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毛專集】(一百五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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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亞洲電臺:维权二黄:黄晓敏遭起诉 云敏案撤诉退检
法广:游北京:两会前上访与堵截猫捉老鼠新游戏
洪清田 信報 中国警世新闻:中國以自己方式做超級大國終必輸:一切以「我」為主;自己另起爐灶
中国警世新闻:人民日报:中国官场“逆淘汰”将危及国家安全 一)清廉的不如腐败的(二)亲民的不如霸道的(三)干事的不如会说的(四)不站队的不如站对队的(五)眼睛向下的不如眼睛向上的(六)实干的不如做秀的
法广:邓小平前孙女婿吴小晖遭起诉安邦被全方位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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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迪论坛 夏雨提供:震撼人心的知青大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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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时刻:血腥“民主改革”藏区生死悲歌
官媒掩盖真相 视频
美国之音 來源:電子郵件
https://youtu.be/SoCZ67Wf4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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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二黄:黄晓敏遭起诉 云敏案撤诉退检
自由亞洲電臺 來源:電子郵件2018-02-23
成都维权人士黄晓敏案移送法院（家属提供）
新疆前法官黄晓敏二哥黄云敏（家属提供）
四川成都维权人士黄晓敏“涉嫌寻衅滋事罪”一案，近期已移送成都金牛区法院起诉。起诉书指控黄晓敏在网上发表反腐败文章。另外，黄晓敏的哥哥、新疆前法官黄云敏被以“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起诉后，法院近期撤诉，将案件退回检察院。
曾多次被捕的维权人士黄晓敏被控“寻衅滋事罪”一案，本月上旬移送法院。黄晓敏的代理律师谢德平本周四（2月22日）发消息称，经询问金牛区检察院，得知黄晓敏“涉嫌寻衅滋事案”已起诉至金牛区人民法院。经向该法院求证，该案已于2018年2月13日立案。会见中黄晓敏表示，该案件如果起诉到法院，需要增加辩护力量。谢律师表示，他已将该要求转告给了黄晓敏的妹妹黄小芹。
谢德平律师本周五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称,黄晓敏案敏感,不便接受外媒采访:“我现在不方便接受你们境外媒体的采访,我的微信朋友,圈我已经发布了有关信息。关心黄晓敏的朋友们都能够看到”。
记者：您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见过他？
回答：2月7日。我第一次发的信息把时间记错了。
记者：状态还好吧？
回答：他状态还可以。
去年5月，黄晓敏被成都市公安局锦江分局刑事拘留。三个月后，黄晓敏案移送检察院，当局指其发表批评政府的文章，涉嫌违法。黄晓敏的妹妹黄小芹对本台记者说，她哥哥认为自己只是在四川南充写过反腐文章，根本无罪：“黄晓敏这个案子，2月13日由检察院给法院了。2月18日，他的羁押就已经到期了”。
黄小芹认为，她哥哥被抓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成都委托律师，为在新疆的哥哥黄云敏打官司，得罪了有关官员。
黄晓敏的哥哥黄云敏，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图木舒克市的退休法官，因帮助农三师农场职工维权，去年3月12日被以“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拘捕。数月前，黄云敏案经过庭审，但未宣判。但在春节前，黄云敏案的代理律师接到法院撤诉的通知。
黄小芹说：“当时我们也觉得是一个转机，因为法院撤诉到检察院，要求检察院撤回对黄云敏颠覆国家政权、煽动民族仇恨的起诉。但是在我阅读法院的裁决书以后，法院竟然告诉检察院，如果你检察院不服，在多少日内，还可以提起上诉”。
黄小芹担心检察院再向法院提起公诉。她说：“因为检察院那一天听到法院撤诉的时候，当时就恶狠狠地说，我们检察院还没有同意呢。还可以继续提起上诉”。
黄云敏被控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一案，去年9月19日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喀什农垦法院开庭。黄云敏被指传播暴恐视频，其中一段是新疆七五事件，引起控辩双方争论，辨方认为，当时很多人在乌鲁木齐大街上都拍下了相关视频，该视频不能算作秘密，更不属于暴恐视频。
该案的代理律师冉彤曾表示，黄云敏是一位退休的法官，为了工作、学习、研究的目的，保留了一些视频，从未对外扩散，这种行为是正常的，不是非法持有，公诉人不能上纲上线，将此定成犯罪。
（特约记者：乔龙 责编：石山/寇天力 网编：瑞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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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北京::两会前上访与堵截猫捉老鼠新游戏
法广小山 來源:電子郵件发表时间 23-02-2018
图为北京天安门广场毛泽东像前摄像监控设备路透社照片
随着北京“两会”临近，堵截各地访民上京再度成为中国维稳部门的要务。在这个敏感时刻，福建6名访民以高姿态抵达北京。他们出发前强调，此行纯粹是旅游，绝非上访申诉。不过外界相信，他们在北京一举一动仍将受到当局严密监控。他们的手机处于忙音或无人接听状态。
据自由亚洲报道，今年春节假期，唐兆星、林应强、欧中辉、林赛英以及林兰英和丈夫结伴旅游，而选择的地点是他们既熟悉又陌生的北京。因为过去10多年，这6名福建访民曾多次到北京上访，在他们眼里，北京几乎是他们第二个家，但以往逗留都忙于上访维权，几乎没有游览当地的名胜古迹。
为了避免福州驻京办官员雇人骚扰，甚至把他们被定性为“非法上访”，控以“寻衅滋事”或“扰乱社会秩序”等所谓“口袋罪”，6人启程前以高姿态发出口号：“北京游，不上访！过国家信访局门口而不入。
据自由亚洲电台说，他们的电话要不是没人接，就是传来“通话中”的录音。
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福州访民庄磊相信，6人同时与外界失联并非偶然。据庄磊认为：跟外界不保持联系也意味着，希望当局不要去阻挠他们，一般上访人员被定位是家常便饭，所以他们会选择关机。
最近几天，6人在北京的合照陆续上载到互联网，不过庄磊相信，维稳官员仍将加强防范，尤其“两会”将召开。他担心，6人的宣言会给人“此地无银”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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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以自己方式做超級大國終必輸
洪清田 信報 中国警世新闻 來源:電子郵件71-160715as
天下滔滔，中國以為天機算盡，以自己方式和文攻武略掌控、維持和改變現狀，不受任何影響；中國為所欲為，200年來第一次，但可能輸在將來，與世界一起輸在往下一百數十年的某一處。
中國對南海的言行,一如對香港的「另起爐灶」,只是從「我」不可撼動的原則立場出發,自我單方面界定事實道理標準是非對錯、自我判斷裁處,把單方片面無限延伸,全面涵蓋,排除對立面的存在和可能合理性,即是我說了算,主觀認定絕對神聖正確—全世界只可以跟隨「我」的路向和調子,絕難想像中國會修正退讓。
一切以「我」為主
在這個僵硬的單元封閉思維裏，「以我為主、唯我唯心」，一切環環相扣，全面全方位立體自證自明自為（self-evident、self-explanatory、for itself、of itself、by itself），不必、不容外在、對立觀點對照、干擾和辯駁，沒有他者和你我之外的第三者的存在和客觀性的可能。中國第一身扮演第二者第三者，一統天下14億人同心同德，一元一條龍決策、思維和言行。
5000年來，這個中原（China Continent）河套文化的單元無限封閉體治亂分合下，人民從由北流向南、流向東沿海擴張，構成中國文明史。鴉片戰爭前後200年來，南方和東南沿海北伐；西方以香港為支點管道，輸入現代世界由個人到群體的個體性（individuality）、多元（pluralism）、正反並存同行（parallel anti-thesis）思維和世界觀，中國人應用於日常政經教育社會運作實務（「用」）、政經教育社會國體組織體制（「體」）和文化價值身份認同及時空存在意識（「魂）。
鴉片戰爭、香港和東南沿海（及海外華僑）一波又一波地重新定義中國、改變中國，但如蜉蝣撼老樹。封閉暴烈的中原河套文化和開放自由的東南沿海文化都失諸管治經營權，由長江中游兩湖勢力主導（東南沿海文化在台灣被迫結合本土，創出一片天奇蹟）。
現代以個體為基礎的自由、多元互動世界，只有三分一中國勉強開放、自由化和多元化，長江以北、 西北和東北的三分二中國改不了無限封閉的單元「天朝」觀。中國怎樣由單元封閉「天下」世界觀走向多元開放現代世界觀？這個文化改造的「中國變數」，可能是二十一世紀人類的最大課題。
30多年的改革開放，鄧小平受本身經歷和智慧所限，絕處逢生的實用主義撥亂反正，只想救中共和中國。十一屆三中後的兩三年，中國錯失深化改革開放、面對現代化「深層次矛盾課題」的機遇；八九六四和蘇東波後，強化四個堅持和單元單核心領導和層層加固權力體制，按文革時搞「政治運動」的套路,搞初級資本主義的「經濟運動」,全國全黨全民全政府向錢看,經濟成為唯一、最大政治，唯一、最大的意義。
無限單元封閉體的三分二中國為主，與勉強開放、自由化的三分一中國為副，合成「（半）現代化」、 擴大的新「天朝」。黨政軍工商貿國企像鄭和那樣奉旨走出去、與歐美諸國和美式資本主義世界接軌，創出大膨脹的經濟奇蹟，以對外經濟擴張掩蓋內部單元單核心領導和層層封閉權力體制所生、泛濫成災的黨政軍社會的腐壞與虛耗問題。
20多年來，中國初期還有微弱的改革派聲音，咸認六四後危急存亡、不得不如此保住領導和體制，要先穩住局面，政治改革動不得；如今則忘其所以，以成功奇蹟合理化單元單核心領導和層層封閉權力體制，並提升為世界觀和方法論，自詡為「中國模式」、「中國方案」，以為不但對內合用，對外也合用。
3年來,中國從「無可、不可爭議;無可、不可談判」的絕對、全面主權出發,堅壁清野,對菲律賓提交南海仲裁的做法,一開始便堅持「不承認、不參與、不接受」（三不），改在外圍另搞一套。這個策略等於用自己新近才臨時搞起來的套路撼二戰後各國合力搞起來的套路,更是把中國與國際社會對立起來,在在陷於被動。
自己另起爐灶
中國另搞的一套,主要是四招:一、經濟誘因;二、軍演實力;三、外交拉雜;四、智囊對話和論述。這四招多數流行於二戰後初期,如今不大管用。中國具體推行和效果更見中國在香港和台灣問題上犯的中國痼疾（唯我主觀,否定他者或第三者客觀性;不把本身主觀性接受客觀性檢驗;粗暴地以唯我主觀等同普世客觀性）。
如今中國對內部、香港和台灣，與滿清一樣，「實用實務實利實事」與「精神價值意識形態」不分際分工和理性對流轉化，「精神價值意識形態」常淹沒「實用實務實利實事」，卻以為在幹「實用實務實利實事」，其實是糾纏不清（改革開放一大思想解放是「實事求是」）。
地緣政治的「三不」和四招的主軸主線是把紛爭全歸咎於美國和日本因素，既主觀鄙視東亞各國為傀儡，也完全抹殺中國與東南亞紛爭的客觀性，不知不覺進入地緣人文。
「三不」和四招表面上是「實用實務實利實事」， 推行過程中卻是立刻上升到「精神價值意識形態」，放縱唯心主觀馳騁；勝負得失關乎長遠、不可估計的人文資源與資產，可能撿得芝麻而丟了西瓜也不知。主事者為公為私，但求即時得心應手，關乎「精神價值意識形態」的長遠策略考慮卻盡拋腦後。
由《環球時報》、評論員、智囊，到外交人員、黨政軍要員、退休者,人人看風駛舵,爭相表態,攀比積極。二三十年的中國崛起、200年國恥、文化情意結、5000年中外差異一哄而起,由地緣政治進入地緣人文而不自知。他們視南海為香港台灣西藏新疆,與內地一樣,完完全全是「我」的私產、「我」說了算,關閉起來自成世界，由「我」主宰、生死予奪;「無可、不可爭議；無可、不可談判」;人人行使主權、感覺超現實良好。中國要走出去,這種思維和言行、什麼國家形象和官民形象,其延伸含意遠大於南海和太平洋。
主權爭議必然是雙方堅持到底、辦實事寸土不讓，但思維上誰也要接受理論性上各種可能的開放結論（open-ended conclusion），不能以自我主義式預定結論（pre-concluded），須先把結果關閉（closed-ended），先驗設定在一定只有我對我贏。
這次中國完全可以按這原則和方法守護國土,但她卻傲慢任性橫蠻睥睨天下,把「唯我主觀觀點＝客觀真理道德原則」的言談論述，完全違背現代世界、國際的平等開放理性對話和話語禮儀套路（dialogue and discourse protocol）。
這等於大張旗鼓擺明給世人看，中國又跟1949年至文革那樣，自成世界、自說自話，分別在於六七十年前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如今變為（偽/仿/類/半）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中國這樣子不論輸贏，都必大輸。
南海事小,世界怎樣看中國事大。中國以自己的方式做超級大國,不學現成大國的言行標準和規律格局套路,自外於現代世世界。馬克思說「要認識、接受現實才能變現實」,反之主觀唯心。毛鄧也「以我為主」,但比較唯物科學一點。南海和香港，中國有實力優勢可展現參與現代世界多元紛爭、妥協交易和接受現實的氣度。大國絕不能單一唯心主觀,而須把本身主觀性接受客觀性檢驗,與世界各國共締普世客觀性。
南海危機給中國一個機會由單元封閉「天下」世界觀，走向多元開放現代世界觀。香港之後，南海又一次給中國白白浪費。中國19年後被迫重拾香港「人文優勢」；問題是，世界會等中國嗎？
洪清田_「香港學」協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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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中国官场“逆淘汰”将危及国家安全
中国警世新闻 假装在民国 來源:電子郵件2017-06-14
所谓“逆淘汰”，就是坏的淘汰好的，劣质的淘汰优胜的，小人淘汰君子，平庸淘汰杰出，等等。有史以来这种悲剧常常发生，李太白只能游山玩水，陶渊明惟有去种田，屈原不得不自投汨罗江等等，都是逆淘汰的表现。逆淘汰现象恰恰体现了“适者生存”这一进化论的核心思想，只有适应环境才能够不被淘汰，而不是强者生存。
逆淘汰作为社会现象在人口方面的体现。逆淘汰产生的原因在于素质较高的人的生育率要比素质较低的人低，结果生长环境较差、素质较低的人们的后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从长期来看，被淘汰出局的不是素质低反而是素质高的人，这就影响了人口总体素质的提高。按照进化论的观点，生物界遵循的是优胜劣汰的规则。如果将这一观点运用到人类社会，那么，社会发展应该使得低素质的人所占比例越来越少，高素质的人所占比例越来越大，这样，人们的平均素质也会越来越高。但是，如果社会中低素质的人所占比例越来越多，那么社会就出现了"人口逆淘汰"问题。
逆淘汰的现象，不仅在人口方面有所体现，而且在社会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在医院里一些疗效很好副作用很少的好药被拒之门外，而相反一些垃圾药，吃起来无关痛痒却贵得要命，甚至毒副作用大得足以要命的假冒伪劣产品却大行其道。无论在电视电影的故事情节还是现实社会中君子常被小人打败，小人易得志，岳飞刺上了"精忠保国"还是斗不过秦桧。为什么自古以来君子都不跟小人斗，道理很简单，因为小人什么手段都使得。在职场上或者官场中常可见到有能力的被束之高阁，人才到处流放，平庸之辈青云直上。
2014年9月24日，人民日报微信发表了《中国官场逆淘汰六大怪象》的文章,其内容如下:周永康案客观上暴露出当前我国政治生态中的某些严重问题。近日，许多干部来信来电反映，当前政治生态亟待治理，尤其需要关注“官场逆淘汰”现象，即“官场逆淘汰”不仅驱逐了部分清正廉洁的干部，而且正迫使越来越多的干部走向违法乱纪的歪路，危害甚重。在一个健康的政治生态中，劣币不会大规模驱逐良币。然而，如果人们发现，很多官员不仅没有因为腐败受到惩处，反而边腐边升，那么依靠贪腐获得金钱，再以金钱开路去跑官、买官、要官的风气就会越来越重。近日，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相关专题调查结果显示，53.5%的受访者认为当前官场逆淘汰现象普遍存在，许多干部对此深恶痛绝。
政治生态受到污染，官员个人难以独善其身，这种风气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的盛行有着深刻复杂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很多明规则被潜规则取代。当下，各种规章制度相对以往有点儿改进，这些“明规则”本应发挥净化政治生态的功能，以及对污染政治生态的行为进行纠偏。然而，在现实中潜规则的盛行总能使明规则形同虚设。下面，我们对官场逆淘汰六大怪象进行了梳理。
(一)清廉的不如腐败的
清廉的被淘汰了,腐败的反而步步高升。很多腐败官员,依靠贪腐获得大量灰色收入,并用于跑官、买官、要官,他们在升迁过程中,以金钱开路,用物质利益打通关系,这种人能得到提拔。而为官清廉的领导干部,由于囊中羞涩，没钱打点关系,往往遭到了冷落。根据中纪委官网公开的信息,中央巡视组发现山东、广东、河南等省份都存在程度不等的跑官卖官现象。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对于清廉的领导干部是一种极大的不公平,而且极大地恶化了官场政治生态。庸官昏官贪官平步青云、受到重用,德才兼备的官员却只能坐冷板凳,这种“逆淘汰”必然会导致优秀人才没有施展空间,如果不能遏制这种现象,必然导致官员整体素质的下降。
(二)亲民的不如霸道的
为民、亲民、爱民是为官者理应树立的政德,然而在基层,这样的官员往往被贴上“没魄力”、“没能力”、“软弱”、“搞不定事情”等标签。一些霸道蛮横、甚至无视百姓利益的官员,却被上级视为能人，得到提拔。基层干部本应耐心倾听群众诉求,然而做不同利益群体的调和者,必然耗时费力。在目前各地“大干快上、只争朝夕”的氛围下,耐心做群众工作的领导干部往往显得“不合时宜”,通过各种手段“摆平”、“搞定”,却能赢得有魄力能干事的好名声。许多官员认为,得罪了百姓,百姓无可奈何;得罪了上级,上级随时可以摘掉乌纱帽。因此很多官员想办法摆平群众,迎合上级。民间谚语称“为百姓着想的永远留在了百姓中间,善于摆平百姓的却步步高升”。这样的逆淘汰,使得基层干群不是鱼水关系,而是“油水关系”。
(三)干事的不如会说的
有责任、有担当、想干事的困难重重;豪言壮语多、实际行动少的投机干部却升迁有道。当下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亟需勇于改革、大胆创新的干部能够直面矛盾、正视困难，敢于上阵、靠前指挥，奋发进取、冲破藩篱。但改革攻坚期的工作错综复杂，不仅难度系数较高，而且还有着失败的风险。很多想干事的干部，要说“讨人嫌”的话，干“得罪人”的事，由此会遭受到各种“明枪暗箭”的阻挠，最终“干不成事”。于是，一些干部就选择了“另类”的发展之道。对于急难险重的任务，他们推脱躲闪、绕道走;但他们却擅长坐而论道，说空话、假话、套话、大话等。他们往往是说得多、做得少、以说代干，因为喊起来容易，干起来难。“说”只要动动嗓子、开开大会，就能报纸上有名，电视上有影;而“干”要到工作一线、生产一线,要甩开膀子、放下身段;“说”还能推卸责任，出头露脸的事自己干，出了问题干事的人担;“干”得多的人,容易出现纰漏、出事故,由此出现了很多干事的人被淘汰出局,会说的人平步青云的情况。
(四)不站队的不如站对队的
每当党委、政府换届、部门轮岗、干部调动时，总会出现“谁是谁的人，哪个是哪个圈子的”传闻，而一旦出现腐败案件，特别是串案、窝案，有关“官场站队”的官场传闻也会得到证实。比如，备受关注的“周永康”腐败案件，仅从其六任秘书、多名下属、多名近远亲属违法犯罪事实来看，就可以看出在其“队伍”里藏着不少的“同道中人”。缘何官员爱“站队”，其中的奥妙在于，“队伍”中的人往往能从中获得好处。在这样的“圈子”中，是非不分，难办的事变得好办，不能办的事变得能办。只要是“圈中人”，有了问题甚至错误，大事可以化小，小事可以化了;没有成绩可以帮你造出成绩，小成绩可以帮你吹成大成绩;由此“圈中人”一荣俱荣、共同升迁;如此必然挤占了默默无闻、“不站队”干部的发展空间。
(五)眼睛向下的不如眼睛向上的
眼睛能否向下看，是检验干部是否勤政爱民的一杆标尺。我们党的事业，需要的正是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工作上造福群众的“眼睛向下”的干部。但一些干部，要么长期不下基层，不接地气，不通下情，与群众越来越疏远隔离;要么对群众呼声听而不闻，对百姓疾苦视而不见;要么把主观意愿强加到百姓身上，“惠民举措”、“民心工程”等名不副实，招致怨声一片……如此干部，实属官场“害群之马”，理应尽快清除出干部队伍。但是，这些干部虽不愿眼睛向下，却深谙眼睛向上之道，他们遇到困难“绕道走”，遇到领导“跪着走”，使出浑身解数，谄媚上级、溜须拍马、曲意逢迎。当下，不乏这样的“眼睛向上”的干部得到赏识与重用，而真正干事、眼睛向下的官员却被淘汰出局之怪象。
(六)实干的不如做秀的
官员升迁要靠政绩，但“政绩”与“政绩工程”是两个概念，绝对不能混淆。一些官员实实在在干事，为百姓谋福利，但政绩却不容易被看到，缺乏可以炫耀的政治资本。很多官员擅长“花拳绣腿”的功夫，这种所谓的政绩“看的见、摸得着”，颇能装点门面，但却劳民伤财、对百姓无益。事实上，广大百姓是能轻易分辨出哪些政绩是实实在在的，哪些形象工程是水分十足的。但由于官员升迁往往是要靠上级提拔，那些“大气魄、大手笔”的形象工程，往往很具说服力，而事关百姓利益的具体事难以被上级发现，所以往往作秀的升了上去，踏实干事的却原地踏步。这种逆淘汰，不仅恶化了官场风气，更造成了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使百姓对政府的完全失去了信任。
打破这种逆淘汰就要从制度和文化两方面入手。
要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行政监督、民主监督、舆论监督的作用，使得逆淘汰的现象无处遁形，贪官、庸官、昏官被识破，其谄媚之术、浮夸之技丧失用武之地，为民、务实、清廉的干部才能脱颖而出。
加大对违规违纪选人用人、“逆淘汰”、“为官不为”等行为的查处等等。这些措施多管齐下，必定有助于铲除产生官场逆淘汰的土壤。
当前，在一些地方和个别部门干部任用中，存在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会来事的挤走会干事的，会钻营的取代善经营的，才疏学浅的淘汰德才兼备的，这种选人用人上的“逆淘汰”现象，如不加以有效抵制和遏制，会给人民的事业带来致命的危害。
“逆淘汰”，在干部选拔使用上表现很多，如在选人范围上，喜欢看来头、看背景，在自己视野内和接触的圈子里选人;在用人标准上，不是任人唯贤，而是划圈子，定框框，任人唯亲，唯利是图，谁跟自己走得近就用谁，谁“跑要送”就关照谁;在用人程序上，表面上按规矩办，实际上把标准搞成某个人的“私人订制”，把规矩变为潜规则的“漂白剂”。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在这种环境中，所谓的“伯乐相马”规则，实则是某些人以好恶选人用人。这就极易出现人身依附，结果只能“劣币驱逐良币”。周永康、徐才厚之流把持的部门行业就大量出现这种情况，说明腐败之严重。
干部任用中的“逆淘汰”现象一旦出现，会产生很坏的发酵效应，假若“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成为常态，又有谁肯再去扎扎实实、任劳任怨、敬业奉献呢?干部作风不漂浮才怪呢。如果“进了圈子跑步前进，不进圈子原地稍息”成惯例，形成“圈子文化”，又有谁还愿汗珠子摔八瓣拼命干，还不削着脑袋尖往里钻?这自然就会大量出现“不看群众满意不满意，就看领导注意不注意”“只唯上，不唯实”，频繁“作秀”讨领导喜欢的“闹剧”，那些真正干事创业者就被“边缘化”掉了。投机钻营者受推崇，兢兢业业者受冷落，岂能不形成吏治上的“破窗效应”?
