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华语出版社 吴称谋 主编
CHENMOU WU
A Collection of Academic Papers
on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RED DISASTER
文革五十周年（1966-2016）学术论文集
世界华语出版社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吴称谋主编
天问联合学会简介
“天问”一词源于中国古代文
学经典，乃究天人之道，辩社会
之机。如今，海内外同胞仍需本
着向天问道的精神面对当世。
天问联合学会于2011年在美
国马萨诸塞州登记注册，它是一
个非政府非赢利的文化教育机构
。学会秉承独立、客观、理性、
建设性的宗旨，致力于东西方文
化、教育、学术及多元宗教等领
域的研究、比较、交流与合作。
天问系列丛书
历史期待拐点-重审文革与
探索未来
遥望长城-道眼看中国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
（1966-2016）学术论文集
红墙-文革五十周年
（1966-2016）纪实文集
文革之祸，因毛的一张大字报而祸起红墙。 “红祸”、
“红墙”是对文革的高度概括。
历史因果，至今未了。天问联合学会出品的“天问系列丛
书”《红祸》学术论文集、《红墙》纪实文集是文革发动半个
世纪以来，海内外学界对文革史研究反思的作品集。
从原因上剖析，它是红色极权之祸，从列宁、斯大林那里
继承下来的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之祸； 它是红色基因之
祸，血统论、出身论所造成的全民相互迫害的孽债；这是红卫
兵之祸，愚昧的群众、无知的青少年被利用、被抛弃，使得中
国毁掉几代人。
在结果上探究，文革是华夏文明之祸，文革毁掉无数文明
古迹、历史文物、掘墓辱尸，人神共愤；文革又是中华民族之
祸，文革造成国民人文精神颓废，道德堕落，腐败泛滥，信仰
沦丧。
天问联合学会出品
红 祸
RED DISASTER
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1966-2016）
A Collection of Academic Papers
on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吴称谋 主编
Edit by ChenmouWu
世 界 华 语 出 版 社
WORLD CHINESE PUBLISHING
红祸 - 文革发动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主编：吴称谋
出版：世界华语出版社
WORLD CHINESE PUBLISHING
电邮：minellc@gmail.com
总发行：天问联合学会
TIANWEN UNITED INSTITUTE (TUI)
电邮：ustianwen@gmail.com
版次：2016 年 4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字数：280 千字
定价：32.00 美元
国际书号：ISBN 978-1-940266-09-1
天问系列丛书
总 序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汉朝司马迁的
治史名言。天问联合学会（Tianwen United Institute）作为北
美地区的华人文化学术机构，在从事东西方历史文化研究的过
程中，试图究天人之道，辩社会之机，以期为当下中国的文化教
育及学术研究的发展作出努力，此乃“天问系列丛书”之目标。
历史是什么？有人认为，历史是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的理解
性解读，是现场与非现场、现在与过去之间无休止的对话。近两
个世纪的中国现当代史，在五千年历史长河中有着特殊的位置，
当下海内外学界尤其面临着“历史究竟是什么”这一永恒课题。
天问系列丛书之所以重点研究这段历史， 不是因为它的辉
煌，更不是因为它的精彩，而是因为东西方文化在东亚大陆发生
碰撞与融合过程中产生的纠缠与复杂，更因为中国三千年未有
之历史大拐点造成这块土地特有的顽钝与紧张。在全球化浪潮
的时代，人们自然无法回避对文明走向和历史潮流的探寻以及
直透人性的种种拷问。
独立、客观、理性、建设性是天问联合学会的宗旨。“天问
系列丛书”将一贯秉承这一宗旨，为转型中国的未来、为普世价
值的全球性推广作出不懈努力！
天问联合学会
目 录
CONTENTS
天问系列丛书总序·····························天问学会 I
Preface of Tianwen Book Series
导论—十年文革浩劫，百年苦语衷肠···············吴称谋 VII
Introduction: A Decade’s Turmoil, A Century’s Strive-Wu Chenmou
上部：纵论
Part I: General Analysis
1916-1966-2016：从两个五十年透视文革·········谢选骏 003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a longue durée Perspective-Xie Xuanjun
文革的本质是一场大清洗······················戴开元 024
The Essenc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thorough Purge-Dai Kaiyuan
论不是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吴称谋 048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ti-Revolution Defined -Wu Chenmou
从 “ 反 帝 反 修 ” 到 联 美 抗 苏 ： 毛 式 文 革 外 交 的 逻 辑 走
向········································· 张博树 068
From “Anti-Imperialism and Anti-Revisionism”to Allying with US to
against Soviet Union：The Logic behind Mao‘s Foreign Policy- Zhang
Boshu
中国作家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忏悔意识··········· 徐友渔 089
A Sense of Repentance among Chinese Writers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 Xu Youyu
文革时期的大民主与现代极权主义民主··········张 杰 099
The Mass Democracy and Modern Totalitarian Democrac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 Zhang Jie
文革与五七反右一脉相承······················张成觉 121
From Anti-Rightist Campaign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Historical
Continuation - Zhang Chengjue
透过胡风事件剖析文革························蒋祖权 131
Through the Case of Hu Feng to observ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 Jiang
Zuquang
如何看待“血统论”的政治资源·················遇罗文 142
Bloodline-ism as a Political Resource：A Reflection of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Yu Luowen
权力绝对化—文革爆发的历史因由············· 萧晓克 149
Absolute Power: the Origi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Xiao Xiaoke
下部：横论
Part II： Case Studies
文革的社会运动学分析······················· 乔晞华 157
An Analysis of Social Movement Dynamics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
Qiao Xihua
遇罗克的《出身论》与文革中的我···············胡 平 172
Yu Luoke’s On Family Origin and Me- Hu Ping
也谈“文革”文风—《评陶铸的两本书》为例·····湖滨散人 188
Critique Style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Yao Wenyuan’s “On Tao
Zhu’s Two Books” - Easy Man of the Lakeside
文革中清查五一六运动的起源、转化与社会后果···翁寒松 197
The “May-16th Campaign”: Origin, Evolution and Impacts-Weng Hansong
文革时期军内的一场大搏斗—贺龙案辩析········丁凯文 212
He Long Case: A Power Struggle in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Ding Kaiwen
卞仲耘是被红卫兵打死的吗-兼谈宋彬彬的道歉··· 陈闯创 236
Was Bian Zhongyun Beaten to Death by the Red Guards-On Song Binbin’s
Apology- Chen Chuangchuang
重探文革前夕“中学生要求进行教育革命”事件··· 杨隽 251
A Revisit of the "Demands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for Educational
Revolution"- Yang Jun
“批林批孔”运动中“批孔”的基本特征—从中国共产党与儒家文
化关系的视角来解析························· 杏贝男 274
A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CP and Confucian Cultu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riticizing Confucius during the Movement of Criticizing
Lin Biao and Confucius -Xin Beinan
附 录
Appendix
澄海塔园文革博物馆祭文······················秦 晖 291
The Funeral Oration in Chenghai Cultural Revolution Memorial -Qin Hui
红卫兵赋··································· 闲机生 292
A Prose Poem on the Red Guards-Xian Jisheng
后 记 ············································· 293
Postscript
鸣 谢 ············································· 295
Acknowledgment
导 论
INTRODUCITON
十年文革浩劫 百年苦语衷肠
A Decade’s Turmoil A Century’s Strive
自从天问 2013 年在美国纽约举办“文革公共论坛”以来，天
问把当代文革史作为一个项目来研究，天问勇于顺承历史期待、回
应时代呼唤，或许是得道多助的缘故，这些年天问越来越受到海内
外学界的关注与支持。在 2016 年文革发动五十周年之际，天问向
全球征文，此举不是纪念，更不是怀念，而是反思和总结历史教训，
更是对现实的警醒和未来的探索。天问的征文活动获得了海内外学
界资深专家学者及众多同胞的热情投稿。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简称文革）的这段历史，人们有大量的记忆要书写，有太多的冤
情需要倾诉，有很多的思考与研究成果要发表，正是缘于十年的文
革浩劫，才有了百年的苦语衷肠。现在我们遴选出优秀的、有代表
性的文章汇聚成《红祸--文革五十周年（1966-2016）学术论文集》
一书在美国出版发行。
天问将 2016 文革论文集以《红祸》作为书名，有其广泛的代
表性和一定的概括性。红色作为共产国际的象征性颜色，各国的共
产党党旗基本都是红色，图案大多数都是斧头镰刀。红色固然有其
张力，但加上斧头镰刀作为一个组织的旗帜，就尤其突显出了暴力
血腥与残酷斗争的象征和寓意。斧头镰刀是普通劳动人民的劳动工
具，但对暴力革命而言，作为被革命的对象人来说，它无疑就是恐
怖的凶器了。从共产国际的发展历程来看，各国共产革命所发生的
血腥恐怖的斗争，这已经是不可辩驳地历史事实。在二十世纪的中
国，特别 1949 年中共建政以后， 政治运动带来的人祸接连不断，
罄竹难书，不堪回首。虽然 1960 年代的大饥荒，造成了大量的民
众死亡，但从综合烈度和对民族的整体伤害来评判，中国当代史上
最大的人祸莫过于文革了。十年文革浩劫，是 1949 年历次政治运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VIII
动不断恶性累积的总爆发，同时又是国际共产革命的大环境所影响
的，人为的巨大社会灾难。总之，共产国际造成世界近现代史上的
这一切灾难，一言以蔽之，红祸也！
从文革发动至今，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虽然说，时间是最好
的历史见证，时间最终会作出最公正的审判，历史的因果会因为时
间的推移而变得更加真实不虚，疏而不漏。历史上的政治恶因，往
往会在人们不经意的时间和空间，形成无法逃避的社会恶果。这就
是历史辩证法，这就是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其
扑朔迷离的真相，至今还难以彻底解开；其人神共愤的怨气，当前
尚未雾释冰融；其深远的社会影响，短期内仍难以评估；其死灰复
燃的星星之火，当下正存燎原之势。文革的历史阴霾还在折磨着人
们的心灵，还在祸害海内外同胞，还在阻碍中国大陆的社会转型。
文革是中华民族机体上的癌胞，其致癌基因早已存在，当局仍旧尘
封文革历史及某些当代史乃是讳疾忌医之举，经过五十年的癌变、
扩散，它已经在毁坏整个民族的健康发展了。如今中国的整体性贪
腐的恶劣程度，历史上前所未有，此乃共产革命尤其文革所制造的
恶因，已经在当前时代缔结成了一系列的社会恶果。这些恶果，不
仅毒害着全体社会民众，更是早已经严重威胁到了执政党自身的存
亡。近年习近平发起的反腐运动， 何尝不是又一场大规模的人祸
呢？《易经》曰：恶不积不足以灭身。一方面，那些受惩罚的贪腐
官员是恶贯满盈，灾祸自招，罪有应得；另一方面，贪腐的惊诧程
度无法形容，弄到最后贫民仇富，官不聊生，官怠政息的现象，此
乃专政制度带来的社会恶果。
有人认为，中国文明早已经没落了。2500 年前，大道在神州就
已隐没了；1200 年后，大宋之后无中国；300 多年来，明亡之后无
华夏；最近 100 年，共产之后无人性，文革之后无信仰，改革之后
无道德，腐败之后无灵魂，官媒姓党有疯狂。在全球化的当今时代，
一种现象是，海外学界为中国未来社会转型做切实研究与准备的人
乏善可陈。吸人眼球，哗众取宠的奇谈怪论、时髦观点，倒是风起
云涌，此起彼伏，莫衷一是；自残自虐、危言耸听，毁谤诬蔑，投
机取巧，为五斗米而折腰的大有人在。似乎让人觉得有点像春秋战
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纵横联合的某种表象。 另一种现象是：海外出
版界，贩卖文字苟且营生的文痞小丑大行当道，政治八卦小说期刊
充彻华语世界，污秽谣言摧毁着中国几千年延绵至今的人文精神。
还有一种现象：在大陆的政治生态方面，不少当权者们已经毫无礼
十年文革浩劫、百年苦语衷肠
IX
义廉耻，唯权是贪，唯利是图，有权就任性；社会生态方面，普通
百姓不管谁上台，就自觉不自觉地崇拜谁。其实这些人崇拜的不是
人，而是权力。在精英阶层则大多数人缺乏基本道义、勇气和责任
感，不敢为天下先，总期待别人去争取公正的社会环境，而有朝一
日自己能坐享其成。华夏同胞立世之本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的民族浩然正气越来越匮乏。
故而当下社会拜权主义、拜金主义盛行，道德世风日下。
上述种种现象，有其产生的社会因缘，也有其存在的文化土壤。
其结果证明：共产之后无人性，文革之后无信仰，改革之后无道德，
腐败之后无灵魂！自从 1840 年以来，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经历了自
秦以来的脱胎巨变。在这个跨千年的转型过程中，中华民族不仅经
受了伤筋动骨的改造， 还遭受了外敌入侵的耻辱及战争苦难的洗
礼，但必将迎来浴火重生的喜悦与涅磐复兴的辉煌。回顾近现代史，
透过上述这些表象，人们不难发现，文革浩劫的祸因，还得追溯到
1919 年的五四运动时期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和共产革命的暴力思潮。
文革的发动者毛和其他的主导者们多数都是从五四运动走过来的
小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只认识某某主义，而没有进一步领悟到远高
于主义的，形而上的宇宙大道。可以说，这帮人是只懂斗争哲学而
不识普世价值的 “革命派”，据此建立的专政体制，必然会给中华
民族带来无法预料的灾难。后来中华民族遭受苦难的部分祸因，应
该说在五四时期就已经种下了。五十年后的二十世纪中叶，老一代
被无政府主义和暴力革命思想洗礼的“革命派”和新一代被阶级斗
争和仇恨毒化的“造反派”，这些老小鬼们纠结在一起，把神州大地
变成了人间地狱。
从 1919 的五四运动，到 1989 的六四事件，再到 2016 的文革
发动五十周年的今天，这近百年来，东西方文化在意识形态层面的
碰撞与较量过程中，发生了碰而相破，合而不融，融而不化的历史
现象。自从苏俄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通过苏联特工组织在远东
的秘密活动，自西侵入到了中国，中共乃是这些秘密活动的产物。
作为政党组织出现后， 中共就逐渐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趋
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拿文革前夕毛泽东
的话来说，那就是不折不扣的修正主义。当西方的马列主义和中国
的道统相互碰撞时，马列主义的理论体系破了，变成修正主义了；
而中国的道统坍塌了，文化结构也破了，孔家店被打倒了，文革期
间又破四旧了。两者都是破而不立，其结果是变异形成了一种新的
极权主义。历史证明，任何政党在治理社会的过程中，过分地强调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X
主义，就会背离宇宙大道及普世价值越远，就不可能真正的以天下
为公。古语云，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因为天下，绝不会是某个主
义的天下，更不能是某个党的天下，而是全体人民的天下，党与人
民永远不可能划等号。不仅中国是这样，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发
生了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碰而相破，融而不合，合而不化的现象。
然而，今天回过头来看中国近百年历史，所谓的主义只不过是不同
政党之间，不同利益群体之间，为了争夺权力和利益而需要的一个
嚎头而已。
虽然此部《红祸》论文集的主要内容是研究文革史，但历史就
是昨天的现实，今天又是明天的历史，所以论文集的内容与当下的
逻辑关系是非常紧密的。论文的作者多数都是生活在西方社会的华
人学者，之所以今天海内外学界及同胞还在研究和讨论文革史，那
是我们这几代人对民族欠下的文债。 作为一些良知尚存的华人学
者，有的虽然成功地逃离了红色恐怖，来到了大道之行的上帝的自
由世界，但注定心情并不会彻底轻松自在。因为，只有我们民族真
正卸下了历史包袱，人民的心灵没有恐惧了，海外的同胞才会感受
到真正的自由。倘若文革有了客观公正的历史定论，中华民族早已
清除了文革的孽债和魔咒，驱散了文革的阴气毒霾，解开了文革的
罪恶因果链接，文革结束都四十年过去了，海外的知识学人，又何
必今天在大洋彼岸，还要孜孜探究祖国大陆这段痛苦而耻辱的历史
呢？正因为此，天问本着向天问道的精神出版《红祸》一书，试图
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做一些时空对话和有益研究。
为了引导读者研读此部文集，在此有必要对文集的内容作一些
简单介绍。但很多文章的作者又是当代史方面的资深学者，或是知
名的文化学者，对于此类文章，本人在导论中就不过多地去作解读，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尽量让读者自己去理解作者的思想精髓和研
究成果更为恰当，或许这样读者会有自己的阅读视角和更多的思考
空间。
文革是发生在 960 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上，是牵扯近十亿人
口，经历十年的历史大事件。时至今日，文革所制造的灾难永远无
法统计，罪证永远无法逐一取证，罪行永远无法记录完整。目前很
多关于文革的文章，多半是针对具体人物、事件或某一领域的回忆、
分析、研究或论述等，这样就容易使人们落入盲人摸象式的窘境。
文革结束以来，应该要有更多全面分析和综合评价文革的优秀文章
出现， 从近现代甚至更远的历史视角和人类文明的高度来重审文
十年文革浩劫、百年苦语衷肠
XI
革。 《红祸》 论文集共收录了十八篇论文，分纵论、横论两大部
分。纵论部分十篇文章，横论部分八篇文章。
其中纵论部分的前三篇论文是对文革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论
述。谢选骏先生提供的《1916、1966、2016：从两个五十年透视文
革》一文，从百年中国的角度来分析文革。他认为文革是中国近代
野蛮化运动的高潮。但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作者认为文革并不
纯然是消极的，文革的“翻身运动”犹如农民的深耕，它会让文弱
的中国社会通过血腥的野蛮而重获新的生机。文章从六个部分来阐
述百年中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困惑及现象。由
此引出 1980 年代的文化反思。戴开元先生的《文革的本质是一场
大清洗》是一篇逻辑严密，论证充分的文章。戴先生认为，文革的
本质是毛泽东利用学生和民众，对以刘少奇为首的，从中央到地方
的一大批他所认为的党内“走资派”，进行的一场大清洗。毛的主要
目的是防止自己生前像赫鲁晓夫那样被赶下台，或死后像斯大林那
样遭到清算。文章对于毛为何发动大清洗的动机做了深入分析，对
文革的性质作了界定，对“人民文革”的观点做了否定论述。
本人写的拙文《论不是革命的文化大革命》，文章从远古时期
古人对“革命”一词赋予的神圣性，阐述辛亥革命以来的社会转型
包括文革，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革命，而是属于传统的农民起义和
集团造反的综合类型。近现代中国社会的转型还一直处在“破”的
过程，而没有走通实现“立”的阶段。从毛的人生心路历程来分析
毛发动文革的复杂动机，再把中共 1981 关于文革的历史《决议》
作为剖析对象，用新的文化史观，来重新厘清哪些结论是正确的，
哪些是不足的，哪些是有意回避的，哪些又是故意模糊甚至错误的，
从而在历史档案还没有完全公开的当下，尽可能地阐述出更接近于
真实历史的结论。力图在文革发动五十周年之际，在海外有文章对
整个文革作出一个比较全面的论证。
纵论部分的第四至第八篇文章，从不同角度或不同领域对文革
史作了综合论述。徐友渔教授的《中国作家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忏悔
意识》一文认为，文革是一场巨大的灾祸与苦难，对于罪错与责任
的反省，对于文革的忏悔意识，不论对个人还是整个民族都十分重
要。中国作家的忏悔意识尤其值得分析和研究，因为它们不但集中
反映了中国人的忏悔意识，还深刻地影响甚至铸造了中国人的忏悔
意识。文章以具体作品作为分析案例，来指出中国人的忏悔意识之
不足的原因。此文很值得读者去深思与反省。旅美访问学者张杰先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XII
生写的《文革时期的大民主与现代极权主义民主》，对文革时期的
大民主背景和性质进行剖析，比较西方极权主义模式及内在逻辑，
对大民主即中国式极权主义民主的观点进行论证，并对如何遏制大
民主重演进行制度性思考。张杰认为文革时期的大民主是具有鲜明
中国特点的极权主义民主，它同列宁、斯大林左翼极权主义民主和
希特勒纳粹右翼极权主义民主具有同质性。
天问会长张博树教授的《从“反帝反修”到联美抗苏：毛式文
革外交的逻辑走向》，此文把毛对内发动文革和对外反帝反修，当
作是他在外交领域的“两线作战”。因此而一度形成了内乱外患的
困局，迫使毛不得不屈从于昔日的死敌美国，重新握手建交来应对
苏修的威胁。在后文革时代，毛对共产革命的东西之争开始淡化，
而提出“三个世界”的南北对立理论，这为后来中共的外交走向产
生了影响，为邓小平后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文章还认
为，当下习近平的联俄制美的大战略折射对毛当年东西之争的变相
回归。此文的视野开阔，资料详实，牵扯到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
较量，同时也谈到了中美苏三国的在军事外交上的复杂博弈。读者
可以从此文对历史与现实的分析中，来认识美俄两个大国，谁是真
正可怕的敌人，谁又是可互信合作的朋友。 同时，作者给当下执政
者提出了新的思考，即希望中国不要再一次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
香港作家，张成觉先生在 1958 年被打成年纪最小的右派发配
新疆，他在文章《文革与五七反右一脉相承》中，追根溯源，分析
文革的动因，阐述五七反右与文革的联系与区别，反驳中外学界若
干似是而非的奇谈怪论，提出要树立宪法权威，以推进大陆的社会
转型。蒋祖权先生的《透过胡风事件剖析文革》一文，搜集了很多
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历史资料，有力地证明了文革的反人性的本
质。文章从对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所谓的知识界的名流精英们在
批判胡风事件中的恶劣态度和丑陋嘴脸，反映出了在极权统治的高
压恐惧下，当代人文精神在知识阶层的全线溃败。从而得出后来发
生文革的一种历史必然性，历史的因果使得这些名流精英在随后的
文革风暴中，遭受到了惨痛的甚至是付出生命的代价。
《出身论》在作者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撰写的文章，从文革五
十周年的角度来反思文革，论如何看待“血统论”的政治资源。此
文是在其哥哥的《出身论》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地对罪恶历史作出
了控诉。作者分析了“血统论”的历史缘由，毛时期在农村和城市
如何具体划分不同等级，从而得出“血统论”比以往的等级制度更
十年文革浩劫、百年苦语衷肠
XIII
加罪恶的结论。如今，红二代们的聚会，红卫兵太子党掌权，选择
性反腐，提拔官员，赐予军衔等，还是源于“出身论”、“血统论”
的历史怪现象。但作者乐观地认为，虽然现在出现了文革的苗头，
但时代不同了，类似 1966 年那样的文革不会发生了。 如果发生，
对当政者来说，迎来的只会是一场颠覆性的革命。萧晓克先生的文
章主要从权力的角度去分析文革发生的历史缘由，他认为中共建政
后的权力绝对化过程，就是毛泽东逐渐搞独裁的过程，也是一步步
导致文革爆发的过程。大陆学者的 《也谈“文革”文风》 这篇文
章，充分反映了文革的反革命性质，文革对人性的迫害和对人权的
践踏，肆无忌惮地使用谎言和欺骗的无耻手段，已经到了法西斯的
地步。
论文集的横论部分主要是对文革过程中的某一命题或某一具
体事件作出分析论证。 乔晞华先生的文章《文革的社会运动学分
析》，从社会运动学的角度来分析“一个文革”与“两个文革”两种
说法的论争。作者的态度是批判的，他既反对英雄创造历史，也反
对群众造反运动的孤立性。作者提出的“博弈说”认为统治者与民
众之间存在一种博弈与较量，从而为文革研究提出了新的思考。胡
平先生的文章主要记载他在文革中受遇罗克《出身论》的影响，使
自己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作者通过对《出身论》在文革遭
受批判的观察中，逐渐形成并坚定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观。读者可以
反观作者的人生经历，来再次证明《出身论》对其心路历程的深刻
影响。作为一名终生追求自由的知识学人，胡平先生的坚强人格和
独立思考的优秀品质，很值得后来者们的钦佩与效仿。文章中的遇
罗克遭遇“这样的人不杀，杀什么人？”的悲惨命运，又一次证明
了文革的反动本质。
最后五篇文章都是论证文革中的具体事件，有很高的史学考证
价值。 这些论文在不同事件中反复论证了文革的反动本质和非人
道。翁寒松、丁凯文、陈闯创、湖滨散人诸君的研究，深入细致，
史料详实，逻辑严密，给读者多了一些新的视角来重新认识和界定
文革中的一些人物和事件。杨隽和杏贝男两位作者都是目前在校研
究当代史的优秀学生，他们的研究成果很值得肯定，他们的努力也
非常值得学界同仁的欣赏。
文革结束已经整整四十周年了，不管是那些在文革期间已经被
毁灭的文明古迹、历史文物的飘逝印记，还是迫害冤死的苦难同胞，
包括中共权贵、文化名流，民族精英、普通百姓，甚至那些被掘墓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XIV
辱尸的民族忠魂，那些无形的跨越时空的冥冥感应，会让本人在编
辑这部论文集的过程中，内心总能感觉到一种沉重，一份嘱托，甚
至是一份未尽的责任。本人在编辑书稿的同时，一直在对四十年前
的文革史做无休止的对话。通过这种对话，仿佛让我穿越时空的隧
道，回到了大洋彼岸的那片原来有着淳朴气息的古老土地，如今的
巨变和不散的雾霾，让我再也无法看清楚她的本来面目了……
十年文革是一份沉甸甸的超复杂历史，它将会是一个永远研究
不完的历史课题。期待有更多的学界同仁能够继续对此作出不懈努
力。
《红祸》毕竟是一部史学论文集，某些观点或史实，还有待进
一步考证，诚望海内外广大读者能机缘与本书作者交换研究成果与
心得体会。
吴称谋
2016 年 3 月 18 日
于美国德拉瓦州
上部：纵论
Part I: General Analysis
1916、1966、2016：从两个五十年透视文革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a longue durée Perspective
谢选骏
Xie Xuanjun
作者简介：
谢选骏，中国旅美学者。 出版著作有《神话与民族精神》、
《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中国文化之源》、《秦人与
楚魂的对话》、《向东方》、《零点哲学》、《被囚禁的思想》、
《8889 论集》和《天子》、《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新王国》、《现代南北朝透视》、《小国时代》、《思想主权》
等。
内容提要：
本文从“百年中国”的角度看待文革：文革是中国近代野蛮
化运动的高潮。但文革并不纯然是消极的。文革的“翻身运动”
犹如深耕，让文弱的中国社会通过血腥的野蛮而重获生机。
关键词：
袁世凯、新文化、五四运动、山沟、文革、野蛮、毛泽东、
六四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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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地震动的有三样，连地担不起的共有四样，就是：仆人作
王、愚顽人吃肥、丑恶的女子出嫁、婢女接续主母。
《圣经·箴言》三十章 21-23 节
从 1916 年袁世凯中南海称帝而死，到 1966 年毛泽东天安门文
革登基，历史走完了一个轮回。毛泽东干了袁世凯想干而没干的坏
事，依然不能逃避人亡政息的宿命。因为这两个独夫都无法理解：
中国革命，即中国的野蛮化过程，是一场寻求新的生命原力的巨大
的民族冒险。
一、从五四到六四
1989 年，我曾在《反传统主义的七十年》一文中，谈到从五四
到文革一脉相承的“反传统主义”。当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时候，它
不再作为几十年一贯制的“五四青年节”受到政治仪式上的纪念。
全国知识界终于打破了年龄层的隔阂，以一种文化认同的态度、异
乎寻常的关注来重新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是因为，1989 年和
1919 年之间确实发生了一种遥相呼应的历史关系。
人们谈五四，不单指 1919 年 5 月 4 日的学生抗议而言，而是
用“五四”这个符号指代那个历史周期：伴随着袁世凯的死，所开
始的中国社会的彻底分裂（1916 年），到北伐胜利即在蒋介石强权
下，中国的初步统一（1927 年），并以“五四”来指代这整整十二
年间的新文化运动。袁世凯的死，把辛亥革命的后果充分展示了出
来，那时，社会失范状态带来了文化观念上的空前绝后的活跃。这
样，“五四”就获得了和新文化运动同质的象征性。
1919 年 5 月 4 日所发生的学生造反运动，被认为是最能代表
这一文化运动的精神的。但实际上，在新文化运动的宗旨“科学与
民主”，和 5 月 4 日运动的口号“救亡与自强”之间，却存在着普
世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深刻分歧。不错，民族主义运动完全可以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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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民主作为推进自己事业的工具来使用，这在逻辑上是没有疑问
的，而且被日本和欧洲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一再证明是有效的。
但任何武器和工具都是中性的， 这意味着它既能用来推进一个事
业，也可以用来削弱甚至破坏这个事业。
我那时已经指出，在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与共产主义的
“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集中制”之间，具有逻辑的联系。
在中国现代史的实际运作中，仅仅把科学和民主当作促进“富
国强兵”这一民族主义目标的工具来使用，结果就导致在民族危机
持续深化的苦难历程中（八国联军、二十一条、九一八事变、第二
次中日战争……），断然地放弃了这些被认为是低效的、不能应急
的武器，而去寻求更直接、更有短期效应的武器。实际上，主张暴
力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科学与民主
的局限性时，正是这么做的。结果，中国开辟了一个“山沟里出马
列主义”的新的野蛮主义时代。
“科学与民主”是目标吗？ “民族主义”是目标吗？“科学与
民主”和“民族主义”究竟谁主谁从？或者，二者都应该服从于其
他更高的目标：“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些，曾多么深入地困
惑着迄今为止的中国思想家们。
凡此，当然可以无休止地讨论下去。尽管历史常常通过讨论来
显现自己，但历史并不是讨论。因此，当“民族主义”的救亡运动
与 “普世主义” 的科学与民主之间开始在 1919 年以后出现分歧
时，新派人物就因为“必须做出历史选择”而趋于分裂了。这种分
裂性的选择导致了连锁性的社会事变。而“反基督教运动”的兴起，
也是五四运动的一个后果。
由于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完全是外生型的（外国舶来的）而不是
内主型（自力更生的）的，甚至连号召自力更生的毛泽东思想也还
是为了保卫外国舶来的马列主义和“祖国苏联”。甚至毛及其党徒
都要声称自己死后是“去马克思那里报到”。因此对他们控制下的
中国人来说，西方的真理永远只能是“死的物”而非“活的灵”--
接触它和学习它，只能通过西方的人、器物、技术和制度等物的中
介。这并不是说中国人冥顽不化，因为反过来，中国的文化与精神
在西方人眼里又何尝不是一种“死的物”而非“活的灵”？又何尝
能不通过物的中介而直接交流？既然西方文化是“物”，则它只不
过是作为养份而来到我们的文化构成中。这样，就必定存在一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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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的、以我为主体的消化过程，就必不可免地需要一个“胎盘”，需
要健全的肠胃功能。
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等观念的谬误，即在于它们都把某种文化
当作“体”， 而忘了只有人、尤其只有“我”方是唯一的文化主体！
“全盘西化”当然不可以，即便“以西方为宗”也只是一个幻想，
或流为一个口号。其结果恰恰是无从消化西方文化，结果徒令中国
社会文化的有机体患上了消化不良症，患上了伴随而来的紊乱症。
这表现为反文化的土匪习惯日益成为社会的时尚。
几百年前的蒙古、满洲占领中国， 也还要沐猴而冠、假冒斯
文，但近代中国“西方化军阀”、 “苏俄化党阀”却连伪装也不要
了，而竞相标榜野蛮。事实上，这百年历程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其
实，从五四前后开始，对传统文化的反叛本来是以不满现状为前提
的，批判传统文化实际上是在批判现实。 脱离现实的“传统”既无
法存在，故“反传统”成为社会革新的同义语。同此，目前对“传
统文化”尤其是对“小传统” （即“党文化”）的反思亦然。 一切
反传统主义，得出的结论都只是功能性极强，而真理性颇弱的。
鸦片战争以降，中国文明已不能适应新的世界格局，此种功能
性批判也是应运而生。但反过来说，实践也已证明，从洋务派企图
用西式的政治规范来对中国社会进行改良和革命，再到五四运动企
图用西式的文化模式改造中国人，先驱们向西方寻求真理以使中国
现代化的目的也并没有完全实现。因此，我大胆地预测，如果把十
九世纪末叶， 尤其是五四以后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分为两大阶段的
话，迄今为止的第一阶段的主流形式是“吸收西方的文化”，而此后
开始的第二阶段则应是“消化西方的文化”！而要达到健康的消化
状态，则必本于自身的活力，本于自身良好的竞技状态。这在文化
上体现为对传统文化的某种复归。事实上，迄今为止的中国现代史
已反复证明，这一周期性的钟摆：反传统主义与新国粹主义，将在
历史进程中日益合一。
二、“文革”的由来
帮助满人镇压汉人起义的汉官林则徐，是个福建人，因此接触
西方较早，可算第二个现代思想的先驱者。他的朋友与学生魏源以
及冯桂芬开始提倡研究西学，制造西器，但没有什么结果。一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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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运动，中国才去研究欧洲文明。曾国藩有宣导之动，其幕
客如郭嵩焘、薛福成等（还有在野的王韬），对于西方文明已颇有瞭
解，虽然曾国藩自己自始至终并没有深刻认识，但江南制造局之编
译工作以及李鸿章、张之洞等的事业，使中国接近了现代文明一步。
现在有许多人批评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见解，其实这
一旧时代的开明官僚还知道机器重要， 今日许多新人物还轻忽机
械。（蔡尚思《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四卷，149 页，浙江人
民出版社）
这里提出了任何严肃的学者都无法予以回避的现象：“旧时代
的开明官僚”都还知道先进机器的首要性，这表明他们远远没有陷
入“以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途径”。相形之下，倒是文化革命热潮中
出现的“新人物”却变得轻视起机器的重要性来了。很明显，这一
观念反差之所以会发生，是由于洋务运动在实践上的破产。尤其是
紧接下来的康梁改制的努力也失败了，更由于主张实行彻底政治变
革的辛亥革命竟也趋于失败！又加上反袁世凯的“第二次革命”的
不了了之……这一系列性的挫折， 使得新思想家们对以西方的技
术、西方的政治、甚至西方的社会模型来拯救中国的努力，感到彻
底灰心绝望了。从此，他们才走上了以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极端
主义”的立场。这一极端立场，如前所述，并非中国传统文化的中
庸之道、务实精神所固有的。相反，中国传统文化早在董仲舒时代
起，就一贯是坚持“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立场的。
以思想革命来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的独
创，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结果。正如陈独秀在《偶像破坏论》
（1918 年）中开宗明义地点破的，“一声不做，二目无光，三餐不
吃，四肢无力，五官不全，六亲无靠，七窃不通，八面威风，九（音
同久）坐不动，十（音同实）是无用，这几句形容偶像的话，何等
有趣！……偶像何以应该破坏，这几句话可算说得淋漓尽致了。但
是世界上受人尊重，其实是个无用的废物，又何只偶像一端？凡是
无用而受人尊重的，都是废物，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
“打倒偶像”，正是西方现代精神的主张。 尼采不是大力宣传
偶像破坏论吗？ 马克思不是力主“与一切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
决裂”吗？这与中国的保守成性的文化传统何干？再看下面这些言
论，就知道陈独秀为什么加入了苏联缔造的共产党，而没有自己组
织一个中国式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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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苟偷庸懦之国民，畏革命如蛇蝎，故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
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
未能充分以鲜血洗淨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
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
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
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推其总因，乃在吾人疾视革命，不
知其为开发文明之利器故。”（陈独秀：《文学革命论》［1917 年］见
蔡尚思《中国现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第四卷）
“国民”成了反传统主义者攻击的主要对象。五四时期的新青
年之谴责“吾人”，与八十年代的新中年（新观念）宣导“全民族共
忏悔”---实有外国思想指导下的异曲同工之妙。而具体的文学革命
之所以有其必要性，恰恰就在于政治革命的失败一下子暴露了“疾
视革命”这深厚的国民性。从此，“吾人”的劣根性已被认定为中国
积弱的主因。所以，新文化运动首先把表达民族精神的文学，列为
革命的物件；继而在总结民族理想的孔教的批判上达到了高潮，结
果是鲁迅在《狂人日记》（1918 年）中发出了“仁义道德吃人”的
反传统呐喊。虽然《狂人日记》的思想来源还是陈独秀和胡适：
“孔教问题，方喧呶于国中，此伦理道德革命之先声也。文学
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
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 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 以为吾友之声
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凋琢的、阿谀的贵
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
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
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瞭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陈独秀：《文学革命
论》）
仁义道德，正是中国文化的魂，是中国民族千百年来为之献身
的理想。为什么在革命知识份子心目中变成了吃人的怪兽？显然，
因为这只是一个反传统主义者的命题。
在国粹派看来，这命题大逆不道。而在一个中性的文化史家看
来，这命题也是偏颇的、缺漏百出的。因为仁义道德的文化系统作
为中国人生的基本价值，曾在历史上发挥过极重要的功能。否则，
它就不可能统治一个伟大民族的精神世界达几十个世纪之久。而在
我们看来，仁义道德在不同历史时期也确实拥有全然不同的功能，
它不仅吃掉坏人，也常常爱人、护人、尤其是养人。因此，这概念
本身的内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完全殊异。“吃人的仁义道德”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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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念，恰恰是在民国初年的社会文化的失范状态中产生的，是由
参与新文化运动的新型知识份子们体悟出来的。我本人一点也不怀
疑他们的切肤之痛和所谓真诚，甚至也承认这命题当时当地的真实
性：他们彼时彼地所看到的传统（即仁义道德的当时状况），也许是
有吃人而不仅仅是吃坏人的一面。
关键不在于“仁义道德”这几个汉字会吃人，也不在于这几个
汉字所代表的概念和文化传统会吃人，而在于当时当地结合了这些
概念的社会权力集团已经失去了对社会生活的指导力量。结果仁义
道德原有的积极社会功能（爱人、护人、养人）消失殆尽，而更多
暴露其消极的社会后果（“吃人”）了。 鲁迅在《随感录·三十五》
中的自白是典型的，他援引并赞扬了一位朋友的妙语，“要我们保
存国粹，也需国粹能保存我们。”此语道破了天机。
事实上，人和人的文化（即国粹）之间的这种互保共存关系是
公认的、无可非议的。而新文化运动之前的近六七十年间，中国社
会所经历的改革和革命的历史己经表明，中国的国粹已经无法保护
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了，甚至很难保障中国人的生存。这日益暴露出
来的“不能应付”，激发了日益增多的否定传统的冲动。
这是一个渐进过程：洋务派否定经济的技术层面的国粹，维新
派否定政治理论和社会制度层面的国粹，革命派否定中国文化的最
核心部分---皇权。这一步步的否定，一步步的“反传统扩大化”，
才导向新文化运动的全面颠覆效果。其结果是把“我们”和“国粹”
完全对立起来，“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要问它有无保存我们的
力量，不管它是否国粹”。（鲁迅：《随感录·三十五》）这其实是“文
革宣言”。而在传统文化没有面临西方文明强有力挑战之前，“我们”
和“国粹”不仅相安无事而且互相提携了几十个世纪……
可见，所谓“以思想革命来解决问题”，是中国文明的直接居民
（“汉人”）在其现代化的道路上，经受了一系列明显的挫败之后才
兴起的思潮。 这显然不同于中国文明的间接居民 （“藩邦”如日
本）所采取的现代化道路。其特点是以文化革命为宗旨的总体革命
的动员；其精神动力，则十分怪异地采纳了“从西方觅得的新经”。
退一步看，在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前，反传统主义即使在爱国志
士中也从未占有过主导地位。反清志士、排满的民族革命者（如邹
容）和持有激进共和主义观点的革命宣传家陈天华，也只是抨击中
国两千年大一统专制的政治独裁，而从未对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进
行过陈独秀式的全方位攻击。可见，危机确在深化，革命确在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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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山沟里的“思想”
新文化运动终于为中国人，尤其是知识阶层，塑造了一种全新
的政治态度。这种性格要求，为中国的复兴，须在传统文化的根子
上大动手术，甚至在我们的国民性上动手术：用现行的时鬃话说，
也就是要在文化和民族的“基因”上作文章---这才开创了“以思想
革命来解决问题”。这种精神在文革时喊出了“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而在文革后又主张“全民族共忏悔”……形态虽异，情致则一。新
文化运动开创的这一新的国民性，也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紧紧
依据着当时的社会形势：
从 1916 年袁世凯之死所形成的政治溷乱开始，到 1927 年北伐
战争的大致结束从而创立了一种新权威而告终。这十二年的新文化
运动明显地揭示，中国文化运动的活力，恰恰是从社会政治的动荡
溷乱甚至解体中获得的！思想的解放是和社会的解体相辅相成的。
所以新文化运动前后夹击着袁世凯强权与蒋介石强权。这两个强权
时代，当然较少政治上的扰乱，但传统主义则有所抬头，自由思想
却大大减少了。政治与文化的这一反效应，表现为袁世凯时代比之
辛亥革命及其准备时期，都更多保守主义的倾向；蒋介石时代比大
革命及其准备时期（即新文化运动期）也更多思想回潮的意味。
袁世凯和蒋介石的保守主义虽不尽同，但他们都表现出对中国
大一统专制时代主流文化的认同。这认同并非巧合，而是革命力量
即反传统力量的退潮所导致的。与这退潮同时来到的，则是要求“重
建道统”的呼声。但正像中国的现代史告诉我们的那样，中国社会
危机的症结并不是道统问题所触发的。所以，临时性的重建道统，
虽有助于暂时稳定社会秩序，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中国社会面对
现代世界新秩序时，所遭遇的全面不胜任。这样，保守主义的抬头
也就不可能产生决定性的结果。革命的和反传统的力量，不过是暂
时退避了，退到某种地下状态。如二次革命失败后的国民党力量，
和大革命失败后的共产党力量。但这只是在等待一个更有利的、必
定要重来的“革命高潮”。这高潮即是社会危机的再度激化。因为社
会危机越是得不到解决，以思想革命来解决问题的冲动就越是受到
青年造反者的拥戴。他们力图在社会文化的根子上挥刀斩乱麻，以
“毕其功于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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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伐战争结束后的十年内战期间，革命的反传统主义主要汇
集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形式，以此破坏社会秩序和文化结构，其高
潮是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此相应，官方的“文化围剿”
运动也就十分自然地采取了一种“准国粹主义”的立场。国民政府
开始崇信宋明理学的遗绪，并以此作为其政权正统性的凭据。在“捍
卫优良传统”的旗帜下，“新生活运动”的赞助者们，向他们所认定
的“全盘西（苏联）化”、“不合中国国情”等左派倾向进行不断的
反击。为此，他们甚至对各种谋求进一步变革的反传统主义者一律
扣上了一顶“领取卢布津贴”的政治帽子，而不管这些人是不是在
组织上加入了政治反对派。
可见，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自始就不是一顶单纯的书斋中的革
新，而是终究要与社会变革的脉络相通的社会行为。以思想革命来
解决问题，实际上恰是社会革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准备。这在古今
中外的大变局中，可谓通例。
进入 1930 年代后半期，随着民族矛盾的日益突出，抗日战争
爆发了，在国共两党“一致对外”的合作过程中，文化和政治之争
为要适应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做出了若干相应的调整。在民族矛
盾中，反传统主义的声势自然有所缓和。“长城”等民族传统的象征
物，在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受到再度的颂扬。其实这个长城就是鲁迅
等激进分子所痛骂的仁义道德。
随着边区政权的确立，一种新的、特别适应山沟国情的“理论”
---毛泽东思想被创造出来。由此形成了一种新的，此后支配了中国
几十年历史的小传统：延安精神。“东方红，太阳升”成为延安精神
的写照。
“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是由刘少奇率先提出的， 这耐人寻
味。正如在几十年之后，在遭批判的《论共产党修养》中表明的那
样，刘少奇的思想深处有很深的儒家背景。也就是说，刘少奇等“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同创建毛泽东思想”，等于搭建了自己
的断头台。这个“马列主义的中国化，或马列主义的儒化”，是在边
区内地的农业环境（“山沟”）中产生并得到发扬的。“山沟里的马列
主义”，取代了莫斯科工业环境来的政委们。
当梁漱溟到延安与毛泽东论证说，为什么十年内战期间中共无
法获得人民的支持，而一旦运用了统一战线的法宝之后就赢得了大
量知识份子的归顺……显然是赞扬了山沟里产生的抗日口号，这个
口号是反抗满洲国的，而不是引导满洲国的了。显然，中华苏维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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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成立于 1931 年（1931 年 11 月 7 日至 20 日，在江西瑞金召
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临时中央政府），这是在“九一八”国难之后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比“五族协和”的满洲国还要居先。（1932 年 3 月 1 日，满洲国宣
布成立。五族协和有满族、和族、汉族、蒙古族、朝鲜族。）
在山沟里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此后演变成一场新国粹主义。只是
让“天朝意识”被“世界革命中心”的理论所取代，使反传统主义
和新国粹主义获得了一种历史促成的联姻。这表现为文革之前十七
年对中国传统有条件的认可甚至赞同：其途径是把中国传统一分为
二，分为“封建性的”与“人民性的”。然后再从中抽绎出某些新国
粹主义的原则信条。全部的历史图解就依照着这种严格的教义区分
给予重写，从文学史到经济史、到社会发展史、到当代社会的分
析……
这次新国粹主义的建立，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中国传统和现
代社会变革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以一种非常巧妙的艺术即“把
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的辩证关系，将中国权力的链条又重
新衔接了起来。但这仍然不足以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基本问题，即
如何迅速适应这个急剧发展着的工业化进程和列强们奠定的世界
格局。结果导致中国在 1960 年代再度陷入世界性的孤立、隔绝与
落后，这一国际压力所激化的危机，再度以社会动乱和文化痉挛的
方式爆发，史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文革”全称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为社会和文化的
空前失范，文革是反传统主义最无顾忌的伸张。 即便在“五四”时
期的反传统主义也从未通过如此规模的官方认可和权力推动，来达
到此等爆炸性的全民运动（即运动群众）。此中因缘，当然是受“五
四”精神感染的那“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起了决策作用。五四
精神是以“从青年乱党到老革命家”的方式，被文革继承了。这两
个“新文化运动”的共同特征，便是全面的反传统主义。
文革的根本精神是“反对封资修”。那么，什么是封、资、修？
“封”，是指封建主义，是对中国全部传统社会的简称。文革爆
发时的中国，已经逐渐放弃了前此二十年间不断确立起来的新国粹
时期所奉行的新道统原则，即“封建性”与“人民性”的两分法，
而重新采取了“反对中国全部传统”的激进立场。毫无顾忌的“破
四旧”，作为精神暴力和社会暴力的综合联手，推动了反传统主义
的再次嚣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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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是指资本主义，是对“西方文明”的简称。马克思主义
所承认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合理性，这时也被完全否定了。西方工业
文明的全部传统价值和实践理性，被当作万恶之源予以铲除。这是
反传统主义在新方向上的膨胀---从五四时期反对中国的传统，扩
大到了文革时期也反对西方的传统。
“修”，是指修正主义，是对苏联模式的简称。尽管文革在理论
上承认斯大林主义的合法性，但在实践上却否定了其制度与运作的
方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这一“三反性质”，实质上是对人类
迄今为止保留下来的一切文化遗产，进行了一场全盘否定---“无产
阶级专政”一词已经象象征性地说明了文革主人乃是一个文化上的
泼皮，是在孔庙里喂马的无赖。文革“浩劫”之所以影响深远，迄
今四十年时间仍是看不清楚其边际，就是因为它的三反主导精神是
从五四就单方向（反中国传统）开始，并在邓小平改革中被全方位
继续贯彻成为文化虚无主义。而身陷其中的我们，当然不可能清楚
这绵延一个世纪之久的、从五四到如今的“超级文革”的复杂破坏
性究竟有多深……
要在否定“文革”的行动中， 为中国社会文化开出一条活路
来，这是对的。但问题在于如何开路。事实上，国人至今仍在沿着
文革反传统的思想道路继续摸着石头过河。提法与观念的更新，无
法掩盖这一根部的陈腐。
四、革命阶段与反动阶段
如果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个基本主题---“启蒙与救亡”对
立起来看待， 认为五四以后的历史就是一部以救亡代替了启蒙的
历史，从而导致一种新蒙昧主义的出现。而 1989 年的现代，恰恰
是到了宣导一个新启蒙运动以再度开发民智的时候了。在这种逻辑
的推导中，实际上包含着一个误解。
我们知道，中国现代史上的任何一次启蒙努力，甚至龚自珍式
不自觉的启蒙，都是和当时的社会形势、救亡的主题联系在一起的。
而以救亡为主题，恰恰构成了中国启蒙运动与西方启蒙运动的不同
特色，甚至在严复译著的移花接木式的启蒙中，也时时围绕着救亡
和富国强兵的思想之轴，这并非巧合。这与龚自珍式的文化结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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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启蒙已有很大不同，而且被后继者们一直巧妙地保持了下来，甚
至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翻译家们也在不自觉地执行这一传统。很
难说这是“以救亡去代替了启蒙”。
中国现代史上的启蒙活动，并非某种文化魅力自然萌生出来的
结果，而是在受到西方实力政策、炮舰政策（以及当代的“经济实
力”、“经济政策”）的挤压后，被迫作出的应变之举。在外生型文明
这儿，“启蒙为救亡服务”的轻重缓急位置是自然的。而当“启蒙过
头”亦即单方面的启蒙可能干扰救亡的大方向时，大多数人就会相
当自觉地站到阻止启蒙的一方，而去颂扬皇帝的新衣。
即使现在的二十一世纪，中国百姓中到底有多少人真心喜爱科
学与民主，而不是仅仅将之作为一个改善生活的手段？ 这不是错
误，也不是国耻，这是一种社会与文化性格。在这一点上，中国的
精英与百姓，并无根本的分别。因为他们不论是如何的“高干”出
身，他们的父母或至多是祖父母，也多是来自底层民众。寻常百姓
的困苦同样压到了他们，“富不过三代”是中国的一个残酷现实。
谈论“文革”的人多，观点也不一致。但有一个共同点：大家
都在扮演满身创伤的受害者，怀着“形形色色的义愤”，从事着“事
后聪明的谴责”。所以，也就很自然的，人们不约而同地把文革的结
束，定于毛泽东的死亡及其工作班底的分裂，一部分毛党如华国锋、
叶剑英、汪东兴祸起萧牆，干掉了其他毛党：甚至毛的侄子毛远新、
毛的遗孀江青，也遭到其“接班人”华国锋的暗算，这次政变被叫
作“粉碎四人帮”。
然而，这种以宫廷政变来划分历史阶段的做法，其实是以偏概
全。我们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非延续到毛泽东死亡，它
实际上结束于 1969 年的中共“九大”的“团结起来”---文革派与
走资派团结起来，共同镇压了毛泽东利用完了的革命群众。
1966 年 8 月老毛开始“煽风点火”，到年底，各级党委垮台，
造反运动第一阶段结束。
1967 年，军方介入群众运动， 以“支左”名义拉一派、打一
派，造成广泛的流血冲突。
1968 年，老毛以“最高指示”来挽救党的危亡，通过“转移斗
争大方向”，施行“釜底抽薪”，扑灭了即将发生的群众自主革命。
1969 年“九大”以后，党内文革派与走资派在毛泽东的撮合下
“团结起来”，下压群众自主革命，外骂“美帝苏修”以转移视线。
谢选骏 从两个五十年透视文革
15
比较一下：1966 年 8 月---1968 年 8 月间的“清算资产阶级反
动路线”（向党进攻）和 1969 年---1976 年间的“实现革命的三结
合”（清算群众）这两个时代，就知道前者激动人心，充满悬念；不
论你认为它好它坏，它都是积极动荡、紧张亢奋的；那时，社会激
烈运动，消息灵通，实现了共产主义制度下从未有过的新闻自由。
它的口号是：“对无产阶级无密可保！”后者则是消沉窒息、迷惘颓
唐的。社会表面一律、情绪低落，新闻被严格封锁，共产党官员一
天到晚忙于“搞政治调查”、并不断“追查政治谣言”。
老毛的这种出尔反尔，与邓小平在 1979 年利用“西单民主牆”
摸打民意牌和利用党内民主派清除凡是派，尔后翻脸不认账，关闭
民主牆、清除精神污染的做法，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如出一
辙。有识之士说毛公公曰：“过河拆桥”，邓公公亦如是也。“工宣队”
的赤膊、“军宣队”的胶鞋，占领了学校，也就搅乱了学校，为毛泽
东这位不安心图书馆工作的前图书管理员，出了一口年轻时代残留
下来鸟气---这就是文革的落幕。
毛泽东送给工宣队的那颗芒果，就是所谓“人民文革”的死刑
判决书。“九大”的开幕和林彪“无限忠于”、“要准备打仗”之类的
声嘶力竭，乃是为文革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想”所开
的一场追悼会。“继续革命”在老毛的主导下变成了“继续镇压”
---十七年的黑线开始复活。
革命是自下而上的造反，镇压是自上而下的整肃。革命与镇压
的不同基调，构成了文革的两阶段：革命阶段与反动阶段。
在事情的另外一面，这两个阶段并不是自然发展的，而是被老
毛控制的。当学生们在 1966 年受到毛泽东的愚弄，而不明真相地
向他老人家卖弄风情时，他老人家一定在刻毒地嘲笑这些少不更事
的小笨蛋们正在落入他老人家布下的天罗地网。但学生们在 1967
年唱起“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思春歌曲时，他们
的冲动其实也并不是来自所谓“绝对服从毛的权威”，而是试图塑
造自己心目中的反对压迫的人民英雄。
但是 1968 年“清理阶级队伍”和“上山下乡运动”以后，一直
到 1976 年毛泽东死亡之间所发生的主要社会政治事件，性质就完
全变了。不但不属于上述的“无产阶级理想”，而且与之背道而驰。
这七年之间的一本血泪帐，不是革命，而是清算革命---充满了宫廷
的阴谋，如“批陈整风”、“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大小党
棍之间的倾轧，戏剧性地体现在毛的左右手之间---坐在毛左边的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16
林彪、四人帮和坐在毛右边的周恩来、邓小平。他们的钩心斗角绝
不是无产阶级的，这些蝇营狗苟，既无文化意义，又无革命价值，
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想”的绝妙讽刺和清晰说明。
这些蝇营狗苟的故事，只是在文革遭到毛的镇压、毛的许诺已
经完全破产后，在百无聊赖又不甘寂寞的宫廷中，所上演的一幕幕
“关河空锁祖龙居”罢了。它可能拥有的积极意义，在于加深党的
分裂、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开创了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次出
现的“指挥失灵”的神经瘫痪症。它的后遗症也是“视而不见”的：
激起了弥漫全中国、辐射全世界、从此将与共产主义运动伴随终身
的怀疑主义思潮。没有这样的“文化革命”，就不会有 1980 年代出
现的“思想解放”。
按照上述观念，“文化大革命”只有短短两年时间：1966 年 8
月─1968 年 8 月，再加上一年扫尾时间。1969 年 9 月以后，“文化
大革命的主力军---红卫兵小将”本身都被驱逐乾淨，这时，还说这
场革命“在继续深入”，那么就是毛泽东式的声东击西，指鹿为马了。
严格意义的文化大革命，不同于今日滥用的“文革”一词：它起源
于“造党委的反”，结束于“忠宇舞”的奴性表演。
这两个时代流行着完全不同的精神：革命与反革命。应该这样
说：“文化大革命的革命阶段”开始于 1966 年，结束于 1968 年；
“文化大革命的反动阶段”开始于 1969 年，结束于 1976 年。
综合起来可以说，主导文革的毛本人，一人就变脸扮演了三个
角色：
1、雅各宾党人（1966－1967 年）；2、热月党人（1968－1969
年）；3、拿破崙（1969－1971 年）。
例如，文革中北京五大造反派头目（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
记聂元梓、北京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学生谭厚兰、北京地质学院学
生王大宾、北京航空学院学生韩爱晶以及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
1971 年后都被毛派当局隔离审查，而在 1979 年以后，又被邓派再
度逮捕惩罚。
可惜老毛这个“背叛了文革理想”的“中国的热月党分子”、
“中国的拿破崙”并不敢打出国境，只敢在边界上和苏修搞搞磨擦，
小打小闹。两年后（1971 年）因为听说苏联可能要收拾往日的仆从
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毛因此恐慌，不得不向美帝跪地求饶。
而对此天翻地覆的变化存有疑虑的副统帅林彪，也就像抹布一样遭
谢选骏 从两个五十年透视文革
17
到了无情地抛弃。1972 年乒乓外交之后，毛更是放弃了所有的“无
产阶级理想”，向西方全面投降，比早年的“抗日英雄”袁世凯晚年
向日本屈膝投降，有过之而无不及。
回头一看，林彪－四人帮的垮台，何尝不在 1968 年他们伙同
周恩来代表的党机器一起镇压革命群众（“一打三反”、“清查五一
六运动”）的时候，就注定了。不需“彻底擦亮眼晴”，就能看破老
毛“变脸游戏”的此中分际。 正因为这样，自 1969 年文化大革命
被毛泽东亲手镇压下去之后，中国生活的全面倒退就是不可避免的
了。这种革命失败后的倒退现象，不是“文革”所特有的。1969 年
以后弥漫在中国大地上的种种虚伪、消沉、堕落，是一切失败了的
革命都经历过的，而正是这些而不是革命高潮，才构成了众口一词
的“文革的消极因素”。
相比之下，文化大革命却有两点积极贡献：
一，它使共产主义的神话动摇并最终破产了。只有经历过 1950-
--1960 年代的“党组织”无微不至的压迫的人们，才能体会到“共
产主义的奴役”是多么无孔不入地令人窒息，才能体会到文化大革
命带来的意外解放，是多么歪打正着的珍贵。
二，它点燃了社会底层的“新野蛮主义的燎原大火”。这种上下
乱窜的野火，跳跃在新一代中国居民的身心中，成了他们的第二本
能。它蔑视秩序、仇恨理性；因为在它看来，理性只是伪装的谎言，
秩序只是骗术的集大成。
不错，这两个“积极贡献”本身并无建设性。它使“文革成了
一个不能生育的荡妇”。这位荡妇以其破坏的纵欲，威胁正常的生
活。但是，请允许我们有限度地赞扬这位荡妇吧---因为正是她，扒
掉了一层血腥伪善的面纱：“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宗
教，为了自己的特权而剥夺多数人的生存；为了少数人的车库而拆
毁人民的茅屋；为了少数人的游泳池而封闭了许多公园；为了“人
民大会堂的宴席”而活活饿死了几千万人民。与如此“壮丽的共产
主义”相比，“文革”这位荡妇，倒体现了无知少女般的纯真。
只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彻底打倒共产主义，所以，在它之
后必有一个漫长的溷乱时期。从此，1949---1966 年间被强力掩盖
着的社会分裂表面化了，并将长期左右中国的命运。这不是什么新
鲜事。早在“文革”前一百多年间（1850---1949 年），中国就一直
滚荡在社会分裂的泥潭中。“文革”不过是撕开了完好的表皮，把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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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的烂疮暴露了出来。功乎罪乎，评说自然因人而异。毕竟
从此，共产主义“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面纱飘然坠落，露出了不
择手段的髑髅。
五、文革的动力与象征
不理解中国事务的人们，往往把文化大革命看作“一场人为的
灾难”，同时，把它的动力看作毛泽东和他的小集团。我们说，这种
看法是肤浅的。毛泽东和他的小集团，不过是在特定的时刻点燃了
导火索而已；至于那个迟早要爆炸的炸药包（它的标签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它的内容是空前激烈的阶级压迫）；却是那些“文革的
主要受害者们”与毛及其小集团一起制作的；至于炸药---被压榨得
一穷二白的人民长期酝酿的愤怒，则是中国一百多年来屈辱的国耻
和严酷的革命历史所逐渐积累的。
正如许多其他的历史事件一样，文化大革命的历程和结果，大
大出于它的“发动者”（即“玩火者”）的图谋和预料之外。因为革
命的真正动力---人民的普遍情绪---在革命爆发之前是很难测定
其强度的；在革命爆发之后则又难于操纵其方向的。
人民的不满是针对共产党的“十七年黑线专政”而发。这种情
绪由来已久，只是在等待一个爆发的时机罢了。毛泽东及其“中央
文革”只是利用了这种情绪，把它引向自己的政治欲望所需要的方
向；但并不是无中生有地制造了这种情绪。否则，毛泽东后来还可
以继续挑动群众互殴，也不至于无法继续其政治游戏。然而即使毛
泽东自己也清楚，对 1949 年－1966 年的十七年黑线专政，毛本人
也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他和革命群众之间的蜜月，其实是
难以持久的野合。
1968 年以后，一方面，文化大革命终于遭到镇压，使群众不满
的问题没有得到合理解决，社会制度的改良也无从说起；同时，由
于文革造反“冲击”的人过多，进一步积累了新的怨恨、制造了新
的问题。另方面，文化大革命不仅让人民付出沉重的代价，而且它
的许诺却始终无法兑现，“破而不立”的结局，使中国社会陷入持续
性的、“制度化了的溷乱”。
这两面压力，使中国的社会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了。同时它也使
得原先分散的对立情绪，逐渐集约化到毛自己身上，并在民间逐渐
谢选骏 从两个五十年透视文革
19
凝聚为一个完整的认识：“老毛不死，国难不止”。几年以后，这个
认识终于在 1976 年的天安门广场化为愤怒的吼声：“秦皇的时代一
去不返了！”不难理解，1976 年 10 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人们，
其实是在庆祝毛的死亡。这都是因为，毛泽东作为共产党的独裁者，
1968 年以后就撕下了“人民保护神”的假面具；所以，对他的“个
人崇拜”逐渐消退，在 1971 年以后也就烟消云散了。
如果我们深入一层，增加一点寻根究底的意志和弄清真相的欲
望，就不难发现：除了人民群众对党的统治的厌恶，外部世界对中
国的压力，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动力。
文化大革命也如中国现代史上一连串的革命一样，是中国社会
竭尽全力适应外部世界压力的表现。文革的行为模式因此很像二十
世纪欧洲最流行最时髦的行为模式：不是十九世纪的民主主义，而
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这表明中国社会的滞
后性，六十年代重复苏联三十年代的大肃反。
总结一下文革的动力分析：
（一）两股合力的社会分析：
A：僭主耍阴谋。
B：人民要伸冤。
（二）两股合力的心理分析：
A：“社会的精神病”；怀疑狂以“革命”为护身符，结果
导致互相迫害。
B：压抑下的人性：从被迫造反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文革的动力形态，决定了其“斗、批，改”有“斗”、“批”而
无“改”的历史命运。其结果造成了“文革拖延不决的‘改’最后
演变成了邓小平的“改革”这一历史的滑稽（而不是历史的逻辑）。
而作为其中间环节的、初步结束文革的“清理阶级队伍”（1968 年），
不过是使社会初步回到文革之前的“专政模式”即整肃阶级敌人而
不是打倒走资派的模式中去了。
什么是“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理想”？
（一）打倒走资派、特权阶级，消除官僚主义、解除专制压迫。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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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经济领域的无产阶级革命完成之后，消灭了人剥削人
的资本主义现象，进行上层建筑的无产阶级革命，消灭人压迫人的
政治制度。
（三）创立一个“让群众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
解放自己”的新型社会。
这样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想是否非可以操
作？这是另一回事。但它通过授权人民造反的煽动，提供给文革以
巨大的动力。要知道，当八百万学生 1966 年秋天分批云集天安门
广场接受毛泽东“检阅”时，他们不是来向各级党委的领袖致敬的，
而是来感谢毛泽东把他们从共产党工作组的迫害下解放了出来。要
不是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这些学生将重蹈 1957 年右派分子
终身流放、牢底坐穿的厄运！难怪当时的党委干部攻击学生造反是
“形左实右”，“类似右派向党进攻”。至于在 1966 年 8 月---12 月
“向党进攻”（它的高潮是“打倒刘少奇”）之前流行的“破四旧”、
痛打死老虎，即迫害已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势力的活动，是由
党委高干子女们带头干下的“自上而下”的镇压行为，这和后来火
烧党委、炮轰书记的“自下而上”的造反行为， 具有“向党进攻”
的性质，方向完全不同。所以造反派据此指责保皇派“犯了方向性
路线性错误”。
在这样的理想下，文化大革命的象征物是什么？
---不是红卫兵。因为他们主要是“毛主席”下面没有独立意识
的应声虫，“其兴也倏，其亡也忽”---正是其命运的写照，他们的
兴亡是操在他人手中的水月镜花。当他们的独立意识刚刚开始萌芽
之际，他们的脖子就被毛泽东无情地扭断，因为自由与独立注定不
属于红卫兵们的范畴，他们注定只是黑夜墓地里的鬼火。
---不是造反派。作为群众的无意识冲动的杰出代表，造反派
当然推动了历史的前进； 但是他们并无真正的组织、纲领、行动方
向，更无哲学、艺术、精神方向。除非，在下一个决战的回合中，
构成造反派基础的那种“被压迫力量”---受命于一种新的哲学、鼓
舞于一种新的艺术、规范于一个新的组织，并为一个新纲领而战。
只有那样，“造反派”才能肩负新的命运，成为历史的象征。
---不是毛泽东。因为不是别人，正是他本人，把“文化大革命
的熊熊烈火”扑灭在人民的血泊之中。如此看来，他的“亲手发动”
实在是一个“始料不及的失算”，是出于“僭主与人民”之间常见的
谢选骏 从两个五十年透视文革
21
那种“历史的误会”；甚至，是命运对这位不可一世的“老造反派”
开下的一个毁灭性玩笑： “自尔得之，自尔失之，又何怨乎！”所
以，1969---1976 年间他力图重挽颓势的一切努力，均以失败而告
终。野心和怯懦的反向，撕裂了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太阳。
---不是各种各样的“受害者”。因为他们是属于过去年代的；
只有在“被政治风暴清除掉的垃圾和渣滓”的意义上，这些过去时
才可能在一起凑成一个可怜的整体。他们的受害并不是出于殉难，
不论是主动的献身还是被迫的牺牲都算不上，而是由于即使低头认
罪了也要被穷追猛打直到死亡的毛式“群众专政”的压力。 这种废
墟式的苦难因此无法开出原野里的生命之花， 而能否开出生命之
花，正是“殉难”与“受害”的区别所在。
---不是“广大人民群众”。因为这样的东西并不存在，随风摇
摆的“群众”在毛的股掌中，已经堕落为一个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的应召女郎，一个政治上的小太监。
既然如此，那么，“文化大革命的象征”又是什么呢？我们说，
是一种近乎无耻的实用主义，近乎麻木的顽强，姑名之曰“仙人掌
精神”。仙人掌生长的地方，是哪里？是荒漠。是废墟。是那一切东
西，都必须低于毛泽东的地方。
文化大革命像一台粉碎机，把中国大陆上的一切存在，无论其
为“物质”或“精神”，都包容在内而粉碎之---迫使他们“低于毛”，
毛成了最高的，那还有什么不是废墟呢。那时的中国，真是没有立
锥之地可供任何一人“遗世独立”，即使亡灵也无从逃此劫难的。
“粉碎一切”所造就的，除了废墟和荒漠外，还能是什么呢？
所幸的是，生命并没有停止：看啊！在废墟和荒漠中，生命除了表
现为一股虽生犹死、虽死犹生的“仙人掌精神”外，还能表现为其
他什么呢？
无与伦比的仙人掌精神！这是一种专为沙漠生活的严酷考验而
诞生的新精神！它无知者无畏。它坚忍不拔、百折不挠。它热爱沙
漠风暴，甚于喜爱田园风光。它之爱斗争、爱苦难，甚于爱和睦、
爱幸福！一片广袤无垠的沙漠---天空是沙漠般的铅色，地土是沙漠
般的死寂。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立体的沙漠！窒息时间的四维沙漠！
唯一与它为伍的，就是我们的仙人掌精神！我们唯一剥夺不掉的财
富---自然的本能与生生不息的肉体！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活生生
的象征。头上长角、浑身带刺的仙人掌---正是“文革”留下最重要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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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遗产；未来的中国统治者，不论其背景如何，都将为此头痛
之至。因为，连他自己都是这一野蛮无耻、无知、无畏的仙人掌精
神的产物。
六、1980 年代的文化反思
从五四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反思，其间整整七十年---
反传统主义走完了它的历程。但正如人们看到的，反传统主义并未
达到它的原初目标，那就是使中国迅速走上现代化道路。相反，在
某些方面，由于摧毁了中国社会与文化结构的基本支柱，从而破坏
了它的基本结构，最后却一直未能产生有效而合适的替代品以补充
其真空状态。这样，中国社会便因缺乏准则，框架解体而陷入内乱
不已，处于事与愿违之中。
无疑，中国革命的知识份子是反传统主义的始作俑者。但是在
他们摧毁传统的征途上，却彷佛醒悟到某些东西，而对继续走下去
变得日渐犹豫起来。但他们促动的这场破坏偶像运动是如此的规模
浩大，所以到头来终究还是身不由己。原先游离于中国社会主构之
外的某些下层游民，乘此契机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这种结构外的、
非传统的力量不断凝聚，终于成了惟一合法的组织力量---“党”。
而对传统的社会结构而言，“党”正是一种“无法无天”的、革命的
颠覆力量。这股力量原先是由革命知识份子的活动给释放出来的，
并在西方传来的社会组织形式的支持下凝聚为一股合力。 但到头
来，多数知识份子由于秉性不同之故，终究未能与之有效地合作到
底。这不是出于“美丽的误解”，也不是出于“阶级利益的冲突”，
只是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使五四时期有限的、单方向的反传统主
义，发展到了文化大革命无限的、全方位的反传统主义。如果说前
者还不失为自主与理性的批判，但后者已沦为丧失理性的盲从与蛮
干。正像在山洪汇聚、寻找有形式的出路时，人们还不能发现其“非
理性”，甚至可以认为它是一种建设性的力量（“建设新中国”）。但
当这一汇聚完成，更大规模的动荡、暴发及冲毁便不可避免了，即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那山洪不把路上的一切都冲
毁、冲垮，不把高于自己的万事万物一概冲倒，不把自己的余力都
发泄殆尽……是“决不收兵”的。
谢选骏 从两个五十年透视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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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评论家们一定要在早期的山洪和晚期的山洪之间分出一个
优劣来，岂不陋乎？岂不显得穿凿附会？早期与晚期，在野与执政，
解放前与解放后，这只是一个完整的运动的两个阶段而已。实际上，
痞子运动和痞子精神，正是传统的社会文化主构瓦解之后，不可避
免会出现的非形式化的社会动乱。正如在植被和森林结构被伐尽之
地，荆棘格外有生命力，山洪也格外容易暴发。因为传统结构对主
构外的游民力量所进行的节制，这时已不复存在。既然没有什么中
间力量能阻止游民团伙的崛起，那么其“人民革命”也就是游民革
命把世界的结构性一举扫荡，就是一个迟早的事了。
正因为一切有形式的、传统的屏障已作为“迷信”而被破除，
而社会发展方面的压力形态依然如故，所以在当代文化反思兴起的
前五年间（1979---1984 年），中国思想界也就迅速重演了一遍自洋
务运动---维新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批判，而后才开始了
进入“文化热”也就是清算科学与民主、清算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
集中制的文化批判。从 1985 年开始，大学的学潮连年不断，显示
中国社会正在超越 1979 年的社会民主运动，而向 1957 年的政治民
主运动过渡。这种意义的“文化批判”，是在体制内的思想批评已经
无能为力的时候，所兴起的颠覆性的精神风暴。
一直以来有一种舆论认为，八十年代的“文化反思”之广度深
度都未能超过五四时期。我当时就指出，这是不足奇怪的。因为那
时的改革进程所提供的思想自由和社会自由的构架，其坚固程度与
广阔程度，还未超过五四时期。这个限量性的因素不消除，历史就
只能在五四之前重演和徘徊，而无法跃进到五四以后。在这样的限
制下，八十年代的反传统主义只能是“伪”的---只能批判中国传统，
不能批判马列传统，其结果表现出“破”有余而“立”不足，从而
不能发挥建设性的历史功能。
这一不足，需要新一代人来予以克服。
文革的本质是一场大清洗
The Essenc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thorough Purge
戴开元
Dai Kaiyuan
作者简介：
戴开元，四川江津人。 1970 年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在四川
合江县当了七年船工，1978 年考入中科院研究生院。1982-1986
年，任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助理研究员。
1982 年发表论文，提出“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不是造船
遗址，而可能是重要古建筑遗址。此一观点被十多年后的考古发
掘证实是南越王宫苑遗址的组成部分。
1986 年来美留学。1997-2012 年，任美国华文报纸---《世
界日报社》编译。现居美国特拉华州纽瓦克市。
内容提要：
文革的本质是毛泽东利用学生和民众，对以刘少奇为首的、
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他所认为的党内“走资派”，进行的一场
大清洗，其主要目的是防止自己生前像赫鲁晓夫那样被赶下台，
或死后像斯大林那样遭到清算。
关键词：
文革、大清洗、“继续革命”论、“人民文革”论、文革动
机
戴开元 文革的本质是一场大清洗
25
近半个世纪以来， 有关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的论著和史
料，如果不能说浩如烟海，也可谓洋洋大观。然而，对这一重大历
史事件的基本性质和历史地位，学界和民间的分歧很大，毫无共识。
文革究竟是不是一场“反修防修”、“防止复辟资本主义”的“大革
命”？文革期间除了存在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社会底层是否还有
一个民众起来反抗中共统治的“人民文革”？在 2016 年文革五十
周年之际，笔者想谈谈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浅见，以就教于有识之士。
笔者认为，文革的本质是毛泽东利用学生和民众，对以刘少奇
为代表的、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他所认为的党内“走资派”，进行
的一场大清洗，其主要目的是防止自己生前像赫鲁晓夫那样被赶下
台，或死后像斯大林那样遭到清算。
文革发生时，我正在北京的中国科技大学念书，加入了科大的
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公社”，参加过校内和四川的一些造反活动。历
史事件的亲历者，事后研究该事件，既有优势亦有局限性。优势在
于亲历者拥有第一手体验， 一眼就能辨别非亲历者论说的不实之
处；局限性则是亲历者容易囿于自己当时的立场而产生的偏见，或
受制于自己见识的有限性，这正是笔者竭力想避免的。我与学界已
睽违多年，难免学力有所不逮，只能尽力而为吧。
对于文革的性质，目前有两种观点在民间和学界颇有影响力，
即“继续革命”论和“人民文革”论。
文革不是“继续革命”
“继续革命”论是毛泽东在 1966 年 5 月文革前夕提出、后经
张春桥等人阐述、目前主要为毛左派们持有的观点。其主要内容是：
文革发生前，中共中央及各省、市、自治区领导部门，存在一大批
“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文化教育领域也存在一大批“反动”的“资
产阶级知识分子”，毛泽东为了防止这些“坏人”篡夺领导权，在中
国“复辟资本主义”，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打倒了这些“坏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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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伙”。因此文革乃是毛泽东所领导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
进行的一场“继续革命”。
这种观点基本上是一套政治宣传话语。即使在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理论框架内分析，它既没有理论渊源，也缺乏实证资料的佐证，
而且其使用的许多基本概念，缺乏严格的定义，在逻辑上也不能自
洽，自相矛盾，漏洞百出。本文只简略分析相关的一个最基本的概
念----“阶级”。
对于“阶级”，马克思没有做过明确的定义。列宁对“阶级”所
下的经典定义是：“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
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占有
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
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
方式和多寡不同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
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
一个集团的劳动。”1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一条附注中对“资
产阶级”的定义是：“资产阶级是指现代资本家阶级，现代资本家是
占有社会生产资料、使用雇佣劳动的。”2 由此可见，马列主义理论
的阶级定义，与生产资料的占有制度密不可分。
中共执政后，1950 年代初的“土改”剥夺了地主的土地、房屋
和其他财物，后来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又把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收
归到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1956 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把民族资
本家的企业变为国有或集体所有，并把个体工商户改造成集体所有
企业。按照列宁和恩格斯的定义，到 1956 年，中国已经没有了地
主、富农、资本家等“剥削阶级”。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当时中国不存在现代社会学或政治学所说
的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现象，但社会学或政治学者
使用的“阶级”概念，具有相对严格的定义，例如按照资产、收入、
社会地位、职业等客观条件来划分阶级，这与“继续革命论”所说
的“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阶级”是两回事，此不赘述。
1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10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06 年。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 217 页，恩格斯为 1988 年英文版《共产党
