咬定青山不放松 中篇 定稿
——读维特根斯坦哲学札记
黄大荣
一切错误的根源——人类中心主义。
你能不吃不喝，不睡不死，我就承认你是“上帝”。
人间没有“神”，“神”在彼岸。
人，终究是存在的存在者之一。
慎用幻想。
我尊重科学包括科学的幻想——文艺。我鄙视胡思乱想和胡言乱语。
——本文作者
1
维特根斯坦反复提示我们，要把他的《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对照来读。因为他的哲学研究有一以贯之的初衷：探索哲学方法论的本体论问题。前期他凝视逻辑语言，后期他凝视日常生活语言。后期是对前期的放弃和背离。他认为逻辑语言过于抽象，距离生活越来越远，已经不再能反映生活的全貌。生活才是存在，活动才是哲学。纯粹的理论不足以令人信服，而生活语言才是活的语言，是活动的全部或全息，藏在生活语言中的秘密，才真正值得研究。
从1920年到1929年，他对他引以为傲的逻辑哲学研究的“最后解决”，从怀疑走向直接果断的否定。
令他突然转身的原因，是生活最残酷的形式——战争？还是这位生活优渥的精神贵族沦为“囚徒”的奇特经历——他参加的奥地利军队在一战中失败？当然，他的特殊的家族史，他那神经质的天才的特立独行的个性，是根本原因。其实，早在一战时期，也就是他完成《逻辑哲学论》的孕育期，就已经露出端倪。他在硝烟未尽的战场，从背包里拿出不离不弃的笔记本，写下他思想的断片，那是只有他自己才能看懂的短语，使用了大量隐语和密码。
总之，生活让他“回到生活”，他说，需要回到生活“粗糙的地面”。他说，从生活提炼出来的抽象的逻辑语言，就像光滑的冰面，没有摩擦力，站不住，也走不了。他不再需要“人工语言哲学”，而需要日常生活语言，需要拔出萝卜带出泥的原生态语言，以为那里面才藏有哲学方法论——某种规则的秘密。
逻辑语言和生活语言，都属于语言。问题发生了：这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语言。既有关联，又有本质上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它们共同构成了如汉娜•阿伦特说的人类历史活动的“语言活动”。
首先，“可说的，可以说清楚；不可说的不说。”维氏这一观点，是他前期思想的延伸。这位参与了20世纪经验哲学建构的人，并没有完全背离经验主义。其次，他把生活语言纳入了研究。语言，是对全部世界和全部日常生活的描述，也就是人对宇宙存在的全部描述——当然它的前提是已知的、人的角度的，还有，它是语言的全部而不仅仅只是生活语言。这样，语言，人，宇宙才都被关联起来。
2
维特根斯坦“一生做了两个哲学家”。前期是逻辑哲学家，后期是语言哲学家。
哲学，只有当它在哲学史上，即，处在哲学发展思想链条的某个环节，才体现它存在的价值或意义。就像书法，结体、笔墨、章法，没有任何传承，没有来路或出处，也就一“江湖书手”。脱离了发现的、纯粹个人发明的东西，冥想的东西，可能属于宗教，不可能属于科学和哲学。
维特根斯坦，几乎在所有论题上，表现出他思想的矛盾性。这是因为他的发现哲学方法论终极秘密的“野心”与现实可能性发生了矛盾。而且他咬住日常生活语言不放松的偏执，本身就遇到了方法论上的麻烦——无论是发现和表述，他怎么能离开逻辑？
他不认可从哲学史的阐释和分析来研究哲学的方法。他要直接面对问题。但是，不管他承认不承认，他就是哲学史环链上的一扣。
可是，维特根斯坦又坦诚地说，他从来没有发明过什么新思想，他在晚年总结性的说：“我的思想的确是再生性的，……我相信，我从没发明过一个新思想。我一直是从别人那里接受思想，仅仅以极大的热忱直接抓住它，将它用之于我的澄清工作。”
这与他之前又说过的，哲学是发明，不是发现。而像他这样，把发现与发明对立起来的看法，本身又违背了经验主义。
这里，先提示一下。他的后期语言研究，忽略了人的意识的两个基本特征：1，意识活动是分层次的。2，语言是人类精神交流的产物，并且在活动与交流中，逐步形成某种程度的科学认知或共识。这是文明垒筑与进步的基本过程。语言总会与存在有某种对应关系。比如，红色，绿色，经由视神经反应到脑神经，形成对应的语言指认，然后，人类逐步认识到，它们与光的某个频率的折射和反射相关。除非色盲，人们不会否定这两个词汇与“实在之物”的关联性。
语言，无疑是意识活动的清晰的外化，是它的比较高级、高级或更高级的形式。
我们不妨将他中后期的经历列表：
1920 完成了《逻辑哲学论》之后，打算从哲学出走。他认为他已经“最终解决了我们的问题”。自愿到乡下去当小学教师。
1920-1929 不详。但我相信他并没有终止他的哲学思考。对于前期思想反省。
1929 重返剑桥。跟随摩尔学习日常语言哲学。在剑桥讲课。与摩尔互动。用摩尔的话说，他“解决一些我无法解决的哲学问题所需要的方法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我所用过的方法。”公开发表文章，承认前期《逻辑哲学论》存在错误。
1930-1935 在剑桥大学给学生讲授他新的哲学思想。