破解用人上的“逆淘汰”难题，最主要的就是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不留“暗门”，不开“天窗”，让“隐身人”无处躲藏。要坚持严格的倒逼制度，使干部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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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前孙女婿吴小晖遭起诉安邦被全方位控制
法广小山 來源:電子郵件发表时间 23-02-2018
图为安邦董事长吴小晖接受新京报专访网络照片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官方网站宣布对安邦保险公司实行接管。法新社评论中国官方以罕见彻底做法，将中国第三大保险公司纳入监控，以保证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资金境外违规流失被杜绝。安邦曾以大手笔购买外国饭店酒店和保险公司而名起。目前官方媒体谨慎避免吴小晖前邓小平孙女婿的尴尬身份。
据日本经济新闻今天报道，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2月23日宣布暂时对大型保险公司安邦保险集团实施接管。安邦集团创始人吴小晖因涉嫌经济犯罪于23日被提起公诉，保监会还发现安邦的经营也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由于担心上述行为可能严重危及安邦的保险偿付能力，因而决定由政府接管经营。
接管期限自2018年2月23日起至2019年2月22日止,为期1年。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央行）、其他银行和证券监管当局的高层将成立工作组,接管安邦保险的经营管理。保监会从2017年6月开始进入安邦集团开展现场检查。
此外,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于同一天对安邦集团创始人吴小晖提起公诉。吴小晖涉嫌集资诈骗、职务侵占。
安邦集团2004年成立，创立10多年时间里成长为总资产达2万亿元的金融集团。吴小晖于2017年6月被当局扣留，安邦集团一直处于经营首脑缺席的状态。
安邦收购了美国著名的纽约华尔道夫酒店，近年来对海外企业实施了多起大型收购。
目前官方没有透露吴小晖遭指控细节。
据报道说，吴小晖是成功的温州商人，曾是中国改革开放经济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孙女婿。有消息指邓小平家庭方面曾低调透露已经与吴小晖离婚切割。
据中国时报今天报道，吴小晖身份与感情生活与家庭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吴小晖第二任妻子是前杭州市市长卢文舸之女，不久后宣告离婚；真正让外界好奇的，是2003年因同事关系而结縭的妻子邓卓芮，是已故的中国国家领导人、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孙女，让吴小晖成为前中国科协常务副主席邓楠的女婿。两人育有一子，虽现已离婚，但这个身份仍持续让他的一举一动，都倍受关注。
根据路透社说，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稍早在官网宣布，近日依法对吴小晖集资诈骗、职务侵占案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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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监会接管安邦 习剑指权贵第一刀？
自由亞洲電臺 來源:電子郵件2018-02-23
安邦原董事长吴晓晖（路透社）
中国保监会星期五宣布依法对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施为期一年的接管，理由是安邦集团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经营行为，可能严重危及公司偿付能力。有分析认为，接管安邦意味着中国的反腐运动从政府部门的贪官扩大到安邦公司这样的权贵资本。
中新网报道说，据中国保监会网站的消息，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邦集团）原董事长、总经理吴小晖因涉嫌经济犯罪，被依法提起公诉。鉴于安邦集团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经营行为,可能严重危及公司偿付能力,为保持安邦集团照常经营，保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有关规定，中国保监会决定于2018年2月23日起，对安邦集团实施接管，接管期限一年。
北京的经济学者胡星斗教授说，保监会起诉原董事长一定有了确凿证据。胡教授指出，安邦确实有违规问题，比如其资产管理执照,“安邦在年限没有达标之前就拿到了资产管理执照，这是因为公司的股东是有巨大权力的人，别人无法搞定的事，他能够办到。”
保监会的通告说，2017年6月以来，中国保监会根据监管工作安排，派出工作组进驻安邦集团，深入开展现场检查，强化公司现场监管。
经监管检查发现，安邦集团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问题，保监会已依法责令安邦集团调整吴小晖董事长、总经理职务。保监会依照法律规定，会同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外汇局等有关部门成立接管工作组，全面接管安邦集团经营管理，全权行使安邦集团职责。
胡星斗教授说,因为权钱交易,安邦的资产在过去几年迅速膨胀,“安邦用中国国内银行的巨额贷款到海外大举并购,该公司的资产百分之六十在海外,这对中国的银行和金融业构成巨大风险,这就是政府要接管的原因。”
保监会的通告还指出，接管不改变安邦集团对外的债权债务关系。接管期间，接管工作组将在监管部门指导下，依法依规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保持公司照常经营，确保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并依法维护各利益相关方合法权益。
胡星斗教授指出，政府接管安邦保险意味着中国的反腐运动有了新的动向,“中国反腐运动的目标已经从政府机构的贪官转到安邦这样的权贵资本。”
保监会的通告还表示，接管过程中，接管工作组将积极引入优质社会资本，完成股权重整，保持安邦集团民营性质不变。
（记者：高山；责编：嘉远） 网编：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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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媒体看中国:安邦与危邦
美国之音 來源:電子郵件2018年2月24日 00:40
北京安邦保险集团大楼
华盛顿 —
一度在中国和全世界金融市场风头强劲的中国保险业巨头之一安邦保险在一夜之间被政府接管，被神秘带走失踪大半年的安邦老板吴小晖正式成为阶下囚。
一夜之间，事情发展得很快。
中共控制的国营媒体星期五（2月23日）报道说：“保监会依法对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施接管”，“上海市检察一分院依法对安邦集团原董事长吴小晖提起公诉”。
在和平时期政府出手接管一家大公司,通常是因为出现了紧急状况。眼下的中国对安邦成了名副其实的危邦。
更让许多人（主要是中国的经济精英们）感到不安的是，中共当局在对吴小晖长期羁押之后如今只是对他提出概括笼统的罪名。中共的权威新闻宣传机构新华社的有关报道只有一句话:“记者23日从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获悉，近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依法对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吴小晖集资诈骗、职务侵占案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在中国，所谓的“集资诈骗”和“职务侵占”是包容力超强、当局可以任意操控的罪名。这样的罪名可以将几乎所有的从事经济活动的人一网打尽。
安邦安邦怎么啦
安邦被接管迅速成为国际大新闻。《纽约时报》2月23日的报道说:“星期五,中国政府表示已控制安邦保险公司,并指控其前董事长犯有经济罪行。这家陷入困境的中国公司拥有华尔道夫酒店(Waldorf Astoria)以及世界各地的其他一些豪华物业。
”此举是中国政府迄今为控制一种新型中国公司而展开的最大规模行动。安邦及其他类似的公司在全球各地花费数十亿美元收购酒店及其他广受关注的房地产。这些交易体现出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但也引发人们担心它们不断增长的债务会让这个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增长放缓。
“这些交易还引发了人们的疑问：谁在控制这些公司，他们是否与中国高层领导人有关系。尤其是安邦，由于它不透明的股权结构以及前董事长吴小晖的政治关系，它在美国等地受到了密切关注。”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在同一天报道说:“中国政府的保险业监管机构接管了一度咄咄逼人大举收购海外资产的安邦保险公司。中国当局表示，此举是为了避免该公司在疑似非法活动和其一度高调的前董事长倒台之后崩溃。仅仅在两年前，安邦还是中国增长速度最快的金融公司之一，也是在国外投资最大胆的投资公司之一。其收购项目包括纽约著名的华尔道夫酒店，以及欧洲和亚洲的一些保险公司。”
将一家至少名义上是民营的大公司一举接管，目的是避免它崩溃，中国当局的这种说法在许多观察家看来是说不通的，因为中共当局在宣布接管控制安邦的同时又发布消息说，安邦目前财务状况良好。
对中共当局发出的这种相互矛盾的信号，一位中国网民提出了质疑：“既然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各主体总体经营稳定，有充裕的现金储备，是不是可以认为偿付能力没有问题？既然偿付能力没有问题，为什么要接管？”
对来自中国民间的这种质疑，中共当局及当局控制的媒体保持了沉默。
性急处理恐招致混乱
法新社星期五发出报道说:“中国当局星期五宣布接管安邦保险集团一年,并表示安邦前董事长面临‘经济犯罪’的起诉。这是中国政府迄今为止对有政治关系的公司采取的幅度最大的行动。那些公司在海外的高调投资令人们担心导致金融崩溃。
“对安邦的接管是非常不同寻常的。这一举措显示了当局深切担忧总部设在北京的这家公司的财务状况。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政府目前正在在寻求应对螺旋上升的债务问题。”
日本《产经新闻》报道说:“中国金融当局正式着手处理通过在国外反复大举并购而扩大的一家企业集团的债务。2月23日,中国当局宣布接管安邦保险集团。中国当局此举是为了避免这家保险业界大公司的经营困难发展成全国性金融危机,但如此进行性急的处理有可能导致金融市场混乱。当局眼下处于一种左右为难的境地。”
日本《朝日新闻》报道说:“中国政府2月23日接管中国保险业界大公司安邦保险集团。安邦先前因以20亿美元收购美国高级酒店华道尔夫,以及大举收购其他海外资产而广为人知。鉴于中国许多公司违法经营导致债务偿还能力削弱,习近平领导班子一直要求减少金融风险。接管安邦是习近平当局使出的不同寻常的动作。
“习近平当局目前把削减金融风险当作最优先的政策，因为金融风险会从根底上动摇中国经济。安邦被政府接管大有可能成为习近平当局政策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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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及苏共解体的真正原因
中国警世新闻 來源:電子郵件2017-06-14
引言：世人不难看出，当年苏共之死，并非死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谋杀，而是死于苏共已失去民心。在两大势力都向人民伸出求援之手时，人民从容果断地作出了选择，唾弃了苏联共产党。2000万苏共党员和两亿苏联人民为何不捍卫当年的苏共政权？ 20年前的1991年8月19日，2000多万苏共党员、两亿多苏联公民心向何方？他们为什么没有挺身而出捍卫苏联共产党？眼睁睁地看着、甚至积极参与摧毁将近百岁的苏联共产党？！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能从苏共濒临死亡期间的一些历史镜头资料中去寻找。
1991年8月19日零点05分，塔斯社播发了苏联领导人声明，向全世界宣告：鉴于戈尔巴乔夫由于健康状况不能履行苏联总统职责，副总统亚纳耶夫从 1991年8月19日起履行苏联总统职责。接着公布了以亚纳耶夫为首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八人名单，其中包括内阁总理帕夫洛夫、秘密警察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内务部长普戈、国防部长亚佐夫、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等。上午9时整，数百辆装甲车涌进莫斯科市中心，长长的坦克纵队占据了主要交通要道、广场和国家重要机关附近的阵地，进而包围了俄罗斯联邦议会和政府大厦。这座大厦因其白色的外墙而获“白宫”这么一个有人爱之有人恨之的别名。随后，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布告苏联人民书等文告，宣布接管国家全部权力，取消新闻自由，呼吁人民起来拯救祖国。
1991年8月19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冒着生命危险站在坦克上发表演说，宣告了苏联的解体风云突变。11点半，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宣读了告俄罗斯公民书，声称实行紧急状态是反宪法的反动政变；紧急状态委员会是违宪组织，其成员犯有国事罪，其所有决定和命令都是非法的，在俄罗斯领土上无效；对执行紧急状态委员会指示的人要追究刑事责任；呼吁俄罗斯公民对叛乱分子给予应有的回击，使国家重新走上正常的合法的发展道路。
在“8•19”政变的非常时刻，政变当局和反政变当局都向人民发出了呼吁。关键就看人心向背了。下午1点，白宫外面就汇集了几万名响应叶利钦的号召、赶来支持和保卫俄罗斯政府的人。稍后，他们开始在毗连大厦的街道设置路障。示威者还一度占领了靠近克里姆林宫墙的练马广场并举行了群众集会。雨后的莫斯科大街上，到处是被市民团团围住的坦克和装甲车，有的热血青年爬上坦克和装甲运兵车，大喊大叫与士兵对峙。世界各大电视台都播出了叶利钦站在一辆装甲车顶部向群众发表演说的镜头。作为改革派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谢瓦尔德纳泽和雅科夫列夫发表谈话，支持叶利钦，号召“所有反对极权主义东山再起的人”对政变当局进行非暴力抵抗。当夜，库兹巴斯、顿巴斯、伯朝拉等地区的煤矿工人决定自8月20日起开始举行无限期罢工，以响应叶利钦的号召。这时，地方领导人的态度影响也很大。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克拉夫丘克和哈萨克总统纳扎尔巴耶夫都指出本共和国内没有实行紧急状态的必要；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兰茨贝季斯抨击紧急状态委员会实行军事独裁，号召人们“为保卫共和国而战”。从8月20日上午开始，莫斯科就有5万多名游行者在白宫旁聚集。——摩尔多瓦总统斯涅古尔在群众大会上谴责了政变，并发布了一项特别命令宣布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决定和命令在该共和国境内不具有法律效力。
—由紧急状态委员会调到莫斯科来的某些武装部队已宣布抗命，决不向市民开火，决不向叶利钦开火。另有6个支持叶利钦的陆军营将从列宁格勒赶到白宫。此外还有一些从阿富汗战场下来的退伍军人得到武器，几小时内就有2500名武装人员参加到由10辆坦克和500名空降兵组成的保卫白宫的防线中来。
—莫斯科市市长波波夫发表声明，宣布本市不实行紧急状态，指出苏共莫斯科市委企图另立自己的政府，在坦克的保护下夺回在市苏维埃和市长选举中失去的权力，这是追随所谓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反宪法叛乱。他建议市检察长执行俄罗斯总统的法令，立即对莫斯科参与叛乱的所有机关和个人提出刑事起诉。
—列宁格勒市市长索布恰克在市中心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宣布：列宁格勒的局势完全控制在合法政权机关手中。在会上发言的大企业代表、教会的代表、作家和军人代表都表示支持戈尔巴乔夫。列宁格勒市和州的内务局局长还在会上发表声明：内务机关的工作人员完全支持合法的俄罗斯政府和市政府。
—爱沙尼亚议会通过决议宣告爱沙尼亚独立,爱沙尼亚政府声明支持俄罗斯领导人关于政治总罢工和不服从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呼吁;爱沙尼亚外交部长梅里在赫尔辛基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波罗的海三个共和国政府已于今天给他们各国目前在国外的代表授权:一旦苏军占领并控制了这些共和国就立即在海外组建流亡政府。
—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卢金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已有70％的地方权力机关的领导人支持叶利钦。俄罗斯一些自治共和国领导人呼吁通过法制轨道解决问题。
特种部队拒绝执行违宪命令：此时此刻，克格勃正在部署由其特种部队、专门负责反恐怖活动的“阿尔法”小组强行攻占白宫并将叶利钦等11名主要人物逮捕或就地处决。“阿尔法”小组是一支经过特种训练，配有直升飞机、枪榴弹发射器、反坦克导弹和其它尖端武器的现代化部队,其成员都是一些文化素质很高的军人，当他们接到攻占白宫的命令时，知道大厦的保卫人员对“阿尔法”小组是无法抵挡的,30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任务。但此举必然导致平民大流血并给武装部队带来难以洗净的耻辱。于是，所有的人一致表示：“整个阿尔法小组将不执行这个命令。”尔后,进攻的时间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由8月20日凌晨3时改到18时、22时,再改到21日凌晨3时。“阿尔法”小组20多名指挥官被上司逐个找去训斥,受到“送军事法庭审判”、“处决”等等威胁,但仍然无一从命。国家因此而避免了一场血腥的内战。“阿尔法”小组的指挥官在谈到促使他们作出抗命决定的原因时说：6年的政治改革使我们敢于独立思考，我们安全部门的大多数都不赞成用军事手段解决政治问题，我们断定，只要我们不执行违反宪法、进攻白宫的命令，政变就会失败。
在直接通往白宫的各条街道上共有16条由混凝土、卡车和重型设备组成的路障以及由2万名志愿者组成的人墙。人墙中有站者、坐者、卧者，甚至有人跪地请求坦克上的军人不要向自己的同胞开火。8月21日凌晨2时，一支由十几辆轻型坦克组成的车队试图强行通过一条公共汽车路障时开了火，造成三人死亡和十馀人受伤。后来军队撤退了，并留下了3辆被烧毁的坦克。接着，内务部的装甲车再次冲向路障，但还是被人墙挡住了。钢铁的装甲当然可以不顾一切地冲破和碾碎血肉的城墙，但是他们没有那样做，他们没有那么肆无忌惮，他们颤抖了，他们被血肉之躯软化了，终于退却了。
世界舆论担心的大规模流血事件重演的情况终于没有发生。
形势急转直下：8月21日拂晓，三名死难青年的热血和关于海军、空军不支持政变的消息又一次唤醒了整个莫斯科城的良知，白宫依然屹立的身姿终于压垮了紧急状态委员会委员们的神经，形势急转直下，政变当局开始土崩瓦解了。清晨,首先是国防部最高权力机构国防部部务委员会召开了一小时紧急会议,会议一致同意从莫斯科撤走一切军队,取消头天晚上开始实行的宵禁。
—11时15分,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在白宫开幕。白宫周围的人群比前两天的还多,人们在牧师的带领下为当天凌晨的死难者默哀。叶利钦发表简短讲话,他已将俄罗斯境内军队的指挥权控制在自己手中。
—19时35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通过决议，认为使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停职并由亚纳耶夫接任其职务是非法的，要求亚纳耶夫立即撤销其命令及关于紧急状态的决定。
—20时10分，哈萨克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宣布，他同戈尔巴乔夫通了电话，苏联总统告诉他，这些天他在他的克里米亚别墅里完全处于被隔离的状态。目前他的健康状况正常。在评价国内局势时，戈尔巴乔夫称其为“右翼军人政变”。
—20时17分，苏联检察院发布公告：鉴于非法成立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的行为存在着犯有国事罪的证据，苏联检察长已对他们提出刑事起诉。
—21时28分，塔斯社播发戈尔巴乔夫发表的声明，说他完全控制了国家局势，恢复了与外界的联系。戈氏与俄罗斯、哈萨克、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共和国的总统通了电话，他们一致谴责了政变，并说这场政变由于民主力量的坚决抵制而破产。
从8月22日开始，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陆续被捕，只有苏联内务部部长普戈闻风自杀。享寿三天的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反”志未酬之际便夭亡了。
政变者直接目标无非有三：一曰，为了阻止新联盟条约的签署，挽救旧联盟的生命；二曰，为了阻止国内改革的发展；三曰，为了阻止戈尔巴乔夫向激进改革派靠拢，迫其向保守派倾斜。这也就是亚纳耶夫19日傍晚在记者招待会上所说 “我的朋友戈尔巴乔夫会归队”的潜台词。但政变的结果，不但未能阻止，反而加速了旧联盟的解体，随着8月21、22日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宣告独立，独立浪潮很快从波罗的海三国波及除俄罗斯之外的几乎所有的加盟共和国；政变不但未能阻止改革的发展，反而加速了国内改革向经济市场化、政治多元化方向的发展；加速了被激进改革派救出险境的戈尔巴乔夫由中派立场倒向激进改革派的立场。总之，动刀子的结果事与愿违。
