品。所谓“半夜鸡叫”，纯属虚构。
起意追寻真相
我的家乡在辽宁复县(现大连瓦房店)，那里就是“半夜鸡叫”故事的原产地。“周扒皮”和“半夜鸡叫”的故事曾陪伴我度过屈辱、自卑的童年。
因得到早教，我七八岁就认识很多字。我到邻居家玩，邻家的大孩子经常特意给我看课本中的《半夜鸡叫》，我当时觉得这个故事特有意思，不认识的字还向对方请教，在读到小玉宝用计痛打“周扒皮”时，我会与其他孩子一样哈哈大笑起来，尽管我当时不太明白，为何一向吝啬的邻家孩子，每次都会慷慨地借给我课本读这篇课文。
一次，在跟村里孩子吵架时，那些孩子突然指着我喊“周扒皮，周扒皮”，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母亲姓周，进而邻家孩子以往古怪的笑容也浮现在我眼前。我仓皇逃回家，问母亲“咱家是不是‘周扒皮’？”，母亲先是一怔，然后重重地给了我一耳光。我哭得很伤心，母亲搂住我，跟我一起哭了起来。
此后，我变得敏感、自卑甚至低人一等。上小学四年级时，打开新发的语文课本，我发现自己最不愿见的那篇文章《半夜鸡叫》赫然出现在课本中。
上这一课前，我有一种大限将至的感觉，希望自己病倒，希望老师有事。没想到，上这一课的那一天，老师第一个便点了我的名字，让我朗读课文。我摇摇晃晃站了起来，含着泪水读完课文，两腮发烫。那一节课老师在讲什么，我已无心留意，但同学们的窃窃私语我却听得很清楚，同学们都显得兴奋，因为他们亲眼目睹和证实了一个传闻。
时光一转眼到了2003年初，互联网早已兴起并普及，我在大连地方的门户网站“天健网”发了一篇5000余字的帖子，名为《故事和“半夜鸡叫”有关》，讲述自己母亲家族的一些见闻。论坛一下喧嚣起来，参与讨论者甚众，形形色色的观点和传闻纷纷登场。但当时国内将要召开一系列重大政治会议，各级宣传部门严把舆论关，这个帖子最终因为涉及敏感历史问题而被删除。
这件事给我震动很大。老实说，自己家的事知道一些，不过要让我把“半夜鸡叫”有关的整个大背景的来龙去脉说个清楚，道个明白，那时的我却没有这个能力。高玉宝怎么从家乡走出去的？曾外祖父的命运与时代有何关系？《半夜鸡叫》的故事如何走向全国？那时我对这些事也只有一些模糊的印象和似是而非的概念。此事让我决定冷静下来，去思考一些问题，追寻逝去的岁月，考证细节的真伪。
我因此展开了一项行动，追溯并考证家族的历史。自打那时起，我几乎所有的双休日和节假日都用于出入于各大图书馆、档案馆、旧书市场，采访亲属、朋友和当事人，请教史志专家，刻苦阅读历史、政治、军事著作，甚至还学习与“鸡叫”有关的动物学、气象学以及农学知识。
这种考证对我而言是异常吃力的。首先要了解时代大环境大背景，然后是具体事件和具体人物。家乡历史涉及民国、伪满、内战、土改、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改革开放新时期等阶段，需要在此背景依托上，细看辽南乡村的种种生活细节，土改前后的变故、扫盲运动中典型的诞生以及工农兵的时代印记等等。
所幸，渐渐从杂乱到理性，从混沌到清晰。
周春富(“周扒皮”)其人
我对曾外祖父周春富的所有认知，均来自周家后人、旧邻的回忆和几位在世长工和短工的描述。
家里已经找不到一张他的照片。在1947年的土改运动中，他在1911年建的几间石头房和所有东西被分光，房子分给一户贫农居住，至今保留在瓦房店阎店乡，成为那个村子最老的房子。这里现住户叫高殿荣，我2006年第一次见到她时92岁。她回忆，当年这里原先分给一户贫农住，人家嫌房子不好，占了她家的房子，把她撵过来住。她家当年成分也不好。她回忆周春富：人不恶，是好人。
曾外祖父周春富原来也是闯关东落户辽南。通过勤俭持家，不断攒钱买地，开了几个小作坊，成为殷实之户。至上世纪40年代末期，家里已有近200亩地。家里有五男三女，有大有小，地里和作坊忙不过来，就陆续雇起长工和短工。老头雇人的一个条件就是要求庄稼活好。
曾外祖父人勤俭仔细是有名的。儿女们有这样的印象，是因为老头不仅对自己特别抠门儿，对家人更是如此。碗中剩下的粉条，得捞出来晒干，留着下一顿吃。老头向儿女们提倡：饭要吃八分饱，吃多了，剩下的都成臭屎。出嫁的女儿回娘家不能过夜，因为这样会多吃一顿饭。相反对长工一直很客气。
王义桢1942年开始，给周春富做过近两年长工。我先后三次见过他，他能对我很清晰地回忆老东家：
我去那年，(周春富)老头60岁。不闲着，铡草他帮着续草，他续草铡出的苞米秸长短匀齐，牲口爱吃。夏天上身不穿衣服，后背晒得黑紫黑紫的。人会打算，仔细。老头有个特殊要求，伙计也好，儿女媳妇也好，不准穿红挂绿，干活怕沾灰就不能撒手干。我20出头，老妈给做件小白褂。老头说，王伙计给你染染吧，不要你钱。都说老头狠，那是对儿女狠，对伙计还行。没说过我什么，我单薄，但会干。老头说，会使锄、能扛粮就行。老头对儿女严，人家院子里是不能有鸡屎的，孩子回家了就拿起小铲子往院坑里拾掇。家里不养牛养骡马，脚力快也干净。我在他家早起是不假。人家养成了习惯，冬天天没亮点了火油灯，家里人做饭的做饭，喂牲口的喂牲口。人家都起来了，你伙计还能赖在被窝里吗？起来没有事挎着筐拣狗粪。
曾外祖父家乡复县阎店乡和平村黄店屯，在日本控制的伪满洲国境内。东北光复后，国共两党在复县城乡，展开血腥残酷的拉锯战。
我后来在瓦房店县志中看到，当年复县有耕地200万亩。全县9万户，地主占2000户，富农7000户。头三号地主都有几千亩以上土地和其他财产。周春富还属于富农行列，但拥有土地不到200亩。因此可以算出他在复县财富榜上的位置，应该排在2000名之外。
后来土改纠偏，曾外祖父再次被划为富农。瓦房店档案馆现存原复县阎店乡的1960年的“落改”材料证实周家的富农身份，这也是我在搜索曾外祖父周春富家资料时唯一见到的“文献”。
在这份纸张发黄的手写落改报告中，列举了有220户的和平大队的七户地富反坏分子和新畦三名地富反坏分子作为“敌人”的活动情况。曾外祖父三子、本人外祖父周长义的名字赫然列入其中。开篇的背景文字直接提到，“和平大队解放前深受日寇和国民党残酷统治，广大劳动人民在臭名远扬的“周扒皮”等封建恶势力的压榨下，民不聊生、不得温饱、逃荒甚多……”
当年土改时，从方法到概念，均效法苏联，把相关的意识、话语植入农村；中国农村原来以宗族、学识、财产、声望为根基的乡村秩序，均被阶级斗争意识和话语所颠覆。曾外祖父周春富只是在这场暴风骤雨运动中的一个不幸的小人物，不过老头自己却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死后却成为“恶霸地主”的典型之一，闻名全国数十年。
半夜，那鸡到底叫没叫？
《半夜鸡叫》中的地主周春富，是我曾外祖父的真名实姓。在书中，周春富因“残酷剥削”长工而有“周扒皮”绰号，为催大家早点上工，半夜躲进鸡舍学鸡叫，引起公鸡们打鸣，后遭小玉宝设计痛打，这是其中最生动、最著名的情节。
近年来，有不少作者撰文指出，无论从农学、动物学和当时农村普遍租佃关系的史实来看，这些细节都与事实相悖。大连地区养鸡30年的高级畜牧师房司铎做过研究，他曾给我做过科普，他认为公鸡啼鸣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必须是成年公鸡，二是必须自然光感刺激。辽宁南部农村锄地一般在小满、芒种至夏至季节进行，日出时间是早上4时28分。黎明出现在日出前一个小时，亦即早上3时30多分钟，太阳微弱的辐射光即可对鸡的视觉发生刺激，产生啼鸣条件反射。但这时的光线很弱，人的视觉还不能对物体的细小特征进行识别。所以在半夜三更(即午夜12时)，在一片漆黑条件下，更不能从事田间操作了。就算是把长工赶到黑灯瞎火的庄稼地里，也只能是要长工换个地方继续睡觉。
从上世纪40年代初到1947年辽南土改期间，曾外祖父周春富家里，老大、老三负责种地，老二跑外做生意，其他孩子读书。因为人手不够，陆续雇过长工和短工，从两三人到六七人都有。都有名有姓。高玉宝虽然自称在老周家放过猪，但周家人从来没见过高玉宝。

这是周春富（“周扒皮”）之子周长义，长相和他最接近（网络图片）
一直和雇工一起干活的外祖父周长义排行老三，我每次回乡都要见一见他。他2008年春节过后离开人世。90岁了的老人知道我在做什么事。他见到我就重复一句话，咱家没剥削过人，也从没见过高玉宝这个人……他口角流涎，老爱重复一件事，这件事的时间、地点、人物，一直在他日益老化的头脑里很清晰：
1963年春夏之交，他(高玉宝)来了一趟。我和人正在地里干活。高玉宝40岁模样，招呼大家一起要开个小会。黄店有两个生产队，山后队的人没理睬他。吕某某(姥爷说话含混不清，我听了几回都没听清这个人的名字)跑过来了，吕参军回来当队长和把头组长(五副犁铧一个互助组)，领着高玉宝，现找了几个人，高玉宝隔老远在地里给几个人握手。我这也是第一次见到高玉宝。高玉宝对我说：谁说我没在你家干过活？我学木匠时还给你家做过马槽子。这事很多人都清楚。人家来调查，你们照我那样说没有错。高玉宝又说他现在很烦恼，小人多。他又对我说，写“周扒皮”不是写你家的事，不是写咱这地方的事，但天底下能没有这样的事吗？小说是拿(到)全国来“教育群众”的，有没有重名重姓的，肯定有。回去告诉你们家里大人和小学生，不要乱讲话……
据外祖父周长义回忆，高玉宝这番话那个上午讲了“六千遍”，中心意思就一句：外面来人问要回答，我在老周家干过活。
1963年的年度关键词是忆苦思甜。这似乎可以为高玉宝急着到家乡“开小会”做注脚。
给曾外祖父家做过10年长工的刘德义，解放后做过大队的贫协主席。在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教育，各地陆续有人来阎店乡参观取经的大背景下，也被上面如此“开小会”耳提面命。他1978年去世。他的儿子告诉我，那时候高玉宝回乡做示范报告，说“毛主席”是他后台。他爹被安排同台做报告，因直说自己是如何干活、很少说周家如何不好而被批。他也从来没听他爹说过周春富家半夜校鸡叫。
上世纪90年代后，有一个说法，高玉宝后来很少回乡。因为乡里乡亲后辈晚生总有人问他，是否真有“半夜鸡叫”这回事？我也在一篇报道里看到这样的文字，高玉宝作报告忙，姐姐去世了也没回乡。
上世纪50年代初期，高玉宝就开始作报告。1990年代退休后职业性作报告。据统计，他被全国20多个省、市，数百个单位聘为名誉主任、顾问、德育教授、校外辅导员，讲述革命故事。其中，“周扒皮”与“半夜鸡叫”自然常是报告中最生动的故事，也常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至2009年建国60周年，他陆续在全国作报告累计4000场，听众5000万人次。
虽然后来他说《高玉宝》一书的主人公故事“似我非我，他中有我，所见所闻，集中概括”。但他公开场合一直在坚持“半夜鸡叫”是真的。他村里四个地主都半夜校鸡叫，写书时给集中到“周扒皮”身上了。这一点，搜索他作报告的当地媒体新闻报道可以知晓。为了逼真地形容“周扒皮”如何学鸡叫，高玉宝练就一门公鸡啼鸣口技。我本人在2005年的大连电视台的鸡年新春联欢晚会上，就看到年近八旬的高玉宝被奉为上宾，现场表演了一段生动的鸡鸣。
作家神话背后
高玉宝一书是如何写作的，“半夜鸡叫”是怎样来的？
我为此翻阅过1950年代到1970年代《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文艺》的所有合订本，并三次探访高玉宝，但得出结论都类似于模板式的答案。
高玉宝写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1955年出版发行后，一版再版，共印行500多万册，国内用7种少数民族文字印行，并翻译成近20种外文印行，仅汉文版就累计发行450多万册，成为解放后文学作品发行量之最。
按照高玉宝的自述，1948年参军时的高玉宝是个典型的文盲，但“革命战士”是不怕任何困难的。一年之后的1949年8月20日，高玉宝开始动笔撰写自传，此时的高玉宝仍旧是字画结合、以画代字，如日本鬼子的“鬼”字不会写，就画个可怕的鬼脸来代替；“杀”字不会写，先画一个人头，然后再在这头上画把刀；“哭”字不会写，先画一个人脸，然后在这脸上点几个小点儿。还有很多字无法用图形画或符号来表示字意，高玉宝只好画一些小圈圈空起来，等学会了字，再添到圈圈里。如此说来，此时的高玉宝恐怕还在文盲之列。
但奇迹在两年后发生了，1951年1月，高玉宝完成了长达20万字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高玉宝》草稿。经人指导，小说《高玉宝》的部分章节经修改后陆续连载。1955年4月20日，中国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单行本，更是推出了集作者名、书名、主人公名于一身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国文在总结中国文学50年(1949～1999)时，直接将高玉宝一类的文盲作家归为“描红作家”。我曾在一段时间里连续寻找当年的若干文盲作家的踪迹，得出结论：此言不虚。
高玉宝等人的出现，几乎空前绝后创造了文盲成为作家的先例，不仅对全军全国扫盲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成为工农兵进入文学领域的一个最鲜明的标志。文学正史无前例地成为意识形态的代言人。随着高玉宝的走红，“周扒皮”也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高玉宝本人曾20余次受到毛、刘、周、朱、邓的接见。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半夜鸡叫》更成为“忆苦思甜”，进行“革命教育”的经典教材。
1950年代，与高玉宝同期的文盲作家崔八娃的成名作《狗又咬起来了》前后修改近40遍。后来陨落乡野的他去世前曾向他人交代，四年时间写过的20多篇小说只有一篇为个人创作。而高玉宝写出《高玉宝》后被送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班学习，却一连40年没有出作品。期间，1970年代反映“周扒皮”家乡变化的报告文学《换了人间》，为另外三人执笔。
高玉宝多年来一直对外宣称其《半夜鸡叫》等自传手稿被军博收藏。但我几经实地调查，军博文物处并没有他的自传原稿。
到底是谁成就了《高玉宝》？难道也是集体创作所成？最后一个叫“荒草”的人进入视野。
我在搜寻史料时，从古旧市场淘到最初的《高玉宝》版本，由解放军文艺从书编辑部编，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现后记中有荒草的《我怎样帮助高玉宝同志修改小说》的线索。我开始苦苦追寻，荒草到底是谁？他与《高玉宝》到底有何渊源？
在上世纪50年代的《人民日报》等媒体中，荒草曾接二连三撰文宣传高玉宝。荒草，原名郭永江，曾任《解放军文艺》副总编辑、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其他的则几乎一无所知。
这是一段时间以来唯一得到的信息。这期间我又奇迹般地与荒草同岁的大连的亲友阎富学偶遇，和当年与荒草、高玉宝一起共事过的《解放军文艺》助理编辑、78岁网友“一博为快”老太太结缘，但都收获甚微。所得到的信息，只是简简单单一句话：曾指导高玉宝写作。
