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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新中国 1

总目录
辛 灏 年 著
谁是新中国
中国现代史辨
版权声明
献 辞
本书题解
内容简介
作者声明
作者简介
周虽旧邦,其命惟新 —— 中文版自序
美国友人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教授序
祖国大陆友人历史学家谢幼田教授序
祖国大陆文友作家郑义先生序
导 论 革命与复辟
引 言
第一章 革命与复辟
一 革命与民主革命
二 复辟与专制复辟
三 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的反复较量
四 民主革命的历史范畴
第二章 革命名义下的复辟
一 传统农民革命是“建立新王朝、复辟旧制度”的造反
二 世界共产革命是在革命名义之下重建专制制度的复辟
——论马克思主义是鼓吹专制复辟的哲学
导论注释
上 卷 辛亥革命、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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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目录
第一章 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发端
一 清王朝的改革开放运动
二 革命派的胜利、改良派的失败和清王朝的覆亡
三 辛亥革命作为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发端的历史意义
兼论 近现代专制改良无不以“预防革命为始、诱发革命为终”
第二章 中国民主革命迎来了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
一 中国人民战胜专制复辟的特别艰难性与复杂性
二 中国人民坚决反击袁世凯、张勋公然复辟以“护国” 
三 中国人民坚持反对北洋军阀假共和真复辟以“护法” 
四 中国人民反复辟的思想文化革命 —— 新文化运动
五 中国国民党坚持护国、护法、反复辟的艰辛历程
兼论 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革命诱发没有因果关系
第三章 中国民主革命被诱逼为共产革命的巨大危险
一 中国共产革命的外在诱因
—— 恶邻沙俄与阴谋推行“东方路线”的苏俄
二 中国共产革命的内在诱因
三 孙中山“联俄容共”做法的由来和性质,原则和失误
—— 兼述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共产革命的批判及否定
四 国民党亲俄派(左派) 的幼稚病、权力病及其巨大危害
兼论 何谓“国共合作”?何为“新”三民主义?
第四章 蒋介石保卫民主革命、推进祖国统一的历史功勋
一 建成革命军事力量以“底定广东”、准备北伐
二 利用中山舰事件以反击苏俄僭权、中共篡权
三 提出整理党务案、通过刻期北伐案以坚持民主革命方向
四 决心清党和重建南京政权以将北伐进行到底
—— 兼析政治谎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五 领导北伐成功、赢得护国护法胜利 —— 统一新中国
兼论 蒋介石背叛了谁家的革命?
第五章 革命与复辟的继续较量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发展
一 荡平新旧军阀叛乱是“护法”运动的继续
二 围剿中共武装叛国为继续“护国”所必须
三 国民党“一党训政”是走向宪政的应有历程
四 中华民国于外患内忧下的民主建国成就 (1927—1937)
兼论 孙后领导和推进中国民主革命的新权威 —— 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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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目录
第六章 中华民国的伟大卫国战争
一 恶邻日本对中国和中国民主革命的长期侵略和破坏
二 国民党蒋介石领导抗日的艰难使命
三 蒋介石决以“和战并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四 蒋介石决以“攘外必先安内”的被迫性与正确性
五 蒋介石“持久战”思想的行成、决策与贯彻
六 国民党坚持英勇抗战是血写的史实而非墨写的谎言
—— 兼述除中共以外原各派军事力量的共同浴血抗战
七 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和艰苦抗战时期的民主建国成就
兼论 民族英雄 —— 蒋介石与阴谋武装政变 —— 西安事变
第七章 中国民主进程的巨大逆转
一 民主进取和专制反扑的一场残酷较量
二 国民党政权在内战中失败的原因
三 国民政府、国民党和蒋介石的重大历史错失
四 国民党腐败的由来、性质和国民党非因腐败而失败
兼论 20─40年代中国民主派知识分子的弱点,错失和教训
第八章 中国的民主过渡首先在台湾走向成功
一 中华民国台北政权 —— 坚守了中华民国的国统与法统
二 威权总统恢复训政 —— 保卫了台湾政治稳定与和平发展
三 民生主义追求实现 —— 推进了台湾全面民主化进程
兼论 “护国、护法”的历史重任
结 论 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 —— 兼述国民党的哀与荣
上卷总注释
下 卷 共产革命、农民造反与中国共产党
第一章 中共“参加”、破坏和背叛中国民主革命
一 苏俄指使中共“参加”国民党和国民革命
二 苏俄指使中共分裂国民党的三大阴谋战略
三 苏俄指使中共窃夺国民党领导权的四大阴谋举措
四 苏俄指使中共反对、利用、破坏北伐,背叛国民革命
兼问 谁是反动派?
第二章 中共叛乱叛国并蜕变为一个农民造反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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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目录
一 苏俄命令中共从武装叛乱走向武装叛国
—— 兼述中东路事件和苏联对我国的大规模武装侵略
二 中共认宗苏俄、分裂祖国和制造“两个中国” 
—— 兼述中共武装保卫苏联的决策和中共苏维埃国的性质
三 中共蜕变为一个农民造反党
四 中共农民造反与中国传统农民造反的共同特征及主要区别
兼问 是谁“里通外国”?
第三章 中共假言抗日以图存、借口抗日以扩张(上)
一 中共北上抗日是假,失败逃亡是真
二 中共乘国难以图存的口号与阴谋 ——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三 中共乘国难以扩张的口号与阴谋 ——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四 毛泽东对王明真统战抗日路线的抵制、批判和斗争
第四章 中共假言抗日以图存、借口抗日以扩张(下)
一 中共对外保证“拥蒋抗日”对内决策“日蒋火并” 
—— 兼述平型关战斗和百团大战真相
二 中共“独立自主原则”下的“三个坚持”阴谋
三 中共持续分裂和破坏抗战阵营的理论、谋略和行径
四 中共坚持扩张、内斗、种鸦片和通敌卖国的持久战
兼问 是谁“摘了桃子”?
第五章 中共在革命的名义下发动内战打江山
一 中共借抢夺受降权而发动内战
二 中共在苏军的阴谋配合下迅速抢占东北
三 中共蓄意阻挠与破坏战后中国民主宪政的进程
四 中共打赢内战的五个关键手段
兼问 “胜利者都是正确的”吗?
第六章 中共全方位复辟专制制度
一 中共专制复辟政权在形式上的复杂化和性质上的极权化
二 中共为复辟专制制度而施行教政合一、强化专制统治
三 中共为实行专制复辟而建立严密的权力结构
四 中共为强化专制统治而重建严酷的等级制度
五 中共为维护专制统治而厉行残酷的镇压手段
六 中共全方位专制统治下的用人制度即组织路线
七 中共全方位专制统治下的经济制度即权力经济
八 中共残酷的少数民族政策与未来国家分裂的危险及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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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目录
九 文革 —— 十七年专制复辟统治的大曝光 和
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岁月 —— 毛泽东时代
兼问 “左”祸还是“俄”祸?
第七章 中国大陆晚清政局的全面重现与极端发展
一 中共十年改革的动因与理论、步骤与内容、成效与困境
二 中共十年改革的范围、禁区、死区、后果及专制改良本质
三 当代中国大陆的双重思想解放运动与八九民主运动的爆发
—— 兼述八九民运发展和变化的四阶段
四 清政府改革、邓小平改良与伟大民主变革的前夜
兼论 专制改良、民主改良和革命与改良的应有关系
结 论 中国共产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总 结 中国民主进程的四阶段和革命与复辟的三大较量
下卷总注释
后 记
主要文献和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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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声明
Which is the New China
---- Distinguishing between Right and Wrong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Copyright © -- 1999 by Xin Haonian
Published by Blue Sky Publishing House
Printed in America.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used or reproduced in any forms, by
Photostat, microfilm, xerography, or any other means, or incorporated
into any information retrieval system,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owner.
All inquiries should be addressed to:
Blue Sky Publishing House
450 Lexington Avenue
P. O. Box 2468
New York, NY 10163
FIRST EDITION
Library of Congress Catalog Card Number 98-73312
ISBN 0-9666095-0-6
献辞
总目录
file:///D|/E%20Books/GCD%20Forbbiden/Books/new/copyright.html2005/9/27 下午 07:09:38
献给
献 给
半个世纪以来,用智慧与痛苦、鲜血和生命才凝就了本书
主题的 —— 中国大陆人民
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共和制度的创建者,现代中国的开拓
者,和中国民主进程的历史领袖 —— 孙中山先生
领导了北伐,统一过中国,赢得了伟大卫国战争胜利,奠
定了台湾民主繁荣基石的民族英雄 —— 蒋介石先生
一百年来为推进全中国从专制向民主过渡而前仆后继、万
难不辞的 —— 所有先贤和先烈们
本书题解
总目录
file:///D|/E%20Books/GCD%20Forbbiden/Books/new/dedication.html2005/9/27 下午 07:09:38
本书题解
本书题解
  谁是新中国?谁才是真正的新中国?是“中华民国”、还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如果是前者,何以在辛亥之后,又会出现长期的内乱和内忧?
虽然能够一再地战胜形形色色专制势力的反扑,统一了中国,捍卫
了共和国统,赢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却又惨败在1945—1949
的内战之中。嗣后,竟能够在台湾完成向民主的全面过渡,使孙中
山先生民主建国的理想得以实现……
  如果是后者,为何又在“革命”的名义之下,全面复辟专制制
度,虽然迄无外患,更无内忧,却造成“冤狱遍中华”这样一个史
无前例的悲惨局面,为漫长的中国专制制度,补上了中世欧洲“教
政合一”式极权专制统治的血腥一课。待到风雨飘摇之时,亦只好
重演西太后的“改革开放”,然而,其成就虽不能与清政府相提并
论,其命运却与清王朝一样而不能免,其腐败和腐烂,更为中国五
千年历史所未有……
  一九九四年三月,本书作者怀揣着一个明确但是危险的答案,
一个历经十数年不为人所知的痛苦研究才获得的重大成果,和数十
万字已经整理好的研究资料,离开了故土,告别了亲友,来到了异
国他乡,为的是要在一块自由的土地上,来完成他的著述,来回答
历史的种种诘难,来证明 —— 谁,才是真正的 —— 新中国。
内容简介
总目录
file:///D|/E%20Books/GCD%20Forbbiden/Books/new/title-explanation.html2005/9/27 下午 07:09:39
内容简介
内容简介
  《谁是新中国》一书是在对世界近三百年历史进行全新探讨和
深入剖析的前提下,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总回顾和总辨析。
它所建立的理论体系,所揭露的历史真相,不仅从理论与事实两个
方面,对新中国 —— 中华民国,一再遭遇国内外形形色色专制势
力反扑和颠覆的艰难历史,予以了清晰的论述;还对中国共产党在
苏俄的长期命令和直接指挥下,对中华民国实行造反和夺权的行
径,及其在革命的名义之下,于中国大陆全面复辟专制制度的事
实,予以了明确的论证;特别是它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所进行的
澄清,不仅是对中共史学界和思想界的严峻挑战,而且是对费正清
中国现代史观的深深责难。
  《谁是新中国》一书在对中国现代历史作了极为严谨的辨析之
后,指出,辛亥之后中国民主过渡的艰难反复历程,与欧洲前专制
国家的民主过渡历程并无二致,为民主过渡的必然历程所使然。这
对于提高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昭示中国民主统一
的前途究竟何在,及其与中华民国前途的关系,无疑具有重大的意
义。
  本书高屋建瓴、气势恢宏,但又深入浅出、说理绵密。既具有
发人深省的理论魅力,又具有冷峻沉雄的论辩风格。作者在初稿完
成后,曾应邀在北美一些著名大学和各地侨界作系统讲演,其所一
再产生的轰动效应,已经预示着这部崭新的“中国现代史辨”,将
使读者和学界瞩目。
作者声明
总目录
file:///D|/E%20Books/GCD%20Forbbiden/Books/new/content-intro.html2005/9/27 下午 07:09:39
作者声明
作 者 声 明
  本书作者虽然不是一个社会活动家,虽然仅仅是一个学术工作
者,但仍然要郑重声明的是:作者在本书上卷所为之辨析和辩护的
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只能是那个曾作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
国、并艰难推进了民主建国历程的中华民国,和那个曾创造了、并
曾艰辛捍卫过中华民国的中国国民党。即由孙中山先生和蒋介石先
生及其真正的继承者们所开创、所捍卫、所建设的中华民国和中国
国民党。而不是顶着中华民国的国号,却要抛弃中华民国的国统;
承继了中华民国国统,却又要背离整个中国;挂着中国国民党的招
牌,却要菲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理念、诋毁中国国民党的基本
民主性质、歪曲中华民国民主建国的艰辛历程、否定曾在艰难时代
为台湾的繁荣和进步奠定了历史基础的蒋介石先生 —— 即一方面
企图将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历史传承予以腰斩,一方面则企图
诱导整个台湾走上分裂祖国和割断历史之路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
党 —— 如果这样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已在出现、或有可能出
现的话。
—— 摘自作者自序
作者简介
总目录
file:///D|/E%20Books/GCD%20Forbbiden/Books/new/Authors-statement.html2005/9/27 下午 07:09:40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辛灏年,原名高尔品。中国安徽巢县人,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
日生于南京。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中国大陆知名的作家和学
者。“六四”之后曾数次上街游行抗议中共天安门大屠杀,并愤而
辞去了所有“社会职务和荣誉头衔”。嗣后,曾两度应邀赴北美讲
授“中国现代史和中国新文学”。一九九四年春,赴加拿大担任多
伦多大学访问学者。同年底,应台湾《联合报系》的邀请,赴台作
访问研究。一九九五年夏,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邀请担任访问学
者,翌年二月被哥大聘为历史学博士后研究员,一九九七年复担任
哥大访问学者。
  辛灏年先生曾于中国大陆出版十余部文学历史著作,具有广泛
影响。一九九四年来北美后已发表中国现代史专论近二十篇,并应
邀在美、加十几所大学和各地侨界讲演“中国现代历史反思”系列
五十场,次次引起震动。美国著名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
指他的思想和理论,“已经得到了热烈的反响和接纳”。《谁是新
中国》一书就是他积十数年研究才终于完成的历史学新着。书名为
许多旅美中国大陆留学生所建议。
周虽旧邦,其命惟新 —— 中文版自序
总目录
file:///D|/E%20Books/GCD%20Forbbiden/Books/new/Author-intro.html2005/9/27 下午 07:09:40
周虽旧邦,其命惟新 —— 自序

周虽旧邦,其命惟新
辛 灏 年

  我从未有过做史家的愿望。
  自一九八四年起,即便我对历史研究的兴趣已经越来越强烈,
其愿望仍在写一部历史小说而已。我一边读史籍,一边进行小说构
思;一边收集史料,一边揣摩历史人物的性格形象。为了做好写作
长篇历史小说“辛亥之后”的准备,我不得不付出太多的时间和精
力。
  然而,就在读历史已经越来越使我迷惘,甚至已经令我感到苦
恼的日子里,却欣逢史学界掀起了一股研究“国民党抗战”的热
潮。这是因为,中共要借“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对台湾施以
新的统战策略,便宣布八十五位战死在抗日战场上的国民党将军为
抗日烈士,从而破天荒地为中华民国史和中国国民党史研究的禁
区,打开了一个“缺口”。由是,河南人民出版社领先出版了《国
民党抗战殉国将领》一书,为一百一十五位战死在抗日疆场的国民
党将军树碑立传;广西电影制片厂趁机拍摄、并短暂放映了历史巨
片《血战台儿庄》,第一次表现了国民党官兵血战倭寇的英雄气
概。此后,一批于苦心“包装”下的民国史和国民党史研究著作的
迅速出版,非但令人目不暇接;而且,成千上万种纪实性历史文学
著作的大量出世,遂如长河溃决,一发而不可收。中国大陆民间由
是而悄然推起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历史反思运动”,后来更因“默
契”而将这一场民间历史反思运动,推向了对三民主义和辛亥革
命、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孙中山先生和蒋介石先生,予以再研
究和再认识的历史阶段……
  一九八九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就已
经被迫利用“理论对话”的方式,提出必须重新肯定辛亥革命和必
须重新认识辛亥之后历史的曲折发展。不仅指出“民主革命初造成
功之后,被推翻的专制势力和专制制度的企图复辟,甚至实现复
辟,应该说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现象”,而且指出“既要毁灭过
去又要重复过去的农民革命,乃是通过革命形式来实现专制复辟的
一种特殊的历史手段……”。01
  一九九零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在大陆率先出版了孙中山先生的
自述,题名《革命尚未成功》,以重温中国国民革命的历史,和孙
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遗教,将孙中山先生“世
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遗书重新公之于
file:///D|/E%20Books/GCD%20Forbbiden/Books/new/preface.html 第 1 頁 / 共 7 2005/9/27 下午 07:09:45
周虽旧邦,其命惟新 —— 自序
众。
  一九九一年,北京团结出版社等出版的数种《蒋介石传》,已
经在必要的包装之下,不仅肯定了蒋介石先生领导北伐战争和卫国
战争直至胜利的历史功绩,而且把对蒋介石先生的再认识,深入到
了“除反共以外”都应基本予以肯定的地步。
  一九九二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在《中华民国史研究丛书》已经
出版了数十部之后,又出版了《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一书,将三
民主义对共产主义的抗争,北伐战争的性质及其成功的思想原因,
和中国国民党清党的历史意义,进行了异乎往常的论述……
  一九九三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民
党 —— 一九三七》一书,已经明确提出:“五十年前那一场保卫
了我们伟大民族血脉的战争究竟是谁打的,谁领导打的,我们有权
力知道……”并对蒋介石先生领导伟大卫国战争和亲自指挥抗战直
至胜利的不朽历史功绩,从未有过地予以了大胆歌颂。
  一九九四年,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历史巨著《国民政
府陪都重庆史》,已经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
民党如何积极准备抗战,如何坚持领导抗战,如何在残酷的卫国战
争中艰难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真相,包括宋美龄女士对祖国抗
战的卓越贡献,均作了详细深入的介绍和论证。
  一九九五年,中国大陆作家邓贤已经在他的长篇巨制《日落》
中明确指出:“如果我们这一代人曲解了历史,现在纠正还来得
及。”作者还在另一部历史反思著作《大国之魂》里明白地说
道:“历史可以忘却,但不应篡改。”02
  一九九六年,因中国大陆一批孙中山研究者的长期诉求和艰难
努力,《孙中山全集》终于编成出版。编纂者们决心要让中国大陆
人民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孙中山思想”的现实要求,已经基本上
得以实现。
  同年十月,两位民运人士在中国大陆冒着再度坐牢的危险,公
开向海外发表《双十宣言》,要求回到一九四五年国共《双十协
定》的民主建国原则上去,并大胆宣称:“谁给了人民民主和自
由,谁才是全中国人民唯一合法的政府。”03
  一九九七年,走出了大陆的著名画家李斌先生和袁耀锷教授,
在各自倾心费时数年和十数年之后,终于在海外完成了巨型油画
《国父》与巨幅油画《地狱河》(系列)的创作。前者对孙中山先
生艰难的民主建国历程和民主建国理想,进行了高度的历史概括;
后者则对毛泽东及中共五十年黑暗统治,作出了震撼人心的艺术表
现。其价值,其意义,又何止于几幅丹青而已。
  一九九八年,亲身参预了十年历史反思的本书作者,终于在中
国大陆民间历史反思运动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赴海外实现
了对于中国现代历史的系统性澄清,艰难地完成了《谁是新中国》
一书。
  …………
  显然,当初仅仅为写小说而着意研究历史的初衷,早已在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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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虽旧邦,其命惟新 —— 自序
不觉地转变着。我心里渐渐地产生了一种责任感,一种痛苦的责任
感。虽然深感危险,却再也不能阻止我要真正走进历史的欲望。尽
管一位前辈早就告诫我说:“研究中国现代史,你会很痛苦。”是
的,当你在儿时就已经让一个胜利者的欺骗和谎言深入你的骨髓之
后,等到你长大以后再来剥开谎言和欺骗,并追求事实和真理,这
种裂肤和割肉的痛苦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诚然,研究历史的人必须有一个公正的立场。非如是,便不能
有对历史的公正判断。但是“公正”从何而来?答曰,来自一个共
同的标准。因为失去了共同的标准,就不可能再有所谓公正的立
场。也就是说,当我们对任何社会力量、任何政党和个人在历史发
展中所起到的作用,进行研究和判断时,我们必须使用一个同样的
标准,一个客观的标准和一个大家都乐于接受的标准。具体的说,
就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研究和判断而言,这个共同的标准,
就是进步和倒退的标准,爱国和卖国的标准。因为中国自近代开始
的,从专制向民主的艰难过渡,无疑为辛亥之后中国现代历史的发
展,带来了一个是推动民主进步还是造成专制倒退的大问题;因为
中国自近代以来屡遭外患的痛苦历史,又带来了一个是爱国还是卖
国的大是非。换言之,即辛亥之后,凡是在民主与专制之艰难、复
杂和长期的较量中,推进了民主历程和民生发展的,就是进步的;
凡是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能够为祖国、为民族而勇于牺牲
和委屈求全者,就都是爱国的。反之,则无疑是倒退的和卖国的。
这显然是一个公正的标准,一个客观的标准,和一个大家都乐于接
受的标准。找到了这个标准,才会找到检验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试
金石,才能对中国现代历史上形形色色的党派和个人、即一切社会
力量,进行公正的研究、分析和判断,才能拨开重重叠叠的历史迷
雾和形形色色的政治谎言,揭穿假象,辨别实情,回答种种的诬蔑
和诘难……
  我开始沉浸在陈旧的历史资料里,意在扫尽尘封和揭开伪装,
追寻真实和真迹;我更沉浸在新鲜的历史反思著作之中,意在解开
无奈的包装,寻找真话和真情。
  我用了整整两年时间,编完了“中华民国编年史纲”和“中国
近代史大事记”,为我的“现代史辨”奠定了历史事实的基础。
  我用大量的精力重读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不是要对那些“念
歪了经的和尚们”,证明天上还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天
堂”,而是要在理论上证明,这个“天堂”从来就是子虚乌有。
  我再次拿出时间,第三次学习西方哲学史,对自己在别人“造
反”时代所写下的数十万字哲学笔记,进行清理,努力于弄懂西方
思想发展和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历史关系;更从对西方近代史的再学
习入手,尤其是在对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发展之本质的理解中,去探
求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乃是对于欧洲十九世纪历史发展之反动的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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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虽旧邦,其命惟新 —— 自序
新认识,以认清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家鼓吹专制复辟哲学的本质。
  我所从事的最为艰苦的工作,也是最为基础的工作,乃是对已
经“约定俗成”之社会科学概念的清理,诸如“帝国主义、资本主
义”等等。对于美学的多年爱好和研究,曾使我发现“澄清概
念”的异常重要性。更何况马克思的幽灵走遍世界,既以近代科学
的名义包装了大量的传统造反思想;更以“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
改造了太多的社会科学概念。因而,每当我们批判起来的时候,盖
因“批判的武器”不曾受到“武器的批判”,才会使我们的批判总
是落入敌手的“圈套”。
  然而,对于我来说,最重要和最重大的收获,还是革命与复辟
理论体系的形成。在认真地考查了近现代世界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
历史,并在详细地研究了各国民主革命史基础上,我发现,在民主
革命初造成功、共和国体初获创建之后,将仍然存在着民主革命与
专制复辟的反复较量、持续较量和残酷较量这样一个艰难历史进
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由民主革命初造成功而创建的共和国体,
完全有可能为形形色色的专制复辟势力所推倒,从而在一定历史时
期内,甚至是在革命的名义之下实现王位、王权、王朝和专制制度
的公然复辟、变相复辟、或全面复辟。直至能够因复辟的成功,而
将整个专制统治推向历史的疯狂阶段。因此,如何认识民主革命的
反复历程,如何界定民主革命的历史范畴,如何认清专制复辟只是
专制制度的一种死亡形式,以将民主制度的最后确认和确立,当作
民主革命终于成功的历史标志,就不仅成为一个崭新的重大历史课
题,而且成为一个极其重大的政治理论问题,而亟须加以研究和解
决了。
  上述思想的形成,不仅因它揭示了中国现代历史艰难、反复、
曲折的进程,和由孙中山先生所缔造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兴衰
败成的历史,乃与世界许多先进国家民主过渡的历史并无二致,从
而极大地增强了我自身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而且为我进一
步思考当代中国大陆人民对于民主的万难追求,与以孙中山先生为
历史领袖的中国民主革命 —— 即中国国民革命接轨的必要性和科
学性,奠定了至为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我彻底地陷入了,但也从此获得了解脱。因为,由历史的真情
与假象交相反扑所刮起的风烟,和由历史的沉冤与奇冤所迸发出来
的血泪,不仅正在让我的心为他沉思,为她愤怒,为她长嚎而当
歌、扼腕而叹息,而且已在一步一步地净化着我的灵魂,更把我从
专制文坛的名利场和正在腐化的现实中,彻底地解放了出来。我宛
如一个正在受洗的痛苦灵魂,开始遨游在现代中国是非交错、真相
不明的历史烟云之中,踟蹰在传统中国农民战争志在改朝换代的的
历史战场上,甚至徘徊到了十九世纪的欧洲,去与那一个“幽
灵”对话,一起探讨它不可能在西方“借尸还魂”的原因,指斥它
只能在东方扼杀生灵、造成血流成河的罪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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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虽旧邦,其命惟新 —— 自序
  然而,我写的却是一本“不识时务”的书。
  说它不识时务,一是中共向来自榜是新中国,并诽谤孙中山所
缔造的中华民国是旧中国。二是在今天的台湾,已经有人连中国的
国民党都不想做,连中华民国的国统和法统都想抛弃,连中国都不
想要了。三是近年来虽然中共在大陆正一天天地烂下去,但它于海
外却似乎在一天天地“好”起来……04 因为连一家著名的台湾背景
报纸,都在用中共“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样一句“语带嘲讽”的
话,劝说中华民国台北政权承认“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更以赞赏的口吻来报道中共的大言 ——“中共才是站在历
史潮流的一边,才是正确的”。意即只有中共才代表了“历史的趋
势”。05
  但是,现在的事实却是,中国大陆人民对于中国现代历史反思
的日渐广泛和深入,对于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理论和民主建国思想
的再认定和再继承,对于蒋介石先生历史功绩的再认识和再肯定,
对于中华民国国统与法统的再认宗和再推崇,都只有一个目的,就
是要在新中国 —— 中华民国重新获得全民族“共识与认同”的前
提之下,再“认三民主义之祖、归中华民国之宗”,以最后地完成
孙先生所交付的护国、护法的历史重任,以尽快地推动中国大陆的
民主进步,以尽可能地减少民主进程中的流血与混乱,以及早地将
中国大陆重新推向正确的民主建国方向和正常的民主政治轨道之
上,志在民主统一,而非专制一统。否则就不能理解,今天,在已
经实现了民主和繁荣的台湾,当某些朋友连中国和中华民国都不想
要的时候,在中国大陆,为何却有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们,竟能够
冒着危险去澄清历史和纠正历史,并且在已经持续了十数年的历史
反思运动之后,开始推动起了一场历史性的“认祖归宗”运动。历
史的明鉴是,罗伯斯比尔和他在圣·玛丽街修道院的共和主义英雄
们,虽然被敌人送上了断头台,但由他们所创建的法兰西共和国及
其共和国统,却在历经了八十六年革命与复辟、即民主和专制的残
酷较量之后,获得了永生。因二月民主革命而诞生的俄国临时民主
政府,虽仅仅存在了八个月,便为共产革命名义下的复辟所推翻,
但是,遭遇了长期共产专制复辟统治的俄国人民,却终于推倒复
辟,重建起七十四年前所创建的民主政体,直至完全归复了她的国
歌、国旗、国体和议会形式。近现代世界许多前专制国家向民主的
过渡,无不经历了这一共同的艰难历程。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由伟大的辛亥革命所创立的亚洲
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 中华民国,八十余年来,虽经几起几仆,
但在历尽国际国内形形色色专制势力的反扑和颠覆之后,特别是在
终结了中共于大陆旷日持久的专制复辟统治之后,必将迎来她国统
和法统的再传承与再发展。因为“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因为已
经遭遇五十年中共全面专制复辟统治的中国大陆人民,今日确已、
或正在认识到,中华民国,才真正是全中国人民的“新中国”。因
为作者和他的许多大陆同胞在经历了长达十数年的历史反思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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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虽旧邦,其命惟新 —— 自序
已经能够明白:一个曾阴谋夺取了全国政权,并且对前苏联各族人
民实行了七十四年专制复辟统治的苏共,都非但不能代表“历史的
趋势”,甚至竟能在一日之内分崩离析,那么,由那个在中国大陆
实行了五十年专制复辟统治,却非但至今不能统一中国,并且早已
造成天怒人怨、就要走向覆亡的的中共,所代表的“历史趋势”,
说白了,也只是一股“逆流”罢了。中共的专制复辟统治,也只能
象前苏联那座专制复辟统治的堡垒一样,将随着中国大陆人民对于
民主和自由的不懈追求,而最终地土崩瓦解。
  诚如黎安友教授在为本书写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作者虽然不
是一个社会活动家,虽然仅仅是一个学术工作者,但作者仍然要郑
重声明的是:作者在本书上卷所为之辨析和辩护的中华民国与中国
国民党,只能是那个曾作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并艰难推进了
民主建国历程的中华民国,和那个曾创造了、并曾艰辛捍卫过中华
民国的中国国民党。即由孙中山先生和蒋介石先生及其真正的继承
者们所开创、所捍卫、所建设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而不是顶
着中华民国的国号,却要抛弃中华民国的国统;承继了中华民国国
统,却又要背离整个中国;挂着中国国民党的招牌,却要菲薄孙中
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理念、诋毁中国国民党的基本民主性质、歪曲中
华民国民主建国的艰辛历程、否定曾在艰难时代为台湾的繁荣和进
步奠定了历史基础的蒋介石先生 —— 即一方面企图将中华民国和
中国国民党的历史传承予以腰斩,一方面则企图诱导整个台湾走上
分裂祖国和割断历史之路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 —— 如果这样
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已在出现、或有可能出现的话。
  因为,我们不是为了台湾。我们是为了大陆,是为了包括台湾
在内的全部中国。因为一百年来,东方专制强国为其侵略的野心,
一直致力于中国的分裂而不是统一;西方民主列强亦为了一己的利
益,同样希望中国不是统一而是分裂。因为,八十余年来,中国在
从专制走向民主的艰难过渡中,因革命和复辟反复较量的历程,又
一再地造成了中国的分裂和分治。诚所谓“专制仆而统一成,民主
败而分裂生”。然而,随着全中国的民主过渡必然要走向它最后的
成功,中国的民主统一不仅一定要实现,而且一定能够实现。一个
由孙中山先生所亲手缔造的,由蒋介石先生所坚持捍卫过的,并必
将为台海两岸人民所共同建设起来的民主、统一、强大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将一定会治愈她少年的创伤和裂痕,带着她古老
的文明和文化,和来日的进取与进步,屹立在这个世界之上,为促
进这个世界更新一轮的进步和繁荣,而尽心、尽智、尽力。
  国中另一位前辈亦曾对我说过,“历史是有情的”。那就让有
情的历史来还报我们这些有情的人吧。因为我们理解了历史,历史
想必也会理解我们。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九日改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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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虽旧邦,其命惟新 —— 自序
注 释
注一:高尔品:《少夫人达琳》三二一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
八九年七月。
注二:中共在察觉上述历史反思著作所可能造成的统治危机之后,
曾数次下令禁止上述著作的出版和发行。其理由便是“这些著作公
开了不应公开的史料,过度地美化了蒋介石和国民党统治下的中
国”,将“反面人物正面写”。
注三:这两位民运人士是王希哲先生和刘晓波先生。
注四:近年来,虽然中共政权日趋腐烂,人民反抗日趋激烈,但在
海外,对中共的新闻、“学术”和舆论却常常是“一片大好”,甚
至是“越来越好”。
注五:一九九八年十月十九日,北美《世界日报》发表社论“解读
辜江会和融冰之旅”,称:联系到国府外交部指控北京搞两手策
略,打压台湾国际空间,辜振甫随即在北京呼应,钱其琛的回应更
见坦率,即两岸外交战场的消长,乃是潮流所趋,“台湾国际空间
愈来愈小是个趋势,中国有句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台湾外交部的
讲法,完全是主观的想象。如果不能顺应历史,台湾就很难理解为
什么邦交国会越来越少”。如果说辜振甫在北京受到什么挫折,钱
其琛当着辜振甫讲的这番话,应该是一记重击。谁站在历史正确的
一面,钱其琛以外交战场的消长证明中共才是站在历史潮流的一
边,才是正确的。而“识时务者为俊杰”的评论“自有语带嘲讽的
意味”。

美国友人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教授序
总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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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安友序

黎安友
  这本书展现了一个人独自探索历史真相的成果。
  辛灏年先生一九四七年出生,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如同他那
个时代的中国青年一样,文化大革命曾中断过他的学业,还有他的
梦。他也曾挣扎在生活里,却坚持自学和写作,不仅成了一位作
家,而且成了作家中的一位学者。
  自一九七六年以来,辛灏年先生出版过十多本小说,包括长篇
小说和短篇小说集,发表了近二十篇学术论文。他如此成功的写作
工作,使他很早就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和安徽省作家协会的专
业作家,并被中国作家协会评为一级作家职称(教授级)。一九九
四年初,辛先生被北方一所著名大学聘为教授,但是他尚未到任即
应邀去了加拿大,担任了多伦多大学的访问学者。
  多年前,在他为写作长篇小说《辛亥之后》而开始研究中国现
代历史之初,辛先生发现现存的历史著述里迷雾重重。从此,他开
始了对历史真相的探求。在一九八四至一九九四这个长达十年的时
间里,他一方面努力钻研和解读现有的研究著作,并设法去接触、
了解和收集那些不准许公开的历史资料;一方面怀着兴奋的心情,
热切地关注着中国大陆史学界和民间,因偶然的机遇所发动起来的
历史反思潮流,及其新成果;一方面又为着揭开历史问题的症结,
而对他在年轻时代曾独自学习和研究过的西方思想史、特别是近代
欧洲民主革命和共产革命的历史,以及它们对于中国国民革命和中
国共产革命的影响,进行了独立的再研究和再探索。这就为他在理
论上探讨和理解中国现代历史的曲折发展和反复历程,奠定了必要
的思想和学识基础。
  后来,辛先生终于能够把他的思想用于写作上了。我们很荣幸
能够恰逢其时地聘请他担任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访问学
者,并因校长的特别批准而聘请他在东亚所担任过历史学博士后研
究员。
  在哥大,辛先生将全部精力投入了本书的写作,每天工作长达
十数个小时。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止他要把自己所发现的历史真实写
到纸上以公之于众的使命。即使这需要他花费整整三年的时间,才
能完成这部如今已经在读者手中的著作。
  虽然他的著述基于非常广阔的研究,是一部十分严肃的学术著
作,但辛先生对于主题的处理却体现了一个具有献身精神的爱国的
中国人,而非仅仅是一个独立学者的风格。他希望能够识别那些在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舞台上曾帮助推进民主进程的演员们,和那些曾
破坏与阻止民主进程的演员们。要做到这一点,首当其冲的便是象
孔夫子所说的“正名”。即:什么才是民主?辛先生不相信象“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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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安友序
主专政”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 —— 他认为这只能是纯粹的独
裁。相反,他认为孙中山的思想才是民主的思想。辛先生把自己与
那些具有中、西传统的现代中国历史学家们,那些总是谴责蒋介石
遗弃了孙中山价值的历史学家们区分了开来。甚至辛先生还争辩
道,正是蒋介石与无数反对者的斗争,才保全了民主和民主的艰难
进程。虽然后来他输给了共产党,那是因为孙中山和他自己的错误
策略所致。当然,最根本的失败原因,还是由日本侵华战争所造
成。
  辛先生献身于写作,却不是一个活动家。他认为知识分子的任
务是指明真相,从而使得自己的人民、特别是年轻人,能够推动这
个国家在未来走向正确的方向。
  去年以来,辛先生在完成了本书初稿之后,为了征求意见认真
修改,而应邀在美国和加拿大许多大学演讲。从此,他的思想得到
了热烈的反响和接纳。如今他的书亦已经出版,希望他的思想能够
接触和影响到更为广阔的读者们。
一九九七年八月十一日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唐若冰 译)
祖国大陆友人历史学家谢幼田教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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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幼田序

谢幼田
  辛灏年先生的著作是理的汇聚。
  辛灏年先生的著作是情的凝结。
  某君曰:“史是明镜,鉴照往事,何能有情?有情则偏颇
矣。”其实不然。昔日司马迁作《史记》,在自序中说,因遭李陵
之祸而领悟到《周易》、《春秋》、《离骚》、《国语》等名著,
都是“圣贤发奋之作”,所以,他要“述往事,思来者”。没有现
实的坎坷遭遇,何以有“发奋”之情?
  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在毛泽东时代的遭遇,不是在那里的血
泪中浸泡过的人,永远不能体会其中那地狱般的苦境。毛始终把知
识分子作为革命对象的九种人之一,用一切手法要知识分子在“灵
魂深处闹革命”;睁眼对世界的看法,闭眼对人生的领悟,翻书对
历史的见解,心灵对艺术的追求,一切一切,都被这个新式的、超
过秦始皇的皇帝所规范。不接受规范者,就要受到商鞅式的刑法处
置……。
  伴着血泪的呐喊者,是文学家。
  将呐喊的声音咽下去,而从中华民族过去的发展中寻求答案
者,是历史学家。
  辛灏年先生从文学家变成了历史学家。他以发奋之情,盯住了
中华民国史。
  他发现中华民国史是一堆糊涂账。
  他发现,中华民国的曲折成败,在于“革命与复辟”,在
于“专制和民主的反复较量”。找到了这个立足点,他就好象突然
站到了一座高山之巅,去俯瞰脚下奔来眼底、又冲向未来的滔滔历
史长河。
  他的笔就象拍岸的惊涛声,在讴歌、赞美、肯定;在谴责、批
判、否定。他的笔,描绘出了许多早已蒙尘的大量史实画卷,找到
了现实的许多来龙去脉。
  这就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 —— 辛灏年先生的历史巨著。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四日于旧金山
祖国大陆文友作家郑义先生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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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义序

郑 义
  这是一部杰出的历史学著作。
  它的出现,将对中国的精神和现实造成震撼。
  一九九四年春,辛灏年随身带着这部书的提纲和资料,孤注一
掷,从中共军警眼皮下冒险闯关,登上飞向新大陆的飞机。直到起
飞,直到飞机跃上万米云空,心情才开始平静。我的生活中也有类
似场面,体验着屈辱与正义冲突。虽然是近二十年之老友,我所了
解的仅是小说家高尔品,而非历史学家辛灏年。而且勇气和学说究
竟是两回事,道德勇气并不等同学说价值。阅罢初稿,方如释重
负:一部将改变中国历史的著作正在诞生。
  辛灏年先生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首先是“民主革命史”体系之建构。世界史早已提出了如下的
例证:英国革命首尾凡半个世纪;法国大革命自一七八九年攻占巴
士底狱至一八七五年第三共和国确立民主、自由与共和,血战近一
个世纪;俄国从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到一九九一年苏共崩溃,回归
民主,其间腥风血雨也是长达四分之三世纪……这些散见于各国历
史的断章残片,通过一位中国历史学家原创性的研究而得到了崭新
的解读 —— 民主革命的初次胜利,必将招致专制势力的反扑和复
辟;草创的共和国体完全可能被旗号各异的专制势力所颠覆;复辟
期的专制势力极为疯狂,甚至可能把专制政治推上历史的疯狂阶
段;民主与专制的反复较量,贯穿着民主革命的全过程,直至民主
制度的最终确立 —— 辛灏年先生运用全史观念,把民主革命从一
个即时性的相对孤立的历史事件,理解为一个历时性的漫长的历史
运动,于是,这些“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现象”,便上升为具有世
界意义的历史规律了。一个简练宏大的坐标系就此建立。简洁透彻
且具有锋利的力量。曾困扰过几代思想者的某些历史之谜,终于得
到解答。最后定稿期间,辛灏年曾在北美多所大学演讲,均引起轰
动效应。每当他在开场白中刚刚竖立起自己的理论框架,或者,每
当他刚刚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纳入辛亥革命始的“中国民主革命
史”,常常便会有听众恍然大悟地提问:您是说,中共的革命其实
是一场专制复辟?您是说,中共不过是民国史上的一段乱世?
  这就是理论的力量。
  整个十九世纪的历史,都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旗帜下渡过的。同
样的,从武昌首义的枪声到布达佩斯街头呼啸而过的起义者的卡
车,从格旦斯克海港罢工的汽笛到一夜崩塌的柏林墙,从莫斯科红
场上掉转炮口的坦克,到长安街上被路障和人民的怒火所熊熊燃烧
的装甲车 —— 整个二十世纪,同样没有逸出法国大革命照拂的旗
影。如果近两个世纪以来,人类确实在为自由、民主与人权而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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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义序
不休,那末,我们便取得了以民主革命史来抽象这段历史的理由。
众多纷繁混乱的历史事件都在这一体系简单的坐标里安放妥帖,并
得到相当透彻的说明。在尚未被纳入体系之前,历史事件仅仅是一
些孤立的意义不明的“讯息”。一九九二年,捷克总统哈维尔在一
篇名为“现代世纪的终结”的演讲中说道:共产主义的完结,不仅
结束了十九至二十世纪的一个主要的形态,而且为整个现代世纪打
下了句号。共产主义时代完结这一对人类来说最重要的讯息,“是
一个我们目前尚未完全解读、完全理解的讯息”。我尚未愚蠢到崇
拜终极真理之地步,但辛灏年的理论,提供了一种言之成理的阐
释。
  其次是历史事实的再发现。辛灏年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小说家,
走进历史多少有些偶然。为写作构思一部安身立命的长篇历史小
说,他计划掷下一生中最宝贵的二十年:前十年研究,后十年写
作。于是奔走于各级档案馆、图书馆,沉没在浩如烟海的现代史料
中。他耗时两年,编写了《中华民国编年史纲》和《中国近代史大
事记》,并以大量的精力重读马列经典和西方哲学史……在他这种
步步为营的进逼战术下,意识形态的藤萝被渐次斩除,历史之林终
于被廓清到原生状态。这时,被他征服的历史反过来征服了他,以
它之慷慨烽烟飞迸血泪,以它之千古沉冤百年歌哭,以它之一直流
散到当代的遍地血污。他抑制着灵魂的颤栗,一改初衷,毅然开始
了历史写作。此刻的辛灏年,已经出版了五部长篇小说和三部小说
集,进入了成熟作家的巅峰期。当这样一位人格、才华与思辨能力
都极为出众的作家和谎言充斥的历史猝然相遇,撞击与爆炸已势不
可免。在经历了漫长的沦辱之后,中国现代史终于找到了它忠诚的
守护者和代言人。
  阅读初稿,我同样经历了一次几经脱胎换骨的创痛。在进行社
会学写作时,我已疏理过现、当代史,但惊讶和震撼仍阵阵袭来。
一个又一个关于人物事件的细节每每使我释卷长叹:何至于此!何
至于此!由此而得出一个结论 —— 每一个生活在(包括曾生活
在)封闭社会里的人(包括知识分子),不敢轻言知识二字。
  任何一部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一部冷静沉重的历史学著作,
但敏捷的读者必然会感受到它在现实政治中可能具有的巨大颠覆
性。比如,它向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众所周知,权力的来源必须具有合法性。其一,符合法统,具
有法定的传承关系,如传统社会皇位继承的嫡长制和现代社会的普
选制。其二,即便是否定了旧法统的暴力革命,也必须以全面制
宪、普选加以追认。不解决合法问题,政权就始终处于“产权未
定”的争夺状态之中。民主革命废除了旧法统,用普选直接与人民
订立契约。共产革命也废除了“旧”法统(姑且不论复辟),但没
有一家敢于实行真正的全民制宪,民主选举,权力就没有合法的来
源,不得不以刺刀来加以维持。其三,夺权非法,但如果不悖于情
理,事情还有回旋之余地。共产政权与第一条明显无涉。虽然中共
竭力要从后两条里寻找自己的合法性根据,但端视中共在北伐、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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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义序
次国共战争、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的作为和地位,结论便只能是非
法,而绝无合法之理。只要认真读了辛灏年先生的著作便知,此处
不赘。
  应该指出的是,中共虽承认自辛亥革命为发端的民主革命传
统,并奉孙中山先生为先行者(虽然实质上加以否定),但在此基
础上,倘若不改“中华民国”国号,并将内战解释为革命阵营内部
权争,再逐步修改中华民国宪法,就营造了合于法统的假象。遗憾
的是,毛泽东却为自身本质和怂恿他“开国改元”者的迷惑,遂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建立。中共政权遂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
木。倘无改元一事,续上法统,后来的联合国席位之争,两个中国
之争,又从何谈起?如果辛灏年的理论成立,“中华人民共和
国”不过是“中华民国”历史上一段专制复辟期,那末,这个被毛
泽东“误失”的“中华民国”法统,就可能正是结束一党专政,归
宗认祖,存亡绝续之国脉所在。法、英、俄等国莫不于数十年后回
到被颠覆的“第一共和”去接续法统,再造共和,或可为鉴。我
想,这致命的挑战并非辛灏年先生之本意。他走入历史,披荆斩
棘,本是为一部历史小说追寻“真实”的足迹。不想跋涉十年有
四,收获甚丰,竟有许多奇花异卉得于料想之外。这正是诚实学术
劳动的收获。文学忌讳主题先行,尤忌政治主题先行,想必各类学
术亦然。但真实必然杀伤谎言,真实必然向四面八方投射出神奇的
评判力。这本来是真实一词题中应有之意。
  无论公开演讲或私下交谈,辛灏年先生都一次再次强调,倘若
没有大陆学者反思历史在前,他的成就是难以想象的。此乃肺腑之
言。因为无论这个时代在权力与金钱的交相诱迫之下已经堕落到了
何种地步,总有人秉承着“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
移”的古训侧身战斗,辛灏年无非是其中之一。因此,本书既是辛
灏年的著作,也是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群体智慧的结晶。
一九九七年八月七日于普林斯顿
导论
总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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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 引言
导 论
论 革 命 与 复 辟
引 言
  英国著名诗人雪莱虽曾满怀希望地歌唱道:“秋风啊,既然冬
天已经来了,春天又怎能遥远?”然而,诗人却完全没有想到,即
使春天已经到来,冬天的暴雪与寒风,仍旧会不只一次地,甚至会
相当长久地肆虐在早春时节,以公然地蹂躏与逐杀一切刚刚萌芽或
刚刚苏醒的新生命,直至春雪消融,春草茵茵,即春天的真正降临
为止。在中国民间,这一自然现象便被称做“反春”。
  自然界在季节转换中的这一普遍现象,显然可以用来说明社会
制度转型期的本质特征。因为,在近现代世界从专制走向民主的大
趋势和大进程中,也一定会有一个革命与复辟、即民主与专制之反
复较量的普遍历史进程。并且,只有历经了这一艰难、甚至是痛苦
的历史进程,民主和民主制度,才能够最终地战胜专制和专制制度
本身。