苏共威信扫地：“8•19”政变这把刀子在加速苏联解体的同时，也让操刀手苏联共产党自己步入绝境。一个执政党居然诉诸非法程序，发动政变，这无异于自杀。戈尔巴乔夫恢复苏联总统职位的第一天，即8月22日，苏共中央书记处发出通告，宣称：一些苏共党员，其中包括苏共中央委员，参与了“ 企图”发动政变的行动。他们的行动是背着党的领导人秘密进行的。然而，同一天，宣布退出苏共中央的哈萨克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发表声明向全世界揭露苏共在撒谎。声明指出，8月19日至20日，哈萨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收到来自苏共中央的一系列文件，这些文件确凿地证明苏共中央书记处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和决定。其中一份文件是秘密通告，上面有这样的内容：“鉴于实行紧急状态，请采取措施，使共产党员参与协助。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纳扎尔巴耶夫说：“正是这些行为使苏共中央书记处威信扫地。它与普通党员相对抗，违背了人民的真正需要和利益。”原先政变当局对民情的基本估计是戈氏改革政策不得人心，如今实际情况则是政变不得人心。政变组织者、参与者臭不可闻。而这位前苏共政治局委员的声明则使处境本来十分艰难的苏共一下子落到令人冷齿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8月22日继续举行的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以及随后在白宫门口广场上举行的“胜利者群众大会”，笼罩着一种强烈的反对苏共的气氛，就可想而知了。到中午12时叶利钦讲话时，广场及附近街道绿地都已挤满了人，各国记者听得最多的口号便是“打倒苏共”、“审判苏共”。讲台上发言者只要一说到“取缔苏共”，广场上便一呼百应，掌声雷动。人民代表、著名眼科专家费奥多罗夫总结“8•19”政变教训时对记者说“戈尔巴乔夫拆掉了苏联专制政权的牢笼，但并没有捣毁苏联共产党这个产生专制政权的‘动物园’。应当禁止苏共参政，不把共产主义改成人道主义就不允许苏共活动。”
—流产政变已使苏共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曾经召开莫斯科市各级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动员党员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普罗科菲耶夫被捕了。据报导，他是在市委全会结束后在老广场溜跶被群众认出来，押进出租车，扭送俄罗斯检察院。
—威严地屹立在克格勃门前几十年的“肃反委员会”创始人捷尔任斯基雕像被15000人围住，最后终于被推倒了。尔后许多天，有很多人用斧头和各种工具在那里敲纪念碑的底座，以便取一块石头回去作纪念。
—摩尔多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叶列梅宣布退出苏共中央政治局。
—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市当局决定拆除党中央大楼前的列宁塑像。
—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大楼被没收并“移交给国家”。
—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主席哈斯布拉托夫今天宣布脱离苏共。
—雅库特共和国议会决定把苏共的建筑转给地方苏维埃，该共和国的苏共报纸转为人民报纸；将共和国的国家管理机构和护法机关非党化。
—8月23日这一天，苏联有哈萨克、吉尔吉斯、摩尔多瓦、立陶宛、拉脱维亚五个加盟共和国宣布共产党为非法或实行非党化。各地不断出现要求解散共产党的示威游行，并掀起推倒马克思、列宁塑像和革命纪念碑的高潮。面对群众唾弃、威信扫地的现实，苏共自身也束手无策。
8月24日晚，戈尔巴乔夫与几位亲密助手举行了一系列的紧张磋商后决定，宣布他已无法继续行使共产党总书记的职务并立即辞职。他还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而且授权各地通过选举产生的苏维埃接管党在全国各地的大量财产。针对戈尔巴乔夫的声明，苏共中央于8月25日发表声明说：“中央委员们显然应该接受困难的、但在目前是唯一可能的自动解散中央的决定。”它同时请求苏联总统和俄罗斯总统允许苏共再开一次中央全会，以便决定善后事宜。但这最后一个愿望也未能实现。苏共中央只好决定解散中央机关，留200人善后。
8月29日，苏共党员占绝大多数的苏联最高苏维埃紧急会议于8月29日以283票赞成、29票反对和 52票弃权通过决定：停止苏联共产党在苏联全境的活动，责成内务部各机构保证苏共物资财产和档案的完好无损，责成各银行停止苏共的所有货币基金业务。根据这一决议，苏共在苏联全境的机构均被关闭，所属建筑物全部被查封，银行账户全部被冻结。
苏联共产党自1898年开始的93年历史到1991年8月29日划上了一个句号。
只要真正从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出发，世人不难看出，苏共之死，并非死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谋杀，而是死于失去民心。在两大势力都向人民伸出求援之手时，人民从容地作出了选择，唾弃了苏联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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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撼人心的知青大返程！
凯迪论坛 夏雨提供 來源:電子郵件
云南知青请愿团
云南知青喊出要回老家去
绝食公告
孟定知青绝食现场
云南知青下跪要回家
孟定知青誓死回城
让我们回家吧
毛泽东:下乡光荣
毛泽东:“知青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很有必要”
最高指示
知青史用血泪写成的
我们要回老家去
1968年12月，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一指示的发表，标志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发展为一场席卷中国大地的大运动。其时，上山下乡“一片红”成了“文革”的一个“战略部署”，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运动推向极端，从而改变了一个时代的面貌。1978年云南知青的集体抗争事件拉开了全国知青大返城的序幕。
到1978年年底，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进入第十个年头，全国下乡与支边的知青总数已高达2000万人，实际尚在农村或边疆接受“再教育”的还有1000万。
全国的知青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插队落户,与农民杂居在一起的,他们同农民一道挣工分,自食其力,如遇机会,可以被抽调回城。另一类便是支边的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他们名义上是兵团战士,过着半军事化的集体生活,享受微薄的工资,但不能招工回城,也不能招干,这样的知青有200万人,占全国知青的五分之一。
由于兵团知青大多是1969年前后从京津沪及部分省会城市来到边疆的，年数长达七八年以上，常年生活在条件艰苦的基层连队，看不到前途，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他们要求返城的愿望比插队的知青更迫切，更强烈。然而，粉碎“四人帮”两年过去了，国家的整体情况在好转，唯独知青的生存状态未得到根本改善，这就必然导致他们对有关政策强烈不满。一些了解知青尤其是兵团知青内情的人不无忧虑地说：“知青状况如果不从根本上加以解决，我看迟早要出乱子！”
果然，就在1978年的年底，震撼全国的云南知青大返城运动爆发了。
导致这次运动的一个前提原因是，这年秋天，全国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开了40多天后，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形成了一个决议，即《知青工作四十条》（以下简称《四十条》），这个决议不仅肯定“文革”以来上山下乡工作取得了“伟大成就”，而且强调指出今后仍然要“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工农相结合”。
这个《四十条》里还明确规定，今后农场（兵团）知青一律按照国营企业职工对待，不再列入国家知青政策的照顾范围。正是这一条，彻底破灭了滞留边疆的200万兵团知青的愿望。他们不仅为边疆建设贡献了整整十年的青春岁月，最后却连回城的权利都给剥夺了！
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七分场的上海女知青徐玲先之死，成为这场大风暴的导火索。
徐玲先分娩时难产，而此时农场的赤脚医生却喝得大醉，结果母子不幸双亡。消息很快便传遍了整个农场，闻讯而来的知青络绎不绝，将停尸房围得水泄不通。他们个个挽着裤腿，戴着黑纱或者小白花。
这些知青一开始只是无目的地议论，转而便有了最初的动议，要农场领导同意举行追悼会，要求对造成徐玲先母子死亡的人员进行严惩，后来又提出一些改善知青待遇和医疗卫生条件的要求。于是，这一由女知青之死引发的不满情绪，迅速演变为针对知青普遍命运的反抗行动。
在与农场僵持了两天后，知青们不得不采取了另一种极端做法。他们抬着徐玲先的尸体，踏上了前往西双版纳州府景洪的大路。
云南省委紧急指示：要多做工作，不要激化矛盾。一位中央领导也为此讲了话。全国各建设兵团、边疆农场都接到上级有关部门的紧急通知，加强了对知青动态的密切注视，以防出现连锁反应。
知青向西双版纳州委提出了三项要求：
第一，惩办肇事医生，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二，改善农场的医疗卫生条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第三，给死者开追悼会，追认烈士，优抚死者家属。
然而,这种并不过分的要求,却没有得到州领导的认可。于是,知青们在景洪抬尸游,，围观者不计其数。
第四天，领导们终于出面了，他们带来了上级的有关答复：第一，对肇事医生严肃处理，追究责任；第二，徐玲先享受因公死亡待遇，同意开追悼会；第三，进一步落实知青政策，责成农场尽快改善医卫条件，并统筹解决知青生活中存在的多方面的问题，等等。知青的要求基本上得到了满足。
然而，当这支请愿队伍退出景洪时，他们却在路上遇到了另一支知青队伍。这是一支罢工的大军，他们打出的两块横标上写着两行惊心动魄的大字：“知青要做人！”“知青要回城！”
领导这次知青大罢工的是一名上海籍知青，叫丁惠民，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
丁惠民对一些犹豫不决的知青说：“你们情愿当一辈子知青吗？现在命运就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你要么一辈子当知青，要么横下一条心，除了回城，别无选择！《国际歌》唱得好，不靠神仙皇帝，全靠我们自己救自己。想一想十年青春付之东流，你们还等什么？”
不到一周，景洪农场12个分场的知青都被串联起来，成立了“声援橄榄坝知青领导小组”，通过宣言，丁惠民被推选为总指挥。这一事件令云南省委十分头疼，立即派出省、州联合工作组，与罢工的知青进行了一次正面接触。
省、州工作组的领导们摆出一副官架子与知青代表见面，居高临下地说了一番劝导的话，使得知青们十分不快。丁惠民看出这些领导人并没有诚心,便突然提出一个让他们为难的问题:“各位领导，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需要你们回答，你们是不是可以向我们交交底,你们的家里都有几个子女在乡下当知青？”这个问题让领导们目瞪口呆。确实,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有子女此时还在乡下当知青。领导们发怒了,对着丁惠民和其它知青谈判代表拍桌子,大声斥责起来。
知青罢工代表立即全体退场，表示抗议。
也就是在这罢工的关键时刻,中央知青工作会议在北京闭幕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把会议决议播发后,犹如在火堆上又泼了一瓢油,知青们的愤怒更加强烈了,要求回城的信念更加坚定了。
1978年12月14日，罢工知青向州委正式提出北上请愿的要求，并在未获同意的情况下，强行组队北上。冲突再次迅速升级，又一轮斗争开始了。
一封寄自北京的匿名航空信及时地送到了丁惠民手里。写信人显然熟知这里发生的一切，他向罢工决策者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北京最高层对上山下乡运动存在着不同看法，分歧很大。《四十条》并不代表许多老同志的意见，据说邓副主席对知青问题已另有指示，云云。
几乎与此同时，另一位上海知青收到朋友的来信，朋友的父亲刚刚参加了北京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他将这次会议中的种种内幕和细节透露给了远方的这位知青朋友。信中说：“……我父亲说，知青问题迟早是有希望解决的，但是切忌操之过急。”
这两封信给了罢工的组织指挥者以很大的信心与勇气，他们决定继续北上，并写了《北上请愿并致党中央、华主席、邓副主席一封公开信》。在北上请愿团成立大会上,丁惠民讲了话:我们的目的是代表云南农垦十万知识青年向党中央、国务院负责同志当面呈交请愿书，并作口头汇报，反映十年上山下乡道路存在的错误和问题。我们唯一的宗旨和使命，是将全体农垦知青的最高心愿——大返城的要求转达给敬爱的华主席、邓副主席。我们的要求是合理的，是顺应党心民心和历史潮流的。我们坚信党中央在了解农垦知青真实情况后，是会同情和理解我们这一正当要求的。
经过一番较量,知青请愿团战胜了省、州工作组,顺利到达昆明,正式进驻云南农垦总局招待所。
云南省委派人会见了知青代表。省委某领导并没好好看《请愿书》和《北上宣言》,瞄了一眼便交给了秘书。然后他却郑重其事地指出,知青们赴北京请愿的做法是错误的,并向他们转达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个电话指示：“云南省委办公厅并转知青代表请愿团，中央原则上不同意你们来北京。希望你们立即返回农场抓革命促生产,并配合当地党委做好落实知青政策的工作。”
省委这位领导的脸上现出严肃的表情,口气严厉地接着说:“同志们，你们必须立即停止一切不利于安定团结的错误行动，无条件回农场去,抓革命促生产,否则你们就要犯更大的错误！”
几个知青代表小声地耳语了几句后，丁惠民站起来宣布道：“请领导同志转告中央，我们肩负云南边疆十万农场知青的重任赴京请愿。我们的决心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12月28日下午，知青北上请愿团近百名代表，打着旗帜，义无反顾地踏上铁路路轨，在昆明火车站以东两公里处一个叫做羊方凹的地方集体卧轨示威，致使当日应由昆明开出的数十对客运和货运列车受阻；昆明连接京沪、京广、陇海干线的铁路大动脉中断。
消息传出，全国为之震动，数以千计的昆明市民和学生冒着严寒，纷纷赶到羊方凹围观。当天晚上，省、市委组成工作组赶赴卧轨现场，进行说服劝阻工作。大批军警也奉命开进羊方凹，待命行动。
60个小时过去了，铁路线依然中断，连秘密开往中越边境的军用列车也不得不停在那儿。
3天3夜后，云南知青大卧轨的严重事态终于惊动了北京的最高层。
12月31日凌晨,北京方面电告云南,同意知青请愿团赴京反映情况,但人数须限定在30人以内。
喜讯传到羊方凹,响起了一阵欢呼声。欢呼后,知青们又抱头痛哭。他们终于用自己的行动震动了北京,换得了应有的一份权利。1979年1月2日,刚下过一场大雪的北京火车站迎来了这批衣衫单薄的云南知青。丁惠民在月台上左右张望了一番,没有任何人前来同他们接洽与中央首长见面事宜。他心里被这种怠慢与冷遇暗暗地激起了一团火,于是下了命令:“全体集合,打出我们的旗帜,列队前进。目标,人民英雄纪念碑,出发！”
30位皮肤黝黑、衣着不整的男女知青,风尘仆仆、表情肃穆地列成两队,踏着吱吱作响的积雪,朝着天安门广场走去。一面皱巴巴的大旗在刺骨的寒风中猎猎作响，上面醒目地写着“云南农垦知青首批赴京请愿团”。
一连两天,越来越多的北京市民、知青家长和从各地回家过节的知青,纷纷赶到广场来声援云南知青请愿团,食品、饮料和御寒衣物堆成了小山。许多外国记者咔咔地按动快门,把关于中国知青的新闻发往世界各地。
1月3日下午，两个穿中山装的中年人分开人群，走到知青跟前。他们掏出工作证自我介绍后说:“对不起，哪位是丁惠民同志？请你们随我们先到招待所住下，中央首长明天接见你们。”
云南知青赴京请愿团代表终于等来了中央首长。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和民政部部长程子华听取了知青代表关于边疆农场存在严重问题的汇报后，说了许多感慨之言。首长的话说得很诚恳，很感人，对知青们有安抚，也有鼓励与小小的指责。
对于上山下乡的道路正确与否，首长们没有评说。他们只是让知青们回去后，“把生产搞好，把公共食堂办起来，把猪喂起来，还可以养鸡，养鸭，把菜也种好……你们要在那瑞安家立业，以那里为家，创造新乐园……”首长最后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新时代的人，眼光要放大一些，远一些，我们把希望寄托于你们。你们的意见，我们负责转达给党中央。中央已经派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到你们那里去。你们回去后要帮助农场某些干部转变作风……”
会见后,首长与知青代表一一握手,最后,还直呼其名地把丁惠民留下来,嘘寒问暖。
1月24日，丁惠民等3名知青代表以个人名义致电王震，以检讨的口吻说了一些话。
没过几天,中央首长接见云南知青代表的谈话,以及知青的检讨电报同时刊登在全国各家大小报纸的头版头条。
就在元旦过后不久,云南省的一个工作组来到勐岗农场,要在场部召开知青代表大会。
工作组的组长是省知青办的副主任,一位两鬓斑白的老干部。他走上台后,看了下面一眼,然后念起了讲稿:“国营农场广大青年职工同志们,战斗在农场生产第一线的广大青年工人、干部、党团员同志们……”
下面的知青一下子愣住了：“你再念一遍，开头那句是什么？”
副主任没有听出台下人的话中之意，把开头那句又念了一遍。台下顿时哗然，会场一下子如开了锅似的沸腾起来：“知青就是知青，你们搞什么鬼？怎么干了十年，连知青也不是了吗？……”
会场大乱，知青们情绪激愤，有人当场痛哭起来，更多的人则冲上台去质问副主任。副主任这才知道自己的头一句话便出了问题。可是，面对质问他还强辩说，这是中央最新的《四十条》里规定的，自己没有说错……
事关自己的切身利益，见过大世面的知青指导员龙胜云忍不住站了出来，他的一番话很快赢得了众人的支持：“知识青年同志们，战友们，我们的真实身份是兵团知青，我们是响应党和毛主席号召，到边疆来上山下乡插队落户，而不是来就业找工作的。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现在兵团撤销,‘文革’也结束了,为什么还有人任意篡改我们的知青身份，剥夺我们落实知青政策和回城的权利?《四十条》是不能接受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管什么人讲的话，哪一级领导的指示,如果不尊重事实,不遵循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都不能接受！”
很快，新的知青罢工潮又掀起了。
此时，有一行自称中央调查组的六人小组到达了勐岗。
勐岗农场的知青对中央调查组人员给予了最高规格的欢迎：成千上万的知青迎出农场几公里，在公路上夹道欢迎。农场大门口搭起了鲜花牌坊，插起彩旗，横幅标语大书“欢迎你，北京来的亲人”。
每一个知青都很激动，因为他们相信，当中央调查组了解到农场知青的实际情况后，《四十条》里不公正的条款就一定可以改变。
调查组人员心里却不安起来。他们的使命不是来解决问题的，而是来宣传《四十条》，解释有关文件的，只是借调查走走过场。更麻烦的是，他们并非真是从北京来的。
发觉受骗的知青们怒不可遏,有许多知青甚至要冲上台揍这些冒牌的中央调查组人员。好在罢工指挥部紧急决定,将冒牌调查组的人护送出会场后,便将他们驱逐出境,才没造成更大混乱。
罢工指挥部决定即日起罢工升级，并通电中央和省委，如果真正的中央调查组3日内不到勐岗农场并答复知青的要求，勐岗农场知青将进行共和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千人大绝食运动。
他们提出了一个口号：“不回城，毋宁死！”
3天很快就过去了。1月23日晚上7点整，通电的最后时限已到，中央调查组依然杳无踪影。
当晚9时,首批参加绝食的男女知青,共计311人,在场部露天会场集合,经过庄严宣誓后,一一进入绝食现场。
他们宣誓的方式很有中国特色，每人一碗酒，歃血为盟，然后齐刷刷跪下，面向家乡，右手握拳，誓言铿锵。这种悲壮古朴的宣誓仪式，让当事者与旁观者都不由自主地涌动起一股壮烈之情。万余名知青为进入绝食场地的壮士们送行，一时间泪飞如雨，哭声恸地。
几分钟后，一份事先拟就的电报稿通过电话传到县城邮电局值班室。以后，每隔两小时，勐岗农场知青以罢工指挥部名义向当地县、州、省委以及北京通报一次绝食现场情况。
就在知青开始绝食时，中央派来的调查组一行数人向勐岗急速奔来，领头的便是调查组组长鲁田。鲁田是农林部副部长兼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还兼任着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是一位从抗日战争的烽火中走过来的老干部。
他在年初便接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到云南调查并妥善处理农场知青大罢工的非常事件。他先去了西双版纳,在那里亲眼目睹边疆农场的落后与混乱状态，感慨不已。
在橄榄坝农场，知青们给鲁田做了一锅“鲜鱼汤”。那所谓的“鲜鱼汤”，只有汤没有鱼，味苦涩，腥臭扑鼻。原来知青将河里长满绿苔的鹅卵石取来下锅熬汤，还给取了个好听的名字“鲜鱼汤”。那里的知青一年至少有一半时间要吃这样的“鲜鱼汤”！
鲁田看到那些低矮潮湿的草房，屋顶发黑，漏了许多窟窿，屋里的墙角和床底下竟然长着一簇簇的野蘑菇。就在这样简陋不堪的屋里，每间同时住着两对甚至更多的男女知青，他们大多属于未婚同居，有的人孩子都有两三岁了……
在勐腊农场，鲁田看到一群男知青脱下上衣，裸露出累累伤痕，那是在兵团工作时被打的永久纪念。他得知一个统计数据，知青中伤病率高得惊人，贫血接近百分之百，营养不良达百分之百，患胃病、肠炎、风湿性关节炎等急慢性疾病的达百分之百，另外女知青患痛经与月经不调等妇科疾病者近百分之百。更可悲的是，知青中非正常死亡率逐年上升，自杀率高居各项死亡率之首……