一直到2008年，通过四川资阳文艺网一篇文章，才有了重大突破。文章介绍说，《高玉宝》长篇自传体小说，13章12万字，为资阳的作家郭永江所著。在半信半疑之下，经当地作协主席唐俊高介绍，最终找到了当地从事史志研究的作家王洪林，王与郭永江生前有密切的书信来往，有丰富的资料。我这才详尽了解到关于“荒草”其人与《高玉宝》成书过程。
郭永江1916年出生，1940年到延安，创作歌剧《张治国》，反映八路军大生产，受到毛泽东称赞，1951年赴朝鲜采访，后与魏巍同任《解放军文艺》副总编，可到40岁就病退，70年代回故乡资阳居住，不久迁到资中，1984年居重庆，1993年病逝。
郭永江临终前，在信中对王洪林说，当年《高玉宝》一书13章均为他所写。
当时全军为配合扫盲，树立典型，让他帮助高玉宝修改自传，他向“组织”表态要随时付出生命代价来修改好这部书稿，做好“幕后英雄”……但高玉宝的原稿实在太差，他无法修改，最后在组织授意下干脆代笔。他写完一章，高玉宝照着抄写一章，然后组织上拿到《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总政文化部文艺处与出版社约定，以后每版书必附荒草《我怎样帮助高玉宝同志修改小说》，稿酬平分。不过在反右之后，郭永江的后记和名字逐渐退出再版的《高玉宝》，郭永江从“帮助修改”到“提供辅导”，最后到彻底退出的过程，均是出于组织上的要求和当时的政治需要。但在他临终前，写信给资阳文献学会，郑重声明《高玉宝》是他的著作。
从事家乡史志研究的王洪林受我诚恳相求，于2008年10月专门去重庆代我探访过郭永江后人。
“周扒皮”和“半夜鸡叫”，都是根据需要制造出来的。具体过程，简单地说，“周扒皮”的制造经过是这样的：1950年代初期全军全国范围大扫盲。文盲战士高玉宝表现积极，用画字的方式写自传。(高玉宝早年画的字，后人在他90年代开始展示的入党申请书可以看到)被部队推为典型上报。穷苦出身的战士不仅学文化还能写书，批判“旧世界”歌颂“新世界”。为了把这个典型放大，部队派专业人士帮助高玉宝。要体现旧世界之黑暗，地主阶级之罪恶，为了使书更能教育人，就要移花接木、改头换面进行深加工。为了表现真实，书中一切都采用真名真姓真地点，自然发生的“故事”就是真实的。至于坏地主半夜校鸡叫，纯属灵感来袭。郭永江其子女介绍，其父荒草晚年讲过，“半夜鸡叫”是根据民间传说加在周春富身上的。
而为什么只写了周春富“周扒皮”，而没写王春富“王扒皮”，这是因为周春富在高玉宝的家乡土改过程中，被作为恶霸地主批斗死去。高玉宝当时结束在大连流浪生活回乡当上民兵，这是他在日后参军在部队搞的诉苦教育中可以就近找到的“控诉”对象……
我的外曾祖父因此成为“周扒皮”。这是他的第一出“幸运”。而第二出“幸运”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的阶级斗争中，“周扒皮”成为阶级教育中的反面典型。全国周姓同学都得到一个天然的绰号：“周扒皮”。第三次“幸运”是在改革开放后成了一切苛刻自私霸道的无良雇主的代名词。这是我的曾外祖父周春富绝对没有想到的，也可能是当年的“周扒皮”制造者没有想到的。

“我从心眼里要入党”，图为高玉宝给学生们展示这份特殊的入党申请书（“万象”微信）
大家看吧，这是高玉宝的当年入党申请书，一个地道的文盲怎能写出长篇自传体小说，找人代笔还是组织安排？谎言背后是挑起阶级斗争的需要，还是造反夺权需要，可见修改历史颠覆事实也是革命必修课。《高玉宝》中的周扒皮根本就是杜撰的，“半夜鸡叫”根本就是连影都没有的事。这就是政治的夸张，半夜鸡叫穿透时空的不是他所谓的文学艺术，而是他的卑劣无耻。

高玉宝当年的入党申请书。-史上最"雷人"的入党申请书（“万象”微信）
因为不识字，是画出的、只有8个“字”的入党申请书——“我从心眼里要入党”。除了一个“我”字外，其他都是用图形画出“毛毛虫”代表“从”，“心形图”代表“心”，“眼睛”代表“眼”，“梨”代表“里”，“咬”是要的谐音，“鱼”是入的谐音，“钟”代表有“钟声”，钟声“当”代表“党”！

瞎子阿炳在49年后上吊自杀的内幕
2016-09-02 00:16

瞎子阿炳华彦钧。（网络图片）
我和老陆是半个多世纪的老朋友了，给他夫人管毓柔、长女陆绮发的悼念信中提及，老陆一直想写民间音乐家瞎子阿炳的传奇，耿耿于怀数十年，却未能落笔，终乃憾事！
陆文夫还很年轻的时候，刚从苏高中毕业，返回老家泰兴；在华中大学集训半年，又跟随解放军渡江，到《新苏州报》社当记者。偶而听了二胡曲《二泉映月》，热泪盈盈，整个身心受到强烈震撼，夜不能眠，挥之不去，便专程去了一趟无锡城，到崇安寺雷尊殿去访问瞎子阿炳。那时，大概是1950年冬天，下了场罕见的大雪，天气极为寒冷，滴水成冰。
陆文夫来得迟了，他没有见到《二泉映月》的作曲者；差了一步，瞎子阿炳已在半个月前过世了（正确日期应该是1950年12月4日上午9时许）。正所谓，失之交臂，阴阳阻隔。瞎子阿炳的老伴董催弟（现误传为董翠娣和董彩娣），在阿炳灵前点香、烧锡箔。阿炳没有遗像，半桌上只有简陋的白木牌位，写着“华彦钧之位”几个墨笔字。
据他妻子董催弟说，阿炳是上吊自尽的。他虽给天津客人（中央音乐学院杨荫浏、曹安和二人从天津来），录了《知心客》等曲子，一个铜丸（铜钱）亦没有捞到。那天起身，阿炳想弹弹三弦（家中仅有一把破三弦），取下一摸，咦，蒙上的蛇皮，被老鼠啃了一个大洞，阿要触霉头！阿炳又犯瞎心思了，他想，这样寒冬腊月，怎么还会有老鼠出现？一定老天爷跟他过不去，不准他弹曲，不让他活下去啦，呵欠连连，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家中断粮已久，颗粒全无，借贷无门，饿得实在受不住。趁催弟出去讨点冷粥冷饭的当口，一个想不开，抽出道袍上的腰带，梁上一挂，去见阎罗王嘞！
所以，瞎子阿炳（华彦钧）是上吊自尽的，不是如今《无锡市地方志》上记载，患病身亡。
老陆这次探访，记录了不少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他请董催弟到前街“王兴记”吃了碗双浇面，包了几只小笼馒头给阿炳上供。临走时，塞给催弟八万人民币；那是旧币，相当于如今的人民币八元。
1950年，干部实行供给制：八元，已是老陆半个月的津贴了。第二年初春，他再去探望董催弟，催弟早已不在人世。这对患难夫妇先后过世，仅仅相差二十来天。可以说，对阿炳遗孀董催弟真正采访过的人，只有陆文夫一个。
以后，老陆又专程去过无锡两趟，访问了崇安寺雷尊殿的左邻右舍，以及瞎子阿炳的熟人、朋友四五人。这段时间，老陆为了揣摩阿炳的心态，不但反复倾听《二泉映月》，还拜姜守良为师，学拉二胡。
老陆记录了一大本原始资料，拟了创作提纲，兴抖抖地要找当时江苏省文化局局长、省文联主席李进（笔名：夏阳，有长篇小说《在斗争的道路上》问世）汇报。为了谈话从容些，老陆特意拣了个星期天下午，由我陪同，一起去了李进局长家里（南京申家巷复城新村）。老陆话没讲几句，已经被打断了。李进局长厉声训斥道，我们有这么多革命音乐家——聂耳、冼星海，你不写，非要写那社会渣滓？可见是个感情问题！立场问题！给了本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他好好学习。后来，老陆被打成了“反党分子”，更加噤若寒蝉了。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和老陆借调到江苏省人民出版社审稿，同住南京市后宰门招待所。房间里还有位年长的住客姓强，似乎是中医大夫。强先生双目澄亮，学识渊博，爱拉二胡；老陆便要他拉《二泉映月》。那时，《二泉映月》是禁曲，强先生不敢拉，老陆再三央求。强先生说，拉《二泉映月》要有心情，并要换上特殊的“老弦”；这种弦线不是尼龙的，比平常的丝弦粗上一倍，现在市面上根本寻觅不到。
老陆为听《二泉映月》，竟然钻头觅缝，到省歌舞团器材仑库里找到了这种奇粗的“老弦”。强先生不得不紧闭门窗、战战兢兢拉了这支禁曲。他总究有些提心吊胆，断断续续拉得并不专注，老陆却听了一遍又一遍……
打倒了“四人帮”，老陆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负责人，春风得意。我和他一起观看无锡市歌舞团创作演出的《二泉映月》；生编硬造，牵强附会，气得老陆两眼发黑，只是对我摇头。剧中杜撰了一名叫“琴妹”的妙龄女子，和风流倜傥的“阿炳哥”眉来眼去，卿卿我我，在花前月下载歌载舞，以二胡与月琴相互挑逗、调情，完全贵族化了，变成了中国的“罗密欧和朱丽叶”。
我问老陆，你现在是文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还怕什么，为何不在有生之年，把真实的瞎子阿炳写出来？
我能写吗？陆文夫长叹一声，苦笑说，现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一片“阿炳热”，送到我手头的本子就有十多个。无锡有，南京有，东北辽宁还有芭蕾舞，北京拍了电影，拼命把阿炳往高处拔，一招一式都要光彩夺目。中央首长也看过，一片叫好声，都评上了政府最高奖。
我能说，阿炳的眼晴不是被日本宪兵用硝镪水弄瞎的，而是嫖堂子，得了花柳病（梅毒发作）！
我能说，阿炳爱赌博、抽鸦片，败光了香火旺盛的雷尊殿，才弄得“赤脚地皮光”！
我能说，阿炳好端端的当家道士不做，自甘堕落，偏要做讨饭叫化子似的流浪艺人！
我能说，阿炳拉胡琴并非勤学苦练，只靠悟性，同一曲子，每次拉都不一样，任凭他即兴发挥！
我能说，《二泉映月》并非阿炳创作，源出风月场中婊子和嫖客调情时，唱的淫曲《知心客》！
尤其不能说，49年前，阿炳靠一把叫化胡琴，马马虎虎还能混得下去；49年后，政府雷厉风行，无经济来源，只得自行了断！
陆文夫只是想写一个真实可信的瞎子阿炳，顾虑重重，始终难以下笔。这是他的遗憾，也是我们时代的遗憾，民族的遗憾！
我想，陆文夫要是把“这一个”身处底层的瞎子阿炳写了出来，一定会比《美食家》中的朱自冶更具美学意义。依他扎实的文字功力，揣摩人物的深厚素养，真实地塑造瞎子阿炳，已水到渠成、呼之即出。
陆文夫还有一句话，我也顺便记下：我们的文学与政治靠得太近了，始终纠缠不清，便出不了大作家；尤其是人物传记，千万别信，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彭德怀为什么抽了金日成两大耳光？
2016-12-26 21:10

彭德怀（左）因为金日成（右）保存实力而惨败，狠狠地抽了他两个耳光。（网络图片）
在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中，当战局形势逆转时，金日成为保存实力，不顾全局下令朝鲜军队撤退，导致不少中共军队陷入敌后。其中，战斗力较弱的六十军一八零师被俘七、八千人，造成中共军队在朝鲜战争中的最惨重损失。据闻，彭德怀气愤万分，狠狠扇了金日成两个大耳光。
据大陆媒体报导，在1951年4月，当时中共军队入朝已有十四个军，除了减员较多的第三十八、四十二军在后方休整，新入朝的四十七军抢修机场外，三大兵团共十一个军加上朝鲜三个军团都集结在前线，计划一仗打垮联合国军共十四个师三个旅。
彭德怀的战役企图是在西线主要突击，分割歼灭北汉江以西美军三个师，韩国两个师及英国、土耳其军三个旅。中朝联军掌握战役突然性，本来以第六十三、六十五两个军吃掉英军二十九旅，以六十四军穿插断敌退路，美军第二十四、二十五师就会被三个兵团包围。
朝鲜第一军团则应乘虚而入，经开城、汶山、高阳直取汉城，几十公里的轻车熟路，原是彭德怀关照金日成的一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据战史记载，在4月底，因第六十三、六十四军未完成穿插任务，敌迅速撤退，中共军队失去歼敌战机。受阻的六十四军在临津江南岸，火速增援的六十五军挤上来也没出路，20平方公里的绝地成了敌机及长程炮火的极好目标，中共军队5个师6万多人被连续狂轰滥炸3天3夜，死伤无数。
据近年解密的资料，原来是朝鲜第一军团顶不住敌军反击，为保存实力临阵逃脱，也不通知中共军队；难怪彭德怀拍案大骂金日成不顾大局。更有外电报导是彭大将军为数万子弟兵伤亡狠抽了金日成两大耳光。
在文化革命批斗彭总时，“军阀作风，对朝鲜人民领袖搞大国沙文主义”是一大罪状。其实朝军畏敌逃阵，依法当斩，中朝联军司令彭德怀抽两巴掌算客气了。
据悉，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从1951年4月22日开始，到4月29日止，历时整整7天。
1950年10月25日，毛泽东发动“抗美援朝”战争，使百万中国青年丧生异国他乡，让全中国人民节衣缩食支援朝鲜前线，换来的只是让中国欠下苏共斯大林巨额债务和一个对中国并不感恩的朝鲜独裁政权，并且使一批昔日“最可爱的人”沦为被遗忘的弱势群体，晚年生活困难，为待遇和荣誉问题请愿不止。
60多年以来，中共的各种宣传和历史教科书一直欺骗中国人民说是“美国悍然派兵侵略朝鲜。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越过‘三八线’，把战火一直烧到了鸭绿江边”，而中共是被动介入，不得不出兵“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韩国《朝鲜日报》评论员分析表示，中共之所以把朝鲜战争称为内战，是想把战争的责任推给美国，把朝鲜和中共描述成受害者。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苏两国解密档案曝光了朝鲜战争爆发的真相：野心勃勃的朝鲜首脑金日成在苏共和中共的支持下，首先挑衅发动了朝鲜战争（韩战）。

林彪离奇预言高岗结局：他会自杀
【阿波罗新闻网 2016-08-27 讯】
1953年12月19日，毛泽东委派陈云到高岗南下去过的上海、杭州、广州、武汉等地，代表中共中央向有关方面负责人打招呼，通报高岗反对刘少奇、分裂党的问题。毛泽东还特别要陈云转告在杭州休养的林彪：“如果林彪不改变意见，我与他分离，等他改了再与他联合。”陈云转达了毛泽东的话，并向林彪介绍了高岗利用四野旗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煽动各大区负责人攻击中财委的种种问题。林彪表示不再支持高岗。林彪还说：“高岗可能自杀。”本文摘自徐庆全的微信公众号，原题为《徐庆全：高岗垮台与林彪》。
高岗发表讲话时留影（图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1954年七届四中全会后的座谈会上，揪出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1955年3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开除了高、饶的党籍，定性为“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的毫无原则的阴谋集团”。文革后，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仍然称高、饶是“野心家”，“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
1980年邓小平谈到此事说：“毛泽东同志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7页]