总目录 导论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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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第一章第一节
第一章
革命与复辟
一 革命与民主革命
  在今天的世界上,对革命一语,某些人虽然深怀恋情或旧情,
却又颇怀恐惧或戒心 —— 有的人只因“革了千千万万人的命”,
现在才要反对革命;有的人只为“跟着别人革了一辈子的命”,如
今已要“告别革命”。在西方,少数享受了革命成果的人在轻松地
否定着革命;在东方,许多惨遭过“革命”迫害的人谈革命而色
变。因为,在近现代,革命既使世界走向了光明和进步,“革
命”又使世界出现了黑暗和倒退。革命使人民摆脱了专制压
迫,“革命”又同样能够迫使人民重新置身于专制强权之下。尤其
是在我们祖国的现代历史发展中,不仅因革命而推翻过专制王朝,
却又因“革命”而重蹈专制黑暗,甚至能使形形色色的专制罪行,
在“革命的名义下”变本而加厉,层出而不穷。因而,对革命之一
般历史含义,应该如何认识?对不同性质的革命,应该如何加以界
定?对一切假冒伪劣“革命”,及其所来与所去,又应该怎样加以
鉴别和揭穿?尤其是如何真正认识民主革命与其它形形色色革命截
然不同的性质,认识它在推动近现代世界从专制向民主过渡进程中
的巨大贡献,特别是它推动我们祖国现代历史发展的功绩,以及它
在推动我们祖国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艰难历程中,之所以被扭曲、
篡改、直至被推倒和取代的来龙去脉,从而正确地认识我们祖国自
辛亥以来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艰难反复历程,便历史地和责无旁贷
地落到了我们的肩头。
  那么,革命究竟是什么?
  就它的本义而言,革命,便是“变革天命”,是为了“顺天应
人”而更换君主或更始王朝的政治行为。“汤武革命,顺天应
人”便是明例。历代农民造反之所以也被称为革命,就是因为它常
常促成了君主或王朝的变更。而当革命在更换君主与更始王朝的意
义上逐渐有所延伸,直至被赋予“社会变革和制度变更”的意义
时,革命,便成了社会变革与制度变更的一个普遍历史进程。如果
说,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之整个历史范畴内,春秋战国时代由分封
式专制体制、即封建制,向中央集权式专制体制、即君主制的漫长
过渡,虽具有社会变革与体制变更,即“变革天命”的重要意义,
但它仍是整个传统农业社会范畴内,专制政治的沿革和专制制度的
发展。到了近代与现代,世界各国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不仅具有
政治制度变革的意义,而且已经是一场以民主制度取代专制制度的
伟大革命了。同时,革命一词亦从此被用来形容思想、文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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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第一章第一节
教、政治、经济、科技、产业等一切社会领域的决定性发展和关键
性变革。其突进与强进的发展状态,更是常常被人用革命一词以概
括之和形容之。英文 revolution —— 革命、突进一词,与 evolution
—— 演化、渐进一词的区别,便意在其中。由是,我们就能够给
革命以这样一个定义了:首先,革命 —— 不论它采取任何形式,
都是历史的一个普遍变革进程。其次,革命还含有迅疾推进甚至
强制推进这一历史变革进程的意义。如果革命确是这两重意义的结
合,我们就可以据此进一步辨析不同性质的革命,和由不同性质的
革命所带来的不同历史发展,特别应该考察旨在变革旧专制制度和
创建新民主制度的民主革命的意义。
  第一、就社会政治变革 —— 这个最能体现革命本义的普遍历
史变革进程而言,革命应有传统型革命与近现代革命之分。传统型
革命之最普遍者是宗教革命与农民革命。前者于欧洲较为普遍,后
者则在亚洲屡兴屡衰。两者虽然同是传统农业社会的产儿,但宗教
革命却为近现代革命的兴起,留下了历史的先声。或者说,没有中
世纪末欧洲人民反对天主教教义和天主教专制统治的宗教革命,便
没有后来的思想解放运动直至民主革命的发生。农民革命虽为被压
迫、被剥削的农民铤而走险之举,亦被历史深注同情,“但它仅仅
是意在改朝换代的本质,却注定了它不过是传统农业社会自我调节
的一种历史方式而已”。01 中国历代农民革命早已反复地证明了这
一真理性。至于由封建制即分封式专制体制,向中央集权式专制体
制即君主制的过渡,如六国的覆灭和秦王朝的统一,德意志邦国的
消亡和第二帝国的建立,日本废藩的成功和天皇中央集权制度的确
立,虽深显“变革天命”的意义,但因它们不过是整个传统农业社
会范畴内,专制制度的自我变革,即自我完善,因而,它才仅仅是
专制制度的变更,而非专制制度的消亡,因而才不具有近现代革
命、特别是民主革命的意义。
  第二、近现代革命当以十六世纪尼德兰革命为始。其后,在欧
洲,固有十七 —— 十九世纪英、法等国的民主革命,亦有十九世
纪为马克思主义思潮所煽动起来的共产主义革命。十九 —— 二十
世纪,在东欧与亚洲,特别是在中国和俄国,不仅爆发了推翻专制
统治的革命,而且诱发了共产革命。在亚非拉,二十世纪则成了民
族革命,种族革命和民主革命交相发展的新时代。如是,革命不仅
叠呈不同性质,不同性质的革命更是造就了不同的历史发展。民主
革命带来了专制制度的灭亡和民主制度的诞生;民族革命和种族革
命则推动了民族的独立与种族的解放;思想、文化、科技、产业等
种种领域的革命,无疑已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的进步与繁荣;共产主
义革命则在革命的名义之下被迫东渡俄国与亚洲,在一些落后的传
统农业国家重建了现代专制极权统治。形形色色的革命,有的虽为
整个世界创造了民主与科学进步的新气象,推动了近现代世界由专
制向民主的过渡;有的却为我们这个世界制造了新的困扰和困境,
甚至为一些国家和地区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带来了新的艰难和痛
苦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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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第一章第一节
  第三、在上述形形色色革命当中,无庸讳言的是,正是民主革
命在欧洲的兴起,才带来了对于封建专制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的伟
大政治变革。而也正是民主革命在一些国家的胜利,才迅速地推动
了自由经济的发展。这一变革和发展,非但不再是传统农业社会自
身历史范畴内的社会变革或体制变更,不再是专制统治方式的发
展、完善或强化,却已经是传统农业社会自身的政治形式和经济形
态、即专制制度和农民的小生产,向现代工业社会自身的政治形式
和经济形态、即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和自由主义生产经营方式的历史
性过渡。因而,它才不是以新王权代替旧王权,新王朝代替旧王
朝,新专制政治代替旧专制政治的重复变革,相反,却是以民主取
代君主,自由取代独裁,法制取代专制,平等取代特权的真正革
新。一言以蔽之,即是要以崭新的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取代陈旧的
专制主义社会制度的革命。这,才是民主革命的真正定义,也才是
民主革命不同于其他任何性质革命的本义所在。犹如著名的法国历
史学家米涅在评价法国大革命时所说的那样:“革命以法律代替了
专横跋扈,以平等代替了特权;革命使人们摆脱了阶级的区分,使
国土消除了省份之间的壁垒,使工业不再受行会和行会监督的限
制,使农业摆脱了封建领属关系,免除了什一税的重压,财产不再
容许任意指定预备继承人,革命把一切归于一个阶级,一个法律,
一个民族。”02

引言 总目录 下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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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第一章第二节
二 复辟与专制复辟
  何谓复辟?复辟的一般历史含义何在?什么样的复辟才是专制
复辟?
  辟,在中国古文字里,即指帝王与帝位。复辟,便是指君王的
复位,含有帝位失而复得之意。我国明代中叶土木堡之变以后,被
俘还朝的英宗迫使景帝还位与他的做法,便是地道的复辟行为,也
是复辟一词原始含义的直接体现。但复辟一词的含义亦逐渐地得到
了延伸。第一个延伸,便是指王朝的归复,而非专指某个帝王个人
的复位,如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和法国波庞王朝的复辟。第二个延
伸,是指旧制度的重建,或曰旧制度在被新制度战胜并取代之后,
又反转来重新战胜了新制度,恢复了旧制度。秦始皇统一中国之
后,六国旧诸侯冒死要求重新分封,便十足地表达了他们要求复辟
分封式专制体制的愿望。英、法等国民主革命爆发后,被推翻的斯
图亚特家族和波庞家族不仅要求王朝复辟,而且力图实现王政复
辟、即全面归复君主专制制度的做法,实为君主专制制度复辟的典
型例证。同时,即便不是由旧君主、旧王朝来复辟君主专制,而是
由新君主以建立新王朝的方式来归复君主专制,盖因他们仍然是对
于旧君主专制制度的复归,所以,亦同样是专制制度的复辟而已。
中国历代农民起义,不论是朱元璋建立的大明王朝,还是洪秀全建
立的太平天国,抑或是由袁世凯复辟帝制所建立的短命中华帝国,
盖因他们都是对于帝制的复归,因而才都是对于旧君主专制制度的
复辟。至于近现代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虽因革命而推翻了旧君主、
旧王朝和旧专制制度,其间,某些政治力量亦乘大势、随大流地建
政党、喊共和、叫民主,甚至以革命的名义建立所谓“民主共
和”的国家,但是,只要他们在掌权后重新建构专制制度,再造专
制等级,厉行专制统治,则不论他们在表面上与形式上为自己装潢
了怎样的现代色彩,在实际上都无非是对于专制制度的复辟而已。
列宁斯大林的共产专制俄国,希特勒挂着国家社会主义招牌的第三
帝国,东欧、中国大陆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及地区,假共产革命旗号
而建立的现代专制极权制度,以及七十年代伊朗以教权专制统治取
代王权专制统治的事实,无不是鲜明的历史例证。如是,复辟虽有
其不同的层次 —— 君王复位,王朝复归和制度还原等,但说到
底,专制复辟就是专制制度的复归,并且不论是在何人、何党以及
何种旗号之下。这,才是专制复辟的本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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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第一章第二节
三  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的反复较量
  在我们已经清楚革命与复辟的一般历史含义,特别是民主革命
与专制复辟的特殊定义之后,我们自然就能够认清民主革命与专制
复辟互为反制的历史关系了。因为民主革命既然是意在推翻专制制
度、建立民主制度的革命,其革命的具体对象,便是以专制政权为
代表的、企图维护旧专制制度的形形色色专制势力。相反,专制复
辟则是指形形色色的专制势力企图重建专制制度。
  幸运的是,近现代世界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历史进程,不仅证
明了民主革命的爆发,乃是这一过渡在政治上的重大发端,而且证
明了其过渡的主要方式便是民主革命。因为正是民主革命的爆发,
才率先为推倒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制度立了头功;而也正是民主革
命,才为全世界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留下了一座座历史的丰碑。因
此,要追溯近现代世界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进程,则排斥、否认、
甚至反污民主革命及其不朽的历史功绩,便无论如何于理难通。
  然而,不幸的却是,也正因为民主革命乃是推动这一过渡的重
大发端和主要方式,它才必然地要遭遇形形色色专制复辟势力的歪
曲、诋毁直至公然反扑或变相反对,甚至能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一
定历史时期内,由于国际国内因素,政治经济原因,以及传统文化
的影响,而为专制势力所战胜。由是,在民主革命爆发后,虽然专
制势力的一再反扑甚至成功,并不能够阻止民主革命的一再爆发和
最终胜利,但是,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的艰难态势却因之而形成,
民主与专制反复较量的痛苦历程亦因之而出现。因而,由专制向民
主的过渡,也就必然地要表现出种种艰难与曲折的历史景象。
第一、较量的普遍性与反复性
  举世最早的尼德兰民主革命,虽与反对西班牙统治的民族革命
相互交织,自一五六一年革命发动到一六零九年西班牙承认荷兰独
立,直至一六四八年欧洲在结束三十年战争后订立《威斯特伐利亚
条约》,正式承认荷兰共和国,其间,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的历史
竟长达七十八年之久。
  著名的英国民主革命,自一六四零年爆发直至一六八八年光荣
革命告成,其间四十八年就曾历经三次革命与复辟的较量。一六四
七年十二月,由于苏格兰和英格兰长老派密谋英王查理一世复辟,
而引爆第二次国内战争。只因复辟派被克伦威尔战败,才使第一次
复辟图谋未遂。一六四九年英王查理一世被处死后,苏格兰保王党
及其势力欲拥立查理二世为国王的复辟企图,又因一六五一年克伦
威尔征服苏格兰并将之并入英国,而使得二度复辟未果。第三次是
在克伦威尔死后两年:一六六零年四月,因保王党蒙克与查理二世
谈判成功而发表“布雷达宣言”,查理二世当上英国国王,斯图亚
特王朝遂宣布复辟。复辟历经查理二世和詹拇世二世长达二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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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第一章第二节
的腐败统治,直至被光荣革命推倒,英国才在王冠下,更在革命的
逼迫下,诞生了举世闻名的新政体,并从此由“君主宪政”而走上
了“虚君共和”的道路。所以,孙中山先生指欧洲各国的君主宪政
乃为“革命之所赐”,也就言之不虚。
  民主革命爆发后,迭呈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者,以法国为最。
法国民主革命自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直
至一八七五年法国人民承继法兰西共和国国统,承认法兰西第一共
和国宪法,确立共和国体,成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前后八十六
年,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可谓连续不断,异常复杂和激烈。如果
说罗伯斯庇尔之死,标志着立宪派的得手,拿破仑的滑铁庐之败,
则带来了波庞王朝复辟的成功。一八三零年的革命虽然埋葬了力图
全面复辟君主专制制度的波庞王朝,但是,路易·菲立普所建立的
七月王朝却依然猖行专制复辟达十八年之久。一八四八年的革命虽
然战胜了复辟的七月王朝,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然而,路易
·波拿巴却于民主共和之中,“加演”专制复辟之为,并终于将法
兰西“第二共和国”更名为法兰西“第二帝国”,他自己也因此而
从总统变成了皇帝。若不是色当一役既使法国惨败,又使路易·波
拿巴的帝国一朝覆亡,则第三共和国的建立,尤其是法国民主制度
的最终确认和确立,尚不知还有几波几折。
  尼德兰、英国、法国如是,但凡爆发过民主革命、推翻过专制
王朝、建立了民主政体的国家亦莫不如斯。一八一零年爆发的西班
牙民主革命,虽然诞生了著名的“一八一二年宪法”,03 其始亦与
反对法国侵略的民族革命交炽一炉,但是由于拿破仑在欧洲的失败
和欧洲国际专制势力的粗暴干涉,亦使革命力量与王室复辟势力历
经五次反复较量,时长六十四年之久,直至一八七四年,才以波庞
家的阿尔丰斯十二实行两党议会制度、建立君主立宪国家为终。
  深受西班牙革命和西班牙一八一二年宪法影响的葡萄牙,于一
八二零年爆发革命后,由国王若奥之子唐·米格尔所代表的专制势
力,就曾发动三次复辟。虽然一败两胜,胜也短命,却为葡萄牙民
主革命留下了革命与复辟一再较量的痛苦经历。
  十九世纪欧洲荷、英、法、西、葡等主要国家如是,二十世纪
的德国和俄国,包括东亚诸落后国家,就更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展开了革命与复辟之更加痛苦和更加艰难的较量历程。德国虽然迟
至一八七一年才建立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并且威风一时,但它在
第一次大战中的失败,却导致了第二帝国的迅疾败亡和德国民主派
的轻易成功。一九一九年由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艾伯特派建立的魏玛
共和国,转瞬之间便迎来了专制势力的疯狂反扑。意在德意志复辟
帝国的卡普暴动固然为民主力量所迅速击败,04 但是,由希特勒所
代表的新型专制复辟势力虽然不再公开号召重建帝国,归复君主专
制,但他在国家社会主义招牌下,由要求强化中央集权而成为欧洲
最大独裁者的发迹之路,却在实质上将德国完全复辟成了一个极权
统治的专制帝国,即“第三帝国”,从而又敷演出了一幕帝国兴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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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悲喜剧。
  无独有偶的是,早在希特勒于德国打着国家社会主义招牌,以
逞专制复辟之前,列宁已在欧洲最落后的俄国,于二月民主革命推
翻沙皇之后,复“以革命的名义”(列宁语)推倒了二月民主革命
的成果,重建了俄国专制制度。十月革命对于二月革命背叛的本
质,便是“以革命的名义”反扑民主革命,直至达到专制复辟的成
功,并从此敷演了一场长达七十余年专制复辟的巨大历史悲剧。今
天,即便是前苏联已经于一九九一年一朝崩垮,但一部分“人还
在,心未死”的俄共党人,其复辟的愿望却并没有死绝。05
  至于以辛亥革命为胜利发端的中国民主革命,在她一举推翻满
清专制王朝、结束两千余年君主专制制度之后,所曾遭遇的较量历
程,特别是形形色色专制复辟给中国人民所带来的巨大灾难,甚至
是空前的历史浩劫,正是本书所要深入探讨与论证的主题。一言以
蔽之,近四百年来,自从世界开始了从专制向民主的艰难过渡以
后,凡是爆发过民主革命的国家,应该说,无一没有经历过革命与
复辟反复较量的历程。而也只有经历了这一普遍的历史进程,或曰
民主革命的主体历程,民主革命才能最终地获得成功,民主制度才
会最终地获得确认和确立。
第二、较量的艰难性
  一、来自被推翻的专制统治集团,以及作为它附庸的王室、贵
族、教会、僧侣以及一切享有特权者,或既得利益集团,因不甘心
失去他们的专制政权和贵族特权,而时刻企图死灰复燃,卷土重
来。这无疑是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的本质所在,又是革命要战胜复
辟之所以艰难的根本原因。为了复辟,英王查理一世可以反仇为
友,在一六四一年镇压苏格兰叛乱未果之后,又于一六四七年暗中
勾结苏格兰长老派密谋复辟王位,并因此挑起第二次国内战争。同
样是为了复辟,法王路易十六,王后玛格丽特,以及大大小小的王
公贵族,在欧洲专制势力企图共同围剿法国革命之际,竟能置民族
大义于不顾,或投书以告密,或阴谋以献策,或奔走以呼号,或公
然叛国以投敌,王后甚至能将法军作战计划密呈普奥联军,以图换
取王权的复归。可以说,自一五六一年尼德兰爆发民主革命迄今为
止的四百余年间,全世界凡爆发过民主革命的国家,无一没有出现
过旧王朝、旧王权、旧贵族和旧特权享有者之一再图谋复辟的行
径。一九九一年,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共产国家自崩自垮以后,其共
产顽固势力一再企图复辟的欲望,实在是他们至今仍在蠢蠢欲动的
根本原因。
  二、来自未曾解体或正在解体的传统农业社会对自身专制政治
形式的顽固维护,和对于自由经济发生与发展的顽强对抗。因为传
统的家长制与小生产,既是专制政治赖以建构的最坚实社会基础;
自由经济的发生与发展,又是造成这一基础解体的最重要原因。更
何况自由主义的生产经营方式,当它对专制制度、权力经济及其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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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第一章第二节
础 —— 整个传统农业社会进行挑战时,既带着足以憾动人心的民
主自由信念,又带着由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新鲜历史气息。由是,它
才不仅是在思想政治领域对一切专制意识形态的一场彻底的大进
攻,而且更是对传统生产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的一场彻底的大破坏,
必然要遭到整个传统农业社会、特别是农民的反对甚至反抗。十六
世纪和十七世纪中期,尼德兰、英格兰之所以能够及早地爆发民主
革命,其根本原因,便是在文艺复兴、思想更新、宗教改革的时代
到来之后,由于航海业的发展,圈地运动的推行,传统农业社会的
开始解体,从而促使大型手工业获得迅猛发展的一个结果。反之,
不论是法国民主革命期间旺岱地区农民的公开叛乱,还是西班牙民
主革命期间农民对卡洛斯王子复辟活动的广泛支持,亦都是因为传
统农业社会和宗法制农村未能走向最后解体所至。德国魏玛共和国
成立后,率先叛乱并公然要求复辟第二帝国的卡普暴动,便爆发在
封建落后的东普鲁士。至于俄国二月民主革命之所以被列宁的共产
革命所叛变,中国辛亥革命后之所以会出现形形色色的专制复辟,
特别是出现了以共产革命名义和以农民造反方式实现专制复辟的痛
苦状态,东亚几个所谓共产国家之所以只有改朝换代、而迄无制度
变更的现实,无非是作为专制政治基础的传统农业社会,还没有开
始、或刚刚开始走向解体这一根本原因所致。
  三、来自传统思想文化体系中专制的思想文化观念对于世道人
心的顽固影响,及其对于新思想新观念所产生的巨大反制力量。必
须明确的是,一个漫长的旧社会和旧制度的精神传统,是断然不会
与这个旧社会及旧制度自身的物质形式同时被送进坟墓的。一次革
命固然可以推翻一家王朝,但一次革命,却绝无可能将种种专制的
思想文化观念同时送进坟墓。中外民主革命的历史事实早已证明,
凡是专制的思想文化与观念,在革命前如若未曾受到挑战、批判直
至被民主共和的思想理念所战胜,则不仅会带来发动革命的困难,
而且在革命后招致复辟的可能也就愈大,甚至愈长。一六四零年的
英国民主革命,在西方之所以被称做清教徒革命,便是因为清教徒
对英国国教的反对才促成了革命契机的到来。反之,在当时的英
国,正因为清教徒并不曾、也不可能推开一场真正宣扬民主共和理
念的思想解放运动,因而,英国才会在革命爆发后迭呈思想的混
乱,并最终招致斯图亚特王朝的长期复辟,甚至连光荣革命也只能
在王冠之下才能获得成功。这,大约也是英国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
的理念和理论,是在革命爆发后,更在革命与复辟迭呈较量的历史
混乱中,才开始逐步形成的原因。法国在一七八九年爆发民主革命
之前就有了近百年的思想启蒙运动。正因为这个思想启蒙运动不仅
公然地举起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旗帜,公开地提出了共
和主义的建国原则,并且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法制等许多
方面,都催生了新思想和新理念,因此,法国人民才能够在长达八
十六年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中,一贯坚持追求共和、反对专制的
民主革命精神。法国革命的理念、理论与实践,才会传遍世界,并
成为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发展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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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第一章第二节
  其次,即便是在一个为民主革命的爆发作好了充分思想准备的
国家,将同样存在着专制思想文化的反扑。某些由传统思想文化观
念的“旧帽翻新”而产生的所谓新思想和新文化,亦会成为对于真
正新思想新文化的变相反抗。显而易见的是,在俄国,由民粹派所
发现的,“俄国农民身上所固有的共产主义本能”,才为俄国“新
兴无产者”接受马克思的共产革命理论奠定了社会基础,更为列宁
以共产革命名义实行对二月民主革命的公然背叛,直至重建新沙皇
专制制度,带来了直接的思想要求。在德国,因一八七一年俾斯麦
武力统一的实现和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兴起,才带来了尼采、叔本
华“权力、意志及超人哲学”的应运而生。反之,也正是这个倡
导“权力、意志与超人”思想的典型独裁主义哲学,才为希特勒推
倒魏玛共和国,和挂着国家社会主义招牌重建专制的第三帝国,带
来了专制复辟的明确思想前提。
  近现代欧洲在思想文化上表现了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历程的,
还有一个著名的浪漫运动。这个浪漫运动虽然波潮起伏,历久不
衰,但是,它作为变革时代欧洲社会的一种思想文化表现,亦有积
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就积极方面而言,浪漫运动崇尚个性,反对旧
传统和旧伦理的制约,不安于陈旧、刻板、僵死的社会生活,是
故,当它在为个性解放而反对专制压迫时,曾顺应历史发展的要
求,并曾成为民主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革命的一翼。相反,就消极
而言,则因它藐视金钱,厌恶俗务,甚至因抗拒和逃避由“资本主
义”所带来的现代文明发展,而号召返归田园,回到蛮荒,直至走
向反对新时代正在形成的进步社会制度时,它又完全可能走向时代
要求的反面,从而成为专制复辟要求的一个浪漫“回声”。十九世
纪后期那个典型的文学浪漫运动便多少具有这样的色彩。至于俄国
农民在精神上的代表、伟大的作家托尔斯泰伯爵,在他面对着“洪
水猛兽”似的资本主义时,之所以会被吓回到“好地主的庄园”里
去;以及那个“在刀光火色衰微中已经看到了下个世纪曙光”、即
所谓共产主义曙光的中国文豪鲁迅先生,之所以同样把资本主义看
成是青面獠牙的怪兽,而亟欲反对之;无非都是还了他们传统型知
识分子的原形罢了。
  四、来自国际专制势力和某些仅从本国利害考量的国家对于别
国革命的粗暴干涉,直至联合围剿。从一七八九年法国革命爆发直
至一八一五年拿破仑战败,欧洲各国反动君主就曾联合“民主”英
国组成七次“反法联盟”,以共同对付法国革命,直至联合打败拿
破仑,迎回路易十六之弟路易十八,在法国实现王政复辟。拿破仑
失败后,俄、普、奥三国反动君主又在英国支持下,于巴黎结成三
国“神圣同盟”,以抵抗、反对和企图扑灭欧洲革命:一八二一
年“神圣同盟”出兵扑杀了意大利革命。一八二二年“神圣同
盟”又粗暴地干涉了西班牙二度民主革命,支持裴迪南七世再度实
现了复辟。应该说,自尼德兰爆发民主革命以来的四百余年间,各
专制强国,各国反动君主,不仅对内厉行专制以纷纷杜绝本国革命
的爆发,而且对外一再地粗暴干涉别国革命,甚至共同扶植垮台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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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第一章第二节
主以求复辟。此
  虽不足怪,然而,怪则怪在,一些已经成为世界强国的民主国
家,即“民主列强”们,他们对内虽推展民主政治,对外则推行强
权政策,仅仅为了本国的利害而不惜与专制列强联手,以共同干涉
和围剿别国的革命,甚至一再地支持别国的专制复辟势力,以围剿
别国的革命力量。这自然是他们虽已“新其貌”、却未“新其
心”所致,更是他们始终将国家利益高悬在民主理念之上的不良表
现。然而,近几百年来,一些国家民主发展的艰难困境,便常常与
此相关;中国辛亥之后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较量的反复与艰难,亦
有源于此;今日民主的台湾在国际上所遭遇的一切不公平待遇,同
样与之难解难分。
第三、较量的复杂性
  一、复辟手段的复杂。形形色色的专制势力,当他们自信有力
量、有条件推倒民主革命、实现专制复辟之时,他们自然会采取公
然的手段以求复辟。如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和法国波庞王朝的公然复
辟,以及中国辛亥之后袁世凯的公然复辟帝制。然而,当之形形色
色专制势力,因力量不足,条件不够,更因为人民对于专制制度与
专制统治的普遍厌弃,而不敢公然推行专制复辟之时,他们亦完全
可能采取非公然的手段以实行复辟。首当其冲者,便是“假共和以
复辟”,即宁愿丢弃王位、王朝之名号,而劫夺专制复辟之实。法
国革命期间,路易·波拿巴假第二共和国向第二帝国的过渡;中国
辛亥革命之后,北洋军阀于共和旗号之下一心推行专制复辟的历史
事实;都是它典型的例证。其次,是在“假共和以复辟”也无以遮
人耳目时,则乾脆打起革命的旗号以逞专制复辟之欲。他们有的打
着民族革命的旗号,以民族革命压迫民主革命;有的打着宗教革命
的旗号,以教权专制取代王权专制;有的乾脆打起农民革命的旗
号,来反对民主革命,反扑民主政权,归复专制制度。最时髦的,
也是最具欺骗力量的,便是打起共产主义革命的旗号,以推倒民主
革命,复辟专制制度,建立极权统治。
  二、较量状态的复杂。显然,不论是革命要战胜复辟,还是复
辟要推倒革命,其间,都极可能出现一种极其复杂的较量状态。如
前所说,一是复辟手段的复杂,自然已为较量状态的复杂奠定了基
础;二是种种政治力量对于政治的不同要求,也同样会构成较量状
态的异常复杂性。因为在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历程中,不仅存在
着坚定的民主要求和顽固的复辟愿望,而且也一定存在着不同层次
的革命要求与不同层次的复辟目标。诸如既要反对专制、又要维护
王权者,形式虽是共和、内容却是专制者,或形式虽是专制、内容
却是共和者,甚至是“你中有我、我中又有你”者。若是再加上由
种种思潮所推动起来的无政府要求,国家主义的呼声,以及无产阶
级革命的叫喊等夹杂其间,其较量状态的复杂也就更加可想而知。
英国光荣革命后出现的“君主立宪”新政体,拿破仑藉复辟帝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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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第一章第二节
巩固新秩序,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之又共和又独裁的性质,俄国
二月民主革命后两个不同性质政权并存的局面,中国辛亥革命后的
大分裂状况,以及北伐成功之后、国家统一局面之下的种种叛乱造
反行径,都是复杂较量状态的表现。
  三、不同性质革命的交相并作。由于民主革命的爆发常常需要
历史的契机,如尼德兰反对西班牙统治的民族革命就引起了民主革
命的爆发。反之,西班牙的民主革命又推动了反抗法国统治的民族
解放运动,等等。但也正是种种社会矛盾、民族矛盾和种族矛盾,
才导致了革命与复辟叠呈复杂的较量状态。在中国,辛亥前后的民
主力量要想推翻专制统治,战胜专制复辟,则必须号召、直至发动
反对专制列强和民主列强的民族革命,因为专制列强与民主列强在
中国专门支持专制势力以反对中国民主革命。在亚、非、拉,民族
革命和种族革命又常常取代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要求,以至造成民族
虽然独立,种族也已解放,但又陷入专制统治的泥淖,如菲律宾马
科斯和印度尼西亚苏哈特的专制统治等。在伊朗,人民借教权反对
王权以发动民主革命,却反而陷入了更加专制的教权专制统治之
中。当然,南非民族、种族与民主革命的交织,却最终地赢来了一
荣而俱荣的胜利局面。显然,不同性质革命的交相并作,虽有可能
推动民主革命的进程,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因它有可能促成民主
革命与专制复辟较量状态的复杂化,因而又为民主革命的胜利制造
了相当大的麻烦与困境。
第四、较量的激烈性
  首先,革命与复辟较量所常常采取的暴力形式,就是激烈性的
具体表现。而暴力形式的第一种,便是较量过程中的暴力冲突。第
二种则表现为国内战争或国际战争。如果说,一六四零至一六六零
年间,英国民主力量与专制势力的反复较量,早已表现在第一和第
二次国内战争中,则一七九二年,当法国民主派因国王与王后叛国
而砍掉了他们的脑袋之后,由旺岱农民造反所煽起的全国六十个郡
农民对于巴黎民主政权的叛乱,便差一点将革命的法国变成了复辟
的废墟。至于列宁在共产革命的名义之下,为推倒二月民主革命,
重建专制制度,借反对“外国武装干涉”于俄国国内挑起的七年残
酷内战,不知将多少无辜的民众和知识分子推向了血海之中。在中
国,辛亥革命之后,由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所导致的内战与混
战,更是长期地使国家与人民陷于混战与分裂的痛苦之中。
  其次,若就革命与复辟之较量所引起的国际战争而言,除掉欧
洲七次“反法联盟”,“神圣同盟”,以及各专制列强和民主列强
对别国革命的武装干涉之外,单就两次世界大战来说,便已将世界
范围内的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的广泛较量,推到了难以言状的残酷
境地。由新兴的专制统一的德国和欧洲老大帝国奥匈帝国在欧洲所
挑起的一次大战,其部分性质和目的,便是要在已经走向民主进步
的欧洲重建专制的新秩序。由法西斯德国和法西斯日本这两个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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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专制势力共同联手所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其部分性质和
目的,亦同样是向全世界民主进步的的疯狂反扑。至于二战以后,
随着东西方专制阵营与民主阵营的迅速明朗化,所带来的东西方对
抗,亦无非是将无数激烈的较量,隐蔽在“冷战与杀机”之中。而
许多国家在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主要历程中,因革命与复辟的反复
较量所付出的种种牺牲,就更是难以尽书。
第五、近现代专制复辟的共同历史特征
一、实现专制复辟的种种形式与方法
  在近现代世界从专制向民主过渡的历史进程中,当形形色色专
制势力因公然地卷土重来已经难以得逞之时,其实现专制复辟的形
式和方法无非有四:一是如前所述,在共和的名义下,实现专制权
力的复辟,或推行专制复辟统治 。即如孙中山先生所言:“假共
和之名义,以行专制之实。”
  二是假宗教的名义,或在教权的支撑下恢复专制复辟统治。这
在中世欧洲曾是屡见不鲜的历史现象 —— 因为教权乃是封建专制
权力的最高象征与精神皇冠。即便是在现代,七十年代伊朗以教权
推翻王权的“革命”及其结果,亦充分说明了它的完全可能性。
  三是近现代最为危险、亦最具迷惑性的专制复辟形式及方法,
乃是假“革命”的名义以反对民主革命。特别是在共产革命的旗号
和“反对专制统治”的名义下,发动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或传
统型农民造反,以达到、或在实际上达到复辟整个专制制度的目
的。这种复辟的形式和方法,在世界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即在传统
农业社会尚未解体的地区和国家,如东欧和东亚,就曾获得相当的
成功。
  四是近现代民主革命的胜利,民主政治的兴起和民主制度的建
立,带来了“政党政治”这一政治形式的广泛兴起和使用。虽然,
它作为团结民主力量、反对专制统治和建立民主制度的一种政治形
式,固有其相当的先进性,但是,它作为一种时髦的政治形式,亦
为世界许多国家、甚至是专制国家与复辟政权在表面上所效法,所
利用。因此,利用现代政党的形式作为复辟的政治组织形式和实现
极权统治的现代专制力量,便成为近现代某些专制政权、特别是现
代共产专制复辟政权的一大时髦。这种政治形式固为现代所有共产
国家所接受,更被世界所有共产国家将它发展成了利用党权以实行
专制极权的最佳形式。
二、实行专制复辟统治的种种手段
  由于任何一个专制复辟政权都是意在维护、修复、甚至是重建
专制制度,恢复专制统治,所以,它们在实行专制复辟统治的手段
上也就颇多共同之处。
  一是强化专制权力。民主革命的初造成功,即意味着专制国体
的被解体和专制政权的被推倒。因此,专制势力一旦卷土重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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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第一章第二节
就不可能不把恢复、重建专制国体与恢复、甚至强化专制权力,作
为其实行复辟和巩固复辟的根本大计。历史的事实是,无不意在恢
复和强化专制权力的近现代各国专制复辟政权,特别是在革命名义
下实现了专制复辟的苏俄、中国大陆等共产国家,其对于专制权力
的高度强化,早已为世所认知。
  二是归复等级制度。民主革命的要意之一便是要打破专制等级
制度,建立平等的民主社会秩序。反之,专制制度之根本社会秩序
的基础,便是专制等级制度。严酷的等级划分既是专制统治的灵
魂,则复辟王朝、或因复辟而建立起来的新专制政权,就一定要归
复和重建等级制度,藉以保证专制复辟政体“权力结构”的绝对稳
定性。复辟的君主王朝固然如此,以革命名义所建立的崭新复辟政
权,亦无不以重新划分等级和建立等级制度为其要旨。中国的传统
农民革命如是,苏俄的共产专制制度亦如是,中国共产党的专制等
级制度,则已成为世界历史上专制等级制度的集大成者。
  三是厉行镇压手段。专制复辟统治虽是被推翻了的专制统治之
再生,实为专制制度死亡期的回光返照(参见导论第二章第二
节)。因此,专制复辟统治者只要一想到“革命”二字,无不“中
宵念起,梦魂屡惊”。此其一。其二,专制复辟统治,又是民主革
命爆发后,因专制势力反扑成功而恢复或重建起来的专制统治,因
此,要人民对卷土重来的专制统治心悦诚服,实非易事。因为此一
时的人民已不是彼一时的人民了,因为人民已经经过了民主革命的
洗礼。其三,即便复辟的不是旧君主和旧王朝,而是以其它名义,
甚至是以革命名义实现了复辟的专制势力,正因它们是乘民主革命
或社会动乱之机,才推倒了民主革命的成果,甚至是以“革命”推
倒了革命,所以,它们才不仅深谙“革命之所以爆发及其如何爆
发”,和“统治者之所以被推翻及其如何被推翻”的道理,其作为
知情者,也就更加懂得如何才能保住它们的专制复辟政权。八十年
代伊始,中共和中共领袖陈云顽固地反对制定“出版法”的言行,
就是明证(参见下卷第七章第三节)。正是基于上述种种原因,任
何专制复辟政权才不可能不厉行镇压手段,这也是它们欲保住这个
专制复辟政权的最重要手段。所以,当它们一旦为保权和保命、即
保卫复辟而行动起来时,它们无疑要比非复辟的正宗专制统治,来
得更加的残酷。
  四是强化思想统治。所有遭遇民主革命、并为民主革命所推翻
的专制政体,无不有这样一个深刻的教训。这个教训就是所有民主
革命的发生,可以说无不以新思想的兴起与滋蔓,和旧思想的消沉
与崩溃,作为革命爆发的前奏。英国民主革命固与新教思想的传播
关系甚大,法国民主革命则更与“平等、博爱、自由”之民主、民
权思想的启蒙与传播休戚相关。中国的辛亥革命自然也是民主共和
思想 —— 亦即欧风美雨影响的历史产物。因此,为维护旧思想,
铲除新思想,打击与摧毁已经建立或正在建立的崭新民主思想体
系,也就成为任何一家专制复辟政体最为棘手和最为重视的大事。
因此,为防患革命再起于未然,为从根本上杜绝革命思想的再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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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第一章第二节
蔓延,直至为彻底剿灭任何意在引爆革命的新思想、新文化,也就
成为专制复辟政权较之正宗专制王朝更加重视和特别重视的问题。
路易十八复辟后,立即恢复臭名昭著的“圣·耶稣会”,就是旨在
强化思想统治。七十年代伊朗在革命后强化宗教思想统治的事实,
已明显地说明了思想统治对于一个宗教复辟政权的至关重要。以苏
俄领衔的所有大大小小共产专制复辟国家,均以“独尊马列、杀尽
百家”为手段,来剥夺人民任何思想与言论的自由,甚至一再地和
疯狂地罗织思想罪,更将思想罪定为重罪,并大面积施以极刑,直
至因“法重心骇”,而迫使人民丧失了思考的自由和能力。此无疑
为革命战胜复辟、即民主战胜专制的较量历程,带来了特别的艰难
性。
  一言以蔽之,正是四百年来世界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才带来
了革命与复辟 —— 即民主与专制反复较量的艰难历程。同样,也
正是这个历程所一再表现出来的普遍性、反复性、艰难性、复杂性
与激烈性,才明确地体现了各国民主革命历程的历史共同性。