这就是全国知青生存环境的一个可悲的缩影。知青上山下乡到底有多少价值，是否成功，今后还真要再坚持搞下去吗？鲁田想起，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上，中央主要领导多次到会表示，坚持要按“既定方针办”，坚持上山下乡的正确道路决不动摇，会议产生巨大矛盾，最后才勉强通过了那个决议。
鲁田也听说了，最近北京流传着邓小平一句不无幽默的话：“我们花了300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鲁田想，小平同志的话绝非出于偶然，这也许正是那位大智大勇，经历过许多次风浪的老革命家放出的一个意味深长的试探气球。
应全体知青的强烈要求，调查组与知青见面大会立即在山坡的露天会场举行。中央调查组的首长被请上主席台就座，罢工指挥部成员坐在台下知青队伍的最前排。
放眼望去，会场与山坡上黑压压的知青少说也有三五万人，主席台就像一座孤零零的小岛，被知青的汪洋大海包围着。鲁田的脑子里冒出一句古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当他走上讲台，说出第一句话，也就是按规定把知青称为“青年职工”时，台下便咆哮起来：“我们不是青年职工，还我知青！”
鲁田有点发急，但他必须按中央的指示，“妥善解决”此事，便对着话筒苦口婆心地劝慰起来，从罢工的危害讲到中央的决议，试图唤起人们的理智，让他们耐心等待将来的好前景。
台下的知青不想听下去了。知青罢工副总指挥、北京知青吴向东走上台，拿起话筒，才说了首句“北京来的首长同志们，我亲爱的知青战友们，兄弟们，姐妹们---”喉咙便颤抖了，话不得不停顿了下来。
台下一片寂静。鲁田站在旁边，有点儿不知所措。不自觉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
吴向东终于又开口道：“我，吴向东，1969年下乡的北京知青，今天站在这个讲台上，当着我的故乡北京来的首长和亲人的面，当着我患难十年的知青朋友的面，说几句公道话。请你们记住，这是一个30岁男知青留给这个世界的肺腑之言。说完这些话，我想我从此问心无愧，因为我已经尽了我的最大努力来报答大家的信任。”他尽情诉说了知青的种种苦难与不幸，讲出了一代知青的心里话，说出了大家要求返城的迫切愿望，最后，说：“在我的发言即将结束时，为了捍卫一个真正的知识青年，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尊严，也为了拒绝刚才强加给我的""""农场青年职工""""的不真实身份，我决定以最后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抗议！”说完，他转过身，面对全体调查组成员，从裤袋里掏出一把锋利的匕首，一下子就切开了手腕，刹那间指头粗的血柱有如喷泉般喷涌而出，不等人们清醒过来，这位勇敢的知青便面带微笑跌倒在地上了。
响着凄厉警笛的救护车将伤员载走了，会场已无法平静。鲁田早已老泪纵横，他决没想到，现行的知青政策会对知青伤害得那么深那么致命。他几乎有了一种身为刽子手的负罪感。
他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向讲台，对准话筒说：“我要郑重地、负责地和全心全意地为了刚才的话，也为了那个不公平的称呼向你们道歉。我这里正式向你们说一声：你们，知识青年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台下的知青猛然爆发出了长达十几分钟的掌声。
接着,鲁田告诉台下的知青们,他也有两个在农村插过队的孩子,他被打倒多年,去年才重新出来工作。他了解也能理解知青的苦难与迫切心情,但还是要请大家耐心等待一阵,让中央有个全盘考虑分批解决的过程……
然而，知青们不想再一天天一年年地等待下去了，一个身患严重心脏病的四川女知青，慢慢走上台，突然一下子跪倒在鲁田面前，大哭起来：“伯伯，伯伯，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这些可怜的人吧……”
女知青的哭声与话音，引起了台下数万知青的共鸣，他们一起对着台上的中央首长，齐刷刷地跪下来，哭得石破天惊，大地颤动！
鲁田大恸，泪流满面，不能自已。面对眼前这个女知青和台下数万长跪不起的知青们，他感到自己肩上如同压着一座泰山，难以承受之重。
他慢慢扶起女知青，面向话筒说道：“知识青年同志们，孩子们，你们起来吧，我决定，现在就通过电话向党中央请示，反映你们的回城愿望与要求。”这位老人决心冒着政治生涯中的最大风险，挺身而出，为苦难深重的知青们请命了。
凌晨5时许，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通话，满脸倦容的鲁田重新走进了会场，登上主席台。他对着话筒，用略带嘶哑的嗓音对着下面静寂中的知青们说：“知识青年同志们，现在让我负责地回答你们的问题。首先，我希望所有绝食的同志立即恢复进水进食，全体知识青年停止罢工，返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因为中央领导同志已经明确表态——知青同志们，你们的合理要求是应该得到满足的！”
一阵窒息般可怕的静寂后，全场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欢呼声，疯狂的跺脚、鼓掌声，歇斯底里的号啕大哭声。许多知青冲进绝食现场，把他们的英雄高高地抬起来，抛向空中。
返城的大门打开了。国务院批准了知青办的一个包括“六条”办法的请示报告，于1979年1月下旬下达各省市自治区。“六条”大致内容如下：
其一,积极办好农场,尽可能地把知青稳定在农场中。这是前提,但也是一条不现实的前提,几乎等于虚设。
其二，需要商调回城的，可以参照以往办理病退、困退的规定。
其三，城镇职工退职退休后，可以招收其在农场的子女。
其四，从国营农场参军的知识青年，从1979年起，退伍复员后可以回父母所在地分配工作。
其五，城市招工时，允许到农场商调本市下乡知青。
其六，上海郊区去云南农场的青年，本人愿意回原籍社队，可以允许。
1979年2月上旬,云南召集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等市有关领导商讨如何落实国务院“六条”的精神。此消息很快在云南垦区各农场传播开了,知青们闻风而动。很快,知青返城大风暴就从云南蔓延到了全国。
上山下乡运动，就此宣告终结。
（转自凯迪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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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南渡北归》，心在滴血！
《新天地历史》夏雨提供 來源:電子郵件
即便是夏日，读《南渡北归》，依然让我从心里感到寒意。窗外吹进的是丝丝热风，心里涌出的却是冰冰的寒凉，没有一点温热的感觉。
《南渡北归》，讲的正是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在历史分野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的决策，及其走上不同的道路之后，各自命运的遭遇和剧变。1949年，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蒋介石划江而治的幻想彻底破灭，中国开始建立新的政治格局。
这一年，毛给中国知识分子的未来命运画了一条深刻的分界线。
这一年,有些知识分子留在了大陆,有些知识分子去了台湾;之后,又有很多知识分子响应党的号召,自世界各地回国建设新中国,只有少数知识分子坚守国外的阵地。
回望历史，有时如梦一般，真实与假设难辨真伪，清晰与模糊交替出现。
1951年7月，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读博士学位的巫宁坤接到国内急电，请他回国到燕京大任教，他随即中断学业回国。当时正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助理研究员和讲师的李政道前往送行。巫宁坤突然问李政道：你为何不回国工作？李笑着说：我不太适合。
此后的1957年，巫宁坤被打成右派，受尽迫害。同一年，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奖。
28年后，二人再度相会。此时，李政道是中国政要迎接的贵宾，巫宁坤是刚从牛棚放出来内部控制的“牛鬼蛇神”。当时，巫宁坤正回京办理“右派改正”手续，偶然从报纸上看到“爱国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博士”从美国回来讲学的消息，便跑到北京饭店国宾馆看望老同学。相见匆匆数言，临别时，巫宁坤忽发奇想，如果当年是他送李政道回国任教，结果会怎样呢？
历史不能假设，历史只能总结。
为了对民国及新中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有一个更直观的印象，我们选择一些具体的人和事，更能把历史的真实面目看得更加清楚。
——吴晗与胡适:师生的殊途——
吴晗是著名的明史专家。1948年11月底，时为清华教授，秘密潜入解放区等待出任高官的吴晗，派人找到胡适，让胡适留下，不要跟着国民党乱跑找死。当时这边许诺，让胡适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兼任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斩钉截铁地给来人以著名的三句话拒绝了，哪三句著名的话呢？这里不说了，大家可以自行查证。
胡适南行之后，曾多次对人说，吴晗可惜，走错了路。他这样说，是因为吴晗曾经是他的得意弟子，他不愿看着吴晗从此走上不归路。吴晗随后以接收大员的身份，掌控了北大、清华。意气风发时，越发认为胡适是典型的狗坐轿子，不识抬举，是真正的“走错了路”。
师生都认为对方走错了路，其实，没有谁对谁错，每条路都有他的不确定性，特定的年代也有特定年代的局限和历史环境，本文不以当时的事例映像当下，毕竟时代在进步，国家在发展，只想以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来警醒后人，对社会起到正面的引导作用。
对这一对师生，历史是这样记录的：
1948年底，胡适离京南行后，受蒋委托，以私人身份赴美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一做，就是10年。蒋政权逃离大陆后，胡适在美自谋生路。这么大一个知识分子，与其它人一样，填表求职，买米买面，其间苦痛，不足为外人道也。
1957年，蒋介石亲请胡适回台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离美赴台。
1962年，当吴晗在北京副市长任上时，胡适在台北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一时，台湾大恸，蒋介石为之亲挽：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胡适只会打麻将的小脚太太江冬秀看着如此壮观浩瀚，涌动不息的人潮，对长子胡祖望说：祖望啊，做人做到你爸爸这份上，不容易啊。
台湾人所以会对胡适先生有这样的情怀，是因为49年前后，当时所有重要的知识分子要么就留在大陆，要么就流亡海外。傅斯年主持台湾大学时，连教师都招不够，还是用从大陆史语所跟过来的研究员们当教授才解决了当时的困难。所以，以胡适当时的地位，在台湾非常困难的时候，愿意回台湾担任这个职务，主持中央研究院，台湾的老百姓从心里觉得胡先生是认同我们的，来支持我们的，对他非常感激。那种感激之情确实是发自内心的。
吴晗有一个革命的老婆叫袁震，袁是中共早期党员，是一个思想极激进，身体极虚弱的女人。吴和袁是姐弟恋，吴对袁的爱情，确实纯之又纯，因为袁震身体的缘故，据说连夫妻生活都是没有的。这样的爱情感动了当时的许多人。
在西南联大教书时，正处于八年抗战最艰苦的时段。作为教授，吴晗与他体弱多病的妻子和其它教授一样，过着贫病不堪的生活。自此时起，吴的人生道路，开始由袁震引领，为党开始工作并出了大力。后来的结果是，文革期间，吴晗因《海瑞罢官》开始受到批斗。继而又挖掘出建国前他写给老师胡适的信，这就变得更加严重了。妻子袁震也跟着被揪斗。
69年春，袁震因病被允许自劳改队回家看病。当晚，住在同院的万里送来一碗红豆粥以示慰问。想不到，这碗粥竟成为袁震最后的晚餐。身体早已跨掉的袁震，当晚被只有10岁的养子和养女用平板车拉到医院，医院因其身份拒绝抢救。凌晨，躺在医院大厅冰冷水泥地上的袁震撒手归天。死时，两眼半睁，死不瞑目。
新中国成立后，吴晗焕然一新。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就是他那段时间的写照。
1956年，吴晗找郭沫若、茅盾、邓拓等人，联名上书周恩来，要求挖掘十三陵中规模最大的永乐皇帝陵——长陵。很多专家坚决反对发掘行动，但是那时吴晗风头正健，时常出入毛主席的书房，最后决定拿出个定陵让吴晗“试掘”，长陵才算保存下来。
发掘定陵是吴晗一生最大的败笔。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真是一句辛辣的谶语，吴晗一生没有亲生子女，他后来种种不详的遭遇，也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议论的话题。
1966年文革开始后，吴晗也没能逃脱文革的狂飚，其与胡适的书信，成为其投靠胡适的死证。他数次被迫跪在地上接受批斗，受尽羞辱：在关押期间，他的头发被拔光，胸部被打得积血，69年10月，吴晗被斗死。死前未能见养子养女一眼，只留下一条满是血迹的裤子。
胡、吴师生的道路选择不是个例。那时，选择离开的必经过深思熟虑。留下如能相安无事，谁愿选择颠沛流离，最终归骨于田横之岛。例如胡适、傅斯年、梅贻琦、钱穆、梁实秋等人。选择留下的，当时其实已经左倾，他们或者对国民政府彻底失望，或者对新政权抱极大的热情与期待。例如吴晗、冯友兰、陶孟和及后来大批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只是没过几年，梦想就被击得粉碎。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何以走到这一步？当时政治的原因我们不去谈它，从知识分子自身的思想和行为来进行讨论，有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依然只能靠别人恩赐而无法自己掌握。
——曾家的命运:是宿命还是因果——
曾家是指曾国藩及其兄弟和他们的后裔。曾国藩是晚清四大名臣之首，其《曾文正公家书》不知影响了多少国人。毛泽东青年时期，潜心研究曾氏文集，得出了“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结论。这个家族，一辈子最讲究持家报国，思想多延及子孙后代。
49年后，曾氏家族两个熠熠闪光的人物曾昭抡与曾昭燏兄妹俩留在了大陆。
曾昭燏是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1947年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代理主任。昭燏留在大陆，本来是认为如日中天的考古事业还是在大陆，是想为新中国建设贡献一份力量的。哪曾想到，因其显赫的家世，昭燏生活和事业屡屡受到牵连。
1951年，大举清理阶级队伍时，按上级组织部门要求，昭燏仿李秀成兵败被俘所写的《李秀成供词》，写数万字供状式《自传》。不过，我实在想不通，她究竟为何如此做法。这是被逼而降还是心悦诚服？一个知识分子，大家之后，如此行事，我很难理解。
1957年反右，曾昭燏又屡屡被要求对自己的思想与经历进行深挖汇报。这时已不断有人对她的家庭出身，对她的曾祖爷爷辈平定太平天国，对她与傅斯年的关系开始夹枪夹棒的抨击。62年，四清和五反运动开始，“反革命历史家庭”这个定性让曾昭燏始终感觉利剑在喉，战战兢兢。至64年12月，国内政治气候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屡遭点名批判的曾昭燏经不住这巨大的压力，于南京灵谷塔跳塔身亡。
我相信，曾昭燏死前已心如草灰，心境颇似曾国藩晚年“心力交萃，但求速死”。其跳楼前逗留沉思，想必各种想法交替出现，生死矛盾斗争不休。但其信仰已死，生无可恋。往细处推测，先是其信仰彻底破灭，其理想早已如美丽的肥皂泡般在心中破灭，其前途命运也已是黑暗一片。继而其少年时期所受的基督教对其的影响也完全失去，在这个社会，她看得到自己的忏悔，却看不到社会的爱，宽恕和信义。对基督信仰的失去，使其自杀的想法没有了牵绊。
最终,我觉得对其死影响至深的还有佛、俗二道。在佛,她希望此一死,能够轮回。如有此轮回,她决不会再选择留在当时这种环境的大陆。选择在灵谷塔自杀即为其想法的隐证。在俗,即因其家教,如果这也算一种信仰的话。她认为,再活下去,决不可能为家族增加任何光彩,而徒增家族之侮辱。故其决然一跳,决然赴死。
这是1949年后，曾家留在大陆的后人第一位自杀者。
曾昭抡，曾昭燏的二哥，著名化学家，是中国最早参与原子弹研究的少数几个人之一。49年后曾任教育部副部长。
曾昭抡的夫人俞大絪,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其哥哥俞大维,曾任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
1966年8月，俞大絪被红卫兵剥除上衣，用皮带死命抽打，俞教授悲愤难抑，是夜仰药自尽，时年60岁。
50年代，她曾经受命向台湾喊话，对她哥哥做统战工作。当时还在北大燕东园的草坪上照了她家人的照片，要送到台湾去。没有想到，此后她自己却在此处受到野蛮攻击凌辱又服毒自杀在这里。
这是俞家第一位自杀者。
曾昭抡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然后被分配到武汉大学进行改造。
66年8月，当他的妻子因被斗而自杀时，他不住在北京。曾昭抡请假回家料理妻子后事，但未被批准。曾昭抡以头拱地，面北而泣，直至泪尽泣血，昏死过去。67年12月，曾昭抡在精神苦痛，病魔摧残和残酷批斗下死去，时年68岁。
曾昭抡死后无人收敛，任其在床上慢慢变质。幸有一侄子来探望叔父，才将其拉到火葬场火化，而后将其骨灰撒入长江，随水漂去。
1969年，曾昭燏的二妹，林巧稚的高徒，曾任北京第三医院院长兼北京市卫生学校校长的曾昭懿，因家庭出身被红卫兵批斗，后被关押在宿舍反思。因门被从外面锁死，造反派又忙于批斗别的牛鬼蛇神，曾昭懿被活活饿死于宿舍中。
至此，曾、俞两家，一斗死，一饿死，两自杀，曾家当时最闪亮的两颗星星接连坠落，惨极，痛极！
我不明白的是，1948年曾昭抡与俞大絪自美国回国途中，转至香港时，曾给其在美国的弟子王瑞駪发函，让其留美勿回。为何他们自己就拒绝了俞大维在台湾给他留的职位，而坚决回到大陆呢？这是命运吗？是曾家的命运吗？
——陈寅恪:谁的骨头最硬——
陈寅恪，自早年起留学日本、欧洲、美国等国家长达13年，精通多种语言。陈先生读书只为知识，不为学位。虽学富五车，却无一张文凭。上世纪20年代中期，清华大学开办国学研究所时，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举荐他。曹校长觉得陈寅恪无“名望”、无“博士”、无“著作”，是“三无学者”，梁启超说我梁某人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几百字有价值。清华不请，国外的大学就一定要请了。曹校长一听，赶快聘请。35岁时，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一起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1948年底,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之时,陈寅恪虽然与胡适一起离京南飞,却因了种种际遇留在大陆而未去台湾。
有一种说法，陈初时并未受到中共的关注。1949年底，毛泽东第一次访苏为斯大林祝寿时，斯大林突然问起陈寅恪，以示关心，因斯的著作《论中国革命问题》引用了陈的文字。毛当时并不知道这位著名教授的下落，回国查访，才知道他留在了广东岭南大学。
陈寅恪因其学问广博，在史学界的地位如泰山北斗。50年代初，中央一再邀请陈寅恪赴京担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但屡被陈拒绝而不得其职。但陈真正让当世及后世学者高山仰止的乃是其坚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高贵品格。陈曾向北京方面提出两条要求：不宗奉马列主义，不参加学习政治；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这气势够强的，这骨头够硬的。
毛泽东40年代曾评价鲁迅，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然而奇特的是，1957年反右期间，毛在上海小住，罗稷南先生曾向毛提出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沉思后回答：以我估计，（鲁迅）要么关在牢里还要继续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
鲁迅已死，寅恪尚存。我认为陈先生的骨头才真正是最硬的。
文革爆发后，双目已盲，浑身是病的陈寅恪工资停发，存款冻结。以中山大学“特号反动权威”被批斗。1967年夏，因妻子唐筼屡被“革命者”乱拳打倒，被折磨得心脏病发作，生命垂危。陈寅恪担心妻子先他而去，怜夫人之悲苦，叹命运之不公，心怀无尽的怨愤与痛楚，预先写下一副挽联：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断肠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1969年，时已80高龄奄奄一息的陈寅恪，被赶出家门。10月，终衔冤负屈而去。
一代巨儒，含恨逝去。
骨头硬如陈寅恪者结局如斯，骨头软的结果如何？
说冯友兰吧。
从冯先生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读书，虽然可以使人有知识，但不一定能使人有胸怀；虽能使人知荣辱，但不一定使人有勇气，也不一定使人有骨气。
有些知识分子，看上去挺高，其实不如一个普通老百姓。
在这样悲惨的情况下，以气节来求全如冯友兰等知识分子，实在无异逼人做烈士。但我想，在这样的时代，即便做不了英雄，也不必去做了帮凶。这也是一种气节！
——梁思成与林徽因: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祖国——
世人知道梁思成和林徽因，大多是因为林与徐志摩，与金岳霖的种种传说和绯闻。但梁、林真正对社会的贡献却是其对中国建筑史和中国建筑艺术的总结与发扬。梁思成在其《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中曾满含深情地写道：……没有她（林徽因）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1948年12月，解放军进驻清华园，进逼北京城。有一件事让梁、林出乎意外又心存感动。几位解放军代表来到梁家，请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地图上标明北京需要保护的古建筑与文物存放地点，以便在攻城中加以保护。由此，梁、林夫妇自愿留在了清华园。