1935 访问苏联。甚至打算留下。但找不到合适的职业，放弃。
1936 回到剑桥，接过摩尔教职。但随后认为自己不适合教学，辞去教职，去挪威一个农场隐居，写作《哲学研究》。
1939 重回剑桥教书，被接纳为哲学教授。期间，与纳粹政府秘密交易，用1.7吨黄金换取将外祖父血统由犹太“修改”为混血，保全了姐姐免遭迫害。又经经济学家凯恩斯帮助，移民英国成功。
1939-1945 完成《哲学研究》第一部分写作。并作序。
1946 著名的“火钳”事件。在伦敦国王学院H楼梯旁3号，与波普尔和罗素发生“十分钟争吵”。
1947 辞职。去到爱尔兰一个乡村，专心写作《哲学研究》第二部分。
1948 完成《哲学研究》。
1951.4.29 与世长辞。临终遗言是，“告诉他们，我这一生过得很幸福。”
1953 德文《哲学研究》出版。此后，陆续有人将他的笔记整理出版。
我们看到，维特根斯坦中后期思想转变的爆发点，是因为摩尔。
摩尔有一句哲学口号：保卫常识。他认为，只有在常识中，概念才是真实全面的，逻辑经验主义是“人工语言学”，它人为地造成了语言的片面残缺。他直接冲着维特根斯坦的前期研究而来，对维特根斯坦的冲击之大，可以想见。
摩尔的思想归结为两点：1，语言来自人的生活，不可能人为改造，有多少种生活方式，就有多少种语言方式，人工语言不可能完全代替日常语言。2，概念只有在命题中才有意义。一个概念和命题，在一种语境中是简单的，在另一种语境中可能就是复杂的。人工语言不可能完全精确地翻译成人工语言，“语义”是无法“化简”的。
维特根斯坦几乎完全接受了他这位老师摩尔的看法。
他的后期思想还有一个来源——毛特纳。
毛特纳自称休谟的信徒。他也有一句口号：“回到休谟去！”他说，语言对于客观世界根本不能说什么。人生是神秘的。语言使得人永远不能彼此了解，更不能通过语言认识世界。关于世界本体问题，根本不应该提出，最好的办法是“沉默不语”。这句话维特根斯坦原封不动接了过来。他还有一句经典的话，维特根斯坦同样实行了“拿来主义”：“想要攀登语言批判，首先必须把脑子里的语言一步步毁掉。在爬梯子的时候，必须把爬过的每一级梯子毁掉。”维特根斯坦仅仅是把“毁掉”改成了“扔掉”。毛特纳还把语言比作“体育规则”，语言规则就像约定俗成的体育规则。孤立地谈论一个词的含义是没有意义的。
显而易见，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来源于此。
他也提出了一个口号：“回到生活”。尽管他厌恶分析和归纳，他还是从研究“生活形式”和“语言活动”出发，总结出了“语言游戏”、“家族类似”等“理论”。其基本思想，在我看来，与上面介绍的两位先生，并无多大差别，他只是兼用逻辑与描述的双重语言做了更充分、更清晰地阐释。语言游戏，是他从观看足球比赛获得的灵感。他把它比喻作下棋、打球、奥林匹克竞技。他最著名的结论是，“意义即使用”。他认为，词的意义，仅仅存在于词汇按照规则的使用之中。概念具有任意性、不确定性。
3
维特根斯坦的某些理论，譬如，意义只存在于“使用”当中，看起来是那样正确，无可怀疑。我只要举一个实例似乎就能证明它的完全正确。
小王给局长送红包。
局长：你这是什么意思。
小王：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局长：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小王：小意思。
局长：你这人真有意思。
小王：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局长：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小王：是我不好意思了。
“意思”一词，在特定语境中，完全具有不同的意义——“意义即使用”。这个段子放在八级汉语考试中，外国学生也难以拿到满分。而我们明白了这个段子，也就大致明白了维特根斯坦究竟想说什么。
4
但是且慢。我需要提出几个问题。
1， 日常生活语言，该怎么界定？它是真的是人类语言活动的“全部”吗？它是固定的，还是同样处在发展中？
2， 语言不是工具，那它又是什么？
3， 语言哲学存在本体论的解答吗？
4， 哲学的对象究竟是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把“能说的”“说清楚”的方法论？哲学不需要面对宗教和科学吗？
5， 现代哲学把目光“咬定”语言，暂时放弃传统哲学的本体论叩问，先做“清理地基”的工作，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清理地基的工作又拿什么作为自己的有效工具？哲学离开了、放弃了本体论关怀，还有那么重要、还有存在的意义吗？
6， 语言学在迅速发展，成果极其丰富。现代哲学的语言哲学既然是关于语言的哲学，它难道可以自说自话而将语言学置诸脑后？