宣言》加的注。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年 10 月。
戴开元 文革的本质是一场大清洗
27
然而，到了 1962 年，毛泽东突然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
争”的号召，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并
在城乡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和“五反”运动），除
了对民众重新划定“阶级成分”，还在基层干部中清查“阶级异己分
子”、“贪污腐败分子”，而运动的重点则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
的当权派”（“走资派”）。到了文革，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党内领
导干部被打成走资派， 无数知识分子则被打成“资产阶级知识分
子”。
那么，在“剥削阶级”已被消灭的“社会主义中国”，这些“新
生资产阶级”是通过什么社会机制出现的？中国的掌权者根据什么
标准，来辨别“新生的资产阶级”？ 既然生产资料已经全部“公
有”，列宁的“阶级”定义在这里已经派不上用场。实际上，掌权者
辨别“新生资产阶级”的唯一标准，就是看其言行是否符合“毛泽
东思想”，尤其是看其是否忠于毛个人。按照这种主观性和随意性
极大的标准，任何人都可以被定为“资产阶级”。最高领袖今天看你
不顺眼，可以说你是“走资派”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把你打
倒；明天他突然改变主意，可以说你是“革命干部”或“无产阶级
知识分子”，让你升官。因此，在文革中，在发展经济政策上与毛泽
东略有不同意见的刘少奇、邓小平等高级干部，被打成走资派；在
日常生活中的某些言论跟毛的说法不完全一致的知识分子，被打成
“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这种划分“阶级”的方法，在马克思列宁的
书里找不到，在现代政治学、社会学中更是前所未闻，这的确是毛
泽东的一大发明，难怪张春桥们欢呼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发展
的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马列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共产党党章也承
认，共产党由“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但这么多党的领导干
部，尤其是最高级干部，却成了“资产阶级”，普通党员中不知有多
少人是“资产阶级分子”，这个党究竟是什么政党？“共产党是无产
阶级的先锋队伍”和“党内存在大量资产阶级分子”这两个判断自
相矛盾，不可能同时为真，倒可能两个都为假。
毛左派们可能会说，邓小平等从 1970 年代末开始搞改革开放，
许多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单位垮台，中国出现大量私有企业，这
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吗？ 这岂不证明邓小平等确实是走资派
吗？文革中被整的知识分子得势后，越来越多知识分子摒弃马列主
义，接受自由、民主、人权、宪政等“普世价值”，这岂不证明这些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28
人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吗？因此，文革搞得完全正确，“无产
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论完全正确。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在经济上引进西方国家的市场机制，农村
实行联产责任制，在城市把一部分国有和集体所有制的工、商业单
位变成私人所有，并鼓励私有企业的发展。按照马列主义理论，这
确实是在经济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然而，推动邓小平等人“走资”
的，恰恰是毛搞的文革。
在文革中，各个阶层的人皆受严重伤害。到文革后期，底层的
绝大多数干部和民众已不再相信那套“继续革命”的宣传话语。毛
的极端经济路线被推行到极致，工人农民毫无生产积极性。全社会
“走后门”成风，基层干部化公为私、收受贿赂、乱搞男女关系、
搞黑包工等现象，远甚于文革前。毛去世后没几天，在我工作的四
川合江县及相邻江津县一带，许多农民和生产队长私自把集体的旱
地分给各户。邓小平具有 1962 年搞“三自一包”的成功经验，文革
中被打倒后，下放到江西新建县农机厂劳动，对底层民情有了第一
手了解。文革结束，他东山再起后，在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一
批思想比较开放的干部推动下，借助平反冤假错案的东风，顺应民
情，首先在农村，然后在城市逐步地“走资”。
知识分子在文革中遭受的迫害，执政党在文革中暴露出的黑暗
面，文革实际活动的残暴，“继续革命”论的荒诞，这些因素导致许
多知识分子从文革的迷雾中觉醒过来，破除了对毛的迷信和对官方
意识形态的信仰，去追求自由、民主等西方国家的价值观。他们的
思想转变，正是文革所造成的。
如果没有文革，中国很可能继续沿着文革前的道路走下去，中
国社会的面貌就会跟现在的朝鲜差不多，不知何日是尽头。在这个
意义上，也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毛搞文革立了一“大功”。
随着文革的破产，“继续革命”论进了历史博物馆。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经济获得快速发展，其弊病也越来越显著，官员贪腐，
贫富分化，道德沦丧，社会不公，官民对立。某些人趁机捡起“继
续革命”的旗帜，一些文革余孽也蠢蠢欲动， 企图复辟毛的极左路
线，甚至有人煽动再来一次文革。这是一股违反人性、违背人类社
会发展方向的逆流。他们的图谋并非毫无成功的可能，但很小，因
为中国和世界现在的境况跟 1966 年大不一样。
戴开元 文革的本质是一场大清洗
29
“人民文革”根本不存在
1990 年代初，海外一些人提出“人民文革”论，又叫“两个文
革”论或“社会冲突”论3。这种观点在学界和民间皆有一定影响。
持此论者认为，文革期间，除了有毛泽东与刘、邓等高干在高层进
行的“权力斗争”，还存在受中共迫害的底层民众（有人称之为“苦
头派”），趁机起来反抗中共的统治。因而，除了在中共高层进行权
力斗争的官方文革，在社会底层还有一个“人民文革”。
这种看法在微观上揭示出文革期间，不同社会地位的人表现出
不同的政治倾向，丰富了我们对复杂的文革全貌的认识，这一点值
得肯定。然而，总体而言，这是一种见木不见林的片面看法。持此
论者只看到文革的局部，未看到全局；只看到支流，未看到主流。
文革不同于法国大革命、苏俄十月革命、中国的辛亥革命、农
民造反等革命运动，也不同于共产党国家的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
春、波兰团结工会等知识分子和民众自发地反抗共产党统治的政治
运动。它是中共最高领袖毛泽东及其亲信煽动、利用和指挥学生、
民众和军人，进行的一场清洗“异己分子”的政治行动。
文革期间，毛及其亲信自始至终掌控着运动的大方向，在一段
时间内允许群众组织的存在，但密切注视他们的动向。如果群众组
织的行动有利于自己设定的目标，就大力扶持或支持；如果他们的
行动偏离了自己的目标，就强令其改正，或弃之如敝屣，予以打击
甚至镇压。
说到底，文革中的群众组织只是被毛及亲信利用的工具而已。
他们的所谓“造反”活动，只是“奉旨造反”，并非真正的造共产党
政权的反。
汉语中“造反”一词，原意是指民间以武装对抗朝廷或政府。
在中共话语系统中，如果造反的对象是被中共否定的物件，则“造
反”是褒义词；如果造反的对象是中共或中共政权，则“造反”是
贬义词。1966 年 6 月 24 日至 7 月 27 日，清华附中的高干子女红卫
3 郑义：《两个文化大革命刍议》，《华夏文摘》增刊第 83 期《文革博物馆（三）》，
1996 年 4 月 16 日；刘国凯：《封杀不了的历史》，香港刘青山出版，国际书号
962-8229-01-X，1996 年 12 月。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30
兵先后贴出三篇题为 《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的大字
报，其中第二篇引用了毛泽东 1939 年 12 月 21 日《在延安各界庆
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此文未收入《毛选》）中的一段
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
理。”8 月 1 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表示支持红卫兵对
“反动派”的造反。《人民日报》8 月发表清华附中的三篇大字报以
后，“造反”一词和毛的那段话，就在红卫兵和民众中流行开来，并
导致后来“造反派”一词的出现。但红卫兵组织或其他群众组织如
果以“造反”冠名，往往加上“革命”或“红色”的前缀，以表示
他们的“造反”与那种想要推翻共产党政权的造反有本质的不同。
“人民文革”论者认为，文革中的造反派组织和保守派组织有
本质区别， 前者由文革前受中共干部迫害、 打击的“苦头派”组
成，后者则是由党团员等既得利益者组成。因而，造反派的造反是
“反迫害”、“争人权”，具有“正义性”。
文革中，先后发生过五波大规模的群众性“造反”浪潮
第一波（1966 年 6 月上旬、中旬）。6 月初，毛下令官媒公布
聂元梓大字报，全国高校和中学的一些师生群起响应，在校园内贴
大字报，攻击学校领导人和教师是 “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
想”的“黑帮分子”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他们执行的
“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第二波（1966 年 6 月下旬）。工作组接管学校，组织师生揭批
学校领导人和“有问题”的教师。6 月下旬，北京高校一些学生贴
大字报反工作组甚至驱赶工作组。据我观察，这大致有四方面的原
因。
（一）工作组宣布《八条》规定4，阻止师生随意揪斗学校领导
人和教师，搞人身侮辱甚至殴打（如北大 6.18 事件）。一些学生认
为工作组设置条条框框，束缚群众的“革命”手脚，包庇“黑帮”。
4
1966 年 6 月 3 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了关于学校文革的
八条要求：（一）大字报要贴在校园内；（二）开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三）
游行不要上街；（四）内外区别对待，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参加运
动；（五）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六）不准打人、污蔑人；（七）注意保
戴开元 文革的本质是一场大清洗
31
（二）工作组一般由上级机关派出，有些学生想揪上级机关里
的更大“黑帮”。
（三）工作组把党团员和学生干部当依靠力量，在学生中“划
分左中右”，一些学生受到冷落或排斥，从而对工作组产生敌对情
绪。
（四）一些学生听说其他学校有人反工作组，就跟着起来反本
校的工作组。面对学生的造反，工作组组织师生反击，批斗了一些
学生，甚至把一些人打成“右派”或“反革命”。
第三波（1966 年 8、9 月）。7 月底，毛泽东撤销工作组，让群
众“自己闹革命”。 他还给清华附中高干子女组成的“红卫兵”写
信，支持他们“造反”。
8 至 9 月，全国各地先后出现四类学生“造反”组织：（一）高
干子女红卫兵（俗称“老兵”，主要在北京）；（二）由“红五类”组
成的红卫兵（如北京的红卫兵“一司”和“二司”、重庆的“毛泽东
思想红卫兵”）；（三）以红五类为核心、包括非红五类的红卫兵（本
文简称“老造反派”，如重庆大学八•一五、红卫兵成都部队、云南
八•二三、青海八•一八、长沙“高司”等；（四）9 月 6 日成立、以
受过工作组迫害的学生为核心的首都三司红卫兵（简称“三司”）。
前两类红卫兵造反的对象，主要是学校领导人和教师中的“黑
帮分子”，“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社会上的“黑五类”，以及所谓
的“四旧”。“老造反派”除了整学校的“黑帮”，更把斗争矛头指向
省市委领导人。“三司”的斗争矛头则直接针对刘少奇。前两类红卫
兵对大多数省市委领导人，一般采取保护的立场，因而被“老造反
派”和“三司”称为“保皇派”或“老保”。
第四波（1966 年 10 月-1967 年 2 月）。1966 年 10 月，“无产阶
级司令部”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把文革从学校扩展到
工交、商业等各行业及街道居民，从大中城市扩展到县以下甚至农
村。各地出现以党团员、干部和积极分子为骨干、保卫党委的保守
派组织（如重庆“工人纠察队”），和以造“走资派”的反为主要斗
争方向、由各种政治身份（但不包括“黑五类”）的人组成的造反派
密；（八）积极领导，坚持岗位。这八条要求没有形成文字，而是口头传达到
基层。http://www.bdlrl.com/ship/_private/01_wxys/004_dsbj/wg-10.html。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32
组织（如“成都工人造反兵团”）。造反派红卫兵联合社会造反派，
与保守派红卫兵和社会保守派，展开了激烈的“文斗”。
“三司”在各地的老造反派队伍中拉出一些组织（如川大八•
二六、西师八•三一），组成一支更激进的造反队伍（本文简称“新
造反派”）。他们一方面打击保守派，另一方面攻击老造反派对当权
派和保守派的立场“右倾”。
被中央文革冷落、有“保爹妈”倾向的“老兵”，在 12 月转而
攻击中央文革、江青和林彪（“12 月黑风”），立即受到“专政”。临
时工、合同工、下乡知青、复员转业退伍军人成立的争取经济权益
的造反组织，被中央文革扣上“经济主义”罪名加以镇压。
1967 年元月，中央文革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
走资派夺权，并下令军队支持“左派”。军队大多支持成员相对较
“纯”的老造反派（如 54 军支持重庆八•一五、成都军区支持“红
成”）或保守派（如广州“地总”）。未获军队支持的新造反派则把斗
争矛头指向军队。军队借助于经毛批准、中央军委于元月 23 日发
布的《八条》命令（第一条就是下令镇压“反革命组织”和“反革
命分子”），镇压了成员比较“杂”的新造反派及一些老造反派组织
（“二月镇反”），并扶植一些保守派组织（如成都“产业军”、武汉
“百万雄师”）。
第五波（1967 年 4 月-1968 年 7 月）。1967 年 4 月，中央文革
下令给被镇压的造反派平反，江青号召“文攻武卫”。新造反派翻身
后，不仅大揪“军内走资派”，并在许多地方与保守派或未被镇压的
老造反派展开长达一年多的大规模武斗。此期一些省市的文革发展
可分为三类。（一），新造反派打垮了保守派和老造反派，如湖南。
（二），新造反派与老造反派长期对峙，如四川。（三），新造反派与
保守派长期对峙，如广东、广西。凡是两派长期对峙的地区，新造
反派的后台往往是中央文革，其对立面的后台往往是林彪系统的军
方或毛要保的个别高干（如韦国清）。
到 1968 年，毛急于建立新的“红色政权”，强行把两派捏合，
成立以军人为主的各级革委会；在广西则以军队和保守派，严厉镇
压了新造反派“四•二二派”； 并派 “解放军工人宣传队”接管学
校。群众性“造反”活动就此消亡。
在上述五波群众性造反浪潮中，第一、三、四、五波皆是在毛
和中央文革的直接号召或命令之后兴起的。而主要发生在北京高校
戴开元 文革的本质是一场大清洗
33
的第二波反工作组的浪潮，似乎是学生自发的行动，其主要驱动力
却并不是他们对共产党基层干部的不满，而是源于他们在文革前喝
下的“狼奶”---他们所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等极左
的政治思想教育。
据我观察，在第四、第五波群众造反期间，新造反派成员的政
治身份最“杂”，老造反派次之，保守派最“纯”。在文革初期挨整
的（“右派”学生、“小邓拓”等）人，在文革前的多次运动中挨整
的人，在本单位受当权派歧视、压制的人，非红五类家庭出身的人，
参加或支持新造反派组织的比较多。党团员、文革前的“红人”，出
身好的人，经济地位较好的国营大企业的职工，加入保守派的比较
多。老造反派组织成员的情况，介乎两者之间。但这只是大体而言，
绝非界限分明的“阶级划分”。例如，在重庆地区，新造反派（“反
到底派”）在八大军工企业的势力就超过了老造反派“八•一五派”，
而且军工企业反到底派的一些成员在文革初期参加过保守派组织
“工人纠察队”。
但群众组织成员存在的这种区别，并不意味着当时出现了另一
个“文革”。政治身份较“杂”的人，只是依附于新造反派或老造反
派组织，这些人投靠造反派，虽然可能怀着各种个人目的，如想要
洗雪自己的冤屈，改善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报复整过自己的仇人
等，但他们从来不是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也不能左右群众组织的
政治大方向。所有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基本上全是红五类、党团员，
有的还是干部5。支配造反派组织的政治意识形态或其使用的政治话
语，依然是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造“走资派”的反那
一套。没有任何造反派组织，制定了公开的或秘密的以推翻共产党
统治为目标的政治纲领，其绝大多数成员，更没有向往、追求西方
5 例如，当年赫赫有名的北京“五大造反派领袖”，其文革前的政治身份如下：
聂元梓，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1938 年参加中共的行政 12 级高干；
蒯大富，祖父是新四军战士，父母是 1940 年代中共党员，高中时入团，
1963 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绝密专业，是“共青团活动积极分子”，同
年 11 月《人民画报》把他作为“贫下中农子弟上大学”的代表，刊登他的照
片（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 1968 年百日大武斗》）。
韩爱晶，出生劳动人民家庭，生父是革命烈士，继父是中层干部，1964 年
考入国防科委所属的北京航空学院三系（飞机制造系），成为“入党积极分子”；
王大宾：出生四川贫农家庭，1961 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探工专业，在校加
入中共。
谭厚兰，中共党员，1965 年作为调干生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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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观。在这一点上，造反派组织还不
如 1957 年的“右派分子”走得远。
造反派与保守派、新造反派与老造反派之间的观点不同，与他
们的成员成分差异有一定关系，但皆未脱离“无产阶级继续革命论”
的大框架。任何群众组织的绝大多数成员，都认为自己忠于毛泽东
的革命路线，是在响应毛的号召，进行“继续革命”。他们之间的立
场差异，主要是因为各自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的理解有所
不同。保守派认为，《十六条》中明言，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
好的”，因而他们要起而保卫；而造反派队伍中成分混杂，有坏人乘
机造共产党的反，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
天”。造反派则认为，如不首先把斗争矛头针对省市委，怎么知道里
面有没有暗藏的“黑帮分子”？例如四川造反派起初提出的口号是
“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在中央文革表态，指控西南局第一书
记李井泉是黑帮之后，造反派才把口号改为“打倒李井泉，解放大
西南”，因而保守派保省市委就是在包庇“黑帮”。
据我所知，文革中确实出现了一些货真价实的造共产党反的群
众组织，他们企图推翻共产党政权，有的还有武装。这些组织一经
曝光，立即遭到造反派组织和公安机关的镇压。1967 年冬，四川江
津县的深山里出现了一个农民组织，其首领是一个 20 多岁的青年
农民，自称“皇帝”，他还有两个青年女孩的“皇妃”。这个“皇帝”
和两个“皇妃”被造反派抓到临时监狱里关了起来，后来交给公安
局处理6。 文革后期，在云贵川一些交界地区，在“敌台”的煽动
下，一些贫苦农民成立了不少反革命组织，有的计划抢劫民兵的武
器，甚至企图攻打县城。7这些组织的头头都被枪毙，一些成员被判
刑。这类组织与造反派或保守派组织，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毫无关系
还有两点也值得注意。群众“造反”的最早发生地是“阶级矛
盾”相对较缓和的学校，而不是官民对立情绪最强烈的社会基层单
位或农村。而压在社会最底层的“黑五类”则没有、不敢或不能参
6
1967 年冬，我曾在江津造反派头头的陪同下，去江津卫生学校看过被关押在
那里的那个农民“皇帝”及其两名“妃子”。
7
1970 年代，我在四川合江县当船工，川江沿岸近 20 个县市张贴的法院布告
显示，各地都破获了多个“反革命组织”，其成员主要是贫下中农。我的一位
叶姓邻居，参加了贵州赤水县的一个“反革命组织”。该组织有 300 多人，计
划抢劫公社民兵的枪械，甚至计划攻打县城。该组织被破获后，叶姓邻居由于
是贫农成分，只在公社住了几天“学习班”，就被释放回家。
戴开元 文革的本质是一场大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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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任何群众组织。这两点也佐证了当时并不存在民众起来反抗中共
统治的“人民文革”。
附带说一下“权力斗争”（power struggle）这个用语。“人民
文革论”者以及国内外的其他一些学者往往用这个词来描述文革期
间中共高层的斗争。我认为，这个用语是不准确的，至少不适合用
来描述文革第一阶段的中共高层动态。在第一阶段，中共高层只存
在一个以毛泽东为首的集团，并不存以刘少奇为首的另一个集团，
更不存在两个集团之间展开的权力争夺战。以毛泽东为首的集团对
刘少奇等人步步紧逼，而刘少奇等人被动挨打，节节退让。只有在
第二和第三阶段，林彪集团与中央文革之间，老干部集团与中央文
革之间的斗争，倒带有强烈的权力争夺色彩。
文革是一场大清洗
就其实质而言，文革是一场大清洗，即毛泽东利用一部分学生、
民众、干部和军人，
对党政军部门的负责人和教育文艺部门的知识分子中他所认
为的“敌人”，所进行的一场长达十年的大清洗。
这场大清洗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1966 年初到 1969
年 3 月，被清洗对象主要是以刘少奇、邓小平等为首的中央和省市
党政部门的负责人，文教部门的知识分子，以及极少数军队高级干
部。第二阶段，从 1969 年 3 月九大召开以后，到 1971 年九•一三
事件发生后约两年内，被清洗对象是林彪集团及陈伯达。第三阶段，
从 1974 年“批林批孔运动”到 1976 年 9 月，被清洗对象是以邓小
平为首的一批在文革初被打倒、九•一三事件后被解放的一些党政
干部，以及被视为这些干部的后台的周恩来，周恩来因在 1976 年 1
月去世而未被清算，文革大清洗因毛于同年 9 月去世而终止。
文革大清洗的这三个阶段，并非毛的事前计划。有论者指出，
“（毛泽东的）文革发动，无论从成立组织机构到起草纲领性文件，
还是从实施方法到开展步骤，一切都让人感到突然、意外与仓促，
显得轻举妄动而准备不足，与深思熟虑大不相称”。“在 66 年 3 月
中下旬之前，毛泽东运筹帷幄、思索考虑的是打倒刘少奇，而未及
想到发动文革”，“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的概念是在 66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36
年 3 月中下旬在毛泽东心目中才出现形成”8。此一观察是符合事实
的。
在文革的第一阶段，毛想要清除的只是刘少奇及其在中央各部
门和省市领导部门的追随者。毛在中央部门所信任和依靠的主要是
中央文革、林彪、周恩来、康生等人。但在运动的过程中，他对语
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林彪是否真的忠于自己，逐渐产生了怀疑。
在群众造反和军队“支左”过程中，林彪集团与中央文革的分
歧和矛盾越来越大。中央文革要揪军内的走资派，涉及林彪集团的
人，遭到林彪的强烈抵制（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冲派”的
冲突）。在四川，林彪的嫡系 54 军支持重庆的八•一五派和成都的
红成派，而中央文革支持成都的八•二六派和重庆的反到底派。在
广州，林彪集团成员黄永胜支持保守派“地总”，中央文革支持造反
派“旗派”。刘、邓等“走资派“被打倒后，林彪在党、政、军各部
门，大量安插自己系统的人，还培养、重用自己的儿子林立果。这
些情况，逐渐引起毛对林的怀疑和警惕。
在 1970 年庐山会议上， 林彪集团（以及倒向林彪的陈伯达）
和中央文革的矛盾爆发出来。毛旗帜鲜明地站在中央文革一边，打
倒了陈伯达，然后用“掺沙子、扔石头、挖墙脚”等手段对付林彪
集团。1971 年 9 月，林彪被逼得坐三叉戟飞机逃往苏联，途中因飞
机失事而身亡。林彪集团其他成员就遭到清洗。
如果说林彪做过许多错事或坏事，九•一三事件却是他一生中
最值得肯定的一页。九•一三事件标志着文革的破产，使无数中国
人包括知识青年开始觉醒。林彪之所以走出这一步，这不仅与他的
倔强性格有关，更可能是因为他吸取了刘少奇的教训。对于毛施加
的迫害，刘采取了不抵抗态度，最后仍落得悲惨的下场。林彪不愿
重蹈覆辙，宁愿背上“叛党叛国”的罪名，也决不屈服于毛的淫威，
“完蛋就完蛋，老子下定决心，今天”不再陪你（毛）玩了。林彪
此举，颇有几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色
彩。只是不知道他当时是否为原先不遗余力地吹捧毛而感到后悔？
林彪集团垮台后，在文革初期被打倒的一批老干部获得解放并
被重新启用，被打成“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的邓小平再度出山，他
8 萧象：《从微观历史看毛泽东发动文革之动因》，爱思想网，2015 年 12 月 22
日。
http://m.aisixiang.com/data/95433.html
戴开元 文革的本质是一场大清洗
37
们集合在周恩来的下面，与文革新贵们不断发生摩擦。此时，党政
军大权实际上落到以周恩来为首的老干部手中。但毛泽东对周恩来
并不放心。他指示四人帮等文革新贵，发动了批林批孔批周公、评
法批儒、评《水浒》批投降派宋江等运动，矛头暗指周恩来，1975
年又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矛头指向邓小平。1976 年年初周
恩来病逝，4 月北京发生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再度被打倒。同年 9
月毛去世，华国锋等人在中南海逮捕“四人帮“，为文革划下休止
符。如果毛当时没有那么快去世，他将继续清洗下去， 直到他最相
信的四人帮和侄子毛远新等牢固地掌握中央大权， 他才会放心离
世。
文革大清洗与前苏联 1930 年代的大清洗有许多相似之处。两
者皆是最高领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长达数年之久的整肃党内、
军内、知识界以及社会底层大量“敌人”的大型政治行动。两个大
清洗的结果亦很相似。
在中国，文革前在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中央书记
处书记及候补书记一共 38 人（其中彭德怀、黄克诚、谭政文革前
已被撤职），到九•一三事件发生时，其中 21 人被打倒，占总数的
55%。九•一三事件后，这 21 人中有九人被解放或安排工作，其余
12 人直到文革结束后十一届三中全会才获得平反。七名政治局常委
中，刘、邓被打倒，朱德、陈云靠边站，被清洗的人数超过一半。
引人注目的是， 文革前不是中央委员的毛的妻子江青和林彪的叶
群，在九大上，越级进入政治局。在 1974 年召开的“十大“上，林
彪集团成员以及陈伯达被清洗。1976 年，邓小平再度被打倒。
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 出席苏共第十七大的 1966 名代表中，
有 1108 人因反革命罪被逮捕。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
委员共 139 人，其中 80%的委员被逮捕，并且全都被处死。1923 年
4 月召开的十二大选出的七名政治局委员中， 除列宁早年逝世外，
斯大林把另外五人（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李可夫、
托姆斯基）都置于死地。1919—1935 年先后选出 31 名政治局委员
中，有 20 人遇害。
在两场大清洗中遭难的，不仅有大批的共产党高级干部，还有
数量多得多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1991 年 6 月，苏联解体前夕，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公布的数字是：1920年到1953
年，苏联约 420 万人遭到镇压，其中 200 多万人是在 1937-1938 年
的“大清洗”中受到镇压的。但在苏联和叶利钦时代主持过平反工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38
作的雅科夫列夫在 2000 年对记者表示说，斯大林镇压的牺牲者涉
及 2000 万人，也许还要多9。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 《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事
实》披露： 1984 年 5 月，中央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
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 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
万 8 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 万 5 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
死刑；武斗中死亡 23 万 7 千余人，703 万余人伤残；7 万多个家庭
整个被毁。
但两个大清洗之间，有一个最明显的不同之处。在文革的第一
阶段，清洗是由最高领袖毛泽东煽动大量的学生和民众进行，而苏
联大清洗则主要是通过国家专政部门------内务部及法院进行。因
而，在表面上，前者容易使人认为文革是一场全民狂热参与的群众
运动，后者会使人产生斯大林重视法律程序的错觉。这种不同，主
要是因为斯大林和毛泽东各自面临不同的政治形势，特别是毛泽东
借鉴了斯大林的“前车之鉴”所致。
1930 年代，斯大林虽然已经掌握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但他的
地位并不稳固。苏共十七大选举中央委员会时，列宁格勒州委书记
基洛夫得票最多，斯大林得票最少，基洛夫实际上已成为苏联仅次
于斯大林的第二号人物。一些知道列宁遗嘱的苏共老干部曾秘密集
会，酝酿以基洛夫取代斯大林。斯大林知道后，派人暗杀了基洛夫，
并以此为由，动用国家专政工具，在党内展开大清洗。10
毛泽东 1960 年代在中国党内和民众中的威望如日中天，党内
无人胆敢觑觎毛泽东的地位。苏联大清洗制造的许多冤案，后来却
被赫鲁晓夫一一平反。毛是一个善于吸取历史教训和借鉴外国经验
的人，他从苏联大清洗被翻案的事件中，不难得出一个重要的教训：
斯大林的大清洗只依靠国家专政工具，很不彻底， 并且让赫鲁晓
夫这种最危险的人物得以幸存下来并混入最高权力层。他不能走斯
大林的老路，而必须另辟蹊径，于是就发动（煽动）民众，尤其是
“喝狼奶长大的”青年学生。对从中央到地方的干部，来一场彻底
的清洗，并让在运动中冒出来的“左派”人物进入各级权力层。
9 左凤荣：《苏联的大清洗----关键在哪里？》，《炎黄春秋》2014 年第 6 期。
10 黄金生：《大清洗：一场恐怖的人间悲剧》，《国家人文历史》2014 年第 22 期。
戴开元 文革的本质是一场大清洗
39
毛为何搞文革大清洗
对历史人物行为动机的任何探讨，都属于某种猜测，都带有一
定的不确定性。但某些历史问题，尤其是涉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又往往需要探讨其动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待无心之失和有意
作恶的态度是大不相同的。司法部门对于过失杀人和有意谋杀的定
罪和量刑，更是大有区别。对历史人物的行为的评价，亦当如是。
许多论者探讨历史人物的动机，只是根据其言论和文字，这未
必靠得住。因为人是会撒谎的动物，尤其是政治人物。政治人物的
许多邪恶行为，其动机不敢示人，却用冠冕堂皇、美丽动人的言辞
包装起来，以便哄骗追随者为其卖命。
我认为， 探索动机的一种更可靠的方法是， 把政治人物的言
论、文字与其实际行为做一比较，看两者是否一致。如不一致，就
需要到其宣扬的政治理论的框架之外，去寻找其真正的动机。听其
言，更要观其行。在昭显真正动机的诸种信息中，行动比言论要重
要得多。
毛泽东在 73 岁的高龄，发动了一场文革大清洗，而且认为这
是他一生中做的最重要的两件大事之一。他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是出于“善的”动机，即为了清除党内走资派，防止资本主义在
中国复辟，或为了实现其共产主义理想，打垮脱离人民的共产党官
僚， 在中国建立一个更平等的社会，还是出于维护其私利的“恶”
的动机？
毛左派相信，毛搞文革是出于“善”的动机。但某些对文革持
否定态度的学者，也持类似看法。这里的“善”，是指追求或维护全
社会或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善”的对立面“恶”则是指维护或谋求
个人的私利。
《炎黄春秋》杂志前副社长杨继绳认为，毛泽东搞文革，是为
了“追求共产主义理想”，为了“建立他的乌托邦。他要建立一个全
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没有城乡差别，没有工农差别，没有体
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所有的被压迫者都获得政治、经济、文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40
化上的平等权利。”11 其实这是毛 1966 年《五•七指示》里的部分
内容。
我毫不怀疑毛以及许多共产党人刚投身革命时，怀着强烈的理
想主义---相信共产主义最终会在全球实现。毛1958年搞大跃进时，
甚至相信共产主义社会会在中国很快建成。但大跃进的惨败，国际
共运的分裂，导致毛的快速实现共产主义的愿望迅速破灭。在 1962
年七千人大会上，毛说，“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
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因此，短短四年之后
毛就发动文革，其动机就不可能是为了追求共产主义理想。
假定毛的《五•七指示》的说法完全符合马列主义理论或中国
社会的实际。我们来看看文革中后期，刘少奇等走资派被打倒后，
毛推出的一系列 “新生事物”： 废除高考制度，把中学生赶下农
村，从工农兵中选拔学员上大学，在农村搞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
派城市医生组成的医疗小分队去农村，把知识分子赶到僻远地区建
立“五•七干校”，进一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
国学解放军”运动等等。
我的第一点质疑是，推行这些“新生事物”，就一定要打倒刘少
奇等走资派吗？我找不出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刘少奇等人已成为推
行这些新生事物的障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中共从 1950 年代就
开始实行的政策，而“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
军”也是文革前就推行的运动，刘少奇不仅没有反对，而且积极支
持。
我的第二点质疑是。在文革后建立的“新社会”里，“所有的被
压迫者都获得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吗？ 在文革中后期，
全社会“开后门”成风，尤其是在大学招生、军队招兵、工厂招工
方面，各级干部纷纷开后门，把自己的子女送进大学、军队和工厂，
而无权无势的绝大多数民众对此极为不满。1974 年江青批“走后
门”，毛泽东却批评江青说：“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
有坏人”，还说他也“送几个女孩子到北京大学去上学了”12。
11 杨继绳：《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博讯》网站，2015
年 8 月 4 日。
12 赵一楠：《毛泽东最后一次长篇讲话（2）》，2011 年 2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
新闻网，
http://dangshi.people.com.cn/GB/85038/13986848.html
戴开元 文革的本质是一场大清洗
41
与城市职工生活关系最密切的是工资。1972 年，政府给工资最
低的一部分城市职工涨了一级工资（人民币五元）。然而，当时全国
职工的平均月工资不到 50 元，而干部工资级别最高的毛（404 元），
却没有主动降一点自己的工资（即使他降低一半工资，也丝毫不会
影响自己一家的生活，毛本人过着全国最大特权的生活）。尤有甚
者，毛自己的稿费存款（其中相当一部分稿费的合法性值得疑问）
到毛去世时却超过 100 万元（人民币）13。这能证明毛追求的是一
个“人人平等”的社会吗？
1964 年 12 月 12 日，毛泽东在一份批示中写道：“官僚主义者
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是他唯一
一次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提法。14但在整个文革过程中，无论
是中央文件还是官方媒体的政论，我从未看到有这个说法。相反，
1964 年毛主持制定的指导四清运动的文件《二十三条》和 1966 年
8 月毛主持制定的指导文革运动的《十六条》，都说大多数干部是
“好的和比较好的”，而“走资派”或“黑帮分子”只是干部中的“一
小撮”。
在文革开始初期，广大基层干部受到群众尤其是造反派组织的
批斗，几乎所有单位的当权派都被当作走资派而被打倒。但对于从
1967 年开始的对走资派的夺权活动，毛提出的方针是由解放军、“革
命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三结合”，建立“革委会”，1967 年 4 月
毛又发出“解放干部”的号召。于是，运动初期被打倒的大多数基
层干部被“结合”进革委会。1968 年毛下令“整党”，恢复了基层
13 根据红旗出版社 1996 年出版的《毛泽东遗物事典》，毛泽东的稿费存款，
“在 50 年代即达 100 万元（见王彬彬的《毛泽东的稿费》一文，《新语丝》网
刊，2003 年 12 月 31 日）。毛泽东的管家吴连登透露，毛泽东去世时，其稿费
存款余额为 124 万元（见司马昭的《关于毛泽东巨额稿酬》一文，《炎黄春秋》
网刊外稿，2008 年 11 月）。1966 年文革开始后，各出版社废除了稿费制度，
停止给作者发放稿酬。但毛和江青却继续领取高额稿费，这些稿费的合法性存
疑。
14 毛泽东于 1964 年 12 月 12 日和 1965 年 1 月 15 日，对陈正人社教蹲点报告
的批语和批注中提到“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
立的阶级”。毛的此一提法，很可能来自吉拉斯（又译德热拉斯，Milovan
Djilas，1911-1995）的名著《新阶级》，此书的中译本于 1963 年由世界知识
出版社以“内部读物”的方式出版，这本书很可能首先送到毛的案头。吉拉斯
在此书中提出，共产党掌握国家政权后，共产党的官员会变成为垄断社会权力
和所有资源的新的特权阶级。文革中，毛和中共中央的所有指示和运动的实际
进程都显示。毛并不认同吉拉斯的此一说法。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42
的党组织。到文革中后期，县以及县以下的绝大多数基层干部基本
上官复原职。而各级革委会实际上形成一套新的官僚系统，而且这
套新官僚系统比文革前的官僚系统更专制，整起无辜民众来下手更
狠，更不讲法治，文革中的大多数冤假错案，就是在革委会成立后
制造出来的。
在文革前和文革初对毛的心思揣摩得最深的林彪，1966 年 8 月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一语道破了毛搞文革的本质，他说，文革就是
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也就是说，要
清除那些对毛不忠心或不大忠心的干部，提升那些对毛忠心耿耿的
干部，文革只是换人做官而已，而绝不是要根本改变中共原来的那
套官员由上级决定的干部制度，去实行什么由人民选举官员的巴黎
公社制度。造反派中的某些天真幼稚的年轻人，错误地揣度圣意，
以为毛搞文革，要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旧官僚，实行巴黎公社
式的“民主制度”。例如湖南中学生造反派杨曦光（后改名杨小凯），
1968 年年初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就是这种思潮
的代表，结果他马上就被关进监狱去了。
要探索毛搞文革的真正动机，首先就不得不探索毛为何要打倒
刘少奇。毛发动文革要清洗的首要目标，就是当时的国家主席、中
共党内第二号人物、全党全国公认的毛的接班人刘少奇。对于刘少
奇这位在 1921 年就参加中共，以后跟毛泽东一起，一直从事着中
共革命领导工作的亲密战友和同乡，毛 1966 年对刘的态度简直是
深恶痛绝，恨不得置之死地而后快。文革中，他把刘少奇定为中国
“头号走资派”予以打倒，1969 年召开九大，他又给刘少奇戴上
“叛徒、内奸、工贼” 三顶骇人听闻的大帽子，将其“永远开除出
党”，最后又把刘迫害致死。
在诸多探讨毛的文革动机和毛打倒刘少奇原因的文章中，我认
为只有《人民日报》前副总编、已故学者王若水（1926-2002）在 1996
年发表的文章《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15，对这个问题分析得
最透彻，最有说服力。
王若水说，要搞清毛的文革动机，必须上溯到 1950 年代。1953
年斯大林去世，引发了毛想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野心。1956
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做秘密报告， 揭露斯大林搞大清洗的罪
行，并批判斯大林搞的个人崇拜。揭批斯大林的问题，对毛的野心
15 王若水：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香港《明报月刊》1996 年 10 月号。
戴开元 文革的本质是一场大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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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益无害，因而毛只是觉得有点过头；但批判个人崇拜，却妨碍了
毛的野心，因此毛痛恨赫鲁晓夫。
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1958 年毛发动了大跃进运动，想以比苏
联更快的速度发展中国经济，结果一败涂地，导致全国至少一千万
人“非正常死亡”16。从此毛就“有块心病（obsession）---- 赫鲁
晓夫的影子”。闯了这样一场大祸，将来中国党内会不会有人学赫
鲁晓夫的榜样，要来对毛算这一笔帐？这样的人可能是谁呢？
1959 年庐山会议，彭德怀以给毛私人写信的方式，对大跃进中
的过左做法提出措辞温和的批评，却触痛了毛的敏感神经，因为他
从彭身上看到了赫鲁晓夫的影子，马上给彭扣上“右倾机会主义”、
“修正主义”、 “里通外国”等大帽子，把彭等四人打成“反党集
团”，会议主题也从原来的纠“左”变成反“右”，全国继续搞大跃
进，最后导致经济崩溃，无数民众饿死。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 中共中央不得不于 1961 年初提出 “调
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在 1962 年召开县以上干部参加
的“七千人大会”。毛在会上轻描淡写地做了几句自我批评。刘在会
上作报告说，缺点错误和成绩的比例，不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
而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有些地方的缺点错误可能是“七个指
头”；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有些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否正确，要五年、十年
后再做结论。刘还为彭德怀讲了一些公道话。而林彪却在会上力排
众议，大吹三面红旗，为毛泽东推卸责任，还说缺点错误都是下面
的干部没有学好毛泽东思想造成的。刘和林在大会上的不同表现，
使毛认为刘将来会是一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林才是最忠于自己的
人，从而开始考虑以林取代刘，这就为后来的文革埋下了种子。
王若水的上述看法基本上站得住脚，但需要做些补充。
七千人大会结束后，1962 年 2 月，刘少奇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西楼会议”）上，批评七千人大会“对困
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他还说：历史上
人相食，是要上（史）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
同年 5 月，刘少奇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五月会议”），
决定为前几年被打成“右倾”分子的党员平反，并同意邓子恢等提
16 中国在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非正常死亡”的具体人数，学界存有
争议。从数百万到杨继绳估计的 3600 万。我的保守估计是至少 1000 万。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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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扩大自由地、在个别农户分散的地区允许单干等建议。为了调
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尽快解决全国严重缺粮的急迫问题，陈云、
邓小平等人建议在农村恢复大跃进前的“包产到户”，得到刘少奇
的赞同。
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回忆，同年 7 月上旬，在中南海游泳池，刘
少奇与毛就陈云、田家英关于包产到户的建议，发生了激烈争论。
刘少奇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
的！”17
不难想象，“人相食”、“上史书”、“罪己诏”这些话，对于深谙
中国古籍的毛来说，会产生多么大的刺激。刘少奇的这些言论行动，
使毛认定刘在内心里是反对自己推行的三面红旗的，就是睡在身边
的赫鲁晓夫，一定要把他拿下。
毛要打倒刘，并不像毛后来自吹的那么容易，“只要动一根指
头就可以打倒你”。在七千人大会上，刘的主张得到绝大多数县以
上中高级干部的拥护。召开政治局会议或中央全会，毛的主张未必
能得到多数票。于是毛采取了迂回战术。他通过林彪在军内搞学习
毛著作运动，“学雷锋”运动，支持周恩来组织创作大型音乐舞蹈节
目《东方红》，派江青搞“样板戏”，把自己树立成一个一贯正确、
战无不胜的伟大领袖。 同时，毛大造舆论，在国内外寻找和制造敌
人。他组织“左派”秀才，连篇累牍地批判“苏联修正主义”18。他
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危言耸听地宣扬“资本主义复辟”
的危险性。他在城乡开展“四清”和“五反”运动，指控文化部是
“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和“外国死人部”；指控中宣部是
“阎王殿”，号召“左派”起来“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指控卫生
部是“城市老爷部”；指控文艺界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会成为
“裴多菲俱乐部”；组织人马批判杨献珍的“合而为一”论、邵荃麟
17 刘源、何家栋：《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爱思想》网站，2010 年 4
月 7 日。
http://www.aisixiang.com/data/32876.html
18 1989 年 5 月，邓小平在北京会晤戈尔巴乔夫时，提到中共在 1960 年代批判
“苏联修正主义”一事，他说：“过去我们双方都说了一些空话，说了一些过
头话，现在应忘记过去，面向未来。”邓小平的这番话，相当于承认当年中共
批判“苏修”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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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写中间人物论”、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李秀成自述》
等等。整个中国变成了一个杀气腾腾、四处寻找敌人的大战场。
1964 年 10 月，赫鲁晓夫被勃列日涅夫等人用阴谋手段赶了下
台，毛很可能因此产生了危机感和倒刘的急迫感。当月，江青在北
京找李希凡，撰文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未
果。次年 2 月，她跑到上海，找到张春桥和姚文元，成交。1965 年
11 月 10 日， 《文汇报》 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
官>》，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王若水的文章还说，“支配毛泽东发动文革这一行动的，主要
并不是他的理论认识，而是他的情绪和性格。甚至他的‘无产阶级
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不过是给这种动机穿上一件合理化的
外衣而已。”这段话的后一句完全正确，前一句则没有点破实质。我
认为，毛搞文革大清洗、打倒刘少奇以及一大批“走资派”的主要
动机，是出于他的私心---维护自己生前的最高权力和死后的名誉。
这里涉及一个更深的理论问题： 像毛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
家”是否有私心，是否会把个人的私利，置于全党、全国和人民的
利益之上。
“无产阶级革命家”不同以往任何种类的政治家，他们信仰马
克思主义或马列主义，要“解放全人类”，其最终目标是在全世界建
立“没有人剥削人、没有人压迫人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一史无前例、
“极其高尚”的事业，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理论水平、
道德、工作作风等各方面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1964 年 7 月 14 日，
毛泽东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一文中，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这应该
是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最低要求。我们来看看，毛本人是否符
合这些条件。
第一条：“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毛篡改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阶级”、“资产阶级”的定义，
没经过仔细的调查研究，自己炮制出一个不伦不类的“无产阶级专
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这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应有的行为吗？
第二条，“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
务的革命者”。
毛搞大跃进，导致上千万人饿死，但他决不下“罪己诏”，不做
深刻检讨、认真改正自己的严重错误，反而把婉言批评他的彭德怀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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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成反党分子，后来又发动文革，把指出他错误的刘少奇打成走资
派，并置之死地而后快。这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绝大多数人
服务”吗？
第三条：“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
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
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
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
毛搞文革，整了那么多的共产党干部，这是搞团结吗？
第四条和第五条：“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
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
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
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
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象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
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这两条中批判赫鲁晓夫的那些话，“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
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文过
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恰恰是对毛一
系列行为的生动写照。
毛的实际行为说明，他不仅不符合他自己制定的“无产阶级革
命事业接班人”的条件，而且自 1958 年大跃进以后，毛就把个人
利益置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利益之上。
对于我的这种看法，许多人可能感到不可思议，但我觉得很正
常，并想尝试做一些解释。
“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人，是人就有私心。社会生物学家发
现，自私是人的天性。当然，人的天性还包括利他主义的成分。但
两相比较，自私具有更多的原生性，是第一位的、无条件地；而利
他主义具有较多的派生性，是第二位的、有条件的。现代经济学里
的“经济人”（Economic Man）假设，就基于人的自私天性。 我认
为，在政治学中，亦可提出“政治人”（Political Man）假设。经
济人从事经济行为，会追求其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政治人的政治行
为，亦会谋求其政治利益的最大化。 经济利益可以用金钱的多少
来衡量，而政治利益则包括权力、地位、名誉、影响力等等，其中
权力是最核心的因素，目前还难以量化。在非民主制国家，已处于
戴开元 文革的本质是一场大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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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巅峰的国家最高领袖，其谋求政治利益最大化的主要表现，则
是提防和粉碎其他政治人的篡权阴谋；而对于具有强烈历史使命感
的最高领袖，其谋求政治利益的最大化，还包括竭力维护自己死后
的名誉。
必须指出，政治人谋求私利，未必一定损害公共利益。正如资
本家追求利润，亦可能促进全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人谋求私利，
既可能伤害也可能有利于全社会。例如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其动机
带有想当国际共运领袖的谋私成分。但如果大跃进搞成功，会大大
加快中国经济的发展。可惜由于毛不懂经济，大跃进搞砸了，而且
搞砸得很厉害，结果严重伤害了中国经济，给中国民众带来一场大
灾难。政治人谋求私利是促进还是伤害公益，最关键的因素恐怕在
于政治制度的设计。
人的自私天性导致权力的腐败性。一百多年前英国著名政治理
论家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1834-1902）有句名言：“权力容易
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这原本是阿克顿对
天主教会掌权者的行为所作的判断，后来成为政治学者分析权力-
腐败关系时引用最广的一条语录。
近年来的一些实验心理学研究，证实阿克顿的此一判断具有相
当坚实的科学依据19。西方民主国家通过多党制、分权制衡等制度，
来遏制政治人的权力腐败倾向，遏制他们把私利置于公益之上的行
为。而极权专制国家的最高领袖，由于掌握了几乎不受制约的最大
权力，很容易为了私利而损害公共利益，给整个国家带来灭顶之灾。
毛搞的文革大清洗，在他生前能够得逞，最根本的原因恐怕就
在于此。
注：此文于 2016 年 1 月 31 日初稿，经华新民、熊伟、徐友
渔、胡平等友人阅读初稿提出宝贵意见后，本人于 3 月 15 日作
最后修改。特此致谢。
19 Samuel Bendahan, etc：Leader Corruption Depends on Power and
Testosterone，The Leadership Quarterly，Vol. 26, Is. 2, Apr. 2015,
P. 101–122.
论不是革命的文化大革命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ti-Revolution Defined
吴称谋
Wu Chenmou
作者简介：
吴称谋，易经研究专家，新道学宪政学者。在《遥望长城-
--道眼看中国》一书中，他提出新道学理论和提倡新的文化历史
观。2014 出版了他主编的《历史期待拐点---重审文革与探索未
来》论文集。现旅居美国。
内容提要：
本文从“革命”一词的起源和内涵，阐述了什么是真正的革
命。除了辛亥革命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以外，1911 后出现的很
多所谓的革命，都不能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革命。
在文革发动五十周年之际，本文试图对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
复杂动机做一个系统分析，对毛的家天下意图也做出了阐述。并
对中共 1981 年的《决议》作一次系统的分析与梳理，来厘清哪
些结论是正确的，哪些是不足的，哪些是回避的，哪些又是故意
模糊甚至错误的。
在历史档案还没有完全公开的当下，尽可能地以公正客观的
态度，系统阐述出更接近于真实的、经得起考究的历史结论。
关键词：
革命、共和、帝制、转型、家天下、决议
吴称谋 论不是革命的文化大革命
49
革命的概念
“革命”一词，最早源于《易经》的“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
乎人”。“顺乎天而应乎人”就是顺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此处阐
明了革命的本质。所谓客观规律，简而言之就是宇宙大道。古语云，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由此可见，道乃是促使社会发生革命的原动
力。 顺应道，就符合了革命的本质，违背道， 就背离了革命的方
向。革命的神圣性就在于推动社会制度发生结构性的根本变化，以
实现人类社会更美好的生活方式。
历史上“汤武革命”指的是公元前约 1558 年，商汤王打败夏
桀王，从而打破了王位世袭永传的惯例，从此华夏民族开始了王朝
在不同部落或姓氏之间的轮替，史称 “汤王革命”。 时隔 500 年
后，在公元前 1046 年，周武王在牧野之战成功讨伐了荒淫无道的
商纣王，结束了商朝的“奴隶制”，开启了周朝的“分封制”，从此
中国进入了封建社会。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史称“武王革命”。中
国远古时期前后相隔 500 年的两次社会大变革，史称“汤武革命”。
按上古时期古人对“革命”赋予的神圣意义来审视整部中国史，
可以真正称得上“革命”性质的社会大变革恐怕前后只有四次。第
三次“革命”发生在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实行“帝制”
也就是皇权专制，用“郡县制”取代了周朝以来的“分封制”。从公
元前 1046 年至公元前 221 年，真正算得上是封建社会的历史，前
后才延续了 825 年。此后的朝代也零星地存在过一些分封现象，往
往导致并产生了王侯割据，如西汉时期的“七国之乱”，西晋时期的
“八王之乱”等，但总的体制还是中央集权的“帝制”。从公元前 221
年至公元 1911 年，前后延续了 2132 年之久的历史应该算是皇权专
制社会。
第四次“革命”发生在公元 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
以“共和制”取代了 “帝制”。1911 年后的中国历史，本应该算是
开启了民主社会的转型，但由于超庞大的社会所形成的历史惯性和
列强入侵等多种复杂原因，使得辛亥革命无法进行彻底，以至于当
今中国还处在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艰难转型的过程中 。尽管如此，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50
辛亥革命却仍然是一次完全意义上的革命。之所以会发生这种历史
现象，是由于中国自秦朝开始，经过很多朝代的政权轮替，帝国体
制超常稳固，形成了一种“超稳定性结构”1。
依据 1993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
斯提出的制度“路径依赖”理论（Path Dependence）
2， 一种制度
的改变一旦出现“路径依赖”就会遇到很大的阻力，甚至困难重重。
中国自 1911 年延续至今的社会转型仍然没有彻底完成，正是源于
当代中国社会对过去了 的“帝制”社会的一种“路径依赖”。
旅澳学者刘路新也认为，“这种帝国体制，可以自己运转，而且
不易打破，后世的统治者往往自觉或不自觉的回归传统体制，比如
统治中国近 300 年的大清王朝，比如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现
代政治家毛泽东，莫不如此。”3
1911 年以前，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只能算得上是农民起义或
权力集团造反， 改朝换代仅仅是新的统治集团取代旧的统治集团
而已，根本谈不上是真正的革命。历史上这种统治集团的权力循环
大约经历了二十几次轮替，其中还包括外来的蒙元和满清等少数民
族的融入和统治。远在欧洲的马克思也多次抨击中国社会的封闭和
停滞不前，他说，中国“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4，
处于“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5
此外，马克思还沉痛地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
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
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6
如今，秦以来的专制政体还在中国僵持
地延续着，犹如中共党专制的创始人毛的遗体躺在密封的水晶棺材
里被小心地保存着一样，这恰恰重复应验了共产党老祖宗马克思的
那句话。这无疑已成为了一个跨世纪的讽刺！
1 金观涛：《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法律出版社，2010 年版。
2 维基百科，词条：路径依赖。
3 刘路新：《中国- -文明的低俗化》，2015 年 08 月 17 日，华夏文摘。
4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2～4 页。
5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64 页。
6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6～7 页。
吴称谋 论不是革命的文化大革命
51
辛亥革命以来的社会转型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在《走出帝制》7一书中认为：“中国
历史之重点就是一头一尾的两次转型：第一次是从周代的分封制向
秦代的郡县制（亦“帝国制”）转变。 第二次则是晚晴以来的帝制
向共和、民主、宪政制度之转型。而第二次转型， 经历了百余年之
久，却仍处于未完成状态，且很难预料究竟何时能够大功告成。中
国‘走出帝制’之不易，是整本书最为核心的主题，也是其他论题
展开的基础。”8 秦晖还“暗示了中国至今仍然处于帝制社会，专制
仍是中国政治的底色，从而引来了审查者的严重不满的原因之一。”
9 秦晖此处所说的“转型”，就是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革命”。
换句话说，辛亥革命以来所发生的历次社会变革，秦晖也同样认为
都不是真正意义的 “革命”。秦晖的观点引起了海内外学界的高度
关注和热议。
虽然“革命”一词出现甚早，但直到最近的两个世纪才开始热
门起来。可以说，“革命”在近现代史上几乎成了中华民族苦难的代
名词。从 1840 年开始，中国社会逐渐受到来自欧美先进资本主义
的影响 。它在艰难的社会转变过程中陆续出现了“改良”、“维新”、
“变法”等，这些尝试统统失败后，不得已才终于爆发了辛亥革命。
在欧美，发生在 18 世纪下半叶美国费城的“制宪会议”，19 世纪上
半叶英国的“宪章运动”，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发生的法国大革命，
这些都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虽然法国大革命存在很大的失败，
出现过两次君主制复辟和和专政现象，但是民主、自由、博爱、平
等、人权、三权分立等社会新原则已形成历史潮流，此后深刻影响
了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
同样，辛亥革命是发生在亚洲的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虽然也
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败，但它却顺应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客观发展规律
以及世界文明的发展潮流。辛亥革命确立的议会形式的“共和制”，
被复辟“帝制”的袁世凯所破坏，后来又被孙中山成立的中华革命
党效忠领袖的专制组党原则所破坏而遭到诟病。在中华革命党基础
7 群言出版社，2015 年 10 月 1 日出版。
8 《秦晖新作的封杀与走不出的秦制》，纽约时报中文网，2015 年 12 月 29 日。
9 同上。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52
上脱胎出来的国民党， 以及后来接受列宁主义政党理论成立的共
产党，都受到了这些有帮派性质的落后组党原则的影响。从某种程
度上来说，世界近现代史是一部由家族统治逐渐转变成政党治理整
个社会的历史。政党组织的落后原则必然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转型
及进程。
相当一段时期的当代中国史，实际是由国民党和共产党分而治
之的 “一国两党”制。 因为双方都一直坚持“一中各表”， 只不
过，一个在台湾，而另一个在大陆而已。辛亥革命的“共和制”在
台湾经过了孙中山制定的 《建国大纲》 的军政、训政、宪政的三
个阶段，历时近 90 个春秋，在垂暮之年的蒋经国的努力下，最终
由国民党和民进党在台湾（中华民国）才得以实现。辛亥革命确立
的“共和制”在大陆至今仍然遥遥无期。1949 年后，大陆经过“多
党合作与政治协商”， 到 “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蜕变。 历史证
明，所谓的 “无产阶级专政” 只是一种宣传而已，实际上并不存
在。因按共产理论，无产阶级夺权后就成为国家的主人，拥有了产
业，不再是无产阶级。此外，谁是无产阶级？ 执政权贵们没一个是，
都是如鲁迅讽刺过的“惟我是无产阶级”。而什么叫“人民民主专政”
毛说得很明白：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 也就是说，专政
就是独裁。独裁的主体当然不可能是全体党员，更不可能是全体人
民，只能是执政党的党魁。 由此可见，未来什么时候大陆也演变成
了真正的“共和制”， 两岸才会有和谈的基础， 一个中国才有可能
团圆统一， 辛亥革命才算彻底的成功并可以宣告中国社会的转型
结束。
在 1919 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共所谓的多次革命已经使
得中华民族付出了巨大惨痛的代价，人们普遍对革命产生了高度恐
惧的心理。在海内外学界，一直有人呼吁要改良不要革命。如中国
学者李泽厚与刘再复著的《告别革命》认为“影响 20 世纪中国命
运和决定其整体面貌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我们所说的革命，
是指以群众暴 力等急剧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
（不包括反对侵略的所谓‘民族革命’）。”10
（按本文观点，它并
不是真正的革命）继邓小平在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不能也无法
彻底以后，当今海内外学界在研究讨论中国问题时，使用更多的是
“转型”一词。 如前文提到的秦晖，张博树主编的《僵局、“破局”
10 《告別革命：二十世纪中国对谈录》
吴称谋 论不是革命的文化大革命
53
与中国民主转型》11，何清涟的《从中国阶层结构看社会转型的失
败》12，胡平的《三论宽恕、惩罚与转型正义》13，王天成的《大转
型》14等等。
非革命的现代史
1919 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共实行所谓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
其总的目标是“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15 但当时
的具体目标是为了抵抗外强入侵，实现民族独立，同时国共两党之
间为争夺对中国的统治权而进行的权力和路线斗争。所谓的社会主
义革命亦称为无产阶级革命，是第二次国共内战由信仰西方马列主
义的共产党，打败信仰有东方文化特点的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以后，
从 1949 年建政初的政治协商蜕变到一党专政，最后演变成个人独
裁。无产阶级革命产生了社会转型不成功的夹生现象，目前的中国
乃是一种四不像的社会。
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用阶级 “专政”推翻“共和制”的一场
专制政治制度复辟的斗争。中共用名义上多党政治协商的假民主、
伪共和，来实行一党独裁和权贵专政，其实质是开了中国历史的倒
车。在政治结构和权力运作上，共产党在某种程度上复辟了前现代
社会的皇权专制。
毛泽东和朱元璋是两位在中国历史上通过成功的农民起义而
获得国家最高权力的独裁者，而毛的专制同时又是借助一个现代政
党组织的集体力量和国际援助，运用西方那一套（借用现在官方的
说法）新的斗争理论才得以实现的。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结合了中
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和权力集团造反的两种类型的造反。
中共建政后，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则是中共党
内权力和路线的多种斗争，是毛为实现他幻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
孤注一掷地进行的一场全民大实验和他个人政治生涯的大赌博。这
过程是建立在毛对整个社会“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不破不
11 香港晨钟书局，2013 年 2 月出版。
12 美国之音网站，2015 年 5 月 24 日。
13 胡平博客，2012 年 6 月 25 日。
14 香港晨钟书局，2012 年 5 月出版。
15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54
立”、“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人的主观意志可以战胜客观规律”
的荒谬理论之上的。中国的“单极权力运作模式”16 和中共“民主
集中”的决策体系，使得处在权力顶尖的毛成了一位无法无天且肆
意妄为的独裁者，最终他的超强意志力产生了无比巨大的破坏力，
他在完成了对整个中华文明的“毁”，对社会和行政体系的“破”之
后，却无力也不可能实现新的“立”。
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苏绍智说，
关于中共改革开放后实行的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是“坚定
不移的封建专制主义和羞羞答答的资本主义”17。 有一民谣说的更
妙：“马克思主义的本子，社会主义的牌子，资本主义的路子，封建
专制的班子。”
关于中国 60 年的革命与改革，普林斯顿大学程晓农博士认为，
通过前 30 年和后 30 年的悖论，证明所谓“中国革命”实际上是自
相矛盾的伪革命。他说，“改革的对象是什么呢？改革改的不是 60
年前的国民党时代的体制，改革改的正好是革命的成果，改的就是
30 年革命的计划经济、人民公社、公有制。换句话讲，改革其实是
对革命的否定。再进一步看，60 年走下来的结果是中国在经济体制
回到了原点，回到了 1949 年以前。
今天中国讲改革开放取得巨大的成就，中国初步建立了市场经
济体制。可是，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1949 年以前中国什么体制？
那时候就是市场经济体制。那时候也对外开放了，那么为什么中国
要用革命去把市场经济体制消灭了，花了 30 年时间，然后再花 30
年再把它从新建立起来？”18
由此可见，综合上述，中共主导的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
主义革命和文化大革命，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革命”。
16
吴称谋论文“解读中国模式---- 文化基因与文化背景”。摘自《僵局、
“破局”与中国民主转型》论文集，第 259 页，张博树、王书君主编，香港晨
钟书局，2013 年 2 月出版。
17 于浩成：《风雨鸡鸣》自序---- “回归自由主义”，晨钟书局 2007 年 12 月
出版。
18
百度贴吧，《国殇 60 年：程晓农博士访谈录》。
吴称谋 论不是革命的文化大革命
55
革命“过”了的文革
如前文论述，革命是要推动社会制度的结构性根本变化，以实
现人类社会更美好的生活方式。革命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
实现由低级到高级的根本转变的一种集体社会行为。中共建政后，
毛偏执地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仍然是不彻底的，在很长时间内还存
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
最重要的就是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然而，人才是社会的主体，
也是构成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如果不重视人性，却要把人划分为不
同阶级，用虚无的阶级性来制造阶级仇恨、进行人民内部的残酷斗
争，这本身就是一种反人类的行为。可以说，马克思的阶级概念，
是世界近现代史上造成人类苦难的最大根源之一。毛要在和平时期
继续革命，就是一种悖逆人性的行为，就是要继续人为的制造社会
仇恨和人间苦难。
毛发动文革是违背革命本质和方向的一场臆想和闹剧。毛企图
超越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用他个人的超意志力把中国 960 万平方
公里的土地作为他的试验田，把 7 亿人口作为的他的改造对象，来
实现他幻想中的“桃花源里可耕田”、“芙蓉国里尽朝晖”的乌托邦
社会。毛“幻想将发达的现代社会塞进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与习惯
的原则之中，幻想将中国建设成既有现代社会的发达，又有传统社
会的古朴、崇高的理想王国。”19 在文化大革命前的 17 年间，这种
超越现实条件，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大跃进和大炼钢铁，就已经造
成了亘古未有、惨绝人寰的大饥荒，给整个社会造成了巨大灾难，
而刚愎自用、桀骜不驯、冷酷无情的毛却还没有汲取足够的有益教
训。他所吸取的唯一教训是：要防止身后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来对
他进行清算，因此他才悍然发动文革。这一明确的目的在“五一六
通知”里有清晰的表露。
中国有一位叫杨伟民的农民思想家在 1962 年对农村产生严重
困难的渊源，打一个很意思的比喻：“如某甲赴某村，距十里，行之
十五里过五里”。20
杨伟民把中国问题的渊源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了
19
蔡崇国：《毛泽东的晚年与文化大革命”》，出自《青年论坛》，1986 年第
11 期。
20 杨伟民：《一叶知秋--- 杨伟民文存》，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出版，“当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56
“过”上。然而，毛就是一个处理问题容易“过”的人。毛发动文
化大革命的动机之一就是要搞他幻想中的乌托邦社会，要跑步进入
共产主义社会，还要不惜一切代价地去争夺世界革命领袖的头把交
椅，甚至要把中国变成世界革命的中心。然而，任何事物都是过犹
不及，过则有灾。毛完全背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是一种严重
的“过”的行为。毛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来演变成一种超
越了革命理想和目标的无法控制的社会大灾难。
不仅如此，毛还要用他个人的主观意志去试图改造人类社会客
观存在的，有着自然属性的人性。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甚至还要充
当宗教革命的功能。他企图通过语录说教和政治运动的方式强行使
人们变得纯洁高尚起来。事实上，毛和毛派分子们自己的人格就是
自私的，人性是鄙陋的，手段的粗暴的。他们错误的主观努力，其
实是在发挥他们自己的人性恶来企图拯救全社会的人性善。毛以自
私的心态和残酷的手段，幻想全社会的人都实现“人人为我，我为
人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崇高境界。可以说，毛真正试图
实行的是人性革命，而不是文化革命。他认为，只有在“灵魂深处
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彻底改造人性，才有可能实现乌托邦
社会。
正如文化学者高伐林说“毛所希望的，就是人人一样：地位一
样，职业一样； 思想一样…… 他要建立的理想国， 标志就‘一
样’”21 。这是他一生梦寐以求的社会目标。毛认为，修正主义是背
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社会主义道路最阴险的敌人，是复辟资本
主义的蜕变理论，是实现共产主义制度的克星。毛还认为，资本主
义已经在苏联和南斯拉夫复辟了。著名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说，
毛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是他为复兴他认为已濒临绝境的革命所作的
最后垂死努力”22 然而，共产主义制度是人类永远无法实现的一种
理想制度，毛却幻想要超越现实地，在他有生之年实现它。
然而，大道既无形又无情，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无法估
算的人命伤亡和社会灾难。同时，还在中国造成了一场规模空前的
前形势怀感”，1962 年 5 月 10 日。
21
高伐林论文，“毛泽东的‘大同书’与‘文革’”，《历史期待拐点》，中
国独立作家出版社，2014 年 3 月美国纽约出版。
22 莫里斯∙ 迈斯纳： 《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Mao’s China and After：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Maurice Meisner）著，香港中文大
学出版社，2005 年出版。
吴称谋 论不是革命的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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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道德、人心的持久溃败。毛本人最终于 1976 年悲剧落幕，随
着“四人帮”的垮台，文化大革命才被迫结束，同时也宣告了它的
彻底失败。 由于毛的垂死一搏，违背了革命的最初和最终目标，几
乎让中共走到了分裂和崩溃的边缘， 让中国百姓的生活陷入了绝
境。中共在 1981 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
经将文化大革命定性为一场“十年浩劫”，并进行了全面否定。
毛发动和持续文革的复杂动机
其一，经过建政后十几年的胡闹折腾，特别是“三面红旗”的
彻底失败，毛在治国方面的弱势才能和鲁莽性格已经在全党面前暴
露无遗。毛在七千人大会上不得不采取以退为进的迂回策略，轻描
淡写地做了自我批评，公开承认自己对“经济建设工作的中的许多
问题，还不懂得”，“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
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 “少奇同志比我
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
得较多”23。对于现实中的这种弱势，从后来毛重新启动阶级斗争来
看，他既不甘心更不服气。与之相反，刘邓周的务实作风和发展经
济的能力得到了实践的证明，并逐渐得到党内高层的多数肯定。毛
已认定，退居二线的他，自己孩童时的理想和后来形成的思想，作
为接班人的刘少奇，一是不可能全力真实地去贯彻，二是也不可能
去走他想要的路线。正如前面分析的毛对于修正主义带来的威胁，
如毛所说，赫鲁晓夫就睡着他的身边。毛要防政变，防死后反攻倒
算，他要清除党内的走资派，同时要为实现他的乌托邦理想社会作
最后一搏。
其二，大饥荒的发生，毛在党内的威望严重受损。 毛退居二
线，其实就是在中共党内权力和影响力边缘化的开始。而毛是一个
非常敏感，又是一个自尊丝毫不容挑战的人。毛在党内长时间的至
尊地位，让他早就产生了唯我独尊的帝王心态，同时毛和江青都是
嫉妒心特别重的人。刘少奇此时在党内的威望已与毛平分秋色，甚
至略胜毛一筹，刘与夫人王光美在国内及出访东南亚的风采，更是
让毛和江青羡慕嫉妒恨。然而，发动政治运动、搞阶级斗争是毛擅
23
毛泽东：《在扩大的作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62 年 1 月 30 日），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下卷），1030-1031 页。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58
长的领域，他要通过经济建设以外的领域，来继续展现自己的绝对
优势，夺回属于自己的荣耀与风采。
其三，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国四周恶劣的国际环境，以及毛
与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运领袖的地位。1962 年的中国是个多事之
秋，广东发生由大饥荒引起的农民大规模偷渡香港事件，“在 39000
人偷渡出去之后，中国的内幕就公诸于世了”24。台湾蒋介石认为是
反攻大陆的极好时机，秋季先后派了武装力量骚扰东南沿海。紧接
着 10 月 20 日，西部爆发中印战争，现在来看应是毛为转移民众对
大饥荒的不满而蓄意挑起的，北部有苏联的强大威胁。此时的毛有
强烈的存亡危机，而且他的好斗多疑的性格，使得他习惯性地作出
了过激反应，弄得全国草木皆兵。他要在国内“日日、月月、年年”
地讲阶级斗争，以防革命变了颜色。 借恶劣的国际环境，以继续革
命来作为夺回权力的一个理由。
另一方面，从毛在 1963 年写给郭沫若的诗词中就能看出毛的
那种光阴迫，只争朝夕，不顾一切地的焦躁心态。他为夺得世界革
命领袖的地位和实现解放全人类，成为人类导师的梦想，越发强烈，
也愈发急切。这一点，从的毛写的诗词中，可以窥探到他的一些内
心端倪。如，他在 1963 年和郭沫若的一首诗词， “满江红·和郭
沫若同志------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
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
飞鸣镝。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
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
敌。”25
其四、培养未来的毛主义者。1966 年，已经 73 岁的毛发动了
文化大革命。毛在天安门不辞辛劳地 8 次接见红卫兵，陶醉于红色
海洋的人群中，爆发出排山倒海般的“毛主席万岁” 的呐喊。这一
方面满足了毛的那种至尊无上的帝王心态，另一方面毛企图把阶级
斗争仇恨的种子通过接见红卫兵尽可能多地强行灌输给那些还未
经年事的稚嫩心灵。毛曾经对戚本禹说：“将来，我不在了，有人要
搞修正主义，就是现在在广场上见到我的孩子们当中，会有人记着
我对他们的希望，记着我说的要反对修正主义，要敢于实行对修正
主义造反有理。”，“我今天见见孩子们，也是希望他们记着要继续
24
杨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广东群众偷渡问题研究》，转自《历史的变动：
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1962-1965）》第一页。
2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年版。
吴称谋 论不是革命的文化大革命
59
革命，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所以，这是一件大事。”26 毛期待几十年
以后，他们当中有人能成为真实的毛主义的执行者。当今中国的领
导班子正是当年的红卫兵接了班，可以说，在这一点上，毛的目的
已经达到了。
其五，1969 年后，毛要继续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收拾
林彪。中共九大林彪成了法定接班人后，“新一届政治局是各派系
的大杂烩，而不是文革应该造就的亲密无间的战友。” 27 原本计划
搞三年的文革，应该在 1969 年刘少奇被彻底打倒而结束， 然而，
毛林共同的对手消失后“自 1966 年文革以来文官派别和军官派别
结成的松散联盟，随着利益的分化而走向分裂。”28
林被法定为接
班人并写入党章以后，诱发毛的猜嫉狐疑心理又一次骤然升起。在
毛派分子中，江青成为文官派领袖，林彪成了军官派领袖，两派很
快就暗中互相较量起来了。 例如，“1969 年 1 月，她（江青）告诉
自己的工作人员，她怀疑自己所住的 11 号楼有窃听器，下令一古
脑儿搬到了 10 号楼。她的秘书后来说江青怀疑叶群在搞窃听。29 毛
和江青很快开始怀疑并提防起了林彪和叶群。
另一方面，毛周都是没有儿子可以接班的，恰恰问题就出在林
又是有儿子可以接班的人，而且林彪还在有意培养他的儿子。作为
支持毛发动文革的铁杆盟友，前期林彪阿谀奉承的露骨表现和荒诞
的造神运动，毛是不可能看不明白其背后动机的。在文革前期，应
该说毛林是一种互相利用的关系。正是 1969 年林成为副统帅和法
定接班人后，毛的那种家天下意图才骤然萌生于心。76 岁的毛清醒
地知道自己不可能万岁，毛的嫉妒之心让他不甘心把自己的红色江
山，在他百年之后成为林家天下。关于这一点，有江青的话可以作
为佐证。文革后，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联合审判中，江
青对于自己与林彪放在一起表示极大的愤慨。“她坚持说，‘林彪是
一个集团，包括陈伯达。我、康老、张、姚、王是一个集团。林彪
集团的头子是林彪，我们这个集团的头子不是我，是毛主席。’”30
26
戚本禹回忆，网络 360 图书馆。
27 麦克法夸尔，沈麦克：《 毛泽东最后的革命》，星克尔出版社，2009 年第一
版，第 299 页。
28
同上。
29
杨银禄：《江青与林彪：我给江青当秘书（四）》，《百年潮》，1999 年第 4
期。.