才女林徽因设计了新中国的国徽，参与设计了人民英雄纪念碑。1955年，因病去世。林徽因去世的当夜，曾有话要到梁思成说，却被护士以夜深为由拒绝，遂成终生遗憾。林的早逝，是上帝对他的眷爱，是不幸中的大幸。但即便如此，梁思成为其设计的墓碑在文革期间还是被清华的红卫兵砸毁。如果活着，等待她的，不知是何等悲惨的命运。
一个设计了国徽，设计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座的人，却失去了丈夫为自己设计的墓碑，人若有灵，不知林徽因会做何想。
但梁思成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文革爆发后，梁思成被造反派打成与彭真一伙的“反动分子、混进党内的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斗。后又以“国民党潜伏特务”的罪名与外界隔离。梁思成本来身体就不好，二十岁出头时因为追求林徽因遭遇车祸，从三十二三岁时起，上半身就箍着钢架子。一身是病，虚弱到不能站立和走动的梁思成，每到斗鬼会时，都要坐在一辆全清华最破的手推车上接受批斗。每次斗完，梁都如死人一样长时间缓不过气来。
他曾经绝望地对家人说：抗战八年，我跋山涉水，先长沙，后昆明，再李庄。面对饥饿与疾病，我过关斩将，终于迎来了胜利之日。现在看来，我是过不了文革这一关了。
他一语成谶，不幸而言中。1972年1月，一代建筑学宗师溘然长逝。
前些日子，偶然看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梁氏家族三代人的悲剧》，把梁任公、梁思成、梁从诫祖孙三代拿出来作了一番分析，认为梁家三代均是让人嘘唏的悲剧，对此我倒是颇有些不同的意见。
一是这篇文章太过简略,没有把梁家的事介绍清楚,不清不楚,如何分析?二是作者对梁家命运的分析谬误甚多。
我认为，梁家其实是两代悲剧。梁任公的一生，公车上书，戊戌变法，当其时也，纵横捭合，是大剧，正剧。任公是大学者，大英雄，青史留名，又颇得善终，怎么能是悲剧？
梁思成的前半生，特别是抗战前，生活，学术风生水起。北京著名的“太太的客厅”，他是男主人。抗战期间，自北京而长沙、昆明、李庄，都是因了战争的缘故。当时抗战情势危重，“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过程极为艰难。知识分子得蒋公护佑，难则难矣，但多为生活之难，而非心灵之难，思想之难。中国读书的种子和未来的希望得以保存。所以，这段时间，不是悲剧，不是苦剧，是全民抗战的历史大剧。
抗战胜利,内战开始,梁家的悲剧自序幕始,到落幕终,结果已为世人所见。让人不胜唏嘘之至。
突然就想起一句诗来：行人莫问当年事，故国东来渭水流。
——傅斯年与穆旦:无名的野花在头上开满——
傅斯年是山东聊城人。五四运动时，他是学生游行的总指挥。1920年去英国和德国留学，1926年归国后，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后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古史研究和文献整理方面贡献颇丰。他主持安阳的考古发掘将中国考古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为殷商史和甲骨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古代中国和中国文化研究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傅先生在新文化运动中叱咤风云，开一代风气之先。有人这样评价傅斯年，说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学问、最有志气、最有血性和最有修养的知识分子的典范。抗战和内战期间把孔祥熙、宋子文从行政院长的职位上赶了下去即是其最有志气，最有血性的明证。
傅斯年一生固守民族大义,极重文人气节。抗战胜利后，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北大复员时，凡是敌伪时期在北大当教授的，一个也不聘。鲁迅的弟弟周作人由此与其结下深怨。胡适称他为“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1949年1月，傅先生赴台，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台大的前身为台北帝国大学，是日本在中日甲午海战后于1928年创立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当时的台大，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学术水平上，以及学校的思想风气上，都是不入流的学校。学生大都是富家子弟，平民的孩子难有入学就读的机会。傅斯年坐上台大交椅后,再度聊发少年狂,决意要“替台大脱胎换骨”。他把北大的学术自由精神带到了台湾,把有教无类，公平教育的理念带到了台湾,台湾大学自此有了自己的风骨。
1950年12月，傅斯年因病在台北去世。蒋介石亲书“国失师表”挽章，并亲临致祭。
台湾大学为纪念其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功绩，专门在校园建造陵墓并命名“傅园”，园中有一座纪念钟，名为“傅钟”，是台大精神的象征。
傅乐焕，傅斯年的侄子，1947年，赴英国留学。1951年学成，坚拒傅斯年的让其赴台湾大学或史语所工作的安排，返回他想象中自由幸福的大陆。1952年任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
1966年5月，文革初起之时，傅乐焕受叔父的牵连，被作为“安插在大陆的特务”遭到连续的批斗、关押和残酷的折磨。傅乐焕身心痛苦至极，哀伤至极，在走投无路，生不如死的凄惨境况中，他最终选择以死明志，以死抗争，以死证明自己“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士大夫的气节与骨气。23日在北京陶然亭投湖自尽。
同年8月,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作家老舍,因不堪迫害投北京太平湖自杀。著名作家汪曾祺的小说《八月骄阳》专门写老舍投湖之死,一腔愤懑深藏在凄清和冷寂中。
随后，傅家在聊城的祖坟，大清开国状元傅以渐作为“地主阶级的头子”与“台湾特务、反革命分子傅斯年的祖师爷”，其墓被红卫兵用烈性炸药炸开，劈棺扬尸。母亲在重庆的坟墓也被炸开，惨遭毁坏。傅家留在大陆的亲属，上至祖辈，下至子侄辈，境遇无不凄惨。
从傅家的结局看，傅斯年的早逝，未尝不是上天对他的另一种厚爱。否则，以他的性格，这样的人间惨剧让他所闻，他必会在台湾面北而叩，泣血而亡。果如是，则天下士子学人该当如何面对！
傅斯年,这样一位著名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长期以来却没什么名气,这是一个民族之悲.“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一个可悲的民族,而一个拥有英雄而不知道爱戴他拥护他的民族则更为可悲！”
我们不应以政治歧见来评判像傅斯年这样的历史人物。
傅先生一代大师，却难为师表。很多人对他知之甚少，究其因，实乃信息被阻滞之由。我观傅先生一生，大才，大用，大胸怀，大眼界，一生挚爱我中华民族。这样一个人，其生也名，其死也荣，不该如此待他。
穆旦，中国最好的诗人、翻译家。著名学者、作家王小波读他的译作，每每如朝圣般虔诚。
穆旦原名查良铮，出身浙江海宁查氏家族。查家为江南名门望族，家道中兴几百年不衰。清康熙帝南巡时曾赐联“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以示褒奖。穆旦与名满天下的武侠小说作家金庸（查良镛）为同族叔伯兄弟。只是后来，一个自美国回到大陆，著名的诗人、翻译家却下场凄惨；一个自大陆迁香港，成为名满天下的金大侠，香港最高荣衔“大紫荆勋章” 获得者，直到现在还活跃在陆港两地。
穆旦也许是上帝派下来到人间的传道者。他有一个充满传奇的前半生，然后接下来是一个凄惨悲凉的后半生。他用自己的一生，来证明殉道者的真诚。
1935年，穆旦考入清华。1937年抗战爆发，穆旦由北京到长沙，又从长沙向昆明转移。这次大迁徙，穆旦跟随闻一多、曾昭抡等师生组成的“湘黔滇步行团”，徒步3000里，到达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路上，穆旦带一本小型英汉词典，边行军，边背单词。背一篇，撕一页，至昆明，一本词典所剩无几。这一路行走，为其今后诗歌创作打下了坚实、硬朗的基础。冥冥之中，也为他在几年后能活着走出野人山做了一定的经验和体能上的准备。
1940年，穆旦自外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42年2月，24岁的穆旦遇到了人生一个重大转折，他投笔从戎，报名参加了中国入缅远征军，在杜聿明的第5军司令部，以中校翻译官的身份随军进入缅甸抗日战场与日军作战。同年5月至9月，亲历滇缅大撤退，经历了震惊中外的野人山战役，于遮天蔽日的热带雨林穿山越岭，扶病前行，踏着堆堆白骨侥幸逃出野人山。
对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穆旦极少向人提及。只向自己的老师吴宓和几位好友偶尔述过。吴宓日记中有“铮述从军的见闻经历之详情，惊心动魄，可歌可泣”之语。
1945年9月，根据入缅作战的经历，穆旦创作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上著名的诗篇——《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在诗的最后一段，诗人用中国远征军将士们的鲜血和泪水凝成了一曲凄婉哀绝的祭歌：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这是神一样的诗篇，这是神一样的悲悯。生命的无奈，时光的无情，自然的残酷，意象之恐怖，心志之恍惚，全是血泪凝结，震人心魄。相比屈子江边行吟，悲叹时运之不济，穆旦的诗更让我从灵魂深处对命运敬畏，对生命珍重。
现在我知道，对抗战历史的认识和书写有那么两种人：
一种是知道但不承认；
另一种是真不知道，其原因或者是不读书，或者是瞎读书而致满脑子浆糊。这两种人都不能原谅，因为掩藏真相是罪恶，而不去了解真相则是愚昧。
1949年，穆旦赴芝加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1952年，穆旦与夫人周与良先后收到了台湾大学和印度德里大学的聘请书，但夫妇二人还是决定回归大陆，去完成他们对祖国的贡献。1953年5月，二人分别任南开大学外文系和生物系副教授。他们凄惨悲凉的后半生从此开始了。
穆旦被批判的罪名起初由国民党远征军“伪军官”和“蒋匪帮的英文翻译”晋升为“双重反革命分子”，继而又被晋升为“美国特务”。
1958年底，反右时期，穆旦受了“阳谋”的暗算，被“引蛇出洞”，结果被天津中级人民法院以“历史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处以三年劳动改造。
1962年,被解除管制,每天打扫厕所和澡堂,结果,其传奇般的生命再度迸发。白天从事完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无休止的思想汇报后,晚上回家就开始偷偷翻译英国诗人拜伦的长篇诗歌《唐璜》。
1965年底,译完初稿。还没来得及喘口气,文革已开始横扫中国大地。期间,穆旦夫妇被几关几放,屡遭批斗。
1977年，穆旦心脏病发作而含冤去世，时年59岁。
死前，诗人写出了新诗《冥想》，道出了自己一生的感悟：
……
但如今，突然面对着坟墓，
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回顾，
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
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
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
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诗人是社会的梦想家，人类因梦想而伟大。
穆旦是上帝的传道者，一生都在向人们传播着善良、爱心和梦想。诗人死去，梦想黯淡。友爱和善良被狂风席卷，这块大地充斥着罪恶和谎言。
政治运动，写满了多少知识分子阴阳两隔的悲欢。
曾经留下的，梦想被击得粉碎。故有陶孟和“梦想是人类最危险的东西”的呐喊。
曾经离去的，眼望故土，无能为力，满怀心酸。
这样的结局，是上帝对这块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的诅咒吗？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曾经留下的，梦想被击得粉碎。曾经离去的,眼望故土,无能为力,满怀心酸。岳南的《南渡北归》,分为《南渡》、《北归》、《离别》三部，系首丨部全景再现中国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剧烈变迁的史诗巨著。
莫言、杨振宁、茅于轼、柳传志读完叹息，大师远去，再无大师……
（转自《新天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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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家父子的文革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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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树亘曾任国民党144师副师长。台儿庄大战时，他浴血奋战，获“抗日英杰”奖章。文革开始后，孟树亘因历史问题受到冲击，其子孟凡民宣布与父决裂，并成为造反猛将。
有一次，孟凡民所在的造反团体准备召开一场批斗会，批斗对象包括其父孟树亘的莫逆之交、保定市第十二中学教师李湛功。李湛功的二哥将李接到家中藏匿，造反派发现他失踪了，到处查找。孟凡民知道内情，通报给造反派,李湛功很快被揪了出来。1966年12月，李湛功被折磨致死。孟树亘知悉儿子告密后，手持木棒等在家门口，把回家的儿子挡在门外，大吼“滚”，抡棒就打。此后，孟凡民再也没有回过家。
1980年,孟凡民和吕瑞芬结婚。父子间矛盾仍在,孟树亘对儿子的婚事一无所知,吕瑞芬也没有去拜见公公。1988年秋,孟父心脏病发,卧倒在床。由于政策一直未落实,孟父每月只能领取极微薄的薪金。他病倒后，保姆负担加重而工资却无法提高,走了。吕瑞芬对孟凡民说:“爸爸不认识我,就让我去他那儿当保姆吧。”
第二天一早，吕瑞芬来到公公家，说：“听说您这里需要保姆，我想得到这份工作。”老人说：“我收入有限，工资不高，你愿意吗？”吕瑞芬说：“我是外地人，无依无靠，在您这儿有吃有住就心满意足了。”老人说：“那你就留下吧，什么时候你找到合适的工作，想走就走。”这是吕瑞芬第一回面对自己的公公。
一天晚上,吕瑞芬向老人提及他的儿子,说:“二十多年的事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亲人到底是亲人啊。”老人眼里满是凄怆,说:“凡民犯的不是小错,手里有人命啊！当年李湛功被我儿子害死,他妻子也自杀了,这是两条人命啊！我若原谅了凡民,人家九泉之下也不会原谅我呀。”老人老泪纵横,吕瑞芬不好再说下去了。
1990年冬，70多岁的孟树亘突发心肌梗塞住进医院。医生说，最好的办法是做心脏搭桥手术。孟凡民夫妇商量后，决定用自己的铺面作抵押，筹措资金，把老人送到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做心脏搭桥手术，通常是截取病人自己腿上的静脉血管做材料。医生检查时发现，孟树亘的血管已缺乏弹性。为了不影响手术效果，孟凡民要求医生从他的腿上取血管。父亲的手术非常成功，孟凡民放下了心头石。
第二天晚上,吕瑞芬用轮椅将孟凡民推到孟树亘的病床前,父亲安详地沉睡着。二十多年过去了,孟凡民第一次如此亲近地看着父亲,眼泪刷刷地往下淌。住院期间,为了不使老人受刺激,孟凡民只在老人酣睡时才默默陪伴他。有一回,他听到老人在梦中竟念叨着他的小名:“凡凡，凡凡。”回到病房,孟凡民不禁失声痛哭。
有一天，吕瑞芬在自己家中呆了很久，回去时已近午夜。外面飘着大雪，远处的景象使她惊呆了：老人拄着拐杖站在风雪中，满身雪花。吕瑞芬搀扶住老人说：“这么冷的天，您怎么出来啦？”老人说：“夜深雪大，你不回来，我不放心啊！”听了这话，吕瑞芬的泪水直往下掉。
1993年春，孟老背负了数十年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有关部门对他的工资待遇做了调整，医疗费全额报销，还分给他一套两居室的住房。生活安定了，孟树亘却没有轻松下来，为抢救历史资料日夜忙碌。由于操劳过度，老人的眼角膜发炎，且久治不愈，渐渐失明，吕瑞芬成了他须臾难离的拐杖。
父亲失明后，孟凡民常去帮吕瑞芬照料父亲。他怕父亲听出自己的声音，和吕瑞芬说话时尽量压低声音，或者干脆打手语。孟老也只当此人是吕瑞芬的家人，对他十分感激。
1996年,孟凡民感到身体不适,去医院检查,诊断结果几乎将他击垮：肺癌晚期。孟凡民做手术的那段日子里,吕瑞芬心力交瘁,两头奔波,用柔弱的肩扛起了两个家。
孟凡民虽然做了手术，却难以挽留生命。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他总结一生的得失，感到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了一位好妻子，最大的错误是文革中犯的劣行，最大的遗憾是不能得到父亲的宽恕。他给父亲留下了一封绝笔信：“亲爱的爸爸：我要先您一步去了。此生此世我不管用怎样的方式都难以洗刷掉我留在您心头的阴影。假如还有来世，我仍将尽最大努力清洗自己的过错。我不奢望得到您的谅解，但我会永远爱着您……瑞芬是我的爱人、您的儿媳，她也会永远爱着您……”
弥留之际，孟凡民拉着妻子的手深沉地道了一声“辛苦”，两行热泪表达了他的敬意。他向医院和公证人员交待了最后的心愿：把眼角膜捐给父亲。孟树亘的眼角膜移植手术做得很成功，重新见到了光明。老人心脏不好，受不得一点儿刺激，吕瑞芬一直没有把孟凡民的遗书给老人看，所以孟老在生命的最后四年里，始终不知道是儿子的眼角膜让他重回光明世界。
1997年元月3日，孟树亘溘然长逝。守候在他身边长达12年之久的儿媳吕瑞芬购置了一块墓地，将老人与丈夫合葬。从此，孟家父子便永远相伴在一起。
（转自“老衲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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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知识|三千字读懂中国与朝鲜半岛三千年纠葛
澎湃新闻: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詹德斌 夏雨提供 來源:電子郵件2014-07-03 18:30
中韩关系中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基础既是今天中韩充实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宝贵资源。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访问韩国，两国媒体对中韩深化和拓展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期望甚高。
如果从箕子朝鲜（公元前1046-公元前194年）开始算起，中韩关系史已逾三千年。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在论及古代和未来中国与朝鲜半岛国家关系时都使用“中韩关系”一词，这只是为了行文连贯，而无意将大韩民国视为古代朝鲜半岛国家的唯一正统继承者，更无意否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正统地位。
在这漫长的关系史中,中韩之间近半时间是朝贡册封关系,直至甲午战争结束时方止.甲午战争之后的中韩关系尽管只有120年,但其发展模式却随着地区和国际格局的调整多次发生巨大变化。
（一）宗藩关系模式。
在古代华夷体系下，朝鲜被中国视为华化最彻底的藩属国之一，是近于中华的礼仪之邦。由于文化上和地缘上的密切联系，在与诸多藩属国的关系中，中国最重视的也是中朝关系。例如，明朝在制定和推行对外政策时，从来都是优先考虑朝鲜，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外交重点。清朝比明朝更重视朝鲜，如朝鲜使臣在中国朝堂上的班行、座次比前朝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即位居亲王以下、各国使臣之上。尽管宗藩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的国际关系，实质是君臣关系，但在古代社会却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不过，中韩关系中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基础既是今天中韩充实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宝贵资源，也是导致今日中韩民众负面认知和敏感看待对方的重要原因。
中国国内少数人怀念历史上的华夷体系，时不时发出贬低韩国的声音。韩国则对正在崛起的中国十分敏感，时时担忧被中国轻视，怀疑中国欲再次扮演宗主国角色。纵观历史，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国家主权观念盛行的今天，中韩关系中的宗藩模式恐怕已经一去不复返。
（二）友邦关系模式。
在甲午战争之后签署的《马关条约》中，清政府正式承认了朝鲜的独立自主地位。这意味着中国传统的藩属体制此时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被彻底粉碎。中朝宗藩关系的终结，同时意味着两国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897年10月朝鲜高宗李熙登上“皇位”，改国号为“大韩帝国”。1898年清光绪帝任命徐寿朋为钦差大臣赴韩，并于翌年签署了《中韩通商条约》。这标志着中韩两国正式开始了新型平等的外交关系。徐寿朋在领受任务时还慨叹道：“韩国昔为藩属，今作友邦，时势迁移，莫可回挽。”
不过，1905年日本强迫韩国签署《乙巳条约》，获得“统监”韩国外交的权限。中国随后撤回了驻韩公使馆，中韩政府间的外交关系也随之中断。可是，很少有人料想到，中韩之间的这种友邦关系一断就是80多年。直到1992年8月中韩宣布建立“睦邻合作关系”，这种平等的友邦关系才算真正恢复。毫无疑问，中韩友好平等是两国未来关系深化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这也是中国政府需要向韩国阐明以消除其疑虑的重要一点