上一节 总目录 下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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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第一章第二节
四  民主革命的历史范畴
第一、就时间而论
  革命既然是一个普遍的历史变革进程,则民主革命便决不仅仅
具有一个历史事件或一次历史事变的意义,无疑应该是有始有终,
并有过程。如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和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不
过是法国民主革命和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发端而已。
  同时,既然在民主革命爆发后,尚存在着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
这样一个普遍、艰难、复杂和激烈的过程,所以,各国民主革命也
只有经历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主体历程”,才可能走向最后的成
功,即民主对专制的最后战胜 —— 她的标志,便是民主制度的确
认与确立。由是,我们就应该将民主革命自爆发到革命的反复较
量,直至民主制度的确认和确立,看作是民主革命的全部过程,即
全范畴。从而对民主革命的历史范畴有一个甚为科学的界定。这
样,我们也才可能对世界各国民主革命的起始与终结,尤其是她的
复杂历程,有一个明确而清醒的认识,才能使那些身处革命与复辟
反复较量状态中的国家或民族,避免将阶段性的专制复辟当作民主
革命已经失败的标志,从而树立民主革命必将走向最后成功的信
念。因为,英国民主革命并未因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而走向失败。
法国民主革命更未因波庞王朝的复辟而未获最后的成功。希特勒打
着国家社会主义招牌所煽动起来的复辟炽情,亦未能救第三帝国于
短命的必然。苏俄与中共在共产革命名义下,虽然夺取了反扑民主
革命和颠覆民主政体的成功,但是,他们一个已经自我崩解,一个
如不痛下政治改革的决心就必然要面临覆灭的命运,无疑已经昭示
了:以二月革命胜利为始的俄国民主革命和以辛亥革命为胜利发端
的中国民主革命,将一定会走向最后成功的历史前途。
第二、就内容而论
  在政治革命领域,民主革命的要旨,就是要推倒专制的政治制
度,并建立一个民主和法制的新社会制度,以确保民主政治理念的
贯彻与实行。所以,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在实际上和本质上,
就是建立和反对建立民主新制度的较量。因此,也只有为建立这个
新制度而奋斗,并最终地确认和确立了这个新制度,才可视为民主
革命的最后成功。
  在思想革命领域,鉴于不能最终地推倒传统思想文化体系中专
制的思想文化成份,削弱它对于世道人心的钳制与影响,便不仅会
给民主革命的发动带来困难,甚至能为专制势力的卷土重来,造成
先声夺人的局面。可以说,任何一家专制王朝,在临死前都要强化
专制的思想文化统治,如满清王朝崩解前对“三纲五常”的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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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第一章第二节
同样,任何一股专制复辟势力,要复辟就必定要独尊专制的思想和
文化,犹如“尊孔”便是袁氏复辟帝制的先声。因此,革命前的思
想发动,即宣传和张扬民主共和的理念,并使之深入人心;和革命
后的思想建设,即一方面是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清理和扬弃,一方面
则是积极建立民主的新思想和新文化,以击退旧思想、旧文化的反
攻;也就成为民主革命之极为重要的思想内容了。
  在经济革命领域,由于自由主义生产经营方式的形成,乃是反
对专制权力经济和要求突破传统农业经济的一个结果;由于传统农
业社会解体的速度和程度,与自由经济形成的规模和成效,乃是民
主与专制之较量往复的重要社会基础;因此,努力推动自由经济的
形成与发展,迅速解决农民的问题,即解决土地的问题,就成为攸
关民主革命成败,尤其是革命与复辟谁胜谁负的重大环节。尤其是
在一个以传统农民为主体的国家里,在革命爆发后,能否立即着手
解决之,将无疑对保卫民主革命的成果,防止农民在专制势力的诱
逼与发动下实行对新生民主政权的造反,便实在是不能稍稍等闲视
之的。法国农民对于法国民主政权的全面叛乱,西班牙农民对于王
朝复辟势力的广泛支持,辛亥之后因土地问题未能解决所带来的惨
重后果,和五十年代初中华民国正因为在台湾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
题,才巩固了中华民国台北政权,并终于使之走上民主政治道路的
教训和经验,其得其失,已然在史鉴之中。
第三、就形式而论
  显然,在我们一谈及革命的形式问题时,我们立即就会联想到
革命的暴力形式。然而,既然革命不拘任何形式都是一个普遍的历
史变革进程,因而,只要是意在结束旧专制制度和建立新民主制度
的革命,即便它带有迅速推进、甚至强行推进变革进程的意义,也
未必就只能以暴力的形式来推动之和进行之。更何况历史也从未给
革命规定某种必须的形式。但是在近现代世界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
历史发展中,民主革命确实是过多地使用了暴力的形式。米涅说
道:“迄今为止,各民族的编年史中,还没有这样的先例,应当作
出牺牲的人,总是不肯牺牲,要别人作出牺牲的人,总要强迫人家
牺牲。好事和坏事一样,也要通过篡夺的方法和暴力的方式才能完
成。除了暴力以外,还未曾有过其他有效的手段。”06
  米涅把革命概括为“应当作出牺牲的人和强迫别人作出牺牲的
人的冲突”,并由此将革命之所以采取暴力的责任,平分秋色地套
在这两种人身上。再次,他显然是无意地抹杀了是与非的界限,而
且视革命为一个碟子并不响的把戏,恰恰忘记了由他自己所叙述的
法国革命史,已实实在在地把法国民主革命之所以采取了暴力的原
因,即人民采取暴力形式的完全被迫性,亦即“逼上梁山”的本
质,叙述得那样准确。
  他说:“在钱的问题上,王朝政府并不排斥按人数表决的办
法,因为这样做,可以更加迅速地得到解决。而在政治上,则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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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第一章第二节
按等级表决,因为这样做,十分有利于阻止革新。王朝政府要达到
的目的,是增收新税,而不是让人民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指掌
玺大臣巴朗)把三级会议之任务局限在下列范围内:讨论税收问
题,并进行表决;讨论一项新闻出版的法律,以便给以种种限制;
讨论民事法和刑事法的改革,其它改革则一概排除。”07
  于是,米涅又说道:“这完全是对国民愿望的无知,或者可以
说是公开的对抗。”08 然而,正是这一无知与公开对抗(公开对抗
更准确 ),才激起了第三等级的强烈不满,并逼迫一百七十五年
以后才第一次召开的三级会议流产,同时酝酿了革命的发生:第三
等级被迫召开国民会议,国王便下令封闭会场大门;代表们遂冒雨
到达网球场宣誓:“在制定法兰西宪法前,绝不解散国民大会”,
并且吸引了第二等级自由贵族代表的积极参加;六月三十日,国王
派兵镇压群众游行,无奈士兵竟以高呼国王万岁为手段,拒绝接受
命令,国王遂向凡尔塞和巴黎调集军队,决心镇压;七月十一日,
国王又解除了深得民心的改革派财政总监内克尔的职务,由是而激
起了更大的民愤;七月十二日晚,国王调集的军队与巴黎的群众发
生冲突,暴力镇压终于开始;七月十三日,群众被迫拿起武器准备
起义;七月十四日,因遭受残酷镇压而狂怒的群众终于攻占巴士底
狱 —— 于是,伟大的法国革命,不仅无可奈何,也无从避免地被
迫采取了暴力革命的形式。
  反过来,如果我们再将历史的事实进行一番善意的假定,即:
在三级会议上,国王同意以人数而不是按等级表决政治问题,那
么,第三等级便不会自行召开国民会议;如果第三等级召开国民会
议,国王不曾下令封闭会场大门,代表们便不会在群情激愤之下冒
雨去网球场宣誓;如果国王同意国民会议制定法兰西宪法,而不是
向巴黎和凡尔塞调集军队试图镇压,并且不在此时此刻解除内克尔
的职务,其后,更未造成国王与军队的冲突和群众与军队的冲突,
则群众绝不会在七月十四日攻占巴士底狱。如是,法国革命便既不
会采取暴力形式,更不会沿着七月十四日的暴力之路,使整个法国
革命的历程与暴力形式再也脱不开干系。同样,如果路易十六和他
的王后在修宪和君主立宪的宪法制定以后,能够安于他们已得的权
力,而不是阳奉阴违,密谋与欧洲专制势力联合,以拼命摧毁法国
革命,并决心反攻倒算,国王和王后也不会被送上断头台。
  应该说,近现代各国所爆发的民主革命及其所用的暴力形式,
无一不是专制统治者“逼上梁山”的结果。并且,更应该说,近现
代世界各国民主革命的爆发,其所持的暴力革命形式,又无一不是
被专制统治者们有预谋、有计划,和寸步不让、步步紧逼的暴力镇
压阴谋及暴力镇压行为,直接逼迫而成。民主革命,尤其是暴力民
主革命的爆发,除掉极少数是在正确的革命思想和革命理念的影响
下,并在被迫革命的形势形成之后终于发生以外,常常都是群众在
毫无准备和毫无动机的状态下,因为遭受暴力镇压而群情激愤所
致。历史的事实是,如果没有菜市口的刀光剑影和人头落地,孙中
山的革命就很可能是“天下共弃”;如果没有那个“流血的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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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第一章第二节
日”,就可能没有俄国共产暴力革命发动的借口;09 同样,如果没
有中共“六四”之夜的大屠杀,则天安门广场上的中国人以及其后
的大陆民众,便绝不会“暴动和暴乱”,而只可能继续坚持和平与
非暴力的方法,去争取自己应有的民主权力。这,便是近现代世界
民主革命之所以被迫使用暴力形式的共同原因。只有明了了这个真
理,才可以在我们这个时代,对一切不分青红皂白地动辄指责革
命、尤其是指责民主革命的形形色色立场,建立一个分辩的事实基
础。只有明燎了这个真理,我们才能够为坚持理性而追求和平与非
暴力的民主革命,并敢于在专制统治者的残酷暴力镇压面前,同样
能够为坚持理性而维护人民正当的暴力反抗权力。因为在不应该采
用暴力革命手段时而采用了暴力革命手段,诚然是不理性的。但
是,在应该、并且在不得不采用暴力革命形式时却不敢采用暴力革
命的形式,则同样是不理性的。
  这样说,自然不是志在号召要用暴力革命来推倒现存的专制制
度与专制政权。因为自古“变革天命”便有过种种非暴力的形式。
在当代,波兰团结工会坚持长期合法斗争以结束波共一党专制的历
史,东欧共产国家努力避免暴力以完成政权更替的经验,尤其是戈
尔巴乔夫和叶尔钦交接棒式地和平解决苏俄共产制度向民主制度转
换、即过渡的初步成功,这一切无不说明,在我们的时代以和平方
式或以和平演变而非暴力演变的形式,来解决从专制向民主的最后
过渡,和解决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的最后较量,藉以将变革时期国
家和人民所遭受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从而促使民主革命的最后
胜利和民主制度的最终确立,已经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极具前景
的了。它不仅是当代人民民主意识、民主精神以及民主修养得以提
高的一个重大成果,而且是当代专制政治与专制制度已经日益不得
人心的一个有力证明。而也正是这样两个原因,才造成了专制政体
自身的分崩离析局面,和专制统治集团内部某些权力人物民主意识
的觉醒,或民主素养的提高。戈尔巴乔夫作为当代和历史上一个伟
大人物的全部意义,即在于他宁肯失去自身的最高权力,却愿意将
民主与自由从共产专制极权制度下解救出来,并还给了自己优秀的
人民。因此,我们无须鼓吹暴力,更无须把暴力革命当作民主革命
的唯一方式。我们只需要坚持民主政治的理念,坚定民主制度必将
取代专制制度的信念,坚持一切可能的努力,只要当代的专制统治
者们同样不采取欺骗和暴力的方式,在人民的推动、甚至是迫动
下,愿意逐步完成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我们都应该在不求激进与
不算旧账的总前提下,为了国家、民族和全体人民的福祉,而采用
非暴力的形式,将伟大的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当然,如果当代的专
制统治者们,其对暴力镇压、暴力抗拒直至暴力反扑的迷信仍然冥
顽不灵,则来自人民非自愿的暴力,即被迫产生的、并且同样是理
性的人民革命暴力,一定依然会和民主革命的既定目标紧密连接在
一起,为民主能够最终地战胜专制而牺牲奋斗,并且在所不惜。齐
奥塞斯库身上的九十九个弹孔,便是最透彻的证明。因为专制必
败,民主必胜。因为人民必定是革命与复辟之反复较量的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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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第一章第二节
者。

上一节 总目录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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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第二章第一节
第二章
革命名义下的复辟
  如前章所论,随着民主革命在欧洲的胜利发展,不仅引发了种
种不同性质的革命,而且导致了不同形式复辟的产生 —— 他们或
假共和之名以行专制复辟之实;或“以革命的名义”来掩盖专制复
辟之心;或利用传统农民革命以打击民主革命;或号召一个新
的“革命”,去颠覆民主革命的成果。由是,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
的反复较量,便呈现出更加复杂和艰难的状态。因此,如何识别不
同性质的革命及其本质,如何鉴别不同形式的复辟及其危害,如何
从理论和实践这两个方面找出名义与事实的根本区别,便成为民主
革命能否战胜形形色色专制复辟的一个重大前提。但要从传统革命
和现代革命中找出最具复辟本质、又危害最大的“革命”,则莫过
于“传统农民革命”和“现代共产主义革命”这两家。本章即是对
这“两家革命”的由来、内容、本质和危害,所作出的探讨、分析
与论辩。
一  传统农民革命是“建立新王朝、复辟旧制度”的造

  在这个世界上,尤其是在一个以传统农民为主体的国家里,传
统农民革命无疑是最能引起同情,却又最能够与专制复辟要求一拍
即合的革命,特别是它只能“建立新王朝、复辟旧制度”的历史本
质,和它在我们祖国的历史上,能够促成历代专制统治屡死屡生、
周而复始的历史特征,以及它与现代共产革命在思想基础、暴力形
式及革命主体力量上所拥有的历史关系,就更加使之成了我们必须
予以探讨的重大课题。
第一、专制制度是传统农业社会自身的政治形式
  众所周知,人类发展到原始社会的后期,由于生产的发展和男
女在生产地位上的变化,而导致父系氏族逐渐代替了母系氏族,个
体家庭亦随之而逐渐成为社会的一个基本经济单位。一方面,一夫
一妻的家庭关系由此而被逐渐地巩固下来;另一方面,对家庭小生
产的管理,直至家庭权力的形成,包括对财产的管理、分配及继承
的方式,亦逐步地形成了以男子、即丈夫在家庭中的“家长式”地
位。从此,这个由家长式地位所逐渐形成的家长式管理方式,便在
以小生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传统农业社会里,成了政治与经济管理
架构的原始胚胎。此后,不仅传统农业社会之基本管理形式,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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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第二章第一节
宗法家长制等均由此衍变而来,并且,由家长制发展起来的,传统
农业社会之社会政治形式—— 专制制度,及其发展、沿革、完善
和强化,也无不以它作为细胞与雏形。皇帝固为天下至尊的大家
长,而“父母官”一语,更是形象地凸显了家长式专制政治的本
相。因而,不论是分封式的贵族政治、即封建专制,还是中央集权
式的郡县政治、即君主专制,只要他们家长制的形式和内容并未改
变,则他们作为专制统治的本质便不会得以改变。而企图反抗、反
对甚至推翻专制统治的种种欲望和表现,亦只要他们不能最终地推
动传统农业社会自身的解体和消亡,并最终地改变以小生产与家长
制“作底”的专制制度本身,就同样只能造成专制统治的自我复
归,甚至强化。历代农民革命只能推倒现存专制统治,却绝不会改
变整个专制制度,充其量只能实现“改朝换代”的共同历史现象,
早已在事实上证明了这一认知的正确。
  然而,农民确曾反抗过专制统治。农民对于专制统治的造反,
其作为一个普遍的历史现象,更引起过无数人的同情、支持、甚至
利用。但是,农民革命却是农民在绝境下的被迫造反,而非要求变
革社会制度的主动变革,是打倒了皇帝便要自己做皇帝,因而才与
近现代民主革命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戌卒陈胜、吴广之所以揭竿
而起,盖因为反秦是死,不反秦也是死。《水浒传》对于种种“逼
上梁山”的生动描写,实在是对历代农民革命起因的高度文学概
括。历代农民造反英雄个个都是“早称王”,即便是“缓称王”,
也绝不是不称王和不要做皇帝的事实,就更是证明了农民造反革命
的基本性质。
第二、天命观和大同思想是传统农民造反的思想理论基础
  历代农民革命之所以共有着上述这样一些鲜明性质,其根本原
因,无非是以家长制与小生产作底的专制制度,恰恰是传统农业社
会自身的社会政治形式,即传统农民自己的政治制度罢了。由是,
专制制度以及它所内涵和外涵的种种专制观念,才获得了统治和被
统治两个方面的“同一”。诚所谓统治者的思想就是统治的思想。
加之,在整个传统农业社会缓慢的发展与长期的自守维持之中,一
方面固因维系专制统治的要求,一方面则因经济发展水平的低下,
又造成了文化发展的巨大限制。农民由于被迫长期处于无文化、无
思想的境地,还因为观念本身的“简单明燎性”,而使他们世代相
沿地接受、并传承了一整套“专制思想和专制政治”的简单观念。
诸如“天命、君臣、父子、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等等。这一套简
单的专制观念,对于只能“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的农民,
因能起到“灭人欲”的作用,才会迫使他们甘守被统治和被压迫的
地位;相反,也正是这一整套的简单专制观念,又在农民身处绝
境、决心铤而走险之时,反而能够成为他们揭竿而起的“思想动
力”。其中最为重要者,或曰恰恰成了农民革命造反的第一杆思想
旗帜者,便是“天命”观。在中国,“天命”虽是历代专制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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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统治的依据,却同样是改朝换代的根据。所谓“顺天应人”,
所谓“天命难违”,所谓“天人合一”等等,无非是将人间王朝的
兴废指为上天的意志。因为只有“顺天命者”才可以“治”;亦只
有“顺天命者”,才可以“反”。这又是一个“同一”。由是而把
统治者和造反者推向了同等合理的境界。所以,天命的观念不仅支
配了专制的统治者们,也支配了农民的造反者们。是故,陈胜、吴
广揭竿而起,才需要从鱼肚里剥出一幅写着“陈胜王”的黄绫,以
彰示“天命”所归;汉末黄巾起义,也才会喊出“苍天当死、黄天
当立”之变革天命的呼声,以呼喊天道已改。俄国十八世纪农民革
命领袖普加乔夫,于造反伊始便自称“彼得三世”,亦无非要为自
己挣得一个“真命天子”的身份,藉以标明他对于叶卡特琳娜王朝
的反叛,乃为“天命”所使然。
  传统农民革命造反的第二杆大旗,乃是要求绝对平等的大同思
想。它之所以产生的原因,一是由家长制与小生产而来的专制制
度,在权力和财富的占有、分配及继承上,产生了严酷的等级划
分。二是意在维护这一严酷等级制度和极端不平等社会生活的专制
统治者们,常常又剥夺了被统治者 —— 广大农民赖以生存和生活
的起码条件,尤其是在时难年荒之时。这就刺激了传统农民及其代
言人 —— 传统型知识分子要求平等思想的产生。“朱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的强烈诉求,既表达了诗人对不平等生活的愤怒和痛
苦;“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无限期望,就更
是表达了诗人对于人间平等的明确追求。由是,失意的中国传统知
识分子,才会在他们的“桃花源梦”里产生对于大同思想的热忱向
往;由是,传统农民每遇铤而走险、揭竿造反之时,才会把要求平
等的思想剧烈地演化成为要求绝对平等的大同理想。陈胜有“苟富
贵、无相忘”的许诺。王小波、李顺倡言“均贫贱、等富贵”。李
自成宣称“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洪秀全则将西方宗教的教
义与传统中国农民造反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鼓吹起义造反的目的,
就是要实现“天堂里的平等生活”。十七世纪英国民主革命历程
中,曾出现过的“掘地派”农民,便被称为“真正的平等派”。十
九世纪在俄国号召到农村去的民粹派们,尤倡言“俄国农民的身上
有着天生的共产主义本能”。在东方,人人都能“大块吃肉、大碗
喝酒”,固已成为传统农民革命的最高理想;在西方,人人都
能“大块吃牛排,大碗喝啤酒”,亦干脆成了共产主义革命的“伟
大理论来源和巨大革命动力”。 因此,要求绝对平等的大同思
想,固然已经成为整个传统农业社会严酷等级观念的对立面,同时
亦成了它整个意识形态的一个部分。所以,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在
东方,它才既成为一种思想追求,又成了传统农民及其代言人
—— 传统型知识分子,对于等级社会和不平等现实进行批判和反
叛的思想动力,更成为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个主要来源,特别是
马克思要发动共产主义革命的重要思想依据。
  然而,历史的事实却是,在东方,由天命观和大同理想的交互
作用,所带来的中国传统农民对于不平等社会的造反和革命,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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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曾真正建立过“天下大同”的社会;在西方,由马克思所发动
的共产主义革命,其结果,更只能在东方的落后农业社会,制造出
了一个个更加不平等和更加等级化的残暴专制极权制度。由此可
知,这个要求绝对平等的理想,不过是传统农业社会的一个永恒空
想而已。这个永恒空想的悲剧,虽在于它永无实现的可能;这个永
恒空想的魅力,却在于它太美好也太刺激;而这个永恒空想的巨大
危险,则是在它一旦成为思想武器之后,所能诱发的原始冲动性和
宗教式狂热,恰恰能够激起传统农民的炽烈造反精神,及其可怕的
破坏力量,甚至能够开辟一条崭新的专制复辟的死路,即专制制度
和专制统治的全面复归或再生。
第三、传统农民革命的命运、特征和危害
一、传统农民革命的历史命运
  天命观和大同理想虽然是传统农民造反的双重思想动力,然
而,恰恰是这一双重思想动力相互间的矛盾性和悖反性,才既决定
了传统农民革命理想的永恒空想性质,又决定了传统农民革命历史
结局、历史本质和历史特征的共同性。因为只要“天命观”作为传
统农民最为重要的观念而不能改变,则任何一场传统的农民造反,
都势必会成为一场“变革真命天子的革命”。“中国传统农民革命
的结局无非有三:一是起事成功,由农民革命领袖当了皇帝做了江
山;二是革命的力量或果实,为旧统治集团中人所利用、所篡夺,
并出现改朝换代;三是农民造反革命的失败。”01
  上述三个结局中,以第三种为最,第二种次之,第一种为凤毛
麟角。
  并且即便是第一和第二种结局,唯其仍然是改朝换代,并不改
变君主专制制度,是打倒了皇帝,自己便去做皇帝,或有人做了新
皇帝,因而,它才是一场君主专制制度的复辟。即农民革命成功之
日,便是君主制度复辟之时。由是,农民革命要求均贫贱等富贵的
理想,也就随着新“天命”的确立,旧制度的恢复和新等级的划
分,而只能成为一句空话。在欧洲,十四世纪之后由封建领主所发
动的农民战争,和以农民为主体的宗教战争,固因宗教意识和宗教
权力的过分浸染,而在表面上模糊了农民战争的性质,从而使得单
纯由农民革命而导致的改朝换代难有事实可寻;在东方,尤其是在
中国,纯然由农民革命的成功而造成改朝换代的事实,亦唯有秦末
刘邦和元末朱元璋所领导的农民革命,方可作为它的例证。然而,
亭长刘邦所领导的农民革命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一是以项羽为代
表的六国旧贵族意在复辟封建制的反叛,为刘氏夺权的成功廓清了
道路;二是由刘邦为代表的农民革命力量,在本质上又是对六国旧
贵族企图复辟分封式封建专制制度的反击,和对秦始皇“罢分封、
置郡县、实行中央集权”的肯定及继承,从而顺应了历史的发展。
朱明王朝的建立,却是有赖于异族统治这样一个直接的前提,即它
的革命对象,乃仅仅是代表着蒙族贵族利益的元王朝,并不涉及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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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地主和士人的利益,或曰恰恰是与汉族地主及士人的逐渐合流
和共同造反,才使它为汉以后两千年间的农民革命,留下了唯一成
功的佳话。然而,那个真正贫雇农出身的皇帝朱元璋一旦身登龙
廷,当真做成了明王朝的开国皇帝,在他家乡的民歌里所歌唱出
的,便非但不是他了不得的“革命功绩”,却是“自从出了朱皇
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凄婉绝唱。朱明王朝,非但没有丝毫改变
与削弱已经在走下坡路的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反而为了挽救和强化
这个专制制度,而将它推到了空前的专制水平之上。这对于农民革
命即便成功,也只能是造成“建立新王朝、复辟旧制度”的悲剧结
局,即追求大同理想的彻底破灭,不能不说是一个最为有力的历史
证明。
二、传统农民革命的历史特征
  既然作为农民革命思想动力之一的天命观念,因农民革命的成
功,而只能使得传统农民革命的另一个思想动力,即要求“均贫
贱、等富贵”的大同理想,归于幻灭,所以,起事之初用以号召革
命的“平等和大同”口号,便立即成了几句空话。为重新分配权
力、重新划定名位和重新划分等级所刺激起来的农民英雄们,对于
权位、金钱和美女的追求与争夺,便必然要引起内讧与内乱的发
生,而首先从内部腐烂起来。陈胜、吴广的“张楚”毁于斯,太平
天国的洪、杨内讧起于斯。做成了皇帝的刘邦、朱元璋则“兴内
讧、杀功臣、灭冤党”,以维护帝位、王权和“一姓天下”。由是
可知,正是内讧,才极大地削弱了农民革命的力量;也正是内讧,
才将追求人间平等和天下大同的理想,毁灭在起事英雄鲜血淋漓的
互相仇杀之中。洪杨、洪韦的疯狂内讧过去之后,每逢周末,当洪
氏天朝的官员们仍要去天京郊外演讲“天下多男人皆是我兄弟,天
下多女人皆是我姐妹”的“天条”时,伫而听之者,已经寥寥无几
了。应该说,正是农民革命内讧的必然性,才为农民造反的英雄们
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同样,也正是成功后蓄意兴狱和制造内讧,即
采取“飞鸟尽、良弓藏和走狗烹”的手段以维护一姓江山,才保证
了新王朝的确立和新真命天子的君主统治地位。
  传统农民天命观和大同理想的对立和矛盾,还决定了传统农民
革命的另一个基本历史特征,就是鲜明的暴民运动性质。这是因
为,是天命观,才给了传统农民革命造反以要求变革天命的根据,
因为“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是“均贫贱、等富贵”的大同理
想,才给了传统农民造反革命的思想旗帜,因为只有呼喊平等,才
能煽动人心和号召造反。但是,一方面虽为追求平等而革命,一方
面却又因革命成功而要毁灭平等,从而必然造成革命结果和革命追
求的大相径庭,和永恒空想不能实现时的疯狂破坏。加之长期专制
统治之下,传统农民因缺思想、少文化和徒有简单的专制观念,再
就是对专制统治的一知半解所形成的,对于思想、文化、知识和知
识分子的轻视及蔑视,也就于不知不觉之中强化了传统农民革命造
反的非理性因素。如若再加上翻身的快感,内讧的残酷,流氓无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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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介入及放肆,和农村中失意的小知识分子、即不仕子们,对于
时代、社会、官场和达官贵人的嫉恨之情,以及由此一嫉恨之情所
形成的种种变态心理及其必然发作,尤其是当他们已经成为那一帮
乌合之众的当然领袖们时,一场场农民革命,也就完全可能演变成
一场场“以无思想反思想,以非文化反文化,变贬知识为灭知识,
从灭人欲而走向人欲之极度膨胀”的暴民运动。然而,这一切,在
那些失意的小知识分子和广大农民造反者的眼里,不仅合情合理,
甚至理直而气壮。这无疑是中国历代农民造反,无不以破坏为能
事,杀戮为泄愤,蔑视知识为本色,迫害士人为天职,扫荡天下为
壮举等种种暴民行为的根本由来。黄巢攻陷长安后,不仅“搏棰居
人索财,号淘物”,而且“阅甲第以处。争取人妻以乱之,捕首吏
悉斩之。火庐舍不可资,宗室候王屠无类”。02 黄死,秦宗权更
是“屠老儒,焚屋庐,城府穷为荆莱,唯乱是恃“。03 李自成事起
时,“所破城邑子女玉帛唯均”,既入京,则“勋戚文武诸臣共八
百余人送牛宗敏营中拷掠,责赇赂,至灼肉折胫,备诸惨毒”。
04 与李自成并起的张献忠,克襄城时曾“擤刖诸生凡百九十人”;
入川后竟以开科取士为名,“集杀士人于青阳宫,垦杀成都民于中
园……遣四将军分屠各县。及至事败之时,又将亿万数宝物,投入
锦江,然后决水放流,使一物无存”。05 太平天国洪杨内讧时,韦
昌辉竟能率众于一夜之间便杀害杨秀清部三万余众,致使江水变
色。然而,毛泽东却说:“农民起来了,好得很,他们冲进地主的
家里,连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要滚上一滚”。06 小地主出身的
不仕子、农村失意青年毛泽东的这一段话,不仅精彩地描写出“农
民起来了”的生动情景,而且把农民革命造反的暴民运动特征,以
及他自己作为一个失意的农村小知识分子的心态和变态,都表现得
相当地形象和贴切。对于农民来说,主要是对于那些在乡村中游手
好闲的泼皮二流子们 —— 美其名曰“流氓无产者”们来说,07 革
命是什么?革命就是分人家浮财,吃人家浮财;革命就是“直走进
人家家里,将人家的洋纱裳拿将出来,拿到未庄上去卖”;08 革命
就是要使一切有财产的人家破财散,将一切敢于反对他们的人批倒
批臭,“还要将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显然,正是这样
一些被毛泽东认为是“最坚决、最彻底和最勇敢者”所进行的“革
命”(参见下卷第二章引文),才将传统农民造反的暴民运动性质
及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并为毛泽东称“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
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的“革命理论”,提供了最为有力的
历史证明和事实证明。
三、传统农民革命对民主革命的危害
  由于传统农民革命具有“建立新王朝、复辟旧制度”的历史本
质,因而,它才在世界专制历史,尤其是在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发
展史上,成为传统农业社会实行自我调节的一种历史方式。由是,
传统农民革命才不但不可能成为一场推翻旧专制制度和建立新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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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民主革命,却在革命的结果上走向了民主革命的反面。更何
况,自由主义的生产经营方式,如前所说,其作为传统小生产和传
统型小生产者的“天敌”,既带着工业革命与自由经济所散发的新
鲜历史气息,又带着足以撼动人心的民主和自由信念,因而,它不
仅在政治思想领域,是对专制意识形态的一场大进攻,而且,更是
对传统小生产方式,乃至传统农民生活方式的一场彻底的大破坏,
所以必然要遭到传统农民的反对。因此,在一个以传统农业社会为
基础,以传统农民为主体的国家里,当民主革命还没有足够的力量
和条件去及时地摧毁和改变这个基础,甚至还期望着被压迫和被剥
削的农民也能成为民主革命的同盟军时,民主革命或可因此而获得
力量的暂时强大,却又因此而完全可能为自己埋下可怕的祸根。除
掉民主力量能够在革命初造成功之后及时地解决土地和农民问题。
因为农民的革命家们,他们确有可能在民主革命刚刚爆发时即取代
了民主革命,或在民主革命胜利伊始即背叛了民主革命,或在民主
制度刚刚建立之初便立即反转来进攻民主政权,并在革命的名义之
下重建专制制度。从而在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反复较量的艰难历程
上,又增加了一个以革命名义实现专制复辟的强大社会力量。如果
这个国家里的传统型农民革命,又接受了为近代西方科学所包装好
了的“共产主义革命理论”,那么,其所能焕发出来的更加疯狂
的“革命”激情,即在本质上要求复辟的欲望,在一定的历史条件
下就不仅足以“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足以“打垮一个新世
界”了。俄国长达七十余年的悲剧历史,中国自一九四九年以后祸
延至今的专制复辟现状,以及东欧和亚洲一些落后的农业国家,在
二战之后因“革命”而重蹈专制厄运的悲剧历程,实已证明了这一
历史的真理性。

上一节 总目录 下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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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第二章第二节
二  世界共产革命是在革命名义下重建专制制度的复辟
—— 论马克思主义是鼓吹专制复辟的哲学
  提要: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发展的由来、本质和方向 —— 马克
思主义产生的国家基础、社会条件和个人环境 —— 马克思的理论
来源、理论歧途和理论要害 —— 马克思鼓吹和发动共产主义革命
的理论错误、社会根基和历史本质 —— 当代共产主义制度是专制
制度的最高阶段
  自从一八四八年马克思、恩格斯联合发表《共产党宣言》以
来,世界不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变迁,更产生了巨大的发展和进
步。由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必将灭亡、共产主义必将胜
利”的“历史规律”,非但没有如其所愿地,在他进步的欧洲故乡
得以实现,即便是在世界的东方,主要是在东欧和东亚的一些落后
农业国家或地区,在按照他们的“革命”理论进行过一番残酷的倒
行逆施之后,亦终于走向了自我崩溃和全面崩溃的失败境地。一百
五十年来,世界从专制走向民主的历史大趋势,不仅证明民主已经
一再地战胜了专制,而且证明马克思主义作为对民主进步的一种历
史反动,它不单单在世界从专制走向民主的历史发展中,制造了巨
大的混乱,尤其制造了以共产革命名义疯狂推动专制复辟的历史惨
祸,更将夺权和夺权的手段,专制和专制的范围,暴力革命和暴力
专政的方式,推向了人类历史从未有过的“水平”之上。以制造了
十五忆人灾难和死难的“革命实绩”,建造了一座座滴血的“红色
记念碑”。
第一、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发展的由来、本质和方向
  历史的事实是,十五世纪的欧洲既出现了文艺复兴,又出现了
科学的巨大发展。前者使得人性和人道的尊严要求冲破中世纪宗教
专制思想的桎梏,重新返回人间;后者则因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
而给予欧洲天主教会以致命一击。由是,十六世纪便成了宗教改革
和科学发展的时代:作为中世纪绝对至尊的天主教教义,因自身分
裂而形成了路德、加尔文和安立甘三大教派;科学因日渐地摆脱了
宗教思想的枷锁,而日新月异地获得了进步和发展。从而不仅使中
世纪教皇要统一人类宗教教义的努力归于失败,并且就此而走向了
宗教思想统治和宗教专制统治的下坡路。十七世纪不单是科学兴盛
的时代,也是笛卡尔怀疑哲学产生的时代。因为笛卡尔要用理性
—— 神,来判定科学的真伪,表面上是要为难科学,实际上却要
为科学的发展打开一条通途。因为只有神才能以其天上的权威,来
排斥地上的宗教对于科学发展的束缚。其后的斯宾诺莎,就更是
用“泛神”的思想,把科学也推到了“神”的地位。由是而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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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的威权逐步衰落,科学的权威却日渐上升的新时代。
  正是在这样一个崭新的时代条件下,自由经济才要求突破封建
行会的限制和封建权力的压迫,人文科学则要求走向思想和文化的
解放,社会政治更要求政体和制度上的革新。这一切无疑都在预示
着,传统农业社会正在走向解体和衰亡,现代工业社会正在走向形
成和发展。于是,十七世纪爆发了英国民主革命,十八世纪爆发了
法国民主革命。前者产生了世界上第一个民主的新政体,后者产生
了世界上第一个民主的新国家。新政体是英国人民历经革命与复辟
的反复较量之后,才逼迫君主政体让步,并与君主政体实行调和的
产物。其后更在不流血的民主革命中,和在科学发展的推动下,走
上了“虚君共和”的道路,激发了工业革命,从而获得了人类历史
发展上的空前成就。诚为“革命之所赐”(孙中山语)。新国家则
因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几乎贯穿了整个十九世纪,从而以
其“直接了当之共和”(孙中山语),而成为欧洲以致整个世界呼
唤民主、反对专制的旗帜。
  如果说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欧洲国家的民主革命,乃与
英、法民主革命类似,均先后历经了“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的艰
难历程,那么,以十九世纪法国革命为标志的民主革命风暴,不仅
激发了意大利志在推翻专制、建立共和的民主革命,而且推动了匈
牙利要求摆脱奥匈帝国奴役和要求解放农奴的民族、民主革命。由
是,封建落后的德国才迫于欧洲的民主进步和经济发展,而急于建
立一个统一、并且是强大的专制帝国;俄国则为了维护沙皇君主专
制制度,才一边要继续强化专制统治,一边又要用专制改良的手
段,以预防革命的爆发。
  一言以蔽之,在欧洲,自十五世纪始,在科学与宗教,民主与
专制,自由经济与封建经济历经了长期和反复较量之后,终于在十
九世纪逐步地迎来了民主主义战胜专制主义和自由经济战胜封建经
济的决胜期。这才是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发展的由来、本质和方向,
正是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发展的希望所在。
第二、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国家基础、社会条件和个人环境
一、国家基础和社会条件
  虽然十九世纪是欧洲民主主义之对专制主义、自由经济之对封
建经济的决胜期,但这并不等于说,十九世纪已经成为民主制度和
自由经济在全欧洲战胜专制制度和封建经济的全胜期。西欧的一些
主要国家,有的尚处在民主与专制的艰难反复较量之中;有的则处
在“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的复杂多变过程里面;东欧的一些落后
国家,特别是马克思成长中的德国就仍然处在乡陋和愚昧之中,封
建制度和封建经济还在苟延残喘 —— 当代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
伦就在她对一八四八年前后德国的研究中指出:
  “德国在那时,还只是一个地理概念,通常是指那些讲着一个
共同语言,以前同是神圣罗马帝国成员的小邦国。德国基本上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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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第二章第二节
一个农业国,它的二千三百万人口中,有四分之三靠种地过活。
  “那些按照法则经营着自己种植园的大地主所有者,仍然拥有
某些封建特权:他们被免除了财产税,有自己的警察和小法庭,享
有教会的圣职授予权,而且控制了省议会。他们通常都将投机所取
得的财产和靠传统所积累的特权集于一身,甚至占有最高公职并且
控制着军队。
  “普鲁士有六十七道关税卡,西部各省流通着七十一种不同的
货币。 “从拿破仑失败到一八四八年革命这三十年左右的时间
里,德国经济的特点是迅速向工业强国的地位发展。但是,这种发
展是通过自上而下地把市场经济强加于农业社会来实现的……但
是,自治机关和容克地主对社会仍握有相当大的控制权,德国的工
业还没有真正发展。虽然农业的三度改革,人口的迅速增长,被暴
发户和手工匠人所打乱的城市社会,人口急剧流动,阶级对立不断
增长,这些都为各种政治思想的传播,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手工
业者大量迁移,有的去了国外,有的进了工厂,那些留下来的人,
则敌视资本主义发展造成的后果。工匠师傅和他们站在同一个立
场,往往更为保守……工厂工人的生活每况愈下,得不偿失……
  “德国的中产阶级不同于一七八九年革命前的法国资产阶级。
他们是非常虔诚的教徒,一个典型的地区就是恩格斯长大的乌培河
谷。在那里,加尔文教派的信仰具有一种严格的僧侣统治观,并认
为有义务为了上帝更伟大的光荣而不断增加上帝赐予的财富。”09
  这便是一八四八年前后德国的国家基础。它几乎是直言不隐地
指出了当代德国的封建性,和封建统治下的德国人,特别是工人、
农民对所谓资本主义的敌视。而马克思、恩格斯便在这个环境中长
大。
二、个人环境
  戴维·麦克莱伦还在她对“马克思主义诞生前的马克思”、即
青年时代马克思的家庭和个人的研究中说道:
  “象卡尔·马克思这样纯粹的犹太血统是非常少有的……卡尔
·马克思的祖父说他的祖先中有很多拉比(犹太教的教职),而他
的妻子查盖的祖先更有名气,她是特利尔的拉比莫泽斯·里沃夫的
女儿,莫泽斯·里沃夫的父亲和祖父也都是特利尔的拉比。而在卡
而·马克思母亲的祖先中,曾作过拉比的先人一点也不比她丈夫家
的少。
  “在卡尔·马克思的同学中,有五分之四是天主教徒,大多数
出身于中下层家庭 —— 是农民和工匠的儿子。
  “中学时代的马克思就已经决心选择一种能够给我们提供广阔
场所来为人类进行活动的职业。他说,那些主要不是干预生活本
身,而是从事抽象真理研究的职业,对于还没有坚定的原则和牢
固、不可动摇的信念的青年是危险的。同时,如果这些职业在我们
的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如果我们能够为它们支配思想、牺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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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竭尽全力,这些职业看起来似乎还是高尚的……。这些职业能
够使才能适当的人幸福,但也必定使那些不经考虑、凭一时冲动就
伧促从事的人毁灭。
  “他还说,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
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
人;宗教本身也教诲我们,人人敬仰的理想人物,就曾为人类牺牲
了自己 ——有谁敢否定这样的教诲呢?
  “走进了大学的马克思已经能够写出这样的诗歌:
   面对着整个的奸诈世界,
   我会毫不留情地把战挑;
   让世界这庞然大物塌倒,
   它自身扑灭不了这火苗。
  
   那时,我就会象上帝一样,
   在这宇宙的废墟上漫步,
   我的每一句话都是行动,
   我是尘世生活的造物主……”10
  更多的研究还指出,大学阶段的马克思开始转向了黑格尔哲
学,他认为,正是黑格尔的哲学已经在现存的事物和应有的事物之
间的鸿沟上,架起了一座桥梁。这时的马克思无疑已经受到柏林大
学法学教授爱德华·甘斯的强烈影响。而甘斯已经在他一八三六年
出版的著作中写道:“圣西门主义正确地观察到,奴隶制还没有消
失,它只是在形式上已不复存在,而实际上它却实实在在地存在下
来。正如一度是奴隶和奴隶主的相互对立,接着是贵族阶级和平
民、国王与臣仆的对立一样,今天则是游手好闲的人同劳动者的对
立。人们只需到工厂去一趟,就会看到那数以百计的形容憔悴、痛
苦不堪的男人们和女人们,他们牺牲了健康去为一个人提供服务和
利润,为了一点点微薄的收入放弃了生活的全部乐趣。当被剥削的
人象动物一样只有饿死的自由时,这难道不是真正纯粹的奴隶制剥
削吗?难道没有必要在这些无产者身上唤醒公民意识,引导他们积
极地参加他们现在自发地干着的这些工作吗?国家应向为数最多的
最贫穷阶级提供必须品,这一观点乃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深远意义
的观点……未来的历史将不只一次地要求无产阶级起来进行反对资
产阶级的斗争。在中世纪的各个行会中,有一种社会劳动组织形
式,如今这些行会已被摧毁了,也不能重建了。然而,现在那些被
解放了的劳动者,难道不是从行会专制制度下和师傅的绝对统治下
逃脱出来,又受到工厂主同样的统治吗?难道就没有一种能改善这
种状况的方式吗?当然有的,这就是自由的行会,即社会化。”11
  没有疑问的是,我们在这里听到了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悲天悯
人的呼唤。但是,这类“呼唤”,无非是传统农业社会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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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想,在社会转型期对于正在消亡的旧社会的痛苦呼救,和对
于正要诞生的新社会的愤怒指责。是新生命在诞生前所必然要引起
的阵痛,才逼迫其母体所发出的痛苦嘶叫。
  然而,正是这一类的“愤怒指责和痛苦嘶叫”,才又对年轻时
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们起到了震聋发馈的作用。更何况,这类指责
和嘶叫,又是颤响在一八四八年前的德意志呢。彼时,英国的新政
体,法国的新国家,启蒙运动之“自由、平等、博爱”的呼声,民
主革命在欧洲日渐胜利的消息,和革命与复辟的艰难、复杂及反复
较量,对德意志来说,不啻是“天方夜谭”。并且,即便是生活在
莱因河谷的德国人,虽因拿破仑曾经占领过,他们也只是对法国的
思想和风气仅仅抱有同情而已。更何况,纵然是那些受到了法国自
由风尚影响的封建王公大臣们,当他们谈论起法国的新思想和新风
气时,大不了如同俄国的宫廷贵族们一样,也只将它当作一种时髦
和装饰,甚至只将它当作腐烂生活的一块入时的遮羞布罢了。相
反,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却正是从这个等级森严的封建国
家里,领会到了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意识,看到了专制和专制末路的
现实,特别是从宗教的天堂精神和中世纪教政合一的残余政治形式
中,汲取了夺取权力以拯救人类和重新建立人间天堂的宗教狂热,
更在已经弥漫了整个德意志的黑格尔理性哲学的氛围里,接过并篡
改了黑格尔理性哲学的武器。然后,他们才带着对德国封建主和德
国小市民、即所谓德国资产阶级的种种嘲弄,带着德国宗法制加小
生产式的“真正社会主义草图”,被迫离开故乡,前往巴黎和英
国。
  然而,正处在革命与复辟艰难较量历程中的法国,不仅使他猛
然目睹了专制制度所留下的“废墟”,目击了革命与复辟较量
的“混乱”,看见了新社会和新制度所承继的破产、失业、贫穷、
劳累等历史“遗产”,以及种种足以令人“伤感”的社会现象,而
且看到了民主制度和自由经济在其艰难创业发展中,所完全可能出
现的种种新问题。因此,当他听到法、德工人三次罢工以反抗资本
家的剥削时,他从宗教里得来的要拯救全人类的强烈愿望,便与他
在青年时代早已受到影响、此刻正在欧洲流行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一拍即合。这就不仅使他自然而然地站到了欧洲现实发展的反面
—— 既要批判落后的封建德国,藉以肯定“资产阶级”对于封建
统治和封建制度的革命;又要站在新兴无产者即无产阶级的立场
上,批判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 —— 实际上则是批判新兴的民
主制度和自由经济,以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左右开弓。
换言之,就是他不但要建立一个批判的理论体系,即共产主义的理
论体系,以从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开始一场对于
人类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大清算和大批判,而且更因
他所建立的一整套理论体系乃是“行动的哲学”,他才会与“正义
者同盟”—— 正流浪在巴黎的德国手工业工人帮会 —— 这些
被“资本主义”逼迫破了产的德国传统农民结合起来,成立了欧洲
第一个“共产主义者同盟”,虽然改变了对背叛者必须“处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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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规,却将它“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帮语,改变成了“全世界无产
者联合起来”的响亮口号。
  诚然,正是这样的国家基础、社会条件以及马克思本人的成长
环境,才终于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产生的历史来源,并为造就
一位专制主义的新宗教领袖 —— 马克思,奠定了各方面的基础。
第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理论歧途和理论要害
  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信徒们,为了标榜其理论的科学性,
及其对于人类文化的传承性,曾一再地宣称该理论有着三个正宗的
来源。这就是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德国的古典哲学,和英国的古
典政治经济学。同时宣称,第一个来源产生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
义,第二个来源产生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第
三个来源产生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然而,问题不在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理论来源,而在于马克思
是怎样曲解了这些理论来源,然后又是怎样地将它们推向了理论的
歧途,并使之在“共产革命的名义之下”,成为一家专事鼓吹专制
复辟的哲学。从而为那个正在艰难进步的时代,制造了可怕的流血
和混乱,直至成为对于欧洲十九世纪历史发展的真正反动。
一、马克思将空想社会主义变成了暴力共产主义
  应该说,一个理想的大同世界,一个永恒的共产主义天堂,一
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平等社会,它不但使人类永存向往之心,
而且作为传统农业社会的一个永恒空想和一种意识形态,不仅是我
们的“国粹”,亦同样是欧洲传统农业社会的“精华”。因此,共
产主义一语,如果没有经过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横加糟蹋,而仅仅作
为人类的一种心愿,一种理想,一种文化和一个梦幻,即使永存人
间,也并无所妨碍。尤如失去了权力的宗教一样。所以,马克思和
恩格斯们的错误,甚至是罪恶,并不在于他们怀有共产主义的理念
和追求,而是在于由他们所提出来的,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的一整套
理论和手段,即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及其实
践,对人类所造成的荼毒和戕害。因为,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精义
所在,即理论要害,更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制造了人间罪恶的根
由。
  由是,我们才能区别马克思的“暴力共产主义”和法国空想社
会主义的区别,才能判断究竟谁才是善良的空想,谁才是罪恶的空
想。即:谁为这一空想的实现提出了善意的追求方式,谁又为实现
这一空想制造了人类历史上的空前罪恶。
  虽然,马克思对“共产主义天堂”的一切构想,原就来自于法
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但是,马克思之所以要指责圣·西门和傅·立
业的社会主义乃是“空想”的社会主义,其根本的分野点,便是在
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天堂的方法上。圣·西门主张通过和平手段进入
社会主义,傅立叶则希望劳动者应与资本家联手共同建设理想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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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而马克思却是一再批判地强调,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和
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获得彻底的解放。同时,他
还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
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
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12 其
后,列宁因用暴力手段夺取了政权,又用暴力手段巩固了政权,才
会更其强调地说:“只承认阶级斗争,而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
人,绝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3 毛泽东鉴于有失去这个“天
堂”的危险,乃“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和专政的
理论,强调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其目的,自然
是要进一步“以革命的名义”,将他们的专政推向极端,直至对那
些敢于在内部同他们争夺权力的同伙,也要实行残酷的专政。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就是以这样一串革命与
专政的理论链条,建立和发展了这个“暴力共产主义”的理论体
系。然而,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由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等共产
革命领袖,所一再宣称要用革命暴力和革命专政的方法来建立和保
护的,无非是他们自己的“一姓天堂”而已。这个天堂,对于人民
来说,不过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人间地狱罢了。
  相反,由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们所设想的,用“和平方式,
和由资本家与无产者联手以建设人间天堂”的设想,虽然在建造人
间天堂上至今仍为空想,但是,却在建设人类的基本平等、基本自
由、以及促使世界的经济发展上,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因为民主和
自由的政治追求,进步和繁荣的经济发展,已经在一些国家和地区
得以实现。至于在那些因诱发了马克思的共产革命,而重蹈专制复
辟统治的国家和地区,则一再地证明了马克思的暴力共产主义乃是
血腥空想的历史本质。这一因人类进步而获得的血的教训,才真正
是当代共产主义专制极权统治已经和必然要走向灭亡的根本原
因。
二、马克思主义是费尔巴哈唯物哲学的唯心化
  马克思主义者们宣称自己吸取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合理的
基本内核。所谓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无非是指费尔巴哈
在否定了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并指出这一“绝对理念”无非是
上帝的“同意语”之后,乃坚持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类按照
尘世的现实创造了上帝,即坚持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物质在人
脑中的一种“反映”这样一种哲学认识。
  然而,马克思又是怎样接受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基本内核的
呢?
  首先,马克思要鼓吹的既然是人间的革命,因而,他就不能不
承认费尔巴哈所肯定的物质世界,乃是真实的世界。这便导致了他
对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之基本内核的肯定和接受。
  其次,因马克思深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所以,为了证明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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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乃为历史的必然要求,他也要象黑格尔一
样,建立一整套对于人类发展的认识体系,以肯定无产阶级革命及
其对共产主义追求的“历史科学性和历史必然性”。所以,他才要
脱掉黑格尔的帽子,换上费尔巴哈的靴子。虽然把黑格尔的“帽
子”从天上扔到了地上,却又把黑格尔帽子里的“绝对理念”,硬
塞进费尔巴哈唯物论的“靴子”之中,从而将黑格尔所认定的“天
上绝对理念在人间有秩序的辩证运动”—— 这个旨在指出人类发
展本质的客观唯心主义理论,改造成为符合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立场
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即由马克思所臆定的“人类五大历史发
展阶段理论”。正是这个所谓的历史规律,不仅将为他所号召和发
动的世界共产主义革命,裁定为实现人类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即
实现大同阶段的革命,而加以肯定和颂扬;更为他将新兴的民主主
义制度和自由经济形态论定为必须推倒的“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
经济形态”,提供了明确的理论前提。
  这个以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理论为基础所制造出来的历史发展理
论,在本质上,无非是要将黑格尔在他绝对理念的帽子里所规定的
世界及其必然发展,变成了马克思在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靴子里所
臆造的历史及其必然发展罢了。其在本质上无非是费尔巴哈唯物论
的唯心化、即黑格尔化。尤如“黑格尔把民族看成是传递辩证运动
的媒介,马克思却将民族换成了阶级一样”。14
  同时,亦如罗素所直言批评的那样:“马克思是黑格尔的后继
者,而且也象黑格尔一样,是相信可以用一个公式来概括人类的进
化的……马克思与黑格尔一样地认为他们所描述的宇宙性历程,竟
全部发生在我们这个星球上,而且大部分是在地中海附近。”然
而,“自哥白尼以来,已经很显然,人类并没有从前自许的那种宇
宙重要地位。凡是没有彻底领会这个事实的人,谁也无资格把自己
的哲学称做科学的哲学”。15
三、马克思将黑格尔的辨证哲学发展为共产党的斗争哲学
  马克思主义者们曾不厌其烦地宣称:马克思吸取了黑格尔哲学
合理的辨证内核。所谓合理的辨证内核,即是指黑格尔在其哲学中
所阐述的对立统一思想。这个思想指出,在任何事物内部都存在着
对立和统一这样两种状态,并存在着一个互相转化的过程,一个从
渐变走向突变的过程,一个从量变走向质变的过程。同时这个转化
的过程,还需要一定的条件才能完成。马克思无保留地接受了这
个“合理的辨证内核”,却又将这一“合理的辨证内核”,极端错
误地发展成了单纯以“对抗”,即只能以斗争的方式求转化和求发
展的绝对理论。
  这个因马克思的绝对化而充满了绝对精神的理论,虽然是马克
思深受传统暴力造反形式和当代暴力革命方式影响的一个结果,但
是这个理论却又因它的绝对性,而导致了既要用暴力斗争形式以求
转化与发展,又要用暴力斗争形式以保护已经获得的转化与发展这
样一个极端理论的产生。从而带来了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理论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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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共产党宣言》才会宣称:迄今
为止人类发展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特别是列宁在俄国利
用这个理论进行夺权的成功,及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就更
是把这一斗争与专政的理论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为了实现从资
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化,并巩固这一转化的成果,暴力革命不仅
在理论上成了革命的唯一手段,而且成为他们实行革命专制的唯一
途径。革命既成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革命暴力
则同样成为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实行专政的最有效手段。由是,
革命暴力和革命专政 —— 这个革命理论的“新体系”,便终于成
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并在实际上将共产党的哲学变
成了纯粹是斗争和专政的哲学。
  同样,也正是这个将黑格尔对立统一思想引向了歧途的斗争哲
学,才在十九至二十世纪人类正在迅速地从愚昧走向文明,和从专
制走向民主的伟大历史转变期内,在实现了共产革命、实际上是实
现了专制复辟的国土上,才促使着狂热的马克思主义“信徒”们,
在革命的名义之下,既用暴力来夺取政权,又用屠杀来维护政权。
不仅彻底地消灭了民主,绞杀了自由,而且连人类起码的理性和文
明也被他们屠戮得干干净净。列宁因其身上的那一颗知识分子的子
弹,而为俄国的知识分子建立了众多庞大的劳改营,藉以对俄国知
识分子的思想和肉体施以彻底的“革命专制”。斯大林更是以革命
的名义制造了狂抓滥杀的“大疯狂”,从而成为举世闻名的暴君。
毛泽东为维护其个人的独裁统治,继迫害了千千万万的无辜人民,
尤其是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之后,又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
命”的理论幌子下,发动了那一场惨绝人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将亿万人民推向了血海之中。就不用说波而布特的柬浦寨共
产党在攻陷金边之后,一夜之间就能屠杀数十万生灵的兽行。还
有,就是在柏林墙下,那些仅仅是因为渴望自由,而在共产党的枪
口下变成的累累白骨了。
第四、马克思鼓吹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错误、社会根基和历史本