30
李耐因：《“四人帮”被审期间的丑态图》，《炎黄春秋》，1997 年第 7 期，
第 43 页。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60
从江青的这番话中可以得知， 毛在 1969 年九大以后，就开始着手
对付林彪了。
其六， 1971 年 9 月 13 日，毛的接班人林已经葬身蒙古荒漠
后， 毛持续文革的目的就要为他的家天下的临终布局扫除更多障
碍，同时也是为他的乌托邦理想国组建领导班子。在毛的一生之中，
最大的一个打击可能莫过于他的儿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意外身
亡。这是毛完全始料未及，也是追悔终生的一件事情。毛让自己的
儿子上危险的前线战场，不是不爱儿子，而因为太有望子成龙之心
了。毛的本意是希望儿子能够在朝鲜战场得到锻炼，同时也能增加
儿子的人生资历，让他儿子独有的政治资本将来成为毛接班的不二
人选。可是信仰上帝的美国人却无情地打断了毛的父志子继的命根
子。虽然，朝鲜战争中美双方最后签了和平协议，但对毛个人来说
却无疑是他人生中的滑铁卢。
正是五十年代初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的死，使得毛有一种“天不
容我，我就要负天下”的怨恨心理，经过十几年的痛苦折磨，诱使
毛晚年极度贪恋权力的病态心理得到进一步的恶性发展。 在毛看
来，军队的十大元帅里面，彭德怀与贺龙是敢作敢为，最有正义感、
道德底线和侠气之人。而且彭贺都不以毛为马首是瞻，一旦让彭贺
等军队实力派人物看清楚了毛的家天下意图，他们俩人肯定是不会
等闲坐视的。另外，周也是最大障碍之一，尽管周甘心为臣，委曲
求全到了奴颜婢膝的地步，毛还是希望周早死于自己。于是，毛要
继续利用“四人帮”或抗衡或迫害或收拾这帮老战友。
毛的家天下败局
毛在第二任接班人林彪摔死后，本可以结束文革，后来之所以
重用“四人帮”，毛是已经有了家天下意图的。但毛又不可能敢于彻
底撕下党天下的这块遮羞布，他是清楚记得当年袁世凯复辟“帝制”
是怎样的一个下场。在 1969 年后，毛在真假参半的乌托邦梦想和
真的家天下意图之间的纠缠不清，混沌未明，由于两个矛盾的问题
真真假假、羞羞答答地混杂着，使得他无法朝其中的任何一个方向
去全力以赴，最终把文革搞得四不像，弄得天怒人怨，众叛亲离，
孤家寡人。由于毛在两个不同方向上的根本问题玩无间道，弄得手
下的打手“四人帮”首鼠两端，在民众面前的形象很恶劣，党内各
吴称谋 论不是革命的文化大革命
61
派势力明争暗斗。最后毛死江囚的结局，都是毛一手造成的结果。
在文革后期，举国凋敝，苦不堪言，民众逐渐觉醒，特别是四五天
安门事件，民怨四起，有的民众的矛头直接冲着毛泽东和“四人帮”
而来了。毛的最大失败莫过于他找不到合适的接班人了。毛自己也
明白“四人帮”在党内的恶劣形象，江青有着慈禧太后的狠毒，却
没有武则天的韬略和才能， 毛自己也清醒地知道江青是难以服众
的，侄子毛远新在政治方面还是个年轻稚嫩，不成熟的阿斗，毛无
法让他一步登天。
毛的遗恨是家族里没有合适的人来接班，最后迫于无奈“蜀中
无大将，廖化作先锋”，选了权威和职位远远不相称的华国锋做了
他的接班人。毛的真实意图是让平庸、无能的华国锋作为一个短暂
的过渡性人物，短时间内来平衡元老派和“四人帮”之间的冲突，
起到三足鼎立的制衡作用。华国锋充其量是毛的家天下布局过程中
的一块遮羞布，只是还不到完全扯下的时候罢了。至于，华国峰和
汪东兴很快与元老派联手抓捕“四人帮”，因为他们俩都认为“四人
帮”要进一步夺权，危机迫在眉睫，他们自身已经面临存亡的严重
威胁。他们要借元老派的力量，来除掉“四人帮”，同样，元老派也
只有获得了他们俩的支持，才能有把握战胜“四人帮”。于是双方一
拍即合。在那场复杂的博弈中，势单力薄、德才不配的华国锋注定
会是个失败者，不管是元老派，还是“四人帮”胜利，他最终都会
面临出局的命运。
关于毛的家天下意图，可以从毛临终前几年的一些举动和人事
安排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的。毛在文革中让江青充当一条咬人的狗，
让她咬谁就咬谁，利用“四人帮”来制衡周和邓等人的意图是非常
明显。毛对邓的两次打倒之所以还要手下留情，一是通过打击邓，
企图让邓能臣服于毛。二是在 1973 年毛重新启用邓，并不是毛要
把权力交给邓，而是毛要利用邓的治国才能收拾乱局，毛还要借机
考验邓对文革的态度，同时也是为了检测邓与“四人帮”的最终融
合度。毛是期待邓能最终站他们这一边的。后来在 1981 年邓顶着
党内否定毛的压力，对毛作出三七开的历史评价，邓多少是有些念
毛多次对他手下留情的一种回报吧。当然邓的如此评价还有更多政
治方面的考虑。
从毛远新的政治经历来看，毛的家天下意图也是很明显的。如
果毛岸英活着，毛就不会如此被动了，很可能中国就如今天的朝鲜
金家王朝了。1966 年毛远新还只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一名提前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62
毕业的学生及造反派小头目，到 1975 年毛指定其为中央政治局的
联络员，并且让年仅 34 岁的毛远新开始组织召集中央政治局级别
的会议了。31 毛远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火箭式提升，就足以看出
毛的司马昭之心了。只不过，时间来不及了，毛比他自己预计的要
早死的多。只要毛还能苟延残喘地活着，他就必定会继续迫害，继
续清洗，直到毛远新的上台。
然而，事物都有两面性，值得庆幸的是，毛对权力的贪恋到了
病态的地步。他是一天没有权力都无法活下去的人。据周恩来的侄
女周秉德回忆，周恩来逝世前，毛泽东身体也已不好。1975 年，毛
至少昏迷过两次。毛第一次昏迷后，周恩来“立即向紧张焦急的医
生询问情况，判定病情，紧急调来了吸痰器。经过吸痰，毛主席的
脸色渐渐恢复了血色，大口喘着气；又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的眼
睛慢慢睁开了。 伯伯此时如释重负，他激动地扑到主席床边， 双
手紧握着主席的手，泪水夺眶、语音哽咽地冲口而出： ‘主席，主
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32 可以说，在中共党内，周是唯一看透
了毛的人，而毛却没有完全琢磨透周。如果周晚死于毛，毛的家天
下布局反而成功的可能性大。因为周在晚年是特别注重保持晚节的
人，他的骨子里的愚忠会让他为了保持一生乃至死后的一贯名节，
很可能会继续死心塌地的去辅佐江青和毛远新的。
正因为毛对权力的极度贪婪，他才不愿在生前放下权力，去扶
江青和毛远新一程，导致他的毛家天下布局功败垂成。毛死后，江
青和张春桥要毛远新留北京，华国锋却反对。据记载“马拉松的会
议开到第二天早晨 5 点。……最后，华国锋问江青讲完了没有，江
青说讲完了。华国锋立刻宣布说：‘散会！毛远新回辽宁。’江青的
无理纠缠失败。”，“江青对此极为不满，面对面地或者电话中长时
间地同华国锋同志大吵大闹。”33 。毛过于迷信自己的威望和影响
力，然而毛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毛信耐的跪地发过誓要效忠的大
内管家汪东兴、毛可靠的军队老帅叶剑英，在毛尸骨未寒之时就背
叛了他的临终托孤，把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和毛远新抓捕起来了，
毛的家天下梦彻底破灭。
31 “毛远新”词条，维基百科。
32 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来》，辽宁人民出版社，2008 年 6 月出版。
33 吴德：《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第 58 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 年。
吴称谋 论不是革命的文化大革命
63
历史的结论
半个世纪后，对于如何界定文化大革命这段当代史上内乱的十
年，海内外学界还一直在争论和研究的过程中。为了正确分析判断
这段历史，学界就应该“摒弃成王败寇、文过饰非、隐瞒事实、畏
惧真相、冷漠遗忘、敌对思维，及仇恨心态的旧文化史观。新的文
化历史观应该是客观真实地记载历史事件，不以成败论英雄，公正
评价历史人物，公开坦然面对历史问题，不用意识形态评判历史，
不以阶级立场歪曲历史。”34的新的文化历史观来重审文革。 学界
更有必要对中共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35，后简称《决议》作一次系统的分析与梳理。以《决议》作为剖析
对象，来厘清哪些结论是正确的，哪些是不足的，哪些是有意回避
的，哪些又是故意模糊甚至错误的，从而在历史档案还没有完全公
开的当下，尽可能地阐述出更接近于真实的、经得起考究的历史结
论。
首先，文化大革命是超出历史条件和现实基础的，具有反革命
性质的一场政治运动，从一党专政到个人独裁，是一定程度上的“皇
权复辟”。中共在《决议》的“‘文化大革命’十年”部分，第 19 条
第 4 点明确指出，“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
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
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
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
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
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
乱。”36，“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
象滋长起来”37 从这些结论，显而易见，中共自己就坚定认为文化
大革命不是一场革命，非但没有任何的社会进步意义，还使得政治
体制严重地倒退到了“封建专制主义” 38 时代的皇帝独裁。
34
吴称谋论文， “新文化史观的创立” ，摘自《历史期待拐点--- 重审文
革与探索未来》，2014 年 3 月，中国独立作家出版社，美国纽约出版。
35
人民网，党史频道，《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36 《决议》，第 20 条，第 4 点。
37 《决议》，第 24 条，第 2 点。
38
同上。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64
其次，文化大革命是以阶级性来取代人性的一场路线和权力斗
争。《决议》的第 19 条，“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
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
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39 这结
论也证实了，文革是毛蓄意发动的争夺权力和路线的斗争。“在发
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
他们是‘四人帮’，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操纵‘组阁’的野
心。”40，“至于毛泽东同志所重用过的林彪、江青等人，他们组成两
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
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41，“以上这些情况，不可避免
地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其中有不少
人还被提拔到了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地位。”42 这些论证了文革
不仅是路线斗争， 而且还是一场中共党内不同派别之间的权力斗
争。
其三，文革具有反人类的本质，它错误地把人划分为不同阶级，
用所谓阶级的正义性来对人性的极端蔑视和摧残。文革时期的武斗
与屠杀是蓄意制造的，毫无人权也丝毫没有生命尊严的，遍布全国
的社会灾难。毛的“要武”就是一种泼皮无赖的流氓行为。道德经
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毛就是
一个把百姓当刍狗的独裁者。《决议》中提到，“对所谓‘反动学术
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
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43，“遭到过打击和折磨的知识分子、劳动
模范、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
44，“ 受迫害而牺牲的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党和国家领导
人以及其他一切党内外同志”45 这里提到了文革对民族精英和中共
党内高级干部的迫害， 文革中死去的文化名人和民族精英不计其
数。另外，文革十年过程中，民众死伤人数，据《争鸣》的统计，
“该刊一九九六年十月号上报导中共一九七八年和一九八四年的
「内部调查」的结果：文革中「两千一百四十四万馀人受到审查、
39 《决议》，第 19 条。
40 《决议》，第 21 条，第 3 点。
41 《决议》，第 19 条。
42 《决议》，第 20 条，第 3 点。
43 《决议》，第 20 条，第 2 点。
44 《决议》，第 23 条。
45 《决议》，第 23 条。
吴称谋 论不是革命的文化大革命
65
冲击；一亿两千五百馀万人受到牵连、影响」，「四百二十馀万人曾
被关押、隔离审查；一百三十馀万人曾被公安机关拘留、逮捕；一
百七十二万八千馀人非正常死亡」，「十三万五千馀人被以现行反革
命罪判为死刑；在武斗中有二十三万七千馀人死亡，七十三万馀人
伤残」，「七万一千两百馀个家庭整个被毁了。」”46
其四，文化大革命对中华文明的破坏和毁灭是空前绝后的，它
具有反文明的特征。这方面《决议》中却只字未提。文化大革命在
960 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持续闹腾了十年，使得 7-9 亿人口被迫
卷入其中。文革所制造的灾难永远无法统计，罪证永远无法逐一取
证，罪行永远无法记录完整。文革的罪恶之一在于它对整个中华文
明的毁灭性打击，它对中华民族长时间的整体伤害，对人文精神和
道德观念的摧毁其负面影响是持久深远的。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毁
坏人类文明和文物古迹、掘墓辱尸、冲击宗教场所等，都是反文明
的罪恶行径。当年的文革主要策划者、煽动者、肇事者、破坏者们
已经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另一方面，文革对亚非拉地区的人民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不可
忽略。著名文革史学者，程映虹先生提到，1966 年 8 月召开的中共
八届十一中全会肯定了林彪文章的观点，认为国际形势“当前正处
在世界革命的一个新时代”。1967 年五月一日人民日报庆祝国际劳
动节社论的题目就是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
说毛泽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如同马克思创造科学社会主
义、列宁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样 “影响着世界的前途和命
运”，“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亚
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以及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正在给
整个旧世界以摧毁性打击”，美帝苏修和“一切害人虫”被“彻底埋
葬的日子已经不远了”47。中共建政后，特别是文革期间，中共对柬
埔寨红色高棉、马来西亚、泰国、缅甸、新加坡、朝鲜的影响，给
世界人民带来的苦难都是无法统计的。这些在《决议》中，完全被
忽略，避而不提。如北韩的金家王朝，就是用中国军民的血肉换来
的独裁政权，对北韩民众来说，那是他们几代人的苦难与噩梦。
46 “OPEN 开放网”，“最新版文革死亡人数”，金钟，2012 年 10 月 7 日。
47 程映虹，“向世界输出革命——文革在亚非拉的影响初探”原载《文化大革
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香港，田园书屋，2007 年出版。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66
其五，《决议》对文革主要人物的罪责有意回避或模糊不清或
嫁祸他人。如前文分析，江青在被审判时就清楚地说了毛是“四人
帮”的总后台，应该定性为“五人帮”才更为准确的。《决议》对毛
的错误作出的结论是，“‘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
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
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他
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
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48。历史证明，文革远远不仅
是毛晚年的错误，而是已经对整个中华民族构成了滔天罪行。毛晚
年搞独裁，有家天下企图，他所犯的罪恶，是不能拿所谓的“建国
有功”来相抵消的。从历史的长远视角来评判，他的“过”是远大
于“功”。当今非毛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另外，文革远不是毛和
几个人或一批人的罪恶，它也是整个民族的政治恶因造成的苦果，
更是当今中国政治制度的罪恶。
周恩来在中共党内是个关键性人物，如果文革一开始他勇敢地
站在历史的正确方向上，毛很可能发动不起来，中国的历史就要改
写。 因为文革有了林彪、康生、 “四人帮” 等人的凶神恶煞的面
孔，才衬托出了周充当好人去出面保护、解救被迫害人的伪善形象，
从而一度赢得了好名声。周的助纣为虐，毫无正义，软弱虚伪的双
面人格，使得他在中共的人肉酱缸里成为了不倒翁，也成为了文革
这台绞肉机上最大的齿轮和动力。周长期充当中央专案组的组长，
文革对中共党内外众多高级干部和民族精英的迫害，他做出了很多
见不得人的罪恶定案。周为了保全自己，不惜刨挖自己的祖坟，抛
弃身边的任何人，甚至主动牺牲他人来保住总理的宝座。随着解密
档案的逐步公开，周不被人识破的罪恶形象，慢慢地露出他本来的
真容。 如，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等罪名就是周恩来亲手
写定的， 还有贺龙元帅含冤而死， “一打三反”运动被枪决的遇
罗克，周也是要负很大罪责的。《决议》将毛周等人在文革中的一
些罪责，却嫁祸在林彪和“四人帮”等人的头上，那是不公正的，
也是不应该有的一种历史评判。
其六，《决议》对文革之所以会发生的深层制度原因刻意避而
不谈。《决议》只轻描淡写地说“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
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这种现象是逐渐形成
的，党中央对此也应负一定的责任。”正是中国现存的中共一党专
48 《决议》，第 24 点，第 2 条。
吴称谋 论不是革命的文化大革命
67
政的政治体制，才造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如果不在这点上去充
分、深入地思考总结历史教训，并且以此教育警醒当权者，以此进
行政治体制改革，文革的遗毒就永远不可能根除，中国的问题也就
不可能根本解决。
结 语
中国从 1911 年辛亥革命的“民主共和”，到 1949 年后蜕变成
的“一党专政”， 再到 1966 年后完全演变成的了“个人独裁”，目
前还在延续的“党天下” 政治僵局，这百年的倒退和徘徊正是当今
中国社会存在诸多问题的总根源。
中国什么时候发展成 “民天下”，回归到“真共和”，不是革命
的文化大革命噩梦才会真正彻底结束。
从“反帝反修”到联美抗苏
毛式文革外交的逻辑走向
From “Anti-Imperialism and Anti-Revisionism”
To Allying with US to against Soviet Union：
The Logic behind Mao‘s Foreign Policy
张博树
Zhang Boshu
作者简介：
张博树，哲学博士，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著名
宪政学者。2011 年流亡美国，目前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
系任客座教授，旅居美国新泽西。
内容提要：
本文试图勾勒上个世纪 60~70 年代中国外交演变的基本逻
辑。要论证的核心命题是：毛泽东的激进乌托邦追求不仅体现在
国内政策方面（其结果是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且
体现在国际战略层面（既“反帝”又“反修”，与苏联争夺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革命的引领权），这种外交领域的“两线作
战”势必把毛逼向死角，迫使毛作出重大战略调整，与意识形态
死敌美国重新握手，以应对来自昔日盟友苏联的威胁。在这个过
程中，意识形态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张力凸显并几经转换，共产革
命框架内的东西之争也悄然淡化（并不是取消），而变异为“三
个世界”理论中的南北对立。这个转变是意味深长的，它深深影
张博树 从“反帝反修”到联美抗苏
69
响甚至限定了后文革时代中共外交的走向。今日正在崛起的习
式红色帝国，虽然背景已全然不同，却仍然承续了毛泽东文革外
交遗产的某些根本，而习近平的联俄制美大战略则是对当年东
西之争的变相回归。
关键词：
两线作战、国际共运与世界革命、继续革命、三个世界理论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70
“两线作战”何以形成？
回想起来，就中国国家安全而言，1964 年到 1970 年是最危险
的时期。朝鲜战争（1950~1953）后中美互为敌人自不待言，中苏意
识形态纷争（1960~1964）导致国家关系全面紧张，竟至苏陈兵百万
于中苏边境地区，甚至发生局部武装冲突（1969），使中国又多出一
个强敌。文革时期（1966~1976）毛式外交政策和战略的演变，就是
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
人们可能会问：精于统战策略的毛怎么会把自己置于两面受敌
的境地？这当然有个过程。1949 年中共建政时采取的是“一边倒”
政策，不管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对斯大林有多少不满，在信奉
共产革命的基本原则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人和苏联共产党人却是
一致的，更何况“新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亦有求于苏联的帮助支
持。1950 年，斯大林成功利用金日成统一朝鲜全境的冲动而把中共
也绑入朝鲜战争的战车，断掉了中共与美国接近的任何可能；韩战
爆发后美国对台湾海峡的军事控制和明显加大的对蒋介石的支持，
则使北京的共产党新政权视美国为头号敌人——不仅是意识形态
意义上的，而且是民族国家意义上的（美帝国主义妨碍了中国人民
“解放台湾”，造成中国主权的不完整）。
1950 年代的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重要成员，虽然仍然
尊苏联为首，却显示出日益强悍的影响力。1953 年斯大林去世后，
“太上皇”不再，毛泽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位置开始凸显；
1956 年爆发波兰、匈牙利危机，中共获得机会在东欧事务中扮演举
足轻重的角色——已经解密的大量资料证明，苏联在匈牙利危机中
的第二次出兵，毛泽东的建议起了决定性作用。1 毛坚决主张镇压
匈牙利的“反革命”，在这方面，毛显示出远比赫鲁晓夫成熟、深邃
的“政治眼光”。到了 1957 年 11 月莫斯科召开 12 个社会主义国家
1 见沈志华《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该书系香港中文大
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的第三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
社 2008 年版，页 416~417。
张博树 从“反帝反修”到联美抗苏
71
共产党代表会议和 64 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已俨然
成为大会的主角，风头盖过大会召集者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正是
在这个会议上，毛断言：“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社会主
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从反法西斯战争
的胜利、中国革命胜利、朝鲜战争逼迫美国在停战协定签字、越南
抗法战争胜利，到苏伊士运河事件、英国退出亚非、荷兰退出印尼、
苏联卫星上天，均证明“我们的天上一片光明，西方的天上是一片
乌云”。2
1957 年可谓中苏蜜月的顶点。这一年的 10 月份，中苏签署《关
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
业的协定》，这个协定标志着苏联决定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对于
苏联来说，作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因为当时的苏联正在和美英讨
论防止核扩散问题。毛在苏联的内部斗争中支持了赫鲁晓夫，3 大
概是赫鲁晓夫反过来“投桃报李”的重要原因。4
中苏关系发生逆转始于 1958 年，其中既有意识形态因素，也
有国家关系层面因素，且二者相互缠绕。毛对苏共二十大批斯大林
亦喜亦忧，对赫鲁晓夫倡导“和平过渡”以及只讲和资本主义“和
平共处”也并不赞成。但中苏两党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有一个逐渐暴
露的过程，1958 年以前尚不甚明显。在国家关系层面，1958 年夏
赫鲁晓夫建议两国海军组建联合舰队和在中国南方设立长波电台
被毛以“有损主权”为由断然否定，被认为是双方关系转折中的重
要拐点。赫鲁晓夫对此曾满腹委屈，认为毛曲解了苏方意思，但也
承认这个举动有些鲁莽，“触痛了一个曾长期遭受外国侵略者统治
的国家那敏感的神经”。5 今天回过头来看，毛对这个问题的反应确
实过了些，除了“主权”考虑外，大概也有已经形成的国际共运事
实上的老大感觉而不再容忍乃至故意侮辱苏联领导人。1958 年台海
危机过程中中国大陆军方得到蒋军一枚未炸开的美制响尾蛇导弹
而迟迟不愿提供苏联人研究，同样令赫鲁晓夫大为光火，用这位苏
联领导人的话说：“我们什么东西都不对中国保密，我们把什么都
给他们，援助设备、顾问、安装技师、工程师、设计师，像亲兄弟
2 同上，页 757。
3
1957 年夏，赫鲁晓夫清除苏共“莫洛托夫反党集团”，引起社会主义阵营内
部的普遍震动，毛的支持对当时的赫鲁晓夫来讲显得及时而可贵。
4 见沈志华同上书，页 706。
5 见《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页
2296。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72
一样和他们分吃最后一块面包，而他们缴获了武器却不愿意交给我
们！”6
不能简单地把此事理解为中国人的“精明”（换个角度你也可
以说毛太过小家子气）。它实际上揭示出共产革命大家庭的“同志”
原则和民族国家现实利益间本来就存在的张力。斯大林这样的老手
可以把二者玩弄于股掌之间而从不觉得羞耻，赫鲁晓夫则毕竟淳朴
得多，所以无法理解毛泽东竟置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共同战略利益于
不顾而如此“自私自利”。
到了 1959 年，赫鲁晓夫作出新的努力与美国搞缓和，苏联报
刊把苏美领导人当年 9 月在美国戴维营的会谈说成“人类历史新的
转折点”，而这些只能使毛更加不快，因为此类说法不仅无视中国
的存在，更与毛的激进的世界革命战略相冲突。毛的一首打油诗颇
能代表毛此时的心情：
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门。
一辆汽车几间屋，三头黄犊半盘银。
举世劳民同主子，万年宇宙绝纷争。
列宁火焰成灰烬，人类从此入大同。7
后续事情的演变就不难想象了。1960 年 4 月 16 日《红旗》杂
志发表《列宁主义万岁》，强调“时代并没有过时”，还是“帝国主
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而就在此文发表前不久，苏联刚刚宣
布裁军 120 万。当年夏天的布加勒斯特各国共产党会议，中共关于
世界革命的激进观点和“大跃进”等国内政策受到与会各国代表团
的普遍批评，而这些批评自然被中共解读为苏共操纵下的“围攻”。
中共代表团团长彭真甚至在会场上与赫鲁晓夫当面争吵起来，远在
北京遥控的毛泽东则断言“现在我们跟赫鲁晓夫的分歧，根本的问
题是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三分之二的人民要不要革命的问
题，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三分之一的人民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这
6 同上，页 2281。
7 转引自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 中苏关系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 1999 年版，上册，页 228。
张博树 从“反帝反修”到联美抗苏
73
是两条路线分歧的根本问题。赫鲁晓夫是代表老板阶级，代表资产
阶级，不要革命，不要继续革命，不要共产主义”。8
1960 年 7 月 16 日，苏联外交部照会中国外交部，提出撤走在
华苏联专家。接下来的两个月内，1390 名苏联专家离开中国，本来
要派遣的 900 多名专家不再派遣，343 个专家合同停止执行。9 中
苏关系全面恶化。从中国角度讲，这是陷入“两线作战”的开始。
毛泽东的激进乌托邦：国际与国内两个层面的互动
显然，中苏走向分裂，意识形态冲突是首要原因。上面引证的
毛关于“要不要革命”和“要不要继续革命”的提法相当经典，也
很传神，它们共同构成毛式激进乌托邦的完整图像，不但对理解毛
的世界革命战略是重要的，对理解毛为何要在国内发动文化大革命
也是重要的，甚至具有关键意义。
先来看“要不要革命”的问题。崇尚阶级斗争，用暴力打碎资
产阶级国家机器，铲除有产阶级和私有制，建立先锋队领导下的无
产阶级政权，当然都是共产革命逻辑中最原教旨性的成分，也是列
宁主义的根本要义。早在 1956 年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
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两篇文章时，中共就
在强调不能“借口反对教条主义而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否定“十
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10 1963 年，中苏两党展开关于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的公开论战，中方明确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界
定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
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
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
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
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这条总路线，是从世界现实的
8 见林蕴晖《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此书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
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页
580~581。
9 同上，页 582。
10 这两篇文章的原文，均可从中共官网查到。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74
全局出发的，是从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的阶级分析出发的，是针对
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全球战略的。”11
可以说， 这是 1960 年代毛的激进世界革命主张的完整表述。
以这个认知为基础，中共在论战中系统批评、驳斥了苏方种种
“修正主义”的观点：
在《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中共
批评苏共“反对民族解放斗争”，“取消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
斗争任务”；12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的
公开信》中，中共批评苏共“原子弹不遵循阶级原则”的说法，认
为苏共“不再区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面对帝国主义的核讹
诈节节败退，“从冒险主义滚到投降主义，在核赌博中输得精光”；
13 在《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六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
中共批评苏共“借口‘和平共处’，讨好美帝国主义”，而“苏美合
作主宰世界”才是苏共领导“和平共处”政策的“灵魂”；14 在《无
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中
共批评苏共是第二国际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门徒，否定暴力革命是
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鼓吹“议会道路”，而在中共看来，寄望
于“议会道路”实现社会主义，“完全是不可能的，完全是自欺欺人
之谈”。15
显然，与苏联领导人的“修正主义”相比，毛的世界革命主张
更原教旨，也更激进，除列宁主义基本原则外，还特别体现了“中
国革命的基本经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等等），所以
显得格外理直气壮。
再看“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这里是指“承认不承认已经
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人民要把革命进行到
底”。16 换言之，就是继续革命，还是半途而废，甚至复辟倒退，使
革命蜕化变质的问题。
11 此语出自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载《关于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页 5。
12 同上，页 178。
13 同上，页 232。
14 同上，页 276。
15 同上，页 362。
16 同上，页 4。
张博树 从“反帝反修”到联美抗苏
75
中共三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主标题是“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
家吗？”。在中共看来，南斯拉夫就是一个复辟倒退、革命已经蜕化
变质的典型。南共鼓励南斯拉夫城市资本主义的发展，鼓励资本主
义在农村的泛滥，完全背弃了当年革命的理想。“1963 年，铁托集
团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又以宪法的形式肯定下来。这个宪法
规定，在南斯拉夫，私人可以创办企业，可以雇佣劳动力”。而“铁
托集团所谓‘工人自治’的经济，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国家资本主义”。
17 据中共看，在南斯拉夫已经形成一个“官僚资产阶级”，其“蜕变
过程已有 15 年之久”。18
而九评的最后一篇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
历史上的教训》则把矛头直指苏联的“特权阶层”。这篇发表于 1964
年 7 月 14 日的重头文章，很多段落经过毛泽东亲笔修改，文章指
责赫鲁晓夫“用所谓‘物质刺激’来偷换社会主义‘各尽所能，按
劳分配’的原则，不是缩小而是扩大极小部分人同工人、农民和一
般知识分子之间的收入差距，扶持那些占据领导地位的蜕化变质分
子”，指责赫鲁晓夫“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实行资本主义的利
润原则，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瓦解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
19 在中共看来，“目前在苏联，新资产阶级分子不仅在数量上空前
地增长了，而且在社会地位上也有了根本的变化”，“这个特权阶层
是目前苏联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主
要的社会基础”。他们“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
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
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
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20
这是不是毛为了扳倒论敌而给人家乱扣帽子？
不是的。
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界揭露的大量斯大林时代党政官员特
权腐败的事实，证实了当年中国共产党的批评并非全无根据。更重
要的是，毛的这些指责包含着对中国发生同样事情的深深忧虑。事
实上，这正是毛发动文革的重要动因之一。可以说，毛泽东之“反
17 同上，页 138、146。
18 同上，页 164。
19 同上，页 407。
20 同上，页 408~409。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76
修”、 “批修”， 一直就有国际、国内两个层面的考虑， 且彼此影
响，相互强化。
早在 1950 年代，毛就对革命胜利后政权机构官僚化、共产党
员当官做老爷的趋势不满，对金钱腐蚀革命者、导致“革命意志衰
退”的问题充满警惕。1958 年强调干部要参加生产劳动、1960 年
后赞成并强调“突出政治”、1962 年重提阶级斗争、实行调整政策
期间坚决反对农村搞分田单干、1964 年发动四清运动、1965 年取
消军衔制，等等，都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意图在内。正是因为四清式
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仍然于事无补，仍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才要
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造反，揪出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
派”；才要重塑政权结构，用巴黎公社式的工人民主取代已经蜕变
的官僚机构；才要鼓吹“斗私批修”，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才
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彻底堵死一切“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通
道。所有这些都构成文革“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内容；而所有这
些，早在批判“苏修”的九评文字中，都已经有了清晰的表述。
附带说几句：蔑视金钱，蔑视有产者，是古今中外所有乌托邦
追求者的共同特点。对毛来说，这个认知倾向有着远比信仰暴力革
命更深远的根源。毛的早年追求是从信仰无政府主义开始的，而无
政府主义讲的是提倡大同主义、社团自治、互帮互助、崇尚人道平
等自由博爱、用公心战胜私利、改革旧式家庭制度之类。21 办《湘
江评论》时的毛并不激进，而是主张“无血革命”和“忠告运动”，
很像今天的民间温和自由派。22 只是因为“驱张运动”失败、北京
上访无果， 毛才发现克鲁泡特金那套无政府主义解决不了现实问
题，从而接受李大钊建议，认真研读布尔什维克文献并接受之，迅
速从温和走向激进，成为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学说的热烈拥护者和
最坚定的践行者。23 但毛的没有阶级、鄙视金钱财富的乌托邦仍然
是其挥之不去的梦，只是这个梦越来越和激进的、暴虐的革命手段
21 参见司马璐编著《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第一部）》，香港，自联出版社 1973
年版，页 40~41。
22 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1919 年 7 月 14 日）中，年轻的毛宣称：
“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所以“我们的见解”才是“主张群
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见
《毛泽东思想万岁（1913~1943 卷）》，乌有之乡影印。
23 关于这个问题，近年出版的《毛泽东：真实的故事》（亚历山大·潘佐夫和
梁思文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2015 年中文版）一书做了较为清晰的梳理。参
见该书第 6~8 章。
张博树 从“反帝反修”到联美抗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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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在一起。这就可以理解，何以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会
在中国的共产革命胜利后还要自觉地推进“世界革命”；也就可以
理解，何以毛会自然地把共产党掌权后蜕变的原因解释为“资产阶
级糖衣炮弹的腐蚀”，由此对“地富反坏”之类“阶级敌人”或共产
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大打出手，从而衍生出阶级妖魔化的一系
列悲剧。24
可以说，在中苏论战时期，无论毛还是他的同志们，均无如此
见识去洞察自己认知层面的这个巨大谬误进而阻止悲剧的发生（否
则历史就要改写了）。事实恰恰相反，毛在中苏论战过程中一直自
以为真理在握，其自信特别表现为明令 《人民日报》 等党报党刊
公开发表对手对自己的攻击，并嘲笑对方没有胆量做到这一点。25
这倒使我想起，有些人总以为毛在文革前已经大权旁落，发动文革
就是为了扳倒对手，捍卫摇摇欲坠的独裁权力。其实，仅此一条有
关自信的史实就足以证明“毛权力不稳”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三
年大饥荒造成数千万生命的死亡，固然是罄竹难书的滔天之罪，但
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没有人敢去深究此事而宁愿相信这只是“一
个指头”的问题，更何况，大饥荒最严重的那一年（1960 年），毛
和其党内同事的主要精力竟然都放在了国际“反修斗争”上！ 刘少
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均是当年的反修大将，轮番出征莫斯科与苏
共对阵。在推行旨在盘活经济、恢复民生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八字方针期间（1961~1965），中共领导人的国内温和政策和国际场
合的激进言论是同时存在的，因为没有人能否认毛那一套世界革命
和反修防修理论的政治正确性。26 当时的毛完全占据了理论制高
24 关于用阶级斗争、“糖衣炮弹”解释共产党蜕变之说理论上的荒唐，拙作《权
力语境内认知逻辑与利益逻辑的双重嬗变》一文有详细分析（见张博树《解构
与建设：中国民主转型纵横谈》，香港，晨钟书局 2009 年版，页 95~142），此
处从略。
25 笔者手头的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
就全文收录了苏共中央 1963 年 3 月 30 日给中共中央的信和苏联共产党中央
委员会 1963 年 7 月 14 日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26 在外交领域，唯一提出不同意见的高层中共领导人是王稼祥，主张中国的对
外政策应以和平政策为主，对外缓和而不是加剧紧张，但王迅即受到毛的严厉
批评，被指责鼓吹“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反动派和、
对革命斗争支持少）。——参见钱痒理《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
（此书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页 266。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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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把激进革命的主张和传统马克思主义教义捆绑在一起，加上矛
盾论、两点论和毛式辩证法的包装，可谓既有理论高度，又有道德
高度，又有战略高度，让同僚们不得不服。27
还有一些论者有所谓“毛要搞家天下”的猜测，这种观点在我
看来更是小瞧了毛的志向和雄心。毛固然深谙中国皇权时代的帝王
驾驭术，他和他的共产党同僚间的关系也深深带有古代君臣关系的
烙印，但毛未必有权力血缘传承或亲属传承的初衷，毛的志向远比
这个宏大。做世界革命的导师、旗手，成就人类大同的千年伟业，
难道不比做一个传宗接代的现代中国皇帝更令毛着迷？28 回到权
力的稳固性问题，可以说，在 1949 年后的很长时间里，毛未必认
为真的有人能够挑战其至高无上的权力。 但，苏联发生的事情的
确在提醒毛死后可能遇到麻烦，就像赫鲁晓夫对待死后的斯大林那
样，这倒足以让人担心。随着步入晚年和内外压力的增大，毛的多
疑、神经质乃至心理层面的某种变异也影响了他，促使其对形势作
出更为极端的判断，包括“中国的赫鲁晓夫就睡在我们身边”之类，
这也是文革所以能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我相信，那个寄托其一
生志向的乌托邦“继续革命”之梦，仍然是行为逻辑的主轴。
总之，在两线作战如此恶劣的外部环境压力下，毛还是决定在
内政领域发动近似自毁的文化大革命，要把已经建好的坛坛罐罐打
烂重来，确实近于疯狂，大大超越他的党内同僚和老战友们能够理
解的范围，但又完全符合毛自身的认知逻辑和行为逻辑。这样解释，
可能距真实的历史更近些。
27 事实上，当时大部分党的高级官员不但认同毛这套国际反修理论，也承认国
内有“变修”的危险。1962 年 7 月 1 日邓子恢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作报告时
讲的一段话，被认为很有代表性，他说：“干部的特殊化，这是最脱离群众的，
老百姓很不满意”，“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这一批干部不改变，将是修正主
义的基础”。有论者认为“邓子恢对批判他的农村政策主张可能想不通，但对
毛发动反修防修绝不会有心理障碍，这就是党内普遍的心态”。——见钱痒理
同上书，页 291。
28 有些朋友还往往引江青、毛远新为毛要搞“家天下”的证据，却忽略了即便
江青想“接班”，不等于毛放心把权力交给她。晚年的毛疲惫于极左文革派（四
人帮）和务实派（邓）之间的平衡，也早就看出极左文人虽忠于他的理想，却
治不了国，而毛自己已经无力化解革命与秩序间的深刻矛盾。这是毛的悲剧所
在。如果真要搞什么“家天下”，不必搞文革，也不会有刘少奇、林彪、王洪
文、邓小平、华国锋等等和“接班人”有关的故事。
张博树 从“反帝反修”到联美抗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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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管毛在中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内如何折腾，他在外交
领域的“两线作战”，真的能持久么？
与意识形态死敌美国重新握手
毛当然没有这么愚蠢。
中苏意识形态对立导致国家关系的全面紧张，毛并非没有考虑
转圜的可能。比如，抓住 1964 年 10 月赫鲁晓夫下台的机会，中共
曾主动向苏共新领导示好，除了希望勃列日涅夫等新领导人能纠正
苏共“修正主义路线”之外，也有缓和两国国家关系、摆脱北面压
力的考虑，但没成想碰了一鼻子灰。苏共非但不想改弦更张，反而
比以前更为强硬，甚至通过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之口，策动中共
领导人造毛泽东的反（至少中共方面的解读是这样）。29 1966 年，
苏联和蒙古签订军事协定，苏军进驻蒙古。苏联也在靠近中国新疆、
东北的边境地区大量增兵，形成压力。30 两国边界冲突不断，甚至
一度走到战争边缘。那几年，中国到处在挖防空洞，流行口号是“备
战备荒为人民”，同时也在加强对苏联的抨击——这个昔日盟友已
经从“修正主义”进一步升格为“社会帝国主义”，1969 年 3 月的
珍宝岛冲突则被定义为“新沙皇的反华暴行”。31 由于担心苏联发
动突然袭击，毛甚至在 1969 年秋命令所有高级领导人疏散到全国
各地，北京只留下周恩来主持日常工作。32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毛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国与美国的关系。
美国本来是中共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死敌。在“九评”中，抨击
“美帝国主义”的文字比比皆是。比如，断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
后，美帝国主义代替德、意、日法西斯的地位，企图在全世界建立
一个空前未有的大帝国”； 与“老殖民主义者”相比，美国是“新
的、更大、更危险的殖民主义者”，“以美帝国主义为代表的新殖民
29 参见钱痒理同上书，页 368~369。
30 截至 1969 年，苏联沿中苏边境部署 32 个步兵师，中程火箭部队 12 个师，
以及 5 个空军军团，共 3685 架作战飞机。在蒙古亦部署了 5 个师和可发射核
武器的中程导弹基地。——见钱痒理同上书，页 439。
31 当时官方制作的新闻纪录片就是这样定义珍宝岛事件，很多观众都是通过这
样的纪录片了解中苏边境冲突的现实场景的。
32 参见亨利·基辛格《论中国》，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2 年中文版，页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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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魔爪，严重地威胁着亚洲和非洲各国人民”；长期以来“美帝
国主义在所谓‘和平共处’的名义下，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推行
‘和平演变’政策，力图实现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美国是最凶
恶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帝国主义的战略目标是妄想征服全世界”。等
等。33 毛不是仅仅口诛笔伐而已，作为“世界革命”的推动者，毛
还从中国本来已经很瘪的口袋里挤出钱来“支援亚非拉”，在东南
亚甚至非洲地区“输出革命”。34 难怪从美国人的角度看，中共是比
苏共更好斗的共产党人，“是毛泽东的革命思想从根本上妨碍了美
国外交政策的发挥空间”。35
美国人不会忘记 1957 年毛在莫斯科会议上关于核战争全世界
死人一半也不可怕的狂言，他们未必把这种狂言仅仅看成诗人式的
夸张，而宁愿认真对待之。1963 年，美国肯尼迪政府确曾有过打击
中国核试验设施的计划，并和台湾方面议过此事，只是因为专业评
估认定中国即便发展出核装置，也不足以改变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
力量对比，才在一年后放弃了打击计划（当时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
已经试爆成功）。36 越南战争是 1960 年代中美对抗的另一个重要舞
台。 中国的“输出革命” 自然被美国理解为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
张； 毛对北越胡志明的支持也迫使美国不得不投入军力去支持南
越。从 1965 年 6 月至 1969 年 3 月，中国向越南派出防空、工程、
铁路、后勤等各类“支援部队”32 万人次，其中最高年份竟达 17
万人。37 美国方面也从开始只是派出顾问团，出动飞机进行空中轰
炸，到后来不得不派出地面作战部队，结果越来越深地陷入越战泥
潭而不能自拔。
那么中美双方又是如何走到一起的呢？
中国方面的原因已如上述。毛泽东既然意识到两线作战难以为
继，且极其危险，已经开始悄悄地调整对美战略。1969 年 1 月 20
日，美国新总统尼克松发表就职演说，巧妙地表达美国对华新姿态，
33 见《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页 179、215、273、281。
34 关于“输出革命”问题，程映虹的《毛主义革命：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香港，田园书屋 2008 年版）有详细讨论，可参考。
35 见基辛格同上书，页 190。
36 参见钱痒理同上书，页 446~450。
37 同上书，页 453。
张博树 从“反帝反修”到联美抗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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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在这个世界上，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愤怒地生
活于孤立状态之中”，中国的报纸竟然刊登了尼克松的讲话，“自共
产党执政以来，美国总统的讲话还从未受到过如此重视”。38 更重
要的是，几乎与此同时，毛约见四位解放军元帅（陈毅、聂荣臻、
徐向前、叶剑英），要求他们对未来中国的战略选项作出评估。几经
踌躇后（文革中刚刚被批判的老帅们起初摸不准毛的真实意图 ），
这几位元帅得出下列结论：若中苏开战，美国不会作壁上观，理由
是“美帝绝不愿苏修在中苏战争中取胜，建立资源、人力超过美帝
的大帝国”。换言之，为了保卫国家，跟美国接触是必要的。陈毅甚
至提出更大胆的建议，那就是放弃过去中美对话中中方一直坚持的
“先收回台湾”的先决条件。39
美国方面呢？实现中美关系突破的当事人基辛格这样分析美
方的处境及其战略考虑：
尼克松宣誓就职时，中国方面的焦虑其实向他提供了一个特殊
的战略机会，不过当时美国政府在越南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无暇发
现有这样的机会。美国决策部门的精英们曾决定捍卫印度支那，抵
御苏联和中国所谓的联合进攻，而现在他们中的很多人却改变了看
法，认为越战不仅是打不赢的，而且还反映出美国政治制度的先天
性道德失败。政府中转而持这种观点的人已经多到了无法有效执行
政策的地步了。
尼克松的几位前任已向半个地球外的越南派出了 50 万美军。
尼克松认为，若像很多批评他的人所要求的那样，现在就无条件地
撤兵，并不是结束战争的办法……。尼克松知道，无论越战带来多
大的痛苦，美国仍然是全世界抗击共产党进攻的联盟中最强大的国
家。美国的信誉是至关重要的。尼克松有决心结束战争，也同样有
决心发挥美国的积极作用，一步步地改造新出现的国际秩序。
在他这个设想中，中国起到了关键作用。两国领导人从不同角
度审视了他们的共同目标。在毛泽东看来，和解是一种战略必要手
段，尼克松则将其视为一个改变美国外交政策和世界领导地位的机
会。40
38 见基辛格同上书，页 202。
39 同上书，页 204~205。
40 同上书，页 206~207。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82
在基辛格看来，“这就是主张革命的毛泽东和悲观的战略家尼
克松两人的汇合点”。41 正是基于此种战略考量，美国政府也开始
了小心翼翼地探索同中国更有效接触的进程。1969 年夏秋，当判断
苏联人真的有可能对中国实施核打击时，美国人甚至明确表示：“两
个共产党巨人之间在思想意识上的分歧与我们无关。但是，如果他
们的争吵升级为严重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件，我们则不得不深
表关切。”42 基辛格相信，苏联之所以并未对中国采取行动，主要是
因为“拿不准美国的态度”。43 作为中国人，了解这样的史实真的令
人心惊肉跳，毛的两线作战，曾先后把中国（包括首都北京）置于
美苏的核攻击计划之下；而前盟友苏联的核打击，竟然是因为忌惮
帝国主义美国的干预才最终收手的！
后边的故事就是尽人皆知的了。中美两国高层终于找到了直接
联系的秘密通道，而不再假手低级别的、多年劳而无功的外交谈判。
所谓民间的“乒乓外交”（1971）亦直接让世人看到了中美关系缓和
的迹象。在短短两年内，中美从势不两立的敌人变成相互暗送秋波、
然后公开握手言欢的朋友，其速度之快，令全世界瞠目结舌。是的，
1972 年尼克松对红色中国的访问，可谓改变了历史。毛泽东尽管深
受林彪事件的打击，还是强撑病体，在他的书房会见美国总统，完
成了这场漂亮的“主场外交”。这时候，他似乎不再是世界革命的旗
手、导师，而变成了讲求实际、以民族国家利益为转移的精明的政
客。
在一定意义上，毛确实帮助美国人摆脱了越战羁绊，44 这方面，
美国人会感谢毛；同时美国人也使毛获得了可贵的战略支点去抗衡
苏联，以摆脱两线作战的困境，毛内心也会感谢美国人。基辛格甚
至认为当时的中美已经建立起某种“准联盟”关系，而“意识形态
将沦为国内管理工具，而与外交政策分家了”。45
这个说法可能轻飘了些。不错，毛在同基辛格会谈时是讲过，
只要不影响“共同对付一个坏蛋”，“有时候我们批评你们一下，你
41 同上。
42 同上书，页 212。
43 同上。
44 就在尼克松访华后不到一年，1973 年 1 月 27 日，北越政府、南越政府、南
越反政府武装（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美国政府终于签署结束战事的《巴
黎和平协定》，随后不久，美军全部撤出越南。中国对北越政府的压力应是促
使北越坐上谈判桌的重要因素。
45 见基辛格同上书，页 272、281。
张博树 从“反帝反修”到联美抗苏
83
们批评我们一下”也没有什么，“有时候这些话是要说的，不说不
行”。46 但这不过是一个谈判老手的策略而已。毛为了联美抗苏、改
变外交困境而表现出来的高度实用主义并不意味着毛已经把意识
形态降低为仅仅是满足国内需要的某种“管理工具”。它当然也是
这样的工具，但不仅仅如此。理论上说，现代共产极权国家有个共
同特点，那就是党国政体和民族国家是捆绑在一起的，以捍卫红色
江山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从来就是党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毛时
代当然也是党国和民族国家的捆绑体制，只不过在毛的意识中，党
国天然代表民族国家。毛也有这个自信。毛时代的另一个特点是党
国不但要保政权，要建设民族国家，还要推进“世界革命”，这是毛
时代中共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特征。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我们可以
说，即便在冷战年代，毛的以美国和民主世界为敌的“世界革命”
战略其实也深深损害了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长远和现实利益，只是
其不自知而已。况且，这个共产革命的独裁者从来没有忘记杜勒斯
要“和平演变”共产党的阴谋，只是因为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自己打
了起来，“社会帝国主义”的军事攻击现在是比“帝国主义”的和平
演变更现实的威胁，所以意识形态才会暂居其次，而让位于民族国
家的生存需要（当然也是这个政权的生存需要），去与世界“头号帝
国主义”握手、结盟，这是在那个特殊年代、特殊背景下所达成的
特殊结果。
所谓“三个世界理论”
“三个世界理论”是文革后期毛式中国外交的重要术语。1974
年 4 月 10 日，刚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
第六次特别会议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正式阐述了这个理论。邓说：
当前国际关系激烈变化，整个世界动荡不安，这种状况用中国的话
说，就是“天下大乱”——
在“天下大乱”的形势下，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经过长期的较
量和斗争，发生了急剧的分化和改组。一系列亚非拉国家纷纷取得
独立，在国际事务中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在战后一个时期内曾经
存在的社会主义阵营，因为出现了社会帝国主义，现已不复存在。
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西方帝国主义集团，也已四分五
46 同上书，页 281。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84
裂。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
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
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
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47
其实，“第三世界”之类的提法，并非毛的首创，早在 1952 年，
法国人艾尔佛雷德·索维就使用过这个术语，泛指那些“被忽略、
待开发、具有革命潜力”的力量， 1970 年代以后被西方学界广泛
采用。48 毛本人是在 1974 年 2 月 22 日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明
确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概念，邓小平的联大发言则首次对外
公开了它。
从毛式文革外交的演变逻辑看，“三个世界”理论是对原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革命理论的重大修正：国际共运和世界革命的
矛头所向本来是“帝国主义”，是强调“东风压倒西风”，是用社会
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简言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东西
之争；而“三个世界”的前提是“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复存在”、西方
资本主义国家也已经“四分五裂”，传统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斗争似
乎已退居其次，凸显出来的则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同两个超级大
国“霸权主义”之间的紧张。 因此，这里的关键词不再是“东西之
争”，而是“南北对立”；不再是“帝国主义”，而是“霸权主义”；
中国的角色也似乎不再是国际共运和“世界革命”的旗手、策源地，
而成了“第三世界的一部分”，其任务是带领“第三世界”、团结“第
二世界”而和“第一世界”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作斗争。
这真是一个华丽的转身。
毛重新回到统战大师的位置，而大大缓解、乃至彻底摆脱了两
线作战的窘境。说毛是“统战大师”，不仅指他把英法德日等“第二
世界”资本主义国家通通列入统战对象，更重要的是，“第一世界”
的美国其实也只是陪绑，真正要打击的对象只有“社会帝国主义”
的“新沙皇”。邓小平的联大讲话已经明示了这一点，他一方面称
“两个超级大国”都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的
世界战争的策源地”，“它们两家都拥有大量核武器”、“进行激
烈的军备竞赛，在国外派驻重兵，到处搞军事基地，威胁着所有国
47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载《邓小平在联大第六次特别会议上的发言》。
48 关于这个术语的演变，参见史云、李丹慧著《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此
书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八卷），香港，中
文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页 128~129。
张博树 从“反帝反修”到联美抗苏
85
家的独立和安全”，“它们都不断对其他国家进行控制、颠覆、干
涉和侵略”，“都对别国进行经济剥削，掠夺别国的财富，攫取别
国的资源”，但是，“在欺负人方面，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超级大
国尤为恶劣，它出兵占领自己的‘盟国’捷克斯洛伐克，它策动战
争，肢解巴基斯坦；它说了话不算，毫无信义，唯利是图，不择手
段。”
49
显然，骂美国已经颇有装样子的味道，骂苏联才是货真价实。
毛的根本战略意图还是联美抗苏。私下里，毛说的更为直白而露骨。
1973 年 2 月和 11 月，毛同来访的基辛格两次长谈，他表示，凡受
到苏联扩张主义威胁的国家要搞“一条线”，包括美国、日本、巴
基斯坦、伊朗、土耳其，乃至欧洲。毛甚至鼓励基辛格多往日本跑
跑，让美日走得更近些，这与两年前（1971 年）毛担心“日本军国
主义复活”时的情形完全不同，现在毛的担心是“不能迫使他们（日
本）倒向苏联”。毛也建议美国加强在印度洋的实力以对抗俄国人，
用基辛格自己的话说，“他（毛）可称得上是位冷战斗士典范，肯
定会得到美国保守派人士的赞许”。50 1974 年 1 月，毛同日本首相
大平正芳谈话，又强调各国联合起来对抗苏联，“一大片的第三世
界要团结”。51 这个“一条线”、“一大片”才是毛的真实战略意
图的准确表达，而所谓“三个世界理论”不过是公开的、更形式化
的、兼顾政治正确的官方外交政策表述，二者各有各的用处。
那么，和美国人打得火热的毛泽东，是否就完全放弃了他那套
激进革命乌托邦的追求了呢？
不完全是这样。
在国内政治方面，文革后期的毛确实已经是强弩之末，他似乎
预感到了文革败局已定。此时的毛更多强调的是“安定团结”，不
愿再看到极左文人集团和务实派之间无休止的缠斗。在经济政策方
面，毛也承认现在的八级工资制“和旧社会差不多”，此类“资产
阶级法权”不能取消，只能“限制”，其实是承认了他多年追求的
经济乌托邦的破产。52 毛甘心吗？肯定不甘心。无奈垂垂老矣，已
49 外交部网站载《邓小平在联大第六次特别会议上的发言》。
50 基辛格《论中国》，页 280~281。
51 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页 124。
52 有意思的是，毛的这些“最新指示”是在张春桥 1975 年 4 月那篇《论对资
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文章中首先引用的。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
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册，页 252。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86
经回力回天。毛指定一些古文专家上送《枯树赋》之类作品以供阅
读，可见其内心之悲凉。53 1975 年后又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
不过是不允许务实派公然否定文化大革命而已。 但一个似乎不起
眼的外事活动， 却证明了这个极权主义乌托邦幻想家仍然未改其
本色，那就是他对柬埔寨红色高棉的赞美。
1975 年 6 月 21 日， 毛在中南海会见柬共中央书记波尔布特
并称赞说：我们赞成你们啊！你们很多经验比我们好。不要完全照
抄中国。54 笔者没有看到会谈原文，无从了解这个赞美的具体语
境； 但我们知道的是，就在此前 2 个月多一点的 1975 年 4 月 17
日，柬埔寨红色高棉刚刚收复了金边，并即刻开始实施一套疯狂的
乌托邦社会改造计划，把全部城市人口遣散出城。由于整个动作高
度保密，事先毫无物质准备，这个涉及 200 万人口的大迁移竟然造
成数十万人的非正常死亡。55 事实上，从 1973 年开始，红色高棉
就在强调柬埔寨革命的“特殊性”，他们在柬共控制的地区强行推
行集体化，关闭佛教寺庙、强迫僧人参加劳动，实行统一服装制度，
推行农村公共食堂。掌握全国政权后的柬共领导人甚至试图取消货
币，按照共产主义原则重构整个社会，当然还要从肉体上消灭所有
敌对分子。用对毛时代世界革命颇有研究的程映虹教授的话说，红
色高棉试图“超过列宁和毛泽东”，他们“企图在革命胜利之初就
一举解决所有现实的和被其他国家的历史证明将来会产生的问题，
建立一个比苏联、中国和越南都更为纯粹的社会主义社会”。56 这
些是否就是毛所赞美的东西呢？波尔布特以红色杀人魔王著称，在
1975~1978 年红色高棉统治柬埔寨期间，这个不足 800 万人口的国
度竟然有 100 万左右的人口因政治清洗、镇压、高强度劳动、迁徙
过程中的疾病、饥饿等等而死于非命！57 毛不全知道这些可怕的事
实，因为毛 1976 年 9 月就死去了；毛也没有想到，他的柬埔寨红
色学生并未遵循他的旨意去善待毛一直看重的西哈努克亲王。但毛
对红色高棉更加“纯粹”的共产主义建构努力，在原则上肯定是赞
成的、赞美的。这就是毛。毛可以在面临巨大威胁时表现出高度的
灵活性、彻底的实用主义，甚至和以前的死敌握手，但其骨子里的
53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朱永嘉口述《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香港，星克
尔出版有限公司 2012 年版）一书有详细叙述。
54 见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页 159。
55 程映虹《毛主义革命：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页 203。
56 同上书，页 200~201。
57 同上书，页 197。
张博树 从“反帝反修”到联美抗苏
87
那份革命激情，那份浪漫、愚蠢而又招致了巨大恶果的乌托邦情怀，
却至死未变。
结 语
毛告别这个世界已经 40 年了。在这期间，中国和世界发生了
巨大变化。
中国不再是那个封闭的、高度禁欲主义的国家。邓小平和他的
后继者虽仍然坚持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却也坚定地推进了经济改
革和对外开放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毛的和美国缓和的外交遗产
帮了大忙。1979 年，中美正式建交，美国欢迎中国融入世界。中共
也不再讲“战争不可避免”，而强调“和平与发展才是世界潮流”。
1989 年，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两党两国也实现了关系
正常化。 至于 20 多年前的那场论战，双方已没有兴趣更多谈及，
因为早已时过境迁：苏联正在推进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和政治
开放进程；中国也早就批评了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所以邓才会承
认当年的论战“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也承认关于意识形态问题
“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58
这段历史就这样翻了过去。
1991 年苏联解体，冷战时代结束，世界似乎将迎来全球民主化
的春天。然而，两个重大因素的演变却使得这种希望成为泡影。一
个因素是新世纪以来俄罗斯民主转型的倒退，强人普京不仅在国内
实施独裁，而且重新燃起旧式沙俄帝国之梦，肢解乌克兰，强占克
里米亚，与欧美冲突不断；另一个因素是中国“崛起”，在八九天安
门事件中度过危局的中共成功实现了多年经济增长和统治方式、统
治技巧的精致化，而站在一个新的起跑线上。
今天的习式红色帝国，正在实施联俄制美的总体战略。它当然
不再以 “输出革命” 为目标 （这一点已完全不同于毛时代），却
在保政权的意义上承续了 毛时代与西方意识形态较量的传统，重
新把美国视为敌人。表面上，它要和美国继续周旋，强调“不冲突、
不对抗”，“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实际却在暗中较劲，和美国争夺对
世界的引领权。党国同时在加快军备增长和对外扩张的步伐，颇有
58 钱痒理《历史的变局》，页 373。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88
条件成熟时，就和“美帝国主义”一决雌雄的架势。在这个过程中，
“三个世界理论” 有时还能帮一点忙 ，因为迄今为止，党国不但
继续以“反对霸权主义”说事，而且仍然自命为“第三世界”发展
中国家的保护者和代言人（如今称为要“尽到大国责任”），习也没
有忘记要发展和“第二世界”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只是最终的斗争
对象已经不是俄国，而是美利坚。至于今天中俄之间的结盟，当然
不再具有当年中苏同盟的性质，而是两个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和国
内体制判然有别的大国 ，出于对抗美国的共同战略需要而走到一
起的联盟，这个联盟是坚定的，也是脆弱的，它们双方的麻烦并不
少，也未必真的相互信任，但谁都不希望这种麻烦和内心的不信任
影响它们的共同战略利益。
这样一个新的中美俄关系框架，已经完全不同于 25 年前的冷
战时代；它的演变，将决定下一个 25 年的人类历史。
而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看，这当然是中国人的不幸，因为中美
俄新三角关系中的“中”不过是党国的代名词，而被党国绑架的中
国，这次又站在了历史的错误一边。
（2016 年 3 月 15 日完稿于美国新泽西）
中国作家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忏悔意识
A Sense of Repentance among Chinese Writers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徐友渔
Xu Youyu
作者简介：
徐友渔，1947 年生于四川成都。 1979 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
院研究生院，获硕士学位后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工作，1986—88
年赴英国牛津大学进修。
徐友渔在本学科研究处于前沿地位，其著作《“哥白尼式”
的革命》，在 1995 年获金岳霖学术奖，与人合著的《语言与哲
学》在国内和海外均获得较高评价。
2015 年赴美国做学术访问。
内容摘要：
文革是一场巨大的灾祸与苦难，对于罪错与责任的反省，对
于文革的忏悔意识，不论对个人还是整个民族都十分重要。中国
作家的忏悔意识尤其值得分析和研究，因为它们不但集中反映
了中国人的忏悔意识，还深刻地影响甚至铸造了中国人的忏悔
意识。本论文以梁晓声、张承志、礼平、戴厚英、安文江的作品
为解读对象，对他们的忏悔意识长短高下作了评论，同时指出了
中国人忏悔意识不足的原因。
关键词：
忏悔意识、中国作家、理想主义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90
不论是对于民族还是对于个人，忏悔意识都很重要。一个民族
应该对自己历史上的罪愆和悲剧反思与忏悔，一个个人应该对自己
一生中有负良心、有亏道德的行为忏悔，民族或个人才能在文明的
道路上行进，才不会在罪恶的重负下堕落或垮掉。中华民族的文化
传统是很讲究反省和忏悔的， 据 《论语》记载， 孔子弟子曾子
说：“吾日三省吾身”，另一弟子子贡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
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 1949 年建立以来，在其历史上有过多次政
治运动，不少人在运动中不论是出于主动还是被迫，做过伤害他人，
自己后来也觉得不光彩的事。时过境迁，当人们对于过去的政治运
动重新认识时，对于以前的所作所为是否有反省和忏悔的表示，就
成了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中国最近经历的规模最大，伤害最大的
政治运动是文化大革命，因此，对于文革的忏悔意识在中国是一个
受到广泛关注和争议的问题。
在是否忏悔、如何忏悔的问题上，一批中国作家引起了人们的
广泛关注，因为他们的文字涉及到了这个问题，他们的观点比沉默
或态度暧昧的人更容易为人们了解与评论。另外，他们在年轻时都
亲身参加了文化大革命，所以，他们对于文革的忏悔意识不仅是对
历史的理论性评价，而且是个人良知问题。
有两位著名作家的言行使对于文革的忏悔成为公众的热点话
题。一位是德高望重的巴金，他呼吁在中国建立文革博物馆，以便
吸取教训，警示后人，并以身作则，反省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和忏
悔长期随大流的表现，他是中国作家中提倡讲真话的代表。另一位
作家是余秋雨，有人揭露和指责他在自传和其他作品中隐瞒自己曾
经在“四人帮”的写作组中积极工作，写了一些为文革派效劳的文
章，他对自己文革中的行径不但没有反省和检讨，反而大力辩解和
开脱。青年作家余杰的文章“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是声讨余秋
雨的代表作。
下面，列举几位有影响的，当年深深卷入文革运动的作家的文
字，来考察和分析他们对于文革的忏悔意识，对于自己在文革中的
表现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评价。我认为，这种考察具有特殊的重大意
徐友渔 中国作家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忏悔意识
91
义，他们的立场、观点、感情不仅仅是自己的，而且具有社会的意
义和代表性，他们把许多人的认识和感受用雄辩动人的语言表达出
来了，而另一方面，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感情又影响甚至铸造了社
会的忏悔意识。
例一，梁晓声的《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我纯洁，所以
我不忏悔
梁晓声在这部自传体小说的扉页上醒目地写下：“我曾是一个
红卫兵。我不忏悔。”书中直接回答为什么不忏悔的，是作者描写自
己大串连时在火车上对一位少女动了邪淫念头，但没有什么行动：
我和她，一只手互相握着，另一只手互相搂抱着对方的腰，
都将头枕在对方肩上，难免是耳鬓厮磨。
……不经意间，我的嘴唇触到了她的脸蛋。我情不自禁地吻
她那光洁的脸蛋——眼睛是闭着的，像个贼似地偷品“禁果”。
……我从她的领口窥见了她双乳之间那动人的部分，和淡粉
色乳罩的花边儿。
……我更紧更紧地握着她那只热乎乎的小手。更紧更紧地搂
抱着她那柔软的苗条的腰。我的胸更紧更紧地压住她那丰满的
富有弹性的胸。
……假如车厢里只有我和她，我想我会像强盗一般夺走她的
贞操---假如她企图反抗的话。1
作者认为：“与我对她所产生的那些念头相比，我对她的举动
简直是拘谨到了‘坐怀不乱’的地步！” “我不承认我的行为‘不
轨’。 我永不忏悔。”2
作者以不肯定的口气说，红卫兵一代人对自己的性压制，与他
们的革命热情相关。 原来，作者的逻辑是： 我们纯粹，有革命热
情，所以我们不忏悔。但作者在分析当时的禁欲主义时又说：“最激
1 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四川文艺出版社，成都，1988 年， 253—256
页。
2 同上，第 255 页。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92
进的革命理论和最封建的性观念，像两股绳子拧在一起，拧成红卫
兵头脑中的一根‘弦’。”这么说，这里的纯洁，是封建的代名词，
它构成了作者的自豪和永不忏悔的理由！
作者为红卫兵的抄家辩护：“在抄家运动中，究竟有多少金钱
和财宝，从一代红卫兵们手中而过？这是无法计算的。但是我敢断
定，从中占有的红卫兵，是为数极少的。他们抄，他们毁坏，他们
以‘革命的名义’闯入一个个富有的家庭，如同强盗。但他们的目
的不是为了掠夺。不是为了占有。他们相信那是很‘革命’的行动。
文化大革命也怂恿和鼓励他们的行动。说到底，他们还是为了表现
自己。表现自己的‘革命’性。而在他们的‘革命’行动中，他们
努力要表现出的，乃是他们认为自己优秀的可贵的一面。”3
如果这个梁晓声说的理由成立，那么，当年那些烧、抢犹太人
店铺的青年法西斯党徒、冲锋队员，那些在东西德分界线上开枪射
击企图穿越柏林墙的东德公民的士兵，如果他们有“大日尔曼主义”
或共产主义的理想，如果他们有严密的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那就
是无罪的，永远也不需要忏悔。
例二，张承志的《金牧场》--- 我们是理想主义者，我们
不忏悔
张承志的《金牧场》是红卫兵的所谓理想主义的一曲赞歌和挽
歌，张承志笔下的“我”下放到内蒙古草原，仍沉醉于以前打斗与
冲杀，到日本去“洋插队” ，与日本的“全共斗”造反经历发生强
烈共鸣，沉湎于自己当年“冲进硝烟弥漫的白宫光复耻辱背叛的红
场”的“世界革命理想”。
当年的红卫兵确实具有理想主义，但是，这种理想多半是盲目
的、残忍的，充满了血腥味，《金牧场》歌颂的恰恰就是这些人性中
恶的东西：
人心中确实存在过也应该存在一种幼稚简单偏激不深刻的理
想。理想就是美。残缺懵懂的青春夙愿是最激动人心的，是永生难
3 同上，第 202 页。
徐友渔 中国作家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忏悔意识
93
忘的美好的东西。4 作者用他那支蘸满激情的笔，纵情讴歌暴力与
恶：
拳头、自行车链条、木棒像雨点。 击打肉体的钝硬震着手
掌。血溅起来了。尖叫和愤怒在发泄着皮肤以内的一切一切。绝
对不容侵犯的极限模糊成单纯至极的猛力……猛击出去的刹那
在批判着自己的软弱。报复同时是消灭自己的软弱和恐惧。在搏
斗中突然变了一个人。哪怕恶也罢。 哪怕恶、凶恶、残忍的恶、
畜生的恶……原来我身上有如此凶恶的东西一直藏着。 这恶也
是我的一个本质吗？在如此神圣保卫心灵的搏战中难道在最终
——最终是以残忍和凶恶解决一切的吗? ……我一头撞在一个
人胸上，他一把搡开了我。我举起自行车链条时我认出了他是我
小学时的同班同学，但是我狠狠地把那链条劈下去了。5
其实， 20 多年来，人们关注着张承志，看他有无忏悔的表示。
他是红卫兵的发起者之一， “红卫兵”这个名称，就是他取的。不
过，张承志至今仍以此为荣。张承志所在的清华大学附中，发生过
骇人听闻的迫害教师和“黑五类”家庭出身学生的事件，作为清华
附中红卫兵发起人之一的张承志，从来没有为发生在本校的惨剧表
示过忏悔以及道歉。张承志一直以勇敢、独立，不依附权势的精神
而自傲，在中国，还有不少人把他视为抵抗潮流和权力的一面旗帜，
但是我们要问，他的“红卫兵”，是为权势服务、效忠，还是疏离、
抵抗权势呢？对此，我倒想提一件事。红卫兵运动兴起后，前苏联
人故意把“红卫兵”翻译成“红侍卫”。侍卫者，沙皇或皇帝的近卫
兵也。
例三，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 我不必忏悔，因为
受害者早已宽恕了我
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讲的是，出身于军队高级干部家庭
的中学生李淮平在诗情画意的情景中与一位容貌、教养、风度俱佳
的女学生南珊邂逅相遇，双方萌生了爱情；紧接着“文革”爆发，
李淮平成了红卫兵头领，在抄一位前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家时，才发
4 张承志：《金牧场》，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2007 年，第 356 页。
5 同上，第 283 页。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94
觉他的孙女就是南珊；被悔恨和旧情折磨了１２年的李淮平突然与
南珊意外重逢，李急不可耐地祈求宽恕：
“南珊，你从前受过我那样的对待，难道你连一个歉意的表
示都不想看到吗？……你应该理解，那件事，就是那次抄家，它
对于我一直都是一个不小的折磨。 你应该给我一个解脱的机
会。”
她真诚地看着我，轻轻叹了一口气：“真想不到，你把那些
微不足道的事情看得这样沉重。其实，如果公正地看待你们的话，
我更感谢你们。在那个时候，当整个社会都被敌视和警惕武装起
来的时候，你们能那样对待我们一家人，应该说是很难得了。真
的，你在那件事中给我的印象是相当好的。毕竟，你是抛弃了自
己的一切在为理想而奋斗，虽然它并不正确。” 6
宽恕来得那么容易，大大出乎李淮平的意外，他不敢相信这是
真的。南珊又说：
“破坏的，可以恢复；撕碎的，可以弥合。你以为那样一次
冲击，就能使人永远不息地悲伤下去吗？”……
我已经看出来，虽然我自己的情绪从那次抄家以后就一直陷入
痛苦的波澜中，可是南珊却在第一次冲击以后就镇静了下来。不，
她并不需要任何抱歉和悔恨的表示。因为她的心从来就不曾在那件
事情上徘徊过。7
作者礼平看来想表达一种忏悔意识，但是，作者认识的局限和
缺乏足够的反思，作者一味追求忏悔所要达到的高度和深度，使得
这种忏悔像是在做表面文章，使得忏悔的真诚性大打折扣。这更像
是一个施虐者编造出来安慰自己良心的故事，它并不反映受虐者的
心声。确实，如果天下的受害者都像南珊这么宽容大度，这个世界
该是多么美妙呀！这种受害者的逻辑是：你做了坏事，但还不是最
坏的；你做了坏事，但那是为了你的理想。而且，这些受害者的境
界提升到了哲理与宗教的高度，他们早已不在意尘世的是非和恩怨
了。曾经的作恶与施虐者多么巴望这样的逻辑成立啊：我不必忏悔，
因为受害者早已宽恕了我。但是，这样廉价的解脱难道不是只在虚
6 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时代文艺出版社，长春，1986 年，第 292--295
页。
7 同上，第 296 页。
徐友渔 中国作家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忏悔意识
95
构的故事中才有吗？这是真正的、应有的宽恕，还是施虐者一厢情
愿的自我宽恕？
例四，戴厚英的《人啊，人》--- 自己的欠账，要勇敢地
扛在肩上，刻在脸上
戴厚英在《人啊，人》中描写了拒绝忏悔的人给自己找到的理
由。造反派许恒忠把自己的问题与党委书记相比：
我犯过错误？可是奚流以往所犯的错误不比我大？我没有
把任何人打成走资派、反革命，他呢？错划了多少右派啊？我没
有表面上正人君子相，暗地里乱搞女人，他呢？……他们的错误
应该由历史来承担。可是我为什么就必须承担历史？就因为我
微如芥末？8
许恒忠的逻辑是：别人都不认错，为什么我要认错？当官的都
不认错，为什么我这个小老百姓要认错？而党委书记奚流在被追问
到自己的历史责任，比如在 “反右斗争”中的“功劳”时，也找到
了推卸责任的办法：
反右斗争扩大化，我是有责任。可是精神都是上面来的，我
没有创造什么。我不能去负我负不起的责任。9
打右派当然是执行上级命令，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机械、
被动地执行命令，还有积极、主动的一面。针对奚流的辩解“这能
怪我吗？我也是执行上级的命令”，一位老战友就指责过他：“你是
为了当官！你要向上爬！”
许恒忠和奚流的辩解、托词是站不住脚的，但却是生活中人们
采用的逻辑。作者戴厚英采取的是相反的态度，她的小说中主人公
所说的话，正是她要拒斥和批判的，她年轻时在政治生活中曾误入
歧途，在上海的文革运动中一度崭露头角，做了一些后悔莫及的事。
她后来有深刻的反思和真诚的忏悔，在《人啊，人！》这本书的后记
中，她说了这样的话：
8 戴厚英：《人啊，人！》，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1980 年，第 38 页。
9 同上，第 70 页。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96
盲从和无知，给了我自信和力量。我自以为已经掌握了马列
主义的基本原理，正确地理解了社会、理解了人。
我做过“大批判”的“小钢炮”，当过“红司令”的“造反
兵”。我曾经虔诚地相信：人世间的一切都是阶级斗争。年年、
月月、天天，都不能忘记阶级斗争。
我明白了，不论是人、是鬼，还是神，都被历史的巨手紧紧
第抓住，要他们接受实践的检验。都得交出自己的账本，捧出自
己的灵魂。都得把双手伸在阳光下，看看上面沾染的是血迹还是
灰尘。我微如芥末。但在历史面前，所有的人一律平等。账本要
我自己去结算。灵魂要我自己去审判。双手要我自己去清洗。上
帝的交给上帝。魔鬼的还给魔鬼。自己的，就勇敢地把它扛在肩
上，甚至刻在脸上！10
例五，安文江的《我不忏悔》--- 只有我一个人忏悔是不
够的
安文江在这篇多次被转载的文章中宣称：“回首当年，我感到
悲怆，感到沉痛，但没有想到忏悔。”但他主张反思历史，不能把责
任推给几个人，应当赤诚地追究自己：
把红卫兵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视作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错
误，抑或是林彪、“四人帮”一伙人“五鬼闹中华”的丑剧，这
是可怜的浅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反躬自问：那些年里我们
自己又干了些什么？上上下下都那么清白吗？11
作者没有用“忏悔”这个词，但是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了认
真的反思和严格的解剖。 比如，他回忆起在“四清”运动中，他在
自己负责的生产队找不到问题， 就怀疑自己犯了心慈手软的右倾
病，终于把生产队会计弄成“贪污”，认为这是“阶级斗争学说唆使
我开了杀戒”。他还以愧疚的心情承认，当他知道一个同学私下说
10 同上，第 351、352、353 页。
11 安文江：《我不忏悔》，载于《历史在这里沉思》，华夏出版社，北京，1986
年，第 301 页。
徐友渔 中国作家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忏悔意识
97
了林彪的坏话之后，毫不犹豫地向军训团告发，使这位同学马上被
逮捕，后判刑 15 年。12
但安文江强调，如果要对历史负责，只要求卷入运动的学生忏
悔是不够的，也是不公正的。他揭发说，当初他们贴大字报攻击自
己的领导，实际上是更上一级领导导演的丢卒保车的闹剧。一位负
责人曾主动在他的主席语录本上题词：“ 打倒×××！”这个表态
使学生的造反行动升级。而在２０年后，他却在报纸上看到这位负
责人的长篇悼念文章，称“我的亲密战友×××同志”，一点没有检
讨与反省。作者发出质问和挑战：“同是‘文革’过来人，某些大人
先生们，你们敢把 10 年中的所言所行所思所忧堂堂正正地写出来
让人们点评吗？”13
我认为安文江的态度是正确的。他不但自己忏悔，还要督促一
切该忏悔的人都忏悔；他自己忏悔了，就取得了要求别人忏悔的权
利。他的“我不忏悔”有可能产生误解，实际上想说的是：“我只以
自己的方式忏悔”，“我不接受某些流传的故事”。
安文江对于文革的反省和忏悔最后到达了这一点：悲剧的根源
是专制制度对于人性的漠视。他说：“长期以来，强权专制缺乏对人
的价值的重视，对人的尊严的关注，对人的命运的关怀，无限扩大
的阶级斗争更使人与人成了‘狼对狼的关系’。个体的人被剥夺对
自由的追求，对幸福的向往，对个性的全面发展。我三十岁前的曲
折经历是很有说服力的脚注。”14 这样的反省是比较深刻的。
问题：为什么那么多人不忏悔
我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在 30 年的时间内断断续续、反反复复
地阅读过以上作品，现在把它们放在一起来理性地解读，我感到悚
然。我不得不得出以下结论：忏悔是必要的。而且，这不仅是那些
愿意在道德上自我完善的人对自己的要求， 还应当是全民族的共
识。对于应该忏悔而不忏悔的人，人们应该要求他们忏悔。 “纯
洁”、“理想”、“上级领导的错误”、“时代的悲剧”，都不能成为推卸
12 同上，第 324—325 页。
13 同上，第 303—304 页。
14 同上，第 334 页。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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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的口实。我们已经看到，如果认可这些借口，人们会变得多么
厚颜无耻。
在阅读和思考中，最折磨我的问题是：为什么那么多人拒绝忏
悔，而且显得那么振振有词？
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基本人性问题。中国唐代大文学家韩愈说： “古之君
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我在前面也提到，根据儒
家传统的教导，人应该经常地、严峻地反省自己。但是，那些教导
其实只是指明了一种理想状态和努力方向， 现实中人们的表现正
好相反，他们总是看到自己的长处，自己对别人的恩惠，总是感到
他人和环境亏欠了自己。能够严格要求自己，只管自己对不住别人
之处，不计较别人对不住自己的事情，这样的个人少之又少，这样
的民族可以说基本没有。
其次是文化大革命有一个特殊之处，在文革中，在大多数情况
下，加害与受害往往并非泾渭分明。很多很多人既是加害者，又是
受害者，在某一段时间和某个问题上是加害者，在另一段时间和另
一个问题上是受害者。这样，人们就有可能强调自己受害的一面，
用受害的一面掩饰加害于人的那一面。这一点，在聂元梓、吴法宪
等人的回忆录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从我举的例子可以看出，中国作家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忏悔意识
是很不够，很不令人满意的。幸好这种状况还没有达到使人绝望的
地步，因为我们毕竟还有戴厚英、巴金这样的作家，还有像冯骥才
那样努力让人们记住文革的作家。另外，中国人从一些外国作家，
比如日本的大江健三郎、德国的格拉斯那里，也获得了巨大的启发
和鼓舞。
文革时期的大民主与现代极权主义民主
The Mass Democracy and Modern Totalitarian
Democrac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张 杰
Zhang Jie
作者简介：
法学博士，律师，现为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
内容摘要：
文革是毛泽东策划、发动，绝大多数中国人疯狂参与的民主
运动，他们利用大民主的方式，摧毁传统文化，砸乱官僚机构，
迫害、杀戮同胞。他们幻想建立一个乌托邦的天国，但最终坠入
了人间地狱。文革时期的大民主是中国式极权主义民主，它同列
宁、斯大林左翼极权主义民主和希特勒纳粹右翼极权主义民主
具有同质性，但它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从而成为世界上第三
个经典现代极权主义民主模式。本文将对文革时期的大民主背
景和性质进行剖析，并比较西方极权主义模式及其内在逻辑，对
大民主即中国式极权主义民主的观点进行论证，并对如何遏制
大民主重演进行制度性思考，最后对“当今中国是否还会发生大
民主？”这一现实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
文革、大民主、极权主义、极权主义民主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100
五十年前，在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这场史无前例的
民族浩劫中，中国延续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根脉被斩断，仁义被斗争
取代，善良被邪恶取代，私有被公有取代，理性被疯狂取代，一个
追求共产主义和中国大同乌托邦复合理想的民主运动，却使中华民
族遭受了千年未遇的大劫难、大毁灭。随着独裁者毛泽东撒手人寰，
长达十年的文革寿终正寝。
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第二代领导人迅即开启了中国的改革开
放，但却不敢也不愿意深刻反省文革，因为反思会促使中国人觉醒，
会动摇中共党国政权的统治。而劫后余生的中国人也不愿再次撕开
刚刚愈合的伤疤和面对心灵的拷问，摆脱贫困、救国图存再次成为
中国人民的共识。但回避于事无补，因为不彻底反思和否定文革，
中国就不可能实现共和，进入现代文明国家，也不可能摆脱大民主
——中国式极权主义民主的梦魇。
文革时期大民主的由来及其性质
一：大民主的由来---从人民民主到大民主
1949 年建国以来，中共实现的基本民主制度是人民民主或称
人民民主专政，而大民主作为激进民主制度主要存在于文革期间，
人民民主与大民主之间既密切关系又存在着明显区别，厘清其内在
关联，对于大民主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1）人民民主。人民民主是由毛泽东提出的现代中国政治民
主概念。1948 年 9 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使用
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
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
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1
1949 年 6 月，毛泽东发表了《论
1 转引自吴庸：《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一党专政、领袖专政》，见
http://minzhuzhongguo.org/ArtShow.aspx?AID=33555，2016 年 1 月 18 日访
张杰 文革时期的大民主与现代极权主义民主
101
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对人民民主进行了具体阐述。毛泽东的人民
民主观念源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2，后经列宁发展并由斯大
林实践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3。
笔者认为，人民民主具有以下特征：
①中共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毛泽东认为:人
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
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
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4
②斯大林主义模式的党国独裁政权。建国后，中共明确提出了
仿效苏联斯大林政体的“一边倒”5政策，具体体现在：中共一党独
裁；军队绝对服从中共领导；政权组织方式是民主集中制，政治制
问。
2 “ 无 产 阶 级 专 政 的 概 念 最 早 是 由 马 克 思 提 出 来 的 。 1850 年 他 在
《 法 兰西 的阶 级斗 争 》里提 到 了 “ 工人 阶级 专政 ”和 “ 无产 阶级 的
阶 级 专政 ”，1852 年在 “致 魏 德迈 的信 ”中 ，他 明确 地 使用 了 “ 无
产 阶 级专 政” 这一 概念 ”。“ 在马 克思 看来 ，无产阶 级 专政 是人 类
历 史 发展 的必 然。他 在《哥 达 纲领 批判》中指 出：‘ 在 资本 主义 和
共 产 主义 社会 之间 ，有 一个 从 前者 变为 后者 的革 命转 变 时期 。同 这
个 时 期相 适应 的也 有一 个政 治 上的 过渡 时期 ，这个时 期 的国 家只 能
是 无 产阶 级的 革命 专政 。’ 但 是，他这 里讲 的 “ 无产 阶 级的 革命 专
政 ” 其实 指的 是国 家政 权的 性 质，没有 谈到 专政 将采 何 种形 式，即
未 涉 及政 体问 题。”见 李丹 阳 ：《 从俄 国的 无产 阶级 专 政到 中国 的
人 民 民主 专政 》。
3 列 宁 曾指 出， 无产 阶 级专政 在 俄国 的 “ 特殊 的、 民族 的 形式 ”是
苏 维 埃 ； 斯 大 林 甚 至 说 苏 维 埃 就 是 无 产 阶 级 专 政 本 身 。 列 宁 认 为 ，
共产党是 “ 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用以在组织上和政治上指导全体无
产 阶 级和 半无 产阶 级走 向正 确 道路 的工 具 ” 。把党说 成 是无 产阶 级
先 进 部分 和劳 动人 民的 指导 者 ，以党 来取 代无 产阶级 实 行专 政就 成
了 顺 理成 章的 事。1919 年 7 月 ，列 宁在 回击 一 些人 对共 产 党建 立一
党 专 政 的 斥 责 时 说 ， “ 是 的 ， 是 一 党 专 政 !我 们 所 依 靠 的 就 是 一 党
专 政 ，只 有这 个党 才能 领导 工 人阶 级去 深刻 地改 变社 会 ”。列宁 认
为 无 产阶 级专 政是 不受 法律 约 束的 。他 指出 ：“无产 阶 级的 革命 专
政 是 由无 产阶 级对 资产 阶级 采 用暴 力手 段来 获得 和维 持 的政 权 ，是
不 受 任何 法律 约束 的政 权 ” 。 参见 同上 。
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78 页。
5 萧冬连：《国步艰难：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2013 年版，第二章“仿效苏联模式”。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102
度实现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社会主义
改造完成和计划经济体制基本形成。
③民主与专政并行。以阶级划分人民和敌人，对人民民主而对
敌人专政。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
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
权。人民是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
级。敌人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
动派及其帮凶们。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
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对的人实
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
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6
④人民民主的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是有中国特
色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特色在于用人民的概念替换了无产阶级的
概念。毛泽东想要的政权不是在排除了“反动派”以外的所有“人
民”的、绝大多数人的政权，是一个“为一般平民所共有”而不仅
仅是无产阶级这一个“平民”群体所独有的政权。7
1956 年以后，人
民民主的任务已转变为“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 将我国建
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
家。”
8基于这种变化, 1956 年 4 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
话中开始使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同年 9 月, 刘少奇在中共
八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称: “我国现阶段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
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
9
⑤政治运动频繁。1949 年以来，中共先后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0 年 12 月-1951 年 10 月），镇压了“反革命分子”157.61 万
多人10；“三反”、“五反”运动（1951 年 12 月—1952 年 10 月）；对
资本主义手工业、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1953年—1956年）；
反右运动（1957—1958 年）使五十五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
11，
6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75 页。
7 马岭：《宪法视角下的人民民主专政之三要素》，载《战略与管理》杂志 2014
年第二缉。
8 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 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第 760 页。
9 《刘少奇选集》（下卷）, 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第 243 页。
10 1996 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 4 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
实》的报告。
11 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张杰 文革时期的大民主与现代极权主义民主
103
代表社会良知和秉持批判精神的知识精英丧失了发言权；人民公社
化运动、大跃进运动（1958 年—1960 年）；四清运动、社会主义教
育运动（1962 年—1966 年）。
（2）大民主的由来。 大民主原为人民民主的一种具体形式，
它与小民主相对应。1956 年 11 月 15 日，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
首次提出大、小民主的分类。 “大民主” 强调人民的革命和抵抗
权，“大民主是来用对付敌人的”，“小民主”就是整风；“人民
内部的问题和党内问题的解决的方针，不是采用大民主而采用小民
主”“现在搞大民主不适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12。但 1957 年反右
运动中，毛泽东肯定了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为特征
的大民主，并认为：“1957 年中国革命创造了一个最革命最生动最
民主的群众斗争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革命的内容
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形式。从此无论大是大非、小是小非的问题，
无论是革命的问题、建设的问题，都可以用辩论的形式去迅速地解
决。”131966 年，毛泽东发动了文革，大民主取代了人民民主而成
为文革期间的政治民主制度。1975 年文革结束后，大民主被否定，
中国再次人民民主成为中共基本政治民主制度。14
为什么毛泽东要用大民主否定人民民主？笔者认为，建国后，
中共通过人民民主，建立了苏联斯大林式的独裁党国政权，即一党
专政，但高度集中的权力带来了权力的异化，官僚主义和腐败开始
滋生，从而导致了中共的蜕变15。国内“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
的阶级斗争以及苏联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以及波匈事件的爆
发，使毛泽东认为中共蜕变不可避免且迫在眉睫。苏联式人民民主
无法解决中共蜕变问题，必须另辟蹊径，即通过大民主的大鸣、大
放、大辩论、大字报”自下而上，造反夺权，摧毁旧的官僚体制，
重建新的政权，且循环往复。
863 页。
12 褚宸舸：《民主视域下的人民民主专政》，见
http://www.aisixiang.com/data/37833.html，2016 年 1 月 18 日访问。
13 褚宸舸：《民主视域下的人民民主专政》，见
http://www.aisixiang.com/data/37833.html，2016 年 1 月 18 日访问。
14 1982 年中国《宪法》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
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且延续至今。
15 参见张博树：《改变中国：六四以来的中国政治思潮》，溯源书社 2015 年版，
第 147-154 页。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104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 人民民主与大民主的关系16体现在：大
民主源于人民民主；人民民主带来的权力的异化是催生大民主的内
因；人民民主建立的党国政权又是大民主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但人
民民主与大民主又有明显的区别，即人民民主源于苏联无产阶级专
政理论，而大民主源于中国本土创造；大民主的目的在于摧毁官僚
体制，而人民民主的目的在于构建官僚体制；大民主是自下而上激
端的民主制度，而人民民主则是自上而下的相对温和的民主制度。
二：大民主的特征
（1）领袖崇拜。大民主是在人民对中共领袖毛泽东的疯狂崇
拜中进行的。 1966 年 5 月 18 日，林彪发表谈话，称“毛主席是天
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2）领袖操纵。 大民主的设计者和操纵者都是毛泽东，人民
只是执行者和演绎者，如同文革标语所宣传的“毛主席的话儿句句
听”，“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
（3）目标是摧毁和重建中共的党国官僚体系。1966 年 8 月 8
日，中共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以下简称《十
六条》）所确定的文革任务是“一斗、二批、三改”，即“……斗
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
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
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17
16本文对人民民主和大民主关系的梳理，得益于张博树先生的指教，特致谢意。
张先生认为：文革前的人民民主是标准的党国建构（斯大林主义），原则上相
当于塔尔蒙的极权主义民主，因为它强调党就是公意的代表，实际就是公权力
的独裁垄断。而毛的大民主，包含着对前 17 年的质疑，也就是，大民主在质
疑、否定党国标准版的人民民主，认为它没能阻止共产党的蜕变，蜕变成官僚
资产阶级。毛试图走出一条新路，那就是继续革命，底层造反，巴黎公社式的
群众专政。当然，毛彻底失败，因为这个大民主是更荒诞的乌托邦，最终还是
回到原点（革委会建立了，旧制度也复辟了）。毛式大民主和党国标准版人民
民主可以理解为左翼极权主义民主的两种形态。
17 1966 年 8 月 8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
定》。
张杰 文革时期的大民主与现代极权主义民主
105
（4）手段是“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
论”以及演变到以后的“武斗”。《十六条》指出“要信任群众，依
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
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
俭让。”18； “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呜大
放。”19。
（5）反传统、反人性、反法治、反人权。大民主是一种极端的
民主形态，它与中国传统文化无关，它恰恰要摧毁传统文化，建立
一个无产阶级新文化。1966 年 6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指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要彻底破
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
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的
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移
风易俗的伟大事业。”大民主中夫妻反目、父子相残、告密、陷害
盛行，人性泯灭；大民主中宪法被弃若敝履，公检法等司法机构被
砸乱，无法无天。大民主是民主的反动，它有一条不得触碰的底线，
那就是不得“用于批评党本身，尤其毛本人的，谁敢触碰这个红线
谁就是‘现行反革命’！林昭、张志新、遇罗克等等都是因此丢掉了
性命。”20
综上所述，大民主是毛泽东操纵下的人民造反运动，是毛泽东
为阻止中共党国政权蜕变21的工具，它不仅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自
由、法治、人权无关，而且是破坏、毁灭，是对民主精神的反动。
大民主使人民变成暴民，激发了他们潜藏在人性深处的邪恶，其结
果只能是通过毁灭社会、他人，最终实现自我的毁灭。其次，由于
特殊的历史背景，作为大民主主体的人民在运动开始前，已经注定
其始乱终弃的悲剧命运。因为中国人并无选择，面对强大的党国政
权，要么积极参与，要么成为被专政的敌人，大民主的内在逻辑就
是如此荒唐和吊诡。
18 同上。
19 1966 年 8 月 8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
定》。
20 张博树：《改变中国：六四以来的中国政治思潮》，溯源书社 2015 年版，第
138 页。
21 张博树：《中国批判理论构建十讲－破解“党专制”的方法论阐释》（电子版），
第 14 页“反蜕变：理解毛时代的重要线索”。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106
三：大民主的内在逻辑
毛泽东及其中共产党人主要是通过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了解到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可以说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解读下的马克思
主义。加之，大民主本属毛泽东的中国本土创造发明，所以大民主
与马克思主义的民主22可谓南辕北辙。大民主的思想是：中共已经
为人民找到了通往民族解放和实现天下大同的路径，那就是共产主
义。
1925 年末，毛泽东在为《政治周报》撰写的发刊词中写道，革
命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
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23毛泽东在 《论联合政府》中
说：“我们共产党人……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
会去的，这是确定和毫无疑义的。我们党的名称和马克思主义的宇
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无限美妙的最高理
想。”
24既然人民的幸福之路已经明确，就应该尽快实现它。共产党
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只有它才能带领人民实现共产主义。要实现
共产党的领导就必须实行人民民主25，而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已经
被无数事实证明他是真理的代言人，他应该被崇拜。但在通往共产
主义的道路上存在两条阶级、 两个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激烈阶级斗
22 马克思主张言论自由和普选制。马克思认为：自由是人的本质特征，“是全
部精神存在的类的本质特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67 页。“没有自由”特别是言论自由“对人说来就是一种真正
的致命的危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 卷
第 74 页。“法官和审判官，也如其他一切公务人员一样，今后均由选举产生，
对选民负责，并且可以罢免。”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6 页）。
23《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 页。
2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059 页。
25 首次提出“民主集中制”这一概念的是列宁。1906 年俄共四大所通过的党
章规定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组织原则。斯大林主政后，使民主的集中制蜕变为
极端的集中制。1945 年的中共七大，毛泽东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明确地指出：
“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表明中共已不再将民主集
中制局限于党内，已拟确立为国家制度，直至后来成为宪法的基本条款保持至
今。参见应克复：《“民主集中制”的由来与演变》，载 2012 年第 10 期《炎
黄春秋》杂志。
张杰 文革时期的大民主与现代极权主义民主
107
争，如不发动文革和放弃人民民主就无法阻止中共的蜕化变质，共
产主义目标就不能实现。而文革的最好民主制度就是大民主，让人
民群众自下而上造反、夺权，天下大乱不可怕，因为只有天下大乱
才能实现天下大治。至于反动分子、资本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
则应该通过人民民主专政26予以消灭。
如前文所述，文革前，人民民主的党国政权体制已建成，且通
过生产资料公有化使人民已经失去了能够独立支配的财产，加之红
色恐怖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 实际上已断绝了人民不造反的后
路，可谓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描绘大民主的内在逻辑进路图了：
共产主义理想（马克思主义）和大同理想（中国农民乌托邦）
27组合的复合性理想→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斯大林
主义）→英明领袖毛泽东操纵→憧憬美好理想和崇拜毛泽东的，且
丧失财产权和自由权的人民→民主集中制（列宁主义）、人民民主
专政（马克思学说、列宁及斯大林理论和毛泽东思想）→ 大民主：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毛泽东思想）和武斗→镇压反动势
力、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天下大乱→天下
大治→无产阶级继续革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
西方极权主义民主的性质
一：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
“在二十世纪之前，“Totalitarian”(极权主义的)这个词并
没有被用来形容一个政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它被用来特指斯大林
26 “人民民主专政”，也称“人民民主独裁”是由毛泽东提出的中国政治概念。
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来源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1982 年中国宪法在序言中指出
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见 https://zh.wikipedia.org/wiki/
人民民主专政，2015 年 12 月 28 日访问。
27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71 页。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108
俄国和纳粹德国政体，以便与其他政体区分开来，包括早期的专制
和独裁政体。”28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极权主义民主的理论研究以美国犹太
裔哲学、政治学家阿伦特和以色列历史学家塔尔蒙两位学术巨匠为
代表。阿伦特出版了《极权主义起源》，她的“整部著作的重点在于
解释极权主义如何可能在西方现代社会中形成”29。塔尔蒙出版了
极权主义民主研究三部曲， 即《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政治弥赛
亚:浪漫阶段》和《民族的神话及革命的意象》30。塔尔蒙认为 18 世
纪在同一时代背景下产生了两种政治倾向，即自由主义的民主制度
和基于救世主义的极权主义民主制度。
这两种思潮虽然都断言自由是最重要的价值，但其思想起源和
运行模式以及后果截然不同。塔尔蒙认为法国思想家卢梭的“公意”
概念成为了极权主义民主政治的主要驱动力。31塔尔蒙“通过的三
个历史阶段---基本原则的萌芽时期、原则被雅各宾党运用的实践
时期和升华为巴贝夫主义时期，来考察意识形态的社会理想怎样演
变为极权主义政治理念得到实践的。”32
18 世纪出现的极权主义民主是人类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
现代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制的发展， 提供了孕育极权独裁的有利
条件。此外，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也是以自由民主的观念为构成要
素。33塔尔蒙认为：“现代的极权主义的民主主义政治是依靠民众热
情支持的独裁主义政治，因此，完全不同于君权神授的独裁体制下
28 Richard N. Hunt: The Political ideas of Marx and Engels: Marxism
and Totalitarian Democracy, 1818-1850 (London,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74),P.3.