林彪是怎么支持高岗的，邓小平这里语焉不详。看现在已经公布的材料，在高岗问题被揭露之前与林彪有关的是这样两件事：
第一件是“有薄无林”名单。
高岗的秘书赵家梁回忆说：1953年4月上旬的一天中午，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送来一份文件，要他亲自签收，并立等阅后收回。在一般情况下，中央传阅文件，即使是很机密、很重要的文件，都是由中央机要局派专人传递，由秘书签收。唯有这一次例外，是由毛泽东的机要秘书直接送给高岗本人，而且阅后马上收回。可见此文件之特别机密和重要。后来得知，这就是安子文拟的八大政治局委员和各部委分工名单。高岗惊奇地发现，在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一波而没有林彪。这个名单，他以前从未见过。
赵家梁说，高岗认为，安子文只是中组部的一个副部长，怎么能擅自拟定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他认为这是刘少奇授意的。为此，高岗和陈云、林彪、黄克诚等都谈过这个想法，还对林彪说：“我记得那单子上没有你。”
以当时高岗与毛泽东的关系，他应该将自己的看法向毛汇报，他却和陈云、林彪等谈了。这是高岗的一大错误。更大的错误是，毛泽东在中央的小会上严厉批评安子文：一个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哪来那么大的权力搞这么一个名单？安子文当即作了检讨。毛说，这件事“到此为止，不许扩散”。高岗却不听毛的招呼，在财经会议和到南方休假期间，利用与地方和军队领导干部接触的机会，扩散了名单，藉以攻击刘少奇。这是违反中央纪律的行为，并且引起一些干部的不安。
1953年12月，叶剑英、谭政从广州来京开会，问及毛泽东“有薄无林”名单是怎么回事。毛很生气，在中央的小会上追问是谁泄露出去的，并说这件事一定要在中央的会上追查清楚。其实，彼时毛知道是高岗扩散的，但会议结束时，毛让高岗单独留下核实，高岗依然不敢承认，欺骗了毛。这件事引起毛的怀疑和警惕（赵家梁等著：《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第118－121页）。
赵家梁认为，“有薄无林”名单的扩散，是毛泽东从借助高岗反对刘少奇，变为联合刘少奇除掉高岗的重要转折点。
看来，在这个过程中，林彪是被动地卷入到这件事中的。
第二件是高岗领头去看望在西山休养的林彪。
1953年中央财经会议其间，林彪因生病没有参加会议，但在北京西山休养。林彪是计委委员、华中局第一书记，一些大区负责人想去看望他，高岗便出面联络，带领几个大区和军队负责人，还有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前往，总共去了二三十人。
高岗张罗的探望林彪的行为，有些大张旗鼓。高岗秘书赵家梁说：在那个年代，一切活动都会被加上浓重的政治色彩。何况这些非常之人（众多高级将领），在非常之时（正值“批薄射刘”高潮，又刚刚发生“有薄无林”名单的事），举行这样大聚会，怎能不引人瞩目？当时就有传言说，这是向刘少奇示威：你们不是搞“有薄无林”吗？我们偏偏如此看重林彪。后来高岗在反省时承认有这种想法。
高岗这样大张旗鼓地向刘少奇示威，显然不是很明智。但这次聚会后，高岗拣起林彪在聚会中的谈话说事，就酿成大错了。
这次探望林彪的聚会后，参与探望的王鹤寿曾对人说：“林总（林彪）的水平确实很高，看问题深刻、尖锐，击中要害。现在刘少奇这些白区党的人控制着中央的权力，有篡权的危险性和可能性，是毛主席身边的危险人物。”“看来，现在中央的领袖中，毛主席年纪大了，刘少奇是不行了，只有高主席（高岗）是久经考验的……”（张明远著：《我的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381页；赵家梁等著：《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第135页）
这次聚会后，大概高岗就把林彪这些“深刻、尖锐”的话宣扬开来。赵家梁引述高岗在反省时说：“我散播苏区、白区的二元论；编党史的问题，说趁主席在，以根据地武装斗争为中心编写党史等等。这些都是别人讲的，我拣起来，好像自己很有水平。”“其实，这里有许多意见本来不是我自己的，而是我把别人的意见拣起来，作为自己的意见，加以散布，借此贬低白区工作的作用，贬低少奇。”（赵家梁等著：《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49-50页）
财经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分别接见各大区负责人，在同高岗、张明远的谈话中，毛讲到：“谭震林对我说，中央有两个司令部，白区党的人掌握着党权（组织、人事部门）、政权（政法部门）和财权（财经部门）；另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大权旁落，这很危险，应该把权夺回来。”毛说：“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已经批评了谭震林，不能说什么‘白区党’、‘苏区党’’只有一个中国共产党，一个司令部，就是党中央。”
高岗却是这样理解毛泽东的话的。高岗在反省时说：“我认为，这表明毛主席心里赞同谭震林的说法，我也赞成这些观点。这件事，我后来对一些人散播过。”（赵家梁等著：《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第141页）
这件事和林彪有关。林彪说的这一番话，至少说明，他在对刘少奇的看法上与高岗是一致的这或许也是邓小平所云林彪支持高岗的例证。但是，林彪没有再讲，而高岗却在随后的南方休假之旅中散播这些议论；散播也没有关系，但把林彪的意见作为自己的意见说话，受整肃的就是高岗而不是林彪了。
毛泽东在陈云、邓小平揭发高岗私下进行串连活动后，下决心解决高岗的问题。1953年12月19日，陈云“受毛泽东委派，离开北京到高岗南下去过的上海、杭州、广州、武汉等地，代表中央向有关方面负责人打招呼，通报高岗利用阴谋手段反对刘少奇、分裂党的问题，要他们不要上高岗的当。毛泽东还特别要陈云转告在杭州休养的林彪：‘如果林彪不改变意见，我与他分离，等他改了再与他联合。’陈云向林彪转达了毛泽东的话，并向他介绍了高岗利用四野旗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煽动各大区负责人攻击中财委的种种问题。林彪表示同意不再支持高岗。”[《陈云年谱》（修订本），293-294页]。
据《陈云传》，当陈云向林彪介绍了高岗利用四野旗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煽动各大区负责人攻击中财委的种种问题后，林彪答复说：“这件事主席和你（指陈云）比我了解，我同意。”林彪又问陈云：“想不想当党的副主席？”陈云说：“我不配，不要当。”林彪说：“那末除刘少奇外不要再提别人了。”林彪还说：“高岗可能自杀。”陈云立刻回上海把他同林彪谈话的情况报告毛泽东。毛泽东问陈云：“难道副主席只要刘少奇一个？不要恩来？”陈云说：“我当时理解林彪说除刘少奇外不要再提别人的意思，是林彪自己不想当中央副主席。”[陈云：《我对林彪的揭发》，1971年10月8日。转引自《陈云传》（下），886-887页]。
据赵家梁记载：林彪对陈云说，反对少奇的不只是高岗一个，还有许多人，应该给主席讲清楚。高岗在东北做了大量工作，这时我们应该为他分担一部分责任。他最后表示，同意不再支持高岗（赵家梁等著：《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第187页）
关于陈云与林彪的见面，林彪也有陈述。1962年春天，林彪召见高岗的夫人李力群谈到与陈云谈话时说：“54年元旦，陈云到杭州见我，说高岗有野心，想把刘少奇推倒，在外边进行阴谋活动。陈云还说：主席要退到二线，问大家由谁来主持中央工作，高岗提出多设几个副主席，轮流主持中央，高岗跟你说过这件事吗？”李力群说，“林彪听陈云说完，没有搭他的话，忽然问陈云：‘你想不想当副主席？’陈云连忙说：‘我不配。’林彪说：‘那就谁也别当，就算了。’”（《忆高岗同志》87-88页）
在这次与李力群的谈话中，林彪在问了高岗自杀前后的情况后“惋惜地说：高岗死的太可惜了，他可是有功之臣啊。老实说，在东北战场，没有高岗的配合，我打不了胜仗。罗荣桓同志身体不好去苏联治病，东北局改组后，后方一切工作都是高岗来干。他还在下面发动群众搞土改，打土匪，支援前线等等，这是真实情况。我林彪绝不能昧着良心说高岗是野心家、阴谋家，用反党等罪名置他于死地。”
林彪还说：“党内对刘少奇有意见的人，不是高岗一个人，在东北，我林彪也是一个。意见最多的是王鹤寿、何凯丰、陈云、李富春、陈正人。到北京后，首先是毛主席对刘少奇有意见，对刘少奇不满，从生活作风到工作方面都不满，甚至怀疑刘少奇的历史。这怎么能都推到高岗身上呢？即便对刘少奇有意见，都是政治局委员、副主席，为什么不能提出呢？难道对刘少奇有意见就是反党，就是搞阴谋、有野心？我们共产党没有这个规矩啊！我林彪不能昧着良心说话。”
高饶事件之后，林彪在1955年4月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又在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上增选为中央副主席。显然，毛泽东兑现了“等他改了再与他联合”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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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得知高岗自杀身亡后生气的说了一句话
1954年8月18日上午，从北戴河赶回北京的罗瑞卿把赵家梁叫到他的办公室，再次听了关于事情经过的详细汇报后说：毛主席知道高岗自杀身亡的消息以后很生气，说：“死了？死了拉倒，不如一条狗！”罗检讨说：“高岗死了，我们有责任，工作没做好。”主席说：“你不要检讨。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要死，谁也挡不住。这事不关你们，你们检讨什么？不要检讨。”
【阿波罗新闻网 2016-12-26 讯】
作者：赵家梁张晓霁
中共历史上的历次政治斗争中，除了“四人帮”，包括林彪在内的“革命元老”或“开国元勋”都给予正面评价了。唯有“高岗反党集团”，至今讳莫如深。高岗曾是一位红极一时的人物，历经枪林弹雨的洗礼，为什么非要自杀不可？为什么能够自杀成功？经过这么多年，牵连这么多西北干部，成为中共历史上的一桩悬案。高岗当年的秘书、后来的管教小组组长赵家梁，以及高岗反党集团“五虎上将”之一张明远的女儿张晓霁，根据当年笔记、亲身经历整理成书《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披露了高岗自杀身亡后，中央高层领导人前来送别以及解剖高岗遗体的过程。

高岗在一次讲话上的留影（图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最后日子
在漫长的管教期间，高岗反省、检讨，违心认罪，却无人理睬他送上去的检讨书，也没有人来找他谈话、做他的思想工作，他的一切要求都没有回音。他深感自己已被遗弃，犹如被打入冷宫。他在寂寞与痛苦中煎熬，在悲哀中挣扎，他终于明白：路已经没有了。
1954年8月，高岗被管教已经半年了。炎炎酷夏，驱不散他心头的严寒，多日来焦虑、矛盾、痛苦，使他心力交瘁，他对这种被“打入冷宫”的管教生活，越来越忍无可忍。
看看外面的世界在召唤他，他原以更大的热情去为之献身，为之奋斗。可是现在，他却被困在这深宅大院里，无人理睬，无所事事，徒劳地消磨时光。
他违心地承认自己“极端的个人主义发挥大实质上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企图把少奇同志拉下来，达到自己做主席唯一助手，将来当领袖的个人野心欲望”，给中央写的《我的反省》送上去已经一百多天，至今既无人来同他谈话，也不给他一个书面的答复。当初，他曾恳切地请求面见毛泽东，希望讲清问题，消除毛泽东对他的误解，都遭到拒绝。他始终相信，毛泽东是了解他的，一定会出来为他说几句公道话。还有周总理，平时对他也是了解的，也应该出来为他说句话。
可是，他等啊，盼啊，三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却毫无音讯，连个电话也没有。看起来，谁也不会出来为我说话了。如今，这满腹的冤屈向谁诉说？
他长长地叹一口气，觉得自己犹如重重地跌入了深谷，即使活着，也已是生命垂危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是自己不慎失足，还是被那个他百般信赖、尊为长者的“知己”推下来的？如今，他在这绝壁峭崖的深谷中，在黑暗、寒冷、饥饿、焦虑中，在狂风暴雨中苦苦挣扎，却得不到同伴的救助鼓励。如此身处绝境，还有生的希望么？这真是：山高谷深谁助我，何处有归途！
他觉得似乎理清了思绪，明白自己已经无路可走了。
此后，他的心境反而平静了许多。可是一旦真的要走这一步时，他又不免犹豫起来。在这样的苦思苦想中，他越发憔悴，思绪和行为也越发反复无常。
这天，晴朗无云，热气袭人。可是，高岗却心灰意冷，全然不觉得酷暑炎热。他整日心事重重，少言寡言，行为乖戾，和工作人员一起玩牌也是心不在焉，总是出错。
这天是星期日，没有学习。吃罢早饭，他时而在楼上随便走动，时而坐在沙发上沉思。他从卧室到起居室、办公室，从走廊的这头到那头，又到值班室、卫士长的卧室、秘书的卧室……
上午11点钟，李力群从外边回来，匆匆上楼。走进卧室，只见高岗手里拿着台灯的电线，站在一面墙壁的电源插座前面。她急切地问：“你这是干什么呀！”
高岗慌忙遮掩：“噢，没什么，没什么，只是想看看这插座有电没有，能不能用。”
李力群一把夺过电线，急切地说：“你呀，你呀！你想找死呀！”
高岗很尴尬，立刻色变：“没有的事！你去报告赵秘书吧，马上来人来把我带走吧！”
“只要你不是想自杀，我报告什么呀！”
李力群虽然已经意识到高岗有摸电门自杀的企图，但是她心里很矛盾，怕刺激他，怕对他不利，所以没有对别人讲这件事。
事有凑巧，正好这天赵家梁轮休，一早就回家去了，副组长赵光华值班。赵光华是公安部八局的干部，虽然已来半年，毕竟不如赵家梁与李力群熟悉。这也是李力群没有及时反映这件事的一个原因。她只得更加警惕，始终不让高岗脱离自己的视线。
午睡起来不久，高岗忽然不见了。李力群急忙到处找，最后发现他在起居室的小楼梯下面。那楼梯是通往楼下大厅去的，自从管教以来就封闭了，堆放着一些平时不用的杂物，一直没有打扫过，布满了蜘蛛网和灰尘。高岗到那里去，显然很反常。
李力群带着责备的口气说“你来这里干啥？你知道这里有多脏，尽是灰尘和蜘蛛网！”
“我没干啥，随便下来看看嘛。”
“你想干啥，想干啥呀！想找死呀！”
“那你马上去报告赵秘书，叫人把我抓走吧！”高岗摸透了李力群的弱点赌气地说。
李力群急得直跺脚：“你呀，你呀！你不要这样嘛！走吧，走吧，快回去！”她连劝带拽地把他拉了上来。