一、错误的剩余价值观
  应该说,十七至十九世纪的欧洲,在政治上,正处于民主革命
日渐战胜形形色色专制复辟的新时代;在经济上,自由主义的生产
经营方式,亦使得欧洲的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但是,仍
处在反复较量中的崭新民主制度或民主政体,还远未走向被确认和
确立的历史阶段;自由主义的经济形态在其形成和发展中,非但来
不及将历史所遗留下来的种种社会问题,诸如贫穷、愚昧等等,加
以解决,而且,其自身在发展中所必然要出现的种种新问题,又日
渐成为国家、社会、人民、尤其是思想理论界所注意的焦点。于
是,较早获得发展的英国便产生了当代的政治经济学。因为,正是
这个政治经济学,才真正是英国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发生和发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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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者们之所以要称它为“古典的”,无
非是要为自己留下一个“现代的和批判的”地盘而已。
  然而,自十七至十九世纪,虽然是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发生和
发展的新时代,却也是所谓社会主义思想 —— 即一切空想的和自
称科学的社会主义,试图从传统农业社会的废墟上重新站立起来
的“新时期”。其时,在思想上,既产生过英国的罗伯特·欧文和
他的“共产主义新村”、即“新和谐村实验”,16 又出现了法国的
圣·西门与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在经济领域,尤其是在英
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中,虽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又产生了对
劳动价值的错误认识。一八一七年,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已主
张“商品的交换价值完全出于生产该产品所花费的劳动”。17 一八
二五年,海军军官托马斯·霍治司金又发表了第一个“社会主义的
答辩”,即“反对资本要求,而为劳方辩护”。该辩护认为:如果
象李嘉图所主张的那样,全部劳动价值都是劳动所赋予的,则全部
报酬都应归劳动者所得;眼下,地主和资本家所得到的那一份必定
是纯粹的榨取物。
  托马斯·霍治司金企图用李嘉图极端偏颇的“劳动价值论”,
来为空想的社会主义思想服务。同时代的英国哲学家詹姆士·穆
勒,不仅指斥霍治司金的辩护乃是一种“疯狂的胡说”,而且,还
在他批评哲学上的激进主义者、即企图为社会主义学说铺平道路的
那些人时,18 又说道:“这种见解假使传播开去,会使文明社会覆
灭,比匈奴人和鞑靼人排山倒海的泛滥还坏”。19
二、马克思发展并异化了错误的剩余价值理论
  不幸的是,这种见解不仅被传播开去,而且还作成了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马克思正是从英国少数经济学家所侈言的劳
动价值论,及对剩余价值理论的错误猜想出发,不但建立了剩余价
值的绝对理论,即只肯定工人体力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而排斥其它
任何劳动价值,将除工人以外的每一个社会成员对于社会所已担负
的劳动一笔勾销。更有甚者,则是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之“物与
物”的关系中,挖掘到了“隐藏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中的“人
与人”的关系。这个关系,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资本的每一
个毛孔里都流着无产阶级的鲜血”。20
  由是,马克思以资本家榨取了工人剩余劳动价值为理由,武断
地宣称“不论资本主义的经济如何繁荣,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
困”。21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无疑就是劳动群众日
益贫穷化的代名词。然后,马克思又从所谓“社会化大生产和私人
占有之间的绝对矛盾”,即资本主义越是发展、劳动群众就越是贫
困出发,反对社会化大生产,反对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因为“生产
力的提高,只能不可避免地加深社会的阶级矛盾”。所以,他才宣
言要“消灭私有制”,提倡“公有制”,并宣称“夺取政权已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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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22
  李嘉图和霍治司京的错误剩余价值论,终于在马克思的手里被
异化、并被发展成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关系的理论,资产阶级
与无产阶级两个阶级对立与对抗的理论,无产阶级必须对现存的资
本主义社会制度予以“永久性怀疑”,和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斗争
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并用暴力专政的手段建立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
理论。显而易见的是,正是李嘉图和霍治司京的荒谬剩余价值理
论,才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发展和全部理论证明,奠定了错误
的前提和基础。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家不仅来自荒谬理论,而且来
自他自身对于这个荒谬理论进行了绝对继承和极端发展的“本
相”,自然已经证明了其全部理论和全部理论证明的荒诞不经。
  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以人与人的关系去代替物与物的关系,
就必然要走向以政治斗争的原则去取代甚至取消经济发展规律的歧
途。其结果,无非是既以政治代替了经济,又以政治消灭了经济。
马克思无幸在他那个时代作成一个共产专制君主,但列宁、斯大林
和毛泽东以及其他一切大大小小的共产专制君主们,在他们用暴力
夺取了政权、又用暴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只从
权力政治出发,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的种种作为,已不知给他们的国
家、民族和人民带去了多少的灾难,造就了怎样贫穷的局面。相
反,被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判了死刑的“资本主义制度”
—— 实际上的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和自由主义生产经营方式,却在
其后的百余年间,不仅获得了蓬蓬勃勃的发展,而且已在日益地改
变着我们这个世界贫穷和落后的面貌,更为解决被马克思所断定
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不可调和的矛盾”,即解决“劳资冲
突”,逐渐地打开了历史的新局面。
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认识的错误及其性质
  显然,马克思因混淆了两个重大理论问题的界限,才导致他
把“资本主义”这个完全不恰当的概念,既当作经济形态的概念来
加以批判,又当作政治制度的概念来加以反对。从而为消灭自由主
义的经济形态和推翻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找到了一个完全错误的
根据。
  首先,用“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来取代“自由经济”的概念,
便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大错失。因为资本主义说到底,它的三个基
本内容,不过是本钱、投资和利润而已。它的一个基本程式,亦无
非是“投资、获利和再投资、再获利”直至循环往复罢了。如果是
在无市场风险的情形之下,这一循环往复便可以持续下去,利润可
能越赚越多,投资也可能会越来越大;反之,如果是在遭遇市场风
险的情形下,出现销售危机,使制造或买进的商品无以销售或造成
得不偿本的情形,则利润的减少,本钱的亏损,甚至是借贷能力的
丧失,就完全有可能造成投资的减少,直至投资行为的结束,
即“拥有本钱进行投资以赚取利润行为”的被迫终止。由是可知,
一个有本钱者,就有投资的可能;一个投资者,便有可能赚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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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第二章第二节
润。而由投资者即资本拥有者的经济活动所形成的,社会商品生产
和社会商品买卖的现象,不仅被马克思所指责的“资本主义”社会
有之,而且自人类有了生产和交换,它就开始了发生和发展。欧洲
在中世纪前就有了商品的制造和买卖,即有了投资者;阿拉伯远在
公元前就有了制造和买卖商品的繁荣都市,也就是出现了“资本主
义的繁荣景象”;中国在秦始皇以前就有了个体户,明清两代的大
商贾更是资本甚巨,令人称羡。若依马克思的理论竟是有了“大资
本家”了。因此,如果仅仅把由本钱、投资和利润等自由的,即不
希望被权力控制、而只由市场来调节和制约的经济活动,所构成的
社会经济行为,当作被马克思所指责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的
经济行为,甚至是经济罪恶,就无论如何在道理上和情理上都说不
通了。
  其次,在被马克思所指责的时代和社会,上述经济活动和经济
行为确实得到了空前的自由发展。但这个发展之所以能够空前自由
的原因,一是它能够逐渐地冲破专制制度的压迫,挣脱封建权力的
枷锁,打破封建商业行会的限制,而逐渐地获得了自由竞争和自由
发展的机会和条件。二是因它的发展,而日渐地推动了整个社会在
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巨大变革要求,从而推动了民主革命的爆发和胜
利。三是民主革命的爆发和胜利,尤其是政治上自由民主制度的艰
难建立,又反转来推动了自由主义经济形态的形成和发展。民主政
治和自由经济这种互动的发展关系,不仅为世界带来了政治上的光
明和进步,而且给世界带来了经济上的繁荣和昌盛,更因人类基本
权利在世界一些进步国家的逐步实现和基本实现,和自由主义经济
形态本身的成形和成熟,才又从根本上改变了早期的劳资关系,把
马克思所谓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不可调和的矛盾,渐渐地推向了能
够解决和已经解决的新时代。这才是近代欧洲和世界历史发展的政
治本质和经济本质。马克思非但没有理解这一本质,而且从一开始
就曲解了这一本质,更站到了这一本质的对立面,不仅将“资本主
义”这个仅仅作为经济活动的社会经济行为与自由主义的经济形态
等量齐观,而且将之与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混为一谈,甚至将它们
并而论之为“资本主义制度”,而加以批判和旨在推倒。这就不仅
仅是一个理论上的可笑错误,而且是在实际上对于近、现代欧洲,
乃至对于近、现代世界历史发展的真正反动了。
四、马克思所鼓吹的无产阶级革命及其对象和动力
  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不仅是认识的体系,而且是行动的
根据,亦即斯大林所说的,是“行动的哲学”。也就是说,马克思
不仅要在理论上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政治”,而
且要在行动上推倒这一崭新的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并将资本的拥
有者 —— 资产阶级作为它革命的总对象。只因这个敌人在推翻旧
专制制度的历史奋斗中,也曾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力量而活跃在革
命的舞台上,因而,在马克思主义者们不能公然否定反对专制统治
的民主革命时,他们就将那一场革命,既定为反封建革命,又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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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第二章第二节
资产阶级革命,意即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建立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
革命。从表面上看,马克思是把“资产阶级革命”看成了一次合法
的革命。但他承认它合法的原因,却是要把它更为“合法”地变成
下一个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这样,马克思主义就不仅接过
了欧洲反对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的“革命旗号”,并且利用这一旗
号,进一步掀起了一场反对新生民主制度和新型自由经济的“继续
革命”。如是,革命一词虽未改变,但革命一词的对象和内容,却
已经是天地相殊了。
  由是,参加过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既成了“革命”的敌
人,而由“资产阶级革命”胜利所建立的“资本主义制度”,就应
该被马克思的“革命”所推翻。此其一。其二,这个革命既有了对
象,也就必定要有自己的主体。这个主体,不言而喻,便是正在遭
受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工人阶级,即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和
剥削者压迫者资产阶级有着“不可调和”矛盾的无产阶级,亦即马
克思所说的新兴无产者。
  然而,什么才是无产阶级?什么才叫做“新兴无产者”?英国
哲学家罗素曾说,“无产阶级是十九世纪的一个概念,多少是浪漫
化了的,也许是别的什么东西”23。罗素既语焉不详,又语焉不
确。但他指无产阶级是十九世纪的一个概念,自然没有错。因为无
产者之能够成为一个阶级,完全是十七至十九世纪工业发展、即机
器化大生产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因为没有由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机器
化大生产,也就没有无产阶级这个“阶级队伍”的形成。但是,问
题并不在机器化大生产产生了“新阶级”,重要的却是这个“新阶
级”形成的“来源”何在。
  马克思主义者们回答得很好 —— “是从破产的农村而来”。
既如此,倘若我们再要追问一句 —— “从破产的农村里面而来的
人,不就是传统的农民及其儿孙们吗?”如果这个问题成立,那我
们就可以给十九世纪的无产阶级加上这样一个定义了,即无产阶级
乃是因农村破产才脱下了农装、穿上了工装的传统农民。也就是马
克思主义者们所说的新兴无产者。
  必须明确的是,一个漫长的旧社会和旧制度的精神传统,是断
然不会与这个旧社会和旧制度自身的物质形式同时走进坟墓的。一
次革命固然可以推翻一个王朝,但一次革命却绝无可能将与这个王
朝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种种传统的思想、文化和观念,同时送进坟
墓。因此,从破产的农村里走出来,脱下了农装、又换上了工装
的“新兴无产者们”,也就绝不会因为自己刚刚从农民变成了工
人,便立即抛弃了传统农民所固有的传统精神甚至习惯,更不会象
马克思主义者们所一再宣扬的那样,他们立即便拥有了无产阶级所
固有的“优秀阶级品质”。相反,如果套用毛泽东的一句话来说,
这些新兴无产者们,因无不打上了传统农民阶级的烙印,因而才与
农民有着天然联系;更与传统农民一样,有着对于传统小生产和传
统专制制度的天生恋情;和对于逼迫他们破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
义制度的天生仇恨。这大概就是罗素所说的“一个浪漫化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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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第二章第二节
内涵了。
  正因为如此,当之还没有穿上工装,即还没有变成新兴无产者
的旺岱农民,在听到罗伯斯庇尔为保卫新生的民主政权而砍了国王
的脑袋时,便率先暴发了叛乱,高喊着“我们怎能没有国王”的口
号,要为国王和王后复仇。实际上是打响了嗣后波庞王朝卷土重来
绞杀革命的第一枪。当之已经脱掉了农装、穿上了工装,变成了新
兴无产者的俄国农民,不仅已经能够直面逼迫他们破产,并且正
在“疯狂地剥削和压迫”他们的俄国资产阶级时,则他们对于俄国
宗法制农村的固有恋情和对于俄国新兴“资本主义社会”的天生仇
恨,就自然会激发起他们对于“俄国资产阶级及其制度”的一番新
仇旧恨。并且,一旦这个新仇旧恨又为他们身上的“共产主义本
能”所鼓舞,更被“无产阶级”这个浪漫化的概念和“无产阶级共
产主义革命”这个更加浪漫化的“革命”,所激发和激荡起来的时
候,这个由列宁所发动的,和以俄国破产农民即俄国新兴无产者们
为主体的“革命”,其对于俄国二月民主革命及其成果的彻底背叛
和公然反扑,也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了。
五、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与传统农民革命的历史关系及其现实发

  毫无疑问的是,我们只有弄明白了欧洲传统农民与十九世纪欧
洲新兴无产者们,犹如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传统农民的“天然联
系”,我们才能追寻得到十九世纪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鼓动起来的
无产阶级革命和传统农民造反的必然联系,即历史关系。才能认识
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论是在思想基础、革命纲领、暴力形式还
是在等级观念、内讧外斗以及专制复辟的本质上,都与传统农民革
命有着一脉相承的历史本相。如导论第一章所述,十九世纪上半期
俄国的民粹派们就已经宣称“俄国农民的身上有着天生的共产主义
本能”;同时期德国的“真正社会主义者们”,更是直言“真正的
社会主义就是宗法式的小土地所有制”。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
批判》一书中,不仅严厉地批判了拉萨尔否定农民革命的错误,而
且指出:“无产阶级与农民的巩固联盟才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决
定条件。”恩格斯在他的《德法农民问题》一书中,已正式提出
了“工农联盟”的原则,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问
题”。巴黎公社则在“告法国农民书”中坦白地宣称:“兄弟,我
们的利益是一致的。我所要求的,也是你们所希望的;我所争取的
解放,也将成为你们的解放……”至于第一国际由对社会主义解释
的不同而引起的前期内讧,第二国际由于社会主义的山头林立而引
起的无休止内斗,和第三国际开张伊始就已经出现的外相残杀和内
相残杀,尤其是三个共产国际对于中世纪罗马国际教廷的刻意模仿
和追求,和由苏俄、中共以及当代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因在共产革
命的名义之下,为重建专制制度所表现出来的森严等级、无穷内
讧、残酷镇压和嗜杀成性,特别是他们对于知识分子的疯狂迫害,
及其对思想文化的无穷摧残,早已把传统农民造反的一系列重大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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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第二章第二节
史特征(参见下卷第二章第四节),表现得无比鲜明而又淋漓尽
致。同时,愈是在封建落后的农业国家,其传统农民造反革命的历
史特征,便在共产革命中表现得愈加疯狂的现实,就更是将马克思
的无产阶级革命与传统农民革命的历史关系,暴露的更加明确和清
晰。
  无产阶级革命不仅与传统农民革命有着上述历史关系,而且是
在近现代对于传统农民革命的一个极端发展。在某些国家和地区,
这个发展,一是革命的对象,由旧的专制制度和专制政体变成了崭
新民主制度和民主政体;二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和主体力量,由知识
分子和普通民众变成了仅仅由破产农村而来的小知识分子和“新型
无产者”;三是传统农业社会要求绝对平等的“永恒空想”,被赋
予了“科学共产主义”的美丽包装;四是用共产主义革命的名义推
动专制复辟,并实行对于一切反对者、包括对思想文化上之任何歧
见者的专政,从而彻底归复了最为黑暗的“教政合一”式专制极权
统治;五是阶级斗争不仅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
动”,而且更成为夺取了权力的新兴统治集团,在革命的名义下镇
压全体人民的“暴力手段”。
第五、当代共产主义制度是专制制度的最高阶段
  本段标题,显然套用了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
段”这个荒谬命题的形式。
  列宁的命题不仅在理论上极为荒谬,而且在实际上,也已经为
二十世纪的历史发展所彻底推倒。尤其是他所缔造的那个红色苏维
埃国家,不仅被举世公认为赤色帝国,并且早已被他异国的徒子徒
孙们指斥为社会帝国主义。而这个赤色帝国在一九九一年的寿终正
寝,也已在实践上证明了,当代共产主义制度乃是专制制度的最高
阶段这样一个真理。
  这绝不是历史的一个“圈套”,而不过是历史的一个“嘲
弄”而已。
  我在这里所说的当代共产主义制度,是指由马克思主义者们发
动世界共产革命,所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和国家形式。
虽然共产主义的概念在几代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已经越来越成为一
个欺骗和玩弄的“魔方”,但是,“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初级
阶段”,和“从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之整个历史阶段内,都必须
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样一些由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所钦定的概
念,既已道明了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本体关系,那么,将当代共
产主义制度作为“社会主义 —— 共产主义制度”的总概念,也就
不但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本意”,而且也在本质上体现
了这一制度的根本特征。尤其是当我们已经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
马克思主义者们要用暴力实现共产主义的手段区分开来之后,我们
自然就为论证当代共产主义制度乃是专制制度的最高阶段廓清了道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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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第二章第二节
一、专制复辟是专制制度的死亡形式
  如前所说,专制复辟有三个层次 —— 一是王位的复辟,二是
王朝的复辟,三是专制制度的复辟。第一种固能存在于整个专制历
史之中,第二种虽由一个王朝的兴废而来,但它既有可能存在于专
制制度发展和维持的过程当中,亦有可能存在于整个专制制度的灭
亡期。如果它属于前者,则它不仅是王朝的复辟,而且也是专制制
度的延续或强化;如果它属于后者,并且专制制度已经随着这个王
朝灭亡过一次或数次,那么,复辟才既是这个王朝的垂死挣扎,又
是这个制度的“回光返照”,即死亡形式。当代共产主义制度是在
整个专制制度处于死亡阶段,却依靠暴力共产主义理论,发动共产
主义革命以再造专制制度的复辟,因而,不论它打着任何名义或旗
号,它都是整个专制制度于死亡期的“回光返照”而已,即整个专
制制度的一种死亡形式罢了。
二、专制极权是专制制度的极端发展
  因为专制复辟乃是专制制度死亡期的一种死亡形式,因此,垂
死的状态,必使这个形式具有挣扎的疯狂性。这一疯狂性,因在愿
望上具有“一息尚存”、便要“拼死一搏”的决心和“气概”,所
以,它才会在自己复辟成功的历史时期内,调动历史上所存在过的
全部专制手段,以强化其复辟的专制统治,以疯狂地压迫和打击反
复辟的社会力量。由是,专制集权便会在复辟的历史阶段、即专制
制度的死亡期,走向专制的极权,即在各个方面强化专制统治,并
要将复辟期的专制统治推向全方位专制统治的极端。此其一。其
二,盖因专制复辟是在专制制度死亡期的卷土重来,因此对于已经
实现了复辟的专制统治者来说,采取“根绝思想解放,灭绝思想异
端,消灭革命愿望”的手段,以将集权推向极权,以实行全方位的
专制统治,以杜绝革命的再一次爆发,也就显得无比的重要。路易
十八复辟伊始就重建臭名昭著的“圣·耶稣会”,便是最为鲜明的
历史例证之一。24
  正因为如此,当代共产主义制度,才一是在理论上公然宣
言“阶级专政”;二是在实践上以阶级专政为幌子,公开实行一党
专政;三是为“独尊马列”而“杀尽百家”,以无限地强化思想统
治;四是反对自由经济,取缔市场经济,以所谓中央计划经济的名
义,来架构无计划的专制权力经济,更借用国家、人民和“公有
制”的名义,剥夺全体民众的财产,将之归为“公有”,实际却是
归为“党有”,说到底,无非是归为专制统治集团和专制特权集团
之所有罢了。苏共、中共等等共产党统治集团,以及附属于他们的
特权阶层,之对于人民财产的疯狂占有和侵吞,无耻挥霍和浪费,
在今日已经实在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秘密了。而被剥夺了一切财产的
人民,只能沦为共产党统治集团之工奴、农奴和知奴的悲惨命运,
也早已为人民自己所看穿。由是,极权统治,在实际上乃是对
于“封建君主专制”的疯狂复归,和对于封建君主权势的加倍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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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父子和齐奥塞斯库家族等大大
小小的共产专制君主们,他们在前期对于权力的绝对占有,和在后
期对于财富的超级占有,早已在实际上远远超过了历代专制君主的
事实,无疑已经证明了共产专制复辟统治的极权性质和罪恶状
态。
三、教政合一是专制制度的最高形式
  共产专制之实行思想上的残酷统治,固然人尽皆知,但其本质
和要害却在全面归复和发展“教政合一”式极权统治。
  中世纪的宗教教义,虽然只是宗教本身的经典,但因它获得了
统治人间思想和人类灵魂的至尊地位,因而才把封建君主专制统治
推到了教政合一这一“灵肉并治”的最高形式之上。如出一辙的
是,也正是在“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
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这样一类的“最高指示”之
下,才不仅把马克思主义奉上了宗教经典式的至高无上地位,而且
使得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的专制极权统治,获得了“党权神授”的
根据。这个神,无非就是马克思和他的主义罢了。诚如毛泽东所坦
言,“马克思主义也是宗教,是革命的宗教”。由是,中世纪教政
合一这一专制统治的最高形式,才变成了现代共产专制国家“党政
合一”这一最高形式。中世纪欧洲的宗教因能借助教会的力量,才
将其教权伸向了世俗王权所能够达到的任何一个角落。当代共产专
制国家的一党专政,则是借助党权才实现了对于政权的无限扩张。
所谓党政合一,无非是对教政合一的翻版而已。
  其次,中世纪教政合一这一专制制度的最高形式,不仅来自宗
教思想统治的威力 —— 由神所“授予”的威权,而且来自罗马国
际教廷、即神权在人间代表的支持。如出一辙的是,马克思主义的
新宗教诞生伊始,便是以国际教廷的形式建立了它自己的“共产国
际”。这个共产国际教廷,不仅控制了马克思主义新宗教的解释
权,而且控制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权。在俄国共产专制复辟
成功以前,它曾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共产教皇,藉以发动和控
制“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民间教廷;在俄国共产专制复辟实
现之后,它便变成了苏俄,即列宁、斯大林、直至赫鲁晓夫和勃列
日列夫,企图全面控制和指挥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所谓社会
主义阵营的最高官方教廷了。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第三国
际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共产党组织所具有的指挥权、任免
权和讨伐权,不仅制造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本身的混乱,更因它指
使颠覆各国政府,而制造了一些国家的巨大混乱和痛苦。正处在从
专制向民主过渡期的中国,就更是深受其害。共产国际的种种做
法,无不说明它与中世纪欧洲的罗马教廷不论是在表面的形式上,
还是在内容和实质上,都达到了形似和神似的统一。而在剥夺人民
的思想、信仰、文化、出版等各种自由上,党政合一的共产专制制
度,就更是对欧洲中世纪教政合一专制极权统治手段的心领神会。
其对自由思想的戕害和对异教徒的杀戮,及其种种存教理、灭人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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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第二章第二节
的极端残酷统治手段,乃与中世欧洲教政合一的专制统治如出一
辙 —— “中世纪的教会教育,目的是在为受教育者作宗教生活的
准备,并养成他们对教会和教义的虔诚。因此,中世学校的七艺,
其教学内容在于迎合教会的目的。文化在练习教会用语,修辞学在
帮助解释圣经的隐喻,辨证学即伦理学,用以自经文演绎义理,算
式为计算宗教节日所需,音乐在歌咏圣颂,几何学讲授圣地和天国
的地文,教会虽教说上帝创造天地、星辰绕地而行,但天文未受重
视……希腊语文的知识,终于绝传;希腊的文献,只有少数拉丁文
翻译的部分,基督教圣经,教会大师的著作,和少数古典拉丁著
作,几乎便是全部的精神食粮了!”25 其实,我们只需要将这一段
话里的宗教教义改换成“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把教会改为共产党和它的各级党委会,这一段话就会无比贴切地被
用来描绘“当代共产专制极权统治下一幅幅令人恶心的社会生活画
面”。至于毛泽东在他二十六年专制统治中的种种倒行逆施,就更
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令人肉麻的“早请示、晚汇报”和“红太
阳”以及“最最敬爱的领袖”一类的称谓,无非是这个人间魔王一
心要逼迫人民将他硬 捧成人间的上帝罢了。至于共产专制制度及
其教政合一的全方位极权专制统治,已经将其国家和人民逼迫到了
何种难以想象的悲惨境地;还有就是为了维护那个独尊的“马
教”,说穿了,即为了维护他们的专制极权统治,一个个共产专制
魔王们又屠杀了多少无辜的人民;则早已是当代世界人尽皆知的悲
惨故事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够确凿无疑地说,共产专制乃是
人类历史上自有专制以来最黑暗的专制,共产复辟亦是人类历史上
自有复辟以来最为残酷的复辟,当代共产主义制度真正是专制制度
的最高阶段。
  众所周知,由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起草的“共产党宣言”,开
篇第一言即是 —— “一个幽灵,在欧洲的大地上徘徊。”既是幽
灵,则它徘徊在十九世纪欧洲大地上的目的,便是要千方百计地为
自己寻找替身。同时,正因为它的阴魂所来,恰恰是那个正在死去
的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所以它的阴魂所向,才非但不是那一具封
建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僵尸,而只可能是那个刚刚才呱呱坠地的新生
民主主义制度和新生自由主义经济形态。所以,这个幽灵,才借口
这个新生儿鲜嫩的肌体上,不仅沾染着从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母
体里所带来的脓和血,并且借口他在争取生存和成长的过程中,又
表现出了许多弱点和缺点,因而不但要宣判他的死刑,甚至亟欲将
他扼死在摇篮里面。
  这个看似牵强附会、甚至是荒唐可笑的比喻和臆想,却歪打正
着地隐喻了这个“幽灵”—— 正是它,才代表着正在解体的欧洲
传统农业社会和正在死亡的欧洲专制主义制度,从根本上反对欧洲
民主革命及其伟大历史成果 —— 新生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和新生自
由主义经济形态的历史本质,从而构成了它对于十九世纪欧洲历史
发展的最大反动,和对于中世纪以后,欧洲反对封建、推倒专制、
建设人文主义、追求民主自由之整个历史发展的彻底反动。从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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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第二章第二节
明了,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一家专事鼓吹专制复辟的哲学而已。只是
这个复辟的哲学装扮着“追求人类大同”的美丽花环,盗用了“革
命的名义”罢了。
  因此,不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将他们的“革命哲学”挥洒得
如何的复杂、深奥和“科学”,也不论当代善意的马克思主义者们
还想从它里面发掘出何等民主和进步的思想”,都将是徒劳而无功
的。因为具有强烈讽刺意味的是,“科学”共产主义的另一个创始
人、资本家恩格斯早就已经说过:“如果我们的理论一旦被实现在
这个世界的一些封建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不啻是将我们的理论变成
了一幅幅令人啼笑皆非的漫画而已。”26 然而,更加具有强烈讽刺
意味的却是,在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也只有在世界封建、落后的农
业国家,才能因鼓动“新兴无产者”即传统农民造反而获得革命成
功、即成功归复专制制度的历史事实,不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
制复辟本质暴露无疑,更将恩格斯所指的那一幅幅令人啼笑皆非的
漫画,真正地变成了一幅幅使东欧和东亚人民血泪迸流的凄惨历史
画面了。
  今天,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自行崩溃,当我们已经能够识
别这一幅幅用无数人民的血泪所涂就的“漫画”时,东欧和东亚人
民已经付出了怎样高昂的代价。
  至此,当我们再一次重温马克思先生在青年时代所写下的那一
首“壮志凌云”的诗歌,当我们重新面对这一位自青年时代起,就
要“象上帝一样”,既要“让世界这庞然大物塌倒”,又要“在宇
宙的废墟上漫步”,更要将自己的“每一句话”都“变成行动”,
并要做“这尘世生活的造物主”的“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时,
如果我们再来凝视那一幅幅用无数人民的血泪所涂就的“漫画”,
我们又会对这位“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产生怎样的感觉或认识
呢?

上一节 总目录 导论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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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注释
注 释
第一章:
01、高尔品:长篇小说《少夫人达琳》第二六一页。人民文学出版
社,北京,一九八九年七月第一版。
02、米涅:《法国革命史》。北京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一年版。
03、西班牙民主革命期间制定的自由主义宪法,宣布国家的最高权
力属于国民,人民拥有普选权;实行君主立宪及一院制议会制度,
严格限制王权等。
04、一九一九年魏玛共和国建立后,代表保王党势力的卡普曾以东
普鲁士地方长官身份,借协约国命令德国解散两个旅,于一九二零
年三月十三日勾结反动军官发动叛乱,企图恢复第二帝国,瞬间败
亡。
05、一九九六年五月,前俄共党人拥护久加洛夫竞选俄罗斯总统,
公开宣称要复辟苏联。流亡在纽约的苏俄党人竞相号召加入苏共,
到处张贴“冷战就要来临”的标语。虽然声势凌人,终至败北,但
俄共复辟的危险依然存在。
06、07、08,同二。
09、一九零五年一月二十二日清晨,彼得堡的市民和工人携带家小
共十五万人,举着沙皇画象,唱着圣歌,列队前往冬宫向沙皇请
愿。沙皇命令军队开枪,当场打死一千多人,两千多人受伤。因是
日为星期日,即名。
第二章:
01、高尔品:《论天京之变》。湖南人民出版社《优秀历史文学评
论选》,一九八三。
02、新唐书:《李逆列传》。
03、〔明〕:《李逆传》。
04、同三。
05、〔明〕:《张逆传》。
06、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07、参见下卷第二章注解。
08、鲁迅:《阿q正传》。
09、〔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
10、同上。
11、〔德〕爱德华·甘斯:《人物与事件的回顾》。一九三六年柏
林版。
12、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13、列宁:《国家与革命》。
14、〔英〕罗素:《欧洲哲学史》。
15、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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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注释
16、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在美国实行的共产主义新村实
验,以彻底失败为告终。
17、转引自罗素《欧洲哲学史》。
18、指十九世纪英国激进主义哲学家边沁等。
19、〔英〕詹姆士·穆勒:《一八三一年的一封信》。
20、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21、22,《第一国际成立宣言》。
23、罗素:《欧洲哲学史》。
24、“圣·耶稣会”曾是极其反动的宗教思想组织,因臭名昭著,
于文艺复兴之后被罗马教廷解散。但路易十八的波庞王朝一复辟,
即恢复了该组织,意在加强思想统治。
25、王德昭:《西洋通史》第三八一至三八二页。
26、《马恩全集》第二十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上一节 总目录 上卷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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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第一章第一节
上 卷
辛亥革命、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

