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派与自由派的对话系列四个重要文章（识仁

民国派与自由派、改良派的系列对话 (五）
——揭橥民主化之正确路线以及这三十年来自由派和改良派的路线为何全败？

作者：孔识仁（李明）
刊于中国战略分析：http://zhanlve.org/?p=7780

目录

壹、以民主化为标准划分政治派别，分清敌我及他者 2
贰、改良派占据主流以及自由派和改良派合体的原因 4
中共的“结构性控制”和改良派占据主流及自由派畸型化的原因 4
八九民运教训延续至今和自由主义被“结构性控制” 8
知识分子问题是无解大陆民主化难题的首要因素 11
叁、失落本源的自由派在纲领和路线上的本质性缺陷 20
肆、社经所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与中共博弈三十年之必败原因 23
社经所系在八九民运里的表现与以后三十年的动向 23
社经所系的改良主义本质及其路线错误之严重后果 28
中共“结构性控制”战略的胜利和改良主义互为因果 37
极权主义下的大小资产阶级和颜色革命的正确性 39
结语 42
伍、自由主义是正本清源呢？还是被庸俗自由派与改良派的合体误导下去呢? 42
自由主义在海内外现状之鸟瞰 43
社经所系和“自由主义新道统”的误导性和大谬误 43
中国自由主义者应当站出来正本清源 47

内容提要：中国大陆的七九民运和八九民运都是改良主义主导的，1990年代自由主义举旗，其中大多数人曾经是改良派，自由主义有改良主义的一面。八九之后的三十年的民运和公知也是改良主义主导的，但是他们是失落了传统和本源的，这本质性缺陷表现为“一有全无”纲领和“反革命的渐进民主化路线”，这与共产党国家转型的普遍经验和理论逻辑冲突。自由派和改良派这三十年来的路线是失败的，且延续了八九民运失败的教训，这有中共“结构性控制”战略的因素。“渐进民主化”和改良主义路线得以成立的前提是不存在的，中共国知识分子的问题很大，大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极权主义的中共统治之下，没有走通改良之路的可能性。大陆民主化需要先进的知识分子力量引导，发动下层社会开展颜色革命，只有颜色革命造成形势，才能使患得患失的大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加入民主化进程，官僚集团会分化瓦解，只有中共统治集团和红色权贵资产阶级才是最后的敌人，民主化就会成功。但是革命派长期被民运和公知的主流排挤和打压，民国派的出现使革命派成势，民国派的纲领和路线与自由派相比有诸多优点。中共对于民运和公知、自由主义施加“结构性控制”，社经所系与之互相斗争、互相利用。以社经所系为典型案例，省察民运和公知、自由派和改良派与中共博弈三十年的必然失败的原因。追问主导民运和公知的自由主义将何去何从呢？

关键词：民国派，自由主义，改良主义，中共“结构性控制”战略，全面转型，颜色革命，“一有全无”纲领，“反革命的渐进民主化路线”，知识分子，中产阶级，资产阶级。

前言

中共已经强大起来，但是外强中干，力大而心衰。中华民国台湾在中共的优势压力下陷于分化和困顿，香港则陷于“煮蛙效应”和“一国一制化”，“雨伞革命”、“反送中运动”虽然悲壮，但是“自治”和“普选”的目标无望。而八九民运时，台湾和香港人都大力支持，但是民运三十年一无所成，实在惭愧和误国误民，特别羞愧面对的是与中共艰苦斗争和牺牲的香港人民，我们辜负了他们当年对于八九民运的支持和付出。我们必须全面检讨民运和公知，否则中共国极权主义猖獗，大陆民主化前途不堪设想，香港被逼上不归路，台湾愈来愈处于险境。要有出路，只有检讨民运和公知，实现大陆民主化才能根治一切的“病根”，中国才有前途。

壹、以民主化为标准划分政治派别，分清敌我及他者

目前中国大陆和海外的政治派别很多，大多以左派右派划分之。本文是以民主化的目的和路线为标准来划分政治派别，所以先排除民主化的最大敌人—中共的极权主义统治集团而另论，然后分析各派。以民主化的路线来划分，可分为颜色革命派和改良派，以民主化的目的来划分，可分为民主派与威权改革派（威权改革派以开明威权主义为目的）。

回顾从1979年“民主墙运动”到1989年民运学运，其主流是求“改革”的改良主义的，而且绝大多数是不反共的改良主义的。有革命意识的人士是很少的且边缘化的。八九之后的三十年来的中国大陆思潮和政治力量比较复杂，左中右三派都活跃，但大多数属于改良派。“新左派”、“新权威主义”是改良派里的极左，“民主社会主义”是中左，所谓“大陆新儒家”也属于中左。胡耀邦赵紫阳以来的“改革派”属于改良派的中右。体制内的“两头真”比较复杂，在左派和右派里都有，其中李慎之、何家栋属于改良派极右翼。很多知识界人士（如“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知识分子群体等）也属于改良派极右翼。自由派虽然有西方背景和资源为助力而声势较大，但是体制内出身的改良派极右翼如李慎之、王元化等，有名有位有影响力，所以自由派极力拉拢改良派极右翼，与“新左派”、“新权威主义”对抗，甚至于部分人拥立李慎之为“自由主义领军人物”，借之涨自己之势，却也无意中有了渐失自由主义之真的危机，庸俗自由派的兴起就是与自由主义的驳杂不纯有关。至于“告别革命派”分散于左中右三派里，没有统一的纲领，只有反革命求改良的共识。这是中国大陆的状况。民国派是不能划到左中右三派里的，因为民国派不是改良派，没有改革之类诉求，所以与上述诸派不同，是非朝非野的独立的颜色革命派和觉醒力量。

海外异议思潮与大陆的思潮在面貌上有所不同，但实质上大同小异。表面不同者，海外可以批评中共、怒骂中共，大陆不行；实质相同者，海内外的主流人物们都反共无力却指望中共改革而求自由化，然后再追求民主化。也就是说海内外异议阵营以及海内外民运，多数是反对派的面目，改良派的实质。六四之后有不少体制内出来的人物就是赤裸裸的改革派，但是因为有知名度也能得到热捧。海内外的革命派是很少的。

以民主化的路线来划分，只有民国派和少数觉醒的自由派属于颜色革命派，其他各派和庸俗自由派都属于改良派。

以民主化的目的来划分，民国派和自由派、改良派极右翼及民主社会主义派都属于民主派，新左派和新权威主义、中右的改革派、许多“两头真”人士等都属于威权改革派，其目的是追求开明的威权主义。遗憾的是作为民主派的庸俗自由派却走了改良派的道路，值得深究和反思。

贰、改良派占据主流以及自由派和改良派合体的原因

中共的“结构性控制”和改良派占据主流及自由派畸型化的原因

这种改良派长期占据主流的局面，其原因除了中共国经济起飞且极权主义空前强大控制社会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民主力量由于没有正确路线而无法兴起。民主力量没有兴起的原因有二，第一是中共“外部的结构性控制”（封从德有“结构性控制”语）和统战及高压统治。也就是说中共战略性隐性控制异议及民运阵营，再加以统战分化渗透以及国内的严厉打压。第二是“六四”之前占据主流地位的不反共的改良派，在“六四”之后多数人程度不一受自由主义影响，其中多数升级为自由派，但是面对强大的中共，无革命之胆识，于是继续“以战促谈”求改良，且利用中共“外部的结构性控制”战略和统战等空间，以“阴阳两面”垄断资源排斥异己，占据海内外异议和民运阵营的主流地位达三十年。庸俗自由派的兴起和“反革命的渐进民主化路线”盛行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此，所谓“民运贵族化”产生的主要原因也在于此。当代中国大陆自由主义的混杂无力恰恰是这些老道的改良派占据话语权和资源的后果。（这将在本文第四部分详细阐述）。

所谓中共“外部的结构性控制”战略，指中共对于不能直接控制的异议和民主力量，采取压制革命派、激进派，暗助改良派、温和派，宽对反华派的战略，并且压制能力强者，暗助能力弱者如助长其知名度、给予其政治空间等。这是隐蔽性的战略性的外部控制，其作用远胜于显性的统战。一般统战是打击主要敌人、拉拢和团结次要敌人。而“外部的结构性控制”指己方虽然在对方之外，且不能消灭对方，但是己方通过各种手段调节和影响对方内部的结构，使对方的结构有利于我方，不利于对方，从而通过对方的结构错置，使对方自障自碍，在不知不觉中难以实现自我的宗旨，削弱对于理念的自我坚持，最终使对方难以威胁到我方。这种“结构性控制”直白了讲就是：使用相反相成的方略，以资源和政治空间的予和夺作配合，借异议阵营内的竞争，暗暗促成威胁最大的对手边缘化，助成威胁较小的对手做大且成为主导力量，这最有效的手段是路线上的“结构性控制”。因为路线是“生命线”，路线正确就会结束专制实现民主，路线错误就会误入歧途白费力气甚至于离民主化目的越来越远。这比使能力强者边缘化，助长知名度高的机会主义者或低能者成为主流还要有效得多。中共面对民主力量和异议界、公知界，助长保共改良主义，限制孤立反共改良主义（如自由派），遏制和打击革命派。这样中共就能控制民运和公知的“心灵”，把主动权和胜券牢牢掌握在手。然后打压和统战兼行，使海内外的异议界和民主阵营不成“气候”。这是三十年来民主阵营和公知力量与中共博弈一直大事无成的真相。

此外另有乱华派、反中派和极端自由主义者，或者主张分离主义的甚至于分裂中国的，或者刻意贬低中国文化、历史传统、民族性、民族素质等，或者反中华文化和主张西化的，或者视人民力量为民粹且防民者，这些主张不可能正面影响国内民众，推动民众的民主意识，反而使人有较多负面印象，甚至于让人觉得这些主张会使中国民主化导向国家衰乱甚至于分裂，所以这些乱华派、反中派和极端自由主义者实际上起到了中共起不到的搅乱民运和公知的作用，所以中共要宽对他们，恐吓人民如果追求民主会导致中国如俄国崩溃衰败的下场，老百姓会受苦。也就是说中共把他们当成恐吓国内民众的反面教材，帮助“维稳”。这是中共“结构性控制”战略的一个次要的表现。中共“结构性控制”的主要方面，我们将在本文第四部分作详述。

现在提出两个问题，1、改良派占据主流的原因，2、自由派和改良派合体的原因。为了说清楚这两个问题，我们从两方面来谈。第一先对于八九民运以及以后三十年的民运界、公知界作一个结构性分析，第二再从思想和路线上作深究。

胡耀邦逝世引发了八九学运，保守派的长期运作加上邓小平对赵紫阳的猜忌（《鲍彤谈六四》法广台2019年），双方就学运展开角逐，但是依中共法则，邓和保守派有绝对的实力优势，在上层政治斗争中改革派倒台是迟早的事。就体制内外的改良派一方而言，当时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上层软弱无力，中上层改革派的抗争以陈一咨等“三所一会”发表的《六点声明》为首，但无济于事。其二，严家其、包遵信、方励之等带领体制内知识分子支持学运。其三，市民和工人的支持。其四、私营企业主（四通）万润南在其同情学运的岳父——中顾委委员李昌等要求下介入学运，力劝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其五，海外民运的支持。但是最有力量的是民间的陈子明、王军涛等人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社经所”）的介入，他们还结合了体制内外的知识界力量，又以王丹、刘刚、陈小平等直接介入学运，“首都各界爱国维宪社会协商联席会议”（以下简称“首联”）就是社经所主导下建立。所有上述力量都没有明确提出民主化的纲领（如普选、国家权力之分立制衡等，极少数人才有此意识），主要是模糊的民主口号和反“四二六社论”、承认学运是爱国民主的只反腐败没有反共反社会主义。八九民运所言的“民主”主要在所谓“社会主义民主”范围内，学生基本没有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想法。总而言之，这是一场改良主义的民运学运。就其提出的政治纲领的高度而言，还不如晚清的立宪党人的立宪纲领，更不如革命党人的民主共和的主张。

六四之后的三十年里，当年曾是改良主义的学运一代大略分化成五派，1、封从德等反思历史传统结合中华民国台湾，为民主化前途计，转进为民国派、革命派。2、许多人转进为反共求民主的立场，但是在革命和改良之间持机会主义态度。3、相当多的人畏惧了中共暴力和受制于“大国崛起”的民族主义情绪，继续走在改良主义旧轨道上，但是改良主义里又分反共改良主义和保共改良主义两派。4、也有不少人投降权势和国家权贵资本主义，向专制臣服，钻营有成，甚至于成为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从而背离了学运精神，自我否定成为“保皇党”。5、更多的人无奈于现实政治而淹没在庸众里为个人发展而尽心尽力。

六四之后中共改革派基本被边缘化，部分改革派转进成民主派，如李慎之、李锐等，构成了改良派的极右翼，李慎之还被部分自由派拥立为“领军人物”。流亡海外的改革派如陈一咨、严家其、万润南等，难以融入反共的海外民运，如严家其任民阵第一任主席，就与反共色彩强烈的民联刻意保持距离，由于改革派官员对于是否成为反共的改良派（即路线改良和目的求民主反共）呢？大多数人立场不坚定，或者情感难以认同，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理想里含有民主，所以改革派官员淡出了海内外的民运。六四30年周年前，严家其还表示30年不能庆祝中共国国庆非常痛心，六四平反后能回到中国还会继续庆祝中共国的国庆（见https://m.youtube.com/watch?v=j_7aad4UrD0）。海外的原体制内知识分子如王若望、刘宾雁、郑义等等虽然不象一些原改革派官员那样与海外民运难以和谐，但是大多没有成为革命派，至多成为反共求民主的改良派。原体制内民主派知识分子和改革派随着时间消磨，社会的活动力、影响力渐渐趋小，但是海外的异议知识界还是主要由他们构成，且由他们掌握话语权和相关资源。再者他们在国内公知界还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他们由于体制内出身，在能力上不如象社经所那样的民间化知识分子群体有活动能量。社经所及其影响的体制内外的知识分子群体在海内外的公知界、反对派甚至于民运里起到了较大作用，这是要重视的。

第二从思想和路线来深究的话，八九民运原来主流的是不反共的改良主义，六四屠杀之后举什么旗帜呢？六四屠杀导致反共呼声高涨，而且随着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国家的崩溃，随着共产党暴政历史的揭露，共产党及其所谓的“社会主义”不仅失去光环，反而成了众人唾弃的对象，国际社会对于红色的异议力量也不会支持。如此形势下，八九民运主流的“不反共的改良主义”共识必然崩溃，昔日的学运里、知识分子里的主流不可能不“改弦易帜”，也只有这样才能生存发展，在这背景和内在需要下，举自由主义旗帜成为海内外的多数共识，也就是说路线还是改良主义的，立场和目的是自由民主，这就是自由主义大旗的要义，也可以称之为“反共的改良主义”，这就接上了西方价值观、普世潮流，容易得到西方的理解和支持。其温和的改良路线也容易得到追求在华利益最大化的西方国家的认同，反之革命派会使西方顾虑与中共的关系而不支持且防范之。所以革命派是孤立无援的，但是中国的形势发展最终会使革命派成为主导力量，21世纪民国派的兴起使革命派成势。习近平上台后改良派梦破，唯利是图的西方国家则“梦醒”，当前的美中贸易战和新冷战危及中共统治，于是革命话语得以流行。

总之自由主义兴起的背景和源流复杂、成员复杂、思想复杂，须知八九民运时没有几个自由主义者。虽然在大陆举旗者以学者、知识分子为首，但是主要的还是经历过八九民运的然后接受自由主义思想的人士，但是这种接受的程度也是不高的，因为他们的“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有限，而且有意识形态熏陶过的“先有”、“先见”等，不纯粹。所以海内外的自由派阵营里是没有多少纯粹的自由主义者，反而实用主义者更多，机会主义者也不少。自由派这样的层次不高的总体结构，使得八九以来的旧有的改良主义没有被清算反而沉淀下来。这样单薄的自由派，面对强大的中共政权，再加上西方国家从在华利益出发惧革命选改良，所以必然延续改良主义路线。这有路径依赖性(Path－Dependence)，更有自由派的内外背景、国际国内形势、利害得失等综合因素的作用。所以中国自由主义如果要纯粹化，要找到自我的归宿和前途，可能路漫漫，甚至于要指望下一代。

从民主运动依靠的社会动力来审察路线问题。首先八九民运就是以学运和知识精英为中心的改良主义民运，因为改良主义局限性，当然不能发动社会动员民众，相反八九民运时民众同情和支持他们，他们当中许多人反而惧怕发动民众，唯恐触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中共政权的“镇压防线”，甚至于担忧中共改革不下去。六四镇压后，他们虽然易帜而高举“自由主义”大旗，但是在中共无所不在的高压统治下，患得患失，发动社会动员民众的能力依旧不具备，也缺乏此心，六四屠杀反而使之有畏惧之情。这是他们继续选择改良主义的内在原因。发动社会动员民众是革命派的路线，改良派只能走上层路线企图以压力和劝谏使统治者改良。

八九民运原来就是改良主义主导的，深究一下很多人在“六四”之后举“自由主义”大旗的路线上的诱因是什么呢？首先省察一下他们的洋师——英美自由主义。英美自由主义早期就是一套精英主义的话语体系，也是贵族和王权博弈的产物，并且有诸多的成果如英国大宪章，后来又演变成社会中上层和王权旧贵族特权的博弈，形成和平孤岛的英国的特殊渐进民主化道路，自由主义发挥了作用。再往下是社会中下层与社会上层的博弈，民主不再是上等人的民主而演进成全民的民主了，英式民主化才算完成，这时期社会民主主义兴起且担当重任，自由主义的地位和作用都大为下降了。直到极权主义的共产党和法西斯主义兴起时，自由主义才应声高涨。但是在极权主义的中共统治下，有阶级之间、人民与统治者良性博弈的制度和政治习俗吗？答案是否定的。自由派食洋不化的举“自由主义”旗帜，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要继续走改良主义的道路，与英美自由主义有似是而非的共鸣。其实英美自由主义是理性的且以社会力量为基础的，而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却是懦弱性的且不能以社会力量为基础，这是难言之隐。自由派解读英美自由主义而产生的共鸣不是理性上的而是这难言之隐上的错乱共鸣。洋自由主义对于中国自由派的路线上的诱因大概如此。尽管自由派误读了英美自由主义，举“自由主义”大旗与体制内改革派“同床异梦”，共走上层路线，不发动社会动员民众，与虎谋皮，结果必然是挟民运和公知的话语权三十年，结果整整失败了三十年，可以说庸俗自由派和改良主义合体是这全面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他们现在窃居民运界、公知界的“教主之位”而不甘让出，因为利在其中，习近平上台后他们依然梦死心不死。

八九民运教训延续至今和自由主义被“结构性控制”

从民主运动的本质而言，所有的民主运动都是以否定专制者的合法性为出发点，以自由民主为目的。就此而言，尽管八九学运民运规模很大，但是如果严格判断其性质的话，八九民运应该是思想不成熟的初级阶段的民运。因为他们是不反共的改良主义的（反共的人是很少的且边缘化的），他们是以反腐败与平反诉求（反四二六社论）为主，其追求民主和反专制的诉求是不够的，这是改良路线的患得患失造就的，改良主义是八九民运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但是由于目前海内外的自由派和民运的主流人士大多经历八九民运而来的，他们往往拔高八九民运的地位和意义，而不是反思八九民运的本质性缺失，出身改革派的群体则拔高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地位，两者结合把持话语权，利益在其中，人为把八九民运推崇成“民主图腾”，主导了异议知识界和民运的思想。这样子就必然缺乏反省和思想进步，三十年前八九民运的反革命的、改良主义的思想行为模式犹如“基因”，继续存活于知识界和民运里。这使得八九民运的本质性缺失被遮蔽，人们被误导进入改良主义的轨道，如优先争取言论自由、建立公民社会、结社自由（如1998年组党），优先推动维权运动、公民运动（其实中共统治下只允臣民而不允公民），并且回避否定极权主义的中共政权、中共国，为了改良不惜掩盖“社会主义制度的改良没有出路”（程晓农语），“革命是中国实现民主转型唯一的选择”（王天成语）的真相，掩盖唯有颜色革命的路线才是所有民主力量的唯一正确出路的真相，其结果使得人民力量在达不到目的的改良路线上被白白消耗时间和力量，中共只要下一纸红头文件，维权成果就会落空了，追求到的公民权利就会形同虚设，所有政治诉求就会遭遇严厉镇压，这就是极权主义的面目和八九民运以来三十年路线错误的真相。习近平上台以后的倒行逆施都是畅通无阻没有遇到有力的抗争，他应该感谢八九民运以来的三十年的错误路线，自由派和改良派都是功莫大焉的难兄难弟！

总之由于上述的诸多原因，八九之后的这三十年里，“学步”英美自由主义及其渐进民主化路径和“告别革命”成为主流观念，自由派的“反革命的渐进民主化路线”由此产生。值得玩味的是其中的“告别革命”说、“救亡压倒启蒙”说的提出和广泛传播且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实质是保共改良派的“杰作”。李泽厚等当年提出这类观念，很快相关的书和文章在中共国得到出版和受到热议，使六四镇压后普遍不满和寻找出路的各界人士，找到了安心配合中共的统治、发展经济、追求利益的理论依据。这有没有中共做社会思潮的“结构性控制”的作用呢？李泽厚是中共国培养出的学者，其保共改良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早在八九学运时知识分子对于学运的态度，“大体可以分为三派：其一，以温元凯为代表，道义上的学运派，立场上的政府（改革）派，在同情学运的前提下希望顾全大局，给政府脸面。戴晴、李泽厚也是这种意见比较坚定的持有者。”（见陈小雅《八九民运史》（中），1996年，页391）。秦晖在《改良未必更和平，革命未必更暴力》一文中透露李泽厚在1990年代晚期针对他写了一篇措词很强烈的《以俄为鉴，避免革命》的文章，指责仅仅做学术研究的秦晖等人的观点，“在近日数千万人下岗的中国现实环境下促动革命”，那口气就像在揭发“乱臣贼子”了。从这里可以看出“告别革命”说、“救亡压倒启蒙”说所倡导的“启蒙”，其真实的目的和现实动机就是主张反革命和保共改良。

再者，基于中国的文革经验，错位深入反思法国—俄国的激进革命，明确地提出中国应当告别法国传统，转向英美传统，由此思路清理中国思想和政治领域的遗产。这一思潮在中共国风行弥久，这方面最为引人注目的领潮人物是王元化。王元化曾经在1983年至1985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2012年被称为“习王体制”之一的中共中央实际上的二号人物王歧山，出于反革命的保共反腐改良的目的，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要求全党反思法国革命。可见这一思潮不仅是思想界的，更有中共高层对于社会思潮做“结构性控制”。

所以说自由主义思潮席卷知识界和民运界，其奉行“反革命的渐进民主化路线”的主张，中共必定很关注并且出于对于社会思想的“结构性控制”而助长之。中共的宣传部、统战部等不是不懂自由派讲英美传统、法德传统，其实最后是讲民主化路线，最终还是想要结束中共专制统治，所以中共必然会作出反制且企图“结构性控制”人们的思想动向，以利于统治。所以中共限制自由派主体的发展，但是助长其有利于中共统治的改良主义的思想路线，使自由派的宗旨和路线分裂错位，使其“神经分裂”而无力，同時反面促成了保共改良主义成为主流，这就是中共的“结构性控制”。

终极目标上反共的自由派和保共改良派共走反革命求改良的道路，这道路行得通吗？首先世界上没有共产党国家改良成民主国家的先例，理论逻辑上也讲不通。期待改良中共而自由化，然后再民主化，这是行不通的“梦幻之路”。这种路线只会使自由派与改良派混杂在一起，因为自由派惧怕中共极权主义“虎口”而不敢彰明其民主化目的，但是“铁幕”下的社会群众没有那么深的政治水平，只看到表相上异口同声主张改革的自由派和保共改良派，而看不懂两者在宗旨上的根本差异，所以最终自由主义的宗旨和目的被保共改良主义“淹没”不彰，自由主义被边缘化，保共改良主义反而被助长成主流。如此必然使得中共的“改革路线”——专制和市场经济结合，由于缺乏民间反对力量的冲击而巩固，中共改良了统治使红色帝国崛起，主张威权化改革的新权威主义、新左派等保共改良派也随之较有市场。到了习时代，被当局操控的党国民族主义泛滥成灾，险些使洋色彩的自由派有“灭顶之忧”，自由派进一步被限制被边缘化而更加无力抗争，而受这“伪自由主义路线”指引的民运和公知也同样无力化边缘化。这就是庸俗自由派和改良派挟持民运和公知的话语权达三十年的恶果。

八九民运其实已经给三十年后今天的失败和困惑预告了答案。八九民运的教训有二：1、体制内改良之路不通，随着胡耀邦、赵紫阳的失败，改良已经不可能。改革派必然被边缘化三十年且无限期边缘下去。2、八九民运的改良主义路线及其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法的全面失败。学运和民运的反腐败求政治改良的诉求不高，且秉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立场，戒严期间维护住北京秩序。最终遭到了党国武力的血洗。八九之后的三十年可以说大事无成，其原因还是改良主义路线及其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法。没有进步就必然收获同样的失败。可叹这三十年里寄望于体制内改革的声音绵绵不绝，特别是对于八九后至今的知识界民运界有较大作用的昔日社经所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多数还不悔悟。

知识分子问题是无解大陆民主化难题的首要因素

世界共产党国家的民主化的普遍经验就是唯有革命才能成功，无他途。这也是研究中国民主化和世界共产党国家民主化的权威学者的共识，如王天成、程晓农、仲维光等。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属于所有共产党国家里最特殊最艰巨的民主化。苏俄东欧共产党国家的崩溃惊醒了中共，中共得以吸取教训，以发展经济同时以国家资本主义控制市场经济的独立性，也就是控制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经济权力和自主性，使“经济基础”为“上层建筑”的中共政权服务且难以构成对于中共政权的威胁，然后又能催发经济增长和应对西方国家的经济优势。再者又建构红色权贵主导的大资产阶级，建立权贵资本主义，形成忠心中共政权的政治经济力量，“结构性控制”住大小资产阶级，驯服他们，使之难以演变成威胁中共的独立的社会力量。最后以“党文化”配合“党天下”，以镇压为后盾，以超过军费的维稳资源，控制整个社会。习近平上台后，最显着的特征是全面加强“党文化”和“党天下”一体化，加剧“国进民退”，以抗衡西方的党国民族主义、“中国崛起”为旗帜加强对于社会的“洗脑”和控制。等等。这就是中国大陆的“特殊国情”。所以尽管整个社会各阶层普遍不满，但是没有主导力量，就无合力可言，社会力量因为“群龙无首”而沦为“乌合之众”，不能成势。其中广大的下层社会很大，且中共控制力是有限的，但是下层社会从来是被动的松散的、缺乏自觉性的、缺乏资源和凝聚力的，需要先知先觉的力量来唤醒、号召，然后才有可能成为推动民主化的“先锋军”。先知先觉的力量只能由知识分子来担当，无他者也。

回顾历史，中国传统上是由知识阶层——“士人”来推动社会进步和文明的发展，到了晚清从士人阶层里分化出的革命党人和立宪党人缔造了中华民国，结束了专制。民国知识分子和传统士人一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性和独立性，而且在共和制下是社会的领导者和政府的引导者（或者“出将入相”），总之在朝在野构成了政治系统的中枢，形成新的习惯法和习俗制度，所以民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功用远胜于传统士人。这样子，民国知识分子担当起民主化和现代化的中坚力量的重任，在严重内乱外患和百姓普遍文盲及国贫之际，顽强缔造了民主国统法统和现代中华文化。外来的中共极权主义入主中原后，在大陆摧毁了中华文化和民国法统国统，消灭了民国知识分子出身的阶级——中农阶级、地主阶级和大小资产阶级，“改造”了知识分子，使民国知识分子消亡，同时培养和控制“红旗下成长”的知识分子成为中共官僚体系下的附庸。也就是说中共国的知识分子缺乏自觉性和独立性，被控制和被培养，缺乏社会领导力，这与民国知识分子的地位作用相反。极权主义的中共是严防知识分子有社会领导力的。再者与民国知识分子有引导政府的地位相反，中共国的知识分子是官僚阶层的附庸，官僚阶层在中共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里是中坚力量，是中共最高统治集团的“地基”。如此作一个确切的界定，知识分子阶层其实处在中共最高统治集团的“地基之下”。所以说中共国这种特殊国情决定了改良主义是行不通的，官僚集团不要改革，就不会有改良；没有最高统治者的同意，改革派官员也会一事无成；任何违反举动都会被清除，如胡耀邦赵紫阳等改革派的下场。依靠中共官僚体系的“地基之下”的知识分子推动改革而求自由化，这是根本行不通的，更不用谈民主化。中共国的知识分子的地位作用比较低，不足以达成改良主义必须要走的上层路线，所以说六四之后的三十年里，自由派和改革派依靠知识分子奉行改良主义路线必定是走“死胡同”的，其第一大原因就在这里。另一原因是：中共国的知识分子一直是中共官僚体系的附庸，配合中共的“党天下”而建设了主宰精神领域的“党文化”、红色意识形态，知识分子本身也被控制和被极权主义文化笼罩，缺乏独立性和自觉性。他们普遍是这等头脑和眼光的。即使从中共国知识分子里反叛产生出自由派，以“自由主义”为旗帜，也不可能改良中共，更不可能以改良主义路线求得自由化、民主化。而且以他们的“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能理解自由主义有多深呢？必是实用主义的误解多，深入理解少，错位错误却必不少。也难怪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深陷于实用主义、机会主义之中，派生行不通的改良主义路线。。

中国大陆的民主化，走上层的改良主义行不通，只能走下层的颜色革命。中国大陆的民主化也必须需要先进的知识分子作为领导者，发动社会动员民众，开展颜色革命。但是如前所述，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问题很大。解决问题的答案有二：1、要从知识分子受制于社会政治结构的附庸地位上觉醒，形成先进的公知群体。2、必须有革命的融入下层社会的自觉性且拒绝改良主义的幻想，先进的知识分子只有与下层社会结合才能引导出变革，走向民主化。现在教育普及，下层社会的人物也是高中以上甚至于大学的学历，所以不用惧怕民变会导致国乱，使民主化不成功，相反在教育普及、工商发达的手机时代，下层社会发动起来，会更容易有力量有自觉，民变之后是政治巨变，接着就是民主化。中国不会有苏俄东欧民主化时的无中产阶级、无资产阶级、无市场经济而导致的转型混乱，中国大陆具备这基础，必然会比苏俄东欧的转型要好得多。唯一的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开启民主化？答案很明确：使先进的知识分子觉醒，产生出一批有牺牲精神的先进公知群体构成引导革命的力量，发动社会动员民众，酝酿颜色革命，这是唯一的途径。颜色革命造成形势了，“跪着赚钱”的大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都会加入民主化进程，剩下的中共最高统治集团和红色权贵资产阶级才是最后的敌人，官僚集团会“首鼠两端”最后分化瓦解，官僚系统的中下层特别是技术官僚会汇入民主化潮流里。民主化就会成功。

所以先进知识分子的觉醒化和奉行颜色革命路线是实现民主化的关键。针对知识分子问题，仲维光讲得比较深和比较远，批判得也犀利且不留余地。仲维光在1990年代写了五篇《从东欧的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指出1980年代初期的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刘宾雁先生的许多报告文学，白桦先生的一些小说也是在党内改革派的支持和授意下写作的。金观涛等的走向未来丛书派知识分子，中国文化书院的活动，一方面是配合了党内斗争的需要，为“改革派”服务，另一方面也是要把积累了二十年的思想危机、信仰危机引入马克思主义的范畴，避免知识分子的越轨。这在金观涛给邓力群的信和他的文章中都有很好的自白，而邓力群等共产党领导人之所以支持他们也是因为此。实际上，在八十年代的历史上，他们也确实起到了这种作用。八十年代中期后包括电视剧《河殇》在内的文化讨论，也是在党内领导人暗示或组织下进行，为党内斗争服务的。《河殇》不是学术作品，它用的仍然是政治宣传的方法。金观涛等人自造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超稳定结构说法。而李泽厚先生1976年在四人帮倒台前不久，1983年在反精神污染时从美国给某些领导人写信，表示自己的忠诚，以及他们在这十几年来一直不断地向邓小平表示支持和献策，则更是公开的事。李泽厚刘再复等人六四之后的“告别革命”说是保共改良的，其“救亡压倒启蒙”是没有经验论和理性论作基础的政治化启蒙说，这一切是其出身的极权主义文化里的反向思维的产物。

“六四”之后跑到海外的改革派知识分子对“八九”民运的态度是积极的反动。对于这个论断，人们会觉得一下子难以接受。他们不是一到海外就积极组织民阵，抗议共产党屠杀人民，力主实行民主改革吗？怎么能说他们对民主化是积极的反动呢？！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得到说明：首先鉴于他们对于“八九”民运的评价，其次是他们对共产党的表态，第三是他们关于中国未来前途的预设。一、这些人跑到西方，立刻开始清算“八九”民运。他们责备学生不和党内改革派合作，不懂得妥协，致使“八九”民运以“惨败”告终。二、这些改革派政治菁英、知识菁英率先开始了和共产党、邓小平的妥协与沟通。华生反对严家其《五一七宣言》中提出打倒邓小平。（《民主中国》第2期，第40页）。改革派知识分子的政治倾向上依附于共产党内的一派，他们的利益所在与民众不一样。“八九”民运的学生和民众拒绝把他们的民主诉求纳入党内改革派的轨道，对此改革派很反对。远志明通过《民主中国》致信共产党中央邓、李、杨（《民主中国》第2期），输诚说：“中国人不习惯西方人的生活”，因此“中国也走不通西方的老路”。“西方人的生活”即西方民主制度，“西方的老路”即“西方资本主义”。把民主说成是“西方资本主义”的，这展现的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三、这些“菁英”的“保守主义”还表现在对“八九”民运的“激进主义”的抨击，是鼓吹中国改革通过“新权威主义”和“科学”地回到社会主义。“六四”之后复兴“新权威主义”首推远志明。他说：“在中国必须经过新权威主义或菁英民主制的过度”，“最好的办法”是“缓慢地、可控制地走向民主化”，以集权防止“动乱”，防止中央失控。2008年12月8日，远志明主导的，与刘晓波一系的余杰、王怡还有张伯笠等19人发表《旧金山共识》，这与同期的《零八宪章》有呼应的默契，但是这《共识》被一些基督徒认为是和中共当局政治合作来“和谐”（控制）基督教会的（见高约翰《和谐了中共，悖逆了基督》，李大卫《我们这“一代人”应有的“共识”》）。

总之，在六四之后的前景不明朗时期甚至于许多年后，改革派知识分子以往的政治资本及其社会知名度给他们带来常人不能企及的特殊利益。于是我们就看到这些并不主张民主的党内改革派到了海外连摇身一变都不用就成了“民主”菁英，在国外既得“民运”的利益。他们再次利用了封闭的世界和开放的世界之间的不对称，他们继续吃政治这碗饭。中国“改革菁英”的这些优越性是东德等国的上层知识分子望尘莫及的。如果中共如东欧共产党一样垮了，他们就什么也不是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这些改革派知识分子在辩护“十年改革”、胡赵改革派和“两头真”的中共民主派（如李慎之等），更激烈、更坚决、在政治上更保守的原因。所以说改革派知识分子在落魄时他们会暂时混杂在民主运动中；但稍一得势，他们就要严重阻碍中国民主化进程。正因为此，与东德上层知识分子相比，对于八九年的民主运动东德上层知识分子是哀鸣，而他们却是积极的反动。

总之，改革派知识分子不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绝不是独立知识分子。其中的共产党智囊其实不要真才实学也不能有独特见解，特别是当这种见解不符合党的路线和利益时，这些改革派知识分子是靠着看党内斗争的风向、投合某一派，并且琢磨与迎合主要领导人的心理，为他们的主张和意见提供理论说明和“科学”论证，因而成为改革的理论权威的。

“一九八九年，在大陆民运被镇压后，在党内斗争中失败的改革派知识分子，以及那些持不同思想的知识分子，如苏晓康和今天的李泽厚刘再复戴晴乃至金观涛甘阳等人的表现无不反映了对于社会由极权向民主演化过程中的这种反动。他们一方面依靠西方的帮助逃到海外，另一方面在思想上和生活上感到失去了封闭社会知识分子特权的屏障，从价值到方法在西方都找不到认同的基础，因此大骂西方，甚至从反传统变成拥护传统，哀叹苏联等共产党国家一夜间的崩溃”。（仲维光《封闭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学术与政治（三）》，1995年）

仲维光的《从追随专制到逃避自由—对文革到六四历史时期的再思索》，是很罕见的深度批判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一部大作。他写道：“从文革到六四，中国民众没有能够彻底摆脱共产党的极权专制的历史教训是，在共产党的文化中产生不出真正具有自由、人权和民主的文化精神。如果说，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前，人们在成长中能够自然而然地汲取到这些人类社会的优良传统，那么在五十年代后，在共产党文化中，如果没有经过痛苦地反叛，就很难获得真正的自由民主精神，其结果就是使中国追求自由民主的努力再次流产”。“检索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差不多所有的所谓的政治和文化运动，几乎都不能够和此前三十年东欧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思想或者政治活动相比。例如魏京生七九年西单民主墙的诉求是走南斯拉夫的道路，共产党要实现第五个现代化。而此前二十多年，南斯拉夫的德热拉斯就已经在《新阶级》中彻底对共产党绝望（笔者必须要说的是，笔者对魏京生极为尊敬，他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能够大无畏地以身试法）。至于根本没有走出意识形态的政治论战，陷入共产党教科书框架之内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和人道主义辩论，也都远远没有达到五十年代在波兰、匈牙利、苏联所发生过的哲学讨论。而八十年代的《走向未来》丛书、《北京文化》丛书、《华夏》丛书，则更都是在有上述共产党干部和‘知识精英’背景下产生的。它们的思想基础、探索方向，对二十世纪历史和政治、思想的认识，对文化和传统的看法，对共产党的定位和分析，都根本没有合上世界追求自由民主的思想潮流，很多时候不仅错位，而且根本上就是对立的”。“从文革到八九，最令人注意的是，这些号称自由民主派知识份子，在八九年再次爆发声势浩大的民众对共产党的不满的运动中，他们之中一部分人积极充当共产党领导集团中权力斗争的代言人插手学生运动，而另外以自由派自居的一派则令人惊异地远离运动、远离历史，据说是要保持学生运动的纯洁。这也是中国独特的现象”。自由派、民运、公知的最大的问题是被断裂了传统和本源。回顾历史，“自三十年代末期以来，正是于光远、李慎之，乃至李泽厚等这一类知识精英在协助共产党，利用排他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在中国建立了封闭的社会，封闭的共产党的文化。在中国和世界之间建立了一道有形的政治墙，无形的文化墙，阻断了中国社会和世界的联系。这一批人有的人自己曾经或者一直在共产党主宰意识形态、教育、文化和科技领域担任要职，有的人则是文化和科技领域中共产党意识形态的代言人”。而这些知识精英的思想对于七九民运、八九民运，以及当前民运和公知的影响都很大，其余绪一直至今。“当代著名的政治学家，自由主义思想代表人物达蓝道夫（R.Dahrendorf）在对共产党极权主义的分析中说，这种极权主义的两个显着特点是，一是它反对近代自由人权民主思想传统，二是全面反对人类的各种文化传统。三十年代以后，正是李慎之、于光远这一批知识精英，继承了五四运动以来的多元思想中的一种倾向，在中国社会建立了第二道墙，这道墙屏蔽、隔绝中国文化传统。……无论共产党如何，都比过去的封建社会和中华民国好，都比历史上的一切时期进步。罪行不是共产党固有的，而是中国传统遗留的，不是共产党的极权主义思想有问题，而是中国文化”。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民国传统被断裂，这是中共“党天下”追求的恶果，也是中共的知识精英起的作用。“它使得五十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知识份子、学生根本不了解上一代，以及中国传统知识份子的探索。陈寅恪、洪谦、黄万里等人，在他们眼里是遗老遗少，是被淘汰的西方资产阶级知识份子。 ……最近二十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年轻一代对于前辈知识份子、知识传统的重新开掘几乎都是在黑暗中自己摸索出来的，例如谢泳等人对于西南联大，对于民国以来的知识份子的重新认识。他们几乎都是靠自己的感觉重新发现、找到老一代知识份子，以重新开掘他们创造的财富”。但是，反思共产党政治和文化，与找回传统本源是相辅相成的，是同等意义和作用的。然而变成民主派的原中共知识精英对于中共的批判，“以他们貌似公允的批评假象，在从文革到六四……它对于每一个共产党的罪行，无论大小，首先解释为某个人的失误。他们要人们相信有一个好的共产党领导人，有一个好的共产党，有一个真正的、好的马克思主义，……其次，在上述思想基础上，共产党的罪行，当代极权主义罪行被他们解释为根源于中国传统，而不是共产党制度及其思想。……正是所谓‘中国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协助了共产党，才转移了民众的注意力，转移了一些本来可以有为的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批判方向”。

“回顾文革到六四，我们应该看到自由主义精神在中国社会、中国知识界的重生，依靠他们是绝对不可能的”。“ 笔者认为不是如方励之先生所说的，中国的农民太多使得中国实行民主困难，而是五四以来一部分知识精英，尤其是包括方励之先生在内的两三代共产党文化中的知识精英，不仅追随、协助建立了极权社会，而且阻碍、误导了其后民众朝向民主化的奋斗”。

仲维光指出：“共产党集团也已经学会巧妙地利用他们的擦边球化解社会的不满，并以此损害、乃至摧毁真正自由派知识份子等完全与共产党文化不兼容的新的追求。他们在严酷打击包括法轮功信仰在内的的一切言论、一切活动同时，对这派知识精英，包括李慎之式的一般的批评，则‘网开一面’，甚至允许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出国，给他们一定的活动空间。他们不仅利用这种方法导引和防止了批评升级，而且还更积极利用这类知识精英的精神和文化特质，对抗打击真正的自由派人士、持不同政见者和法轮功。很多这类知识精英也非常会利用共产党给与的方便，‘里外通吃’。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戴晴。今年出现的丁子霖致高智晟公开信，最近的余杰王怡在会见布什总统时排斥郭飞雄事件，也都在相当程度上染有这种性质”。这其实也是中共“结构性控制”战略的表现。“另一个与此紧密相连的手法是收买政策，对于所有这类的知识份子从物质上给与各类优惠和照顾，让他们明明也感到未来国家面临着巨大的灾难，但是由于暂时相对舒服的生活，而更愿自欺欺人地沉溺于安逸”。

对于从共产党转变而来的民主派知识精英要有客观的基本判断，“在回顾、思索从文革到六四的历史变化情况的时候，我当然不是全面否定李慎之等这两代共产党，或者其周围渗透着共产党文化的知识份子，而要说的是，他们或许能够使得共产党宽松一些，但是却绝对不能成为我们的旗帜，特别是把他们作为“自由主义”的旗帜，因为套句马克思的说法，他们的臀部带有极权主义的印章”。这是相当中肯的，也是一针见血的批判了陈子明、何家栋等社经所系与其他自由派的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说法和做法，

仲维光是研究极权主义的大家，对于“极权主义理论”在西方的或沉或浮的遭遇有精辟的分析和论断。针对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和民运里否定当代中共国是极权主义的，而冠之以“后极权主义”、“威权主义”，有深刻批判。其《自由文化运动与中国知识传统的重建——极权主义及其文化问题批判》一文写道：“极权主义这个概念之所以出现也是因为使用传统的这些描述独裁专制的概念都无法表达出现代共产党专制和希特勒法西斯专制的特点”。“八十年代以后发展到今天的的中国共产党社会和希特勒的极权主义越来越多相似性，这就是邓小平对共产党的贡献”。“但只说弗里德里希和阿伦特所说的极权主义特征，中国共产党就都基本上仍然在继续坚持，如一党专制，对意识形态和媒体的垄断控制，对教育、文化事业的控制，无所不在的秘密警察，党控制的军队。而对内，复活的私有制、市场经济，仍然没有足够的法律保护，国家可以随时没收、剥夺民众的财产。对外，国际社会也仍然没有相应制约、约束中共政府的措施。这一切都和新加坡，以及第三世界的一些所谓独裁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陈子明提出了当代中共国是“后极权主义”的说法，这得到了胡平、王军涛、刘晓波等人的赞同。胡平甚至于认为现在的中共政权是威权主义的。冯崇义说：“中国在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已从极权社会转变为后极权社会。中共党内民主派是中国从极权社会转变为后极权社会的产物，中共党内民主派的历史使命，则是推进中国完成从后极权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型。”（冯崇义《李慎之与中共党内民主派》）仲维光批判道：“九十年代以来，和威权主义概念平行的，知识精英描述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另外一个概念是后极权主义。但是，这又是一个移花接木的概念。这个概念本来出自东欧共产党集团崩溃以后，由于东欧社会残存的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尤其是共产党文化，造成了东欧社会虽然已经步入民主，但是却存在着很多严重问题。针对这个特殊时期，人们使用了后共产党社会，后极权主义社会的概念来描述东欧社会。然而，中国的一些知识精英却居然混入这个潮流，把这个概念借用来描述仍然在力图完善自己的极权统治的中国共产党，及其社会。”“使用这个后极权主义和后共产党社会，所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是，人们会认为共产党已经变了，今天的共产党已经不是共产党了，今天中国已经不是极权主义国家了。这大约也是使用这个概念的某些知识精英的真实目的。”要对于改革开放后至今的中共国进行客观考察，“对于反传统性、反自由人权的封闭性的考察更可以使我们看到，最近二十年的中国社会确实代表了第二阶段的极权主义”。“现今早已经全盘西化的中国社会，为当代研究极权主义提供了一个标准模式，中国自邓小平以后的改革使极权主义从教条走向了机会主义、实用主义的第二阶段。”在这极权主义的第二阶段，知识分子学风依旧败坏，“三十年来的经验事实，已经无可争辩地证明八十年代以来的《走向未来丛书》知识精英群体，北京文化丛书派等等和今天的学风、知识界的状况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至于说到体改委、所谓北京经济学所等群体，那在研究文化问题的时候就根本更不需一提，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共产党的附庸和帮闲”。“在这一极权主义文化潮流中，继续所谓‘全盘西化’走下来的知识精英，从八十年代的金观涛、刘小枫，刘晓波，到今天的余杰等人，和力图推崇自由主义思想、文化、启蒙思想的知识份子们的分歧，是根本性的文化和思想的分歧，而不仅仅是个人道德品质问题”。仲维光对于社经所系和庸俗自由派有严厉批判，认为他们不是自由主义的，他们没有摆脱“党文化”。对于反传统的公知和民运，仲维光认为：“我认为知识份子必须立即停止对于传统、对于中国民众的谩骂和攻击。今天那种全盘西化、基督教化的观点和陈序经、胡适等三十年代以来的文化辩论中对于西化观点讨论已经完全不同，几乎完全是共产党式的”。