这以后，高岗讪讪怏怏，拉几个人在一起打麻将。李力群依然什么也没说，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下午六点，赵家梁回来，高岗故意拉他一起打麻将，一直玩到半夜。存心不让李力群单独和赵家梁接触，以免她报告白天发生的事情。
1954年8月17日凌晨一点，他勉强吃了一碗稀粥，那是16日的晚饭，不久就上床休息。
这时小女儿遭已在她的小床熟睡，李力群也已躺下休息。
高岗却毫无睡意，又跟李力群说了很久很久。
半年来，特别是7月以来，高岗曾不止一次在深夜和李力群长谈，多次谈过“不如死了算了”；说他最不放心的是她和几个孩子，希望她能念在夫妻一场，把孩子们带大成人。万一生活没办法，就把他们送回陕北，相信那里的人会养活他们的……
因为这样的话说多了，李力群以为他之是说说而已，并没有特别在意。像往常一样，反复劝他不要想不开，要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一定会把事情搞清楚的。
高岗只是摇头叹气。他觉得李力群太幼稚、太单纯了，根本不懂政治，更不会像到政治斗争有多么残酷！想到这里，一股悲悯、怜惜之情涌上心头，他掐灭香烟，重新躺下，把她紧紧揽在怀里，尽量给以温存、抚慰。
这时已过了凌晨两点半钟，怀有身孕的李力群非常困乏，实在支持部住了，对高岗说：“二点半都过了，快睡吧！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
高岗重重地长叹一口气，说：“睡吧！”
可是，他心里却在哀叹：明天，明天，还有明天吗？
一、自杀身亡
李力群躺在单人折叠床上，合上双眼很快就入睡。
高岗这时却毫无睡意，他两眼盯着天花板，一动不动，是在想？在听着四周有什么动静？还是继续沉浸在永远无法解脱的哀怨、混乱的思绪之中？他就这样静静地，静静地躺着，一动不动，也不知过了多久，突然，他活动身子，迅速取出他偷偷集藏的“速可眠”胶囊，大把地塞进口中，咽下肚子。在黑暗与匆忙中，有一粒药丸失落在床上（第二天在高岗身下发现）。这么一大把胶囊要咽下去，不是很容易的。于是，他下床走过过洗漱间，来到值班室，向值班人员要了一杯温水，一口气喝了下去。这时是凌晨三点20分。
高岗回到卧室，站在床前，深情地环顾了一下房间的一切，他试图看清小女儿甜睡的小脸，看清妻子卷曲的身躯。但房间里很暗，他没戴眼镜，所看到的一切，都是迷迷糊糊的。这就是高岗含冤饮恨离开人世之前眼中所看到的、心底所留下的最后的世界。
1954年8月17日，星期一，跟昨天一样，又是一个大晴天。
早上八点多钟，李力群一觉醒来，到隔壁漱洗，并招呼身边的小女儿：“去把爸爸叫醒。”
女儿一面叫，一面推，没有反应。她喊道：“妈妈！爸爸不理！”
李力群马上意识到“不好！”急忙跑到大床边，一呼再呼，一推再推，高岗仍沉睡不醒。她慌忙地奔出房间，猛敲赵家梁的房门，大声呼叫：“赵秘书，赵秘书！快来，快来！”
正在房里看书的赵家梁大惊：“不好！出事了！”急奔出屋，因拐弯太猛，重重摔倒，爬起来又跑，冲进高岗卧室。这时，董文彬和值班室的同志也都闻声跑了进来，李力群仍在继续边推喊。
砰砰的敲门声，急切的呼唤声，沉重的跑步声，惊动了整个大楼里的人们，于是，匆匆而起，慌慌张张，掀翻了椅子，推开了房门，冲向高岗的卧室……
高岗仰卧在大床上，盖着一条毯子，呼吸沉重均匀，一动不动。触摸他的脉搏，很沉很慢；掰开他的眼皮，毫无反应……
于是，分别向有关方面打电话告急、求救。
大约九点半，北京医院的领导和医务人员首先赶到，开始紧张而有序地进行抢救。
人们聚集在高岗卧室外，焦急地期待着，都想为抢救出力，盼望着抢救生效。
可是，他的呼吸越来越慢，心跳也越来越微弱，终于渐渐地完全停止了。
一位大夫侧转高岗的身躯，发现他身下压着一粒红色“速可眠”胶囊。这正是他平时服用的。大夫说：“普通人服八粒就有生命危险；常用此药的，16粒也可致死。”又察看其背部，指着一片红褐色的斑痕说：“这是死斑，是真死的症状。”
于是停止抢救。此时是10点17分。
不一会儿，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马明方、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等赶到。他们来到高岗床前，听管教人员和家属的简单汇报，表情凝重，一言未发。临走前，嘱咐弄点冰来，把遗体保护好。
中午，周恩来和政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一起赶来。他们沉着脸，上楼看了高岗的遗体。室内和遗体周围已经盛放了许多天然冰块，没有什么异味。他们一言未发，转身下楼，在大厅里坐下听汇报。
赵家梁首先作检讨：“我们工作没做好，没完成中央交代的任务……”
周恩来挥一下手，赵家梁便扼要汇报了事发和抢救经过。
总理对李力群说：“你讲讲高岗服毒前的情况吧！”
李力群也作了检讨，然后详细汇报了1954年8月16日发生的异常情况和17日凌晨上床后的情况，但她没有具体讲高岗和她谈话的内容。
周恩来听得很认真，没有追问，也没有责备。他让管教组给中央写个书面报告，并叮嘱严守纪律，不许外传。又让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协助安排善后事宜：不火化，进行土葬，要善殓厚葬；先要保护好遗体，准备解剖检验。
接着，由他口述，齐燕铭执笔写出一个名单：王世泰、刘景范、张策、王子宜、董纯才、范子文、安志文、马洪、王光伟、倪伟、乌兰夫、刘澜涛、李先念、曾山、张际春、黄克诚、安子文、高克林、张苏，共19人。
周总理非常细心，在齐燕铭写到倪伟时，总理说：“你把‘倪’字写得太潦草，不好认。”齐燕铭便在草写的“倪”字旁边又写了一个正楷的“倪”字。
这是一个经过仔细考虑的名单，前面六人是原先在西北工作的，当时在中央各单位工作；第7~10人是原先在东北工作的，当时在计委工作；第11~17人，是从各大区调到中央各主要部门工作的；第18个高克林和第19个张苏，是周总理想了一会儿才提出来的，高克林原是在西北工作的干部，当时在最高检察院；张苏原在华北工作，当时在最高法院。所有这些人，或是跟高岗熟悉的，一起工作过的，或曾在各大区工作过，当时是中央各有关部门的负责干部。
最后，周总理叮嘱说：“就说我召开的紧急会议，务必亲自准时到会。”
齐燕铭立即去安排，打电话通知名单中的人，当晚八点半到东交民巷八号开会，说明是周总理召开的，只许本人准时前来参加，没有说明开什么会，为什么在这里开会。
那时，总理开会一般都在中南海西花厅，而且都要事先告诉开什么会，为什么开会。唯独这次例外，是电话通知，这么紧急，这么晚，而且是在这么一个地方，还只许本人参加。当时，接到通知的人都有点纳闷，感到此会非同寻常。
晚上八点半以前，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德怀、杨尚昆等先后到来，陆续上楼看了高岗的遗体。彭德怀站在高岗遗体旁久久不忍离去，含着泪，跺着脚说：“嗨！你刚强！你死得可惜，可惜了！”
人到齐了，大家静坐在楼下大厅中央，周总理向大家宣布：“今天，8月17日上午，高岗死了。现在要对尸体进行解剖检验，成立监督检验小组，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原高岗秘书、管教组组长赵家梁三人组成，杨尚昆为组长。请大家等候检验结果。”
直到这时，大家才注意到在座的几位负责解剖检验尸体的大夫。在杨尚昆、安子文等起身带着一行人上楼去以后，周恩来让李力群汇报高岗自杀的经过情况。
这时，高岗遗体和冰块等已经从卧室搬到值班室。遗体安放在房间中央的一张大理石桌面的红木写字台上，解剖和经验就在这里的强光下进行。整个过程进行顺利，前后不到一个小时。杨尚昆、安子文基本不在场，而是去听李力群汇报，检验快结束时才回来。
当晚十点多，大厅里四面的壁灯和中央的三盏树形玻璃大吊灯全亮着，而通往大厅的长长的走廊里，却灯光暗淡，显得有些凄惨。监督小组和大夫们一起下楼。来到敞亮的大厅时，一扫压抑的气氛。这时参加会议的人全部屏息静坐，周总理说：“请北京医院的医生宣布解剖检验的结果！”
一位穿白大褂的大夫站起来，一字一句地宣读解剖检验报告：“发现尸体胃里还残留有大量安眠药成分的粘液；未发现其他异常情况。结论是：死者生前服用过量的安眠药，造成中枢神经麻痹，以致死亡。”
大约11点钟，会议结束时，周总理叮嘱说：“今天的事，你们没有传达的任务，不许外传，请严守纪律。”
散会后，人们没有立即散去。周总理对李力群说：“你要坚强些，要跟党走，把孩子抚养好。你现在是从天上掉到地下，可能以后人家会不理你。你要有思想准备。”
他转身对杨尚昆小声说：“我已请燕铭同志告诉国管局的同志，不要火葬，要善殓厚葬，叫他们买最好的馆材，1200的那种；要立碑，碑上不刻别的，只刻‘高岗之墓’。他们可能已经去办了。”
可见总理并没有把他当成敌人对待。后来经办的同志跑遍北京城，只买到一个1100元的柏木棺材，六大块板材的，也很好。
人们不禁要问：高岗服用的大量安眠药是从哪里来的？经过仔细分析，排除了“外人给他的”可能性，而肯定“是高岗自己留下的”。一种可能是，高岗把平时服用的安眠药（基本上每天晚上都用）积攒起来。尽管高岗每次都是在值班人员监视下吞服安眠药，其实，他只要把胶囊压在舌头底下，即使张开嘴，也不易发现。在半年之内，要积攒起足以致命的数量，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再一种可能是：高岗自己早在被管教之前就保存下来的。1月间，他曾把20粒“速可眠”亲手缝在毛裤裆里，准备在被捕后自杀用。这20粒安眠药以后不知哪儿去了。
那么，安眠药藏在什么地方？第一个可能是高岗自己身上。不过，天热时，不能长时间放在身上。可能先藏在一个隐蔽的地方，临用时取出放在身上。那么，这个隐蔽的地方在哪里呢？在事发前两天，工作人员还曾仔细检查过各个房间及被褥、沙发等，但却忽略了两个地方。一个是盥洗间挂满毛巾的那根金属管，它很容易卸下来，中间是空的，可以隐藏大量的安眠药。再一个可能是卧室隔壁起居室的小楼梯下面的某个地方，高岗在服药前12小时，曾偷偷去过那里。
这些，只是事后的推测，究竟高岗服用的安眠药事先隐藏在什么地方，已成为永恒的谜。
1954年8月18日上午，从北戴河赶回北京的罗瑞卿把赵家梁叫到他的办公室，再次听了关于事情经过的详细汇报后说：毛主席知道高岗自杀身亡的消息以后很生气，说：“死了？死了拉倒，不如一条狗！”
罗检讨说：“高岗死了，我们有责任，工作没做好。”
主席说：“你不要检讨。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要死，谁也挡不住。这事不关你们，你们检讨什么？不要检讨。”
从以上的话看，当时都没有把高岗当敌我矛盾。
二、简单安葬
没有鲜花，没有哀乐，也没有亲朋好友送别，人们为他举行了最简单的安葬……
1954年8月17日深夜，东交民巷八号大院的紧急会议结束，人车纷纷离去，院内又恢复平静，但庞大的主楼依然灯火辉煌，人影摇曳。
几个年轻人用白布床单兜着高岗的遗体，从楼上搬到楼下，平稳地放入大楼东门门厅停放的棺柩里。这棺柩是崭新的，还散发出浓浓的柏木香气。那是遵照周总理“善殓厚葬”的指示，从当时北京市场上买的最好的本色柏木寿材，人们称之为“六块头”，即上下、左右、前后六块寿板都是整块的，而不是由狭长的板条拼凑起来的。
高岗的遗体早已穿戴整齐，就像平时那样的打扮，外穿深色中山装衣裤，里面是白衬衫裤，白袜子、黑布鞋，全是新的。
棺柩内垫衬的东西，除了被褥之外，全是用桑皮纸和黄裱纸包成方形的石灰和木炭小包，至少也有几百个。在棺材底部平平地铺垫厚厚的一层，然后在遗体两侧和上面塞得严严实实。这么多的石灰木炭小包，加上一具160斤的遗体，这副棺柩至少也有七八百斤，八九个小伙子把它从地上挪到卡车上去，费了很大的力气。
1954年8月18日凌晨一点，入殓完毕，大卡车权作灵车，载着棺柩，缓缓驶出东交民巷八号大院。
自从1953年1月高岗搬进这座大院，到现在如此这般地运走，前后不到一年零八个月。
随车送灵的既没有高岗的妻子儿女，也没有他的故旧好友，只有他原来的秘书、卫士长和其他工作人员。
灵车一直开到北海后街的嘉兴寺，将棺柩暂时停放在该寺西院的一间小屋里。待安放妥当，东方已透出晨曦。
1954年8月21日进行安葬，主要由机关事务管理局办理，秘书、卫士长等随行，他们是在完成组织交代的最后使命。李力群原本不想去，经过劝说，还是去了。高岗的胞兄高崇义特地从陕北赶来参加他的弟弟安葬，19日刚到北京。高岗的长子21日下午才从哈尔滨赶来，没赶上安葬他父亲。
当天上午九点半，高岗的灵柩从嘉兴寺起出来，载上一辆大卡车，盖上几片麻袋，这就算是灵车了。卡车头前没有按照惯例挂黑纱和死者的照片，车上也没有花圈或鲜花；送灵的人们有的扶车帮而立，有的干脆依靠在棺柩上。大家都没有戴黑纱。从外边看去，这不过是一辆极普通的载人货车。唯有那被麻袋遮盖着的巨大而贵重的棺柩告诉人们，它的主人绝非等闲之辈。
车上的人神态严肃，都不说话，更不谈笑。卡车驶出西直门以后，便加速飞奔，扬起一片尘土。此时，正是上午十点多钟，骄阳似火，热气灼人，但卡车飞驰在郊外的田野间，地旷人稀，迎面扑来猎猎凉风，使人不觉得烈日之可畏。大约一个多小时后，卡车停在了万安公墓门前，人们跳下车来，才感到地面热气蒸腾。阵阵热浪扑面而来。
万安公墓地处玉泉山下，东邻颐和园，北靠卧佛寺，这里远离市嚣，人迹罕至，十分幽静。早年，一些达官显贵和社会名流，都把这里当作身后安息之地，确实是个极好的地方。高岗之所以能够在此安葬，是因为周恩来有明确的交待：要善殓厚葬，葬在万安公墓，要立碑，只写“高岗之墓”，不写立碑人，不写年月日。
整个墓区地势是东北高而西南低，低处可见雨水浸漫的痕迹。安葬高岗的墓穴，选在墓区中央地段，地势高，而且向阳，位置很好。
几个青壮年从卡车上将棺柩抬到到墓穴处，缓缓放入已砌好的水泥墓穴，掩上穴盖，安葬就算完毕。没有隆重的遗体告别，没有扣人心弦的哀乐，没有覆盖棺柩的党旗国旗，没有鲜花、挽联和花圈，也没有亲人撕心裂肺的恸哭，一切都在沉默中按部就班地进行。人们最后不声不响、平平静静地离去。这是个不成葬礼的葬礼，一群不像是送葬人的送葬队伍。
当一切都结束时，已是下午一点半过了。
当天来不及建碑，后来做了一个由碎卵石和水泥混制的碑，外表包一层砂砾混凝土，样子极像花岗石，碑上没有刻写墓主的名字，没有墓主的生卒年月，也没有碑文和立碑人，是一副真正的无字碑。就这样一块墓碑，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没有躲过劫难，被砸成半截，至今依然残立在那里。如今，有谁会想到，在这块半截残碑下面，掩盖着半个世纪前的一段悲惨的历史故事。
1954年9月1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给苏共中央发去通报，正式通知他们，高岗自杀身亡。中共中央还决定将“高饶事件”通知兄弟国家的党的中央。
了犹未了
高岗虽然死了，但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斗争却了犹未了，“高饶事件”也了犹未了，在以后的许多年里，明里暗里，斗争仍在继续……
七届四中全会以后，毛泽东表面与刘少奇维持团结合作的局面，但却是貌合神离，斗争仍在延伸。他一方面暗地里积蓄力量，为最后解决接班人问题准备条件，另一方面也不忘时时敲打刘少奇一下。