第一章
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发端
一 清王朝的改革开放运动
第一、王朝统治的末世与君主制度的末路
  清王朝自一六四四年、即清顺帝元年入据北京始,至一八四零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后近二百年,历经康乾盛世,早已由盛
而衰,危机四伏。政治上恰如乾隆所言,“乾纲独断,乃本朝家
法”,专制的统治与压迫有增无减。吏治上则“九卿无一人陈时事
之得失,司道无一人摺地方之利病”,“官以贿得,刑以钱免”,
官场一片腐败现象。军事上曾称雄一时的二十二万八旗兵与六十六
万绿营兵,也早已“军器视为具文,操演视为儿戏”。尤其是在农
村,“有田者什一,无田者什九”,农民因失田败家,流离失所,
而成为“盲流”者,比比皆是。鸦片毒患的泛滥,致使全国有数百
万人吸食鸦片,其中“以衙门中人吸食者最多,差役食鸦片者十之
八九”。诚如林则徐所言:“羌尤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之后,中
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显然,清王朝犹如
中国历代君主王朝一样,已经无可避免地走上了王朝统治的末
世。
  然而,清王朝较之历代王朝还要悲哀与凄凉的是,它更处在中
国两千余年君主专制制度的末路之上。是时,不仅由明王朝所加固
的君主专制制度,在历经清王朝的由兴及衰之后,终于走向了它最
后的衰亡期,并且自明代就已经萌发的,中国知识界对于君权神圣
的怀疑和批评,亦因清代君主权力的再度加固,而进一步引起了中
国知识界对于神圣君权的大胆批判甚至否定。换言之,即中国知识
界亦已从维护君权出发的民本主义思想,开始了向维护民权出发的
民主主义思想的过渡。另外,在中国,已经存在和缓慢发展了数千
年的商品交换即市场经济的初级形式,亦在摆脱了元、清两家蛮族
入侵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所产生的落后影响之后,正在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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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第一章第一节
其高级形式即自由经济的孕育和形成。特别是民主制度和自由经济
在欧洲的初获成功,所带来的近代世界政治经济环境的迅速改变,
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和刺激,这一切无不从内部和外部,为中国传统
农业社会的就要走向解体,和君主专制制度的开始走向消亡,带来
了有利的条件。然而,这个有利条件对于已经延续了二百年君主专
制统治的清王朝来说,却是以外患和内乱这样一个特别悲惨的形
式,风霜雨剑紧相逼地表现出来了。
第二、清政府改革开放运动的起因和目的
  清政府决心发起改革开放运动的直接原因,是源于外患和内忧
的相继爆发。
  就外患而言,因民主革命的局部成功和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
而迅速强大起来的西方列强,因尚未完全“新其貌”,更未完
全“新其心”,在国际间,其对民主主义的追求乃远逊于对自身国
家利益的考量,所以,他们虽然对内追求民主,对外却仍恃强权,
必要时,亦不惜用武力侵略的办法,即用坚船利炮来达到征服它国
和发展自身的目的。如果说,英国将鸦片输入中国,已经说明它不
择手段,一八四零后的两次鸦片战争,及其逼迫清政府与它签订不
平等条约,就更是将落后的中国和向来自视泱泱大国的清王朝,从
此逼上了“赔银求和、割地求和、乃至开门揖盗以求和”的悲惨境
地。
  就内乱而论,因清王朝正处于王朝统治的末世和君主制度的末
路,加之以鸦片战争为表症的外敌骎骎内向,又使得整个王朝统治
日益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因此,由内虚所引起的外患,和由外患所
加深的内乱,也就在王朝统治的末世此起彼伏而不能终。其代表
者,便是中英鸦片战争之后的太平天国造反。这一场天国之乱,不
仅席卷万里关山,使清王朝的统治者们“中宵念起、梦魂屡
惊”(曾国藩语),甚至能在大清朝的江山社稷之间“立国”十数
年之久,非曾国藩练湘军已不能平,实已使清王朝处在大厦将倾、
朝难保夕的深深恐惧之中。
  然而,外患内忧交相煎迫的艰难时世,却使得一批有思想,有
见地,恨国之不强、己之不争的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如龚自
珍、林则徐、魏源等,不仅发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
人才”之长空一鸣;而且开始批判“封关禁海”,提倡“藏富于
民”,追求“知己知彼”以图强御侮。杰出的思想家魏源,为富国
强兵,不仅编出了我国第一部“百科全书” ——《海国图志》,
以期国人能够睁开眼睛看世界,而且喊出了“天下无数百年不蔽之
法,无不除蔽而能兴利之法”的变法呼声,进而提出了以“师夷长
技以制夷”为主体思想的一整套改革开放理论。既要求清政府学习
西方,创办军事工业,制长舰、造火器及养兵练兵之法,以御侮;
又要求清政府学习西方,创办民用工业,允许私人设厂局,以制造
轮船、机械、及各种国用和民用产品,以富国。为清王朝发起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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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运动奠定了先决的思想条件。
  由是,面对着“外敌骎骎内向,内乱此起彼伏”,面对着“清
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万世长存的迷信
便立即受到致命打击”01 这样一个艰难时世,面对着历经惨淡才削
平天国之乱、并暂时获得了喘息的政治局面,清王朝从中国近代知
识分子追求“富国强兵和图强御侮”的历史愿望中,终于意识到
了“变法”即改革的重要。为了平外患和治内乱,即为了抵御外
侮,更为了维护大清朝的统治,针对顽固派反对“变而从夷”、
即“西化”的腐朽立场,不仅由汉员大吏李鸿章提出了“外需和
戎、内需变法”的变革主张,而且由皇室宗亲、总理大臣奕诓提出
了“治国之道,在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
又以治器为先”这样一种改革思想。于是,一场由清王朝发起的改
革开放运动即“洋务运动”,也就在满清专制王朝和整个专制制度
都在走向衰亡的中国大地上,被有声有色地推动开来了。
第三、清王朝前三十年经济改革运动的内容和成效
  这一场由清政府发动的经济改革运动,一是从图强御侮和平息
内乱出发,努力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二是从求富图强出发,大力开
办民用工业;三是对内搞活,为开掘民间资金,而采用官督商办、
官商合办和纯粹商办即民办的办法,以振兴实业,开创和发展民族
自由经济;四是对外开放,取消封关禁海,开放通商口岸,开辟经
济特区上海,为补己之不足而吸引外资,允许独资和合资。五是局
部允许结社和办学,倡导当代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为清
王朝的改革开放运动鸣锣开道。
  由是,清政府的这一场经济改革运动,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
始,不仅使得枪炮、船舰、铁路、电报、采矿、纺织、机器、磨坊
等官办和民办的实业竞相出现,而且使得形形色色的学馆、学会和
学社交相并起。因此改革开放运动不仅势已有成,向西方学习亦渐
成风气。如果我们就事论事,则清王朝的前三十年经济改革,即自
太平天国败亡直至戊戌维新止,应该说,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
中国的面貌。就那个时代而言,起码已经使古代的中国急剧地开始
了向近代中国的过渡,更使那个古代化的大清朝,开始实现近代
化。中国从没有火车轮船到有了火车轮船,从没有电报电话到有了
电报电话,从没有机器电力到有了机器电力,从没有高楼大厦到高
楼大厦始布沿海沿江的各个通商口岸。尤其是大上海的出现,使它
不仅作为清王朝推行经济改革的“特区”,至今仍可以睥睨于邓小
平的深圳和珠海,使人有小巫见大巫之慨;而且它作为清政府在推
动经济改革的短暂岁月里才兴建起来的大都市,竟能迅疾地赢
得“东方明珠”的美称,从而跻身世界最繁华著名的大都市行列。
要是用中共吹捧深圳之语以形容之,便实在不能不说它是清王朝改
革开放运动的最伟大成就之一。诚如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的近代史学
者们所指,清王朝的这一场改革开放运动“不仅为图强御侮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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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朝的统治,进一步打开了向西方学习的风气,而且为中国近代
工交企业的创立和发展打下了基础,为西学的传播和中国近代科技
事业的发展开创了条件,从而加速了传统农业经济、即小农经济的
解体,促进了中国商品市场和商品经济的形成和发展”。02
第四、清王朝前三十年经济改革运动的性质与结局
  清王朝历经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运动虽然获得了惊人的成就,
使一个末世王朝在经济上开始了从古代化向近代化的过渡,使
得“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从而创造了一片“繁荣”的历史景
象。但是,盖因清王朝前三十年改革开放运动的性质,乃是从自
救、即维护“大清朝统治和挽救君主制度”出发,“一手欲取新
器,一手仍握旧物”,“只想新其貌、而不想新其心”,非但不许
改革腐朽的专制制度,甚至只想在专制政治的母体上嫁接西方自由
主义生产经营方式的枝芽,即只想在经济上“西学为用”,所以,
清王朝意在“御外侮、平内乱”,以求“王朝长治、人民久安”的
目的,非但全然没有达到,其结局反而是王朝统治危机和君主制度
危机的被迫加深和迅速加深,直至昭示了它必然覆亡的历史命
运。
  由于不改革旧专制政治,清王朝那些倡行改革开放的洋务派大
吏们,才能因权倾当朝或权倾一方,而能够得心应手地控制着因改
革开放才创办起来的“国营”企业,既谋取暴利,又贪污巨款,然
后“买地、捐官和滥肆挥霍”。
  由于不变革旧专制制度,寄身在旧制度躯壳中的改革家和企业
家们,“不仅用人唯亲,冗工滥食,贪污中饱,营私舞弊”,而
且“大者偷料减工,小者束手闲处,糜饷玩公”。甚至“花天酒
地,一任遨游,视公司之财一如内库之藏,所办未就而资本已
亏”。03 如此,自然只能造成“福州船厂制造的船舰运货不逮商船
之多,战阵不如兵船之劲,是欲求两便而适以两误”这样一些不幸
事实层出而不穷。04
  同样是因为不改革旧专制政治,不变革旧专制制度,旧专制统
治集团中的旧贵族和旧官僚,新贵族和新官僚,和一切因旧政治和
旧制度而享有特权者,包括反对改革的顽固派在内,才都会以其所
拥有的权力、地位和关系,借改革以肥己,胁改革以利身,从而使
改革非但不能起到限制特权和分利于民的作用,却反而造成了扩张
特权和夺民之利的结果。
  自然,更是因为不改革旧专制政治,不变革旧专制制度,层层
级级的为官者才会既在经济改革的“大好”形势下,“谋图中饱,
上下相欺”,对上“以伪饰为能,以敷衍为工,以趋避委卸为
巧”,对下则“以欺吓为主,无复有诚意相与者”。05 重税盘剥既
有增无减,厘金屡抽更是习以为常。致使清王朝改革期间“民间之
困苦流离,殊有蹙然不可终日之势”。清政府派大员刚毅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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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整顿地方税收、增加国库收入”,刚毅虽得意而归,却同时得
到了“搜刮大王”的称号,仅为西太后一人便弄回上百万两白银,
以致连外国评论都说“刚毅之行,无疑是为这不幸的帝国增加苦
难,差不多就象是西太后急欲把那些经常燃点的叛乱火星煽成烈
焰”。06
  既然清王朝的前三十年经济改革运动,其更重要的“成就”,
乃是迅疾地加深和加速了王朝统治的腐败和腐烂,乃是“增加了这
不幸帝国的苦难”,乃是“要将那些经常燃点的叛乱火星煽成烈
焰”,特别是北洋水师在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海战中的全军覆没,
和中国在一八九七年被德国和俄国分别强占胶州湾及大连湾的丢脸
事实,也就彻底宣布了这一场长达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运动,其旨在
图强御侮和长治久安愿望的濒于破灭。
  无情的历史,终于没有因为上海的高楼大厦而给予清王朝以丝
毫的怜悯。清政府必然衰亡的历史命运,似乎就在它推动改革开放
的笙歌燕舞之间,就被注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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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第一章第二节
二  改良派的失败、革命派的胜利和清王朝的覆亡
  历史的事实是,政治改良派的失败、民主革命派的胜利和清王
朝的衰亡,均历经了三个重要的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一八八八 —— 一八九八)
第一、政治改良的轰然兴起与专制改良的初级阶段
  如前所说,由于清王朝的改革开放运动非但没有治愈它的腐
败,却反而使它的腐败歧生歧长,变本而加厉,因而,由经济改革
运动所给清王朝带来的“表面繁荣和虚假繁荣”,也就不可能真正
起到富国强兵的作用。特别是北洋海军在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海战
中的全军覆灭,以及一八九七年德国与俄国分别强占胶州湾及大连
湾所给予国人的强刺激,终于使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的先进知识
分子们有了痛彻心脾的感觉。由痛定思痛而引起的,对于清政府前
三十年改革开放运动的反思,终于使他们认识到仅仅是实行经济改
革,而不实行政治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图强御侮”的历史愿望。
由是而将三十年来主要是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的风气,逐渐地,并
且是猛烈地发展成为对于西方新思想、新文化和新政治的新追求。
而作为近代中国政治改良运动之发动者和代表者的康有为,犹鉴
于“观万国之变,能变则存,不变乃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
和“及今而不思变,恐数年之后,大局更不堪设想”,乃怀着
对“祖宗之法莫敢言变”的深刻不满,把东汉以来为历代帝王奉为
经典的“古文尚书、今文尚书、逸礼和左氏春秋”统统说成是湮灭
了孔子“托古改制”原意的“伪经”,企图突破清政府把“西学为
用”只用在经济改革上的限制,要借孔子之名在政治上实行“中学
为体和西学为用”,即要求清政府实行政治改革。康有为继一八八
八年上书光绪帝不得之后,先于一八九一年在广州开办万木草堂,
授徒讲学,以倡政治变法;后于一八九五年在京联合千名举人第二
次上皇帝书,即“公车上书”,以求政治改良。
  要求政治改良的呼声,不仅迅速地获得了天下共拥,激励了一
大批有志于推动清王朝进行政治改良的知识分子,并且触动了“深
恐将来求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的光绪皇帝。康有为、梁启超、谭嗣
同诸要求变法维新人物,亦因光绪皇帝的宠幸而从清王朝专制统
治“体制外”,一跃而成为清王朝专制统治“体制内”的改良派官
员。于是,在他们的建议和要求下,光绪遂颁布“定国是诏”,决
心变法;上谕十条新政,决意维新。主要是在政治上取消满族贵族
的特权;在言论上准许办报办刊和上书言事;在法制和官制上改革
律例,取消重叠的行政机构;在经济上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和
决算;在实业发展上设立农工商局以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及发明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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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第一章第二节
造,发展铁路与采矿业,举办邮政,裁撤驿站;在军事上,统一制
度,裁撤绿营,力行保甲,改练洋操,使用洋枪,训练海陆军;在
文教上,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改试策论,广设学堂,提倡西
学,创办京师大学堂并选派留学生出国留学。
  戊戌变法的主要内容虽然多为君主政体之下政治行为的改良,
故亦称为“新政”,但其所以被称为“维新”,就是新在要搞政治
上的改革,它相对于前三十年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改革开放,无疑
具有相当的进步性。尤其是它允许民间办报办刊以倡西方的精神文
明,和提出要废除满族特权等变法内容,相对于百年之后,中共在
改革开放期间仍然要反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不仅坚持不予人
民以办报办刊自由,甚至反而乘改革之机以一再扩大其层层统治集
团特权等倒行逆施而言,其历史的进步性,更是显而易见。但是,
这个政治变法,因仍旧要保留君主制度,并要在保留君主制度、即
在维护大清朝统治的前提下,推行专制政治行为的局部改革即维
新,因而,这个变法,才非变制,才仅仅是专制政治行为的改良,
属于专制改良的初级阶段。
第二、戊戌变法的失败原因和西太后的四个不能变
  历史的无情事实是,戊戌变法仅仅只推行了“百日”,便被腰
斩在西太后的皇权之下。光绪帝从此在幽禁中度完了他短暂凄惨的
一生,力倡力行变法的六君子则命亡京师,康有为、梁启超等二十
二名被通辑的变法人士却亡命海外。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维新运
动,虽就此而魂断中国,但它失败的原因,还是足以为后人鉴。
  就变法失败的原因而论:一是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们,绝不甘
心让出丝毫的权利。他们不仅决意维护大清朝的君主统治本身,而
且更要借维护这个统治来维护自身的特殊权益。所以,以湖南为先
的百日维新运动,固使朝野震动,天下共拥,但因它触动了、更触
痛了顽固派和一切守旧势力的利害和神经,而招致朝野上下物议汹
汹。特别是西太后一再地要在明里坚持三个不能变,即“坚持三纲
五常不能变,坚持大清朝的统治不能变,坚持祖宗之法不能变”,
暗里却要坚持四个不能变,即要再加上一个“西太后垂廉听政的最
高权力不能变”,所以,西太后仍以其无上的权力,将为光绪皇帝
所支持的第一度政治改良运动,腰斩在满清专制王朝的龙陛之
下。
  二是变法排斥了真正皇权在手的西太后。实事求是地论之,大
清朝是西太后的大清朝,皇权也是西太后的皇权。在帝党绝非后党
所堪比的情形之下,不能争取到西太后的支持,甚至只能遭到西太
后的反对,直至变法竟被看成是对她最高权力的挑衅,变法失败的
命运已不能免。西太后那一句“康有为要变法,为什么不来找
我”的话,实已道出了她的“心白”。
  三是作为变法的制度局。制度局为康有为所设计,为变法改良
志士所组成,更为轰轰烈烈变法的策源地。虽然,无制度局,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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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失去了它睿智的思想库和强干的班底,但是,唯因制度局被认为
将枢密院之权、六部之权和督抚将军之权“夺尽”,使“百官皆
废”,几已代替了整个朝廷,因此,变法就必然要遭遇朝廷上下几
乎所有旧官僚的反对。这就为保守官僚与后党同气相求,与康梁为
敌,直至群起而反对变法,制造了借口。而这个反对力量,非但是
康梁所战胜不了的,也是光绪皇帝所无力战胜的。
  四是戊戌变法的理论根据,仅是“祖宗之法可以变”。作为变
法主要提倡者的康有为,非但要借孔子之名以倡变法,甚至要
从“西洋有教、而我无教”的巨大遗憾出发,要“抚圣教以塞异
端”,直至将“亟立道学”当作变法的重要思想内容和强国的根本
办法。康有为不仅不懂得西方在近代之所以能够走向进步的前提,
恰恰是思想解放,即反对天主教思想统治和宗教改革的结果,却反
而将张扬和独尊孔子之学,当成了这一场变法的思想基础和根本追
求。这就不仅还了康有为作为一个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本相,使他
拿不出真正的新思想来指导自己所提倡的变法,从而只能导致变法
的失败,直至为他在辛亥之后,一意独尊孔教以倡君主制度的复
辟,作成了他在思想和人格上的铺垫。
  五是变法未能欣遇一个可以造就其成功的时代条件。这个时代
条件就是“只有民主革命才能带来王朝的妥协,和只有民主革命才
能为在根本上改变专制制度带来可能”。虽然民主革命有着各种各
样的形式,并非只有暴力形式而已。英国等欧洲君主立宪的国家,
在民主革命逼迫下走上君主立宪直至虚君共和的历史,便是明证。
诚如孙中山先生所言,“君主宪政乃为革命之所赐”。然而,戊戌
变法的时代,孙中山的革命正遭遇天下共弃,八国联军尚未兵临城
下,变法又是由一批走进了清王朝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和一个年轻无
权皇帝的“自觉变法”。因此,仅仅依靠他们来“自我更新”,其
之不可能,也就可想而知。这也是一九零零年之后,当王朝命运飘
摇之时,西太后虽仍拒绝康梁变法,却又要推行康梁新政的主要原
因(参见下文)。
  六是变法的失败乃为时为势所决。如本章开篇所述,清王朝在
历经鸦片战争和天国之乱以后,国势早已由盛而衰,不仅已经走上
了一个君主王朝的末世,而且正“运交”整个君主制度的末路。因
此,一场意在变法而非变制的政治改良运动,即仍然要在君主制度
之下,以推行专制政治行为改良的变法,也就失去了它获得成功的
历史依靠和时代条件。这既是清王朝力行改革开放运动已不能救其
命的根本缘由,又是一场只想在旧专制体制内改革政治弊端、倡行
新政的变法无以成功的基本原因。由是,一场要求专制政体自己实
行政治改良的运动,只能“折戟而沉沙”。
第三、革命的悄然发生与天下共弃
一、革命的悄然发生
  一八九五年,几与康有为率领千名举人“公车上书”、以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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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第一章第二节
治改良的同时,孙中山不仅将一八九四年在檀香山成立的“兴中
会”与“香港辅仁文社”合并,确立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
立合众政府”的民族民主革命目标,而且密谋广州起义未遂。
  孙中山,这个广东香山农民的儿子,一方面因自小就听够了洪
秀全反清的农民革命故事;另一方面因少年时曾随兄赴美国夏威夷
读书,而在西方受到了民主和自由的教育及熏陶。后来,这个既未
与传统的中国文化断了源头和联系、又饱受过西方文化影响的年轻
人,也就在汉族受满清专制之苦和中国受列强欺凌之甚的时代,既
深藏排满知心,又初萌民主之志。再加上清政府的前三十年改革开
放运动,在他的眼里,又无非是“单单是引进铁路、火车、电报、
电话等欧洲现代物质文明的任何这类措施,由于它们打开了新的敲
诈勒索和贪污盗窃的门路,反而只会使事情更坏”,07 所以,
他“自乙酉中法战败后”,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并
且“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数年之间,每于
学课余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
阙词,无所忌讳……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
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其“生平所志,以革命为
唯一天职”。08
  由是,“自甲午中日战起”,孙因“时机可乘,乃赴檀岛”,
联合华侨二十余人成立“兴中会”,确立了推翻满清王朝的民族民
主革命目标。中国的民主革命,这个几乎与名噪一时的康有为所发
动的政治改良运动同时而起,却又在一开始就成了政治改良派对立
面的革命,就是这样地因为一位杰出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与立志,
而悄然地发生了。
二、革命为天下共弃
  第一次广州起义的失败,却使孙中山发动的革命遭遇了天下共
弃。用孙中山自己的话说,就是:“当初次之失败也,举国莫不目
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
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洪水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09
  革命初起,不单遭遇国人的唾骂,而且遭到海外华侨,特别是
美、日华侨的冷遇。孙中山虽于中日战起,即赴檀岛创立兴中
会,“欲纠合海外华侨一收臂助,不图风气未开,人心锢塞,应者
寥寥”。而美洲华侨之风气蔽塞,较檀岛尤甚。他说:“予由太平
洋东岸之三藩市登陆,横过美洲大陆至太平洋西岸纽约市,沿途所
过多处,或留数日,或十数日,所至皆说以祖国危亡,清政腐败,
非从民族根本改革无以救亡,而改革之任人人有责。然而劝者谆
谆,听者终归邈邈,其欢迎革命主义者,每埠不过数人或十余人而
已。”10 至于万余日本华侨,“闻革命而生畏者,则与它处华侨无
异也。吾党同人有往返于横滨、神户之间鼓吹革命主义者,数年之
中而慕义来归者,不过百数十人而已。以日本华侨之数较之,不及
百分之一也。向海外华侨传播革命主义也,其难固已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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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第一章第二节
11
  斯时,革命一难于国人未醒,二难于华侨风气未开,三难
于“由乙未初败至于庚子,此五年间……适于其时有保皇党发生,
为虎作伥,其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比之清庭为尤甚”。12 虽
然,“当此之时,革命前途,黑暗无似,希望全绝,而同志尚不尽
灰心者,盖正朝气初发之时代也!”13
第二阶段(一八九八 —— 一九零零)
  本阶段自戊戌政变至一九零零年孙中山发动惠州起义失败,是
为政治改良的低潮期,王朝命运的飘摇期和民主革命的松绑期。
  本阶段,在清王朝,因百日维新失败,以大阿哥溥儁为首的清
王朝顽固派因以而得势,志在改革开放的洋务派因以而失势,政治
上既重现专制王权的全面强化,经济上则使得持续了三十年的改革
开放运动裹足难前。然而,空前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已经使清王
朝在经济上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曾想利用义和团“扶清灭洋”的西
太后,更招致了八国联军的侵占北京,西太后本人亦只能逃往西
安。清王朝的命运,似乎在菜市口的刀光剑影之间,就已经走上了
王朝命运的飘摇期。
  本阶段,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政治改良派已逃到海外。康有为等
于一八九九年在加拿大成立了“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简称
为“保皇会”。梁启超等也在日本创办了“清议报”,鼓吹保皇。
唐才常等则于上海成立了“正气会”,后改为“中国国会”,谋请
光绪皇帝复辟,以建立君主立宪的“新自立国”。一九零零年,康
有为在海外华侨、特别是北美华侨的经济援助下,支持唐才常建立
自立军即“勤王军”七个军,决于长江中下游数省同时起兵勤王。
八月,因被清王朝改革派大吏张之洞于一日之内即捕杀二百余人,
唐本人亦遇难,遂使康、梁、唐为代表的保皇改良事业惨遭失败。
由是,一场意在专制改良的政治运动,虽然不惜发动大规模武装起
义以进行武装改良,甚至并不在意这一场武装改良所可能造成的动
乱、暴乱、混乱、直至国家分裂的结果,但因它仅仅是少数人要保
救大清皇帝所致,所以,它才必然会遭遇彻底的失败。由是,政治
改良乃陷入了它的低潮期。
  然而,本阶段在民主革命派,却因为政治改良的惨败和王朝命
运的飘摇,而使得孙中山所发动的民主革命走上了它的松绑期。一
九零零年,由孙中山亲自发动的惠州起义虽然仍旧失败了,但是,
国人不仅不再骂民主革命派为乱臣贼子,不仅不再指责民主革命派
为大逆不道,相反,如孙中山自己所说,则是:“庚子失败之后,
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
之不成。前后相较,差如天渊。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
状,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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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第一章第二节
  辛亥前中国社会在政治改良力量和民主革命力量兴起之后,所
形成的三大政治力量,终于在各自的力量上和前景上发生了一个根
本的变化。这个变化,特别是在政治改良派和民主革命派的力量对
比和民心所向上,开始产生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即,以革命思想
代替改良思想的时代终于来临。 诚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
也”。虽然,这个转折,也还会出现一波三折,但是,这个转折的
方向却难以改变了。
第三阶段(一九零零 —— 一九一一)
第一、立宪改良的兴起和失败
一、保皇改良的没落与立宪改良的兴起
  逃亡海外的前政治改良派们,虽然将一场意在推动清王朝进行
专制政治改良的政治运动,变成了少数人要保救大清皇帝的个人愿
望,并再一次遭遇了惨败,但是,以康、梁为首的前政治改良派
们,因仍然要把保皇改良当作他们的天职,把能否救出光绪皇帝和
能否保住光绪皇帝的帝位,当作政治改良能否成功和他们个人的身
家性命能否重见光明的前提及保证,所以,他们才会将孙中山领导
的民族民主革命视为仇敌。为了攻击革命,为了保卫光绪皇帝及其
帝位,更为了他们自身的政治前途,康有为于一九零二年发表《答
南北美洲诸华商只可行改良不可行革命书》,坚决反对革命,誓言
保护大清朝。梁启超亦在日本纂文鼓吹“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
宪,与其君主立宪,不如开明专制”。用孙中山的话来说,便是他
们“为虎作伥,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比之清庭为尤胜”。然而,光
绪皇帝之不救既为“命定”,保皇改良的不通亦已成为事实。由
是,保皇改良便只能成为康、梁等人的一个梦幻。一九零三年,一
批新兴的民间改良人士,已开始公开抛弃保皇改良,要求君主立
宪,即将要求清政府进行专制政治行为的改良,改变和发展成为要
求清政府用立宪的方法进行专制政治制度的改良,即要求从变法走
向变制。这便是立宪改良派的历史由来和政治要求。
二、立宪改良的发展和失败
  一九零四年,因老大的专制俄国败给了蕞尔之邦的日本,民间
的立宪改良派遂以日本改良成功为借口(指日本为改良成功的误识
参见上卷第六章第一节 —— 作者),联合清政府体制内出现的立
宪改良派官僚,相继奏请“变更政体,实行立宪”。一九零六年因
清政府诏告“预备立宪”,著名改良派人士张謇、汤寿潜、郑孝胥
等遂于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一九零七年康有为被迫顺时势
改“保皇会”为“中华帝国宪政会”,梁启超则于日本组建“政闻
社”。戊戌之后的政治改良派们至此乃步调一致,为推动政治改
良,实现君主立宪,更自觉地和拼命地反对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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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第一章第二节
们甚至将立宪改良当作扑灭革命的良药来劝进清政府说:“若夫政
治日益暴恶,虽日取革命党而杀之,而革命党之发生如故。传曰:
敌可尽乎?此之谓也。以其无术靖革命党也。”15 因此,唯有“改
革之机真动,其革命党何由生存?”16
  一九零七年至一九零八年,因清政府亟需敷衍改良以扑灭革
命,才一再许诺君主立宪。一九零九年,清政府更以成立各省咨议
局为名,第二度将一批改良派人士从清王朝体制外接纳入清王朝体
制内。体制内外的政治改良派们遂趁机频繁上书,要求从速立宪,
虽然规模日大,却一无所得,四次请愿立宪,均遭清政府借故压
迫。改良派虽迫切期待成立责任内阁,临了却出现一个皇族内阁
(参见下文)。由是,改良派自觉颜面丢尽,乃发表“宣告全国
书”,痛哭流涕地宣布“希望全绝”。及至武昌事起,改良派始大
部汇入革命洪流,竟从助清政府灭革命,一变而为助革命灭清政
府。至此,中国的第一代政治改良派们,终于走完了他们两兴两衰
的历史之路。嗣后除曾进身复辟政权内之冥顽不化者,或利益既得
者,或衔恩旧主者,或投降反间者,在辛亥之后乃成为臭名昭著、
危害非浅的专制复辟派以外,改良派亦因辛亥的成功,大都汇入了
保卫民主革命成果即护国、护法的洪流,而名亡实亡。著名的政治
改良派人士梁启超,从他变改良而赞革命,弃专制而拥共和,甚至
因此而与乃师复辟派康有为分手,直至他绝袁氏之诱吓,导蔡锷之
护国,坚决地反对专制复辟,都说明从改良走向革命的完全可能
性,从而彰示了政治改良之作为革命 —— 这个普遍历史进程的初
级阶段,而并非只能与革命形成绝对对抗的理论内涵。然而,历史
的明监是,改良非败于革命,实败于清庭。其悲剧的症结,是在于
政治改良派只能要求、请求、甚至哀求清政府改良,而不能自己进
行改良。如是清庭改,则改良成,清庭不改,则改良败。因此,政
治改良派们纵有最美最好的政治改良蓝图,别人不识,不受,不
改,其也只能是徒唤奈何。
第二、清王朝诱以立宪改良、旨在扑灭革命、直至一朝崩亡
一、西太后退守三个不能变
  戊戌之后两年,清王朝的飘摇命运,终于迫使西太后不仅重倡
改革开放,而且要推行曾被她腰斩的部分戊戌新政,以挽救她的大
清朝,以再造“大清长治,人民久安”的社会政治局面。一九零一
年一月二十九日,慈禧在西安发表了她的“变法上谕”,称:“世
有万古不变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成法……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
然如日月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仿如琴瑟之改
铉……”“上谕”明确表示:三纲五常不能易。这就等于是说,君
为臣纲不能变,因而君主专制制度和满清君主的统治就不能变,唯
不再坚持祖宗之法不能变而已。由是,西太后虽从三个不能变退守
两个不能变,但实际上仍是从四个不能变退守到了三个不能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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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西太后的“垂廉听政”还是不能变。于是,政治上,西太后乃黜
退以大阿哥溥儁为首的顽固派,重新起用洋务派,并由自己来推行
部分康梁新政,虽然为时已晚。经济上,则迅速推起第二度改革开
放运动,振兴商务,奖励实业(甚至以官奖商),大量引进外资,
虽意在解救财政困难,却再造贪污公行和腐败益深的社会政治局
面。军事上,计划练新军三十六镇,并非为强国,而是为强权,藉
以维系王朝统治,却为袁世凯练成私家之军,构患于辛亥之后。在
对外关系上,竟循“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路线,
藉以获得国际间的支持和援助,对内以巩固王朝统治,对外以绝革
命之助力。此外,早期虽允许局部开放言论,后期则苛以限制言
论。唯“废科举、兴学堂、派留学”的做法,为后来的知识分子们
反叛满清和投身革命,在客观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这便是清王朝第二度改革开放的内容和成效。这个内容和成效
只能说明,清王朝的垮台已然是不可避免的了。
二、诱以立宪改良、旨在扑灭革命
  清王朝的二度改革既然只能再造腐败公行,腐烂益深,危机加
剧,则一心只想维护大清朝统治的清政府,面对着革命风云四起,
君主立宪的呼声日炽和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乃决心抓两手,即:
一边诱以立宪改良,一边决心扑灭革命。前者,是为利用;后者,
才为本心。当时的法国报纸就公开地讥笑说:“清政府之立宪,实
清太后愚民之术也。”17
  就前者论之,一九零五年,清政府决派出五大臣赴欧美考察宪
政。因五大臣考察归国,带回者乃是“皇权永固、外患渐轻和内乱
可弭”这样一些“立宪的好处”,一九零六年,清政府方在“尊崇
国体、巩固君权”的本意之下,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即预备立
宪,要旨却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并将立宪日期定
于九年之后。一九零七年,清政府又宣布改革官制,却借机“黜汉
员、擢满臣”,造成大权、实权大部为满族贵族“掌控和接班”的
政治局面。一九零八年,清政府迫于民主革命派和政治改良派来自
两个不同方面的逼迫,为进一步诱改良以灭革命,乃宣布“钦定宪
法大纲”,却以“君上大权”为大纲的核心;宣布“议院选举法要
领”,竟使作为民意机构的“议院”成为皇帝一人的咨询机构;诏
告“逐年筹备宪政清单”,所列条目竟全然与宪政无涉。一九零八
年西太后和光绪皇帝先后崩殂,于时因革命风潮大张,其势已不可
遏,摄政王载沣才一边假意敷衍改良,诏令办理立宪事宜,成立各
省咨议局,将九年立宪改为六年,意在收买改良人士,以共同扑杀
革命;一边再度集权力于满人和皇族一身,以巩固皇权和满权。载
沣本人除以监国摄政王身份代理大元帅、亲统近卫军以外,又命其
弟载洵任海军大臣,弟载涛任军咨大臣,皇族荫昌任陆军大臣,更
黜退袁世凯等汉员大吏,将军政大权集于满族皇族一身。同时,面
对着体制内政治改良派 —— 各省咨议局议员日益高涨的立宪要求
和四次请愿行动,清政府或以国民知识不齐等借口以拒绝之,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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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议干政为由革职查办体制内官员以压迫之,或乾脆以押送赴京请
愿的议员回籍以绝立宪之要求。一九一一年四月,清政府在革命形
势的节节逼迫下和政治改良派的步步要求下,被迫成立责任内阁,
但十四名阁员中竟有九人为皇亲国戚,乃得“皇族内阁”之称。至
此,所谓政治改良,所谓预备立宪,已全然翻作一篇篇假话,终于
逼使许多改良派人士哭于穷途而转向革命。
  就后者论之,简单地说,清王朝所实行的便是一个“杀”字,
即杀革命党。自一八九五年第一次广州起义起,至一九一一年三月
广州起义失败止,清政府对革命派起义的镇压是不遗余力的,也是
极端残酷的。一九零七年黄冈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因得到了同盟会
的花名册,乃按图索骥,残杀革命党二百多人。一九零八年安庆新
军起义失败后,因清方大事搜查,革命党人范传甲、张劲夫、田激
扬等都被捕被害,连起义中的临阵畏缩者薛哲,在为人告发后亦遭
杀害。安徽一省因牵连而被杀害者达三百余人。徐锡麟在刺杀恩铭
被捕之后,竟被挖心以祭恩铭。至于非起义状态下的革命党人,之
被抓、被杀、被严刑拷打折磨和游街示众,实屡见而不鲜。著名民
主斗士、湖南商会会长禹之谟,在狱中就曾以血作书曰:“要知清
政府下诏立宪,专制的凶暴却有进无已。”
  历史的明鉴是,清王朝只推行经济改革,放纵经济改革,不但
拒绝专制政治行为的改良,尤其是拒绝专制政治制度的改良,特别
是它疯狂地和残酷地杀害革命党人以扑灭革命的所有做法,不仅彰
明了专制改良此路不通,而且昭示了其自取灭亡的历史过程,从反
面证明了民主革命派的坚定和清醒,证明了孙中山坚持民主革命、
反对专制改良和志在建立中华民国的政治科学性和历史正确性。
第三、孙中山坚持革命、反对改良、志在建立民国,“于斯竟
成”
一、孙中山三民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的形成
  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曾亡命海外,开始了他的第一
度考察欧美。他要以一个有过失败经历的革命者身份,去考察、研
究欧美的民权革命和独立革命,探索发动中国革命的科学理论,追
寻中国革命的成功道路。这一次欧美之行,虽然使他在英国冒了风
险,几为满清所困,但是,脱险后,他却在对欧美的实地考察中,
得出了一些革命的“真经”。这些真经,一是来自于他对欧美革命
经验的学习,二是来自于他对欧美革命得失的思考,三是来自于他
将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和西方近代政治科学的融会和贯通。其成果
具体表现在:(一)认识到“革命 —— 无论采取任何形式,都是
历史的一个普遍变革进程”。18 这里所指的革命,自然是他所亲自
考察和深入思考过的“欧洲民主革命与美国独立革命”。
  (二)认识到君主立宪既“为革命之所赐”,亦是革命的一
个“不完不备”的结果。他说:“革命之名词,创于孔子。中国历
史,汤武之后,革命之事实,已数见之不鲜矣。其在欧洲,则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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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八世纪以后,革命风潮遂磅礴于世界,不独民主国惟然,即
君主国之所以立宪者,亦革命之所赐也。”19 同时,他还从欧洲一
些国家历经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才得以实现“君主立宪”的历史
中,得出了革命与改良关系的科学结论。他说:“世界之真立宪,
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因此,“同一流血,何不为
直截了当之共和,却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20
  (三)从少年起即亲身感受过欧美民主政治和自由制度的孙中
山,终于在对欧美革命历史和现实社会的深入考察中,形成了崭新
的三民主义理论体系,从而为中国国民革命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和实际的行动纲领。
  这个新理论体系就民族主义而论,则是:“余之民族主义……
不以复仇满清为事,而务与之平等共处于中国之内,此为以民族主
义对国内之诸民族也。对于世界诸民族,务保持民族之独立地位,
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
于世界,以训致于大同,此为以民族主义对世界之诸民族也。”21
  这个新理论体系就民权主义而论,则是:“余之民权主义,第
一决定者为民主,而第二之决定者则以为民主专制必不可行,必立
宪然后可以图治。”22
  这个新理论体系就民生主义而论,则是:“欧美自机器发明,
而贫富不均之现象随以呈露;横流所激,经济革命之焰,乃较政治
革命尤烈……余欲为一劳永逸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
权问题同时解决……以塞经济革命之源……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
完成也。”23
  (四)“五权宪法”思想形成。孙中山先生说:“欧洲立宪之
精义,发于孟德斯鸠,所谓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是已。欧洲
立宪之国莫不行之。然余游欧美,深究其政治、法律之得失,知选
举之弊,决不可无以救之,而中国相传考试之制、纠察之制,实有
其精义足以济欧美法律、政治之穷,固主张以考试、纠察二权,与
立法、司法、行政之权并立,合为五权宪法;更采直接民权之制,
以现主权在民之实。如是余之民权主义,遂圆满而无憾。”24
  显然,一个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理论体系和民主体制
建设蓝图,由是而成。所以,孙中山先生自己也说:“余之革命主
义内容,概括言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是已。苟明乎世界之趋势
与中国之情状者,则知余之主张,实为必要而可行也。”25
二、中国民主革命迎来了她的发展期
  孙中山先生发动的中国革命,虽然于悄然发生之际,就遭遇了
失败,遭遇了“天下共弃”,遭遇了国人的谩骂和华侨的冷遇,甚
至连他本人也只能够亡命海外,然而,“不以挫抑而灰心”的孙中
山先生,却于亡命之途,考察欧美,采东西方革命之长,集古今政
治文化之优,建立并完成了他“以民权革命为中心、以民族革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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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以民生发展为方向和以五权宪法为制度”的崭新理论体系,
从而为在艰难中推动和发展由他所领导的民主革命,奠定了重要的
思想理论基础,凝聚了巨大的思想理论力量。其后,随着清王朝的
一再拒绝政治改良和政治改良派的两兴两衰,孙中山所致力的革命
终于迎来了她的发展期。自一九零零年至一九零五年,一是革
命“已多为有识之士恨其事之不成”,于民间已渐成风潮,“自惠
州起义失败以至同盟会之间,在粤则有李纪堂、洪全福之事,在湘
则有黄克强、马福益之事,其事虽不成,人多壮之”。26 二是开始
吸引部分原改良派人士走向革命,如曾追随改良的章炳麟和青年壮
士吴樾等。三是清王朝“废科举、兴学堂、派留学”的新政,不仅
使知识分子失去了读书取士之途,从而不再以王朝政治为依靠,使
留学生数目大增,而且使东京、上海等主要由留学生及知识界所创
办的民间刊物,竟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留东学生提倡于先,
内地学生附和于后,各省风潮从此渐作。在上海则有章太炎,吴稚
晖、邹容等借《苏报》以鼓吹革命……”。27 一时间宣传欧洲革
命、鼓吹美国独立、号召排满兴汉的声浪,始大张于中国。四是海
外华侨渐受东京留学界及内地革命风潮之影响。“邹容的《革命
军》一书,为排满之最激烈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之风
气,为力甚大”,孙中山再赴海外,“凡有华侨处,莫不表示欢
迎,较之往昔大不同矣”。28
  一九零三年,孙中山正式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
权、创立民国的十六字纲领,中华民国的国名,从此载入中国国民
革命的史籍。
  一九零四年,孙中山发表了“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满怀
信心地指出:“中国正处在一场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清王朝的
统治正在迅速地走向死亡……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
原之势。”
  一九零五年,孙中山在二度考察欧美的过程中,不仅因三民主
义思想体系的成熟,而吸引了一批志在中国民主革命的欧美留学
生,而且在他辗转抵达日本后,更受到了数百名留日学生的热烈欢
迎,开始了他与留学生的历史性结合,为嗣后的中国国民革命,准
备了以优秀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革命力量,极大地提高了革
命的品质。对此,孙中山先生自己也说道:“时(按:指一九零零
年以后)适各省派留学生至日本之初,赴东求学之士,类多头脑新
洁,志气不凡,对于革命理想感受极速,转瞬成为风气。故其时东
京留学界之思想言论,皆集中于革命问题……乙巳春间,予重至欧
洲,则其地之留学生已多数赞成革命。盖彼辈皆新从内地或日本来
欧,近一二年已深受革命思潮之陶冶,已渐由言论而达至实行矣。
予于是乃揭橥吾平生所怀抱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号召力,而组
织革命团体焉。于是开第一会于比京,加盟者三十余人;开第二会
于柏林,加盟者十余人;开第三会于巴黎,加盟者亦十余人;开第
四会于东京,加盟者数百人;中国十七省之人皆与焉……因当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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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第一章第二节
多讳言革命二字,故只以同盟会见称,后亦以此名著矣。”29
  一九零五年八月二十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标志着中国
国民革命力量的大聚集,及其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开始走向成熟。是
年十一月《民报》创刊,由孙中山正式在《发刊词》上阐释三民主
义精义,标志着中国国民革命从此拥有了正确的和科学的思想理论
基础。中国的国民革命亦从此走向了她的高潮期。对此,孙中山自
己也说:“及乙巳之秋,集全国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之
日,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于是乃敢定立‘中华民国’之
名称而公布于党员,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义,而传布中华民
国之思想焉。不期年而加盟者已逾万人,支部则亦先后成立于各
省。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同盟
会成立未久,发刊《民报》鼓吹三民主义,遂使革命思想弥漫全
国,自有杂志以来可谓成功最著者。其时慕义之士,闻风兴起,当
仁不让,独树一帜以建义者,徐锡麟、熊成基、秋瑾等是也。”30
  有必要指出的是,三民主义之民主革命理论体系和五权宪法之
民主建国方略的成熟及传播,使得中国的国民革命从此更加具有了
民主革命的根本性质,从而将推翻满清专制统治、结束数千年君主
专制制度与创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 中华民国,定夺为中
国国民革命的根本方向。孙中山说:“中国数千年都是君主专制政
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忍受的。就算汉人当君
主,也不能不革命……要废除君主制度,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必须
进行政治革命” 。31 他还说:“这次革命除‘驱除鞑虏,恢复中
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等,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
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32
  从此,由孙中山先生所发动的“中国国民革命”,亦在上述之
根本意义上,与中国民主革命获得了“同一”。只是就范围而言,
中国国民革命才较作为其本体内容的中国民主革命,更具有革命内
容的广泛性,即外反列强欺凌和内反满族专制统治之民族革命内容
的加入。本书为标明中国民主革命乃为中国国民革命的本体和本
质,故在全书的章节标题上,决用中国民主革命这一概念,以使中
国民主革命获得她在革命性质上的明确性。但又在全书的内文里
面,部分地沿用中国国民革命的概念,以求在行文之中,表现她历
史过程和历史内容的真实性。
三、革命与改良的两场大论战
第一场大论战发生于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前
  如果说,自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始的中国近代优秀知识分
子,为追求富国强兵而推动起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历经清政府数十
年的经济改革,和康、梁等对于政治改良的追求、实践及失败,而
终于从正反两个方面为共和主义思潮的兴起及民主革命目标的确
立,奠定了必要历史基础的话,那么,戊戌之后,恰恰是在民主革
命的理念和目标已经愈来愈成为中国人民的崭新历史追求时,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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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二年,由康有为发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改良不可
行革命书》,所公开挑起的保皇改良派对民主革命派的大论战,却
遭遇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对于保皇改良派的第一次大反
击。
  在这一场大论战中,因康有为将大清朝吹捧成“唐虞至明之所
无、大地各国所未有”,更歌颂光绪皇帝为“至仁至德”,诬蔑中
国人民“愚昧无知,只可行改良,不可行革命”,因而不可倡导民
主共和,否则只能造成“天下大乱和亡国灭种”的后果,尤言“彼
之保皇才是真正的革命,否则无非是杀人放火而已”,所以,孙中
山首先指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
东西之不能易位。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
33 其后,章太炎不仅写出了《客帝匡谬》一文,以自责曾经追随改
良的思想和行为,而且写出了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针对
康有为指责中国人民“公理未明,旧俗具在”,因而“只可行改良
不可行革命”的荒谬主张,乃有力地指出,“公理之未明,即以革
命明之;旧俗之具在,即以革命去之”。更歌颂革命为“启迪民
智、除旧布新的良药”。同时指责康有为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利禄
熏心、甘当奴隶、为一时之富贵甘冒万亿不韪而不辞的封建市
侩”。年轻的民主革命家吴樾不仅畅言“反枝叶改革、倡非常改
革”,更以谋炸出洋考察五大臣来表明他与改良思想彻底决裂的精
神,不惜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另一个年轻的革命家邹容则着有
《革命军》遗书,竭力赞扬“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共和主义思
想,主张“扫除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的积弊”。又一个年轻的革命
家陈天华则以“壮夫跃海”的英雄行为,用年轻的生命敲响了他的
《惊世钟》,希望追随专制改良者们能够《猛回头》。
  在这一场对保皇改良派的反击战中,民主革命派除掉揭穿了前
政治改良派“彼之爱国,无非是爱专制政体”的本质,尤其批判
了“君权不可侵犯”的君主专制法统,和旨在维护这一法统的封建
礼教道统,指出了“礼之耗人血、消人气不至死亡不止”的残酷专
制本质。不仅有力地轰击了宋明以来意在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理学
基础;而且为中国同盟会成立后革命与改良的那一场更加广泛和深
入的大论战,铺垫了共和主义的思想基石;更为辛亥以后中国知识
界发动那一场反复辟的思想文化革命,及其对孔孟思想文化体系中
专制思想文化成份的批判和清算,埋下了历史性的伏笔。
第二场大论战始于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初
  一九零五年底,面对着清政府诱改良以灭革命的阴险手段,和
政治改良派要君主立宪不要民主立宪的顽固立场,民主革命派早在
《民报》创刊伊始,即指名道姓地指责康有为、梁启超是为满清政
府制造“欲使吾民族诚心归化之立宪改良论的祸水”。34
  一九零六年初,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先后发表了“开明专
制论”和“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两篇长文,并将两文
合刊出版,题名为《中国存亡之大问题》,对革命派展开全面反
驳。大论战势在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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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启超主张改良和反对革命的重要论点,一是“中国人未有共
和国民之资格”;二是“只能经过开明专制以移于立宪”;三是
为“不至助长冲突”,只能“相率以要求立宪”,并“必须为彼
(指清政府 —— 作者按)所能行”,才是“唯一正当之手
段”,“若为彼所不能行,则是宣战而非要求”;四是革命“只能
导致流血、内乱”等。
  一九零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民报》印行《第三号号外》,刊
出“《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首先列出两报辩论的
主要条目,35 然后针对其第一种重要论点批驳曰:“自由、平等、
博爱三者,人类之通行也……夫我国民既有此自由、平等、博爱之
精神,而民权立宪则本乎此精神之制度也。故此制度精神必适合吾
国民,而绝无虞其格格不入也。”是故,“我国民必有民权立宪之
能力”。同时,为国民能够达到民权立宪之能力,又提出应以“革
命和教育来促成中国人民做共和国民的资格”。就革命言之,
则“若在实行时代,去专制之苦,尝自由之乐,夷阶级之制,立平
等之域。国民主义,民族主义,昔存于理想,今现于实际。心理之
感孚,速于置邮而传命也”。就教育而言,则“教育无论于革命
前,革命后或革命时,均极为重要……更对浚发国民自由、平等、
博爱的天性有大助力”。36
  针对其第二种重要论点,《民报》首先指出:“即以君主立宪
而论,亦由国民革命之结果。未有国民不革命,而政府自能立宪者
也。政府怵于国民之革命而让步焉。君权民权,相与调剂,乃为君
主立宪。若该报专望政府开明专制,而国民舍劝告以外无他事,其
结果只能成野蛮专制政体,若望君主立宪,真羝羊生乳之类
耳。”由是,民报乃批驳徒望清政府由实行“开明专制而至君主立
宪”的论点说,清政府“所处之地位,只能与国民为敌,不能与国
民为助明矣。故吾不以改革之能事望诸政府,而望之于国民。国民
既能改革矣,则民权立宪当然之结果也”。37
  正因为如此,针对改良派“只能要求清政府立宪”的论点,
《民报》则乾脆批驳说:“彼政府之所以能专擅者,以其权力足以
束缚人民也。人民苟不能脱其束缚,则其发言悬于政府之听否,无
丝毫自主之权也。不汲汲养成民力,而惟望其要求,各国政治革命
之成例恐无此儿戏也”。更何况,“今日之政府,岂惟已绝无可
望,直国民之仇雠而已”。38
  就改良派所称的“革命只能导致流血内乱”之说,民报首则慷
慨言之曰:“为国而死,不爱其生,此国民之天职也。胡乃以杀人
流血相怵?”继则直言批驳曰:“革命不免于杀人流血固矣,然不
革命、杀人流血之祸可以免乎?”39
  此后,各家民主革命派刊物,乃于中国本土和新加坡、檀香
山、旧金山、香港等地参加了这一场大论战。他们以孙中山的三民
主义为纲领,遵循孙中山先生“必须进行政治革命”的民主革命思
想,围绕着“要不要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和要不要建立一个主张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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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主共和国”等大是大非问题,对立宪改良派“只要改良、不要
革命”,“只想哀求清王朝立宪、不想推倒清王朝君主专制政
体”等错误思潮,特别是针对清王朝“虚以敷衍改良、实为扑灭革
命,立宪为假、专制为真”的维护专制手段,予以了广泛而又深刻
的批驳。胡汉民在为《民报》纂文时便写道:“旧日为异族政府所
有者,固当倾覆之;而数千年君主专制之政府,亦必同时改造而后
可以保存而竟存。”同盟会员汪东亦发表文章呼应说:“单纯的杀
人放火,根本谈不上是革命,乌可以辱我庄严、宝贵之革命二
字。”40《夏声》与《河南》两家杂志,更从清王朝四十年来推行
改革开放和空喊立宪入手,驳斥立宪改良派们说:“四十年来,言
新法者,非今日之政府乎?无日不为之,而究其所为者何事?新法
之收效于今日者安在?有能举起大者示之于人乎?……夫以如是之
政府,而日日言立宪,五年,十年,十五年之预备期限,常视吾民
之举动如何以为伸缩。而又于立宪预备之时期,宣布言论集会之苛
虐条件,以为摧抑吾民之具。”41 而且,“以预备立宪时代即演出
如许惨祸,吾不知实行立宪,则民祸将伊于胡底也!”42 “国民之
普通自由,彼不能于预备立宪时代保护之,乃反于预备立宪时代剥
夺之。国民政治上的权力,彼不能于预备立宪时代促进之,反于预
备立宪时代限制之。非丧心病狂,奚为行动不伦,一至此极!”43
  由是,革命派乃对改良党人批驳曰:“彼保皇立宪党人,不按
以往之事实,不衡方来之时势,终日抱乞求、哀求之目的,甚而泣
妇其行者,更何异痴子愚蒙。对凶猛之兽,曰是可以笑容亲猛兽
也,是可以妩媚近猛兽也。”44 鼓吹共和的《醒狮杂志》在《醒后
的中国》一文中,就曾指责一心追求君主立宪的政治改良派为“野
老不知亡国恨,喃喃尤颂圣朝恩”。《二十世纪支那杂志》则
以“不到临崖绝命时,强权政治有谁知”的沉痛呼喊,期望改良派
能够在强权统治的迫害中猛省过来。徐锡麟在刺杀恩铭的《光复文
告》中更揭穿清政府的立宪说,“今则名为立宪,实乃集权中央,
玩我股掌,禁止自由,杀戮志士,苛虐无道,暴政横生”,因而号
召“重建新国,图共和之幸福,报往日之深仇”。名声卓著的《河
南》杂志尤对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大胆驳斥道:“嗟夫,预备立
宪者,尚不如直其名曰预备杀人流血之直接了当也!”
  这一场大论战,因革命派据理力争,民众拥护,改良派因“大
清朝不改”,非但穷于应付,而且益不堪击。故时有论者称“《民
报》出现,国民主义和民族主义,渐浸溢同胞之脑海,向之与《新
民丛报》有关系者,莫不倒戈相向而敌国之……数月以来之《新民
丛报》,已为梁启超一人之《新民丛报》,党派之机关杂志,忽变
而为独夫之机关杂志,此真千古未有之惨状也!”45 而它最为积极
的效果,便是促成了共和主义思想的大普及。嗣后,广西会党领袖
王和顺即在《告粤省同胞书》中宣称“接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并号召“建民主宪政之政体,行土地国有之制度”。而在江西萍、
浏、丰起义中,龚春台部的洪江会众也已在文告中自称:“奉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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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政府命……不但驱除鞑虏,不使少数之异族专其权利,且必须
破除千年专制之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其上,建立共和民
国,与四万万同胞,共享平等之利益。”
  这一场大论战,虽然在围绕着“土地国有”等问题的争论中,
革命派因受到西方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而表现出一些不尽正确的
思想,梁启超亦表现了一些未必是错误的观点,但因这一场大论战
真正的论战重心,是在要共和还是要专制和要革命还是要改良的根
本问题上面,并使得共和的思想战胜了专制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战
胜了改良的思想,所以,它的积极意义也就无庸赘述。
四、中国民主革命迎来了她的高潮期、并且“于斯竟成”
  上述的两场大论战,特别是后一场由革命派挑起的,对改良派
的大批判,不仅使康、梁为代表的保皇改良派锋芒失尽,而且使立
宪改良派在对革命派和清政府的两面作战中,痛苦地迎来了它们最
终的失败和分裂。由是,革命风潮乃愈起愈猛,革命派更以“躯壳
虽死、我志长存”的精神,前仆后继、万难不辞的意志,连续发动
了萍、浏、丰起义,饶平、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九月防城
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州起义,云南河口起义,以及光复会于浙、
皖的两次起义,直至一九一零年十月和一九一一年四月的两次广州
起义。其间,一是安庆新军的起义,乃为革命之重要转折,时论曾
赞之曰:“安徽之役,事虽未成,然霹雷一声,革命党运动军界起
事之声浪,已足以寒一般清吏之胆……安徽一役颈血未乾,广东军
界之事又层见叠出……夫军人者,彼专制君主平日所恃为心腹,而
藉以压抑平民保全皇位者也。为大势所驱趋,虽恃为心腹者,毕竟
亦不可恃如是。至是而一般以专制治其民者,遂不得不声颤气喘,
手足无措矣!”46 辛亥革命终以武昌新军起义而为其端绪,便是明
证。二是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的广州黄花岗起义,诚如孙中山
所言:“是役也,集各省之革命党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事
虽不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概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
命之时势实已造成矣!”47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自一九零五年以后,在中国同盟会包括其
它革命团体所发动的历次起义中,革命志士们万难不辞、前仆后
继、英勇奋战、一怀壮烈的牺牲精神,实为我中华民族千秋万代之
楷模。著名革命志士熊成基在失败被捕“招供”时所说的话,尤代
表了千万革命烈士的心声。他说:“各国革命之历史,皆流血多
次,而后成功。我此次失败也,普通社会中人不知附和也。推其不
能附和之原因,盖因自由之血尚未足耳。比如草木,不得雨露,必
不能发达。我们之自由树,不得多血灌溉之,又焉能期其茂
盛?”48 安庆讲武堂学生、革命烈士张劲夫在起义失败后被捕“招
供”时,曾直呼堂审的清吏曰:“尔速拿笔来,将我为汉族复仇之
大意录下,裨人人皆知杀满人复仇为任务”。49 安庆新军起义烈士
周振丰,在被捕审问时亦从容笑曰:“我死之后,当化生千百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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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党……以后须多派侦探,严密防范,否则有不堪设想之一日,
尔细思之!”50 著名女革命家秋瑾在被捕前得知徐锡麟失败的消息
时,非但不逃,反而对劝她离开的人说:“我怕死就不会出来革
命,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51 青年革
命志士、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给妻子所留下的著名遗书,岂止摧人
泪下,实能给人以无尽的勇气。他在遗书中曾这样写道:“……吾
至爱汝,即此爱汝之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
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
够?……天下人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锺情如我
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当时的中国,正
是因为有了吴樾、徐锡麟、熊成基、秋瑾、禹之模、佘英、刘慎
终、喻培伦、宋玉琳、陈可君、李文甫等一大批视死如归的民主革
命志士,方才能够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魂牵革命不足半岁之日,乃
有武昌事发,即伟大辛亥革命的爆发。由是而使清王朝一仆而难
起,瓦解崩垮于不数月之间。
  应该说,清王朝的迅疾覆亡,既功在革命,亦功在改良,
更“功”在清王朝自身一意拒绝政治改良的反动行径上。因为无革
命,清王朝便能苟延而残喘;无改良,则不知清王朝坚拒改良以从
善;而若无清王朝一再拒绝改良和一再扑灭革命,革命和改良又何
能汇而合之,以一朝推翻之与瓦解之?甚至使中国数千年的君主专
制政体,即帝制,亦终于随着大清朝的灭亡而永劫不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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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第一章第三节
三  辛亥革命作为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发端的伟大历史意