29 任剑涛：《极权政治研究：从西方到东方的视界转换—魏特夫《东方专制主
义》的扩展解读》，载《学海》2009 年第 2 期。
30 J.L. Talmon,Political Messianism : the Romantic Phase, Prederick
A.Praeger,Publisher New York;Second Printing, 1960；J.L. Talmon, Myth
of the nation and vision of revolution，目前尚无中文译本。
31 J.F.Talmon ：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London,
Secker&Warburg Press, 1952 )P.1-11. 参见：J.F.塔尔蒙：《极权主义民主
起源》，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10 页。
32 孙传钊：《拯救与自由—评〈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载《二十一世纪》杂
志，2004 年 10 月号，总第八十五期，第 133－142 页。
33 蔡英文：《极权主义与现代民主》，载《政治科学论丛》第十九期，第 57-84
页。
张杰 文革时期的大民主与现代极权主义民主
109
或篡夺权力的专制下的暴君行使的绝对权力。它是一种基于意识形
态和大众热情的独裁统治……是 18 世纪的把自然秩序的思想与民
众自我实现、自我满足以及自我表达的卢梭主义思想相互综合起来
的结果。”34
极权主义民主观认为存在一个完全平等的和谐、完美的社会状
态。为了进入这个社会，实现自由的理想，个人的努力是不够的，
只有通过集体的努力才能最终实现；为了化个人的力量为集体的力
量，就需要纪律，迫使个人为集体的目标服务。这时，人虽为纪律
强制，但是人却因此而更加自由了35。它同时认为“人性是善的，是
可以完善的。具有良善本性的人是绝对的参考标准，为此所有现存
传统、既成制度以及社会安排都必须推翻重造，而最终目的则是保
护人的完整的权利和自由。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就要把人从既有的
束缚中解脱出来，就要剥夺人身上的不构成共同人性的因素，把人
还原为自然的具有高尚道德的人。”36 极权的民主观要消灭所有的
差别和不平等，消灭特权和腐败，它认为在人的自由和平等的价值
之间，平等优于自由，为了平等可以牺牲自由37。
塔尔蒙将现代极权主义民主的思想起源归咎于卢梭的人民主
权理论中的“公意”，认为“公意”思想是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恐
怖统治的精神支柱。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也认为：“卢梭的理论极
易导向一种专制民主制。在这种民主中，多数的意志不受任何限制。
除了多数的智慧和自律以外，他没有提供任何预防主权者滥用无限
权力的措施，也没有提供任何保护自然法的措施。”38
34 J.F.Talmon ：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London,
Secker&Warburg Press, 1952 )P.6. 参见 J.F.塔尔蒙：《极权主义民主起源》，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7 页。
35 参见毛寿龙：《卢梭、雅各宾派与民主的岐变：从塔尔蒙的观点说起》，载《市
场逻辑与国家观念》刘军宁等编，三联书店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21-147
页。
36 参见毛寿龙：《卢梭、雅各宾派与民主的岐变：从塔尔蒙的观点说起》，载《市
场逻辑与国家观念》刘军宁等编，三联书店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21-147
页。
37 参见毛寿龙：《卢梭、雅各宾派与民主的岐变：从塔尔蒙的观点说起》，载《市
场逻辑与国家观念》刘军宁等编，三联书店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21-147
页。。
38 E·博登海默：《法理学 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1999 年版，第 61 页。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110
卢梭的“公意”思想体现在39：
（1）公意本身是一种客观存在，它是人民的意志，它“永远是
公正的，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40
（2）人民不是指所有的人，只限于认同于公意和公共利益的
人。为了造就认同于公意的人，就要塑造新人，根除利己主义，恢
复人的自然的良善本性。
（3）塑造新人的方式是通过掌权者即卢梭所称的立法者抽掉
个人所固有的因素，从而“把每个自身都是一个完整而孤立的整体
的个人转化为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这个个人就以一定的方式
从整体里获得自己的生命与存在。”41，“整体所获得的力量等于或
者优于全体个人的天然力量的总和”42每个人均“能够自由地服从
并能够驯顺地承担起公共福祉的羁轭”43。
（4）“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这
恰好就是说，人们要迫使他自由。”44
（5）公意的外在化就是主权者，而主权者就是自然和谐秩序
的实际代表，故它必然排斥代议制和党派政治，走向直接民主和激
进民主。
可见，“卢梭的民主理论把人民主权观念推向极端，但其结果
必然是把民主推向专制暴政的极端。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专政就
是运用卢梭思想改造社会的政治实验，雅各宾专政的实践揭示了平
等的民主观何以想追求民主却走向专制暴政的逻辑。”45
39 以下五点对卢梭“公意”思想的总结，均采用毛寿龙教授的学术观点，见毛
寿龙：《卢梭、雅各宾派与民主的岐变：从塔尔蒙的观点说起》，载《市场逻辑
与国家观念》刘军宁等编，三联书店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21-147 页。
40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第 35 页。
41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第 50 页。
42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第 35 页，第 51 页。
43 同上，第 54 页。
44 同上，第 24-25 页。
45 毛寿龙：《卢梭、雅各宾派与民主的岐变：从塔尔蒙的观点说起》，载《市场
逻辑与国家观念》刘军宁等编，三联书店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21-147 页。
张杰 文革时期的大民主与现代极权主义民主
111
二：极权主义民主46的模式、内在逻辑及其特征
塔尔蒙认为西方现代极权主义民主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模式，即
左翼极权主义民主和右翼极权主义民主。47左翼极权主义民主把人
类及其理性和救世主义作为理论出发点， 而右翼极权主义民主的
首要观点是放在共同体独立的存在实体、国家政权以及民族或种族
上
48。这两种极权主义民主模式共同秉承了 18 世纪法国大革命的传
统，但在 19 世纪上半叶逐渐分道扬镳，形成了以列宁、斯大林主
义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左翼极权主义民主模式和以德国纳粹主义
为代表的右翼极权主义民主模式。49
左右翼极权民主主义除了上文所述它们的理论出发点不同以
外，它们的一个重要分歧在于对人性的不同理解上。 左翼极权主
义民主认为人类的本性是善的，具有完美性， 而右翼极权主义民
主则宣称人类的本性是软弱和腐败的。50左翼极权主义民主的内在
逻辑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代表了广大受压迫人民的根本利益，
因而具有绝对的正当性。
46 在论及极权主义民主模式时，塔尔蒙和阿伦特均使用极权主义概念，笔者认
为，极权主义民主是极权主义的基本运行制度，极权主义是它的内在本质，所
以严格区别极权主义民主与极权主义不仅是困难的，而且不利于极权主义民主
理论的研究。
47 J.F.Talmon ：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London,
Secker&Warburg Press, 1952 )P.6. 参见 J.F.塔尔蒙：《极权主义民主起源》，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8 页。
48 J.F.Talmon ：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London,
Secker&Warburg Press, 1952 )P.6-7。
49 蔡英文认为：“换言之，一九一七年布尔什維克的民主革命与一九三三年国
社党的革命皆重新显現法国革命的雅各宾激进主义。如同法国革命一样，两者
皆诉诸自由民主的理想，也以‘人民之福祉’为大计，但終究走向极权之恐怖
統治。”见蔡英文：《极权主义与現代民主》，载《政治科学论丛》，第十九期，
第 57∼ 84 页。
50 J.F.Talmon ：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London,
Secker&Warburg Press, 1952 )P.7. 参见 J.F.塔尔蒙：《极权主义民主起源》，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8－9 页。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112
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进展的必然目的
和归宿，共产党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唯一代理人，那么，它就代表人
类唯一的真理，拥有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解释权。
因此，只有列宁、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政权才可以诠释何谓“资
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革命”。自然，苏联共产党政权也就有了使用
暴力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阻碍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个人和集体的
权力，因为暴力的使用只是为了加快人类进步到完美和社会和谐的
速度。51
右翼极权主义的内在逻辑体现为：希特勒纳粹主义民主所持的
“优越种族之主宰”与“反犹太人主义”体现了：民族及其灵魂乃
超越法律之上，亦是国家得以被建立的根源性基础，国家若无法代
表民族灵魂，便丧失其治理的正当性。实现这一伟大历史使命的责
任由纳粹主义政党和其元首希特勒承担，他们有权诠释每一个进程
中的目的及其意义和具体实践策略，判定哪些群体和个人是“背叛
者”和“不适合生存的”，以及必須予以消灭的范围。52
综上所述，左右翼极权主义民主的理念和内在逻辑并不相同，
但他们却有着共同的极权主义民主理论起源和 “从根本上毁灭人
性”53的本质。 塔尔蒙在 《民族的神话及革命的意向》 一书中指
出：列宁阐释了无产阶级的普遍意志；而希特勒则强调了国家和种
族。 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成为了极权主义的左右手臂,宛如两翼，
但却有着相同的特质并相互融合， 最终演绎了二十世纪可怕的一
幕。54
关于西方极权主义民主的特征，法国政治学家雷曼·阿隆提出
了著名的五要素说55，美国政治学家弗里德里希和布热津斯基提出
51 参见蔡英文：《极权主义与現代民主》，载《政治科学论丛》，第十九期，第
57∼ 84 页。
52 参见蔡英文：《极权主义与現代民主》，载《政治科学论丛》，第十九期。
53 张汝伦：《极权主义和政治现代性—读〈极权主义的起源〉》，载《现代哲学》
2005 年，第 4 期。
54 J. L. Talmon: The Myth of the Nation and the Vision of Revolution
(Berkeley and Los Ang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P.13-
17。
55 Raymond Aron: Democracy and Totalitarianism, Translated by Valence
Ionescu (New York·Washington, Frederick A. Praeger,
Publishers,1969), P.193-194.
张杰 文革时期的大民主与现代极权主义民主
113
了影响深远的六特征说56以及美国作家、评论家伊斯特曼总结了二
十个特征57。
笔者认为，左右翼极权主义民主的基本特征是：
（1）乌托邦意识形态。 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 有它的
法，这就是它信奉的自然或历史的法则。它不但自己严格服从这法
则，而且还强制实施这法则。由于坚信这法则就是天道或历史的必
然规律,它不惜一切代价使之实现,包括牺牲具体的人。”58波普尔认
为“马克思教条中的预言成分，支配了马克思主义追随者的心灵。
预言将其他一切弃而不顾，排除了冷静、批评的判断力，从而摧毁
了我们运用理性以改变世界的信念。”
59
（2）领袖崇拜下的群众运动。极权主义民主是建立在绝大多
数人民对其领袖及其主张的疯狂迷信基础上的。并且极权主义民主
最容易发生在民族灾难深重的国家。“极权主义运动的巨大魅力在
于，它使得大众能从不可理解的现实遁入虚构之境。极权主义运动
建立了“一个虚假的一致性世界， 它比现实本身更能满足人类的
需要”，“无根的大众”提供了一个家园，使他们免受“真实生活和
真实经验给人类及其期望带来的无止境的震荡”60。
（3）党国一体，全面控制。极权主义民主要求执政党和国家与
社会融为一体，在领袖的统帅下，只能存在一个政党，只能存在一
个政治思想，只能有统一的行动，与人民生存相关的政治、经济和
文化生活都被全面控制。针对苏联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模式，哈耶
克深刻地指出：“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落在一个人手里，不管它
56 Carl J.Friedrich and Zbigniew K. Brzezinski: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Cambridge,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22.
57“The Conflict of Ideologies”，该文是胡适于一九四一年七月在美国密
歇根大学所做演讲，由张起钧译成中文，刊于《自由中国》一卷一期（一九四
九年一月），又收入《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五册。
58 张汝伦：《极权主义和政治现代性—读〈极权主义的起源〉》，载《现代哲学》
2005 年，第 4 期。
59 Karl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 P.402.
60 玛格丽特·卡诺凡：《阿伦特政治思想再释》，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57
页。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114
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
管理权，谁就有全权控制我们。”61
（4）孤独和恐怖。斯大林主义政权实施党内大清洗，而希特勒
纳粹主义政权则对犹太民族开展大屠杀，纳粹德国和布尔什维克苏
联的集中营、劳教营散布着无处不在的恐怖。极权主义社会中，人
民的内心常常处在孤独的煎熬之中，正如阿伦特所说：“孤独使人
难以忍受的原因是，失去了可以在孤寂中实现自我，但是有只能靠
同伴的信任和陪伴才能肯定自己的身份。在这种情况下，人失去了
对自身的信任，也失去了存在于一个为提供经验而必须有的世界中
的基本信心。”62
（5）敌人和持续的政治运动。极权主义民主的运行是一个永
不休止的运动过程，它会不断发现或制造“敌人”以发动持续不断
的政治运动来激发群众的狂热以及维持它的恐怖和暴力机构。“极
权主义反对一切静态的制度约束，它在本质上乃是一种运动，其根
本特征在于它要持续不断地进行斗争，斗争，再斗争， 永远没有休
止。极权主义的统治之维系，离开这种无休止的运动，便将宣告破
产，运动停止之日，也就是极权主义的毁灭之时。”63
（6）反文明、反制度、反功利和反人性。
①“阿伦特提醒人们注意，极权主义不同于以往历史上曾经有
过的暴政，因为极权主义不是为了人类中某部分人的利益，而是彻
底地反对整个人类，反对一切人性，反对所有的文明。”64
②极权主义政权的运动特征和“一切皆有可能”的理念决定了
它的反制度性和反法治性，它会不断破坏甚至不惜毁掉自己建立的
官僚制度和法律制度。
③极权主义者认为他们在进行一想伟大的事业，即实现人类追
求平等、自由和幸福的梦想，所以他们不屑于功利计算。
61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01 页。
62 Hannah Arendt: Totalitarianism: Part Three of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New York and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Press,1968)P.175.
63 陈伟：《极权主义的逻辑—试论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研究》，载《黄河》
杂志，2000 年第 2 期。
64 陈伟：《极权主义的逻辑—试论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研究》，载《黄河》
杂志，2000 年 02 期。
张杰 文革时期的大民主与现代极权主义民主
115
④极权主义的本质就是反人性，是通过剥夺人们的个性和自发
能力把他们转变为“人兽种类”65。阿伦特指出：“极权主义具有非
人化特征，把自己要打击的犹太人和‘阶级敌人’贬低为应该加以
清除的‘臭虫’‘劣等民族’，消灭这些人不但不是犯罪，相反是
遵循‘自然法则’或‘历史法则’的正义行为，推动了‘历史的前
进’”66
文革时期的大民主是中国式极权主义民主
一：大民主与西方极权主义民主的比较
针对文革前人民民主主义的中国是否是极权主义民主国家，阿
伦特对此颇为犹豫，她一方面认为中共极权主义迹象从一开始就有
所表现，但另一方面又觉得中国的特征与斯大林和希特勒极权主义
存在明显不同。67但由于文革期间中共对外的信息封锁，阿伦特缺
乏更多的研究资料，加之其已进入生命的末期，无法对文革期间的
大民主性质进行理论界定。
笔者认为文革期间的大民主与西方极权主义民主具有同质性，
但就具体特征而言，又有不同特点：
（1）同质性。
①大民主具有明显的救世主义的乌托邦理想。
②大民主是绝大多数人民参与并支持的民主运动，且存在疯狂
的领袖崇拜。
③大民主是在人民民主的党国政体的背景下运行的，对人民进
行了全面的控制。否则，我们无法解释一个问题：为什么文革前
65 玛格丽特·卡诺凡：《阿伦特政治思想再释》，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5
页。
66 陶东风：《阿伦特与中国极权主义问题》，载陶东风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a348be0102v3y8.html，2015 年 12 月 28
日访问。
67 Hannah Arendt: Totalitarianism: Part Three of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New York and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Press,1968)P.Ⅷ－Ⅸ.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116
1960-1962 年中共人为造成的大饥荒饿死了 3000 余万人，但并未发
生激烈的社会动荡？
④大民主中，中国固然没有集中营、劳改营以及变相劳教营的
“牛棚”、“五七”干校却比比皆是，恐怖无处不在。如果说斯大林
主义政权大清洗造成了 400 万人的死亡68，希特勒纳粹的种族灭绝
造成了 600 万人民的死亡69，中国文革前的人民民主和文革期间的
大民主却致使 4000 万人民非正常死亡70。
⑤大民主的“敌人”层出不穷，从“地富反坏右”到党内修正
主义分子和蜕化为阶级敌人的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凸显了它永不休止的运动特征。
⑥大民主的反文明、反制度、反功利和反人性可谓登峰造极。
多少文化典籍被焚，多少文化遗产被毁，多少父子反目、夫妻成仇，
多少学者被迫自杀。大民主严格控制意识形态，十亿人民只能看的
七个样板戏。大民主鼓励人与人斗，鼓励盲从，直至人性泯灭、道
德沦丧。当年的红卫兵和武斗者至今没有忏悔和反思，相反大民主
像病毒一样在新生代人群中复制、传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文革期间的大民主几乎符合西方极权主义
的全部特征，并且其危害远远超过了西方极权主义民主所造成的灾
难。
（2）不同特点。
①意识形态内在逻辑不同。首先，大民主将中国农民大同社会
理想与列宁、斯大林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复合，去其精华，
取其糟粕。其次，大民主思想基本由毛泽东一人创造，任何人不得
挑战，中共高级官员也难以理解71，人民群众更是不知就里。如大多
68 王康：《救赎、悲剧与启示——俄国十月革命 90 周年祭》，见
http://blog.boxun.com/hero/201011/wangkang/2_1.shtml，2015 年 12 月 28
日访问。
69 见 https://zh.wikipedia.org/wiki/納粹大屠殺，2015 年 12 月 28 日访问。
70 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
《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事实》。见杨继绳在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 2013 年 10
月 25 日举办的“写毛泽东时代”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原载 2013 年 11 月 30
日出版的第 104 期《记忆》，原题为《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
的思考》。
71 国家主席刘少奇曾说：“文化大革命干什么，你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见张石山：《拷问经典：未来世纪的文革考古索引》，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
张杰 文革时期的大民主与现代极权主义民主
117
数群众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来自毛泽东的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
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造反有理。”72大民主的意识形态中
包含有中国千年的皇权专制思想，毛泽东更是直言不讳称他自己是
“马克思加秦始皇”。
②大民主的目标是摧毁人民民主所建立的中共官僚体制，它与
西方极权主义民主所追求的目标相反，即斯大林、希特勒纳粹极权
主义是要巩固其本人和官僚集团的独裁统治。毛泽东要阻止私有制
对中共的侵蚀，他认为已建立的苏联式官僚体制必将致使中共蜕化
为资产阶级，唯一的出路就是推倒，另起炉灶重建。毛泽东的追求
的确令西方学者感到匪夷所思。
③大民主的方式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以及“武斗”
的群众运动，是自下而上的，完全不同于斯大林极权主义自上而下
的党内成员清洗和希特勒纳粹极权主义的种族灭绝。
行文至此，笔者认为，文革前的人民民主和文革期间的大民主
同属左翼极权主义民主，人民民主基本属于标准版的斯大林极权主
义民主模式，但大民主则因其内在逻辑和目标以及运行方式的独特
性，故成为世界极权主义民主的第三种经典模式——中国式极权主
义民主。它的反文明、反传统、反制度、反功利和反人性都是西方
极权主义民主难以想象和比拟的。
二：遏制大民主的制度性思考
笔者认为，遏制大民主的对策体现在：
①放弃以平等为导向的极权主义民主，树立以自由为导向的自
由主义民主。自由主义民主把政治看作是一种试错的过程，它非理
想主义而是经验主义。它同样追求自由和平等，但认为自由优于平
等
73。它认为，“为了保护自由，为了建设持久的民主，必须采取种
种措施；限制国家权力；限制政治生活的正常范围；建设民主所需
司 2010 年版，第 155 页。
72 毛泽东于 1939 年 12 月 21 日《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
话》。
73 J.F.Talmon ：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London,
Secker&Warburg Press, 1952 )pp.1.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118
要的适当的自由经济条件；维护法治，维护法律的权威；通过竞争
性的选拔制度和行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高效率地开发并配置有
限的知识资源”74。它在具体政治制度设计上，主张对国家权力进行
分权制衡；在民意的表达上主张以议会制为代表的间接民主；在经
济制度上主张自由经济而非计划经济；在法律制度上主张法治，反
对人治；在政治人才选拔上主张竞争性民主制度。75总之，自由的民
主主义始终对国家权力的行使保持高度警惕，通过立法正义和司法
独立以及违宪审查以及正当程序等宪政制度限制国家权力，保护公
民的权利。
②放弃一元化意识形态控制，构建多元化公民社会。大民主的
发生与文革前已构建的苏联党国极权主义模式有密切关联。党国政
权实际取消了公民的私人空间，对公民实行全面的控制。“公民社
会也许是惟一有效反对专制和极权统治的源泉。”76多元化的公民社
会可以消除公民面对强大国家而形成的孤独感，得到关怀和权利保
护。“用一种长时期的眼光看，中国文化与中华文明在其生死攸关
的现代转型中最迫切需要的，是一个自主的、能够自我建设与自我
协调并能有效地监督和影响国家决策的健全的社会”
77。
③放弃党国极权政体，建设宪政民主政体。宪政民主是人类经
过数百年的探索，从无数的人类灾难中总结出来比较好的，且具有
内在可完善性的政治法律制度，是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中国要避
免大民主就必须进行政治制度的重构，放弃党国极权制度，否则中
共提出的所有改革口号和意识形态新概念、新提法都将具有自我欺
骗的性质；而且越是寄希望于体制内的自我修补，越会加重体制性
危机。78
笔者认为，历经百年探索，且经历了大民主腥风血雨的中国不
仅具备了宪政转型的条件，而且具有台湾这样由专制制度成功转型
74 毛寿龙：《卢梭、雅各宾派与民主的岐变：从塔尔蒙的观点说起》，载《市场
逻辑与国家观念》刘军宁等编，三联书店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21-147 页。
75 参见毛寿龙：《卢梭、雅各宾派与民主的岐变：从塔尔蒙的观点说起》，载《市
场逻辑与国家观念》刘军宁等编，三联书店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21-147
页。
76 拉尔夫·达仁道夫：《现代社会冲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
59-60 页。
77 梁治平：《市场 社会 国家》，载“公共论丛”第二辑《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
三联书店 1996 年版，第 4 页。
78
张博树：《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晨钟书局 2012 年版，第 10 页。
张杰 文革时期的大民主与现代极权主义民主
119
为宪政制度的样板。具体而言，笔者认为体现在：废除党禁，实行
多党制；废除舆论和宗教控制，实行言论和宗教自由；废除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实现议会制度；废除党对军队的领导，实行军队国家
化；废除民主集中制，实行分权制衡的国家治理制度；废除党权至
上，实行宪法至上和司法独立，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废除单一制国
家结构形式，实现联邦制79。笔者的观点并不新颖，都是现代政治文
明的常识，但纵观中国百年宪政历程，其实就是一个为常识而斗争
的过程。
三: 大民主幽灵仍在中国俳佪
文革已经过去五十年了， 如火如荼的大民主风暴早已烟消云
散，民族伤痛的记忆也如同手握的沙子一样渐渐从指缝里流掉。一
个问题必须思考：文革期间的大民主还会再次肆掠中华民族吗？大
多数中国人认为不可能，因为没有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客观条件了，
如中国已经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30余年，正在进入市场经济时代，
政治意识形态高度分裂，互联网和各类社交媒体存在，中国人对外
交流频繁，中国人的文化素质和对民主、法治理念的理解都是与文
革时期不能同日而语的。这些都是客观事实，大民主真的已经追随
毛泽东的亡灵而去了吗？
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理由是：
第一，存在发生大民主灾难的核心要素。笔者认为，以民族救
赎为核心的乌托邦理想；领袖崇拜；党国体制和以平等为价值追求
的广大人民等四个要素为极权主义民主发生的核心要素。历经邓小
平功利、实用主义时代，江泽民权贵资本主义时代和胡锦涛守成维
稳主义时代，中国进入了习近平的民族复兴的梦幻主义时代。贫富
不均、腐败横行80、道德沦丧、礼崩乐坏、环境污染以及经济发展停
79
参见张博树：《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晨钟书局 2012 年版，第
16-18 页。
80 当今中国的全面腐败是中共极权政体造成的恶果，正如王毅所言：“由于那
种从制度的根源中生发出来的贪污腐败在专制权力恶性刺激下的日益不可抑
制，极大地加剧了社会危机并直接导致了王朝的崩溃。” 见王毅：《中国皇权
制度研究－以 16 世纪前后中国制度形态及其法理为焦点》（上），北京大学出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120
滞等尖锐的社会问题促使已经或正在富起来的中国人亟待救赎，期
盼明君。以民族复兴为基础的中国梦或许成为新的乌托邦理想。中
国是一个有着千年权力崇拜历史的国家，造神运动具有广阔的群众
基础。目前，中共政权仍然是党国极权政体，“枪杆子出政权”仍被
奉为神明，网络言论控制，枉法审判异议人士和维权律师，通过反
腐败清洗政治对手，倡导以人治为核心的所谓“依法治国”愚弄人
民，如果说以毛泽东为代表中共集团尚存一点匡扶社稷的理想，现
在的中共集团则已堕落为保护权贵利益集团的自私团伙。大民主的
干柴已经遍布，只待星星之火。
第二，目前中国发生文革期间相似规模、程度的大民主亦不可
能，因为缺乏毛泽东这样吸取中国千年专制主义文化毒素的独裁者
和服从毛泽东的中共官僚统治集团以及低教育程度且缺乏民主法
治意识的人民。但需指出的是，只要极权主义民主的核心要素存在，
它会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而出现变异，如同病毒一样，人民民主
向大民主的转变就是有力证明。
笔者认为，中国可能发生局部的、低级别的大民主或转型为斯
大林极权主义民主模式的党内清洗或者其他形式。几年前，发生在
重庆市的“唱红打黑”活动；2012 年以来，新任中国领导人提出的
“打通前后三十年，不能以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的变相为文革
正名的观点；81“七个不要讲”文件82对普世价值的明确反对；反宪
政制度的思潮再次沉渣泛起，以及通过反腐败排除政治对手；文革
口号“党领导一切”再现等种种倒行逆施的行为，这一切都在警示
中国人民：大民主的幽灵仍在中国大地上俳佪，独裁者毛泽东许下
的“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再来一次”83的魔咒犹闻在耳。
版社 2007 年版，第 290 页。有意思的是，极权主义国家不仅腐败猖獗，而且
反腐败也风声鹤唳。参见弗兰克·巴约尔：《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凤凰出
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版。
81《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不能
否定”的重要论述》，载 2013 年 11 月 8 日《人民日报》。
82 2013 年 5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九号文件。
83 1973 年 8 月 24 日，王洪文在中共中央第 10 届第 1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
《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所称：“一九六六年，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刚
兴起的时候，毛主席就指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
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阶级
斗争的现实已经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毛主席揭示的这个客观规律。”
文革与五七反右一脉相承
From Anti-Rightist Campaign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Historical Continuation
张成觉
Zhang Chengjue
个人简介：
张成觉，1939 年出生于香港，1941 年逃难去了大陆，1958
年 1 月在上海交通大学求学期间被打成右派，属年纪最小的右
派分子，发配到新疆 22 年。1988 年回香港定居。
从 1989 年至 2006 年，张成觉先后在《新晚报》、《快报》
及《香港联合报》写文艺专栏，并出版了八部文学作品。《西域
恩仇记》（长篇历史小说，同名中篇获广州花地文学奖；《西域
恩仇记》，电影剧本，获台湾行政院新闻局电影剧本徵选优等奖；
《香江谈艺录》，文艺随笔集，花城出版社，1992 年；《九七风
云》，长篇小说，上海书局，1996 年；《金庸能得诺贝尔奖吗？》，
文艺随笔集，上海书局，1998 年；《在那遥远的地方---新疆回
忆录》，长篇纪实文学，上海书局，1999 年；《笔底风云---二
战名记者朱启平传》（长篇传记，富达出版社，2005 年；《六十
馀年家国》，长篇传记，科华图书，2006 年。
他还有其它散文获奖作品。《心祭》，星岛日报“敬老思亲”
征文冠军奖，1991 年；《学海无涯念恩师》，星岛日报征文冠军
奖，1995 年；《和平•人生》，明报征文优异奖，1992 年；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122
短篇小说：《守时的重要性》，香港华商旅游协会征文优异
奖，1993 年；《邂逅》，新疆石河子文艺奖，1982 年。等等。
内容提要：
针对中共十一届八中全会决议对文革的定性，从韦君宜的反
思说起，回顾中共八大以来的历程，依据事实，追根溯源，分析
文革的动因，揭示其与五七反右之联系和区别，尤其着重指出毛
乃罪魁祸首，反驳中外学界若干似是而非的奇谈怪论，力求恢复
历史的本来面目，以便彻底肃清毛毒，树立宪法的权威，推进中
国大陆的民主转型，振兴中华。
关键词：
反右、文化大革命、宪法
张成觉 文革与五七反右一脉相承
123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历史上，历时十年（1966-1976）的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都是“史无前例”的。但曾几何时，以“伟光正”
自诩的中共，于其十一届八中全会上（1981-6-27）定性文革“是一
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 、国家和各族人民
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应该说，上述定性除了所谓“被反革命集团利用” 溷淆视
听，应予摒弃外，大体符合事实。而“领导者”一词，应以“毛
泽东”置换，并加上“文革和毛策动的 57 反右一脉相承”以明
示其渊源。
由于中共黑箱作业的传统，大陆 1949 年 10 月以来历次政治运
动的档案，迄今为止尚未公开。所以，知情人的记述就成为十分重
要的史料之一。就反右而言，“身为延安老干部、一直从事共产党文
艺和出版事业的韦君宜女士”1所撰写的 《思痛录》2，值得征引。
居美学者孙乃修在《从回忆“反右”看两位知识女性：杨绛与
韦君宜》中称：
在 30 年代前期，年轻的韦君宜是一位热血爱国、追求理想的
知识少女，在国难时刻，她放弃父母资助她留学美国的机会，放弃
大学里曾一度研读的哲学专业而转而‘坚信列宁、斯大林、毛泽东
说的一切’。3 经历了五十余年的政治折磨和良心折磨，她晚年缠绵
病榻，撰写《思痛录》 ，沉痛回顾一生所历的险恶风雨，抒发内心
的愤怒之情，真话实说，毫无掩饰，显示出一个有头脑、有个性的
知识分子所具备的真诚品格。她的 《思痛录》 也写到“反右”事
件，文字处处表现出愤怒、痛苦、懊悔、自省构成的复杂情感、深
刻反思和强烈批判意识。她愤慨地谈到那场荒谬的运动：“盲目的、
毫无法律根据的‘中央精神’，随时变化的‘领导意图’，就可以随
1 孙乃修，《从回忆“反右”看两位知识女性：杨绛与韦君宜》，对杨绛的《我
们仨》的读书评论，豆瓣读书网，http://book.douban.com/review/6674053/
2 韦君宜，人民文学出版社前社长。《痛思录》，2003 年出版。
3 《痛思录》，第 3 页。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124
便支配几十万人乃至几亿人的命运。”她当时已痛悔自己走错了人
生道路， 错误地加入共产党， 盲目地投奔延安：“在反右派运动
中，我曾对秋耘同志说：‘如果在一二九的时候我知道是这样，我是
不会来的。’”4
谈到“反右”这段历史，韦君宜女士驳斥某些人的愚蠢之说，
把批判的笔锋直向毛泽东和“中央”：“我觉得有些民主党派人士讲：
‘大和尚的经是好的，被小和尚念歪了。’实非探本之论。有的小和
尚越念越歪，有的小和尚还念得比原经好一点。”她犀利指出“反
右”带来的精神伤害和社会风气的败坏：“而社会风气和干部作风
呢？从这时候起唯唯诺诺、明哲保身、落井下石、损人利己等等极
坏的作风开始风行。有这些坏作风的人，不但不受批斗， 甚至还受
表扬、受重用。骨鲠敢言之士全成了右派，这怎么能不发生后来的
‘文化大革命’！”5“这类事情，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百倍成
千倍地翻版。我看起源实出于反右。正气下降，邪气上升。……
参加革命之后，竟使我时时面临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选
择。这使我对于‘革命’的伤心远过于为个人命运的伤心。我悲痛
失望，同时下决心不这样干，情愿同罪，断不卖友。”6 她以十分
理解和同情的态度谈到民主党派那些被打成右派的教授和专家们，
诸如储安平、章乃器、罗隆基等人， 他们参加政协，“哪里晓得只
有吃饭和鼓掌的权利？”7
韦女士感叹：“这是一部血泪凝成的历
史”8。
在下基本认同韦君宜女士的论断，以此为基础加以阐述。概而
言之，五七反右，三年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是一棵藤上结的三个
大毒瓜，毛则是这三连祸的罪魁祸首！
如果用简括的话语，可以说反右缘自毛一心夺回中共八大期间
失去的独揽的大权，文革则旨在打到刘少奇等人进而建立毛氏家天
下。两者一脉相承。这当中至少三千万饿殍成了中共内部互相残杀
的牺牲品。
4 《思痛录》，第 45 页。
5 《思痛录》，第 50 页。
6 同上，第 51 页。
7 同上，第 61 页。
8 孙乃修，《从回忆“反右”看两位知识女性：杨绛与韦君宜》，对杨绛的《我
们仨》的读书评论，豆瓣读书网，http://book.douban.com/review/6674053/
张成觉 文革与五七反右一脉相承
125
对于文化大革命和反右派运动的关系，众说纷纭。其中“序幕”
说和“预演”说颇有一定的影响。章立凡称：“‘反右’在某种意义
上是‘文革’的预演，只不过后者的破坏规模和烈度更加广泛和严
重。”9 朱正断言：“反右派斗争可以说是文革的彩排或预演。”10李
慎之先生则分析称：“反右派斗争的胜利提高了毛主席的雄心壮志，
直接孕育了大跃进。以后就是农业大放卫星，工业大炼钢铁，人民
公社红遍全国。
大跃进的失败给毛主席平添了猜疑恐惧，不但直接导致了反右
倾的斗争，而且促使他到处搜索‘躺在身边的赫鲁晓夫’，终于在
1966 年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不过这些都是中国历史的下
一章了。”11 魏紫丹先生认为，“下一章”说把文革与反右的关系“说
得最清楚”。可谓，言之成理。
为此不妨扼要回溯一下有关的历史进程：
毛的挫折与反扑
1、中共八大（1956-9-15－27）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
成，党的工作重点应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刘少奇政治报告主
旨）；应秉承综合平衡的建设方针（周恩来报告）；不再提毛思
想，同意苏共二十大对个人崇拜的批判（邓小平报告）。毛虽举
手赞成，内心却极为不满。
2、当年国庆节毛在天安门庆典上对刘少奇说有关国内主要
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的提
法不对。
3、同年 10 月底至 11 月初匈牙利人民起义，赫鲁晓夫接受
毛武力镇压的主张平息事件。毛乘机向刘周等务实派反扑，处心
积虑制造中国的“匈牙利事件”，然后以此为口实，全面改变“八
大”路线。12
9 章立凡，论文《毛泽东“反右”动因及后果的再研究──对李慎之先生迟到
的纪念与商榷》，http://www.aisixiang.com
10 朱正，《反右派斗争是流产的文化大革命》，电子刊物，“巴山夜雨”，第 27
期。
11 李慎之，《毛主席是什麽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网文。
12 全兴文，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许，转引自冯治军《刘少奇与毛泽东》，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126
4、1957 年 1 月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1957-1-18－27）
隐含杀机，提出后发制人.而后最高国务会议（2 月）和全国宣
传工作会议（3 月）引蛇出洞。
5、整风半月后的 5 月 15 日毛起草《事情正在起变化》。5
月 18 日邵荃鳞接到周扬电话说“转了”，意味着由鸣放转为“反
击右派”。“反击”实际上是贼喊捉贼，因为“三大右派言论”
当时均未出现。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5 月 21 日），罗隆
基的“平反委员会”（5 月 22 日），储安平的“党天下”（6 月
1 日）
7、毛亲自部署 6 月 8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
正式拉开反右大幕。
8、四个月后，10 月 9 日八届三中全会，毛强调“无产阶级
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
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9、1958 年 1 月 11 日至 22 日的南宁会议，毛面斥周恩来
“反冒进离右派还有五十米远”。2 月 18 日，在中央政治局扩
大会议上称周及陈云跟右派相距不远，大概五十米远”。
于是大跃进无人敢持异议，工农业生产竞“放卫星”，全属吹
牛。尤其所谓小麦亩产 3000 斤，水稻亩产 11 万斤，荒谬绝伦。谚
云：人哄地皮，地哄肚皮，遂导致大饥荒接踵而来。 整个中国饿殍
遍野，惨不忍睹。面对弄虚造假酿成的大祸，刘还算天良未泯，对
毛说“人相食，是要上书的”。他主持制定“调整 、巩固、充实、
提高”八字方针，自 1962 年起实行“三自一包”，挽狂澜于既倒，
使百姓得以果腹。经调整，经济渐次复苏。
毛对于刘触犯逆鳞怀恨在心，刚愎自用的他负隅顽抗，蓄意夺
回党内的绝对优势地位。1962 年夏天他重提阶级斗争老调，抛出
“党的基本路线”，并步步紧逼，一方面牢牢抓住军队的枪杆子；同
时让江青登场，以文艺为突破口，抓住笔杆子，借《海瑞罢官》掀
开序幕。接着请出军方的林彪，炮制《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推倒彭真的《二月提纲》，完成舆论准备。
皇福图书，295-298 页。
张成觉 文革与五七反右一脉相承
127
文革狂飙从天落。《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毛登上“九五之尊”宝
座，开历史的倒车。 孙中山尝云：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
昌，逆之者亡。毛在中共七大闭幕词《愚公移山》中也说：“现在的
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目前反动的
逆流企图压倒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主流，但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
变为主流。”（1945-6-11）竟公然置往昔所言于不顾。
其实自从五七反右始，毛治下的大陆中国一直是“反动的逆流”
大行其道，歪风邪气成了主流，淫威泛滥，发展到文革时期，毛一
言九鼎。用林彪的话说就是“一句顶一万句”，七亿人被洗脑，除林
昭、张志新外，无人公开敢对毛说个“不”字。这是古今中国历史
上从来没有过的超级红色恐怖。
之所以如此，可从国际国内两方面找根源。国际的根源来自苏
共列宁斯大林一贯实行领袖独裁的影响。中共是苏共一手豢养的
“儿子党”，自然效法苏共，历来是一把手说了算。中共奉为圭臬的
列宁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学说，无非把群众视作群
氓。至新世纪之初，中共官员对民众说得更白一点：你们算个屁！
国内的根源在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国人恪守儒家“君
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教，甘于做“顺民”（即奴才），渴望
“明君”（即革命领袖）当道。“东方红”之所以从原先颂扬刘志丹
的陝北民歌演变为讴歌毛泽东，并进一步成了毛寡人御用的圣诗，
盖源于此！
所以，反思文革及反右的历史教训，必须大力培植“天赋人权”
的观念，真正贯彻《国际歌》所揭示的真谛：“从来就没有什麽救世
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实现林肯
提倡的“民有、民治、民享”的三原则。
与五七反右始终在各级党组织操控下（中央则由邓小平为首的
领导小组具体部署）迥异，文革前期是天下大乱，号称“无产阶级
大民主”。其实乃毛一手造成，无论保皇派，造反派以至红卫兵，俱
属毛排兵布阵的棋子，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的民主的影子。而邓之后，
中共竭力宣扬“稳定压倒一切”，便是利用普通民众怕乱的心态，假
借“维稳”之名以维护既得利益集团垄断的政治和经济地位。
人们务必擦亮眼晴，拨开迷雾，戳穿这个幌子，逐步推进民主
宪政运动。高举宪政大旗，走出民主运动低谷。无可否认，现时大
陆及海外的民运俱陷低潮。中南海当局仗着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带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128
来的雄厚财力，施展软硬两手，在箝制普通百姓的同时，对知识份
子和文化人给予若干甜头以招安之。正如当年毛打天下时所言：反
动派之所以有力量，就因为人民的不觉悟。大陆民众普遍受愚弄，
对反右、大饥荒、文革冤案及六四事件均已麻木，失去了义愤填膺
的正气。
基于此，宣传维护宪法尊严以保障基本人权，极具紧迫性和不
可替代性。五七反右派运动本身就违宪，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并无规定反党反社会主义属于犯罪，右派只是发表言论，殊
无触犯刑律。结果因言获罪，简直岂有此理，千古奇冤。
在这里有必要记述一下，郭沫若为虎作伥的丑行嘴脸。1957 年
5 月 27 日，即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前十天，《光明
日报》记者问他“言者有罪还是无罪”时，他就答称：“无罪者的言
者无罪，有罪者的言者还是有罪的。”…… 不管怎样，郭以科学院
院长、文学大师之尊如此回答，无异于公然替当局违背“言者无罪”
的承诺找借口，也可视为给毛“引蛇出洞”的“阳谋”预作辩护。
一个多月后的 7 月 1 日，毛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题为《文
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其中对因言获罪的右派作这样的
分析：“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
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也就是说，毛
对所谓的右派的言与行之间的区别也不承认了。这种强词夺理，和
郭末若的上述答记者问，堪称前呼后应，吭非一气。
根据宪法，中共党组织不是司法机构，无权划公民为右派然后
剥夺其自由。不过，毛历来就视宪法如无物。
1961 年，在秦皇岛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毛说：“世上本无事，
洋人自扰之。没有宪法的社会，是最好的社会。中华五千年，从来
没有宪法，也没见什么损失嘛！汉唐强盛，有宪法吗？满清准备玩
宪法，结果亡的更快。教训是深刻的嘛！可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
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
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
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
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所以，迷信宪法
的思想是极其错误的，是要亡党的。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是历
来不主张制定宪法的，可是，建国后，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
宪法，以及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人
民群众还受国民党法治思想毒害的悲惨国情，为了争取时间，改造
张成觉 文革与五七反右一脉相承
129
和教育人民群众，巩固党的领导，还是要制定宪法的嘛。制定宪法，
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在不得以而为
之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化害为利，最大限度的缩小宪法的约束，
坚持党的领导。当然啦，将来如果有一天，条件成熟了，有人提议
废除宪法，永远不要制定宪法，我会第一个举手的，不举手的肯定
是国民党。公安机关不是汇报说国民党很难抓吗？我看，到了一定
时候，他们会自己跳出来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当然啦，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
还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
行宪法。如果没有我们党的领导，谁会执行现在这部宪法呢？有人
不是说，敌对势力最尊重宪法吗？敌对势力如果把党赶下台，头一
件事肯定就是废除这部宪法，这你们能否认吗？ 如果党不领导宪
法，党就得下台；党下了台，宪法也就完蛋了。同志们，你们说，
党不领导宪法能行吗？如果哪个人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那我
们也只好说：这个人比工农群众还无知，需要到广阔天地接受工农
群众的再教育、再改造！
毛如此赤裸裸地否定宪法， 其发动文革之违宪也就不言而喻
了。文革时“革命群众”秉承毛的“无法无天”之反潮流精神，肆
意打砸抢，砸烂公检法，随意揪斗奉公守法的公民，哪怕国家主席
也不能倖免。
1967 年 8 月 5 日，刘少奇在中南海内遭批斗后被押回住处，他
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说：“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
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
五四宪法保护不了刘少奇。
1968 年 10 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关于叛徒、内奸、
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做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
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
1969 年 10 月，刘少奇“于重病中被强行从北京押送到开封‘监
护’”，11 月 12 日去世。临终时身边没一个亲属，直到 1972 年，妻
子儿女才知道他已不在人世。国家主席尚且如此下场，遑论芸芸众
生，人身安全及财产岂有丝毫保障？
温故而知新。上述历史啓示我们，宪政运动的推进完全合法，
可以有理有利有节地唤起民众。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130
孙中山《总理遗嘱》谆谆教导我们：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
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
此目的，必先唤起民众……”
但愿当今及未来的人们吸取反右和文革的惨痛教训，以争取早
日实现大陆的社会转型，以宪政为契机，实现振兴中华的民族夙愿。
透过胡风事件剖析文革
Through the Case of Hu Feng
To observ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蒋祖权
Jiang Zuquang
作者介绍：
蒋祖权，1969 年出生，辽宁鞍山人。中国民盟成员，优秀教
师。从事文化传播与交流工作，热衷探究历史，辟有“蒋祖权说
历史”微博。
内容提要：
胡风的人生遭遇折射出当代中国文化的命运，更反映出知识
分子在极权统治下鄙陋的众生态。胡风事件是文革的预演，是文
革发动之前的一个政治小白鼠实验，是极权制度下社会互害模
式的一个缩影。这种社会互害模式，在文革期间全面爆发。文革
之后，这种互害进入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和行业。
关键词：
胡风集团、反革命、文革、政治互害模式、经济互害模式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132
（一）从胡风事件看当代人文精神的摧毁
胡风这个名字，经常出现在当代的很多历史文献中，很多人的
文章里也经常提及到他。 那么，胡风是谁？他写过什么？说过什
么？胡风（1902-1985）是现代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左
翼作家联盟的代表人物。
1929 年，胡风去日本留学，后来因为组织抗日团体被驱逐出境，
回国后与鲁迅交往密切。抗日战争爆发后，胡风主编过《七月》、《希
望》等进步杂志。 1949 年后，胡风任《人民文学》的编委。1954
年，胡风写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在文艺理论上表
达了他的观点，对改进文艺工作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然而，胡风
却因此被捕入狱失去了自由，并被打成了反革命集团，涉案人员达
2100 多人。 1955 年 5 月 25 日， 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召开会
议，将胡风从中国作家协会中开除。
时任中国文联主席的郭沫若主持会议时说：“胡风集团不仅是
我们思想上的敌人，而且是我们政治上的敌人。”中国作家协会秘
书长陈伯尘报告了胡风的罪行， 要求把胡风从革命阵营里清除出
去。 在会议上发言的一共有 26 人：欧阳玉倩、叶圣陶、梅兰芳、
李伯昭、吕骥、刘开渠、夏衍、李希、陈沂、吴组缃、孜亚、冯雪
峰、张天翼、曹禺、鲍昌、陈荒煤、吴伯萧、袁文殊、方纪、艾青、
冯至、吴雪、阳瀚笙、田汉、洪深、陈其通。
大教育家叶圣陶说：这种两面派的阴谋手段，是跟《联共布党
史》里讲的托洛斯基相比，可以说是丝毫没有区别。他们的目的也
是相同的，都是企图颠覆人民政权，让反革命复辟。胡风反党集团
的活动跟美蒋特务机关的罪恶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必须把胡风清洗
出去。
大作家夏衍说：彻底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活动，是我们
革命事业一个伟大的胜利。这等于从我们的身体上割掉了一个足以
致命的毒瘤。阶级敌人一刻也没有睡觉，他们处心积虑地在寻找一
切可以利用的缺口，他们在磨刀，窥测方向。在此我想起了捷克斯
蒋祖权 透过胡风事件剖析文革
133
洛伐克伟大战士伏契克的一句话：人们，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
然而，夏衍和胡风却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了，但是，夏衍在专制政
权的淫威下，却说出了这番毫无人情的，落井下石的话。
作协副主席冯雪峰的发言， 是从分析胡风和鲁迅的关系开始
的，揭发胡风挑拨鲁迅和茅盾的关系，鲁迅和周扬的关系，鲁迅和
夏衍的关系，企图从历史上找到胡风的反革命证据。最后他说：今
天的会议，应该作出决议，首先把胡风从中国作家协会清洗出去，
撤销一切职务，并建议政府依法处理。冯雪峰成为第一个建议通过
法律处理胡风的人。冯雪峰的此番建议，不仅用到了胡风身上，最
后也用到了自己的身上。
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吴伯萧说：反革命分子胡风，走也
好，滚也好，割下头颅抛掷也好，我们再也不会上当了，我们必须
彻底清查这个反动集团的底细。翻译家冯至说：他们的策略和战略，
他们的组织和手段，简直和蒋匪帮、美帝国主义派来的特务间谍没
有两样。如此看来，某些知识分子在经过阶级斗争文化的几年洗脑
之后，竟然很快变得如此不可理喻地没有人性了。
胡风受到公开批判之后，各界名流为了表达对“胡风反革命集
团”的强烈愤慨，纷纷发表署名文章，对胡风进行更加深入的批判。
受过西方正规教育的，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写的《揭下胡风派的骗
人外衣》；戏剧家，翻译家，巴黎大学文学博士焦菊隐写的《个人野
心家永远是我们的敌人》；诗人田间写的《胡风——阴谋家》；受过
西式教育的国学大师侯外庐写的《胡风——反革命的灰色蛇》；捏
造周扒皮半夜鸡叫的高玉宝写的《缴下胡风的剑》；京剧四大名旦
之一的程砚秋写的《拥护全国文联和作家协会清除反革命分子胡风
的决议》；中国宗教史研究巨匠，历任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首任社长的陈垣写的《我们绝对不能
容忍》；画家、书法家、翻译家丰子恺写的《肃清阴险的反革命分
子》；演过林则徐的演员赵丹写的《我的愤怒已达极点》；首届中国
科学院唯一的女学部委员，有“万婴之母”称号的林巧稚写的《赶
快从人们队伍中清除胡风》；后来在文革中，造反派对历史学家剪
伯赞拍桌打椅，凌厉批斗，其不堪受辱，夫妻双双自尽的剪伯赞写
的《坚决反对胡风集团的罪行》；文革早期受到抄家批斗，后来投靠
江青，成为“梁效”写作班子顾问的哲学家冯友兰写的《胡风和胡
适“异曲同工”》；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写的《决不容许胡风继续欺骗
人民》；被誉为“中国小提琴第一人”，中央音乐学院的首任院长，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134
文革期间逃亡香港、辗转美国的马思聪写的《胡风——蛀墙脚的白
蚁》；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写的《坚决镇压胡风》；在文革中
被监禁近 10 年的剧作家于伶写的《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王光
美之兄王光英写的《工商界人士应该警惕》，等等。
一个坏的制度，能让好人变坏人，坏人变的更坏；但一个好的
制度，虽然不一定让好人变的更完美，但往往能让坏人变成好人，
坏人不那么容易敢干坏事，也没有机会干坏事。那些曾经在公开场
合发言或写文章积极批判胡风的文化名人们，人们不能简单地去拿
好人或坏人去评判他们，也不能因为他们在对胡风的错误批判中，
说了几句违心话或一时糊涂写了错误立场的文章，就认定他们是一
辈子站在了专制政权的迫害者一边。他们也是这个罪恶的政治文化
制度的受害者，上述的绝大多数名人后来在文革中遭到对胡风一样
的、甚至更狠的批斗，有些还付出的生命和整个家庭的代价。历史
的因果报应往往就如此吊诡地发生在了同一个人的身上。
本文节选几段所谓的文化名人对批判胡风的“激扬战斗文字”，
听听历史的真实的残酷声音：
旧文人、新官僚的郭沫若，其丑陋嘴脸和阿谀奉承的奴才心态
是世人皆知的。郭沫若这个人无论批斗谁，他基本上都积极参加。
如郭沫若写的《请依法处理胡风》一文中“今天对于怙恶不悛，明
知故犯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加以镇压，而且镇压得比解放初期更加严
厉。在这样的认识上，我完全赞成好些机构和朋友们的建议，撤销
胡风担任的一切公共职务，把他作为反革命分子来依法处理。……
恶鬼的画皮是容易迷惑人的。今天画皮已经剥去，难道谁还那么愚
蠢，要对恶鬼自始至终保持他的忠贞吗？……那是国法所不能容许
的事。……彻底醒悟过来，忠于人民祖国，不要忠于恶鬼胡风。”
文革之中，不堪受辱，沉湖自尽的老舍写的 《看穿了胡风的
心》，文章写道：原来胡风并不只是心胸狭窄，而是别具心肠。原来
他是把他的小集团以外的人，特别是共产党，都看成敌人啊！他的
文章里引证了多少马克思、列宁、毛主席的名言呀，可是他要用钢
筋皮鞭毒打党内作家和进步作家，杀人不见血！这是什么心肠呢？
我猜不透！我只能说，除了受过美蒋特务训练的人，谁会这么想一
想呢？
著名的作家、社会活动家丁玲写的《敌人在哪里？》，敌人在哪
里？敌人就在自己的眼面前，就在自己的队伍中，就在左右，就在
身边，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胡风原来就是一个披着马克思主
蒋祖权 透过胡风事件剖析文革
135
义外衣，装着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混在我们里面，口称朋
友，实际上那个包藏着那么阴暗的、那么仇视我们的、鄙视我们的，
恨不能一脚踩死我们的恶毒的心，进行着组织活动的阴谋家。我们
的敌人在哪里？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上，特务在那儿放了炸弹。
在美国空投特务罪证展览会上，我们看到过藏在手套背面的手枪。
现在，在我们文艺的队伍里也出现了。我们常常因为我们的胜利，
我们祖国的前进而忽略了埋伏在我们左右的敌人。
世纪老人，著名作家冰心的 《我看出了胡风的阴谋》， 她写
道：我看了这些话使我的心眼突然雪亮了，他是在和我们作你死我
活的斗争啊！现在不容许胡风再装死了，我们要把他从我们的队伍
里清理出去，清除出去。留学过法国的，后来极力倡议修建文革博
物馆的巴金写的《必须彻底打垮胡风集团》。巴金写道：胡风集团已
经不是小集团，而是反党、反人民的反动集团了，他们一直带着藏
刀的面具干那些不见伤的阴谋勾当。 我们要完全揭穿他们的假面
目，剥去他们的伪装，使这个集团的每一个分子都从阴暗的角落里
钻出来，放下橡皮包着钢丝的鞭子和其它秘密武器，老老实实，诚
诚恳恳向党和人民投降。
著名剧作家曹禺的《胡风，你的主子是谁？》中写到：我从来
没有见过像胡风这样的恶人！这样狠毒，这样阴险，这样奸诈，这
样鬼祟，这样见不得阳光，人坏到了这样的地步，真是今古奇观！
胡风和胡风集团的分子们，你们听着！你们必须老老实实向人民投
降！你们必须老老实实交代出来你们的主子是谁？如果台湾之音所
代表的，不是你们的主子，那么，你们还要明白交代，另外的什么
反动势力是你们的主子？——我们要追，追问下去，不说出来，人
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在胡风成为众矢之的、异口同声的批判对象后，1955 年 5 月
16 日胡风被捕，可是在 5 月 18 日全国人大才作出逮捕的决定。胡
风在看守所被隔离 3 个月，后来被单人关押到监狱，直到 1965 年
底才正式宣判。1965 年 11 月 26 日法院才正式对胡风做出判决，胡
风获刑 14 年，由于已经服刑 10 年，余下 4 年监外执行。1965 年胡
风出狱，1967 年第二次被捕入狱。1978 年胡风出狱，1980 年“胡
风反革命集团”得到平反。1985 年胡风病逝。1986 年胡风第二次
平反。1988 年胡风第三次彻底平反。至此，胡风案先后三次才从政
治上、历史上、文艺思想及文学活动上获得全面彻底的平反。正如
1986 年 1 月 15 日，时任文化部长的朱穆之，在胡风追悼会所致悼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136
词中说出的：对于他的意见是完全可以或应该在正常的条件下，由
文艺界进行自由讨论的，但是当时却把他的文艺思想问题夸大为政
治问题，进而把他作为敌对分子处理，这是完全错误的。
六十多年过去了，反观当时的“各界名流”在对待胡风事件中
的各种表现，他们的阶级热情和人性冷酷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内
心深处被阶级专政文化的毒害所侵蚀与威武不能屈之人文精神的
荡然无存形成鲜明对比。所谓的这些文化名人，他们在党性无限膨
胀的年代，无不主动或被动地将自己的人性挤压甚至泯灭的荡然无
存。
历史证明，这些文化名人都是造成后来文化大革命这辆战车启
动的一只只推手，从后来很多名人在文革中遭受的迫害境遇，他们
真的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自己种的苦果最终不得不自己尝
了。透过多年的掩盖与回避，探究一种特殊病毒对人性的腐蚀和难
以抗拒的感染，感受到很多人失去基本人格后的可悲下场和惨痛代
价。但是谁能知道，还有多少更多悲惨的人祸灾难在继续掩盖之中
呢？谁又能知道，继续掩盖过去的历史罪恶和残酷真相，会给今天
及未来的中国带来了怎样的危害呢？谁还能知道，那些已丧失的人
格，那些被出卖的灵魂，那些泯灭的人性，是否还能上帝的救赎呢？
透过“胡风事件”看当代中国史， 历史就是这样的坎坷与无
奈，在拜权主义盛行的盲从时代，在一句顶万句的极权时代，在泯
灭人性的群氓癫狂时代，历史的步伐不可抗拒地，一步一步低朝着
1960 年代初的饿鬼世界走去，继而朝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魔鬼
世界迈进。
（二）文革的洪水大闸门是怎样开启的
文革就像一场万年一遇的巨大洪水，不识水性的人，最先被淹
没；水性一般的人，也只是多了一阵徒劳的挣扎；一些放水的人，
最后也被水呛死；一些推波助澜的人，也被水浪卷走。至于文革这
场大洪水的水闸是怎样开启的，它绕不开这两个人。
一位是吴晗，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人，首先在历史中迷失了
方向，迷失了自己。1946 年，吴晗写文章痛斥独裁与专制是自绝于
人民，自绝于国际，自绝于人类的反民主的反动政治。吴晗骂完政
府，并没有遇到什么风险，回北平到清华大学继续任教。1960 年吴
蒋祖权 透过胡风事件剖析文革
137
晗写成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吴晗和邓拓与廖沫沙用［吴南
星］这个笔名，在《前线》杂志发表杂文《三家村札记》专栏，匡
正时弊。 1965 年 11 月，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
剧海瑞罢官》，指责吴晗的《海瑞罢官》是攻击毛泽东，是反党反社
会主义的大毒草。 1966 年 5 月 10 日《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
《评“三家村”---〈燕山夜话〉 〈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自
此，在文艺界拉开了文革大洪水的闸门！
在 1957 年发起的［反右］运动中，吴晗积极响应，导致许多
民主党派的领导人被打成了右派。而八个民主小党派中的民盟遭受
的损失最严重。他任北京市副市长时，吴晗滥用权力，破坏北京城
的古建筑，甚至盲目挖掘明朝十三陵。五七反右时吴晗整过别人，
文革之中吴晗毛左们被整的家破人亡，于 1969 年被迫害致死。其
师胡适叹吴晗可惜，说吴晗走错路了。不知历史如何定义胡适所说
的“错路”呢？连历史学家都走不好的一条路，这究竟是条什么样
路呢？当年吴晗出面劝老师胡适留下来，胡适看清了共产党的灵魂
而拒绝其诱惑，在坚持出走台湾时说了一句名言：“在共产党那里，
既没有自由，也没有面包”。看来姜还是老的辣，青出于蓝，而没有
胜于蓝。
另一位是曾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 1958 年 8 月 24 日在北戴
河会议上毛泽东讲话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我们基本上不靠
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能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
序。我们每次的决议都是法，开一个会也是一个法。要人治，不要
法治。 《人民日报》 一个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这
时，身为人大委员长的刘少奇插嘴说：“到底是人治还是法治？看
来实际上靠人，法律只能做办事参考，党的决议就是法！”
1959 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对大跃进以及十五年赶超英国等提
出不同意见，最后被升级成“向党进攻”，毛泽东决定打倒彭德怀。
彭德怀就是老共产党员，如果说他向党进攻，其实就只能理解为彭
向毛进攻，毛就是代表党，反毛就是反党。那时候，党已经代表了
人民，毛又代表了党，那么毛就代表了人民。毛那时实际上已经成
为了人民的皇帝。刘少奇主持斗争彭德怀的大会，此时刚当上国家
主席不久的刘少奇说了一句很刻薄的话：“毛主席的地位是历史形
成的，毛主席要是能反，我早就反了，要反也轮不到你来反！”刘少
奇的这句话蠢话，不知独裁者的毛听了后会作何感想？这是否成为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138
了毛后来必须打倒刘的一个诱因呢？刘的话不仅是对彭的刻薄，也
是对自己命运的咒诅，后来竟然成了文革惹祸上身的一个原因。
1962 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通过深入农村调查得来的第
一手材料，对大跃进给国民经济，给广大农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提
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论断，否定了毛泽东关于大跃进是九分
成绩，一分错误的评价。刘少奇沉痛地说：“应该把我们这些年来犯
下的错误，对老百姓欠下的债务，血泪的教训，刻成碑文，立在全
中国每一个县委的大门口，立在每一个地委的大门口，立在每一个
省委的大门口，直至立在中南海大门口，让我们的子子孙孙牢记我
们的错误和罪责，保证世世代代绝不重犯！”
然而在对彭德怀的问题上 ，刘少奇却诬蔑彭德怀有两大罪状：
一，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搞小集团，搞彭高联盟。
二，他们的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
刘少奇给彭德怀的定性是：“他背着中央进行派别活动，他搞
阴谋。因此，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 文
革前，刘少奇整过彭德怀，彭德怀也整过别人，历史的因果最终却
让他们在文革被整的更惨更彻底。他们都被文革这场大洪水无情地
吞没了。正应了西方的一句名言，《圣经》曰，动刀者，死在刀下。
（三）文革互害的历史因果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胡风事件是后来发生文革的前奏，也是
一种预演。对胡风个人的政治迫害，实际上是毛左们发动文革实行
举国政治迫害的开始。一方面，历史的时间需要等 1949 年左右出
生的那一代人长大，他们是喝着阶级斗争仇恨的狼奶长大的，文革
运动需要大量高呼万岁、狂热歌颂、而又充满仇恨的简单大脑；另
一方面，就是像胡风这样的牺牲品，作为政治标靶来检测政治运动
的烈度和风向。
文革之中，师生同事之间，亲朋故友之间，夫妻父母子女兄弟
之间，相互检举胡乱揭发，公开诬陷， 残暴迫害， 置人于死地之
举，在此十年之间，变得习以为常。有些随声附和的人，也只是保
了一时的太平，一样躲不过各种突如其来的人祸。有些助纣为虐的
人，也只是暂时得势，最后也难免落入自己挖过的陷阱。那时候，
蒋祖权 透过胡风事件剖析文革
139
谁敢站起来保持独立的人格，谁敢站出来维护生存的尊严，绝对只
有死路一条。人性及道德的底线，在文革巨大的洪流冲刷下被彻底
摧毁。
在知识文化界，学贯中西的傅雷和夫人朱梅馥，作家杨朔，女
钢琴家顾圣婴与母亲和弟弟，黄梅戏演员严凤英等等，众多文化名
人，不堪忍受屈辱与折磨，为了维护尊严选择自杀，愤而离世。著
名物理学家杨振宁的学生，长篇小说《红岩》的作者之一罗广斌跳
楼自杀。
在 1940 年代，罗广斌曾经被囚禁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那时他
坚持了一年多并活了下来，而在文革之中，他只坚持了六天。民国
总统府国策顾问陈布雷之女陈琏也选择了自杀，当年陈琏是潜伏在
自己父亲身边的中共特工。陈琏怨叹父亲走的是幽明异路，时隔 19
年之后的 1967 年 11 月，陈琏也跳楼自杀了。傅作义之女傅冬菊是
和平解放北平的第一功臣，文革也被作为阶级异己分子揪了出来，
遭到残酷批斗。
战争年代，千年古都北京城经国共双方的共同努力才完好地被
保存了下来，在和平建设年代却野蛮粗暴地拆毁的面目全非，残垣
断壁。
文革后，傅冬菊晚景凄凉。 傅作义的弟弟傅作恭是美国哥伦
比亚大学水利工程学博士，被傅作义召回中国大陆， 在文革之前
的反右运动中，他就与 3000 多名右派分子一起，被押解到甘肃酒
泉夹边沟劳教农场，在那里有 2500 多名右派分子被活活饿死，其
中就有傅作恭。 1974 年傅作义病死北京，不知其临终之前有何感
想。
文革之中，最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是陈伯达，1970 年九大后
第一个被扫进秦城监狱；康生起草了第一张大字报，1978 年他是第
一个被开除党籍的中共领导人；江青是第一个从局长级直接提升为
政治局委员的人，也是 1980 年第一个被押上政治审判台的人；毛
远新是毛的侄子，从一名提前毕业的小造反派到毛在垂死前的对外
联络员，文革后被逮捕入狱。
文革之中，曾经热血沸腾，无知无畏斗私批修的红卫兵，1968
年后被上山下乡运动所抛弃，最终给他们带来了一生无尽的痛苦回
忆。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140
文革时期，南疆一单位组织人们向毛主席表忠心，职工李亚长
说：“我誓死保卫毛主席，毛主席活，我活，毛主席死，我死，誓死
保卫毛主席的铁打江山。”因为这句话，他被定成为“反革命罪”。
湖南道县，将 12 名地富分子及子女，用绳索捆起来，捆成一团，中
间放上炸药包，点燃导火索，让这 12 个人坐“土飞机”。随着一声
巨响，大块大块的血肉落雨一样飞来，有几个被炸断了手脚，炸掉
了屁股的，还没有死，痛得在地上乱滚，这时民兵们一涌而上，用
锄头、马刀将他们彻底消灭。
1976 年毛主席治丧期间，通知全国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山西万
荣有一家正好赶上儿子结婚，那时办喜事都提前采买肉菜，豆芽，
豆腐，粉条等等，即便一家一家通知亲朋改期，买好的菜蔬也没法
等，那时没有冰柜冰箱也无法冷藏冷冻，文革年间吃喝困难，这家
人只好硬着头皮办喜事。婚礼两天后，公安局来人，逮捕了这家父
子。文革之中逮捕人犯都要游街示众，胸前挂一个大牌子，写上罪
名，公安局讨论这两个犯人的罪名时，有说叫［随便娱乐犯］，有说
叫［破坏悲痛犯］，都觉得不合适，最后大家决定，政委文化水平最
高，政委拿主意吧！政委果然不负众望，牌子制作完成，这对父子
牌子上的罪名非常醒目---［幸灾乐祸犯］
中国近代史上，经历过太平天国与义和团的人祸之后，人们没
能在心里去消除那种迫害生命的因果链接，历史的幽魂在神州大地
上一直飘荡，就如黄河泛滥的大洪水，随时寻找可以突破的堤岸，
一旦突破，瞬间可以一泻千里，使得神州大地泛滥成灾。十年癫狂
的文革，历史的因果报应终于来了，恶果出现在人们的眼前。亿万
人之间的如此互相诬陷迫害，如此任意乱造的大量罪名，如此赤裸
裸地残酷屠杀，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罕见的。据官方统计，文革中以
反革命罪被处决的就有十几万人，这也是十几万个冤魂啊。
文革之后，那种“政治互害模式”的病毒，开始变异、升级，
开始进入到中国内地的各行各业， 进入到房屋道路桥梁的建设之
中，进入到食品、农产品等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之中，进入到药品生
产之中，进入到水源之中，进入到空气之中，进入到每个人的呼吸
之中，达到了无所不及，无孔不入的程度。
对于中国的大多数民众来说，回顾反思过去那场残害了几代人
的文革，其实也是在祭奠、抚慰、警醒今天残缺与迷失的自己。文
革发动五十年过去了，当下的人们应该特别警惕新的社会互害模式
的形成。
蒋祖权 透过胡风事件剖析文革
141
注：此文由蒋祖权先生提供，文革征文编辑组考虑文章素材
有力证明了文化大革命的反人性的本质，同时也有充分反映了
当代中国人文精神摧毁没落的原因，故而在蒋先生文章的基础
上做了较大编辑修改，增减内容，最后成为此文以飨读者。
如何看待“血统论”的政治资源
文革五十周年反思
Bloodline-ism as a Political Resource：
A Reflection of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遇罗文
Yu Luowen
作者简介：
遇罗文，1948 年生于北京，《出身论》的作者遇罗克的弟
弟。1968 年 1 月 5 日，遇罗克被捕。遇罗文被学校“群众专政”，
当年 5 月亦遭逮捕，被关进与其哥哥所在的北京第一监狱。
1969 年 1 月，遇罗文被释放，上山下乡到陕北插队。1970
年 3 月 5 日遇罗克因为《出身论》被判死刑。1975 年初，遇罗
文再次被判刑入狱，直至 1979 年末才被平反释放。
2000 年，遇罗文出版了长篇纪实文学作品《我家》。详细介
绍了他的一家从 1949 年至 1979 年在中共统治下的遭遇。后来
遇罗文一直旅居美国，再也没有踏上故土一步。
内容提要：
本文试图从政治资源的角度看待“血统论”的可利用性。“血
统论”在文革诸多重大事件中占据最主要的位置，它又贯穿中共
建政以来的施政方针的始终。尽管文革前、文革中以及当前，“血
统论”在中国大陆表现方式有所不同，毫无例外是反人类的糟粕。
关键词：
血统论、政治资源、红二代、黑五类
遇罗文 如何看待“血统论”的政治资源
143
文革开始至今，已经五十年了。除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
在短短的三五年内当局还允许媒体发表反思文革，揭露文革期间的
种种罪行的文章及影视作品外，其余的三十几年基本是从悄悄地到
明目张胆地明令，禁止在媒体上出现有关文革的任何内容。以致于
现在的年轻人对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茫然不知，尽管它对国民的影
响和危害远远超过了日本侵华战争！
当局之所以这样做，看来他们把文革这一笔巨大的政治资源当
成了负资产。这有悖于改革开放初期，需要利用文革时期的倒行逆
施行为来批判“四人帮”，那时文革成了有用的政治资产。但是文革
也有一些冠冕堂皇的东西，比如“大辩论”、“大字报”，无论怎么说
这也是人民应该拥有的一点可怜的权力。结果，在邓实行改革开放
后，就连这一点权力也被彻底地剥夺了——取消了西单民主墙。在
大字报上质疑“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的魏京生被判刑十八年！
毋庸置疑，任何一个专制政权都会为推翻它的新政权制造一笔
又一笔珍贵的政治资源，让新政权用极小的代价就可以得到民意的
支持和拥护。
文革这笔政治资源，在邓小平当局眼里，从正资产变成了负资
产，由可利用变为唯恐避之不及的累赘，那是出于独裁专制的需要。
这不等于说文革时期比邓小平时期更民主、自由，恰恰相反，毛泽
东当政比邓小平当政更独裁专制， 只不过在毛泽东自顾不暇的时
候，人民能得到一点有条件的、极其短暂的民主而已。不可思议的
是，那竟是中共建政以后，在互联网大潮之前，国人难得品尝到的
一点点的民主甜头。那么一点点的“民主”，就足以吓坏了邓小平当
局。同时也说明，邓小平与毛泽东尽管许多的施政方针大不一样，
但从独裁的本质上来说，他们都是一丘之貉。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越来越多有关文革的信息在非官方的传媒
上开始广为流传，让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人都大开眼界。纵
观文革浩劫的林林总总，毫无疑问，最荒唐、最血腥、最反人类的
论调就是“血统论”。无论是北京红二代发起的恐怖的“红八月”，
还是湖南道县登峰造极的大屠杀，乃至广西令人发指的吃人肉，那
些惨死的冤魂仅仅因为家庭出身是“黑五类”，他们没有任何罪过，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144
哪怕婴儿也不能幸免！这还是人类社会吗？！这让我们每个人都感
到耻辱，让我们和刽子手一样，都被叫做“中国人”而感到耻辱！
让我们至今没有能力惩罚罪犯，没有机会伸张正义而感到耻辱！
“血统论”不是始自文革，文革期间只是发展到登峰造极了而
已。在中共建政后的五十年代，“血统论”已经大行其道了。
毛的政权，从开始建立就是一个壁垒森严的等级社会：官分二
十几级，民分三六九等。在阶级斗争的幌子下，把国民人为地分为
统治阶级、中间派、被统治阶级。以农村为例，共分五等，依次排
列是：贫雇农、下中农、中农、上中农、地主富农。划分的标准是
以 1946 年至 1949 年拥有土地的多少和本人是否参加劳动。“血统
论”又规定贫下中农是领导阶级，中农、上中农是团结对象，地主
富农是打击对象。到了五十年代，子女有的长大成人了，那时大家
的土地早已经收归国有了，对年满十八岁的成年人还要确定阶级，
原则是贫农的儿女还是贫农，地富的儿女还是地富。一旦被划为地
富，就成了可怜的贱民，一切好事都没有份，比如招工、当兵、提
干、升学（高中）、当赤脚医生、当生产队会计、拖拉机手、电工等
等。有的人一辈子都成不了家，哪个女孩愿意嫁过去地富家当贱民
呢？
城市也要划分阶级，依次是：高级干部、革命干部（军人）、一
般干部、工人、城市贫民、职员、自由职业者、小业主（房产主）、
资本家、伪职员（前朝官员）、右派、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资
本家以下就是政治贱民了，他们的后代也是与好事无缘，比如不能
当兵、提干、开精密机床、当汽车司机，不能干保密工作、上大学
等等。教育局要求小学老师，如果学生说了“反动”言论，出身好
的是认识问题，出身不好的是本质问题，以此来处理学生。 自从六
二年毛泽东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后，对家庭出身就更
看重了。报刊连篇累牍的是模范人物出身怎么“根红苗正”，出身不
好的必须要脱胎换骨地改造。一部大型样板话剧《千万不要忘记》，
就把一个青年的堕落原因，怪罪在娶了一个出身不好的老婆身上！
中共官僚自然心领神会，一个比一个左的政策相继出台，很多
城市就连高中技校也禁止出身有问题的学生进入。周恩来就不止一
次地说，查出身不仅要查父母，还要查三代！“血统论”作为被专制
当局利用的政治资源来说，是最不经推敲的，也是极其脆弱的一种
提法。
遇罗文 如何看待“血统论”的政治资源
145
在中国，两千年前就有人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西方哲
人也在上千年以前就长篇大套地论述“人人生来平等”。但是经过
官方长年累月不厌其烦地洗脑，再配以利益的诱惑，一个再荒唐不
过的歪理，居然能被大多数人接受了！在遇罗克的《出身论》刚发
表的时候，让我们大惑不解的是，那些一直受“血统论”迫害的同
学、亲友，能认同《出身论》观点的很少，经常听到他们说：“你们
也太激进了，出身还是要看的。”之所以会这样认为，也不能完全怪
他们。
周恩来于 1967 年，在老红卫兵联动已经臭到人人喊打的时候，
还在宣扬他的“一好两好”论。在接见和安抚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
联动份子时说： “你们犯了错误，可是出身好，有一好；我没犯错
误，可是出身不好，也是一好。咱们扯平了，是一样的。”
“血统论”的脆弱之处，当局并非没有看到。在 1966 年 10 月
左右，中央文革小组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纷纷发表讲话，对“阶级
路线”给予修正， 强调“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
此种态势好像又恢复到文革前的提法，其实他们在这里还耍了一个
小小的花招。文革前经常的说法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这
两种说法的差别是“出身”和“成分”。
众所周知，成分指的是自己的阶级地位，而出身指的是家长的
成分，即阶级地位。这种混淆的言外之意就是出身等于成分，从而
肯定了父母是什么阶级地位，子女也就是什么阶级地位，还是龙生
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的那一套！由于刚从红八月的炼狱中
过来，黒五类出身的年轻人还处于惊魂未定的状态，当局稍作些许
的调整就足以让大多数人感到欣慰，很少有人再在意出身和成分的
区别了。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上述“阶级路线” 都是针对青年人
的，至于本人就是黑五类的中老年人没有什么表现不表现一说，只
要戴上了这顶帽子就永远更改不了了。 简而言之，“血统论”要比
以往朝代的等级制度更加充满了大的罪恶。
一旦人们认可了“血统论”，等级制度就更容易让人接受了。等