矛盾依然围绕着两个阶级与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
1955年7月，毛泽东批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小脚女人”，指名的是邓子恢，实际上是批评刘少奇。
在1955年10月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总结报告中指出：“我们这次会议，是一场很大的辩论。这是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期间，关于我们党的总路线是不是完全正确这样一个问题的大辩论。”【注1《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95页。】他再次批评“四大自由”“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纲领”，“是反对七届二中全会限制资产阶级的决定。”【注2《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08页。】
1955年12月，他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加的按语中说：“这种人老是被动，在紧要的关头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别人在他的背上击一猛掌，才肯向前跨进一步。”【注3《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29页：“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批语之三。】
这是1953年财经会议争论的继续，不同的是，毛泽东更明确地指出，刘少奇的主张“是资产阶级的纲领”，“是纲领性的错误”。
1956年《人民日报》发表的那篇反冒进的社论，是刘少奇让陆定一组织起草，并经刘少奇审定的。毛泽东不赞成，但他却不公开点名批评刘少奇，而是指桑骂槐地点名批评周恩来和陈云。
组织人事的调整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在1956年召开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陈云当先为党的副主席，邓小平当选为总书记。1958年八届五中全会，林彪增补为党的副主席。这正是当年高岗和陈云议论过的设想，难道是巧合吗？
1959年3月，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开会的第一天就郑重宣称：我是中国共产党的统帅，邓小平是副帅。当时人们都很惊讶，怎么不说刘少奇是副帅，而说是邓小平呢？其实，毛泽东早就不把刘少奇看作副帅了。现在宣布，表示他决心要采取行动。
紧接着，在1959年4月召开的人大会议上，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这也是毛泽东早就设计好的过渡方式：给刘少奇一个名誉职务。这也正好应验了当年高岗所说的“让少奇当国家主席或议长”，这个“谣言”其实并非谣言。一切都在毛泽东的帷幄运筹之中，他正在不动声色地一步步实现自己的战略部署。
但是他没有料到，此时突然杀出个彭德怀。
1959年，大跃进的浮夸风显露出对国民经济的极大破坏，人民的生产生活陷入严重的困境。毛泽东自然脱不了责任，但他不认输。
在1959年8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直言上书批评大跃进的浮夸风，批评毛泽东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左”的错误。这下激怒了毛泽东，于是他像当年收拾高岗一样狠狠地收拾彭德怀，以确保刘少奇斗争的胜利。他不仅指责彭德怀的意见是“右派的猖狂进攻”，而且用算老账的手法，说彭德怀“历来有野心”，“历来动摇，直到高饶事件”；【注4毛泽东在1959年8月1日常委会上的谈话。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37页。】“过去参加高饶集团，这次比立三路线还恶劣”，“高饶事件，有的是保护过关，是高彭联盟，彭高联盟”。【注5毛泽东在1959年8月11日大会上的谈话。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328页。】他硬说与彭德怀持相同观点，或同情彭德怀的人有一个“湖南反党集团”来，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拱摌攩，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原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高岗集团的漏网残余，现在又在兴风作浪，迫不及待，急于发难……他们现在的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就是要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注61959年8月10日，毛泽东对于8月4日安徽省委关于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凯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之事的报告所作的批语。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271页。】是“有计划、有准备、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是一个纲领式的东西”；【注7周恩来在1959年8月2日全会上的发言。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284页。】并且也给彭德怀加上了一项“里通外国”的帽子，号召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毛泽东这些讲话的精神直接反映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中：“这一活动（指彭德怀等人在庐山会议的意见）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高岗在手法上是伪装拥护毛泽东同志，集中反对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而彭德怀同志却直接反对毛泽东同志，同时也反对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其他政治局的绝大多数相对立。”【注8李锐：《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庐山会议实录》，第357页。】
历史竟是如此相似，高岗事件反复被提起，人们自然会担心彭德怀也发生同样的悲剧。但彭德怀毕竟不同于高岗，他没有自杀。但这绝不说明毛泽东对他有任何怜悯之心，也绝不说明毛泽东自己曾标榜的他是“讲情义”的。
1962年1、2月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的报告中说，三年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虽然称赞他讲得好，并不得不出来检讨，让与会者“出气”提意见，但内心却很不服气。
接着，刘少奇先后主持召开了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制定了克服困难的具体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毛泽东很不赞成刘少奇主持签发的财经小组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报告，认为是右倾，过于悲观。
1962年夏秋，从7月到9月，连续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就形势、阶级和阶级斗争、农村坚持社会主义等问题多次发表讲话，批判“黑暗风”、“单干风”、“右倾翻案风”，其实都是批评刘少奇的。他说：“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8月5日）“现在又一部分同志把形势看成一片黑暗了，没有好多光明了，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了。”（8月6日）“这两年讲困难讲黑暗合法，讲光明不合法了。”（8月9日）“有那么一些人，没有干劲了，怎么办？他们鼓单干之劲，鼓黑暗之劲，鼓讲缺点之劲。讲光明，讲成绩，讲集体经济，他们就没劲了。”（8月15日）
于是，刘少奇只得出来作检讨，承认自己对困难估计过分了。
毛泽东并不就此罢休，认为党内出现的问题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8月13日）他再次强调：“已经被推翻的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中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甚至是很激烈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这些话的矛头主要都是对着刘少奇的。
1964年，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之前，毛泽东正在和一些先到会的同志闲谈，见刘少奇进来，便含沙射影地说：“好了，我让位，请少奇来。”
1964年底，在一次研究关于社会主义教育（即四清）运动问题的小范围会议上，毛泽东说：“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不骂娘的帅……”【注9赵家梁笔记。】
这些迹象表明，毛泽东已经把他与刘少奇的斗争升级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甚至是夺权斗争。
“四清”运动开始，刘少奇说，光开调查会不行了，要工作组下去搞扎根串联。开调查会是毛历来的主张，听刘少奇如此说，他心里很不高兴。后来，在一次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文件和“四清、四不清”问题的讨论中，毛泽东强调四清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插话说：“四清中，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结果两人当场顶了起来。【注10赵家梁笔记。】
事后，毛泽东说刘少奇剥夺了党章给他的权利，不让他讲话，执意要刘少奇检讨认错。而刘少奇却拒绝低头认错，弄的毛泽东一时下不了台。最后还是由周恩来、贺龙、安子文等人出面做工作，刘少奇在政治局生活会上作了检讨。毛泽东自认有理，当场顶了回去，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问题，原则问题。【注11赵家梁笔记。】
显然，毛泽东有意把他同刘少奇的意见分歧公开化，后来又多次在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评刘少奇。刘少奇为了顾全大局，不得不再次违心地作了检讨。
此时的毛泽东已根本不打算放过刘少奇。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北京十三陵召开的一次政治扩大会议上讲接班人条件第三条时，说到高岗：“原想把他留在党内，保留中央委员，去陕北当地委书记。但他死了，很遗憾……高岗的死，我看是有人为了保存自己，把他搞死的！”【注12赵家梁：1992年11月20日谈话记录。】这话令与会者震惊，许多人并不了解毛泽东指的是谁，也有些人不免想到，这是否暗示，是刘少奇把高岗搞死的？
不到一个月，即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批评赫鲁晓夫的第九篇文章（即“九评”），其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各级领导要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阴谋家、野心家。人们马上意识到，毛泽东又要整人了。他要整谁呢？
山雨欲来风满楼，大决战的火药味越来越浓。1966年5月，毛泽东亲自点燃“文化大革命”之火后，便跑到外地，有意让刘少奇自我暴露，自投落网（与1953年12月点燃“倒高”之火后，就去杭州的情况何其相似）。8月，在八届11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号召。他要充分利用人民群众对他的无比信赖，实现他最终打倒刘少奇的计划。
1967年1月13日晚上，毛泽东把刘少奇接到人民大会堂去谈话，一面亲切热情接待，一面关切地询问被红卫兵扣押的女儿的情况。刘少奇心灰意冷，提出辞职回家种田的要求。毛泽东沉吟不语，始终不置可否，只是建议他认真读书，好好学习，保重身体。第二天，刘少奇就被禁闭起来。
1968年，党的八届12中全会上，刘少奇被加以“叛徒、内奸、工贼，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等罪名，永远开除其出党，撤消其一切职务。1969年10月17日，造反派们不顾他身患重病，强行将他秘密押送至开封，抛在一个旧银行的地下室里。27天之后，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悲惨去世（这与高岗当年所受冷遇又何其相似，却又更为悲惨）。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1953年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右倾思想”，到1969年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从精神到肉体消灭刘少奇，经历了整整16个年头。
回顾这段往事，可以更清楚地看出，“高饶事件”不是孤立的，它只是毛泽东解决接班人问题过程的一个插曲。