（三）代理关系模式。
自1905年日本攫取韩国外交权之后至1948年的44年间，韩国的一切内政外交权限先后掌握在日本殖民者和美国军政府手中。在此期间发生的有关韩国问题的讨论都是由日本和美国代理进行的。因此，这段时期的中韩关系事实上成了中日、中美关系的一部分。例如，1909年9月4日清日双方代表在北京签订了《中韩界务条款》；二战期间，中国政府在开罗会议上促成同盟国确定韩国战后独立的法律地位。中国国民政府还多次同美国政府交涉，希望正式承认在华活动的韩国临时政府的外交地位，但努力归于失败。
从代理关系模式可以看出,尽管中国希望支持韩国,但由于中国自身的混乱和贫弱,韩国缺少拥有自主权的政府，再加上第三方势力的干预，中韩关系变得非常复杂,双方的意愿都很难贯彻。
今天的韩国政府同样在外交方面受到其盟主美国的牵制，特别是韩军战时作战指挥权仍掌握在驻韩美军手中，以至于部分韩国人士也主张韩国“并不是一个主权完整的自主政府”。因此，今天的中韩关系也带有70多年前的复杂性特征。这是中韩两国都需要认识和克服的方面。
（四）联盟关系模式。
在韩国失去主权期间，大批韩国爱国志士来到中国开展救国斗争。后来任韩国临时政府国务总理的申圭植曾倡议“中韩共进，改造新亚”。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对韩国独立运动各派都给予了政治、军事等多方面的支持。当时的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孙中山也称，中韩“本系兄弟之邦……正如西方之英美”。因此,从广义上说,中韩之间的联盟关系从辛亥革命前后就已经开始。不过,韩国当时不存在受国际社会承认的政府，所以这种联盟关系实质上是中韩两个民族之间形成的共同抗日统一战线。
扶植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失败后,国民政府在对韩政策上与美国基本保持了一致。美军在进驻朝鲜半岛南方半年之后成立了以李承晚为首的“民主议院”作为咨询机构。国民政府一年后就邀请李承晚访华。蒋介石在会见到访的李承晚时称,“中韩两国向为兄弟之邦,当互相合作。”1948年8月15日大韩民国政府一成立,国民政府即声明予以临时承认,其速度甚至超过了美国。1949年1月，国民政府紧随美国宣布正式承认大韩民国, 并与南韩政府结成了反共联盟。8月3日,蒋介石访问韩国并与李承晚总统在镇海举行会谈后发表了《联合声明》。
然而，由于美国认为不合时宜,菲律宾中途改变主意，特别是由于中国国民政府在大陆的迅速垮台，所谓的“亚洲反共联盟”未能成为现实。不过，如果仅以中国大陆为中心和大韩民国为中心来考察，仍然可以认为两国在二战后建立了短暂的联盟关系，其基础就是从一致抗日转向一致反共。考虑到当前中韩关系的复杂性，联盟模式在短期内难以再现。
（五）敌对关系模式。
1948年朝鲜半岛正式分裂为朝鲜和韩国两个国家。次年,随着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了“一边倒”外交,同苏联和朝鲜站在一边,同时也就意味着与站在不同阵营的韩国互不承认。
中韩之间的这种关系实际上早在二战期间就埋下了种子,当时在中国从事独立运动的韩国各派分别获得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支持。因此,国民党政府败逃台湾之后,韩国仍然维持着与其的外交关系。这也是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韩国势不两立的重要原因之一。最为糟糕的是，随着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中韩成了战场上的敌手。可以说,抗美援朝战争决定了此后四十年中韩关系的敌对基调,导致这段时间两国几乎没有任何往来。
中韩关系的敌对模式是两国关系史上的畸形形态之一。虽然中韩双方都不希望这种局面出现，但却由于两极格局的束缚，两国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敌对。随着国际大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退居次要地位，中韩敌对关系已经成了中韩漫长历史中的沧海一粟。不过，朝美两国目前仍然处于停战状态，所以朝鲜半岛上的小冷战尚未完全消解。这导致中韩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仍受冷战残余的影响，“天安舰”事件之后的中韩龃龉即是例证。因此，中韩两国都需要汲取历史教训，防止敌对关系重演。
（六）伙伴关系模式。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外交中就频频出现“伙伴关系”一词。伙伴外交有一个基本假定，即日益加深的相互依存使国家之间现实的和潜在的共同利益多于冲突利益。伙伴关系的前提是双方互不为敌；基础是具有共同的利益；各自都有为寻求这种共同利益而进行合作的愿望，这是建立伙伴关系的动力。中国外交中的伙伴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平等互利，相互尊重，发展友好，互不对抗，不针对、不损害第三国。它是一种比一般合作关系更为密切、更加成熟的关系。这种既非结盟又非敌对的合作伙伴关系, 无疑是对冷战时期结盟、敌视、对抗的国家关系的否定，是一种新型的国家关系。
显然，中韩两国都认识到建立伙伴关系符合双方的利益，也符合时代发展的大势。因此，1998年时任韩国总统金大中访华,中韩确立了“面向21世纪的合作伙伴关系”。2003年中韩关系提升为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08年进一步发展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3年6月韩国总统朴槿惠访华，中韩双方决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和充实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由此可见，中韩伙伴关系的确立和逐步升格意味着两国关系进入了一种新的模式，而这种模式将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引领中韩关系发展。
（本文节选自作者6月29日在第六次全球问题青年论坛“周边地缘环境新趋势：理论分析与战略应对”上的发言，原题为《甲午战争以来的中韩关系：模式、趋势和调适》,论坛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主办。由作者授权澎湃新闻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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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俄罗斯解密档案,解了多少中苏之谜？
澎湃新闻:彭珊珊 夏雨提供 來源:電子郵件2015-02-12 16:14
1991年苏联解体后，大量苏共执政时期的档案文件解密开放，成为人们了解苏联历史、冷战内幕、中苏关系乃至中共党史的重要资料。
自1990年代中期起,学者沈志华、牛军、杨奎松、李丹慧、崔海智等人着手搜集、翻译、整理、使用这批俄文档案,使中国学者得以打破语言、经费的限制使用一手资料进行冷战史研究,受到广泛关注。尤其是沈志华,他曾以“学术个体户”的身份斥资百万赴俄、美购回大量解密档案,并向学者无偿开放,轰动一时。2005年,他被聘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冷战史研究中心主任,并利用这些解密档案推动了一系列学术研究。
近日,沈志华教授主编的12卷本《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991）》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2600余件解密档案得以向公众展露真容。在2月9日的出版座谈会上,沈志华介绍了这套档案集的由来和内容,他表示:“这书（编了）20年了,有些档案是早在20年前就搜集翻译的，一直做到现在。”而除了将中苏关系档案一网打尽,他还有一个更庞大的计划在进行之中。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沈志华
沈志华:12卷本《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不是结束，还有150卷档案要出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收录俄罗斯解密档案730余万字，包括中苏高层领导会谈的俄方记录，苏方高层领导就中国问题的内部批示，苏方各级各部门提交的情报、汇报及对策建议、双方的通信、电报及未公开的互换文件等珍贵档案。据沈志华介绍，选编出版的内容主要是1945年以后的，约占冷战史研究中心所收集的中苏关系档案的一半。这些文件以高层档案为主，基层也选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比如苏联专家援华的感受——有说好的，也有说有意见的，每个人都写了，我们选了一些”。
这是沈志华及其团队继《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全34卷）》和《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8卷本）》之后翻译整理的又一大部头史料集。
“2002年出版34卷本《苏联历史档案选编》时,只收录了跟苏联历史有关的档案;而2009年的《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体现的是美国对华政策,比如他们对中国建国初期各方面情况的估计、分析,那是从外部对中国的观察。”作为参照,沈志华这样介绍《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的独特之处:“这是苏联和中国直接交往形成的史料,如苏方领导人找中国领导人讨论问题,甚至后来关系不好写信骂战,中国高层怎么和苏联谈判等等,都更直接。它揭示了中方在建国初期重大事件上的决策过程,所以这套档案涉及的中国问题,是内在的探究。”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991）》，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
据沈志华介绍，这三种文献集的出版都得到了国家支持，《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均有国家立项（后者系国家“十二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2014年度资助项目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然而在收集文献方面则几乎都是由个人出资和组织。
“我们组织了一批高校的退休外文教师担任翻译，加上核心的学者团队共50-60人。”沈志华在会后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说。这批俄文档案文献中有大量手写批注，了解其内容可以知道文件处理的结果，从而进一步了解苏联领导人或相关机构的倾向性意见。而如此重要的手写批注，处理起来也往往是最棘手的。对此沈志华表示，编委会聘请俄国学者做学术顾问，专门处理手稿辨认、翻译中的疑难问题。
为了方便读者核对,《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刊出的档案译文均可在华东师范大学文献史料中心（上海闵行）找到俄文复制件,免费使用。而关于这个文献史料中心,除了把档案电子化、提供目录供查阅以外,沈志华还有更长远的打算:“希望将来引入客座研究员制度,邀请学者来看档案、做研究,吃住我们包,研究成果算华东师大的。目前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等知名研究机构都是这样做的。”
谈起下一步，一个更加庞大的计划在沈志华眉飞色舞的描述里变得清晰起来：“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特别重要，对现实问题的解决能够提供借鉴。下一步我希望把中朝、中蒙、中日、中印、中缅关系等周边国家的系列档案搜集整理，预计出版150卷。”
沈志华说，他主要负责编写的中朝关系部分已基本完成，剩下的任务就是在其他国家的档案机构为合作“趟路”。沈志华曾经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他用美元、茅台、二锅头“说服”俄罗斯档案机构工作人员协助他复印档案的故事也早已广为流传。而在搜集邻国档案这样一个浩大而复杂的工程里，商人的天赋也许又要派上用场：“老挝的档案还在谈，不久前才和他们的副总理见过，希望说服他们开放；蒙古、柬埔寨、缅甸、泰国的‘档案之门’已经打开。”“当然，”他补充说，“这涉及十几国语言，我们已经在新疆、内蒙古、青海、广西、云南、福建等地找小语种人才，我给钱、给材料，他们就负责翻译。”
人才培养也是题中之义。“我个人出面组织编写的主要是中朝关系档案,已经基本完成了。”沈志华笑言,“现在我们团队里有‘东北局’、‘西北局’、‘西南局’、‘东南局’，四大块,每人负责一块地区,人员分散在各个周边国家,把他们锻炼出来,将来后继有人就行了。”
解密档案解什么谜？中苏关系研究有突破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余伟民在座谈会上表示，过去一手外文文献的匮乏是掣肘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的主要因素，俄罗斯解密档案的整理出版对于推动世界史、冷战史学科的发展意义重大。这批档案的整理和翻译过程的确催生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近年来的相关作品有牛军著《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1949-1955）》（2012年）、沈志华著《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2013年）、李丹慧著《无悔的分手：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60-1973）》（2015年）等。
沈志华在《俄罗斯解密档案》的前言中介绍了这批档案在中苏关系史研究中带来的新突破和新观点，以中苏同盟的起源和发展为例介绍如下：
苏联最初看中的合作伙伴是蒋介石。在二战结束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共与苏共既没有结盟的愿望，也没有结盟的行动。毛泽东曾设想依靠美国的帮助，而苏联最初看中的合作伙伴是蒋介石。后来，美国对国民党的支持以及蒋介石的反苏倾向，迫使斯大林与毛泽东走到了一起。特别是在美苏之间冷战态势逐步形成的背景下，美、苏、国共之间关系的格局才固定下来。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中苏同盟和美蒋同盟都是他们在最后关头迫不得已做出的选择。因此，中国内战的爆发并非冷战的结果，也不能说冷战是在亚洲首先出现的。但冷战格局的出现对于中国内战的结果确实存在很大影响。
1950年2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朝鲜战争是中苏同盟利益冲突的结果。与以往人们的理解不同,尽管中苏同盟的建立与朝鲜战争的爆发有紧密联系,但斯大林决心发动战争并非是认为有了强大的中国盟友就可以在亚洲反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恰恰相反,中苏同盟条约签订的结果使得苏联即将失去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为了保证苏联战后远东战略得以继续维持下去,斯大林很可能开始考虑重新建立苏联在亚洲的战略基地,而朝鲜半岛是他选中的目标。也就是说,朝鲜战争的爆发,不是中苏同盟建立的必然要求,而恰是同盟建立过程中双方利益冲突的结果。
赫鲁晓夫推动中苏同盟进入新阶段。斯大林去世后，中苏同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推动力是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因自身在党内地位不稳，能力又有限，迫切需要中共的支持和帮助，而毛泽东面对战争硝烟散去后经济发展的难题，也不得不依赖苏共，全盘照搬苏联的经验。于是中苏同盟在内部急迫的相互需求中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此时中苏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与此前单方面接受苏共援助不同，此时的中国也为苏联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帮助。大规模的经济技术援助、苏联专家到来，为中国的现代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中共在“波匈事件”、苏共“六月事件”中对赫鲁晓夫的支持，则为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和稳定苏共党内局面起到了重大作用。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
苏共二十大并非中苏同盟破裂的起点。相反，在对内发展经济、对外寻求和平方面，苏共二十大与中共八大的方针路线完全是一致的。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毛泽东在内心是支持和欢迎的，搬掉了长期压在中共头上的一块大石头。但同时他也为此感到不安，因为这毕竟“捅了娄子”，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了思想混乱。所以毛泽东主张对斯大林“三七开”，支持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而不愿意在一般意义上反对个人崇拜。中共中央的态度为稳定社会主义阵营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在苏联的压力和影响下，中共八大不再提毛泽东思想，则为日后毛泽东批判苏共二十大路线埋下了伏笔。
毛泽东主张对斯大林“三七开”
中国史的视角：俄罗斯档案里的新中国成立和外蒙古问题
沈志华在座谈会上介绍，这批俄罗斯解密档案，不仅涉及苏联史、国际关系史，还有大量与中国历史相关的内容。“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有一些特点。斯大林时期，中国的高层决策事先都得和苏联商量、汇报，要征得苏联同意。到赫鲁晓夫时期，中国政治地位上升了，但还是两党之间在商量，（所以）很多事你能在档案中看出来。”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景平认为，俄罗斯解密档案对于民国史、共和国史、中共党史的研究而言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在他看来，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中央和苏联的往来文件和谈话记录稿大部分是首次公布，极为重要。“新中国的筹备过程是值得研究的，具体事务如何筹备？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又是如何在各个方面推进的，中央领导经济的机构谁在牵头?苏联顾问是什么角色?这些档案体现了中共为人民共和国的创建和巩固而殚思竭虑、反复擘画,留下的经验和教训都弥足珍贵。”
吴景平举了两个例子：“解放军进上海时流传着一种说法：‘共产党军事10分、政治7分、经济0分’，这话是谁说的？什么含义？过去我们将其解读为是资本家甚至敌对势力的预言和诅咒，但《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里有清楚的文本，上海解放前夕，民主人士在与中共领导人座谈时指出，政治和军事是共产党的力量所在，但经济方面是弱点，这体现了当时民主人士对于时局的看法和判断。而中共方面当时也坦陈：我们了解自己的弱点，不仅我们领导人没有领导经济的经验，我们整个党都没有；占领这些城市容易，但管理这些城市很难。中共起初考虑由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陈云代表将来的民主政府，组成中央经济领导核心，当然，后来成立和运作的中央财经委，具体是由陈云负责的。”
解放军进上海时的景象。
甚至在支持中共建立新中国的过程中苏方和国民党的互动也是值得关注的。吴景平介绍，“《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有斯大林和宋子文、蒋经国的会谈记录，也有前后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和罗申与孙科、李宗仁、白崇禧、邵力子的谈话纪要。在1949年4月初国民党败局已定之时,驻苏大使傅秉常要离任回国,他向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佐林探寻对双方关系的看法。佐林非常含糊地说,伟大的中国人民定能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但到南京解放之后,斯大林让科瓦廖夫明确转告毛泽东说,中国已经没有政府了,中共中央不能称作政府,国民党政府实质上已经不能作为政府,这对内政策和国际地位都很危险,中共不能再拖延政府成立的日期,态度就非常明显了。”
1945年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率团前往莫斯科谈判。
又比如,关于战后的外蒙古问题、旅顺大连问题、北方四岛问题等，俄罗斯解密档案中关于宋子文1945年赴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的会议记录中看到相关记载,与宋子文档案中的中方记录有所不同,两份档案记载的差异值得比对研究。“1945年外蒙古独立的问题,当时国人无不认为兹事体大,应力争保留,宋子文强调不宜提出外蒙古问题,但斯大林却表示这不过是一个小小脓疮,去掉也罢。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信息。”吴景平说。
责任编辑：于淑娟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苏联解密档案选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03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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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案的关键人物胡均鹤:游走在天堂与地狱之间