  辛亥之后,确有部分知识分子,部分国人,甚至部分同盟会人
自己,都曾说过“辛亥革命失败了”的话。然而,他们与毛泽东对
辛亥革命别有用心的责难与否定,却有着根本的区别。他们无非是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从不同的现实感觉或个人感触出发,或因一时
判断错误、或由一时愤激所致。说到底,不过是对辛亥之后革命与
复辟反复较量的必然出现,缺少应有的认识。这个应有的认识就
是:在民主革命初造成功、共和国体初获创建之后,将仍然存在着
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的反复较量、持续较量和残酷较量这样一个艰
难的历史进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由民主革命初造成功而创建的
共和国体,完全有可能为形形色色的专制复辟势力所推倒,从而在
一定历史时期内,甚至是在革命的名义之下,实现王位、王权、王
朝和专制制度的公然复辟、变相复辟、或全面复辟。直至能因复辟
的成功,而将整个专制统治推向极端……
  由是可知,只有对这样一个艰难历程和主体历程有了清醒的认
识,我们才能够认识到辛亥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发端,才能
够识别革命事件和革命历程的关系,从而界定民主革命的历史范
畴,并将民主制度的最后确认和确立当作民主革命最后成功的标
志。这样,我们才不至因“一叶障目”,而将辛亥之后民主进程的
曲折发展和专制复辟的暂时得手,误认为辛亥民主革命的彻底失
败;更不会仅仅因为专制复辟者以革命的名义,或打着共产主义革
命的旗号来推动专制制度的复辟,而产生对于革命性质的错识,直
至造成“错把复辟当革命和错把专制当民主”这样一类重大历史错
误的发生。这对于坚定民主革命必胜、专制向民主过渡必成的信
念,坚信形形色色专制复辟势力必将遭遇最终失败,无疑有着重要
的认识价值和理论价值。由是,我们也才能够真正认识到辛亥革命
作为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发端的伟大意义所在。这个伟大意义就
是:
第一、辛亥革命是胜利的民主革命
  指辛亥革命是一场胜利而非失败的民主革命,首先是因
为:“看一场革命的成败与否,关键是要看这一场革命与其对象关
系的变化。如果革命战胜了她的对象,她便胜利而无疑;如果革命
被她的对象所打倒,她便失败而无疑。辛亥革命的对象是君主专制
政体的清王朝。这个王朝不仅被这个革命打垮了,而且就此结束了
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即帝制。据此,我们还能说她是失
败的、而不是胜利的革命吗?”52
  其次,由于辛亥革命所创建的崭新共和国统,与满清王朝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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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第一章第三节
专制国统划清了鲜明历史界限;由于中华民国初次和初步实现的民
主宪政,又与立宪改良派所追求的君主宪政,划清了宪政性质的鲜
明政治界限;所以,辛亥革命才是胜利的民主革命。而中华民国民
主宪政的第一个象征,便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定。它一是
中华民国当时的最高法律,具有宪法的意义,二是体现了“主权在
民”的政治理想,三是依照三权分立的原则规定了中央制度,四是
规定了对“约法”的严格修订程序。中华民国民主宪政的第二个象
征是国会和参众两院的创立。中华民国民主宪政的第三个象征
是“天坛宪草”的起草。二次革命失败后,一九一三年四月,第一
届国会开幕,为防止袁氏实行独裁和复辟专制,参、众两院曾决定
选出同等人数的委员来起草“中华民国宪法”,因起草委员会设在
天坛,故又有“天坛宪草”之称。“天坛宪草”继承了“临时约
法”的民主建国精神,艰难地排除了袁氏的干扰。第一章即明确规
定:“中华民国永远为统一之民主国。”第一百十一条更专门规
定,中华民国共和民主的“国体不得为修正之议题”。
第二、辛亥革命创建了真正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
一、新中国在政治上的标志 —— 包括思想和文化
  辛亥之后的中国,连中共御制的教科书都称之为:民主空气浓
厚,民主潮流高涨,民主宪政在实验中。仅一九一二年,即中华民
国元年,中国出现的新政党,已注册者即达八十五个,政治团体二
十二个。各种政党合法并存,和平竞争,三权分立的国家体制基本
上得以维系,各类法政学校遍布全国。以宋教仁为代表的民主革命
家,力图通过合法斗争的手段发展政党政治,组织政党内阁,获得
了很大成就……。53 是时,民主共和的理念不仅深入人心,而且已
经成为时代的标识,使整个社会出现了“敢有言帝制自为者,全国
人民必将共击之”的感人政治局面。其后,如果没有袁世凯恃手中
之权,拥遗朝之兵,谋杀宋教仁,解散国民党,废除国会,尊孔祭
天,复辟帝制,可以相信,民主宪政是完全可能逐步地走上轨道
的。
  显然,政治思想的自由必然要带来“新闻舆论”的自由。辛亥
之后,全国民办报刊的出现,一时蔚为大观。仅一九一三年七月
前,各种民办报纸已达五百余家。它们以监督政府为己任,频频议
论时政得失,评说政府官员,报道民间疾苦,上敢于指责批驳总
统,下能够匡正救助时弊,无论国家大事,社会新闻,均在他们的
关心和指评之下。专制舆论的一言堂,瞬间即被民主舆论的多元化
所代替。非如此,也就不能理解,宋教仁之被刺,全国不仅舆论哗
然,而且追缉凶手的舆情逼迫,足可教袁世凯无所措手足。非如
此,也就不能理解,何以袁氏称帝之日,即为“全国人民共击
之”之时。袁世凯之所以只做了八十三天的中华帝国皇帝便一命呜
呼,说到底,就是因为人民拥有“新闻言论自由”所致。因为如若
没有新闻言论自由,则反袁的声浪既不会震撼全国,护国战争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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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第一章第三节
起和胜利也就更难想象。
  政治、思想、新闻和言论的自由,亦必然要带来文化的蓬勃发
展。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之所以爆发在辛亥之后,中国的白话文运动
之所以成功在辛亥之后,中国的新文学在历经晚清改良文学的“自
将洗磨”之后,却成熟、成形在辛亥之后的历史事实,除去它们要
在思想文化上自觉担负起反复辟的历史责任之外,其根本的原因,
也正是因为辛亥革命给当时的中国开拓了自由发展和砥砺拼搏的时
代条件。回首中国一部新文学史,迄今竟没有对于辛亥之后直至三
十年代的超越之作,其内在根由,尽在其中。
二、新中国在经济上的标志
  诚然,正是辛亥革命的成功和中华民国共和国统的创建,才彻
底地打破了皇朝权力政治和专制改良型经济,对于自由经济发生和
发展的种种钳制和压迫,从而自根本上打开了真正自由经济发展的
广阔道路。连中共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都说辛亥之后的中
国“扭转了革命前民族工商业的萧条局面,各种实业团体纷纷建
立,各类私营企业竞相出现”,中国的民族工业在清政府近五十年
改革的基础上,不仅从此获得了突破性发展,而且迎来了它发展的
第一个黄金时代。54 该书还称“自辛亥前四十年中国民族、民间工
业诞生至一九一一年止,资本万圆以上的厂矿仅七百家,资本总额
仅一亿三千万圆。然而,自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九年的八年间,厂矿
即建成四百七十多个,投资近一亿圆,加上原有企业的扩建,新增
资本达一亿三千万圆以上,相当于辛亥前四十年投资的总额。一九
一二年资本百万圆以上者约二十五个,一九一九年即增至四十三
个,并出现了拥有资本一千二百万圆以上的茂新、福新、申新等大
公司多家,使工业落后的中国,一时出现了被冠以面粉大王、火柴
大王等称号的民族工业巨子。钢铁、采煤、运输、电力等重工业,
和皮革、造纸、卷烟等一应轻工业,以及金融等,均获得重大发
展。其中仅一九一四年即建成大冶铁厂等六个钢铁厂,一九一六年
建立龙关(龙烟)铁矿公司,一九一七年建成上海和兴钢铁公司。
一九一二年全国采煤八十万吨,一九一九年即已增至三百三十万
吨。一九一三年采煤使用动力约四百至六百个,一九二一年已达两
千以上。一九一三年船运为十三万三千二百三十吨,一九一九年即
增至二十八万七千五百九十二吨。一九一三年全国共有银行十五
家,资本一万一千四百八十八万圆,至一九一九年,已增至四十二
家,新增加资本一万零二百七十六万圆。……手工业方面,辛亥之
前,厂户多用木机、铁机以制造绸货。至民国四年,即一九一五
年,物华厂装置电力织机,出品精良,营业大振,于是继之者如雨
后春笋……一九一四年三月十五日,由民间筹备的中华全国商会联
合会成立……”。55 上述一切,无不标志着中国民族、民间工业力
量在辛亥之后的迅猛发展,和中国现代自由经济形态,即社会化大
生产与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已经从它艰难的开拓期迅速地走向了它
的开始成形期。将之作为新中国的标帜之一,自是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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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第一章第三节
第三、辛亥革命是检验中国现代革命和中国现代历史的标准
一、辛亥革命是检验中国现代革命的重要革命标准
  其一、从革命的性质来看,辛亥革命的鲜明民主革命性质,既
使她不同于中国的传统农民革命,又使她不同于俄国的共产革命。
因为中国传统农民革命只能“建立新王朝、复辟旧制度”的历史本
质,注定了任何一场农民革命的胜利,都只可能建立起一个“崭新
的旧中国 ”、即复辟了旧专制制度的“新王朝”。同时,由于俄
国共产革命的历史本质,乃是共产革命名义下重建专制制度的复
辟,所以,新沙皇专制俄国才是在革命名义下对于旧沙皇专制俄国
的复归。因此,只需将辛亥革命作为检验的标准,我们就能够对中
共“革命”既具有传统农民造反、又具有俄国共产革命之双重复辟
性质的历史本质,一目了然。
  其二、从革命的内容来看,辛亥之后,在中国发生的任何革
命,只要它倡行民主,实现民权,推行自由经济,消灭权力经济,
反对任何名义之下的专制和专政,保卫和发展了辛亥革命的伟大民
主成果,它就一定为民主革命而无疑。反之,则任何一个否定、反
对、破坏甚至推倒了辛亥革命民主成果的“革命”,都在其根本内
容上走向了民主革命的对立面。
  其三、从革命的任务来看,辛亥之前,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任
务就是坚持民主革命、反对专制改良、志在创建民主共和国 ——
中华民国。辛亥之后,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则是坚持民主建
国,反对专制复辟,以使共和的新中国,不遭遇国际国内形形色色
专制复辟势力的阉割和颠覆。所以,革命成功前坚定地反对专制改
良,革命成功后则顽强地反对专制复辟,乃是辛亥革命作为重要革
命检验标准的又一“明示”。其对于中国大陆人民之追求民主,再
造共和,将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
  由是可知,失去了辛亥革命这个检验标准,就失去了检验中国
现代历史上形形色色革命是否民主革命的试金石;否定了这个标
准,就极有可能混淆各种各样革命的不同性质,从而造成民主革命
在方向、理论、方式、力量、直至革命历程本身的极大混乱。中国
共产党就正是用混淆两类不同性质革命为手段,以所谓的“新民主
主义革命”,来否定、反对和推倒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
命”、即中国民主革命的。但是,中共虽因师法苏俄而达到了制造
革命混乱和发动共产革命的目的,却又迅速地暴露了它反对中国民
主革命和旨在全面复辟专制制度的本质。
二、辛亥革命是检验中国现代历史的重要政治标准
  由于辛亥革命是一场推动了巨大历史进步的革命,因此,辛亥
之后的一切社会力量,所有政党集团,只要它保护或发展了辛亥革
命的伟大民主成果,推进了以辛亥为胜利发端的中国民主过渡历
程,它便是进步的和革命的;反之,则不论它信奉过怎样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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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第一章第三节
真理”,鼓荡过怎样的“革命激情”,怀揣过怎样的“革命法
宝”,又获得过怎样的“革命成功”,只要它否定民主,强行专
制,甚至将我们的祖国复辟到了较之满清王朝更加专制极权、更加
腐败腐烂的境地,它都只能是真正的倒退而无疑。显然,正是在究
竟“谁是进步、谁是倒退”这样一个最为根本的问题上,辛亥革命
才成了检验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重要政治标准。
  必须指出的是,由于辛亥革命划清了新、旧中国的鲜明历史界
限,开创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纪元,所以,辛亥革命又必然地会成
为分界中国近代历史和现代历史的“分水岭”。但是,近五十年
来,因毛泽东的旨意,和毛氏所发明的“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
荒唐理论,中共史学界也就不得不将中国现代历史的开启年代,强
行划定在爆发了五四运动的一九一九年。毛泽东的用心,一是指俄
国一九一七年的那一声“炮响”,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参见下卷第三章);二是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曾将中国的工人
阶级喊上了历史舞台,从而才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它诞生的背景和
借口;三是毛氏所谓“新旧”两个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既将辛亥
革命划归为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又将中国共产革命视
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为了发动中国共产革
命,他就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阶级斗
争理论”的指导下,学习列宁对于俄国二月民主革命背叛的历史经
验,肯定“新”民主主义革命,否定“旧”民主主义革命。四是因
为辛亥革命在推翻满清之后建立了新中国 —— 中华民国,而他在
共产革命名义下所发动的那一场中国现代农民造反,却在中国大陆
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因而,他为了在“革命与共和”的名
义下维护专制复辟政权的合法性,并标明他已经“改朝换代”,也
就必须推倒孙中山所缔造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的国统和法统。
所以,他才一定要推倒辛亥革命,并且绝不允许将中国现代历史的
开启年代,归宗于爆发了辛亥革命、创建了中华民国的一九一一
年。
  今天,当我们在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反思中,已经能够明白
毛氏这一划分的“用心”时,重新将光辉的一九一一年、即伟大辛
亥革命爆发和胜利的年头,当作我国现代历史的起点,就不仅是在
学术上对于历史的一个澄清,而且关系到我们对祖国前途的历史性
追求。所以,它才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重大历史问题和重大政治
问题。
第四、辛亥革命交待了“护国、护法”的历史重任
  辛亥革命,对上虽是孙中山发动中国国民革命、并进行长期奋
斗的一个胜利结果,对下则交待了“护国和护法”的历史重任。所
谓护国,就是要保护新中国 —— 中华民国的崭新国统不被颠覆;
所谓护法,就是要保护新中国 —— 中华民国的共和法统,不遭阉
割。所谓反袁护国,就是反对袁世凯颠覆民国复辟帝制;所谓反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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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第一章第三节
洋而护法,就是反对北洋军阀顶着中华民国的崭新国统,行阉割中
华民国共和法统之实;所谓“荡平新旧军阀的叛乱是护法的继
续”,就是指北伐成功和中华民国统一后,新旧军阀叛乱的本质乃
是意在继续阉割中华民国的共和法统;所谓“围剿中共在苏俄命令
下的叛乱和叛国为护国所必须”,即是指中共在苏俄指使下旨在颠
覆中华民国国统和法统的叛乱和叛国,必须予以剿灭。因此,是护
国还是反护国,是护法还是反护法,是保卫和建设中华民国,还是
阉割和颠覆中华民国,便成为辛亥革命所交代的两个极为重大的历
史任务。可以说,自辛亥以来的八十余年历史,既是国际、国内形
形色色专制势力旨在颠覆中华民国崭新国统与共和法统的历史,又
是中国人民志在保卫中华民国崭新国统与共和法统之胜利、失败、
艰难、甚至是惨淡的历程。并且,伟大而又艰巨的护国、护法历史
任务,不仅至今仍摆在全中国人民的面前,更是海内外每一个追求
民主共和的中国人所推卸不了的。
  伟大的辛亥革命,这颗曾从漫长黑夜里升腾起来的灿烂星辰,
势将冲破历史的重重阴霾,将她广阔的辐射之光重新照亮我们祖国
的角角落落,照亮在每一个中国大陆人民的心头,指引着我们追求
历史进步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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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第一章兼论
兼 论  近现代专制改良无不以预防革命为始、诱发革命
为终
第一、近现代专制改良无不以“预防革命为始”
  在近现代世界从专制向民主过渡的历史进程中,由于民主革命
在欧洲的日渐胜利,既推动了民主政治与自由经济的蓬勃发展,又
诱发和催动了不同性质革命的普遍兴起。不仅引起了现存专制统治
者的反对和反扑,而且导致了他们要用改良的手段以自救。但是,
这个改良,一是因为它处于整个专制制度和专制统治的历史消亡
期,而非发展期,所以它才不是对专制制度的改良与发展。二是因
为它意在维护将倾的专制统治大厦,所以它才不可能改变专制制度
本身,更不可能改到民主政治和民主制度的轨道之上。三是它无非
要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停止专制暴政,改行专制仁政,即在
特定时期内,专制残暴的程度有可能减弱,范围有可能缩小,但专
制统治和专制制度的本质却无真正的改变。所以,它就不可能顺应
人民要以民主政治和民主制度来取代专制政治和专制制度的历史要
求。因此,这个改革从目的到手段,充其量也只能是在它的衰亡
期,为预防革命变革所实行的“自保或自救”。路易十四时代的法
国,一方面是专制主义的声威远震欧洲,一方面又只能将国家和人
民的创伤,掩盖在路易十四的皇冠之下和专制政体的凯歌声中。路
易十四虽然要在冠盖如云的专制沉船上笙鼓喧天,然而,面对着即
将到来的革命,他亦只能悲哀地狂言道:“我死后,哪怕它洪水滔
天”。其后,路易十六虽然为挽救专制沉船而试图用专制改良的办
法,来延续专制法国的寿命,“然而,正如一个拒绝改革的君主必
然要遭到毁灭那样,他由于尝试改革而同样招致了毁灭的下场。他
的朝代一直到三级会议期间,都是一个在长期改革而迄无结果的时
代”。56 也许,路易十六直至走上断头台,都不会明白,他的专制
法国为何会与他同归于尽;更不明白他于在位的十数年间,曾遍选
良臣,力行改革,为何仍落到如此的下场。历经了亚历山大一世改
革和亚历山大二世改革的俄国末代君臣们,因深谙先帝先臣们的改
革与布加乔夫革命及欧洲民主革命的关系,所以,他们才能说
出“改革就是为了预防革命。革命如不发生,改革照常进行;革命
如若发生,改革必须终止”这样的话。57 由是,他们才会在一九零
五年流血的星期日之后,采取一边厉行镇压、一边进行改革的两
手,来维护他们即将崩溃的专制统治。如前所述,大清朝的改革固
然是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也是清政府要图强御侮和长治久安的
历史产物,然而,在清王朝先后两度长达五十年有声、有色、有
血、有泪的改革中,曾使它只要“中宵念起”便“梦魂屡惊”的太
平天国造反,不但是它决行经济改革的重大政治动因,而且正是孙
中山的革命,才又使它萌生了诱改良以灭革命的罪恶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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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第一章兼论
  然而,不论是温和的路易十六,还是凶狠的尼古拉二世,抑或
是两手兼能的慈禧太后和她的继承人们,也不论他们是真心或假意
于改革,甚或是镇压革命与实行改革并举,盖因他们都对改革是为
自救这一目的燎然于胸,因而,他们才决然不会同意革掉他们的王
位、王权、王朝,特别是为这一切所依赖的专制制度本身。因而,
为维护王位、王权、王朝和专制制度的专制改良,其目的,也就只
能是为了“预防革命而已”。
第二、近现代专制改良无不以“诱发革命为终”
  显然,改行仁政与继行暴政是同样的困难。这是因为:其一、
要施行仁政,就必须让步于民和让利于民,如是,就必然要遭到统
治集团内部顽固守旧势力的反对甚至破坏。为了不使他们阻挡改
革,统治集团中的改革者们,就不得不在改革中给予他们更多的好
处和利益,直至当权的改革者本身也要利用改革以自肥。由是,改
革非但不能制止特权,反而扩大了特权,从而使人民痛感自己在改
革中所获,乃与旧权力集团中人不成比例。这无疑只能引起人民新
的和更大的不满。再加上要保护特权和持续渔利改革,就必须压制
人民的普遍不满。这样,“在有人享受特权和人民受到压制的前提
下,任何为公众利益所施行的改革便都是行不通的了”。58
  其二、因为改革非但没有制止特权,反而扩大了特权,而特权
的扩大又势必导致腐败的加深,诚如孙中山所指出的,“单单是引
进铁路或欧洲物质文明的任何这类措施,由于它们打开了新的敲诈
勒索、贪污盗窃的门路,反而会使事情更坏”。这个更坏的事情,
无疑要使原来渴望改革的人民,由渴望改革而变成痛恨改革,并要
求实行真正的改革,即革掉专制特权和专制政治。于是,希望从根
本上改革专制制度的要求,也就会日渐地高涨起来,其最终便是革
命的爆发。诚如梁启超所言:“革命党何以生,生于政治腐败”。
59
  其三、专制末世的改革,原是要维护专制统治的。所谓改革,
说到底亦无非是停止暴政、改行仁政而已。但仁政仍属专制政治的
一种,即所谓“开明专制”,并非脱离了专制政治本身,更非改变
了专制制度。但人民既然连对仁政也不能满意,甚至要求改行仁政
以外的政治改革,特别是专制制度的改革,并且要求改到民主的政
治道路上去,这无疑是向王位、王权、专制权力以及整个专制制度
的挑战。此时拒绝人民的政治改革要求,就会引发革命;同意人民
的政治改革要求,又意味着专制权力和专制统治的自我消亡。对整
个专制制度而言,诚所谓“搞民主就是自杀,不搞民主则必遭他
杀”。于是,专制统治者就会出于既要制止前者、又要预防后者的
需要,而只好连改革也一同终止。由是,一场为预防革命而发动的
改革即专制改良,最终便不得不走向了“引发革命”这样一个结
局。
  其四、历史是不可逆转的。古人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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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第一章兼论
话,其意义即在于此。当人民身处专制压迫的痛苦中时,有时,痛
苦会使他们变得麻木。但是,一旦专制君主“因害怕麻木中的暴醒
和暴力”,而期望用改革的方式来维护其统治不致一朝倾覆时,人
民又会因为改革而迅速地从麻木中苏醒过来。这种正常的苏醒,正
因为伴随着理性的愿望,才不会有爆发暴力的危险;但也正因为其
觉醒带有理性复苏的意义,因此,一旦于再度失望中彻底地觉醒了
过来,其理性的力量,就将是任何力量所难以重新压服的了。更何
况专制统治者既要倡导改革,就要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倡导
思想解放的运动。一为他们的改革鸣锣开道,二为他们的改革歌功
颂德。但是,既要提倡思想解放运动,就会为人民提出指责创造了
条件;既要人民歌功颂德,就要准备着人民要求辩论是非。同时,
既已提倡思想解放,再要禁止人民去思考,特别是禁止人民去思考
对自己不利的事情,也就不可能办到。因此,一旦改革被终止,专
制统治者也就不可能不重新强化专制统治,尤其是强化专制的思想
统治。那末,由对改革的失望而倍生痛苦和真正觉醒了的人民,面
对着卷土重来的专制暴政,也就不可能不在绝望之下形成一种反抗
的决心了。特别是这个反抗的决心,又萌生在对专制暴政和专制仁
政都有了深刻的领教之后。更何况由改革所导致的特权的日趋扩大
和腐败的日益加深,再加上掌权者已经借改革聚敛了太多的财富,
因而也就必然要导致整个社会、尤其是普通人民生活的更加贫穷
化。这就只能为革命做好了思想与人心、政治与经济等各个方面的
准备。如是,不论是卷土重来的专制暴政,还是卷土重来的专制改
良,更遑论专制统治者是要抽刀断水,还是要横刀夺命,都既不可
能再压服人民,更不可能再欺骗人民,而只能招来人民对于整个专
制制度的彻底反叛。革命作为历史的一个普遍变革进程,亦终于因
为专制统治者们要推行专制改良,而及时地到来了。近代欧洲诸国
的专制改良,就导致了民主革命的发生。这既是清王朝的专制改良
必然要失败的基本政治原因,更是辛亥革命未能避免和不可避免的
根本历史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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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第二章第一节
第二章
中国民主革命迎来了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
一  中国民主革命战胜专制复辟的特别艰难性和复杂性
  诚如导论第二章所述,凡是爆发过民主革命的专制国家,都普
遍存在着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反复较量这样一个艰难历程。以辛亥
革命为胜利发端的中国民主革命,于辛亥之后遭遇与专制复辟长
期、反复、甚至是激烈的较量,也就势所难免。但是,伟大的中国
民主革命,要想战胜形形色色专制势力的复辟,却有着特别的艰难
性和复杂性。这是因为:
  第一、农业社会与专制历史过于漫长。显然,漫长的传统农业
社会与悠久的中国专制制度,为历代统治者所发展、加固、完善和
强化起来的专制统治方式及手段,历代统治者从未实行过教政合
一、却有某些君主实行过开明专制的影响,和“民本思想”、而
非“民主思想”对于专制统治所起到的柔化作用,以及落后的蛮族
两度入主中原,对中国社会发展所产生的阻碍01 —— 这一切,既维
系了中国数千年的专制统治,又创造了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亦阻
扼了中国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由专制向民主过渡
的应有进程,更为复辟的欲望和潜力,奠定了久远而又广阔的社会
基础。因此,既然君主专制制度不足千年的英国,其王冠之下民主
政体的建立,尚需历经四十八年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的艰难历程;
经历了一百年的思想启蒙,近九十年反复较量,才使得君主专制历
史同样不足千年的法国最终地确立了民主共和制度;特别是君主专
制的历史不过数百年的俄国,其于革命名义下的专制复辟居然长达
七十余年,并且复辟的危险至今尤存 —— 那么,由数千年的专制
统治所孕育、所完善、所强化、所加固起来的中国君主专制制度,
当真只需要八十余年前武昌城头的那一声枪响,就可以使它顷刻消
亡、灰飞烟灭吗?
  第二、传统农业经济形态远未解体。应该说直至十九世纪上半
期,中国传统的农民小生产,即传统的农业经济形态,都从来未有
改变。十九世纪下半期至辛亥前,清王朝历经二度、历时五十年的
改革开放,虽然催生了中国的自由主义工商业,然而,一是改革开
放的根本宗旨,乃在维护专制统治;二是穷国弱兵又不能抵御列强
对于中国自由经济的压迫和钳制。因而,中国的自由经济也只是处
在发生阶段,而远未获得发展和成形。02 辛亥之后,中国自由经济
虽然得到了相当迅速的发展,市场经济亦开始走向成形,但它仅在
沿海和沿江地区发展的区域限制,特别是军阀复辟混战的影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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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第二章第一节
仅给它带来了发展和成形的巨大困境,而且对传统农村的触动更是
微乎其微,甚至连事关广大农民切身利害的土地问题,也没有和来
不及予以解决。这就不仅为辛亥之后历次专制复辟带来了重要的农
村社会条件,更为嗣后那一场要在共产革命名义下打天下的现代中
国农民造反,既保存了复辟的社会基础,又提供了造反的社会力
量。
  第三、专制的思想文化自成体系、源远流长。中国传统思想文
化中专制的思想文化体系,及其对于世道人心的钳制力量,乃是造
成反复辟历史任务尤其艰难的重大原因之一。辛亥之前,共和主义
的思想运动虽然借助两度革命和改良的论战而有所普及,但是,这
个普及,也还没有真正触痛整个专制思想文化体系本身。辛亥之
后,于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之中,形形色色的专制复辟势力一再
号召“尊孔读经”,甚至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即要藉“纲常名
教”以推动复辟的种种倒行逆施,无非是要将孔孟思想文化中专制
的思想文化体系,当成鼓吹专制复辟的思想力量和精神法宝。
  第四、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的交相并作。犹如世界许多国家的
民主革命曾伴随着或交叉着民族、种族等革命一样,虽然常常
是“一损俱损”,却也常常能“一荣俱荣”。其对民主革命而言,
或损或荣,便要看这个国家民主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如前所述,
中国的辛亥民主革命,先天的弱势固多,却伴随着民族革命的巨大
推动力量。再加上这个民族革命又具有外反列强瓜分和内反少数民
族专制统治的双重意义,因而,这个民族革命的助力,也就在相当
程度上,促成了辛亥民主革命的迅速成功,所谓一荣而俱荣者。但
是,它加速了成功,也带来了问题。
  问题之一,是因清王朝垮得太快太易,从而涣散了革命派的锐
气,不仅造成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不利状况,而且造成
了“革命党消、革命军也消”的危险状态。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对于
袁世凯的轻信和让权,特别是革命派自撤南京留守府和主动裁撤革
命军队的做法,实为嗣后反复辟的艰难斗争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问题之二,是因满清王朝崩解过速,从而造成只垮了朝廷,而
各级官僚集团、特别是旧王朝军队未垮这样一个严重祸患的存在。
一方面,因许多旧官僚只需喊一声“拥护共和”,便能摇身一变而
成为新官僚,所谓用“银桃子”取代了顶戴花翎,换汤而未换药;
另一方面,因旧王朝的军队已立即裂变为中央和各地军阀的私家军
队,从而导致来日各路军阀混战的发生,更作成了袁世凯拥遗朝之
兵以复辟帝制的先决条件。可以说,辛亥之后直至南方革命军北伐
之前,其间十数年,革命要想战胜复辟之所以如是艰难,无非是因
为遗朝有兵而革命无军罢了。
  问题之三,是因满清王朝垮得过快,从而造成大部分政治改良
者于转瞬之间便完成了立场的大转移。所以,不少人就只可能“新
其貌”而不能“新其心”。特别是一些著名的改良人士,曾因满清
统治集团的“请进和赶出”,即抬举和打击,又造就了他们的名
声,所以,事当袁世凯再造帝制、张勋再造复辟和北洋军阀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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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第二章第一节
造“假共和、真复辟”之时,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便立即成了推动
专制复辟的能臣大将,和一批在思想文化界鼓吹专制复辟的先锋,
如著名的康有为、杨度等。他们之要救满清,和满清虽已不救,却
仍然要救君主制度的言行,实为辛亥之后革命与复辟的痛苦较量,
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局面。
  第五、专制列强和民主列强的联合围剿。辛亥革命虽因欧风美
雨、即欧洲民主革命和美国独立革命的影响,而确立了它鲜明的民
主革命目标和明确的民族革命目标,并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但是,
中国的民主革命却遭遇了一些专制列强和民主列强的联合阻挠、反
对、甚至是粗暴干涉。武昌起义后几天,列强便在武汉江面集中了
十余艘军舰,以监视中国革命势力的活动。驻北京的外交使团则立
即接受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的建议,促使清政府重新起用已被罢黜
两年的袁世凯,以扑灭中国的革命。俄国驻华公使郭索维茨在
对“四国银行团”美国代表司戴德夫人的谈话中,更是坦率地承认
他“唯一的意见,就是要使中国衰弱不振,并始终反对中国能够建
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03 一九一二年初,当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接
受孙中山的建议,决心北伐以反击袁世凯对革命的军事反扑,并在
安徽、河南、湖北,尤其是战略重镇徐州屡败和大败清军时,列
强 —— 不分专制强国或是民主强国便又联合起来,公然出面支持
袁世凯。其各国军舰不仅在长江游弋以向中国的革命军示威,而且
于渤海湾阻止中国革命军登陆。驻京各国外交使团甚至蛮横宣
布:“不准革命军在京奉铁路两侧十里内战斗”。俄、日两国尤借
机增兵东北与内蒙,然后又做出“中立”的姿态为南北和谈“牵线
搭桥”,终于逼迫南京临时政府将刚刚诞生的共和政权,向假
言“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的袁世凯拱手相让。其后,德国
皇弟亨利亲王还曾亲赴青岛公然向溥伟表示,“他的皇帝陛下,及
他本人,将竭力支持清王朝的复辟”。04
  此后,当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意图愈趋明显,中国人民反对袁氏
复辟的斗争也日趋激烈之时,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竟于一九一五年
一月十八日公然向袁提出“二十一条”,并以“中国如欲改国体为
复辟,则必赞成”作诱饵。袁世凯的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还
公开发表了“共和宪法持久策”一文,鼓吹“中国应由袁世凯做皇
帝,总揽大权,复辟帝制”。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亦
公开在《亚细亚报》上发表了“共和与君主论”,宣扬“中国如用
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其后,不论是在北洋军阀屡悖混战的痛
苦岁月里,还是在南方国民革命军北伐推倒军阀统治的辉煌年头,
世界专制帝国和西方民主强国,无一不为了他们在华的利益,不是
成为混战中各派军阀的支持者,便是公然地反对中国革命军北伐统
一中国。可以说,自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直至一九二八年中国
革命军二度北伐成功,中华民国获得初步的统一为止,世界一些专
制帝国和一些民主强国,特别是日、俄两个专制恶邻,实无一家不
是一贯地和卖力地反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统一者。
  第六、遭遇共产革命所造成的历史混乱。辛亥革命成功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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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第二章第一节
正值国际共产主义思潮东渡,俄国实现共产专制复辟的“革命异变
期”。由列宁对俄国民主革命的背叛,所造成的民主政体向共产专
制政体的倒退,不仅将以革命名义实现专制复辟的愿望与手段,由
它的“一声炮响”便送到了中国,而且为正在坚持民主革命而反对
专制复辟的中国,制造了由革命性质、革命理念、革命目标、革命
主体和革命手段的不同,所带来的极大思想混乱和革命混乱。由
是,世界共产革命终于在尚未解体的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寻找到了
它绝好的“革命土壤”;中国的传统农民革命更是在特殊的历史条
件下,找到了它最为诱人的现代形式;形形色色正在向民主革命与
共和国体实行疯狂反扑的专制势力,固已得到了它所需要的历史混
乱;而由民主革命初造成功所带来的思想解放和舆论自由的局面,
又为马克思主义复辟哲学和共产革命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带来了绝
好的时代条件。再加上不论是世界专制帝国,还是西方民主强国,
他们在对华利益关系基础上所结成的,反对中国民主革命的“神圣
同盟”,又一再地激怒了善良的中国人民。于是,马克思主义旨在
批判西方民主制度与西方自由经济的思想和理论,也就在中国找到
了它又一片广阔的天空。由是,民主革命的理念被模糊了,民主革
命的对象被转移了,传统农民“均贫贱、等富贵”的大同思想,轻
而易举地便与马克思主义“人人有饭吃、个个有衣穿”的共产革命
目标一拍即合。而以先进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国民革命阵营遂产生了
动摇,发生了分裂。其中一些人更为自身传统知识分子的本能所决
定,摇身一变就成了“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并且立即为苏俄发
现、青睐、支持和扶植。从此,中国国民革命在其与形形色色专制
复辟的艰难较量历程中,又遭遇了一个更加具有社会基础,并且直
接受到外国颠覆势力数十年支持和指使的“红色”专制势力,在革
命名义下对她的疯狂反扑,从而为中国民主革命战胜专制复辟,制
造了一个更加艰难和痛苦、更加复杂和危险的时代环境。
  第七、日本帝国的长期和疯狂侵略。中国国民革命虽然遭遇了
上述种种艰难较量,然而,给中国国民革命进程带来了最大灾难
的,却是日本帝国对中国长达十四年的侵略战争。这一场侵略战争
在中国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在辛亥之后,当形形色色的专制复
辟已经为中国人民所艰苦战胜以后,却为共产专制复辟在中国的成
功,带来了绝好的历史契机和历史条件。中国国民革命,因此而再
一次遭遇了最为严重的挫折;辛亥革命的主要民主成果,由此而被
彻底推倒;近现代中国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从此被阻扼在共产专
制复辟的厄运之中;中国大陆人民更因此而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
里,遭受了旷古未有的残暴专制统治。从而使得中国国民革命即中
国民主革命的最后成功和全面成功,被拖延了半个世纪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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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第二章第二节
二  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袁世凯、张勋的公然复辟以“护
国”
  尽管以辛亥为胜利发端的中国国民革命,要想战胜形形色色的
专制复辟,乃有着特别的艰难性,但是由辛亥革命的胜利和中华民
国的创建所开创的崭新历史条件,所蔚成的良好时代风气,所普及
的民主共和思想,所交待的“护国护法”重任,不但正在使得中国
人民更加地“懂共和,解民主”,而且能够义无反顾地坚决反击和
坚持反对清王室、特别是袁世凯和张勋的公然复辟,从而夺取了第
一轮护国护法的历史性胜利。
第一、袁世凯图谋复辟帝制的由来和经过
  清王朝固因积弱既久而崩解过速,但是,辛亥之后被逼退位的
逊清王室所怀抱的复辟愿望,却持之以恒,历久难泯。自满清崩解
直至满州国建立,溥仪固然从未停止过他的复辟活动,而散落在南
北各地的清宗室人等亦因深怀亡国之恨,而心心念念都在复辟之
中。他们或是成立孔教会、孔道会、读经会等,以宣传“非复辟不
能救中国”;或是以祖国的山林、土地、牧场、矿山作抵押,企求
日、俄等外敌支持他们的复辟行动;甚至以允诺满州独立为条件,
收买蒙古马贼巴布如布的蒙古军以发动武装叛乱。曾参预张勋复辟
的前陕甘总督升允,在失败时就曾说过“一息尚存,此心不已,留
身以待,后会有期”的决绝之词。
  虽然,清王朝因气数已尽,时势难逆,而复辟无望,然而,复
辟的危险却没有因此而减弱。辛亥之后,复辟的最大危险,无疑来
自那个既能够权倾当朝,又能够兵迫革命的袁世凯。由于日、俄、
德、英、美、法等列强对他的支持,更因他拥有一支由他自己训练
出来的王朝军队,还因他出山之日,便是他心怀叵测之时,05 因
此,自他衔命镇压武昌“叛乱”起,便一步一步地向着“帝制自
为”的方向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直至黄袍加身、一朝覆亡而后
已。他先是拥遗朝之兵,要求清廷与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同时解
散,以由他来组织一个“共和政府”;后则假言“永不使君主政体
再行于中国”,而借用国际国内支持力量,以逼迫南京政府让权。
及至民主宪政、政党内阁和国会政治日倡,他竟暗杀宋教仁以废除
政党内阁和全国大选。一旦阴谋入序,又立即逼迫国会先选他做正
式总统,再制定宪法。随即罢免三位革命都督 ,06 称将军、改官
制。然后便下令解散国民党,宣布解散国会,废除“中华民国临时
约法”,制定总统权即等于皇帝权的“中华民国约法”。既改责任
内阁制为总统制,又撤销国务院,设政事堂于总统府内……及至阴
谋就绪,乃号令祀孔祭天,亲率百官赴孔庙祭孔,以为他复辟帝制
的“先声”。阴使组织“筹安会”和“全国请愿联合会”,07 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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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一致恭戴他为中华帝国皇帝的全国代表大会”。直至他登帝位
接受百官朝贺之日,竟成为云南军政府成立,全国“护国讨袁运
动”铺天盖地之时。
第二、中国人民坚决反击袁氏复辟帝制的胜利
  面对着袁世凯亦步亦趋、步步紧逼的复辟行径,已经“懂共
和、解民主”的中国人民,不仅将反对专制复辟、推进国民革命的
历史任务,义无反顾地担当在自己的肩头,而且反对公然复辟的成
功、迅速和彻底,实为世界各国所不能相比。由袁刺杀宋教仁而猛
醒的孙中山,因已经意识到袁氏复辟的危险,从而指出“非去袁不
可”。由是,孙发动了二次革命(参见第五节)。二次革命虽然失
败,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却绝“不因挫抑而灰心,不
以失败而退却”,而是“日夕共谋”,旨在武装倒袁。国中广大民
众以及各派政治力量,亦要求“除恶务尽”。诚如孙中山所
论,“自经此役(按 —— 指辛亥革命)中国民主政治已为国人所
公认,此后复辟帝制诸幻想,皆为得罪于国人而不能存在”。08 中
国人民因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深恶痛绝,同仇共愤,绝不以袖手旁观
为己任,从而形成了“敢有帝制自为者,全国人民共击之”的感人
政治局面。知识分子中的先进者,固因“慧眼识天仇”,很早便识
破了袁世凯妄图帝制自为的野心,因而指责袁是“假共和之名而拥
兵力以行专制的魔王”。09 《北京时报》更公开刊文,揭穿“袁世
凯通令祀孔祭天无非是帝制复辟的先声而已”。知识界和舆论界如
此,广大民间莫不如是。一九一四年三月十五日,河南宝丰人白朗
在起义的布告中就公开指出:“我国自改革以来,神奸主政,民气
不扬。虽托名共和,实厉行专制。本都督辍耕而太息者久之。因是
纠集豪杰,为民请命。”并提出要“逐走袁世凯,以设立完美之政
府”。及至袁氏复辟帝制的行径日趋公然,黄袍加身的日子指日可
待之时,全国五百多家报纸遂以铺天盖地之响,与袁不共戴天,所
谓袁氏乃被“气死”之说,由是而来。
  幸运的是,正是因为共和主义的理念,已经成为全中国人民的
政治理念,中华民国的共和国统,已经成为全中国人民拥护的国
统,所以,于此大势之下,连曾力倡改良,反对革命,并曾为袁世
凯鞠躬尽瘁的梁启超,亦终于在不寒而栗之中翻然醒转过来。梁不
独敢于《大中华》杂志发表洋洋万言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的
大文,以对古德诺之流邪言中国“只能行专制、不能行共和”的助
袁复辟谬论,予以坚决地反击和揭穿,而且拒诱惑、蔑威胁,公然
上书袁氏称:“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
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出中国过去大奸雄之结局;愿我大总统之荣辱
与中国以俱长,不愿我中国之历数随我大总统而俱斩。”梁启超
以“先生所言,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抑非先生言
之,固不足以动天地”的巨大魅力,10 扬反袁护国之正气,斥袁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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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辟之反动,并亲自护送蔡锷秘密赴日转滇,以发兵“护国”。蔡
锷抵滇后,遂宣布云南独立,组“护国军”,更在袁氏于北京新华
宫接受百官朝贺之日,发布讨袁檄文,公布袁氏罪状,揭开了反袁
护国战争的序幕。
  蔡锷决心反袁护国的消息传出,昆明人民遂到处悬挂中华民国
国旗,张贴“拥护共和万岁”的标语,缴纳捐款者争先而恐后,要
求参军者涕泣而不能止。全国人民的支持使蔡锷意气风发。蔡遂
以“不斩楼兰誓不还”的精神,既以二万反袁之旅对阵袁氏三十八
万皇家军队,又以六千入川之军与袁氏激战于川南。由是而使海内
外人心奋起,反袁的声浪响彻神州,护国的胜利遂成定局。蔡锷挥
师出兵不过二旬,贵州与广东已相继宣布独立。山东居正起兵护国
不数日即已克十余城。当此情势之下,国务卿徐世昌遂辞职而去,
袁氏心腹大将段祺瑞与冯国璋 —— 前者抱病隐居西山,不愿为袁
一助;后者则以江苏将军之身,先拥兵南京以观望时局,继则与江
西、浙江、山东、湖南等省将军共同压迫袁氏取消帝制。袁世凯被
迫于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撤销帝制,于三月二十三日废除洪宪
年号,复任总统。四月初,下令改组内阁。五月八日,因各独立省
份军人已于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宣布指挥全国军政,发表《十九
省公民否认袁世凯冒充总统书》,并称:“袁逆不死,大祸不止,
养痈蓄疽,实为乱基。愿国人速以决心再接再厉,扑杀此獠,以绝
乱种。”五月九日,孙中山发表“讨逆宣言”,号召“除恶务
尽”,尤指出“保持民国,不徒以驱袁为毕事,决不使有谋危民国
者复生于国内”。于时,曾一度支持过袁的海外华侨也纷纷致电国
中,要求将袁“执行国法”。五月十九日,袁世凯发表“宣布帝制
始末案”,企图嫁祸于人,并策划由川湘向西南反攻。五月二十二
日至二十三日,袁心腹爱将四川将军陈悖、湖南将军汤芗铭亦相继
宣布独立。六月六日,袁遂于全国人民同仇共愤、一致声讨中病
死。袁世凯图谋复辟帝制由此而告惨败。
第三、中国人民反对张勋拥戴宣统复辟的迅疾成功
  应该说,正因为辛亥革命之后,共和主义思想已经成为全国上
下莫敢一辩的新思想,中华民国已经成为举国上下共同体认的新国
家,是故,在反袁护国之役中,连大大小小的军阀,直至袁逆的亲
信爱将,都不得不在“护国”的旗帜下响应共和,反对帝制;维护
民国,反对复辟。所以,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当张勋竟敢乘黎元
洪、段祺瑞争夺之际,率辫子军赴京以公然拥戴宣统复位时,不仅
北京十几家报纸“一律停刊,表示抗议”,而且上海的印刷工人也
拒不排印唯一鼓吹张勋复辟的《国是报》。上海商界更为反对张勋
复辟而一体悬挂中华民国国旗,以示拥护中华民国共和国统的决
心。其时,反对张勋复辟的通电,“一日之内不仅高可盈尺,更有
血性男儿,多有不避鼎镬者,乃执笔痛言”,以反对复辟。伪学部
尚书沈增植在沪住所,既被“义愤之士”投掷炸弹,而参预张勋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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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的主要人物万绳轼、刘廷琛,因南昌人和九江人“无不唾骂其人
为祸胎与甘心从逆,其两家人因不堪众矢之集,只好举家避去”。
在广东,因“张勋复辟,中断共和,电报传来,人心悲愤”,竟发
起“国民哭灵大会”,后改名“国民护国后援会”,以表示他们反
对张勋复辟的痛绝之心。舆情如此,国情如是,段祺瑞遂于马场誓
师,决驱张以推倒复辟,从而使这一场清王室的公然复辟,成为一
场闹剧,仅仅十一天就亡殂于人心共讨之中。此后,一切欲拥遗朝
之兵,据私家之军,以觊觎复辟专制者,都不得不以维护中华民国
的崭新国统为旗号,却又借阉割中华民国的共和法统为手段,来达
到他们“假共和、真复辟”的目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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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第二章第三节
三  中国人民坚持反对北洋军阀假共和真复辟以“护
法”
—— 兼述五四爱国民主运动
第一、北洋及各派军阀假共和以复辟、混战的缘由
  中国人民在击败袁世凯和张勋的两度公然复辟之后,一是袁、
张的失败,昭示了中华民国国统已为民心所确认。二是全国人民反
袁、反张的同仇敌忾之气,已使得任何有枪有势而欲夺取中央政权
或割据一方者,俱已深深明白,唯有顶起中华民国的国统,扛起共
和的招牌,才有可能争取民心,或拥有民心。但是,也正因为帝制
已绝,无君可忠;袁氏已死,无人可服;民主共和,军阀不通。加
之大军阀要仗武力以统独江山,小军阀要拥兵割据以称雄自保,尤
其是北洋派军阀,11 一为遗朝之兵,二为袁家班底,三为实力雄
厚,他们才将袁、张复辟失败后的中国,推向了复辟和混战的历史
大混乱之中。
第二、段祺瑞假造共和、意在专制、首开军阀复辟混战的端绪
  一九一七年七月,段祺瑞因重掌国柄,遂于共和名义之下,一
是拒绝恢复“临时约法”与国会;二是藉对德参战而一再扩大对日
借款,藉以扩充皖系军事力量;三是为借日款而与日本换文,欣然
同意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并与日本签订军事协定,
12 同意日本在中国驻军并将国家资源作抵押;四是组织安福俱乐部
以成立段氏安福国会,使国会成为他专制权力畅行无阻的“通行
证”;五是反对和平统一,高喊武力统一,对孙中山为“护法”而
在广东建立的南方革命政府实行武力讨伐;六是一意扩张皖系,打
击直系,决以武力解决与直系的冲突,从而导致直、奉联合和“八
省反皖联盟”的成立。一九二零年七月十四日爆发的直皖战争,遂
成为北洋军阀长期复辟混战的端绪。
第三、各派军阀的连年混战
  直皖战争虽以皖败而直、奉胜以告结束,但由于直系吴佩孚被
任命为两湖巡阅使,直系齐孪元、陈光远、萧耀南又获江苏、江西
和湖北督军位置,并连续赢得对陕、鄂、川等省的军事胜利,大大
地扩充了地盘,从而引起奉系军阀张作霖不满。再者,于一九二零
年八月组成的靳云鹏内阁,始亲奉,后又亲直。张遂于一九二一年
十二月抵京倒靳云鹏内阁,组亲日派梁士诒内阁。但梁内阁既释放
安福系战犯,又任亲日派曹汝霖要职,并参加“山东问题秘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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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第二章第三节
判”,以取日本借款,迭遭全国反对,吴佩孚遂与直系各督军通电
反梁,逼梁下台。一九二二年一月梁下台,颜惠庆组阁,奉军遂入
关备战,直系亦调军队因应,从而造成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第
一次直奉战争的爆发。
  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因原冯国璋部下西线奉军一部停止战
斗,从而牵动整个西线(平汉)奉军瓦解,加之东线(津浦)奉军
又败,结果奉败直胜。北京政府遂在吴佩孚指使下,免张作霖本兼
各职,令其听候查办。张作霖却在日本支持下,用东三省议会名
义,宣布东北闭关自治,自任东三省自治保安司令。其后,张因不
甘,又于是年六月四日再派兵至秦皇岛与直军战,却又因先胜后
败,英、美出面调停,张只好签立停战条约。此后,夺取了北京政
权的直系,尤为实力派吴佩孚,便一边打出恢复“中华民国法
统”的旗号,先拥黎元洪复位,以示法统;再迫黎元洪退位,以于
法统之下,贿选曹锟。13 曹锟虽贿选总统成功,却遭遇全国反对。
吴佩孚遂以洛阳为大本营,如段祺瑞一样,打出了“武力统一”的
旗号,并且先发制人,首命孙传芳为闽粤边防督办,南抗广东孙中
山,继命周荫人为福建督军,北逼皖系浙江督军卢永祥。第一次江
浙战争遂于一九二四年九月三日开仗 —— 直系军队由闽、苏、
皖、赣夹击卢永祥,孙传芳则越仙霞岭由闽入浙作战。十月十二日
卢永祥败逃日本,直系齐孪元占领上海。奉系于九月十五日入关讨
直,直系于九月十八日宣布讨张。吴佩孚亲任讨逆军总司令携军北
上,赴山海关督战。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
  第二次直奉战争虽是直奉两系军阀间又一次为争夺中央政权的
战争,但因直系第三军讨逆司令冯玉祥外接广东,阴连奉张,暗叛
直系,并在其部将鹿仲麟和北京警备副司令孙岳及直军第二路军司
令胡景翼支持下,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呼吁和平,赶出逊帝,北京
政府遂被迫下令停战,并解除吴佩孚军职。其时,适奉军又在山海
关大败直军,冯军亦在杨村与北仓打败吴佩孚,吴主力基本被消
灭。第二次直奉战争便以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日曹锟辞职,即直败
奉胜为告终。
  第二次直奉大战期间的北京政变,它积极的一面,一是废了溥
仪满清皇帝的称号,并驱之出宫,仅年付五十万圆以维持家用。二
是冯玉祥在段祺瑞、张作霖同意下,决定邀请孙中山北上,从而在
全国促成召开国民会议的运动,并由之而引发了“首都革命”、即
一系列反对军阀复辟混战卖国的群众运动。其消极的一面,一是一
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六日,冯玉祥、孙岳、胡景翼已发出拥护段祺瑞
复职的电报,十一月又在天津会议上共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
政,遂使段政权复活,并由此而产生段氏“善后会议”,14 使民众
所追求的国民会议不能召开。二是冯玉祥等以私家之兵组成中华民
国国民军,冯自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和孙岳为副司令兼
第二、三军军长,从而在各系军阀中不仅增添了一个“冯系军
阀”,迅疾地诱发了一场更大的内战,而且为冯系谋得了“革
命”的招牌,为北伐胜利后的中华民国埋下了又一场分裂与叛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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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第二章第三节
巨大祸患。
  因第二次直奉大战的结果是奉皖两系控制了北京政权,段祺瑞
重新上台,段政府遂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任命皖系败将卢永祥为
苏、皖宣抚使,免齐孪元江苏督军职务。卢永祥遂与山东军阀张宗
昌引奉军占领浦口、南京一带,齐孪元乃与孙传芳组织江浙联军,
进攻北京政府委派的淞沪军使张允明,交战于无锡。后因孙传芳突
然宣布撤兵,而使齐军大败。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八日,齐孪元通
电下野。同日,奉军进入上海。这便是第二次江浙战争及其结
局。
  在第二次江浙战争中,孙传芳虽因背齐而使齐败,奉军就此而
源源开往上海,却因此而立即引起了其他军阀的恐慌和反对。孙传
芳遂决定联冯反奉,于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五日,以“浙、闽、苏、
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名义通电讨奉,十月十六日攻占上海,十
月十九日占南京,十月二十三日占蚌埠,十一月十八日占徐州,逼
使奉军退守山东境内。孙传芳遂建立东南五省联军,自命东南五省
官员,从此于吴佩孚兵败之后在武汉建立的十四省联军中脱颖而
出,自成体系,不再听吴指挥。
  一九二五年在奉军被孙传芳赶出苏、皖两省后不久,其内部曾
发生郭松龄倒戈张作霖的内战。15 郭松龄因李景林的出卖而战败亡
命。其先,因冯玉祥曾为救郭松龄而向李景林提出假道热河,为李
所绝,郭死后冯遂发兵攻李,占天津,李景林只好退兵山东,与张
宗昌结成“直鲁联军”。是年底,冯又试图联吴佩孚以制张作霖。
未想吴未忘旧仇,非但拒绝,更致电张作霖,要联奉讨冯。一九二
六年一月张学良复吴电表示谅解,由是直吴与奉张重结,并且联合
李景林、张宗昌的直鲁联军,以攻打冯玉祥的国民军。直吴军由京
汉线北上,直鲁联军由津浦线北上,奉军负责关外并助吴军饷二百
万圆,议定将来北京政局由吴佩孚主之。此次大战,吴佩孚、张作
霖、李景林、张宗昌打胜,冯国民军败亡大半,后困于西北。大战
期间,一是导致日本军队炮击大沽口和日、英等八国的蛮横干涉,
造成“大沽口事件”;二是引发“反奉倒段”运动和国民军鹿仲麟
部发动兵变推倒段政府;三是北京“三一八”惨案的发生。
  一九二六年四月奉直、直鲁军进京,吴佩孚便提出恢复曹锟法
统。16 张作霖则提出恢复“临时约法”,同时召集国会开会,组织
由他所控制的摄政内阁。其后,历经颜惠庆、段锡硅和顾维钧等内
阁,直至一九二七年六月,张作霖自组安国军政府,自任大元帅,
掌控北京政权。
  自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七年十一年间,除掉皖系、直系、奉系
等大军阀为争夺北京政权而迭起的大型混战以外,各地方军阀为拥
兵自保,同样是长期混战不止。其中省与省之间的混战,和一省之
内的混战,可谓此起彼伏,连连不断。其间,仅四川境内便有大小
混战四百三十九次之多。如前所说,这些混战,在大军阀虽为争夺
中央政权,以期武力统一和复辟天下;在小军阀则为拥兵以自保,
或夺地以称王。但在名义上,他们不是假共和以兴师,便是借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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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第二章第三节
或联省自治以用武。中华民国的国统谁都要抢;中华民国的法统谁
都要阉割;国会和“临时约法” —— 这两个中华民国国统和法统
的标志,更是成了各路军阀或号令天下以称王师,或夺地称雄以做
霸主的法宝。至于遍及数省,由军阀标立与标榜“宪法和宪政”,
以行封建割据之私的情形,乃事所不鲜。此亦足以证明,假共和之
名以行专制之实,实已成为大小军阀长期推行复辟混战的一块遮羞
布。
第四、中国人民坚决反击军阀的复辟与混战
  诚然,袁、张之后的中国人民,盖因“懂共和、解民
主”,“厌绝专制,宝爱共和”(陈独秀语),才始终坚持反对北
洋军阀的假共和与真复辟。同时,一是因军阀混战而不能在政治上
造就专制一统的局面,从而为反对军阀复辟混战提供了政治上的自
由条件。二是中华民国国统和法统的钳制,又使得军阀们不敢仿效
袁、张以公然复辟,而只能假共和以行复辟之实。这就给反复辟带
来了明确的立场,积聚了正义的力量。三是辛亥之后思想舆论的高
度自由,乃予人民、尤予知识界以宣传反对军阀复辟混战的广大思
想舆论阵地。四是兼以推广白话文与文学革命、意在反复辟的新文
化运动,以及其后的五四爱国民主运动,又在相当程度上普及了文
化,提高了民智,迅疾提升了整个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因此,自
一九一七年段祺瑞由再造共和的大英雄一变而为再造复辟的大军阀
起,中国人民反对军阀复辟、混战和卖国的斗争,直如长江后浪推
前浪,浪浪相推,波峰叠起。中国人民反对军阀假共和、真复辟的
斗争,可分为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从反段护法、反段卖国到五四爱国民主运动的爆发
  一、盖因段祺瑞在成为“再造共和”的大英雄之后,转身便要
做拒绝恢复国会和“临时约法”的大军阀,孙中山立即在全国人民
的反段声中,于一九一七年七月高举起“反段护法”的旗帜,公开
揭穿了段祺瑞“假共和之面孔,行其专制之手段”的复辟本质。随
后,原国民党议员中商榷系及政学系的一百五十名议员和海军总长
程璧光乃追随孙中山南下,于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因法定人数
不够),决议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并即刻
分兵湖南,以发动护法战争。
  二、如果说一九一五年袁世凯因接受日本“二十一条”,就已
引起过日本留学生和国内学生及民众的坚决反对,那么,一九一八
年五月,当段祺瑞欲借参战(指欧战)向日本借款以图扩充皖系,
并不惜以国家资源作抵押,与日本签订军事协定,同意日本在我国
驻军时,17 中国留日学生中的绝大多数人,遂立即在东京举行示威
游行,表示抗议。其时,因日本政府殴打逮捕中国留学生,留学生
乃宣布罢课并组织救国团体,宣传爱国反日,同时派遣两千人急速
回国,以联系国内各地高校发动反段爱国运动。由是,北京、天
津、济南、上海、福州等地相继爆发反对段祺瑞卖国的学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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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第二章第三节
全国各地“抵制日货”的运动亦得以迅速展开,为五四运动的爆发
奠定了基础。所以,一九一九年春天,当中国人民得知“巴黎和
会”将把战败国德国在战胜国中国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时,
一场以“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为中心内容的,反对军阀复辟爱国
的伟大群众斗争 —— 五四爱国民主运动,便立即铺天盖地地席卷
在中国的大地之上。
  为了制止卖国政府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在校长蔡元培的支
持下,北大学生即于五月三日晚议决“通电巴黎专使不得在和约上
签字”,并于翌日 —— 五月四日,联合北京十三所大专学校的学
生,齐集天安门举行盛大游行示威。当日下午四时许,学生火烧曹
汝霖宅,痛打章宗祥,18 三十二名学生因此而被捕。于时,北大校
长蔡元培固言“今日发生之事,乃属爱国运动,此种爱国运动在各
国是最平常的事,大家不必惊慌,我当负责营救”,国会亦有代表
声明,表示要赞助学生的行动。始未参预的清华大学代表随即表示
将与各校同时行动。警官学校代表更已出示“杀卖国贼”的血书。
朝阳大学的代表则提出了发动抵制日货的运动。五月六日,“北京
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成立,并再一次致电巴黎拒绝签字。学生的
爱国行动和政府逮捕学生的行为,激励和激怒了全国民众。京师总
商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联合全国各商会一起援助学生。上海、天
津各地,各团体或个人纷纷电请政府释放学生。山东省议会正副议
长等四人赴京与山东籍国会议员议决要求释放学生,并为山东问题
失败弹劾内阁。于是国会提案,誓不承认“二十一条”和段祺瑞与
日本签订的“顺济铁路合同”(段托名修路以筹款扩兵),已未俱
乐部甚至提出要弹劾总统袒护卖国贼的行为。由是,政府因蔡元培
愿以身家性命作保学生复课,而释放学生。
  然而,五月四日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打曹汝霖,虽迫使曹、
章、陆三人辞职,但蔡元培因保护学生而遭到曹、章、陆谩骂,也
被迫辞职。前者虽无人为其“鸣冤”,后者则受到广大教职员工以
全体辞职相同情。北京政府遂同时慰留蔡元培与三国贼,并更换教
育部长,撤换高等学校校长多人。由是,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
遂再度决定罢课,并坚持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掀
起了更大的运动高潮。然而,北京政府所采取的监控新闻、禁锢舆
论、取缔学生活动和为曹、章、陆辩护等做法,特别是总统徐世昌
于六月一日下达责斥学生的命令,北京政府于六月三日逮捕演讲学
生一百七十八名,六月四日拘捕学生八百余人之等等倒行逆施,非
但没有将“真理所在,死生以之;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学生运
动镇压下去,反而激起了全国学生和各界民众的一致反抗。孙中山
遂领衔以广州军政府七总裁名义联名通电,表示支持学生运动;广
东非常国会亦宣言痛诋曹、章、陆卖国;天津、武昌、杭州、青
岛、烟台、芜湖、保定、福州、南昌、常州、登州等各地学生纷纷
成立组织以声援首都学生;上海、天津、济南、宁波、厦门、镇
江、汉口、苏州、无锡、常州、扬州的工商界,亦公开声明支持学
生。自六月五日起,上海及各地工商界始共同宣言“不除国贼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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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上海商界还决定提倡国货,不用日轮装货,不用日钞,各著
名大报亦声明不登日商广告。天津商界还将所订日货全部退还。长
江流域商人亦同声排斥日货。自六月六日起,上海浦东工人率先罢
工以声援学生。“卖国贼存在一日,商学工界即辍业一日”的呼声
响遍国中。
  在全国各地各界的巨大压力下,六月五日,政府释放学生;十
日,政府免曹、章、陆职务;十三日,国务总理钱能训辞职,大总
统明令禁止镇压学生运动;六月二十八日,巴黎和会代表在全国人
民七千多份函电和法国三万多名华侨及留学生的逼迫下,拒绝
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不仅获得了反对军阀政府卖国的胜
利,而且获得了反对军阀政府镇压人民民主运动的胜利。正是这一
双重的胜利,才决定了五四运动作为爱国民主运动的性质。中国人
民反对北洋军阀及其北京政权“假共和以复辟”的斗争,亦因此而
走完了第一个大阶段。
第二阶段:中国人民为捍卫中华民国国统和法统的种种奋斗
  这一阶段,从时间上看,是在直皖战争与第一次直奉战争之
后,直到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爆发。就事实上看,则从全国人民反对
曹锟贿选,直到全国民众提出种种“维护中华民国国统与法统”的
要求。
  一、因直系在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的胜利而扩大了地
盘,充实了武力,劫夺了北京政权,因而,它才在恢复中华民国法
统的虚假幌子下,导演了一场“拥黎上台”、“迫黎下台”19 和曹
锟贿选总统的丑剧。这个丑剧,一方面将他们要恢复中华民国法统
的假戏暴露无遗,一方面则将中华民国共和法统阉割得不成样子,
使得深受大军阀混战之苦的国民,又一次断送了要求实现共和的希
望。因此,自曹锟贿选一开张,不仅痛苦愤懑之情激荡民心,而且
顿足斥骂之声震撼全国。上海有国民讨曹游行大会,杭州有讨曹救
国大会,各省学生再起学潮以讨曹锟、诛议员。上海工商界还召开
省区公民大会,决议将受贿议员由本省各法团抄没其家产,削除其
籍贯。浙、皖等地的学生,有的捣毁议员家庭,有的发起锄奸会,
拟将受贿议员铸成铁象,以留永世之骂形。虽然曹锟一系多方镇
压 —— 如逮捕记者,封锁舆论等,但全国人民的反贿选斗争仍然
愈演愈烈。一百余名旅沪拒选议员纷纷发表声明,声讨贿选之罪。
其他怀恨直系的大小军阀,诸如云南唐继尧、浙江卢永祥、奉天张
作霖、淞沪何丰林、四川熊克武等也先后通电反曹贿选。可以说,
正是曹锟贿选和其后吴佩孚所叫喊的武力统一,才从反面促成了全
国反直运动的发展,诱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爆发,促成了冯玉祥
倒戈与北京政变的发生。
  二、应该说,自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起,全国民众反对
军阀混战的斗争,便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个斗争,一方面因维护中
华民国共和法统而带有鲜明的反复辟性质;另一方面又因反对军阀
争夺中央政权而具有揭穿军阀“假共和真复辟”的作用。加上新文
化运动蓬勃发展的影响,与五四运动胜利成功的激励,在思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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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教育各界,直至在地方军阀中间,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拥宪
立宪”和“自治联治”的运动。这些运动的共同出发点,是要以制
定国家的根本大法,来肯定、维护和发展中华民国共和国统;这些
运动的共同要求,则是要用中华民国的共和法统,来遏止军阀混
战、谋求祖国的和平与统一。虽然就地方军阀而言,此亦无非是又
一层次的“假共和”而已。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东方杂志》曾出版
两期“宪法研究专号”,称“民国已十一年,然兵连祸接,扰攘至
今,根本大计,迄未公布”,因而“吾国今后国民之责任,唯促成
宪法之制定,裨政治入轨,绝乱源,定国基,然后徐图兴国之道而
已”。一九二二年五月,胡适之、蔡元培、王宠惠等亦在“我们的
政治主张中”,提出要组织一个好政府,即“一个宪政的政府,一
个公开的政府,一个有计划的政府”,更提出“组织一个好政府,
是政改的唯一下手功夫”。20 并且,继清末就有人提出要在中国建
立一个联邦制国家的思想,一九二零年十一月,章太炎在北京《益
世报》上发表“联省自治虚政府议”一文,以“近世所以致乱者,
皆由中央政府权籍过高”为由,提出“中央政府只宜虚置”。一九
二二年九月,胡适之则提出了“建立在省自治上面的联邦的统一国
家”之建议,等等。21 正是上述鲜明反对军阀混战的思想和舆论,
才一方面导致了“废督裁兵”等推倒军阀具体办法的出现,22 又导
致了地方军阀割据势力为在大军阀混战中拥兵自保,而高唱“制省
宪、省自治直至联省自治”的高调,甚至“付诸实践”。23 虽然他
们的行不通乃为势所使然,但是在同声相求以反对大军阀复辟混战
和小军阀拥兵割据上面,应该说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宣传作用和发动
作用,为嗣后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的“北京政变”和其后全国人民反
对军阀复辟混战直至消灭这一混战,统一中华民国,起到了不可低
估的政治影响。
第三阶段:从国民会议运动到三一八惨案
  虽然在反曹锟贿选之后,一方面出现了群众运动的低潮期,一
方面知识界又提出了种种反对军阀复辟混战的思想和方略,然而,
随着第二次直奉大战的爆发,尤其是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却迎来
了又一个更大的和更加持续的反对军阀复辟混战的群众运动高
潮。
  一、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冯玉祥在北京召集政治军事会
议,在段祺瑞和张作霖的表态欢迎下,决定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时
局。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日,孙中山遂以中国国民党总理的名义发
表“北上宣言”,重申国民革命的目的,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以决国
是。由是,全国立即出现促成召开“国民会议运动”的高潮。穗、
京、沪、津、汉、济、宁、徐州、张家口等地的人民团体纷纷通
电,拥护召开国民会议;沪、粤、鄂、湘、浙等省均成立了“国民
会议促成会”,北京还成立了“妇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以推动
国民会议的召开。然而,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段祺瑞执政
府却公布“善后会议”条例(参见注十四)。由于该条例凸显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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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各地军阀只想实行联合执政,既未“新其貌”、更未“新其
心”的特点,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国民党遂通电首先反对
召开善后会议。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日,广东国民会议促成会组织
十万人游行,以反对善后会议。一九二五年元月三十一日,孙中山
指示国民党员拒绝参加善后会议。一九二五年三月一日,于善后会
议召开之际(二月一日至四月二十一日),社会各界联合在北京召
开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公开否认段政府的“善后
会议”,重申打倒军阀的主张,决议指出:“中国国民欲求恢复民
族独立与自由,即在以国民会议产生革命政府,宣布废除一切不平
等条约。”虽然孙中山先生的逝世和段政府拒绝召开国民会议,造
成了国民会议的流产,但由于召开国民会议以决国是的要求已经深
入人心,由于一九二五年四月段政府与法国签立中法协定承认“金
法郎案”,24 由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五卅血案”发生,由于一九二
五年十月段政府虽然召集关税特别会议却无从实行关税自主,首都
国民遂连续地推起了反对段祺瑞执政府的高潮,并立即得到了全国
民众的响应。于时“打倒媚外政府”的呼声此起彼落,各种倒段反
奉的要求响遍全国,种种罢工、罢课、游行、示威的行动纷至沓
来。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首都群众在天安门举行国民大
会,通过了“立即解散段政府、由国民制裁和解散关税会议、召开
国民会议”等一系列决议案。要求“组织国民政府临时委员会和召
开国民会议”的呼声,由是响彻国中,从而形成“五四”以后全国
民众又一次反对军阀复辟卖国的持续性高潮。尤其当日本军舰炮击
我大沽口炮台的消息传来时,25 这一反对北京段祺瑞军阀政府的群
众运动高潮,就更是形成了烈火烹油之势。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七
日,国民党北京市党部与北京学生总会、北京市总工会等发起北京
各学校、各团体代表紧急会议,议决“严正驳斥日通牒,不许日舰
携奉军入口,驱逐八国公使出京,请国民军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
战”。并于三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召开了三万余人的“反对八国通牒
国民示威大会”,誓言要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热血,反
对帝国主义之联合进攻,26 反对军阀之卖国行为,同时决议废除辛
丑条约及一切不平等条约,要求在津的外国兵舰立即撤退并惩办大
沽口战争祸首。会后又组织两千多人请愿团赴铁狮子胡同向执政府
和国务院请愿。段祺瑞的执政府遂以“聚众谋乱危害国家”为名,
命令开枪射击请愿队伍,制造了四十七人死亡和一百余人受伤的三
一八惨案。
  三一八惨案立即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沪、津、穗、桂林、
长沙、南昌等地群众,包括海外留学生及华侨,立即发起了反段爱
国的运动。首都民众于三月十九日再次聚集天安门前举行国民大
会,并通过“即日解除段祺瑞一切政权,交由国民裁判;解散关税
会议,宣布通过关税自主;组织国民政府临时委员会,召开国民会
议”等决议案。从而将中国人民坚持了十一年的,反对北洋军阀假
共和以复辟、混战、卖国的斗争,推向了最后的高潮期。正是在这
一高潮期中,段祺瑞政府倒台,27 广东革命政府乘势吹响了北伐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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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军阀的进军号角,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终于在北伐的胜利进军中得
以重建,中国人民亦终于迎来了十七年反复辟的历史性胜利,更迎
来了中华民国和平与统一的初步实现。