建国以来，为了巩固社会主义江山，毛泽东进行过许多探索和不懈的努力：从思想教育到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斗争的范围由批判“资产阶级右倾思想”，到抓“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进而“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后竟然荒唐地提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斗争的方式由“洗脸、扫地”式的整风运动，到“洗澡、下楼”式的“四清”运动，直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从“下毛毛雨”，各自都作自我批评，到“狂风暴雨”。大轰大嗡、口诛笔伐，直到发动红卫兵造反，“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样七都八斗的结果，什么“高饶反党联盟”，“潘扬反革命集团”，“胡风反党集团”，“彭德怀反党集团”，等等等等，最后是“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以及数不胜数的大大小小各类“反党集团”，“反革命集团”，一大批追随毛泽东一起打江山，建设新中国的老革命，新干部都被斗下去了，连与毛泽东又着几十年战斗友情的刘少奇等也不放过。好不容易建设起来的新中国，被斗的濒临崩溃；原本威望极高的中共党组织和各级政府机构陷于瘫痪，共产主义信仰发生动摇……
与此相伴随的是选择新的接班人，不料却作了个失败的选择——林彪。这个失败对毛泽东的打击是致命的。认真想来，这样的斗争，究竟谁是赢家？当风烛残年的毛泽东面对这一切回首往事的时候，当他对江青说，自己将来也会被“打得粉碎”的时候，当他在临终前写下那“你办事，我放心”的遗言的时候，又是怎样的一种心态呢？
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接班人这件大事，依然了犹未了！
回过头来看，高岗的问题又何曾了却？
在高岗死后的许多年里，毛泽东仍然经常提到他。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多次提到高岗，提到高岗之死，他说：“高岗的事，我有责任，约了谈话，高岗想去陕北，我们想保留他的党籍，拟保留中央委员，回延安，本人也愿意。后来竟这样结局，我也觉得遗憾。”【注13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349页。】
在高岗长达半年的管教期间，特别是最后一个月里，管教组多次向中央打报告，甚至打紧急报告，要求中央尽快派人与高岗谈话，均无答复。难道毛泽东真的忙得连打一个电话，或命人转达一句话的时间都没有么？这不能不使人想起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批高级干部悲惨死去，不都是在这样表明上不闻不问，实则胸中有数的情况下发生的么？
庐山会议期间，上山斗争彭德怀等人斗得轰轰烈烈；北京城里也在追查彭德怀与高岗的关系。原东北局的几个主要负责人又被召回中南海，不仅批判彭德怀的“反党罪行”，还要追查当年彭德怀与高岗有什么“阴谋活动”。李力群也被软禁起来，要她交代高岗与彭德怀、黄克诚等人的言行。
一天夜里，安志文把李力群接到彭真家里，安子文和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也在座。彭真重点问她高岗与彭德怀、林彪、陈云的关系。他说，彭德怀反对毛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吹捧高岗，不提毛主席。说高岗和林彪。陈云的关系很好，“你好好想一想，他们在一起都说些什么？”李力群心里很害怕，什么也说不出，只是不停地流泪。
不经中央同意，某个政治局委员单独秘密调查另外一些政治局委员的言行，这种做法，难道是正常的、合法的吗？反过来说，不经中央同意，彭真等人又怎敢擅自做这种秘密调查？那么，是谁批准的？目的何在？
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期间，再次批判“右倾翻案风”，小时《刘志丹》被说成是为高岗翻案的反革命作品，习仲勋、贾拓夫等一大批西北的干部因此受到审查，被打成“彭高习贾反党集团”。李力群再次被软禁、受到追查，要她交代高岗与习仲勋、贾拓夫等人的关系，问他：李建彤（刘志丹的弟媳）写的小说《刘志丹》你看过没有？陕北的一些高级干部到你家来过没有？他们都和你说了什么？1954年，习仲勋在东交民巷和高岗讲了什么？习仲勋与彭德怀有什么关系……
随着“文化大革命”开展，毛泽东表现出对高岗的怀念。传说毛泽东曾对起草讨伐刘少奇檄文的人说：要是高岗还在的话，他可以提供更具体、更详细的材料。
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刘少奇的内容，大部分都是当年高岗反对刘少奇的内容；“文化大革命”中所公布的关于刘少奇的许多罪证中，特别引人注意的从东北敌伪档案中搜集的材料，当年毛泽东就曾亲自让高岗去查过。这些材料当时没有公开，而今，却被公布了。然而，高岗当年因反刘少奇而获罪，现在却并没有因此而翻身，这又是为什么呢？
“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些造反派不知深浅，成了了一个全国性的“揪高饶集团漏网分子联络站”。周恩来发现后，立即召见该组织的红卫兵头头，对他们提出尖厉批评：“你们这样做，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从此再无人敢动这个问题，当年被定为“高饶集团五虎将”的人也没有因这个问题再受到进一步的追究。
“文化大革命”期间，李力群自然也免不了遭批斗，后来，周恩来向李力群所在单位打招呼说：“不要随便揪斗李力群。”
1970年冬天，在高岗去世16年以后，毛泽东忽然对高岗的遗属表示关注。根据他的指示，周恩来于1971年1月派人把李力群从“五七干校”接回北京。起初，按照李力群的要求，安排她到图书馆工作，但刚去不久，就被调回当时的科教组（即后来的教育委员会）。据领导人讲，这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的，毛主席说，在西北、东北的干部中，她是有影响的人物，应该回科教组工作（她原来在教育部工作）。周恩来还指示中央组织给她恢复原来的待遇，补发了被扣发的孩子们的生活费。周恩来逐一询问了高岗的每个孩子的情况。当了解到他们因受高岗的牵连，升学和毕业分配都遇到困难时，立即指示有关单位，把他们都召回北京，按照党的政策，根据各人的条件安排工作或升学，不得歧视。由于她的住址和身份已经公开，为了她和孩子们免遭麻烦，周恩来不让她们回原来的住处，也不让她们住公寓，而是派秘书带着她一起选择了一处独院居住。周恩来中央细心周到地安排高岗的遗属，不仅仅是因为当年高岗托孤之情，更可能是毛泽东授意的。
1974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前夕，毛泽东指示将李力群安排为全国人大代表，并且列入国庆节登天安门城楼的名单。当时，四人帮爪牙迟群等人把持科教组，极力反对李力群党科教组的代表，周恩来便把她安排为天津选区的代表，出席全国人代会，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宴。后来，李力群又担任了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所有这一切，是否意味着毛泽东对高岗的难以启齿的歉疚，而又不愿公开认错的一种耐人寻味的心态呢？
“高饶事件”至今已过去50多年，事情似已完结，但并未完结。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许多冤假错案重新进行审查，予以平反纠正。人们也关注着“高饶事件”如何对待？
陈云说过：“过去的事就算过去了，不要再讲了，再讲没有好处”，“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了，不要再提了”。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邓小平也承认：“高岗敢于那样出来活动，老人家也有责任。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对刘少奇同志、总理有意见，而对高岗抬得比较高，组织”经济内阁“，也就是计划委员会，几个大区的头头都是委员，权力很大，把政务院管经济的大权都拿出去了。高岗又从毛主席那里探了消息，摸了气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个大区的支持，因此晕头转向”；“高岗批评少奇同志的东西，不是完全批评错的，有批评对了的。如土改时搬石头、反五大领袖；【注14土改时，一些领导干部反对过“左”的做法，因而被当着“绊脚石”，把他们调离本地区，当时把这种做法称之为“搬石头”。“五大领袖”是指当时的村干部：即村长、村支部书记、民兵（排）队长。粮秣委员、妇女委员。】天津讲话，还是由缺点错误。”（1980年3月19日）
但是，他仍坚持认为高饶的问题不能翻。人民都说这个问题“很复杂”。笔者认为，最“复杂”的恐怕一是高饶对毛泽东的看法。邓小平是不是“投鼠忌器”，怕“泼脏水的同时，把孩子也泼了出去”呢？二是由于邓小平和陈云这两位当年揭发这一事件的人都不愿“翻”，而他们是那么的权威，中国人有恰恰最信奉权威的话。
或许正是基于这一思想，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高饶反党联盟”或“高岗反党集团”等字样都从文字上消失了，只保留了高、饶两个人。对当年被打入“高岗集团”的五个人，中央都给予“实际解决”，而未予公开平反。这也许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总结历史，宜粗不宜细”的体现吧。不过，只要中共中央对高饶问题没有实事求是的说法，那么，这个问题还将会以讹传讹，谬误流传，遗患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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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的悲哀？梁思成对北京的预言全部兑现！
2016-08-06 16:00

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左）生前对北京的预言全部兑现了。（网络图片）
台湾作家龙应台曾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访问北京后颇为惆怅：“新建筑给我的整体印象是毫无个性、特色和美感，把古城温馨、传统的氛围破坏了，使老北京荡然无存。这些古迹属于整个中华民族，也属于我。我有一种被剥夺的感觉。好像趁我不在的时候，有人把它毁掉了。”而毁掉这一切的正是憎恶中国文化的中共。
在国共内战后期，驻守北平的国民党将领傅作义在身为中共间谍的女儿的渗透下，也在出于保护北平文物古蹟的考虑下，放弃了抵抗，向中共“投诚”。古老的北京城被保护了下来。
然而，没有遭到枪弹破坏的北京老城却在和平时期彻底消失了。当年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曾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对著名建筑学家、北京市副市长梁思成说：“毛主席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梁思成大吃一惊，他表示，北京是古代文化建筑集中的城市，不应该发展工业。最好像华盛顿那样，成为政治文化中心。
1950年2月，梁思成建议完整保留老北京城。新的政府行政区，放在北京西郊月坛和公主坟之间建设。这样的规划布局，使古与今交相辉映，并为城市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但是新方案立刻被否定，毛泽东最后拍板说：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为了拆除古建筑而哭泣的梁思成遂遭到了批判。
而同样反对拆除老北京建筑的梁思成的夫人林徽因则直接闯到彭真的办公室，跟其争辩起来。不懂建筑也不懂美学的彭真只好抬出毛泽东：这是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说城墙是封建象征，是皇帝挡农民的。今天党与人民心连心，不需要墙。林徽音只好退一步说，可以把它改建成环城公园，在城墙上栽花、种葡萄籐，再放上长椅，在各处修登城墙梯道，在交通要道开口通车，这样，北京市民皆可在此休息娱乐，又可淡化“封建象征”。但林徽因的建议也没有被采纳。
此后，为保存牌楼，痴心不改的梁思成再次给周恩来写信，并以帝王庙前景德街牌楼为例，详细描述了每逢夕阳西下，西山的峰峦透过牌楼和阜成门城楼所融汇而成的绝妙好景。然而，对于他的回答依旧是“拆”。梁思成的一系列保护古迹的努力也为其在文革时期受到迫害埋下了伏笔。
在微弱的反对声中，大规模拆除北京老城墙和老建筑的运动开始了。北京原本有三重城墙：中央是宫城(紫禁城)，第二层是皇城，第三层是京城——分为内城、外城(即南城)。里应外合的三道城墙，如今只剩下了孤零零的紫禁城。最外层的京城就是在1949年后消失的。
1953年，左安门被毁；1954年，庆寿寺双塔被毁；1956年，中华门被毁；1957年，永定门、广渠门、广安门、朝阳门被毁；1958年，右安门被毁；1965年至1969年，东直门、宣武门、崇文门、安定门、阜成门、西直门、元城墙被毁。东单和西单的牌楼也消失了踪迹。迄今惟有正阳门、德胜门、钟楼得以部份保存。北京老城变得面目皆非后，梁思成夫妇的泪流得更多了。
老城墙和牌楼被毁后，一幢幢新楼在北京老城内拔地而起。梁思成再次提出新建高楼，必须加盖中国式“大屋顶”，他希望通过实现“中国建筑的轮廓”，来保全老城的面貌。可是，1955年的一场“大讨伐”让梁思成病倒了，而与之相伴36年的知音林徽因也在这一年抑郁而终。
梁思成曾在1957年写了篇文章，他说拆了北京的城墙，拆了北京的城楼，就像挖他的肉，削他的皮，他说对古建筑物这样的一种粗暴无情，让他无比的痛苦。但是此时的梁思成已无能为力，他所能做的，只有在每一个牌楼被拆时，赶到现场，看它最后一眼。
可惜，拆除老城墙和牌楼并没有让中共彻底止步。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北京加剧了对老城区的改造。最为明显的是胡同的消失。据文献记载，北京的胡同在清代发展到1800多条，民国时有1900多条。建政初期初统计有2550多条。1998年1月，地图出版社曾调查出，北京城里胡同还有990条。而到了世纪之交，平均每两天就差不多有一条胡同在城市改造的过程中消失。