所有这些对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思想的质疑，都是充分理解
他的哲学所需要的。所谓“学问”，无问则无学。
还有必要确认一下，维特根斯坦在哲学史上的位置。维氏是
20世纪现代经典哲学家的最后一人——以他的《逻辑哲学论》为标志。他又是从以罗素、哈耶克、波普尔等为代表的20世纪经验主义哲学家营垒中“杀出来”的第一人。他用后期代表作《哲学研究》宣告了他与他的老师和朋友们的分手。他的这一处于现代与后现代分界线上的特殊身份，注定了他毁誉参半的命运。后现代思潮呈现着十分庞杂的现象，某些后现代哲学家，把他视为鼻祖，称赞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也就毫不奇怪了。而罗素在他的《我的哲学发展》中专门花大篇幅抨击维氏的《哲学研究》，说：“他埋没自己的才能并在常识面前贬低自己，就像托尔斯泰在农夫面前贬低自己一样，如果这是真的，哲学家最好只能对辞典编撰者有点帮助，最坏则会成为茶余饭后的休暇娱乐。”波普尔同意罗素的批评，他说，“罗素读《哲学研究》没有从它那里得到任何启发。我必须承认我也是如此。”
多年的哲学思考告诉我，在两种极端意见之间选边站，虽然省力，却毫无裨益。我需要慎重考虑我自己的看法。
5
首先我要说，维氏哲学不是从他头脑里发明的。哲学不是哲学家个人发明的产物。如果真是这样，那它就一文不值。哲学与科学一样，是经验的产物。科学家和哲学家，都在寻找一种语言表达，让它符合经验，解释经验，逐步揭示未知世界的秘密，拓展已知的范围。用维特根斯坦自己的话说，他的后期哲学，他对日常生活语言的研究，也是试图从中发现哲学的方法论，思考怎样把能说的说得更清楚。从远一点说，他受惠于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尤其是索绪尔关于语言对象的“所指”和“能指”的概念。从近处说，他承接了摩尔的“日常语言学”和毛特纳的“语言批判”，尽管有所扬弃。不仅罗素等人对他的后期哲学没有新鲜感，笔者也并不觉得新奇。维氏的哲学是描述式的，他处在逻辑与非逻辑的语言表达的矛盾之中，他总是想在相对“低端”的语言——日常生活语言中，发现什么深藏的秘密——其实就是话语与意识的不对称关系——既然深入到了语言背后的意识活动，他就有意无意地跨进了意识幽暗的溶洞，陷自己于困境。因此，他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变化他的叙述方式，用散文和散文诗式的描述语言，来阐述他的哲学。这也就是他的哲学文本显得相当的晦涩，难以理解的原因。——这只是表象。他的理论并不深奥。应该属于常识。是他过于信任他自己的天才了，以为他的手电筒的微光能够帮助他走进人脑意识幽暗的洞口。我承认他的工作有一定的开创性——我必须赞赏他的先锋性和在经典哲学家当中力争脱颖而出的勇气，但是，他脱离了如火如荼的第二次科学革命的伟大现实，脱离了当时已经发展充分的语言学本身，独自一人闯入幽洞探险，无果而终或者收效甚微，一个只相信自己天才的孤独者、幻想者的学术命运，似乎已经注定。
6
汉娜•阿伦特把语言活动从人类历史活动中单列出来，是不是她已经意识到，人类处在又一个语言爆炸的时期？即将进入语言的新纪元？
从詹姆斯提出意识流和弗洛伊德提出人格动力——精神活动的多层次，实际上已经为人的语言与意识和人脑的关系研究，打开了新局面。从这个角度说，维特根斯坦对日常语言的某些规律的归纳，并不具有超前性。非但如此，他的语言研究还显得表浅化、退化了。至少是理论性的退化。——这就是我坦率的看法。
无论是维氏的语言游戏说，还是家族类似说，都只是对日常语言的现象的某种一般性归纳。他的描述式哲学阐述，才是他的独特之处、光彩之处，这种描述，给人一种顽强地、吃力地、有时也是智慧地向他自己的意识深处努力进掘的深刻印象。
据他自己说，他回到日常生活语言研究的灵感，来自他观看足球比赛。球场上生龙活虎的球员，千变万化的球局，一定让他联想到了逻辑语言的冰冷和生硬。
须知，人类的语言活动，早就取得了极大的发展。请看以下的示意图。
逻辑哲学语言
数学语言
科学语言自然科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命科学等等
技术语言：建筑学工程学信息学网络和计算机语言等等
宗教语言和科幻语言
人文科学语言：文艺学历史学伦理学政治学军事科学外交学等等
日常生活语言：社交、衣食住行、体育、娱乐、旅游等等
非逻辑日常语言：昏话胡话酒言、智障者或精神病患者语言
梦呓
潜意识活动
对于正常状态的正常人，语言乃是意识的外化。我们看到，日常生活语言，处在语言活动层次的低端。世俗生活也许具有终极意义。但是，世俗生活不断的丰富、质量的不断提升，会为它本身注入更加复杂更加高级的内容，而这种提升，又必须有赖于人类其他语言活动的进步和丰富。维特根斯坦把日常生活语言看得高于其他语言，显然是偏颇的、偏执的。