所以说“知识结构、文化精神的根本转变是革命”（仲维光语），自由派、公知、八九民运一代有多少人有这样的革命转变吗？不多的。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革命性转变，就不能摆脱极权主义文化和改良主义思想路线，就找不回民国的现代文化，担当不了未来中国大陆的民主化的重任，完成不了全面转型的构建民主中国、文化中国的使命。

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必须经过颜色革命才能实现，要颜色革命就必须以先进的知识分子力量为首，进行传播思想和酝酿革命，号召和引导民心，直至发动社会动员民众，捕捉良机引爆颜色革命造成形势，患得患失的大小资产阶级就会加入，最终结束专制开启民主化。所以知识分子要觉醒，要“脱胎换骨”，这也是对于广大民国派和真正自由派的基本要求。所以先进的知识分子必须作全面的批判和反思。

叁、失落本源的自由派在纲领和路线上的本质性缺陷

奉行改良主义的自由派和改良派，为了维护自己路线的主导地位，一起蓄意打击革命派如王炳章等，排斥作为颜色革命派的民国派。他们以七九民运、八九民运为中国民主运动之源，而七九民运和八九民运有本质性缺失，都是改良主义主导的，而且都是失败的运动，并且是被中共铁幕割裂了传统和本源的民运。

须知中国民主运动从十九世纪末就开始了，革命党和立宪党从革命和改良两条战线奋战，汇成辛亥革命和创立亚洲第一共和国，开民主法统国统之源，然后国民革命结束军阀割据统一中国，反俄反共抵抗日本侵略，缔造四六宪法（胡适赞其比美国宪法还好），台湾民主化后至今存续的就是这部宪法。可谓祖辈的民运硕果大哉！而中共国建立后，民主宪政和中华文化皆被毁弃，历史记忆皆被黑白颠倒，所以七九民运和八九民运都在“铁幕”之下，不知祖辈的民主成就和民主革命，被中共欺骗且被专制统治打击，只好选择改良主义。所以说七九民运和八九民运是断裂了自身传统和本源的民运，然后才会派生出“反革命的渐进民主化路线”、“改良主义”，且屡战屡败难觅前途。这是七九民运和八九民运以后至今三十年的民运和公知皆大功无成的深层原因。与此相反21世纪中国大陆民国潮兴起，三民主义和民国的现代中华文化精神成为民国派的“精神支柱”，四六宪法成为“第一路标”。经历了八九民运的辛灏年则从历史反思起步进而认同了中华民国。海外民运的创始人王炳章反思民运的问题，又受辛灏年的影响，走上了民主革命“重建中华民国”的道路。八九学运领袖封从德在海外较早提倡三民主义和继四六宪法而开中国未来，与大陆民国潮思想汇通。辛灏年这几年也不再停留于历史反思，也讲三民主义和四六宪法了。大陆民国派理论家孔识仁总结大陆民国派的主张，即：复兴民国开国立国的本源精神，接续道统、国统、法统而开来，阐扬三民主义和四六宪法、重塑革命的大陆国民党精神等，宣扬民国的民主革命精神和文化正统。海内外民国派皆再倡革命，这昭示了八九民运后的一大转向和进步，突破了前途无望的狭隘的旧路线旧思想，而且有了唯一的具体明确的全面转型的纲领以及未来建国的全面目标，即继四六宪法开政治未来，继现代中华文化开文化未来，继民国社会传统和在台公民社会开社会未来，以自由经济和国家支持以及民生主义开经济转型，以仁义王道和国家利益之合开国际外交。面对未来民主化过程里可能出现的风险和成本，民国派有强渡民主化过程中的政经衰乱的自觉，且自觉要避免民主化的领导权落入中共改革派和红色资产阶级的手里，从而拒绝“普京式威权化歧途”，克服分离主义，有全面保强中国且去共除乱的明确纲领。这是其他的公知里、民运里没有的。

民国派之外的其他公知里、民运里，基本是“一有全无”的纲领和路线。“一有”指只有自由民主的追求，“全无”指无传统，无具体明确的未来建国目标，无文化道统，无国统法统，无民族传统，除了市场至上没有应对危机、衰乱及大国竞争高压的“药方”，更无经济升级和文明大国崛起的大计。总而言之，就是没有全面转型的纲领和路线，更没有在民主化过程中克服危机和衰乱、民族离心力等，没有保强中国的明确纲领和路线。

就建国目标而言，自由派和改良派合作的《零八宪章》提出“中华联邦共和国”。而“中华联邦共和国”是中共二大首先提出的，然后七大重申的，赵紫阳的幕僚曾任中共社科院的所长严家其于八九之后承认中华民国是第一共和，但是认同颠覆“第一共和”的极权主义的中共国是第二共和，第三共和则采中共“初心”的二大的“中华联邦共和国”之说法，这是错乱倒置的机会主义“国统观”，表现了改良主义的妥协性和错乱性。《零八宪章》是自由派与改革派合作向中共“上书”求民主的，当然就尊奉此主张。这“中华联邦共和国”有错乱接续到中共国的危险。

这类只有自由民主追求的“一有全无”的纲领和路线，在民运界、公知界、异议界是占主流的，但是它能够动员民心发动社会吗？会有号召力、凝聚力吗？不可能有的，它的思想单薄，社会基础太小，又无历史传统的渊源和权威，是改良主义上层路线的产物。“一有全无”为什么要“全无”呢？因为要中共改良，不能与中共的国统文化历史的合法性全面冲突，所以不能“全有”只能“一有全无”，这犹如晚清的立宪派只要立宪，不能全盘否定满清，反而要保满清才行。所以这种“一有全无”的纲领和路线，实质上是“首鼠两端”的路线。但是这种纲领和路线的致命弱点也是明显的，直白讲就是“独木不成林”的“独木”，风易摧之；又犹如腾跃于人民之上的“孙猴子”，极权主义的“紧箍咒”足以控制之。总之其成事不足，实不能成势，更遑论推动民主化呢？但是这类的错误纲领和路线怎么会成为这三十年来的主流呢？耐人寻味，值得反思深究。特别值得思虑的是：中共隐性的战略性的“结构性控制”及统战与之关系如何呢？这在下面要详细探讨。

对于自由派和改良派现阶段的“一有全无”的纲领和改良主义路线，笔者不禁要感叹一下，如果说改良主义路线的实践是常常“捡了芝麻忘了西瓜”，那么自由主义就象留洋归来的郎中，一入中土就不知如何对症下药，乱开洋处方然后处处碰壁，结果变成了只敢用一、二味药的“一有全无”的呆郎中。自由派只得与改良派合伙“开店”，三十年来只能做小生意，做不了大生意。实在是愧对六四亡灵，也愧对在内乱外患中，在抗日反俄反共的烽火中，顽强制宪行宪的先贤先祖。民国大陆时大师辈出，今日自由派却笨郎中辈出，应该是与改良派同流合污做生意，坏了脑筋。

民国派是主张全面转型的，自由派等等是“一有全无”的单面性政治经济的转型主张。前面重点讲的“知识分子问题是无解大陆民主化难题的首要因素”，并且首推了仲维光的学术思想成果。仲维光全面批判中共国极权主义文化，厘清当代大陆知识分子的学术思想混乱和实用主义，树立自由主义学术思想运用于中国之典范，既保持了西学的学术严谨，又守住其学理运用于中国之适度。实乃当世学界之罕见。程晓农潜心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研究近30年来。著有《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模式比较》（载《中国战略分析季刊》，第五期及第六期）以及《一个国家能否成功转型的关键所在》系列文章五篇等。可以说，程晓农和仲维光的学术的领域是交叉互补的，其成就都是当代人绕不过去的。

程晓农提出：“制度转型包括政治转型、经济转型和社会（价值观）转型三个支柱，其中最难的是价值观转型”。“我提出了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这个概念，即多数社会成员的道德观、价值观以及个人日常行为的转变，而社会转型决定了政治、经济转型的成败”。“西方学者们的错误在于，他们忘了一个最关键的因素：转型国家选民原有的价值观念是不会随着民主化而一夜之间一风吹的，以往形成的价值观念将继续发挥作用。也就是说，政治制度或许可以短期内改变，但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却不可能如此剧变；制度可以重建，人却依旧不变，这就是转型国家的最大难题”。既要“变制”更要“变人”，这才是转型成功的关键。也就是说追求中国大陆的民主转型是不够的，单面性政治经济的转型弊端很大。进而言之要进行全面转型才能成功，也就是要弃中共国之旧辙，除了构建民主中国、经济中国，还要构建文化中国、社会中国，这样“变制变人”兼备，此乃笔者所言的“全面转型”。这是继往开来和民国的现代中华文明复兴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结束西化的极权主义中共国之必要，这对于民国派而言是必定要全面追求的目标。非此“全面转型”的目标，就不能继承民国先贤先祖的理想而开来，不能继承民国的现代中华文明而开来，不能保强中国而开出文明大国之崛起。所以要“变制”更要“变人”，“变人”才能优质化“变制”，这才是核心。没有这一切的自觉，枉称“民国派”。

肆、社经所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与中共博弈三十年之必败原因

社经所系在八九民运里的表现与以后三十年的动向

社经所及其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对于八九民运的作用是最大的。八九之后三十年里，这一知识分子群体也是海内外最有活动能量、论述力、影响力的。所以这里以他们为典型作一个分析，看看自由派和改良派合体的原因以及改良主义为何一直能占据反对派、民运界、公知界的主流呢？更要深究他们如何与中共博弈屡战屡败不见前途呢？

回顾七九民运，民刊力量几乎全军覆没。王军涛、陈子明等的《北京之春》、胡平等的《沃土》虽然停刊了，但人员没有受到多少打击，可谓硕果仅存。究其原因，这既与他们温和改良的立场有关，更因为王军涛、陈子明等《北京之春》与体制内关系密切，持拥护邓小平的立场，还配合打击汪东兴（见陈子明《高瑜：记者、院外活动家、人权勇士》）。此后胡赵执政时期，陈子明等借政经宽松创办和做大了“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社经所”），形成了中国大陆最大的一支民间知识界力量。社经所与改革派高官、体改所、社科院等保持密切关系，且吸收和邀约很多体制内知识分子，又与异议人士和大学生活跃分子保持联系。

1987年初胡耀邦下台，赵紫阳接任但孤掌难鸣，保守派力图卷土重来。陈子明、王军涛等认为“赵紫阳下台似成定局”，“当时准备以自己的思想成果与中共新一代领导人合作。”（谢小庆《我所了解的陈子明、王军涛》，1990年香港《百姓》杂志218期）但是陈、王及社经所主张改革，所以希望改革派继续执政。1988年底社经所的《经济学周报》发表了《严家其与温元凯关于时局的对话》，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镜报》等海内外多种报刊全文或摘要刊登。《对话》里，严家其主要讲不容许中国出现勃列日涅夫式的停滞。温元凯讲改革的停滞比失败还要严重。严家其忧心改革派被保守派击败，出现非程序性权力更迭。

八九学运发生后，陈子明、王军涛等指挥刘刚、王丹、陈小平等推动学运，并且有周密的计划。陈子明妹妹陈子华出版《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版），披露社经所在5月1日开过一个“所务委员会”，陈子明做“形势报告”，重点讲了“一主两翼”的计划，要求“以独立的思想学术界为主阵地，而以尽可能地接近权力中枢的咨询机构和尽可能地接近各种革命因素的民间政治活动为其强有力的两翼。”该文还说：“真正在‘政治高度共识’的基础上对所的核心层进行自觉的思想整合与组织整合，告成于此次‘香山会议’。许多单位和团体都卷入了八九民运，但他们或者是少数领导的决断，或者是完全个人性的参与，因为当时没有其他团体像社经所那样完成了向‘政治高度共识、资源统一调度和服从纪律约束’型团体的转化，能够以集体动员的方式有组织有分工地投入到运动中。……根据社经所的内部分工，王军涛、陈小平负责与学生联系，郑棣负责与新闻界联系，闵琦负责与学术界联系，费远负责与经济界联系，谢小庆负责与政界人士联系，陈子明负责协调整合。”（见《浴火重生》第463页）史学家陈小雅著《八九民运史》将之称为“三线计划”，并作了详细研究。学运领袖、研究八九学运的权威封从德也有此类论述。另有诸多亲历者的回忆作辅证。但是陈子明等这一方则颇有异议。综合双方之论述，主要是评价和说法上的分歧，但是王军涛等较早幕后隐性推动学运，如刘刚对于学运的策划等，再如王丹等发起绝食突破北高联的温和主张而激进，后来社经所为了保改革而公然与中共博弈，在知识界与学运结合上起到最大作用，并且力图使学运配合这保改革的整体战略。这是多数史家和亲历者的史实上的共识。

社经所负责人之一谢小庆在“六四”的第二年就发表文章写道：“五月十三日学生开始绝食后，受中央委托处理学潮的阎明复、李铁映希望知识界出面斡旋……将军涛接到统战部参加学生与政府的谈判。至此，才结束了不交叉‘状况’”。谢氏对于中共要缉捕陈子明、王军涛等人愤愤不平说：“今天，当局将自己请来劝架的人关起来，实在有悖情理。”（谢小庆《我所了解的陈子明、王军涛》）陈子明的《独立政治反对派的正义道路》（载《北京之春》2010年）写道陈子华在《浴火重生》中的一段内容：“经过表决，所务会议批准王军涛、陈小平、闵琦三人以个人名义参与中央统战部组织的斡旋活动。他们随即搭乘郑也夫带来的统战部面包车去中国政法大学，将学生对话团负责人项小吉等一部分学生领袖带到统战部会议室参加对话。由此开始，社经所被深深地卷入了运动的旋涡中心。”当年的辩护律师张思之2014年在《行者思之》里披露了王军涛之所以上天安门广场，是执行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等党组织交给的任务，说服学生退场，为欢迎戈尔巴乔夫访华准备条件。应该确切的说，中共统战部的委托，使社经所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借机全面介入和主导知识界以及学运，又可以与中共对话谈判，为了保改革作一次博弈。

于是社经所介入八九民运从隐蔽走向公开、从关键点走向全面展开。综合整个运动中的表现，可以总结出陈子明王军涛等的总体战略是：整合知识界，力争主导学运，且交通中共，这样以对话和谈判保改革且使学运落幕。既然要谈判，就要以知识界和学运之进退为实力基础，必然要“以战促谈”。陈子明认为：“首先影响学生，再通过学生影响全国，使事态首先稳定下来，才有可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见《反思十年改革》，香港《当代》月刊一九九二年出版，第415页)。于是以社经所为主成立首联即“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懵懵懂懂的包遵信被推上召集人的地位，各部门都是社经所的人主导，知识界面对危局没有多想就一下子被整合起来了，社经所取得主导地位。然后北高联是学生组织中最权威最温和的，却莫名其妙被一时“骗”出广场然后被王军涛等设计劝说而没能够再返回，广场上的学运权力被广场议会和广场指挥部掌握。陈子明等企图以王丹等主导广场指挥部、广场议会，从而主导学运，但王丹缺乏声望，毫无可行性，首联又无指导广场指挥部的权力，主导学运的意图落空。

陈子明、王军涛等重视博弈，希望与中共谈判解决问题。但是以对话和谈判解决政治危机，要在实力和法治的基础上。但是中共国的法治是中共的习惯法之治，也就是中共的“家法之治”，中共国的成文法（从国法到党法）仅仅是“门面”，而且中共国宪法也明文规定坚持党的领导，党领导一切。最高领导人的一个指示、一纸红头文件可凌驾于一切法之上，一切程序之上，可以废立任何其他的领导人，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都是如此。依中共习惯法，邓小平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最高决策者，依党领导一切的原则，党和政府、军队皆会听从于邓小平，而不是当时党总书记赵紫阳或者国家主席杨尚昆，更不是人大常委会以及委员长万里。如果打一个比方的话，邓小平如果比作理事长，陈云等中共元老构成的理事会可以发表意见但最终还要听理事长的决策，而党总书记、国家主席、人大委员长都只是权力有大小的秘书长而已。陈子明王军涛等主张的这种路线显然是不深刻理解中共独特的“金字塔型”权力结构，再者他们也不了解中共残暴统治的历史传统。中共镇压人民毫不手软。土改是夺财且杀人立威，村村见血。1950年代镇压反革命按人口比例杀人，杀人百万。三年大饥荒，饿死四千万人，但是没有发生大暴动，因为武装拦截使饥民不出村不出乡，使他们分散饿死在乡村。这是中共学习了俄师的经验，苏俄在乌克兰大饥荒时就采取这种措施。像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的残暴性远远不如前面列举的中共对待中下层老百姓那么残暴，但是因为打击到中共体制内的众人，所以反而被“深刻反思”且传播得很广。陈子明、王军涛等如果了解到中共的本质和根源，就不会构建那样的路线，也会预见到中共必然发动“六四屠杀”。但是红旗下长大的陈子明、王军涛等是不可能那么深了解中共本质的。同样文革后的大学生更想不到中共会这么邪恶。封从德讲得很直白，八九学运的失败在于学生的无知和没有真正的知识分子，这是一针见血的。学生不懂民主只有依靠革命才能获得的，红旗下成长为中共干部的知识分子只有改良意识，也无知于极权主义国家的民主化唯有革命一途。这就是八九民运必然失败的民运方面的根本原因。这失败的根源是很深的，直到今天还有人讲“见好就收”、“和平理性非暴力”、盼望改革等等，八九民运的改良主义旧思想行为还在改革梦破的今天积习成性地发作。这值得人深思再深思。

想以对话和谈判保改革及解决政治危机，这对于极权主义的中共是不可能的事。面对镇压的危险，学生一直面临是否撤出天安门广场的问题？北高联作为各大学联合的纯粹的学生组织必然是温和的，惧怕学运入险境。多数的知识分子如陈明远等依以往中共镇压的经验怕局势恶化也是主张撤出的。而广场上的学生（特别是后来广场人数最多的“外高联”）就激进一些，但是时日一久都身心疲惫，作为不够成熟的大学生有不定性也容易受影响。然而作为最有周密的路线和最有能量的陈子明、王军涛等社经所系知识分子群体，大多数是要求坚守广场的。因为赵紫阳下台，中共改革派已经失势，这时再没有广场学运这最大支撑点，整个路线不仅全盘失败而且一无所保，中共保守派就会全面胜利，不会给退场作什么让步，只会全面清算，所以6月20日人大常委会开会成为使保守派作一点让步的最后机会了。但是中共没有给他们任何机会，六四屠杀发生了。要坚守广场的团体撤得比谁都快且早就安排了后路，只有学生和市民去奋战最后撤出天安门广场。

关于广场学生的坚守和撤退的问题。有两个版本，一说“社经所成员自始至终主张学生撤离广场，并以此影响了联席会议的立场”（社经所及首联群体的回忆录《浴火重生》）《王丹回忆录》也说“撤出广场的努力失败了”、“尽管动员广场学生撤出来的努力没有成功，但我还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又称五二七是“在王军涛的建议下”才议决五三○撤出广场。这些都是集体性的一面之词，是当事一方单方面的说法。从多方来看，刘晓波回忆、包遵信回忆、十七位八九学生领袖写的《回顾与反思》（德国，莱茵笔会，一九九三年六月）、封从德《六四日记》、《八九学运为何未能撤离广场？》（香港《开放》杂志2014年7月号）、陈小雅《八九民运史》以及当时的报导等资料都可以互相印证，都可以证实社经所系知识分子影响下的首联是反对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而要坚守的。而且6月2日“四君子绝食”掀起高潮，也是王军涛等支持和刘晓波、周舵策动的。可以说陈子明、王军涛、王丹等社经所一些人的说法是与史实相反的，不但推卸责任，而且还要争话语权和道德制高点。六四之后，陈子明在秦城监狱还给党中央写了入党申请书；王军涛在被捕前的躲藏地还给邓小平写信，称理解邓小平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定海神针”……？！（陈小雅《关于『三线计划』的答问》，2013年）他们有灵活的机会主义的战略意识。

六四屠杀没有惊醒陈子明、王军涛以及社经所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相反血腥和强大的中共国令他们畏惧。六四之后，他们继续走机会主义的改良之路，又因为他们有民间知识分子的经历，所以活动能量、论述力、影响力都比体制内知识分子大而持久，以后三十年他们在公知界和民运界继续发挥较大的作用，所谓“自由主义”、“反革命的渐进民主化路线”（先求威权的自由化后求民主化）、“改革”等，都有他们的显著的作用力。例如：所谓“中国自由主义”最早理论家也是海外民运的理论家、前民联主席胡平，他在四十年前与王军涛陈子明先是民刊同道，后来“在北京高校竞选运动中，所谓‘联合行动’主要表现为原《北京之春》与《沃土》成员之间的协调配合”。陈子明推崇说：“胡平，可化名发表，形成学派，倚重”（见陈子明《独立政治反对派的正义道路》，《北京之春》2010年2、3月号）所以说胡平、王军涛、陈子明的关系可谓源远流长。胡平在八九学运前成为民联主席且执掌《中国之春》，当时刘晓波在美国与其关系密切，刘晓波发文要求中国大陆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支持中共开明派和《中国之春》（刘晓波《胡耀邦逝世现象的省思》，《世界日报》1989年4月22日）。刘氏还起草且由胡平等联署《致中国大学生的公开信》，提出七条如何开展学生运动的建议。学运发生后刘晓波回国，社经所主导的首联“本身的核心层则有王军涛、王丹、包遵信、甘阳、周舵、刘晓波等人。”（陈子华《我所知道的“社经所”》，载《浴火重生》，2004年版第485页。）。1989年6月2日掀起广场士气的“四君子绝食”是王军涛、陈小平等支持的，刘晓波和周舵为主策动的。胡平与陈子明、王军涛、刘晓波是有很深的关系的，他们在八九时使海外与国内互相呼应。八九以后的三十年里，他们的影响力也都是很大的。八九民运失败后，胡平总结出“见好就收”论，王军涛等认为这是博弈论的金玉良言。这是改良主义的大总结。

八九之后，前共青团中央常委、中央国家机关团委书记张祖桦也进入社经所。“1990年代以来，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在艰苦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学术研究。1991年底，闵琦、张祖桦、刘卫华等重新组建‘现代化与中国’课题组”（陈子明发文《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介绍》，独立评论网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667714）。张祖桦后来起草了《零八宪章》，《零八宪章》影响很大，刘晓波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2017年张祖桦发文宣称“中国自由主义的第三代传人，造成自由主义思潮的复兴，对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政治变革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观念导向。我认为，这一时期中国大陆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当推胡平、陈子明、刘晓波。”并且宣扬《零八宪章》“既能为当下的中国民主运动提供原则性指导，又能为未来的民主中国立宪建国提供根本性的旨要”。（张祖桦《自由之火，生生不息——论刘晓波的精神遗产》）社经所系知识分子群体至此力图使中国“自由主义”和《零八宪章》统合起来，以求更高的地位，又为陈子明、刘晓波树立了“丰碑”，还企图为中国未来民主化定下指标。这意图和“雄心”是很大的。

社经所系的改良主义本质及其路线错误之严重后果

但是社经所系知识分子群体本质上如何呢？我们先以陈子明和王军涛、王丹这三位领军人物作一分析。

陈子明的《独立政治反对派的正义道路》（《北京之春》2010年2、3月号）提到两处王军涛与胡耀邦的交往。1、《北京之春》停刊了。王军涛他们曾到胡耀邦家谈话，“胡肯定了他们的一颗赤子之心，但也告诫他们不能操之过急”。2、胡耀邦曾托二机部401所所长转告军涛，要他“不坠青云之志”。提到陈子明与胡耀邦交往一处：“我本人在79年也曾与耀邦有过一次长谈。那是当时《北京之春》代主编吕朴先生与我登门拜访耀邦。虽然我们是不速之客，耀邦还是见了我们。我力促耀邦改革，释放魏京生。耀邦先生论及改革很动情。……我还与胡启立、李瑞环、王兆国、张黎群、韩天石、袁庚等领导人接触过，他们的思想容量可以接受自由民主理念”。张思之的《行者思之》（2014年）明确讲陈子明和王军涛是“保皇党”。总而言之，八九年之前陈、王等都是不反共的改良主义的，甚至于可能是保共改良主义的。谢小庆所言更为传神，说陈子明、王军涛认为“赵紫阳下台似成定局”，“当时准备以自己的思想成果与中共新一代领导人合作。”（《我所了解的陈子明、王军涛》）八九之后的三十年，陈、王二人加上王丹基本上还是主张改良主义的，只不过是反共还是不反共呢？陈子明色彩不清，王军涛翻来覆去，王丹有反共色彩但还是有一点变化无常。我们可以确定社经所及其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基本是改良主义的本质。王军涛认为中共是“以极权国家推行自己的理念或发展主义的威权政权”。（王军涛专访(1) |明镜杂志）胡平和陈子明也有类似的说法。尽管这种判断有逻辑上的自我矛盾，如极权国家和威权政权是水火不容的。但是这对于想走改良主义路线的人来说，算是找到了思想依据，因为对于威权政权以压力和劝谏求改良，是可以说得通的。这种判断在社经所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里是流行观念，由此他们得以继续主张改良主义的路线。但是这个主张与世界共产党国家民主化必经颜色革命一途的普遍经验相背，也与王天成、程晓农等中国民主化和世界民主化的深入研究者的结论相违。

在八九民运时，陈、王二人是为了保改革“以战促谈”，以求对话和谈判解决危机。八九之后形势大变，王军涛、王丹先后流亡美国，陈子明守在国内。胡赵时期的宽松政治空间和政治人脉已经大为缩水了。陈子明从1989年11月21日至1990年4月6日，用“上书言事体”写了20余万字的《十年改革反思》，并且在4月12日上书。《反思》提出：“‘在最高层党政分开领导体制下，责任政府制度是无法实现的’、‘最高层领导人实行党政合一’比较有利，‘到十四大和八届人大时也未尝不可一试’。果然，经过这两次大会，江泽民身兼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几个职务……”（王之虹《风雨同行》。明报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38—39页）然后陈子明狱中发表《十年改革的经验与教训》（《中国之春》1992年第114期），总结出的中共改革经验如“稳定高于一切”、“和为贵”、“面向世界”等，四点教训“理论贫乏、计划阙如、组织涣散、人才匮乏”。同年陈子明出版《反思十年改革》一书（香港《当代》月刊一九九二年出版），思路都是这种机会主义的红色改革论，甚至于对于六四屠杀的说法都很有问题，引起了许良英、丁子霖天安门母亲们等批评。陈子明被中共判刑13年，实际坐牢5年左右。在狱中他可以读书和写作，在香港出书以及在反共民运刊物上发表文章，出狱可以把几百万字的文稿、几十包的书带出来（蔡咏梅《陈子明的传奇人生》），这在中共国有史以来的政治犯里恐怕是绝无仅有的。陈子明是在1991年被中共以"反革命煽动、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处13年徒刑的，但是同年社经所就在北京重新运作，张祖桦等新人正式加入。以后仅仅研究成果出书就达十多本，分别在北京等地和台湾、香港等出版。陈子明用本名以及喻希来、王思睿等笔名，就出了好多部书，如：《中国跨世纪大方略——未来五年社会经济发展前景》（陈子明、王军涛主编，明镜出版社1997年版），《21世纪的世界与中国》（喻希来、王思睿、何家栋着，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2001年版），《今日中国政治思潮评析》（王思睿、何家栋着，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2001年版），《世纪之交的战略性思考——中国历史、文化及现代化论纲》（喻希来着，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2001年版），《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研究》（喻希来主笔，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2002年版）。以上资料见陈子明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介绍》（独立评论网2007年）。社经所和陈子明在1990年代以来的出书之多在民间知识界可以说无人可及的，就是体制内的自由派学者也较少可比的。异议界更是很少有人可以在北京出书的，毫无可能出这么多书。此外在2004年5月，陈子明与何家栋共同创办的改造与建设网站公开运作，直到2005年8月被当局关闭。

1998年以后学术思想界掀起“自由主义”思潮，陈子明也写了不少文章，海内外社经所系知识分子群体也积极参与。他们还与李慎之关系密切，如李慎之、何家栋合作主编《中国的道路》（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这是社经所的研究成果之一（见陈子明《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介绍》）。思想界推崇李慎之为“自由主义之领军人物”，就有社经所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的作用，何家栋、陈子明还把李慎之列为自由主义道统谱系里的代表人物之一。2008年《零八宪章》由张祖桦起草，陈子明是首批签署人。陈子明、刘晓波死后，张祖桦发文宣称：“中国大陆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当推胡平、陈子明、刘晓波。”（《自由之火，生生不息——论刘晓波的精神遗产》）这应该是改良主义的新宣言，也是社经所系知识分子群体的再举旗。胡平、陈子明、刘晓波、张祖桦等都是社经所派系的。依张祖桦的设计，第三代自由主义代表人物里陈子明、刘晓波逝者已往，然树起丰碑令自由主义的众生景仰，胡平还在，张祖桦还不老，还要继续拥有自由主义和《零八宪章》的话语权，继续鼓吹改良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合一。

八九民运前，陈子明的“一主两翼”计划，要求“以独立的思想学术界为主阵地，而以尽可能地接近权力中枢的咨询机构和尽可能地接近各种革命因素的民间政治活动为其强有力的两翼。”八九民运时其基本路线是：以整合知识界和学运为实力基础，以战促谈，通过与中共的对话和谈判，使中共保守派让步，保改革且使学运落幕。八九之后从陈子明的二十多年经历来看，社经所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还是以思想学术界为主阵地，分别作三条线的布局，第一线是保持与中共的联结，适当输诚求和求政治空间，如陈子明狱中要求入党，向中共最高层献计献策，狱中上书20余万字的《十年改革反思》，其中提出反胡赵改革路线而“实行党政合一”。党政合一是产生以后国家权贵资本主义的中共权力制度的根基，很合中共最高层的心意。社经所也得以重新运作、出书等。此外王军涛等到了海外也另有表现（这留在后面谈）。第二线是保持在知识分子里的影响力。社经所派系把自由主义引向改良主义化，不仅如此还要造史为今用，以改良主义史观粉饰“梁启超时代”为“新中国”。陈子明死前一年还写出了《梁启超时代——被遮蔽的新中国》（共识网2013年）。总之要高举自由主义大旗，行改良主义之实，走“反革命的渐进民主化路线”。第三线有两阶段论：1，以战促改革，2、以战促谈判。“以战促改革”就是以压力和劝谏让统治者有经济自由化、政治自由化的改革。“以战促谈判”就是在“以战促改革”有所成效后，启动追求进一步政治自由化的压力和劝谏，让统治者让步，举行朝野对话和谈判，从而实现政治自由化，然后再下一步打开民主化之门。举例而言，如暗中支持1998年组党，这是在中共经济发展政治放松时，企图借国际社会的压力寻求政治自由化，结果全面失败。在中共全面建立国家权贵资本主义后，自由化改革无望，他们发起和推动《零八宪章》，作为发起人之一的刘晓波和起草人张祖桦都是社经所系的，这场求改革的“公民上书”，结果遭遇全面打压。可以说第三线的以战促改革是失败的，以战促成与中共的对话和谈判，启动政治自由化更是无以实现。我们可以把这种路线称为“一主三线的路线”，这与社经所派系在八九民运时“三线战略”的思维是有源流关系的，其最大变化就是第三线。八九时的“三线战略”是以学运为基础开展的，追求以对话谈判保改革且使学运落幕，更远的理想是：“将民主从马路上引向人民大会堂。”（《浴火重生》明镜出版社2004年，第489—490页）。八九之后，没有如八九学运之势可依托，以战促改革，进而以战促谈成为了现实目标。但是“战”无实力，一切就会成为空想。然而因为奉行温和的改良主义路线使社经所派系出现思维盲区，他们意识不到“战”才是关键，唯有发动社会动员民众才有“战力”，才可能“战”出胜利之果，只有这样才能吸取八九民运的教训而追求和依靠人民力量，只有如此才能合乎共产党国家转型唯有颜色革命一途的普遍经验和理论。但是这不是改良主义而是革命派的路线了，作为自由派和改良派合体的社经所派系不能接受，他们只好寄托走上层路线的“上书”、“宣言”的压力和劝谏，让统治者良心大发而进行政治改革，然后盼望“天赐”圆桌会议与中共谈判开启民主化。这是妨碍民主化的空想主义的，是八九之前的老朽的保共改良主义余绪“偷渡”到懦弱的自由主义里而产生的“并发症”，毁了三十年大好时光。在客观效果上（非主观的）意外帮了中共“天价”的大忙。

社经所系影响的庸俗自由派没有吸取八九民运的教训，反而沿着教训走下去。这“一主三线的路线”其实就是不要发动社会动员民众的，企图要以知识分子为主推动统治者改革的路线。为什么以思想学术界为主呢？是因为奉行改良主义，惧怕学生或者中下层人民起来冲击统治秩序，中共镇压后会再打压这些知识精英，“六四屠杀”吓住了他们。以知识分子为主，发挥他们有话语权的影响力，施压和劝谏统治者。但大多数知识分子被党国体制控制住和利诱住、威胁住，更重要的是：没有社会力量支撑的知识分子是软弱无力的。这就注定了“一主三线的路线”必定要做“三面人”。第一面要与中共联结好，讨好中共，向中共献计献策，诱其改革，还要与人民反对力量保持距离以免中共疑心。然后一面暗中与人民反对力量联系以备作万一之利用，这就涉及到第二面了。第二面要作出独立之态，宣扬名为自由主义实为改良主义的思想，保持在知识界的影响力，还要低调与反对力量联结。第三面就是一旦改革无望要以“战”促改革，这“战”也不过是上书之类的“群体性舆论战”，借用西方媒体和国际社会加大声量和压力才形成他们的“战力”。所以改良主义要做好这“三面人”是很不容易的，犹如川剧的“变脸”，必须要为中共献计献策，讲好话，诱其从善。但是这样做就要削弱在知识界的影响力，损害独立性和所谓“自由主义者”的形象。于是在对中共做好“劝谏”后没见什么效果，就要过一段时间反过来在理论上批评中共，大讲自由主义的东西，再赢回知识界的认同。如此反复变化，或者说有执有让有讨好，一张一弛。以“战”促改革也是这样，做完了上书、宣言等之类的“群体性舆论战”，就要求和，再向中共说好话，缓和紧张关系。过后遇到中共统治不顺了，就进一步说好话和谏话的混合，诱其从善，不然再施以舆论压力，故伎重演促其改革。这就是：见好就收，见坏就上。

这改良主义“真谛”的“一主三线的路线”，其博弈术的精要总结起来是：有执有让有讨好，一张一弛，见好就收，见坏就上。可是这一切面对极权主义的中共是无效的，反而被中共“牵着鼻子走”，反被中共“结构性控制”，被利用统战，最后涣散掉公知和民运的力量，中共政权却因此稳固得很。我们应该反思一下改良主义主导了民主力量和公知界三十年，那么我们离民主化是近了还是远了呢？是越来越远了，而且公知和民运的力量萎缩，师疲力衰。只有改良主义利在其中，收获颇丰，那么究竟收获了什么呢？改良主义以“自由主义”大旗收获了“教主之位”，圆了小我之梦，毁了民主化正确路线，这才是真相。而社经所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就是其中的主要推手。他们三十年来究竟造就出什么成果呢？是一无所获的政治自由化，还是遥不可及的民主化呢？

我们再谈谈王军涛、王丹。王军涛与王丹流亡美国后皆游说美国柯林顿政府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支持“中国”加入WTO。王丹还支持中共国举办奥运。

王军涛在八九民运之前被认为是“新权威主义”的，他自白说：“我在各种场合坚持认为，中国最大的危险不在专制，而在民主化浪潮过激而导致形势失控，演变成动乱和分裂，这在《国情研究》1989年第三期（湖南出版社的一本杂志）曾公开登过。为此，国内学术界与国外舆论都曾将我列为‘新权威主义’的代表人物，大加讨伐”。“我是反对用革命的方式与政府对抗的，在这个意义上，我倒是个真正的‘反革命派’。”（刘丹红《情义无价——救助王军涛纪实》。1995年3月。电子版）王军涛其实一开始不是坚定的民主派，他如果没有民刊《北京之春》和高校竞选及其反毛泽东演讲的经历，被中共处处打压，很难想象他这样保共改良派会成为坚定的民主派。八九学运给予一些有雄心壮志而被压制的知识分子梦想翻身的“千载难逢的机会”，王军涛、陈子明等就是这样的误判机会的人。王军涛流亡美国后组建“中国战略研究所”，依靠社经所派系在八九时的作用以及八九后依然存在的活动力，以及中共例外给予的社会空间，令美方另眼相看，很快取得丰富资源。同时王军涛也经常与中共方的官员接触（王军涛专访(4) |明镜杂志2013年）。1997年2月邓小平去世时，王军涛还专程去中共大使馆送花圈悼念邓小平。同年获中共方之邀作为指标人物去看香港回归，王氏未去（王军涛专访(6) |明镜杂志）。同年秋天王军涛有意擅自取消抗议江泽民访美的统筹活动造成混乱，引发合作者如民联、民阵等的批评指责。1998年中国民主党公开组党，据王希哲对笔者说王军涛是幕后有力支持者等。当时在北京组党的徐文立说：“陈子明曾在1997或1998年还专程让他的妻子送交给我一张字条，上写：‘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徐文立《陈子明一生不容易，请不要再强扶他上神坛了》2015年5月4日）1998年组党也是改良主义的产物，其前提是认为中共能够被改良且会接受政治自由化如结社自由等，这个幻想很快被中共严厉镇压打碎。徐文立也讲过第三共和，2009年后曾一度倾向民国派，赞成孔识仁主张的接续中华民国第一共和（临时约法确立的）和第二共和（1946年宪法奠定的），然后建立未来中国的“第三共和”，但是徐氏不赞成革命，2019年弃中华民国的“第三共和”转向混合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华联邦共和国”（这国号源于中共二大和七大的说法），与严家其相近。可见民运上层主流的改良主义路线和机会主义思维的影响力有多大！由于民运不成气候而渐渐被中共轻视，在这形势下，社经所派系的温和改良路线被日渐强大而骄横的中共所不满。2004年中共情治部门放风台湾媒体称王军涛、王丹领台湾军情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经费等等，且围攻之。王军涛在与中共联结上最终还是失败了，“现在一个科级干部都在耀武扬威”，不尊重他。王军涛只好转而赢回民主派的认可，2006年以后，“我现在转向激进化是因为共产党越来越拒绝改革”，所以“一直打到你跟我谈”（王军涛专访(1) |明镜杂志）。也就是说要以战促谈了，要发动激烈的抗议活动。2010年4月王军涛主导且宣布“中国民主党等团体从此组建为新的中国民主党”，即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做成了目前最大的海外民运组织之一，民运和政庇业务兼行。对于王军涛的“激进”，另一个反共改良派人物杨建利还表示过不解，可见改良主义思想的风行之深。其实王军涛还是改良主义者，只不过因为失败和落魄而转向了激进的改良主义，仅此而已。

王丹1998年流亡美国后很活跃，且善用媒体，善于公关。王丹和王军涛的一体合作，也缓解了王军涛因为搅乱抗议江泽民访美的活动而陷入的困境。然后王丹、王军涛与台湾建立较深关系。这依靠的还是社经所派系在民运界和公知界的地位和作用，王军涛说:“台湾看中我和陈子明，从陈王开始，后来又看上二王。”（王军涛专访(6) |明镜杂志）陈水扁第二任期时金援二王数十万美金。马英九上台后，王丹来台湾在媒体上“冲锋陷阵”，打击马英九、国民党不遗余力，然后在“太阳花学运”里推波助澜。王丹深受民进党的器重。王丹在台揭露中共统治的罪恶以及中共对台的统战，也激起了一些台湾纪念六四和支持大陆民运的声浪。

“一主三线的路线”在王丹这些年的表现里也是明显的。王丹曾经对于“胡温新政”抱有超乎情识的期待，如王丹《政治改革已呼之欲出》(自由亚洲电台11/27/2002 19:45) ，王丹“胡温任期内肯定解决西藏问题”（中央社2004年10月6日）。王丹与王军涛等游说美国柯林顿政府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支持“中国”加入WTO。王丹还支持中共举办奥运。在对于“八九六四”的评价上，当年作为社经所核心去主导首联的王军涛认为李鹏“与学生直接对话”，“电视也直播”了对话，意思说李鹏5月18日已经让步而学生不让“割据广场”。对此封从德写了《六四42个问题──与王军涛商榷》作批判。（见六四档案网,2003-05-30）同为首联核心的刘晓波认为学运“削弱了民众对邓小平政权的信心，延缓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断了执政党走向民主化的渐进的自我改造的过程，使中国发生了全面倒退”。这是名为反思学运实乃反对由下而上推动民主化的路线，本质是“保共改良主义”的谬论，当时就受到刘宾雁、王若望的严厉批判。（见刘宾雁《走出幻想（之四）──刘晓波眼中的天安门》，王若望《关于八九民运的反思——与刘晓波先生的“对话”》）相比之下王丹要收敛一点，2001年5月王丹提出对六四事件的总体评价是：“学生有错，政府有罪”。2004年王丹在《六四参加者回忆录》里写道六四死亡300人。这与中共官方公布的数字差不多，但是海外的异议界、民运界还没有人这样认可，这可能算是首例，王丹这亲历八九民运的史学专业者不知何故有如此表现呢？社经所派系在八九之后的最大特点就是与中共保持联结，保持有执有让有讨好及劝谏的战略，又在公知和民运里占据制高点企图引导民运和公知的走向，其目的就是以战促谈，追求以对话和谈判启动政治自由化，再渐进走向民主化。所以陈子明、王军涛、刘晓波、王丹等对于中共都不乏有让有讨好及劝谏的言行，充斥了机会主义的不堪入目，但是他们也有严厉批判中共的，然后也有对于自由民主作出理论阐扬和行动追求的，也有“以战促谈”如八九民运时建立首联组织、八九之后发动《零八宪章》等。但是这种改良主义的路线，遭遇极权主义的中共的结果必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还涣散了民运和公知的意志，最终使他们的阵营萎缩，不成气候。这是路线错误的恶果。

改良主义的这些战略战术假设一下，如果遇上威权主义的英国国王贵族，足以打开民主化之门。或许他们“时空超越”去拜英美自由主义为祖宗为师的道理可能就在这里；如果遇上一百多年前的“族天下”的满清皇帝贵族则不灵了，维新派和立宪党的势力和手段要比他们强得多尚不得成果；如果遇上北洋军阀则或许可以赢得一些成果，有可能超过自由主义先贤的“好人政府”，或许因为这个，所以他们一直配合中共这方面的文化统战，大褒北洋政府的民国，大赞梁启超时代的“新中国”，大贬国民政府的民国，分化打击民国派，刻意抹杀国民党与北洋军阀之争的实质是民主法统和袁记法统之争、统一与割据之争。可惜了改良主义的这些大小人物们生错了时代。

社经所派系的遗憾是很多的，王军涛在海外是操盘与中共联系和对话的人。依王氏的夸张说法“他们几乎每月都会找我”（王军涛专访(4)|明镜杂志）。王军涛说90年代曾庆红“曾经在民运中布局。如果中国真的发生变化……或者他主导朝野互动。但事情总是被国安搞砸。”（王军涛专访(6)|明镜杂志）时过境迁了，中共国强大了，“现在一个科级干部都在耀武扬威”，不再尊重他了。（王军涛专访(1) |明镜杂志）王军涛哀叹道：“因为这个党已经不再是个以极权国家推行自己的理念或发展主义的威权政权了。”中共政权“如果是腐败利益驱动，你讲理没用”。他继续重弹从街头运动走向人民大会堂的老调。（王军涛专访(2)|明镜杂志）其实八九民运之前、八九民运之时，社经所派系都企图要走这个八九时证明走不通的改良路线。问题是这些改良主义者明明知道中共国是极权主义的，又为何说共产党政权是威权政权呢？这是明显的逻辑思维上的自我矛盾。这是为了维护改良的目的，不顾事实自我欺骗呢？还是为了骗取他人不反对改良呢？关于极权主义国家的本质和特征，仲维光先生阐发得很深入。极权主义国家可不可以改良成功呢？王天成深入研究世界各国的转型和中国大陆的转型问题，写有《渐进民主——知识界的玫瑰梦》，《从期待改革到呼唤革命》等。程晓农做苏俄和东欧极权主义国家转型模式的比较研究，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制度的改良没有出路”。（见程晓农《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模式比较》）王军涛、胡平、杨建利等改良主义者，都粉饰中共政权为威权主义的，而回避其极权主义的事实，因为威权主义政权可以有改良成功的可能性，极权主义政权是没有改良成功的可能性的，这是世界上的民主化的普遍经验确证的。但是他们为什么非要改良不可呢？因为利益乎？还是因为其他的目的呢？还是有难言之隐呢？