曾有一位外国人也毫不客气地发表过一番“酷评”：“由于外国的侵略，如今圆明园一片废墟。但是古老的北京城连同它的城墙、宫殿、寺庙、公园这些文明的象征横遭破坏，则要由中国人自己负责了。现在的北京，与其说是一座城市，毋宁说是街道、建筑物和空地的堆砌……沿马路走上几个小时，竟然看不到一座前两个世纪留下的古建筑物，更不用说具有引人注目的建筑风格了。”
1972年，文革中受到批判的梁思成于贫病之中撒手人寰。他在生命弥留之际，总在重复这样的话：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长大了，我们不应该走别人走错的路，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人口等等，会有很大的问题。
梁思成的预言在今天的北京彰显无遗，北京的“堵”已成为了不治之症。而曾经将老北京城彻底破坏的中共政府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罪孽，开始打算重修某些老建筑，如地安门；但致力于保护北京文化遗产的人士却表示：阻止新的毁坏比起重建项目来得更为重要。但它们能明白这个道理吗？

马寅初拒绝周恩来要求：战死为止绝不屈服
【阿波罗新闻网 2016-08-06 讯】
1958年5月9日，《光明日报》刊登了马寅初《再谈我的平衡论中的“团团转”理论》一文，文中马寅初进行了申辩。此后，《光明日报》刊登了一批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周恩来为了保护马寅初，请求他向毛泽东作检讨，但被拒绝。本文摘自2013年12月5日金汕博客的博客，原题为《马寅初顶了毛泽东谢绝周恩来告诫胡耀邦》。

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学家、教育家、人口学家马寅初（图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当今民国热不是没有缘由。多少年来民国被妖魔化了，自小的教科书就把民国描绘的一无是处甚至十恶不赦。如今允许研究民国，哪怕允许在限定的范围内研究已经是个进步。
最近看了几个从民国走向“新中国”的人物，都倍感唏嘘。无论为保住北京城墙痛苦上书的梁思成，还是坚守学术观点在凄惨中去世的陈寅恪，乃至主张控制人口的马寅初，其经历都是一首首凄婉的史诗。他们当时都败了，而且败得很惨，甚至受尽批评凌辱。他们有的表面服了，有的沉默了，有的致死不服……但历史最终做了最公正的评判。
我读了有关马寅初的一些资料，尤其杨勤民先生的回忆，更对这位铮铮铁骨的知识分子肃然起敬。
马寅初的经历很独特，这位1906年就赴美国留学，先后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大知识分子做了几个政权的高官。他近百年前从在北洋政府财政部当职员到1919年任北大第一任教务长，再到1928年任南京政府立法委员和出任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到49年后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并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等职，可以说一生兼具官员与学者两种身份。
他活了101岁，因此在改革开放年代又做了北大名誉校长和重新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这也许是不少知识分子所期盼的，试问今天那位学者不愿做大学校长，不愿做人大常委？但回顾马寅初的一生，他并不是安于做官的人，也是不怕丢官的人。
49年后，这位高级民主人士也受到了火力极为猛烈的批判，被免职，被侮辱，但他没有屈服，始终坚持真理。终于在晚年看到了他维护真理的胜利。

马寅初作为经济学家，感到中国人口增长过快会影响国家的发展。他在著名的《新人口论》中提出中国人口很可能已超过1953年人口普查得出的年增殖率为20‰的结果。“三十年后同实际的人口数字一比，就会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了”。他认为，因为中国人口多，消费大，所以积累少，只有把人口控制起来，使消费比例降低，才能多积累资金；中国人均不到3亩耕地，大面积垦荒短期内又做不到，“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他尖锐地指出，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不然的话，日后的问题益形棘手，愈难解决。政府对人口若再不设法控制，难免农民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与不满。他提出了定期举行人口普查和控制人口生育的建议和措施。
1957年春，在中南海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当着毛泽东的面，马老再次提出人口问题：“人口太多，是我们的致命伤。这绝不是我马寅初的哗众取宠，危言耸听……如果不控制人口，不实行计划生育，后果不堪设想！”刘少奇、周恩来表示赞同，毛泽东也笑着说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可以进行研究和试验嘛！言人之未言，试人之未试嘛！”
但几个月后反右开始，为了震慑知识分子讲话自由，马寅初的控制人口论遭到批判，理论界头号打手康生亲自披挂上阵，用化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指责马寅初借人口问题搞政治阴谋。恰好这一年6月1日《红旗》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毛泽东的著名文章《介绍一个合作社》，提出后来脍炙人口的语录“人多是好事不是坏事，除了党的领导之外，6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马寅初主张控制人口就被污为与毛泽东的主张唱对台戏。
本来控制人口是一个学术问题，但在那个年代都要把学术政治化，共有200多位学者对他进行围剿，帽子越扣越大，先是说他宣传马尔萨斯主义，进而是反对“人多好办事”的唯物史观，最后落到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马寅初当然不服气，毛泽东听到说：“马寅初先生不服输，不投降，可以继续写文章，向我们作战嘛！他是个很好的反面教员嘛！”毛泽东亲自批判换在别人早已噤若寒蝉，但马老铁骨铮铮，他说：“为了国家和真理，我不怕孤立，不怕批斗，不怕冷水浇，不怕油锅炸，不怕撤职坐牢，更不怕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要坚持我的人口理论。”
负责统战工作的周恩来很想让马老过关，他也知道毛泽东的性格，连他自己仅仅因为尊重经济规律反冒进而被毛泽东批评为“小脚女人”，导致毛泽东想让柯庆施取而代之，周恩来一再检讨才勉强过关。作为高级民主人士，也只有服软先渡过难关再说，一旦成了右派很难翻身，周恩来推心置腹地劝马老：“马老啊！你比我长19岁，你的道德学问，我是一向尊为师长的。1938年你我在重庆相识，成了忘年之交，整整有20年了啊！人生能有几个20年呢？这次你就答应我一个请求，对你的《新人口论》写出一份深刻的检讨，检讨好了，你好我好大家好，也算是过了社会主义这一关，如何？”
马老知道总理的用心，但他觉得自己的观点没有错，于是对总理讲：“吾爱吾友，吾更爱真理。为了国家和真理，应该检讨的不是我马寅初！”他觉得驳总理的面子是出于无奈，他仍然深情地回忆：“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1949年从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真心实意的劝告，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我希望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视同抗命，则幸甚。”
最后他严正声明：“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毛泽东知道马寅初不服，指示秘书：“反右斗争已取得全面胜利，马寅初仍然向我们下战表，可说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马寅初不愿自己下马，我们只好采取组织措施，请他下马。”马寅初坚持真理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被打成右派，被免去一切职务。
这次把学术问题引到敌我矛盾的做法导致“错批一人，多生三亿”的，而且造成严重的后果。如果当时按马寅初的设想去做，不会有人口的高度膨胀，不会让贫穷持续这么久，不会给国家带来极大的包袱。那时一个家庭有三四个孩子比比皆是，农村更多，如果那时候控制为一家生二胎，情况会好得多，直到现在也不会年龄比例失调，过早地进入老龄社会。
其实毛泽东到晚年已经认识到人口膨胀的压力，70年代初就大规模提倡计划生育，但马寅初的冤案不可能得到平反。
1979年夏，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组织部长的胡耀邦亲自为马寅初平反：“当年毛主席要肯听马老一句话，中国今天的人口何至于突破10亿大关啊！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我们再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共产党应该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讲到这里胡耀邦已经热泪盈眶，坐在轮椅上的马老已经98岁高龄，下肢瘫痪，耳朵也有点背，他没有感激涕零，只是再现他刚直不阿的性格：“二十年前中国的人口并不多，现在太多了，你们不要再误事了。”
一介书生的马寅初顶了毛泽东，谢绝周恩来，告诫胡耀邦，历史证明，马寅初是对的。

不忍卒读！中国式奥斯维辛屠杀
——夹边沟最后的羔羊
站在我眼前的是一位九十高龄的长者，雪白却浓密的头发，沧桑却红润的脸颊，慈祥而善良的眼神。。“这位就是李老师，他就是去过夹边沟的。”我想走上前，拥抱住这位第一次见面的老人。我的泪水禁不住涌出来，苦涩而酸楚。我知道，我拥抱的不只是一个九旬老人，一个夹边沟幸存者。我感觉到，我拥抱的是三千多名夹边沟右派不甘的死魂，至今难以安宁的死魂……

【阿波罗新闻网 2016-12-23 讯】
作者：依娃
夹边沟成为右派死亡集中营（网络图片）
受访人：李景沆，男，90岁，甘肃省天水市师范学院教授。一九五七年在天水市第一中学被打成右派，发配夹边沟劳教。是一名虔城的基督徒，著作有《蒙恩历程》。
时间：2012年8月25日、31日。录音长度：121分钟
采访地点：甘肃省天水市师范学院李景沆家。
大饥荒饿亡者：
杨阳谷，男，30多岁，甘肃省天水师范老师，右派分子，饿亡于夹边沟。
杨阳谷的父亲，年纪不详，甘肃省天水市人，饿死于劳改队。
杨阳谷的母亲，年纪不详在丈夫被劳改、儿子被送到夹边沟后，自杀而亡。
李绿竹，女，11岁，甘肃省天水市场人，父亲去夹边沟，无钱治病，病亡。
邓立之，男，年纪不详，甘肃省临泽人，夹边沟右派，饿亡后被食。
傅作恭，男，50多岁，留美水利专家，夹边沟右派，饿亡。
任继文，男，甘肃省天水市一中校长，夹边沟右派，饿亡。
项文林，男，20多岁，甘肃省地质队工作，加边沟右派，因饥饿难忍，跳井自杀。
李崇厚，男，年纪不详，甘肃省徽县文化馆工作，加边沟右派，饿亡
根据天水地区档案馆有关资料记载：自1958年5月8日起，天水地区遣送夹边沟劳改的“右派分子”共计238人，生还了22人，按当时甘肃十个地、州、市算，甘肃全省葬身“夹边沟”的人数至少在三千人左右。
人吃人案件：甘肃省酒泉夹边沟农场，有一个从临泽县送来的右派医生大夫邓立之，原籍山东，大个子，脸红红的，胖胖的，人很老实。由于长期饥饿，刚刚死。尸抛沙丘时，被三个劳教的人刨开沙子，割掉邓大腿上的肉。晚上三人合伙割邓立之的肉吃，剩余的拿来藏在一个右派睡的被窝里。第二天，他们同住的人，都发现他的被窝里有很多粘稠的血迹。吃人者被农场领导批斗打骂。
前记：我早早起来，在一家花店买了一束献花，有百合、天堂鸟、康奈馨。在朋友庞女士的陪同下，来到天水师范学院。我们进了一座灰色的旧楼，登上三楼，然后敲门。门开了，站在我眼前的是一位九十高龄的长者，雪白却浓密的头发，沧桑却红润的脸颊，慈祥而善良的眼神。。“这位就是李老师，他就是去过夹边沟的。”我想走上前，拥抱住这位第一次见面的老人。我的泪水禁不住涌出来，苦涩而酸楚。我知道，我拥抱的不只是一个九旬老人，一个夹边沟幸存者。我感觉到，我拥抱的是三千多名夹边沟右派不甘的死魂，至今难以安宁的死魂……
李景沆（网络图片）
依：李老师，我到天水来，就想拜访一下您。
李：那太好了，你能来，我很高兴。我给你简单说一下，咱们的右派有一个惨案，在甘肃酒泉的夹边沟那个地方。知识分子，全部都是知识分子呀，大学教授、小学教师、画家、报社编辑等等的，去了三千五百人，幸存者只有三百人。幸存者连百分之十都没有。这个事情太多了，一下子没办法给你说清楚，从我的书《蒙恩历程》里你就能看到。
我希望你能带多少本就带多少本，拿出去给国外的中国人看看。你能带多少是多少，能带十本，更多更好，但是你带不动，能带多少算多少。
依：您今年九十岁，是吧？
李：九十岁。
依：我听胡杰说过你，介绍过你的书，但一直没有看到。
李：香港有卖的，但是它没有这些夹边沟的照片。照片很宝贵，这些照片，都是一些好朋友去夹边沟采访照回来，让我采用的。我还有别人去夹边沟拍下的死人骷髅的照片，我给你慢慢的找。这本书已经是第四版了，比以前厚了。我先后修订了几次。
关于夹边沟的书已经有好几本了，有些是以小说的形式写的。有些是直接写的，这一本的作者是我的学生，叫邢同义，这个书就是《恍如隔世》，里面的一篇文章就写的是我。
这本书这么厚，我的几乎占了一百多页，都是写我的。其实，他写我的时候，是摘录我的书，他也需要我的资料。法国买了他的版权，买了版权。这本书现在全国发行了有一万多册，还继续有人看，网上也有我的资料。
依：他是采访你的吗？
李：先是用口述制作成磁带，录了八盘磁带，他回去根据八盘磁带整理，整理时不清楚、不懂的地方再来问我。现在有一个电影，已经在国外得了奖了。
依：叫什么电影？
李：叫《夹边沟》。
依：中国人拍的，王兵导演的，我看过两三次。
李：不真实。
依：不真实？我还觉得拍得好。你说为啥不真实？因为你是亲历人。
李：他不真实，他拍的这个地窝子，还有灯，还有水壶、还有桌子。真实是那个地形地貌真实，内容实际上比电影残酷得多，最不真实的是哪里来的桌子？哪里有什么热水瓶？里面全是土台子，全是土台子，再什么都没有。
依：只有你能看到这个不真实。
李：比电影残酷得多，表现不出来。比电影还惨，他导演没有那个亲身经历，我是亲身经历的。电影我看了，网上就有，下载了看的。