级制度处处充满了不公平，根本就没有平等可言，底层民众很容易
有不满情绪，但是只要他不是在最底层，看到还有处境不如自己的，
往往也就知足了。整人有方、治国无术的毛泽东不会不明白这么浅
显的道理，所以他不无得意地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血统论”
在毛泽东的眼里，那是赖以生存的政治资源，因此当遇罗克触及到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146
“血统论”想彻底扳倒它的时候，独裁者们一定要置他于死地！周
恩来就说“这样的人不杀，杀谁？”
“血统论”这种荒诞不经的奇谈怪论之所以能在中国大行其道，
与中共建政初三十来年闭关锁国、控制言论是分不开。对于一个民
主开放的社会， “血统论” 根本就没有立足之地。在民主社会，
如果某个政客推行“血统论”，正好给竞争对手提供了让他下台的
绝好的政治把柄。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虽然专制体制没变，更谈
不上改朝换代，仅仅取消了出身、成分这些人身枷锁，社会风气马
上焕然一新，生产力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究其原因，在一定
程度上还是利用了“毛当局”提供的政治负资源，来促进了社会的
报复性发展。
中共毕竟是个有着很多落后特点的政党，毛泽东的胡作非为已
经奠定了它未来的可悲前景。文革结束四十年了，如今文革的阴魂
却悄然来临了，甚至“血统论”也敢登大雅之堂了。请看当前之荒
诞事实……
某些红二代（其实就是当年的老红卫兵、联动成员，许多明智
的红二代不屑介入）以延安儿女联谊会的名义，至今已经连续五年
了，每年都有上千人在八一电影制片厂礼堂召开所谓“团拜会”。据
说，还有人模仿当年的打扮：穿军装、戴袖章、扎当年打人用的铜
头皮带参加活动，甚至还有在位的党政官员出席捧场。相比之下，
草根民众聚会可没那么容易。例如，十几个八十岁高龄的老右派，
一起开个维权会议都被当局严酷打压，老作家铁流被非法关押了好
几个月。2014 年 5 月 4 日， 13 位学者在北京进行一场小型家庭聚
会，闭门研讨六四事件，多人却被警察带走“调查”。
众所周知，目前全国 70% 的财富集中在 0.5% 的人手中，而这
0.5%中太子党占 80% 以上。可是在貌似规模空前的反腐运动中，没
有一个太子党因经济问题落网。这与文革时期老红卫兵打死人却逍
遥法外有什么区别？再看军队里近年提拔的将军们，不是这位大佬
的儿孙，就是那位大佬的儿孙，就连智障的毛泽东孙子竟然还能成
为最年轻的解放军少将。
上行下效，无论上层还是基层，想混个好点的职位，没有个有
权势的父亲不行，近十来年， “拼爹” 现象已经搞得全国乌烟瘴
气。与“血统论”相伴的等级制度从来就没有受到过限制。最典型
的莫过于医疗制度：平民可能因为付不起高额的医疗费在家等死，
行将就木的高官可以花每天二十万元的费用维持心跳（周孝正教授
遇罗文 如何看待“血统论”的政治资源
147
披露），而这种植物人一躺往往就是几年，他们消耗了全民医保的
75%以上的费用。
一个高明的政治家，往往会使用各种政治资源。比如胡耀邦，
充分利用了毛泽东政权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和“血统论”，在当时
国库还很空虚的情况下，很简洁地把大部分问题解决了，不仅大得
人心、青史留名而且很快发展了国力。其中关键在于如何判断这些
政治资源的正负效应，以便决定发扬还是摒弃。其实，判断的方法
很简单，那就是只要看民心所向。但是如今的官僚往往不接地气，
让他们知道老百姓真正在想什么并不那么容易。
到了红卫兵太子党掌权，就更不了解草根民众了，所以出现文
革的回潮现象也是不足为怪的。聂卫平写了本回忆录，其中有一段
讲到他和习近平去打黑五类。那时他俩的父亲都被打倒了，在同学
当中已经是上下都不待见的，很孤立。那时听说黑五类聚会，他们
就自发地去打，结果中计险些被别人打了。难以想象，都这种处境
了，他们还有心思去欺负黑五类呢！再说，黑五类与他们有什么关
系，有什么冤仇，妨碍他们什么了？这般太子党的大脑被洗得彻底
糊涂了！ 思想如此毒化了的太子党，他们怎么能明白草民的想法
呢？当然他们就更不知道草民对老红卫兵和联动有多么的鄙视了。
许多该摒弃甚至该批判的政治资源，比如“毛泽东思想”之类
的，当局一直反而当好东西来利用。因此许多人说当今执政者不是
明白人，这是非常可能的，因为在中共官僚中普遍存在逆向淘汰的
规律，糊涂者反而被糊涂地推到了关键的领导位置。当下流行的许
多可笑的话，比如：吃饱了没事干、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鞋
脚论、啃骨头、照照镜子、洗洗澡等等也证明了这点。但是，普通
民众也应该设身处地替当权者想想。首先，他们获得的权力不是靠
选举，而是是靠中共大佬们所指定。既然是被指定的，就必然是有
条件的，不满足这些条件，政治大佬们就可以去指定别人。假如腐
朽的大佬们要求新上台者：必须反腐（因为上层分赃不均、底层呼
声太大），但是不能反太子党，不能反红二代。一旦有这种紧箍咒在
身，想做明白人都难。比如，有时当局刚提出依法治国，马上又否
定宪政；刚说完知无不言，马上又下令不能妄议中央、党媒姓党。
前后矛盾，左右不定，云山雾罩，难以琢磨 ……
有的政治资源具有可利用或可批判的两重性，比如对张三利用
有利，对李四批判有利。像“血统论”这种政治资源，从长远看，
使用起来对谁都不利。对老百姓就更不用说了，对统治阶级来说，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148
它也是草民与之离心离德的祸根。皇权社会尚且知道用科举制度来
抵消它的危害，现代社会还想靠“血统论”这种糟粕治国，只能换
来一个“赵家人”的称号。 最近听说与 “赵家人”有关的一些词
汇，已经被当局视为“敏感”， 属于被禁止之列，可见多么地一语
中的。
记得文革后期，我们非常喜欢看电视里毛泽东出现的镜头，为
的是看他老态龙钟举止失常的样子，盼着他发表点匪夷所思的“最
高指示”，因为他每一次的倒行逆施，都可能成为压倒他的最后一
根稻草。今天也一样。民众已经看得非常清楚，看不清楚的只有那
些高高在上的一部分傻蛋官僚。
虽然现在出现了文革苗头，可是再不可能发生一场类似 1966
年那样的运动了。因为时代不同了，互联网给了人们说话的机会，
老百姓也不再那么愚昧了。整个社会的政治资源已经向民主力量倾
斜，主张民主的知识精英已经拥有绝对优势的话语权。假如哪个不
识时务的当政者还想模仿毛泽东，再搞一场“文化大革命”，恐怕迎
来的只会是一场推翻他的民主革命。
注：遇罗文起草，经黄肖路、吴颂先协助补充修改。
权力绝对化·文革爆发的历史因由
Absolute Power
The Origi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萧晓克
Xiao Xiaoke
作者介绍：
萧晓克，1957 年生。1974 年知青下放，1978 年考入北京师
范大学中文系。1982 年至今，在湖南湘南学院中文系从事“中
国现当代文学史”教学工作。
2007 年，创作以文革为背景的长篇电影剧本《铁幕.孤魂（上
中下）》，由独立中文笔会会刊《自由写作》5、6、7 三期连载。
内容体要：
“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所以本文的“历史因由”
和“现实威胁”均主要是就其直接因素而言。文革爆发的种种因
由归结到最后，就是形成了毛泽东个人的不受任何制约的绝对
权力。 中共党内曾经出现过制约绝对权力的努力，由于各种原
因，但都以失败而告终。毛发动反右、大跃进、出现大饥荒、发
动文革，都是毛的权力逐渐绝对化的恶果。同样，文革的悲剧会
否重演，取决于是否出现新的不受任何制约的绝对权力。
反思历史，面对现实，只有一个目的：杜绝绝对权力，把制
约权力的权利还给每一个公民！
关键词：
权力、绝对、制约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150
从一九四九年起，历时十七年，中共一步步走到文革的过程，
就是毛泽东不受任何制约的绝对权力形成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中
共上层的各种势力、各色人物并非没有过对毛进行制约的企图和行
动，但最终这些制约和努力均被毛以其炉火纯青的帝王术给一一突
破了。
在中共建政之前的夺取政权阶段，毛主要通过联手刘少奇一干
人搞延安整风，确定了他在中共党内的绝对权力和权威，但毕竟还
处在夺权的过程中，毛的权力还不能不受到客观情势的种种制约。
一九四九年后，神州易色，中共一党独大，毛由夺权党魁成为了掌
权的国家领袖。至此之时，党外任何的客观有效制约，均已化为乌
有。自诩“秦始皇加马克思”，即世俗君王兼精神领袖的毛，意欲在
中国大陆的任何地方的任何事情上均能一言九鼎。然而，他没料到
的是，建政后碰上的第一个制约者，居然是他的党内一号盟友、中
共的二号人物刘少奇。
在毛想学苏联且欲超苏联，企图跳过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阶段，
直接进入斯大林的社会主义阶段时，刘却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新阶
段”的概念。毛心深如海地将此政见分歧，转为权位换马的姿态，
毛暗示高岗，自己有以高代刘的意图，致使高岗得意忘形，大势活
动起来，此举深深震慑了刘少奇。最后，毛以牺牲高岗作为交换，
迫使刘少奇在中央会议上做检讨，草草收回了他的“新民主主义新
阶段”的论断。中共建政后第一次最高层权斗，以毛的完胜收场。
一九五六年初，老大哥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深深震动了中共的
最上层，尤其震慑了毛泽东。通过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中共最上
层的震撼缘于拥有不受任何制约的，拥有绝对权力的斯大林，对第
一代苏共最上层领袖们的残酷清洗。而毛则震惊于“苏联的今天，
就是我们的明天”的这句流行口号。处在权力顶峰位置的毛不可能
不联想到“斯大林的今天（被清算）会不会是我的明天呢？”。显
然，毛的主观意识里面是绝对不能让这种事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
实上，通过毛的文革努力，直到今天这种情况也没发生。但当时，
以苏共为老大哥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主旋律是“反对个人崇拜，
提倡集体领导”，在那时，这也是中共最高层除毛之外的最大共识。
萧晓克 权力绝对化-文革爆发的历史因由
151
接下来的中共八大，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建政后的毛在权力
方面的滑铁卢，他企图沿袭斯大林式的独裁权力遭到挫败。中共八
大的主旋律就是“集体领导”！更有甚者，八大党章把党的指导思想
中的“毛泽东思想”删除了！这在事实上是已经抹掉了毛的“精神
领袖”的地位，失去了无限权威的光环，毛的权力保险系数就低多
了，距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也更远了。江青后来倒是说了实话：在
八大时，我们的主席就憋了一口气，这口气，到九大才出！显而易
见，中共在一九五六年的八大上，高层一致做出了一定的努力，至
少在形式上曾经一度成功地制约了毛的日益膨胀的权力。
从中共八大到中共九大的十三年中（1956-1969），用一种简洁
的表述，就是中共高层要维护八大决议来制约毛，与毛要废掉八大
决议，突破他个人权力受到制约的斗争。有人更浓缩、更经典地表
述为：是党天下与家天下之争。这对草根大众而言，这其实只是个
五十步和一百步之别。
中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是在唱着《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
么救世主”的歌声中结束的，而当时的党外民众唱得最多的却是《东
方红》---“他是人民大救星”。毛似乎认为，他的党外子民会比他
的党内同僚更拥戴他。中共八大一结束，毛就号召党外人士“帮共
产党整风”，意图整一整那帮高喊“集体领导”的家伙们，要出一口
八大上憋的恶气！但毛始料不及的是，当时还有相对话语权的八个
“非党”之党的人士，章伯鈞、罗隆基、储安平等，似乎不甘于一
直当花瓶，居然要求中共兑现当年反对蒋中正时作出的“结束一党
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承诺！这把由毛点燃的党外野火，竟然直
烧共党的大堂，差点烧掉了他自己的眉毛，他只好暂且忍下欲出的
那口恶气，由整风转为反右，联手他本想要整一整的党内同伙一致
对外，弄出了远多于五十五万的，新增的阶级敌人“资产阶级右派”！
党外从此死水一潭，鸦雀无声。毛趁势再回戈党内，发起反“反
冒进”，剑指周恩来，说周距右派只有五十步了，欲以柯庆施取而代
之，吓得周恩来忙不迭痛作检讨，才总算保住了大管家的位置。这
党外、党内来回一顿折腾，毛在八大憋的那口恶气虽仍在心头，但
那时候他毕竟已达于权势熏天之境，党内党外均再无一人敢对他说
个“不”字。于是，毛的纯科盲的异想天开的大跃进，便鸣锣开场
了！这不可理喻、荒唐透顶的大跃进，即便是在当时的中共高层，
也有不少人明白，这不过就是皇帝的新衣，但就是无人敢挑明！直
到饥饿死神的黑色之翼已从天际袭来，忍无可忍的彭元帅才在庐山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152
上放了一回无忌童言！被指出光屁股的毛，知道自己无知无畏的大
跃进已闯下弥天大祸，更清楚自己退无可退，于是，他联手军内的
林彪，上演了一出集古今中外痞子、无赖、泼皮之大成的“重上井
冈山，找红军去！”的威胁闹剧。毛、林的闹剧，震住了所有人，也
包括彭元帅。于是，除了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三人陪彭元帅做
了男儿，一同担当了莫须有的反党罪名之外，其余所有道貌岸然的
开国元勋们（刘、周、朱等）都成了出卖者，匍匐在气焰熏天的毛
的脚下，对老战友彭、黄、张、周干起了落井下石的勾当！毛、林
耍泼皮的闹剧，震慑住了中共上层的所有人，但却震慑不了饥饿死
神，几千万饿殍，构成了中国乃至世界当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很显然，正是因为毛的权力无制约地绝对化了，才会有荒唐透
顶的大跃进和惨绝人寰的大饥荒。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正是在大
饥荒的三年里，毛的权力又受到了切实的制约和消减，一九五九年
毛把国家主席让给了刘少奇；于是，毛主席之侧，又多出了一个刘
主席。从此，天有二日，民有二主！以毛的嗜权如命的性格，这绝
非出于自愿，而是迫不得已，也就是说，此时毛的权力的确是受了
某种制约。比较大的可能是，在批判彭德怀问题上，刘对彭的刻薄
无情，毛对刘投桃报李，这是做了交易的。
中共八大曾达成了每五年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共识，
据此，一九六一年应该召开党的九大，但这九大却硬是没开成！何
为其然也？那时的毛不敢召开九大，他故意把应如期召开的九大拖
而不开了。后来，权势如日中天之时的张春桥，在一次讲话泄露了
天机。张春桥说，如果一九六一年开了九大，那刘少奇就会上台当
主席；我们的毛主席最多当个名誉主席，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真
危险呀！！
当然，一九六一年没有开成九大的具体实情，还有待史料的进
一步揭秘，但三年大饥荒使得造成此一巨祸的毛的绝对权力受到质
疑并形成某种制约，也是不争的事实。以一九五九年刘少奇出任国
家主席，尤其以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毛、刘当着全国县处级
以上干部的面公开争执为标志，中国已经形成了毛、刘分权共治、
相互制约的政治格局（所谓一线、二线）。但中共实行人治而非法治
的基本性质并没有改变。在这不变的大前提下，权力突破制约，走
向绝对是必然的。所以，七千人大会之后，毛就铁了心要来一次史
无前例的风暴，彻底突破制约，重登绝对权力的巅峰！
萧晓克 权力绝对化-文革爆发的历史因由
153
一九六二年，是毛的受挫之年（在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作了检
讨），也是毛全面部署反击之年。在权斗中，毛是善于放长线、布短
线、埋伏线，多管齐下的。在六二年下半年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
毛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
讲、天天讲”，这与苏共二十大后，毛基于国内权斗之需要，也基于
想争夺国际共运领袖的需要，而以维护斯大林的领袖地位为借口，
与苏共开始分道扬镳。
毛心里明白，维护斯大林就等于维护了自己。 从而提出“反
修、防修” 联系起来，等于布下了一张天罗地网。 反斯大林是错
的，所以，反毛也是错的； 谁反毛，谁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也就
在当年，中共与苏共关系公开破裂，与中国的头号敌人美帝并列，
又多了一个苏修，这为在国内大搞阶级斗争夺回和巩固绝对权力，
多找了一个国际的理由。
也是在一九六二年，毛让他的夫人江青第一次正式向国人、向
全世界亮相了。毛在会见印度尼赫鲁和其女儿时，江青首次登台露
脸了！江后来被邓小平送上审判台时说，她是毛的一条狗，毛要她
咬谁，她就咬谁！知妻莫如夫，江青知道毛此时让她登台亮相的深
远用意的，毛也深知江青在他的权斗中可以发挥何种作用。果然，
江青一亮相，就专业对口地大搞京剧革命，把文艺作为突破口，且
受毛之托积极布置撰写后来被称为“文革导火线”的文章，而毛的
文革最终就是从文艺批判打开缺口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大
革命运动其实就是毛、江为了争夺权力而开的夫妻店。
对毛进行个人崇拜的造神运动，也是毛搞文革的必备条件。当
初，毛反对赫鲁晓夫彻底否定斯大林这个神，其实就是为自己将要
走上神坛预埋的伏笔。到了一九五九年林彪接替彭德怀为毛掌军，
就在全军大搞造神运动，树起了以雷锋为代表的一系列军队英雄模
范，而这些军队英模无一例外地都是认真学习毛著的崇毛楷模！毛
再通过他绝对掌控的全国一切宣传机器，号召“全国人民学习解放
军！”，这实际上就是要全国人民学习雷锋崇拜毛自己。于是，崇毛
狂潮由全军席卷全国！到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后，中国出现了一
个反差极大的现象，毛在中共高层威望降至新低点的同时，他在草
民百姓中的威望却如日中天！这为他后来将文革大火从下往上烧，
将草民长期积累的不满怨气导向各级官僚来发泄， 创造了充足条
件。可见，毛在权斗中的老谋深算，自秦始皇以降，确乎无人能出
其右！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154
绝对掌控军权，绝对掌控所有宣传机器，绝对崇毛的造神狂潮，
这是毛形成不受任何制约的绝对权力的三大法宝。据此，文革得以
如毛之意发动起来，顺毛者昌，逆毛者亡，前后两个二号人物刘、
林皆死于非命，成为了毛走向神坛之路的垫脚石。
十年文革浩劫，使得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礼仪道德、难能可
贵的人文精神、传统的价值观念均被彻底摧毁。文革造成亿万生灵
涂炭，无数家庭都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害人终害己，毛本人及家
族成员、亲友都在这场巨大的浩劫中遭了殃，受了罪，这是一场没
有胜利者的全民浩劫！
中国前总理温家宝在即将卸任前几次提及，文革的悲剧有可能
重演。这是危言耸听，还是言之有据呢？毛泽东离世已经四十年，
毛以后的中国，再没有可能出现如毛那样的集世俗君王与精神领袖
于一身的超级强人了。但产生毛式独裁的社会环境、文化土壤、政
治体制依然存在，真正法治意义上的权利、义务为的主体的公民，
还没有在这个国家出现，公民社会更属乌有。各级权力的产生不是
基于普遍的公民权利的一人一票来取得，而是在于更高级别的权力
在私相授受，尤其最高权力的产生完全还处于黑箱操作。各级权力
的机构和个人均缺乏有效的制约监督。这一切，都为不受任何制约
的绝对权力的再次出现提供着可能。
尤其当今社会的贫富悬殊，远甚于毛泽东时代，受被剥夺感煎
熬的草根大众，仇官、仇富的情绪普遍存在，普通民众都幻想着新
的救世主的出现，新的个人崇拜的造神运动已露端倪。再加上对普
世公知和维权律师的严厉打压，和平理性之声被彻底消音，践踏草
民基本宪法权利的恶性案件层出不穷，尤其彻底败坏的法治，类似
文革游街示众式的央视认罪的示众视频，近些年在反复上演，这些
现象和举动已完全丧失了现代文明的基本底线！
随着官媒彻底撕下最后一块遮羞布，公开承认姓党以后，文艺
方面的新的疯狂已经开始，新的文革的脚步声，确乎是越来越近
了…… 但不管作出何种假设，如果新文革真的发生了，不管其以
什么理由出台，不管其以什么新的面目出现，都会与五十年前爆发
的毛文革一样，必将是一场没有胜利者的全民浩劫。而且，它还将
会更加惨烈，代价更加沉重！
下部：横论
Part II：Case Studies
文革的社会运动学分析
An Analysis of Social Movement
Dynamics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乔晞华
Qiao xihua
作者简介：
乔晞华 1989 年赴美留学，1992 年获社会学硕士学位，1996
年获社会学博士学位，现任美国某州司法部研究人员。
著作有：《既非一个文革，也非两个文革：南外红卫兵打死
工人王金事件个案分析》（2015.11）台湾博客思出版社。合著
有：《西方社会学面面观》(2013)人民日报出版社；《总统制造：
留美博士眼中的美国大选》(2014)人民日报出版社；《傲慢与偏
差：66 个有趣的社会问题》(2014)新华出版社；《多棱镜下：中
国的电影与时装、时尚》(2015)人民日报出版社。
内容摘要：
社会运动学与文革研究密切相关。该领域从上世纪 70 年代
开始异军突起有了“爆炸式”的发展，但是未引起华人学界的重
视。“一个文革说”与“两个文革说”的争论持续了 30 多年，
至今仍悬而未决。本文从社会运动学的角度对两个学说分别进
行了批判，前者信奉英雄创造历史，认为民众无知、非理性，从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158
而否认造反运动的独立性，后者担心造反派被妖化过分强调其
独立性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孤立性。更重要的是，支撑两个学
说的理论均存在问题。前者基于早已被理论界摈弃的乌合之众
论，后者基于的社会冲突论淡出研究领域也达数十年。本文提出
“博弈说”，旨在终结长期的争论，为文革研究提出新的方向。
关键词：
社会运动学、一个文革、两个文革、乌合之众、社会冲突论
乔晞华 文革的社会运动学分析
159
绪 论
与文革研究有密切关系而又被华人学界忽视的一个重要研究
领域是社会运动学（Social Movements）。 它的前身是群体行为学
（Collective Behavior）。 在文革的影响下， 从 1968 年 5 月开
始，西方国家出现了类似红卫兵的造反浪潮，突如其来的风暴席卷
西欧和北美大陆。该现象引起了社会学家的关注，有关研究开始增
多。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社会运动学成为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领
域。到了 80 年代末，社会运动研究呈现爆炸式激增1。社会运动学
的理论经历了从“疯狂”到“理性”再到“网路”的三个阶段的
发展2。
威尔逊把社会运动定义为：一个有意识的、群体的、有组织的
努力，试图以体制外的手段推动或阻碍社会秩序中大规模的变化3。
也有学者认为社会运动是：追求共同的政治议程或共同事业，有可
见的稳定性或成员群，参与者加入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组织，致力于
群体行动以实现运动的政治目标，采取一系列行动和策略，在社会
改革过程中努力实现内在的和外在的目标，在时间上有连续性4。社
会运动的特征是：运动涉及冲突关系，有明确的冲突群体，并由非
正式的关系网络联接着，享有特有的群体身份认同5。社会运动既不
同于政党或利益集团（它们拥有正常的管道接近政权和政治精英）
1
Morris, Aldon and Herring, Cedric. 1987. “Theory and Research in
Social Movements: A Critical Review”.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 pp. 137-198.
2
Edwards, Gemma. 2014. Social Movements and Protes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
Wilson, John. 1973. Introduction to Social Movements.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4
Batliwala, Srilatha. 2012. Changing their World: Concepts and
Practices of Women’s Movements, 2nd Edition. Toronto: AWID.
5
Porta, Donatella D. and Diani, Mario. 2006. Social Movements: An
Introduction, 2nd Edition.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160
也不同于民众的流行或潮流。社会运动属于政党/利益集团和流行/
潮流之间的中间物6。
如果从社会变化的对象和范围两个角度来衡量，社会运动可以
分成以下四种
7：
第一种社会运动是替代运动，对现有社会的威胁最小，运动仅
针对社会的部分成员，目的是改变他们的某种行为，例如美国的反
酒后驾车母亲协会。
第二种是救赎运动，也只针对部分人， 但是涉及的深度比较
深，目的是彻底改变这些人。原教旨主义运动是此类运动的典范。
第三种是改革运动，参与者众多，但是并不将矛头指向现行制
度。大多数的抗议事件和运动属于此类。美国的黑人人权运动是典
型的一例。第四种是革命运动，涉及对象广泛，变化范围深刻。革
命运动旨在推翻现有的社会制度并创立新制度， 如美国的独立运
动、法国大革命和中国的辛亥革命。
自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开始，文革研究华人学界出现“一个文
革说”与“两个文革说”的争论。该争论持续了 30 多年，至今仍悬
而未决、不分伯仲。两个学说并存说明它们各自含有合理性，同时
也表明它们各自存在缺陷。那么它们的缺陷是什么呢？
“一个文革说”的缺陷
按照“一个文革说”的定义，文革是一场运动。尽管文革与革
命风马牛不相及，该派学者却认为造反派的目标既非改朝换代，也
非推翻国家政权和打倒共产党8，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连古代的造反
者都不如9。
6
Freeman, J. and Johnson, V. 1999. Waves of Protest: Social Movements
since the Sixties. Lanham, Marylan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7
Aberle, David. 1966. The Peyote Religion Among the Navaho.Chicago:
Aldine.
8 金春明。1998。“两个文革说”与“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研究”《中共党史
研究》1998 年第 2 期。
9 徐友渔。1999 年。《形形色色的造反》。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第 174、
乔晞华 文革的社会运动学分析
161
显然，“一个文革说”的学者采取了一套双重标准。虽然毛文
革并未把推翻政权作为目标，但是人民文革的成立却需要建筑在此
基础之上。如前所述，改革运动的矛头并不指向现行制度。既然文
革并非革命，为什么“一个文革说”的学者们对造反运动与党的运
动的迥然性质视而不见呢？学说和理论总是基于一定的假设。该派
学者的暗含假设是：亿万民众是没有自我意识的乌合之众，是一群
没有思想只会盲从的群氓。
金春明认为文革不是真正的群众运动，原因是由于中共左倾思
想的影响、政治思想的压力、野心家阴谋家的蛊惑挑唆，民众参与
文革是被迫、盲从、不明真相。徐贲认为毛对各类群众始终牢牢地
全面控制，成功地将它转化成供他随意调遣、派作不同用途的基层
力量。还有人提出，民众不辨真伪，失去个性，只有感情狂暴，没
有推理能力，变成了乌合之众。陈子明更明确地提出，文革是三子
游戏：毛是骗子、造反派是疯子、消遥派是傻子。
虽然也有学者并不认同毛在文革中掌控一切的观点 （如董国
强，印红标，王绍光，班国瑞等），但是由于该问题本身具有较强的
主观性，双方各执一词难有定论。把问题归于疯子和傻子，认为民
众智力低下的作法不是没有理论根据的。早期研究群体行为的学者
对参与者是否理性、是否有自我意识持否定态度10。
1895 年（120 年前！---笔者注）勒庞发表的《乌合之众》一书
对早期的群体行为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勒庞反思法国大革命以
及此后 100 年来的聚众时代，认为聚众对人的思维带来影响，使人
失去平常的判断力，变成野兽11，成为罪犯。著名社会学家布鲁默12
及芝加哥派学者（如派克、伯吉斯13、朗夫妇14等）深受影响，认为
176 页。
10 DeFay, Jason Bradley. The Sociology of Social Movements.
http://www.weber.ucsd.edu/~jdefey/sm.htm.
11 古斯塔夫·勒庞。1999/1895 年。《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北京：中央
编译出版社。
12 Blumer, Herbert. 1946/1969. “Collective Behavior.”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ed., by Lee, Alfred McClung. New York: Barnes and Noble
Books, pp. 165-221.
13 Park, Robert and Burgess, Ernest. 1921.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4 Lang, Kurt and Lang, Gladys. 1961. Collective Dynamics. New York:
Crowell.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162
民众在互动中的特点是传染性、循环反应性、模仿性、易受暗示性。
虽然民众平时是有理性的，但是在群体行为的条件下，民众会变得
情绪化而失去理性。简言之，是疯狂人干疯狂事。
必须指出的是，勒庞是从一个被革命吓破胆的贵族视角看待法
国革命的15。该派学者认为民众的智力实在太低下了，与他们的智
力不能相比16。他们自命不凡，大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气派，与坚信
上智下愚的孔夫子一脉相承，也与自古以来好为人师的中国知识份
子不约而同。
民众非理性的理论遭到了尖锐的批判
17，早在上世纪的 70 年代
就已经被“不名誉地开除出”了研究领域，淡出群体行为学
18。理性
派（如格兰诺维特19、奥尔森20、麦卡锡、札尔德21、蒂利22、麦克亚
当
23、奥伯肖尔24）针锋相对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群体抗议行为
和社会运动是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是在常规的政治途径不畅通的
情况下，为了达到目标不得不采取的在现有条件下的最佳方式。麦
克费尔指责布鲁默关于聚众行为的理论是闭门造车的产物缺乏实
际调查。他做过实验，证明聚众行为不是一时冲动、没有思考。
15 Cragun, Ryan, Cragun, Deborah, and Konieczny, Piotr. 2010.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http://en.wikibooks.org/wiki/Introduction_to_Sociology
16 Kurzman, Charles. 2004. The Unthinkable Revolution in Ira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7 Turner, Ralph and Killian, Lewis. 1972. Collective Behavior,2nd
ed.,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8 OpenStax College. 2012.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p.480.
http://cnx.org/content/col11407/latest/
19 Granovetter, mark. 1978. “Threshold Models of Collective
Behavio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3, pp. 1420-1443.
20 Olson, Mancur.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1 McCarthy, John D. and Zald, Mayer N. 1977.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A Partial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 pp. 1212-1241.
22 Tilly, Charles. 1978.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23 McAdam Douglas. 1982.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4 Oberschall, Anthony. 1973. Social Conflict and Social Movement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乔晞华 文革的社会运动学分析
163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分配平均主义导致无法解决的难题。中国
的百姓没有被毛和共产党忽悠，工人和农民普遍出工不出力，为什
么？这是百姓理性的表现。百姓所面临的问题与囚徒困境的情况极
为相似。如果人人都出力，社会主义经济会快速发展，结果是全民
都受益。但是如果我一个人不出力，其他人全都出力，经济仍会快
速发展，大家（包括我）仍受益。因此无论我是否出力，我都可以
受益。而如果其他人都不出力，无论我出力还是不出力，我都不能
受益。所以作为个人，选择不出力是明智的选择。这就是大锅饭弊
病的根源。为什么中国民众在经济生产方面表现得如此理性，却在
政治领域（即文革中）表现得如此愚蠢呢？按照布鲁默的解释，人
从理性变成不理性有个转换，但是他的观点受到了质疑25。
1966 年底出现的全红总26， 1969 年夏秋之交的石拐沟煤矿工
潮
27，文革初期南京大学溧阳分校的造反事件28是民众趁机寻求自身
利益的例证。 1966 年秋轰动南京城的王金事件则是民众寻求政治
利益的例证29。 持“一个文革说”的学者们也不得不承认文革中民
众诉求自身利益的现象，认为“两个文革说”的观点无疑有其合理
性。
定量的统计学分类分析表明，造反运动与建国以来发生的民主
运动以及美国的人权运动同属一类30，说明造反运动与民主运动有
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不少当年的造反派继续当年的主张，开始推进
当今中国的民主31。文革后中国出现的数次大规模的民主运动是文
革造反运动的继续，而文革造反运动则是现今民主运动的前奏。
25 McPhail, Clark. 1991. The Myth of the Madding Crowd.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26方圆：1997 年。“自由工人运动的先驱——独立工会‘全红总’”。《北京之
春》（1997 年 3 月号）第４６期。
27 程惕洁：2007 年。“四十余年回首看内蒙文革”。《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
和集体记忆》。宋永毅主编。香港 ：田园书屋，第 87-98 页。
28 Dong, Guoqiang and Walder, Andrew W. 2001. “Factions in a
Bureaucratic Setting: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Revolution in Nanjing”.
The China Journal, No. 65, pp. 1-26.
29 乔晞华：既非一个文革，也非两个文革：南外红卫兵打死工人王金事件个案
分析》。2015 年台北博客思出版社。
30刘仰：“文革—一个还是两个，这是一个问题”。《华夏文摘增刊》2011 年第
825 期。
31 Cox, Laurence and Nilsen, Alf Gunvald. 2005. “‘At the Heart of
Society Burns the Fire of Social Movements’: What Would a Marxist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164
坚持民众非理性的社会运动理论淡出研究领域已经有 40 余年
了。该派理论是否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卷土重来、东山再起，笔者
不敢妄加猜测，但是在过去的40多年间新出现的社会运动理论中，
再也没有谁敢把民众假设成是一群智力低下、没有自我意识、没有
利益诉求、任人欺骗的傻瓜是不争的事实。诚然，单纯的理性选择
理论在分析社会运动方面也存在问题（如免费搭乘者问题）。因篇
幅限制且与本文的讨论无关，此处就不赘述了。
“两个文革说”的缺陷
华人学界几乎无人不知“两个文革说”基于社会冲突论。但是
鲜有人探究社会冲突论的前世今生，更无人提及社会冲突论目前在
理论界的地位。社会冲突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虽然
没有提出专门的社会运动理论，但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关于社会
运动的理论32。社会冲突论起源于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后
者的核心思想是，资本主义的灭亡是必然的，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
经济结构中存在着一系列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在相同的指导思
想下，社会冲突论认为，社会矛盾必然导致革命运动的爆发。由于
受必然性的影响，认同社会冲突论的学者往往把文革中的矛盾归咎
于集团利益的冲突，认为保守派由出身好的人组成，激进派中出身
不好的占多数，阶级背景的对立转化成红卫兵的派性33。
必然性的观点受到了其他派别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卢卡奇
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各阶级只有自发的阶级意识，不可能有自觉
的阶级意识。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形成自觉的阶级意识。随着无产阶
Theory of Social Movements Look Like?”, T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lternative Futures and Popular Protest, ed., by Barker,
Colin and Tydesley, Mike, Manchester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http://eprints.nuim.ie/460/.
32 Lee, Hong Yung. 1978.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Case Stud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33 Chan, Anita, Rosen, Stanley and Unger, Jonathan. 1980. “Students
and Class Warfare: The Social Roots of the Red Guard Conflict in
Guangzhou (Cant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83, September 1980,
pp. 397-446.
乔晞华 文革的社会运动学分析
165
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深入，无产阶级从自在阶级成为自为的阶级。
阶级斗争必须从经济斗争提高到意识目标和阶级觉悟的高度。葛兰
西摈弃了资本主义灭亡是不可避免的观点。他强调，群众必须行动
起来进行社会革命。要进行革命，群众必须提高觉悟，而群众觉悟
的提高不是自动的。这就需要无产阶级的精英率先产生阶级意识，
然后推广到无产阶级的广大群众中去，进而推动革命向前发展
34。
文革中暴露出来的社会矛盾并非一朝一夕产生。为什么文革前
17 年中国的社会矛盾并没有导致民众大规模的反抗？麦克亚当指
出，结构条件并不能自动导致民众的反抗。社会冲突论所坚持的必
然性遇到了无法解释的困境。对于这一情况，资源动员论显示出了
优越性。该理论认为运动的发起不仅依赖于社会矛盾和冲突，还需
要社会资源。政治过程论强调不仅需要民众的反叛意识还需要政治
机会35。新社会运动理论强调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追求，跳出了过去
的经济范围36。 社会冲突论简单地把阶级背景与民众在文革中站边
的问题联系起来的观点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战（ 如林伟然，向前，
福斯特，佩里和李逊,魏昂德，董国强和沃德 ）。
由于社会冲突论存在的缺陷，在非经济因素和非阶级冲突为主
的社会运动中，该理论的运用受到了限制，特别是新社会运动理论
的出现，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社会冲突论在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失
去了往日的威力。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在社会学教课书的社会
运动章节里，社会冲突论已经不再出现了，仅在社会运动理论专著
中作为历史介绍而出现。
“两个文革说”的另一个缺陷是其错误的定位。杨小凯把文革
中的群众组织称为准政党，刘国凯提出人民文革是反抗运动。郑义
提出人民文革是带有民主色彩的人民起义。人民文革的名称造成了
歧义。与毛文革或党文革一样，文革中发生的运动与革命无关。定
位革命使自己陷入无法自证的境地。更遗憾的是，郑义把造反运动
视为人民起义。这种作法无异于授人以柄，为“一个文革说”学者
34 Ritzer, George. 1988. 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Theory, 2nd
Edi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35 Tarrow, Sidney. 1998. Power in Movement.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irst Published in 1994.
36 Melucci, Alberto. 1980. “The New Social Movements: A Theoretical
Approach.”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Vol. 19 No. 2, pp. 199-226.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166
留下了口实。如果持“两个文革说”的学者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
提出，造反运动是社会运动学中的改革运动，他们就理直气壮得多。
文革的分期：两年、三年、十年
研究文革需要界定文革，而界定文革需要对文革进行分期。历
史分期是将历史分为命了名的时段。把历史划分为时段可以有助于
对历史的理解。历史的分期不仅有不同的划法，而且即使采用相同
的划分方法，史学家很难在时段的起点和终点上达成共识。即使史
学家在时段上获得一致意见，但是对如何解释时段仍会有分歧。一
种编年法在强调史实的某一方面时会掩盖另外一些方面。
因此，历史的分期充满了人为的因素，并非中立、清晰、免受
价值观的影响
37，划分时期变得政治化38。时期划分是史学界的难题
之一。时段的划分不仅仅是发现历史转折点，而且取决于事先预定
的标准和原则39。
目前对文革的分期莫衷一是。持“一个文革说”的学者认为文
革是十年，而持“两个文革说”的学者坚持文革只有三年（也有人
认为文革只有两年）。面对僵持不下的争论，有人提出折衷方案，称
广义文革为十年，狭义文革为三年。
而西方学者曾一边倒地持文革 3 年的观点，原因是在西方国家
不以推翻现行政权为目标的社会运动司空见惯，西方学者没有只反
贪官不反皇帝的社会运动不能独立的概念。他们严格区分 1966-68
年期间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Movement）与 1969 年到 1976 年期间
37 Cuevas, Bryan. 2013.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Periodization of
Tibet History”. The Tibetan History Reader, ed., by Tuttle, Gray
and Schaeffer, Kurt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49-
63.
38 Anjum, Tanvir. 2004. “Temporal Divides: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Major Schemes of Periodization in Indian Hisory”.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pp. 32-50.
http://www.academia.edu/6647852/ ... _A_Critical_Review_
of_the_Major_Schemes_of_Periodization_in_Indian_History.
39 Bentley, Jerry H. 1996.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 and
Periodization in World Histo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1, No. 3, pp. 749-770.
乔晞华 文革的社会运动学分析
167
自上而下的党的运动（Campaign)，如韩愽天、班国瑞、安德佳、佩
里、施特劳斯和陈佩华（参见笔者关于社会运动与党的运动的区别
的论述，因篇幅限制，此处就不赘述了）。
分期的异同在于分期的标准。 法国学者巴迪欧一语中的指出，
群众的政治活动存在标准是群众运动的口号、组织和地位。从这一
角度出发，文革应该是从 1965 年 11 月到 1968 年 7 月。然而从国
家的角度看，用国民的稳定、国家的生产、高层的团结、军队的内
聚力等标准衡量，把文革分为十年也有道理40。白霖认为如果用报
导高层政治的报刊头条作为标准，九大结束可以算作文革结束的标
志。但是如果按军人篡政为标准，林彪的倒台也可看作是文革的结
束。毛在 1976 年 9 月逝世，也可作为文革结束的标志41。从国家整
体来看，文革分期为十年对于西方学者也是可以接受的。有的西方
学者已经开始接受文革十年说42。
坚持文革是三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两个文革说”的学者认
为，当局把文革作为十年一起否定出于政治算盘，把三年和不受欢
迎的七年镇压混合起来，使造反派成了文革罪孽的替罪羊。文革三
年说可以撇清当局对造反派的妖化。然而，这种因噎废食的作法忽
视了人民文革和毛文革之间的联系。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除了文
革初期毛为了打败政敌的特殊情况，执政党对群众运动一直视为洪
水猛兽。“两个文革说”的学者不得不承认，没有毛文革就没有人
民文革，两个文革的关系是相互利用，相互交错,如安德佳所说，文
革不是要么人民文革要么毛文革的问题。
1968 年 7 月 28 日深夜，毛与首都五大学生领袖紧急会面，标
志着文革造反派组织的终结。但是造反组织的消失并不意味着其人
心、影响力和战斗力的消失。标志着党内激进派的组织（中央文革
小组）于九大以后逐渐消失，但是其成员进入了中共政治局，地位
和影响力由于合法化而增强了。造反派组织消失的同时，各地的革
40 Badiou, Alain. 2005.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Last
Revolution?” Positions 13:3 (2005), Duke University Press, pp. 485-
486.
41 White, Lynn T. 1989. Politics of Chaos: The Organizational Causes
of Violence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42 Unger, Jonathan. 2007.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Grass
Roots.” The China Journal, No. 57 (January 2007), pp. 109-137.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168
委会相继成立。有相当数量的造反派进入新的政权机构（如上海的
王洪文，内蒙的高树华，湖南的唐忠富、胡勇和叶卫东）。
而且当时还存在一个合法组织（工代会）专门收留造反派成员，
以便将来取代文革前的工会。工代会的存在给了湖南造反派陈益南
一个活动平台。陈依靠工代会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东山再起。1974 年
湖南出现了造反派重组力量后空前一致行动的独特态势43。尽管形
式上的组织没有了，但是造反派的人还在，思想还在，斗争还在继
续。邓小平曾说过：对这些人，只要稍一疏忽，他们就会爬上来。
所以对这些人的能量，其危险性、危害性，千万不能低估。邓的谈
话和清查三种人运动从反面印证了造反派力量的存在和潜力。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在更长一点的时段， 可以有助于文革的分
期。中共建国以来的历史有两个重要事件是共认的：文革的开始和
改革开放的起动。如果以它们为界可划定两个时期，从 1949 至 1966
年为文革前（17 年），从 1978 年至今为改革开放后（37 年），余下
的 10 至 12 年是待定时期。相对于近 70 年的时间，从 1966 至 1978
年的 10 多年时段是三者中最短的，是否有必要再把三年和七年单
独划出来作为建国以来历史的两个时段呢？既然无论怎样划分都
会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解释，我们不妨在如何解释上下功夫，而
不要纠缠在如何划分时段上。参照目前国内流行的文革分期，笔者
建议如下：
文革的分期及命名
时 间 名 称 说 明
1966.5-1969.4 民众造反期 群众造反兴起，激进派与保守派斗争，
以保守派失势开始
1969.4-1971.9 左派分裂期 激进派分裂，林彪集团倒台，民众激进
派受整
1971.9-1976.10 党内斗争期 党内博弈，以党内激进派失败而告终
43 陈益南：2006 年。“回忆湖南的批林批孔、批卜揭景运动—批林批孔运动让
造反派第二次风光”。《青春无痕：一个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第 25 章。香
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乔晞华 文革的社会运动学分析
169
以上的分期把重点放在名称和注解方面。将第一时段定义为民
众造反期，是为了突出造反运动。其间出现过保守派打压、贵族红
卫兵打压等短期的逆流，但是民众的造反运动是该时段的主旋律。
第二时段突出强调了民众激进派的受整，以避免有人刻意把脏水泼
到造反派身上。以上的分期得到了统计学定量分析的支持，既不更
改目前国内流行的看法，又照顾到“两个文革说”和西方学界的观
点，避免了掩盖当局迫害民众的责任。
文革的定义：内乱、运动、游戏、博弈
“一个文革说”和“两个文革说”的问题在于，前者信奉英雄
创造历史，认为民众无知、非理性，从而否认文革造反运动的独立
性，后者担心造反派被妖化过分强调其独立性走向了孤立性。造成
这一结果的原因是，研究文革的华人学者由于受学术背景的限制，
忽视了社会运动学，不了解支撑“一个文革说”和“两个文革说”
的理论基础均存在问题。前者基于早已被摈弃的乌合之众论。该理
论属于社会运动学的第一代理论，说得客气点是淡出，说得不好听
点是被赶出社会运动的研究领域。而后者基于的社会冲突论属于第
二代理论，也受到社会运动理论界的批驳，已经被上世纪 70 年代
开始出现的多种新理论所取代。
那么文革到底如何定义呢？中共官方定义文革为一场内乱。国
内的学者定义文革为一场运动，也有学者指称文革是事件，陈子明
提出文革是一场游戏。尽管在许多方面与陈的观点相左，武振荣提
出的三个运动说却与陈异曲同工。该说法揭示了文革参与者之间的
关系。文革中的民众可分为：激进派、温和派和保守派；中共党内
也分为同样的三派，六个集团既有联合又有斗争。
虽然笔者不同意陈子明关于骗子、疯子和傻子的三子说法，但
是陈子明提出的游戏说独树一帜。尽管赞同者甚少，游戏说却是一
个值得引起注意的思路。游戏在英语中既可译为 Play（以下称前
者），也可译为 Game（以下称后者）。按照陈子明的观点，孩子过家
家和情侣花前月下属于前者，而体育运动、棋牌游戏、电脑游戏等
属于后者。前者是无规则的或自定规则的游戏，后者是有前定规则
或外在规则的游戏。陈子明倾向于把文革理解为前者，是因为毛只
许别人按照他制定的规则玩，而他本人却并不遵循任何规则。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170
由于语言的原因，区别游戏的两种不同的意义比较困难。中文
似乎可以把前者译为游戏， 而把后者译为博弈。 游戏是为了娱乐，
博弈则是人与人之间的竞赛、竞争、博斗。博弈狭义上说是下棋，
广义上可以指赌博和为谋取利益进行的争斗。现代数学中的博弈论
是应用数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这是在多个决策主体之间行为具有相
互作用时，各主体根据所掌握信息及对自身能力的认知，做出有利
于自己决策的一种行为理论，是研究具有斗争或竞争性质现象的数
学理论和方法，也是运筹学的一个重要学科。
文革涉及全中国亿万民众和中共各层官僚，把为时多年的声势
浩大的事件说成是一场以娱乐为目的的游戏情理上说不通。文革更
像是游戏的后一种解释：博弈，是一场为谋取利益的斗争。当相互
发生作用的当事人之间有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定时，博弈属于合作
博弈。反之，则是非合作博弈。按照参与人对其他参与人的了解程
度，博弈又分为完全信息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前者是在博弈过
程中，每一位参与人对其他参与人的特征、策略及收益有准确的信
息。如果参与人对其他参与人的情况了解得不够准确，博弈则是不
完全信息博弈。
根据众多学者的研究（如董国强，白霖和罗金义），文革属于不
完全信息的博弈。中共的保守派和温和派对毛的目的并不清楚。毛
对中共的保守派尤其防备，保守派对毛的意图不甚明了，以至于保
守派在文革一开始处处被动，几乎全军覆没。 同样，民众的激进派
和温和派对毛的意图也不理解， 所以文革开始时迟迟不敢有所动
作。
文革的前三年中，激进派和温和派联合起来对付保守派，党内
保守派无情地镇压民众激进派，当保守派垮台后民众激进派和温和
派内部分裂打派仗，有的民众保守派为了自保，不得不打击曾经的
同盟——党内保守派，有时候下手更狠，原因之一是为了洗刷保皇
的名声，表示自己也响应毛的造反号召，同时以此表现反戈一击划
清界线。毛通过用军队依靠三支两军的方式控制群众组织，用文革
中的新文官入主军队制衡军队中的保守派，用民众反对保守派。保
守派失势以后，党内激进派分裂，林彪集团倒台是激进派内部分裂
的结果。与此同时，民众激进派受到残酷的整治。
文革的后 7 年是党内激进派、温和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最
终以党内激进派失败而告终。文革是一场混战，六个集团没有固定
乔晞华 文革的社会运动学分析
171
的同盟，没有长久的利益，没有真心的合作，各打各的算盘，是一
场非合作式的博弈。在这场博弈中，谈不上谁利用了谁44。
本文对文革的定义是：
始于 1966 年终于 1976 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
事件。 在此期间，党内外的激进派、 温和派、保守派六个集团进
行了一场不完全信息的非合作式的博弈。文革以群众造反兴起，激
进派与保守派斗争，党内保守派的失势开始，继以民众激进派失利
受整，最后以激进派的失败而告终。如果说陈子明提出的是游戏说
的话，本文提出的文革定义可以简称为“博弈说”。
温州军分区司令王福堂在文革遭难时曾对造反派明言：“文革
后骑马的还是骑马，抬轿的还得抬轿。”当 1968 年清华附中的学
生们上山下乡即将分手时，身为干部子弟的袁东平说：“将来，你
们就替我们来建设这个国家吧！”面对平民子弟宋海泉不解的目
光，袁继而说道：“别不服气，不信再过二十年看看！”历史印证
了王福堂和袁东平的预言。文革是一场不对称的博弈。
结 语
从群体行为学发展起来的社会运动学成为社会学中的一个重
要研究领域。遗憾的是，该学科的飞速发展并未引起华人学界的普
遍重视。西方学者推陈出新， 提出了一系列的社会运动理论，如大
众社会理论，结构紧张理论，资源动员理论，政治过程理论，新社
会运动理论等。这是一个大有作为的领域，希望有更多的华人学者
能够给予关注，为文革研究做出新的贡献，把文革研究推向新的高
度。
44 阎长贵：2011 年。“究竟谁利用谁？——对《决议》中关于文革定义的评
析”。《记忆》第 78 期。
遇罗克的《出身论》与文革中的我
Yu Luoke’s On Family Origin and Me
胡 平
Hu Ping
作者介绍：
胡平，生于中国北京，现居美国纽约，《北京之春》杂志主
编。胡平七岁随母亲到四川。1966 年高中毕业，适逢文革，参加
文革两年半后下乡插队五年。1973 年底返回成都，又当了五年
临时工。1978 年秋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主修西方哲
学史，获哲学硕士学位。1979 年投入民主墙运动，于民间刊物
《沃土》上发表《论言论自由》长文。1980 年参加地方人大代表
选举，当选为北京大学海淀区人大代表。1987 年 1 月赴美国哈
佛大学攻读博士。
内容提要：
本文主要论述了家庭出身歧视不符合“解放全人类”的教义，
它使得黑五类子女堕入了人间炼狱。遇罗克的《出身论》直截了
当地指向了中共建政以来的阶级路线是错误的。 本人读《出身
论》后的深刻感受，揭示出遇罗克的深邃思想和哲学思辨是卓尔
不群的。《出身论》在文革中遭到冷遇，证明了文革不是一场追
求真理的运动；遇罗克遭遇“这样的人不杀，杀什么人？”的悲
惨结局，进一步揭示了文革的反动本质。通过对《出身论》在文
革遭受批判的观察中，进一步坚定了作者的人生价值观。
关键词：
血统论、家庭出身、客观主义
胡平 遇罗克的《出身论》与文革中的我
173
引 言
文革中，尤其是文革初期，血统论严格说来应该叫家庭出身歧
视，已经登峰造极。
中共实行家庭出身歧视政策由来已久。早在中共建政之初，当
局就在升学、就业、入团入党、职位升迁等各方面，有意识、有目
的地压制“敌对阶级”的子女，优待老革命的后代以及扶持工农子
女。 此举虽然不符合“解放全人类”的教义，但尚可理解。 按理
说，这种歧视应该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淡化，事实上在一段很短
的时期内也确实有所淡化。但自从 1957 年反右运动之后，尤其是
在 1962 年 8 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之后， 出身歧视政策卷土重来，
弄得变本加厉。在“千万不要忘记抓阶级斗争”的口号下，早就被
打倒的“阶级敌人”再一次堕入人间炼狱，而他们的子女也深受牵
连。
当局之所以在 1962 年之后重新强化家庭出身歧视政策，还有
一个特殊的原因。因为当时的青少年，恰好和所谓老革命家的子女
是同代人，他们同时面临升学、就业等人生关口。那时候，中国的
大学很少，录取率很低，上大学必须经过统一考试，因此，学习成
绩的好坏总是一道硬标准，而在这方面，干部子弟并不占优势。尽
管当局十分强调政治表现，可是在当时，大家都是受到同样的意识
形态灌输，不同家庭背景的同学们大多有着一样的价值观，因此即
便在政治表现方面，一般平民子弟包括黑五类子弟也不比干部子弟
逊色。即便是在干部子弟集中的学校里，不论是班委会、学生会还
是团支部、团委会，干部子弟的位子都依然很有限。
为了让自家的孩子在竞争中胜出，于是老革命们力主在学校里
贯彻阶级路线即家庭出身歧视政策。家庭出身便成为衡量学生政治
优劣的首要标准。干部子弟的地位迅速上升，入团入党，学校和班
级的学生组织、团组织纷纷由红五类、首先是干部子弟们占据。有
些干部子弟云集的学校，校领导专门找干部子弟谈话，甚至组织干
部子弟学习小组，向他们传达毛泽东对王海容的讲话和对毛远新的
讲话。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文革一爆发，以干部子弟为主体的的红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174
卫兵便应运而生。在工作组撤离后成立的文革委员会（与后来的革
委会不是一回事）里，干部子弟舍我其谁，理所当然地占据了领导
地位。
2006 年，文革四十周年时， 香港出版了一本《红卫兵兴衰录
---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作者宋柏林，文革时就读北京的清华
附中，是红卫兵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其父系开国少将，当时担任解
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 在 1966 年 6 月 23 日的日记里，宋柏林写
到： “回家与爸爸谈了很久。爸爸说，在你们这样的学校里，团结
95%可能不大适当吧。并说那些右派学生如果捣乱，就应敲打。但还
是要注意，主要是夺权，是打当权派。 对右派学生， 你们心里都
有底，一个成分，一个文化革命中的表现，就足以卡住他们，不让
他们升学，让他们好好地改造。 并说在学校里这些人是改造不了
的。”这则日记有力地证明了我上面的分析和论断。
发现《出身论》
寂静多时的校园重新热闹起来了，我又想起批判“对联”的事
情。前阶段的批判煮成了夹生饭，同学之间的隔阂与对立显然还没
有真正消除。我强烈地希望能从道理上把所谓阶级路线的问题彻底
争辩清楚。此前，我读过几篇来自北京的批判文章，只觉得它们在
要紧处总是差那么一两步。这一方面刺激起我写作的冲动，另一方
面又增加了我的犹豫和不安：既然别人的观点都和我不一致，那么
会不会是我自己错了呢？所以我迟迟未能动笔。然而，越是反复地
思考，我越是觉得自己的看法更有道理。
我决定写一篇文章，系统地阐明我的全部见解。可是在最关键
的一点上，我依然无法具有充分的自信。我知道我所反对的不只是
文革初期猖獗一时的“对联”，而且还包括文革之前就长期实行的
所谓阶级路线。好象作一道数学难题，我发现自己的答案和别人的
答案，包括和老师给出的标准答案都不一样，我反复检查，找不出
自己有什么错误。我决定交出自己的答案，但心里总还有一点不踏
实。
就在这时，我发现了遇罗克的《出身论》。这天，一位高三（二）
班的同学严明祥告诉我，他在成都铁路中学一位同学那里见到一篇
批判“对联”的文章，精彩极了。我立即和他赶往铁中。在一间昏
胡平 遇罗克的《出身论》与文革中的我
175
暗而凌乱的学生宿舍里，那位同学拿出了一份皱巴巴的《中学文革
报》（专刊），上面以整整三版的篇幅登出《出身论》。我急不可耐地
以一目十行的速度抓起就读，我相信我没有漏掉文中的任何一个论
点和论据，我对它们太熟悉了，我觉得我不象是在读别人的文章，
而象是在读自己的思想。我第一次发现在阶级路线的问题上还有别
人和我想的完全一样，我的信心一下就增强了无数倍。这真是一种
奇妙无比的感觉，你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思想，因为与众不同而总是
不够自信。
如今，你无非是在另一个人那里找到了共鸣，这个声音很可能
也和你一样孤单，可是，你立刻就有了十足的把握。这就是理性的
力量。一份无名小报刊出的一篇无名作者的文章，既没有多数的撑
腰，又没有权威的首肯，只是凭着它那周详严谨的理性论证，一下
子就让你确信：这就是真理。这就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出身论》开篇第一句话写道: “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
重的问题。”就是这样一句平实的陈述，作者便把批评的锋芒不只
局限于文革初期的“对联”，而且直截了当地指向文革之前的阶级
路线。在展开批评时，作者先从分析“对联”入手，指出社会影响
大于家庭影响。这就驳倒了“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基本如此”。接
下来，作者着重讨论了“重在表现”问题。
《出身论》对这条所谓阶级路线釜底抽薪，它指出家庭出身和
本人的阶级成份完全不是一回事。因此，把“有成份论，不唯成分
论，重在表现”这一套用在对待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们身上纯粹是张
冠李戴，“不看对象”。文章深刻地批判了那种“既看出身，又看表
现”的谬论。
作者写道，“请问:出身不好，表现好，是不是可以抹杀人家的
成绩？出身好，表现不好，是不是可以掩饰人家的缺点？出身不好，
表现不好，是不是要罪加一等？出身好，表现好，是不是要夸大优
点？难道这样作是有道理的吗？”作者进一步指出:“既看出身，也
看表现”， 实际上不免要滑到“只看出身，不看表现”的泥坑里去。
出身多么容易看，要看表现是何等麻烦；一般人图省事，也是图保
险，自然倾向于重出身，轻表现，或者干脆只看出身，不看表现。
针对那种把出身歧视说成是对别人的“考验”的革命高调，作者有
力地反驳道:“收起你的考验吧！你把人家估计的和他们的家长差
不多，想复辟，不保险，太落后，反过来又这样高地要求人家，以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176
为他能经受得住这种超人的考验。看其估计、审其要求，是何等矛
盾！忘记了马克思的话吗?‘要求不幸者是完美无缺的’”。
《出身论》还反驳了如下一种观点，“你们的爸爸压迫过我们
的爸爸，所以我们现在对他们不客气！”这种观点极少见之于公开
的文字，可是那却是许多出身歧视论者心照不宣的深层意识。作者
特意挑明，从而把对方置于尴尬的境地。最后，文章号召“受压抑
最深的青年”，“一切受反动势力迫害的革命青年”起来战斗，“胜利
必将属于你们”。
《出身论》风格小议
匆匆读完《出身论》，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已经没有更多的
话要说了。我知道我绝不可能写的比它还好。我只有一点不够满意
之处。我觉得透过一些词句，隐隐约约流露出作者饱受压抑的忿忿
之情。我当然不认为这种情绪有什么不对，我只是耽心它会刺激起
某些读者的反感，从而影响他们对文章的理解和接受。一个极其严
峻的事实是，我们面对的决不仅仅是所谓一小批特权阶级子弟，而
是一个庞大的、充满傲慢的偏见与偏狭的且又激情的所谓“好汉”
群体。我们必须尽量避免对方的情绪性反应，努力把他们引入平心
静气的理性思考。
27 年后，我结识了《中学文革报》的主编、原北京四中学生牟
志京。我向他讲起我当初对《出身论》的这点小小的意见，他说他
那时也有同感。牟志京说文章原稿的情绪还要强，他曾作过一些修
改，作者遇罗克认为这样改一改更好。
《出身论》文辞优雅，风格纯净，在当年那种文化环境下堪称
奇迹。和昔日名噪一时的各种雄文大作相比，仅从文风着眼，《出身
论》也是鹤立鸡群。那时盛行的文风是浮夸、霸道、粗率、武断，
唯《出身论》出污泥而不染，朴素、平和、细致、缜密。
《出身论》的署名是“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既不是什
么兵团、公社、战斗队、战斗组，也不叫“革命”、“造反”、“东方
红”、“井岗山”，实在是别具一格。它离当年中国的流行文化比谁都
远，可是，它离当年中国的社会现实却比谁都近。我初次阅读《出
身论》，虽然强烈地感受到它那卓尔不群的珍奇风格，但一时间还
胡平 遇罗克的《出身论》与文革中的我
177
不能充分领悟其中的深刻意义。多年以后我再回味咀嚼，才渐渐有
了较多的体会。
《出身论》的精彩之处不仅在于它的论点，更在于它的论证。
文革中有的是以论点尖锐大胆著称的文章，遗憾的是，这些文章的
论证大都粗疏单薄，乏善可陈。《出身论》则不然。
《出身论》里的论证极其有力地支持了它的论点，而且常常还
给读者更广泛的联想和启示。 譬如，在分析“既看出身， 又看表
现”为什么实际上会变成 “只看出身，不看表现”时，作者举了一
个小例子，北京市街道办事处印制的无职青年求业登记表，主要就
两项内容，一项是出身，一项是本人简历。
作者写到，“自己填写简历，又都是青年，自然情况差不多。用
工单位来挑人，没有不挑出身好的。要不，放着出身好的你不挑，
单挑出身坏的，是什么思想？所以，不被学校录取而在街道求职的
青年，几年沉淀下来的，大多是出身不好的”。在这里，作者并没有
简单地指责用工单位，应该说，作者对用工单位的处境还是满同情
的。假如说在当时，若干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普遍存在的宁左勿右
的心态，那么，遇罗克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懂得那不是人的问题而
是政策的问题，制度的问题。
众所周知，在抓人判罪的问题上，共产党一向宣称要“既不冤
枉一个好人，也决不放过一个坏人”。然而在事实上却导致了大量
的冤案。一般人只是责怪具体的办案者，以为上述原则还是正确的；
殊不知问题恰恰就出在原则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凡是遇到“既
不要这样，又不要那样” （或“既要这样，又要那样”）的一类问
题，大多数当事人势必会小心权衡，宁肯犯一种对自己麻烦较小的
错误，哪怕这种错误对他人、对社会的危害更大，不肯犯一种对自
己麻烦较大的错误，哪怕这种错误对他人、对社会的危害更小。除
非我们着眼于社会效果的优劣，明确告诉人们宁可这样不要那样，
例如在司法问题上“宁纵勿枉”，或者是只要这样不要那样。例如在
升学招工问题上只论表现不论出身，否则就必然导致“宁可错抓，
绝不错放”和“只看出身，不看表现”的偏向。
当年我报考重点高中未被录取，我深感不平却苦于找不到责怪
的具体对象。我知道那并非是招生单位存心无视我的表现，但既然
其原则之一是要看出身， 而他们对我的表现又不可能有十足的了
解，到头来自然是把我打入另册了。《出身论》把这一点讲得很透彻。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178
作者对一般人性的弱点，对一定的政治机制和一般的行为趋势二者
间的有机关系看得很清楚。这就使得其论述具有了更广泛的意义。
像 《出身论》 这样的好文章，深者见深，浅者见浅。当年初
读，我主要是掌握了它的具体论点论据；日后再读，我进而领会到
它的文风和思路。假如说在一开始，我对家庭出身这一特定问题的
认识便已经达到和遇罗克相同的程度，那么在更广泛的学识背景和
思考能力上，我还相差甚远。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若干年后重读《出
身论》，敬佩之情更胜过当初，因为我读出了许多我先前不曾读出
的东西。
《出身论》孤军奋战
《出身论》一文在北京曾经造成很大的反响。登有《出身论》
的那期《中学文革报》前后印刷了 11 万份。在北京，凡是对文革略
表关心者，几乎无人不晓。《出身论》激起了正反两种观点的尖锐
对立。本来，赞同《出身论》的人很多，可是赞同者们大多由于出
身不好，长期受压，缺少自信，缺少勇气，很少有人敢于公开表态，
直面抗争。与此同时，反对者们则来势汹汹，咄咄逼人。他们不仅
给《出身论》扣上骇人的罪名，而且还采取许多粗暴的手段，譬如
撕抢报纸，砸抄编辑部，围攻以至殴打赞同《出身论》的人。不消
说，对《出身论》敌意最深并采取粗暴手段者主要是那批联动份子。
他们人数甚少，能量却很大，虽然屡次被中央文革点名批评，甚而
被宣判为反动组织，还逮捕了若干骨干成员，但至少是在打击所谓
“狗崽子翻天”这一点上，他们依然是肆无忌惮，十分张狂。
在当时的北京，先前的保守组织早已七零八落，造反派不论在
人数上还是在地位上都处于优势。问题在于，这些造反派组织要么
参与对《出身论》的围剿，要么对之作壁上观，刻意与《出身论》
保持距离。以北京之大，声名赫赫的造反组织之多，竟然没有一家
响当当的造反派以组织的名义公开支持过《出身论》。外省市的情
况也相差无几。在全国范围内，我还不知道有哪个规模较大的造反
派组织曾经公开表态支持《出身论》。
这无疑是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照理说，在北京，《出身论》问
世的时机相当好。元旦社论刚刚发表，其中专有一段文字批判血统
论。通过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清算，许多群众都体会到一种解放
胡平 遇罗克的《出身论》与文革中的我
179
之感，从而对社会上的种种事情多了一道重新审视的眼光，因此能
够以较为开放的态度去对待那些先前视为禁忌的若干新奇观念。出
身歧视问题由来已久，人人心知肚明；《出身论》论证周详，几乎无
懈可击。如此说来，要让一般群众接受《出身论》的观点似乎并非
难事。尤其是对造反派，尤其是对造反派中更激进的派别(例如大
学生中的三司，中学生中后来被称为四三派的那部份人)，既然他
们之中的许多人程度不等地尝过出身歧视的苦头，理当更支持《出
身论》。然而事情偏偏不是这样。可见，当年的所谓解放思想，当年
的所谓造反精神，远远不象很多人夸耀的那么深刻。
为什么造反派也不支持《出身论》
我有一位朋友，文革前就读于某大学，因“散布反动思想”被
校方开除。文革爆发，校领导在劫难逃；紧接着又是批判资产阶级
反动路线，校领导进一步遭到批斗，罪状之一是“镇压群众”。这位
朋友闻讯大喜，以为自己有了申冤之日，连夜写成大字报，现身说
法，控诉校领导对自己的打击迫害。他夹着大字报来到学校，迎面
见到造反派贴出的校领导“十大罪状”，其中有一条是“包庇牛鬼蛇
神”，竟是以他的故事为例证！这下子他才明白，原来，在造反派心
目中，他当年被开除一事非但不算“走资派镇压群众”，反而算作
“走资派包庇牛鬼蛇神”。
类似的事情在文革中是相当普遍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本
是文革中最振奋人心的一幕，可是这一幕也充满了荒诞。基本上，
造反派把批判的对象限制在文革这段期间。譬如批判出身歧视，造
反派只批判文革中嚣张一时的“对联”，却不去触动文革前就长期
实行的所谓阶级路线。
《出身论》的批判锋芒超出了造反派设定的界限，所以造反派
对之保持沉默，甚至表示反对。不错，造反派也清算文革前的十七
年；但是，造反派往往是站在更“左”的立场清算十七年的 “右”。
至少在口头上、在理论上，你必须把你要反对的东西打上“右”的
标记，如此你才师出有名。遇罗克也试图借用这样的办法。他说，
文革前的出身歧视和文革中的“对联”一样，同属形左实右。走资
派一方面包庇地富反坏右份子，重用资产阶级权威，一方面排斥打
击出身不好的青年，迫害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份接班人，故而还是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180
从右的方面搅乱了阶级阵线。这种讲法固然十分机智，但显然太牵
强。所以一般人不会接受。
正如我在先前讲过的那样，文化革命是一场比赛革命的革命。
在文革中，人们之所以采取某种政治观点，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认
为那种观点是正确的，是革命的，而且还因为他们发现采取那种观
点更容易证明自己革命，更容易显示自己比别人更革命，或者是更
不容易被他人误会为不革命以至反革命。一事当前，大多数人总是
宁可采取一种比他们真心认为正确的立场还要左上几分的立场。这
就是为什么一付幼稚荒谬的对联居然可以在一段时期内所向披靡，
没几个人敢正面反对；而颠扑不破的《出身论》却从一开始便陷于
孤立，没几个人敢公开支持的原因。
沉默的意味
造反派公开反对《出身论》的并不太多，相当一批造反派对之
保持沉默。在把旗帜鲜明视为美德，把模棱两可视为羞耻的政治时
尚下，素以敢想敢说著称的造反派对一个引起公众广泛关注的话题
保持沉默，这是很不寻常的。在这里，沉默比表态更意味深长。
为什么沉默?因为拿不定主意，搞不清是对是错?出身歧视的问
题尽人皆知，遇罗克的文章说理透辟。只要你承认事实，服从道理，
你很容易对这篇文章作出自己的判断。依我看，导致沉默的主要原
因，对有些人而言是不敢，唯恐犯了右倾的错误。他们的沉默意味
着暗中同情。对另一些人而言则是说不出理由的不以为然。造反派
的主导力量既然是一批自以为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因此，他们
的沉默不表示同情而是表示不赞成。这种人的心理是，一方面，他
们知道《出身论》“有它的道理”， 难以反驳， 否则他们早就反驳
了；另一方面，他们又觉得这篇文章总有点什么不对头，不对味，
看不见，说不出，但闻得到。所以他们闷不作声。
其实，反对《出身论》的一派也有同样的矛盾心理。他们气势
汹汹地找遇罗克辩论，洋洋洒洒地写文章批判《出身论》，其中头脑
稍微清楚一点的差不多都知道自己是在强词夺理。遇罗克指明家庭
出身和本人成份不是一回事。这本来是最清楚最明白的一个问题，
反对者却总是故意置若罔闻， 故意继续混淆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概
念。越是辩不过驳不倒，他们越是拼命地反对。这当然是十足的霸
胡平 遇罗克的《出身论》与文革中的我
181
道，但又不只是霸道。因为他们很可能确实有种顽强的感觉，使他
们相信《出身论》就是错的。北京轻工业学院东方红公社在《“出身
论”必续连根铲除》一文中干脆说:“老实告诉你们（指黑五类子
女），就是没有，也永远不会有和工农子女相同的待遇。”
批判血统论易，接受《出身论》难。因为否定“对联”只是否
定了出身歧视的极端形式。重要的是，它没有直接否定许多红五类
同学自以为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所以他们不难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
黑五类同学表示宽容，表示接纳。可是《出身论》的情形不一样。
《出身论》理直气壮地要求平等，它拒不承认红五类享有政治上的
优越地位。这样，很多人就不能接受了。问题是，那些对《出身论》
反感的人能够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反感，但却说不清这种反感的理
由；或者是知道自己反感的理由，但是又发现这些理由不大说得出
口，很难摆得上台面。
当时，反对者齐声指责《出身论》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
有趣的是，在文革过去二三十年之后，不少学者在解释《出身论》
在当年何以遭到孤立时，也说它“不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
如果我们把毛泽东思想定义为毛泽东公开发表的言论和著作， 那
么，以遇罗克对毛泽东著作的娴熟运用，我必须说，《出身论》绝不
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依据毛泽东思想为标尺，《出身论》无懈可击。
反对者对它的批判，即便从毛泽东思想的角度看也是完全站不住脚
的。然而，反对者们理不直气却壮。他们相信他们一定能打倒《出
身论》，而且，他们果然也把它打倒了。
什么是“客观主义”
四月下旬的一天，成都市街头出现了一张“北京动态”：戚本禹
在接见首都中学红代会代表时的讲话。戚本禹批评《出身论》是大
毒草。 他说：“ 《出身论》 是让人们不要阶级成份，否认阶级观
点，用一种客观主义的观点，资产阶级的观点攻击社会主义，它实
际上是宣扬彭真那一套，煽动青年反党。”
此前我坚信 《出身论》 是正确的，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然
而，当我读到戚本禹的讲话，我却并不感到特别意外。
戚本禹的话很短，用的都是理论术语，但只是扣帽子，没有分
析，极为武断。这正是意识形态大法官的特色。因为是搞意识形态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182
的，所以言必称主义；因为是大法官，所以只是宣布判决而无须乎
论证。有的话显然不通。譬如说《出身论》不要阶级成份，一望而
知是肆意混淆出身与成份的区别。再有所谓“宣扬彭真那一套”，无
非是重复文革前阶级路线是右倾而不是左倾的神话。至于“攻击社
会主义”和“煽动青年反党”这两句话，那是在威胁，谁若继续坚
持《出身论》的观点，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些批评于我毫不
新鲜。在这段话中，唯一令我困惑的只有“客观主义”一语，因此
我就围绕着这个概念紧张地思考。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一个概念，我不懂“客观主义”究竟是什
么意思，周围也没有什么可以查询求证的材料。我独自冥思苦索，
努力要弄明白它的含义。以前我知道主观主义不是个好东西。说一
个人看问题主观就是批评他看问题看得不对，都说看问题应该客观
才对；为什么客观而成了主义便又是错的了呢？我猜想客观主义之
错大概就错在它没有站在正确的立场吧。一讲到立场，事情就不大
说得清了。
我们被教导说只有站在正确的立场上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可
是立场并不是地理位置而是思想状态、思想境界，所以它不是你想
站对就能站对的。你主观上想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可是由于你水
平不高，觉悟有限，世界观还没彻底改造好，因而到头来你很可能
还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去了。照这样讲，我们每个人，除了那
些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可能陷入这样一种可悲的困境：我们
自以为是对的，其实我们错了；然而我们又看不出自己有什么错和
为什么错。照这样讲，如果我们的看法和党的看法不一致，那当然
是党是对的，我们是错的；我们必须顺着党的判断找出自己的错误，
然而由于我们的立场不对，我们很可能找不出自己的错误；但那决
不证明我们是对的，那只证明我们错得更严重。
不难看出，依据这样的逻辑，我们简直无法对自己的判断具有
任何信心。从这里甚至可以引出一种颠倒的思考模式。既然由于我
们的立场有问题，因此我们自以为是对的，实际上很可能是错的，
那么把它颠到过来，我们把我们认为是对的说成是错的，这岂不就
对了吗？还真有人采取这种态度。有的黑五类同学，一见《出身论》
就宣称是大毒草。多年之后问他当时何以有这样的看法。他回答说，
正因为我心底里认为《出身论》很有道理，考虑到我的出身有问题
因此立场也可能有问题，我以为是对的大概很可能是错的，所以我
就说《出身论》是错的。
胡平 遇罗克的《出身论》与文革中的我
183
我猜想，客观主义之所以是个坏东西，这就意味着一个人要力
图客观地、不偏不倚地看问题势必就是站在了资产阶级一边（后来
我下乡插队落户当知青，从友人处得到一本苏联人编的 《哲学词
典》，打开后想找的第一个词条就是“客观主义”，一读之下，发现
其定义和我先前的猜想是一致的）。
一事当前，我们首先要考虑什么对无产阶级有利，什么对广大
劳动人民有利。然而当初我思考家庭出身的问题时，我早就从这个
角度思考过。我认为由此还是不能得出出身歧视有理的结论，因为
你出身于某一阶级的家庭并不等于你就从属于某一阶级。如果硬要
为出身歧视找出理由，我能够想到的唯一的一条理由是，因为亲子
之情，父母总是希望其子女得到更大的利益，那也就是满足了父母
的利益。因此，在红五类当家作主的国家，就要给予红五类的子女
更大的利益。《出身论》要求一视同仁，所以它是错误的。可是，这
是怎样的一种理由啊？这怎么能算作理由呢？难道无产阶级不是
最大公无私的阶级吗？难道共产主义事业不是全人类最伟大的事
业吗？
没有放弃，但也没有坚持
戚本禹讲话传送出两条重要的信息。第一，它警告我们，继续
坚持《出身论》的观点将遭到严厉的惩罚。这层意思从字面上不明
显，但生活在这个制度下的人们都能领会得很清楚。第二，它宣布，
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就是要把最大的优惠给予所谓“无产
阶级”的子女，就是不对你们“资产阶级”的子女讲什么平等。这
层意思从字面上更看不见， 字面上只有一个语义暧昧的“客观主
义”。
这就是共产党意识形态语言的妙处。在字面上，它永远是严正
的、冠冕堂皇的、讲道理的、理论化的、甚至带点学究气的；但实
际上，它是恐怖的、霸道的、蛮不讲理的、邪恶的和无耻的。我们
熟悉这套语言，因此我们都能读出那明文下的暗示。可是我们又难
免不为这套语言所惑，以至于总是要去纠缠于那些表面上的文字。
于是到头来，我们常常自己都弄不清楚我们究竟是被吓住了抑或还
是被说服了。如果我们清楚地知道对方仅仅是仰仗暴力而根本不握
有真理，我们至少可以在内心坚持高傲的反抗。如果我们相信对方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184
确实是凭借真理而非以力服人，我们就会自由自在地和对方辩论。
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却既没有这样又没有那样。我们没有公
开地争辩反驳，因为我们怕挨整。但与此同时，我们又没有义愤填
膺，因为我们还疑心是自己错了。
我觉得我读出了戚本禹讲话的内在依据，但我就是不能接受。
我和姚利华等几位同学私下交换了各自的看法，发现彼此的感受都
差不多；这反过来又加强了我们的自信。当然也有一些同学动摇了，
不过我们这几个都还算坚定。我们没有放弃自己的观点，但是，我
们也没有继续公开地坚持。
或许是因为当初《出身论》没有在成都造成广泛的影响，戚本
禹讲话在成都似乎也没有引起多少反应。 无论是在校内还是在街
头，我都不曾见到有谁贴出过声讨《出身论》或针对我们《中学战
报》和红战兵团的大字报。当初，我们都为我们的报纸未能获得更
大的注意而感到遗憾。如今我们却不禁为此而感到侥幸了。我们没
有感到多少外部的压力，可是我们的内心却相当沉重。一位共同办
报的同学后来对我说，这次事件于他是一个转折点。从此，他失去
了对文革的纯真的热情。我当然也是如此，倘若我先前还曾经有过
纯真的话。本来，通过前阶段批判反动路线，我心中的疏离感已经
淡了许多；现在它变得加倍的浓重，再也化不开。我读到戚本禹讲
话居然没感到太意外，这说明我内心深处的疏离感要比我愿意承认
的强得多。
不虞效应
据原《中学文革报》主编牟志京说，当初他登载《出身论》引
起强烈反响，有几个四中同学在下面对他说那是帮了倒忙。这几个
同学私下都是赞成《出身论》的，但是他们认定中央绝不会支持《出
身论》。中央不会走那么远。中央决定批“对联”，批血统论，这已
经就很不容易了。现在出了《出身论》，正好给“联动”份子一个反
攻的机会。如果中央只说反血统论，黑五类的日子就好过些；如果
中央说既反血统论又反《出身论》，黑五类的日子很可能更糟糕。
这番话无疑讲得极老到。我当时从不曾想到过这一步。想不到
的原因是我预先没有估计到中央一定会反对《出身论》。不错，我当
初也没有热烈地期待它一定能够得到中央的支持。事实上，在我决
胡平 遇罗克的《出身论》与文革中的我
185
定办报纸，传播《出身论》的观点时，我没有对中央可能的反应考
虑许多。我只是认定《出身论》的观点是正确的，我希望能够说服
更多的人接受它。当然，我决定付诸行动，那本身就意味着我起码
是不认为中央一定会反对它；否则我大概就不会去做了。
细心观察极权社会可以发现，在这里，有一种可以称为不虞效
应的现象。很多事情，人们越是有意识、有目的地去推动，它越是
实现不了；有时你不那么专心推动了，作为其他某种事件的副产品，
它反而倒出现了。
有心栽花花不活，无意插柳柳成荫。正打歪着，歪打正着。老
红卫兵鼓吹“对联”，结果引出批血统论；《出身论》呼吁平等，结
果使歧视加深。如那几位四中同学所说，假如只有血统论，中央就
只说反左，右的东西的空子就可能更多一些；既有血统论又有出身
论，中央就要既反左又反右，偏偏一般人宁左勿右，到头来就会更
左一些。谁能说这种分析毫无道理呢?