比起王军涛的被迫而无用的应战，王丹要年轻善“战”得多。王丹在台湾很活跃，利用蓝绿斗争格局为绿营“冲锋陷阵”，取得资源和较高知名度，又利用舆论打击中共对台的统战和台湾的红统，激起了台湾反中反共和支持中国大陆民主化的声浪。王丹在台湾的借力打力，令中共感到了威胁。其实王丹此举还是“以战促谈”的。王丹是深受王军涛等社经所派系内部的熏陶，他在脸书和推特上自称他要“致力于做一个温和，坚定，建设性的政治反对派”，2018年王丹、王军涛、胡平等建立“对话中国”智库。所以王丹还是念念不忘社经所系追求的以战促谈，最后通过对话谈判启动自由化，再走向渐进的民主化。这其实是八九时就证明走不通的路线，八九之后三十年更证明这是走不通的路线，而且使民主力量和知识分子力量在思想行为上自障自碍，不成气候，让中共窃笑了三十年。

中共“结构性控制”战略的胜利和改良主义互为因果

现在我们分析和诠释一下中共如何对付民主力量和知识分子力量的呢？！中共对付他们首先采取“结构性控制”，且兼行统战和高压统治。高压统治和统战是外在力量，能破其身而不能破其心，要“结构性控制”其心才是上策。如何“结构性控制”民主派和知识分子的“心”呢？所谓“结构性控制”，就是中共通过各种手段和资源来调节、影响民主派内部的结构，使民主派的结构有利于中共。而民主派因为结构错置，结果不知不觉中实行对中共威胁最小的路线，最终危及中共统治最轻的派系和人物反而占据民主阵营的主流、主导地位。然后中共再以统战和高压统治使海内外民主派不足以形成威胁，不成气候。具体直白了讲，就是压制颜色革命派，暗助改良派，这是路线上的“结构性控制”。再有就是能力上的“结构性控制”，压制能力强理念坚定者，暗助徒有高知名度而能力弱者或者机会主义者，使其居上位、占据资源。这样使民主派的路线错置、领导权错置、资源错置，其结果必然使其阵营涣散，不能成事。这就是隐蔽性的战略性的“结构性控制”，其作用远胜于统战。统战是分化其力量而打败敌人，“结构性控制”是先控制其心再控制其力，事半功倍，战必胜，不战也胜，比统战更高一筹。再进一步具体而言，“结构性控制”是借异议阵营内的竞争，力图控制民主派的路线，竭力让民主派流行错误路线，白费了力气却离民主化目的越来越远，并且暗暗促成威胁最大的对手边缘化，助成威胁较小的对手做大且成为主流者甚至于主导者。所以这三十年里，中共与民主派不战而胜负已分，战则必胜。中共这种“结构性控制”是民运和公知失败了三十年的首要原因。我们再拿昔日的西方对苏俄东欧的“和平演变”打比方说明，中共这种“结构性控制”犹如对于民运和公知的“和平演变”，使之最终走向自身的溃败。

民运界和公知界过去对于中共的渗透破坏和统战分化等反思了比较多，对于民运和公知的不团结和争权夺利也反思得比较多。其实这两者是建立在被中共“结构性控制”的基础上的，有了民运和公知的路线错置、领导权错置、资源错置，必定人心涣散，不成气候，中共的渗透破坏和统战分化必然活跃无阻，民运和公知的不团结和争权夺利必定层出不穷，无人可止。

从更大的视野来分析，六四之后中共丧失民心，党内也涌起不满，苏俄和东欧的共产党国家崩溃加剧民心思变，也令中共胆寒，且国际社会的压力较大，这是前所未有的统治危机。孤立无援的中共要生存就必然要与西方和解，同时可以削弱民主派的国际支持力。中共国更要追求发展才能避免苏俄式的崩溃，需要西方的资本和技术进入中国大陆使其经济起飞，然后以经济红利和党国民族主义这“两手”安顿和收买人心，同时让西方资本家赚钱影响西方的政策，这样的内外结合更进一步化解了民主派的国内和国际的支持力，巩固自己的统治，最终使中共国崛起，使西方国家望而生惧。但是中共要达到这个目的，有一个漫长而危机四伏的发展过程，在这过程里中国大陆的社会两极分化，各种矛盾空前涌现，群体抗议事件迅速增长，腐败泛滥成灾，人心思变。中共面临统治危机，但是只要民运和公知不起领头作用，人民普遍的不满情绪和遍地开花的维权运动就不会升级化和自觉化，更不会大规模集中发作，也就是说要使社会矛盾和民心不满不能危及到中共政权，只要“擒贼先擒王”，控制住民运和公知就好了。这样做就会使人民失去指路之“火炬”，民众一旦群龙无首就会堕落成乌合之众，不能成事。要达到这个目的，一味依靠维稳力量是不够的，还要“结构性控制”住民运和公知，使其内部发生演变，形成路线错置、领导权错置、资源错置，使其不成气候，以利于中共。改良主义的盛行，改良主义占据自由主义的主流，改良主义惧“民粹”走上层路线，知名度高的机会主义者占据上位和资源，等等，这一切正是中共“结构性控制”战略追求的结果。但是中共毕竟是外在的，无法独力达成这些目标。所以中共的“结构性控制”战略，民运和公知里的改良主义路线，这两者既是互相斗争又是互相利用的，这两者相反相成而造就出民运和公知的结构错置，改良派利在其中，受暗助从而占据了领导权和资源，执行必定失败的路线，这一切正中共产党“结构性控制”的“下怀”。应该讲老道的改良派——社经所派系是一个典型。

再举一个例子。中共过去需要西方的资本和技术，所以要向国际社会摆出开明形象，所以例外允许民运和公知里的一些危险度小且知名度高的派系和名人有政治自由的空间，满足西方国家对中共国“自由化”的期待。同时促成其“梦寐以求”的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加入WTO等，这些是达成其经济起飞的必要条件，无此就无以后的经济起飞。当年有多少民运名人和公知人物向美国国会和政府，表示支持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加入WTO等。这是路线错置、领导权错置等交织出的恶果。

习近平上台后自以为中共国“羽翼丰满”不惧西方，一改江胡时期的假装开明专制的“韬光养晦”，全面巩固极权主义统治，于是自由派的改良梦断而且受到打压和限制。可惜了，在过去中共的危机四伏的发展过程中，自由派的错误路线使得民运和公知没有革命意识，没有利用一时宽松空间发动社会，无所作为错过二十余年的时光和多次良机，到头来受到中共毫不怜惜的打压。

极权主义下的大小资产阶级和颜色革命的正确性

这里我们有必要谈谈极权主义和中产阶级、资产阶级的问题，因为要革命还是要改良呢？皆取决于这个前提。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认为：中国大陆兴起的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会追求话语权、利益和政经权力，最后朝野互动直至“对话和谈判”开启自由化，走渐进民主化之路。这是对于极权主义政权抱有幻想，刻意“错”把极权主义政权当成了威权主义的开明政权，制造理论认知和路线上的错误。如社经所派系的主张就是一大典型。

仲维光是深入研究极权主义理论的学者，他认为：中国极权主义产生于现代化和俄化，相反中华文化与之是对立的。所以我们说苏俄扶持的中共一入主中原就必须摧毁中华文化，因为现代中华文化是民国追求民主宪政的文化根基。中共必须以党文化配合党天下“紧缚”人心，外来模式的极权主义统治才能巩固。那么改革开放后，中产阶级是否是民主化的动力呢？党天下控制人身，党文化的熏陶“束缚”人心，这样产生的中产阶级不同于民国的中产阶级，更与西方的不同。仲维光认为现阶段中共统治者的基础除了红色资本势力，恰恰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工业化创造的对权力充满饥渴与贪婪的中产阶级。”“极权主义不会自行演变结束”，“极权主义专制一定要通过革命来改变，当然这个革命可能是和平革命，但是一定是革命”。（仲维光《传统专制、中央集权和极权主义的区别究竟是什么？》电子版）

程晓农在《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模式比较（下）》（载《中国战略分析季刊》第六期）认为：“在转型研究中多数学者都接受一种理想主义假定，即市场化有利于民主化，或者说，经济转型会促进政治转型。其理由是，中产阶级在市场化和经济发展中逐渐壮大，他们会支持民主化，而红色精英在现代市场环境中将接受西方文明和普世价值。这样的说法似是而非。在中欧国家，这一看法被证明是正确的；但在俄国，经济转型早已完成，而政治转型却在走回头路；而中国模式则证明，如果私有化基本上被红色权贵们操纵，其结果是建立红色权贵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样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但会阻滞政治民主化，而且可能帮助和强化红色权贵们巩固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如果经济转型在政治转型启动之前便已完成，例如中国的情形，已经成为资本家的红色精英会强力阻止民主化；民主化不仅会剥夺他们的政治特权，同样可能会追索他们非法获取的财富。所以红色资产阶级比保守的老共产党人更仇恨民主化”。“1995年李泽厚与刘再复曾出版一本对话集《告别革命》，主张‘要改良不要革命’。本文的分析表明，社会主义制度的改良没有出路。”世界上的共产党国家的民主化都是革命的产物，没有改良成功的，这是普遍经验，所以王天成研究了世界和中国的民主化问题，著文《从期待改革到呼唤革命》，《渐进民主——知识界的玫瑰梦》等，明确作出了“革命是中国实现民主转型唯一的选择”的答案。程晓农、王天成、仲维光从不同的思路和研究领域作出了中共国只有“革命才能转型”的同样结论，其坚实的理论基础就是极权主义的本质，世界共产党国家转型的普遍经验以及中共国特殊的国情。

中产阶级成为中共的统治基础，其前提是享受到中共国的经济起飞带来的利益，而忍受住不公不义且缺乏权利保障的专制统治。中共国的中产阶级大略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依靠市场和社会而存在的中产阶级，这是多数。他们在有利可图时就会对中共有“忠心”,利益受伤害了就会失掉“忠心”甚至于产生“贰心”。另一种是依靠国家经济和政府财政而存在的中产阶级。如军警、公务员、垄断国企的干部等，这是比较效忠中共的力量，但这是中产阶级的少数。也就是说大多数中产阶级会以利益得失为前提的，而滋生“忠心”或者“贰心”，他们虽然缺乏独立性和自觉性，但是以利益为首。如果中共发生经济大危机，他们遇上变革的形势，长期积累的不满就会发作，就会变成民主化的主力。红色资产阶级是效忠中共反民主化的，但是他们主要是上层大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里中下层甚至于中上层，在国家权贵资本主义秩序下，大多是“跪着赚钱”的，利益和财产缺乏法治的保障，自身正当的权力欲也被压制住。如果中共国经济发生大危机，他们遇上变革的形势，民主化将会建立法治且保障他们的财产和权利，结束国家权贵资本主义将会使他们获得私有化的经济动力，还可以让他们得到民主赋予的政治权力，这对于资产阶级犹如“久旱逢甘霖”，所以中下层的大资产阶级也会成为民主化的主力。

也就是说，有没有变革的形势才是关键，只有颜色革命才能造成变革的形势，有了形势，中产阶级和中下层大资产阶级就会随之而动，民主化大势就会确立，和平革命就会完全成为可能。反之如果没有变革形势的话，中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即使心怀不满，抱残守缺，也只会依附于中共统治者表忠心而不敢反对。那么如何发动颜色革命造成形势呢？这需要先进的知识分子传播思想，引导下层社会酝酿革命，为什么选择下层社会呢？因为下层社会得益最少、地位最低、受害最多，所以不满最大，反抗意识最强，而且对于广大的下层社会，中共控制力有限。所以要捕捉良机，发动下层社会开展颜色革命造成形势，就能使“跪着赚钱”的大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加入民主化进程，革命形势下的官僚集团就会“首鼠两端”最后分化瓦解，官僚系统的中下层特别是技术官僚会汇入民主化潮流里。只剩下中共统治集团和红色权贵资产阶级才是最后的敌人，民主化就会成功。

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可以说是世界民主化史上空前的大博弈，不能有任何教条可以当框框架架，没有发动社会动员民众，没有颜色革命的自觉意识，就没有博弈的实力和资格。在这种条件下，如果有所谓社经所系指望的“对话谈判”，也只会沦为统治者牵制民主派的小伎俩，甚至于对话者和谈判者反而会成为中共牵制整个民主力量、知识分子力量的“棋子”，这样的“对话和谈判”值得追求吗？会不会成为牵制革命发生的博弈术上的“麻醉剂”呢？所谓的“对话谈判”充其量是民主化程序过程中一个结果，不是原因。我们民主力量不能本末倒置，所以要追求的不是民主化过程中的这个小结果，而是要追求民主化的动力之源，要有源源不断的动力开展民主化进程，这民主化的动力之源就是颜色革命的理念和路线以及发动社会动员民众，无他者也。有了颜色革命，然后逼迫统治者来“对话和谈判”才有实质性的作用和意义。颜色革命只有从广大的下层社会发动，才能使中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中下层相继投入革命，革命和民主转型就会成功，并且强渡民主化过程中一时的纷乱，迅速全面转型，迈向统一的文明崛起的民主中国。

结语

要迈向这伟大的民主化目标的第一步，就是要发动颜色革命，这是艰巨的关键的一步。我们要全面反省这三十年来的失败，我们已经愧对了六四亡灵和这三十年里无数志士的牺牲和付出。我们必须省察：无论是自由派的反共的改良主义，还是改革派的保共改良主义，都是走“死胡同”。但是走了三十年的“死胡同”，自由派和改良派为什么还要释放以“和平理性非暴力”为方法论的改良主义的梦幻，遮蔽民主化唯一正途的颜色革命路线呢？这是值得人深思的。

民运和公知里这些争名位、争资源的主流者，为什么以错误路线影响整个民运界、公知界呢？你们自障自碍牵制大局而实有利于中共，甚至于有意无意自我审查配合中共，有执有让有讨好，有什么所求和所得呢？你们的以战促改革，以战促谈判，其实没有什么实力基础，只有借势借力而“战”的博弈术的小聪明，早被中共看穿。你们在八九之后不够强大且有危机感的中共眼里还算有利用价值。但是21世纪之后，你们在中共眼里越来越不值钱，在你们的面前中共“现在一个科级干部都在耀武扬威”。你们应该想一想整个改良派在中共眼里是“玩偶”呢？还是值得尊敬的对手呢？极权主义之下哪来的“独立的反对派”呢？你们长期奉行误导民运和公知的错误路线，现在知道不知道忏悔呢？虽然中共的“结构性控制”是对付海内外的民运和公知的“第一法宝”，破坏力极大且让人不知其所以然，但是没有老道的改良派的有意无意的配合作用，这“法宝”也就黯然失色了。这是民运和公知失败三十年的“病根”之所在。你们有意无意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是不是应该清醒清醒了呢？！

伍、自由主义是正本清源呢？还是被庸俗自由派与改良派的合体误导下去呢?

自由主义在海内外现状之鸟瞰

八九之前，由于被断裂了民国民主传统和“文化铁幕”的熏陶，没有几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受六四屠杀刺激，思想学术界有了大转向，1998年思想学术界的自由主义学者正式举“自由主义”旗帜，开展自由主义的言说。但是严格讲，所谓自由主义思潮至今二十余年，真正思想纯粹的自由主义者不多，但是有真诚心态的自由主义者特别是中青年人很多，他们构成自由主义的广大的中下层。中共国的最早的自由主义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的所谓“启蒙主义”时期，姑且称之为“启蒙的自由主义”如袁伟时、雷颐等人，其多数人有些偏左。后来的李慎之、谢韬等则属于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在1992年之后到2003年风行朝野一时，2003年之后被冷落和压制。同时20世纪90年代民国自由主义如胡适等以及新文化的自由主义传统、北大传统被怀旧出来，借助于自由主义传统的怀旧，也借助于经济自由主义流行的东风，1990年代中期以后，作为思想学术上的政治自由主义出现并且发展了，如刘军宁、朱学勤、秦晖、徐友渔、贺卫方、张维迎、高全喜、许章润、秋风、张千帆、许纪霖、任剑涛等。其中除了刘军宁等人之外，有些人偏左，再如许章润、秋风则是偏右翼的儒家，还有其他倾向的。21世纪还出现了一些更深入研究自由主义的专业学者。以上是大陆思想性的自由主义的状况。

作为政治性的自由主义，我们在前面也讲到，八九之后民运和公知思想转向，转向自由主义接上普世价值，以专制为敌。国内的自由主义有思想性和政治性之分，有思想界和异议界之分。而海外是自由空间，自由主义里这样的分界不明显，多数人有政治性的自由主义属性，反共色彩鲜明。但是无论是思想学术上的自由主义还是政治性的自由主义，大多或明或暗都是反共的改良主义的，极少人有革命立场。也有不少人在反共改良和保共改良之间持机会主义态度。

社经所系和“自由主义新道统”的误导性和大谬误

21世纪一开始，社经所系的何家栋就写了《20世纪中国的“新道统”——从梁启超到李慎之》，提出了“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是20世纪中国思想道统的四个代表。陈子明立刻随之写出《政统、道统与学统——对何家栋“新道统”说的一些思考》。这是高举“自由主义道统”大旗和编出自由主义的谱系，树立权威。也可以说这旗帜和权威谱系是自由派与改良派右翼（如李慎之）的合体，顾准则是一个从共产党里叛离且不深的自由主义者，是当前改良主义需要的象征性“英雄”，符合出身“一二九学运”的“两头真”群体（如李锐、何家栋等）的意趣，这样的谱系可谓费尽政治心机。尽管不少自由主义学者对此很不以为然，因为在他们看来这谱系里只有胡适是，梁启超还算是，顾准不深，李慎之不算自由主义者。也就是说这谱系里政治机会主义色彩太重，显得有点“乱点鸳鸯谱”而失真。但是社经所派系能量大，当然会有不少人吹捧扩大影响力。年轻的王怡在《宪政卮言》中直白：“如果说宪政主义是新政统，自由主义就是新道统。”攻击民国国统法统最甚的老改良派的袁伟时则写出《从陈独秀到顾准、李慎之》。此外徐友渔进一步说：“宪政的基础和理论框架只能是自由主义”。综合而言，他们是说自由主义是中国自由民主的新道统，这样也就是拥有“宪政主义”话语的主导权，这样就把其他的主义挤入边缘地位。《零八宪章》的主要起草人张祖烨，则近来写出《自由之火，生生不息——论刘晓波的精神遗产》一文，提出了“严复、梁启超、蔡元培三位先贤堪称中国自由主义的奠基人，是中国第一代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胡适成为公认的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从七六年‘四五’运动到七十年代末民主墙，再到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与思想解放运动和八九民主运动，……这一时期中国大陆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当推胡平、陈子明、刘晓波”再加上顾准。胡平、陈子明、刘晓波都是社经所系的，都是改良主义的。张祖烨这种新说法不仅“雄心壮志”很大，而且把社经所系的改良主义和自由主义合体的特质强加到整个自由主义运动里，企图使之成为正统。

但是真正看破中共文教“铁幕”而有历史文化常识的人，应当知道“道统”指即仁道即天道，也就是自周公、孔孟以降之“心传”，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人文理性的，任何制度规范和价值系统的终极本源应该是“良知”，用传统的话来讲：仁乃礼之本。道统同时也指以仁义为价值核心的历史文化大传统，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如果用西方话语来打比方说，道统犹如自然法，是中国的人文性的“自然法”。中国讲道统至上，政统学统等等次之，这是价值等差也是文明传统的规定。所以自古以来中国人以“天下为公”、尧舜之道为政治理想，以君子社会的“大同”为社会理想，并且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因此孙文讲三民主义是继承道统而来的，中华民国也是以三民主义和新儒家文化为主流，又以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为辅，所以在严重内乱外患中顽强建立起民主国统法统和现代中华文化，并且至今存续于台湾。这就是现当代中国的道统政统，无他者也。但中共国的改良主义的自由主义是非传统非民国的，所以不认同中华道统的，也不认同民国的现代中华文化和民主法统国统构成的现代中华文明。

所以说“自由主义是新道统”是“拔帜易帜”。中共国和马列文化是对于中华民国和中国文化的“拔帜易帜”，从此外来的极权主义统治了大陆，这是苏俄大力扶持的产物，也是现代化和西化（俄化）合体的产物。而当代大陆的自由主义有西方背景，也是现代化和西化（英美化）合体的产物，是在对抗新左派、马列主义的背景下产生的。但是这自由主义有改良主义色彩，甚至于相当多的人出身于改革派然后才转到自由主义思想上的，这自由主义的成员都出身于中共国的文化教育环境里，他们避免不了党文化和党天下的背景的深刻影响。所以这自由主义不可能成熟，何况八九之后至今走了三十年的改良主义路线。可以说这是有 “中共国自由主义”的色彩的。所以他们继承了中共国的反中国文化反民国的习性。所以他们竭力要反对的是主张颜色革命的民国派，他们竭力歪曲中华民国奉行的民主革命精神，竭力遮蔽民主革命的产物——民国的民主法统国统（这恰是蔡元培、胡适等全然认同和参与缔造的），抹黑民主革命和缔造民主法统的国父、蒋公等领袖人物，贬低民国主流的三民主义和新儒家文化。他们的主张和行径也是与民国自由主义先贤背道而驰的，是反第一代、第二代自由主义先贤的。因此可以说社经所系首倡的“自由主义是新道统”，这内涵上必然是对于民国民主传统和中国文化的“拔帜易帜”，并且不仅要树立自由主义一派独大的权威，还要树立改良主义路线的权威，或者说借树立自由主义权威之名，行巩固改良主义权威之实。这是耐人寻味的。

徐友渔说：“自由主义学说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极大的异质性”。这是婉转表达了自由派的非中国文化的立场。这种立场和观念在自由派里很有市场。那么这个“传统文化”指的是什么呢？是古代中国文化传统还是民国现代中华文化传统呢？还是这两者都是呢？其实无论否定哪部分传统都是错误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民国现代中华文化是根植于传统文化（含古代的）且融合西方文化的结果，三民主义和新儒家文化都是这样的硕果，民国民主法统、知识分子精神、社会传统等都由此产生。这句“自由主义学说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极大的异质性”里的“自由主义”，指的是洋自由主义的，是特殊的西方文明的特殊产物，而不是指特殊的自由主义里包含的普世价值。作为普世价值必定在任何文化传统里都能找到同样的“因子”，否则就不是普世价值了。把自由主义当成普遍性的东西，其原因无非有二，一是出于“普遍真理”的老朽思维习性，二是出于占据话语霸权和政治目的之企图心。所以应该反省的是“学步西方自由主义”和“西方中心论”，对于洋自由主义的“学步”和“失步”才是产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极大的异质性”的根源。再深究而言，自由派所谓的“第一代”和“第二代”的民国自由主义者如蔡元培、胡适等悉心参与的国家建构以及现代中华文明的民主化现代化的成就——中华民国的法统国统，这些都是我们的大传统。胡适等民国自由主义反传统反的是古代中华文化里的专制传统，但是自由主义终始不是民国民主化现代化的主流，更不是民国社会与文化的主流，三民主义和新儒家文化才是民国的主流精神，才是缔造现代中华文明的主流者。胡适等民国自由主义者是不反民国的，更不反民国建立的现代中华文化，自由主义在民国是批评者的地位和角色，与三民主义和新儒家文化构成相反相成的张力。但是被断裂了传统的大陆自由主义，却无视步入民主化现代化的民国的现代中华文明，要做“新道统”。这是浅薄的“自大”呢？还是出于当代“反革命的渐进民主化路线”和“未来中国必须自由主义化”的政治企图呢？如果说有“新道统”的话，那应该是有民国自由主义参与形成的现代中华文化，而不是他者，不是当下自由派自大自夸的“大王旗”。当代大陆自由主义要吸取的是民国自由主义的“西化”教训，然后升级为中华化、本土化的自由主义，没有本土化就没有中国自由主义可言。连中国自由主义都没有建构成，还谈什么“新道统”呢？难道“学步”和“失步”也能成“新道统”吗？幻想而已。

我们看看断裂了传统且“出身”于中共铁幕下的大陆自由派建构的“新道统”是什么呢？他们既不讲从古至今的作为中华文明核心的道统，也不讲民国道统——现代中华文化，更回避民国道统推动的产物——民主国统法统，也就是说不讲现当代的中国道统和政统，绕过现代中华文明，把自由派的改良主义色彩的一家一派的思想当成全中国“新道统”。这才是社经所系的陈子明和何家栋等人攀上政治制高点而呐喊“新道统”的真相。社经所系也因此可以占据话语霸权。

我们不禁要问社经所系的本质是什么呢？他们在八九之前是改良主义的出身，八九之后奉行过机会主义，后来成为“半路出家”的自由派，可以说是标标准准的改良派和自由派的“同床同梦”的第一位的合体。那么自由主义所谓的“道统谱系”的代表人物以及英雄榜是什么色彩的人物呢？是参加过苏俄扶持的中共叛乱、血腥土改、极权主义建政的，然后没有彻底忏悔的顾准、李慎之、林昭等，而且他们都没有多少自由主义理念，没有彻底反共，只是在受迫害和不义统治下有对于自由的追求。他们年青时的民主观太单薄而选错了主义和道路，与民国的民主化现代化和反共抗俄的道路作无知的对抗，后来在亲手参与的极权主义秩序的严酷现实面前，不得不转向回到初衷，所谓“两头真”的“一二九知识分子群体”大多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审视一下被硬推上“道统谱系”的陈子明、刘晓波、胡平等人，他们都是“反革命求改良”的。这哪里是什么“新道统”呢？不如说是借自由主义道统之名树立陷入“死胡同”的改良主义的权威，是挽救屡战屡败被众人质疑的改良主义。在习近平上台全面巩固极权主义的当下，整个改良派面临全面破产和被民主阵营“大拍卖”的下场，他们害怕在未来一无所得。

中国自由主义者应当站出来正本清源

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的主体是真诚的自由主义学者和庞大的中青年群体，社经所系等是谋略强、活动力大，起到引导性作用，然而是少数，是少数人起到了误导多数人的作用。社经所系对于自由主义这三十年的政治上的挫折和不堪，应当负有责任。

作为松散性的和理想性尚在的自由主义主体应该有所反省和有所作为了，不能再被别有用心的派系误导下去了。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合一难道是中国自由主义的真实面目吗？红色的“中共国自由主义”是中国自由主义的特征吗？改良主义与中共有互相利用一面，被其裹胁的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体制难道要发生关系吗？改良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合体，改良主义借中共“结构性控制”战略对于自由主义“恶紫夺朱”、喧宾夺主，中国自由主义要容忍吗？这一切恶果其实都是老道的改良派出身的庸俗自由派误导出的“杰作”，这是中国自由主义的水平和气象吗？习近平上台后，极权主义得到全面巩固和改良主义遭遇全面失败，广大的自由主义者应该站出来正本清源，应该捍卫自由主义的真面目，还自由主义的清白，应该站出来把改良主义从自由主义里清理出去，难道让改良主义的失败拖累自由主义也失败吗？自由主义者起来，结束中共对于自由派的“结构性控制”，清理与中共联结的企图主导中国自由主义的机会主义派系，这些人误导过八九民运，也误导了中国自由主义三十年，这一切应当结束了。否则的话，自由主义没有前途。真诚的自由主义者不能拒绝拯救自由主义，不能拒绝结束极权主义拯救中国。在此时在此地，真诚的自由主义者站出来，让人民看到你们的担当！

108年7月26日于台湾桃园

附：
民国派与自由派、改良派的系列对话 (一）
——和平非暴力论”与颜色革命是对立的，“梦想”岂能成真？
http://zhanlve.org/?p=7789

民国派与自由派、改良派的系列对话 (二）
—— 自由派“反革命的渐进民主化路径”和改良主义混杂的后果
https://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321546

民国派与自由派、改良派的系列对话 (三）
——改良派的源流以及少数自由派的觉醒
https://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334650

民国派与自由派、改良派的系列对话 (四）
——是“洋化”的庸俗自由派呢？还是中华化的真自由主义呢？
https://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346767

民国派与自由派、改良派的系列对话 (五）
——揭橥民主化之正确路线以及这三十年来自由派和改良派的路线为何全败？
http://zhanlve.org/?p=7780

民国派与自由派、改良派的系列对话 (五）
——揭橥民主化之正确路线以及这三十年来自由派和改良派的路线为何全败？

作者：孔识仁（李明）
刊于中国战略分析：http://zhanlve.org/?p=7780

目录

壹、以民主化为标准划分政治派别，分清敌我及他者 2
贰、改良派占据主流以及自由派和改良派合体的原因 4
中共的“结构性控制”和改良派占据主流及自由派畸型化的原因 4
八九民运教训延续至今和自由主义被“结构性控制” 8
知识分子问题是无解大陆民主化难题的首要因素 11
叁、失落本源的自由派在纲领和路线上的本质性缺陷 20
肆、社经所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与中共博弈三十年之必败原因 23
社经所系在八九民运里的表现与以后三十年的动向 23
社经所系的改良主义本质及其路线错误之严重后果 28
中共“结构性控制”战略的胜利和改良主义互为因果 37
极权主义下的大小资产阶级和颜色革命的正确性 39
结语 42
伍、自由主义是正本清源呢？还是被庸俗自由派与改良派的合体误导下去呢? 42
自由主义在海内外现状之鸟瞰 43
社经所系和“自由主义新道统”的误导性和大谬误 43
中国自由主义者应当站出来正本清源 47

内容提要：中国大陆的七九民运和八九民运都是改良主义主导的，1990年代自由主义举旗，其中大多数人曾经是改良派，自由主义有改良主义的一面。八九之后的三十年的民运和公知也是改良主义主导的，但是他们是失落了传统和本源的，这本质性缺陷表现为“一有全无”纲领和“反革命的渐进民主化路线”，这与共产党国家转型的普遍经验和理论逻辑冲突。自由派和改良派这三十年来的路线是失败的，且延续了八九民运失败的教训，这有中共“结构性控制”战略的因素。“渐进民主化”和改良主义路线得以成立的前提是不存在的，中共国知识分子的问题很大，大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极权主义的中共统治之下，没有走通改良之路的可能性。大陆民主化需要先进的知识分子力量引导，发动下层社会开展颜色革命，只有颜色革命造成形势，才能使患得患失的大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加入民主化进程，官僚集团会分化瓦解，只有中共统治集团和红色权贵资产阶级才是最后的敌人，民主化就会成功。但是革命派长期被民运和公知的主流排挤和打压，民国派的出现使革命派成势，民国派的纲领和路线与自由派相比有诸多优点。中共对于民运和公知、自由主义施加“结构性控制”，社经所系与之互相斗争、互相利用。以社经所系为典型案例，省察民运和公知、自由派和改良派与中共博弈三十年的必然失败的原因。追问主导民运和公知的自由主义将何去何从呢？

关键词：民国派，自由主义，改良主义，中共“结构性控制”战略，全面转型，颜色革命，“一有全无”纲领，“反革命的渐进民主化路线”，知识分子，中产阶级，资产阶级。

前言

中共已经强大起来，但是外强中干，力大而心衰。中华民国台湾在中共的优势压力下陷于分化和困顿，香港则陷于“煮蛙效应”和“一国一制化”，“雨伞革命”、“反送中运动”虽然悲壮，但是“自治”和“普选”的目标无望。而八九民运时，台湾和香港人都大力支持，但是民运三十年一无所成，实在惭愧和误国误民，特别羞愧面对的是与中共艰苦斗争和牺牲的香港人民，我们辜负了他们当年对于八九民运的支持和付出。我们必须全面检讨民运和公知，否则中共国极权主义猖獗，大陆民主化前途不堪设想，香港被逼上不归路，台湾愈来愈处于险境。要有出路，只有检讨民运和公知，实现大陆民主化才能根治一切的“病根”，中国才有前途。

壹、以民主化为标准划分政治派别，分清敌我及他者

目前中国大陆和海外的政治派别很多，大多以左派右派划分之。本文是以民主化的目的和路线为标准来划分政治派别，所以先排除民主化的最大敌人—中共的极权主义统治集团而另论，然后分析各派。以民主化的路线来划分，可分为颜色革命派和改良派，以民主化的目的来划分，可分为民主派与威权改革派（威权改革派以开明威权主义为目的）。

回顾从1979年“民主墙运动”到1989年民运学运，其主流是求“改革”的改良主义的，而且绝大多数是不反共的改良主义的。有革命意识的人士是很少的且边缘化的。八九之后的三十年来的中国大陆思潮和政治力量比较复杂，左中右三派都活跃，但大多数属于改良派。“新左派”、“新权威主义”是改良派里的极左，“民主社会主义”是中左，所谓“大陆新儒家”也属于中左。胡耀邦赵紫阳以来的“改革派”属于改良派的中右。体制内的“两头真”比较复杂，在左派和右派里都有，其中李慎之、何家栋属于改良派极右翼。很多知识界人士（如“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知识分子群体等）也属于改良派极右翼。自由派虽然有西方背景和资源为助力而声势较大，但是体制内出身的改良派极右翼如李慎之、王元化等，有名有位有影响力，所以自由派极力拉拢改良派极右翼，与“新左派”、“新权威主义”对抗，甚至于部分人拥立李慎之为“自由主义领军人物”，借之涨自己之势，却也无意中有了渐失自由主义之真的危机，庸俗自由派的兴起就是与自由主义的驳杂不纯有关。至于“告别革命派”分散于左中右三派里，没有统一的纲领，只有反革命求改良的共识。这是中国大陆的状况。民国派是不能划到左中右三派里的，因为民国派不是改良派，没有改革之类诉求，所以与上述诸派不同，是非朝非野的独立的颜色革命派和觉醒力量。

海外异议思潮与大陆的思潮在面貌上有所不同，但实质上大同小异。表面不同者，海外可以批评中共、怒骂中共，大陆不行；实质相同者，海内外的主流人物们都反共无力却指望中共改革而求自由化，然后再追求民主化。也就是说海内外异议阵营以及海内外民运，多数是反对派的面目，改良派的实质。六四之后有不少体制内出来的人物就是赤裸裸的改革派，但是因为有知名度也能得到热捧。海内外的革命派是很少的。

以民主化的路线来划分，只有民国派和少数觉醒的自由派属于颜色革命派，其他各派和庸俗自由派都属于改良派。

以民主化的目的来划分，民国派和自由派、改良派极右翼及民主社会主义派都属于民主派，新左派和新权威主义、中右的改革派、许多“两头真”人士等都属于威权改革派，其目的是追求开明的威权主义。遗憾的是作为民主派的庸俗自由派却走了改良派的道路，值得深究和反思。

贰、改良派占据主流以及自由派和改良派合体的原因

中共的“结构性控制”和改良派占据主流及自由派畸型化的原因

这种改良派长期占据主流的局面，其原因除了中共国经济起飞且极权主义空前强大控制社会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民主力量由于没有正确路线而无法兴起。民主力量没有兴起的原因有二，第一是中共“外部的结构性控制”（封从德有“结构性控制”语）和统战及高压统治。也就是说中共战略性隐性控制异议及民运阵营，再加以统战分化渗透以及国内的严厉打压。第二是“六四”之前占据主流地位的不反共的改良派，在“六四”之后多数人程度不一受自由主义影响，其中多数升级为自由派，但是面对强大的中共，无革命之胆识，于是继续“以战促谈”求改良，且利用中共“外部的结构性控制”战略和统战等空间，以“阴阳两面”垄断资源排斥异己，占据海内外异议和民运阵营的主流地位达三十年。庸俗自由派的兴起和“反革命的渐进民主化路线”盛行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此，所谓“民运贵族化”产生的主要原因也在于此。当代中国大陆自由主义的混杂无力恰恰是这些老道的改良派占据话语权和资源的后果。（这将在本文第四部分详细阐述）。

所谓中共“外部的结构性控制”战略，指中共对于不能直接控制的异议和民主力量，采取压制革命派、激进派，暗助改良派、温和派，宽对反华派的战略，并且压制能力强者，暗助能力弱者如助长其知名度、给予其政治空间等。这是隐蔽性的战略性的外部控制，其作用远胜于显性的统战。一般统战是打击主要敌人、拉拢和团结次要敌人。而“外部的结构性控制”指己方虽然在对方之外，且不能消灭对方，但是己方通过各种手段调节和影响对方内部的结构，使对方的结构有利于我方，不利于对方，从而通过对方的结构错置，使对方自障自碍，在不知不觉中难以实现自我的宗旨，削弱对于理念的自我坚持，最终使对方难以威胁到我方。这种“结构性控制”直白了讲就是：使用相反相成的方略，以资源和政治空间的予和夺作配合，借异议阵营内的竞争，暗暗促成威胁最大的对手边缘化，助成威胁较小的对手做大且成为主导力量，这最有效的手段是路线上的“结构性控制”。因为路线是“生命线”，路线正确就会结束专制实现民主，路线错误就会误入歧途白费力气甚至于离民主化目的越来越远。这比使能力强者边缘化，助长知名度高的机会主义者或低能者成为主流还要有效得多。中共面对民主力量和异议界、公知界，助长保共改良主义，限制孤立反共改良主义（如自由派），遏制和打击革命派。这样中共就能控制民运和公知的“心灵”，把主动权和胜券牢牢掌握在手。然后打压和统战兼行，使海内外的异议界和民主阵营不成“气候”。这是三十年来民主阵营和公知力量与中共博弈一直大事无成的真相。

此外另有乱华派、反中派和极端自由主义者，或者主张分离主义的甚至于分裂中国的，或者刻意贬低中国文化、历史传统、民族性、民族素质等，或者反中华文化和主张西化的，或者视人民力量为民粹且防民者，这些主张不可能正面影响国内民众，推动民众的民主意识，反而使人有较多负面印象，甚至于让人觉得这些主张会使中国民主化导向国家衰乱甚至于分裂，所以这些乱华派、反中派和极端自由主义者实际上起到了中共起不到的搅乱民运和公知的作用，所以中共要宽对他们，恐吓人民如果追求民主会导致中国如俄国崩溃衰败的下场，老百姓会受苦。也就是说中共把他们当成恐吓国内民众的反面教材，帮助“维稳”。这是中共“结构性控制”战略的一个次要的表现。中共“结构性控制”的主要方面，我们将在本文第四部分作详述。

现在提出两个问题，1、改良派占据主流的原因，2、自由派和改良派合体的原因。为了说清楚这两个问题，我们从两方面来谈。第一先对于八九民运以及以后三十年的民运界、公知界作一个结构性分析，第二再从思想和路线上作深究。

胡耀邦逝世引发了八九学运，保守派的长期运作加上邓小平对赵紫阳的猜忌（《鲍彤谈六四》法广台2019年），双方就学运展开角逐，但是依中共法则，邓和保守派有绝对的实力优势，在上层政治斗争中改革派倒台是迟早的事。就体制内外的改良派一方而言，当时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上层软弱无力，中上层改革派的抗争以陈一咨等“三所一会”发表的《六点声明》为首，但无济于事。其二，严家其、包遵信、方励之等带领体制内知识分子支持学运。其三，市民和工人的支持。其四、私营企业主（四通）万润南在其同情学运的岳父——中顾委委员李昌等要求下介入学运，力劝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其五，海外民运的支持。但是最有力量的是民间的陈子明、王军涛等人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社经所”）的介入，他们还结合了体制内外的知识界力量，又以王丹、刘刚、陈小平等直接介入学运，“首都各界爱国维宪社会协商联席会议”（以下简称“首联”）就是社经所主导下建立。所有上述力量都没有明确提出民主化的纲领（如普选、国家权力之分立制衡等，极少数人才有此意识），主要是模糊的民主口号和反“四二六社论”、承认学运是爱国民主的只反腐败没有反共反社会主义。八九民运所言的“民主”主要在所谓“社会主义民主”范围内，学生基本没有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想法。总而言之，这是一场改良主义的民运学运。就其提出的政治纲领的高度而言，还不如晚清的立宪党人的立宪纲领，更不如革命党人的民主共和的主张。

六四之后的三十年里，当年曾是改良主义的学运一代大略分化成五派，1、封从德等反思历史传统结合中华民国台湾，为民主化前途计，转进为民国派、革命派。2、许多人转进为反共求民主的立场，但是在革命和改良之间持机会主义态度。3、相当多的人畏惧了中共暴力和受制于“大国崛起”的民族主义情绪，继续走在改良主义旧轨道上，但是改良主义里又分反共改良主义和保共改良主义两派。4、也有不少人投降权势和国家权贵资本主义，向专制臣服，钻营有成，甚至于成为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从而背离了学运精神，自我否定成为“保皇党”。5、更多的人无奈于现实政治而淹没在庸众里为个人发展而尽心尽力。

六四之后中共改革派基本被边缘化，部分改革派转进成民主派，如李慎之、李锐等，构成了改良派的极右翼，李慎之还被部分自由派拥立为“领军人物”。流亡海外的改革派如陈一咨、严家其、万润南等，难以融入反共的海外民运，如严家其任民阵第一任主席，就与反共色彩强烈的民联刻意保持距离，由于改革派官员对于是否成为反共的改良派（即路线改良和目的求民主反共）呢？大多数人立场不坚定，或者情感难以认同，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理想里含有民主，所以改革派官员淡出了海内外的民运。六四30年周年前，严家其还表示30年不能庆祝中共国国庆非常痛心，六四平反后能回到中国还会继续庆祝中共国的国庆（见https://m.youtube.com/watch?v=j_7aad4UrD0）。海外的原体制内知识分子如王若望、刘宾雁、郑义等等虽然不象一些原改革派官员那样与海外民运难以和谐，但是大多没有成为革命派，至多成为反共求民主的改良派。原体制内民主派知识分子和改革派随着时间消磨，社会的活动力、影响力渐渐趋小，但是海外的异议知识界还是主要由他们构成，且由他们掌握话语权和相关资源。再者他们在国内公知界还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他们由于体制内出身，在能力上不如象社经所那样的民间化知识分子群体有活动能量。社经所及其影响的体制内外的知识分子群体在海内外的公知界、反对派甚至于民运里起到了较大作用，这是要重视的。

第二从思想和路线来深究的话，八九民运原来主流的是不反共的改良主义，六四屠杀之后举什么旗帜呢？六四屠杀导致反共呼声高涨，而且随着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国家的崩溃，随着共产党暴政历史的揭露，共产党及其所谓的“社会主义”不仅失去光环，反而成了众人唾弃的对象，国际社会对于红色的异议力量也不会支持。如此形势下，八九民运主流的“不反共的改良主义”共识必然崩溃，昔日的学运里、知识分子里的主流不可能不“改弦易帜”，也只有这样才能生存发展，在这背景和内在需要下，举自由主义旗帜成为海内外的多数共识，也就是说路线还是改良主义的，立场和目的是自由民主，这就是自由主义大旗的要义，也可以称之为“反共的改良主义”，这就接上了西方价值观、普世潮流，容易得到西方的理解和支持。其温和的改良路线也容易得到追求在华利益最大化的西方国家的认同，反之革命派会使西方顾虑与中共的关系而不支持且防范之。所以革命派是孤立无援的，但是中国的形势发展最终会使革命派成为主导力量，21世纪民国派的兴起使革命派成势。习近平上台后改良派梦破，唯利是图的西方国家则“梦醒”，当前的美中贸易战和新冷战危及中共统治，于是革命话语得以流行。

总之自由主义兴起的背景和源流复杂、成员复杂、思想复杂，须知八九民运时没有几个自由主义者。虽然在大陆举旗者以学者、知识分子为首，但是主要的还是经历过八九民运的然后接受自由主义思想的人士，但是这种接受的程度也是不高的，因为他们的“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有限，而且有意识形态熏陶过的“先有”、“先见”等，不纯粹。所以海内外的自由派阵营里是没有多少纯粹的自由主义者，反而实用主义者更多，机会主义者也不少。自由派这样的层次不高的总体结构，使得八九以来的旧有的改良主义没有被清算反而沉淀下来。这样单薄的自由派，面对强大的中共政权，再加上西方国家从在华利益出发惧革命选改良，所以必然延续改良主义路线。这有路径依赖性(Path－Dependence)，更有自由派的内外背景、国际国内形势、利害得失等综合因素的作用。所以中国自由主义如果要纯粹化，要找到自我的归宿和前途，可能路漫漫，甚至于要指望下一代。

从民主运动依靠的社会动力来审察路线问题。首先八九民运就是以学运和知识精英为中心的改良主义民运，因为改良主义局限性，当然不能发动社会动员民众，相反八九民运时民众同情和支持他们，他们当中许多人反而惧怕发动民众，唯恐触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中共政权的“镇压防线”，甚至于担忧中共改革不下去。六四镇压后，他们虽然易帜而高举“自由主义”大旗，但是在中共无所不在的高压统治下，患得患失，发动社会动员民众的能力依旧不具备，也缺乏此心，六四屠杀反而使之有畏惧之情。这是他们继续选择改良主义的内在原因。发动社会动员民众是革命派的路线，改良派只能走上层路线企图以压力和劝谏使统治者改良。

八九民运原来就是改良主义主导的，深究一下很多人在“六四”之后举“自由主义”大旗的路线上的诱因是什么呢？首先省察一下他们的洋师——英美自由主义。英美自由主义早期就是一套精英主义的话语体系，也是贵族和王权博弈的产物，并且有诸多的成果如英国大宪章，后来又演变成社会中上层和王权旧贵族特权的博弈，形成和平孤岛的英国的特殊渐进民主化道路，自由主义发挥了作用。再往下是社会中下层与社会上层的博弈，民主不再是上等人的民主而演进成全民的民主了，英式民主化才算完成，这时期社会民主主义兴起且担当重任，自由主义的地位和作用都大为下降了。直到极权主义的共产党和法西斯主义兴起时，自由主义才应声高涨。但是在极权主义的中共统治下，有阶级之间、人民与统治者良性博弈的制度和政治习俗吗？答案是否定的。自由派食洋不化的举“自由主义”旗帜，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要继续走改良主义的道路，与英美自由主义有似是而非的共鸣。其实英美自由主义是理性的且以社会力量为基础的，而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却是懦弱性的且不能以社会力量为基础，这是难言之隐。自由派解读英美自由主义而产生的共鸣不是理性上的而是这难言之隐上的错乱共鸣。洋自由主义对于中国自由派的路线上的诱因大概如此。尽管自由派误读了英美自由主义，举“自由主义”大旗与体制内改革派“同床异梦”，共走上层路线，不发动社会动员民众，与虎谋皮，结果必然是挟民运和公知的话语权三十年，结果整整失败了三十年，可以说庸俗自由派和改良主义合体是这全面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他们现在窃居民运界、公知界的“教主之位”而不甘让出，因为利在其中，习近平上台后他们依然梦死心不死。

八九民运教训延续至今和自由主义被“结构性控制”