上一节 总目录 下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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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第二章第四节
四  中国人民反复辟的思想文化革命 —— 新文化运动
第一、新文化运动是在思想文化上反复辟的革命
  如果说袁世凯、张勋的公然复辟,因全中国人民的“共击
之”而先后归于败亡,那么,当之“再造共和”的大英雄,竟于马
场誓师到执掌国柄的转瞬之间,就又成为再造假共和真复辟的大军
阀时,应该说,它给予国人的强刺激,实不亚于袁、张的公然复
辟。尤其是北洋军阀制造一系列混战和混乱的行径,不单使国人痛
心疾首,特别使得中国的优秀知识分子们“宝爱共和之心,因以勃
发;厌弃专制之心,因以明确”(陈独秀语)。
  再者,如前所说,辛亥之后清王室的宗亲贵要就曾到处成立孔
教会、孔道会、经学会等等,以宣传“非复辟不能救中国”。而袁
氏复辟帝制的先声便是“通令学校祀孔,亲率百官祭孔,下令所有
衍圣公暨配礼贤哲后裔,膺受前代荣典,均仍其旧”,所谓“欲遏
横流,在寻正轨”,试图以独尊“孔教”,来改变所谓“波邪充
塞、法守荡然”的“共和现实”。康有为既在一九一六年九月上书
北洋政府,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又于一九一七年七月张勋复辟
时,因身封“弼德院副院长”(院长徐世昌),而亲拟宣布复辟的
上谕。并称:“自今以往,以纲常名教为精神之宪法,以礼仪廉耻
收溃决之人心”,实际是要在思想文化上首先实现复辟。至于满清
的遗老遗少们,不仅为推动复辟而大肆鼓吹尊孔读经,意在“倡明
周公孔子之学”,而且还“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地从辛亥前一
直闹到辛亥后,甚至从袁氏复辟一直闹到北伐推倒军阀乃止。由
是,国中贤者便不难发现,凡复辟,必与独尊孔教有关。孔教不仅
是为专制复辟鸣锣开道的精神法宝,而且是专制赖以复辟的政治法
宝,更是专制已经实现复辟的一剂“思想保和汤”。因此,国中贤
者们也就不论他们是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新型思想家,还是要反对文
言文和旧文学的新型文学家,便都将孔教当作他们志在批判和打倒
的对象。这,便是新文化运动狂飙伊始,就会喊出“打倒孔家
店”的真正原由所在。它无疑是革命与复辟艰苦较量时代的思想产
物,也是革命思想和复辟思潮的一场必有较量,更是辛亥前那两场
批判封建纲常名教和专制改良的共和主义思想运动,在辛亥后的继
续和深入。再加上共和国统之下的数度专制复辟,又给社会生活带
来了极大的混乱和痛苦,28 这就使得新思想、新文化和新文学的提
倡者们,不仅能够认识到批判专制思想文化的必要性,而且能够理
解到提高人民思想文化素质,进一步普及共和主义思想的重要性。
特别是他们又在一个特殊的痛苦时代 —— 革命与复辟艰苦较量的
历史时期,获得了思想灵感和文学创造的深厚生活基础及丰富情感
泉源,因此,在思想有了,生活有了,痛苦也有了,追求亦更明确
和更坚决的反复辟时代条件下,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先后两声呐
喊,既开启了对“孔家店”的大胆批判,又开始了对革命与复辟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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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时代社会生活的文学表现。前者继承辛亥前共和主义思想运动对
封建纲常名教的批判,志在思想战线上为反对专制复辟、推进民主
革命而尽其功;后者则以晚清的文学革新为前瞻,继承和发扬了它
敢于批判现实的精神,勇敢地直面社会生活,以“引起疗救的注
意”。如是,一场在后来被托名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文化
革命,便在思想和文化两个方面,并在革命与复辟正在艰难较量的
中国大地上,被轰轰烈烈地推动开来了。
第二、新文化运动是以民主批判专制、科学批判愚昧的思想文化革

  作为新文化运动主体部分的思想革命,它萌动于袁氏复辟的岁
月,呼喊于张勋复辟的前后,如潮如涌在军阀复辟混战的年头,结
果于北伐成功的辉煌年代。
  一九一五年九月,陈独秀已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以“敬告
青年”为题,为这一场反对复辟的思想革命,竖起了“科学和民
主”两面大旗。他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当以科学与人权
并重”。一九一六年二月,他又在“吾人之最后觉悟”一文中,公
开指出“中国欲求生存,必须抛弃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实行自
治的国民政治”。一九一九年一月,面对着复辟派非难《新青
年》“破坏礼教、礼法、贞节、伦理”之等等罪名,他又发表了纲
领性的“自辩书”,宣称“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能不反对礼教、
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塞先生,便不能不反对那
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塞先生,便不能不反对国
粹和旧文学”。并誓言“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才可以救治
中国……若因为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
就是断头流血,都不能辞”。29
  由是,面对着在辛亥之后已经堕落为复辟派的康有为,和他一
再力倡“尊孔、复古、读经”所推起的一波波逆流,陈独秀则
在“孔子之道德与现代生活”等文章中,严正标明了“封建礼教与
民主政治不可两立,孔子之道与共和制度直接对立”的思想立场,
竖起了“打倒孔家店”的大旗。
  由是,李大钊乃大声疾呼“君与民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
存。是故君主生而国民死,专制活而自由亡”。30 吴虞则继承了辛
亥之前民主革命派对于纲常名教的批判,以在思想上和理论上进一
步清算“维系了二千年专制政治和家族制度之根本的孔子孝悌思
想”,指出了礼教的吃人本质。
  鲁迅亦尖锐地抨击了要借保存国粹而维护专制政治的“国粹
派”们,指出“我们要保存国粹,须得国粹也能保存我们”。同时
还鞭笞了仍然在叫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伪革新派们,批判
了他们“既说是应该革新、却又主张复古”的两重思想。
  可以说,既高举起民主的大旗,以反对专制政治和整个专制制
度;又高举起科学的大旗,以反对数千年来专制思想、专制观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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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第二章第四节
专制文化所造成的种种愚昧 —— 这在革命与复辟、即民主与专制
激烈较量的时代,不仅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新文化运动,而且已经成
为名副其实的反复辟思想文化革命了。
第三、新文化运动的成就和影响
  显然,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先导部分和主体部分,乃是一场在政
治上反对专制复辟的思想革命,这个革命在它一开场,便带头对于
一切复旧、复辟的思潮和行为,进行了大胆的、并且是坚决的批判
和清算,所以,作为新文化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白话文运动和文学
革命,才有可能在一开场便生机勃勃地高举起“反文以载道”的文
学革命旗帜,更只在短短的几年中便获得了那样大的成就。说到
底,几位留学生在美国关于“新潮之来不可挡,文学革命其时
矣”的闲话,31 之所以能够在国中诱发起“文学革命”的时代大
潮,无非是这个关乎文学的“闲话”,适应了辛亥之后国人在思想
文化上反对专制复辟的时代需要,它,才有可能因为“一点因
由”,而被“着意点染”,从而在反复辟的思想革命已经蓬勃开展
的时代条件下,推动起了一场真正的文化和文学革命,结出了白话
文运动和文学革命的硕果。这也是胡适之先生所小心翼翼提出来
的“文学改良刍议”,到了陈独秀的手里,便不仅还了胡适之先
生“新潮之来不可挡,文学革命其时矣”的本意,而且能就此做成
一篇“文学革命论”,并喊出了“三推倒和三建设”之文学革命主
张的根本原因。32
  新文化运动的第一个成就是白话文运动的胜利,即白话文的被
正式公开提倡和被迅疾地推广普及。33 这不仅对于文学革命和中国
新文学的发展成形具有决定的意义,而且对于推动民主理念,普及
科学知识,提倡革命精神,号召反对复辟,即在更为广泛的规模上
批判专制思想、专制政治和专制制度,推广新思想、新观念、新文
化和新知识,直至推动北伐在全国的迅疾成功,均起到了无以低估
的历史作用。
  新文化运动的第二个成就是文学革命的实绩。首先,鲁迅的小
说“狂人日记”便是在批判“吃人礼教”的新文化运动中应运而生
的。紧接着,鲁迅又从批判专制政治的“上下”两个方面入手,以
对孔乙己命运的深刻描写,猛烈地批判了专制统治之精神枷锁
—— “科举制度”的罪恶;又在对乡村游民 —— 阿Q形象的塑造
中,深刻地揭示了专制制度之所以能够维系其长期统治的社会基
础,即中国传统农民无思想、无文化,却有着根深蒂固之封建专制
观念的本相。胡适、刘半农、郭沫若开始以白话诗歌的形式咏叹社
会的痛苦,人民的不幸,歌唱一个古老民族的方死和方生;以鲁迅
为代表的一批文学新人,则以重大的社会问题作为自己创作的主
题,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中国的新小说、新诗
歌、新戏剧终于爆发开来,其作为一场文学运动,不仅为白话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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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第二章第四节
迅疾推广与普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为我们民族现代语言
的形成建立了莫大的功勋,而且它开山之日便是结果之时,诞生了
迄今为止,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艺术上都无愧于后人的不朽之
作。尤其是它在革命与复辟公开较量的时代,作为那一场反复辟思
想文化革命的一个部分,确乎揭出了病痛,也引起了疗救的注意,
引发并坚定了人民、特别是青年反对专制复辟、追求民主政治的信
念。这一切无疑都是文学革命的重大成就。
  新文化运动的第三个成就是它对于整个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巨大
影响。由于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反复辟的思想文化革命,它虽由少数
知识分子所倡导,却又为广大青年和普通民众所参加。加上辛亥之
后中国人民已经拥有相当的思想言论出版自由,分裂混战中的军阀
又不可能在思想文化上再造专制一统,以强行取缔这一自由,因
而,这一场反复辟的思想文化革命,就不仅在思想上、文化上及文
学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获得了广泛
的响应。其影响之深,之广,之所向披靡和只进无退,实是将革命
与复辟公开较量时代的整个社会生活氛围,引向了一个空前的质变
阶段。不仅予旧思想、旧文化以重创,特别予刚刚诞生、还在鲜血
和痛苦中挣扎的新中国,在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注进
了新鲜的历史气息,使之迅速地出现了推陈出新的思想文化局面。
尤其是它所表现出来的“崇尚自由、反抗权威,排斥专制、追求民
主,批评传统、肯定现代,破除迷信、推崇科学,深怀理想、一意
求新,和要积极、不要消极,要个人主义、不要专制主义”之种种
崭新的时代精神,不仅在迅疾地改变着那个时代的面貌,而且对中
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历史影响。因而,在更加广阔的社会生活
与更为久远的历史范围内,将它视作在各个方面均要推陈出新的一
场“思想启蒙运动”,也就言之不过。
第四、新文化运动在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方面的负面影响
  其一、文学革命方面。由于中国数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成
份 —— 专制的思想文化体系,绝非是一朝一夕所能批判、清算得
了的;由于刚刚认同科学和民主理念的批判清算者本身,同样背负
着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由于辛亥之后的中国正处在革命与复
辟反复较量的特殊历史时期,他们既身置其时,又身在其中;因
而,他们对于时代发展的本质,也就很难认识得十分清楚。由是,
那一批在旧时代为旧文化所培养起来的新文化人,即“新青年”,
就自然而然地会把由专制复辟所造就的社会灾难,和由刚刚覆灭的
专制王朝所遗留下来的社会痛苦,与辛亥革命是一场失败的革命联
系起来,甚至反转过来认为,这一切都是辛亥革命没有获得成功所
致。这就使得鲁迅等一批作家于文学革命后期,将对数千年专制社
会的批判与辛亥革命所必然要引起的时代阵痛划了等号,不仅混淆
了辛亥前后中国社会发展的本质区别,而且混淆了民主革命和专制
复辟的政治界限。从而为不仅要推倒专制制度,甚至要否定辛亥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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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第二章第四节
命的错误思潮,作了文学上和心理上的铺垫。比较一下法国波庞王
朝复辟时代的巴尔扎克、福楼拜等伟大作家,重新认识一下他们在
文学上一心要批判的复辟贵族,竟恰恰是他们在政治上一心要维护
的心爱者 —— 这样一个“根本矛盾”,我们就能明白,他们对复
辟时代社会心理与时代风情的描写,实在是对那个“革命与复辟正
在艰难较量的”时代,作了相当本质、相当鲜明,即相当深刻和准
确的文学概括。于连·索黑尔,包法利夫人,德·拉·木尔侯爵的
女儿马特尔小姐 —— 应该说,正是从这些不朽的文学形象身上,
我们才看到了法国社会民主进步和专制倒退的激烈冲突,以及这个
冲突之必然要解决和必然能够解决的历史前途,即“圣·玛丽街修
道院里的共和主义英雄们”一定能够战胜专制复辟的胜利前景。这
固然是法国文学已经走向成熟的表现;同样是法国民主革命前漫长
的思想启蒙运动,曾对专制主义实行过广泛深入批判的一个积极成
果;更是法国传统农业社会已经并正在解体,民主与科学已经先走
一步这一历史进步性,所带来的进步文学现象。
  其二、思想革命方面。由于新文化运动在思想革命范围内,没
有能够积极地区分传统思想文化与其中“专制思想文化成份”的界
限,从而将所有的传统思想文化都当成了批判和打倒的对象,这就
不仅为对手的反击带来了可乘之“理”,而且表现了对于民族文化
遗产的不公正态度,更为嗣后在共产革命思潮的侵扰下,不加鉴别
地动辄便要否定和打倒传统文化,甚至以批判和打倒传统文化来取
代对于当代共产专制思想文化的清算,提供了似是而非的理由。二
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大陆出现的,某些人不能、不敢、
甚至是不愿批判共产专制政治,却乐于批判、直至全面否定民族传
统文化,并坚持鼓吹民族虚无主义的奇异文化现象,虽然不过是一
种改良主义的文化现象而已,但是,这一改良主义的文化现象,却
在维护共产专制制度,鼓吹共产专制体制内的政治改良,淡化共产
专制制度的罪恶,特别是它在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上,对新一
代青年所产生的恶劣影响,实在不能不说是新文化运动“负面影
响”的一个至为悲哀的历史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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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第二章第五节
五  中国国民党坚持反复辟以“竟辛亥之功”的艰辛历