吴基民 澎湃新闻 來源:電子郵件2015-12-20 17:16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10722
1933年3月，由于负责党中央政治保卫工作的领导人顾顺章和总书记向忠发的先后叛变，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中央机关正处在非常艰难的时刻。
两个月前的一个夜晚，中共中央临时负责人、二十六岁的博古已离开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实际上，在此之前，整个党中央的机关都已陆陆续续地搬迁到了江西瑞金。博古在上海签发的最后一份文件是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叛徒斗争的提纲》。
就在这份文件中，中央以极大的愤怒痛斥了这些中共历史上的大叛徒。可是谁也不曾想到，文件中提到的一个人却悄然活着，始终游走在光明与黑暗之间。一直到六十年以后才寿终正寝，走完了他极为尴尬的人生旅途。他叫胡均鹤……
上海被捕后叛变中共
1907年夏天，胡均鹤出生于江苏与上海之间的江南小镇甪直。胡均鹤是在苏州长大的，他从小便失去了父亲，靠母亲替大户人家当佣人挣钱糊口。他的叔叔见他聪明伶俐，便出钱帮助他念完了小学。胡均鹤从十四岁开始，就到上海的一家小酱油店去当学徒，以后还曾到卖旧衣服的小店里当过店员，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无产阶级。
1923年,中国工人运动的早期领导人刘华在沪西办了所工友俱乐部,胡均鹤时常到俱乐部里去活动,与刘华成了好朋友.1925年,上海爆发了著名的“五卅”运动,在刘华的影响下,胡均鹤积极参加了“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运动。也就在这一年,他由瞿秋白的弟弟瞿景白和李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了一个职业革命家。
青年胡均鹤
胡均鹤出身贫苦，又有点文化，可以称之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因而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中上升得很快。大革命失败以后，他担任团中央的组织部长，1928年还作为少共国际支部的代表去莫斯科参加了少共国际代表大会，见到了斯大林。回国以后，他先在江西中央苏区工作过一阵子，很快又到白区团中央局担任团中央书记。这是一个很高的职务，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担任团中央书记的博古便是在这个位子上跨前一步成为中共最高负责人的。
1930年，胡均鹤还以共青团中央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由林彪的堂哥林育南筹备主持的，中央和各苏区都有代表参加。会址设在凤阳路（当时叫白克路）后的一幢大楼里。中共特科秘密地租下了整幢大楼。著名革命家李一氓坐镇机关，还从四川调来了一个叫李一超的青年女子当他妹妹作掩护。李一超就是后来的抗联女烈士赵一曼。李一氓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记下了胡均鹤：身材修长，口才很好，很得大家的好感。
1931年4月,顾顺章在武汉被捕,随即叛变;6月,向忠发被捕,随即叛变,第三天就被枪杀: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了大破坏。第二年秋天,胡均鹤在上海被捕。关于他的被捕有两种说法,都很离奇。一种说法是1932年夏天,他在江西苏区带了一箱子红军从打土豪中夺得的金银珠宝到上海来开展工作。他在上海住进了百乐门旅馆,同时通过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的黄慕兰，与当时在中央特科工作的潘汉年接上了关系。一天晚上，潘汉年来到了胡均鹤的旅馆,从他手中取走了箱子。潘汉年走后不久,租界巡捕就冲了进来,将胡均鹤带走了……
另一种说法是胡均鹤的妻子、东北著名抗战英雄赵尚志的妹妹赵尚芸提供的：
1932年春天，刚刚加入共青团的赵尚芸从东北到上海参加团中央举办的训练班，当时胡均鹤已在上海担任团中央书记。赵尚芸虽然是东北人，却长得非常文静秀气，胡均鹤是训练班的负责人，他们俩朝夕相处，渐渐地产生了感情……
赵尚芸初到上海，人地生疏，语言也不甚相通，她靠胡均鹤的帮助，在上海租了亭子间。胡均鹤化名陈炳文住在机关里，看机关的便是胡均鹤的母亲，对外称作佣人，胡均鹤有时也到亭子间里来，但极少过夜。
1932年11月或12月的一个夜晚，胡均鹤在机关里起草文件，他写得很晚，也许是工作太劳累的缘故，写着写着便睡着了……等他醒来时，几个巡捕已站在他的跟前。胡均鹤心里暗暗叫苦，他声称自己是替人看房子的。为首的巡捕冷笑一声，也不与他多说什么，就将他带走了。胡均鹤的母亲没有文化，但也晓得儿子在从事一些什么事情，想方设法将机关已经出事的暗号摆了出去。第二天上午，时任中央委员的胡大海来到此地，看见了暗号，但见四下平静，还是走了进去，结果一起落入敌手。几天以后，上海的报纸便刊出消息，说是“逮捕了共党魁首胡大海、陈炳文”。国民党中统特务陈蔚如在他的回忆录《我的特务生涯》一文中写道：中统上海区在破获了共青团中央机关后，逮捕了胡大海、陈庆斋、胡均鹤、姜子云、袁炳辉等人，还缴获了一只保险箱。上海区区长史济美（又名马绍武）自以为是搞到了什么重要文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它搬回自己家中派人砸开，不料里面只有几张发票。
赵尚芸当时已有身孕，她见胡均鹤几天没到她的亭子间里来，便由正在上海唱戏的姐姐帮忙，匆匆忙忙搬了个地方隐蔽了起来。笔者多年前在采访赵尚芸时，提到胡均鹤从江西苏区带了一箱子黄金到上海作地下党的活动经费一事。赵尚芸回答说，她也曾听到胡均鹤提到过这件事，不过那是在1932年以前的事。两种说法，笔者以为赵尚芸的说法较为可信。
胡均鹤在狱中受到国民党当局的严刑拷打，但未能奏效。他想到过自杀，但在严密看管下未获成功。顾顺章向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建议：对此类死硬派的共产党分子，拷打用刑是没有用的，一定要攻心为上……徐恩曾深以为然，他令史济美另想办法。一天中午，史济美踏进关押胡均鹤的单人牢房，拿了几本不知从什么地方搞来的共产党刊物，放到胡均鹤跟前，说你还在为共产主义信仰而奋斗，但共产党早已把你视为叛徒把你开除了。胡均鹤将信将疑，翻开一看，果真如此。史济美见胡均鹤有点动心了，又说：你老婆快要生孩子了，你总不见得让孩子生下来就没有父亲吧！胡均鹤左思右想，长叹一声，终于落水。
苏成德拉胡均鹤投靠汪伪政权
1933年春节前，胡均鹤从狱中出来，他不费吹灰之力便找到了赵尚芸。此刻赵尚芸刚刚生了个儿子，她一见到胡均鹤便百般埋怨，胡均鹤似乎也有点后悔，说是要随赵到东北去，隐姓埋名，从最基层的工作做起，以取得党的谅解。话虽是这么讲，人却带着赵尚芸到了南京。这件事以后，胡均鹤始终对他的妻子怀有内疚，赵尚芸有一些东北老乡找上门来，有些人还是从事革命活动的。胡均鹤明知他们的身份，但也从不为难他们，还拿出一些钱款送给他们。
胡均鹤叛变后，先后担任国民党中统南京区的副区长兼情报股长和国民党平绥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的主任。陈蔚如在回忆录中，几次提到史济美曾带着胡均鹤等人到上海活动的情况。他们对中共地下党的活动规律了如指掌，破坏性很大。党组织痛下决心，将严惩叛徒。正巧，已经叛变革命成为中统特务的丁默邨、李士群与史济美发生了矛盾。于是由丁默邨策划，李士群出面暗中联络了中共特科红队，伺机下手。1933年7月的一个夜晚，史济美带着几个朋友从外面嫖娼喝酒归来，在新闸路斯文里弄口突遭暗杀。一时叛徒特务闻风丧胆，谁也不敢轻易到上海滩来，胡均鹤这才将他的活动中心转移到北方。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时，胡均鹤正在北平，他带着妻儿匆匆赶到天津，准备取海路奔上海，不料一到天津，又获悉上海已爆发战争，于是便将妻儿留在天津，只身奔赴内地。
1938年，胡均鹤被国民党中统委派为苏沪区副区长兼情报股长，区长为老牌特务徐兆麟。这时上海已沦为孤岛，胡均鹤只身赴沪，又将已在香港定居的赵尚芸接到上海，在跑狗场（今文化广场）附近法租界的僻静处租了一套公寓，住了下来。
当时上海的情况非常复杂，是一个国际情报活动的中心。国民党中统、军统在上海都有非常庞大的特务网，中共情报人员在上海也非常活跃，此外，世界各国在上海都有谍报人员在活动。1939年3月，以丁默邨、李士群为代表的汪伪特工总部挂牌成立，他们以日本侵略军为后台，很快便占了上风。
丁默邨（左）与李士群
1939年9月17日，当时与胡均鹤同样担任苏沪区副区长的大特务苏成德来到胡均鹤家，说是要请胡均鹤外出吃饭，胡均鹤欣然应诺，谁晓得这一走便一夜未归。直到第二天中午，胡均鹤才回到家里，他吞吞吐吐，先是讲看戏去了，接着又说在饭店里搓麻将，最后对妻子说了声“我对不起你”，便躺在床上长吁短叹。原来苏成德已经投靠了日伪，作为见面礼，他将整个苏沪区组织和盘托出，仅剩下区长徐兆麟和会计蔡均千两人。那天吃饭在座的都是苏沪区的人，在苏成德的软硬兼施之下，胡均鹤也答应落水。苏成德之所以将他放回家来，是要他诱骗徐兆麟，因为在整个苏沪区的特工系统中只有一个人知道徐兆麟的地址，但胡均鹤恰恰隐瞒了这一点，只是说徐兆麟隔天要和他通一次电话。苏成德希望他在电话中稳住徐兆麟，然后将他诱骗出来……
胡均鹤待在家里，不一会儿徐兆麟果然打电话来了，电话是赵尚芸接的。徐兆麟在电话中对赵尚芸讲：“告诉老胡，苏成德出问题了……”赵尚芸望了下胡均鹤，回答说：“老胡也被苏成德请去吃饭了……”对方犹豫了一下，回答说：“知道了。”随即挂断了电话。
苏成德的叛变使中统在沦陷区最大的特工组织苏沪区全部瓦解，也给自己埋下了祸根。徐恩曾对他恨之入骨，尽管苏成德以后屡屡向国民党当局施媚眼、献情报，但抗战胜利后还是被判处了死刑。而胡均鹤因为没有供出徐兆麟而保住了性命，抗战胜利后只被判处十年徒刑，这自然是后话了……
胡均鹤落水后，与丁默邨、李士群同为共产党的叛徒，又同是中统熟人，很快就受到重用。他先被汪伪任命为特工总部南京区的副区长兼情报科长，不久又调到上海担任特工总部第二处处长，专门对付中统和共产党，同时还兼任由李士群担任社长的“海社”的书记，从事破坏学生运动的活动。
胡均鹤安排李士群与潘汉年联系往来
1939年秋天，在延安的中共中央社会部决定设立华南情报局，由潘汉年负责组建并统一领导。当时在上海的情报工作非常复杂，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时候一个人还具有两重甚至多重身份；尤其是落水当了汉奸的，或是天良未泯，或是为了给自己留有后路，可以同时为多种政治力量服务。胡均鹤是汪伪对付国民党中统特务的最高头目，但又在为中统服务。陈蔚如在他的回忆录中就写道：“其后胡均鹤与江苏省调统室取得联系，有报告到重庆，中统局确认胡均鹤为‘地下工作人员’，指示其继续留在南京。胡均鹤时有报告反映日伪情况，有卷存档……”
1939年秋天，李士群通过一个非常秘密的渠道，向中共有关方面表示：希望与中共建立联系，为了保密起见，希望中共能安排他熟悉的朋友胡绣枫来担任他和中共方面的联络。潘汉年详细研究了李士群的情况，并经中央及社会部的同意，和廖承志随即决定派胡绣枫的姐姐、中共地下党员、诗人关露到李士群家里，和李士群建立了联系。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形势更加严峻。潘汉年经过反复考虑，决定亲自出面与李士群在李士群愚园路的家里碰头。这次碰面除了李士群的太太叶吉卿外，还有两个人，一个是与中共、国民党中统、军统以及日本人都有联系的“神秘人物”袁殊，另一个便是胡均鹤。
这一次碰头没有实质性的成果，但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胡均鹤成了李士群与潘汉年之间的联系人。以后每一次往来，潘汉年在上海的住所安全等，均由胡均鹤负责安排保护。
1942年4月，潘汉年与李士群在李家又一次会面。李士群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除了向潘汉年透露了敌伪即将对苏北根据地进行“扫荡”的军事计划外，还让胡均鹤拿了一本上海储备银行的支票簿给潘汉年，说是潘可以随时支取。潘汉年再三婉拒没有成功，只得接受下来，可事实上一次也没有动用过。
9月，中共中央电示当时留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及王尧山等，考虑是否撤退到苏北去。刘晓建议是否可以利用李士群的关系，另外开辟一条更为便捷安全的交通线。这样，潘汉年通过胡均鹤又一次在李家会见了李士群。潘汉年对李士群讲：我准备带几个助手到新四军根据地去一趟，你是否可以提供帮助？李士群一口答应，并当即拍板由胡均鹤负责安排护送。同时，两人还商定等潘汉年回到苏北以后，双方通过电台继续保持联系，为此胡均鹤还专门编了一本密码给潘汉年。
胡均鹤回到家里,向赵尚芸提到了这件事,赵尚芸急了,她连连发问:“老胡,你有没有把握？”胡均鹤淡淡一笑回答说:“镇江站的刘毅是我的好朋友,我让他亲自出面将他们送过长江。”
11月，潘汉年、刘晓、王尧山以及刘、王两人的夫人赵先、张本一行共五人，乘坐京沪特快二等车厢离开上海，行至镇江。胡均鹤与汪伪镇江特工站的站长刘毅（又名徐汉光）已在车站等候，下车后，潘汉年一行即住进了金山饭店。王尧山颇为紧张，他对赵先讲：“这个人（指胡）是中央通报过的大叛徒。”潘汉年听到了，回答说：“胡均鹤、刘毅虽然都是共产党的叛徒，但他们都是被国民党抓去后严刑拷打下自首叛变的，对国民党不会有好感，现在又落水做了汉奸，明知没有丝毫前途，因而想为我们党效点力，争取党的宽大。”潘汉年的这一番话，使刘晓、王尧山等稍稍有点释怀。第二天清晨，他们一行又由刘毅护送坐机帆船渡过长江到达仪征，在仪征的一家小旅馆里住了一夜。天蒙蒙亮，刘毅就将潘汉年等人唤醒了，他穿着便衣，雇了几个挑夫挑着行李，一鼓作气走了十多里路。在一个小山头刘毅停了下来，他指着前面的村落讲：“再过去就是罗炳辉将军的驻地了。”潘汉年握了握刘毅的手回答说：“谢谢你，谢谢胡先生和李先生，咱们后会有期。”
潘汉年没向上级请示会见汪精卫
1943年4月，日伪计划对新四军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当时担任新四军政委兼中共华中局书记的饶漱石要潘汉年到上海去一次，重新部署那里的情报工作，加强与李士群的联系，尤其要搞清楚日伪这次大“扫荡”的准确情况。经饶漱石批准，潘汉年再次经过镇江抵达上海。
饶漱石
胡均鹤热情接待了潘汉年,潘汉年向胡均鹤提出:希望能立即见到李士群。胡均鹤陪同潘汉年到南京李家,李士群又不在家,说是去看汪精卫了。当天晚上,潘汉年便由胡均鹤安排住进了南京的一家高级旅馆。据当时也在南京工作的大名鼎鼎的“神秘牧师”董健吾以后回忆:他在旅馆里还碰到过潘汉年,双方都“大吃一惊”！
第二天一早，李士群由胡均鹤陪同，来到旅馆会见了潘汉年，李士群当即提出要带潘汉年去见汪精卫。这是潘汉年做梦都没有想到过的事，他既无法向上级请示，又无法拉下脸面一口回绝，只得随同李士群与胡均鹤一同驱车到汪公馆会见了汪精卫……
这次会见时间并不长，据尹骐撰写的《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一书中揭露：汪精卫与潘汉年握了下手，坐下后汪精卫讲：“我认识你们的毛泽东先生，过去我是主张联共的，以后发生误会了。你们和蒋介石联合是没有什么搞头的。蒋是独裁的，我是要搞民主的，我要搞议会政治，成立联合政府，吸取各党派参加，也请共产党参加。”潘汉年回答说：“共产党是不会来参加你的议会政治的，来的也是假的。上海的共产党是不会代表延安来参加的，但我可以把汪先生的话转告给延安，我认为延安方面是不会退出重庆参议会来南京参加你们的议会的。”汪精卫又说：“现在是个好机会。我们合作起来可以异途同归。希望共产党不要和蒋介石搞在一起。只有同我们合作才能解救中国。”
会面结束后，潘汉年依然由胡均鹤陪同回到上海，他还应李士群的邀请会见了李士群的军事顾问、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科长都甲大佐，陪同的还是胡均鹤。胡均鹤向都甲介绍说：“这位胡先生（潘汉年当时化名胡越明）是影佐将军的好朋友，是专门在江南江北做买卖的。”潘汉年以一个买卖人的身份，介绍了在新四军苏北根据地的所见所闻。也许是为了弥补自己的歉疚之心，胡均鹤旁敲侧击，配合潘汉年从都甲口中掏到了不少有价值的军事情报。
几天以后，潘汉年决定返回淮南根据地，离沪前，李士群又邀潘汉年见了一面。这是潘汉年最后一次与李士群会面。两人闲聊几句未作深谈，便匆匆告别。以后胡均鹤两次派刘毅渡过长江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送过一些情报和新四军急需的药品。同年，潘汉年的交通员何荦往返上海、苏南也与胡均鹤和刘毅有过接触，但随着1943年9月9日李士群被日本宪兵头目冈村毒死之后，这一联系也就彻底中断了。
1943年4月，潘汉年回到淮南根据地，向饶漱石汇报了有关日军近期不会举行大扫荡的情报，但对和汪精卫见面一事，只字未提。潘汉年与汪精卫见面，形式大于内容，虽然谈话过程很短，谈话中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但汪精卫毕竟是和共产党的一个高级干部碰了面，无论如何是一个大的政治事件。对于这么重要的事件，不向上级汇报，终于酿成了大祸。
潘汉年案的唯一见证人
1955年，毛泽东做出逮捕潘汉年的决定时，此事的当事人汪、李两人早已死去，参加会见的汪精卫秘书陈春圃也已死了，唯一活着的胡均鹤正关在狱中，成了仅有的一个见证人。
李士群死了以后，汪伪撤销了“特工总部”，另成立“政治保卫局”，由原军统特务头子万里浪和胡均鹤分任正、副局长。以后，“政治保卫局”又分设了专门管辖上海地区的第一局、专门管辖南京地区的第二局，胡均鹤兼任第二局局长。
抗战胜利后，胡均鹤被国民党当局判处十年徒刑，关进了南京老虎桥监狱。在审讯的关键时刻徐兆麟替他说了好话。1949年初，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为了给共产党增添麻烦，将在狱中关押的罪犯统统放了出来。赵尚芸将胡均鹤先送到上海小住几天，随即回到了苏州老家。
在狱中，胡均鹤就已经细细回顾了自己的一生。他对共产党并不陌生，不少共产党要员曾经是他的同事和朋友。但他是共产党通报过的大叛徒，做过汉奸，共产党是否会饶恕他？他苦思冥想，又想到了潘汉年。
在从南京到上海的途中，胡均鹤在无锡碰到了刘毅，此刻刘毅也正无所事事闲赋在家，于是两人商定由刘毅到香港去找潘汉年。虽然胡均鹤经济十分困难，但还是拿出了几十块银元，给刘毅当路费。赵尚芸还从手上褪下了一枚金戒指给刘毅作盘缠。刘毅没有辜负胡均鹤和赵尚芸的嘱托，在香港找到了潘汉年，潘汉年要他们到丹阳去找饶漱石、杨帆，同时将这一情况通知了饶漱石和杨帆。
3月，胡均鹤在苏州碰到了他的另一位部下孙洵，孙洵也向胡表示了要寻找人民解放军的愿望。于是胡均鹤又写了一封信托孙洵到丹阳去寻找潘汉年。他不晓得潘汉年并不在丹阳，这封信辗转多人送到了潘汉年的手里，潘汉年同样带口信给孙洵，要他自己和胡均鹤到丹阳来找解放军。1949年4月，就在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之际，胡均鹤鼓足勇气来到丹阳，参加了解放军。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胡均鹤在苏州还曾碰到过准备待苏州解放后潜伏下来的中统特务苏麟国,胡均鹤一到丹阳，苏州刚巧解放，苏麟国便成了胡献给解放军的见面礼。
潘汉年、杨帆敢于起用胡均鹤这样的人物，除了潘汉年曾两次向中央社会局报告并获得他们的同意外，饶漱石显然也是知晓的。饶漱石与胡均鹤在二三十年代共过事，但此时两人身份已大相径庭，为了表示对弃暗投明者的鼓励，同时“不忘故人”，饶漱石还故意安排了这么一出戏：他让杨帆找胡均鹤谈话，然后装着自己路过此处，“碰巧”与胡均鹤见上了一面……
上海解放后，胡均鹤被委任为上海市公安局情报委员会主任和专员，平时也身着军装，时常在公安局露脸。此事经饶漱石批准，陈毅和潘汉年都是知道的。胡均鹤解放后确实是一心一意为共产党工作。他主动向公安部门提供了一份“已予运用及可予运用之沪地伪两统（指中统和军统——笔者注）人员表”，供公安部门在肃反时参考使用。他先后提供了一千多起国民党特务活动的线索，协助抓获了四百多名国民党潜伏特务，还提供线索，破获了国民党特务潜伏的电台上百部。
但是，对于如何使用胡均鹤这样的人物，在党内始终存在着严重的分歧。1951年，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杨帆就为此作了检查,不久又停职检查，同时免去了胡均鹤情报委员会主任的职务，规定他脱下军装。胡均鹤回到家里心存疑惑地对赵尚芸讲:“看来共产党不相信我了。”赵尚芸回答说:“不会吧？你的历史,你所做过的一切,潘汉年都是知道的。你要经受得起考验！”
1954年9月，胡均鹤接到上级通知，说是要他去北京公安部汇报工作。没料到，他一到北京就被扣押起来，一关就是二十八年。1955年4月3日，潘汉年在北京出席全国党代会期间突然被捕，主要罪状有二：一是抗战期间背着党与汪精卫勾结；二是解放后掩护了以胡均鹤为首的大批中统潜伏特务和反革命分子。1944年底，国民党特务根据汪伪透露的情报曾向外揭露，说延安曾派李富春到武汉与日伪勾结，华中局曾派潘汉年到南京与汪精卫密谈“国共合作”的事。毛泽东指示有关方面找潘汉年核查，潘汉年没有交代，失去了一个机会。1945年潘汉年到延安出席中共七大，毛泽东曾单独找潘汉年谈话，了解他在对敌工作中的情况。毛泽东甚至问潘，为什么大家都称他叫小开，但据尹骐在《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一书中称：潘碍于知识分子莫名其妙的面子，又没有向毛泽东交代，再次失去了一个机会。就在毛泽东接见潘汉年后不久，1945年2月23日，由毛泽东批发，刘少奇、康生共同署名的电报发给了饶漱石，电报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汉年1939年自延安出去时，中社部曾要他设法争取和利用李士群在敌伪特务机关内为我方作情报工作。香港沦陷汉年到沪后，潘曾经过袁殊关系与李士群在上海会面一次，进行过争取工作。此事在事先事后潘均电告了延安中社部，而且当时上海党负责同志刘晓也知道的。以后潘由沪撤至华中时，华中局决定派遣他到南京与李第二次会面，此事你们都晓得。至于敌伪及国民党各特务机关说汉年到南京与日方谈判并见过汪精卫等等，完全是造谣污蔑。在利用李士群的过程中，汉年也绝无可怀疑之处，相反的还得到了许多成绩。这类工作今后还要放手去作，此次汉年来延安，毛主席向他解释清楚。
（二）刘晓、汉年由沪撤退至华中时，确系利用李士群、徐汉光（即刘毅）的关系作过掩护，当刘晓到延安后即向中央讲了敌后交通工作常常 利用敌伪关系，许多华中干部由彰德至集总，也是如此。
（三）国民党中统局经常制造谣言说延安派李富春、华中局派潘汉年到南京与敌伪勾结，又常造谣说汉年已被华中局扣押，极尽造谣挑拨之技，望告情报系统的同志千万勿听信此种谣言致中敌人奸计。（张云：《潘汉年传奇》，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271页）