“意识流”，是美国机能主义心理学家詹姆斯对人的心理活动的自省和发现，他为了表述他的发现，创造出意识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这个词。其特定含义，是说意识具有流动特性:个体的经验意识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但是意识的内容是不断变化的，从来不会静止不动。
如果用数学方式表达，意识流=f（x，y）
这里，x表示意识的时间流向的变化；y表示意识的空间变化。
如果用文学语言表达，1，意识流是说，人的意识活动，一刻也不会停止，除非他处在深度睡眠状态，即俗话说的睡死,2，人的意识活动是紊乱的，时空交错，真幻杂糅。3，人的意识活动是有层次之分的，就像水流，有平流（又叫层流——流体力学当中的一种理想模型，即，流体仅仅只有水平方向的流动），也有紊流（又叫湍流——除了水平方向的流动，还有垂直方向的流动）。换言之，有模糊不清的意识较低水平，也有清醒的意识较高水平。人，越是理性，越是正常、健康，越是生活冷峻的观察者、前卫思想的思考者，他的意识活动越是处在高的水平。
梦呓处在意识流的低水平。但它却是现代文学家的最爱。原因何在？这就要说到另一位心理学大师了。
奥地利医生、精神病学家弗洛伊德，为现代心理学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他认为人格结构由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组成。
他分析了人的人格动力。
本我即原我，又叫做本能，是指原始的自己（纯生物学意义上的自己），包含生存所需的基本欲望、冲动和生命力。本我是一切心理能量之源，本我按“快乐原则”行事，它不理会社会道德、外在的行为规范，它唯一的要求是获得快乐，避免痛苦，本我的目标乃是求得个体的，舒适，生存及繁殖，它是无意识的，往往不被个体所觉察。
自我，其德文原意即是指“自己”，是自己可意识到的执行思考、感觉、判断或记忆的部分，自我的机能是寻求“本我”冲动得以满足，而同时保护整个机体不受伤害，它遵循的是“现实原则”，为本我服务。
超我，是人格结构中代表理想的部分，它是个体在成长过程中通过内化道德规范，内化社会及文化环境的价值观念而形成，其机能主要在监督、批判及管束自己的行为，超我的特点是追求完美，所以它与本我一样是非现实的，超我大部分也是无意识的，超我要求自我按社会可接受的方式去满足本我，它所遵循的是“道德原则”。
弗洛伊德的理论，还可以有其他等价表达。他把自我呈现的状态（动态的状态），看作是超我对本我的压抑或束缚。三者的交互作用，构成了人的意识活动的全部。
作为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哲学直接来源之一的索绪尔，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对语言做了一般性归纳。最有名的就是语言漂移说。当我们试图表述某一个物件或某一个概念时，这个对象物就是“所指”，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描述，就是“能指”。而无论你怎样竭尽全力，能指对于所指，都会产生漂移。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之妙，往往就来自对所指的有意识的漂移。
是不是如维氏所言，词汇只有在使用中才产生明确意义？不尽然。在科学家数学家那里，所有名词（除非它尚在建立过程中），都具有固定的、严格限定的意义。音乐家说的旋律、节奏、和旋、变奏，所指的乐器，也是不会发生歧义的。而对于它们的能指，在所有专业辞典当中，都具有大致一样的表述或描述。甚至会辅以图说。即便是上面那个送礼行贿的段子里的“意思”，权威辞典里，也会对它的多义性作出阐释。
生活语言，在汉语言中，不会超过二三千个汉字。这就像我们学习了英语900句，就能应付出国旅行的日常所需一样。而一部《电子技术辞典》收录的语汇，就有几十万条。
现代生活里的词汇，越来越多的具有了确定的意义。冰箱，谁也不会认为是冰做的箱子或者装冰的箱子。而在数学家和科学家那里，他们经常使用的词汇的特定含义，是不会弄混淆的。除非在某些新概念的形成时期，那时，他们会争吵得面红耳赤浑身颤抖。
如果硬是说日常生活语言里面藏有什么秘密，那就只能遵照詹姆斯、弗洛伊德、索绪尔理论的指引，寻找意识活动与其外化的语言之间的复杂对应关系。我倒是认为，与其说这是哲学家的任务，不如说是语言学家、心理学家和文学家的任务。
与日常生活语言关系最密切的，是文学。维特根斯坦的后期研究，虽然罗素和波普尔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对于小说家还是有所启发的。就如曹雪芹式的春秋笔法，把褒贬互寓用得飞花滚雪，故意地把事物的描述，弄得龙云雾雨，故意没有确定的所指。但是，维氏对小说家的影响和价值，恐怕也远不如本节提到的三位思想巨人。