从民主运动的本质而言，所有的民主运动都是以否定专制者的合法性为出发点，以自由民主为目的。就此而言，尽管八九学运民运规模很大，但是如果严格判断其性质的话，八九民运应该是思想不成熟的初级阶段的民运。因为他们是不反共的改良主义的（反共的人是很少的且边缘化的），他们是以反腐败与平反诉求（反四二六社论）为主，其追求民主和反专制的诉求是不够的，这是改良路线的患得患失造就的，改良主义是八九民运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但是由于目前海内外的自由派和民运的主流人士大多经历八九民运而来的，他们往往拔高八九民运的地位和意义，而不是反思八九民运的本质性缺失，出身改革派的群体则拔高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地位，两者结合把持话语权，利益在其中，人为把八九民运推崇成“民主图腾”，主导了异议知识界和民运的思想。这样子就必然缺乏反省和思想进步，三十年前八九民运的反革命的、改良主义的思想行为模式犹如“基因”，继续存活于知识界和民运里。这使得八九民运的本质性缺失被遮蔽，人们被误导进入改良主义的轨道，如优先争取言论自由、建立公民社会、结社自由（如1998年组党），优先推动维权运动、公民运动（其实中共统治下只允臣民而不允公民），并且回避否定极权主义的中共政权、中共国，为了改良不惜掩盖“社会主义制度的改良没有出路”（程晓农语），“革命是中国实现民主转型唯一的选择”（王天成语）的真相，掩盖唯有颜色革命的路线才是所有民主力量的唯一正确出路的真相，其结果使得人民力量在达不到目的的改良路线上被白白消耗时间和力量，中共只要下一纸红头文件，维权成果就会落空了，追求到的公民权利就会形同虚设，所有政治诉求就会遭遇严厉镇压，这就是极权主义的面目和八九民运以来三十年路线错误的真相。习近平上台以后的倒行逆施都是畅通无阻没有遇到有力的抗争，他应该感谢八九民运以来的三十年的错误路线，自由派和改良派都是功莫大焉的难兄难弟！

总之由于上述的诸多原因，八九之后的这三十年里，“学步”英美自由主义及其渐进民主化路径和“告别革命”成为主流观念，自由派的“反革命的渐进民主化路线”由此产生。值得玩味的是其中的“告别革命”说、“救亡压倒启蒙”说的提出和广泛传播且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实质是保共改良派的“杰作”。李泽厚等当年提出这类观念，很快相关的书和文章在中共国得到出版和受到热议，使六四镇压后普遍不满和寻找出路的各界人士，找到了安心配合中共的统治、发展经济、追求利益的理论依据。这有没有中共做社会思潮的“结构性控制”的作用呢？李泽厚是中共国培养出的学者，其保共改良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早在八九学运时知识分子对于学运的态度，“大体可以分为三派：其一，以温元凯为代表，道义上的学运派，立场上的政府（改革）派，在同情学运的前提下希望顾全大局，给政府脸面。戴晴、李泽厚也是这种意见比较坚定的持有者。”（见陈小雅《八九民运史》（中），1996年，页391）。秦晖在《改良未必更和平，革命未必更暴力》一文中透露李泽厚在1990年代晚期针对他写了一篇措词很强烈的《以俄为鉴，避免革命》的文章，指责仅仅做学术研究的秦晖等人的观点，“在近日数千万人下岗的中国现实环境下促动革命”，那口气就像在揭发“乱臣贼子”了。从这里可以看出“告别革命”说、“救亡压倒启蒙”说所倡导的“启蒙”，其真实的目的和现实动机就是主张反革命和保共改良。

再者，基于中国的文革经验，错位深入反思法国—俄国的激进革命，明确地提出中国应当告别法国传统，转向英美传统，由此思路清理中国思想和政治领域的遗产。这一思潮在中共国风行弥久，这方面最为引人注目的领潮人物是王元化。王元化曾经在1983年至1985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2012年被称为“习王体制”之一的中共中央实际上的二号人物王歧山，出于反革命的保共反腐改良的目的，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要求全党反思法国革命。可见这一思潮不仅是思想界的，更有中共高层对于社会思潮做“结构性控制”。

所以说自由主义思潮席卷知识界和民运界，其奉行“反革命的渐进民主化路线”的主张，中共必定很关注并且出于对于社会思想的“结构性控制”而助长之。中共的宣传部、统战部等不是不懂自由派讲英美传统、法德传统，其实最后是讲民主化路线，最终还是想要结束中共专制统治，所以中共必然会作出反制且企图“结构性控制”人们的思想动向，以利于统治。所以中共限制自由派主体的发展，但是助长其有利于中共统治的改良主义的思想路线，使自由派的宗旨和路线分裂错位，使其“神经分裂”而无力，同時反面促成了保共改良主义成为主流，这就是中共的“结构性控制”。

终极目标上反共的自由派和保共改良派共走反革命求改良的道路，这道路行得通吗？首先世界上没有共产党国家改良成民主国家的先例，理论逻辑上也讲不通。期待改良中共而自由化，然后再民主化，这是行不通的“梦幻之路”。这种路线只会使自由派与改良派混杂在一起，因为自由派惧怕中共极权主义“虎口”而不敢彰明其民主化目的，但是“铁幕”下的社会群众没有那么深的政治水平，只看到表相上异口同声主张改革的自由派和保共改良派，而看不懂两者在宗旨上的根本差异，所以最终自由主义的宗旨和目的被保共改良主义“淹没”不彰，自由主义被边缘化，保共改良主义反而被助长成主流。如此必然使得中共的“改革路线”——专制和市场经济结合，由于缺乏民间反对力量的冲击而巩固，中共改良了统治使红色帝国崛起，主张威权化改革的新权威主义、新左派等保共改良派也随之较有市场。到了习时代，被当局操控的党国民族主义泛滥成灾，险些使洋色彩的自由派有“灭顶之忧”，自由派进一步被限制被边缘化而更加无力抗争，而受这“伪自由主义路线”指引的民运和公知也同样无力化边缘化。这就是庸俗自由派和改良派挟持民运和公知的话语权达三十年的恶果。

八九民运其实已经给三十年后今天的失败和困惑预告了答案。八九民运的教训有二：1、体制内改良之路不通，随着胡耀邦、赵紫阳的失败，改良已经不可能。改革派必然被边缘化三十年且无限期边缘下去。2、八九民运的改良主义路线及其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法的全面失败。学运和民运的反腐败求政治改良的诉求不高，且秉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立场，戒严期间维护住北京秩序。最终遭到了党国武力的血洗。八九之后的三十年可以说大事无成，其原因还是改良主义路线及其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法。没有进步就必然收获同样的失败。可叹这三十年里寄望于体制内改革的声音绵绵不绝，特别是对于八九后至今的知识界民运界有较大作用的昔日社经所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多数还不悔悟。

知识分子问题是无解大陆民主化难题的首要因素

世界共产党国家的民主化的普遍经验就是唯有革命才能成功，无他途。这也是研究中国民主化和世界共产党国家民主化的权威学者的共识，如王天成、程晓农、仲维光等。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属于所有共产党国家里最特殊最艰巨的民主化。苏俄东欧共产党国家的崩溃惊醒了中共，中共得以吸取教训，以发展经济同时以国家资本主义控制市场经济的独立性，也就是控制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经济权力和自主性，使“经济基础”为“上层建筑”的中共政权服务且难以构成对于中共政权的威胁，然后又能催发经济增长和应对西方国家的经济优势。再者又建构红色权贵主导的大资产阶级，建立权贵资本主义，形成忠心中共政权的政治经济力量，“结构性控制”住大小资产阶级，驯服他们，使之难以演变成威胁中共的独立的社会力量。最后以“党文化”配合“党天下”，以镇压为后盾，以超过军费的维稳资源，控制整个社会。习近平上台后，最显着的特征是全面加强“党文化”和“党天下”一体化，加剧“国进民退”，以抗衡西方的党国民族主义、“中国崛起”为旗帜加强对于社会的“洗脑”和控制。等等。这就是中国大陆的“特殊国情”。所以尽管整个社会各阶层普遍不满，但是没有主导力量，就无合力可言，社会力量因为“群龙无首”而沦为“乌合之众”，不能成势。其中广大的下层社会很大，且中共控制力是有限的，但是下层社会从来是被动的松散的、缺乏自觉性的、缺乏资源和凝聚力的，需要先知先觉的力量来唤醒、号召，然后才有可能成为推动民主化的“先锋军”。先知先觉的力量只能由知识分子来担当，无他者也。

回顾历史，中国传统上是由知识阶层——“士人”来推动社会进步和文明的发展，到了晚清从士人阶层里分化出的革命党人和立宪党人缔造了中华民国，结束了专制。民国知识分子和传统士人一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性和独立性，而且在共和制下是社会的领导者和政府的引导者（或者“出将入相”），总之在朝在野构成了政治系统的中枢，形成新的习惯法和习俗制度，所以民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功用远胜于传统士人。这样子，民国知识分子担当起民主化和现代化的中坚力量的重任，在严重内乱外患和百姓普遍文盲及国贫之际，顽强缔造了民主国统法统和现代中华文化。外来的中共极权主义入主中原后，在大陆摧毁了中华文化和民国法统国统，消灭了民国知识分子出身的阶级——中农阶级、地主阶级和大小资产阶级，“改造”了知识分子，使民国知识分子消亡，同时培养和控制“红旗下成长”的知识分子成为中共官僚体系下的附庸。也就是说中共国的知识分子缺乏自觉性和独立性，被控制和被培养，缺乏社会领导力，这与民国知识分子的地位作用相反。极权主义的中共是严防知识分子有社会领导力的。再者与民国知识分子有引导政府的地位相反，中共国的知识分子是官僚阶层的附庸，官僚阶层在中共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里是中坚力量，是中共最高统治集团的“地基”。如此作一个确切的界定，知识分子阶层其实处在中共最高统治集团的“地基之下”。所以说中共国这种特殊国情决定了改良主义是行不通的，官僚集团不要改革，就不会有改良；没有最高统治者的同意，改革派官员也会一事无成；任何违反举动都会被清除，如胡耀邦赵紫阳等改革派的下场。依靠中共官僚体系的“地基之下”的知识分子推动改革而求自由化，这是根本行不通的，更不用谈民主化。中共国的知识分子的地位作用比较低，不足以达成改良主义必须要走的上层路线，所以说六四之后的三十年里，自由派和改革派依靠知识分子奉行改良主义路线必定是走“死胡同”的，其第一大原因就在这里。另一原因是：中共国的知识分子一直是中共官僚体系的附庸，配合中共的“党天下”而建设了主宰精神领域的“党文化”、红色意识形态，知识分子本身也被控制和被极权主义文化笼罩，缺乏独立性和自觉性。他们普遍是这等头脑和眼光的。即使从中共国知识分子里反叛产生出自由派，以“自由主义”为旗帜，也不可能改良中共，更不可能以改良主义路线求得自由化、民主化。而且以他们的“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能理解自由主义有多深呢？必是实用主义的误解多，深入理解少，错位错误却必不少。也难怪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深陷于实用主义、机会主义之中，派生行不通的改良主义路线。。

中国大陆的民主化，走上层的改良主义行不通，只能走下层的颜色革命。中国大陆的民主化也必须需要先进的知识分子作为领导者，发动社会动员民众，开展颜色革命。但是如前所述，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问题很大。解决问题的答案有二：1、要从知识分子受制于社会政治结构的附庸地位上觉醒，形成先进的公知群体。2、必须有革命的融入下层社会的自觉性且拒绝改良主义的幻想，先进的知识分子只有与下层社会结合才能引导出变革，走向民主化。现在教育普及，下层社会的人物也是高中以上甚至于大学的学历，所以不用惧怕民变会导致国乱，使民主化不成功，相反在教育普及、工商发达的手机时代，下层社会发动起来，会更容易有力量有自觉，民变之后是政治巨变，接着就是民主化。中国不会有苏俄东欧民主化时的无中产阶级、无资产阶级、无市场经济而导致的转型混乱，中国大陆具备这基础，必然会比苏俄东欧的转型要好得多。唯一的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开启民主化？答案很明确：使先进的知识分子觉醒，产生出一批有牺牲精神的先进公知群体构成引导革命的力量，发动社会动员民众，酝酿颜色革命，这是唯一的途径。颜色革命造成形势了，“跪着赚钱”的大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都会加入民主化进程，剩下的中共最高统治集团和红色权贵资产阶级才是最后的敌人，官僚集团会“首鼠两端”最后分化瓦解，官僚系统的中下层特别是技术官僚会汇入民主化潮流里。民主化就会成功。

所以先进知识分子的觉醒化和奉行颜色革命路线是实现民主化的关键。针对知识分子问题，仲维光讲得比较深和比较远，批判得也犀利且不留余地。仲维光在1990年代写了五篇《从东欧的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指出1980年代初期的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刘宾雁先生的许多报告文学，白桦先生的一些小说也是在党内改革派的支持和授意下写作的。金观涛等的走向未来丛书派知识分子，中国文化书院的活动，一方面是配合了党内斗争的需要，为“改革派”服务，另一方面也是要把积累了二十年的思想危机、信仰危机引入马克思主义的范畴，避免知识分子的越轨。这在金观涛给邓力群的信和他的文章中都有很好的自白，而邓力群等共产党领导人之所以支持他们也是因为此。实际上，在八十年代的历史上，他们也确实起到了这种作用。八十年代中期后包括电视剧《河殇》在内的文化讨论，也是在党内领导人暗示或组织下进行，为党内斗争服务的。《河殇》不是学术作品，它用的仍然是政治宣传的方法。金观涛等人自造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超稳定结构说法。而李泽厚先生1976年在四人帮倒台前不久，1983年在反精神污染时从美国给某些领导人写信，表示自己的忠诚，以及他们在这十几年来一直不断地向邓小平表示支持和献策，则更是公开的事。李泽厚刘再复等人六四之后的“告别革命”说是保共改良的，其“救亡压倒启蒙”是没有经验论和理性论作基础的政治化启蒙说，这一切是其出身的极权主义文化里的反向思维的产物。

“六四”之后跑到海外的改革派知识分子对“八九”民运的态度是积极的反动。对于这个论断，人们会觉得一下子难以接受。他们不是一到海外就积极组织民阵，抗议共产党屠杀人民，力主实行民主改革吗？怎么能说他们对民主化是积极的反动呢？！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得到说明：首先鉴于他们对于“八九”民运的评价，其次是他们对共产党的表态，第三是他们关于中国未来前途的预设。一、这些人跑到西方，立刻开始清算“八九”民运。他们责备学生不和党内改革派合作，不懂得妥协，致使“八九”民运以“惨败”告终。二、这些改革派政治菁英、知识菁英率先开始了和共产党、邓小平的妥协与沟通。华生反对严家其《五一七宣言》中提出打倒邓小平。（《民主中国》第2期，第40页）。改革派知识分子的政治倾向上依附于共产党内的一派，他们的利益所在与民众不一样。“八九”民运的学生和民众拒绝把他们的民主诉求纳入党内改革派的轨道，对此改革派很反对。远志明通过《民主中国》致信共产党中央邓、李、杨（《民主中国》第2期），输诚说：“中国人不习惯西方人的生活”，因此“中国也走不通西方的老路”。“西方人的生活”即西方民主制度，“西方的老路”即“西方资本主义”。把民主说成是“西方资本主义”的，这展现的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三、这些“菁英”的“保守主义”还表现在对“八九”民运的“激进主义”的抨击，是鼓吹中国改革通过“新权威主义”和“科学”地回到社会主义。“六四”之后复兴“新权威主义”首推远志明。他说：“在中国必须经过新权威主义或菁英民主制的过度”，“最好的办法”是“缓慢地、可控制地走向民主化”，以集权防止“动乱”，防止中央失控。2008年12月8日，远志明主导的，与刘晓波一系的余杰、王怡还有张伯笠等19人发表《旧金山共识》，这与同期的《零八宪章》有呼应的默契，但是这《共识》被一些基督徒认为是和中共当局政治合作来“和谐”（控制）基督教会的（见高约翰《和谐了中共，悖逆了基督》，李大卫《我们这“一代人”应有的“共识”》）。

总之，在六四之后的前景不明朗时期甚至于许多年后，改革派知识分子以往的政治资本及其社会知名度给他们带来常人不能企及的特殊利益。于是我们就看到这些并不主张民主的党内改革派到了海外连摇身一变都不用就成了“民主”菁英，在国外既得“民运”的利益。他们再次利用了封闭的世界和开放的世界之间的不对称，他们继续吃政治这碗饭。中国“改革菁英”的这些优越性是东德等国的上层知识分子望尘莫及的。如果中共如东欧共产党一样垮了，他们就什么也不是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这些改革派知识分子在辩护“十年改革”、胡赵改革派和“两头真”的中共民主派（如李慎之等），更激烈、更坚决、在政治上更保守的原因。所以说改革派知识分子在落魄时他们会暂时混杂在民主运动中；但稍一得势，他们就要严重阻碍中国民主化进程。正因为此，与东德上层知识分子相比，对于八九年的民主运动东德上层知识分子是哀鸣，而他们却是积极的反动。

总之，改革派知识分子不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绝不是独立知识分子。其中的共产党智囊其实不要真才实学也不能有独特见解，特别是当这种见解不符合党的路线和利益时，这些改革派知识分子是靠着看党内斗争的风向、投合某一派，并且琢磨与迎合主要领导人的心理，为他们的主张和意见提供理论说明和“科学”论证，因而成为改革的理论权威的。

“一九八九年，在大陆民运被镇压后，在党内斗争中失败的改革派知识分子，以及那些持不同思想的知识分子，如苏晓康和今天的李泽厚刘再复戴晴乃至金观涛甘阳等人的表现无不反映了对于社会由极权向民主演化过程中的这种反动。他们一方面依靠西方的帮助逃到海外，另一方面在思想上和生活上感到失去了封闭社会知识分子特权的屏障，从价值到方法在西方都找不到认同的基础，因此大骂西方，甚至从反传统变成拥护传统，哀叹苏联等共产党国家一夜间的崩溃”。（仲维光《封闭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学术与政治（三）》，1995年）

仲维光的《从追随专制到逃避自由—对文革到六四历史时期的再思索》，是很罕见的深度批判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一部大作。他写道：“从文革到六四，中国民众没有能够彻底摆脱共产党的极权专制的历史教训是，在共产党的文化中产生不出真正具有自由、人权和民主的文化精神。如果说，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前，人们在成长中能够自然而然地汲取到这些人类社会的优良传统，那么在五十年代后，在共产党文化中，如果没有经过痛苦地反叛，就很难获得真正的自由民主精神，其结果就是使中国追求自由民主的努力再次流产”。“检索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差不多所有的所谓的政治和文化运动，几乎都不能够和此前三十年东欧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思想或者政治活动相比。例如魏京生七九年西单民主墙的诉求是走南斯拉夫的道路，共产党要实现第五个现代化。而此前二十多年，南斯拉夫的德热拉斯就已经在《新阶级》中彻底对共产党绝望（笔者必须要说的是，笔者对魏京生极为尊敬，他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能够大无畏地以身试法）。至于根本没有走出意识形态的政治论战，陷入共产党教科书框架之内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和人道主义辩论，也都远远没有达到五十年代在波兰、匈牙利、苏联所发生过的哲学讨论。而八十年代的《走向未来》丛书、《北京文化》丛书、《华夏》丛书，则更都是在有上述共产党干部和‘知识精英’背景下产生的。它们的思想基础、探索方向，对二十世纪历史和政治、思想的认识，对文化和传统的看法，对共产党的定位和分析，都根本没有合上世界追求自由民主的思想潮流，很多时候不仅错位，而且根本上就是对立的”。“从文革到八九，最令人注意的是，这些号称自由民主派知识份子，在八九年再次爆发声势浩大的民众对共产党的不满的运动中，他们之中一部分人积极充当共产党领导集团中权力斗争的代言人插手学生运动，而另外以自由派自居的一派则令人惊异地远离运动、远离历史，据说是要保持学生运动的纯洁。这也是中国独特的现象”。自由派、民运、公知的最大的问题是被断裂了传统和本源。回顾历史，“自三十年代末期以来，正是于光远、李慎之，乃至李泽厚等这一类知识精英在协助共产党，利用排他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在中国建立了封闭的社会，封闭的共产党的文化。在中国和世界之间建立了一道有形的政治墙，无形的文化墙，阻断了中国社会和世界的联系。这一批人有的人自己曾经或者一直在共产党主宰意识形态、教育、文化和科技领域担任要职，有的人则是文化和科技领域中共产党意识形态的代言人”。而这些知识精英的思想对于七九民运、八九民运，以及当前民运和公知的影响都很大，其余绪一直至今。“当代著名的政治学家，自由主义思想代表人物达蓝道夫（R.Dahrendorf）在对共产党极权主义的分析中说，这种极权主义的两个显着特点是，一是它反对近代自由人权民主思想传统，二是全面反对人类的各种文化传统。三十年代以后，正是李慎之、于光远这一批知识精英，继承了五四运动以来的多元思想中的一种倾向，在中国社会建立了第二道墙，这道墙屏蔽、隔绝中国文化传统。……无论共产党如何，都比过去的封建社会和中华民国好，都比历史上的一切时期进步。罪行不是共产党固有的，而是中国传统遗留的，不是共产党的极权主义思想有问题，而是中国文化”。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民国传统被断裂，这是中共“党天下”追求的恶果，也是中共的知识精英起的作用。“它使得五十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知识份子、学生根本不了解上一代，以及中国传统知识份子的探索。陈寅恪、洪谦、黄万里等人，在他们眼里是遗老遗少，是被淘汰的西方资产阶级知识份子。 ……最近二十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年轻一代对于前辈知识份子、知识传统的重新开掘几乎都是在黑暗中自己摸索出来的，例如谢泳等人对于西南联大，对于民国以来的知识份子的重新认识。他们几乎都是靠自己的感觉重新发现、找到老一代知识份子，以重新开掘他们创造的财富”。但是，反思共产党政治和文化，与找回传统本源是相辅相成的，是同等意义和作用的。然而变成民主派的原中共知识精英对于中共的批判，“以他们貌似公允的批评假象，在从文革到六四……它对于每一个共产党的罪行，无论大小，首先解释为某个人的失误。他们要人们相信有一个好的共产党领导人，有一个好的共产党，有一个真正的、好的马克思主义，……其次，在上述思想基础上，共产党的罪行，当代极权主义罪行被他们解释为根源于中国传统，而不是共产党制度及其思想。……正是所谓‘中国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协助了共产党，才转移了民众的注意力，转移了一些本来可以有为的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批判方向”。

“回顾文革到六四，我们应该看到自由主义精神在中国社会、中国知识界的重生，依靠他们是绝对不可能的”。“ 笔者认为不是如方励之先生所说的，中国的农民太多使得中国实行民主困难，而是五四以来一部分知识精英，尤其是包括方励之先生在内的两三代共产党文化中的知识精英，不仅追随、协助建立了极权社会，而且阻碍、误导了其后民众朝向民主化的奋斗”。

仲维光指出：“共产党集团也已经学会巧妙地利用他们的擦边球化解社会的不满，并以此损害、乃至摧毁真正自由派知识份子等完全与共产党文化不兼容的新的追求。他们在严酷打击包括法轮功信仰在内的的一切言论、一切活动同时，对这派知识精英，包括李慎之式的一般的批评，则‘网开一面’，甚至允许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出国，给他们一定的活动空间。他们不仅利用这种方法导引和防止了批评升级，而且还更积极利用这类知识精英的精神和文化特质，对抗打击真正的自由派人士、持不同政见者和法轮功。很多这类知识精英也非常会利用共产党给与的方便，‘里外通吃’。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戴晴。今年出现的丁子霖致高智晟公开信，最近的余杰王怡在会见布什总统时排斥郭飞雄事件，也都在相当程度上染有这种性质”。这其实也是中共“结构性控制”战略的表现。“另一个与此紧密相连的手法是收买政策，对于所有这类的知识份子从物质上给与各类优惠和照顾，让他们明明也感到未来国家面临着巨大的灾难，但是由于暂时相对舒服的生活，而更愿自欺欺人地沉溺于安逸”。

对于从共产党转变而来的民主派知识精英要有客观的基本判断，“在回顾、思索从文革到六四的历史变化情况的时候，我当然不是全面否定李慎之等这两代共产党，或者其周围渗透着共产党文化的知识份子，而要说的是，他们或许能够使得共产党宽松一些，但是却绝对不能成为我们的旗帜，特别是把他们作为“自由主义”的旗帜，因为套句马克思的说法，他们的臀部带有极权主义的印章”。这是相当中肯的，也是一针见血的批判了陈子明、何家栋等社经所系与其他自由派的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说法和做法，

仲维光是研究极权主义的大家，对于“极权主义理论”在西方的或沉或浮的遭遇有精辟的分析和论断。针对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和民运里否定当代中共国是极权主义的，而冠之以“后极权主义”、“威权主义”，有深刻批判。其《自由文化运动与中国知识传统的重建——极权主义及其文化问题批判》一文写道：“极权主义这个概念之所以出现也是因为使用传统的这些描述独裁专制的概念都无法表达出现代共产党专制和希特勒法西斯专制的特点”。“八十年代以后发展到今天的的中国共产党社会和希特勒的极权主义越来越多相似性，这就是邓小平对共产党的贡献”。“但只说弗里德里希和阿伦特所说的极权主义特征，中国共产党就都基本上仍然在继续坚持，如一党专制，对意识形态和媒体的垄断控制，对教育、文化事业的控制，无所不在的秘密警察，党控制的军队。而对内，复活的私有制、市场经济，仍然没有足够的法律保护，国家可以随时没收、剥夺民众的财产。对外，国际社会也仍然没有相应制约、约束中共政府的措施。这一切都和新加坡，以及第三世界的一些所谓独裁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陈子明提出了当代中共国是“后极权主义”的说法，这得到了胡平、王军涛、刘晓波等人的赞同。胡平甚至于认为现在的中共政权是威权主义的。冯崇义说：“中国在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已从极权社会转变为后极权社会。中共党内民主派是中国从极权社会转变为后极权社会的产物，中共党内民主派的历史使命，则是推进中国完成从后极权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型。”（冯崇义《李慎之与中共党内民主派》）仲维光批判道：“九十年代以来，和威权主义概念平行的，知识精英描述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另外一个概念是后极权主义。但是，这又是一个移花接木的概念。这个概念本来出自东欧共产党集团崩溃以后，由于东欧社会残存的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尤其是共产党文化，造成了东欧社会虽然已经步入民主，但是却存在着很多严重问题。针对这个特殊时期，人们使用了后共产党社会，后极权主义社会的概念来描述东欧社会。然而，中国的一些知识精英却居然混入这个潮流，把这个概念借用来描述仍然在力图完善自己的极权统治的中国共产党，及其社会。”“使用这个后极权主义和后共产党社会，所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是，人们会认为共产党已经变了，今天的共产党已经不是共产党了，今天中国已经不是极权主义国家了。这大约也是使用这个概念的某些知识精英的真实目的。”要对于改革开放后至今的中共国进行客观考察，“对于反传统性、反自由人权的封闭性的考察更可以使我们看到，最近二十年的中国社会确实代表了第二阶段的极权主义”。“现今早已经全盘西化的中国社会，为当代研究极权主义提供了一个标准模式，中国自邓小平以后的改革使极权主义从教条走向了机会主义、实用主义的第二阶段。”在这极权主义的第二阶段，知识分子学风依旧败坏，“三十年来的经验事实，已经无可争辩地证明八十年代以来的《走向未来丛书》知识精英群体，北京文化丛书派等等和今天的学风、知识界的状况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至于说到体改委、所谓北京经济学所等群体，那在研究文化问题的时候就根本更不需一提，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共产党的附庸和帮闲”。“在这一极权主义文化潮流中，继续所谓‘全盘西化’走下来的知识精英，从八十年代的金观涛、刘小枫，刘晓波，到今天的余杰等人，和力图推崇自由主义思想、文化、启蒙思想的知识份子们的分歧，是根本性的文化和思想的分歧，而不仅仅是个人道德品质问题”。仲维光对于社经所系和庸俗自由派有严厉批判，认为他们不是自由主义的，他们没有摆脱“党文化”。对于反传统的公知和民运，仲维光认为：“我认为知识份子必须立即停止对于传统、对于中国民众的谩骂和攻击。今天那种全盘西化、基督教化的观点和陈序经、胡适等三十年代以来的文化辩论中对于西化观点讨论已经完全不同，几乎完全是共产党式的”。

所以说“知识结构、文化精神的根本转变是革命”（仲维光语），自由派、公知、八九民运一代有多少人有这样的革命转变吗？不多的。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革命性转变，就不能摆脱极权主义文化和改良主义思想路线，就找不回民国的现代文化，担当不了未来中国大陆的民主化的重任，完成不了全面转型的构建民主中国、文化中国的使命。

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必须经过颜色革命才能实现，要颜色革命就必须以先进的知识分子力量为首，进行传播思想和酝酿革命，号召和引导民心，直至发动社会动员民众，捕捉良机引爆颜色革命造成形势，患得患失的大小资产阶级就会加入，最终结束专制开启民主化。所以知识分子要觉醒，要“脱胎换骨”，这也是对于广大民国派和真正自由派的基本要求。所以先进的知识分子必须作全面的批判和反思。

叁、失落本源的自由派在纲领和路线上的本质性缺陷

奉行改良主义的自由派和改良派，为了维护自己路线的主导地位，一起蓄意打击革命派如王炳章等，排斥作为颜色革命派的民国派。他们以七九民运、八九民运为中国民主运动之源，而七九民运和八九民运有本质性缺失，都是改良主义主导的，而且都是失败的运动，并且是被中共铁幕割裂了传统和本源的民运。

须知中国民主运动从十九世纪末就开始了，革命党和立宪党从革命和改良两条战线奋战，汇成辛亥革命和创立亚洲第一共和国，开民主法统国统之源，然后国民革命结束军阀割据统一中国，反俄反共抵抗日本侵略，缔造四六宪法（胡适赞其比美国宪法还好），台湾民主化后至今存续的就是这部宪法。可谓祖辈的民运硕果大哉！而中共国建立后，民主宪政和中华文化皆被毁弃，历史记忆皆被黑白颠倒，所以七九民运和八九民运都在“铁幕”之下，不知祖辈的民主成就和民主革命，被中共欺骗且被专制统治打击，只好选择改良主义。所以说七九民运和八九民运是断裂了自身传统和本源的民运，然后才会派生出“反革命的渐进民主化路线”、“改良主义”，且屡战屡败难觅前途。这是七九民运和八九民运以后至今三十年的民运和公知皆大功无成的深层原因。与此相反21世纪中国大陆民国潮兴起，三民主义和民国的现代中华文化精神成为民国派的“精神支柱”，四六宪法成为“第一路标”。经历了八九民运的辛灏年则从历史反思起步进而认同了中华民国。海外民运的创始人王炳章反思民运的问题，又受辛灏年的影响，走上了民主革命“重建中华民国”的道路。八九学运领袖封从德在海外较早提倡三民主义和继四六宪法而开中国未来，与大陆民国潮思想汇通。辛灏年这几年也不再停留于历史反思，也讲三民主义和四六宪法了。大陆民国派理论家孔识仁总结大陆民国派的主张，即：复兴民国开国立国的本源精神，接续道统、国统、法统而开来，阐扬三民主义和四六宪法、重塑革命的大陆国民党精神等，宣扬民国的民主革命精神和文化正统。海内外民国派皆再倡革命，这昭示了八九民运后的一大转向和进步，突破了前途无望的狭隘的旧路线旧思想，而且有了唯一的具体明确的全面转型的纲领以及未来建国的全面目标，即继四六宪法开政治未来，继现代中华文化开文化未来，继民国社会传统和在台公民社会开社会未来，以自由经济和国家支持以及民生主义开经济转型，以仁义王道和国家利益之合开国际外交。面对未来民主化过程里可能出现的风险和成本，民国派有强渡民主化过程中的政经衰乱的自觉，且自觉要避免民主化的领导权落入中共改革派和红色资产阶级的手里，从而拒绝“普京式威权化歧途”，克服分离主义，有全面保强中国且去共除乱的明确纲领。这是其他的公知里、民运里没有的。

民国派之外的其他公知里、民运里，基本是“一有全无”的纲领和路线。“一有”指只有自由民主的追求，“全无”指无传统，无具体明确的未来建国目标，无文化道统，无国统法统，无民族传统，除了市场至上没有应对危机、衰乱及大国竞争高压的“药方”，更无经济升级和文明大国崛起的大计。总而言之，就是没有全面转型的纲领和路线，更没有在民主化过程中克服危机和衰乱、民族离心力等，没有保强中国的明确纲领和路线。

就建国目标而言，自由派和改良派合作的《零八宪章》提出“中华联邦共和国”。而“中华联邦共和国”是中共二大首先提出的，然后七大重申的，赵紫阳的幕僚曾任中共社科院的所长严家其于八九之后承认中华民国是第一共和，但是认同颠覆“第一共和”的极权主义的中共国是第二共和，第三共和则采中共“初心”的二大的“中华联邦共和国”之说法，这是错乱倒置的机会主义“国统观”，表现了改良主义的妥协性和错乱性。《零八宪章》是自由派与改革派合作向中共“上书”求民主的，当然就尊奉此主张。这“中华联邦共和国”有错乱接续到中共国的危险。

这类只有自由民主追求的“一有全无”的纲领和路线，在民运界、公知界、异议界是占主流的，但是它能够动员民心发动社会吗？会有号召力、凝聚力吗？不可能有的，它的思想单薄，社会基础太小，又无历史传统的渊源和权威，是改良主义上层路线的产物。“一有全无”为什么要“全无”呢？因为要中共改良，不能与中共的国统文化历史的合法性全面冲突，所以不能“全有”只能“一有全无”，这犹如晚清的立宪派只要立宪，不能全盘否定满清，反而要保满清才行。所以这种“一有全无”的纲领和路线，实质上是“首鼠两端”的路线。但是这种纲领和路线的致命弱点也是明显的，直白讲就是“独木不成林”的“独木”，风易摧之；又犹如腾跃于人民之上的“孙猴子”，极权主义的“紧箍咒”足以控制之。总之其成事不足，实不能成势，更遑论推动民主化呢？但是这类的错误纲领和路线怎么会成为这三十年来的主流呢？耐人寻味，值得反思深究。特别值得思虑的是：中共隐性的战略性的“结构性控制”及统战与之关系如何呢？这在下面要详细探讨。

对于自由派和改良派现阶段的“一有全无”的纲领和改良主义路线，笔者不禁要感叹一下，如果说改良主义路线的实践是常常“捡了芝麻忘了西瓜”，那么自由主义就象留洋归来的郎中，一入中土就不知如何对症下药，乱开洋处方然后处处碰壁，结果变成了只敢用一、二味药的“一有全无”的呆郎中。自由派只得与改良派合伙“开店”，三十年来只能做小生意，做不了大生意。实在是愧对六四亡灵，也愧对在内乱外患中，在抗日反俄反共的烽火中，顽强制宪行宪的先贤先祖。民国大陆时大师辈出，今日自由派却笨郎中辈出，应该是与改良派同流合污做生意，坏了脑筋。

民国派是主张全面转型的，自由派等等是“一有全无”的单面性政治经济的转型主张。前面重点讲的“知识分子问题是无解大陆民主化难题的首要因素”，并且首推了仲维光的学术思想成果。仲维光全面批判中共国极权主义文化，厘清当代大陆知识分子的学术思想混乱和实用主义，树立自由主义学术思想运用于中国之典范，既保持了西学的学术严谨，又守住其学理运用于中国之适度。实乃当世学界之罕见。程晓农潜心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研究近30年来。著有《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模式比较》（载《中国战略分析季刊》，第五期及第六期）以及《一个国家能否成功转型的关键所在》系列文章五篇等。可以说，程晓农和仲维光的学术的领域是交叉互补的，其成就都是当代人绕不过去的。

程晓农提出：“制度转型包括政治转型、经济转型和社会（价值观）转型三个支柱，其中最难的是价值观转型”。“我提出了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这个概念，即多数社会成员的道德观、价值观以及个人日常行为的转变，而社会转型决定了政治、经济转型的成败”。“西方学者们的错误在于，他们忘了一个最关键的因素：转型国家选民原有的价值观念是不会随着民主化而一夜之间一风吹的，以往形成的价值观念将继续发挥作用。也就是说，政治制度或许可以短期内改变，但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却不可能如此剧变；制度可以重建，人却依旧不变，这就是转型国家的最大难题”。既要“变制”更要“变人”，这才是转型成功的关键。也就是说追求中国大陆的民主转型是不够的，单面性政治经济的转型弊端很大。进而言之要进行全面转型才能成功，也就是要弃中共国之旧辙，除了构建民主中国、经济中国，还要构建文化中国、社会中国，这样“变制变人”兼备，此乃笔者所言的“全面转型”。这是继往开来和民国的现代中华文明复兴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结束西化的极权主义中共国之必要，这对于民国派而言是必定要全面追求的目标。非此“全面转型”的目标，就不能继承民国先贤先祖的理想而开来，不能继承民国的现代中华文明而开来，不能保强中国而开出文明大国之崛起。所以要“变制”更要“变人”，“变人”才能优质化“变制”，这才是核心。没有这一切的自觉，枉称“民国派”。

肆、社经所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与中共博弈三十年之必败原因

社经所系在八九民运里的表现与以后三十年的动向

社经所及其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对于八九民运的作用是最大的。八九之后三十年里，这一知识分子群体也是海内外最有活动能量、论述力、影响力的。所以这里以他们为典型作一个分析，看看自由派和改良派合体的原因以及改良主义为何一直能占据反对派、民运界、公知界的主流呢？更要深究他们如何与中共博弈屡战屡败不见前途呢？

回顾七九民运，民刊力量几乎全军覆没。王军涛、陈子明等的《北京之春》、胡平等的《沃土》虽然停刊了，但人员没有受到多少打击，可谓硕果仅存。究其原因，这既与他们温和改良的立场有关，更因为王军涛、陈子明等《北京之春》与体制内关系密切，持拥护邓小平的立场，还配合打击汪东兴（见陈子明《高瑜：记者、院外活动家、人权勇士》）。此后胡赵执政时期，陈子明等借政经宽松创办和做大了“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社经所”），形成了中国大陆最大的一支民间知识界力量。社经所与改革派高官、体改所、社科院等保持密切关系，且吸收和邀约很多体制内知识分子，又与异议人士和大学生活跃分子保持联系。

1987年初胡耀邦下台，赵紫阳接任但孤掌难鸣，保守派力图卷土重来。陈子明、王军涛等认为“赵紫阳下台似成定局”，“当时准备以自己的思想成果与中共新一代领导人合作。”（谢小庆《我所了解的陈子明、王军涛》，1990年香港《百姓》杂志218期）但是陈、王及社经所主张改革，所以希望改革派继续执政。1988年底社经所的《经济学周报》发表了《严家其与温元凯关于时局的对话》，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镜报》等海内外多种报刊全文或摘要刊登。《对话》里，严家其主要讲不容许中国出现勃列日涅夫式的停滞。温元凯讲改革的停滞比失败还要严重。严家其忧心改革派被保守派击败，出现非程序性权力更迭。

八九学运发生后，陈子明、王军涛等指挥刘刚、王丹、陈小平等推动学运，并且有周密的计划。陈子明妹妹陈子华出版《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版），披露社经所在5月1日开过一个“所务委员会”，陈子明做“形势报告”，重点讲了“一主两翼”的计划，要求“以独立的思想学术界为主阵地，而以尽可能地接近权力中枢的咨询机构和尽可能地接近各种革命因素的民间政治活动为其强有力的两翼。”该文还说：“真正在‘政治高度共识’的基础上对所的核心层进行自觉的思想整合与组织整合，告成于此次‘香山会议’。许多单位和团体都卷入了八九民运，但他们或者是少数领导的决断，或者是完全个人性的参与，因为当时没有其他团体像社经所那样完成了向‘政治高度共识、资源统一调度和服从纪律约束’型团体的转化，能够以集体动员的方式有组织有分工地投入到运动中。……根据社经所的内部分工，王军涛、陈小平负责与学生联系，郑棣负责与新闻界联系，闵琦负责与学术界联系，费远负责与经济界联系，谢小庆负责与政界人士联系，陈子明负责协调整合。”（见《浴火重生》第463页）史学家陈小雅著《八九民运史》将之称为“三线计划”，并作了详细研究。学运领袖、研究八九学运的权威封从德也有此类论述。另有诸多亲历者的回忆作辅证。但是陈子明等这一方则颇有异议。综合双方之论述，主要是评价和说法上的分歧，但是王军涛等较早幕后隐性推动学运，如刘刚对于学运的策划等，再如王丹等发起绝食突破北高联的温和主张而激进，后来社经所为了保改革而公然与中共博弈，在知识界与学运结合上起到最大作用，并且力图使学运配合这保改革的整体战略。这是多数史家和亲历者的史实上的共识。

社经所负责人之一谢小庆在“六四”的第二年就发表文章写道：“五月十三日学生开始绝食后，受中央委托处理学潮的阎明复、李铁映希望知识界出面斡旋……将军涛接到统战部参加学生与政府的谈判。至此，才结束了不交叉‘状况’”。谢氏对于中共要缉捕陈子明、王军涛等人愤愤不平说：“今天，当局将自己请来劝架的人关起来，实在有悖情理。”（谢小庆《我所了解的陈子明、王军涛》）陈子明的《独立政治反对派的正义道路》（载《北京之春》2010年）写道陈子华在《浴火重生》中的一段内容：“经过表决，所务会议批准王军涛、陈小平、闵琦三人以个人名义参与中央统战部组织的斡旋活动。他们随即搭乘郑也夫带来的统战部面包车去中国政法大学，将学生对话团负责人项小吉等一部分学生领袖带到统战部会议室参加对话。由此开始，社经所被深深地卷入了运动的旋涡中心。”当年的辩护律师张思之2014年在《行者思之》里披露了王军涛之所以上天安门广场，是执行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等党组织交给的任务，说服学生退场，为欢迎戈尔巴乔夫访华准备条件。应该确切的说，中共统战部的委托，使社经所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借机全面介入和主导知识界以及学运，又可以与中共对话谈判，为了保改革作一次博弈。

于是社经所介入八九民运从隐蔽走向公开、从关键点走向全面展开。综合整个运动中的表现，可以总结出陈子明王军涛等的总体战略是：整合知识界，力争主导学运，且交通中共，这样以对话和谈判保改革且使学运落幕。既然要谈判，就要以知识界和学运之进退为实力基础，必然要“以战促谈”。陈子明认为：“首先影响学生，再通过学生影响全国，使事态首先稳定下来，才有可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见《反思十年改革》，香港《当代》月刊一九九二年出版，第415页)。于是以社经所为主成立首联即“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懵懵懂懂的包遵信被推上召集人的地位，各部门都是社经所的人主导，知识界面对危局没有多想就一下子被整合起来了，社经所取得主导地位。然后北高联是学生组织中最权威最温和的，却莫名其妙被一时“骗”出广场然后被王军涛等设计劝说而没能够再返回，广场上的学运权力被广场议会和广场指挥部掌握。陈子明等企图以王丹等主导广场指挥部、广场议会，从而主导学运，但王丹缺乏声望，毫无可行性，首联又无指导广场指挥部的权力，主导学运的意图落空。

陈子明、王军涛等重视博弈，希望与中共谈判解决问题。但是以对话和谈判解决政治危机，要在实力和法治的基础上。但是中共国的法治是中共的习惯法之治，也就是中共的“家法之治”，中共国的成文法（从国法到党法）仅仅是“门面”，而且中共国宪法也明文规定坚持党的领导，党领导一切。最高领导人的一个指示、一纸红头文件可凌驾于一切法之上，一切程序之上，可以废立任何其他的领导人，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都是如此。依中共习惯法，邓小平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最高决策者，依党领导一切的原则，党和政府、军队皆会听从于邓小平，而不是当时党总书记赵紫阳或者国家主席杨尚昆，更不是人大常委会以及委员长万里。如果打一个比方的话，邓小平如果比作理事长，陈云等中共元老构成的理事会可以发表意见但最终还要听理事长的决策，而党总书记、国家主席、人大委员长都只是权力有大小的秘书长而已。陈子明王军涛等主张的这种路线显然是不深刻理解中共独特的“金字塔型”权力结构，再者他们也不了解中共残暴统治的历史传统。中共镇压人民毫不手软。土改是夺财且杀人立威，村村见血。1950年代镇压反革命按人口比例杀人，杀人百万。三年大饥荒，饿死四千万人，但是没有发生大暴动，因为武装拦截使饥民不出村不出乡，使他们分散饿死在乡村。这是中共学习了俄师的经验，苏俄在乌克兰大饥荒时就采取这种措施。像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的残暴性远远不如前面列举的中共对待中下层老百姓那么残暴，但是因为打击到中共体制内的众人，所以反而被“深刻反思”且传播得很广。陈子明、王军涛等如果了解到中共的本质和根源，就不会构建那样的路线，也会预见到中共必然发动“六四屠杀”。但是红旗下长大的陈子明、王军涛等是不可能那么深了解中共本质的。同样文革后的大学生更想不到中共会这么邪恶。封从德讲得很直白，八九学运的失败在于学生的无知和没有真正的知识分子，这是一针见血的。学生不懂民主只有依靠革命才能获得的，红旗下成长为中共干部的知识分子只有改良意识，也无知于极权主义国家的民主化唯有革命一途。这就是八九民运必然失败的民运方面的根本原因。这失败的根源是很深的，直到今天还有人讲“见好就收”、“和平理性非暴力”、盼望改革等等，八九民运的改良主义旧思想行为还在改革梦破的今天积习成性地发作。这值得人深思再深思。