造成不虞效应的原因并不复杂， 那就是权力的否定性和绝对
性。权力的功能主要是否定的。照林彪的话， “政权就是镇压之
权”。无怪乎一部中共统治史总是伴随着反这个反那个的整人运动。
极权统治者的权力是绝对的。它忌讳任何其他的力量出现。一旦出
现，必要压制。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其结果便是，一种非
正统的思潮，越是被人们大力鼓吹，越是显得有力量或是有潜力，
当局便越是要压制， 因此也就越是为相反的东西留下了发展的空
间。这当然不是说各种非正统思潮都是半斤八两。
《出身论》的价值当然十分不同于血统论。另外，从不虞效应
也不该引出纯粹消极的结论，似乎任何为真理、为自由的正面抗争
都是无谓之举，都是帮倒忙。不错，每一次失败的越狱都可能会强
化狱方的控制，而囚犯的驯服则常常会导致监管的软化和松弛。然
而，要是人们已经习惯于被管制而放弃了反抗，那些软化和松弛最
终又有什么意义？再有，对反压迫的斗争而言，被压迫者一方的斗
志与自信心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挫败诚然可能引起暂时的沮丧和
无力感；可是，不进行正面的抗争势必更不利于斗志与自信的形成。
我们必须承认，失败与成功同是难能可贵，因为它们都属于勇于进
取之人。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186
《出身论》后来的命运
《出身论》遭到残酷的压制而消声匿迹。进入七十年代，青年
人又面临到招工、招生、入团、入党和提干一类升迁的问题。所有
的人都发现，此时的出身歧视比前几年，也比文革之前还要严重。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在阶级斗争被归结为路线斗争的文革前三
年（当然，除开“对联”横行的那几个月），群众至少还可以通过选
择站在哪一边来表示自己的革命性，这就冲淡了那种无可选择的出
身背景造成的阴影。既然是“亲不亲，线上分”，家庭出身的份量就
减轻了。 当群众性的路线斗争基本结束，阶级斗争又大体上回复
到它传统的形式（这里我暂且不论及所谓群众性路线斗争的其他利
弊；只论及它和出身歧视之间的关系），家庭出身问题自然又突显
出来。由于在这段时期，业务、知识比文革前更不受重视，政治标
准压倒一切；重政治标准难免不简化成重家庭出身，出身多么容易
看，要看表现是何等麻烦。这层道理遇罗克早就分析过了。
出身歧视问题在“四人帮”垮台后终于告一段落。1980 年 9 月
12 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长篇报告文学《划破夜幕的陨星》纪念
遇罗克。 十年前，遇罗克为他的《出身论》 一文付出了最高的代
价。十年后，这篇文章赢得了最广泛的赞扬，包括那些当初最敌视
这篇文章的原联动份子，今天也很难不对《出身论》表示肯定。你
可以说血统论如今也在复活。在 “培养革命接班人”这件事上，中
共当局正在加紧兑现“老子英雄儿好汉”，努力把权力私相授受给
自家的子女。“还是自己的孩子靠得住，他们至少不会挖我们的祖
坟”。话讲到这一步，不但理不直，连气也不壮了。真理获胜，不是
也几乎不可能是一切人等均谨遵实行。它是大概也只能是一些人谨
遵实行，另一些人在表面上也附和肯定，至少是不便公然否定。倘
如此，我们就可以说《出身论》的思想已经获胜。
“乾坤特重我头轻”
1967 年 4 月，中央点名批判《出身论》，《中学文革报》被迫停
刊。此后几个月，作者和编者似乎都平安无事。可是，到第二年一
月，遇罗克终于被捕了，由公安部长亲自批准，罪名是莫须有的“组
胡平 遇罗克的《出身论》与文革中的我
187
织反革命集团”（据牟志京讲，还有一条更莫须有的罪名“谋害伟大
领袖”）。两年后，1970 年 3 月 5 日，遇罗克遭到枪决。据说，判处
死刑的决定是最高当局作出的。“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说:“这样
的人不杀，杀什么人？”
参与和宣传过《出身论》的中学生有一部分受到追究，少数人
甚至以“反革命集团成员”的罪名遭到迫害。北京地质学院附中女
生郑晓舟因坚持《出身论》的观点并公开向中央文革提出质问而被
捕，于 1968 年 6 月死于狱中。1968 年秋，十九中进行“清理阶级
队伍”运动，我被编入学习班挨批判，那时给我加上了大大小小的
许多问题。偶尔听到一位同情我的学生造反派头头，如今的校革委
委员，在下面讲起“胡平和北京的反动组织没有联系”。这样我才知
道，我这次被清理原来和当初转载遇罗克的文章大有关联。
事实上，直到那时为止，我对 《出身论》 作者的情况一无所
知。有关遇罗克其人其事，我是在两年后才从朋友处零零星星地了
解到一些的。1971 年夏，我获悉遇罗克已遭枪决，无比悲愤。1978
年秋我考入北京大学，此后，我从若干新交的朋友，特别是民主墙
的朋友那里知道了关于他的更多的故事。我对遇罗克越了解，我便
对他越崇敬。在 1980 年年底北京大学的自由竞选活动中，一批中
文系的同学向竞选者提出一份问答表，其中一个问题是“你现在最
敬佩谁”，我毫不犹豫地写下“遇罗克”。
也谈“文革”文风
以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为例
Critique Style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Yao Wenyuan’s “On Tao Zhu’s Two Books”
湖滨散人
Easy Man of the Lakeside
作者简介：
湖滨散人，湖北监利县人，文革研究学者。
内容提要：
本文论述了“文革”文风的特点，具有“文革”文风特点的
文章喜欢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分析问题，并泛化之，在讨论问题的
时候不讲起码的逻辑规律，随意引申，并且不尊重甚至蔑视人格，
随意丑化论敌；同时在行文中大唱高调，抒发空洞的所谓革命豪
情。我们的时代应该反思和摒弃“文革”文风。
关键词：
十年动乱、“文革”文风、反思“左”祸
湖滨散人 也谈“文革”文风
189
十年文革是中国当代史上一个非常特别的时代，也是一个极不
正常的时代，是“左”祸为害惨烈的时代。十年中，红卫兵串联，
抓走资派，全国上下全面武斗，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
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不仅造成社会动乱，还制造了不计其数的冤假
错案。这个时代，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文人写作所体现出来的
的文风当然也不同于其他历史时代的文风，是为“文革”文风。
2013 年 5 月 2 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署名谢泳的文章《何为
“文革”文风》
1， 他认为带有“文革”文风的文章“一般具有四
个特点：
一、多发表在主流报刊；
二、文章作者都是奉命而作；
三、文章背后均有明显主流政治意图；
四、不允许讨论”。
因为作者基本上是对这种现象进行描述，而非学理上的分析与
探讨，所以这些说法难免有些偏差，或者没有说到点子上。比如说
“多发表在主流报刊”这一条并不是“文革”文风的必要条件，因
为很多并非发表在主流媒体上的文章也有“文革”文风的元素，甚
至比发表在主流媒体上的文章的元素更加完备，比如下层官员和民
间的大批判文章，或者讲话等。再如“文章作者都是奉命而作”这
一条也并不能成为衡量文章是否为“文革”文风的标准，因为奉不
奉谁的命令，遵不遵循谁的旨意，不是写不写具有“文革”文风文
章的先决条件。“文革”文风于文革大炽，并非横空出世，亦谢文所
云“并非只产生在‘文革’时期”，其所由来者渐矣，笔者深以为然。
姚文元在文革之前因喜欢舞文弄墨， 在上海乃至全国都有名
气，是当时知名的青年评论家，他靠打棍子，扣帽子得到上海《解
放日报》社长和总编辑张春桥的赏识。文革开始后，张春桥又将他
推荐给江青之后，姚更是青云直上，高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之位。
1 谢泳《何为“文革”文风》（《中国青年报》2013 年 5 月 2 日，当日有许多网
站如“共识网”等都予以转载。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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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当时中共中央意识形态领域的最高总管，是“四人帮”中的重
要人物，是文革的吹鼓手和极左路线的抬轿者。他在文革中的代表
作除了那篇点燃文革之火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外，再
就是赫赫有名的《评陶铸的两本书》2。
陶铸长期担任中共高级领导职务，文革前是中南局第一书记，
广东第一书记，被认为是“积极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好学生”。文革之
初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兼任国务
院副总理，协助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后来被林彪和“四人帮”
打倒，在合肥含冤去世。
在文革以前，陶铸曾经写了两本书：一本是一九六二年中国青
年出版社出版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这本书满腔热情地引导
青年关心政治，鼓励他们努力掌握科学技术知识；同时还要树立崇
高的革命理想，像松树那样的坚贞品格，像太阳那样具有宽广的胸
襟。还有一本是一九六四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思想·感
情·文采》，陶铸在书中，就如何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问题，发
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例如遵从艺术的创作规律，领导干部要以平
等的态度对待作家，发扬创作民主等。这两本书一直到现在对青少
年和新闻工作者、文艺创作者仍然还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陶铸被打倒后，姚文元针对陶铸这两本书写下了《评陶铸的两
本书》这篇将近两万字的长篇巨论，对陶铸进行了猛烈地批判、攻
击、陷害和谩骂，这篇文章无疑是一篇集中体现“文革”文风的批
判性文章。通过分析和探究这篇文章，我们可以认更加深刻地认识
那个时代，同时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所谓的“文革”文风。
姚文元的这篇文章分为五个部分，一、陶铸所标举的“理想”
是“资产阶级反动理想”；二、陶铸所提倡的“精神生活”是“叛徒
加奴才”的“精神生活”；三、书中所体现的“感情”是对无产阶级
刻骨仇恨的“感情”；四、这两本书所体现的“文采”是腐朽不堪
的“文采”；五、作者最后判定陶铸属于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和阴谋
家。那么在论证的时候，姚文元采用了哪些文革时期大批判文章的
惯用手法呢？姚的文章在风格上有什么特点呢？
2 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后来由人
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本文中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该文）
湖滨散人 也谈“文革”文风
191
一：阶级分析，斗争泛化
1956 年中共八大召开，这次大会确认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
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工业国的
要求同落后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
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但
是从六十年代初期开始，毛泽东就改变了党的八大对国家基本形势
的估计，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并且警告说，阶级斗争要年
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紧跟当时的极左错误路线，处处
都讲阶级、阶级斗争，对陶铸书中的内容处处用阶级斗争的理论进
行分析。陶铸在书中告诉青年人说：“我们共同的世界观和共同的
思想方法”，“就是从客观实际出发的态度，是就是、非就非的态度”。
姚文元驳斥说：“在阶级社会中，是、非都有鲜明的阶级标准，所谓
‘实际’，首先就是阶级斗争的‘实际’：你站在无产阶级一边，
还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你站在帝国主义一边，还是站在革命人民
一边？你站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边， 还是站在修正主义一
边？你站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还是站在反革命
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陶铸主张：“要充分发挥作家创作上的
自由。作家的笔是他自己的，作家的思想也是他自己的，我们应该
让作家独立创作。”姚文元驳斥说：“七亿中国人民有七亿种‘自己
的思想’吗？当然不是，基本上只有两种，一种是无产阶级的世界
观，即毛泽东思想；一种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即形形色色的资产
阶级个人主义。”陶铸认为作家的“生活是多方面的，不拘一格，不
要划一个框框”。姚文元则强词夺理说：“一方面是无产阶级革命派
和广大劳动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的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
斗争生活，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反动派抵抗历史前进的腐朽反动生
活。”
好了，不再引用了，从这里可以看出姚文元对阶级斗争理论理
解得多么深刻，又是多么敏感。用当时的话来说，他的阶级斗争的
弦绷得多么紧，只要涉及到某个问题，他便马上联想到阶级和阶级
斗争。其实用阶级斗争来分析文学艺术作品，分析社会现象，也是
人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方法，但是如果将这种方法泛化、庸俗化，甚
至工具化，那就是别有用心了。姚文元最终给陶铸罗织很多罪名，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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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漏网的大右派”、“修正主义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忠实的
执行者和宣传者”、 “资产阶级的忠实代理人”、“走资本主义道路
的当权派”、“混进来的反革命两面派”、“叛徒”等等，竭力将陶铸
归入到敌对阵营一边，其目的是要将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二：蛮横霸道，不讲逻辑
作为一篇批判文章，首先必须讲道理，要从事实出发，通过分
析推理来得出结论。但是姚文元的文章不是如此，他的文章到处充
斥着妄断的结论。陶铸在《松树的风格》一文中，歌颂松树“永不
屈服于恶劣环境”；在《革命的坚定性》一文中提倡革命者要“面对
大海”，经得起“狂风暴雨的侵袭”。这在当时来说本来是很正常也
很正确的说法，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清清楚楚，但是姚文元却批
判说，一九五九年，“轰轰烈烈的大跃进，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英雄
壮志，被他叫做‘恶劣的环境’；社会主义革命的风暴打击了资产
阶级和地富反坏右以及他们的代理人彭德怀反党集团，他却狂叫
‘要经得起狂风暴雨的打击’。不须多加一字，反革命立场昭然若
揭”。我们不知道姚文元是如何从陶铸关于革命者要经风雨见世面
的文字推论出反右和反击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这个主题上来的，
作者在行文中没有遵守起码的逻辑思维规律，妄下结论，这个结论
当然不是令人信服的。
陶铸在《太阳的光辉》一文中说：“ 当大暑天骄阳似火，晒得
人们流汗的时候，人们就会埋怨，说太阳的光和热发射得过份了。
而且大家都知道并且也都指出过，太阳本身上还有黑点。”这是一
句符合生活实际，也符合科学原理的话，但是，姚文元随意引申，
有着惊人的发现：“这不是赤裸裸地咒骂我们的党和伟大的领袖
吗？”，“用资产阶级的眼睛看问题的人，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他
们比瞎子还要瞎。在这位修正主义者看来，‘太阳’的社会主义光
辉晒得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不了，现形了，‘流汗了’，
‘过份了’，这就是‘太阳’的‘过失’所在。其实，这正是‘太
阳’伟大的地方。那些躲在阴暗角落里的牛鬼蛇神、臭虫虱子、细
菌病毒，只有让它们见一见‘太阳’的光和热，才会死亡；真正的
劳动人民，正是在太阳光辉下锻炼得坚强起来的。不晒太阳，不流
汗，身体怎么会健壮起来？咒骂‘太阳’的‘光和热’，其实就是
湖滨散人 也谈“文革”文风
193
咒骂无产阶级‘过火了’，咒骂社会主义、人民公社‘过份了’，
这是十足的资产阶级的黑话，正好暴露自己是见不得阳光的鬼物”。
作者在批驳时，一会儿说攻击毛主席，一会儿又联系彭德怀事件，
一会儿又牵扯到人民公社，随意生发，不顾及事件之间的逻辑联系，
在谩骂中夹杂栽赃和诬陷，确实是蛮横不讲道理。
姚文元在论证的过程中还喜欢断章取义，随意加帽子，打棍子，
例如：陶铸在书中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大家大概都知道孙中山先
生吧，他说过：‘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就
是政治。’这话有点道理，但不完全。因为这抹杀了阶级的区别。是
资产阶级去‘管理众人的事’呢？ 还是无产阶级去‘管理众人的事’
呢？这是含糊不得的。”陶铸说得明明白白，政治的阶级性是“含糊
不得的”。但姚文元在引文时，故意将这一段“含糊不得”的话用删
节号砍去了3并据此定罪说：“陶铸对于国民党的那些极其腐朽反动
的唯心论，以及刽子手蒋介石的黑话，是记得很牢，背得很熟的。
这些反革命的货色在他‘精神生活’中占有头等重要的位置。只有
叛徒的嘴巴里才吐得出这样反动的东西。”作者尽可能地将陶铸往
当时称之为“人民公敌”的蒋介石身上拽，以造成陶铸早就投降蒋
介石的假象，其居心昭然若揭，他就是为了给陶铸罗织革命的“叛
徒”和蒋介石的“奴才”的罪名。
三：嘲讽侮辱，蔑视人格
姚文元在文章中，对陶铸极尽挖苦讽刺侮辱谩骂之能事，进行
人格上的攻击和侮辱。他污蔑陶铸是“吃人魔鬼”，“恶鬼”、“腐烂
已极的伪君子”、“反革命两面派”、“土地主”、“南霸天”、“见不得
阳光的鬼物”，“奴颜婢膝”，“同陆定一，周扬完全是一丘之貉”；说
陶铸的两本书是“垃圾”、“大毒草”，“毒害青年一代”，用“软刀子
杀人”。 不顾及客观实际，也不顾及他人人格， 随意嘲讽污蔑他
人，毫不留情地打击对手是当时的社会风气，这种情况出现在姚文
元的文章中是不足为怪的。
3 峥嵘《〈评陶铸的两本书〉是个政治大阴谋》（载《党史博采（纪实）》2010 年
第 4 期）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194
江青、陈伯达一伙，当时散布流言，说什么陶铸在南京监狱中
曾给蒋介石写信，自称是蒋的“学生”，向“蒋校长”求饶4 姚文元
在文章中也捕风捉影，诬陷说，陶铸曾经说过“他是蒋介石的学生”。
当时在共产党内部，在社会上，即令从前与蒋介石有过过从的人对
“蒋介石”这个名字避之唯恐不及，更遑论公开承认是蒋的学生了。
陶铸的两本书中是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句子的，但是姚文元拿着鸡毛
当令箭，把谣言当作事实，大肆攻击辱骂陶铸说：“ 陶铸无耻地说
过：他是蒋介石的‘学生’。更准确一些，是奴才。你看他这种言
论象不象奴才？”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陶铸的这两本书在当时的青年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有的作品
再版过多次仍然供不应求。这说明陶铸的这两本书不仅思想内容丰
富，而且文采斐然，深受当时广大知识青年和新闻、文艺工作者的
喜爱。但是姚文元讽刺谩骂说：“装腔作势的文风，歪七歪八念都念
不通的文字，硬要自封有什么‘文采’，真是丑死了！活象那些附
庸风雅的土地主，明明一窍不通，硬要摇头晃脑哼哼几句八股调一
样。”陶铸作为中共的一位著名秀才，难道连句子都写得不通顺？
这完全是污蔑！作者还用“附庸风雅”一词嘲弄，用漫画式的“装
腔作势”“摇头晃脑”“哼哼”等几个词语来丑化陶铸的形象，可见
作者是要讽刺他，贬低他，诋毁他，侮辱他，然后置之于死地！
四：大话套话，空洞豪情
文革时期，人们都喜欢用一个思想，一种口气说话。当时有人
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和上级保持同一个口径，所谓“同一个口径”
就是他要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他要你怎么说，你就怎么说。思
想意识的一元化，让其他思想、话语没有立锥之地。主流意识形态
总是创造一些空话套话，人们要紧跟形势，套用这套现成的话语，
然后说话或写文章。 所以那个时代的文章总给人以一个腔调的印
象。我以为这种现状的形成与文革时期张春桥、姚文元的批判性的
文章的影响是很有关系的。姚文元这篇文章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
“革命”、“反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资
4 同上。
湖滨散人 也谈“文革”文风
195
产阶级反动路线”等词语，这都是当时流行的政治话语，将这些语
言纳入到文章当中，是当时“文革”文风的一个鲜明的印记。
且看姚文元在文章的开头是如何说大话，说套话的，他说：“伟
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阵阵疾风骤雨，震荡着全中国，震撼
着全世界”，“形势大好。从文化领域中的大批判开始的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经过了一年激动人心的战斗，现在正胜利地进入对党内
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群众性的大批判”。这种语
言完全是大话套话，是当时流行的特色语言，和实际的社会生活相
去甚远。是不是形势大好，是不是激动人心，现在已经昭然若揭，
无须笔者赘言。
文章结尾的地方，他又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滚滚
向前。毛泽东思想的闪闪金光照耀着全中国、全世界。中国的无产
阶级革命派是勇敢的，中国的革命的人民是勇敢的。我们一定要把
这场大革命进行到底。……同志们，举起双手欢呼这涤荡中国大地
的大风雨吧！毛泽东思想是无敌的。人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革
命的新生事物是不可抗拒的。人们将会看见：经过文化大革命这段
伟大而曲折的道路后，一个空前强大、巩固和统一的无产阶级专政
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将如巨人般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给予二十
世纪的吃人魔鬼们以更沉重的打击。”
作者用了一些表示事物色彩和状态的词语，表现当时中国的政
治状态，是为了说明当时政治形势大好，但是他说的是大话，唱的
是高调，抒发的是空洞的豪情，因而当时并不一定能完全达到他所
要达到的政治目的。
作为当时意识形态方面的执牛耳者，姚文元既是主流意识形态
话语的制造者，同时也是这种话语的传播者，这种言说方式的坚守
者和誓死捍卫者。
“文革”文风是文革这个特定的时代的产物，它有文革这个时
代的鲜明印记。姚文元的这篇文章很好地体现了“文革”文风的特
点，尽管它不可能囊括“文革”文风的所有特点，但这并不妨碍它
成为“文革”文风的“经典”之作。
文革结束四十年了，但是，产生文革的现实土壤还没有完全铲
除，文革的幽灵有时还在我们的上空徘徊，特别是作为一种思维方
式所表现出来的“文革”文风并没有离我们远去，而总是以这种或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196
那种方式顽强地干预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
思和警惕。
邓小平也曾经说过，国家的建设曾经遭受过来自“左”和右的
两个方面的干扰，而“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5。现在
我们研究和反思“文革”文风，不仅仅是要展示历史的创伤，更是
为了警惕和防止文革的死灰复燃，因为“左”祸的惨烈还让我们记
忆犹新，还令我们不寒而栗！
5 邓小平 1992 年《南方谈话》（参见《深圳特区报》1992 年 3 月 26 日《东方
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
文革中“清查五.一六运动”的
起源、转化和社会后果
The “May-16th Campaign”
Origin, Evolution and Impacts
翁寒松
Weng Hansong
作者介绍：
翁寒松，1957 年出生于江苏南京。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
学者，曾翻译过《××××》。1978 年 2 月从工厂考入南京大
学哲学系攻读学士学位，随后又攻读硕士学位。1985 年 2 月考
到北京攻读博士学位。现旅居美国新泽西。
内容提要：
狭义的“清查五.一六运动”起源于 1967 年 5 月，性质是
中共党内毛泽东江青集团向周恩来系发起进攻的动作，很快就
以周恩来系实施强力反击、“首都五大红卫兵领袖”都被作为
“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逮捕关押而告结束。 但广义的“清查
五.一六运动”却由此一直发展到“文革”结束，在全国范围内
残酷地打掉了大量的社会活动人士。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198
这一运动随后又在“清理三种人”和“培养第三梯队”过
程中接续。其共同社会后果是将一大批有良知、激情和才华的社
会活动人士打入“十八层地狱”，不仅把中国一代有激情和才
华的人浪费掉了， 而且也把中共带入了一个“两蛋（坏蛋和笨
蛋）上天”的、比后党专权还坏的宦官架构时代，导致中国社会
的人才断层、精神阳痿乃至道德滑坡，把中国人民搞成了“在道
德文化上亡国的臣民”，而腐败也成了中共超越中国上下五千
年的“突出成就”。
关键词：
五一六、中国式病毒
翁寒松 文革中“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后果
199
五十年前中共发动的文革，对中国人民的伤害、中华文化的破
坏、中国社会的颠覆是罄竹难书的。这种巨大的反人类负能量至今
仍阴魂不散、祸害中国和世界，其突出表现就是现今中国在富裕起
来的同时，正常的社会结构和道德关系遭到毁灭性的解构，人性恶
和反智主义被极端地提升起来，社会不平等和贫富差距畸大，贪污
腐败已成为官场和民间的常态，等等。显然，失败了的文革对中国
人民有所启发教育的正能量，完全被中共以及广大中国人另一种巨
大无比的反人类力量抵消、超越了，这种力量甚至被形容为“中国
式病毒”。
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种“中国式病毒”之生成与文革的内在
联系，而是一味地将它与改革开放、商品经济的实践联系在一起。
这样看问题显然是片面的，因为国际社会中大量正常国家在商品经
济下生活已数百年之久，但并没有像中国社会这样道德滑坡、正义
消泯。
仔细反思一下就可看到，当年文革的恶与当今“中国式病毒”
的恶，是一脉相承、有着一以贯之的因果关系，是前一个恶直接导
致了后一个恶。这里边的机理所在，就是中共的干部路线在文革刺
激下， 转向了更有利于中国社会固有人性恶进一步发扬光大的极
端，这个癌变了的干部路线，可以说是从“清查五.一六运动”发
端的，它是文革的直接产物。
文革中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原本是中共党内毛泽东江青
集团向周恩来系发起进攻的动作，但在随后的发展中转变了性质，
演化为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党内传统势力报复和清算“文革造
反派”的运动，并在其扩大化中渗透到从中央到地方的社会各个方
面、各个角落，从而将一大批有良知、激情和才华的社会活动人士
打入“十八层地狱”，随后又和进一步发生的社会过程接续，终于
导致中国社会的人才断层、精神阳痿乃至道德滑坡。
作为文革中一波又一波斗争高潮中的一个插曲，“清查五.一
六”运动的性质和意义不太被人们重视， 或者说很容易被人们忽
视，因为它在旷日持久、极其残暴的文革恶斗中太过平常了。但实
际上这个运动过程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深深地影响和改变了中共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200
“后三十年”以及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和深层嬗变，一直到当今
“打虎拍蝇”、“中国梦”时期仍是受其牵制，因此很需要加以反
思和总结。
“清查五一六运动”的起源：狭义的“清查五.一六运动”
进入一九六七年后，在刘少奇已被剪除的情况下，毛泽东江青
集团试图将文革的炮火延伸，以反“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名
义，发起了中央各单位和全国性的清除、代换各级当权者的攻势。
以上海造反派夺取党政权力的“一月风暴”为标志，这个夺权运动
全面展开，而且主要斗争矛头指向了周恩来所领导的国务院系统，
所谓“当前斗争的大方向是砸烂旧国务院”。
这个时候周恩来系以及中共党内传统势力的各方代表人士警
醒过来，意识到毛泽东江青集团的胃口远不止于拿下刘少奇，而是
要将他们的权力统统夺走，于是他们不干了，公开跳出来反抗，发
生了青海开枪屠杀“造反派”等一系列事件，在中央则发生了有名
的围攻“中央文革”的“二月逆流”，甚至后来还发生了危及毛泽
东本人安全的武汉“七.二零事件”。毛泽东江青集团因“二月逆
流”恼羞成怒，策动“造反派”针对周恩来提出了“牢牢掌握大方
向，坚决反击二月逆流新反扑”、“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等口
号。在这种背景下，以反周恩来为目标的“五.一六”组织在社会
上亮相了，随后“清查五.一六”运动也就相应发生。
事情的最初起因，是一九六七年五月初南开大学“揪叛徒”的
“红卫兵”在查阅一九三二年的上海旧报纸时，发现该二月十八日
至二十一日的《新闻报》、《申报》、《时事新报》都相继刊登了一则
《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而“伍豪”正是周恩来在那一时期使用
过的一个化名。
就在“五.一六”组织成立次日的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真
正的倒周重头戏开演了。这天江青写信给林彪、周恩来、康生称：
“他们（指‘红卫兵’——作者注）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
伍豪（周恩来），要求同我面谈”。随信她还附上了“伍豪等启事”
原始资料，从而正式激活了“伍豪事件”这一重大倒周动作。作为
收信人之一、当年上海“中央特科”负责人的康生，曾在一九六二
年十月三十一日和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两个提到“伍豪等
翁寒松 文革中“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后果
201
脱党启事”的材料上批示过“这完全是造谣诬蔑……实际上，当时
周恩来同志早已到苏区去了，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当时在上
海的同志都知道这件事”，然而此时康生深知毛泽东这样做是要置
周恩来于死地，于是装聋作哑，一声不吭。
显然，毛泽东江青集团是在借纪念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
发表一周年之机， 唆使“红卫兵”建立公开的或秘密的 “五.一
六”组织，散发《揪出二月逆流的总后台——周恩来》、《周恩来之
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等宣传品，直接攻击周恩来是“资产
阶级保皇派”。从五月中旬起，北京还出现了点名攻击周恩来的大
标语和大字报，说“周恩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
之一”、“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总根子”、“炮打周恩来是当
前运动的大方向”，等等。
在江青抛出“伍豪事件”期间，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
组”成员也纷纷出马，策动“造反派”倒周：江青等人指使北京大
学的聂元梓组织“揪叛徒兵团”前往南京、苏州等地，把一九三七
年经周恩来、叶剑英通过国共谈判营救出狱的近三百名“政治犯”
打成“南方叛徒集团”；陈伯达授意聂元梓派人进驻国务院的一些
部委，调查“十七年来贩卖的帝、修、反的货色”，揪出总老板，
清算其罪恶；戚本禹指使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立即向中央各部
门派强有力的调查组，调查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每一个复辟、翻案事
件，要以周恩来为一条线，一件一件查清楚。他是总后台”；而北
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看到姚文元写的《祝北京反逆流初步胜利》一
诗后，也直言不讳地说“夺总理的权”、“与总理的斗争要公开化
了”。江青、陈伯达、戚本禹等人出面组织的这些活动，与抓“伍
豪事件”交织在一起，重心所在就是要抓周恩来的“叛徒问题”；
所谓的“五.一六组织”，其工作重心也就是抓周恩来的“叛徒问
题”、抓“伍豪事件”，以达到倒周的目的。
“伍豪事件”这件陈年旧事再次被当成倒周的把柄，成为了晚
年周恩来的一大心病，甚至到了临死的时候还要大力辩白。中共党
史也明确，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已经病入膏肓的周恩来即将接
受第四次大手术。他清醒地意识到这是自己的最后一次手术、有可
能死在手术台上，因此，在临进手术室之前，虽然已经服用了麻醉
前的镇静和止痛药物，但周恩来还是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一个多小
时，专心批改他在一九七二年所做的关于“伍豪问题”报告的录音
稿（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在“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最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202
后一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作题为《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所
谓“伍豪等启事”的真相》的报告，对一九三二年国民党特务伪造
的“伍豪等启事”的情况，作了详细说明。会上，他宣布：会后将
把报告录音、录音记录稿以及其他有关文献资料，存入中央档案馆，
并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存档），然后又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
要求把这份报告发给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这
才同意进入手术室。在被推进手术室的刹那间，他又突然大声喊道：
“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按照后来中共党史的说法，此事是江青一伙“再三利用由国民
党特务假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欺骗群众”，而“毛泽
东曾经明确指出此事系国民党造谣污蔑”（参见《周恩来的最后岁
月》，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9 页）。的确，一九六八年一
月十六日，毛泽东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范海泉揭发伍豪启事一
案的信上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这就是中
共党史多次说明的毛的明确指示一说的由来。但是中共党史没有讲
明的是，这个批示只在中共最高层极小范围内传阅，并没有向社会
公布，甚至连中共的高级干部都没有知会。
可是问题在于，既然毛泽东“已经有了明确指示”，为什么江
青还敢于再三利用此事反周？周恩来作为党内“第三把手”有叛
徒特务嫌疑无论如何不是一件小事，为什么毛泽东的“明确指示”
没有在党内传达？ 为什么周恩来直到临死时还在紧张地为自己辩
解？显然，此事是毛泽东的刻意所为，他所说“此事系国民党造谣
污蔑”的故作姿态，完全是其与江青唱的政治双簧，是其一贯的言
而无信、出尔反尔、坑蒙拐骗的做法。毛泽东死吊着这一问题不放，
始终不让周恩来彻底澄清，充分说明了他的残忍和无所不用其极。
在周恩来方面，仅在两天后的五月十九日，就迅速做出了反应。
周恩来放下手头所有工作，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编了一个大事记，
并给毛泽东写了一个关于“伍豪事件”的辩白报告。他在江青的信
上批写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二百
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
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
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现在弄清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的伪造启事”；“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
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然而毛泽东在收到周恩来的
报告后故意不明确表态，而只是在信封上批道：“送林彪同志阅后，
翁寒松 文革中“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后果
203
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并在“存”字旁居心叵测地划了两道
杠。 这充分表明了毛泽东是根本不管事实地对周恩来使出了杀手
锏，企图利用当时最为敏感的叛徒问题作为导火索，将周恩来变成
刘少奇第二，一举置其于死地。
倒周、抓周恩来“叛徒问题”的恶斗，在随后的一九六七年六、
七、八月进入了波诡云谲、此起彼伏的拉锯式斗争阶段，其间发生
了残酷的公开抓捕和军队杀戮反周的“五.一六分子”事件。此时
周恩来在中共党内军内的强劲根基显现了出来，通过至今不为人知
的秘密运作，首先是在僵持了一个多月以后，此次倒周攻势的面上
力量很快就被击垮了：在北京街头秘密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小册
子揭发周恩来“叛徒问题”的“五.一六组织”和“红卫兵”头目
统统以反革命的罪名被捕，“五.一六组织” 随之瓦解不复存在。
此前在北京街头的反周大字报出笼之后，“红卫兵”还冲进中南海
将周恩来围困了一天一夜， 无论他怎么劝说“红卫兵”也不肯撤
走，结果军队出现了异动。据周恩来自己一九七零年亲口对到访北
京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所说，军队中有人听说他在中南海被围
困，就带兵入京和红卫兵发生了冲突，开枪打死了人。
这时毛泽东让步了，他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人民日报》发
表的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加进的一段文字：“五.一六
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反动组织；主要罪行是制造分裂，反对以毛主席
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人数不多，但隐藏很深，背后有黑手操纵
指挥；活动以北京为主，有的已分散隐藏到各地了”。于是，抓“五.
一六分子”的行动出现了转折，从小规模的秘密逮捕向全国性的声
势浩大的镇压运动发展。
于是，到了一九六七年九月以后，“首都五大红卫兵领袖”（聂
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都被作为“五.一六反革
命分子”纷纷被逮捕关押，而周恩来的态度亦公开强硬。一九六七
年九月一日他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谈到“伍豪等
启事”时说：“我知道，有些人专门对我进行研究，把我多少年前
的东西找出来。现在我说明，对你们的帮助，我是欢迎的，只要是
善意的。但是，拿这个要挟，煽阴风，点阴火，来搞阴谋，那我是
反对的”。更重要的是也就在这个时候，代表毛江封建家族集团出
面组织这次倒周运动的“中央文革”要员王力、关锋、戚本禹，也
被当作替罪羊被抓了起来。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204
可以说，到这时为止，剿灭以反周恩来面目出现的“五一六”
小团体和极有限“五一六”成员的工作已经完成，狭义的“清查
五．一六运动”已经结束。
“清查五.一六运动”的转化：广义的“清查五.一六运动”
但是，从毛泽东做出让步、说“五一六是个阴谋组织”以后，
周恩来集团因“伍豪事件”问题反击“五．一六”的斗争大大加码
了，实际上已演化为一场中共党内传统势力全面报复“文革”分子
的行动就是说，以挖“五．一六”名义开展的大规模围剿“文革”
造反派的运动，实际上是借题发挥、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发生了大
量残酷的刑讯逼供行为，在打掉许多造反派头面人物的同时，也扩
大到许多社会活跃分子身上。再说清楚一些就是，“清查五．一六
运动”既有向“造反派”乃至“中央文革”和毛泽东江青集团实
施大规模长时间极其残酷的报复、 从而从实际人事力量上否定文
革、摧毁毛泽东江青集团社会政治基础的战略含义，也有中共党内
传统势力对社会活动分子本能敌意和剿杀的一面，这是一场广义的
“清查五．一六运动”。
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抓“五．一六”是一九六七年五月开
始的事情，但是迟至两年零十个月以后的一九七零年三月，中共中
央仍发出了“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而且一
年以后还有加码之势。例如，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一日，以王洪文、
徐景贤为首的上海市委接到张春桥的指示，说“清查五.一六”的
运动北京、江苏早已开始，声势很大（分别触及了许多万人），而上
海一直没有动，要求马上行动起来。于是上海市委立即成立了一个
“清查五.一六”的工作班子“二专办”，着手开展运动。王洪文
还召开全市大会，制造清查声势。
从另一个角度看，在整个运动过程中，和“反右”运动最终只
保留了几个人作为“标本”一样，“清查五．一六运动”并没有抓
出什么“五．一六分子”，而且连领导“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各
级班子本身也对什么是“五．一六”不甚了了，这也表明了运动的
性质和目的已发生了变化，从剿灭反周分子、挫败毛泽东江青集团
的倒周动作，转化成一场清剿社会活跃分子的“新肃反扩大化运
动”。
翁寒松 文革中“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后果
205
仍以上海市为例。上海“清查五．一六运动”进行了不满半年，
就因林彪事件而陷于停顿。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张春桥回沪听取清
查“五.一六”问题汇报，下边反映怎样才算“五.一六”，吃不准，
如果按照既有三反（反无产阶级司令部，反解放军，反省级以上无
产阶级政权）罪行，又有秘密组织及黑手操纵的标准衡量，上海还
没有查到一个像样的“五.一六”，案子查不下去。案件都拖了下
来，直到粉碎四人帮，才都一风吹。全市确实没有定过一个“五.一
六”分子。
的确，上海是“四人帮”的老巢，有的是造反起家的人物，但
的确挖不出什么狭义的“五一六组织”和个人。张春桥在上海的布
置“清查五.一六”和听取汇报，都不过是被迫演戏而已，所以他
表现得非常不耐烦。
“清查五．一六运动”无厘头的另一例子，是时任北京市公安
局长刘传新的尴尬。刘传新是从南京军区一个军政治委员任上调到
北京执行军管任务、当上公安局长的，曾有其同事登门拜访试图打
听一些有关“五一六”的信息。谁知他眉头紧锁，苦恼地指着办公
桌上一大堆档案说：“你们看，我在北京市抓了许多‘五一六’， 关
在监狱里，材料一大堆，至今我还不知道怎么处理呢！我在这里抓
‘五一六’，我妻子在江苏却被人家当作‘五一六’抓起来，至今
还关押审查啊!究竟什么是‘五一六’，我也说不清!”后来在“四
人帮”被粉碎后，刘传新慑于民愤自杀了。无独有偶，“中央‘五
一六’专案组办公室”主任公安部长李震，也“自杀”了。
但无论如何，全局性的“深挖五．一六”还是高调开展的。由
于运动的持续和扩大，据估计，全国因“五．一六”罪名遭殃的造
反派和无辜民众有几千万，其中几十万人被折磨致死，几百万人因
酷刑致残，三百五十多万人最终被关进了监狱，全国各单位几乎都
能够彻夜听到吊打“审查”“五．一六分子”的惨叫声（作者本人
当时在南京七四一厂就亲耳听到过，而且知道不少人被当作
“五．一六分子”抓了去，大学的马姓同班同学就是其一）。
不过，不管广义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如何如火如荼，由于
毛泽东的在世和毛江集团的占据中枢，王洪文这个“文革”造反派
的标杆人物还担任着中共中央副主席，因而不可能将进入各级领导
班子的“文革分子”统统清除，他们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大
规模清理“三种人”行动中被剿灭的。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206
“清查五.一六运动” 的“接续”：清除“三种人”和启用“逍遥
派”
如前所述，“清查五.一六”运动从一九六七年就开始发酵了，
一直延续到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方才告一段落。但重要的问
题在于，它实际上又变相地以清除“三种人”（即所谓“追随林彪
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
的名义延续，直到把“四人帮”时期已爬上高位的“文革造反派”
人士统统打掉，这一过程才真正结束。这也是所谓“清查五．一六
运动”乃是中共癌变了的干部路线之发端的基本含义。邓小平时期
清理“三种人”的行动不过是“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接续，其实
施主体都是中共党内传统势力，打击目标最终都指向了广大的社会
活动人士，其中包括许多不甘做中共驯服工具和顺民的广大热血才
情人士。
进入中共“后三十年”、邓小平时期后，中共可以理所当然地
放手清剿“文革”活跃分子，主要表现为发生在一九八一至一九八
六年的清理“三种人”这一场小型政治运动，主要标志是一九八二
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
问题的通知》，以及一九八四年七月三十一日发出的《关于清理“三
种人”的补充通知》。这些通知所要贯彻的是陈云的多次讲话“关
于提拔中青年干部问题，我要说的另一句话是：在‘文化大革命’
期间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
抢分子，这‘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已经提拔的，必须坚决从
领导班子中清除出去。 为什么一个也不能提拔呢？因为这‘三种
人’如果进到领导班子中，若干年后，到了气候适宜的时候，他们
就会跳出来兴风作浪，再次危害国家，危害人民”，说到底就是要
在中共主导的主流社会中对“文革”中的活跃分子实行“斩草除
根”。
与清除“三种人”相配套的一面，则是启用“逍遥派”，而
“逍遥派”这个用语本身也见诸于陈云的讲话。所谓“逍遥派”，
就是文革发起后各学校和单位中因种种原因不介入运动的“旁观
者”，典型代表人物是王兆国和胡锦涛（这是中共敕封的，有邓小
平的言论为证）。于是，在八十年代中期中共搞起培养提拔后备干
翁寒松 文革中“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后果
207
部的“第三梯队”时，大量纳入的是这一类的人，王兆国、胡锦涛、
温家宝这些人后来得以进入中共中枢、祸害中国数十年，就是一点
都不奇怪的了。
不仅是中共“第三梯队”的选定有着“逍遥派”背景，那一时
期大量通过“科举”上来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在“政审”时其实也
都要过是否“三种人”这一关。相应地，如果是“逍遥派”，就要
吃香许多。这样，“逍遥派”和大量通过“科举”上来的“草根”
的组合，就左右了随后几十年中国政治的格局、社会的走向，结局
就是今天这个从头烂到脚的腐败中国。
“清查五.一六运动”的社会后果
从“清查五.一六运动”到清理“三种人”再到启用“逍遥
派”，这是一个完整的社会清洗过程，其社会杀伤面极大，打击排
斥了一代有血性有才情的中国人，大伤了中国的元气。
斗的产物，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丑恶和荒唐的事件，但是在
愚昧驱使下积极投身到文革中去的广大的中国人，却并不是主观故
意去干坏事的，在那个时代这种“投身革命”是一种忧国忧民、报
效国家的方式，甚至是唯一的方式，其他具体方式都是统摄其中的。
完全可以说，当时任何有理想有报负、有激情有才能的人，都不可
能不卷入“文革”的大潮中，中国的精英分子表现得更活跃些就更
是在所难免。
相应地，在那样一种急风暴雨的形势中能当“逍遥派”的人，
决不可能是什么有好的判断、立场，而完全是一批极端自私懦弱、
实用主义的冷血动物，同时也是一批巧言令色却平庸之极的小人，
王兆国、胡锦涛、温家宝这些人就是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既然是这
样，冲着“文革”中的活跃分子去的“清查五.一六运动”、清理
“三种人”和启用“逍遥派”会有什么社会后果，就是不言而喻的
了。
近三十年的实践表明， 邓小平的中共凭着一己之私和小肚鸡
肠，不仅把中国一代有激情和才华的人浪费掉了，而且也把中共带
入了一个“两蛋（坏蛋和笨蛋）上天”的、比后党专权还坏的宦官
架构时代。大量原本为中共看家护院、牵马抬轿的小喽罗、于连式
“草根”分子，占据了中共营造的“伪上流社会”，形成了中国历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208
史上新一轮别样的刁民起义、农村二流子进城，尽管是打着“知识
改变命运”等幌子。 其结果把中国人民搞成了“在道德文化上亡
国的臣民”， 而腐败也成了中共超越中国上下五千年的“突出成
就”。直到江泽民、胡锦涛这人把中共这艘船凿得快沉了，许多中
共既得利益者才感到了被一起淹死的恐惧，才开始理解中共大员陈
云当年关于“还是自家孩子靠得住”的另一番含义。
而广大自私愚昧丑陋的中国人在看到台湾的陈水扁贪腐巨案
之后（陈水扁等台湾草根也是一样的逻辑，靠装人、骗人、打悲情
牌、造谣起家，上位后就庸而无能，大肆贪财），才多少醒悟到：原
来草根是贪腐起来最没有底线和最不亲民的；草根和人民性不但没
有内在一致性，相反是一种逆相关关系，因为富有是他们报复社会
的金钱拜物教，而为了达成富有则毫无底线。但到此时，他们放眼
望去身边已被这样那样强吃强喝的草根出身“老虎”和“苍蝇”
所包围了。
在另一方面，“清查五.一六运动”和清理“三种人”，也赤
裸裸地暴露了中共的特权行为，强化了“太子党”的特权地位。在
清理“三种人”过程中，中共高层有意识地将文革初期大搞打砸抢
的高干子弟剥离了出来、保护了起来。
一九八四年，在负责“第三梯队”建设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青年
干部局局长李锐、处长李志民的操控下（这更能说明从“清查五.
一六运动”、清理“三种人”、启用“逍遥派”直到“第三梯队”
建设是一条有机的链条），文革中血债累累的“红卫兵西纠”头目、
高干子弟孔丹等人“向”陈云写了信，为“老红卫兵”辩护，目的
是与“三种人”撇清。 结果陈云、胡耀邦等人不仅立即批示，而且
还郑重其事地以中共政治局会议文件的形式下发， 可见用心之良
苦。
孔丹在其《难得本色任天然》一书中公布了这些批示：
中央政治局会议文件[1984]2 号
孔丹、董志雄同志给陈云同志的信
耀邦、（剑英暂不送）、小平、紫阳、先念同志：我建议将
此信和陈楚三的材料均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并加发整党指导委
员会和中组部。孔丹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有关部门应当研究。这
翁寒松 文革中“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后果
209
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是第三梯队的选拔
对象。清理“三种人”是一场政治斗争，要防止有人将水搅浑。
像陈楚三这样的人要特别警惕，绝不能让他们混进第三梯队，但
也要给出路。
陈云八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按陈云同志的意见办。先送小平、紫阳、先念同志阅批。然
后请乔石同志将所有批语及材料印成政治局文件，发各同志。
胡耀邦二月二十八日
李先念同志批示：
完全同意。三月一日
（小平、紫阳、乔石同志已阅）
结果可想而知，一些“文革”中身上有血债的高干子弟非但没
有被清理，反而在后来的岁月里要么官运亨通，要么招财进宝，有
的甚至成为富可敌国的人物，而他们的财富都是通过特权而不是聪
明才智和奋斗得来的。孔丹本人就担任了光大集团总经理、中信集
团总经理、董事长等职务。可以说，清理“三种人”过程中对再“三
种人”不过了的一些高干子弟的刻意放水，既深刻反映出中共只打
击自己视为异己力量的社会活跃分子的本来面目，也是造成后来社
会道德滑坡、腐败蔓延的重要动因。
重要的是，中国的高干子弟、太子党，从总体上看，实在是连
八旗子弟都不如的纨绔一群，真有点本事的人风毛麟角。这些人到
现在为止仍停留在“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境界上，有着一种流淌在
血液中的好高骛远、好大喜空和不可一世，不由自主地就会表现出
一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和幼稚的轻狂。这些人虽不像“草根”那样
心理阴暗、骨子里带有因反社会心理底蕴而通过“科举”等路径吹
牛拍马往上爬的品性，报复起社会来也不像他们那么颠狂（比如有
草根官员贪了两个亿锁在屋里不消费，却还穿着寒酸的衣服骑自行
车上下班），但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特权的表现，是和社会民主架
构格格不入的，何况他们攫取国民财富时又是那么心安理得、巧取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210
豪夺。所以这些人在中国“后三十年”之游走于官场，同样也是一
种社会负能量，是反社会的力量。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近三十年的中共官场，贪腐是和平庸密切
相关、丝丝相扣的，贪官和庸官一体化，这是“清查五.一六运动”
和清理“三种人”后，猬集中国官场上的“草根”和“太子
党”“两蛋”们的共同特点。著名女哲学家阿伦特提出的“平庸之
恶”，在中国社会表现的特别突出。胡锦涛就再典型不过了，不仅
平庸至极、阴险狡诈之极、装蒜至极，经济上也并不干净（比如，
他一爬上总书记高位，其在江苏泰州老家基层的妹妹，就立即被江
苏省吹牛拍马的领导层安排入住了位于南京西康路和宁夏路之间
的专盖豪宅）。连过去以他为招牌的“清华人”，都深以他为耻。
事实上，在当今中共官场“打虎拍蝇”的背景下，遇到的最大
麻烦已不是贪腐而是平庸 （中共近期列出的四种“可上可下”干
部，前三者都是平庸无能性质），其打掉的贪官已没有社会人力资
源可以代换；出现了某种政治空窗期，成为了当前中共执政危机的
突出表现。由此也可看到，中共本身也在为“清查五.一六运动”、
清理“三种人”、启用“逍遥派”付出政治代价。
总之，通过观察从“清查五.一六运动”发端、到清理“三种
人”、启用“逍遥派”直到“第三梯队”建设的过程，总结起来看，
应当说当今中国社会的糜烂、这一代至两代贪官的基因“培植”，
根子都在邓小平、陈云这些中共大佬身上等人。这些人实际上都只
有小学文化水平，在中共这架绞肉机中历练了一番变得阴险狡诈，
就号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改革的总设计师”来支配全
中国人民，实在是中国的不幸、悲剧。
由此可以思考的重要政治结论，就是民主对于中国的含义、意
义、价值究竟是什么？
民主对于中国的含义、意义，归根到底是一人一票、政党轮替
和有效的监督弹劾制度，只有请到这个“德先生”，才能摆脱中国
从古到今通过暴民造反和科举做官这两条线共同和交替为用毁坏
中国社会、致使它无法形成公民社会、法制社会的恶性循环，摆脱
门阀贵族势力和庶族豪强势力此起彼伏的缠斗。
因为通过一人一票、政党轮替和有效的监督弹劾制度，就彻底
清除了产生上述现象的社会土壤，出身不论贫贱，都需在阳光下展
翁寒松 文革中“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后果
211
示自己的心态、素质和方略让选民透析，从而获取公职，民众即使
选错了人即便不弹劾也不过干一个任期灰溜溜甚至臭哄哄地下台。
当然，现今集中到一点，就是应摆脱中共的一党独裁，不让其
因一己私利和小肚鸡肠致使文革和“两蛋上天”的悲剧在中国重
演。
文革时期军内的一场大搏斗
贺龙案辨析
He Long Case: A Power Struggle in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丁凯文
Ding Kaiwen
作者介绍：
丁凯文，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硕
士研究生毕业，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助理研究
员，从事中国现代史研究。现居住美国，从事中国文革史及林彪
事件研究。近年来主编出版《重審林彪罪案》、《百年林彪》，
著有《解放军与文化大革命》，并与司马清扬合著《找寻真实的
林彪》。
内容提要：
贺龙是文革期间被打倒的军队最高级将领之一，贺龙的倒台
实际上是解放军内继罗瑞卿倒台后的又一次“军内路线斗争”，
是罗瑞卿事件的延续。在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斗争中，贺龙不仅没
有旗帜鲜明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反而陷入与林彪权力的争夺当
中，贺龙由此被毛泽东抛弃，成为是军内与林彪权力角逐中的失
败者。
关键词：
毛泽东、贺龙、林彪
丁凯文 文革时期军内的一场大搏斗
213
贺龙在文革前是中央军委主管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亦曾是中国
人民解放军排名第五的元帅，在军内享有盛誉。然而贺龙却在“文
革”期间被打倒，被批为“保皇派”、“大土匪”、“大军阀”，1967 年
1 月经毛泽东批准，在周恩来的亲自操作下，贺龙被隔离审查，1969
年 6 月 9 日不幸病逝。林彪事件发生三年后贺龙才被中共中央恢复
名誉。长久起来，官方的宣传工具都将贺龙被迫害致死归咎于林彪
和江青的迫害。如 1982 年 10 月 16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
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该《决定》说：“在贺龙同志病情恶化
后，林彪、江青一伙不但不采取应有的抢救措施，反而使用了促使
其病情恶化的卑劣手段，致使贺龙同志于 1969 年 6 月 9 日含冤逝
世。”贺龙的倒台是文革期间解放军内部发生的最严重的一场内斗，
贺龙因此身陷囹圄，最终含恨去世。剖析贺龙案对我们认识军队与
文革的关系有重要的意义。
一、贺龙倒台的前奏
1965 年 12 月 8 日至 15 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央政
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的主旨是揭发批判罗瑞卿，参加会议者共
61 人，其中政治局常委 6 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
彪、邓小平；政治局委员 7 人：董必武、陈毅、李富春、贺龙、李
先念、李井泉、谭震林；政治局候补委员 5 人：乌兰夫、陆定一、
陈伯达、康生、薄一波。此外还有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有
关负责人等。为了解决罗瑞卿一个人的问题，会议如此兴师动众且
规格之高乃前所未有之事，足见毛泽东对此事件的重视，也只有毛
泽东动用中共中央主席的权力才能做到。
罗瑞卿事件实际上是军队内部的一场内斗，林彪、叶剑英、聂
荣臻等一些老帅和军内一些将领们都认为罗瑞卿搞了小圈子，不尊
重老帅，与军内老帅们关系紧张、不睦。罗瑞卿时任中共中央委员、
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总参谋
长、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公办主任、人大常委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214
委员等，位高权重，不免滋生霸气，颐指气使。这些矛盾逐渐积累、
尖锐，乃至恶化，军内遂形成一股强大的倒罗力量。
上海会议确定了处理罗瑞卿问题的五条意见：
一、性质严重，手段恶劣。
二、与彭、黄有别。
三、从长期看，工作有一定的成绩。
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五、领导有责。
“处理两步走，调动职务、不搞面对面，冷处理。”
上海会议之后，罗瑞卿在军事系统的所有职务皆被解除。罗瑞
卿的实权性职务一分为二，叶剑英出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杨成武出
任代总参谋长。叶剑英、杨成武和总政主任萧华，成为 1966 年间
实际负责处理军委日常事务工作的三驾马车。
此次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解决罗瑞卿问题一个重要的特点是，
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贺龙完全被蒙在鼓里，事前毫
无所闻。而军内其他老帅和将领们都被叶剑英打了招呼，对上海会
议的召开心中有数。这一点，参与上海会议的邱会作、李作鹏都有
详细的回忆。叶剑英受毛泽东的委托不仅向除贺龙外的老帅们打招
呼，还向吴法宪、黄永胜、许世友、陈锡联、韩先楚等军内的将领
打招呼，目的就是提醒这些人不要陷入罗瑞卿、贺龙的小圈子里，
为在军内解决罗瑞卿问题做好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贺龙在飞往上海开会的飞机上还问刘伯承会议所为何来，却未
得到任何准确的信息。上海会议的召开打了贺龙一个措手不及，这
件事本身就说明了问题。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根本就不想让贺龙
与闻此事，理由只有一个，毛认为罗瑞卿的后台就是贺龙，而非林
彪，解决罗瑞卿问题很可能会牵涉到贺龙。但是，这次上海会议并
没有涉及到贺龙。显然，毛泽东在处理罗瑞卿事件时还是有自己的
分寸的，并不想一下子牵连太广。邱会作和李作鹏看望林彪时，林
丁凯文 文革时期军内的一场大搏斗
215
彪说：“主席定了，罗瑞卿的问题中央接手处理，对贺龙的问题，这
次准备不提，和罗瑞卿分开。”1
1966 年 3 月 4 日至 4 月 8 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小组会
议，会前叶剑英、杨成武向毛泽东汇报了批罗的准备和部署，得到
毛的批准。邓小平、彭真、叶剑英是此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角，具
体工作由叶剑英、杨成武负责，叶剑英在会议最后作了总结发言。
4 月 8 日会议结束，起草了《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此
报告随后送达毛泽东及中央常委审阅。军内如此重要的会议，贺龙
却根本没有参与，而是被毛泽东委派去中国的西南地区视察钢铁基
地攀枝花。4 月 9 日，贺龙回到北京，此时北京的中央工作会议已
在前一天结束了。
罗瑞卿事件自始至终，贺龙虽然贵为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
副主席，但是却完全被排除在中央及军委核心层之外，此时的贺龙
已然失宠于毛泽东。虽然，无论是上海会议还是北京会议都没有牵
扯到贺龙，但是随着罗瑞卿的倒台，贺龙再也无缘主持军委日常工
作，此时的贺龙实际上被毛打入了“冷宫”。罗瑞卿的倒台实际上成
为贺龙倒台的前奏。
二、毛泽东对贺龙的戒心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主要目的就是要打倒刘少奇。那么
毛泽东是何时下决心倒刘的呢？毛泽东自己对此有一个明确的说
法。1970 年 12 月 18 日毛泽东会见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斯诺问
毛：“有一个问题想提出来，即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
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回答说：“那就早啰。一九六五年一
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
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在那以前，他出
的书黑《修养》不触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2 从 1965 年
伊始，毛泽东就开始着手进行部署。
1 余汝信主编《罗瑞卿案》新世纪出版社，2014 年版，第 176 页。
2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80 页。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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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方面，在毛泽东的授意下，1965 年 2 月，江青到上海，在
上海市委的支持下，组织时任上海“解放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
姚文元执笔，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并得到市委书记处书记
张春桥的大力支持与协助。从 3 月到 11 月数次易稿。周恩来在 1967
年曾说：“吴晗罢官，是文化革命的一个影子。主席要点名，彭真当
耳边风，主席到上海组织力量，姚文元的文章是这样出来的。”3
武的方面，毛泽东开始南下各省，对各地军政大员们吹风打招
呼。毛泽东说得最多的就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
1965 年 5 月，毛泽东来到武汉，再次畅游了长江。 毛说：“长江，
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
们顶了他一下，也没有啥。”事后毛泽东重上井冈山这块当初割据
走武装斗争的革命摇篮，虽然表面看上去是故地重游，但实际上却
是以此激发自己的战斗豪情，准备开始一场新的大规模的战斗。
然而，毛泽东在发动一场针对刘少奇的斗争时，最关心的还是
军权是否牢牢在握，是否会被自己的对手抄了后路。毕竟苏联发生
的搞掉赫鲁晓夫的“宫廷政变”对毛泽东有深深的刺激。
1964 年 11 月，应苏共中央和政府的邀请，中国派出了以周恩
来为团长，贺龙为副团长的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 47
周年的庆祝活动。11 月 7 日，在苏联政府举行的招待会上却发生了
一幕令人惊诧的事件。苏联国防部长马里诺夫斯基当着众人的面，
对贺龙说:“我们的元帅服被斯大林玷污了，你们的元帅服被毛泽
东玷污了”，“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会把毛泽东搞掉
的。”虽然这仅仅是一个孤立事件，苏共中央事后也对中国代表团
道了歉，但是中国代表团却认为马里诺夫斯基是酒后吐真言，是苏
联人的真实想法。
苏联发生的“宫廷政变”和马里诺夫斯基事件引起了毛泽东的
警惕，尤其是对军权的高度警惕。此后的毛泽东一再提出要防止发
生反革命政变。
1965 年 10 年月 10 日，毛泽东同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说：“不
要怕兵变，不要怕造反。 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应该造
反……”
3 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
版，2010 年版。
丁凯文 文革时期军内的一场大搏斗
217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为了保证军权绝对掌握在毛泽东自己的手
中，军队中拿下罗瑞卿是第一步，罗瑞卿背后的贺龙自然也就在劫
难逃了。正如邱会作回忆所说：“贺龙与刘少奇、邓小平的历史和现
实关系就成了一个无形的纽带，把罗瑞卿联系起来了。原来‘毛泽
东——林彪——罗瑞卿’统帅人民解放军的概念模糊了，‘刘邓—
—贺龙——罗瑞卿’的模式为一些高级干部所习惯，这是毛主席没
有料到和最不愿意看到的。我认为这在客观上导致了罗瑞卿下台，
并为贺老总日后遭难埋下了祸根。”4
三、贺龙不批刘少奇
毛泽东在 1966 年 8 月初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向刘少奇摊
牌，他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不点名的指责、
批判刘少奇。周恩来随即配合毛泽东向军内将领们打招呼交底，传
达毛泽东的“大字报”精神。与会者有杨成武、张爱萍、萧华、许
光达、萧劲光、苏振华、吴法宪等人。周恩来将毛的“大字报”向
众人连续念了两遍，并说：“现在看来，多年的事实证明，刘少奇不
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了。主席原来想培养刘少奇当接班
人，现在看来不行了，他辜负了毛主席的希望。现在中央决定，把
林彪同志接回北京接替刘少奇，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现在先通知
你们一下，暂时不要再往下传，就你们知道就行了。”5 贺龙身为中
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不可能不对贺龙有所关照。
然而，贺龙的表现却不能让毛泽东满意。在批判刘少奇、邓小
平的党内生活会上，贺龙一直没有表态。换句话说，贺龙未曾向毛
泽东及时表忠，没有与刘少奇划清界限。毛泽东曾问贺龙：“你发言
了没有？”贺龙说：“还没有。”毛泽东说：“怎么不讲一讲？”贺龙
说：“报告主席，我上不了纲噢。”毛泽东没有再说话。会议期间，
贺龙还向萧华发牢骚说：“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照现在
这种搞法，好像是要在党内重新清理阶级队伍。这些老干部为革命
工作几十年，有的几次都差点被敌人杀头。他们是什么阶级，难道
4
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香港北星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7 页。
5
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 年版，
第 596 页。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218
党还不清楚？”贺龙不仅不批刘少奇，且认为党内根本不存在一个
“资产阶级司令部”，不认为刘少奇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实行
资产阶级专政”，更不相信这么多领导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
权派”。6 贺龙的这一立场和态度决定了自己倒台的命运。
贺龙的这个态度当然引起毛泽东的不快。事实上，毛泽东一向
非常重视与会者的实际表现和发言情况，以此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9 月 8 日，毛泽东叮嘱贺龙与林彪等人谈一谈，目的还想再争取一
下贺龙。9 月 10 日，贺龙来到毛家湾拜会林彪。林彪说：“贺老总
啊，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
贺龙说：“我干的是共产党，支持谁，反对谁，你还不知道？”7 林
彪与贺龙之间的谈话具体内容，现在已无从查考，据林办秘书张云
生的回忆，“贺龙走进大厅，林彪迎上前去。俩人握手寒暄后，林彪
请客人落座，内勤送上茶水，宾主谈话开始，气氛平静如常。”8
林彪这番话其实意在提醒贺龙，在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斗争中，
贺龙应该站在毛泽东一边。可是从贺龙的反应来看，贺龙不仅不买
林彪的账，甚至也不买毛泽东的账，(对于)林彪暗示贺龙应追随毛
泽东反对刘少奇,，贺龙来了个王顾左右而言他。林彪所言“贺龙的
问题可大可小”，说到底就是指毛泽东掌握着贺龙的命运，毛可以
将贺龙的问题压下来，“留中不发”，也可以对贺龙立案审查。毛泽
东如果不想打倒贺龙，没有任何人敢于立案追究贺龙的问题。
贺龙与林彪谈话后，还去拜访了其他几位毛泽东提到的党内领
导人。这几位领导人是谁，笔者无从所知，官史亦没有透露，但是
可以肯定不会是被打倒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里的人，应该
是老帅一级的人物，下一级的官员如吴法宪等也不值得贺龙这位军
委副主席纡尊降贵去拜访。
据贺龙传记所言：“由于这些人都参加了林彪主持的谈贺龙问
题的会议，所以对贺龙都很冷淡，贺龙便不多说话了，只是礼节性
地访了一遍。”9 显然，事态在此时已经很清楚了。
6
《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 年版，第 606-607 页。
7
李烈主编《贺龙年谱》，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第 782 页。
8
张云生、张丛堃《“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98 页。
9
刘秉荣《建国后的贺龙》，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年 12 月版，第 286 页。
丁凯文 文革时期军内的一场大搏斗
219
四、贺龙与军内的矛盾
在中央批判罗瑞卿之时，将已经去世的原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牵
扯进来。1966 年 5 月 16 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
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该报告称：“罗瑞卿为了实现他篡军反党的
阴谋，还背着党同一些和他气味相投的人勾勾搭搭，吹吹拍拍。罗
瑞卿和杨尚昆、杨献珍、刘亚楼、萧向荣、梁必业的关系是极不正
常的。”刘亚楼被当成罗瑞卿、杨尚昆的同伙受到批判。在空军中以
副司令员刘震为首借机向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政委余立金发难。
1966年6月至9月召开了中共空军党委三届十一次全体会议。
据吴法宪回忆：“从一开始，参加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的人就形成
了三派。这里面，我和余立金，以及军区空军和空军领导机关的一
部分人是一派，我们这派人是天天受气。刘震、成钧、曹里怀、徐
深吉、常乾坤、谭家述、王辉球等几个常委以及军区空军的另一部
分人是另一派，他们是天天出气。张廷发是孤立的，他一个人一派，
两边都不靠。”10 空军党委(?)刘震等人在 7 月初正式向中央军委递
交了控告信，罗列了二十五条意见，其中十条针对刘亚楼，另外十
五条针对吴法宪。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将吴法宪、余立金拿下。而这
些人却得到了贺龙的支持。
贺龙是红二方面的旗帜，虽然在罗瑞卿事件后不再主持军委日
常工作，但依然还是军委副主席。原红二方面军的几个干部成钧、
黄立清、廖冠贤、傅传作等人到贺龙处汇报空军党委会的情况。他
们说空军党委正在开会，空军的问题很多，到现在已经乱糟糟地开
不下去了，吴法宪已经不能主持会议了。贺龙则说：“这个会，吴法
宪、余立金他们不能开，你们就组织起来开嘛。有话就说，有问题
就揭嘛。”11
空军党委高层开会闹得如此不可开交，中央军委此时不得不介
入。军委秘书长叶剑英不赞成空军内部以批评为手段搞夺权斗争。
林彪在听取了叶剑英的汇报后也表态说道：“空军这个情况不正常。
刘亚楼、 吴法宪有缺点、 有错误，应当批评，但是这种做法不对
10
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 578-579 页。
11
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 年版，
第 579、590 页。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220
头。这是有人乘‘文化大革命’之机， 搞罢官夺权。” 与此同时，
林彪的意见也转给中共中央刘少奇处。
7 月 19 日，刘少奇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军委常委会
议，参加者有周恩来、邓小平、陶铸、贺龙、聂荣臻、陈毅。刘少
奇说：“空军党委全会的情况，按照共产党员的组织原则和修养来
看，都是不允许的。背着空军党委的主要负责人，背后搞非法的小
组织活动，也可以叫地下活动。由几个合伙搞罢官夺权，是绝对错
误的，此例不能开，一定要把问题搞清楚。”
7 月 20 日，中央军委召开常委会，叶剑英、聂荣臻、贺龙、徐
向前到会，传达了中央常委会的指示，批评了刘震等人。
7 月 21 日，叶剑英到空军党委全体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传达了
中央常委和军委常委的指示。12
空军党委会议后来因为林彪和中共中央的介入得到平息。林彪
特地给吴法宪打了电话，对吴说，“空军党委的这次全会，一定要全
部按照中央常委、军委常委和叶剑英副主席的指示办事。除刘震和
张廷发之外，一定要把空军的大多数人团结起来，从工作上、感情
上团结在一起，把空军的工作搞好。对犯错误的同志，主要是进行
批评教育，要抱着与他们团结共事的态度，不要伤害他们，只要他
们检讨认错，表示今后愿意在军委的领导之下，愿意在三总部的领
导之下，在空军党委内部团结一致、搞好工作，有这一点就行了。”
针对贺龙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林彪要求吴法宪写一个材料。在
林彪的要求下，吴法宪找了成钧等人，要他们实事求是地把这些情
况写出来，吴法宪和余立金还附上一封信称，空军党委会议有两条
线贯穿其中，一条是林副主席的红线，一条是贺龙为首的黑线。13
吴法宪、余立金这样的报告有言过其实、夸大其词的问题，但
是贺龙未经中央军委常委讨论就擅自对空军党委会表态，无疑有纵
容刘震、成钧等人在空军中搞夺权活动之嫌。海军在此时也发生了
类似的夺权斗争，后亦因中央的介入而平息下来。
12
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 1966-1976》，上，华文出版社，2002 年版，第 69-
70 页。
13
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 年版，
第 590 页。
丁凯文 文革时期军内的一场大搏斗
221
五、总参“八二五事件”与贺龙
1966 年 8 月 22 日，总参谋部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师以上干部
会议，由代总参谋长、党委书记杨成武作机关开展文革运动的动员
报告。下午总参通讯兵部有人到总参机关所在地旃坛寺贴大字报，
指责杨成武的讲话压制革命群众。此后总参的一些部、局也贴出大
字报，矛头对准当时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
8 月 25 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正确处理地
方学生要求斗争部队重点批判对象问题的意见。该指示的核心思想
是拒绝学生和群众组织在军内造反，军队的问题由军队自己处理。
这一指示显然与军内机关造反派思想格格不入，自然引起他们的强
烈反弹。
8 月 25 日，总参作战部和国防部外事局的一些人贴大字报，敲
锣打鼓，高呼口号，拿着质问信、抗议书等，质问代总长杨成武和
潘振武“压制群众罪责难逃”等等。当天晚上，外事局的大字报贴
出来了，作战部连夜开会，支持外事局群众“革命行动”的大字报
也贴出来了。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副部长雷英夫等带头签了名。
此时，解放军测绘学院刘清明也贴出批判杨成武的大字报，贺龙元
帅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亦贴出《炮打总参办公厅党委》的大字报。由
此，杨成武一时成为众矢之的。总参炮打杨成武事件刚刚发生时，
周恩来在第一时间就知道了。周立刻给杨成武打电话说：“人家都
要夺你权了，你还不知道。”14
8 月 30 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在军
委办公厅三座门紧急召开军委会议，萧华、张爱萍和杨成武等都到
会参加。叶剑英在会议作了指示。总政治部主任萧华讲了话，指出
王尚荣与雷英夫的做法是错误的，及时制止了事态的扩大。林彪认
为仅仅批评王尚荣、雷英夫是不够的，坚持撤销此二人的职务。
8 月 31 日召开的军委常委会上，林彪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并得
到与会者的赞同，会上决定撤销王、雷二人的职务，并命其交代问
题。
14
陈虹《总参“八·二五”事件真相》，《党史博览》，1999 年第 9 期。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222
现在并无史料证明总参“八二五事件”与贺龙有关，但是由于
中央军委里林彪、叶剑英都强调军队的稳定，不能开展地方式的夺
权斗争。联系到空军、海军因文革而发生的动荡事件，林彪必须要
将军内夺权势头立刻压下，严厉处理王尚荣和雷英夫能起到杀鸡儆
猴之效。由于在这次事件中，贺龙办公室的人也卷入这场斗争，贺
龙本人难免被牵扯进来。
1967 年 2 月 3 日， 毛接见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巴卢库时说：
“比如杨成武，他是代总参谋长，总参管好几个部，其中一个作战
部的部长、副部长写大字报要打倒他。那是贺龙挑起来的。”15
据贺龙传记记载，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为了军队的稳定，制
止了海空军发生的夺权斗争， 这也是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认同和批
准。林彪对此亦指示，海空军现有的领导班子不动，但是贺龙对此
却有异议，贺龙表态说：“个别的也可做些调整嘛。”16
无论是空军、海军还是总参内部的斗争，都是在中共中央批判
罗瑞卿“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大前提下召开的，又与军内高层长
期以来积累的矛盾相关联，在这些矛盾和斗争之中亦不免参杂了以
往的山头或个人之间某些恩怨，而借着会议批判罗瑞卿之际爆发出
来。
文革初期，空军、海军和总参发生的事或多或少都牵涉到贺龙。
贺龙身为军委副主席，对军队发生的事件发表看法作指示并无什么
不妥。问题在于军队的实际当家人是林彪、叶剑英，而杨成武又是
毛泽东、林彪极为信任的军内人物，连周恩来都提醒杨成武有人要
夺他的权。 贺龙作为军委副主席在那个混乱的局势下更需谨言慎
行，对军内的矛盾不轻易表态，不授他人以柄。此外，贺龙在表示
自己的意见之前应与林彪、叶剑英作必要的沟通。军队不是地方政
权，绝不可以发生任意夺权的事件。
总参“八二五事件”成了贺龙倒台的那根压倒骆驼的最后一颗
稻草。
15
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
版，2010 年版。
16
《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 年版，第 609 页。
丁凯文 文革时期军内的一场大搏斗
223
六、毛林周决定拿下贺龙
在拿下贺龙之前，毛泽东特意在 9 月 5 日将贺龙请到中南海以
示关怀，毛对贺龙褒扬了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
能联系群众”。 9 月 9 日晚，毛又让秘书徐业夫给贺龙打电话说：
“经过和林彪还有几位老同志做工作，问题解决了，没有事了。你
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
然而，就在 9 月 8 日，林彪受毛泽东委托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
开了军委常委扩大会议，出席者有军委副主席林彪、陈毅、刘伯承、
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其他与会者还有萧华、杨成武、王新亭、
刘志坚、邱会作等人。根据会议记录：
主持会议的林彪说：“今天谈谈贺龙同志的问题。在主席那里
谈过两次，主席已看了空军的材料，总参的材料。他的材料很多，
只选看了一些综合性材料。主席的意思，要在高级干部中打个招呼。
主席已找贺龙同志谈了，要他以后不要这样搞，人家不满意。贺龙
同志说，有些是事实，有些不是事实。主席找我、剑英、陶铸同志
谈，主席说贺同主席的关系不好。”
“我们元帅中间，除了彭德怀外，贺是最不好的一个。”
“过去早有苗头了，因为不那样紧急，所以拖着没有谈。我从
没有同主席谈过。这次他搞到总参来了，利用外事局这样小的一件
事，要把杨成武同志搞掉。要打倒杨成武，换上许光达。”
“在空军大闹要搞掉吴法宪，就是他煽动的。打掉吴法宪，替
成钧开路。”
“空军开会期间，贺那里是地下司令部。”
“海军他想扶苏振华，搞掉王宏坤、李作鹏、张秀川。”
“材料很多了，总参、空军、海军、工程兵、政治学院、国防
工办、公安部、卫生部，到处发现他伸手夺权，……他同彭真、罗
瑞卿、杨尚昆关系很密切。”
“现在主席说要向高级干部打一个招呼。”17
17 王年一《关于贺龙冤案的一些资料》，载《党史资料研究》1992 年第 6 期。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224
据邱会作回忆：“林彪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后说身体不舒服退
席了，叶剑英组织继续开会。军委常委们对贺龙进行了批评和批判，
陈毅、聂荣臻的发言非常尖锐，平日很少说话的刘伯承也说了不短
的批评话。结束时，叶剑英交待会议内容绝不许外传。会后，还扩
大了一些军兵种正职首长秘密地到叶剑英家里看过贺龙历史上通
敌嫌疑的原始材料，向大家打了招呼。”18
另据黄永胜回忆：“彭德怀专案组、贺龙专案组，都是周恩来总
负责。”，“打倒贺龙，我正在北京，那时我还是广州的司令。萧华来
找我，说要带我参加一个重要会议，我不想去，认为北京的事与我
没什么太大关系。萧华说会议非常非常重要，你去了就知道了。我
跟萧华一起去了西山，会议是元帅叶剑英主持的，讲打倒贺龙的事，
元帅刘伯承作了长篇发言，讲贺龙是大军阀、大土匪，讲了好几个
小时。这就给贺龙定了调子。”19
就在 9 月 8 日同一天，周恩来在中央碰头会上就贺龙问题打招
呼。据《贺龙年谱》记载，周恩来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决定成
立贺龙专案组，并责成中央专案小组写出立案报告，报毛泽东、林
彪批准。20
毛泽东的态度实际上已将贺龙推到敌对势力的一方，点名贺龙
应为“八二五事件”负责。这一年，北京又发生了所谓的“二月兵
变”。1966 年 2 月北京军区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从外地调来一个
团归北京卫戍区建制，平时担负民兵训练、社会治安等任务，战时
作为扩编地方武装的基础。该团刚来北京时一时没有合适的营房，
曾联系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借房未果。7 月份被一些阶级斗争警惕
性高的学生们当成政变的蛛丝马迹，渲染夸大。而此事又被中央文
革小组的康生等人抓住不放，将贺龙与彭真等人一同牵扯进来，同
时也牵连了不少贺龙一系的人马。8 月 14 日贺龙的老部下、国防部
副部长兼装甲兵司令的许光达大将被捕，后被专案组诬为“贺龙案
的二号人物”，是“二月兵变”的总参谋长。
1967 年 1 月，国防部副部长、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也因贺龙案
受到牵连而被关押审查。据知情人透露，正是由于原红二方面军的
18
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香港北星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70-71 页。
19
黄正《军人永胜－原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前传》，香港新世纪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549 页。
20
李烈主编 《贺龙年谱》，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第 781 页。
丁凯文 文革时期军内的一场大搏斗
225
人成钧、廖汉生等人的揭发，为中央专案组提供了“重磅”材料，
从而作实了贺龙的“兵变阴谋”。邱会作回忆说：“贺龙是被认为和
刘少奇搞到一起去了，再加上他最亲信的部下有份量的‘揭发’，才
加重了他的‘罪行’。”21
有关贺龙被关押审查一事，吴法宪回忆说：“关于贺龙的问题
是毛泽东亲自决策的。据我所知，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泽东和周恩
来两个人在中南海专门研究贺龙的问题。后来周恩来告诉我，那天，
毛主席决定对贺龙采取隔离措施，并要他亲自去落实。他先在北京
西郊的山区找了一所房子，要北京卫戍区预先作了安排。然后，他
把贺龙找到中南海，先是问贺龙：‘听说你身上带了手枪？’贺龙说：
‘有一支。’于是，他要贺龙立即交出身上携带的手枪。待贺龙交出
手枪后，他便要警卫部队把贺龙夫妇送到北京西郊的山区。从此，
贺龙夫妇便失去了自由。”22
大陆官方的贺龙传记将这段过程作了加工美化，贺龙传记称：
1967 年 1 月 19 日，周恩来与贺龙谈了一次话，谈话时李富春也在
座。周恩来说：“我这次谈话代表党中央、代表党组织的。本来江青
同志也要来，她临时有事没来。”周还说“林副主席最近讲了很多你
的问题，说你到处插手，插手空军、海军、通讯兵、装甲兵。说你
不宣传毛泽东思想，反对突出政治，毛泽东百年之后不放心。”，“还
有洪湖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夏曦、关向应、你都有责任，这些问题
你要好好想一想。”“你不要说了，毛主席不是和你谈了嘛，他要保
你，我呢，也是保你的。”，“我给你找个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到
秋天，我接你回来。” 贺龙听了周恩来这番话，伤心地说“我没想
到把我看成这样的人。”23
周恩来口中所谓的“休息”云云不过就是关押审查的代名词，
至于周恩来所言的“秋天去接贺回来”一语更是一个让人望梅止渴
的遁词。可以说，是周恩来亲自动手软禁了贺龙，亲手将贺龙送进
了北京西郊的监管地。1 月 20 日凌晨，贺龙与夫人薛明一起被押送
到北京西山象鼻子沟国务院战时指挥部。
21
程光 《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香港北星出版
社，2010 年版，第 342 页。
22
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 年版，
第 637 页。
23
刘秉荣《建国后的贺龙》，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年版，第 296 页。 还见
总参《贺龙传》编写组《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 年版，第 613 页。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226
七、历史问题置贺龙于死地
毛泽东打倒贺龙仅仅以现实材料似嫌不够，那些毕竟还仅仅是
党内矛盾或军内矛盾。要想真正在政治上打到贺龙还需要从历史问
题上寻找突破口。贺龙被毛泽东立案审查后，贺龙有下列几个问题
被突出出来：
（1）晏章炎揭发贺龙通敌；
（2）烈士段德昌遗孀揭发贺龙杀害段；
（3）李仲公揭发贺龙通敌。
关于段德昌被害一事，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湘鄂西苏区肃反扩
大化的结果，也是当年中共党内执行极左路线造成的恶果。贺龙作
为当时苏区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负有相当的责任。惟所谓的贺龙“通
敌”事件起到了中央专案组欲置贺龙于死地的重要作用，从李仲公
的揭发一事可以看出中共是如何从事专案工作，如何入人以罪的。
李仲公与贺龙的交往始于 1927 年的北伐战争。当时李仲公以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长身份随蒋介石出师北伐进驻长沙，贺
龙由湘西遣派其部下毛景周到长沙面见李，请求收编，给予名义和
款械，随从北伐。李遂向蒋介石进言委任贺龙为国民革命军师长。
1927 年宁汉分裂时，李曾被武汉国民党中央下令拘捕，交由唐
生智、贺龙完成，后李被保释出来。这也是李与贺之间唯一一次个
人之间的恩怨，在当时也是各为其主。
1929 年（或 1930 年）春夏间的一天，担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
长的李仲公在南京交通部接待了一名持有贺龙信件的“密使”，李
看完来信后，将信留了下来，来人要求回信而被李拒绝。随后，贺
龙又两次派人送信而要求回复，均遭到李的拒绝，将来信扣留下来，
没有转报蒋介石。
1949 年 7 月，李仲公与卢郁文等原国民党立法委员联名发表
了起义宣言，通电拥护中国共产党，脱离国民党政权。
1950 年 7 月周安排李担任政务院参事。在北京，分别应周总理
和郭沫若之邀，李仲公两次与贺龙在饭桌上相见，见面握握手，礼
丁凯文 文革时期军内的一场大搏斗
227
节性的打招呼而已，没有直接交谈过。24 从历史上来看，李仲公与
贺龙之间过往仅仅是一般性的交往，也谈不上有什么很深的个人恩
怨。
1967 年初贺龙被软禁于北京西山象鼻子沟国务院战时指挥所，
李仲公所在的国务院参事室也多次开会，要求参事们写材料揭发贺
龙的历史问题。
从 1968 年 2 月 29 日起，中央专案组就派人多次到李仲公家了
解贺龙历史上的问题，威逼李揭发贺龙的历史问题，甚至公然威胁
对李实行抄家。李仲公全家陷入恐慌。李仲公的女儿李幼华说：“父
亲一直不清楚信到底还在不在，本来就没想理睬这件事，所以也没
有去找。这时，我们也不得不找了，否则抄家找到就很被动了。于
是我母亲、姐姐和我三人翻箱倒柜，把家中的各个角落都认真地翻
了一遍，在父亲的一堆旧文件书报中，终于翻出了署名‘贺云卿’
的两封信，全家都呆了。”25
贺龙写给李仲公的这两封信的内容，根据李仲公留存下来的抄
录件是这样的：
“(一) 仲公吾兄次长勋鉴：前此被严仁珊等之欺骗，既予
兄之难堪，复陷龙于绝境，至终无以自解，至今每一思及恨痛交
并，故去、今屡拟托熊贤卿、贺贵严诸兄代向中央解释，藉明心
迹，终以山河阻隔，音问无由，恂恨事也。近阅报章，始知冯逆
叛状益彰，全国声讨，弟亦为党员一分子能不愤慨?甚愿率所部
万余健儿就近直捣逆巢，灭此朝食，以报党国而慰主座，伏乞我
兄代呈主座为荷，馀不一一，诸希亮察，如能帮忙，即请设法示
复，以便正式派人晋京面候教益矣。手此。敬叩勋安。弟贺云卿
亲笔上，五、十六。
(二) 仲公吾兄次长勋鉴：前函计达，十六年秋间之事，完
全为奸人利用结果。虽促成宁汉统一，而弟一人之牺牲，其痛苦
不可言状。始知今日之政治须多受教训方能渐得其中之奥妙矣，
弟本武夫且生性忠实，何能快慰，应付当今千变万化之时局耶?