维氏显然是想找到进入人脑深层次运行的规律。找到那个深入意识活动的幽洞的入口。而人类的这种需要和努力，是在他去世后才显现出来的。现在也才仅仅是开头。从这个意义上说，维氏超前了。而相对于上述三位巨人，他的理论却显得粗疏并且落后了。
维特根斯坦的真正的意义，我认为，不在于他的理论，而在于他对他的理论的阐述方式——描述式语言，那种维特根斯坦式的格言、散文诗或“风景图画”。那是深奥而有趣的、甚至是模模糊糊的意识的“流淌”或捕捉。
对此展开叙述，将是本文第8节的任务。
我期待意识探秘——意识的神经生物学研究有奇迹发现。但我根本不相信这项研究会爆出冷门，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说是人的潜意识活动、下意识活动，与上帝更加接近，或者说它高于人的高水平的意识活动，或者说里面藏着宇宙的秘密，甚至说，它才是宇宙的中心！
7
我不妨设计一个思想实验。这个实验的“残酷性”也许会像薛定谔的猫那样，受到动物保护者的责难。其实，这实在是扯不上边的。这些人设置了一个虚假的前提，那就是实施了思想实验。他们不懂，思想实验根本不需要实行。思想无罪。
姑且把它叫做“婴孩与绿色”。
婴孩牙牙学语，母亲指着各种“实在之物”：树，草，青菜，水果，积木……，不断重复地告诉他，“绿的”。只要孩子大脑健全，信息和记忆积累的结果，“绿”就会形成关于颜色的概念；而“的”后面省略的“东西”（物，物件）也会被抽象出来。母亲无数次地重复“教”的，被孩子大脑一次次存储，转变成固化的记忆。而不同的物件为什么呈现“绿色”，只有当他成年后经过科学知识的学习，才会明白。
思想实验：把婴孩封闭起来，也就是同样让他周围布满绿色的各种物件，也可以牵着他到户外去看花花绿绿的大千世界，但是母亲对他从小就不施教，也不让他上幼儿园，将会是什么结果？孩子只能简单发出“吗、呀”之类的单音，他既不能形成关于“绿”的颜色概念，更不可能抽象出“绿的”是可以描述不同物件颜色的形容词的概念。
这个思想实验包含的内容，可以有更多意义的发掘和阐述。语言，除了发声器官的必需的训练，更有人脑意识的主导。
康德说过，人的理智能力、逻辑能力是先天的，“我们的理智不是从自然界引出规律，……而是把规律强加于自然界。”这句话容易造成误解，如果断章取义，会导致“人是宇宙的中心”的谬论。康德的意思恰恰是经验主义的。他说的“先天性”，是说人具有理智和逻辑的生物学意义上的能力，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说理智和逻辑从娘胎里就“埋伏”在那里了，可以无师自通。实际上康德把“判断”分为三类：1，先天分析判断（谓语包含在主语中，因此不具有新的知识，不是“科学判断”）,2，后天综合判断（含有新知识，但这种判断的真理性是或然的，也不属于“科学判断”）,3，先天综合判断（A来自人的先天理性；B来自客观经验，具有后天综合判断的经验归纳性——既提供新的知识，又具有普遍的规律性，因此，它才是“科学判断”）。
从康德对于认识论的完整表述中，我们可以肯定，他说的人的理智、逻辑的先天性，是说上帝造人时赋予了人的理性意识的能力。而知识和归纳形成为科学判断，是需要经验的，而人本身要拥有这种科学判断的能力，还必须把上帝的恩赐经由经验和学习发挥出来，而一旦把沉睡的潜能唤醒和释放出来，人脑就会有主动地对经验做出规定和归纳，形成科学判断。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的基础理论之一，“语言游戏”说，就是从康德这里来的。维氏说，“我所谓（语言）游戏，是指和下棋、打扑克、赛球、奥林匹克运动会，等等”；语言活动类似于游戏活动，游戏的规则是人为的约定，语言游戏的规则，也来源于人为的约定，具有任意性和不确定性。语言游戏是一种“纯粹实践的活动”，因此这个概念自然也就不存在有“共同的本质”，这个概念也就无法具有明确的定义。维特根斯坦号召人们，不必去寻找语言现象的共性和本质，而只要去对语言的游戏加以描述。
请注意，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就是他个人寻找他对自己的语言游戏——他的哲学意识活动——的描述的实验性文本。
他的苦恼、痛苦和矛盾在于，他有时候（或者时不时）不得不跳出、不得不放弃他对意识活动的这种他所钟情和得意的文学式的风景图画的描述，而重拾他之前使用过的逻辑的、抽象化的、形而上学的“老旧”的叙述方式，来阐述他的思想。他是这样的无奈：他最想做新的语言实验，用这种实验性语言来撰写他的著作的正文；而又不得不用他原本想要抛弃的“正统”的语言，来撰写这本书的序言。
换言之，没有多少人——至少在我的阅读范围内没有多少人，发现并且明白地指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思想）和哲学语言（文本），互为包孕，一而二、二而一，两位一体。他把语言游戏的思想与语言游戏的实践，用他独特的文本呈现于世。再换言之，《哲学研究》的文本，就是包含着他的理论和思想的语言游戏实验的样本。