想以对话和谈判保改革及解决政治危机，这对于极权主义的中共是不可能的事。面对镇压的危险，学生一直面临是否撤出天安门广场的问题？北高联作为各大学联合的纯粹的学生组织必然是温和的，惧怕学运入险境。多数的知识分子如陈明远等依以往中共镇压的经验怕局势恶化也是主张撤出的。而广场上的学生（特别是后来广场人数最多的“外高联”）就激进一些，但是时日一久都身心疲惫，作为不够成熟的大学生有不定性也容易受影响。然而作为最有周密的路线和最有能量的陈子明、王军涛等社经所系知识分子群体，大多数是要求坚守广场的。因为赵紫阳下台，中共改革派已经失势，这时再没有广场学运这最大支撑点，整个路线不仅全盘失败而且一无所保，中共保守派就会全面胜利，不会给退场作什么让步，只会全面清算，所以6月20日人大常委会开会成为使保守派作一点让步的最后机会了。但是中共没有给他们任何机会，六四屠杀发生了。要坚守广场的团体撤得比谁都快且早就安排了后路，只有学生和市民去奋战最后撤出天安门广场。

关于广场学生的坚守和撤退的问题。有两个版本，一说“社经所成员自始至终主张学生撤离广场，并以此影响了联席会议的立场”（社经所及首联群体的回忆录《浴火重生》）《王丹回忆录》也说“撤出广场的努力失败了”、“尽管动员广场学生撤出来的努力没有成功，但我还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又称五二七是“在王军涛的建议下”才议决五三○撤出广场。这些都是集体性的一面之词，是当事一方单方面的说法。从多方来看，刘晓波回忆、包遵信回忆、十七位八九学生领袖写的《回顾与反思》（德国，莱茵笔会，一九九三年六月）、封从德《六四日记》、《八九学运为何未能撤离广场？》（香港《开放》杂志2014年7月号）、陈小雅《八九民运史》以及当时的报导等资料都可以互相印证，都可以证实社经所系知识分子影响下的首联是反对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而要坚守的。而且6月2日“四君子绝食”掀起高潮，也是王军涛等支持和刘晓波、周舵策动的。可以说陈子明、王军涛、王丹等社经所一些人的说法是与史实相反的，不但推卸责任，而且还要争话语权和道德制高点。六四之后，陈子明在秦城监狱还给党中央写了入党申请书；王军涛在被捕前的躲藏地还给邓小平写信，称理解邓小平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定海神针”……？！（陈小雅《关于『三线计划』的答问》，2013年）他们有灵活的机会主义的战略意识。

六四屠杀没有惊醒陈子明、王军涛以及社经所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相反血腥和强大的中共国令他们畏惧。六四之后，他们继续走机会主义的改良之路，又因为他们有民间知识分子的经历，所以活动能量、论述力、影响力都比体制内知识分子大而持久，以后三十年他们在公知界和民运界继续发挥较大的作用，所谓“自由主义”、“反革命的渐进民主化路线”（先求威权的自由化后求民主化）、“改革”等，都有他们的显著的作用力。例如：所谓“中国自由主义”最早理论家也是海外民运的理论家、前民联主席胡平，他在四十年前与王军涛陈子明先是民刊同道，后来“在北京高校竞选运动中，所谓‘联合行动’主要表现为原《北京之春》与《沃土》成员之间的协调配合”。陈子明推崇说：“胡平，可化名发表，形成学派，倚重”（见陈子明《独立政治反对派的正义道路》，《北京之春》2010年2、3月号）所以说胡平、王军涛、陈子明的关系可谓源远流长。胡平在八九学运前成为民联主席且执掌《中国之春》，当时刘晓波在美国与其关系密切，刘晓波发文要求中国大陆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支持中共开明派和《中国之春》（刘晓波《胡耀邦逝世现象的省思》，《世界日报》1989年4月22日）。刘氏还起草且由胡平等联署《致中国大学生的公开信》，提出七条如何开展学生运动的建议。学运发生后刘晓波回国，社经所主导的首联“本身的核心层则有王军涛、王丹、包遵信、甘阳、周舵、刘晓波等人。”（陈子华《我所知道的“社经所”》，载《浴火重生》，2004年版第485页。）。1989年6月2日掀起广场士气的“四君子绝食”是王军涛、陈小平等支持的，刘晓波和周舵为主策动的。胡平与陈子明、王军涛、刘晓波是有很深的关系的，他们在八九时使海外与国内互相呼应。八九以后的三十年里，他们的影响力也都是很大的。八九民运失败后，胡平总结出“见好就收”论，王军涛等认为这是博弈论的金玉良言。这是改良主义的大总结。

八九之后，前共青团中央常委、中央国家机关团委书记张祖桦也进入社经所。“1990年代以来，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在艰苦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学术研究。1991年底，闵琦、张祖桦、刘卫华等重新组建‘现代化与中国’课题组”（陈子明发文《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介绍》，独立评论网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667714）。张祖桦后来起草了《零八宪章》，《零八宪章》影响很大，刘晓波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2017年张祖桦发文宣称“中国自由主义的第三代传人，造成自由主义思潮的复兴，对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政治变革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观念导向。我认为，这一时期中国大陆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当推胡平、陈子明、刘晓波。”并且宣扬《零八宪章》“既能为当下的中国民主运动提供原则性指导，又能为未来的民主中国立宪建国提供根本性的旨要”。（张祖桦《自由之火，生生不息——论刘晓波的精神遗产》）社经所系知识分子群体至此力图使中国“自由主义”和《零八宪章》统合起来，以求更高的地位，又为陈子明、刘晓波树立了“丰碑”，还企图为中国未来民主化定下指标。这意图和“雄心”是很大的。

社经所系的改良主义本质及其路线错误之严重后果

但是社经所系知识分子群体本质上如何呢？我们先以陈子明和王军涛、王丹这三位领军人物作一分析。

陈子明的《独立政治反对派的正义道路》（《北京之春》2010年2、3月号）提到两处王军涛与胡耀邦的交往。1、《北京之春》停刊了。王军涛他们曾到胡耀邦家谈话，“胡肯定了他们的一颗赤子之心，但也告诫他们不能操之过急”。2、胡耀邦曾托二机部401所所长转告军涛，要他“不坠青云之志”。提到陈子明与胡耀邦交往一处：“我本人在79年也曾与耀邦有过一次长谈。那是当时《北京之春》代主编吕朴先生与我登门拜访耀邦。虽然我们是不速之客，耀邦还是见了我们。我力促耀邦改革，释放魏京生。耀邦先生论及改革很动情。……我还与胡启立、李瑞环、王兆国、张黎群、韩天石、袁庚等领导人接触过，他们的思想容量可以接受自由民主理念”。张思之的《行者思之》（2014年）明确讲陈子明和王军涛是“保皇党”。总而言之，八九年之前陈、王等都是不反共的改良主义的，甚至于可能是保共改良主义的。谢小庆所言更为传神，说陈子明、王军涛认为“赵紫阳下台似成定局”，“当时准备以自己的思想成果与中共新一代领导人合作。”（《我所了解的陈子明、王军涛》）八九之后的三十年，陈、王二人加上王丹基本上还是主张改良主义的，只不过是反共还是不反共呢？陈子明色彩不清，王军涛翻来覆去，王丹有反共色彩但还是有一点变化无常。我们可以确定社经所及其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基本是改良主义的本质。王军涛认为中共是“以极权国家推行自己的理念或发展主义的威权政权”。（王军涛专访(1) |明镜杂志）胡平和陈子明也有类似的说法。尽管这种判断有逻辑上的自我矛盾，如极权国家和威权政权是水火不容的。但是这对于想走改良主义路线的人来说，算是找到了思想依据，因为对于威权政权以压力和劝谏求改良，是可以说得通的。这种判断在社经所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里是流行观念，由此他们得以继续主张改良主义的路线。但是这个主张与世界共产党国家民主化必经颜色革命一途的普遍经验相背，也与王天成、程晓农等中国民主化和世界民主化的深入研究者的结论相违。

在八九民运时，陈、王二人是为了保改革“以战促谈”，以求对话和谈判解决危机。八九之后形势大变，王军涛、王丹先后流亡美国，陈子明守在国内。胡赵时期的宽松政治空间和政治人脉已经大为缩水了。陈子明从1989年11月21日至1990年4月6日，用“上书言事体”写了20余万字的《十年改革反思》，并且在4月12日上书。《反思》提出：“‘在最高层党政分开领导体制下，责任政府制度是无法实现的’、‘最高层领导人实行党政合一’比较有利，‘到十四大和八届人大时也未尝不可一试’。果然，经过这两次大会，江泽民身兼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几个职务……”（王之虹《风雨同行》。明报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38—39页）然后陈子明狱中发表《十年改革的经验与教训》（《中国之春》1992年第114期），总结出的中共改革经验如“稳定高于一切”、“和为贵”、“面向世界”等，四点教训“理论贫乏、计划阙如、组织涣散、人才匮乏”。同年陈子明出版《反思十年改革》一书（香港《当代》月刊一九九二年出版），思路都是这种机会主义的红色改革论，甚至于对于六四屠杀的说法都很有问题，引起了许良英、丁子霖天安门母亲们等批评。陈子明被中共判刑13年，实际坐牢5年左右。在狱中他可以读书和写作，在香港出书以及在反共民运刊物上发表文章，出狱可以把几百万字的文稿、几十包的书带出来（蔡咏梅《陈子明的传奇人生》），这在中共国有史以来的政治犯里恐怕是绝无仅有的。陈子明是在1991年被中共以"反革命煽动、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处13年徒刑的，但是同年社经所就在北京重新运作，张祖桦等新人正式加入。以后仅仅研究成果出书就达十多本，分别在北京等地和台湾、香港等出版。陈子明用本名以及喻希来、王思睿等笔名，就出了好多部书，如：《中国跨世纪大方略——未来五年社会经济发展前景》（陈子明、王军涛主编，明镜出版社1997年版），《21世纪的世界与中国》（喻希来、王思睿、何家栋着，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2001年版），《今日中国政治思潮评析》（王思睿、何家栋着，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2001年版），《世纪之交的战略性思考——中国历史、文化及现代化论纲》（喻希来着，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2001年版），《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研究》（喻希来主笔，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2002年版）。以上资料见陈子明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介绍》（独立评论网2007年）。社经所和陈子明在1990年代以来的出书之多在民间知识界可以说无人可及的，就是体制内的自由派学者也较少可比的。异议界更是很少有人可以在北京出书的，毫无可能出这么多书。此外在2004年5月，陈子明与何家栋共同创办的改造与建设网站公开运作，直到2005年8月被当局关闭。

1998年以后学术思想界掀起“自由主义”思潮，陈子明也写了不少文章，海内外社经所系知识分子群体也积极参与。他们还与李慎之关系密切，如李慎之、何家栋合作主编《中国的道路》（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这是社经所的研究成果之一（见陈子明《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介绍》）。思想界推崇李慎之为“自由主义之领军人物”，就有社经所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的作用，何家栋、陈子明还把李慎之列为自由主义道统谱系里的代表人物之一。2008年《零八宪章》由张祖桦起草，陈子明是首批签署人。陈子明、刘晓波死后，张祖桦发文宣称：“中国大陆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当推胡平、陈子明、刘晓波。”（《自由之火，生生不息——论刘晓波的精神遗产》）这应该是改良主义的新宣言，也是社经所系知识分子群体的再举旗。胡平、陈子明、刘晓波、张祖桦等都是社经所派系的。依张祖桦的设计，第三代自由主义代表人物里陈子明、刘晓波逝者已往，然树起丰碑令自由主义的众生景仰，胡平还在，张祖桦还不老，还要继续拥有自由主义和《零八宪章》的话语权，继续鼓吹改良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合一。

八九民运前，陈子明的“一主两翼”计划，要求“以独立的思想学术界为主阵地，而以尽可能地接近权力中枢的咨询机构和尽可能地接近各种革命因素的民间政治活动为其强有力的两翼。”八九民运时其基本路线是：以整合知识界和学运为实力基础，以战促谈，通过与中共的对话和谈判，使中共保守派让步，保改革且使学运落幕。八九之后从陈子明的二十多年经历来看，社经所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还是以思想学术界为主阵地，分别作三条线的布局，第一线是保持与中共的联结，适当输诚求和求政治空间，如陈子明狱中要求入党，向中共最高层献计献策，狱中上书20余万字的《十年改革反思》，其中提出反胡赵改革路线而“实行党政合一”。党政合一是产生以后国家权贵资本主义的中共权力制度的根基，很合中共最高层的心意。社经所也得以重新运作、出书等。此外王军涛等到了海外也另有表现（这留在后面谈）。第二线是保持在知识分子里的影响力。社经所派系把自由主义引向改良主义化，不仅如此还要造史为今用，以改良主义史观粉饰“梁启超时代”为“新中国”。陈子明死前一年还写出了《梁启超时代——被遮蔽的新中国》（共识网2013年）。总之要高举自由主义大旗，行改良主义之实，走“反革命的渐进民主化路线”。第三线有两阶段论：1，以战促改革，2、以战促谈判。“以战促改革”就是以压力和劝谏让统治者有经济自由化、政治自由化的改革。“以战促谈判”就是在“以战促改革”有所成效后，启动追求进一步政治自由化的压力和劝谏，让统治者让步，举行朝野对话和谈判，从而实现政治自由化，然后再下一步打开民主化之门。举例而言，如暗中支持1998年组党，这是在中共经济发展政治放松时，企图借国际社会的压力寻求政治自由化，结果全面失败。在中共全面建立国家权贵资本主义后，自由化改革无望，他们发起和推动《零八宪章》，作为发起人之一的刘晓波和起草人张祖桦都是社经所系的，这场求改革的“公民上书”，结果遭遇全面打压。可以说第三线的以战促改革是失败的，以战促成与中共的对话和谈判，启动政治自由化更是无以实现。我们可以把这种路线称为“一主三线的路线”，这与社经所派系在八九民运时“三线战略”的思维是有源流关系的，其最大变化就是第三线。八九时的“三线战略”是以学运为基础开展的，追求以对话谈判保改革且使学运落幕，更远的理想是：“将民主从马路上引向人民大会堂。”（《浴火重生》明镜出版社2004年，第489—490页）。八九之后，没有如八九学运之势可依托，以战促改革，进而以战促谈成为了现实目标。但是“战”无实力，一切就会成为空想。然而因为奉行温和的改良主义路线使社经所派系出现思维盲区，他们意识不到“战”才是关键，唯有发动社会动员民众才有“战力”，才可能“战”出胜利之果，只有这样才能吸取八九民运的教训而追求和依靠人民力量，只有如此才能合乎共产党国家转型唯有颜色革命一途的普遍经验和理论。但是这不是改良主义而是革命派的路线了，作为自由派和改良派合体的社经所派系不能接受，他们只好寄托走上层路线的“上书”、“宣言”的压力和劝谏，让统治者良心大发而进行政治改革，然后盼望“天赐”圆桌会议与中共谈判开启民主化。这是妨碍民主化的空想主义的，是八九之前的老朽的保共改良主义余绪“偷渡”到懦弱的自由主义里而产生的“并发症”，毁了三十年大好时光。在客观效果上（非主观的）意外帮了中共“天价”的大忙。

社经所系影响的庸俗自由派没有吸取八九民运的教训，反而沿着教训走下去。这“一主三线的路线”其实就是不要发动社会动员民众的，企图要以知识分子为主推动统治者改革的路线。为什么以思想学术界为主呢？是因为奉行改良主义，惧怕学生或者中下层人民起来冲击统治秩序，中共镇压后会再打压这些知识精英，“六四屠杀”吓住了他们。以知识分子为主，发挥他们有话语权的影响力，施压和劝谏统治者。但大多数知识分子被党国体制控制住和利诱住、威胁住，更重要的是：没有社会力量支撑的知识分子是软弱无力的。这就注定了“一主三线的路线”必定要做“三面人”。第一面要与中共联结好，讨好中共，向中共献计献策，诱其改革，还要与人民反对力量保持距离以免中共疑心。然后一面暗中与人民反对力量联系以备作万一之利用，这就涉及到第二面了。第二面要作出独立之态，宣扬名为自由主义实为改良主义的思想，保持在知识界的影响力，还要低调与反对力量联结。第三面就是一旦改革无望要以“战”促改革，这“战”也不过是上书之类的“群体性舆论战”，借用西方媒体和国际社会加大声量和压力才形成他们的“战力”。所以改良主义要做好这“三面人”是很不容易的，犹如川剧的“变脸”，必须要为中共献计献策，讲好话，诱其从善。但是这样做就要削弱在知识界的影响力，损害独立性和所谓“自由主义者”的形象。于是在对中共做好“劝谏”后没见什么效果，就要过一段时间反过来在理论上批评中共，大讲自由主义的东西，再赢回知识界的认同。如此反复变化，或者说有执有让有讨好，一张一弛。以“战”促改革也是这样，做完了上书、宣言等之类的“群体性舆论战”，就要求和，再向中共说好话，缓和紧张关系。过后遇到中共统治不顺了，就进一步说好话和谏话的混合，诱其从善，不然再施以舆论压力，故伎重演促其改革。这就是：见好就收，见坏就上。

这改良主义“真谛”的“一主三线的路线”，其博弈术的精要总结起来是：有执有让有讨好，一张一弛，见好就收，见坏就上。可是这一切面对极权主义的中共是无效的，反而被中共“牵着鼻子走”，反被中共“结构性控制”，被利用统战，最后涣散掉公知和民运的力量，中共政权却因此稳固得很。我们应该反思一下改良主义主导了民主力量和公知界三十年，那么我们离民主化是近了还是远了呢？是越来越远了，而且公知和民运的力量萎缩，师疲力衰。只有改良主义利在其中，收获颇丰，那么究竟收获了什么呢？改良主义以“自由主义”大旗收获了“教主之位”，圆了小我之梦，毁了民主化正确路线，这才是真相。而社经所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就是其中的主要推手。他们三十年来究竟造就出什么成果呢？是一无所获的政治自由化，还是遥不可及的民主化呢？

我们再谈谈王军涛、王丹。王军涛与王丹流亡美国后皆游说美国柯林顿政府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支持“中国”加入WTO。王丹还支持中共国举办奥运。

王军涛在八九民运之前被认为是“新权威主义”的，他自白说：“我在各种场合坚持认为，中国最大的危险不在专制，而在民主化浪潮过激而导致形势失控，演变成动乱和分裂，这在《国情研究》1989年第三期（湖南出版社的一本杂志）曾公开登过。为此，国内学术界与国外舆论都曾将我列为‘新权威主义’的代表人物，大加讨伐”。“我是反对用革命的方式与政府对抗的，在这个意义上，我倒是个真正的‘反革命派’。”（刘丹红《情义无价——救助王军涛纪实》。1995年3月。电子版）王军涛其实一开始不是坚定的民主派，他如果没有民刊《北京之春》和高校竞选及其反毛泽东演讲的经历，被中共处处打压，很难想象他这样保共改良派会成为坚定的民主派。八九学运给予一些有雄心壮志而被压制的知识分子梦想翻身的“千载难逢的机会”，王军涛、陈子明等就是这样的误判机会的人。王军涛流亡美国后组建“中国战略研究所”，依靠社经所派系在八九时的作用以及八九后依然存在的活动力，以及中共例外给予的社会空间，令美方另眼相看，很快取得丰富资源。同时王军涛也经常与中共方的官员接触（王军涛专访(4) |明镜杂志2013年）。1997年2月邓小平去世时，王军涛还专程去中共大使馆送花圈悼念邓小平。同年获中共方之邀作为指标人物去看香港回归，王氏未去（王军涛专访(6) |明镜杂志）。同年秋天王军涛有意擅自取消抗议江泽民访美的统筹活动造成混乱，引发合作者如民联、民阵等的批评指责。1998年中国民主党公开组党，据王希哲对笔者说王军涛是幕后有力支持者等。当时在北京组党的徐文立说：“陈子明曾在1997或1998年还专程让他的妻子送交给我一张字条，上写：‘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徐文立《陈子明一生不容易，请不要再强扶他上神坛了》2015年5月4日）1998年组党也是改良主义的产物，其前提是认为中共能够被改良且会接受政治自由化如结社自由等，这个幻想很快被中共严厉镇压打碎。徐文立也讲过第三共和，2009年后曾一度倾向民国派，赞成孔识仁主张的接续中华民国第一共和（临时约法确立的）和第二共和（1946年宪法奠定的），然后建立未来中国的“第三共和”，但是徐氏不赞成革命，2019年弃中华民国的“第三共和”转向混合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华联邦共和国”（这国号源于中共二大和七大的说法），与严家其相近。可见民运上层主流的改良主义路线和机会主义思维的影响力有多大！由于民运不成气候而渐渐被中共轻视，在这形势下，社经所派系的温和改良路线被日渐强大而骄横的中共所不满。2004年中共情治部门放风台湾媒体称王军涛、王丹领台湾军情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经费等等，且围攻之。王军涛在与中共联结上最终还是失败了，“现在一个科级干部都在耀武扬威”，不尊重他。王军涛只好转而赢回民主派的认可，2006年以后，“我现在转向激进化是因为共产党越来越拒绝改革”，所以“一直打到你跟我谈”（王军涛专访(1) |明镜杂志）。也就是说要以战促谈了，要发动激烈的抗议活动。2010年4月王军涛主导且宣布“中国民主党等团体从此组建为新的中国民主党”，即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做成了目前最大的海外民运组织之一，民运和政庇业务兼行。对于王军涛的“激进”，另一个反共改良派人物杨建利还表示过不解，可见改良主义思想的风行之深。其实王军涛还是改良主义者，只不过因为失败和落魄而转向了激进的改良主义，仅此而已。

王丹1998年流亡美国后很活跃，且善用媒体，善于公关。王丹和王军涛的一体合作，也缓解了王军涛因为搅乱抗议江泽民访美的活动而陷入的困境。然后王丹、王军涛与台湾建立较深关系。这依靠的还是社经所派系在民运界和公知界的地位和作用，王军涛说:“台湾看中我和陈子明，从陈王开始，后来又看上二王。”（王军涛专访(6) |明镜杂志）陈水扁第二任期时金援二王数十万美金。马英九上台后，王丹来台湾在媒体上“冲锋陷阵”，打击马英九、国民党不遗余力，然后在“太阳花学运”里推波助澜。王丹深受民进党的器重。王丹在台揭露中共统治的罪恶以及中共对台的统战，也激起了一些台湾纪念六四和支持大陆民运的声浪。

“一主三线的路线”在王丹这些年的表现里也是明显的。王丹曾经对于“胡温新政”抱有超乎情识的期待，如王丹《政治改革已呼之欲出》(自由亚洲电台11/27/2002 19:45) ，王丹“胡温任期内肯定解决西藏问题”（中央社2004年10月6日）。王丹与王军涛等游说美国柯林顿政府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支持“中国”加入WTO。王丹还支持中共举办奥运。在对于“八九六四”的评价上，当年作为社经所核心去主导首联的王军涛认为李鹏“与学生直接对话”，“电视也直播”了对话，意思说李鹏5月18日已经让步而学生不让“割据广场”。对此封从德写了《六四42个问题──与王军涛商榷》作批判。（见六四档案网,2003-05-30）同为首联核心的刘晓波认为学运“削弱了民众对邓小平政权的信心，延缓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断了执政党走向民主化的渐进的自我改造的过程，使中国发生了全面倒退”。这是名为反思学运实乃反对由下而上推动民主化的路线，本质是“保共改良主义”的谬论，当时就受到刘宾雁、王若望的严厉批判。（见刘宾雁《走出幻想（之四）──刘晓波眼中的天安门》，王若望《关于八九民运的反思——与刘晓波先生的“对话”》）相比之下王丹要收敛一点，2001年5月王丹提出对六四事件的总体评价是：“学生有错，政府有罪”。2004年王丹在《六四参加者回忆录》里写道六四死亡300人。这与中共官方公布的数字差不多，但是海外的异议界、民运界还没有人这样认可，这可能算是首例，王丹这亲历八九民运的史学专业者不知何故有如此表现呢？社经所派系在八九之后的最大特点就是与中共保持联结，保持有执有让有讨好及劝谏的战略，又在公知和民运里占据制高点企图引导民运和公知的走向，其目的就是以战促谈，追求以对话和谈判启动政治自由化，再渐进走向民主化。所以陈子明、王军涛、刘晓波、王丹等对于中共都不乏有让有讨好及劝谏的言行，充斥了机会主义的不堪入目，但是他们也有严厉批判中共的，然后也有对于自由民主作出理论阐扬和行动追求的，也有“以战促谈”如八九民运时建立首联组织、八九之后发动《零八宪章》等。但是这种改良主义的路线，遭遇极权主义的中共的结果必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还涣散了民运和公知的意志，最终使他们的阵营萎缩，不成气候。这是路线错误的恶果。

改良主义的这些战略战术假设一下，如果遇上威权主义的英国国王贵族，足以打开民主化之门。或许他们“时空超越”去拜英美自由主义为祖宗为师的道理可能就在这里；如果遇上一百多年前的“族天下”的满清皇帝贵族则不灵了，维新派和立宪党的势力和手段要比他们强得多尚不得成果；如果遇上北洋军阀则或许可以赢得一些成果，有可能超过自由主义先贤的“好人政府”，或许因为这个，所以他们一直配合中共这方面的文化统战，大褒北洋政府的民国，大赞梁启超时代的“新中国”，大贬国民政府的民国，分化打击民国派，刻意抹杀国民党与北洋军阀之争的实质是民主法统和袁记法统之争、统一与割据之争。可惜了改良主义的这些大小人物们生错了时代。

社经所派系的遗憾是很多的，王军涛在海外是操盘与中共联系和对话的人。依王氏的夸张说法“他们几乎每月都会找我”（王军涛专访(4)|明镜杂志）。王军涛说90年代曾庆红“曾经在民运中布局。如果中国真的发生变化……或者他主导朝野互动。但事情总是被国安搞砸。”（王军涛专访(6)|明镜杂志）时过境迁了，中共国强大了，“现在一个科级干部都在耀武扬威”，不再尊重他了。（王军涛专访(1) |明镜杂志）王军涛哀叹道：“因为这个党已经不再是个以极权国家推行自己的理念或发展主义的威权政权了。”中共政权“如果是腐败利益驱动，你讲理没用”。他继续重弹从街头运动走向人民大会堂的老调。（王军涛专访(2)|明镜杂志）其实八九民运之前、八九民运之时，社经所派系都企图要走这个八九时证明走不通的改良路线。问题是这些改良主义者明明知道中共国是极权主义的，又为何说共产党政权是威权政权呢？这是明显的逻辑思维上的自我矛盾。这是为了维护改良的目的，不顾事实自我欺骗呢？还是为了骗取他人不反对改良呢？关于极权主义国家的本质和特征，仲维光先生阐发得很深入。极权主义国家可不可以改良成功呢？王天成深入研究世界各国的转型和中国大陆的转型问题，写有《渐进民主——知识界的玫瑰梦》，《从期待改革到呼唤革命》等。程晓农做苏俄和东欧极权主义国家转型模式的比较研究，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制度的改良没有出路”。（见程晓农《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模式比较》）王军涛、胡平、杨建利等改良主义者，都粉饰中共政权为威权主义的，而回避其极权主义的事实，因为威权主义政权可以有改良成功的可能性，极权主义政权是没有改良成功的可能性的，这是世界上的民主化的普遍经验确证的。但是他们为什么非要改良不可呢？因为利益乎？还是因为其他的目的呢？还是有难言之隐呢？

比起王军涛的被迫而无用的应战，王丹要年轻善“战”得多。王丹在台湾很活跃，利用蓝绿斗争格局为绿营“冲锋陷阵”，取得资源和较高知名度，又利用舆论打击中共对台的统战和台湾的红统，激起了台湾反中反共和支持中国大陆民主化的声浪。王丹在台湾的借力打力，令中共感到了威胁。其实王丹此举还是“以战促谈”的。王丹是深受王军涛等社经所派系内部的熏陶，他在脸书和推特上自称他要“致力于做一个温和，坚定，建设性的政治反对派”，2018年王丹、王军涛、胡平等建立“对话中国”智库。所以王丹还是念念不忘社经所系追求的以战促谈，最后通过对话谈判启动自由化，再走向渐进的民主化。这其实是八九时就证明走不通的路线，八九之后三十年更证明这是走不通的路线，而且使民主力量和知识分子力量在思想行为上自障自碍，不成气候，让中共窃笑了三十年。

中共“结构性控制”战略的胜利和改良主义互为因果

现在我们分析和诠释一下中共如何对付民主力量和知识分子力量的呢？！中共对付他们首先采取“结构性控制”，且兼行统战和高压统治。高压统治和统战是外在力量，能破其身而不能破其心，要“结构性控制”其心才是上策。如何“结构性控制”民主派和知识分子的“心”呢？所谓“结构性控制”，就是中共通过各种手段和资源来调节、影响民主派内部的结构，使民主派的结构有利于中共。而民主派因为结构错置，结果不知不觉中实行对中共威胁最小的路线，最终危及中共统治最轻的派系和人物反而占据民主阵营的主流、主导地位。然后中共再以统战和高压统治使海内外民主派不足以形成威胁，不成气候。具体直白了讲，就是压制颜色革命派，暗助改良派，这是路线上的“结构性控制”。再有就是能力上的“结构性控制”，压制能力强理念坚定者，暗助徒有高知名度而能力弱者或者机会主义者，使其居上位、占据资源。这样使民主派的路线错置、领导权错置、资源错置，其结果必然使其阵营涣散，不能成事。这就是隐蔽性的战略性的“结构性控制”，其作用远胜于统战。统战是分化其力量而打败敌人，“结构性控制”是先控制其心再控制其力，事半功倍，战必胜，不战也胜，比统战更高一筹。再进一步具体而言，“结构性控制”是借异议阵营内的竞争，力图控制民主派的路线，竭力让民主派流行错误路线，白费了力气却离民主化目的越来越远，并且暗暗促成威胁最大的对手边缘化，助成威胁较小的对手做大且成为主流者甚至于主导者。所以这三十年里，中共与民主派不战而胜负已分，战则必胜。中共这种“结构性控制”是民运和公知失败了三十年的首要原因。我们再拿昔日的西方对苏俄东欧的“和平演变”打比方说明，中共这种“结构性控制”犹如对于民运和公知的“和平演变”，使之最终走向自身的溃败。

民运界和公知界过去对于中共的渗透破坏和统战分化等反思了比较多，对于民运和公知的不团结和争权夺利也反思得比较多。其实这两者是建立在被中共“结构性控制”的基础上的，有了民运和公知的路线错置、领导权错置、资源错置，必定人心涣散，不成气候，中共的渗透破坏和统战分化必然活跃无阻，民运和公知的不团结和争权夺利必定层出不穷，无人可止。

从更大的视野来分析，六四之后中共丧失民心，党内也涌起不满，苏俄和东欧的共产党国家崩溃加剧民心思变，也令中共胆寒，且国际社会的压力较大，这是前所未有的统治危机。孤立无援的中共要生存就必然要与西方和解，同时可以削弱民主派的国际支持力。中共国更要追求发展才能避免苏俄式的崩溃，需要西方的资本和技术进入中国大陆使其经济起飞，然后以经济红利和党国民族主义这“两手”安顿和收买人心，同时让西方资本家赚钱影响西方的政策，这样的内外结合更进一步化解了民主派的国内和国际的支持力，巩固自己的统治，最终使中共国崛起，使西方国家望而生惧。但是中共要达到这个目的，有一个漫长而危机四伏的发展过程，在这过程里中国大陆的社会两极分化，各种矛盾空前涌现，群体抗议事件迅速增长，腐败泛滥成灾，人心思变。中共面临统治危机，但是只要民运和公知不起领头作用，人民普遍的不满情绪和遍地开花的维权运动就不会升级化和自觉化，更不会大规模集中发作，也就是说要使社会矛盾和民心不满不能危及到中共政权，只要“擒贼先擒王”，控制住民运和公知就好了。这样做就会使人民失去指路之“火炬”，民众一旦群龙无首就会堕落成乌合之众，不能成事。要达到这个目的，一味依靠维稳力量是不够的，还要“结构性控制”住民运和公知，使其内部发生演变，形成路线错置、领导权错置、资源错置，使其不成气候，以利于中共。改良主义的盛行，改良主义占据自由主义的主流，改良主义惧“民粹”走上层路线，知名度高的机会主义者占据上位和资源，等等，这一切正是中共“结构性控制”战略追求的结果。但是中共毕竟是外在的，无法独力达成这些目标。所以中共的“结构性控制”战略，民运和公知里的改良主义路线，这两者既是互相斗争又是互相利用的，这两者相反相成而造就出民运和公知的结构错置，改良派利在其中，受暗助从而占据了领导权和资源，执行必定失败的路线，这一切正中共产党“结构性控制”的“下怀”。应该讲老道的改良派——社经所派系是一个典型。

再举一个例子。中共过去需要西方的资本和技术，所以要向国际社会摆出开明形象，所以例外允许民运和公知里的一些危险度小且知名度高的派系和名人有政治自由的空间，满足西方国家对中共国“自由化”的期待。同时促成其“梦寐以求”的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加入WTO等，这些是达成其经济起飞的必要条件，无此就无以后的经济起飞。当年有多少民运名人和公知人物向美国国会和政府，表示支持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加入WTO等。这是路线错置、领导权错置等交织出的恶果。

习近平上台后自以为中共国“羽翼丰满”不惧西方，一改江胡时期的假装开明专制的“韬光养晦”，全面巩固极权主义统治，于是自由派的改良梦断而且受到打压和限制。可惜了，在过去中共的危机四伏的发展过程中，自由派的错误路线使得民运和公知没有革命意识，没有利用一时宽松空间发动社会，无所作为错过二十余年的时光和多次良机，到头来受到中共毫不怜惜的打压。

极权主义下的大小资产阶级和颜色革命的正确性

这里我们有必要谈谈极权主义和中产阶级、资产阶级的问题，因为要革命还是要改良呢？皆取决于这个前提。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认为：中国大陆兴起的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会追求话语权、利益和政经权力，最后朝野互动直至“对话和谈判”开启自由化，走渐进民主化之路。这是对于极权主义政权抱有幻想，刻意“错”把极权主义政权当成了威权主义的开明政权，制造理论认知和路线上的错误。如社经所派系的主张就是一大典型。

仲维光是深入研究极权主义理论的学者，他认为：中国极权主义产生于现代化和俄化，相反中华文化与之是对立的。所以我们说苏俄扶持的中共一入主中原就必须摧毁中华文化，因为现代中华文化是民国追求民主宪政的文化根基。中共必须以党文化配合党天下“紧缚”人心，外来模式的极权主义统治才能巩固。那么改革开放后，中产阶级是否是民主化的动力呢？党天下控制人身，党文化的熏陶“束缚”人心，这样产生的中产阶级不同于民国的中产阶级，更与西方的不同。仲维光认为现阶段中共统治者的基础除了红色资本势力，恰恰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工业化创造的对权力充满饥渴与贪婪的中产阶级。”“极权主义不会自行演变结束”，“极权主义专制一定要通过革命来改变，当然这个革命可能是和平革命，但是一定是革命”。（仲维光《传统专制、中央集权和极权主义的区别究竟是什么？》电子版）

程晓农在《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模式比较（下）》（载《中国战略分析季刊》第六期）认为：“在转型研究中多数学者都接受一种理想主义假定，即市场化有利于民主化，或者说，经济转型会促进政治转型。其理由是，中产阶级在市场化和经济发展中逐渐壮大，他们会支持民主化，而红色精英在现代市场环境中将接受西方文明和普世价值。这样的说法似是而非。在中欧国家，这一看法被证明是正确的；但在俄国，经济转型早已完成，而政治转型却在走回头路；而中国模式则证明，如果私有化基本上被红色权贵们操纵，其结果是建立红色权贵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样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但会阻滞政治民主化，而且可能帮助和强化红色权贵们巩固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如果经济转型在政治转型启动之前便已完成，例如中国的情形，已经成为资本家的红色精英会强力阻止民主化；民主化不仅会剥夺他们的政治特权，同样可能会追索他们非法获取的财富。所以红色资产阶级比保守的老共产党人更仇恨民主化”。“1995年李泽厚与刘再复曾出版一本对话集《告别革命》，主张‘要改良不要革命’。本文的分析表明，社会主义制度的改良没有出路。”世界上的共产党国家的民主化都是革命的产物，没有改良成功的，这是普遍经验，所以王天成研究了世界和中国的民主化问题，著文《从期待改革到呼唤革命》，《渐进民主——知识界的玫瑰梦》等，明确作出了“革命是中国实现民主转型唯一的选择”的答案。程晓农、王天成、仲维光从不同的思路和研究领域作出了中共国只有“革命才能转型”的同样结论，其坚实的理论基础就是极权主义的本质，世界共产党国家转型的普遍经验以及中共国特殊的国情。

中产阶级成为中共的统治基础，其前提是享受到中共国的经济起飞带来的利益，而忍受住不公不义且缺乏权利保障的专制统治。中共国的中产阶级大略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依靠市场和社会而存在的中产阶级，这是多数。他们在有利可图时就会对中共有“忠心”,利益受伤害了就会失掉“忠心”甚至于产生“贰心”。另一种是依靠国家经济和政府财政而存在的中产阶级。如军警、公务员、垄断国企的干部等，这是比较效忠中共的力量，但这是中产阶级的少数。也就是说大多数中产阶级会以利益得失为前提的，而滋生“忠心”或者“贰心”，他们虽然缺乏独立性和自觉性，但是以利益为首。如果中共发生经济大危机，他们遇上变革的形势，长期积累的不满就会发作，就会变成民主化的主力。红色资产阶级是效忠中共反民主化的，但是他们主要是上层大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里中下层甚至于中上层，在国家权贵资本主义秩序下，大多是“跪着赚钱”的，利益和财产缺乏法治的保障，自身正当的权力欲也被压制住。如果中共国经济发生大危机，他们遇上变革的形势，民主化将会建立法治且保障他们的财产和权利，结束国家权贵资本主义将会使他们获得私有化的经济动力，还可以让他们得到民主赋予的政治权力，这对于资产阶级犹如“久旱逢甘霖”，所以中下层的大资产阶级也会成为民主化的主力。

也就是说，有没有变革的形势才是关键，只有颜色革命才能造成变革的形势，有了形势，中产阶级和中下层大资产阶级就会随之而动，民主化大势就会确立，和平革命就会完全成为可能。反之如果没有变革形势的话，中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即使心怀不满，抱残守缺，也只会依附于中共统治者表忠心而不敢反对。那么如何发动颜色革命造成形势呢？这需要先进的知识分子传播思想，引导下层社会酝酿革命，为什么选择下层社会呢？因为下层社会得益最少、地位最低、受害最多，所以不满最大，反抗意识最强，而且对于广大的下层社会，中共控制力有限。所以要捕捉良机，发动下层社会开展颜色革命造成形势，就能使“跪着赚钱”的大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加入民主化进程，革命形势下的官僚集团就会“首鼠两端”最后分化瓦解，官僚系统的中下层特别是技术官僚会汇入民主化潮流里。只剩下中共统治集团和红色权贵资产阶级才是最后的敌人，民主化就会成功。

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可以说是世界民主化史上空前的大博弈，不能有任何教条可以当框框架架，没有发动社会动员民众，没有颜色革命的自觉意识，就没有博弈的实力和资格。在这种条件下，如果有所谓社经所系指望的“对话谈判”，也只会沦为统治者牵制民主派的小伎俩，甚至于对话者和谈判者反而会成为中共牵制整个民主力量、知识分子力量的“棋子”，这样的“对话和谈判”值得追求吗？会不会成为牵制革命发生的博弈术上的“麻醉剂”呢？所谓的“对话谈判”充其量是民主化程序过程中一个结果，不是原因。我们民主力量不能本末倒置，所以要追求的不是民主化过程中的这个小结果，而是要追求民主化的动力之源，要有源源不断的动力开展民主化进程，这民主化的动力之源就是颜色革命的理念和路线以及发动社会动员民众，无他者也。有了颜色革命，然后逼迫统治者来“对话和谈判”才有实质性的作用和意义。颜色革命只有从广大的下层社会发动，才能使中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中下层相继投入革命，革命和民主转型就会成功，并且强渡民主化过程中一时的纷乱，迅速全面转型，迈向统一的文明崛起的民主中国。

结语

要迈向这伟大的民主化目标的第一步，就是要发动颜色革命，这是艰巨的关键的一步。我们要全面反省这三十年来的失败，我们已经愧对了六四亡灵和这三十年里无数志士的牺牲和付出。我们必须省察：无论是自由派的反共的改良主义，还是改革派的保共改良主义，都是走“死胡同”。但是走了三十年的“死胡同”，自由派和改良派为什么还要释放以“和平理性非暴力”为方法论的改良主义的梦幻，遮蔽民主化唯一正途的颜色革命路线呢？这是值得人深思的。

民运和公知里这些争名位、争资源的主流者，为什么以错误路线影响整个民运界、公知界呢？你们自障自碍牵制大局而实有利于中共，甚至于有意无意自我审查配合中共，有执有让有讨好，有什么所求和所得呢？你们的以战促改革，以战促谈判，其实没有什么实力基础，只有借势借力而“战”的博弈术的小聪明，早被中共看穿。你们在八九之后不够强大且有危机感的中共眼里还算有利用价值。但是21世纪之后，你们在中共眼里越来越不值钱，在你们的面前中共“现在一个科级干部都在耀武扬威”。你们应该想一想整个改良派在中共眼里是“玩偶”呢？还是值得尊敬的对手呢？极权主义之下哪来的“独立的反对派”呢？你们长期奉行误导民运和公知的错误路线，现在知道不知道忏悔呢？虽然中共的“结构性控制”是对付海内外的民运和公知的“第一法宝”，破坏力极大且让人不知其所以然，但是没有老道的改良派的有意无意的配合作用，这“法宝”也就黯然失色了。这是民运和公知失败三十年的“病根”之所在。你们有意无意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是不是应该清醒清醒了呢？！

伍、自由主义是正本清源呢？还是被庸俗自由派与改良派的合体误导下去呢?