不能为天下人谅者理应然也。爱我如兄将何以教我?前言皆系至
24
李幼华《李仲公上交贺龙信的前前后后》，载《文史天地》，2009 年第 11 期。
25
李幼华《李仲公上交贺龙信的前前后后》，载《文史天地》，2009 年第 11 期。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228
诚，务求敬代陈主席，请求一切为盼。临颖神驰，不禁依依，此
叩大安。弟贺云卿亲笔上，五月二十六日。”
李仲公夫妇经过几天的思量，最后决定交由周恩来处理是最好
的选择，也认为周是很了解李的为人和贺龙的历史的。李仲公将贺
龙信托人送交周恩来后，很快就得到周的答复，周恩来办公室来了
一个人到李家，很客气地说：“感谢仲老对革命的支持，仲老的信总
理已收到，总理让我们转告希望仲老注意保重身体!”
26 从周恩来
的答复来看，周恩来对此是欣慰的，对能发掘出这么重磅的揭发贺
龙的炮弹是满意的。这两封贺龙的信件日后成为贺龙投敌叛变的
“铁证”。
历史上贺龙是否写过这样的信是史学家深入研究的课题。 然
而，退一万步讲，就算这两封信都是真的，那也不过就是在那个特
殊年代严酷斗争环境中通常会采用的一种斗争策略，目的在减轻国
民党的军事清剿压力，谋求革命队伍发展空间，不能因此判定贺龙
真有叛变共产党或投奔国民党之意，亦不影响贺龙对中共革命事业
所做出的贡献和历史地位。
其实，中共中央很早就开始了对贺龙的审查。据邱会作回忆，
大约在1966年秋天，在北京的各军兵种负责人被通知到京西宾馆，
由萧华、杨成武带队乘车去叶剑英家看有关贺龙的材料。周恩来还
曾特别交代萧华、杨成武重点是看贺龙通敌的材料。叶剑英对军队
干部说：“主席对贺龙很不放心，不少人揭发了他的问题。整理了一
些材料，大家来看一看。总理刚才打电话来，特别强调要注意看投
敌问题。”这些材料大都来自贺龙比较亲信的部下的揭发材料，仅
有一份是周恩来提供的一封信，此信是贺龙写给其一位国民政府任
职的旧交。27 李作鹏对此也有回忆，李说：“1966 年深秋的一天，
军委办公厅通知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到京西宾馆集合，有什么
事情也没有说。大家到齐后，由杨成武、萧华带领，随即乘大轿车
到西山叶帅家里，在叶帅家会议室内摆了不少揭发贺龙的材料。叶
帅当时说，这次看贺龙材料是根据毛主席‘在小范围内打招呼’的
26
李幼华《李仲公上交贺龙信的前前后后》，载《文史天地》，2009 年第 11 期。
27
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下，新世纪出版社，2011 年 1 月版，第 884-885
页。
丁凯文 文革时期军内的一场大搏斗
229
指示而进行的，并要大家看材料。”李作鹏当时即感到“可能中央很
快就要公开揭发批判贺龙了。”28
八、周恩来主持贺龙专案组
国内有关贺龙的传记都将贺龙受到迫害归结为林彪、江青和康
生身上，完全回避了周恩来这个中央专案组组长的责任。
据杨成武的回忆：“1959 年庐山会议，发生了彭德怀的问题，
会后设立了彭德怀、黄克诚专案组，当时由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
理负总责，具体的专案组长是贺龙兼任的。文革中，贺龙被列为专
案后，组长仍由周总理接任。”29
另据王力回忆：“中央还有一个重要的机构是专案组。……专
案组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是平行的，都是直属中央常委，也就是
对毛主席直接负责。”，“专案组机构的成立开始于一九六六年五月，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成立一个处理彭、陆、杨这几个人的机构，罗
瑞卿除外，他由军委处理。另外加一个田家英。当时毛主席同江青
不在北京，根据毛主席指示，由刘少奇主持，成立一个组，分别同
四个人谈话，处理他们的问题。这个组少奇同志决定由周总理总负
责。下面分四个分组。……一个是彭真的组，由周总理亲自负责，
一个组是康生负责，一个组是陈伯达负责。第四组安子文是组长，
成员由王力、戚本禹，在周总理统一部署下工作”。30
中央专案组的组成后来随着形势的改变有所变化，但是周恩来
作为专案组的总负责却一直未变。
那么周恩来是如何负责专案的呢？据邱会作回忆：“重要的专
案周恩来直接管理。对受审查的人，有个不成文的划分方法在实行，
即按职务等级划分。周恩来亲自抓的是‘三副’以上的人，即原国
务院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以上和曾任过政治局委员、
书记处书记的干部，由周亲自管。还有些地位不在‘三副’以上、
但在国内外影响大的人物，如廖承志等，还有些重要的民主人士和
28
李作鹏《李作鹏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 年版，第 568-569
页。
29
杨成武《我所知道的中央专案组二办》，《纵横》2000 年第 1 期。
30
王力《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 年版，第 726 页。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230
统战对象，如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等，有
了问题也要报告总理办公室处理。”“各专案组直接向周恩来负责，
没有任何中间环节。负责的包括关押、审查、外出提审、接受批判、
生活起居、转移、看病、可否有亲属探望等，非常细致周密。1967
年 4 月我去解放军总医院有事，偶然看到第十四病室有中央警卫团
的人把守，颇感奇怪。总医院政委对我说，是周总理直接把他叫去
安排罗瑞卿住院的，特别交代，来人须经过中央警卫团和办案人员
允许方可入内，有事直接报告他（周），不得扩散。总医院政委强调
说，‘那的事都是总理办公室直接联系的，因为总理有交代，我们
（总医院）没有向邱部长报告’。”31
吴法宪也有类似的回忆：“专案组具体工作人员和负责人，由
军委办事组，根据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决定从部队选派。专门抽掉了
一批军、师一级的干部。每个专案组少则十几人、多则几十人。我
记得前后一共从部队抽掉了三次，一共大约是五百多人。所抽掉的
人员在北京集合以后，就由周恩来带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召集
他们开会，讲话，说明任务的重要性，布置工作。周恩来每半个月
就在人大会堂的东大厅，主持召开一次专案组全体工作人员会议，
四、五百人全部到会，然后由每个专案组依次汇报工作。会议常常
一开就是一夜，从晚上的八、九点钟一直开到第二天的拂晓，大家
累得不行就散会。”32
现在官方的舆论工具反复强调贺龙在关押期间在生活和医疗
方面受到迫害，而直接的责任人却是林彪和江青。但是，林彪从未
主管过中央专案，也未见林彪就中央专案下达过具体的指示。贺龙
专案组一直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周的卫士长杨德中具体负责。如果
说贺龙在此期间医疗、生活上受到了迫害，那么最大的责任人就是
周恩来。当时中央“二办”的负责人是杨成武，任何人的揭发材料
都必须经过专案组调查、筛选、采纳后上报周恩来、林彪和毛泽东。
没有证据证明当时的专案组是背着周恩来“蓄意陷害”贺龙。这些
人有这个胆量吗？最明显的事例就是，周恩来派其办公室工作人员
感谢李仲公交来了贺龙的“变节信”。专案组工作人员又怎么敢在
生活和医疗上违背周恩来的指示，故意置贺龙于死地呢?
31
王力《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 年版，第 726 页。
32
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 年版，
第 698-699 页。
丁凯文 文革时期军内的一场大搏斗
231
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周恩来传记组组长高文谦说：“中央在九
月十三日正式批准了对贺龙的立案审查。而向中央报送的审查报告
正是经过周本人的手。他在上面亲自动手作了修改，写下了大段的
批语。无论人们可以找出多少理由为周恩来辩护开脱，诸如贺龙平
时重用的某人向中央写信揭发贺龙的‘历史问题’，从背后捅了一
刀，让中央一时真假难辨，但周在贺龙后来被迫害至死的问题上，
是无论如何也难辞其咎的。”33
九、贺龙之死
据贺龙传记记载，贺龙从 1969 年 5 月起病情开始恶化，6 月 8
日早上贺龙吃过早饭后连续呕吐，并出现上腹痛。6 月 9 日病情加
剧，北京卫戍区将贺龙送往解放军三Ｏ一医院，贺龙于当日去世。
粉碎“四人帮”后的 1979 年，中共中央指示中央健保委员会组织
和邀请地方医务专家对贺龙从被迫害到死亡期间的医疗经过情况
进行分析，在专家签名的《对贺龙同志医疗经过的意见》结论部分
如是说：
“贺龙同志的糖尿病本来是轻的，稳定的，这种病在正常情况
下愈后良好。
1、1967－1968 年的情况进一步证明，即使存在其他不利因素，
只要有一般的药物和饮食条件，病情仍能保持平衡。
2、贺龙同志的病情恶化是从 1969 年初开始的。这种恶化具有
明显的诱因，主要是失去了充分的药物治疗和必要的饮食治疗，精
神折磨也有重要关系。没有这个量变的基础，不致引起最后酮症酸
中毒的发生。
3、酮症酸中毒虽然是糖尿病的严重并发症，但在通常的情况
下，只要有恰当和及时的医疗措施，愈后仍属良好。但是在贺龙同
志的酮症酸中毒治疗过程中，在某些方面存在着与一般治疗原则相
反的、有重大错误的治疗措施，以致不但起不了治疗作用，反而促
使病情一步步趋于严重，直至造成死亡。”34
33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3 年版，第 191 页。
34
刘秉荣《建国后的贺龙》，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年版，第 345 页。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232
1980 年 3 月 24 日联合调查组作了结案报告，该报告说：“贺龙
同志完全是林彪、康生、江青一伙残酷迫害致死的……林彪、江青、
康生一伙直接操纵和控制专案组对贺龙在精神上肆意摧残折磨，生
活上虐待，医疗上限制、拖延和反治疗，使贺龙的糖尿病发展、恶
化成酸中毒和引起一系列并发症后，含冤而死。”
然而，邱会作回忆说：“贺老总到三○一时，楼里楼外已经是戒
备森严，显然是中央布置的。南楼（高干病房）主任李晋率医生进
行抢救，确诊贺老总是糖尿病酸中毒。曹副院长立即组织专家会诊，
大内科曾诚富主任，放射科高育璈主任，心肾科黄大显主任等赶到
病房，当时比较先进的移动式光机也由肖志达医生推来给贺老总拍
片，发现贺老总肺部感染。再经过验血后，决定输液。输液的药剂
是 5％的葡萄糖和胰岛素，胰岛素适用糖尿病酸中毒和伴有并发症
的病人；对昏迷的糖尿病患者要打一定剂量葡萄糖，直到醒过来为
止。这个用药方案是可以经得起检验的。三○一从领导到医护人员
尽了最大的努力，但贺老总没有抢救过来，于六月九日下午三点去
世。”35 可以说，当时的三○一医院从上至下都尽到了医务工作者
的职责，根本不存在“医疗上限制、拖延和反治疗”这个问题，贺
龙不幸去世的责任绝不能归结到三○一医院的医生和护士身上。显
然，联合调查组的这份报告也是调查为政治服务，完全隐匿了周恩
来的责任。
贺龙的医疗一直由周恩来主管，周恩来的卫士长杨德中具体负
责。邱会作说：“周恩来把贺龙放在国务院战备指挥所里，交待自己
的卫士长杨德中负责贺的医疗起居，要说贺龙受到那样的虐待，不
是在指责周恩来吗？真要如此，周恩来不仅无地自容，就是灵魂也
不安了。”有关贺龙的医疗问题，邱会作说：“贺龙是“三副”以上
人物，受审期间大事小事由周恩来管，按专案组规定，看病由公安
医院或北京军区医院负责。贺龙几次去那儿看病，由周恩来的卫士
长杨德中陪同，事后我才知道。贺龙的最后抢救是送往其它医院的
途中，临时改送解放军总医院的，人到了已经快不行了。贺龙的死
讯是周恩来用电话亲自对我说的。当时消息封得很严，只有在京的
几名政治局委员知道。”36
35
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下，新世纪出版社，2011 年 1 月版，第 886 页。
36
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香港北星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42-343 页。
丁凯文 文革时期军内的一场大搏斗
233
但是要说周恩来蓄意害死了贺龙应也非事实，相比较其他中共
高层政治犯，贺龙的处境多少要好过彭真、陆定一、安子文等人，
那些人被关进秦城监狱，待遇更加不堪。周恩来对贺龙之死的直接
责任是没有管理好贺龙的医疗和生活，让贺龙过早地去世了。这一
点周恩来心里是很清楚的，于是就有了 1975 年夏贺龙骨灰安放仪
式上周恩来对贺龙遗孀薛明的一番话：“薛明啊，我来晚了……我
没有保护好他……”，并对贺龙遗像七鞠躬，算是对贺龙的道歉和
对家属的安慰。
几点总结
第一，贺龙倒台的最主要的责任人是毛泽东。毛泽东把贺龙当
作为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军内的代表，毛泽东文革初期所防范
的“军事政变”其实也是针对贺龙而来。刘少奇、邓小平手中无兵
权，调不动一兵一卒，罗瑞卿在 1965 年的年底就被打倒了，但是
毛泽东在罗瑞卿倒台后还多次讲“如果北京发生兵变，你们怎么
办？”并让林彪在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讲“防修正主义政变”，
同时成立首都工作组调兵遣将，在北京全面部署强大军事力量。这
支军队不仅仅是针对刘少奇、邓小平，其对贺龙的防范是显而易见
的，再加上贺龙的亲信手下的揭发材料，毛泽东遂下决心拿下贺龙。
没有毛泽东的决定任何人都不可能对贺龙下手，更何谈关押审查！
而真正置贺龙于死地的材料恰恰是贺龙自己的亲信所提供的，以至
于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过去说对贺龙是一批二保，因
为他是二方面军的代表。现在看来不能保了，因为他搞的事以前不
知道。从成钧、许光达、廖汉生等的揭发材料看来，他是破坏我们
这个军队的。他背地搞篡军反党企图是有的，但是没有来得及。有
贺龙、刘震、王尚荣、许光达这些人。”而“篡军反党”正是当初罗
瑞卿的罪名，罗瑞卿与贺龙的结局何其相似乃耳！
第二，贺龙的倒台实际上是军内继罗瑞卿倒台后又一次“军内
路线斗争”，是罗瑞卿事件的延续。在倒罗的过程中，实际上一些人
的揭发已牵连到贺龙，但是毛泽东并不想将斗争马上扩大到贺龙身
上，故上海会议和北京会议均未涉及贺龙。罗瑞卿事件后，贺龙虽
然还是军委副主席，但是毛泽东实际上已将其投闲置散，不让贺龙
再管军队事宜，换上叶剑英出任军委秘书长，杨成武出任代总参谋
长，军队里已经没有贺龙什么事了。贺龙经此一役所受打击可想而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234
知。文革初起时受各地造反夺权的影响，军内也不平静，1966 年夏
空军、海军的党委会上的斗争，以及总参内部的斗争可见其端倪，
而这些斗争中都可看到军内不同派系之间的较劲，而此时的贺龙却
未能审时度势，反而轻易表态发话，授人以柄。毛泽东在 1966 年 8
月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将党内斗争矛头直指
刘少奇之际，毛泽东必须确保军队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换句话说就
是要掌握在林彪的手中。在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斗争中，贺龙不仅没
有旗帜鲜明地站在毛泽东一边，没有坚决与刘少奇、邓小平等划清
界限作斗争，反而陷入与林彪权力的争夺当中，毛泽东怎么放心军
中如此重量级人物的存在？在贺龙与林彪的矛盾中，毛泽东对林彪
的支持是显而易见的。贺龙实际上是军内与林彪权力角逐中的失败
者。
第三，中央专案组是文革时期一个最为黑暗的组织，这些专案
组成员都由党组织精心挑选，办案秉承上意，且权力不受限制，调
查过程和手段更是不择手段，肆无忌惮，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尽
管江青、康生等人也负责、插手一些专案，但是，这个组织的总负
责人却是周恩来。毛泽东是决策者，而周恩来则是执行者。周恩来
完全是看毛泽东的脸色行事，中央里的干部何人要被关押软禁，何
人要送进秦城监狱监禁，何人可以得到适当的照顾或保护，这一切
都在周恩来的掌控之下。历史事实说明，中央专案组是在周恩来具
体领导下工作的，专案组成员们在办案时也是秉持周恩来等人的指
示精神。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专案组办案是违背了周恩来
的指示，贺龙一案亦不例外。日后官方平反的大量冤案却全都回避
了周恩来在其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
第四，林彪是被毛泽东当作发动文革时军内的主心骨。以林彪
过往与毛泽东的密切关系，毛泽东完全信任林彪掌握军队大权。贺
龙与林彪之间的矛盾，既有军队内部山头派系之争，但更多的体现
为军队到底跟谁走。林彪掌握军权，毛泽东放心，而贺龙与刘少奇
的密切关系使得毛担心在与刘少奇的斗争中贺龙站到刘少奇一边。
毛泽东有自己的权力斗争计划和整体战略部署。岂是他人可以左右
得了的？在贺龙被整肃过程中，林彪亦有牵涉，附和了毛泽东的决
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过程与罗瑞卿倒台一事颇为相似。若
干年后轮到了林彪倒台，毛泽东、周恩来将过往的污水趁机全部泼
到林彪身上。 难怪有网友不平地说： “其实要知道毛泽东、周恩
来、林彪等人在贺龙的一案的真正态度和作用也不难，只要把他们
在贺龙案卷上的批语公布出来就可以了，但这些东西似乎从来就是
丁凯文 文革时期军内的一场大搏斗
235
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这大概不会是为了掩盖林彪的罪行
吧！……林彪就是这样，将这个政党的一切丑恶担当了个干净，某
些作恶的人至今还是伟人、圣人。如此历史，怎叫人不激愤！”37
第五，林彪事件发生后，为了清洗林彪派系的人马，并安抚其
他军内将领， 毛泽东不得不解放一批文革中被关押审查的军队干
部，同时也将这些人的愤懑转嫁到林彪头上。毛泽东 1973 年 2 月
发话要给贺龙平反，但是直到 1974 年 9 月中共中央才发出《关于
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1975 年 6 月举办了贺龙的骨灰安放
仪式。毛死后的 1982 年 10 月，中共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
反的通知》，将贺龙被迫害致死归结到林彪和江青身上。纵观这段
历史，贺龙倒台的罪名当属无稽之谈，就如同文革期间所有被打倒
的老干部一样，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文革之后，贺龙被平反昭雪
也是在情理之中。然而，中共当局在拨乱反正之后，却不愿正视贺
龙与林彪在军队内部事务上存在的矛盾，而将这一复杂的矛盾斗争
简化为贺龙正气凛然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做英勇斗争，并将毛
泽东、周恩来等人的作用淡化，甚至隐匿。邓小平实际上继承了毛
泽东的政治衣钵，历史为现实政治服务。如此政治说教也就无所谓
真实与客观了。
第六，贺龙是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军队最高级将领之一，贺龙
案亦是中共众多冤案中的一个缩影，只不过它更具有典型性和代表
性。这不仅是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责任，同时也是
中共整个体制的责任。这种一党专制的体系从建国后就没有停止过
迫害异己，文革期间则是达到了高潮。如果中共不能从根本上放弃
这种专制，在体制上做彻底的转换，那么文革这样的历史悲剧仍然
还会重演。
37 佚名《打倒贺龙的主谋到底是谁?》，《华夏文摘增刊》，第 747 期，2010 年
4 月 19 日。
卞仲耘是被红卫兵打死的吗
兼谈宋彬彬的道歉
Was Bian Zhongyun Beaten to Death by
the Red Guards On Song Binbin’s Apology
陈闯创1
Chen Chuangchuang
作者简介：
陈闯创，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硕士，文革研究学者，现旅居
美国。
内容提要：
1966 年 8 月 5 日打死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的既有该
校学生也有外校学生，现有资料表明凶手里的女附中学生当时
并不是红卫兵，但尚不清楚是否有外校红卫兵参与行凶。原女附
中学生领袖宋彬彬承担了不应有的巨大历史罪名，但她要澄清
自己、摆脱耻辱的唯一办法就是直面并批评中共的“蒙昧主义
和暴力镇压”本质，否则她也只能作为中共的牺牲品被历史记
住。
关键词：
红卫兵、宋彬彬、 毛泽东、卞仲耘
1 华新民、何蜀、杨隽为本文的修改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在此表示感谢，当
然文章存在的问题由笔者负责。
陈闯创 卞仲耘是被红卫兵打死的吗
237
1966 年 8 月 5 日下午，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以下简
称“女附中”）高一 3 班部分学生（以中共干部子弟为主）批判殴
打该校 5 位领导，校内外的其他学生也陆续参与进来。在被侮辱殴
打折磨数小时后，该校中共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遇难，被后
人称为北京“八五”事件。在文革中死于学生之手的教育界总人数
至今无法统计，卞仲耘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对于当时
的中国人来说， 政治贱民在政治运动中被打死或自杀的事件司空
见惯，也很少有人会因此承担责任。22 年后的 1988 年，女附中原
高一 3 班学生王友琴作为八五事件亲历者首次披露了这件事
2。在
随后的调查中，王友琴提供了很多卞仲耘遇难案的细节，但其中并
不包括她那些作为该案肇始者的同班同学的名字，她的校友宋彬彬
（女附中原高三 3 班学生）却成为她对此案记录的中心人物：王指
控是红卫兵打死了卞仲耘，而宋彬彬是该校红卫兵领袖，并且宋因
为在 1966 年 8 月 18 日给毛泽东带上“红卫兵”袖章以及被毛泽东
赐名“要武”而成为红卫兵最知名的代表3。
刘进等多位女附中校友在 2002 年后开始合作调查“八五”事
件，宋彬彬后来也加入其中，调查结果于 2010 年 4 月首度部分公
开
4。2012 年 1 月宋彬彬发表文章具体谈到自己与“八五”事件的
关系，并在文中向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道歉5，2014 年 1 月 12 日宋
和刘进等人回到母校就自己在文革中的作为道歉6。刘进、宋彬彬的
调查结果和道歉虽然有助于人们进一步了解“八五”事件，但她们
2 王友琴《女性的野蛮》，见《女博士生校园随笔》，北京出版社，1988 年 9 月。
时至今日，王友琴仍在坚持调查文革遇难者的情况，并于 2000 年和李晓林等
人合作建起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这个纪念园已是研究文革遇难者最重要的
资料来源之一。
3 王友琴，《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师──卞仲耘》，
http://www.aisixiang.com/data/5338.html 爱思想网，2005 年 1 月 10 日。
4 冯敬兰等，《也谈卞仲耘之死》，《记忆》总第 47 期，2010 年 4 月 28 日。
5 宋彬彬，《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记忆》总第 80 期，2012 年 1 月 31
日。
6
师大女附中“老三届校友与老师见面会”发言，《记忆》总第 108 期，2014
年 2 月 15 日。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238
始终回避“八五”事件真凶的问题。王晶垚在 2014 年 1 月 27 日签
署声明，表示在真相大白前绝不接受宋彬彬、刘进的虚伪道歉。宋
彬彬在 2012 年还发表《王友琴加于我的历史耻辱架》，这实在是夸
大了王友琴的作用，真正把宋钉在耻辱架上的是靠暴力和欺骗发动
文革并持续掩盖真相的毛泽东和中共。
卞仲耘遇难事件的真相至今未得到完全公开，争议的焦点主要
汇集到以下五个问题：1.事件的策划人和发起者是谁？2.打人者是
谁？3.卞何时遇难以及是否有人抢救卞仲耘？4.女附中当时的掌权
者是谁以及有多大的权威，在此案中应承担多少责任？5.女附中的
红卫兵在此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对于前 4 个问题，笔者没有答案，期盼当事人或研究者能提供
和发掘更详细的资料。但第 5 个即关于红卫兵的问题，笔者认为现
有资料已经提供了明确的答案，只是很多人还不愿意接受：截至卞
仲耘遇难时，北师大女附中还未成立以“红卫兵”命名的组织，即
8 月 5 日打死卞仲耘的女附中学生当时还不是红卫兵（按：下文中
凡是提到的日期如未标明年份，即默认为 1966 年）。
考虑到关于红卫兵运动初期情况的说法谬种流传，笔者将先澄
清红卫兵运动初期的若干重要问题，然后再具体谈及北师大女附中
的情况，最后讨论一下宋彬彬的道歉的问题。
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完全赞同去追究在卞仲耘遇难事件及
类似暴力事件中凶手及相关人物的责任，但责任大小应取决于其涉
案程度，而与其个人身份无关，不管是共产党员、红卫兵还是一般
群众。也就是说，没有行凶的红卫兵就不应该承担行凶的责任，而
行凶的即便不是红卫兵也应为此担责。正如印红标所说“不论是群
众自发的暴行，还是红卫兵成员的暴行都应当谴责。”“在叙事的
时候应当尽量准确，不必让红卫兵为所有的暴行负责，例如令人发
指的北京大兴县农村的灭门暴行，就不是学校红卫兵所为。”
7
从现有材料看，制造北京“八五”事件的师大女附中凶手们当
时还不是红卫兵，承认这一点并没有减轻甚至有可能增加她们的罪
7
编读往来，《记忆》总第 48 期，2010 年 5 月 15 日。
陈闯创 卞仲耘是被红卫兵打死的吗
239
恶程度：这种无需组织即可随意实施的暴力比有组织暴力更加难以
预测，而施暴者不会为此受罚甚至还会被奖赏就使得这种暴力更具
有威慑性。另外，红卫兵犯下的暴行数不胜数，承认北京“八五”
事件不是红卫兵实施的也绝不会减轻红卫兵的罪恶。在 1966 年 8
月下旬开始的北京红卫兵“破四旧”的活动中，十几天内至少有
1772 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了，单此一件事就足以将红卫兵（尤其是
老红卫兵们）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8；其次，有理由相信，在 8
月 7 日女附中成立红卫兵时，那些两天前殴打卞仲耘致死的女附中
学生们（尤其是干部子弟）基本都会加入进来，而绝不会因此被拒
绝加入（见下文）。
笔者在《略谈文革初期没有“红卫兵运动”和“造反派”》一文
中说 1966 年 8 月前中国并没有红卫兵运动，当时仅在北京十几到
几十所学校（几乎全是高中）里存在着名叫“红卫兵”的学生团体，
另外还有极少数学校里有“红旗”、“东风”等类似的团体9。将这
些团体统称为“红卫兵”组织是不恰当的，他们彼此之间既无联系，
而且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和清华附中
“红卫兵”并驾齐驱甚至名头更响亮，而“红卫兵”不过是众多自
发学生团体中的一个而已。
这些小团体一般以高干子女为主，人数很少，虽然在 6 月份有
过一些激进的活动，但到 7 月下旬时几乎就要被一贯压制独立团体
的中共所镇压或融化掉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7 月 13 日开会讨论北
京中学文化革命时就说“搞秘密团体都不要，地下活动是错误
的。”
10 众所周知，直到得到毛泽东 8 月 1 日和 8 月 18 日两次的
8
印红标，《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香港《中国研究》，1996 年秋季号，第 2
期。
9 陈闯创，《略谈文革初期没有“红卫兵运动”和“造反派”》，《昨天》第 48
期，2015 年 3 月 30 日。原载于吴称谋主编《历史期待拐点——重审文革与探
索未来》，纽约：中国独立作家出版社，2014 年 3 月。至今没有资料完整列出
1966 年 8 月前在北京到底有哪些中学存在名叫“红卫兵”的团体以及每个团
体究竟有多少成员。现在只知道有一所大学在 8 月前就已有红卫兵，是成立于
6 月 18 日的北京矿业学院红卫兵，见方迪《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兴
衰始末》，华夏文摘增刊等 654 期，2008 年 6 月 23 日。就连北京市东城区也
直到 1966 年 7 月下旬才出现了红卫兵组织，见《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大事记》
1997 年版。
10 《刘少奇邓小平六七月间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指示》，出自宋永毅主编：
《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2006 年（第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240
大力支持和扶植后，红卫兵运动才先后于北京和全国范围内兴起，
但有若干细节尚未引起人们广泛注意。
1. 1966 年 7 月下旬，回到北京不久的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
现状非常不满，并将此归罪于派到各单位主持运动的工作组“镇压
群众运动”。虽然工作组是刘少奇等中共官僚按照以往政治运动惯
例而派出的，毛泽东仍要求撤销工作组。因此，原本即将被工作组
压垮的北大附中红旗和清华附中红卫兵分别在 7 月 25 日和 7 月 27
日得到了转机，到 7 月 29 日北京市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
会宣布撤销工作组时，红旗和红卫兵之前所承受的来自工作组的压
力就完全消失了，各自的革命左派地位进一步得到了认定。在这个
过程中北大附中红旗及其代表彭小蒙多次在公开场合亮相批评工
作组，名气大增。
2. 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最早直接来自毛泽东的支
持是毛泽东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毛于 7 月 31 日写出此信并批
给下属阅读，但最终并未发出。8 月 1 日毛将该信作为中共八届十
一中全会文件印发，8 月 2 日信件即从参加会议的北京军区司令杨
勇处传出并为清华附中红卫兵头目宋柏林得悉11。8 月 3 日清华附
中红卫兵代表王铭、卜大华从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那里看到信，
8 月 18 日清华附中红卫兵骆小海等人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毛问起此
信，毛说只是草稿还没发呢。不过这封信仍然通过高干子女等渠道
快速传播开来，在北京迅速出现各种仿效“红卫兵”和“红旗战斗
小组”的所谓自发组织， 但截至 8 月 18 日在北京以外只有极少数
大城市零星出现了由消息灵通的高干子女成立的红卫兵组织。
3. 北大附中红旗和彭小蒙的突出地位。正因为红卫兵后来的
巨大名声，反而很少有人注意到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及其代
表人物彭小蒙在 1966 年 7 月下旬到 8 月 18 日之间其实是比清华附
中“红卫兵”更早、更多得到官方支持以及名声更大。宋柏林就在
7 月 27 日的日记中提到“看来彭小蒙尾巴翘太高了，把各校左派的
兄弟关系看成老子、小子关系”。
因为反工作组受到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北大附中“红旗”的彭
小蒙在 7 月下旬连续抛头露面，7 月 25 日、26 日连续两晚中央文
二版）。
11
宋柏林《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香港：德赛出版有限
公司，2006 年 6 月。
陈闯创 卞仲耘是被红卫兵打死的吗
241
革在北大召开群众大会，彭小蒙上台发言批判北大工作组及组长张
承先，7 月 27 日海淀区中学文化革命工作队在北京展览馆召开革
命师生代表大会，彭小蒙发言介绍江青在北大讲话内容，7.28 在北
京展览馆开会批判工作组，彭小蒙仍然上台发言，而直到这次会议
清华附中“红卫兵”两篇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才得
以交给江青并转给毛泽东。8 月 1 日毛泽东在给清华附中“红卫兵”
的支持信中却同时点名支持了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和彭小蒙，
这就足以说明“红旗”通过江青已经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8 月 4 日彭小蒙在北大全校大会上殴打张承先12。
8 月 11 日《人民日报》转载了 8 月 10 日发表在《中国青年报》
的文章《有了毛泽东思想就无往而不胜》，署名为北京大学附中“红
旗”战斗小组彭小蒙。8 月 18 日彭小蒙代表中学生在“首都庆祝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即毛泽东接见群众大会）上讲话。
而清华附中的红卫兵直到 8 月 19 日才出现在《人民日报》的报道
《毛主席同红卫兵在天安门上》，正是这篇报道才一举奠定了红卫
兵一统江湖的地位，文中提到毛泽东戴上“红卫兵”的袖章，并引
用康生的话说“毛主席也参加红卫兵了”。不过这篇报道同时还赞
扬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是“以敢于冲锋陷阵闻名的战斗组
织”。
另外，文革中最早出现最为知名的群众歌曲《革命造反歌》就
是北大附中“红旗”在 6 月初创作、7 月 1 日定稿的，歌词中的 “革
命师生齐造反”使这首歌成为目前能够查到的最早鼓吹造反的两篇
文献之一13（另外一篇就是 1966 年 6 月 24 日清华附中“红卫兵”
的《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事实上，正是因为北大附中“红
旗”战斗小组的巨大名气，后来大名鼎鼎的北航“红旗战斗队”于
8 月 20 日成立时都是仿效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取名的14。
12
以上关于彭小蒙的内容，参见宋柏林《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
兵手记》，卜伟华《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关于彭小蒙当众打张承先的时间存在
争议，笔者选取 8 月 4 日的说法，见谢定国《一个北大学生的文革日记》（华
夏文摘增刊第 955 期，2014 年 8 月 18 日）和《北京大学 1966 大事记》（《记
忆》总第 114 期，2014 年 5 月 31 日），但大事记上未提到彭的名字。
13《迷狂的音符》，选自秦晓鹰《历史的错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
文中说歌曲是依据 6 月 4 日阎恒《文化革命干一场》快板诗改编的，7 月 1 日
改名为《造反歌》，原稿中似无“造反”字样。
14 石兴国《北航红旗诞生》，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242
4. 毛泽东 8 月 1 日的信为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
旗”提供了巨大的支持，但尚无证据表明在 8 月 18 日前毛及中央
文革小组就已决心支持推广“红卫兵”或“红旗”的组织形式。中
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于 8 月 8 日通过了由毛泽东多次修改的《关于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通称“十六条”），这一文革纲领性文
件中只是抽象地赞扬“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
的闯将”，没有提到“红卫兵”或“红旗”，却说“文化革命小组、
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
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 王年一说这次会议上没有任何
肯定红卫兵的表示，参会的上海市长曹荻秋甚至在 818 大会过后仍
然反对上海建立除“文化革命委员会（小组）”以外的组织，比如红
卫兵，曹说“我们只搞文化革命的组织，组织红卫兵的问题还要考
虑，我们不提倡，（中共）8 届 11 中全会上没有讲”15。
5. 毛泽东 8 月 1 日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流传开后，北
京出现了众多自发学生组织，开始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红卫兵将成
为这些组织的统一名称， 他们当时还只是习惯性的统称自己是左
派。甚至在 8 月 18 日大会后当晚，有学生向周恩来提问中央能否
就统一组织做出具体办法时，周还提议把红卫兵、红旗、赤卫队等
组织统称为赤卫队比较好16。需要说明的是， 1966 年 8 月 18 日大
会并不是“毛主席首次接见百万红卫兵大会”，到场红卫兵仅有几
万人而已。红卫兵在八一八大会上登上政治舞台，毛泽东在会上戴
上了宋彬彬送上的“红卫兵”袖章，会后中共舆论机关极力宣扬，
红卫兵的名称才得以席卷天下。
实际上 8 月 18 日以后各单位出现的首批红卫兵组织往往是由
地方当局顺势授意或包办建立的，以应对、引领蓬勃兴起的群众运
动。这批 8、9 月期间成立的官办红卫兵一般是保守派，和稍后 10
月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期间兴起的造反派红卫兵是有明显
区别的。比较常见的是，官办的红卫兵直接以“××单位红卫兵”
http://blog.sina.com.cn/s/blog_da99d3a80101nirc.html 新浪博客 2013
年 8 月 20 日。
15 王年一，《文革漫谈》（删节版），香港《二十一世纪》2006 年 10 月；中共上
海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队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区两条路线斗争
大事记》，1967 年 11 月，转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16
1966 年 8 月 18 日《周恩来接见北京三十一中“七一”赤卫队队员时的谈
话》，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 年版。
陈闯创 卞仲耘是被红卫兵打死的吗
243
命名（也就是所谓的“三字兵”，因为只有“红卫兵”这三个字），
造反派红卫兵为突出与官办红卫兵区别往往以“××单位毛泽东主
义（思想）红卫兵”命名（也就是所谓的“思想兵”或“主义兵”）。
比如清华大学 8 月 20 日出现的第一个“清华大学红卫兵”就是由
原工作组扶植的贺鹏飞为首成立的，8 月 22 日出现的“清华大学毛
泽东思想红卫兵”就是由主张批判工作组的学生发起成立的17。当
然文革期间各地形势千差万别，总有例外，比如广州市官方最早扶
植的红卫兵就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重庆官方先建立了“中学生
红卫兵总部”，又组建“大中学校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不久又
将两个总部合并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18。
6. 毫无疑问，毛泽东既是红卫兵运动的发起人，也是其终结
者。值得注意的是，在北大附中“红旗”和清华附中“红卫兵”自
发成立近两个月后，毛泽东才通过江青发现了“红卫兵”和“红
旗”；并且显然是出于推动文革的政治算计，毛泽东表示热烈的支
持他们的造反精神和行为，从而形成了“红卫兵运动”。这个时间
差足以说明毛泽东不是算无遗策在筹划文革伊始就决意借用青少
年学生作为推动文革的主要力量，支持红卫兵和批准大串联等等都
不过是毛面对局势自然发展时做出的应对策略，至于其结果自然是
毛也无法完全预计和控制的。1966 年 10 月下旬，毛泽东就说“我
也没有料到，（北大）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
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
兵都有。”19
二、北京师大女附中：卞仲耘之死与红卫兵
现有材料说明北师大女附中在 1966 年 8 月 5 日卞仲耘被打死
时尚无以“红卫兵”命名的组织 ，只有一个叫“红旗”的少数派
17 《清华大学志》，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年 4 月。
18
一听《广州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华夏文摘增刊第 271 期，2001 年 10 月 22
日；何蜀《对文化大革命历史分期的思考》，华夏文摘增刊第 316 期，2002 年
12 月 2 日。
19 《1966 年 10 月 25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转自宋永毅主
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244
激进团体，而发起批斗卞仲耘的学生所持观点是和“红旗”对立的。
直到 8 月 7 日，女附中才成立了“红卫兵”。
李红云在《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何时成立的——从一份原始记
录说起》说：文革期间，女附中曾出现过两个红卫兵组织，即“红
旗”（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红卫兵”。“红旗”正式宣布成立于
1966 年 7 月 31 日，由反工作组的部分学生组成。“红卫兵”成立于
1966 年 8 月 7 日
20。
李红云的文献来源分别是北师大女附中“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
会”会议的原始记录（简称“记录”）和《师大女附中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66.6.1—10.3）》（简称“大事记”）
大字报手抄件，笔者认为她的考证结论是正确的，但不同意她把最
早期的“红旗”也称作红卫兵组织。 “记录”中清楚记载了 8 月 7
日成立红卫兵，无可辩驳。考证的难点在于如何理解“大事记”中
的如下记载： 7 月 31 日，校内成立了“红旗”（毛泽东主义红卫
兵）“红卫兵”。 这句话能否说明女附中学生在 7 月 31 日同时成立
了“红旗”和“红卫兵”两个团体，或者说“红旗”就是“红卫兵”？
根据女附中文革的展开情况，结合本文第一节所述红卫兵运动
的北京，笔者认为女附中“红旗”和“红卫兵”在成立之初是两个
观点不同甚至相反的组织。激进的少数原反工作组派率先成立了
“红旗”，而原支持工作组的保守派作为成立“红卫兵”在后，“红
旗”后来既为顺应形势又为显示独立性被动改名为“毛泽东主义红
卫兵”。具体情况如下。
驻北师大女附中工作组于 7 月 30 日撤出该校并宣布“让学生
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革命”，反工作组的学生梁二同等人次日
即 7 月 31 日就宣布成立“红旗”。此前梁二同等人因反工作组在校
内受到打压，就很少在校内活动，主要是在校外串联，她们已经同
海淀区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建立联系21，但在 7 月 31 日她们选择
以“红旗”而非“红卫兵”为自己的组织命名，这很可能是因为当
时受到中央文革小组大力支持的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风头正
盛远超清华附中“红卫兵”，而不代表梁二同等人不认同清华附中
“红卫兵”的造反精神。
20
李红云，《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何时成立的》，《记忆》总第 102 期，2013 年
9 月 30 日。
21 冯敬兰等，《也谈卞仲耘之死》，《记忆》总第 47 期，2010 年 4 月 28 日。
陈闯创 卞仲耘是被红卫兵打死的吗
245
8 月 7 日原工作组扶植的“学生代表会”和“革委会”负责人
刘进、宋彬彬决定成立“红卫兵”，这并不能说明她们接受清华附中
“红卫兵”所主张的造反精神，而很可能只是她们作为高干子女已
经得知毛泽东 6 天表示的对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
的大力支持，既然反工作组的学生已经成立“红旗”，她们自然只好
选用“红卫兵”为自己的团体冠名。在卞仲耘遇难两天后她们就以
学校掌权者的身份决定成立“红卫兵”，并且准备接受所有愿意加
入进来的红五类，这就说明她们一方面是想稳定工作组撤离后出现
的乱局，另一方面对于打死卞仲耘的红五类则毫无排斥。她们甚至
还想吸纳作为对立面的“红旗”加入到“红卫兵”来，但事后的发
展表明女附中“红旗”拒绝被“红卫兵”所吸纳22。到了 8 月 18 日
毛泽东接受女附中“红卫兵”头头宋彬彬戴上红卫兵袖章，大势所
趋之下，保持少数派的女附中“红旗”只好改名，但像很多组织一
样，为显示同官办红卫兵的区别，表明更加激进的姿态，她们改名
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需要补充的是， 虽然多名女附中校友陶洛涌、邓榕、张敏、冯
敬兰、刘进曾说过 1966 年 7 月份时女附中就出现了红卫兵，这不
足以否定李红云的考证。原因很简单，李红云是依据原始文献进行
的考证，而人们在回忆很久以前的事情时往往发生时间错位。比如
金大陆曾考证文革期间上海有无肉票，30 个人仅 1 人正确的回忆
没有，这还是十年范围内的误差23，而关于红卫兵成立的回忆时间
误差仅是几天，就更有理由怀疑这些人的回忆精准度。更何况，笔
者在《略谈文革初期没有“红卫兵运动”和“造反派”》说过，受中
共故意误导和掩盖真相所致，绝大多数人早已习惯性的在谈论红卫
兵、造反派时犯下时空错位的错误。就像南京八三事件中江苏教育
厅长吴天石和南京师范学院中共党委副书记李敬仪夫妇在学生批
斗中死亡一事，南师校史竟然记录称是红卫兵打死吴、李夫妇 ，这
纯属无知，当时南师根本不可能有红卫兵，卜伟华就对此记载提出
批评，这种时空错位实在皆是太多了24。
22
李红云，《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何时成立的》，《记忆》总第 102 期，2013 年
9 月 30 日。
23
启之，《关于文革研究的新思路——金大陆教授访谈录》，《记忆》总第 79
期，2011 年 12 月 30 日。
24 卜伟华《把史实搞清楚是最重要的》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 ... _20140207100033.htm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246
考证了 8 月 5 日女附中只有“红旗”而尚无“红卫兵” 组织
后，需要进一步了解“红旗”在卞仲耘遇难一事上承担何种角色。
“红旗”是反工作组的高三学生成立的，而无论是王友琴 1988 年
的文章还是 2010 年刘进等人公开的调查结果，都指认是高一 3 班
部分学生在工作组撤离后为摆脱原来因支持工作组而陷入的困境，
要显示自己的革命精神而发起揪斗“黑帮”的（即已被公开批判的
校领导卞仲耘等人），打人的主要就是高一和初二的学生。而反工
作组的高三学生事发时曾劝说斗黑帮不要体罚打人，事发后第二天
则调查事情经过25。这足以说明持反工作组立场的少数派学生组织
“红旗”与卞仲耘遇难事件无关。事实上，五十年过去了，至今没
有任何人指责过女附中“红旗”应为卞仲耘遇难负责26。
当然，殴打卞仲耘的学生中还有少数毕业于女附中初中后就读
于其他高中的学生，比如迄今为止唯一被披露姓名的凶手刘南南，
没有任何资料表明她在打人时是否具有红卫兵的身份。所以，现在
还不能就红卫兵是否打死了卞仲耘做最终结论，但可以断言对卞仲
耘行凶的女附中学生当时并不是红卫兵，她们是以群众的身份为满
足个人的政治私欲而公开实行了一次私刑。 比起红卫兵的有组织
暴力，这种非组织的群众暴力的恐怖性并没有逊色多少，甚至更可
怕。
那么为何，在过去几十年尤其是李红云文章发表两年来，绝大
多数人仍然习惯性的把北京八五事件的责任归到红卫兵身上呢？
首先，当然是中共压制对文革的研究，共产党首领邓小平对历
史问题“以粗不宜细”的限制，以及为避免对文革罪魁毛泽东的否
定，引导人们简单化地把一切罪恶都归到“红卫兵”和“造反派”
身上。只是因为八五事件引起如此大的争议，才有人会为此专门寻
找史料，时隔 40 余年才重见天日。另外，红卫兵在 8.18 后给人的
l 共识网 2014 年 2 月 7 日。
25
王友琴，《女性的野蛮》，1988 年；冯敬兰等《也谈卞仲耘之死》，《记忆》
总第 47 期，2010 年 4 月 28 日。
26
不过师大女附中“红旗”和“红卫兵”同为高干子女组成的老红卫兵，
到校外打击平民子弟造反派的做派差别不大。 “红旗”的梁二同 8 月 24 日
参加了臭名昭著的清华红色恐怖“八二四事件”，而“红卫兵”的邓榕则参加
了 9 月 6 日西纠与地质学院东方红在地质部的冲突。见许爱晶《清华蒯大富》，
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 年，第 133 页；《王大宾回忆录》，香港：中
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5 年，第 35 页。
陈闯创 卞仲耘是被红卫兵打死的吗
247
印象太深，完全压过了北大附中“红旗”的风头，人们不知道此前
实际是彭小蒙代表的北大附中“红旗”更有名，不容易相信北师大
女附中是先成立了名为“红旗”的组织，而后才出现了名为“红卫
兵”的组织，而这两个组织在女附中实际上是观点对立的。
其次，北京八五事件与三周后红卫兵实施的“红八月”恐怖时
间上很近，使得人们易于产生两者相关的联系。实际上北京八五事
件并非仅有的一起学生打老师事件，在其之前和之后多个地方均有
发生，其主要原因和工作组而非红卫兵有关。工作组撤离学校前后，
原来支持工作组的学生（一般称为“保守派”，当然也有特例）为体
现自身的“革命”，摆脱了工作组原来施加的限制所谓“乱斗”，自
行揪斗原本已被抛出的批判对象，在多个地方都发生了此类事件，
并有人员伤亡，比如南京师范学院八三事件及其他南京高校的类似
行为，北京四中八月四日学生大规模斗老师，江西师大八月十一日
原支持工作组一派批斗黑帮导致三人死亡一人自杀，上海多所高校
八月初“斗鬼风”等等。限于篇幅限制，笔者将另文专论文革初期
的工作组与暴力问题。
三、宋彬彬的道歉
在读到宋彬彬和刘进 2014 年 1 月 12 日的道歉时，我就感觉她
们两人的悔改之心是真诚的，但我怀疑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先生不
会接受她们的道歉。果不其然，王晶垚不久就发表声明，称：在“八
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
伪道歉！27王晶垚知道宋彬彬没有参与殴打卞仲耘，他所要求的真
相至少应包括卞仲耘案凶手的姓名。很遗憾，虽然刘进牵头、宋彬
彬参与的为期 8 年的调查已经得到了众多行凶者的姓名信息，但正
如王冀豫评论的那样，“女附中最大的失败，就是居然没有一个人
说出打死校长的那些人是谁。”28
宋彬彬曾为女附中第一张大字报道歉，这是她个人选择，但道
歉理由有些牵强。 首先从当时中国宪法第 87 条所规定的言论自由
27
王晶垚，《关于宋彬彬刘进虚伪道歉的声明》，纵览中国网站，2014 年 1 月
29 日
28
冯翔，《王晶垚：“我，没有忘记历史”》，《南方周末》，2014 年 3 月 13
日。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248
角度来说，她作为学生写大字报批评学校领导们的治校方针并无不
可。更何况刘进和宋彬彬之所以在 6 月 2 日发表大字报，完全是为
了响应中共舆论机关（奉毛泽东的命令）播发北大聂元梓等人批判
北大校长等人的大字报，以当时形势而言，没有宋彬彬这张大字报，
也肯定会有别人迅速相应贴出大字报。所以宋彬彬说因为她们的大
字报而破坏了学校正常秩序，实在是言过其实，承担了不该由她承
担的责任。
宋彬彬要不要为组建女附中红卫兵道歉？如果从宪法 87 条所
规定的结社自由的角度来说，她当然有权成立各种组织。关键是成
立组织后她们做了什么事情。另外，如果红卫兵确实是一个自发群
众团体，那么她们限定“红五类”才能加入也无不可。但问题是当
时其他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无权成立什么“黑卫兵”、“灰卫兵”
之类的组织，也就说所谓结社自由显然是虚假的。她若为自己当年
盲从上级、没有辨别是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而道歉是可以的，但还
应追究为何没有这种能力。
那么宋彬彬应该如何道歉呢？1966 年 8 月间所发生的卞仲耘
之死、毛泽东令其“要武”、北京红卫兵十数天内活活打死上千人
（即所谓“红八月”）这三件事，令宋彬彬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这
三件事都与中共煽动、放纵、利用暴力有紧密关系。更由于中共一
贯扭曲、掩盖文革事实，人们迄今不明这些暴力事件的真相，宋彬
彬也就无法彻底澄清自己、摆脱耻辱。对宋彬彬来说，仅有真诚的
悔改态度是不够的，除非她能像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那样独立
思考和批评父辈所作所为29，直接批评共产党的“蒙昧主义和暴力
镇压”本质，否则那她就不可能真正从历史耻辱架上走下来，而只
能作为中共的牺牲品被历史记住。
据宋彬彬在《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北京八五事件和
所谓“红八月”期间她都没有参与行凶，甚至在“红八月”后期还
跑到湖北去了。既然如此，在这两个问题上，宋彬彬想要摆脱耻辱
并不复杂，她所需要做的就是讲出她所知道的事件真相，并就拖延
讲出真相而道歉。作为当时的师大女附中学生领袖之一，宋彬彬至
少是知道部分卞仲耘案凶手的姓名的。除此之外，她还应该正面回
应卞仲耘家属的疑问。
29
王友琴，《李讷、林豆豆、宋彬彬》，香港《开放》2012 年 2 月号。
陈闯创 卞仲耘是被红卫兵打死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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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困难的是，宋彬彬如何面对在 1966 年 8 月 18 日要求她
“要武”的毛泽东，毛泽东和中共体制才是真正将她拉上耻辱架并
且下不来的罪魁祸首。数十年来宋既不指出卞案凶手姓名，也不批
评把她带领她上耻辱架的毛泽东，更不指责实际在维持她丑恶形象
的中共，她现有的道歉确实不足以下耻辱架。那么为何数十年来宋
彬彬都不能澄清她在卞仲耘案和红八月期间并未犯有暴行？
首先当然是中共将文革视为最大的历史负资产之一，尽可能地
压制一切关于文革的独立研究，扭曲历史事实、封锁真相，以至于
人们普遍缺乏对文革的客观认识。在真相被压制、论述不自由的情
况下，人们的看法很容易受到官方的误导，好似文革中除了红卫兵、
造反派、林彪和四人帮之外就没有别人做过坏事。无怪乎宋彬彬道
歉一出，一般民众甚至以为宋在撒谎，而几位有名的文革学者却都
能接受宋的说法至少是真实的。
其次更是因为卞仲耘案和红八月事件中的真凶都牵涉到高干
子女，所以中共不愿意追究责任。实际上中共高层在文革后出于复
仇的动机发起了一场“清理三种人运动”，其中就包括要清理文革
中的“打砸抢分子”等，但是当清算进行到老红卫兵在文革初期犯
下的暴行时就无法进行下去了。1984 年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之子
孔丹向中共二号人物陈云上书表示老红卫兵与造反派有本质区别，
陈云同意说“这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陈的意见得到中共一号
人物邓小平和总书记胡耀邦的支持，中共正式发文制止了对老红卫
兵的清算，而这直接影响到了卞仲耘案和其他文革期间北京中小学
命案的调查30。既然真相不明，宋彬彬自然不能洗脱身上的罪名。
宋彬彬要摆脱 8 月 18 日毛泽东对她说“要武”的耻辱，仅靠
轻飘飘的说一句自己从未使用过“宋要武”名称是不够的。即便这
是事实，即便“要武”是毛讲的玩笑话，但这句话造成的实际恶果
是无法否认的，“宋要武”成为红卫兵暴力的标志性符号。正如叶志
江所说“宋彬彬成为追索的主要目标恐怕并不完全在于她在卞仲
耘之死上所负的责任，而是因为宋彬彬或宋要武已成为红卫兵运动
初期的政治符号， 就像蒯大富成为红卫兵运动后期的政治符号一
样。蒯大富已用十七年的牢狱生涯来偿还他的债务，宋彬彬等人又
该如何偿还他们的债务呢？”
31虽然宋要武未杀人越货，但其他各
30
华新民《卞仲耘命案争论拾遗》，华夏文摘增刊第 956 期，2014 年 8 月 19
日。
31
叶志江《难言的历史一定有难言的故事》，2010 年 5 月 25 日。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250
类的“要武”者们在文革后未受到中共真正的清算（只清理某一派
的事情是有的），宋彬彬就要批评中共对“要武”的态度，才能摆
脱“宋要武”给她带来的罪恶。
宋彬彬为宋要武这个符号背负数十年骂名，最好的呈现出中共
政权的蒙昧和暴力本质。正是爱好和迷信暴力的毛泽东和中共给宋
彬彬加上了“宋要武”这个暴力符号，而正因为中共通过蒙昧和限
制言论自由来维护统治，使得宋彬彬数十年来没有机会澄清她是被
强加上“宋要武”符号的。作为中共极权政权核心成员的子女，她
既从此政权享受了好处，也就必须承担此政权带给她的伤害。 她
能送袖章一个重要原因是她父亲宋任穷几天前刚进入中共政权的
核心即中央政治局，在天安门上维持秩序的公安部长谢富治认识宋
任穷才准许她向毛泽东送袖章，接着才有机会和毛进行“要武”的
对话32。宋彬彬以她兼有极权核心层受益人和受害人的双重身份，
来批评毛泽东和中共暴力文化对她造成的伤害，才最有力量，最能
彻底解脱毛和中共体制给她造成的屈辱。
除非宋彬彬直接批评强加给她“宋要武”符号的毛泽东和中
共，她终将只能成为中共的牺牲品，这也就是为何徐贲说为文革过
错道歉必须包括“极权帮凶”罪33。笔者正是在研究中共历史中不断
接触并认识到中共“蒙昧和暴力”这一本质，所以为年轻无知时曾
加入这一组织而深感羞耻并早已断绝与其联系。
32
冯敬兰等，《也谈卞仲耘之死》，《记忆》总第 47 期，2010 年 4 月 28 日。
33
徐贲《为什么有的“文革道歉”不能被接受》，财新博客，2014 年 2 月 17
日。
重探文革前夕“中学生要求进行教育革命”事件
—以北京六中为例
A Revisit of the "Demands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for Educational Revolution"
杨隽
Yang Jun
作者简介：
杨隽， 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内容提要：
文革爆发前夕的“中学生要求进行教育革命”事件常被人称
为“四六八学潮”，部分学者认为这是“红卫兵运动的预演”。
然而，对于如此“重要”的事件，长期以来，学界却缺乏深入的
研究，仅仅只认为这是文革前夕干部子弟优越感和“革命冲动”
的体现。所谓的“预演”实质上就变成了红卫兵运动中干部子弟
“打老师斗同学”的预演，这种结论显然跟学者们所认为的“重
要性”是不匹配的，因为打老师和斗同学并非是红卫兵运动所特
有。本文并不反对前人所提出的“预演”说，但本文认为“预演”
并非体现在打老师、斗同学方面，而是体现在事件参与者的多样
性和进程的动态性，干部子弟只是其中一个角色而已，从这个意
义上讲才是红卫兵运动乃至文革的预演。本文依据档案等材料，
从北京六中入手，尽可能详细的描述事情的全过程，希望能推动
相关方面的研究。
关键词：
中学生教育革命、四六八学潮、北京六中、干部子弟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252
从 1964 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国部分地区的部分中学里曾陆续
爆发过几场不大不小的“中学生要求进行教育革命”在学校中进行
阶级斗争的事件。到 1965 年 1 月和 2 月，教育部相继编出了两期
《教育简报》反映《北京市中学生要求进行教育革命》和《上海市
中学生要求进行教育革命》的情况，并在第 332 号简报即《北京市
中学生要求进行教育革命》的“编者按”中写道：“随着社会主义教
育运动的逐步深入，思想文化战线上阶级斗争的广泛开展，学校中
社会主义教育和阶级斗争的加强，广大师生的政治觉悟有了提高。
最近以来，北京市部分中学的学生开始揭露出学校工作中的许多问
题，要求贴大宁报，揭开学校阶级斗争的盖子，进行教育革命。
据了解，福建、上海、南京等地也有类似情况。1”不过，这几
场事件很快就平息，成了“茶杯里的风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直
到 1986 年一些研究者受托调查干部子弟中的红卫兵情况，才使得
“北京市中学生要求进行教育革命”重回研究者的视野之中。而那
几位研究者将北京的事件命名为“四六八学潮”或“四六八运动”，
并敏锐的和跟紧随其后的红卫兵及红卫兵运动联系了起来，称之为
红卫兵运动或文革的“预演”。然而，尽管已有些关于文革前中学的
研究成果，但有关“预演”的研究却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深入。
进一步辨析”四六八”
到目前为止，只有两个地区对文革前夕的“中学生要求进行教
育革命”事件有所研究。一个是福建，一个是北京。福建是福建师
范大学汪征鲁教授的学生张碧红有所涉及，她在 2002 年所做的硕
士论文《陈君实与福州一中》里专辟一小节讲福州一中 1964 年年
底部分学生“要求教育革命”事件。她将其称之为“福州一中大字
报运动”。 在那个小节中，她较为清晰的描述了整场事件的大致过
程。首先是干部子弟对墙报提出批评，引发其他学生不满，双方展
1 转引自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 第 6 卷》，济南市：山东教育
出版社，1989 年，第 196 页。
杨隽 重探“中学生要求进行教育革命”事件
253
开论战，进而演变成大字报运动，在学校无法控制的情况下，省教
育厅联合团省委派出工作组，但是工作组还是难以控制局势，最终
震动省委，组成新的工作组，在省委的支持下平息了事件2。另外，
为该校老校长陈君实所编写纪念文集 《荆棘之路：陈君实教育实
践文集》也有部分内容涉及到了这场“大字报运动”3，不过，相对
于张文来说，属于零散性的回忆文字。总的来说，福建的研究是介
绍性的，将事情的大致过程讲清楚了，谈不上深入，既没有和其他
地方发生的同类型事件联系起来，也没有进一步深究，尽管当事人
都怀疑这场事件的真实起因，但也只是怀疑而已。
北京的研究则是围绕着“四六八”进行。最早提到“四六八”
的是 1986 年为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做红卫
兵项目4的四位研究者5，他们在结项报告中首提这一事件，并认为
是“红卫兵运动的一段序曲”
6，指从 1964 年底到 1965 年初，北京
西城区三所中学里以干部子弟为主的部分学生进行了串联，组织了
罢课，给中共中央写“进言书”，而这三所中学都是北京市的重点中
学，即北京四中、六中和八中7。其后，米鹤都、印红标、刘小萌、
卜伟华、徐友渔、杜钧福、王海光8等文革研究者在自己的著作或文
章中或多或少的提及“四六八”。不过，对这一事件的具体称谓，研
究者们并没有统一的说法，有的说是“学潮”，有的说是“事件”。
如米鹤都、刘小萌、杜钧福将其称之为“学潮”，而印红标则认为是
2 张碧红：《陈君实与福州一中》，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2 年，页 50-53。
3 朱鼎丰主编：《荆棘之路：陈君实教育实践文集》，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5 月，页 80-128。
4 关于这个项目的详细情况可见凤凰网历史的《观世变》栏目与米鹤都的对话，
凤凰网网页有这个对话的文字记录，但有很大的删节，完整版见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4/0103/17/5642174_342366249.shtml#
其实，这个项目就是为从老红卫兵中选拔第三梯队干部作准备的。
5这四位研究者分别是唐灿、米鹤都、陆建华、印红标。
6 唐灿、米鹤都、陆建华、印红标，《思考一代的自我反思——一项关于红卫兵
及其同代人的思想轨迹的研究》，.青年研究，1986 年，第 11 期，页 23。
7 刘小萌著：《中国知青史 大潮 1966-1980》，北京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页 125-126。
8 王海光是网文，见：血缘文化与文化大革命（论纲），
http://difangwenge.org/read.php? ... =%CD%F5%BA%A3%B9%E2，
2014 年 10 月 10 日。王文较其他研究者唯一有特色之处在于他指出干部子弟
闹事的范围不限于北京，上海、福建也有。不过，据笔者所问，王先生也主要
是通过阅读红卫兵小报得出这一结论的。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254
“高级干部子弟发起学生造反风波”9，徐友渔也称其为“部分学生
串联起来，搞罢课”10。不管是否将其视为学潮这一八十年代特有的
称谓，这些研究者都将其视为文革前夜干部子弟革命意识膨胀的一
个例证，并和紧随其后的红卫兵和红卫兵运动联系起来，称之为“红
卫兵运动的预演”11，如印红标就认为“在文革之前，一些得小道消
息之先的北京干部子女，就在流传毛泽东批评教育界的讲话，尝试
在学校造反，并且得到过一些领导干部的支持，这实际上是红卫兵
造反运动的预演”。又如米鹤都在其研究性著作中专辟三页讨论了
这场“学潮”，并认为“这次学潮的基本诉求、参加者的成分等，和
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前的状态基本上是一致的。
这两次学潮所差，实际也仅仅是政治时机的不同”12。但是，若
仅仅是从干部子弟“造反”的这个角度来说预演的话，就似乎抬高
了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因为不管是红卫兵运动还是文革，时间跨度
都不短，可以划分成好几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又有着不同的主题，
而仅仅只持续了几个月的“学潮”怎么可能在短时间内就把内容芜
杂的红卫兵运动或文革预演一遍呢？可以看出，“预演”之类的说
法并不是对历史深入研究之后的看法，而是一种感性化的认识，需
要进一步的细化。
除去文革研究者们，当事人前北京市教育局局长李晨对这一事
件的也有研究，且比文革研究者们要详细得多，他在自己主编的《北
京中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回顾》一书中专辟两节讲述北京六中和四
中的“中学生要求进行教育革命”事件，他将这些事件放到“社会
主义教育运动”和四清运动一章下
13。大致说清了两校干部子弟闹
9 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学出
版社，2009 年，页 6-8。
10 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香港：中文
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页 134-135。
11 据笔者所查最先提出“预演”的应是是北京学者陆建华，不过他说“值得一
提的是，在‘文革’发动的前一年，北京中学发出的‘四六八事件’。完全可
以说，这是‘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矛头直指学校，直指教育制度的一次预
演”，其后，刘小萌、米鹤都等人都沿用了这一提法，但省略他“文革初期红
卫兵运动矛头直指学校”这个语境。见陆建华，《红卫兵：一项社会结构分析》，
当代青年研究，1988 年第 7 期，页 10。
12 米鹤都著.：《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北京市：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 8 月，页 84。
13 李晨主编：《北京中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回顾》，北京市：北京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页 230-240。
杨隽 重探“中学生要求进行教育革命”事件
255
事事件的基本过程，填补了我们认知上的部分空白，而且，由于身
份上的便利，李查阅了不少文革研究者接触不到的档案，其叙述很
值得参考。不过，李的毛病在于就事论事，只局限在各个学校之内，
没有把两所学校的运动联系在一起，更不要说联系到后面的红卫兵
运动了，这样的研究固然能填补部分细节上的空白，但还是没把整
件事情说清楚。在这一点上，李的研究比不上不文革研究者们。但
是令人可惜的是，李晨和文革研究者们都没有取长补短，参考各自
的研究成果。本可以互相补充，结果却是各说各话14。
事实上，事情都远比文革研究者和李晨所描述的要复杂得多，
尽管将他们的叙述结合起来可以看得更清晰些。“四六八学潮”的
说法根本名不副实。当时，除去四中、六中、八中等六所中学发生
的 “学潮”，中央美院附中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在教师严跃的带
领下，1964 年底美院附中的学生写信给中央要求严查学校党委右倾
问题，而这最终导致中央美院的四清运动，被当事人称之为“文革
的预演”15。同时，将“四六八”并列起来也容易忽略事件真正的核
心和源头---六中。六中发生的时间早于四中和八中，持续的时间也
远长于四中和八中，而且四中和八中是受到六中的影响而起，官方
对四中和八中的处理也参照了六中的经验。在级别上，六中的事情
是中宣部一手挑起，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直接带工作组入校，属中宣
部主抓的四清十个单位之一，跟北大、美院是同级别16。四中是北京
市委负责，北京市教育部长和市委教育部长带队，八中则根本没有
派出工作组，而且，北京六中是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在文革初期
的十大罪状之一17。可以说六中才是源头，将“四六八”并列，对我
们认识整个事情毫无帮助，甚至有误导作用。
从以上简单梳理可以看出，不管是北京还是福建，对文革前夕
“中学生要求进行教育革命”事件的研究都亟待深入。本文无意也
无力去---描述全国几个地区中学里的“中学生要求进行教育革命”
14 米鹤都在《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一书里间接引用了李晨的一些研究成
果。印红标和米鹤都大抵还主要是依据文革时红卫兵们的大字报和对老红卫兵
所做的口述来勾勒出“四六八学潮”的状况。很可惜这三位都没有互相参考。
15 闻立鹏著，《王式廓评传》，岭南美术出版社，2011 年 5 月，页 252-255。
16 陆定一在中宣部对直属十个社教工作队的对话，001-022-01192，北京市档
案馆馆藏。
17 另外几大罪状分别是北京大学、京棉二厂、城子煤矿、石景山发电厂、通县
县委机关等。见：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 第 2 卷
1949-1978》.，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 年.6 月，页 353-354。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256
事件，而只能根据现有的材料，如档案、文革中的批判材料、报纸
及回忆等文献，同时参考李晨的论述及文革研究者的成果，集中描
述北京六中的“中学生要求进行教育革命”事件。事实上，北京六
中事件的复杂性被严重低估了，并不仅仅是干部子弟特权和革命意
识的“萌动”，更是诸多矛盾合力交汇动态发展的一个结果，老师和
学生的矛盾、学校领导内部的矛盾、上级主管部门之间的矛盾互相
交织，在你来我往中慢慢塑造出了我们后来所看到的六中事件。从
这一点上来说，北京六中事件的的确确就是“红卫兵运动”或文革
的“预演”，谁都没有料到事情会演变成这样。
北京六中事件的缘起—被忽略的副校长角色
在文革研究者的眼中，北京六中事情的缘起及过程是线性而又
简单的，印红标认为“1964 年春夏，与中南海相邻的北京六中部分
干部学生向中央反映：学校贯彻阶级路线不得力，政治思想教育存
在问题，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视。在随后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
北京六中的主要领导干部受到批判斗争，其中三人被开除党籍。”18；
而米鹤都则说“六中的部分学生给中宣部写信，反映干部子弟在学
校中受压制等”19。可以看出文革研究者眼中六中的事情就是干部
子弟向中央反映六中阶级路线问题，中央就下来派人调查，于是四
清（或社会主义教育）在北京六中就开始了。而六中老师单承佐的
回忆则似乎印证了文革研究者的说法，单回忆说：“学校四清起因
于干部子弟向中央表达对学校的不满，中央遂派团中央书记杨海波
带队来校开展社教”
20。
然而事情真的是如此吗？李晨所给出的故事版本就不一样，他
在《北京六中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节中专辟 5 个部分讲六中的
事情，比之四中的 3 个部分要复杂得多，首先是文教办公室于 1964
年 6 月下来调查，然后是市团委从 8 月到 9 月对六中进行再调查，
紧接着又是 9 月到 10 月的联合调查，最后是 10 月到 11 月的北京
18 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学出
版社，2009 年，页 6。
19 米鹤都著：《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北京市：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
8 月，页 80。
20 参见珠海风云的博客：单承佐先生及其《六中简史》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b944b10100x01c.html，
杨隽 重探“中学生要求进行教育革命”事件
257
市委教育部和西城区委教育部的联合调查，再经过如此多轮的调查
之后， 才于 11 月 18 日派遣工作组进入北京六中进行四清。就是
说，从中央下来调查到最终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间差不多经
历有 5 个多月的时间，而在这漫长的过程中，李晨只提到“高三（1）
班团支书为此上告到团中央”21，并没有提到六中干部子弟给中宣
部写信，更没有说中央的国务院文教办公室进入六中调查是因为学
生反应情况。当然他也回避了文办要进入六中调查的原因。他在这
一节中还提到“有些学生反映领导干部互不信任。党支部书记、团
委书记和一党员副校长之间互不信任”22，含蓄的表明六中的领导
班子有点问题。
而当事人韩凯在 1985 年十月的回忆则恰好回应了李的六中领
导班子不团结的说法，并给出了李晨所避而不谈的文办去六中调查
的原因，他说“当时北京八中有个副校长调到北京六中，向朱德委
员长写了封信，反映六中的阶级路线有问题，这样，国务院文教办
公室才进行调查”23，也就是说是六中校领导的信才招来的国务院
文教办公室的调查，但韩凯在这里并没有点出那位副校长的名字。
而文革初期报纸上的大批判文章则从侧面进一步佐证韩的说法，并
点出了那位副校长的名字，据 1966 年 6 月 25 日六中工作组发表在
《中国青年报》上题为《揭露张文松汪家镠在北京六中的反革命罪
行》的报道，“前北京市委张文松等把坚持党的教育路线、向中央揭
发六中问题的王少勋同志（六中副校长、党员、转业军人）看成他
们的死对头，千方百计进行打击。张文松派了参加联合调查组的两
个人暗中专门搜集王少勋的‘材料’”24，没有一句说到学生向中央
反应情况，只提了六中副校长王少勋向中央揭发六中问题。而有意
思的是，早在五天前，1966 年 6 月 20 日，《人民日报》就转载了
《河南日报》一篇关于中学生慕振奎于 1964 年批判老师资产阶级
观点的报道25。在当时的氛围下，该报道竟然没有提到同在 1964 年
21 李晨主编：《北京中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回顾》，北京市：北京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页 226、231。
22 李晨主编：《北京中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回顾》，北京市：北京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页 232。
23 韩凯，《回忆我在团市委的工作》，《北京青运史资料》，1986 第 1 期，页 23。
24 这则报道是三份报纸同一天登出，内容一样，这里取《中国青年报》的报道，
因为《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的报道是转自《中国青年报》。彭克伟、顾
荣兴、杜永征、杨福珍贵：《揭露张文松汪家镠在北京六中的反革命罪行》，《中
国青年报》，1966 年 6 月 25 日，第 4 版。
25新华社：《毛泽东思想哺育的青年勇于大破修正主义思想 革命小将慕振奎前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258
就起来揭发学校修正主义观点的北京六中干部子弟，这着实让人觉
得奇怪。
事实上，这个 63 年 4 月调来实际履行校长职责的副校长王少
勋
26从一进入六中起就开始不厌其烦的向上头反映问题了。先是区
委、然后是市委、最后则是国务院，据王自己的说法：
一到六中，印象是脏、乱、没政治空气……向区委反映了，可
是区委总不来，也不接见我，到学校来也不找我谈谈。反映了，找
他们谈谈也不耐心听取，我觉得有意见，给杜惹27 同志写了五次信，
最后才接见我，后来给市委张文松同志两年写了五次信，打了电话，
好几次听不清了，也不接见。在三级干部会议上提了意见，领导上
也表示要下来，隔了一年多，也不见动静，我又写了第五封信给张
文松同志问：接到我的信没有，如果不接见我就告诉我……一个多
礼拜后，张文松同志下来了，读了后也不耐心听取，我也就没讲完，
就要求调动工作。觉的你们在工作上、政治上都不怎么重视我，我
是付书记，很多报告没听， ……后来 ，我向国务院反映过，希望
中央下来了解基层情况。
28
很明显，有关六中的问题，王写信向上级反映的时间比干部子
弟要早得多，而且次数上要频繁得多，如果事情真的如米鹤都所说，
干部子弟给中宣部写了信的话。又据档案的记载，国务院文办调查
来北京六中也不是为了阶级路线的问题，在杨海波给陆定一的汇报
中提到“二办原来的调查，搞了二十天，原想调查别的，一去即有
学生反映阶级路线问题.”