世人认为这个独特的文本晦涩难懂，是因为不懂得它的“一手也二牍，一喉也二歌”（《红楼梦》戚寥生序）；不懂得文本背后的意识活动或潜台词，那些它本身就具有的破碎、省略和不完全，以及模糊性和不确定性——那正是维特根斯坦想要的东西，他要以此证明他的语言游戏说的正确；他在试图进入意识的深水区，找寻原生态的意识活动。而他的实验的活体，正是他自己。
他直到临终还在担心没有谁能理解他的这种苦心经营之惨淡——事实上，当时世上最聪明的人之一的罗素就说，“我在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中没有找到任何让我感兴趣的东西。”
“不被任何人理解是非常痛苦的。”他坦言。这种痛苦伴随他终生：“我的成果遭到多种多样的误解，或多或少变得平淡无奇或支离破碎。这刺痛了我的虚荣心，久难平复。”
1951年4月29日，在他62岁生日的4天之后，这位天才思想者与世长辞。而两天前，他还在继续他的哲学写作。
我希望我上面的话，触摸到了他那颗敏感而孤独的灵魂，能作为对维特根斯坦在天之灵的迟到的告慰。
8
好了，现在是我们欣赏维特根斯坦有趣的哲学文本的时候了。
他的哲学文本，是反传统的，类似短语或格言，较长一些的，也就是思想随笔。看不出理论出处，看不出写作背景。释读之难，可想而知。我们就当做是他人生旅途所见的风景图画来看吧。
你没有问:“人实际上活多久呢？”这对于现在的你来说是个肤找的间题，而你已经懂得更深刻的东西。
（你，往往就是维特根斯坦自己。他经常会自问自答。他又一个近乎固执的看法：死亡=永生，或者说，死亡与永生是等价的。其逻辑是，你在生时解决不了的问题，给你永生，你依然不能解决。）
如果生活变得难以忍受，我们就会想到改变我们的环境，但是，最重要的和有效的改变，即我们自己的观点的改变，对我们来说甚至几乎不可能发生。我们很难下决心去采取如此的步骤。
（这有多重含义。多重矛盾。改变自己的观点以适应生活，固然可行；但需要改变的，究竟是生活还是我们自己？是在某些时候，还是在所有时候？我们会去改变自己吗？生活能被个体的你改变吗？既然生活和我们自己都难以改变，提出这个问题的意义在哪里呢？）
我像一个骑在马上的拙劣骑手一样，骑在生活上。我之所以现在还未被抛下，仅仅归功于马的良好本性。
（结合上面一条来看，是不是暗含自我讽喻？我驾驭不了生活，我是拙劣的骑手。我和生活的暂时的“和解”，是因为生活这匹马本性良好——生活过于强势啊。）
我的思想的欢乐是我自己的奇特生活的欢乐。这是生活的乐趣吗？
（似乎有某种济世情怀。我的乐趣，不是所有人的乐趣，即。生活本身应有的乐趣。对绝大多数人而言，生活乐趣在于世俗生活本身；或者说，我们没有理由要求所有人像维特根斯坦那样，把乐趣局限于思想的欢乐。）
所有的人都是伟大的吗？不。——然而，你可以具有成为一个伟大人物的任何希望?!为什么某些事物为你所称赞而不为你的邻人所称赞呢!是什么目的呢？如果你不想使自己思想丰富的愿望富有内容，那必然有某些你所遵行的东西或使其显露于你的经验!而你能有什么经验(与无价值的东西不同)呢？简言之，你有某种オ能。而关于我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的幻想，比起我对我的特殊才能的意识更为持久。
（费解吗？不。伟大=与众不同。不是所有人，譬如你的邻人，都希望、都可能成为伟大的人。他们有各自不同的经验，而根本不回去审视这经验是不是有价值。就拿我维特根斯坦来说，我的幻想比我对自己的自信还要持久。）
躺在成就上就像行进时躺在雪地里一样危险。你昏昏沉沉，在熟睡中死去。
（这是维特根斯坦对自己的激励。用他在战场上的经验表述。对于思想者，成就总是暂时的。他的思考永无止境，直到他临死前2天，他还在继续他的哲学思考。）
人是人的心灵的最好图画。
（人是生活着的，是历史活动的参与者。因此，活动着的人，具有比心灵更丰富更生动的内容。心灵滞后于生活，过滤了生活。但这仅仅是一个方面，维氏忽略了心灵的再创造，譬如艺术。）
不要玩弄深理在他人心底的东西。
（譬如，唤醒他人的野性，却无法驾驭；唤醒他人的爱情，却无法给予；唤醒他人的回忆，给人重拾痛苦，等等。人所保留的内心隐私，不容玩弄。）
如果听中国人说话，听到的是难以捉摸的咯咯声。懂中文的人却承认这是一种语言。同样，我经常不能察觉一个人的本性。
（人的本性是存在的，只是不容易读，懂就像听懂中国话一样困难。）
是的，一把钥匙可能会永远放在锁匠遗弃它的地方，而从来不用于打开锻造了它的师傅的锁。
（钥匙是有的，用不用是另一回事。我们的问题是，把钥匙遗弃了，或者从来不用它？）
如果白色变成了黑色，有的人会说“它本质上未变”。然而，如果颜色变暗了一成，其他的人会说:“它已完全变了。”
（人的思维的弱点之一。对于渐变，人们往往敏感，并且夸张其词；对于突变或质变，反倒视而不见。）
幽默不是一种心情，而是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所以，如果说在纳粹德国幽默被扑灭了是事实的话，那么这不是指那里的人民不高兴，而是说那儿存在某种更为深刻、更为重要的东西。