自由主义在海内外现状之鸟瞰

八九之前，由于被断裂了民国民主传统和“文化铁幕”的熏陶，没有几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受六四屠杀刺激，思想学术界有了大转向，1998年思想学术界的自由主义学者正式举“自由主义”旗帜，开展自由主义的言说。但是严格讲，所谓自由主义思潮至今二十余年，真正思想纯粹的自由主义者不多，但是有真诚心态的自由主义者特别是中青年人很多，他们构成自由主义的广大的中下层。中共国的最早的自由主义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的所谓“启蒙主义”时期，姑且称之为“启蒙的自由主义”如袁伟时、雷颐等人，其多数人有些偏左。后来的李慎之、谢韬等则属于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在1992年之后到2003年风行朝野一时，2003年之后被冷落和压制。同时20世纪90年代民国自由主义如胡适等以及新文化的自由主义传统、北大传统被怀旧出来，借助于自由主义传统的怀旧，也借助于经济自由主义流行的东风，1990年代中期以后，作为思想学术上的政治自由主义出现并且发展了，如刘军宁、朱学勤、秦晖、徐友渔、贺卫方、张维迎、高全喜、许章润、秋风、张千帆、许纪霖、任剑涛等。其中除了刘军宁等人之外，有些人偏左，再如许章润、秋风则是偏右翼的儒家，还有其他倾向的。21世纪还出现了一些更深入研究自由主义的专业学者。以上是大陆思想性的自由主义的状况。

作为政治性的自由主义，我们在前面也讲到，八九之后民运和公知思想转向，转向自由主义接上普世价值，以专制为敌。国内的自由主义有思想性和政治性之分，有思想界和异议界之分。而海外是自由空间，自由主义里这样的分界不明显，多数人有政治性的自由主义属性，反共色彩鲜明。但是无论是思想学术上的自由主义还是政治性的自由主义，大多或明或暗都是反共的改良主义的，极少人有革命立场。也有不少人在反共改良和保共改良之间持机会主义态度。

社经所系和“自由主义新道统”的误导性和大谬误

21世纪一开始，社经所系的何家栋就写了《20世纪中国的“新道统”——从梁启超到李慎之》，提出了“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是20世纪中国思想道统的四个代表。陈子明立刻随之写出《政统、道统与学统——对何家栋“新道统”说的一些思考》。这是高举“自由主义道统”大旗和编出自由主义的谱系，树立权威。也可以说这旗帜和权威谱系是自由派与改良派右翼（如李慎之）的合体，顾准则是一个从共产党里叛离且不深的自由主义者，是当前改良主义需要的象征性“英雄”，符合出身“一二九学运”的“两头真”群体（如李锐、何家栋等）的意趣，这样的谱系可谓费尽政治心机。尽管不少自由主义学者对此很不以为然，因为在他们看来这谱系里只有胡适是，梁启超还算是，顾准不深，李慎之不算自由主义者。也就是说这谱系里政治机会主义色彩太重，显得有点“乱点鸳鸯谱”而失真。但是社经所派系能量大，当然会有不少人吹捧扩大影响力。年轻的王怡在《宪政卮言》中直白：“如果说宪政主义是新政统，自由主义就是新道统。”攻击民国国统法统最甚的老改良派的袁伟时则写出《从陈独秀到顾准、李慎之》。此外徐友渔进一步说：“宪政的基础和理论框架只能是自由主义”。综合而言，他们是说自由主义是中国自由民主的新道统，这样也就是拥有“宪政主义”话语的主导权，这样就把其他的主义挤入边缘地位。《零八宪章》的主要起草人张祖烨，则近来写出《自由之火，生生不息——论刘晓波的精神遗产》一文，提出了“严复、梁启超、蔡元培三位先贤堪称中国自由主义的奠基人，是中国第一代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胡适成为公认的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从七六年‘四五’运动到七十年代末民主墙，再到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与思想解放运动和八九民主运动，……这一时期中国大陆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当推胡平、陈子明、刘晓波”再加上顾准。胡平、陈子明、刘晓波都是社经所系的，都是改良主义的。张祖烨这种新说法不仅“雄心壮志”很大，而且把社经所系的改良主义和自由主义合体的特质强加到整个自由主义运动里，企图使之成为正统。

但是真正看破中共文教“铁幕”而有历史文化常识的人，应当知道“道统”指即仁道即天道，也就是自周公、孔孟以降之“心传”，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人文理性的，任何制度规范和价值系统的终极本源应该是“良知”，用传统的话来讲：仁乃礼之本。道统同时也指以仁义为价值核心的历史文化大传统，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如果用西方话语来打比方说，道统犹如自然法，是中国的人文性的“自然法”。中国讲道统至上，政统学统等等次之，这是价值等差也是文明传统的规定。所以自古以来中国人以“天下为公”、尧舜之道为政治理想，以君子社会的“大同”为社会理想，并且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因此孙文讲三民主义是继承道统而来的，中华民国也是以三民主义和新儒家文化为主流，又以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为辅，所以在严重内乱外患中顽强建立起民主国统法统和现代中华文化，并且至今存续于台湾。这就是现当代中国的道统政统，无他者也。但中共国的改良主义的自由主义是非传统非民国的，所以不认同中华道统的，也不认同民国的现代中华文化和民主法统国统构成的现代中华文明。

所以说“自由主义是新道统”是“拔帜易帜”。中共国和马列文化是对于中华民国和中国文化的“拔帜易帜”，从此外来的极权主义统治了大陆，这是苏俄大力扶持的产物，也是现代化和西化（俄化）合体的产物。而当代大陆的自由主义有西方背景，也是现代化和西化（英美化）合体的产物，是在对抗新左派、马列主义的背景下产生的。但是这自由主义有改良主义色彩，甚至于相当多的人出身于改革派然后才转到自由主义思想上的，这自由主义的成员都出身于中共国的文化教育环境里，他们避免不了党文化和党天下的背景的深刻影响。所以这自由主义不可能成熟，何况八九之后至今走了三十年的改良主义路线。可以说这是有 “中共国自由主义”的色彩的。所以他们继承了中共国的反中国文化反民国的习性。所以他们竭力要反对的是主张颜色革命的民国派，他们竭力歪曲中华民国奉行的民主革命精神，竭力遮蔽民主革命的产物——民国的民主法统国统（这恰是蔡元培、胡适等全然认同和参与缔造的），抹黑民主革命和缔造民主法统的国父、蒋公等领袖人物，贬低民国主流的三民主义和新儒家文化。他们的主张和行径也是与民国自由主义先贤背道而驰的，是反第一代、第二代自由主义先贤的。因此可以说社经所系首倡的“自由主义是新道统”，这内涵上必然是对于民国民主传统和中国文化的“拔帜易帜”，并且不仅要树立自由主义一派独大的权威，还要树立改良主义路线的权威，或者说借树立自由主义权威之名，行巩固改良主义权威之实。这是耐人寻味的。

徐友渔说：“自由主义学说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极大的异质性”。这是婉转表达了自由派的非中国文化的立场。这种立场和观念在自由派里很有市场。那么这个“传统文化”指的是什么呢？是古代中国文化传统还是民国现代中华文化传统呢？还是这两者都是呢？其实无论否定哪部分传统都是错误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民国现代中华文化是根植于传统文化（含古代的）且融合西方文化的结果，三民主义和新儒家文化都是这样的硕果，民国民主法统、知识分子精神、社会传统等都由此产生。这句“自由主义学说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极大的异质性”里的“自由主义”，指的是洋自由主义的，是特殊的西方文明的特殊产物，而不是指特殊的自由主义里包含的普世价值。作为普世价值必定在任何文化传统里都能找到同样的“因子”，否则就不是普世价值了。把自由主义当成普遍性的东西，其原因无非有二，一是出于“普遍真理”的老朽思维习性，二是出于占据话语霸权和政治目的之企图心。所以应该反省的是“学步西方自由主义”和“西方中心论”，对于洋自由主义的“学步”和“失步”才是产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极大的异质性”的根源。再深究而言，自由派所谓的“第一代”和“第二代”的民国自由主义者如蔡元培、胡适等悉心参与的国家建构以及现代中华文明的民主化现代化的成就——中华民国的法统国统，这些都是我们的大传统。胡适等民国自由主义反传统反的是古代中华文化里的专制传统，但是自由主义终始不是民国民主化现代化的主流，更不是民国社会与文化的主流，三民主义和新儒家文化才是民国的主流精神，才是缔造现代中华文明的主流者。胡适等民国自由主义者是不反民国的，更不反民国建立的现代中华文化，自由主义在民国是批评者的地位和角色，与三民主义和新儒家文化构成相反相成的张力。但是被断裂了传统的大陆自由主义，却无视步入民主化现代化的民国的现代中华文明，要做“新道统”。这是浅薄的“自大”呢？还是出于当代“反革命的渐进民主化路线”和“未来中国必须自由主义化”的政治企图呢？如果说有“新道统”的话，那应该是有民国自由主义参与形成的现代中华文化，而不是他者，不是当下自由派自大自夸的“大王旗”。当代大陆自由主义要吸取的是民国自由主义的“西化”教训，然后升级为中华化、本土化的自由主义，没有本土化就没有中国自由主义可言。连中国自由主义都没有建构成，还谈什么“新道统”呢？难道“学步”和“失步”也能成“新道统”吗？幻想而已。

我们看看断裂了传统且“出身”于中共铁幕下的大陆自由派建构的“新道统”是什么呢？他们既不讲从古至今的作为中华文明核心的道统，也不讲民国道统——现代中华文化，更回避民国道统推动的产物——民主国统法统，也就是说不讲现当代的中国道统和政统，绕过现代中华文明，把自由派的改良主义色彩的一家一派的思想当成全中国“新道统”。这才是社经所系的陈子明和何家栋等人攀上政治制高点而呐喊“新道统”的真相。社经所系也因此可以占据话语霸权。

我们不禁要问社经所系的本质是什么呢？他们在八九之前是改良主义的出身，八九之后奉行过机会主义，后来成为“半路出家”的自由派，可以说是标标准准的改良派和自由派的“同床同梦”的第一位的合体。那么自由主义所谓的“道统谱系”的代表人物以及英雄榜是什么色彩的人物呢？是参加过苏俄扶持的中共叛乱、血腥土改、极权主义建政的，然后没有彻底忏悔的顾准、李慎之、林昭等，而且他们都没有多少自由主义理念，没有彻底反共，只是在受迫害和不义统治下有对于自由的追求。他们年青时的民主观太单薄而选错了主义和道路，与民国的民主化现代化和反共抗俄的道路作无知的对抗，后来在亲手参与的极权主义秩序的严酷现实面前，不得不转向回到初衷，所谓“两头真”的“一二九知识分子群体”大多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审视一下被硬推上“道统谱系”的陈子明、刘晓波、胡平等人，他们都是“反革命求改良”的。这哪里是什么“新道统”呢？不如说是借自由主义道统之名树立陷入“死胡同”的改良主义的权威，是挽救屡战屡败被众人质疑的改良主义。在习近平上台全面巩固极权主义的当下，整个改良派面临全面破产和被民主阵营“大拍卖”的下场，他们害怕在未来一无所得。

中国自由主义者应当站出来正本清源

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的主体是真诚的自由主义学者和庞大的中青年群体，社经所系等是谋略强、活动力大，起到引导性作用，然而是少数，是少数人起到了误导多数人的作用。社经所系对于自由主义这三十年的政治上的挫折和不堪，应当负有责任。

作为松散性的和理想性尚在的自由主义主体应该有所反省和有所作为了，不能再被别有用心的派系误导下去了。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合一难道是中国自由主义的真实面目吗？红色的“中共国自由主义”是中国自由主义的特征吗？改良主义与中共有互相利用一面，被其裹胁的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体制难道要发生关系吗？改良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合体，改良主义借中共“结构性控制”战略对于自由主义“恶紫夺朱”、喧宾夺主，中国自由主义要容忍吗？这一切恶果其实都是老道的改良派出身的庸俗自由派误导出的“杰作”，这是中国自由主义的水平和气象吗？习近平上台后，极权主义得到全面巩固和改良主义遭遇全面失败，广大的自由主义者应该站出来正本清源，应该捍卫自由主义的真面目，还自由主义的清白，应该站出来把改良主义从自由主义里清理出去，难道让改良主义的失败拖累自由主义也失败吗？自由主义者起来，结束中共对于自由派的“结构性控制”，清理与中共联结的企图主导中国自由主义的机会主义派系，这些人误导过八九民运，也误导了中国自由主义三十年，这一切应当结束了。否则的话，自由主义没有前途。真诚的自由主义者不能拒绝拯救自由主义，不能拒绝结束极权主义拯救中国。在此时在此地，真诚的自由主义者站出来，让人民看到你们的担当！

108年7月26日于台湾桃园

附：
民国派与自由派、改良派的系列对话 (一）
——和平非暴力论”与颜色革命是对立的，“梦想”岂能成真？
http://zhanlve.org/?p=7789

民国派与自由派、改良派的系列对话 (二）
—— 自由派“反革命的渐进民主化路径”和改良主义混杂的后果
https://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321546

民国派与自由派、改良派的系列对话 (三）
——改良派的源流以及少数自由派的觉醒
https://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334650

民国派与自由派、改良派的系列对话 (四）
——是“洋化”的庸俗自由派呢？还是中华化的真自由主义呢？
https://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346767

民国派与自由派、改良派的系列对话 (五）
——揭橥民主化之正确路线以及这三十年来自由派和改良派的路线为何全败？
http://zhanlve.org/?p=7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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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winism發表於 2020-5-9 11:13 | 只看該作者

大陆民国派的理念和宪政制度展望

李明 (大陆独立学者)

壹、大陆民国派为何追求光复民国？以及其渊源背景 1
贰、理念和宪政制度之展望 6
参、大陆民国派思想与1970-1990年代大陆海外的民主思潮的不同 36
肆、大陆民国派与台湾蓝绿的思想的不同 37
伍、大陆民国派与台湾在民主化和转型纲领上的异同 40
陆、小结 41

壹、大陆民国派为何追求光复民国？以及其渊源背景

中国民主宪政运动自清末立宪和革命时期兴起，经过辛亥革命建立民国然后形成现代中国。由于国家一直陷于严重的内乱外患，如苏俄扶持中共「革命」、日本侵华、军阀割据等，民主建国和现代中国文化的构建步履艰难，但是根基已经奠定，内涵也已经具备。三民主义和现代新儒家文化为主流，右翼的自由主义和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为辅，依知识分子政治的领导力，依中国传统融合西方文化，形成从《临时约法》到1947年《南京宪法》的民主法统，并且1946—1948年完成制宪、普选、行宪。再者，奠定了以道统为本的礼义自由的现代中华文化的根基，初步形成现代中国文化，并且渐进形成以道统为本、文化引导社会、社会引导政治的政治价值体系的构建，然尚未落实于制度，没有完善和落实于「五权宪法」。工业化进程和市场经济也在内乱外患和世界政经危机动荡中有了较快发展（如「黄金十年」）。总之，民主中国和现代中国文化已经形成。但是1949年之后，苏俄全力扶持的中共打败中华民国政府入主中原，民主中国和文化中国在大陆皆被摧毁，仅在台湾残余和存续下来。

当代大陆的进步知识界和海内外自由派、旧民运人士，或者认为追求民主自由的历史从1970年代末的「民主墙」时开始，或者主张「启蒙运动」，或者主张在未来极权倾覆后重新制宪，更有甚者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是从1978年开始的（这是认同邓小平改良主义）。等等。这些观念，皆不知中国现代文化、民主宪政体制、现代学术教育等皆在1949年前已经奠定了根基，然后被苏俄扶持上来的中共以外来的红色极权主义打断。其原因是：他们是中共文化教育气候下的、断裂了传统的不成熟的进步思潮。所以他们由于断裂了传统而陷于「建构理性主义」的想象和激进（犹如盲人摸象），或者与中共有思想上的藕断丝连而徘徊于改良派和民主派之间，

但是民主中国和文化中国的理念像火种由大陆的民国遗民流传下来。又因为：「文革」破灭、改革开放、「六四」镇压、后极权主义和红色权贵资本主义的结合、腐败泛滥和两极分化、民心普遍不满中共统治、西方文化引进和传统文化复兴等。所以在此大背景下，很多知识分子和青年人向往自由民主，但是知识分子和青年人不会停留于抽象的自由民主追求，其必然深入本民族历史文化，寻找民主运动和思想的传统，反思中共政权的来龙去脉。于是，民国追求宪政民主的传统、政治自由、国军抗日史、知识分子精神、民国学术文化等得到「发现」和广泛传播。又由于大陆经济快速发展，文教普及，中产阶级形成，网路时代的「地球村」的到来，民众思想日渐开明。

于是乎在上述的大渊源和大背景下，以「民国热」为名的民国文化复兴和大陆民国派兴起了。确切说，大陆民国派是在二十一世纪得以发展起来的，是「六四」后中共正当性被质疑和否定的思想氛围里产生的，是在发现民国历史真相和民国文化思想复兴以及中华文化传统复兴的基础上，在追求自由民主的思潮中成长的。大陆民国派的迅速扩大，其中又较大程度受益于民国史真相的揭露和传播。由于得益于网路的便捷，下列真相得到广泛传播，即：抗日战争中，中共不仅不抗战还袭击国民革命军借机扩张势力，国民政府才是抗日卫国的；中共后来又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扶持下，依靠远远胜过国军的军火援助，再凭借血腥「土地改革」强制形成的战争动员力和供应力，打败中华民国赢得政权；然后才有死八千万人和中华文化被摧残的大浩劫，才有当代后极权主义和红色权贵资本主义的结合。所以抗日卫国史和民族主义、民国宪政和文化成就成为大陆民国派迅猛发展的极有力的推手，而对于中共的普遍不满，则是大陆民国派产生的「社会温床」。此外，还有一个促进因素是：余留中华文化的民主台湾对于大陆的影响力。尽管此影响力在衰退中。

大陆民国派兴起的外在原因是：「政治高压」的宽松下来。中共经过漫长的「红色恐怖」，自认统治稳固，民国的「种子」不会「死灰复燃」，所以对于有认同中华民国言行的人，从1980年代之前处以十年以上重刑直至死刑的镇压，转为十年以下刑期的惩罚。2005年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之后，中共为了营造对台统一战线工作的气氛，对于准组织的「中国泛蓝联盟」首要人士只判了二、三年徒刑。随后政治气氛也日渐宽松，大陆民国派和复国运动由此得到发展空间，社会性全方位的「民国热」也突破政治禁忌在大陆媒体上公开化。由于法不治众，中共对于民国派出格的「反动言行」不得不以约谈、拘捕的威胁和轻惩为主。

这里要谈一下「民国热」。「民国热」是大陆社会发展的大气候，这是全方位的，有历史真相（抗战史、其他民国史等）的揭橥和传播，有民国追求民主宪政的传统和成就的热议，有对于民国知识分子精神的弘扬，有对于民国文化教育精神的回归，有对于民国人（传统中国人）的伦理和生活品味的推崇等等。中国人只要回顾自己传统，就必然要回到民国，所以说当代大陆思潮必然要有民国化一面。而反中华性的共产主义已经被证明行不通、必须毁弃的。

随着民国派露出「冰山一角」，「民国热」现在也受到出版传播等方面的部分限制。不仅如此，中共重视文化统战，纵容「北洋派」的袁伟时等吹捧军阀割据和威权不及形成的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自由，纵容他们鼓吹改良主义以稀释革命思想，纵容他们贬低革命建国且继承《临时约法》和追求1947年宪法的国民政府一系，他们极力黑孙反蒋，以此制造进步人士的思想混乱。这些年来又出现夺「现代新儒家」之帜的以「大陆新儒家」为名的「新康有为派」，这无中生有的「大陆新儒家」不是学术思潮，究其实乃学步「新权威主义」（如成为「国师」的王沪宁等），其目的有二，一、或者觊觎「国师」大位，二、或者在思想市场上获得利益最大化。这是「半抱琵琶」的「红色新儒家」。今朝野未必没有苟合的可能，其目标是欲收割大陆三十年来的传统文化复兴、国学热、儒学热之果，使之成为维护红色统治秩序的「花瓶」和工具。这真是愚者大梦。两岸的「现代新儒家」、「民国新儒家」的文化运动，昔日是现代中国的学术文化之「灵魂」，也是当下中华文化之根本底蕴，岂是竖子辈可以「恶紫夺朱」的？

大陆民国派和复国运动在政治低压下，借助网路时代之便利顽强迅猛发展。但是，大陆民国派得益于两岸的和平环境和中共对台统战让出的政治宽松空间而暂时没有高压，这必然面临了未来的危险，即：中共对台未来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攻坚战时，会镇压大陆民国派和复国运动，以消除「内忧」。所以两岸是命运共同体。台湾能「以柔克刚」，坚持得越久，大陆民国派拥有的战略时间越长。目前中共用「九二共识」施压蔡英文政府，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中共真实目标是：分裂绿营。只要蔡政府承认九二共识，正绿深独就会出走，民进党剩下的主流将是实用主义者。选举要钱、执政党要政绩，民进党缺少了党内深独的制衡，不少绿色力量在利益诱惑下也会变红。国民党很多人从反共转变成亲共是「前车之鉴」。台湾蓝绿如果是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当道，是无法抵御强大中共以武统为根底的「和统」及统战之分化利诱。只有大陆民主化，回归了现代中国的正统，两岸必然会在共同的价值观和制度及传统的根基上，在互利的政经利益驱动下完成统一。

但是，或许有人寄希望于中共的自我改良，现在有「反腐」，未来是否会有政治改革呢？但是中共改革，不可能废除共产党专政，不可能废除后极权主义和红色权贵资本主义的结合的巨大垄断性权力及利益，中共不可能放弃自身基本利益而求自断手足的。世界上也无先例。中共所谓政治改革也只是改良统治术，不会有民主化；甚至于搞自由化都是大打折扣的，不可能实现的。台湾民主化与其说是「静悄悄的革命」，不如说是回归中华民国固有的价值观和制度，台湾民主化时最大诉求就是「回归宪法」，至于「台独」等是很久之后才从边缘慢慢成势，这才是真相。而且台湾民主化和转型是缺乏深度、缺乏自觉民国立国理念的「浅碟化」的，很快陷于无文化之本、无传统之根的的现实政治性的「本土化」。台湾经验丝毫不可用于中共统治和大陆民主化。寄希望于中共的自我改良纯粹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和麻醉剂。大多数的大陆民国派是没有改良主义思想的。

二千年来中国文明领先于世界。但是一百多年来中国饱受劫难。今中国大陆经济发展，渐有重归祖先辉煌的一点征兆。然中共统治下的文化和政治及社会皆严重滞后，特别是政治依旧维持后极权主义，再与畸型市场经济结合，演变成使社会两极分化的红色权贵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空前尖锐。民国时形成的现代中华文化昔日饱受中共摧残，今中共却以儒家等传统文化为「幌子」陪衬其外来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在社会形态上，民国的知识分子社会、知识分子政治荡然无存，连最基础的公民社会在专制下也是残缺不成形。现在大陆的局势是：1、严重妨碍文明发展的政治、文化、社会的红色模式，2、难以持续发展的权贵当道的泡沫化的畸型经济模式。很难想象作为统治者的中共会「长命百岁」吗？当前中共的专制统治和社会不公及制度性腐败等导致天怒人怨，中共统治唯一让人民抱有希望的就是经济发展和红利。只要中共党国体制下的两极分化经济出现大危机，红利没有了，老百姓长期积累的不满就会爆发，民主化就会发生。

那么，为什么说民主化会导致光复中华民国呢？

其一，民主化必然会演变成本土化的民主化，必然会回归国家的传统，这是普遍规律。原来的中华民国本来就有中国本土化的民主化的特性优性，所以大陆民主化的本土化，必然与老民国的国家发展路径和目标高度重迭，必然与民国的历史经验和先贤的牺牲精神发生共鸣，当下大陆的「民国热」和民国派的兴起就是明证。如此，中国大陆民主化必然就会继承民国政治和文化的遗产而开来，而无法选择非传统非中华性的「西化」或者模仿西方的「自由主义化」。苏俄和东欧国际共产主义国家崩溃后，除一些特例之外，普遍都是光复故国，如俄罗斯、波兰等国。中国难道会例外吗？不会。而且这些国家在复国之前皆无「前朝热」可言，而中国大陆已经形成多年的大规模的「前朝热」，这说明中国大陆民主化复国的前景更具备成熟的条件。

其二，本土化的民主化必然要继承正统的中华政治和文化。因为未来民主化必然会有严重的众声喧哗、争权夺利的一面，只有超越现实利益斗争之外的传统和祖辈宪政成就的权威才能构成多数人的共识，这个传统和权威就是老中华民国的政治和文化的理想和遗产，有此传统和权威才能形成共识且整合力量，有充实的传统和民族主义民权主义的制高点作为基础，才能持续击溃和压制红色力量，安全渡过民主化进程中的国家动荡的「惊涛骇浪」。新的国家何立？只能以现代中国（中华民国）的理想和遗产为基础和起点，才能确立权威，形成共识和力量，唯有人民走向自由，国家回归中华性，中国人成为真正的中国人，才能摆脱当下权贵当道的泡沫化的且无法持续发展的畸型「中国崛起」，然后才会有健全发展的真正的「中国崛起」而重光祖先的辉煌。而自由派缺乏建国理论，或者有人主张另外制宪构建新国家，这种是无中生有、凭空建国的主张，是缺乏共识、成本高、风险大的无传统可依的歧途。

其三，从民主运动来看，追求民主和光复宪政之祖国是大陆民运的本土化、中华化，是继承祖辈的理想和传统而开来的。旧民运是被中共埋没了自己民主传统的断根的民运，在理念、思想力量和活力等方面皆严重不足。所以民主运动要「升级换代」，以求全面改良自身而担当得起中国未来民主化和转型的重任。所以说：中国大陆民运的本土化和中华化是不可阻挡的。

贰、理念和宪政制度之展望

较早的大陆民国派是民国遗民和继承民国理想的知识分子。然后海外出现较有影响力的觉醒者和鼓吹者辛灏年先生，老民运王炳章等也转进成为民国派，然后大陆出现了「泛蓝联盟」，再往下大陆民国派开始全面兴起了。海外又有封从德等1989年「学运一代」的先进人士转成民国派。这些现象都是「大气候」下的一声声春雷，民国文化复兴才是「大气候」，这就是突破禁忌而且其实远远早于其名的「民国热」。整体的民国派的兴起和发展也是「大气候」。但是无论何人何派最多只能算是一声春雷，所有的春雷合起来才能对于整个「大气候」有实实在在的推进力。

大陆民国派也有各种声音和观念，有的是现实的实用主义的，有的偏向自由派，等等。但是，他们都不是民国派的中坚力量，因为他们的思想没有继承正统，也就不可能成为民国理想和遗产以及权威的继承者，也就无力成为现在和未来的民国派的主干。大陆民国派中坚力量的理念和思想必然要秉承中华民国的正统，继承民国立国的理念和基本思想，继承现代中华文化，必然主张未来中国继1947年宪法而开来，或者说是主张本土化的民主化和转型的，要继现代中国的正统而开未来中国之来。

中华民国的立国理念和基本思想何在呢？其社会文化之起源和基础是什么呢？我们首先要到民国的历史传统里去理解。首先，民国大陆时期内乱外患严重而现代化条件严重缺乏，怎么能够克服「千险万阻」而形成民主中国和现代中国文化呢？这是依靠在朝在野的「现代知识分子阶层」（现代士绅）的领导社会作用和三民主义党的政治领导作用。「现代知识分子阶层」和三民主义党在开国和建国时期是交融而合（如国民党上层精英包括蒋中正大多是士绅出身的或者就是现代士绅），当然知识分子阶层和三民主义党也有各自相对的独立性。

现代知识分子阶层（现代士绅）产生于民国大陆然后被消灭于中共入主中原之后。这里「现代知识分子阶层」一词特指有制度和资源配置支持的有社会政治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更准确的说是「现代士绅」，这是一个独立阶层，脱胎于古代的传统士绅。而西方的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制度和资源配置支持的社会政治的领导地位，只是关怀公共领域的知识精英而已，它是与一般的「专业的知识职业人」（如医师、教师等等）、专业人士作区别。因为多数专业人士缺乏公共关怀和道义担当，是「专业的知识职业人」，或者依附于政党、商会等权势集团提供专业服务，借机牟取权位和利益。所以他们都不是知识分子阶层的。今天台湾和大陆的当代知识分子已经没有制度和资源支持的社会政治的领导地位，没有「现代士绅」了，没有像民国大陆特有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阶层了。当代大陆和台湾的所谓「知识分子」只是与「专业的知识职业人」、专业人士区别的，关怀公共领域且有些道义担当的知识人，有一些影响力但是相比主流政党、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则居社会的边缘地位。这与西方社会模式同类，这也是大陆经过「俄化」的产物和台湾偏于「西化」的后果。因为「知识分子」一词流行，故这里照旧借用以方便阅读而已。读者须细心区分西方和当代中文的泛泛的「知识分子」和本文的「现代士绅」、「现代知识分子」的内涵差异。再者要注意其与当代的「专业的知识职业人」、专业人士（如医师、教师等等）的区别。

回顾一下，传统中国文明不同于世界文明的极重要的独特和优越之处就是：有居领导地位的士人政治和士人社会。不出仕的士人在野形成成乡绅阶层领导整个社会，使社会有一定力量，且使民意上达朝廷。出仕的士人构成政府和文官政治，与君主政治形成共治和微妙制衡。天下大乱，士人社会就会担当起改朝换代的重任，辅助新兴力量打天下，再构成新的士人政治使国家从一乱趋向一治。这传统一直发挥功用到创立民国。清末的立宪运动和革命创立民国，是以传统知识分子（士绅）为领导阶层的。孙文等革命党上层、南方新军（秀才儒生兵为骨干）、士人构成的立宪党人，他们都属于士绅阶层或出身于士绅的，依现在的话讲：他们是传统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正是他们完成了传统「白衣卿相」政治向现代中国的民主政治的过渡，中华民国的创立和开国精神，也是由他们来完成的，他们自身也由传统知识分子「脱胎」转进成现代知识分子。

民国大陆时期的知识分子阶层既没有科举考试制度的依靠，又没有支持知识分子的制度和资源配置的制度创新，但是有资源和制度的习惯法支持，保持了领导地位和作用。例如：1、政府延续二千年文官政府的习惯，无论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皆邀大知识分子入阁，政府文官之主干也是以知识分子来构成。国民党上层和在野党的构成也以知识分子为重要。所以北京大学等的许多学生不以学术为业而是要做官的。2、大学、中学里的知识分子待遇很高，且程度不一的远高于一般官员和白领阶层。他们在地方上也是声望颇高的社会领袖。3、在风俗习惯上，民众普遍心理还是以知识分子为地方上的最高威望者，社会各阶层包括资产阶级也以各自阶层里的知识分子为声望高的人。但是这些都是习惯法使然，没有成文法的现代化制度，这在当时或许没有迫切必要。然未来中国发生逆变和现代化社会的结构翻转，使没有现代化制度支持的知识分子逆变到边缘地位，因此中华文化面临危机和民国立国的「社会梁柱」一蹶不振。但是这是后话，民国大陆时期的知识分子阶层还是能引领社会和政治的，因此民国在严重内乱外患中还能保持住宪政理想，且追求制宪和行宪。这全赖现代知识分子政治与三民主义执政党交融，引导中华民国的国家意识形态，顽强奠定国家民主化的方向。国父的三民主义既有国父自己的真知灼见，更是构建于现代知识分子的集体智慧上的。与此同时，继道统、学统且融合西学而构建本土性现代学术文化的新儒家也产生了，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励等皆程度不同参与过辛亥革命建立民国的活动，后来投身学术文化的构建。被誉为「宪法之父」的张君励起草和设计了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然其理论《立国之道》的哲学根基的内容则由牟宗三写成。大陆沦陷后，唐君毅牟宗三与张君励等发表《中国文化宣言》，后来在台港再形成「当代新儒家返本开新的文化运动」，引领过台湾1970-1980年代的社会文化思潮，牟宗三又有博大高明的「建国」理论体系。传统中国有孔孟之道为道统、学统之本，尧舜周公之道为政统之本。同理在现代中国，三民主义为政统之本，认同道统。一百年的「当代新儒家的文化运动」是道统和学统之时代表现。总之，现代的知识分子政治和社会是中华民国的立国理念和基本思想的产生成长之「土壤」。现代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领导力和三民主义革命党的政治领导力是交叉相成的，朝野也是有合有对立的，正是这种相成的格局，才能够克服了内乱外患的「千险万阻」，奇迹般缔造出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

综上所述，中华民国开国立国的社会政治的本源结构就是：有制度和资源支持的居社会政治的领导地位的「现代知识分子阶层」。「传统士绅阶层」是「古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的本源结构」，由于士绅阶层的作用，朝代可以变，但一乱必趋于一治，甚至于外族入主中原也会被同化掉，中国的统一和文明发展始终是大趋势，并且领先世界二千年。清末「新政」及废科举之后，传统士绅转变成立宪党人、南方新军（秀才兵）、新兴商人。革命党上层也是出身于士绅的。总之「传统士绅」转进成了「现代知识分子阶层」、「现代士绅」。革命开国皆赖于此阶层。「现代知识分子阶层」是「现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的本源结构」，不仅革命开国，而且不管以后民国的执政者如何变（如北洋政府、国民政府的种种变动），不管内乱外患如何严重，只要有社会领导地位的「现代知识分子阶层」存在，国家现代化的理想和方向就必定不可变。只要执政者有意愿（如蒋中正），就会上下形成合力渐进落实国家的理想，克服了内乱外患的「千险万阻」而缔造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这就是「现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的本源结构」的意义和作用的证明。

古代的社会结构名为「士农工商」，实为「士商工农」的结构。现代以来中国步入工业化，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兴起，但其由于传统和习惯法之延续，社会上还是知识分子威望高，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里的知识分子虽然是少数却是整个阶级中的威望最高者。整体而言还是「现代知识分子阶层」居社会领导地位，其对于政府、政党的结构构成和政策更有作用力和影响力，资产阶级要略逊一些。所以国民党及多数在野党表现出的是中左色彩，其实是反映了民生贫穷背景下的「现代知识分子阶层」的同情心、价值取向和意志。国民党由职业革命党人和知识分子为主导，多数为军人党工公务员教师等职业，资产阶级和地主为其次。中共说国民党是资产阶级和地主的代表，实是以偏概全的谬论。「现代知识分子阶层」掌握文化领导力，比较有理想和道德、知识的担当，或者说有理想主义的一面，影响力最大。资产阶级以资本利益为首，比较是现实主义的，在内乱外患中更是如此。所以在内乱外患中构建民主中国和现代中国文化，主要依靠「现代知识分子阶层」和国民党上下形成合力来推进和建设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也是重要助力。

对于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制宪行宪，由于中共建政大陆，除了强势的中共意识形态外还出现了很多曲言曲学。它们皆截取历史表相，说反民国反宪政的中共也是缔造「政协宪草」的一方,这犹如说希特勒致力于威玛共和国的建设，而没有反叛和行专制的意图。民主政治也有斗争一面，张君劢、民社党等与国民党有争议，利用了中共。这才是事实。最终以1946年制宪为分水岭，自由阵营与专制阵营及苏俄代理人，以及「墙头草」政客力量（如「民盟」等）对阵形势、立场泾渭分明。这最能清楚说明问题。中共一向夸大知识分子与国民党的矛盾，事实上由于长期内乱外患导致民生凋零，多数小知识分子没有出路而移怨于政府，所以有动摇的、有投共的。而大知识分子大多是认同民国立国理念的，但是在苏俄全力支持中共、美国军火禁运、国政失灵、民生悲惨而导致国府大败的局面下是无可奈何的，只好被入主中原的中共裹胁，只有少数人迁台。因为当时只有极少的人还会认为失掉了大陆而台湾还能保得住。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或者确切说是「现代士绅」的命运。随着民国大陆结束，几千年士绅的历史也就暂时性结束了，从此无论台湾还是大陆不再有制度和资源支持的居社会政治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阶层，也就是说没有民国开国立国之梁柱的「现代士绅」阶层了。当代两岸的知识分子阶层与西方状况同类，有影响力但是居无力量的边缘地位，所以大陆和台湾皆病态百出，大陆难以民主化，台湾有民主却在沉沦中。

综合而言，民国的大陆时期，在严重内乱外患中和落后农业国以及国民普遍文盲等现代化的基本条件皆缺乏的劣境里，现代中国是谁造就的呢？这是以三民主义和现代新儒家文化为主流，以右翼的自由主义和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为辅，依知识分子社会的领导力与三民主义执政党的分与合之相成，依中国传统及融合西方文化，形成从《临时约法》到1947年《南京宪法》的民主法统，奠定了以道统为本的礼义自由的现代中华文化的根基。这就是中华民国立国的理念和基本思想之所在。其中1947年宪法则是民主中国的集中表现。只有理解了现代中国的本相，才可能继正统而开辟未来中国的光明前途。

民国政府迁入台湾，由于大陆迁台知识分子较少且失去社会根基和影响力，本省知识分子很薄弱且由于日据而不谙中华文化，如此的台湾知识分子社会和知识分子政治是衰微的。再者又因依靠美国保护、援助台湾，所以台湾社会崇洋和西化思潮严重，学术教育更是如此。所以，民国台湾的制度和资源配置越来越模仿西方，而西方的制度里没有知识分子居社会政治领导地位的制度安排。于是乎，民国大陆时支持知识分子的习惯性的制度和资源配置经历乱世冲击后，到了台湾又在模仿西方制度和价值观的冲击下被破坏殆尽。因此，台湾知识分子的政治力和社会力不仅衰落而且毫无领导地位，工业化和后工业化导致资产阶级高高崛起，俨然成为领导者，中产阶级有人口和选票优势，知识分子阶层沦为边缘地位，而依附市场和体制的「专业的知识职业人」则从内部分解了昔日作为社会和政治的领导者的现代知识分子阶层的精神接续，消散了知识分子精神及其担当立国理念的自觉。这是西方式的「现代病」和本土社会的缺陷共同造就的。没有现代知识分子阶层（现代士绅）这个社会文化的「优良领导者」，没有这「现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的本源结构」，政党必然无法得到良性制衡和注入优质活力，在台湾的国民党是典型例子。其威权统治的种种问题也是在此大背景下发生。进而言之，由于没有作为立国梁柱的现代知识分子阶层（现代士绅），台湾民主、台湾社会文化必然沉沦，而大陆民主化必然步履艰难，难望祖辈创立民国之项背。

所以台湾社会对于中华民国的开国立国的理想有隔。再者又因昔日威权统治及管控思想自由，所以本土派、民主派皆不喜欢沦为威权时代说教的假三民主义，且不辨真假，又看轻败退来台的中华民国。他们误把暂时过渡性的党国阶段等同于民国之本相，误把沦为工具说教的「三民主义」等同于三民主义本义，另外，不少学者以西方学说的标准衡量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和当代新儒家，以毫无学理依据的「西化」思维冲击现代中国的主流精神。所以他们都不能理解中华民国本来的理念和真精神以及宪政成就的深远意义。最后迁台后，没有了领导社会文化的现代知识分子阶层制约和提升政党政治，国民党也经历过「一言堂化」、官僚化的阶段，所以对于国家的理念和理想不彰，朝气活力低落，至今也没有多少改变。综合而言，也就是说作为立国梁柱的知识分子社会领导力和真三民主义力量皆失落了，主流的现代新儒家文化被政治性「本土化」冲击而边缘化了，如此的台湾必然就庸俗化了。如徒有自由民主架构，民粹主义盛行，而没有向上发展的文化和政治格局；资本主义除了经济领域应有的尊位，还侵蚀到政治和文化，伦理衰落，经济长期停滞。……总之，整个台湾在庸俗化中沉沦，政客们和学者们却以本土化的招牌、蓝绿斗争、民粹主义的喧嚣掩盖当下的沉沦。而崛起的强大的中共则从容布局，要一统天下。

在当下大中国的紧张的格局里，在大陆面临未来民主化的时局下，大陆民国派中坚力量主张继承现代中华文化，继1947年宪法而开来，为大中国开辟前途。

为什么大陆民国派主张继承1947年《南京宪法》而开来呢？再者时代在进步，知识在进步，为什么不模仿西方追求更先进的宪法或者重新制宪呢？　

原因有四，其一、「史诗般的抗战和对共产主义极权的抵抗运动，以及波澜壮阔的宪章运动，这三者汇聚促成了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悲剧的戡乱卫国战争是捍卫1947年宪法的护宪卫国战争，是民主中国的捍卫者与胁迫起暴民的苏俄代理人之间的战争，是中国文化与苏俄扶持的外来红色极权主义的战争。「戡乱战争为世界反共产主义极权侵袭的自由战争，是人类自由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国共两党的争权夺利，是自由与极权的对抗。」「四七宪法」是当下中国人的祖辈数代人的血汗和智慧的结晶；又有被苏俄扶持中共颠覆的历史悲情和民族主义之劫难，还有中共入主中原的倒行逆施作为反证。所以「四七宪法」有充分的正当性和至高的尊严。

其二、大陆的民主化必然要本土化。因为民主运动要以现代中国的正统、文化、历史为依托才有生命力和实践力，所以必然要重塑家国「中华民国」的理念，必须复兴三民主义、民国新儒家这现代中国的两大精神梁柱，且以光大1947年宪法为目标，唯有如此的民主运动才能「脱胎换骨」而担当起大陆民主化和构建未来中国文明的使命及重任。1947年宪法对于中国的意义，犹如《圣经》对于基督徒的意义、《独立宣言》对于美国的意义。大陆民主化之后，1947年宪法必然会有正统的地位和无以伦比的权威及尊严，并且成为中国未来制宪的起点和基础。这还有一层更高的意蕴，就是返本现代中国之正统，开中国文明之未来。

其三、继承1947年《南京宪法》而开来。如此才能更好鼓舞、更加团结人民进行反共抗争然后重建家国，使曾经领先世界二千年的中华文明度过空前的「红色劫难」，走上重光祖先辉煌的大道。相较之下，重新制宪或者「学步」西方，是无传统依据、无民族之根的高成本、高风险、低共识的无中生有的思维，是「盲人摸象」的知识上的无知和建构理性主义的鲁莽。

其四、回归「四七宪法」，是拨乱返正，是对于任何专制进行从历史至今的「斩草除根」。并且为「转型正义」奠定最佳的根基，可以为国史正名，为几代的先贤烈士正名，巩固民主化的正当性，由此落实好「转型正义」。

最后，人文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越是新的越先进，人文社会科学不是这样。人文社会科学有传统性和时代性，有恒常的也有变化的，越是新的只能说是时代性的，有可能是先进的，也可能是应一时之急的偏学，也可能是「买椟还珠」的概念游戏、一时的学术潮流。宪法学属于社会科学，有传统性，美国1787年制定的宪法，其基本精神至今没有过时，这是传统性的体现。政治制度，需要的是与社会、经济、文化的条件相契合，并符合本土的传统，而不是设定一个最先进的制度，就可以直接在任何条件下实施。宪法也没有最好的，更没有最先进的，只有适合本土的，相对好的。宪法首先要成为人心中的宪法，然后才能成就宪政，否则没有人心基础的宪法，再好也不会成功。因此中国大陆民主化要继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而开来。

继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而开来就要光大中华法系，未来中华法系应该不是西方现当代的以权利为本的世俗法系的，而是人文法系的，是以良知人情为本，是伦理与权利的混合法系，也是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中庸；既不是欧陆的成文法系的，也不是英美的习惯法系的，而是成文法和习惯法的混合法系。那么当代民国法系是什么现状呢？「清末修律」是师从日本，日本则师从德国，民国开国后处在严重内乱外患中，法律建设没法成熟，所以基本在「清末修律」的惯性轨道上行走，再由惯性形成现在的欧陆式成文法系以及偏向以个人权利为本（偏向个人主义的），此外「西化」思潮泛滥则是另一原因。这偏向是要纠正的。当代台湾出现了所谓「恐龙法官」的诸多现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成文法无法避免的过与不及压迫出来，不是法官好当「恐龙」，他们是依法条而判。再者出现以权利为本的法条冲击美德伦理风俗。所以必须争取习惯法和伦理法的地位，追求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中庸，继固有的中华法系而开来。这才是符合三民主义和当代新儒家的本土文化的本位原则。光大中华法系更有现实的需要和针对性。1、中国是国情复杂的大国，一省相当于欧洲一大国，少数民族地区更是特殊性的，所以要习惯法和成文法的混合。2、民主化后，转型难题很多，立法不可能及时周全，必存在大量过与不及的现象，这只能依靠习惯法和成文法的互补和互相修正。3、因为中华文化被中共毁弃，风俗异化，道德伦理沦丧等，所以必须中兴现代中国文化，同时要防止劣质的个人主义假借个人权利大行私恶，冲击残缺的基本伦理秩序。所以必须重视伦理法，要追求个人与社群的中庸，这必然要在成文法上体现，同时也必然倚重习惯法。中兴中华法系，这里略谈二点制度创新。1、在专业法官审判制度下构建辅助性质的专业人士和平民兼顾的参审团（非欧式参审制），影响审判。整个参审团有一票权力参与到法官表决中，从而影响审判过程和结果。如某一合议庭，置法官二人，则表决时法官各一票，参审团合算一票，共计三票。参审团就是关键少数的角色，起到反映良心风俗和民意的作用，使司法审判不脱离良知人情和社会期待。2、实行习惯法和成文法的互补和互相修正，要使良心风俗成为法源，并且以良心立法的判例法纠正成文法的过与不及。同时要参考传统而置判例法于严格程序中而避免英美法判例过滥之弊。例如：对于疑难案例，要形成违反成文法而取习惯法（良心立法）的判决，须上报且由上级法院派员加入和本法庭合议共决。这样就打开地域风俗的限制而更趋合理。如：县法院要违反成文法而作良心审判，必须与省法院派员组成大合议庭决。二审，省法院必须另择法官且转报邻省省法院派员加入而形成合议庭，两省合议而决。三审则由最高法院审判。这样就能有所克服习惯法的弊端。

或许有人认为：台湾学界原来很了解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现在学界大多数不提它了。还有不少人认为孙文也不是宪法学者出身，知识素养上有问题，五权宪法在实施中显得多此一举，不如三权分立，三权分立才是民主国家的通则。甚至于有人认为三民主义、民国新儒家的主张与西方自由民主学说的主流有矛盾，所以是落后的。

首先宪法不是自古就有的，西方早期倡导立宪的学者都不是宪法学者。因为有了宪法然后才有宪法学，然后才有所谓的宪法学学者。同理，中国清末主张宪政的人多数也不可能是宪法学者出身，中国要制宪，就要本土的制度价值观的理想及有益因素与西方普世的宪法原则结合。清末和革命时期，主张宪政的政治家学者大多学贯中西，而且中国社会文化传统依然存续，因此孙文依中国「选贤与能」理念和士绅政治的传统而提出不甚清晰的「考试权」，并且用于对治西方政党政治滥用私人的弊病；又从监察权独立的传统上提出现代的「监察权」，并且用于对治西方国会监察权沦为国会扩权和政党斗争的工具的弊病。而当代学者皆出身于很窄的专业领域，很多人留学归来，不精通国学和历史传统，且又把有特殊背景、来源而有适用对象和适用范围的西学理论当成最高的「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于是对于五权宪法、三民主义等产生诸多误解，对于中华民国的立国理念、思想和社会文化传统很难有相应的理解。如此由误解而泛滥批评也就成了时弊。如大陆自由派多数不能免此俗，台湾独派和自由派更是以俗为荣。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von Hayek）认为任何人的理性都是有限的，所以要尊重传统，自发秩序必然是接续传统的。然而两岸的自由派和台湾独派却不仅无本土文化之本，还有程度不一的反传统的偏向。

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本质上是主张本土化的民主化，皆有中西融合的原创性。更关键的是：三民主义不是学术思想市场上的东西，也不是孙文个人的思想，更不是国民党的党派思想，不是私的而是早已经变成公的了，确切说，三民主义是塑造中华民国的主要思想力量，是中国现代政治传统的主流，是构建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的基石。简而言之：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是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的方向性和基础性的构建，这是现代中国的一大事实。因此解释三民主义要从其来龙去脉入手，要从中国政治文明的理想性和传统资源诠释其渊源，要从西方政治思想融入中国和对治西方宪政弊端来诠释其去脉，要从中华民国开国立国的国家理念和理想性解读三民主义，再结合时代之需要，如此才有能力解释三民主义。这样才能超越三民主义之短及时代局限性，扬三民主义之长及所承之常道，如此才能使三民主义源远流长，这才是对待立国基石的三民主义的正当态度。至于制度层面，有什么样的理念和理论，就会有什么样的制度设计的方向以及各种具体操作的方案。五权宪法就是这样的。如果制度出问题，就要看是不是纯粹制度安排的问题？如果是，就求改进。如果不是具体制度问题，就要重温和发展基本理论，再行制度的顶层设计。所以解读五权宪法，就要深入理解传统政治的理念和理想以及监察、考试的历史资源，要观察三权分立之西方的渊源和利弊得失，要观察西方自由民主宪政的利弊得失，如此才能有学识高度来理解五权宪法和三民主义的来龙去脉。然后还要考察民国大陆时和台湾时期的历史背景的劣势制约，这样才能理解五权宪法的缺失部分形成的客观现实原因。不知道台湾和大陆有几人来这样解读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呢？特别在台湾，恐怕大多数人是出于读书考试写论文升迁的需要，而昔日政府和国民党解读三民主义恐怕是出于供养「神主牌」和说教的目的。这几种对于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理解和解释，必然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甚至是功利性利用。如此，三民主义在台湾当然不可能生机勃勃，也不可能发展。

就五权宪法而言，三权分立是西方通则，但三权分立是法理而不能等同于具体制度。还有更多的权力是独立的，远远超出三权分立学说的范围，时代是不断变化的。如美国的联邦储备系统是权力独立的，不随执政者变化而变化，是美国经济稳定的「货币金融权」，权力独立且影响巨大。分权制衡是不变之常理，有多少权分立？如何具体分权？这要依据各个文明体的历史传统、社会和时代的需要、民心国情等来构建。三权分立是必要的，却不是充分条件的。所以五权宪法是本土化的，是合理和正当的。如果要改善五权宪法，也要依据中华民国立国之精神，接续传统，然后重新解释和发展五权宪法。总之不能「邯郸学步、寿陵失步」。