你看，在我的书里面的附录三，就把夹边沟的死人情况我自己才搞清楚了。我怎么搞清楚的？有一个朋友，想采访明水河，往夹边沟一共送去知识分子三千五百人，两年以后，就是一九五九年的深冬，滴水成冰的时候，他们把余下的（注：在夹边沟饿死一千多名后剩下的）两千右派分子，送到高台县的明水河，高台属于张揶地区管，张揶地区的高台县的明水河。这个地方是一片荒野、沙漠，在滴水成冰的时候，他们宣布：“大搞春播大战，向党献礼。”把两千人就送过去了，去搞春播大战。没有行李、没有冬衣，这怎么解释？
我以后才发现，在采访过程中才清楚，以前都不清楚，想来想去才清楚呀。第一条春播大战的时候，一批一批的送，只送人，不带行李，车只装人，不装行李。在夹边沟来说，我是一个政府最相信的人，我是个画地为牢的人，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场部，押送行李。人都先走完了，我押着行李，带上木工组的工具，和干部一起离开了夹边沟。我去了以后，他们就问我：“天爷！老李，你为什么把行李送来的这样迟？我们当‘团长’已经半个多月了，快冻死完了。”什么叫“团长”？你想想，零下二十多度下的人，那些人晚上缩成一团，像个人肉团子一样二十多天，怎么不是“团长”？
现在我才清楚。所谓春播大战，第一，不给种子。第二，不给工具。第三，旷野里没有耕地面积。第四：没有住处。旷野没有人能住的地方。第五，没有水源。怎么叫春播大战？送去两千多知识分子，做总结这就叫集体屠杀，一下子饿死。集体屠杀，这是世界上人类历史上找不见的。这必须让外面的人知道，这一点，我给你说，就把历史揭穿了。
夹边沟饿死的天水右派有不少。我的小学同学杨阳谷，他的母亲是天水的大地主家的女儿，他父亲解放时把自己的全部财产都捐献出去了。他本人毕业于北京师大，后来回到天水师范大学教书。他的大哥杨兑生和当时的邮政局局长的女儿结婚，是天水的一段佳话。他大哥后来参加了共产党，被国民党暗杀，算是为共产党牺牲了。他的父亲死在劳改队，母亲自杀。杨谷生被打成右派后，送到加边沟，就死在夹边沟。可谓家破人亡。你看，这一家人惨不惨？
我为什么能生还？我为什么能生还？从两个观点说，第一个事实，在我几乎完全要灭绝的时候，两千人，还死的不到三百人的时候，眼看全要结束了（死完了），不是把死人的口都封住了吗？历史上就没有人知道了吗？人就是死完也没有人知道，那里根本就没有人去。但是上帝有眼，中央有一个钱正英部长，（李先生拿来珍藏的钱正英部长的照片）这是钱正英部长，就是这个人，是个女的，这个人了不起。因此我留下她的像片做个纪念，做为我救命的人，我留下来。如果夹边沟没有这个人，夹边沟的历史就没有人知道了。
她叫钱正英，我们都叫她钱英。她在我们快全部灭绝的时候，她来到西北考察，司机把方向给搞错了，把车给开到明水河了，当时路也不好，也找不到方向。
依：那是老天爷叫她来的。
李：对，车开进去，钱英看见有炊烟，旷野怎么会有炊烟？怎么有人家？她看见野滩上有死人的尸体，风吹日晒的，暴尸戈壁。她就让司机继续往前走，就想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死人？都是些什么人？她就开到农场，找我们的场长，场长大喊了一声：“绑！”就把钱英给绑起来，他认识人。车上有三个人，还有一个秘书和司机，那个秘书就说：“站住！这是我们的钱部长。”那个场长就吓坏了。钱英看到右派的个个面黄肌瘦，连吃饭、大小便都不能下炕，都在炕上解决，奄奄一息。大吃一惊，就赶紧给中央打电话，中央给甘肃省委打电话，抢救人命。我就是被抢救回来的。
依：这是哪一年了？
李：这是六零年的年底，再有一个月就六一年了，六零年的下半年了，只有十几天就元旦了。
依：你那时候也就是三十七岁？
李：三十七岁，这才有了我的今天，我才能写出来这本《蒙恩历程》，如果没有钱英，明水河的人就死完了，现在就变成灰了，连骨头都不见了。历史上共产党就成功了，杀人灭口就成功了，人类的历史就埋葬完了。
依：我今天也不会坐在你面前了。
李：正是因为上帝有眼，有钱英揭开了这个盖子，这个人太要紧了，这个人太要紧了。
依：你这一句话很好：“上帝有眼”，人间再丑恶，世界再邪恶，上帝都会睁开眼睛。
李：我写这本书不容易，本来我是一名数学教师，文学水平不是那么好，我想告诉人的有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必须把上帝的恩典写出来。第二个观点，必须把历史事实和亲身经历写出来，这就尽了一个人的责任了。因此，我就开始写作了，其实，我是一个不会搞文学的人，但是在上帝的引领之下，我就把这个书写出来了。现在这个书已经赠送、发行了七千册了，现在准备第五次印刷，香港给的书号，在兰州印刷的。
依：你去夹边沟有多长时间？
李：两年零六个月，不到三年。我又重访了两次，到夹边沟去的时候。我找不到地方了，地形地貌都变化了，最后写《恍若隔世》的这个作者邢同义，他说：“李老师，我能找到这个地方。”因为他是当地的第一把手，政治上的，酒泉市的第一书记。正因为他是书记，他才把事情搞清楚了。
依：他还是很有正义感的，弄不好官当不成了。
李：对，我就问他：“你为什么写这个？”他说：“李老师，我要做个人，我要尽我的责任，这么大、这么悲惨的事情，我不写谁写呀？政府法办我，我都无所谓，我就不当这个官了。”他就把这个书写出来了。
他的书写完以后，甘肃省不许他出版。但是他想尽办法，还是出版了，在兰州出版了。
依：你是因为什么原因去夹边沟的？
李：你问的很好，你为什么去夹边沟？我来回答。我本来不是右派，从来没有任何右派言论，再说我的成分好，也不是地主，是贫下中农，根子好着呢。第三，我没有政治问题，连三青团都没有参加过，这是不得了的事情。旧社会都要参加，我没有参加。这三方面就把我救下来了，这是上帝带领我逃过的，但是还是给我戴了个帽子，无中生有的帽子。
“李景沆，不发言比不发言还恶毒。”说我对党怀恨在心，我不发言不表态也是右派。
依：因为他有百分比，张三李四总得有人去。
李：本来中央的政策是百分之五，但是天水市第一中学的右派，职工是四十二人，右派分子是二十二个，百分之五十都超过了。超额多少倍完成任务，以显示对党的忠诚。揪出来的右派越多越忠诚，越红。害人越厉害，越忠诚。
最后学校宣布右派的时候说：“我们学校有二十二个右派，最轻的宣布你们四个人，你们可以接受劳教，也可以不接受劳教，自谋生活。你们想想，今天下午决定。”当场有两个人表决：“我离开学校。”当场就离开学校了。还有两个人，我是其中一个，去？还是不去？
依：把你打成右派，就是因为你保持沉默，不表态？
李：你不说话就是对党不满，不说话就更恶毒，就是右派。
依：当时有没有一个书面的东西宣布你的右派问题？
李：没有，人家说你是右派你就是右派。我为什么要去呢？他们说去酒泉劳教，两年以后回来，其实是无期徒刑，是骗人，知识分子就受骗了。这是个信仰问题，我为什么去？我向主祷告：如果这一个月我生了病，我就不去。没有病，我就去。因为我是独生子，家里八口子人，全靠我一个人支撑，我不管就全家饿死。这是个信仰的问题，我就去了。
我就在上帝的启示之下，上帝叫我去！上帝叫我受苦！上帝叫我写这本书！证明了上帝的存在！这本书的价值就在这个地方，我在夹边沟受苦证明了上帝的存在。为什么？一切都太奇妙了，太奇妙了。没有亲身经历的人，认为我是胡说八道，举个例子，邢同义写了那本书以后，从兰州专门跑到我家里来问：“李老师，你是一个不会说谎话的人，你为了你的信仰，几乎要牺牲了你的生命而不顾。但是你写的‘神迹’我不懂。你是不编谎的人，写的‘神迹’我不懂。”
依：什么叫“神迹”？
李：给人显现出来上帝的荣光，就是神迹。一种神奇的光亮照亮你，让你感觉到上帝的爱和赐予的力量。只有宗教信仰虔城的人才能感知这种力量的存在。邢同义从兰州专门来问我：“什么叫‘神迹’？我不懂，我整夜不得平安呀，我写你呢，我信不了，这是个矛盾。”我对他说，在夹边沟绝望中，曾经有一轮大光照亮我，让我忍耐忍耐，一切苦难都会过去。我说，这个事情只有相信上帝的人才能完全理解，不信上帝的人认为我是神经病，你就没有办法理解。等你接受了上帝的恩典，就能把我的书全部看懂了。当然你不懂了。他说：“好，好。”
邢同义今年已经有六十岁了，他不顾权力、不顾地位、不顾金钱，几乎是不顾一切，写成《恍若隔世》，在今天这个物质第一的现实中，是很宝贵的。
依：你去当右派了，妻子孩子怎么办？
李：这外人看起来就得全家死亡，八口人，我妻子一个月的工资仅仅能维持两个人的生活，一个月二十七元钱。我当时家里是父亲、母亲两个人，我们两个人，大人就是四口，四个孩子，就是八口人。我走之后，因为没有钱治病就夭亡了一个孩子，就剩下七口人了。
依：你的大孩子多大？是怎么夭亡的？
李：十一岁，是个女孩子，叫个李绿竹。我去夹边沟一年多就夭亡了，因为没有钱治病。我是五八年走的，女儿那是五九年病死的。
依：多好的名字。
李：我书中写了一个事实，我访问了一个夹边沟的医生，他不是右派，他直接给我说出来，这个材料宝贵的很。他说夹边沟到清水河整两千人，活回来、跑掉的、连杂务人员才是一百八十名。这是里面的工作人员的材料。他说：“李老师，夹边沟最后的人，不是埋掉了，是狼吃掉了。”他说埋来不及，那么多的死人怎么埋呀？
依：这个医生叫什么名字？
李：叫李忠武，李忠武，忠心的忠，武器的武，是酒泉市社区医疗站的医生，他亲口给我讲的。我见他的时候，很怪，我怎么认识他呢？政府介绍我去找他，因为接待我的时候，邢同义是酒泉地区的副书记，我是他的老师，因此是人大接待我的，官方接待我的。人家开车去找他，我去鞠了个躬，对他说：“李医生，我是李景沆，是个右派。”他理都不理我，照样开他的药方子。我再一次说：“我是老右派李景沆。”他一听我的名字笔马上放下，把我浑身上下看了好几分钟，他问我：“你是天主教徒，还是基督教徒？”我说：“是基督教徒。”他说：“我为你受了许多的苦。”我就不解，为什么？他说：“你到夹边沟进场的时候，听说你是个很有名的数学教师，我就建议场方对你优待。场方认为我同情右派，把我还给责备了，处罚了。”我就想，人在任何地方还是有同情心。
因此，他就把实话对我说了，他说：“哎呀！人死了不是埋了，是狼吃了，狼怎么吃人？狼吃了人眼睛是绿色的眼睛，狼吃人不吃骨头，只吃肉，只是吃肚膛，吃软的地方。选着吃哩，把肠子肚子拉得到处都是，惨不忍睹呀！”这是李忠武当面给我说的，这谁能知道？知道人叫狼吃掉了？政府陪同的官员当时都听着哩。
依：李忠武现在有多大了？
李：应该快八十岁了，是个老头子了。一共是三千五百人，在夹边沟死掉了一千五百人，剩下的两千人，送到了高台明水河，最后只剩下一百八十人。这个数字很清楚，我是里面的人嘛。我觉得过去的事情越提越有价值，告诉所有的人，不然下一代就不知道这些事情，像听天方夜谭。
依：在你的右派问题所谓纠正之后，给你怎么处理的？名誉上，经济上？
李：后来听说，要法办农场的场长，场长说他是听从劳改局的指示。劳改局又说是听从省上的指示。省上又听从谁的？划右派的时候都积极的很，等死了人了，一层一层的踢皮球。
回来了以后，给夹边沟活着回来的人，一个人五百元，死了的人给两千元就算解决了。
依：就是封口费，我把钱都给你了，就算完了，结束了。有没有任何书面的东西给你？
李：没有，没有，不解释，不说什么，把钱拿上走就行了。
依：你有没有签字？
李：拿上钱，签个字，走就行了，没有什么手续。那个时候，家庭也需要钱，没有对，没有错，没有人给个说法。中国有个传闻，说宋庆龄，她有钱，想给右派分子补发工资。但邓小平说，我们党有能力给他们还，但是一分钱都没有。因为右派是他一手打的，他没有错，只是扩大化了。所以是纠正，不是平反。
依：你拿到五百元？
李：五百元，当夹边沟的工资给的，不算错误的补偿，只是给你一些生活补贴。拿上走，不许多问。
依：你回到原单位吗？
李：我还是回到天水一中教书。我不想回来，人家非要我回来，因为好教师都死完了，没有教师了。我们学校的六个高级教师，就回来我一个人。二十二个右派，劳教的六个人，就我一个人回来呀。
是我的妻子赵立珍省吃俭用，缝缝补补，用在天水人民医院一个月三十多元的工资照顾一家老少的粮、油、衣食，一家人才得以熬到我回来。我回到家，老父亲天天坐在我的炕前，和我聊家长，他说：“二呀，你回来前，我听人说夹边沟死的人多，你也死了。我已经准备下去兰州的路费，一旦证实你真的死了，我就去一头撞死在省政府门口……”老父亲的话让我热泪长流。
我是自愿去劳教的，本来说是愿意的就去，不愿意就自己谋出路。但是兰州的右派都不愿意去，就成了硬性的政策，共产党的政策随时改，高兴怎么改就怎么改。夹边沟是全甘肃省的右派，最坏的。是全甘肃省的高级知识分子，我书里写了一个解放北京的起义军，傅作义，他的弟弟也打成右派了。
依：你见到他了吗？
李：我见过傅作义的弟弟，傅作恭。他的儿子后来来访问过我，他的儿子叫傅锦国，来找我，问我：“叔叔，你见过我的爸爸吗？”我说：“我见过。”因为我是个木匠，能比较自由的走动，去修理农具。我看见河沿下站立着一个人，动都不动，手里拄着工具站立着不动。别人干活，他不动，他不怕人批斗他，他不管，人已经饿得啥都顾不上管了。我就打问：“这个人是谁呀？”人家说：“这个人是傅作义的弟弟傅作恭，快不行了。”那时候也就是五十多岁的样子。美国水利专业的留学生，他哥哥写信让他回来，建设祖国，建设大西北。他跑回来做贡献，最后被打成了右派。他的儿子亲口对我说：“爸爸走了以后，我们一家没有办法生活，就卖手表卖些值钱的东西，卖完了，再没有办法了，就写了一封信给傅作义。傅作义又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我弟弟犯了错误了，但是他的妻子儿女还要生活。甘肃省一个月给他们一百八十元钱。”以后，他们就回到了山西，山西运城老家。但是到了文革的时候，又批判傅作义，批他同情右派。因为他地位比较高，能拿这么多钱，普通人十八元也拿不到。
依：那个傅作恭有没有和你说话？
李：没有，我看见他的时候，他已经不能动了，就扶着工具站立着，和谁都不说话，没有力气说话。那是冬天，农民都休息了，还叫右派要劳动，让人把冰块用钢钎撬开，抬到田里面，冰一尺半尺厚呀，抬到田里面，说到春天就能播种了。这是故意找苦工作，折磨人。夏天太阳晒都让人受不了，比如中午不让你回来，在地里睡下，我有一顶草帽，站起来可以遮头，但是躺下来，遮了头遮不了身体，戈壁滩的太阳呀，能把你烤成人肉干。不叫你中午回来，一天劳动十一个小时，中午还要晒太阳。不得了呀！
依：这个叫慢性屠杀，叫你慢慢死，不给你吃，不给你喝，还让你劳动，羞辱你，把人不当人。
李：听说有人去世的时候，就到死的时候就骂共产党。我们一中的校长任继文就开口骂，反正已经快死了，还怕什么？最后都饿死了，一中去了六个人，五个都死了，回来我一个人。
依：所以，你在替他们讲话。
李：我写这本书就是为了安慰他们的亡魂，安慰他们的妻子儿女，不写不成呀。我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不会说假话，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我说话，就等于向上帝说话，我要把我的心完全交出来给上帝。
我的这本书的目的，第一，证明有上帝的存在。第二，历史的事实必须留下来，我是一个幸存者，直接写出来，这些历史，除了我知道，没有第二个人知道。我希望你把我的书带出去，让外国的华人都看到，这是我的心愿。更希望翻译成外语，让更多的人看到，让世界上的人都看到。
依：李老师，上帝让我们认识和见面，我会把你的书带出去，介绍给关注夹边沟右派的人们。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江一　来源：《寻找大饥荒幸存者》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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