全国解放以后，潘汉年在上海担任常务副市长。1955年3月15日，他和陈毅、柯庆施等六人从上海到北京参加中共代表大会。4月1日，毛泽东借“高饶事件”再次号召中央高级干部向党交代自己未曾交代过的历史问题。潘汉年、胡均鹤均已去世，笔者无法采访；以后胡均鹤释放回家，但已老年痴呆，但大胆推理一下，依照胡均鹤的经历与性格，作为唯一一个还活着见证“潘汪会面”的证人，一定会向有关方面交代得清清楚楚。潘汉年心里是明白这一点的。自从胡均鹤被抓以后，潘汉年一直忧心忡忡、郁郁寡欢。于是4月2日，他将自己这一段经历写了一份材料交给陈毅。陈毅自觉事大，连夜将材料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勃然大怒，亲自下令公安部长罗瑞卿带人前去宾馆逮捕潘汉年，并在材料上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以后潘汉年案审查了两年多，一切都已水落石出，尤其是潘汉年与汪精卫会面一事，更是调查得清清楚楚，但潘汉年还是一直被关押。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以及1962年1月30日在中央七千人会议上作报告时，都提到了潘汉年，说“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于是先判十五年，后加判无期徒刑。
潘汉年的两大罪状都与胡均鹤有关。殊途同归，这样两个有着完全不同经历的历史人物，却在同一座监狱里度着各自的余生。
潘汉年夫妇
1982年，潘汉年的冤案终获平反，可他和夫人董慧却早已长眠在九泉之下！此刻胡均鹤仍在囹圄之中。他还翘首以待着潘汉年来替他作证，将他拯救出去。1983年胡均鹤走出监狱，他是因年迈体衰而保外就医的。胡均鹤的儿子向法院提出申诉，法院经过审理，终于替他平反，肯定了他为人民所做过的一切。胡均鹤作为离休干部（因为他是1949年4月反正参军的，而且参军后有重大立功表现）被安排在上海市公安局老干部处，一直到1993年3月病逝。
胡均鹤出狱后家人为他过生日
胡均鹤是怎样一个人，他的一生又是怎样一种思想在支配着他？人们不得而知。他留给世界的只是一条尴尬而又曲折的人生轨迹。
本文系提交由上海大学历史系主办、上海大学中国史高原学科承办的“情报战与近代中国学术会议”之文章
责任编辑：钱冠宇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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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法共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热
法广杨眉 來源:電子郵件发表时间 19-02-2018
在巴黎召开的马克思主义论坛，2018年2月17日。
今年是马克思诞辰两百周年，法共人道报2月17日在巴黎举行马克思主义论坛，讨论马克思主义是否可以为当今社会所面临的跨国集团几乎操纵国际经济，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贫富差距日益加剧，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等系列问题带来答案。
https://youtu.be/Xs2M4r_gbu0
此一论坛开启了法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诞辰两百周年的系列活动。为期一天的论坛在两个会场同时举办了多个主题讨论会，讨论会的主题包括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环境，阶级斗争与社会不平等，马克思与新社会，马克思与法国以及革命这一概念是否已经过时等等。
出席讨论会学者包括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法国左翼传统的哲学家以及经济学家Etienne Balibar， Fr閐閞ic Boccara ，法国歌伯尼智库（Fondation Copernic )主席Pierre Khalfa，法国加布里尔贝里(Gabriel Peri)基金会主席阿兰奥巴迪亚（Alain Obadia）等等。原定参加论坛的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在黑格尔以及康德研究领域颇具影响力的多米尼克卢梭尔多（Dominico Losurdo ）教授因故未能出席讨论会。
马克思论坛吸引了数千名听众，他们中有上了年纪的法共成员，以及长期参加工会活动的积极分子，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依然存有希望。也有不少年轻人，无论是失业者还是带薪者，他们对对马克思主义存有期待，期待马克思主义能够给今天的社会带来答案。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学术界再度掀起马克思主义研究热，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大学以及舆论界成为热门话题。而与此同时，中国国内也掀起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热潮。中国各大院校，从著名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到地方的大学，纷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还积极同欧美的学者展开交流。
法共旗下的加布里尔贝里(Gabriel Peri)基金会主席阿兰奥巴迪亚（Alain Obadia）是一名老共产党员，曾经多次应邀前往中国参加马克思主义讨论会，请点击视频倾听他对马克思主义对今天社会的意义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热的评论。
法广:对您来说，在今天作为共产主义者意味着什么？
Alain Obadia：对我来说，共产主义者应该从社会深处具有代表性的活动出发，结合社会上所有的力量，使它们汇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共同的力量，目的是要走出今天越来越非人化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必须超越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
法广:您如何评论今天在中国掀起的马克思主义热？
Alain Obadia：我认为这十分重要，因为中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中国有意深化研究共产主义，并且将它与今天社会演变相连接，可以是十分有意义的事。
法广:马克思主义对环境保护能够带来什么？
Alain Obadia：有人错误地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并不重视自然，并没有在资本以及价值的生产链中谈到自然，事实上如果细读马克思的著作就会发现，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我们今天的讨论事实上超越了马克思主义，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出发将生态环境问题放在中心位置，来改变社会共同创造人类未来。
出席讨论会学者包括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法国左翼传统的哲学家以及经济学家Etienne Balibar,Fr閐閞ic Boccara ,法国歌伯尼智库（Fondation Copernic )主席Pierre Khalfa,法国加布里尔贝里(Gabriel Peri)基金会主席阿兰奥巴迪亚（Alain Obadia）等等。原定参加论坛的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在黑格尔以及康德研究领域颇具影响力的多米尼克卢梭尔多（Dominico Losurdo ）教授因故未能出席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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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联兴亡的49种书
阎京生 澎湃新闻 來源:電子郵件2014-10-07 07:55
【编者按】苏联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和政治实体，已经灰飞烟灭，归入历史。但它的兴衰成败，倒是很值得探究。了解苏联，有些书不可错过。
《俄国人》（上、下），赫德里克•史密斯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
本书的作者曾任《纽约时报》驻莫斯科分社社长，这本书是他1971-1974年在苏联期间，利用新闻记者身份接触苏联各阶层人士之后所写的见闻录。书中用敏锐的观察力和生动风趣的文笔刻画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社会形形色色的众生相，比如苏联特权阶级，苏联人的私生活，农村和国营农场的生活，苏联的妇女和儿童，官僚主义和贪污浪费，消费品短缺和黑市交易，苏联青年对西方文化和进口商品的倾慕，对铁腕人物的怀念，以及苏联的民族问题、新闻报道、文化、爱国主义、宗教、持不同政见者等诸方面。
读者不难从这本首版于1976年的书中看出苏联体制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发展到巅峰，然后开始陷入无可挽回的停滞和衰退的种种迹象。也可以这样说：这本书虽然不是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那样的政治预言，但却是一套照出“苏联病人”体内各个病灶的X光片。
《俄罗斯帝国主义：从伊凡大帝到革命前》，亨利•赫坦巴赫等著，三联书店，1978年
这本书也是国内在70年代末引进翻译的苏联历史资料之一，实际上相当于一本论文集，收录了10位作者的相关著述，包括俄罗斯帝国主义的起源，泛斯拉夫主义与大俄罗斯主义，俄国在波罗的海的扩张，俄国和波兰的对抗，乌克兰与莫斯科公国的扩张，俄国入侵高加索，沙俄对中亚的征服与统治，以及19世纪末俄国在远东和近东的扩张等等。
这本书的特色在于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分析了俄国向外扩张的根本原因，对于今天的读者了解苏联时期地缘政治与对外战略、以及今日俄罗斯在乌克兰、中亚等国对外政策也有很大帮助。
东方出版社“历史档案”系列：
《让历史来审判》（上、下），罗伊•梅德韦杰夫
《斯大林周围的人》，罗伊•梅德韦杰夫
《斯大林评传》，列•托洛茨基
《我的生活》，列•托洛茨基
《布哈林政治传记》，(美)斯蒂芬•科恩
《斯大林和丘吉尔》，奥•阿•勒热舍夫斯基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日记》，(意)维•维达利
《赫鲁晓夫下台内幕》，谢•赫鲁晓夫
《儿子眼中的赫鲁晓夫》，谢•赫鲁晓夫
《克格勃与政权》，菲•博布科夫
《勃列日涅夫传》，谢•谢曼诺夫
《巨变的时代：前苏联大使杜比宁驻美札记》，尤•杜比宁
《苏联灭亡之谜》，亚•舍维亚金
东方出版社的这套“蓝皮书”大部分出版于2005-2006年，少数出版于2007、2008和2010年。作为国家一级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的副牌出版社，整套“历史档案”丛书的翻译质量是非常高的。这套书中，推荐从梅德韦杰夫的《让历史来审判》和《斯大林周围的人》入手，前书是关于斯大林时代各种政治错误的总的反思，后者则从人的角度入手，剖析斯大林的群臣，非常生动详尽。
作者梅德韦杰夫是苏联时期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但不同于偏西方的萨哈罗夫和主张回归东正教-大俄罗斯传统的索尔仁尼琴，梅德韦杰夫可以被视为“改良主义者”或“新马克思主义者”，也有人直言不讳地称他为“党内民主派”。梅德韦杰夫也是历史学家、作家、哲学家，写作功底是非常扎实的。
《斯大林评传》在60年代曾由三联书店出版过“灰皮书”版，东方出版社也曾于1998年出版，后将其归入“蓝皮书”系列再版。《我的生活》在国内曾出版过多个版本，包括国际文化出版社1996年版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等。这两本书有比较高的历史价值，而且托洛茨基的优点在于其文章的逻辑性很强，对苏联革命诸人物的评论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弱点是由于常年流亡国外，史料来源受限制，因此需要参照其他史料来对比阅读。
《儿子眼中的赫鲁晓夫》和《赫鲁晓夫下台内幕》属于（准）当事人回忆录,史料性虽然较强,但是有中外名人自传中常见的问题,即自我美化和修饰。这在贝利亚的儿子所写的《我的父亲贝利亚》一书中更为严重。
“蓝皮书”中其他著作的史料质量也比较高，但不太适合苏联史入门者阅读。《勃列日涅夫传》的作者属于意识形态的遗老遗少，对传主的吹捧和溢美之词过多，甚至说苏军开入阿富汗后“人民以鲜花和笑脸相迎，这是不争的事实”。《克格勃与政权》的作者是前克格勃第一副主席，对克格勃也有不少自我吹捧、美化和掩饰。像这样的立场，读者不难自行辨别其对错。
人民出版社“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系列：
《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断送的》（1-5），亚•雅科夫列夫
《菲利普•米罗诺夫：1917-1921年时期的静静的顿河》，丹尼洛夫
《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瓦•纳乌莫夫、亚•科萨科夫斯基
《苏联检察院对5810例反苏维埃鼓动宣传活动案件的司法复查1953-1991》（上、下）,奥•埃德尔曼
“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是迄今为止俄罗斯出版的规模最大的历史文献集,收录了大量首次公布的苏联时期档案文件,按门类结集出版,涉及许多重大问题和历史事件,史料价值极高。但因该套文献过于专业,更适合对苏联历史有一定了解的专业爱好者和研究者。目前人民出版社引进翻译了其中的四套,其选题也很有意思。
《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涉及著名的1921年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过去称为叛乱）,《1917-1921年时期的静静的顿河》则有大量顿河地区苏俄军事活动和哥萨克叛乱的档案资料,其核心人物、哥萨克将领米罗诺夫也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内战的双方不止一次判处他死刑，而最后执行死刑判决的恰恰是他为其献身的那一方。参照这两本书中收录的大量原始档案史料，再结合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主编的五卷本《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断送的》，可以为联共（布）建政初期的政治理念勾画出一个很清晰的轮廓和框架，也可以解释这样的疑问：为何在十月革命成功后很短——不到四年——的时间里，一个由“工兵苏维埃”统治的国家竟然先后爆发了震惊西方的水兵起义和波及范围巨大的农民起义。
新华出版社“回顾与反思”苏联东欧问题译丛：
《历届外交部长的命运》，列•姆列钦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列•姆列钦
《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改革运动》，亚•雅科夫列夫
《被篡改的列宁遗嘱》，尤•布拉诺夫
《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格•阿尔巴托夫
《我的父亲贝利亚》，谢•贝利亚
《摆脱克格勃：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录》，瓦•巴卡京
《罗曼诺夫王朝的覆灭》，弗•赫鲁斯塔廖夫，(美)马克•斯坦伯格
《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罗伊•梅德韦杰夫
《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美)彼得•施魏策尔
《苏联军队是怎样崩溃的》，(美)威廉•奥多姆
《斯大林与中国》，阿•列多夫斯基
《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德)迪特•海因茨希
比起大部头的“蓝皮书”和“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系列，这套书的平均篇幅要小一些。姆列钦的《历届外交部长的命运》和《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是其中最有意思的两本书。姆列钦的另一本著作《勃列日涅夫时代》2013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也值得入手。
该系列其他书的史料价值较一般，比如《斯大林与中国》和《罗曼诺夫王朝的覆灭》大多数内容是档案文献汇编。对冷战史感兴趣的可以阅读《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以及《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
正如赫鲁晓夫的儿子为其父亲写的传记书籍一样，《我的父亲贝利亚》也存在过度美化、以及在卡廷惨案等问题上为其父亲翻案的问题，但是与《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对比阅读，也可以发现这位争议人物实际上也在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最早提出了“改革”和“平反冤假错案”的理念。
《苏联解体亲历记》（上、下），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
这本书的作者是苏联解体时的美国大使小杰克•马特洛克，书中用有条理的文笔清晰地记述了苏联解体的全部过程，而且有许多有趣的历史细节。比如八一九政变后，“紧急状态委员会”第一次召开记者招待会时，亚纳耶夫的手颤个不停。苏联的电视观众和在场记者都松了口气：俄罗斯人可以原谅领袖们的邪恶，但永远不能容忍其软弱和懦弱。记者提出的问题随即变得越来越不严肃，《独立报》记者马尔金娜问“你们是否意识到已经发动了一场政变”；《商业报》记者问“你们这样做是否和皮诺切特将军商量过”；记者亚历山大•鲍文用亲近的口气问幼年好友、“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斯塔洛夫杜勃茨耶夫:“你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马特洛克总结说,当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在电视上公然被记者取笑时,他们的垮台就不可避免了。
该书可以与罗伊•梅德韦杰夫的《苏联的最后一年》（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年）和尼•雷日科夫的《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新华出版社2008年,参照阅读。
《被背叛了的革命》，列夫•托洛茨基
这本书可以算是托洛茨基关于俄国革命史的最好的一本著作。三联书店1963年“灰皮书”系列曾经出版过该书，1987年南方出版社曾再版。目前在网络上可以搜到该书的PDF版本。
《斯大林秘书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2年
该书是1923-1927年期间担任联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斯大林的助理和联共中央政治局秘书的鲍里斯•巴让诺夫1928年偷越过境、出逃法国之后写的回忆录，披露了二十年代联共（布）党内斗争、各种派别力量的消长和演变、领导人物的沉浮更迭，以及苏联对外情报及联络工作的大量内部资料，有很高的史料参考价值。
《古拉格群岛》，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这本书及其作者目前在国内已经广为人知，这里就不多做介绍了。关于古拉格的历史，国内还翻译出版了安妮•阿普尔鲍姆的著作《古拉格：一部历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这本书对古拉格进行了完全纪实性的描述，从它在俄国革命中的起源，到斯大林治下的扩张，再到公开性时代的瓦解，深刻地再现了苏联劳改营生活的本质，并且将其与苏联的宏观历史联系起来，在国外广受好评。
推荐和马员生的《旅苏纪事》（群众出版社1987年）、唐有章口述的《革命与流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玛拉•穆斯塔芬的《哈尔滨档案》（中华书局2008年）参照阅读。
《倒转红轮》，金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这本书出版之后，立即入选国内多家好书推荐榜和排行榜。虽然副标题为“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但实际上内容远不止如此。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何怀宏的书评（《读书》2012年第11期），可对该书有更深入的了解。
《回眸苏联》、《十月革命——阵痛与震荡》、《走出高加索》、《凯歌悲壮》
这几本书的作者闻一是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多是随笔性质的短文，在轻松的文笔间回眸并不轻松的历史，文字浅显易懂，但内容举重若轻，很适合历史爱好者阅读。
《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年
本书内容全为苏联各经济统计年鉴、报刊和书籍中搜集的表格和统计数据，按门类分为概况、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工业、农业、运输与邮电、基本建设、劳动、居民物质生活、商业、教育与文化、卫生、财政与信贷、苏联对外经济关系等十五部分，是关于苏联时期国民经济概况的专业工具书。
责任编辑：饶佳荣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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