一、中国国民党的由来、性质、理论和纲领
  在辛亥之后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的艰难历史进程中,要想明白
中国国民党坚持反复辟以“竟辛亥之功”的艰辛历程,首先就要对
中国国民党作为一个政党的由来、性质与发展,有一个清晰的认
知。
  “国民党”,是发动辛亥革命成功的主要政治团体 —— 中国
同盟会,在辛亥之后进行公开大发展的一个历史结果。是民国初年
中国形形色色政党中最大的一个政党。一九一二年八月,中国同盟
会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为纲领,联合统一共和党、
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以及全国联合进行会成立了国
民党。持平而论,如果当时并不存在着一个“才足以帝制以自为、
智足以压服民党、魄力足以借刀杀人”的袁世凯,作为中华民国的
临时大总统,则于民初共和主义思想颇为普及,国民党已经在国会
参、众两院获得绝对多数席位,宋教仁亦在全国竞选中深获民众拥
护的历史条件下,通过议会政治,组织政党内阁,从而把中国建成
一个民主、法制之共和国的目标,也就未尝没有实现的可能。但是
一九一三年宋教仁在上海被袁暗杀这个悲惨而且黑暗的事实,却阻
断了这个可能。宋教仁被刺后,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归于失败,
袁世凯遂相继宣布解散了国民党和国会。其时亡命日本的孙中山因
痛感“国民党的芜杂”,而决心“正本清源”,因而,才于日本成
立了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虽然对外仍沿用国民党的名义相号
召,对内则要求恢复中国同盟会时代的革命精神,在军事上要以武
装讨袁为目的,在思想上要坚持实行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在宗旨
上要以创建“五权宪法”为目标,并接受袁世凯之所以能够篡权复
辟、革命党之所以被迫让权失败的教训,确定了“军政、训政和宪
政”之重大革命方略。应该说,这实在是孙中山民主建国思想的一
个重要发展,为嗣后中国民主革命反复辟的历史进程,深化了理
论,明确了纲领,规定了它的革命历程。一九一六年六月袁世凯之
死,因使倒袁目标实现,中华革命党本部遂迁往上海,并通令海内
外各支部一律恢复国民党名义,但为别于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的
普通政党国民党,本部初用中华国民党之名,一九一八年八月始正
式称中国国民党,一九一九年十月则正式公布《中国国民党规
约》。中国国民党在组织上一是确定中华革命党党员即为中国国民
党党员。二是规定民初的国民党员须重新履行参加中国国民党的手
续。在性质上则宣称自己是革命政党,不惜以革命手段和武装力量
推倒反对共和的政敌,因而有别于民初的普通政党国民党。在革命
目标上则进一步明确规定,中国国民党要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
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在革命方略上亦明言必须坚持“军
政、训政和宪政”的革命历程。上述各项原则不仅明见于中国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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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第二章第五节
党于一九二零年之后历次修订的党章和发表的宣言,而且随着革命
形势的发展而愈见完善。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由中国国民党所发表
的“宣言”,不仅全面地和系统地就民族、民权和民生三个方面阐
述了民主革命的思想纲领,尤将人民直接投票行使创制、选举、复
决与罢免的权力,和人民拥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
仰之完全自由,提到了相当的高度,并予以确认。从而具显了她作
为一个民主革命政党的基本性质。
二、中国国民党反复辟的艰辛历程
  应该说,中国国民党(按 —— 为了叙述的方便,姑以此名称
总代中国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中华国民党和中国国民
党)于辛亥之后坚持民主革命、反对专制复辟的艰辛历程,恰如孙
中山本人所概括的那样,可以分为“护国之役”和“护法之役”这
样两个历史阶段。
一、护国之役
  护国之役的第一阶段是革命军的第一次北伐。一九一二年一月
一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
统,临时政府为“巩固中华民国、实行三民主义”而陆续颁布各
项“民主建国法令”,推行各种民主政治举措,虽然使全国民众有
了开天辟地之感,但是,却使袁世凯一心要由他建立“新政府”的
阴谋濒于破产。于是,袁才一边指使其部将冯国璋、段祺瑞等发
出“誓死抵抗”的叫嚣,一边撤销唐绍仪的议和代表资格,34 一边
发兵攻陷武昌,与革命军隔江对峙,蓄意制造紧张态势,以逼迫刚
刚诞生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由是,孙中山第一次提出了“北
伐讨袁”的主张。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三日,北伐的革命军败清军于
安徽宿州等地,战略重镇徐州亦不战而下,安徽、湖北、河南各战
场革命军均获得相当胜利。如前所说,只因列强公然出面、出兵支
持袁世凯,才再一次逼出了“南北议和”的局面。这便是中华民国
成立之后,崭新民主政权的第一次北伐,也是北伐一词的由来。
  护国之役的第二阶段是二次革命。虽然袁世凯在各专制列强和
民主列强的支持下,曾“誓言”“愿竭尽其力量,发扬共和之精
神,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不仅骗取了民主革命派的信
任,而且获取了中华民国中央政权。但是,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
日,袁氏谋杀宋教仁的枪声,不仅使孙中山“猛醒”,而且使孙中
山立即意识到,要推倒复辟,“非去袁不可”。由是,孙中山发动
了二次革命。沪、皖、湘、鄂、闽、重庆等相继宣布独立,江苏都
督程德全亦在黄兴迫动下宣布讨袁。国民党人江西都督李烈钧遂组
织讨袁军,发表讨袁通电,并赴湖口督师。二次革命固然因北洋水
陆两军夹击湖口,陷南昌,占九江,和袁军张勋部攻占南京而失
败,但是,却首开辛亥之后中国国民党坚决反击袁世凯复辟的端
绪,拉开了反袁复辟的第一幕。其后,孙中山虽然被迫亡命日本,
但他“不以挫抑而灰心,不因失败而退却”,“东渡以来,日夕共
谋,非欲雪暌丑之耻,实欲竟辛亥之功”。正是为了竟辛亥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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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第二章第五节
孙中山和他的中国国民党 —— 中华革命党,才在袁世凯复辟帝制
的紧锣密鼓中,一边派胡汉民、邓铿、许崇智等先后往南洋筹款,
以准备在国内发动武装起义;一边又于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十日派员
刺杀袁世凯心腹 —— 上海镇守使郑汝成,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发
动上海肇和舰起义;一边派国民党人李根源联系广西陆荣廷、广东
陈炯明和时在云南、四川、湖南、安徽的李烈钧、熊克武、纽永
健、柏文蔚等,以图军事讨袁。从而为蔡锷反袁护国的一举成功,
更为袁后张勋拥戴宣统复辟的迅疾败亡,在全国范围内作了准
备。
二、护法之役
  因孙中山先生在发表“讨袁宣言”时就已经明确指出:“保持
民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决不有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所
以,当“再造共和”的大英雄段祺瑞转身就又变成“再造专制”的
大奸雄,北洋军阀转脸就从袁氏公然复辟走向了“假共和以复
辟”时,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已经进一步认识到,“袁世凯虽死,而
袁世凯所留遗之制度,不随以俱死……曾不期年,而毁约弃法,解
散国会之祸再发,驯至废帝复辟,民国不继如屡。复辟之变,虽旬
余而定,而毁法之变,则愈演愈烈”。由是,为保护中华民国的共
和法统不被阉割,为维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不被废弃,
孙中山和他的革命党人开始了长达六年的护法之役。
  护法之役的第一阶段 —— 第一次护法战争。因孙中山指斥段
祺瑞“假共和之名义,以行专制之实”,并首先举起了“护法”的
大旗,一百五十名原国民党议员遂随孙南下,海军总长程璧光亦率
第一舰队开赴广州,然后召开“非常国会”,成立中华民国军政
府,任命孙中山为大元帅,并发动了第一次护法战争。但是,不久
以后,盖因唐继尧、陆荣廷为首的南方军阀与北方直、皖军阀暗中
勾结,并在广州组成“西南自主各省护法联合会”,以对孙中山的
广州中华民国军政府釜底抽薪,方使得正在湖南作战的北伐军归于
败北。为此,孙中山乃痛感“南与北如一丘之貉”,因此愤而离
粤。第一次护法战争遂以失败为告终。
  护法之役的第二阶段 —— 第二次护法战争。第二次护法战争
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曾获得相当的胜利和发展。一九二零年,因陈
炯明于福建彰州誓师后返兵归粤,并请回了孙中山,广州革命政府
得以重建。翌年四月,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后即挥兵西进,并于
同年七月十五日克南宁,八月一日占桂林,南方革命政府遂在形式
上统一了两广。其后,孙中山于十一月十五日在桂林设立大本营,
在政治上与皖系及奉系结成三角同盟,冀抵制掌握北京政权的直系
军阀;在军事上则秣马励兵,准备北伐打倒北洋军阀。一九二二年
四月,北方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孙又设大本营于韶关,遣李烈
钧、许崇智北伐以攻江西。李、许于六月二十二日克赣州。直系为
阻孙北伐,一面宣布恢复旧国会,使广州政府无护法之依据;一面
阴使五百万圆贿赂陈炯明叛变,陈遂以护法成功为由,迫孙下野,
因不得,竟于六月十六日炮轰广州观音山总统府,从而造成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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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第二章第五节
二度护法的失败。
  护法之役的第三阶段。二度护法的失败因使孙中山有了“山穷
水尽”之感,所以他才选择了另一条反复辟的“危险之路”,即在
苏俄数度谋划请求之下,开始了“联俄容共”的做法,虽给未来的
中国国民革命埋下了天大的祸患(参见下章),却为他重建南方革
命政府、创建黄埔军校和北上护法带来了机会。虽然北上护法,因
段祺瑞与各路军阀的抵制和孙中山本人的逝世,而再一次夭折,然
而,五年护国,六年护法,以反对袁氏复辟和北洋军阀“假共和以
复辟”的艰辛历程,却没有白走。因为,正是护法之役,才为孙后
蒋介石领导北伐胜利、实现中国国民党“竟辛亥之功”的历史愿
望,奠定了基础。换言之,中国国民党,也正是在十七年反复辟的
艰辛历程中才得以成长和发展,并迎来了她推进中国国民革命的辉
煌历史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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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第二章兼论
兼论 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革命诱发没有因
果关系
  第一、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宝爱共和,厌弃专制”的思想革
命,标举的是“民主与科学”,追求的是人权和民权,推崇的是科
学和崇尚科学的精神,批判的是传统思想文化中专制的思想文化成
份及其体系,反对的是专制政治和专制制度的复辟。因而,新文化
运动才既不是依据马克思主义所发动的一场思想运动,更不是要标
举马克思主义的一场共产革命。更何况早已在晚清民初就开始流入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非但只是当时正在中国传播的资本主义、
功利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直至杜威实证
主义等形形色色“西学”中的一种,而且是这些并存西学中唯可顾
影自怜者,即最无市场者。因而,它非但没有条件,而且也根本没
有资格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旗帜和理论武器。
  其次,新文化运动作为在思想革命前提下所发动的一场文化革
命,亦有两个组成部分。一为白话文运动,二为文学革命。前者固
然与马克思主义思潮没有任何关系,后者,尤其是在它的发动期和
发展期,则从理论到实践都不曾有过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侵入。由鲁
迅小说“狂人日记”所代表的那一声“呐喊”,要揭穿的无非
是“中国数千年专制的历史乃是吃人的历史”这样一个主题。以鲁
迅为首的作家所创作的其它文学作品,目的虽在“揭出病苦,引起
疗救的注意”,却根本没有开出过任何一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革
命”的药方,来作为救中国的灵丹妙药。他们身为作家,直面社
会,表现生活,批判专制,渴望疗救,固在本质上毫无错处。即便
是因为他们看不出辛亥之后革命与复辟的艰难反复较量,才是造成
社会病苦的根本病因,我们亦不能因此而去苛求与责斥他们。至于
一九二一年中共在苏俄的直接扶植下成立之后,立即秉承列宁“党
的组织与党的文学”的专制政治要求,要把文学变成“共产革命机
器上的一颗螺丝钉”,甚至于一九二二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要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
号,无非是中共要师法苏俄,将中国的新文学变为“遵命文学”,
即遵苏俄命,要在中国为发动共产革命而发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
动而已。它,无非导致了“从文学要革命而向‘革命’要文学”的
过渡,以及共产文学的兴起和文学自身的消亡。在本质上,则是要
将“文以载道”改变成“文以载共产革命之道”,因而才是对文学
革命的变相反扑,和对中国新文学发展的一个根本反动。
  第二、五四爱国民主运动以反对军阀卖国为旗帜,以“外争主
权、内除国贼”为目标,固无任何“主义”作为其后盾,才能激起
社会各界和最广大群众共同起来以支持之,参加之。如果说工人罢
工乃标明“中国的工人阶级已经走上了政治舞台”,那么,早已在
反袁、反张复辟中就已经罢过市,更于五四运动中先于工人罢工罢
市的全国商人,即中国的“资产阶级”,岂不是更有资格走上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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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第二章兼论
舞台吗?显然,只有托名这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并给它强加
上共产革命的色彩和性质,更标榜“中国的工人阶级已经登上政治
舞台”,才能给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既带来它的“光荣性和进步
性”,又制造了它的“历史必然性”。
  第三、五四爱国民主运动和中国共产革命的诱发,之所以没有
因果关系,还因为,马克思主义向中国的传播乃始于晚清民初西学
东渐之时,而非“五四”之后。一九零三年日人福井准造的“近代
社会主义”一书,已由赵必振译成中文出版,是向中国介绍马克思
主义的首批读物之一。一九零六年的《民报》第二号和一九零八年
的《天义报》第十五号及第十六号至十九号,亦已经择译发表了马
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尤其是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
年,因辛亥革命的成功与中华民国的建立,而在中国大地上造就了
空前自由与解放的思想局面,一时间不仅各种学术观点、学问思潮
均相兴相存,而且形形色色的政党政团,均呈现风起云涌之势。然
而在以各种思潮作为背景所组建的各种政治团体中,唯独没有一家
自称“共产党”者。其间,徐企文的“中华民国工党”和江亢虎
的“中国社会党”虽有倾向劳工的意向,却也不曾明确声称他们是
无产阶级的政党。更何况他们既没有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又
没有宣誓要为不要祖国、甚至要出卖祖国的“世界共产革命”而奋
斗,尤其没有接受“国际”、实际是苏俄的亲手扶植、严密控制和
直接指挥。毛泽东声称“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
列宁主义”,非但是一句历史的谎言 —— 因为马克思主义早就送
来过了,而且,指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革命之发端, 若不是有意
地篡改历史,起码也是对历史的曲解。
  再者,一九一七年在中国首先报导俄国发动共产革命的新闻标
题,竟是“突如其来的俄国大政变”35 尤其是由英、法留学生主办
的《太平洋杂志》,其所用标题“革命后之俄国大政变”,就更是
对“民主革命后的俄国政变”,表达了相当的疑问心理。一九一八
年,在苏俄一再假言宣称对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后〔参见下
章),除李大钊等少数知识分子乃突然写出了“庶民的胜
利”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这样一些文章,以歌颂俄国共产革命
以外,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仍然对俄国的政变抱着观望和研究的态
度。一九一九年冬,胡汉民、戴季陶等就以研究者、介绍者而非信
仰者的身份,纂文介绍唯物主义思潮。一九一二年十二月成立
的“社会主义研究会”,则以被正宗马克思主义所深恶痛绝的基尔
特社会主义为研究对象。彼时,梁启超和他的“共学社”亦开始出
版《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如《资本论解说》,《唯物史观解
说》,《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及《何谓马克思社会理论体系》等
等,但都是客观介绍而已。同时,即便是于一九一九年五月出版的
《新青年》杂志《马克思主义》专号,其不仅是《易朴生专号》等
等专号中的一家专号而已,而且它的出版之日,虽为五四运动爆发
之时,但它的编定之日,则无疑是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前。上述事
实,足以说明五四运动既与“一声炮响”没有关系,更不是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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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第二章兼论
主义才将五四运动引向了共产革命的邪路之上。
  第四、一方面,由于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的一波惊起即巨澜
国中,作了思想文化上的准备;另一方面,也正因为五四运动的更
加广阔、更加猛烈、更加深入和更加具有群众性,才能对新文化运
动推波助澜,直至将它推向了更加广阔、持久与升华的境界。新文
化运动与五四运动这一互动的关系,不仅使它们相映生辉,而它们
的直接成果,便是在辛亥之后革命与复辟迭呈较量的中国,推动了
一场更大的和更广泛的群众性思想启蒙运动。在这一场思想启蒙运
动中,虽然也使得从晚清民初即已东渐的西学,包括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形成了一派百家争鸣的态势,却在根本上为在中国传播民主
和科学的思想,特别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而非马克思的共产
主义思想,造就了重大的社会效应。应该说,正是新文化运动和五
四运动的交替影响和巨大影响,才带来了对于科学与民主这一人类
进步思潮的广泛认知,和对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普遍了解及有心
追求,从而使得由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和中国人民已经
坚持了十数年的反复辟斗争,从此进入了它的第一个胜利时期。否
则,我们就不能理解,虽然中共侈言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乃使中
国工人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并由此而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但是,
一九二一年七月,即在新文化运动已经获得巨大成功,五四运动早
已夺取了爱国民主胜利之后,中共在苏俄直接扶植下召开“一
大”时,不仅只有代表十三人,其党员总数只有五十七人。即便是
到了一九二三年底,当中共在苏俄命令下向国民党谋求“容
共”时,它的总人数也仅仅只有四百三十二人。其创党元年所得民
间捐款的总数竟只有一千圆(参见下卷)。这才是共产国际代表既
要对中共明言“共产党参加国民党就是要挖走那些崇拜国民党的知
识分子、学生、包括工人”的缘由(参见下卷),更是一九二四年
后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仍然只能借“帮助”国民党,才能
于暗中建立和发展中共组织的根本情由。这些无非证明,经过了新
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中国,实在是信三民主义的多,而信共产主
义的少。至于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上代表中共所发表的那些歌
颂三民主义和中国国民党的话,及其代表中共向中国国民党所作的
种种保证(参见下章和下卷第一章),也就更加证明,只有孙中山
的三民主义才是当时中国大多数人真正信仰的主义。因而,正确地
说,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乃是对中国国民革命、即中国民主革命
的巨大推动,而非诱发中国共产革命的原因。
  第五、之所以会产生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民主运动“诱
发”了中国共产革命的曲解,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新文
化运动的发动者和它的杰出领袖陈独秀,后来竟成了中国共产党的
创始人和中国共产革命的最早发动者。因为它明显地造就了新文化
运动的发动者,即是中国共产革命的发动者这样一个“历史事
实”。然而,陈独秀个人在政治追求上的转变,不仅有其时代的条
件,而且有其个人的原因;而他批判传统的思想与文化,亦不等于
他已经真的决裂了传统的思想和文化。他作为一个在新旧交替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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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第二章兼论
曾奋力追求新思想和新知识、尤其是追求西方民主与科学的中国先
进知识分子,亦同样不能说明他已然是一个完全新型的现代知识分
子。陈独秀作为一个传统型中国知识分子和一个先进的中国现代知
识分子,其对于民主与科学的理性追求,和他对于儒家大同思想的
本能追求,无非是在一定的诱因下,即在他眼里乃是更高的和更科
学的“共产主义理想”名义下,归还了他作为一个传统型中国知识
分子的“本相”。如果说这是他一己的悲剧,毋宁说是新旧交替时
代某些中国知识分子完全可能发生的若大悲剧罢了。其根由,无非
是“俄国农民身上的共产主义本能”,不但俄国传统型知识分子身
上有之,而且中国传统型知识分子身上更有之。更何况,中国传统
知识分子身上的那一整套儒家大同思想,又是俄国乃至其他国家的
传统型知识分子所不能稍比的呢。所以,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
领袖,虽然能够变成俄式共产革命的“中国发起人”,却又在一九
二七年之后,当他已经认识到俄国共产制度的专制本质和中国共产
革命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破坏时,他又成了中国共产革命的取消派
领袖,直至走向了共产革命的反面,成为中共党内对俄国共产革命
最早和最坚决的否定者,36 从而又未尽失一个民主与科学追求者的
本色。应该说,正是从陈独秀的身上,我们才看到了新旧交替时
代,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痛苦和复杂追求,和他们为了这个追求所
曾付出的代价。一言以蔽之,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民主运动与中
国共产革命的诱发根本没有因果关系。至于中国共产革命的诱发究
为何因,这就是本书下一章所要详细论述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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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第三章第一节
第三章
中国民主革命被诱逼为俄式共产革命的巨大危


一  中国共产革命的外在诱因
—— 恶邻沙俄与阴谋推行“东方路线”的苏俄
  要了解中国共产革命的真正诱因,就必须了解苏俄推行“东方
路线”的阴谋。而要了解这一阴谋,就不能不首先弄明白沙俄与苏
俄在本质上的一致性,和它们对我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特别是苏
俄共产革命的目标及其成功经验,对于诱发中国共产革命的意
义。
第一、恶邻沙俄对我国犯下的滔天罪行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不仅使我
们老化和积弱的祖国从此被洋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而且从此
遭遇了东西方列强欺辱和宰割的命运。沙皇俄国虽然也是一个老化
的专制国家,但因它正处在为挽救君主制度,特别是为预防革命而
施行专制改良的历史时期,虽然败亡的命运无例外地在等待着它,
但专制改良短暂的正面效应,主要是宗法制农村的破产和自由经济
的产生,却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不仅增强了它的国力,而
且迸发了它的野心。所以,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和随之而来
的丧权辱国处境,也就很快地诱发了它对中国领土和资源的欲望。
由是,沙皇俄国不仅作为一个专制“列强”,更作为一个专制“恶
邻”,从此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一、第一次鸦片战争诱发了沙俄掠夺我国黑龙江流域领土的野心
  一八四七年九月六日,沙皇为加紧侵占我国黑龙江流域,任命
大臣穆拉维约夫为东西伯利亚总督。
  一八四九年,沙俄海军乘炮艇由海上侵入我国黑龙江和库页岛
地区。
  一八五零年八月十三日,沙皇俄国强占了中国黑龙江省的口庙
街,并将之改名为尼古拉也夫斯克。
  一八五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沙皇尼古拉一世命令侵占中国的库
页岛。
  一八五四年五月二十六日,沙皇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
夫亲自率军闯入黑龙江建立村屯、炮台和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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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第三章第一节
  一八五五年五月中旬,沙俄再次侵入黑龙江并迁来大批“移
民”。
  一八五六年底,沙俄强占黑龙江省下游地区,并设立了“滨海
省”。
二、沙俄继续强占我国领土,强迫我国签订不平等条约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沙皇俄国立即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
并利用“调停者身份”暴取强夺,从而成为我国的一个真正恶
邻。
  一八五八年四月,俄国公使与英、法、美公使一道,率领海军
舰队陆续抵达天津白河口,以进逼津、京。
  一八五八年五月二十二日,乘英法联军进攻天津,沙俄东西伯
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率军抵达我国黑龙江省瑷辉县,并于次日向我
黑龙江将军奕山提出了领土要求。
  一八五八年五月二十八日,黑龙江将军奕山被迫与穆拉维约夫
签订了《中俄瑷辉条约》,即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
条约。其主要内容有:中国割让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六十多
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予俄国,仅将瑷辉对岸精奇里江以南六十多平方
公里的地区留给中国人居住(按:即江东六十四屯);将乌苏里江
以东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规定黑龙江、乌苏里江只准许中俄
两国船只航行……
  因清政府拒绝批准该条约,所以直至一八六零年《中俄北京条
约》签订,《中俄瑷辉条约》才被清政府认可。
  一八五八年六月十二日,沙俄霸占我国乌苏里江口伯力,将之
改名为哈巴罗夫卡,一八九三年又改称哈巴罗夫斯克。
  一八五八年六月十三日,沙俄乘英法联军攻陷大沽、进逼天津
之际,以调停为名,诱迫清政府订立《中俄天津条约》。其主要内
容有:俄国得在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台南)、
琼州等七处通商口岸通商,并停泊兵船,若别国在中国沿海增开口
岸,准俄国一律照办;俄国得在原定中国陆路通商地扩大贸易,
对“俄国商人数目即所带货物并本银多少不得限制”;俄国得在中
国各通商口岸设领事馆,在华俄人享有领事裁判权;俄国东正教士
得入中国内地自由传教;俄国在中国享有片面最惠国待遇;中俄两
国派员查勘“从前未定明边界”(按:意在进一步强占中国领土)
……
  一八六零年十一月十四日,沙俄又乘英法联军攻占北京之际,
借口对英法“斡旋有功”,并以“兵端不难屡悖”相威胁,开始大
面积强占我国领土,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即《中俄
续增条约》,其主要内容有:迫使清政府确认《中俄瑷辉条约》;
将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给俄国;规定中俄
两段自沙宾达巴哈起经栽桑着尔、特穆尔图淖尔(今伊塞克湖)至
浩罕边界,“顺山岭、大河之流及中国现在常驻、卡伦等处为中俄
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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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第三章第一节
  一八六四年十月七日,为继续强占我国西部领土,沙俄逼迫清
政府签订《勘分西北界约记》,其主要内容有:将巴尔喀什湖以
东、以南和栽桑着尔南北四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割让给俄
国;增开喀什葛尔(今喀什市)为商埠;两国边民免税自由贸易;
准许俄国商人在库伦(外蒙乌兰巴托)、张家口零星贸易;重申在
华俄人享有领事裁判权……
  一八七一年六、七月间,沙俄乘阿古伯侵占乌鲁木齐并向东进
犯之际出兵强占伊犁。经交涉,因沙俄拒不交还,清政府乃于一八
七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命左宗棠西进。至一八七七年五月,左宗棠率
军相继克达阪城、鲁克必、吐鲁藩等地,阿古伯败逃自杀。之后,
清政府派崇厚使俄谈判归还伊犁事,崇厚却在沙俄胁迫下,于克里
米亚半岛的里瓦基亚与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吉米斯擅订《里瓦基亚条
约》共十八款。另有《瑷辉专条》,《兵费及恤款专条》和《陆路
通商章程》十七条。《里瓦基亚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的主要
内容有:中国收回伊犁城。沙俄割去中国伊犁西面霍尔果斯河以
西、伊犁南面特克斯河流域和塔尔巴哈尔地区栽桑湖以东土地;沙
俄可在蒙古和新疆全境免税进行贸易;开放松花江;俄得在嘉峪
关、乌鲁木齐等七处增设领事;中国赔偿兵费五百万卢布(约合白
银二百八十万两)……
  因国内舆论哗然,纷指崇厚误国,清政府拒绝批准并将崇厚治
罪。一八八零年,清政府命驻英、驻法公使曾纪泽兼驻俄公使,赴
俄谈判《里瓦基亚条约》。曾于次年在圣·彼得堡签订《中俄改订
条约》即《中俄伊犁条约》,虽争回伊犁南境特克斯河流域,却通
过此约与一八八二年至一八八四年订立的五个《勘界议定书》,将
七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入俄国,又将兵费赔偿增至九百万卢
布。
三、沙俄侵略我国东北,残害我国人民,继续强迫我签订不平等条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由于俄、德、法诸国担心日本在中国东北
势力形成,遂于一八九五年四月二十三日由三国驻日公使照会日本
外务省,要求日本放弃辽东半岛。特别是对我国东北怀有极大野心
的沙俄,更利用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并以“愿与中国共同防御日
本侵略”为借口,于一八九六年六月三日诱使清政府于莫斯科签订
了《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法文本称为《防御同
盟条约》。其主要内容有:战争期间,中国所有口岸均应对俄国军
舰开放,中国地方官应尽力供应俄国军队需要;允许俄国在黑龙
江、吉林修筑铁路直达海参威,无论战时或平时,俄国均有权通过
此路运送军队和军需品……通过这一“密约”,俄国终于将它的侵
略势力伸向了我国东北。
  嗣后,德国于一八九七年强占了我国的胶州湾。同年十二月十
五日沙俄乃紧步其后尘,迅速地强占了我国的大连湾,并于翌年强
迫清政府订立了《续定旅大租借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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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第三章第一节
  一九零零年八国联军侵略我国。为乘机大规模侵占我国东北,
沙皇尼古拉二世于一九零零年七月六日亲任总司令,下动员令先后
调集十八万军队分六路侵入我国东北,并制造了海兰泡惨案和江东
六十四屯惨案。海兰泡原名孟家屯,位于瑷辉县黑龙江北岸,一八
五八年为沙俄强占,改名布拉戈维申斯克。一九零零年七月十五日
海兰泡俄军突然封锁江面,十七日强令中国居民及商人五千人集聚
江边,施以大屠杀,致使“骸骨漂溢,蔽满江岸”,仅数十名落水
者游至对岸瑷辉被救起。七月十八日沙俄军队又于博多至精奇里江
口一带,全然不顾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国居民拥有永久居住权,竟将
其所有房舍毁劫一空,前后共杀害中国人两千余。消息传出,举世
愤慨。七月三十日,俄军侵占我海拉尔、珲春和三姓。八月三日,
俄军侵占哈尔滨,次日占领瑷辉和营口,至是年十月三十一日,俄
军已经占领齐齐哈尔、吉林、辽阳、沈阳和锦州。
  一九零零年十一月十八日,沙俄又以谈判交还东北为名,强迫
盛京将军增祺的代表周冕,在旅顺签订为他们所拟好的《奉天交地
暂且章程》。其主要内容有:沈阳设俄总管一员,盛京将军置于俄
国总管的监督之下。凡是盛京将军所要办的事情,该总管应当明
晰;奉天省的军队一律解散,军械一律收缴,各处未经俄军驻扎的
炮台,营垒和火药库,全部撤毁;留俄军驻防;奉天省各处设立
马、步各队,转请俄带兵官尽力帮助办理……沙俄以交还奉天为
名,企图完全控制我国东三省。一九零一年一月沙俄逼迫增祺擅
订“章程”事败露,清政府将增祺革职,并宣布“章程”作废。
  虽然东北人民开始了武装抗俄斗争,英、美、日等国亦因各自
的利害关系而出面干涉,沙俄仍于一九零二年四月八日逼迫清政府
订立了《交收东三省条约》,即《俄国撤兵条约》。其主要内容
有:俄国撤兵后,中国驻东北的军队人数,应添应减,应随时知照
俄国;规定交还山海关、营口和新民厅沿线铁路后,清政府应给予
赔偿等。
  一九零三年四月,由于沙俄在第二期撤兵期满时,不仅违约不
撤,反而增兵,更向清政府提出了七项新的侵略条件,从而激发了
中国的拒俄运动,日俄争夺中国东北的矛盾也随之激化。由是,一
九零四年二月,在中国的领土上爆发了日俄战争。
  老大的旧专制俄国终于在日俄战争中败给了日本,随之迎来了
国内革命的次第爆发。旧沙皇俄国虽然已经不再有力量成为一个疯
狂的侵略者,但是,它对中国领土的野心,特别是对中国外蒙的野
心,却始终没有“冷却”。乘我辛亥之后的历史动乱,一九一一
年,沙俄策动外蒙封建王公宣布自治,并奉博克多格尔为大汗活
佛。一九一二年沙俄又强迫库伦傀儡当局签订了《俄蒙协定》。一
九一三年,沙俄迫使袁世凯同意外蒙自治,签订了《中俄蒙协定》
(袁坚持领土主权仍属于中国)。一九一四年六月,沙俄侵占了我
国外蒙古唐努乌梁海地区。一九一七年,旧沙皇俄国虽然被革命推
翻,但是,它对我国领土的野心却为列宁和斯大林的新沙皇俄国,
将之迅速地转变成为对于辛亥之后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的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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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第三章第一节
颠覆和长期颠覆。俄国这个恶邻确如蒋介石先生所言,实为“我国
的世仇大敌”。也难怪我国著名学者和政治家蔡元培,早在一九零
三年就创办了《俄事警闻》报,提醒国人要警惕恶邻俄国的野
心。
第二、恶邻苏俄的东方路线、阴谋手段和夺权经验
一、俄国共产革命的目标和列宁的东方路线
  如导论所述,由马克思主义号召和发动起来的共产革命,因声
称“工人阶级没有祖国”,所以,它才以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成功,
即要“得到整个世界”,来作为它明确的最终目标。酷似中世纪罗
马教廷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共产国际,其宗旨,一是为了统一世界
共产革命的组织,二是为了发动和指挥世界各国的共产革命,三是
保有对于共产革命理论的权威解释权,以卫护正宗,反对异端。第
一、第二国际虽然在不要祖国和祖国也不要他们的马克思及恩格斯
领导下,在欧洲并企图在全世界发动共产革命;第三国际则在列宁
和斯大林的建立和把持下,将世界共产革命变成了既要忠于苏俄又
要保卫苏俄的,没有祖国和不要祖国的革命。一九二九年斯大林在
派兵大举侵略中国时,就曾对中共指示称:“谁决心 —— 绝对
地、无条件地、公开地和忠诚地捍卫苏联、保卫苏联,谁就是革命
者”;“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
国际主义者。”01
  共产国际,至此乃成为一国之私,成了为维护苏俄的利益,而
在全球煽动“革命”、实际是进行颠覆活动的巢穴。自二十年代后
半期直至全面抗战开始,在中国由共产党所发动的长期叛乱和叛
国,就全为第三国际所直接指挥。二战末期,第三国际即已解散,
但战后所谓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内讧和内斗,均愈演愈烈。尽管如
此,在要“得到整个世界”的“共产革命”目标上,他们却创造性
地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继承了列宁和斯大林的遗教及手
段,外则对不信共产主义新宗教的国家竭尽颠覆之能事,内则对不
服共产教规的人民敢于斩尽而杀绝。这无疑是一桩世界性的新宗教
血案。只要你的祖国还没有被纳入“共产国际”、苏俄帝国或所谓
社会主义阵营的版图,或仅仅是没有去莫斯科教廷“认宗”或“归
宗”,世界共产革命的领袖,即有冕或无冕的红色沙皇们,就会千
方百计地煽动那些不要祖国的“革命者们”造反,或将你排斥在异
端的地位之上。而东方第一大国 —— 中国,作为旧沙俄专制帝国
一直对之怀有领土野心、并对她犯下过滔天罪行的近邻,就更成了
苏俄新沙皇专制帝国,用蒋介石先生的话说就是“赤色帝国主
义”,用后来中共的话说就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一心垂涎之
所在。中国由此而成为他们要发动共产革命、进行红色颠覆的最主
要国家。换言之,即不论中国自身正处在何种历史状态之中,亦不
论中国是否爆发过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或五四爱国民主运动,新
苏俄专制帝国都不会对中国等闲视之。何况,其时中国不仅已经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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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过民主革命,而且正处在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的“历史混乱”中
呢?这就更加刺激了苏俄要在中国乘乱发动共产革命的“革命主动
性”。更何况,中国已经爆发的民主革命及其初造成功,又与俄国
的二月民主革命性质相同,因而也就如是地不合新沙皇列宁的口
味。加之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在欧洲的叠遭失败,又令列宁早在
一九一三年就提出了到欧洲去的捷径是经过北京和加尔各答这样一
条“东方路线”。至于斯大林所一再警告的“勿忘东方”,就更是
说明“东方路线”早已成为苏俄要“颠覆新中国 —— 中华民
国”的一条阴谋路线罢了。一九二零年七月十九日至八月七日召开
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其目的和内容,就是“要号召、组织
和领导东方革命”。犹如中共党史专家所说,共产国际,“因此而
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伟大指导力量”。02 共产国际“二大”后,
新沙皇俄国便立即从中国的外蒙开始推行它的“东方路线”了。在
苏俄的“帮助”下,外蒙的苏哈巴托尔和乔巴山终于开始了“革
命”。一九二一年三月一日,苏俄又帮助他们成立了蒙古人民党
(一九二五年改名为蒙古人民革命党)。同年六月,苏俄远东共和
国军队借追剿逃往外蒙的温琴白卫军人而“进军”外蒙古。七月,
蒙古人民军和苏俄红军联合攻打并占领了库伦(乌兰巴托)。“人
民革命”取得胜利。七月十一日,外蒙在苏俄的导演下成立了君主
立宪政府。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苏俄又“帮助”外蒙废除
了君主制,成立了苏俄的红色附庸国“蒙古人民共和国”。旧沙皇
俄国对中国外蒙古的侵略野心,终于由新沙皇俄国“在革命的名义
下”如愿以偿。
二、新专制俄国对中国推行东方路线的阴谋手段
  共产革命在俄国的胜利,一方面膨胀了新沙皇俄国的极大野
心,一方面则诱发了东方马克思主义信徒要发动共产革命的热望。
然而,俄国共产革命前列宁虽有“莫斯科 —— 北京 —— 加尔各
答”之发动欧洲共产革命的迂回战略,但俄国共产革命后,当列宁
叠遭欧洲列强威胁,并在对东方、主要是中国稍作诱惑而不得之
后,03 乃立即转手,企图西向,干脆直接进攻欧洲。为此,列宁不
仅于一九一九年三月建立了第三国际,重建国际共产主义教廷,建
立美、英、法、德、奥、捷克、意大利、芬兰、匈牙利、瑞典和俄
罗斯等国支部,而且直接策动并指挥了匈牙利和德国的“共产革
命”,谋立由苏俄直接控制的苏维埃共和国。只因为转瞬败亡,才
使苏俄要直接在欧洲各国发动共产革命的炽烈欲望,不得不再作收
敛,04 而将推动世界共产革命之“莫斯科 —— 北京—— 加尔各
答”的旧战略,重新放到了发动世界共产革命之刻不容缓的日程表
上,尤将革命后的中国及其辽阔版图,当成了他首要的和主要的进
攻目标。
  这一次,苏俄非但没有再浅尝辄止,而且是锲而不舍了。一九
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加拉罕发表
对华宣言,声称放弃帝俄时代与中国所订的一切侵害中国之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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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第三章第一节
即放弃俄人在华之领事裁判权与庚子赔款,租界与租借地,中东铁
路与外蒙以及一切特权。一九二零年九月二十七日苏俄又发表了第
二次对华宣言,希望与中国订约,以肯定第一次宣言中宣布放弃的
各条,藉以猎取中国人民的好感。05 然后又以“革命的两手”,一
面积极与中国北洋政府修好,一面又谋与中国革命力量联合以进行
颠覆。即,一边派伏林为代表到北京与北洋政府建交,一边则派第
三国际代表维辛斯基、马林、越飞等数次来华,一再主动联络孙中
山先生和中国当时的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将反复辟连遭挫折、正处
于困境中的孙中山先生,作为他们一心要争取和联合的对象(参见
下卷第一章),一边又积极策划在中国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
革命在俄国的胜利经验,以直接扶植建立中国共产党。由是,中国
共产党成立伊始,即已成为国际共产专制复辟势力的一个组成部
分;孙中山“联俄容共”的做法尚未开始,新沙皇俄国就已经将之
纳入了它要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的阴谋策略之中。
三、俄国共产革命的夺权经验对于策动中国共产革命的意义
  由共产革命在俄国的成功所提供的一系列重大“革命经
验”中,其最为主要的两条,一是世界共产革命可以在资本主义发
展的薄弱环节、即封建落后的传统农业国家或地区首先发动成功。
二是以分阶段革命理论来代替马克思连续革命的理论,即在民主革
命初造成功之后,立即发动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并在革命的名
义下,颠覆刚刚诞生的民主共和政体,全面建立教政合一的共产专
制极权制度。这两条,前者固然在表面上违背了马克思所谓“无产
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发动成
功”的共产革命理论,但在实际上却倡明了“马克思主义复辟哲学
恰恰是来源于传统农业社会的思想意识形态,因而只能够为封建专
制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所接受”这样一个历史的本质。后者则对于在
民主革命初造成功,并正处于革命与复辟较量中的落后农业国家或
地区,带来了发动共产革命以背叛民主革命的完全可能性。而不论
是前者还是后者,又都能够在辛亥之后的中国,找到它广阔的社会
基础和同样的时代条件。这自然是苏俄要推行“东方路线”,并首
先要在中国策动共产革命的最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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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第三章第二节
二  中国共产革命的内在诱因
第一、共产革命思潮在辛亥之后的中国获得了自由传播的时代条

  苏俄意图推行“东方路线”,即意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之时,
辛亥之后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正呈现空前自由和空前活跃的状态。一
方面,自晚清即已传入中国的西方各种思想、思潮,在中国获得了
更大的文化市场;另一方面,中国思想界仍承袭晚清以来将种种西
学都当作“科学”的传统,亟欲将他们在中国发扬光大,却既不问
其正确与否,亦无能力判断其是否正确。可以说,“一声炮响”之
前既无人重视马克思主义;“一声炮响”之后亦无人去制止马克思
主义。待到苏俄有心要来中国宣传它时,则既有欣赏者,亦有反对
者,无非是把它当作一种思想或思潮而已。这就为马克思学说,共
产革命思潮,更为苏俄要向中国传播俄式共产革命的经验,造就了
天赐良机。
第二、辛亥革命失败了的错觉导致了对俄国共产革命成功的羡慕和
赞赏
  辛亥之后专制复辟势力对于辛亥革命的反扑及其数度得逞,使
得许多身临其境者颇有辛亥革命已经失败的遗憾和痛苦。犹如孙中
山所言:“夫去一满州之痛苦,转生出无数强暴之专制,其为毒之
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
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
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这种遗憾和痛
苦,既然连孙中山本人也不能免,则其影响之深,压力之重,也就
可想而知。因此,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尤其是它两度伪
称“废除不平等条约”,便在相当程度上激起了中国革命家的羡慕
甚至赞赏,直至激发了他们对于俄国“崭新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向
往之心。一九一八年元旦,孙中山即在其宣言中称:“吾对于此近
邻之大改革,不胜其希望也。”同年底,他干脆致电苏俄政府
称:“中国革命党对于贵国革命党员之艰苦卓绝的奋斗,表示极大
的敬意,而且更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其
时,孙中山尚因不了解俄国共产革命的本相而出此险招,则一般的
知识分子就更把俄国的革命当成了一场新式的、甚至是理想化了的
革命。中国民间团体不仅强烈表示要接受苏俄“废除不平等条
约”,而且还要置南、北两政府于不顾地,企图直接与俄国携手结
好。06 《新青年》就曾于一九一九年五月出版《马克思主义》研究
专号,以宣传马克思的共产革命学说。陈独秀、李大钊等终于成为
苏俄青睐和扶植的中国第一代共产党领袖。共产革命因此而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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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第三章第二节
获得了它“真正的开端”。列宁的“东方路线”由是“初战而告
捷”。自晚清以来,因欧风美雨而崇尚与追求西方民主和科学的中
国思想界,亦从此开始了自身分裂的悲剧。
第三、中国部分知识分子对于俄国共产革命性质的双重误解
  首先,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因崇尚西方民主,
效法欧美革命而推动起来的政治革命,盖因民主列强们对内民主却
对外强权,而饱受“欧风吹之、美雨淋之”的痛苦。中国的革命非
但没有获得欧美民主列强的帮助,欧美民主列强甚至反而支持和助
长了中国的形形色色专制复辟势力,尤其是反动军阀的长期混乱和
混战。所以,因俄国共产革命的成功而为之一振的中国部分知识分
子,对内固然缺少对于革命与复辟较量的深切认识,从而认为辛亥
革命已经失败;对外则天真地认为,俄国共产革命的成功不仅为俄
国开辟了“天下大同”的新境界,而且已在国际上推行着一种崭新
的“平等国风”。特别是苏俄数度伪称要对我国废除不平等条约
的“宣示”,就更加使得他们因不了解其阴谋手段,尤不了解其革
命的性质和本相,而自己为俄国共产革命画上了一道美丽的光
环。
  其次,已在思想文化上坚持数年反复辟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
彼时,他们在国内所追求的革命目标,一为反对封建,即反对封建
军阀的复辟与混战;二是反对列强,即反对东西方专制列强和民主
列强对我国的欺凌和侵略。前者是谓反封建和争民主;后者则谓反
列强和争独立。因此,对于俄国共产革命反对沙皇专制统治成功的
误解,07 和苏俄共产专制政权反对西方列强的政策,也就不仅与当
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求完全吻合,而且起码在表面上与目标上,符
合推动中国民族独立与民主革命的方向。这就为中国部分知识分子
错认共产革命也是民族民主革命,因而中国革命亦应该与俄国共产
革命携手共进,带来了认识上的绝对错失。
第四、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桃花源梦促成了共产革命在中国的诱

  马克思主义的复辟哲学因自称是“科学”的共产主义 ——
即“科学”的大同主义,并且又是对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
思想和文化的全面批判和彻底否定,特别是它对于“资本主义剥削
制度”的批判,又足以打动人心。因此,这个用十九世纪的科学包
装起来的欧洲大同主义思潮,也就带着近代西方科学的色彩与魅
力,迷惑了视西方一切均为科学的中国知识界,尤其是迷惑了那些
土生土长的中国知识分子,和那些并不曾真正了解西方文化及其发
展的“假洋鬼子们”。再加上他们既憎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
中国革命的干涉和破坏,又不了解俄国和俄国共产革命的真情及本
相,特别是俄国十月共产革命和俄国二月民主革命的政治关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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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第三章第二节
而竟简单地认为,只需抛弃欧风美雨,进而把儒家大同思想和马克
思的科学共产主义,以及俄国共产革命的成功划上等号,即将中国
传统知识分子对于“桃花源梦”的永恒追求,与马克思所构造的西
方共产主义天堂,以及它在俄国的“实现”混为一谈,便不仅算是
真正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方向,而且其自身亦只要转身一变,也就成
为“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了。
  然而,这些刚刚脱下了长衫、换上了西装,刚刚剪下了辫子、
梳出了洋妆的中国知识分子,由于洋装之下所包裹的仍可能是一颗
传统知识分子的灵魂,即虽已“新其貌”,而并未“新其心”,所
以,他们才会从对民主与科学的理性追求,转眼之间就能转变成为
对于现代西方共产大同思想的本能追求。应该说,这既是当时一些
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转身一变就成了共产主义者的根本原因,也
是中国共产革命,之所以能够由那些刚刚还在高喊科学和民主的少
数先进者们所发起的根本缘由。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现代部分先进知识分子与共产主义思潮的
一拍即合,在实际上仅仅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极少数。或曰,在转
身即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追求者的人当中,称得上是学有所成的知识
分子、尤其是大知识分子者就更少。其中真正接受过西方教育者几
乎没有。周恩来、邓小平等所谓赴法国“勤工俭学”,无非是在短
暂的打工糊口之余,去抄了几条巴黎公社造反的口号罢了。相反,
一大批在后来为共产主义思潮所诱惑者,绝大多数是小知识分子即
知识青年,尤其是小知识分子中的失意者,或农村中没有出路的知
识青年。他们不仅与历代农民造反中,专事出谋划策和制定口号纲
领的小地主阶级不仕子们一脉相承,而且更为共产革命在中国的发
动和扩张,尤其是共产革命与中国传统农民造反的结合和发展,带
来了一批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的十三位创始人中,便无一
在欧美国家留过学。陈独秀、李大钊虽为一时之俊彦,前者也只在
日本留过学;张国焘、陈公博虽为北大毕业,李达乃陈独秀学生,
但他们不是后期中国共产革命的迷途知返者,便是它的背叛者和失
意倒霉者;其余八位则不是辍学的农村知识青年,如毛泽东;就是
由中国的旧学培养出来的乡村秀才,如董必武、何叔衡以及几位中
学生。08 这样一个结构,无疑使中国共产党在其建党之初,就已经
具备了中国传统农民造反力量在“知识结构”上的基本特征。倘使
说一九二七年前,中国共产党还是由一两个大知识分子为领袖的小
知识分子的党,一九二七年之后,其不仅在思想上,尤其在组织
上,则迅速蜕变成了一个由一群失意的农村知识青年所领导的农民
造反党了。中共后来的“革命”历史,特别是它在知识和知识分子
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反知识和反文化的农民造反特征,不过
是把这一场由国际共产革命思潮所诱发起来的中国共产革命,合情
合理地转变成了一场传统型现代农民造反而已。毛泽东遵照斯大林
的旨意曾一再告诫他党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是农民革
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就是农民战争”这样一类“最高指
示”,就是它最本质的说明(参见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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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第三章第二节
第五、中国共产革命诱发的社会基础和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革命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被诱发,最根本的内部条件,
乃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性质和形态,在辛亥之后没有得到根本的
改变。因而,传统中国农民革命造反的思想和方式,才能与国际共
产革命思潮顺途而同归。这才给代表了传统农业社会复辟愿望的欧
洲共产主义思潮,和俄国共产专制复辟势力企图在中国发动共产革
命,奠定了社会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于建党伊始,其党内
就能够迅速形成一个专事鼓吹农民运动派别的根本缘由(参见下卷
第二章)。此其一。其二,一九二七年之后,正是这个派别,才在
俄式中国共产革命惨败,中共被清除出国民革命阵营之后,能够借
鉴洪秀全借用和改造西方宗教以造反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将马克
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即干脆将马克
思所鼓吹的共产主义革命的大同信条与暴力形式,与中国传统农民
造反的大同目标和暴力手段一拍即合,以在革命与复辟迭呈反复较
量、内忧和外患交相煎迫的中国,重新开启一场旨在“建立新王朝
和复辟旧制度”的传统型现代农民战争,并乘机在祖国遭受疯狂侵
略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打下了江山,坐成了天下,实现了专制制度
的全面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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