（幽默是苦涩的。还有比苦涩的幽默更加深刻和重要的——更沉重事实发生。幽默不等于高兴。纳粹扑灭了幽默，也改变了人们观察世界的方式。幽默会以沉默继续。）
任何聆听小孩的哭声并知道其意的人都明白，哭声中潜藏着精神力量，一种与人们通常想象的事物决然不同的可怕力量。深深的愤怒、痛苦和毁灭的欲望。
（不能不承认维特根斯坦有深刻的东西。少见有对哭声的深入分析。）
旧观点——大致上是西方(伟大的)哲学家的一一认为科学的意识存在两类问题:本质的、重大的、普遍的问题和非本质的、偶然的问题。另一方面，按照我们的观念，在科学上是不能讲巨大的、本质的问题的。
（如果我们是说科学不是万能的，它解决不了终极命题，维特根斯坦显然是有一定道理的。）
哥白尼或者达尔文的真正成就不是发现了一种真实理论，而是发现了一种丰富的新观点。
（是的，科学思想比科学的具体的成就更加重要。）
因果联系观点的潜在危险在于，它引导我们说:“当然，这必然会如此发生。”然而，我们应该想到:它可以这样发生一一也可以通过许多其他的途径发生。
（赞同。对于此岸世界的人来说，偶然性是绝对的。对于上帝来说，无论他掷骰子还是精心设置，必然性是绝对的。）
我认为，我的话总结了我对哲学的态度:哲学确实只应该作为诗文来写。似乎对我来说，不管我的思想属于现在将来或者过去，如此获得哲学是一定可能的。因为这样做的话，我就能揭示我自己，而不像有的人不能随意地尽其所能去活动。
（维特根斯坦把自己从纯粹理性解放出来。他的哲学，是生活哲学，生命哲学——他的口号就是“回到生活”。但是，完全抛弃另一种生活——纯粹理性的生活，完全放弃对终极问题的探寻——这是传统哲学家的使命，哲学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它的价值。尤其进入智能时代的今天，终极命题重新点燃了世人极大的哲学兴趣，哲学承担的使命，被重新赋予了哲学家。）
万物的状态就是上帝。
上帝就是万物的状态。
宗教、科学、艺术都只是从对我的生活的独一无二性的
意识中产生出来的。
信仰上帝意即理解了人生意义的问题。
信仰上帝意即看到了世界的事实还不是事情的终极。
信仰上帝意即看到了人生有一种意义。
世界是被给予我的，就是说，我的意志完全是从外面进
入世界的，有如进入某种现成的东西之中。
(我的意志是什么，我还不知道。)
这就是我们党得依赖于一个异己的意志的缘故。
无论如何，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有所依赖的，而我们所
依赖者则可称为上帝。
在这个意义上，上帝不过是命运，或者也可以说，上帝
就是独立于我们的意志的世界。
我可以使自己不依赖于命运。
（维特根斯坦不愿意承认他对终极命题有兴趣，实际上，他在不断思考，充满无奈、矛盾和纠结。这就对了。没有一个绝顶聪明的人能回答终极命题，不要说是维特根斯坦，爱因斯坦、玻尔，都显得无能、无力。上帝把意识赋予了人，不知道他是否后悔。因为上帝所造的万物之中，唯有人能对上帝提问。这就造成人的根本性的错觉，以为他才是唯一能够主宰宇宙的神灵——就连霍金也产生过这种狂妄的念头。）
就引述这么多吧。
哲学、科学、宗教都没有尽头。什么原因都没有，就因为我们是人，仅仅是人，而不是神。
9
维特根斯坦的性格特立独行。你甚至可以说他是一位怪异之人。人们称赞他智力超群，也不回避他的性格缺陷：挑剔，多疑，生硬，抑郁，冷淡，严厉，易怒，过敏，苛求，等等。
当你凝望他那幅随处可见的肖像，立刻会被他的眼神所震慑。
这似乎是天才们的宿命：天才与疯子仅隔一层纸。
1946年10月25日，一个星期五晚上，伦敦剑桥道德科学俱乐部，国王学院H号楼梯旁的第三个房间。发生了哲学史上为人津津乐道的“十分钟争吵”，道具集中在维特根斯坦手里的火钳。在波普尔1974年出版的思想自传《无尽的探索》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版本：
“维特根斯坦神经质地摆弄着火钳，用作指挥棒来强调他的主张。”在波普尔提到伦理学的地位问题时，维特根斯坦挑衅：“举个道德准则的例子！”“我回敬道：‘不要用火钳来吓唬来访的讲师。’”（在另一个版本中，罗素及时出场救火，他对维特根斯坦喝道：“放下你的火钳！”）“维特根斯坦盛怒之下，扔掉火钳，冲出房间，砰地一声关上门。”
保罗奥斯特在《布鲁克林荒唐事》中，有这样的描写：