29原来，是文办的调查人员到了六中以后
干部子弟才登台亮相，把调查的矛头指向了六中阶级路线的问题。
年著文尖锐批判教师的资产阶级观点》，《人民日报》，1966 年 6 月 20 日，第 4
版。
26 遍搜网络只有一篇谈王少勋的博文，北京六中自编的校史对这位副校长也只
是一句话带过，也难怪研究者们会忽略他。另据张文松对八中干部子弟刘梁山
透露张文松自部队转业后一直工作不顺，他把军队的那套“左倾”作风带到教
育领域，与当时的教育领导人及其同事之间严重不合。见珠海风云的博客：解
放军少校转业的中学校长——王少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b944b10100u9zp.html; 张文松与八中
学生刘梁山的谈话记录，001-023-00396，北京市档案馆馆藏。
27 此处似乎是档案记录有误，应为西城区当时主管教育的杜若。
28 北京六中工作组调查情况，王少勋谈六中问题，100-001-0089，北京市档案
馆馆藏。
29 陆定一关于六中社教运动的言论，001-023-00378，北京市档案馆馆藏。
杨隽 重探“中学生要求进行教育革命”事件
259
所以说，仅仅把北京六中事件的点火者归在干部子弟身上是将历史
简单化，笔者认为是王少勋和干部子弟共同点燃了六中的风潮，而
在这其中，王少勋所扮演的角色很可能要重得多，也就是说，王少
勋不仅自己写信给中央反映六中的问题，很有可能还利用干部子弟
和老师及其他同学之间的冲突，使得干部子弟和老师及同学之间的
对立愈发的严重。还是王自己的说法：
分歧是从张锦惠问题30 开始，今年三月，学生揭发了这个问题，
我和胡惠娴、陈孚先研究，觉得应该支持学生这个政治热情，也组
织他们学习了几篇毛选，擦亮了眼睛，学生向团委反映，团委没支
持，学生很气愤。后来开团员大会我碰上了，争论得很激烈，在会
上我讲了，要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站稳立场，伍继广当时也肯定会
开的好。下来后，叫陈孚先打通同学思想，我想我就没打通。
也就是说当六中的学生之间及学生和老师出现矛盾出现之时，
王不仅仅是在口头上给予了干部子弟的支持，甚至在行动上也有所
支持，而六中学生内部也知道领导之间分成两派，据一个学生跟前
来调查的团委反应一个干部子弟讲了六中领导上分两派等看法，并
说“看伍继广这小子，我要有枪一定枪毙了他。”进行核查的北京市
团委似乎也发现了这一点，支持国务院文办调查材料的杨海波就说
“六中学生李志宁上我那里告状，说团市委带框框，不听意见，为
伍继广辩护，核对二办材料，追学生和王校长关系。”前文所提到的
文革初期《揭露张文松汪家镠在北京六中的反革命罪行》的报道亦
可佐证这一点，张文松专门派了两人追查王少勋。也就是说，很有
可能是王在指导学生一步步走向和学校的对抗，至少是给学生提供
了建议。
角力：奔向社教之路—中宣部和团北京市委的拉锯战
文革结束后所形成的历史研究文本中总会有意无意的突出“反
面角色”，在客观上形成为尊者讳的效果，在六中这个事情上也是
如此， 文革后所形成的文本总会突出康生在北京六中事件上的角
30 张锦惠系北京六中 1964 年高三（1）班团员。所谓张锦惠问题是指六中团支
部就如何处理张锦惠所犯错误而发生的争论。干部子弟主张严厉处理，开除团
籍。而部分校领导则主张不要那么严厉。最终，张锦惠的处理采纳了干部子弟
的主张。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260
色，动辄说“康生指使”、“康生插手”，淡化了其他部门在此事件上
的角色，如中宣部，事实上，从头到尾中宣部就深深的介入北京六
中，因为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就归属中宣部管理，中宣部的副部长张
际春就是国务院文教办公室的主任，而根据1958年毛泽东的批示，
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实际主管教育。
1964 年 7 月 1 日，文办的调查报告成形之后，并没有立刻引起
轩然大波，在等待了 20 多天后，7 月 24 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对
报告做出了批示，指出“青年团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就很危险，将
来会是地富反坏的后代接我们的班。小赫鲁晓夫已经有了，不可熟
视无睹，让他们夺团的基层领导。否则，阶级斗争成了空话31”。据
韩凯说康生也在这个报告上批示： 在团组织里已经出现了修正主
义，还直指六中团委书记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7 月 30 日左右，这
个调查报告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的《宣教动态》上发表，并由共
青团中央转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团委。紧接着团中央的杨海波责
令团北京市委检查并派工作组去北京六中，这引起了团北京市委和
北京市委教育部的紧张，尤其是北京市委教育部负责人张文松在看
到文办的这个调查报告后，表示不大相信，甚至怀疑文办做这个调
查的目的就是想整北京市委，因为在 1962 年中共市委的内部党刊
《支部生活》还整版刊载过六中党支部的工作经验32，怎么一下子
就成了修正主义的代表？
于是，团北京市委又组织了一个调查组到北京六中调查了差不
多一个月，对文办调查报告中所列出的问题一一进行核实，而所得
出的结论，除了在张锦惠的问题上，其余都否认了国务院文办的结
论，在 8 月底的团市委常委会上，北京团市委的领导人们达成了一
致的意见认为国务院文办的材料是错误的，不能按照他们的要求去
做，汪家镠说：“如果大家按这个情况到处找，就成问题了。”而在
此过程中，张文松也指示他们要追查校内的矛盾问题，这也是前文
所说的干部子弟李志宁向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杨海波告状的原因。在
干部子弟李志宁找杨海波告状北京团委工作组之后，杨海波严厉批
评北京团市委的负责人汪家镠和李学信，称：“首先你们应该自己
31 综合米鹤都的《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页 83 的注 3 和李晨主编：《北京
中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回顾》而成，参见米鹤都著：《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
人》，北京市：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 8 月，页 83；李晨主编：《北京中小
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回顾》，北京市：北京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页 232。
32 阎崇年，周倜主编：《金水桥畔不了情——情系母校北京六中》，北京：北京
出版社, 2012 年 4 月，页 3。
杨隽 重探“中学生要求进行教育革命”事件
261
检查。”而团市委的负责人则坚称六中没有阶级路线问题，而杨海
波则坚持要团北京市委改变自己的态度， 一直说没有阶级路线问
题。
实际上，北京市团委和北京市委此时已经开始和中宣部和团中
央形成了顶牛的状态。而 8 月 29 日，北京六中党支部书记汪一净
找国务院文教办公室教育组成员的谈话，则更进一步激化了矛盾，
在谈话中汪一净除对一些问题进行解释外，其他完全否定文办调查
材料；并批评中宣部：“只听汇报或看材料就把六中的问题在全国
通报，这样做是不是实事求是？33”并要求中宣部收回报告，挽回影
响，这让中宣部十分难堪。最后，9 月 7 日，团市委调查组向杨海
波作了汇报。团市委调查组的看法是：北京六中团委会的工作有很
多缺点，但是总的说是贯彻了阶级路线的，团员中剥削阶级子弟还
是少数，文办的调查材料，除张锦惠的问题以外，其余都和事实有
较大的出入，而张锦惠现在已经被开除团籍了。也就是说到最后，
团北京市委除了在一个问题上有所妥协，其余仍坚持自己的看法。
面对这样的结果，中宣部和团中央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团中央
的态度要温和一些，杨海波还想“说服这些同志，大家一齐作。”，
但是康生的批示就严厉得多，要团中央要追查根子，并指出根子就
在市委和团委34。而市委的张文松则反击说：“团市委不是根子，团
市委当不了根子。”可以想见在这样的情况下35，双方的联合调查会
是怎样的一种情况。9 月 9 日，国务院文教办公室、教育部、共青
团中央、北京市委、西城区委教育部和团北京市西城区委 6 个单位
的联合起来再次到北京六中进行核查材料。 可单为了核对一个事
实，就花了两个礼拜的功夫，而且没有达成共识，团北京市委亦在
各种场合表示六中没有阶级路线问题，如六中团委书记做检查时称
自己贯彻阶级路线不利就被团北京市委的人制止，又如团北京市委
负责人在崇文区干部会议上也称“六中没有阶级路线问题，六中未
做结论。”而北京市委的张文松也屡屡指示团市委不能把对自己不
利的东西写进联合调查，还在听取团市委负责人汇报时指责团中央
33 李晨主编：《北京中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回顾》，北京市：北京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页 233。
34 韩凯，《回忆我在团市委的工作》，《北京青运史资料》，1986 第 1 期，页 24。
35 杨海波称是为了“想说服这些同志，大家一齐作。”韩凯则称因为分歧则组
成了联合调查组。见陆定一关于六中社教运动的言论，001-023-00378，北京
市档案馆馆藏；韩凯，《回忆我在团市委的工作》，《北京青运史资料》，1986 第
1 期，页 23。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262
和文办“荒唐透顶”， 甚至亲自汇报六中的调查情况给彭真，彭真
表示：“不管他，你们调查好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终于团市委决定退出联合调查，并发表
三点声明，称：
1、今后我们退出核对材料；
2、我们不同在简报上写上文办材料核对结果；
3、我们已把了解的情况和看法谈过好多次了，文办的同志
如果认为他们的材料属实就让他们向中央交代。
10 月 26 日联合调查组出了一份名为《关于北京市第六中学工
作的调查情况简报》的报告，主要内容为：
（1）北京六中政治思想工作薄弱，“兴无灭资”的旗帜不
鲜明；
（2）部分教师、班主任、领导同志对学生的一般缺点耐心
教育少，指责、处分多，简单粗暴十分突出；
（3）团的工作贯彻阶级路线不够。不过就是重复了文办材
料的观点。
10 月 28 日，康生看到联合调查组的报告以后，批示：“联合调
查组 10 月 26 日简报，揭露了许多严重的事实，证明六中党支部书
记等人的话是假的。但调查组对那些严重问题的看法，只是用几个
‘不够’来估计学校的领导，事实与对该校领导的估计相矛盾，这
是为什么呢？是认识糊涂，还是思想上有顾虑？”团中央杨海波看
到康生的批示后表示同意36，并再次找到找团市委汪家镠谈，批评
了团市委的态度问题，并叫他们回去检查，指出这是非常错误的。
汪家镠表示检查，但实际上这个检查并没有做。相反，在 11 月 5
日，还向北京市委发了一个要求继续在运动中发展团员的请示 37。
也就是说软性的否定了中宣部对其的批评。
36 李晨主编：《北京中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回顾》，北京市：北京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页 232-235。
37 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64》，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 年
杨隽 重探“中学生要求进行教育革命”事件
263
社教：以退为进的北京市委
面对这样的僵局，中宣部和团中央的杨海波决定先发制人。首
先是张际春批示：工作组前一段象联合国。要研究集中统一领导。
然后，团中央和文办又找到了北京市委的万里，先是电话谈，然后
是面谈，万里的态度是和缓，他称：“工作组下去，意见不一致是普
遍现象，三岔口。”万还说：“市委认为最掌握情况的是工作组，不
是主管部门和团市委，叫市区委教育部退出，另搞一个学校，拿材
料对比，好说服他们。”同时万里还让文办和团中央杨海波把社会
主义教育运动旗帜拿出来，放手发动群众。不久彭真批示同意六中
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1 月 18 日，由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杨海波
带队，由团中央、国务院文教办公室教育组、教育部等单位组成的
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进驻北京六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而社教工作组一进入学校校后，就按照先前和中宣部商量的计
划，发动针对党委书记汪一净、副书记李雁书和团支书伍继广的批
斗。接连展开两次 2 次大支委会，紧接着又是党员大会。在此凌厉
的攻势之下，首先是六中的团委书记伍继广顶不住了，交出了自己
的日记，在开批判学校党支书汪一净的大会时，有高三学生冲上去，
抽了她一耳光。而当时工作队长就在旁边看着，没有制止，于是六
中就开风气之先，首创打人风38。干部子弟也纷纷起来批判校领导
“打击迫害工农和干部子弟”，受农村的贫下中农协会影响，六中
还一度成立了“干部子弟协会”。 六中的运动还把矛头对准了学
生。高三一班学生万明的父亲在参加解放军之前，曾在国民党青年
远征军 203 师当过少校教官，是蒋经国的部下。万明在运动中，主
动交待出了这一情况，结果就成了“国民党反动军官”出身，被迫
一遍一遍地写对自己家庭的认识。根据部署工作组还批判了一部分
教师。
在工作组大力发动师生进行阶级斗争之时，北京市的领导人并
没有站出来给其摇旗呐喊，相反，继续在秘密的行动，首先是市委
教育部，尽管撤了出来，但是并没有完全根据万里的指示另搞一个
学校，相反，在六中社教工作组进入之前，继续调查六中，团委也
12.月，页 999。
38 老鬼，《把生命献给草原》，传记文学，2007 年，第 3 期，页 61-64。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264
在其中，而这样做竟然也得到了万里的支持39。他们发现学校里其
实已经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干部子弟，支持按照出身发展团员，另
一派则是出身不好的人，不喜欢按照出身发展团员。12 月 5 日，北
京市委批准了团市委关于在运动中继续发展团员的请示，尽管说要
“吸收经验教训”。实际上对团委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而支
持六中社教运动的万里其实并不怎么赞成工作组的种种做法，据文
革时的材料透露：
当万里和六中的四清工作队长谈到该校党支部书记王一净40的
时候，万里强调说： “这个人不好，过去也对他进行过批评，但要
给他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还不合适。”还说：“我问
过陆定一，在文教口什么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没有定义。”
结果，强行逼迫工作队给王一净摘了帽子。万里对工作队发动群众
大揭六中的问题十分不满。他含沙射影地指骂工作队：“自己是王
八蛋，不能说成是马列主义；自已是马列主义，不能说成是王八蛋。”
正当六中社教还“方兴未艾”之时，受到了六中的直接影响 41。
北京四中和北京八中的干部子弟也都起来“自发”的进行“阶级斗
争”了。
1964 年 12 月 20 日，北京四中杨××等 6 名干部子弟学生42写
信给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揭露北京四中当权“实力派”排
斥出身比较好的党员干部，在学生中不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对学生
中的政治思想问题不闻不问等等“一些严重问题”。21 日，陆定一
将此信批给了中共北京市委彭真、万里。 25 日在中宣部《宣教动
39 中国人民大学新人大公社宣传部印：《反革命修正主义头目万里反党反社会
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目罪行录
（揭发批判資料选編）》，1967 年 4 月。博讯析世鉴上传，见
http://blog.boxun.com/hero/2006/xsj4/20_3.shtml
40 原文如此，估计在传抄过程中有误。
41 据教育部长何伟的说法是“原来是搞六中，学生住在街上，相互传说。四中
干部子弟带头，抓到反动学生的日记，教导主任没有处理。”这样，“没办法，
被迫设点，不搞不行”参见：上海市教育局：教育部何伟部长关于中学生要求
教育革命的谈话，1965 年 1 月 15 日，A23-2-1413-7，上海市档案馆馆藏。
42 这其中包括秦晓，据秦晓说他是后来才卷入进来的，领头的主要是一些高三
的高干子弟，其中有邱会作的二儿子邱承光，见秦晓，《四中与乌托邦》，，《记
忆》，总第 72 期，北京四中文革专辑（二），2011 年 6 月 30 日。此稿为秦晓
收入北岛主编的《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 年的北京四中》中的原稿。
杨隽 重探“中学生要求进行教育革命”事件
265
态》第 114 期（总 1146 期）刊登此信。而此时，四中的高干子弟
们已经开始罢课、罢考、夺权和对学生和老师进行批斗 43。
12 月 28 日，由北京市的领导干部张文松、李晨等带队的工作
组进入北京四中，在进入四中之前，彭真指示要广泛接触群众， 听
取各方面意见，于是工作组如同白区工作一般，只是秘密找学生和
老师了解情况，进行谈话44。
北京八中紧跟其后，据陈小鲁的回忆，四中闹起学潮之后，八
中有同学了解后，也在私下串联开会。那时八中高三（4）班团支部
组织批判一个家庭出身不太好，平常有点特立独行的学生。那个学
生认为推动个人进步有“两台发动机”，一台是个人成名成家，另
一台是为革命而学，两台发动机都要，可以跑得更快。于是，大家
就批判他是“白专道路”、“反动学生”。学校党支部当然不同意
批判学生，这样双方就产生矛盾。于是高三⑷班团支部就向各班干
部子弟求援。大家都表示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开始在学校里贴大
字报，批评校领导。同时陈毅之子陈小鲁还专门去找中宣部副部长
也是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的张际春。张际春对他说：“‘四清’你
们可以搞嘛，但要有部署地搞。你们年轻人，学校有问题，要帮助
解决。45”听闻此言的陈小鲁倍受鼓舞。
1965 年 1 月 12 日北京八中高三⑷班的学生宣布罢课罢考。然
而，随着中共中央全国会议接近尾声，政治的风向却发生了变化，
北京市委的纠偏反击行动则陆续展开，首先是彭真交待万里准备对
闹事的干部子弟进行集中训话46。
在 1965 年 1 月 14 日，二十三条通过的当天，北京市委就迫不
及待的召集闹事干部子弟集中训话，同时还召集闹事的六所中学的
43 人大的教授周孝正就是其中之一，见北岛编：《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 年
的北京四中》，北京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 年 3 月，页 110-
113。
44 秦晓说工作组最初是在学校外面，分别找人谈话，就像进了敌占区似的。后
来工作组进了学校，软硬兼施。到秦晓班的工作组长孙岩，是中宣部副部长林
默涵的夫人，延安老干部。她完全以前辈的口气跟秦晓谈话，说你们这些孩子
的父母我都认识，你怎么样?听说你刚开始不太主张在学校搞阶级斗争?这是对
的嘛。她还表扬秦晓说，这里就你政策把握得好。
45 陈小鲁口述，徐绥之，黄晓一采写：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一）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4&tid=1162
46 宋永毅主编：《彭真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关于四清运动的讲话》，1965 年
1 月 21 日，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2006（第二版）。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266
校长、党支部书记、团委书记听会。万里开了三个多钟头的会。 对
学生的“革命行动” 大泼冷水，说他们是： “自高自大，自以为
是，自由散漫，自由主义，不听党的话。” 说： “这个运动必须党
来领导，不是团来领导，没有党的领导搞不好，没有党的领导不能
革命，没有党的领导还不是洪秀全、李自成？”认为“学生的主要
任务是学习，学校要有正常秩序，不能乱来。如果你们要乱来，上
街游行，我有警察，我是市长，我要管。你们的父母我都认识，别
看你们爸爸比我官大，北京市是要听我的。”还说：“你们一个学生
有一个爸爸，一千个学生就有一千个爸爸。如果你们的爸爸都当校
长，就是一千个校长你们听哪一个校长的？你们的校长和党支部书
记，我们没有撤他们的职，你们为什么不听？你们不要看市委和市
人委的牌子小，我们是铁路警察，就是管这一段。就是总统过来，
也要听我们红绿灯的指挥。47” 会后学生交来一堆条子， 万里就
说，咱们就辩论，不同意不散会，一直熬到半夜 12 点，学生撑不
过，只好同意他的话，才散了会。 薄一波的儿子回去跟薄一波同志
辩论万里的讲话，彭真知道后就告诉万里，就说万里他代表市委，
代表市人委，还代表闹事干部子弟的老子讲话， 不过万里第二天
并没有讲这句话。
第二天，即 1 月 15 日又跟北京八中的部分干部子弟辩论，把
学生的革命劲头压了下去。 会后他和前西城区委书记韩雪等人说：
“你们谁敢讲这话，我要不请示也不敢讲，我是有所指的。”事后，
万里把这次会议称为“舌战群小”48。
1 月 17 日，彭真对北京六中的运动做出批示，要六中的运动来
个急刹车，说：“学校里搞斗争要适可而止”，并说“在初中学生中
不要过分强调和家庭划清界限。”、“如果在知识分子中过分强调成
分就会孤立自己”。他还要求张文松和汪家镠想办法为六中的领导
干部解套49。同日，北京四中的四清工作组在给北京市委的报告中
称：“按照中央工作会议‘二十三条’的精神办事；……小部分干部
子弟脱离群众，孤立了自己。我们则认为要搞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47 万里同志和 8 中高三（4）班 14 名干部子弟谈话记录，1965 年 1 月 14 日，
001-023-00397，
48 关于这次会议，秦晓也有回忆，他说：“后来万里在中南海训话，他嘲讽、
调侃，语气严厉，底气也足，训得我们没脾气，只能静悄悄听。他说，你们老
说红二分比白五分好，我看还是白五分好。”
49 原北京市委机关毛泽东思想红旗兵团编：《彭真罪恶史（1925—1966）》，1967
年 7 月，页 73。
杨隽 重探“中学生要求进行教育革命”事件
267
就要团结一切要革命的人和可以团结的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越
多越好。青年人有点缺点错误，改了就好。”、“这一伙学生斗那一伙
学生是不好的，不足为法的。绝不能简单粗暴，不能打人骂人。但
有些学生对这些话听不进去， 讲了多少次还是一再发生这样的事
情。在发生一部分学生要求枪毙毕向明的事件以后，在学生斗了教
师以后，我们都曾立即加以制止，一部分学生也作了检讨。50”而四
中工作队对四中运动打算如下处理：对出身不好，政治历史上有问
题的人，只要他们不隐瞒自己的问题，向组织交待清楚，就不要抓
住不放； 不把教学方面的问题跟政治思想问题混在一起来分析批
判；在揭发问题的时，党内问题与党外问题分开，教师与学生分开。
斗教师、斗学生，要经过工作队批准，以免再发生乱斗、错斗；有
条件的依靠现在的党团组织51。
1 月 21 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做关于四清运动的讲话，
这场讲话是为了贯彻二十三条纠正四清运动的偏差，彭真说运动中
所发生的问题都跟毛泽东和刘少奇通过气了。在讲话中，彭真提及
了中学里发生的干部子弟要求四清的运动，称：
“干部子弟也要一分为二，学校是党领导的，是国家办的，有
什么意见可以发表，有问题可以反映，可以告到中央，为什么罢课、
罢考?他们要革命，这种精神是好的，但办法不对。这种风传得很快。
学校、工厂也发生了。”、“各地方要搞斗争的，包括我们的子女，是
初生牛犊不怕虎，那里开点搞斗争，要经过那个地方的党委讨论批
准。浮动、乱斗要停下来，搞生产，搞教学，搞社会主义教育。我
是北京市的土地爷， 消息要灵通一些，西游记唐僧走到哪里，孙悟
空就和土地爷联系。群众的精神是可爱的，运动要导入正规。”
对于出身问题，彭真认为“唯成分论不是马列主义，你一定搞，
就搞，大学、中学的工作队，你先搞自己，还不搞到自己头上?不信
就试一试。为什么你成分不好可以革命，人家成分不好就是反革命?
你们没有想，想一想劲就不那么大了。”
1965 年 1 月 22 日，李晨向四中全体党员宣讲了《二十三条>，
除了少数几个人不服气之外，绝大部分人对李的报告表示赞同。同
日，大约在万里召开训话后一个礼拜，八中老师高家旺就把当时八
50 北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 1965》，
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 年 12.月，页 24-26。
51 李晨主编：《北京中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回顾》，北京市：北京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页 238。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268
中领头闹事的干部子弟刘梁山等三人叫到六中副校长王少勋家里，
王少勋和他们谈了六中情况，还询问刘梁山等准备怎么办？还打算
搞不搞？当刘梁山等说，不准备搞下去时，王少勋说：“还是要搞下
去，重点是争取出来的，你们要争取就可以搞！”
52。然而，八中的
干部子弟并没有按照王的指导去做，他们决定不搞了。不久八中就
在召开发展新党员的支部大会时，故意把罢课干部子弟的团支部书
记也都叫去参加。会上严厉批评了几个积极要求入党的学生，他们
因参与了写大字报和闹事，都做了检讨。随着这几个学生已是“顺
民”陈小鲁明白“大势已去“就服服帖帖的听从指挥了53。到此，八
中的学潮也宣告结束，连工作组都没有派54。而四中的四清则要等
到 8 月 4 日，李晨在四中党支部的讲话指出：“经过多方面的了解
情况，全面历史地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四中没烂，成绩是主要的。”
这样，历时 7 个月的北京四中四清运动才告结束。
在北京市委如此一连串的反击之下，首先是中宣部的下属教育
部表明了态度。
1 月 25 日下午，教育部部长何伟在听取了上海市教育局关于
中学生要求进行教育革命的报告之后，讲：
北京是在已经搞起来的学校中， 找领导和学生积极分子谈一
下，不要影响教学秩序……。你们面上怎么搞，还是上海市委考虑。
找学校支部书记谈一下，怎么引导，不要堵，也不要放任自流，出
事会闹得领导被动，教学改革就教学改革。政治上问题、社会主义
教育运动必须依靠工作队，学生没有政策，不懂策略。青年是无所
顾虑，搞起来大家都很紧张，教师没有准备，分不清好老师、坏老
师。真正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非派工作队不行，还要团结 95%以
上。 实际上，从何伟的讲话中可以看出教育部对干部子弟的这种
运动是“叶公好龙”，表面上欢迎，实际上非常不喜欢。这预示着中
宣部也开始改变自己的态度了。
52 张文松与八中学生刘梁山的谈话记录，1965 年 1 月 29 日，001-023-00396，
北京市档案馆馆藏。
53 参见陈小鲁口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 ... _2013082590565_2.ht
ml
54 但同样处理了一个出身不好的学生，见晚晴：留住真诚
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81/7180/693836.html
杨隽 重探“中学生要求进行教育革命”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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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 年 2 月 22 日上午，陆定一在中宣部对直属十个社教工作
队的讲话提及北京六中问题，称“六中也是严重单位，开始团区委，
团市委不相信，团中央也有点不相信，一搞问题很严重，搞的结果
只是三个人，也要区别。王一静与他们不相同，李燕书什么问题还
不清楚，问题有轻有重”。实际上，对六中的问题是“高高举起，轻
轻放下。”看似严重，但真正要处分的也就三个人，而这三个人也不
是等量齐观，这和运动初期发动群众批判“反党集团”时的气势已
不能同日而语了。而这份讲话的录音整理稿后来也报给北京市的宋
硕和刘仁阅读55。
1965 年，3 月 3 日下午，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
论文化、教育部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谈到红与专的问题时
专门指出：不能讲唯成分论，团员要帮助那些出身不好的人，使之
能为社会主义服务56。这实际上是肯定了前段时间彭真为纠偏所做
出的结论和努力。
3 月 24 日，万里又在共青团北京市委的召开的学校工作会议
上发表讲话，在讲话中，他进一步解释了邓小平在教育领域的阶级
路线观，称：“中央书记处讨论教育问题， 小平同志讲 ，在学校里
的阶级路线是什么？就是党员团员能不能团结改造帮助出身不好
的学生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这是党团员的责任。出身好的，特
别是干部子弟，不要多讲成分问题，多讲成分问题对他们没有好处，
他们认为自来红，害了他们。对家庭出身不好的，倒可以讲点成分
问题，可以使他们警惕，家庭出身不太好的，不要受传染57。”
随着中央和北京市委的意见统一，陆定一自然毫无疑问的继续
改变自己的态度，4 月 10 日，在听北京六中社教工作队向陆定一汇
报第一阶段运动进行的情况和第二阶段的初步打算时，陆定一插话
道：
汪一净、李雁书、伍继广要出来，同北京市商量，伍继广这个
人去劳动吧！你们想留一个人在六中，我赞成，有好处，那么清一
55 陆定一在中宣部对直属十个社教工作队的讲话，1965 年 2 月 22 日，001-
022-01192，北京市档案馆藏。
56 杨胜群，闫建琪主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 2009 年 12 月版，页 1849。.
57 陈大白主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949-1976》，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2 年 11 月，页 815。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270
色吗？共产党中央委员就不是清一色的，学习也还是大是大非，不
要过细了，细了就片面。
相对于 2 月份要处置至少两个人的言论，很明显此时陆定一又
往后退了一步。
再谈到成分问题时，他又说“学生的团结问题，从前叫歧视工
农子弟、干部子弟，反转过来又歧视剥削阶级子弟，这也要注意，
有的地方搞得好，自己卸包袱，有的干部子弟检查，认为升学、入
团都没的说，不在乎、不读书， 优越感、歧视别人， 两边自我批
评 ，这样就好了。”明显不再支持干部子弟。
4 月 16 日在北京六中听了工作组的汇报后陆定一再次重复了
以上观点：
不能设想学生一个个都是好的。 革命的学校可以出革命的
学生，但也可能出反革命的学生，反革命的学校也可能出革命的
学生……学生的团结问题也要解决，过去是资产阶级子女欺侮
工农子女。现在是工农子女转过来欺侮资产阶级子女。有的学校
搞得好工农子女有包袱的也放下来了。对于地富子女要把他们
改造好，他们功课好的人也可以让他们帮助别人。学得好的人可
跳级。教育部只抓留级，不抓跳级……58。
到这个时候，可想而知北京六中的“四清”运动已经是“再而
衰，三而竭”了。
到 1965 年 8 月 16 日，北京六中“四清”运动领导小组《关于
北京六中四清运动试点的报告》说：“由于我们对中学四清运动没
有经验，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不够，工作中也走过一些弯路，在某些
环节上产生了一些缺点错误。 主要是在‘二十三条’以前，对学校
问题的严重性估计过分了些， 对个别领导干部的批判一度有些过
头；领导干部‘洗澡下楼’的工作，做得晚了些；学生发动起来以
后，积极分子中一度出现过简单粗暴的行为；抓教学不够有力。59”
而这些话不像是结论，更像是检讨。
至此，持续了一年多的北京六中事件暂告一段落。
58 上海市教育局：上海市教育局关于陆定一同志在北京六中听了汇报以后的发
言记录，1965 年 4 月 26 日，B105-8-569-14，上海市档案馆馆藏。
59 李晨主编：《北京中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回顾》，北京市：北京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页 232-236。
杨隽 重探“中学生要求进行教育革命”事件
271
尾声：曲未终，人未散
尽管四中、八中和六中的“中学生要求进行教育革命”事件已
经逐渐平息。然而，恰如“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其后续的效应并
没有随之消失，相反，仍继续在持续发酵。
1965 年 4 月 10 日，在吴子牧报送副市长刘仁的《当前学校工
作中的一些问题》的报告中，不管是对学校，还是对纠正后的阶级
路线，从学生到干部都抱着极大的怀疑态度。干部子弟自然是不满，
而所谓剥削阶级的子弟并没有感到欢欣鼓舞，反而更加担忧，一是
担忧贯彻，二则是担忧如何跟家庭划清界限。学生之间的裂痕依旧。
而不少学校，特别是郊区的学校继续贯彻着以往的阶级路线，有个
区委甚至规定地富子弟参加运动会成绩优秀也不能得奖60。
面对这样的情形，张文松和李晨又先后对学校干部和学生做了
报告。不过，仍然收效有限，如黄万里的女儿在 1965 年高考中就
是因为父亲的问题而最终未被录取，她相同出身的同班同学也没有
被大学录取，而黄还算是受到统战优待的人士，就只是因为相信了
当时媒体的“不重出身，重表现”的宣传，未去找清华校长，最终
也没有逃脱阶级路线的阴影61。就更阻止不了学生中的分裂，如女
十四中的学生也在文革前闹出了跟采取了同样的手段，只不过女十
四中机会不凑巧没有掀起任何波澜62。
1965 年 9 月，在西城区教育局关于中小学教学工作的报告中
称“至于红与专关系，政治和业务的关系，革命和学习的关系。没
有完全解决。当前对待教学改革工作，教师还有各种思想降碍。”
到 1965 年 12 月底，北京市委在对《团市委关于发展团的工作
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的批示里，仍然强调要“不要只看出身，
60 陈大白主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949-1976》，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2 年 11 月，页 819。
61 赵诚著.：《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全新修订版），西安：陕西
人民出版社, 2012 年 4 月，页 132-135。
62 无为：我的一九六六年，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04898f0101cq1p.html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272
不看表现；而要着重看政治觉悟、阶级觉悟”的发展团员63。也就是
说到这个时候，实际上，发展团员是看出身，而不是看表现的。
结 论
通过以上粗线条的梳理可以看出，六中的这场运动并非是像先
前研究者们所说的直线条过程，先干部子弟上书，然后就社教四清
运动开始了，这其中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曲折的过程，“肇事者”一开
始并没有想到进行“四清”或“社教运动”，而主管的部门也没意料
到要用“社教”的方式去解决问题，从反映问题到最终进行社教四
清，有一个十分复杂的博弈过程，所牵涉到的角色有六中学生、干
部、老师、团市委、北京市委和中宣部乃至教育部等等，正如“一
石激起千层浪”，又如“蝴蝶效应”，这其中反应出来的是文革前夕
表面平静下的中国社会和政治所汹涌澎拜的暗流和矛盾。六中的事
情也绝非是“茶杯里的风波”，四中和八中已经被证明和其有直接
的联系。而清华附中在同一时期也发生了“娄熊事件”，本是一次普
通的学生斗殴，却只因为一个出身平民，一个出身干部，就上升到
了阶级斗争的高度，引发全校的大讨论和大分裂，为未来清华附中
红卫兵组织的出现埋下了伏笔64。
而据笔者所查，上海的重点中学里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据上
海市档案馆的《上海市中学生要求进行教育革命》记载，上海八所
重点中学里也发生了学生上纲上线批判老师和校领导的事情65。目
前，尚不得知上海的个案之间是否有联系。
总之，北京六中事件的复杂性和重要性皆被研究者们远远低估
了，其复杂和重要的程度可能甚至超过了同时期的北大四清运动，
因为北大的运动并没有经过这么多的参与者，也没有经历如此曲折
的过程，在全国范围内，也难找到有北大这样特殊性的院校，几乎
是个孤例。而六中则代表了当时已露苗头的中学干部子弟骚动，若
63 北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 1965》，
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 年 12.月，页 659。
64 李伟东著：《清华附中高 631 班（1963-1968）》，柯捷出版社，美国纽约，2013
年 2 月（第二版），页 50-64。
65 上海市教育局：上海市中学生要求进行教育革命的情况汇报，1965 年 2 月
13 日，B105-2-941-1，上海市档案馆馆藏，缩微。
杨隽 重探“中学生要求进行教育革命”事件
273
研究者们从深度继续挖掘，从广度上加以联系，即挖掘不同地区，
不同个案间的关联，甚至和北大四清联系在一起考虑，则必将大大
推动文革前夕的研究，甚至有可能带动对红卫兵运动初期的研究。
“批林批孔”运动中“批孔”的基本特征
从中国共产党与儒家文化关系的视角来解析
A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CP and Confucian Cultu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riticizing Confucius during
the Movement of Criticizing Lin Biao and Confucius
杏贝男
Xing Beinan
作者介绍：
杏贝男，女，甘肃镇原人，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
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共产党与传统文化。
内容摘要：
发生于 1973 至 1975 年的“批林批孔”运动是中共历史上对
孔子和儒家思想进行否定性评价的典型事件。探究“批孔”运动
的基本特征和发生原因，既可从政治运动亦可从思想运动的视
角进行分析。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批孔” 与中共历史上的一
般政治运动别无二致，都具有动员迅速、全员参与、形式多样和
政治口号简单明了等特征。作为一场思想运动，“批孔”则由于
涉及到了对儒家思想的全面否定评价，从而是一场政治理性战
杏贝男 “批林批孔”运动中“批孔”的基本特征
275
胜思想理性，及绝对正确的单线思维对多元思想讨论的威权统
治的特殊思想运动。从政治运动的视角分析，“批孔”的发生具
有很多的历史偶然性因素，这主要包括林彪毛家湾寓所中的“克
己复礼”条幅等与孔子和儒家思想有关的“反革命材料”，毛泽
东对孔子的否定性评价，“四人帮”集团批林和“反右”的实际
政治需要等， 这些偶然因素最终共同织造了 “批林就必须要批
孔”和“只有批孔才能从根本上批倒林彪”的核心命题。从思想
运动的视角来看，“批孔”则凸显出中共革命文化与儒家思想的
天然紧张，前者以“破旧”为根本特征，后者以“立旧”为主要
表现，这一思想层面的“破”与“立”的紧张是“批孔”得以发
生的必然历史因素。
关键词：
批林批孔、政治运动、思想运动、特征、原因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276
孔子及其所创立的儒家思想在当前被视作是实现社会治理和
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文化源泉和思想理据。然考诸中共
对孔子和儒家思想的评价史，则基本经历了一个否定到部分肯定再
到彻底全面否定最后到较大程度肯定的历史过程。其中的全面彻底
否定阶段，就是发生于上世纪 70 年代的“批林批孔”运动。这场政
治运动的核心命题是“孔子是历史上一切反革命的祖师爷”，“批林
必须批孔”，以及“只有批孔才能彻底批倒林彪”。但是，由于这场
政治运动也一般地涉及了中共对孔子和儒家思想的评价问题，因而
也可被视作是一场重要的思想事件。
实际上，将“批孔”问题放置到中共与儒家文化之间关系的视
角加以观察，对这一运动的特征和发生原因或许会有一些补充。本
文试图将政治运动和思想运动两分而论，阐释“批孔”运动的基本
特点和发动原因，就“批孔”运动的特征来说， 本文认为它是一场
普通的政治运动和特殊的思想运动，就“批孔”的发生因素来说，
这中间既有历史偶然性因素，也有必然性因素。其中的必然性因素
就是中共革命时期形成的以“破旧”为特征的革命文化与“守旧”
为特征的孔孟之道之间的思想张力。
一、“批孔”运动的主要特征：一般的政治运动与特殊的
思想运动
从中国共产党与儒家文化关系的视角深入思考“批孔”问题需
要从政治运动与思想运动两个视角分析其具有的主要特征。从政治
运动的视角来看，“批孔”运动与党内其他的政治运动一样，都具有
动员迅速、全员参与、形式多样、政治口号简单明了等特点。而从
思想运动的视角来看，“批孔”运动的更重要特征在于政治理性对
思想理性的压迫，和单向思维方式及绝对真理对思想讨论的专制统
治两方面。
杏贝男 “批林批孔”运动中“批孔”的基本特征
277
（一） 一般的政治运动
作为政治运动的“批林批孔”运动，主要是通过党和政府严密
的组织体系加以层层发动的。与其他运动一样，“批孔”运动的发动
也是通过中央和地方各级文件的下达，各级会议的召开，以及各地
纷纷成立起来的“批林批孔”领导小组办公室等领导机构组织，向
群众宣传、鼓动群众进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一道掀起“批林批孔”
运动的大高潮的。因此，作为政治运动的批孔运动，也与其他政治
运动一样，具有动员迅速、全员参与、形式多样、政治口号简单明
了等方面的特点。
1.“批孔运动”的动员非常迅速，基本实现全员参与。从 1974
年 1 月 18 日中央 1 号文件下发后，各地方迅速展开了对中央文件
的学习，对“批林批孔”运动进行组织动员。基本而言，省一级在
1 月底 2 月初就以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等方式，进行组织动员。 例
如，北京是在“1 月下旬，北京市委先后召开几次常委扩大会议和
工作会议，着重讨论解决议政、抓大事，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
和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等问题”。 1又如，黑龙江“省委于 1 月 29
日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如何在全省开展‘批林批孔’问题。…2 月
2 日，省委发出《关于迅速掀起批林批孔新高潮的通知》。…批林批
孔运动在全省开展起来”。2 还如，1974 年 1 月 30 日到 2 月 3 日，
福建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部署“批林批孔”运动开展工作，
期间还召开了有两万多人参加的动员会。3
到地区一级，则因地域
差异而呈现出较大差异。例如，广州市在 1974 年 1 月 28 日召开常
委扩大会议，学习中央 1 号文件，并决定采取措施抓好广州市“批
林批孔”运动；4
贵州铜仁地区也是在 1974 年 2 月传达中央 1 号
1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 第二卷》，北京：
北京出版社，2011，第 422-426 页。
2
黑龙江地方编纂委员会：《黑龙江省志 70 共产党志》，哈尔滨：黑
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6，第 261-262 页。
3
林强主编：《中共福建地方史 社会主义时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
社，2008，第 576 页。
4
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广州党史纪事 1919.5-2006.12》，
广州：广州出版社 2008，第 330-331 页。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278
文件，布置、部署开展全地区的“批林批孔”运动；5 较偏远的民
族地方，如新疆喀什在 1974 年 3 月 20 日召开“‘批林批孔’大会，
各单位采取办学习班的方法进行学习”。6
到县一级，基本上也很
快就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如甘肃永登县 1974 年的 2 月 5 到
13 日召开了以“批林批孔”运动为主题的扩大常委会，2 月 7 日就
成立了永登县“批林批孔”办公室； 浙江鄞县则在 1 月 26 日就召
开动员大会，…至 2 月 8 日，全县的 739 个大队中，共有 716 个大
队传达了批林批孔资料，16 个大队着手开始“批林批孔”； 湖北仙
桃也是在 1 月下旬由县委陆续向基层传达有关“批林批孔”的文
件，…2 月 5 日，县委在仙桃镇召开有 14000 多人参加的“批林批
孔”动员大会。到 2 月中旬，县贫下中农协会、共青团、妇联、民
兵等组织联合召开“批林批孔”大会，批判孔子倡导的儒家学说。
短短 1 至 2 个月内，全国范围内上至中央、下至县乡的“批林
批孔”运动就迅速动员起来了。同时，从上述地方开展“批林批孔”
运动的记载来看，这是一场全民动员的群众性运动，不仅是中央层
面，而且还在中国最基层的乡镇村寨，都迅速的展开了对林彪和孔
子的批判活动。可以说，“批林批孔”运动是一场全员参与的群众性
政治运动。
2.“批林批孔”运动采取了多种多样的运动形式，主要包括召
开动员大会、举行理论宣讲、举办学习班、办政治夜校、召开批判
大会、办专栏和墙报、张贴大字报和写大批判文章等，内容丰富且
形式多样。如甘肃永登县的运动数据显示：“截止 1974 年 9 月，全
县举办的‘批林批孔’运动学习班 1281 期，参加人数 3.58 万，组
成 404 个宣讲小组， 开宣讲会 1499 场次，召开批判大会 1439 场
次，办专栏 868 期，板报墙报 1288 期，写大批判文章 6411 篇”。
湖北仙桃则主要是通过“以公社为单位，举办队长以上干部理论学
习班，再以大队为单位办党员、大小队干部和理论辅导员学习班。
然后召开群众大会，动员群众参加批判活动；以小队为单位办政治
夜校，组织社员轮流学习” 的方式开展动员的。 这些数据业已充
分说明，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形式的丰富性。而这些运动形式的
亮点，在于尊重群众的主体性地位，让群众联系自己的生产生活实
5
中共铜仁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铜仁地区历史：1921-1978》，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2，第 415 页。
6
侯瑞杰主编：《中国共产党喀什市简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
社，2009，第 138 页。
杏贝男 “批林批孔”运动中“批孔”的基本特征
279
际展开批判活动。 因此，就呈现出一批诸如《孔老二罪恶的一生》
等连环画、漫画、诗歌、革命歌曲等文艺作品，有力地推动着“孔
老二”这个名号迅速地走向群众中间。
囿于普通群众对孔子与儒学缺乏深入的了解和系统学习，因此
各地开展“批孔”运动的资料主要都是互抄而来，“地方抄中央，群
众抄地方”，“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各地照抄中央文件上的和
人民日报上的大批判文章，照抄和干喊耳熟能详的政治口号便是。
基于此，“批孔”运动中对孔子的批判，也更多是停留在政治口号的
意义上，基本没有触及到孔子思想的实质所在。如下文所记述的：
“用讲故事的形式批林批孔，不能不说是老百姓的一个创造，
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当时 10 余岁，记得有一个小学生用我们
本地的方言（我们叫土话，与本县的官话差别较大，讲官话的人基
本无法听懂土话）讲孔老二（当时对孔夫子的蔑称）的故事，大概
是讲孔子周游列国，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结果四处碰壁的情况。
小学生声情并茂，绘声绘色，特像在讲单口相声，用的又是大家熟
悉的方言俚语来讲，所以听讲的还不少。” 7
这段故事的实情如何，我们无法详细考证。但据“文革”时期
流传的《孔老二的罪恶一生》等连环画的传播来说，当是符合情理
的。由此可见，“批孔”基本上成为一个政治口号。更甚者，有的地
方领导要求要将“批孔”与地方的工农业生产结合起来，要以“批
孔”运动为契机，促进地方各项事业的发展。 8
从发动“批孔”运动的这两个主要特征来说，“批孔”运动也就
是一般的政治运动而已。
（二）特殊的思想运动
如从思想运动的视角来看，则“批孔”运动是一场特殊的思想
运动。“批孔”运动作为思想运动，主要具有“政治理性压迫思想理
7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18112b01000abi.html。
8
侯瑞杰主编：《中国共产党喀什市简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
社，2009，第 138-139 页。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280
性，政治理性高于一切”、“绝对正确和单线思维对多元思想讨论的
专制统治”两个层面。以下略为解释这两个层面的特征。
“批孔”运动作为一场政治运动，追求的是协调统一、以斗争
求团结的政治理性。同时，“批孔”运动还是一场思想运动，还应追
求一种多元开放的对话交流和以讨论求真理的思想理性。不是说
“孔子”及其“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术思想不能被批评和批判，
而是说这一批评和批判需要在一种多元对话的语境下，经受得住理
性和史实的考量。作为政治运动的“批孔”运动，目的并不是为了
真正搞清楚孔子的阶级属性是什么，孔子的思想究竟是一种什么样
的思想，而主要是为了从根本上论证林彪思想的极右特质，是要将
林彪彻底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批孔子”只不过是陪绑“杀林彪”
的法场而已。
出于这一目的，以江青为首的政要们及其他们支持和组织的一
批写作班子，根据他们现实的政治意图和政治需要，炮制出一个“绝
对正确”的孔子生平纪实，和孔子反动思想体系。然后，工农兵批
判者们和“革命知识分子”根据这一个孔子生平纪实和反动思想体
系，展开自己的想象力，进行对孔子的彻底批倒、批臭。面对对这
一虚构出来的“孔子”和“孔孟之道”，容不得任何的质疑，如有质
疑则以群众批判的方式，和政治权威进行镇压。如对梁漱溟的批判
所显示的那样。当时从事哲学史思想史研究的学者们的使命，只能
是改造自己成为“革命知识分子”的一员，以免祸及自身；同时也
只能在这个划定好了的圈子里，展开自己的思想考察，以进行自己
的学术思想活动。“批孔”运动由此凸显出的一个大特点，就是政治
理性对思想理性的绝对优先权与绝对统治权，即思想理性对政治理
性的威权服从。
就“批孔”运动作为思想运动本身而言，还凸显出另外一个特
征，即绝对真理对多元思想的专制统治。建国初的中共党人，将“马
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奉为圭臬，视作人类社会发展的绝对真理。
马克思、列宁和毛主席的著作和话语，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真
理性把握，其他的研究者们，只能在这个绝对真理的框架下来展开
自己的研究。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和研究中国古
代的社会形态与社会发展阶段，本无什么不可，但若只以历史唯物
主义所分析的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和共产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来与中国历史作一一对应，并以“阶
级社会中，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
杏贝男 “批林批孔”运动中“批孔”的基本特征
281
本动力”作为根本性的指导原则，指导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两个阶
级的阶级斗争”的科层互动，则表现为一种本文所说的“单线式思
维”。正是在这一绝对正确的真理指导下，和这一“单线思维”的分
析下，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中的儒家和法家被拎了出来，分别作为
保守、落后、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阶级与前进、革新、顺历史潮
流而动的革命阶级的两种意识形态，而展开了思想领域内的斗争。
这种思想史的解读方式，构成了“批孔”运动中对本应是多元讨论
和对话交流的真理探求的专制压制。这也表现出了作为思想运动的
“批孔”运动的第二个特点。
据此，本文认为，“批孔”运动所呈现出来的主要特征，需要从
一般的政治运动和特殊的思想运动两个角度进行观察。作为一般的
政治运动，本文已经运用一些资料初步指出了这种运动模式所具有
的动员迅速、全员参与、形式丰富多样和政治口号简单明了的政治
运动特征。但作为特殊的思想运动事件，本文注意到了政治运动与
思想运动之间的内在张力所在，即政治理性对思想理性的绝对优先
和思想理性对政治理性的威权服从的特点；同时，单从思想运动本
身来看，本文还注意到以“绝对真理”和“单线思维”指导下的思
想史事件分析，所具有的这种绝对真理、单线思维对追求真理的多
元对话、讨论交流的专制压制的特点。
二、 “批孔”得以发生的一系列历史偶然性事件
无论是将“批孔”运动视作是一场荒唐的政治闹剧，还是一场
严肃的“思想清算”活动，都需要尽可能客观地分析总结其发动的
原因。从史实来看，“批孔”看似是一连串偶然事件的化合反应，从
“文革”时期的思想导师毛泽东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孔子
思想体系的理解，到查抄毛家湾时所发现的林彪集团“反革命”证
据中与孔子和儒家思想具有相关性的资料，再到“四人帮”集团“批
林彪”和“反右倾”的现实政治需要，最后到“孔子是一切反动派
的祖师爷”这一政治命题的提出，从而最终得到“批林就必须要批
孔”和“只有批孔才能从根本上批倒林彪”。
实际上，“批孔”作为“批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的是从
根本上彻底肃清林彪反党行为的思想根源，和论证解释林彪路线的
极右实质。林彪事件后，中央专案组在查抄林彪位于毛家湾的住所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282
时，发现了林彪手书的“克己复礼”，以及其他记载孔孟言行的资料，
这为解释林彪反党行为的思想根源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一）“批孔”运动之所以能够发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党的思
想导师和伟大领袖毛泽东在评价孔子等问题上的转变。9 青年时的
毛泽东，对《孔子》、《孟子》等儒学典籍颇为熟稔，在以后的讲话
中信手拈来。延安时期，毛泽东亦曾论说道，中共要继承“从孔夫
子到孙中山”的中国历史。建国后，毛泽东也多次肯定过孔子在中
国文化史、教育史上的地位。逮至“文革”前后，毛泽东对孔子基
本上走向了完全反面的评价。这一时期，毛泽东评价孔子的言行，
较著名的有，1965 年于胡志明的谈话中所指出的， “在中国历史
上，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孔子只说空话”。10
同时，毛泽东
还注意到思想史、哲学史工作者对孔子的批评观点。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开始考虑批判孔子的问题，1973 年
5 月份为准备十大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就指示要“批
判孔子”。11 此后也回应郭沫若尊孔批秦始皇的观点说，“孔学名高
实秕糠”（《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1973 年 8 月，毛泽东在
对江青讲解儒法斗争时更进一步谈到，“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
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的” 。
12 毛泽东还亲
自批发了杨荣国的《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一文，
在 1973 年 8 月 7 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又如，1974 年 1 月 17
日，毛泽东还亲自批发了 1974 年的中央 1 号文件，由此开始全国
范围内的“批林批孔”运动。所有这些资料，都充分说明了毛泽东
对孔子的否定性评价。
（二）在批判林彪反党行为的思想根源时，因林彪在中国民主
革命时期和建国后的政治履历较为清白，也没有较大的政治历史问
题。因此，很难根据林彪个人的“黑历史”来对林彪展开批判。这
9
欲了解毛泽东评价孔子的基本观点及其前后历程，可参见宋一平：
《毛泽东对孔子的态度及其转变》，《党史文苑》，1994 年第 4 期，第
14-16 页。
10
陈晋：《毛泽东之魂》，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 271
页。
11
马齐彬等：《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 1949-1989（增订本）》，北京：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 年版，第 357 页。
12
陈晋：《毛泽东之魂》，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 282
页。
杏贝男 “批林批孔”运动中“批孔”的基本特征
283
时，从林彪处发现的有孔孟言行的资料便可以为批判林彪提供现成
的证据。回顾林彪一生的历程，客观公正地说，在民主革命时期和
建国初期，其功远远大于其所犯的错误。即使在“九一三事件”发
生之后，党内文件在提到林彪时，也表明林彪在过去对党是作了一
些有益工作的。
简单回顾林彪的戎马一生，林彪出身黄埔，在第一次国内革命
时期先后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八一南昌起义。自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之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直接参与了几次反围剿斗争，对中国革
命做出了相当的贡献。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红军长征到达陕甘
宁边区，林彪是被任命为红大（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的简称，后改为
抗日军政大学）校长。抗日战争爆发后，担任八路军 115 师师长东
进抗日，并指挥了八路军抗战中的第一个大捷——平型关大捷，抗
战功绩名闻全国。解放战争期间，林彪曾先后指挥东北野战军和华
北野战军进行了辽沈、平津两大战役，并指挥了解放军解放两广的
战役， 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都建立了不朽功勋。林
彪的历史遗留问题， 众所周知的是 1928 年上井冈山之后，林彪在
估计时局和对待中国革命前途问题上， 一度有过悲观的态度，也
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毛泽东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
文对林进行了批评和教育，坚定了林彪的革命信念。
因此，完全可以说，林彪相当雄厚的政治资本，和光荣的革命
历史及彪炳史册的战功，使他得以成为开国元勋之一，1955 年被授
予元帅军衔，九大上更被确定为中央副主席和接班人，且接班人地
位写入党章。因此，在林彪叛党叛国之后，要从历史遗留问题来批
判林彪，殊为不易。这时，从林彪住处发现的儒家言论，也成为了
可以批评他的一个证据链。
（三）“批孔”运动得以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周恩来主
持下的中央工作对极左思潮的批判。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主持中
央工作。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批林整风”运动批判了林彪的极左路
线， 并对极左思潮指导下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导致的一系列问
题，做了挽救工作。然而，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必然会导致对“文
革”的否定性评价。于毛泽东而言，将发动“文化大革命”视作其
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大事，批林可以，但批“文革”不可以。
正是出于对“文化大革命”的命运和前途的担心，毛泽东开始
支持江青等人，借用儒法斗争史来论证林彪路线并非极左，而是极
右的实质；并指出林彪之所以表现为极左，是林彪这个“政治骗子”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284
行韬光养晦之计而给自己披上的虚伪的保护衣，是为了等待时机从
事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活动。而江青等人则试图通过这一活动，
打倒以周恩来为首的批极左力量，从而实现在四届人大上的“组阁”
和进一步“篡党夺权”。这也是江青等人发动“批孔”运动的另一现
实的政治需要。
本文以为，正是基于以上这些偶然性的因素，“批孔”运动的发
动才得以成功。设若，林彪叛党叛国后所搜集到的罪证不包括“克
己复礼”等儒家言辞；或如，毛泽东一如延安时期坚持对孔子一分
为二的客观评价， 且继续坚持对儒家文化的批判性继承的历史态
度；甚或如，周恩来主持下的“批林整风”运动不触及极左思潮，
而是肯定和坚持“文革”的基本路线和方向；再者如，建国以来的
中国历史研究和哲学史、思想史研究，也没有生硬地坚持历史唯物
主义的阶级分析原则和社会发展历史阶段的划分原则，没有“儒法
斗争史”的中国史史观。那么，“批林”还会搭上“批孔”吗？这些
问题，我们后人只能是想象和从逻辑上进行推断，而现实就是这些
偶然因素的一致发生，导致了将孔子“视作一切反动派的祖师爷”，
将孔孟之道的儒家学说看成了“一切剥削劳动人民的反动派的思想
路线总来源”。而这两个乍看就难以令人完全信服的政治命题，却
堂而皇之地论证出了“批林就必须要批孔”和“只有批孔才能从根
本上批倒林彪”政治命题的合理性，并指导了长达一个时期的轰轰
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这不能不成为一个令人沉思的现当代思
想史话题。
三、“批孔”得以发生的必然因素：中共“革命文化”与
“孔孟之道”的冲突所形成的张力
尽管“批孔”是由一系列偶然因素造成的，但这一系列偶然事
件的背后，都蕴藏着中国共产党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
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中国共产党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绝对真理性，
将这一绝对真理作为标准和科学方法，来解剖和划分与西方历史有
很大差异的中国古代社会，最后必定会坠入到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
中的主流文化的背弃的历史结论。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
一次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具体结合，革命实践
包括源自中国社会中的革命思想内容，和现实的武装夺权以实现救
杏贝男 “批林批孔”运动中“批孔”的基本特征
285
国梦想的革命需要两个方面，那么，对于中国占主流地位的、以维
护稳固的社会秩序作为目标的儒家文化而言，必定是从根本上要加
以否定的。笔者以为，这才是“批孔”运动会必然发生的深层次的
思想文化原因。
中共的诞生，是渊源于近代中国所遭遇的生存危机，和“数千
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而近代中国历史，对于理解中共
早期所坚持的“革命文化观”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历史地看，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中国和中华民族，面临的最大困境是亡国亡种
的历史危机。
在这一历史处境下诞生的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阶层，所面
临的最主要任务是如何在一个强敌环伺、弱肉强食的国际社会中，
维护中国和中华民族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而非去维护任何一种传统
的文化或传统的社会结构及价值观念。如此看来，这样的知识分子
一方面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同时，他们又是对以儒家为主要代表
的中国固有之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社会秩序的强烈批评者。在 19
至 20 世纪之交的中国知识分子，如以严复和梁启超为代表，试图
通过比较中西哲学、科学、政治制度和文化之间的差异，认识到近
代中国的落后， 认为根本不在于科技等器物层面的不如人，而在
于文化中缺少了近代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竞争、进步观念，人的解
放和自由观念等。
正是儒家文化中缺少类似的价值理念，才导致了近代中国在世
界民族之林中的落后。而要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实现中国的独立，
维持中华民族的生存，就必须将民主、科学等近代价值理念引入并
植入中国社会。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程度的加剧，国内的知识
分子阶层也愈加认识到，“向西方学习”与“打倒孔家店”之间，具
有天然的历史紧张关系，只有“打倒孔家店”，中国才能真正地开始
学习西方的科技文明，才能摆脱落后挨打的命运。这一观点所带来
的后果之一，便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存在的“科玄论战”，存在的
“中学”与“西学”之间的论争。“五四”运动正是在这般思想观点
的影响下，才得以发生的。
此外，现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主要目的也是借用西方的思想
文化以图故国的自强和复兴。中国人学习西方的科技如此，学习西
方的自由主义、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也是
如此，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学习“‘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克思主义”还
是如此。将马列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政党，中共自一开始就是继承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286
了“五四”以来的理性启蒙精神，在文化上反对封建制度及其意识
形态，即“孔孟之道”的儒学思想所确立的“三纲五常”等社会道
德。中共党内的思想家和知识分子，如毛泽东、瞿秋白等一部分人，
在寻找到马列主义以前，都接触和学习过儒家文化。但当他们一旦
接触马列主义以后，他们对孔子和儒家，自然会转入一个批评的阶
段了。
在这个意义上说，笔者赞同莫里斯·迈斯纳对中国第一代马克
思主义者所作的分析。即，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接受马克思
主义信仰，并非是服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体系，和俄国苏维
埃革命本身，而主要是将源自异域的马克思主义视作解决中国社会
问题、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一剂良方。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
子，一方面是忧心于中国亡国亡种的现实危机，并对救世负有神圣
的历史感和使命感，是优秀的民族主义者；另一方面则是彻底地试
图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因这文化本身是阻碍了近代中国现代化的
罪魁祸首，是传统的彻底颠覆者。 13
但源自异域的马列主义要在中国革命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就不
能不实现本土化。换言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定是将马克思
主义的基本革命理论和主张，与中国具体的革命现实和革命需要相
结合，才能承担起救国救民的历史使命。这就是通常意义上的马克
思主义的第一次中国化。但理解这第一次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亦
须认识到， 这种中国化不仅包括 20 世纪的中国革命时期的中国，
更包括一个历史的中国，因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延续。
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中国化，也就注定需要寻找到一个恰当的对待
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的方法。
而早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对当时的中国革命形势的
理解，以及对逐渐翻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政治经济学学
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等基本理论的学习和把握，终于找到了一条
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思想道路。这一思想，形成了中共对待中
国传统文化的经典方法，即“弃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批判地继承
的态度和方法论。
14
13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杜蒲译，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2-22 页。
14
对这一态度和方法论的理解，可参考笔者《批判地继承：新民主
主义文化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和方法——以陈伯达墨家思想研究中的
杏贝男 “批林批孔”运动中“批孔”的基本特征
287
中共革命时期所形成的“弃其糟粕，取其精华”的对待传统文
化的基本态度，是与中共的革命需要紧密相关的。革命，是一种打
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政治行为。在革命的视角下，维护旧秩序
的人物和思想都是需要被或粗暴或谨慎地打倒的对象。在这个意义
上讲，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自汉代起就是维护旧的“封建”统
治秩序的官方意识形态，所以就有了被打倒的必要。这一点，也可
从延安时期中共理论家们对墨家、法家、道家的夸赞和对儒家的批
评多赞扬少的评价中可见一斑。
新中国建立后，中共试图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一个有着与以往的
中国“旧文化”不同的“新文化”国家。这一新文化国家的视角，
仍旧是延安时期成形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延续。这一延续的重要表
现，是强调劳动群众的需要、满足官方意识形态的需要和勇敢破除
旧文化、旧传统的需要，对于新中国的文化活动的必要性。这种“革
命”视角下的文化建设活动，是以“不破不立”的方式呈现出来的
文化活动。这种“破”的一个极致代表，就是“破除旧思想、旧文
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破四旧”。截止“文革”结束，中共的这
种“革命”文化是与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套以维护社
会秩序为宗旨的儒家思想相矛盾的。简而言之，这种“革命”文化
所讲求的“破”与孔子和孔孟之道所讲求的“立”之间具有天然的
思想紧张性。
从中共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和方法的视角言之，“批孔”运动
的发生实是中共的“革命”文化的“破”与孔子和孔孟之道的“立”
之间的紧张关系的一种充分表达。正是在这个视角下，将孔子“视
作一切反动派的祖师爷”，将孔孟之道和儒家学说看成 “一切剥削
劳动人民的反动派的思想路线总来源”， 其实并不令人觉得惊诧，
反倒会觉得这是一种由“革命”文化的真理，不慎向前迈出了一小
步而造成的“谬误”。
据此，笔者以为，如果说中共的革命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第一次理论成果的一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具体
结合一方面，这种革命实践包括源自中国社会中的革命思想内容，
和现实的武装夺权以实现救国梦想的革命需要两个方面，那么，对
于中国传统占主流地位的、以维护稳固的社会秩序作为目标的儒家
运用为例》一文，见《安徽行政学院学报》，2015 年第 2 期，第 14-19
页。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288
文化而言，必定会从根本上加以否定。这才是“批孔”运动会必然
发生的深层的思想文化原因之所在。
四、多向前迈进一步的真理就是谬误
“批孔”与“尊孔”，是建国以来的党史和国史中，研究中共与
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时，绕不开的两个主题。建国前三十年的“批
孔”，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尊孔”，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就是作为民
族主义者的中国共产党，为复兴中华民族所做的努力。不论这种努
力的方向是对还是错，但这种努力本身是没错的。
“批孔”运动已经离去我们很远了，远得以至于深处“国学热”
思潮中的我们，已经忘记了我们的父辈们，曾有那么一个时期，是
如此严厉地、荒唐地批评一个在中华文化传承中承前启后、承上启
下的关键性人物。“批孔”运动也离我们很近。近得到了我们理所当
然地将孔子和传统文化视作“绝对真理”，而对曾指导我们国家、民
族走过患难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不再“感冒”。“批孔”留给我
们的是是非非，还有许多值得思索和借鉴的地方。
附 录
Appendix
291
澄海塔园文革博物馆祭文
秦晖 撰
公历六六，岁遘丙午；破月之厄，十年箠楚。屠群黎于永州，
掘圣坟于曲阜。狴犴积冤，遍九州而腥膻；干戈寻仇，化五湖为血
浒。从“走资派”到“造反派”，官民皆遭涂炭，任“反革命”或“老
革命”，左右孰逃粪土。遍砸“封、资、修”，尽扫“洋、名、古”。
弃精华兮尽毁黄钟，扬糟粕兮不如瓦釜。六艺荒疏，斯文泰斗不堪
扫地；百业萧索，胼砥耕夫难忍枵腹；狂飙所至，神州蒙辱；韩山
潮海，亦被其蛊。吾民何辜，遭此荼毒。哀哉，呜呼！
丙辰否泰，戊午维新，拨乱反正，激浊扬清。赋旧邦予新命，
还阳春以破冰。大厄既脱而小康可期，前事毋忘兮后世为警。冰冻
三尺非旬日之寒，筑楼九仞岂数斧之斤。摸石而始试水，夫激流非
涉礁可渡，清污而必溯源，惟反思乃过河梁津。嬴缪之罪，罄丛竹
而难书，黄鸟之哀，岂一碑而可铭。启山林以开筚路，滥孤觞而非
独醒。愿我来者，耿耿其心。
公元二零一五年岁次乙未新春吉旦
注：此文属北大教授秦晖受澄海博物馆之托而撰写。澄海塔
园景区拥有大陆民间第一家文革博物馆。 因为其敏感性，一直
承受多方的制约，目前举步维艰，诚望海内外同胞多加关注与支
持。
292
红卫兵赋
闲机生
闲机生问于黑白子曰：“吾昨过沙坪坝文革墓园，见丛林荒萋，
青碑嶕峣，丹书壮辞，露坠叶飘，不知谁人亡此，湮没野郊？
黑白子叹曰：“此红卫兵之墓也。畴昔盲信蒂固，事权犹疑。法
失常度，毒流祸遗。激情惑蛊，热血狂迷。烽烟处处，漫天羽檄。
至于相亲屠戮，同胞戕击。梦锁重雾，魂散荆棘。乃葬于群墓，长
眠永栖。幸矣，汝非生于当时。乱世乖谬之未睹，何止其一？
“我辈动乱之初兮，年少气昂。梦想于驰骋兮，卫国而安邦。
若喷薄之旭日兮，犹奔沸之汪洋。怀不二之至诚兮，抱燕赵之慨慷。
言必称马列斯毛兮，行则从王姚张江。红袖章兮绿军装。鼓填填兮
锣锵锵。荡古迹兮抄私房。祖坟发兮遗灰扬。奋臂而攘袂兮，指点
而否臧。怒不可遏兮，齿碎眦张。牛鬼蛇神兮，揪批游乡。四旧黑
五兮，一扫而光。强梗踊跃兮，小人显彰。豕突狼奔兮，谁能扶匡？
正直与耿介兮，掩泪而遁藏。竞殴逐打兮，身死被创。饮恨含冤兮，
沉波绝梁。超乎所想兮，竞出荒唐。思忆冲冠扼腕兮，却望寸断肝
肠。更流转而串连兮，浩浩汤汤。北拥京陕兮，南集赣湘。盘桓圣
地兮，越境跨疆。匹夫鼓噪兮，众生癫狂。各自恃以承钵兮，纷林
立而结帮。触值武斗兮，动辄上纲。挥砍兮切劈，开颅兮破膛。声
嘶兮力竭，心迷兮志猖。云梯兮战车，弹炮兮机枪。蜂攒兮争赴，
后继兮前亡。风雨凄凄兮如晦，恶魇沉沉兮未央。谁曾料六亿尧舜
赤神州，苍山似海血残阳。当是之时，地陷山崩兮难摧其志，河泻
海倾而不盈其腔。豪气灼胜于烈焰兮，仇意凛逾乎秋霜。然一旦失
势，沦落仓皇。回首不堪，余年踉跄。不问沧桑，只道天凉。”
闲机生对曰：“噫！往者虽已，得失可鉴。稽乎故事，以观时变。
制法外之权，慎暴力之搏。信乎，有独立自由之国民，有强盛自由
之少年中国。”
注：作者将此文推荐给天问联合学会，本主编考虑此文已在
网络流传多时，但又很典型且有意义，故而录入文集。
293
后 记
Postscript
《红祸》论文集是继 2014 年初天问出版的《历史期待拐点---
重审文革与探索未来》以来，又一部研究文革史的集大成作品。
当本部书稿交给出版社之后，本人难得闲暇自在一会儿，独自
站在自家阳台上感受春天来临的温馨气息。我不时遥望蔚蓝色的天
空，偶尔瞥见老鹰和海鸥一闪而过；不时欣赏着大雁、野鸭在湖面
嬉戏；还难得一睹七条硕大的锦鲤在湖中列队巡游，乌龟也不甘寂
寞地露出水面晒太阳。面对眼前的一切，我的内心豁然感受到了一
份无法言表的轻松与宁静。
阳光明媚大地暖，万物春熙竟自由。相比之下，这部沉甸甸的
文革史书稿，乃是一份尘封的、戴着枷锁的历史。书中的作者们为
什么在文革结束四十年后，还要在北美这片自由土地上，把大洋彼
岸的那段阴暗历史拿出来在阳光下研究讨论呢？我想答案就在于，
那是一种人性的呼唤和天性的使然。万物都在荣耀着上帝的造化之
功，作为万物之灵的人，为什么不应该去荣耀上帝的浩荡公义呢？
此人类唯一之上帝，不仅是犹太人的上帝，基督教徒、天主教
徒的上帝，也是华夏民族的昊天上帝。从太空远处看来，这颗蓝色
的星球是人类共同的，也是唯一的家园。在全球化的今天，不同种
族和宗教的人们，为什么不能打破各自的执着妄想，以更宽广的心
怀、更智慧的心灵去重新认识上帝呢？
不管哪个国家和种族，都不应该迷失在某种主义的学说里，而
应该基于上帝的浩荡公义来治理各自的国家以及这颗星球。如果这
样，中华民族怎会发生反右、大饥荒、文革的红祸呢？哪会出现当
今的反腐人祸呢？推而广之，怎么会有半个多世纪以来，社会主义
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无声较量呢？当然，也不会有如今北韩金三
胖的疯狂了。
不管哪个宗教的信徒，都不应该束缚于某种教义的框架里，而
应该认识到东西方不同文明的智慧经典都是人类唯一之上帝，在不
294
同时空区域对不同种族的启示。只要不同宗教的领袖们达成如此共
识，将此超然的认知去积极引领教导各自的信徒，一旦如此，世界
就会更加的和平幸福。哪还会有不同宗教的信仰冲突呢？怎么会有
美国的 911 之祸呢？就更不会有中东极端恐怖主义之祸了。
由此看来，在全球化的当今世界，新道学理论的建立是多么迫
切。道就是上帝！道是人类文明的本根，道是不同宗教的终极信仰，
道乃是人类的真正福音！此道，来自于浩瀚宇宙，它不仅蕴含于《圣
经》， 也以不同形式蕴藏于 《易经》、 《古兰经》、 《韦陀经》、
《佛经》，以及世界上不同文明的智慧经典之中。
期待读者们在阅读本论文集的同时，让我们一起来敬畏宇宙之
道，荣耀昊天上帝吧。
295
鸣 谢
Acknowledgment
天问联合学会从启动海内外文革征文活动以来，得到了海内外
广大同胞的积极响应，此次天问共收到近百篇约 70 万字的稿件。
天问诚挚感谢海内外同胞的踊跃投稿！
天问文革征文编辑组最后遴选出部分优秀稿件，分别收录到
《红祸》、《红墙》两部文集中。其中，《红祸》共收录了 18 篇学术
论文，《红墙》共收录了 34 篇纪实文。其它稿件很多也都是珍贵的
历史文献资料，有一定的历史价值。由于两部文集无法全部录入，
诚望未录入文稿的作者能够理解、海涵。在此，天问文革征文编辑
组表示感谢和致歉。
在两部文集的编辑过程中，尤其是学术论文集，得到了许多学
界同仁和朋友的广泛支持。感谢天问会长张博树教授、王桂兰教授、
程映虹教授，以及戴开元、翁寒松、陈远焕、孟浪、李伟东、重庆
徐小青、何蜀等诸君，在本次编辑过程中所做出的指导、翻译和校
对等工作。感谢世界华语出版社社长、《红墙》纪实文集的主编罗慰
年先生，在两部文集印刷出版过程的联络商洽及处理具体事宜。
天问从发起征文到出版的过程中，在出版经费上获得了美东侨
界朋友们的默默支持，考虑到各种原因，在此就不一一罗列，但一
并表示天问最诚挚地感谢。
上述朋友们的大力支持和默默奉献乃是合符道的善举。其实，
道就蕴含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很多时候，只不过是百姓日用而
不知而已。古经曰，祸福无门，唯人自召。故而，上帝总是会赐与
更多的福给那些拥有正气和道义的人们！
世界华语出版社 吴称谋 主编
CHENMOU WU
A Collection of Academic Papers
on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RED DISASTER
文革五十周年（1966-2016）学术论文集
世界华语出版社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吴称谋主编
天问联合学会简介
“天问”一词源于中国古代文
学经典，乃究天人之道，辩社会
之机。如今，海内外同胞仍需本
着向天问道的精神面对当世。
天问联合学会于2011年在美
国马萨诸塞州登记注册，它是一
个非政府非赢利的文化教育机构
。学会秉承独立、客观、理性、
建设性的宗旨，致力于东西方文
化、教育、学术及多元宗教等领
域的研究、比较、交流与合作。
天问系列丛书
历史期待拐点-重审文革与
探索未来
遥望长城-道眼看中国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
（1966-2016）学术论文集
红墙-文革五十周年
（1966-2016）纪实文集
文革之祸，因毛的一张大字报而祸起红墙。 “红祸”、
“红墙”是对文革的高度概括。
历史因果，至今未了。天问联合学会出品的“天问系列丛
书”《红祸》学术论文集、《红墙》纪实文集是文革发动半个
世纪以来，海内外学界对文革史研究反思的作品集。
从原因上剖析，它是红色极权之祸，从列宁、斯大林那里
继承下来的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之祸； 它是红色基因之
祸，血统论、出身论所造成的全民相互迫害的孽债；这是红卫
兵之祸，愚昧的群众、无知的青少年被利用、被抛弃，使得中
国毁掉几代人。
在结果上探究，文革是华夏文明之祸，文革毁掉无数文明
古迹、历史文物、掘墓辱尸，人神共愤；文革又是中华民族之
祸，文革造成国民人文精神颓废，道德堕落，腐败泛滥，信仰
沦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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