那么五权宪法、三民主义、民国的一百余年的当代新儒家（陆称「现代新儒家」）在宪法的制度和法理哲学上是什么样的构建呢？

首先当代新儒家不是某一学派，而是指现当代的儒家的返本开来的学术及文化运动。其成就主要有四，一、阐明道统和中国文化及历史传统，二、构建学统的根基，三、由道统、学统及中国文化而构建政统的哲学和文化的根基，四、会通中西哲学且批判西学和西方文化。所以说当代新儒家与三民主义是互补的。三民主义主张继承道统和中国固有文化，但对于道统和中国文化言之不深入。再者三民主义和当代新儒家，前者是政治运动和思想，后者是学术文化运动和学术思想，两者恰恰可以互补。（这「互补」说是表述两者在现当代中国文明体里的客观自然的思想格局，不是说两者有「互补」的主观主张。）

再谈宪法。宪法和宪政首先是本土的产物，如果融合外来文化、普世法则，也不可能排挤掉本土文化和资源，而是要形成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否则必入歧途，如中共的宪法和制度、价值体系就是反面例证。中华民国宪法的根基就是以三民主义和当代新儒家为主流，以本于英美的自由主义和本于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为辅的，是以本土文化为本，中西融合的。而当代新儒家为中华民国宪法提供了坚实的中国文化的法理根基。三民主义形成宪法架构。所以说五权宪法的根本是坚不可摧的，优性和特性也是显着的。大陆民主复国之初，必然要恢复「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且略作应对时代之急的改善，奠定国本。待大局稳定后，再作宪法改良性损益。

五权宪法首要的是国民大会制。这是以代表制民主的架构来表现政道（牟宗三语）、政权（孙文语）。孙文认为「国民者，民国之天子也」。国民大会制就是民国的「民为天子制」。由天道而来的「天下为公」和「民本」是中国政治文明的理想，也是革命开创民国的信仰根源，加上西方John Stuart Mill的《代议制政府》和Delos Franklin Wilcox的《全民政治论》等影响，共同构成国民大会制的来源。就中国传统而言，这是把传统政治架构「天——民（空）——君（实）——士——百姓」的范式转换民国的「天——民（人民、国民大会和知识分子阶层）——政府（总统与五院）——公民」的范式，民与君合一，然又要克服民是「阿斗」难成明君的缺陷，又必须表现民意为本、民权为本，且置治权于民权之下，所以选择了国民大会制。就新儒家张君劢设计的「四七宪法」而言，国民大会制符合「民为天子」的天子无为而治的原则。从国民大会制可以看出，这是中国政治理想的信仰与西方宪法制度的结合。其实整个五权宪法皆是基于这样的结合，由天道而来的天下为公和民为邦本的政治信仰，融合了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架构，形成宪政的政道和治道，这是中国政治文明现代化的思想特性。清末，知识分子构成的新军、海外革命党上层、立宪党人皆程度不一的有「公天下」、「民本」等共同信仰和思想，因此革命创立民国才能成功。国父只是将此开国立国的信仰思想作学说化和宪法化的表达和构建，所以才产生以国民大会制为首的五权宪法。我们清楚了其根源和基础，也就知道五权宪法是我们祖辈开国立国的信仰和思想的制度性反映，这绝不是个人、党派的，是大公的，是现代中国的正统的。所以国父说他的思想基础和革命是继承道统而来，并且以此与苏俄思潮作原则性切割。尽管国父曾针对苏俄及其代理人中共作统战，故意说过一些把三民主义穿凿附会共产主义的话，然后被中共和反对者反复放大，或夸大歪曲或诬蔑诋毁，但是国父这些话原本只是政治策略的虚言对付，与三民主义本义无关，更不是真正的国父思想。这是不能恶意混淆的。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冲突的。

那么，国民大会制有什么可能的特性和优性呢？

首先，西方代议制的国会制是「权」与「能」不分，政权和治权混合，政道和治道杂混，犹如一家大公司有董事会而无股东大会。人数少权力大、拥有资源多的、依靠竞选力强起家的、政党政治的、政商复杂的、权力利益争逐场之中的国会议员们，1、不能更好反映和引导民意；2、难以坚持正义和公正；3、难以坚持全国利益、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公道平衡；4、当国会出现全社会争议不下的某一法案，或者国家遇上重大问题而各党争执不下时，等等。国会作为「日常政治」中的最高权力机关就会「捉襟见肘」难以应付，权威性也不足。

这时作为宪政中保持最高尊严和权威的国民大会就可以出场应对这种「非常政治」，使国家和社会能够安全渡过难关。所以说一个国家特别是人口众多、国情复杂的大国，如一家大公司光有「董事会」没有「股东大会」是不行的。国大代表们有高位而没有日常政治的多少权力和利益，因此，1、国大代表的竞选不会很激烈，对于资源和竞选力要求不高，有可能多出一些没有政商结合的贤人、无党派的人士；2、依钱穆所揭橥：中国政治理想主张文化领导社会，社会领导政治。国大代表日常居于社会和民众之中，又不像立法委员在利益争逐场中、政商关系中、政党斗争中而无法自拔，因此可以成为社会政治的一个个中心点，更好反映民意且经营于社会乃至引导民意。如此可以部分落实「社会领导政治」的理想。3、国大代表超然于日常的权力利益的中心之外，日常无权力利益牵挂，就会比立法委员更能坚持正义和公正，关怀全国利益、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公道平衡。所以国民大会可以补立法院之短之不及。因此，国民大会制可增补国大代表个人联名的立法提案权而更好的、优质的反映民意。但是作为政权的「国民大会」没有立法提案权，不涉治权，国大代表也没有任何立法的审核权、表决权等，立法权依旧掌握于立法院之「手」。其次，行政院、立法院等五院应当增设国大代表咨议的制度，这是协商民主、审议式民主的落实。复次，要增加国大代表的资源配置，如办公、调查研究等资源。

立法委员选举适合单一选区制和政党比例制的混合，以利于形成效率较高的国会两党制，从效率等方面考虑应该只能有二百席上下立委。而国民大会要更好体现民意，按各县市人口多少，宜采用复数选区制，好几千人的国民大会对于十多亿的中国而言是不多的。这样，国民大会的构成不仅反映主流民意还可以反映边缘民意。总之要有国民大会的制度自信，修宪只适合国民大会来行使，依宋教仁和蒋中正的初衷中国宜实行议会制，现在德国式的议会制很值得学习。总统应该是无党派的国家象征，也是五院恶斗时、党派恶斗时、政府无法处理国家重大争端时的调解人的虚位元首。这虚位总统还是适合国民大会选举产生的。当总统无法调解这些重大争端时或五院不当处理危及整个国家的大事时，国民大会有权决定是否解散和改选相关的院（如立法院、行政院等）。此外像有特殊专业性独立性的司法院正副院长、考试院正副院长、监察院正副院长应该由国民大会选举产生，如此就不被行政权和立法权干涉。然后立法权归立法院，但立法院自身的议事法则等，往往被政党间的斗争和交易所「绑架」，难以公正周全，民国台湾立法院就有议事混乱和党派滥争的前车之鉴。所以国大作为「旁观者清」且是最高权力机构，应该有权制定和修正立法院的议事法则。立法院则应有有限的复议权。

作为政权的国民大会不可有类似中共人大的常务委员会之设立，不能扩权，只能有互不隶属的若干专门委员会处理具体事务如召集国大代表供立法院咨询。总之没有必要学步西方模式的国会制。就如一个上市大公司必须要有股东大会，一个大国必须有无为而治的国民大会。必须以代表制民主的政权制约代议制五院的治权，目的是防止其脱离正轨，必须以政道保障治道在正轨之上行进。

一百年来，五权宪法、国民大会制饱受西学思维的误解、批评和政治攻击的诋毁，然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国民大会制有坚实的开国的信仰思想的根源，有对治西方宪政之弊的优越性。台湾盲目废除「国民大会」，争议「考试权」、「监察权」的存废，只能从反面警醒大陆民国派：「五权宪法」的制度完善和创新是万分重要的，要返本开来，才能使「五权宪法」源远流长。此立国之本是不可动摇，必须使之坚不可摧。

「五权」属于治权、治道。其中与政道最有联结的，并且与中华民国开国立国的社会政治的本源结构有根本性支持关系的，最具有民族传统的，最能纠正西方式民主政治之弊端的，就是「考试权」。所以就此意义而言，「考试权」其实是「五权」中最重要的。但是遗憾的是，「考试权」也是理论构建和宪法制度里最不成熟和最弱的，也是遭受批评和攻击最多的。

现在先从世界民主政治的弊端的因果谈起。当今世界的民主政治普遍缺乏品质，这是因为缺乏「贤能政治」因素提升民主。民主政治如何容纳「贤能政治」为提升的动力呢？这是一大课题。就如老百姓理财要听听理财专家的，资本家投资也要听听投资方面的专家，一个社群要有良好风气需要贤人们的作用。民主时代的人民就不要贤能的引导吗？民主政治是需要贤能政治来引导和提升的，否则就会陷溺于庸俗化的「普通人的政治」甚至于民粹主义。政党政治会异化成缺乏正义和效率的争权夺利的政治，也可能异化成煽动操纵民粹的政治，也可能异化成投合强势的利益集团（如财团等）或地区的分利的政治。等等。所以需要「贤能政治」来制约民主政治的庸俗化、民粹化、强势者的利益最大化。这所谓的「贤能政治」在当代来讲，其实就是知识分子政治。但是，在西方政治里，资产阶级掌控资源，中产阶级拥有多数选票；而知识分子既选票少，又缺乏资源，处于边缘化地位。当代世界的知识分子相较专业人士如教师、律师等百业的庞大人群，也是处于少数地位。这种弱势地位根本不足以形成对于社会政治的引导力。这种资产阶级领导的、作为多数的中产阶级好求利益的现代政治的普遍模式是理想的民主政治吗？不是！依中国政治传统的理想，有知识分子（贤能）引导的政治才是品质较好的政治。那么，现代政治为什么没有支持贤能且提供资源扩大其社会影响力的制度呢？由于西方历史上是以贵族政治为主，没有贤能政治的体系，因为没有传统可依，所以现当代的西方民主政治虽然成熟而贤能政治还是继续缺位。然而，贤能政治在中国是一大传统，中国主要政治理念就是「选贤与能」。贤能政治的历史性表现就是：士人政治。这是中国的一个大传统。所以五权宪法就有表现贤能政治理念的当代表现——考试权。考试权最集中表现了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的结合。但是考试权的制度设计严重不足。

考试权法理渊源有二，1、源于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及其产生的士人政治、文官治国。「选贤与能」之制度化追求是古代中国与民国的考试制度的法理基础。「士绅阶层」是革命开国和立国的社会基础和领导力量，有切身体会的国父把考试权独立出来也有此不言而喻的原因，所以要把形成古代士人政治的考试权演变成现代宪政下的考试权。2、使国家公平选拔、任用人才，维持公正中立的文官制度。这是针对西方政治里政党政治的滥用私人、政客「分赃」的弊端，加之对中国人情社会的警惕。因此，国父有「考试权」独立出来的顶层宪政制度设计。考试权独立之终极目的，就是造成贤人政治。如此一可「济选举制度之穷」；二可「矫委任制度之弊」而免蹈「分赃政治」之覆辙。

但是国父是政治家而且早逝，其考试权如何落实其法理要求呢？这是未完之遗志。一个制度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才能做到制度与法理的表里相符。考试院制度在「四七宪法」里是雏形，台湾的国民党等把三民主义当「土地公」拜，没有发展之和充实之，故「考试权」没有得到完善。现在考试权主要是维持文官制度。这只落实了考试权法理的很小一部分。

前面讲考试权有两个法理渊源，其一维护文官制度，避免现代政党政治的滥用私人的弊端，考试权大体可以胜任。但是，考试权还有现代中国及传统的渊源。首先是继承传统「选贤与能」理念及制度化的追求，这是后世普遍认同的。当时，民国的开国立国的社会领导阶层——「现代知识分子阶层」、「现代士绅」由于有习惯法的制度和资源支持而存续，没有立法的制度需要，所以没有被纳入国父及蒋公、张君劢等的考试权的考虑视野。但是后来由于中华民国大陆沦陷和后来工商社会发展、制度西化的缘故，居社会领导地位的「现代知识分子阶层」解体了，不复存在。那么考试权如果局限于维持文官制度等，就很不相符于其「继承『选贤与能』理念和制度化的追求」的法理要求，丝毫不能制度性拯救作为中华民国开国立国的社会政治的本源结构的「现代知识分子阶层」的大缺位。这是国父构建考试权理论和张君劢制宪时不可能预计到的大陆沉沦之变和未来社会结构之翻转。

现在东西方都没有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阶层，都只有居边缘地位的知识分子阶层。资产阶级掌握资源居实质领导地位，中产阶级拥有多数选票，然资本缺乏道义、庸众缺乏理想和社会担当，如此的政治必然有资本和权力结合一面及其他诸多弊端。因此西方现当代文明和自由民主的品质是不高的。同样状况也发生在台湾，台湾有自由民主但却庸俗化和沉沦，还陷于民粹主义泛滥、政党斗争、劳资斗争的泥潭，资本主义超出经济领域应有的尊位，还侵蚀到政治和文化之上，这些都是现当代的中西的政治和社会的通病。

大陆未来民主化，必须要克服这些民国台湾及西方的弊端。如何克服呢？要返现代中国之正统而开来，落实于五权宪法，确切讲要对于考试权重新开展顶层制度设计。有什么样结构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和社会，资产阶级掌握资源居实质领导地位，中产阶级是多数，知识分子居边缘地位，这就是当代东、西方相同的人民结构、社会结构。这样的政治、社会、文化必然是品质不佳的。还有更为重要的是：中华民国开国立国的社会政治的本源结构——居社会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阶层被消失了。现当代的知识分子根本不能接续「现代知识分子阶层」的精神和领导力。没这「现代士绅」，民国台湾的国本动摇，有自由却沉沦，有民主却低质化。这是前车之鉴。

大陆要光复民国，首先要找回开国立国的梁柱——作为民国社会政治的本源结构的知识分子阶层，追求形成以知识分子领导社会文化、资产阶级领导经济为主流的、中产阶级及其他阶层各有尊位的多元社会结构。要找回国魂，这国魂就是：以三民主义和民国新儒家为主流的多元的中华民国政治和文化之魂。要找回国之梁柱、国魂，就要落实和完善五权宪法，考试权尤其重要。无论从历史经验还是从逻辑上看，有了民国社会政治的本源结构——居社会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阶层的作用，人民的民意才有理性化的引导力（如革命创立民国、1946年后的制宪行宪等），人民理性化才有政道、政权及整个民主政治未来优质化之何能，未来的选举政治、政党政治才有提升的可能，三民主义和民国新儒家才有精神担当者。

那么考试权如何扩大和完善呢？构建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达到中兴国魂和国之梁柱的目标呢？考试权的顶层设计要参考民国大陆时支持知识分子领导地位的习惯法和传统科举考试制度的常理而开来，重新落实为系统制度。其简要如下：

1、以考试原则形成宪政制度下的贤能集团——制度化知识分子阶层。贤能必备公共关怀、治国通才型知识、人格品行。所以要通过的「通才型」考试和小区清议程序形成个体贤能资格认定。从而与专业的知识职业人、专业人士区分开来。这样的贤能集团作为社会政治的理性力量，才能有获得制度和资源的支持的正当性，也合乎民国开国立国的传统。

2、提升选举之理性水平，选举品质一旦改善，必然改善整个民主政治品质。
选举是民主政治的最重要一环。选举品质有赖于选民水平，在一人一票的前提下，贤能集团选举水平必较高，大众选举水平必次之。故普选时，贤能选举在前，众选在后，如此，贤能选举结果会有力影响大众的投票选择，这有助于选举理性化。毕竟普通民众忙于生计而疏于知识和政策分析、辨别候选人，故选举水平不高，这是作为「普通人政治」之现代民主政治的局限性，贤能选举在先，可以起到理性引导作用，对治「普通人政治」之缺陷和不足。（选民选举时间上分先后的状况没有法理的障碍，美国等国都有此状况）唯有选举的理性水平提高了，才可以遏制选举中负面竞选，才可以制约朝野恶争、党派恶斗。反之就会恶化政治生态。而贤能选举是提升选举水平的首要理性因素。

3、考试权机关与司法权机关之产生原则是同类的，应归于精英及专业和品质一类，而不适合产生于大众民主（如大法官就不能普选产生）。故考试院由贤能集团选举产生，由于选民由知识分子构成，故政策评价和候选人风评会成为选举的「主轴」，选举造势和广告反而变得不是首要的，这样的选举可以成为提升普选水平的一个好模范。由贤能集团选举出考试委员构成考试院，考试院院长则由国民大会选举产生。考试权不像行政权，没有多少立决之急务，故而应该众议规划周密谨慎，故适用委员会制。考试院院长是召集人的权力和地位。

4、考试权除了现有维护文官制度的「考试权」功能，还要把教育权和文化权从政府权（行政权）里脱离出来归到考试权里。其目标是：知识分子治理文化及教育等。所以考试院下除了原有的考选部、铨叙部等等之外，还要增设教育部、文化部，治理教育、文化，规范传媒、影视、娱乐业等。文教权治理精神文明，政府权（行政权）治理物质文明（政经）。文教权从政府权里脱离出来，政府权只限于政经军事外交，这样限制和缩小了政府权。更重要的是：可以避免政府治文教之大弊。今世界通行的政府权包含文教权，施政普遍是令人失望的，因为政府施政难免以政经为主、经济至上、文教其次、重利轻义、急功近利等弊端。再者还会导致政治和文化教育的纠缠不清。最后政府也摆脱不了政经思维无能施政于文教领域，极可能导致现代文化教育庸俗化、市场化的后果。教育「市场」化，学术也「市场」化，现代媒体沦为商业利益「奴仆」和受制于财团而失去昔日公义宗旨，而现代人又是媒体「消费主义奴仆」而缺乏思想独立性，传统重视品质的文化教育和社群风俗美德等不断受到侵蚀解构，等等。未来如果文教权与政府权分立，就可以尽可能避免上述诸弊病，而且有以文教和社会力量来改善政治之可能。所以文教权第一应该归于文化和社会，归于知识分子掌握，而不归于政府；第二应该归于贤能和专业，而不归于激烈的政党斗争。故可以考虑考试委员和院长应是无党籍的。如此可以建立优质化的文化教育秩序和格局，制约住文化领域的资本权力的扩张及过度商业化的弊端。例如：应对媒体商业化和受控于财团利益之诸弊，可以援教授治校模式入媒体，形成媒体人自治媒体之体制，遏制资本化和商业化对媒体公义和受众的损害，遏制「富媒体、穷民主」之现象泛滥等。再者建立公营的媒体体系，由考试院任命政治中立的有德才之士构成董事会，不以求利为第一而以求义为第一，传播社会意见和学术思想，扬良善风俗，鼓励健康的影视及娱乐节目。不以求利为尊，也就不会追逐负面新闻和低俗的娱乐及影视。这样就会有所制衡文化及媒体商业化的弊端，有益于精神文明之建设。总之，从考试权有所落实「知识分子政治」，就有可能有所落实文化领导社会和社会领导政治的中国政治理想，就有可能突破和超越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导致的文化和教育的低质化。

最后考试院行使文教权要比西方现行制度更民主。西方教育、传媒、娱乐业等治理机构皆是政府首长任命长官实行治理，例如教育部长是被任命的而非选举的。这种金字塔型的委任式精英式权力安排，其结果往往委任政客或执政者的亲信学者，多数不符合贤能原则和民意。而贤能集团一人一票选举出的考试院（委员会制而非首长负责制）行使文教权更符合民主原则。

理性引领的政治才可能成为优良政治，这是政治的「铁律」。理性力量的首要来源是知识分子。治疗「现代病」、「后现代病」，就必须依靠理性力量通过文化引领和提升社会，再由文化社会来制衡及优化政治。所以，第一要依靠知识分子影响和引导人民，提升选民水平，如此才可能提升政道运行和政权行使的品质。这必然要从国民大会、贤能制度去落实。第二要依靠贤能政治（知识分子政治）制衡和优化选举政治、政党政治等，要以美德知识廉能去优化和制衡政治、优化治权，遏制资本和权力结合等自由民主政治的弊病。

所以，民主政治必然需要贤能政治因素为其用，形成贤能集团（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三方制衡的社会政治的大格局，落实文化引领社会、社会引领政治的中国政治的理想，从而引领和优化整个民主政治。所以，首先要从考试权的制度完善和创新致力。古代考试权历史上构成传统士人政治，形成领导社会政治的士绅阶层，开出领先世界二千年的中国文明。当代考试权则必须构成了贤能地位的「知识分子阶层」，上承民国开国立国的「梁柱」——居社会领导地位的「现代知识分子阶层」，下救陷于资本主义色彩的民主政治（民国台湾和西方模式），开出以知识分子领导社会文化、资产阶级领导经济为主流的，中产阶级及其他阶层各有尊位的多元的社会政治结构。如此的社会政治的结构才是合理的，才是合乎中华民国的文明体的本性的，合乎民国开国立国的传统的特质的。唯有如此，才能光大开国立国时的理想，接续国魂，开出优质的中华民国性质的民主政治。

反过来讲，没有贤能制度和资源支持的「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和政治，完全不能避免真理与民主、道德与自由、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文化法则与法政规则、文教法则与市场规则等之矛盾失衡。社会政治会偏向只讲权利和平等、多元，而无理想、无价值等差、无传统，也不讲依贡献、分工、德才而得其权位利益。社会政治格局就是源自西方的现代模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下层工农的对立，右派和左派的对立，没有服膺于道德知识的、超越左派右派分立之上的贤能阶层来伸张正义和公正。如此政治上必无优质的自由民主，社会上必只有个人自由而无礼义伦理，只有利益而无道德等等。如此国本何在？如此中华民国开国立国的「国魂」和「梁柱」是无处可安的。

最后，要构建优质化的选举制度，遏制资本权力进入选举。即：首先尽可能使选举消费公益化，禁止有偿选举广告，令媒体传播选举信息公益化，今网络信息发达可以抵消大媒体可能因利润不高而减少选举报道之消极后果，不会损害民众获取选举信息；然后严格限制银行企业等资本单位的政治献金，国家提供选举的主要资金和便利，等等。遏制住资本和选举的结合，就会遏制住资本和权力结合的主要根源，使资本主义法则及价值观止步于政治大门之外，把资本主义的尊位限制在经济领域之内。但是这必然会遭遇资产阶级和相关政党势力以「自由」为名的反对，那么净化政治的力量何在呢？要依靠知识分子的文化优势引导社会并且和中产阶级、工农结盟。构建干净的选举制度对于大陆民主化之后的长治久安有重大意义和作用。因为中共统治时期形成权力和资本结合的庞大的红色资本势力，中共下台，这来源不义的庞大资本势力为了维护其利益，必然要与民主力量结合「漂白」自己，并且希望借私有化而进一步大扩张。如何结合呢？通过大力提供选举经费、支持一些派系来完成「漂白」自己并且搭上「新权贵」作「保护伞」。因此必须有遏止资本权力进入的选举制度，保障执政的民主力量的「断染成净」，如此才能保障私有化和市场经济的成果不被不义的庞大资本势力瓜分了。这不义的庞大资本势力如果遇上民主力量执政不利，也会倒向卷土重来的旧中共政治势力。上述的状况在俄国、东欧的民主化里有充分的前车之鉴。所以要构建排除资本力量进入的选举制度，一可以把红色资本势力排除在选举政治之外，二可以去除西方式选举政治的资本主义化色彩，形成超越西方的中华民国式选举政治。这是应有的后发国家的优势。

民国台湾也有资本权力的问题。但是这是自由资本主义下的问题，不同于大陆。台湾民主化只知名为「本土化」的政治性冲动，以及模仿西方政治，而忘记了民国开国立国时先贤和文化硕儒对治西方式自由民主的弊端的基本理念以及对于资本主义泛滥于社会政治的警惕，所以台湾民主是低质化的。

大陆民主化之后，如果没有构建贤能制度支持的知识分子阶层，就不能遏制庞大的旧红色资本势力及资产阶级的利益，无法构建优质化的选举制度，优质的民主宪政就不可能。民主力量也得不到社会的源头活水般的大力支持，重演民国大陆时知识分子与国民党若即若离的半和谐的格局，而红色资本势力就会「漂白」并且腐化民主力量，再与旧中共势力依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如此，俄国和东欧的前车之鉴就会在中国重演。由此可见光大中华民国的国魂，落实和完善五权宪法，再兴「国之梁柱」的「知识分子政治」，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宪政大计。

以上谈了在未来完善五权宪法的关键——完善考试权的要义（考试权也是五权宪法的最大薄弱之处）。五权宪法依法理序列，应该是立法、行政、考试、司法、监察。现在讲立法。

中华民国开国时宋教仁主张议会内阁制，以后制宪时蒋中正也主张虚位总统的内阁制，张君劢也倾向内阁制。但由于面临内乱外患，国民党内大多主张总统制。考之世界民主政治实践，议会制比总统制稳定和成功。民国台湾的总统制就是不成功的例子。因此，我们要理解和解除一时应对内乱外患的应急之变，尊重和恢复正常的传统。关于议会制，台湾和大陆民间、海外皆多数主张参考德国式议会制。所以要在继承民国台湾立法院一院制的经验基础上作损益，演变成适合议会内阁制的立法院架构。

同时要尽可能避免议会内阁制的缺陷，任何制度都有程度不一的缺陷的。如：1、在议会中执政党占多数时，反对党很难制衡执政党。2、议会制比较容易有政党冲突。3、造成行政权过度影响立法权和政治权力易集中的争议。相对程度的克服办法在于把省议会选出的监察院变为「半个上议院」。立法权当然归立法院，监察院没有立法权，也不能对立法院决议案行使同意权，但是如果认为立法院的决议案有不妥或不当之处，可以提出复议，立法院复议后以相对多数就可以通过决议。这样，监察院就演进为「半个上议院」，就能在程序上有所制约议会制国会的权力并且补一院制国会立法之短而谨惧立法。

行政权归行政院。除文教权归考试院之外，拥有所有的行政权力，向立法院负责。行政院院长由立法院选举产生。院长以大政方针和重大决策为工作中心，但是中国是大国，国务繁多，所以在院长之下应该增设作为院长的副手和总揽具体事务类似执行长的内阁「首辅」，由院长任命，但是要经过立法院行使同意权。再者，行政院院长对于立法院决议案有复议权。

司法权归司法院。这可以在继承民国台湾的司法院体制基础上，参照司法改革意见作一些损益和完善即可。司法院院长和大法官由超然于党派和政争之外的虚位的总统提名，保障司法独立性，院长必须经过国民大会同意，大法官则必须由立法院同意。

监察权归监察院。监察院体制以「四七宪法」精神为准再作增补，技术细节部分可以参酌台湾监察院。如监察委员由省市议会选举产生。但是监察院院长要由国民大会选举产生。监察院对于立法院决议案有复议权，起到补充性质的「半个上议院」的作用。最后，监察院要增补建立资源平台供学者和社会贤达谏言作为「民国天子」的人民。也就是说监察院必须建立制度性常态化平台（如办论坛、在公营媒体设立栏目、提供补助等），供社会贤达、学者研究和谏言人民，如国民性的长短得失、国民素质研究和谏言议论等。最后监察院要避免民国台湾监察院管得过多的问题，其监察对象要限制于政务官和中央地方的高层文官，不涉及中央和地方的官员的中、下层。

独立机关的分属五院的五大「顾问委员会」。由高级文官系统选举资深文官分别产生五院的「顾问委员会」的多数，然后离任的前总统、五院院长可以分别担任委员，这是五院的咨议单位。「顾问委员会」可外聘学者、贤达作为咨询委员。「顾问委员会」有专业性强、经验丰富、了解实际、超脱党派局限性的优性。「顾问委员会」可派员列席五院议事会议及提供建议服务于相关工作。我们必须正视立法院、行政院的立委、首长，多数是大党的大佬，但是缺乏专业、经验历练、了解实际以及坚持政党政策超过对政策成效的客观评估，再加上政商关系、强势集团的游说作用等，故难免在立法、行政上产生各种弊病。为了有所制约这些现象，参考传统的「门下省」、「给事中」的封驳制度，「顾问委员会」可以行使程序上的一次封驳权。封驳权不是复议权、否决权，只能在表决之前的议事阶段行使一次，其效果是让立委们或首长们正视立法草案或行政命令草案里的有意无意的缺陷和疏漏以及可能的不良后果等，让立法和行政更正确和周全。封驳后，立法院的相关委员会、行政院的相关首长必须重新审议，如果他们再认为可以付诸表决或颁布命令，则不得有碍。也就是说不妨碍立法院、行政院的权力和功能，只是起到程序上的理性的提醒作用而已。行使封驳，也会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有助于制约立法和行政上的过与不及。监察院也有类似问题，尽管监察院职权是中立和客观的，但是难免党派和利益集团的渗入，所以还是要封驳制度的提醒。考试院是知识分子选举构成的，尽管他们的专业性等要比立法院、行政院强得多，但是还是需要文官代表和离任的各院首长构成「顾问委员会」的封驳制度的提醒作用。专业大法官构成的司法院是例外，大法官有不可违的尊严和独立性，高阶法官选举产生的「顾问委员会」只能提供建议等，不能有封驳权。

那么为什么要前总统和前各院首长进入「顾问委员会」呢？因为他们有从政资历和丰富经验，离任后无官一身轻，反而会说有见识的真话做实事。西方有「元老院」、中国有「三公」，后来都变成无权而位高的顾问官。当代法国最高宪法权力机构——「宪法委员会」（Conseil Constitutionnel），就有前总统的席位。所以前总统和前各院首长可以分别进入五院的「顾问委员会」。而高阶文官选举出的资深文官比较深知政策的利弊得失和国情，且政治中立，他们构成「顾问委员会」的多数是比较适合的。

独立机关：选举委员会、检察机关、中央银行等应该是独立的。这些机构的首长由这些机构广泛荐举产生若干候选人，由超然于党派和政争之外的虚位的总统提名，立法院有同意权。如此保障这些机构的独立性和专业性等。中央银行要参考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形成「货币金融权」的独立性。中央研究院应该成为人文和社会学科的最高学术机构，另外设立中央科学院、中央工程院作为自然科学研究和科学技术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这三院名义上属于考试院，然是独立机构，院长由研究员和院士荐举产生若干候选人，考试院长提名，总统同意。这样就避开政治的纠缠。

中华民国「四七宪法」和台湾都是实行地方自治。所以不可「偷渡」联邦制之实，这不合宪法，也不合国情，更不合几千年来文化凝聚而塑造成的民族国家的特性。相反，中国是大国，一省相当于欧洲一大国，所以要从国情出发实行「虚省实县」的地方自治。联邦式的地方分权，会使边疆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分离主义因此增强。再者，会使各省政府挟地方民意而坐大，导致不合地方利益的中央法令、政令不通畅甚至于名存实亡。中共的集权统治还有地方对于中央阴奉阳违的状况，何况民主体制下呢？复次，民主化后民主初定，联邦式的地方分权会使较为保守或旧中共势力当政的省份成为自由民主的「绊脚石」，以及成为旧势力东山再起的基地。民国初年，联邦主义的思潮开始是为了构建民主政治的一个理想主义思潮，但是从历史实践后果看，所谓联邦主义的诉求最终成为军阀割据及中共割据的旗帜。由改良派而转进成民主派所主导的《零八宪章》，也有联邦主义的迷思，其实不合未来民主化的国情。联邦制的各地方自治体可以自行制定刑法、民法，各地的法律不同，地方权力财力都很大，要照搬吗？西方与中国的国家的形成与塑造的历史传统、国情、文化等很不一样，中国宪政体制以及中央和地方关系要依据本土和传统而建立，也就是要遵循「四七宪法」精神，而不是学步西方不计风险把本土当「试验田」。然后在地方政治体制上，宜实行议会制，议会选举宜采取复数选区制，更好反映多元民意。最后，当民主已经巩固成为人民和国家习惯时且政经也已经稳定，地方自治可以吸取「联邦制」的有益因素。可以让地方分权充实化，扩大省权等，一省一县之权之事宜归一省一县，如此让地方更好经营发展。

对于少数民族及地区。未来依「四七宪法」和三民主义实现民族和谐及平等，尊重任何民族的宗教和文化，赞同实现自治，实现自由和民主。但独立的诉求必须通过全体国民公决。对于非法反叛者要依法严格处置。我们理解中共的极权统治过去导致过藏、维等少数民族的大灾难，而今依然践踏人权、压制宗教等。我们与少数民族心心相通，赞同未来依「四七宪法」而开展「转型正义」。然后，边疆少数族裔地区经济不振，还有贫富悬殊的状况。贫穷是滋生恐怖暴力的土壤，也助长分离运动。所以消灭贫穷，使少数族裔分享到经济发展成果，然后使少数族裔享受到自治，享受到本族宗教和文化的不受约束的复兴，依宪法有「转型正义」之实现等，这一切最终会使少数族裔加入到共同体中来，治愈历史「创伤」，认同国族。

中国是几千年来文化凝聚和各种因素的历史传统磨合而形成的跨越各个民族的的共同体，是以国为家的，以民族为家的。作为主要民族的汉民族形成和发展也是同样如此的。西方国家的形成，或者出于利益联合如英国的苏格兰和英格兰的联合成国，或者因政治宗教和民族等原因而形成的。西方国家不是出于文化凝聚而形成的，也不如汉民族那样因文化凝聚而形成跨越许多民族的百川汇流式民族大融合，西方国家更没有以国家、民族、社会为家的理念和传统，这一切是中西的文明的大差异。所以西方少数国家因为特殊国情可以实行联邦制，而中国不行。但是，由于中共以外来的红色极权主义摧毁中华文化主位，实行民族内残酷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和「输出革命」，所以海外华人华侨的文化传统衰落、国家民族的认同低落，东南亚华人还受尽压迫。所以光复大中华民国后，我们要学习以色列对于全世界犹太民族的立场态度，保护我们的民族，要对得起祖先。必须在海外华人社会推广现代中国文化和民族传统，以文化凝聚力加强民族一体化，保护他们的人权，支持他们在所在国的参政和社会参与。实行多重国籍制，扩大华侨在海外华人中比重，充分保障华侨的权利及利益。要彻底修复和补偿中共「输出革命」造成的对于海外华人社会的伤害和受所在国压迫的「创伤」。华侨华人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是中国在外的同胞兄弟，家不可分，民族不可分，这是超越国界的。中国崛起重新成为超级大国，对于海外同胞有必尽之义务。上述讲的是无任何前提和条件的目的。另外，良好的华侨华人社会也是中华文化的软实力所在，自然会扩大中国国际影响力。

经济上，以自由经济为目标。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各领域皆各有不同的特殊法则，可谓「物各付物」。经济领域必须以市场法则为尊，以资本主义为尊，这是经济法则的特殊性使然。文化和社会、政治却皆必须制约源于经济的市场法则的扩张，遏制资本主义化，这是文化法则和社会法则、政治法则的特殊性使然。虽然经济上应当以自由经济为目标，但是要考虑中国经济的质的水平和国际经济竞争状况，又必须要有实用主义态度。须知后发国家如果是较纯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缺乏资本和高科技、缺乏产业高端等的大劣势，往往停留于代工经济的阶段而很难升级，经济发达不起来。但是如果经济上有国家主义因素的国家如日本、韩国，则以国家为后盾，可以克服资本等大劣势，较快实现产业升级，成为发达国家。中共是后极权主义的，国家的资源和作用更大，所以形成经济崛起。但是过度的国家作用，使经济畸形化、非市场化、泡沫化和严重的两极分化等等，最终会「自掘坟墓」。这是中共经济模式未来必然的归宿。然而中国民主复国之后，也会面临发达国家的优势经济竞争，所以除了实行市场经济之外，必须有国家的经济支持作用，否则很难升级到一流经济体的水平。再者要有效应对经济危机，也必须保留国家干预经济的力量和地位。复次，要在国际竞争中保障中国经济安全，就有保持国家经济干预的必要。

民主化后面临经济转型，这是非常关键的，不能有任何教条主义的束缚，因为稍有不惧就会重蹈俄国东欧的覆辙。1、转型时期的经济必然是危机丛丛的，首先要集中精力度过经济危机，必须保持较强的国家干预经济的资源和力量，而不是以私有化为首要，私有化是次要地位的。2、保持一定的国家经济资源，以备任何经济恶化时的民生需要。3、中共统治时期产生了庞大的红色资本势力，其依靠权力与资本的结合而暴发，如果让他们到公平的市场经济中去，他们就会暴露出平庸资本家的本相。这是私有化的「敌人」。私有化会使他们借资本优势收购国有资产，形成更大的资本势力，大力蚕食国民经济的成果却低能力、低效率推动经济发展。他们还会腐化民主力量，在政治上找「新权贵」作「保护伞」，形成新的腐败性政治经济力量，且与旧中共势力保持关系。俄国东欧这方面的教训深刻。所以私有化政策要有针对性，要规避风险和可能的恶果。如规定私有化售予对象，必须是市场化高的领域的企业等和无昔日官方背景的纯私人资本，对于买家里的违规「暗渡陈仓」者无限期追诉和严惩，规定私有化后的企业等单位若干年内不得转售他人除非有严重亏损。……。总之必须排除不义的权贵资本主义的买家，必须打造自由资本主义的正能量。要解体且转化权贵资本主义，构建健全干净的自由资本主义，从而有能力高效率推动经济发展，形成健全的「中国崛起」。只有「健康」的自由资本主义才能成为中华民国的经济基础，使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以及工农阶层成为民国的「铁卫军」。这里不得不说，自由派当中有一部分人是由中共改良派转化而来，其昔日鼓吹的经济自由化理论，与权贵资本主义有理论与实践上的「藕断丝连」。所以要谨惧对待自由派的理论家和商人的政策主张。

最后中华民国宪法确立了民生主义原则。如民众之福利权。国家应该为每个人的福利和尊严提供最低限度的基础。民生主义与罗尔斯（John Rawls）的分配正义类似，在自由和机会均等前提下，使境遇最差者的利益得以最大化照顾。这是必须要渐进实现的。

中国大陆必然的本土化的民主化和转型的前途是：光大民国的现代中国文化和继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而开来。这也是一个回归正统的且低成本切实可行的民主化和转型的方案。在政道上，以国民大会代表民意和以贤能制度支持知识分子引导社会文化以及社会引导政治，形成政道的大架构。这架构既反映民意的全量（国民大会），又兼顾民意的质的提升（人民的贤能制度），重光了民国开国立国的社会政治的本源结构（贤能地位的知识分子阶层）。政道的内涵是：返本民国的现代中国文化而开来。在治道上，以治权的五院制为架构，光大民国一百年来的典章制度、公共治理的文明成果。作为政道内涵的现当代中国文化，如：道德伦理和礼俗、德治精神、自由精神等，以及民生的发展和民生的需要，这一切都会源源不断地提供立法和行政、考试及文教、司法监察的依据和发展动力。

再者，国家和公民社会是相互制约且相互依存发展的，民国式的公民社会更有优性来实现社会文化对政治的良善的引导作用。有制度和资源支持的知识分子阶层，有日常居社会且外在于国会政府的国大代表，这两大贤能力量足以影响社会且成为社会力量的中心点之一。他们与其他公民团体如社会运动团体、慈善机构、宗教团体、商会、工会、学生会、专业协会等互动，较容易形成国家与社会的良性的互相沟通和影响。然后知识分子和国大代表也较容易争取到更多开放性资源给公民社会，有助于公民行动团体摆脱资源匮乏，改善资产阶级、政党等支持的公民团体在资源上「独秀」的不公平格局。比较而言，西方公民社会由于缺少政道在社会中作用，缺少贤能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作用和国大代表的作用，所以其公民社会相较之下品质不容易提高，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关系也比较容易紧张。

在未来的大转型中，上述的大中华民国的内容和架构可以更好实现转型。文化上有贤能的制度和资源支持的知识分子阶层，有国大代表和社会贤达，有独立治理文化教育的考试院。这种文化架构足以唤醒民众，清理红色的文化教育体系、知识结构及思维习惯，继现代中国文化而开来。同时确保文化独立性，不被政治牵着走。再者防止自由民主观念的弊端一面，去除深重的红色旧弊且防新弊产生。最后，这种文化架构可以大幅提升文化和教育等的品质，有所制衡文化的商业化、消费化以及资本主义化。如此在精神文明上可以形成长治久安的格局。在社会上，有贤能领导力的知识分子引导公民社会，有国大代表作为一个中心点沟通于国家与社会，有文化的提升浸润社会，社会不会是一盘散沙，而是有凝聚力和提升力的。同时制衡资本主义的坐大，也能制衡庸众的庸俗化。所以这种社会架构有社会长治久安意义的。在艰巨的转型中，这种社会架构颇有凝聚力，更适合持续解体且压制社会上的红色力量和「漂白」后的红色资本力量。政治民主化仅仅只是末用，对专制和旧势力是「斩木」而没有「除根」。从文化上做起才是「断魂」，从社会上做起才是「除根」。建立理性之文化架构和社会架构以及良善之格局，民主化才能根基坚实，如此转型才能彻底，才算成功。前苏俄东欧的转型的重要教训是：重视政治转型而文化转型和社会转型则建树不大，所以旧势力改头换面依然坐大，政治转型很快随经济转型的「阵痛」而倒退，然后导致转型的全面性不成功。这是前苏联东欧的前车之鉴。在经济转型上必须遵重经济法则的特殊性，以自由经济为目标且奉行实用主义的国家干预，以自由资本主义为尊且又必须适合国情。故首先在经济的制度和战略上必须解体权贵资本主义和红色资本势力，在文化上批判之和解构之，以社会压力压迫之，在政治上清算之。然后才能建立「健康」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政治上，自由选举使民主成为现实。选举中的知识分子的理性引导作用，知识分子阶层和国大代表日常领导社会的作用，皆有利于理性力量、民主力量得胜和长期执政。再者有利于国家和公民社会有良性互动和制约。在治道的五院上，议会制的立法和行政有利于形成民主力量的全面执政，有利于清除立法和行政的红色残余，实现立法和行政上的全面转型，光大民国之正统。知识分子阶层选举产生的考试院有考试权和文化权及教育权，可以通过各种施政使公务员、教师、军人以及各种职业者的政治观念及知识结构实现转型，光大民国文化，促使整个民心民智大进步，普及转型正义的观念。再者专业性独立性的考试院可以避开政党派性的制约和意识形态的急功近利，不仅有利于担负文化的全面转型之急务，而且可以较好兼顾精神文明的长治久安和提升文化教育的品质。司法院要担当起实现光大民国法统、转型正义和司法正义的重任，以成文法和良心法（习惯法）清除红色体制的非法治之恶、司法之恶，审判反人民之罪，还戡乱卫国者、异议人士、知识分子、地主资产阶级等一切受迫害者的正义，平反所有冤假错案，还受难者之名誉，还专制政府霸占之民产，等等。监察院要面对众多的访民，要纠正所有旧专制政府侵犯人权和民产的案子，要整顿吏治、惩罚不义的官吏，提议改组残存的旧官吏结构和旧国家机关。监察院要监察旧势力执政的地方或有分离主义倾向的地方服从中央和国家宪政秩序，保护人民利益而纠正国家机关的滥权和不作为、无能等。监察权是光大民国监察传统、实现转型正义、保障国家体制正常运作、保护人民利益的一大关键。总结而言，民主力量、知识分子阶层和国大代表在转型中要凝聚公民社会，联合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工农阶层等，使社会成为转型的坚实基础，在文化上批判解构红色文教体制及知识体系，继现代中国文化而开来。经济上，要解体权贵资本主义和红色资本而构建自由资本主义，且实现民生主义的适当福利和保障弱势者。在政治上要进行根本性清算以及最终和解，其前提是首行必须全面构建政道（国大制及贤能制）和治道（五权）的宪政体制和国家社会的形态。只有如此才有能力彻底做好「转型正义」，对于中共统治的种种罪恶和迫害等必须全面进行调查真相、审判、惩处、赔偿、回复名誉、纪念、褒奖等；必须清算中共统治下的「制度性犯罪」、违法和不正义行为；对于参与过去迫害犯行和腐败、侵产、滥权、无能等的官吏、军警给予革职、整肃、追究，严重者给予判刑、没收财产。限制或淘汰专制时期参与过犯行的官吏、情治人员、线民等在军公教中的任职。实现法律上和社会福利上的对受害者的身心及工作的大力辅助，还有补偿。然后对于有过犯行的悔过者、有功者进行赦免，对于认同民主架构的旧政治势力进行宽恕，最终实现民族大和解。

总而言之。要依据中华民国开国立国之精神，接续现代中国的正统，然后重新解释和发展五权宪法。依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von Hayek）的逻辑讲，任何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自发秩序必然是接续传统的。中国的未来必然是继中华民国的正统而开来，结束专制和权贵资本主义而实现鼎革光复，且落实「转型正义」。两岸自由派的模仿西方的主张是偏论，实践起来是背离现代中国之正统和「盲人摸象」的建构理性主义的，这是不能构建共识和凝聚力量的。那么如何去除专制实现民主呢？如何落实「转型正义」和塑造向上的文化政经格局呢？不少自由派只有模仿西方和追溯自由主义「洋祖宗」而来的空想。其实只有光复中华民国而开来才能担当得起此重任和使命。