严厉苛刻，脾气很坏，甚至粗暴野蛮。孩子们功课不好，他常常则骂他们，甚至殴打他们，不仅是惯常的打屁股，而且还打脑蒙，打脸，用拳头打，结果造成一批学生严重受伤。有关这种凶暴行为的事传了出去，维特根斯坦不得不辞职。许多年过去了，至少二十年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时维特根斯坦住在剑桥，再度研究哲学，是个名人，受人尊敬。他经历了一次精神危机，严重的精神失常，原因我现在忘了。他一开始康复就想明白了:恢复健康的唯一方法就是回到过去，向每一个他曾经错待或得罪过的人谦恭道歉。他愿清洗正在他体内化脓而令其疼痛的罪愆，净化自己的良心，从而有一个新的开始。那条路自然而然地把他带回奥地利的那个小山村。所有他的学生现在都是成年人了，二十五六岁到十八九岁的成年男子和成年女子，他们对凶暴老师的记化并表随岁月的消逝而淡忘。一个挨一个，维特根斯坦敲开他们的门，请求他们宽恕二十年前他的不可容忍的残暴行为。面对他们中的好几个人，他真的跪了下来。有人会想，当一个人面临这样一名真诚表示忏悔的行者，他应感到怜和慈悲。可维特根斯坦过去的所有学生中，竟没有一个男子或女子愿意宽恕他。他所造成的痛苦太深重了，他们对他的憎恨超越了所有慈悲宽容的可能性。
有学生回忆维特根斯坦在1930年代回到剑桥教书时的情景：
他是边思考边上课，边上课边思考他的新思想的。当他自己想不明白时，会无限懊恼地对学生说:“我是个傻瓜!”“今天我确实大笨了!”有时认为他的讲课只是播下了“一堆莫名其妙的幻语”，“你们的老师槽透了!”习惯了他这种讲课作风的学生，与其说是他在教学生，不如说是一屋子的学生陪着他思考。有时，他在课上说些“冷幽默”，然后一个人窃窃私笑，要是学生笑了，他又觉得学生不够严肃。
有的学生对他的讲课作了描绘：他讲课没有准备也没有笔记，每一课都是新的创造性的工作，都是当场即兴、紧张的哲学思考，他强烈地激励自己，全身心都处在紧张之中，课堂上每个人都体会到，他把他的意志力与智力都绷紧到最大程度。在讲课中，经常出现长时间的冷场，这时候他的目光专注，面部生气勃勃，表情严肃，两手做着引人注目的动作，他的听众知道，这是其智慧横溢、全神贯注和力量的一种表现。
在国内研究维特根斯坦的当代学者中间，我发现很少有人正面批评他；而敢于批评他的哲学思想的人，几乎没有。这可能是忌惮他的哲学声名，也可能是受到“为尊者讳”的传统思想的影响。
我还发现，维特根斯坦几乎没有充满热情或心存感激地评价过其他哲学家，即使是上文提到的索绪尔、詹姆斯和弗洛伊德；即使是他的老师罗素和摩尔。不仅如此，对于罗素，常常出言不逊，且话语尖刻。他的冷漠和孤傲，超出了常人能够理解的程度。
关于理解维特根斯坦，学者李海峰在他的《维特根斯坦》中，给出了几把“钥匙”。
维氏在他晚年回忆时，曾经强调说，他早期哲学阅读，有三个人对他影响很大：圣•奥古斯汀、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正如李海峰先生所言，这三位人文主义的代表人物，基本可以反映近代哲学的主要精神。
李海峰简明扼要地梳理了维特根斯坦早期所受的影响：皮浪的世界不可知论；圣•奥古斯汀的“理性神学”（他反对《新约全书》对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威廉•奥卡姆的“奥卡姆剃刀”：“如无必要，勿增假设”；康德的批判哲学（先天综合判断和纯粹理性分析）；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存在就是向死亡而奔跑着”）；以及克尔凯郭尔的存在主义（哲学从“人的本质的寻求”转向对“人的存在的关切”；从理性人转向具体人）等等。
而更加深入的对维特根斯坦哲学的批评，见诸于车载斗量的现当代哲学研究论文和专著。其中牛津通识读本《维特根斯坦与哲学》的作者英国的A.C.格雷林，从相对主义入手，对维氏哲学所作的剖析，甚合我意。
从哲学思想和哲学史充分展开对维特根斯坦哲学的论述，是一项艰苦的庞大的工作。本文主旨不在于此。上面留下的一点点线索，聊供哲学爱好者参看。
A.C.格雷林的结论是，说维特根斯坦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为时尚早。
可以肯定的是，在20世纪哲学从“形而上学的混乱”转向语言哲学的重大时间节点上，维特根斯坦的出现是一个标志。他是传统哲学的一位个性鲜明独特的——解构者。而且我必须指出，维特根斯坦尽管狂傲，却守住了人的理性的底线，他仍然属于温柔的解构主义者。不像把他视为鼻祖的某些极端后现代主义者那样，既狂妄又无知。
在本文下篇中，我将从科学哲学角度，讨论无限性问题。维特根斯坦在完成《逻辑哲学论》时，就曾断言，他找到了哲学方法论，之后便犹疑了、否定了这个结论。接着转向语言哲学，又企图找到隐藏在日常生活语言中的方法论的终极秘密。结果呢，他连出版《哲学研究》的信心也动摇了。他把方法论从本体论剥离出来，“忽视”了方法论本身就是本体论。从而使自己陷入了无限性的迷雾之中。当然，这不是他一个聪明人存在的思想迷雾，就连20世纪最智慧的爱因斯坦、21世纪最智慧的霍金，也都曾陷入本体论的纠结。在我看来，哲学回避了本体论，就失去了哲学的最重大的使命和意义。你可以将本体论“悬置”起来，但不能将它抛弃。本体论无解。但可以讨论，可以研究，应该研究。
2019.7.17 苏马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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