现代、当代有许多学者、政治人物对五权宪法有很多批评。这其中尤其以自由派的声音影响最大，然后是中共和台独。民国大陆形成的现代中国文化是以三民主义和现代新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以本于英美的自由主义和本于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为辅的。但是自由主义不甘心其非主流地位，挟西方强势背景以争话语权，这是批评五权宪法声音高涨的首要原因。然后学术教育西化，博士专业领域很窄，很多人留洋而不精通国学和历史传统，以特殊性的专业面狭窄的西学学说衡量中西合璧的五权宪法、三民主义和当代新儒家，必然会先误解再批评。最后受五四新文化、各种西化学说、中共、台独的反传统思潮的影响，故无法理解现代中国的正统，为批评而批评。如：批评孙文的「万能政府」说是集权的。孙文学说以国民大会制约五大治权，又使五大治权互相制衡，没有集权。孙文是政治家不是职业学者，其学说文风含有宣扬救世功能，其目的是劝说人民认同民主建国，拯救内乱外患之世，但是批评者却咬文嚼字、断章取义，令人想起晋惠帝的名言「何不食肉糜？」再如1957年司法院释字第76号大法官解释认为国民大会、立法院、监察院共同相当于西方国家之国会。这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比附，国民大会是代表制民主制约代议制的治权五院，主要属于「非常政治」，不是「日常政治」的国会。有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当然不能理解国民大会的传统政治理想之渊源和开国的社会结构的渊源，不了解中西合璧的权能分立的学理，当然会产生误解。所以，台湾以后走上了废除国大之歧途。

总之，大陆民主复国之初，首先要奠定国本，必须恢复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大局，且略作应对时代之急的改善。待大局稳定后，才能再作宪法改良性损益。民国台湾期间有对于「四七宪法」的部分改良，这是可以吸取的。但是台湾的本土化运动导致修宪为台湾「量身定做」，再者出于模仿西方而修法，这一切都破坏了宪法的整体结构。这是要纠正的。继「四七宪法」而开来，只能是完善和改良以及应时代变化之必要而开来。但是不能偏离立国之道和现代中国之正统。

参、大陆民国派思想与1970-1990年代大陆海外的民主思潮的不同

1970-1990年代大陆主流的民主思潮，其实是中共埋没了中华民国历史和中国传统的反传统教育的背景下的民主思潮，也就是断根、断裂了传统的民主思潮。这种思潮是中共倒行逆施激发的反专制乃至后来发展成反共产主义的思潮，是以西方自由民主为偶像，但是缺乏本土化且不谙本国民主传统的民主思潮。其领军人士多数是由中共改良派、受迫害者转化成民主斗士而来。因此他们的思想，一不深入了解西方自由民主具体的起源和现状，只知抽象的原则。二不了解本土的民主传统和成就以及民族传统。这是1970年代民主墙运动、1989年天安门学运、民运等这几代人的缺陷性。

大陆民国派思想是从民国热、大陆传统文化复兴、求自由民主思潮的土壤里｢破土而出｣的。所以认同民国的价值观和制度、历史传统，认同先贤前辈的思想且奉为权威。这是回归中华正统政治和文化的。其成员以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为主，以中、青年人为主，再往上有承接民国遗民理想的年长者。许多经历过民主墙运动、天安门学运的人士也转进成为民国派。中华民国理想、三民主义、儒家文化、国父蒋公、辛亥革命、抗战戡乱、反共复国等精神资源是他们的｢神主牌｣。

大陆民国派如民国宪政派，称呼至今继承1970-1990年代民主思潮的人士为自由派。两者有政治目标和思想上的分野。但是任何民主化和转型皆必不可能缺少本土化。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和转型的前景必然要本土化，必然奉先贤的革命精神为源头活水，未来构建的民主中国和文化中国必然是中华民国立国理念和理想的大复兴。

举一例作说明。如现在自由派吹捧顾准、林昭。顾准是在追随中共歧途中渐渐觉醒，转变为自由主义者。论学问，无法与民国的大学者比；论事功，没有革命过。吹捧他的自由派里，很多人是中共改良派转成民主派的，所以惺惺相惜，这是他们的水平和品位。林昭更糟，实际只是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异议受难者，连明确的反共意识都没有，自由派实在找不到象样的学者和烈士。民国不缺乏的主张宪政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大学者，民国为自由民主献身的烈士太多了，像辛亥革命时期、抗日卫国时期、戡乱时期的无数烈士。但是为什么自由派找思想先行者和烈士也只能找共产党出身的叛逆呢？这是因为自由派的思想没法与先贤先烈合拍，他们是喝共产党奶但是没有自觉脱胎换骨的自由派，没有与过去彻底决裂。现在很多自由派也受中共限制，又因自由化无望，一些人有了激进思想，但是始终对民国宪政和中国传统没法共鸣，他们的最高水平还是：模仿西方和无根不接「地气」。

肆、大陆民国派与台湾蓝绿的思想的不同

因为拯救国家于存亡之际，抗击共产主义赤潮侵台，所以台湾经历了艰苦的反共复国和振兴台湾的奋斗时期，也因此经历了针对红色力量的民国史从未有过的「白色恐怖」时期以及戒严期太长、过度的领袖崇拜等。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和应对强大中共寻找国家出路的问题，现在的台湾存在了严重的国家认同的分歧和异变，例如蓝绿对立。为什么会这样呢？

此根本原因是：台湾没有坚持住反而失落了中华民国立国的理念、传统，造成了弊病丛生和分歧对立。形成此原因的因素有三。其一，台湾人经历过日据之苦，但是没有前赴后继追求宪政再兴中华的革命建国的经历，不了解民国历史和传统，但却看到现实中的种种劣境和国家悲剧中的种种不堪。因此党外运动和后来的绿营不了解中华民国的立国理念和大传统是什么？只强调抽像的自由民主原则，然后由此片面否定威权统治，有意无意回避共产主义的灾难和中断行宪而戒严的必要性。其二，迁台的大陆人士多数是文盲或者文化程度低，而且军政人员比例较大，所以大多数人也不了解立国的理念和大传统。更重要的是：迁台的知识分子很少，而中华民国的开国立国皆依赖知识分子政治、知识分子社会的领导力，台湾由于日据也不存在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的政治和社会力量。如此，能够坚持住立国理念和理解「四七宪法」的来龙去脉的社会领导阶层就缺位了，执政党成了唯一的领导者。这种格局造就了日后党国体制的巨大弊端和戒严期过长、过度的领袖崇拜等。中华民国的立国理念和大传统从此渐渐名存而实不存。其三，迁台后的国民党也逐步「一言堂化」，特别是青年时期被苏俄同化过的蒋经国的行事用人及统治术有「俄国味」，于是乎，国民党官僚化了且对于国家的理念和理想不彰，朝气活力低落。绿营是脱胎于反国民党的本土民主力量，也是一股缺乏文化深度和反传统的现实性政治力量，他们误把暂时的党国阶段等同于民国之本相，误把沦为工具说教的「三民主义」等同于三民主义本义，他们对民主中国和文化中国没有相应了解，当然不能理解中华民国本来的理念和宪政成就的深远意义。所以走上台独反中国、轻中华文化的歧途。

在如此的背景下，因台湾弱小，故大多数人民认为中华民国光复大陆无望。民主化之后，很多人进而认为台湾留在「中国和中国人」的认同里迟早要被强大的中共吃掉，所以或认同台独、或同情台独。这是台独从边缘走向壮大的根本原因。所以说实用主义、机会主义的「台独」、「华独」是绿营多数的底蕴。例如：民进党《台湾前途决议文》及其近年对中政策扩大会议「华山会议」皆肯定了中华民国是现状，也是未来选项之一，没有把台独当作唯一选项。国民党里也流行实用主义、机会主义的「华独」或「不统不独」。顽固的「深独」和「红统」都是少数，「蓝统」（中华民国统一派）更是少数。所以这局势使台湾的大多数人的认知就是：台湾就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国号是「中华民国」，中共统治的大陆就是「中国」。台湾这种政治格局是时势造就的。但是台湾民意的底蕴也很清晰，历次民调皆稳定显示：大多数人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民国。这是民进党无力追求台独而承认现状的根本原因。只要时势大变，台湾的利益得失必然大变、民心政情更会大变。所以未来的大陆一旦重光中华民国，两岸人民依靠对于国家的重叠共识、共同的民族认同、共同的价值观和制度、共同的政经利益、共同的传统等构建共同的中华民国，统一是必然的。专制的红色权贵资本主义和台独终将成为中华民国史上的地区性的一时歧途而消失于历史尘埃下。

尽管大陆民国派与台湾国民党在少数理念上还有貌合神离之处，但是双方的目标和整体理念已经大相径庭。最根本的差异在于：现在「中国国民党」的目标和立场、思想、战略等，早就实质性变化为「台湾国民党」的，缺乏理念而盛行机会主义，为了争取执政和对付台独，国民党不惜利用中共，最后免不了被强大的中共利用，反而失落了党魂和原则。而大陆民国派则是继承大陆老中华民国的立国理念而开来，无论是立场目标还是战略，与台湾所谓的「中国国民党」差异很大。

对于国父和蒋公的评价，大陆民国派要重光民国的宪政理想和历史遗产，所以对于民国和国父及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缔造者蒋中正的推崇日渐提升，特别是对于彻底反共产主义的蒋公更有温情的理解。台湾现代史和政治状况较为特殊曲折，一言难尽，但现在的台湾却以一时急功近利的狭义意识形态和民粹主义评价国家及其重要领导人，故不能正确评价国父和蒋公，而陷于党派斗争、意识形态斗争的泥潭里。如尽管有个人崇拜等问题，像中正纪念堂建了太大了，把国家戏剧院和国家音乐厅置于两厢等，但这是蒋公身后事，不是他身前安排。蒋公毕竟领导了抗日卫国战争和使中国成为联合国五大国之一，又在严重的内乱外患中推进民主宪政，缔造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殊死抵抗苏俄扶持的中共叛乱，保台保宪法且实行地方选举预设了台湾民主转型的路径，彻底反共救国。这是台湾绿营和大陆自由派、改良派不能否定的。

对于「白色恐怖」、「二二八事件」的评价。大陆民国派完全认同戡乱和戒严的正当性，主张只能在这个前提下批评戒严期过长、「警察政治」伤及无辜和过度压制言论自由等问题。再者认为评价「白色恐怖」、「二二八事件」必须首先客观评价其发生的原因和时代背景。「白色恐怖」是蒋公在大陆沦陷、国家面临最后存亡之际的施政「猛药」，其结果是以铁腕消灭了在台红色力量、稳定人心、保住了台湾，当然也伤及了少数无辜。「白色恐怖」的负面问题和戒严期过长等，这些应该是在苏俄受教多年的蒋经国要担负更多责任。但是，台湾因为追求局限于现实政治的无文化历史深度的「本土化」，对于大陆中华民国的理念和历史成就刻意忽略，特别是绿营为台湾独立而极力抹杀贬低大陆国史，使其对于「白色恐怖」、「二二八事件」的评价有片面化和意识形态斗争化的偏至性。比如说绿营评价和解释「白色恐怖」，不管「白色恐怖」的原因，认为内战是大陆的事，台湾人只讲台湾，所以只讲「白色恐怖」的后果，且不讲抗击共产主义红潮保住台湾的一面。这样就给人极其错误印像：「白色恐怖」与共产党「红色恐怖」是大同小异的。这是用不择手段的意识形态斗争掩盖历史真相。再例如对于「二二八事件」的评价。绿营首先不讲戡乱的正当性，而讲「国共内战」及其造就的民生困难等诸多起因；然后只讲政府镇压，却不讲50年日据的「社会后遗症」和亲日势力作祟，不讲当时大量外省人被本省暴徒杀害，不惜抬高谢雪红等共党叛乱为「起义」，甚至于把「二二八事件」牵强附会为台独之源。与绿营评价异曲同工，中共一向宣扬「二二八起义」以证明中华民国的非法性、反动性、反人民性等，同时用以反证中共的正当性，这些内容很早就进入大陆历史教育的课本。在这种文教宣传背景下，不少大陆自由派又受台湾绿营观念影响，因否定国民党统治进而不认同中华民国的正当性。

大陆民国派的思想不同于台湾的蓝绿，但是他们认同自由民主和人文的中华民国台湾的可贵，因为这与他们心中的老中华民国的理念是合拍的，尽管远远不足。这是两岸的民国思想的共识。大陆民国派其实追求的是老中华民国的理想，中华民国台湾地区是内在的参考系，美欧是外在的参考系。他们希望由此重构未来的大陆以及两岸前途。

伍、大陆民国派与台湾在民主化和转型纲领上的异同

中华文明曾经领先世界二千年。中华民国应对｢三千年未遇之变局｣，其立国理念和开国精神以及国统法统是：继承传统，以道统为本，吸取西方文化，中西融合，构建民主宪政的中国。中华民国的民主化和转型是吸取西方文化的本土化的民主化和转型。这是中华民国的理想性。　　

迁台之后，上世纪80年代晚期开始的台湾民主化和转型的本土化特征渐进显著。但是台湾民主化和转型不是以传统为根、以文化为本的本土化的民主化和转型，而是追求局限于现实政治的无文化历史深度的本土化。如此的政治必定有浅碟化和急功近利的局限性。所以台湾民主化的正面结果是：人民当家作主。负面后果是：缺乏继承中华民国立国的根本理念和理想性。所以必然产生两大弊端，一、难以自觉在价值观和制度上对治社会文化以及政治的资本主义化的弊端（应限资本主义之尊位于经济领域）；二、也缺乏自觉对治西方式自由民主所带来的弊端。而这些恰恰是民国开国先贤和文化硕儒所批判和警惕的。民主化和转型之后首要的是文化、社会、政治等的品质提升以及经济发展。而此目标在民主化和转型之前之中，就应该含有且成为理想，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台独是成长于这种缺乏高度的本土化时潮中，而且台独和本土化都缺乏文化之本且反传统，它们都是两岸强弱对峙和岛内政治的时势的产物，它们突出表现的是现实政治的急功近利，充满了面对日渐强大的中共而寻找出路的焦虑。这是台湾的本土化和台独的特殊性。一般来说本土化必然是接续传统的，而台湾的本土化则是罕见的充满政治焦虑的反传统，因为它是政治时势造就的产物，是中共强大和光复大陆无望的、自保艰难的劣境压迫出来的分离主义倾向的本土化。

大陆民国派核心的民主化和转型的理念是：以中华民国的理想性和立国理念为本，以求光大开来，主张继承中华民国的老传统——现代儒家文化和三民主义，特别是在政治思想上主张要继承三民主义、民国新儒家的返本开新的精神，且以台湾为内在的参考系，以美欧为外在的参考系，而开未来的政治文明，构建中华化（本土化）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和制度。因此主张继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而开来。

陆、小结

建立中华民国，是中华文明应对西方文明｢后来居上｣的挑战和救亡图存而作出的抉择，是以中国文化的信仰、理念和资源融合西方文化而构建起现代中国。也就是说：这是依中华文明优性个性而开出的现代化。尽管中华民国遭遇空前严重的外患内乱，但是还是缔造了1947年民主宪法，形成现代中国文化。中国现代文化教育模式因此初步构建，现代中国学术模式也初步形成。然后还创造了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等等。总之，中华民国缔造了现代中国的基本模式。

尽管民国大陆在严重的外患内乱中被强大的前苏俄全力支持的中共颠覆和占据，但是「中共国」模式不是现代中国性的。「中共国」是政治的殖民主义、社会文化的殖民主义而造就的极权主义的产物，所谓「共产主义」化、「社会主义」化、「共产党」化、「俄化」是也。它是外强扶持代理人成势然后趁外患内乱之虚而成的，所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国部分、中国「布尔什维克」是也。这是中国空前绝后的大劫难。然后「改革开放」后演变成后极权主义和红色权贵资本主义的结合。因为中共在｢改革开放｣后快速崛起，而民国台湾却在焦虑中失落了立国理念而只求自保甚至于求｢华独｣、｢台独｣。但是曾经领先世界二千年的中华文明还会依其文明的自性和现代化逻辑而「否极必泰」、｢浴火重生｣。所以尽管「中共国」已经崛起，但是大陆却兴起｢民国热｣、民国派，现代中国的正统得到重新认同和发扬，中华民国的立国理念和文化及宪政的理想得以重光，这是中华文明现代化的自身演进的必然逻辑结果，也是人性之使然，这是不可阻挡的大势和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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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winism發表於 2020-5-9 11:14 | 只看該作者

民主复国运动纲要刍议

目录
总序：为什么要复国？复国的历史正当性和当代文化政治之正当性 1
一、重续和复兴民国的现代中华文化 6
二、以良知理性为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的价值本源 8
三、未来构建中华优质民主和继1947年宪法而开来 10
四、重建学统再造文化政治之「思想灵魂」 20
五、总结 26

总序：为什么要复国？复国的历史正当性和当代文化政治之正当性

崛起的西方文明从晚清开始挑战中国文明。救亡图存和追求富强成为中国当时的急务。但是中国文明曾经长期居世界先进地位，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尊「公天下」的政治文明的理想，所以能够超前破除专制和创立民国。但是内忧和外患交加导致辛亥革命成果被迫礼让袁世凯，然后袁氏复辟继而军阀割据，宪政不存。后人所乐道的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自由实乃威权和军阀割据不及所致。国家不统一就无宪政可言，故有国民革命，再有军政训政宪政（此民主化程序之必要性被二战后殖民地国家独立后的民主化实践所证，也被西方学者广泛认同）。因宪政乃中华民国价值观和制度之根基，故面临日本侵华危险依然推动「五五宪草」，后被日本侵华打断。随即国府宣布「抗战建国纲领」，于大片国土沦陷、烽火连天中，高等教育仍然得以长足进步成为战争史上的世界奇迹，走向宪政的进程依然保持渐进。中国战后便开始制宪，在面临苏俄扶持中共「共产革命」的险局下，依然一面戡乱，一面实现宪政。然经过八年日本侵华之摧残，中国国力不足以抵抗苏俄之力、中共之乱，故退守台湾，于国家风雨飘摇的1950年推动地方自治，存续宪法，为台湾民主化留下了转型方向和路径，察台湾民主化时期的最大要求就是回归宪政而非他者。尽管因应对「共产革命」而有不得已的威权统治和「白色恐怖」以及恢复宪政过迟的问题，然台湾终于实现了宪政民主。尽管有政治严重对立，但是台湾民主还是渐进成熟。

再察大陆，苏俄扶持的中共于1949年建政，自此马列主义入主中原，实行共产主义、极权主义，中国文化传统被毁弃，现代中国在大陆灭亡，几千万人被迫害致死，四千万人饿死于共产主义实验（1959年至1961年）。其「改革开放」至今则演化为「极权主义」与市场经济杂交的「红色中国模式」。社会两极分化，民怨沸腾。其所谓「中国崛起」的经济增速，与抗战前的民国相比，实在迟到了半个世纪。民国工业在抗战前的内乱外患、经历一战及世界经济大箫条、缺乏外资的劣境下增长率仍高达8－9％等。且中共经济模式是畸形的、不可持续的红色的「权贵资本主义」，更是缺乏正当性的。以富强标准为中共辩护，是对历史的无知和现实的短视、毫无道义观的表现。

中国的未来决不可取中共模式，只能继承现代中国即中华民国的国统法统。现代中国和未来中国的文化、政治、社会等根本精神和原型只能在中华民国的文化、政治、社会等根本精神和理想模式中寻得答案。别无他路。中共的价值观和制度的模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变种，是反传统中国、反现代中国的，是反中国化的，决不是未来中国出路的选项。

那么，中华民国（即现代中国）的文化政治社会模式如何呢？中华民国首先继承中国的传统，吸取西方文明。然后先贤们对于西方文明是有批判和反思的。其根本精神是以中华文化本位吸取消化西方文化之长，中西融合，传统和现代融合的。其宪政理想是不仅追求程序之民主，也追求复兴本土价值观和制度，追求有利于善治的制度。中华民国在台湾取得诸多成就，也承袭了中华民国传统，然未能尽善，也不足以复兴其「真谛」。这是其缺点。

中国大陆未来的民主化必然是本土化的民主化。但是这「本土化」不含有中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陆「本土化」的民主化应该是承袭老中华民国的根本精神和理想。老中华民国就是中西融合的，所以这「本土化」也必然是继承中西融合的传统而开来。不是保守主义的，更不是激进主义的，而是有所激进和有所保守的中道主义的。

老中华民国的命运是多灾多难的。它本来负有复兴世界上最大文明——中国文明的使命和任务。但是苏俄渗透和扶持中共，形成了「魔种」。继而日本侵华摧残了民国的国力和民生，而中共趁机扩张和坐大。苏俄决定支持中共革命，是中共敢于推翻与国府达成的政协决议和爆发内战的根本因素。苏俄决定战争胜负的庞大军火和战略上等各项支持、中共血腥「土改」形成的强大战争动员力等，中共受益于苏俄训练的组织战、宣传战、群众战、思想战、谋略战等，这一切皆远胜国府，皆是国府无力抵抗的。

有人说：败于中共是由于国府腐败和民心向背。这是严重的以偏概全。这是出自中共和台独的历史观，有其原因不一的政治需求。当时因长期战乱民生凋零经济崩溃，政府税源不足以养军队和公教人员。于是军队做生意和吃空饷等补不足，也滋生腐败，影响了战力。再有派系斗争、官场腐败等等。八年战火使民生悲惨，再强征人员和资源支撑内战必然使民心丧失，这是内战造成的「果」，不是原因。大陆沦陷是历史悲剧。沦陷的主要原因不是「失民心者失天下」而是强大的苏俄全力介入、美国的不作为导致的。而国府在严重内乱外患中产生的复杂因素的腐败是败于中共的较次要的客观因素。

我们要认清历史，认清现代中国的「本相」，认清我们祖辈开创的中华民国及其宪政传统才是未来大陆「本土化」之「本」。在大陆光复中华民国和重续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和「民主中国」）,复兴中华文明。这是当代中国大陆「民主复国运动」的内涵、使命和重任。

回顾历史，大陆民主运动经过1979年、1989年等等重大民主事件，由于中共长期堙没历史传统，导致当时民运缺乏本土化、无传统之本、无历史之根，不能从祖辈的民国民主传统和精神资源中获得无穷的力量和社会动员力，不能形成民族精神、历史传统与当代民运结合的强大支撑力。究大陆民运总体水平不理想和成果有限的原因，首要原因就是中共导致民运的这本质性缺陷：缺乏本土化和无传统之本、无历史之根。这自身的本质性缺陷极大妨碍了整个民主运动的水平和力量的发展。所以大陆民主运动的思想和素质以及提出的民主要求水平等皆不高，更遑论有何大战略布局呢？尽管其有牺牲精神，但是整个运动的可持续性、拓展性、凝聚力、战略布局等是不高的。

相比之下，辛亥革命缔造民国、民国民主化进程、民国的民主法统等成就巨伟，而且皆在国人大多数文盲、经济落后、严重内乱外患、国家未统一稳定等劣境下实现的。而1970年代末至今的大陆民运处于经济高度发展、信息发达、教育普及、国无外患等优良条件下，而民主化进程却难以迈步。究其原因，除了共产党极权主义强大统治之外，就民主力量而言，不能不说民国的民主化和民主力量是有传统渊源的、本土化的民主化和民主力量，所以能凝聚人心克服严重内乱外患和诸多恶劣因素而渐进实现民主化。而当代民运是被中共遮蔽而断裂了自己传统的、缺乏本土性的、喜好西方背景的「独行侠」，如此也难以深入社会文化和结合群众。与民国民主化经验相比，也足见当代民运本质性缺陷之危害。

但是大陆民主运动必然在挫折和困顿中求升化。当代不公不义的「党天下」反衬了民国宪政的伟大，历史的悲情，先贤精神的感召，民国的革命精神和牺牲精神，正统的民族主义渊源，历史传统和当代民运结合形成的文化政治社会全方位的强大支撑力等等，这一切恰恰是当代大陆民主化所必备的，而过去的民运完全不具备的。然而民运要承担民主化重任，就必然要克服自身的不成熟而求摆脱困境。民运必然会演进成接续民主传统的、本土化的民主运动——「民主复国运动」。只有回归传统和未来复国的理想，才能产生无穷精神动力。只有民主复国的理想和权威才能使山头林立的民主运动凝聚共识和力量，从而能够发动理性的革命。然后民主化之后，只有以民主复国为坐标，以祖辈的精神力量和思想权威为支撑，才能团结意见纷纭的人民克服政经乱局和庞大红色政商势力的复辟作乱，彻底抛弃马列和红色「权贵资本主义」，光复民国，不仅重续民主而且开创善治。如此才能形成中华文明真正复兴之起点。

中共国是苏俄为首的国际共产主义的产物。苏俄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崩溃后，皆光复故国。这是规律。但是俄国领导人叶利钦、波兰领导人莱赫·华勒沙等绝不是复国主义者，但是他们皆不约而同选择了光复故国。这是因为重建国家要从先贤和祖辈的精神中寻找新权威的基础，在国家民主传统中形成再建民主国家的共识，如此才能摆脱民主化进程中的意见纷纭和混乱，才有更大的社会动员力和尽快重建国家。此外还有很重要的重任是：对于旧专制国家进行「斩草除根」。或许有人说他们为什么不另建一个新国家呢？这是因为建新的国家要「无中生有」，由空地垒山岳难矣，成本和风险也大。国家之构建依海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学理而言是自然生成的，要从传统基础上构建。所以说复国容易而全新建国难。苏俄和波兰等国在巨变前，皆无「前朝热」，也没有多大的复国主义势力，民主力量的领导人也不是复国主义者，但是他们皆选择复国，回归传统，继承祖辈的精神和权威。之所以如此的重要原因是：复国和复传统，是一条有前人基础的相对而言成本风险较低的转型快捷方式，更有价值和精神的目的意义。而今中国大陆「民国热」、「民国风」当道。大陆未来转型巨变的方向不言而喻。

「民主复国运动」是大陆民主运动的必然归宿和升华。此「民主复国运动」未来必然导致继辛亥革命、国民革命而来的第三次革命，这场革命当然是主张和平理性的革命，当然也肯定天赋人民抗暴得自由的所有的抵抗权。可以合乎逻辑的断言：再造民主、光复中华的，必然是「民主复国运动」。世界共产党国家崩溃后建国的普遍规律是光复故国，中国大陆不会例外。

一、重续和复兴民国的现代中华文化

中国文明曾经领先西方文明数千年，这已经是西方和中国学界之共识。中国文明落后于西方文明也不过几百年。应对西方文明崛起挑战，政统首先演进，从清末立宪运动到缔造民国开百年宪政法统……。然政统之现代化遭遇严重内乱外患而几乎无法落实理想。尽管如此，文化道统于乱世中得以阐扬，现代中华文化于忧患中艰难初成，现代中国的本源精神和文化原型及社会模式之雏型皆「奠基」于中华民国早期，取其蕴含的理想意义而言即：上承道统，以中华文化本位吸取消化西方文化之长，中西融合，传统和现代融合，返本开新，开人文精神之民主政统，开人文理性和社会科学结合之学统，开德教礼教与知识之教结合之教统（教育之统），开有道有识且于内忧外患中超前开启现代化民主化之士统（知识分子政治之统），开传统又开明之都市民风，开士商结合、社会自治等社会现代化进程，民国工业在抗战前的内乱外患、经历一战及世界经济大箫条、缺乏外资的劣境下增长率仍高达8－9％等，其社会在现代中华文化催生下，在内忧外患的艰巨时期演进，蕴含了现代中国社会模式之雏型。此社会雏型取其蕴含的理想意义而言乃「礼义伦理社会」也，其初成特征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结合、人文与政治「和合」、人文与文教「和合」、道德和权利兼顾调和、个人和社群「和合」、劳资和谐等。故名「礼义伦理社会」（此「礼」是权利法和伦理法之和、成文法和习惯法之和、理性和传统风俗之和）。故此于忧患时艰中初成之现代中华文化和现代中华社会雏型及其理想意义，乃可大可久可以作后世文化之源和社会之根，可以开启未来之「集大成」！

考美国开国后也遭遇颇多磨难和纷争，然其开国精神依然是美国文化的永恒精神。中国孔孟之道、「诸子百家」产生于春秋战国之乱世，基督教也产生于劫难深重的历史时期。现代中华文化亦如此焉。

然几千年来的中华文化却于20世纪中晚期遭遇「打断」，这一严重断裂导致传统、现代中华文化与当代中国隔离难续。1970年代末大陆许多进步人士面对的是大浩劫后的文化空白，且误认浩劫有传统文化渊源，故竭力引进西方文化至今日。然1980年代大陆也渐渐掀起复兴传统文化潮流，然其所复兴者古代中华文化之「皮相」也，甚至于附合在朝者需求而工具化、空洞化、媚俗化，而初成于民国的现代中华文化在压制下则难以接续。因此始终无法建构起中华现代文化。这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教训。无文化之本、无传统之根、无本土之源，无民国的现代中华文化，谈何构建当代（现代）中华文化呢？谈何构建民主呢？

大陆虽然出现了不少思想和主义，但仅有本土环境之刺激，其核心却是相应之西方思想、主义主导。此于推动社会转型无力，改良幻想却有加，互相纷争却有加。如：主张经济自由化，在集权和腐败的现实环境下，出现的结果是共产主义「歧出」的权贵资本主义。这些思想和主义「水土不服」和观念错位比比皆是。复兴毛时代的所谓「左派」思潮与政客则趁机兴起。

台湾由于特殊严酷的冷战历史时期而出现威权表像，然留下了保存宪法之基本体制和地方选举之转型路径方向，台湾民主化开启时最大要求就是「回归宪政」。民主化后急功近利的本土化取得压倒性地位，蓝绿斗争成为政治「主轴」。而「西化」又是台湾长期挥之不去的偏向。由于诸多综合因素，现代中华文化之思想精神、品质、器识在台湾有「皮相」化之迷失，「真谛」存而不兴，故台湾政治上陷于低质民主。

所以两岸皆要重续和复兴现代中华文化，不仅接续其形式更要接续其于内忧外患中「蕴而未显」的精神和品质。然后加以新时代的局部改进和优化，「民主」、「现代文明」必须经过理性之中华化，才可能有优质化和生命力。所以说要从现代中华文化开出民主。

因此，大陆构建当代中华文化首先必须重续传统，重续被堙没的民国的现代中华文化，接续道统，接续其中西融合、传统现代结合、返本开新之现代化民主化精神，接续百年来的民主宪政传统，接续其文化教育传统等；唯有如此，才能从本源上解决深重久远的「俄化病」、「本土病」、「西化病」，于根源上消除「俄化病」所成「中国特色」化发展。

台湾则应当中兴现代中华文化，然后才会有文化品质提升、政治制度和精神优质化之可能；于根源上解决台湾「本土病」和「西化病」等混合而造就的低质民主问题。

两岸唯有如此，未来才能开出有本有源之优质之民主和现代文明。然后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文明复兴以及「大国崛起」。

最后，重续和复兴现代中华文化，意味着有理性的更积极吸取消化西方文化，而不是复制和低级模仿西方文化。重续和复兴现代中华文化，也不意味着排斥他者，也尊重外来思想和宗教的表达权利。

为当代和未来计，我们提出共识。然区区之我们提出之共识绝非我们观点而已，而应当是普遍性道理，应当是今日及以后无数人心同理同的共识。至于今日抱有大体相同思想的大多数人士，我们因信息、时空、技术等原因无法一一联络，这是极大遗憾，我们只是这同志群体中的区区少数人而已，期愿这份共识不能视作区区我们之共识。故应当预先声明。

二、以良知理性为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的价值本源

1948年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其中，「良心」（conscience）一词便是当时中国政府基于中国文化道统而加入的，中国代表张彭春把孔孟道统之本的「仁」、「良知」、「良能」翻译成conscience（良心），化解了各国因宗教和政治的纷争，形成人权共识。这就是说普世价值之核心人权观里有良知理性的人权观，普世价值里有中华文化理念。这一理念实源自中国道统，由此也可察中西文化之根本差异和高下。

简而言之，西方文化以「上帝法」为文化、文明之终极价值本源，这可谓西方文化之「道统」。中华文化里天性与心性相通，以良知良能为呈现，故以「天地良知」、良知理性为文化、文明之终极价值本源，即仁道天道之合，这是中华文化之道统。故中华文化自古以源于道德理性的「公天下」为理想，以民为本、尊圣贤、尊王道、从道不从君、尊士人政治，避免宗教狂热及争战等。中国文明领先西方几千年且维系世界史唯一之巨型文明之统一绵延，可谓不能离道统之功。近代、现代，立宪改良思潮、主张革命的三民主义、国粹派等皆本于儒家,皆尊「公天下」理想，辛亥革命也以「秀才儒生兵」的新军起义为首，中上层士人构成的立宪派响应于后。变帝国为民国、中华民国民主法统、民国形成的现代中国文化和中华现代社会雏型及理想，皆产生于内忧外患严重、国人贫穷和文盲众多的历史条件，按理说是民主化、现代化的条件严重不具备，但是中国仍然超前开启了此宪政民主进程，此乃世界史罕见。究其因，实因中国「白衣卿相」士人政治传统自然演进为知识分子政治引领民主化、现代化，其思想精神背景依然是以儒家「天下为公」、民本理念吸收西方民主制度思想而成的。

再察中西文化之特性。政教分离是西方宗教型文化的现代特质，其缺陷是：其价值根基、文化道统蕴于宗教而与政治文教分离。因此政治文教极容易被世俗功利性和科学一元性所主导，失落了价值理性和理性之理想。考中华文化特性、优性，乃人文理性之文化、良知礼义之文化，是超越普通宗教的，不与世俗对立，故中国不必政治与人文分离，不必学术教育与人文分离，相反可以合，后者是前者的价值理性根基。这种「合」恰是未来构建中华文教、政治文明与西方相比的异质之处和优越之处，有超越西方现代性以及后现代性之「潜质」。

任何文化文明皆有形成其特质的、根基性的「公理」。西方宗教的「上帝法」、自由主义的「个人自由」皆属于此焉，其对于西方文化的意义犹如数学公理对于自然科学的意义。尽管科学主义有怀疑和实证的精神，但是人类知识和价值观有其有限性，作为自然科学根基的数学公理恰恰是不证自明的，科学既不能实证之又不能否证之。而「上帝法」、「个人自由」亦是不可实证的不证自明，且「上帝法」、「个人自由」形成了西方文化传统，称之为文化「公理」亦恰如其分。没有这些「公理」，就没有自然科学和西方文化。同理，中华文化的形成自身特质的、根基性的「公理」是道统之「天地良心」、良知理性。察乎道德理性之发用如「公天下」之理念、贤能政治（知识分子政治）传统、礼义伦理社会传统等，皆有可大可久之永恒意义。中华文明领先世界几千年和近现代超前打开现代化民主化之进程，皆不能离道统作为文化「公理」之功，若离此「公理」必远离中华文化特性和优性，违背文化自然自发演化的规律，脱离传统必定要「学步」「失步」，中国现代和当代皆有此类「巨劫奇变」之教训。

所以，当代和未来中华文明应当以道统及其良知理性为「本源」，开出优质民主和优质现代文明。

三、未来构建中华优质民主和继1947年宪法而开来

1958年发表的《中国文化宣言》阐明中国文化道统和历史传统，亦指明构建未来中国之理想和方向。今继承之可作如此解读即：以道统（良知理性之道）为体，体用之间曲通曲成（非直通运用），明体发用，发用必然中西结合，亦即以中西结合之优质的民主、学统为用。落实下来讲即：我们必须接续文化道统、百年民主精神、宪政传统、学统、知识分子精神等，然后才能开出中国之未来。

先言政统。民主并非西方文化独创，各个文明皆或多或少留有上古原始民主形态之历史记忆（如上古中国之「禅让」、「朝国人」）。尽管近、现代民主制度最先产生于西方，然民主的价值基础在东方、西方各大文明里皆有，如：《礼记•礼运》记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东汉郑玄《注》：「公，犹共也。」唐代孔颖达《疏》：「天下为公，谓天子位也。」又云：「天位……灼然与天下〔人〕共之。故选贤与能也。」这表示，中国政治的理想，是实行天下为公，建立人道社会。天下为公，乃是最高政治权力属于普天下人所共有（「天位灼然与天下〔人〕共之」）。天下为公的根本意义，与民主思想的根本意义，是一致的。即：最高政治权力属于全体人民所共有。正如孙中山先生《民权主义》第一讲（1924年3月9日）所说：「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尽管中西的自由民主的价值根基各异（中国以心性之道、民本「公天下」理念为本；西方以「自然法」、个人权利为本）；尽管中西的文明历史演进路径和形态各异（西方首先产生近现代民主和工业化），但是自由民主是人性和现代社会之必然需要，是各个文明、各个民族现代政治的重要和必要的因素，其有普世性。东方、西方各大文明的现代政治必然是形态万殊，但是自由民主法治人权乃不可缺乏的要素，其即使形态有异然必同质也。中国自民国开国，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就成为宪法规定内容和国家意识形态，更是现代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故无论复辟还是严重外患内乱，皆无法动摇之，执政者只能说暂时做不到落实宪政却必须认同民主的国统法统（如「训政」），临近战争或者战争期间还要制宪行宪（1935—1937年、1946—1948年）。直到后来「苏俄化」席卷中原，中华文化和民主进程才被空前绝后地断裂开来。

如果是以中华民族身份为荣的人，就应当认同民族的民主历史传统、现代中华文化、宪政理想、祖辈的牺牲奉献和梦想；就应当坚持现代中华文化主位性而开展返本化西开新的现代化民主化，而且必然反对任何外来意识形态「入主」中国，也就是说应当有如下主张：

人人皆有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包括批评政府等）；人人皆有思想及宗教信仰自由；人人皆有结社及集会自由；人人皆有参选和参政的权利；人人的自由选举才能产生和变更政权；人人的尊严和自我实现不容侵犯；人人的财产权不容侵犯；人人皆享有机会均等、公平正义的权利（如：人人皆有机会获得良好教育、财富及其他成就的机会，经济增长与藏富于民同步，工资与资本共增进等）；人人皆享受教育、医疗、就业、居住等基本社会保障，打破城乡户籍等一切身份等级，也就是说人人看得起病、读得起书、住得起房等；依天人合一之理念，保护自然环境，故必须依靠优质民主，才能遏制掠夺资源和破坏环保之根源——政经至上和政商结合；等等。中国大陆人要坚持现代中华文化立场，要坚定吸化普世价值和一切有益的观念、经验和制度，只有如此才能避免「打天下坐天下」的霸道；才能避免人民名为「主人」、「公民」实为「臣民」、「草民」；避免权贵当道、政策凌架于国法之上；避免立法不正、司法不公、权大于法、无权无法；避免人权无保障；避免国富民穷；避免大利归官商小利归百姓；避免社会贫富和地位两极分化；避免官民之间、劳资之间、城乡之间的等级化；避免腐败泛滥；避免分配不公不义；避免医疗、教育等社会福利保障皆低下而政府开支、官员待遇、公款消费皆高涨；避免看不起病、读不起书、住不起房等；避免巧取豪夺如强拆、强征、苛税等；避免伦理崩溃、民族传统沦丧；避免人欲横流；避免政经至上、高能耗高污染、竭尽资源、环境污染深重等等。

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现代文明、宪政民主最先产生于西方，其有普世性也有西方历史和文化特性之局限性，有局限性必然有其缺陷和弊端。故从清末开始无论革命派还是立宪派，孙文、梁启超等皆对西方文化和民主制度有大力吸取引进然也有深刻批判，中华民国就是这样思想背景下诞生的。然后牟宗三、唐君毅等阐扬文化道统，从更高层次吸取消化西方哲学宗教等，同时也批判西方文化及其历史传统，批判其自由主义色彩的政统，批判其科学一层论理智主义一元论的学术之统等。所以说中华民国的根本精神和理想是继承道统、以中华文化本位理性吸化西方文化而开现代化民主化的。然由于民国一直面临严重内乱外患及其派生的严重政治对立，故在百年动荡中不断催生民国制度弊端和思想功利化偏向，无从响应从孙文到牟宗三诸子的理想和批判。孙文的三民主义还一度成为当朝意识形态供奉的「土地公」，台湾民主化之后政客发现这尊「土地公」不灵便供在一旁而不用。孔孟之道之遭遇也同此焉。

因此我们要吸取两岸历史经验教训，依现代中华文化之优性特性开优质化民主和优质化现代文明，其要点应有：

1、构建人文与政治「和合」、人文与文教「和合」、道德和权利兼顾调和、个人和社群「和合」、劳资和谐的礼义伦理社会（此「礼」是权利法和伦理法之和、成文法和习惯法之和、理性和传统风俗之和），亦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结合、伦理民主科学结合之社会。这种社会模式乃民国社会底蕴之理想意义模式，在民国早期有雏型，这种社会是现代中华文化之推动、中华社会自然演进之必然结果，是现代中国之理想社会模式雏型。其必然反对资本主义化、个人主义化的社会模式，反对任何集体主义或专制的社会模式。察西方文化是宗教型文化，宗教制衡资本主义、个人主义，这是西方现代文明内在结构的特性，然其宗教因教派林立且又受世俗主义和科学主义双重扩张「侵蚀」而衰退。西方文明的现代困境和后现代困境是：政教分离，宗教与文教分隔，故缺乏价值理性且政治和文教品质不高；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凌架于社群及传统之上，资本与权力结合，资本和「市场」的价值观及法则侵蚀政治、文教、社会等等。中华文化是人文道德的礼义伦理文化，天人合德是超越一神教的，但是就文化力量的结构而言：缺乏无所不在的宗教力量制衡世俗的资本主义、个人主义以及科学主义，故必然要求继承民国的现代中国社会模式之雏型，以求未来形成中西结合的礼义伦理社会，制约集体主义、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科学主义和泛工具理性化。这于理论上可以超越西方的现代文明模式。

2、广义的中华民主和礼义伦理社会当然融汇了下列必要和重要的原则：文化引领社会、社会引领政治、宪政、共和、自由、狭义民主（多数决保护少数）、尊贤能、重精英、法治、正义、平等、选举、分权制衡、有限有能政府、公民社会等等。

3、任何优良的政治皆以理性为本、以传统为根的，理性力量来源和传统（中国）是：贤能政治、以道德知识廉能治国、教育有品质、公民社会有品质有序。回顾历史：中华民国开国后，士人政治传统演进为中华式知识分子政治而超前领导开创现代中国，是理性力量在内忧外患的劣境中超前开现代化民主化。所以要重续和复兴中华式知识分子政治，继承「选贤与能」的理想和传统，形成民主之下的贤能政治，以美德知识廉能去优化和制衡政党政治，遏制资本和权力结合等自由民主政治弊病。没有知识分子政治，必无优质民主，必无礼义伦理社会。

4、现代中华法治应当继承传统、再中西结合而开来，其立法和修法之价值根源为良知良能、道德理性和传统，其知识基础为科学和传统。其具体涵义应为：①以权利法为基础，然个人权利乃人权最低底线意义的，极端劣行、政商利益最大化行为等会得到权利法之保护而可能严重侵犯文化教育秩序、社群良善风俗美德、共同体利益，故要伦理法作「时中」调和、修正，限制个人恶行，保护道德秩序和共同体。也就是说要形成权利法和伦理法之和，以求道德和权利兼顾调和、个人和社群「和合」之目的。②以成文法（包含权利法和伦理法）为基础，然法律必有过与不及和模糊歧义之处，故必须要习惯法作调和、修正和补充。也就是说要实现成文法和习惯法之和。③法治应当尊重传统和风俗，但是传统和风俗也有不合时宜、有过或不及之处，故需要理性作「时中」之修正、补充。也就是说要形成理性与风俗及传统之和，此乃习惯法之基础。④司法独立，维系宪政制度、法治秩序，约束限制且又保障政府权力，维护个人权利和社群美德等，保护公民社会；等等。⑤总之，中华现代法治应当是法治与德治之和，乃个人自由与共同体利益、文化教育秩序、风俗美德之和。不能移植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法律，也不可以是集体主义的，而是继传统开来，行中庸和谐之道也。

5、认同和尊重经济及其他领域的利伯维尔场法则和价值观。但是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皆各有其主体性和特性及其法则、价值观，故要制约经济法则和价值观仗人欲而扩张。因此反对文化教育的资本主义化，反对社会的资本主义化，反对政治的资本主义化，要制约市场法则和价值观「侵蚀」文化和教育；要制约市场法则和价值观「侵蚀」社会风俗美德和共同体利益；要制约资本与选举政治结合、资本与政治权力结合；要制约市场法则和价值观「侵蚀」政治领域之价值理性和公义法则；故以德治礼治及法治，限制资本主义于经济领域之内，使资本主义不得过度扩张，并且反对资本霸权、垄断等，也反对国家权与利之扩张；构建劳资和谐之伦理化、礼制化、法治化。然此德治礼治及法治必须有理性之社会政治力量为「基石」才能落实，也就是说必赖「知识分子政治」才能达用。总之，有德治法治和「知识分子政治」才能有优质化民主，才能有礼义伦理社会。

中国未来要依现代中华文化之优性特性开优质化民主和优质化现代文明，就必须继中国1947年宪法的精神而开来。1947年宪法的精神，是现代民主中国的方向性和基础性的构建，也必将是未来中国政治文明的根基。理解1947年宪法的精神要从其来龙去脉入手，要从中国政治文明的理想性和传统资源诠释其渊源，要从西方政治制度和思想融入中国和对治西方宪政弊端来诠释其去脉，要从中华民国开国立国的国家理念和理想性再结合时代之要求然后解读1947年宪法的精神。如此才能超越其时代局限性，扬其长及所承之常道，如此才能开来通变和实现民主化，构建未来中国的优质化的政治文明。1947年宪法是我们祖辈开国立国的信仰和思想的制度性反映，这绝不是个人、党派的，是大公的，是现代中国的正统的。1947年宪法的精神本质上是主张本土化的民主化，有中西融合的原创性。

中国大陆未来必然会走向本土化的民主化和转型，必然会继现代中国之正统而开来。因此我们首先要洞察现代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的本相，然后返本开来。回顾历史传统，中西有一大差异。中国封建制很早就结束，然后依「选贤与能」理想而委曲于现实形成「士人政治」。相比之下西方没有智识集团的「士人政治」却长期停留于贵族政治，西方民主化是反对封建专制而形成的。西方现代文明和民主往往分化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右派和左派、世俗主义和宗教保守主义的对立。然西方没有知识分子治国的制度和观念，其知识分子无制度资源支持犹如「游魂」，虽然有影响力但是却边缘化。在民主制下大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分别掌握资本和多数选票成为主导性力量，然资本缺乏道义、庸众缺乏知识和理想、宗教缺乏入世且与政治文教分离，因此西方现代文明和民主的品质是不高的。

相较之下中国有「士人政治」传统，这「士人政治」其实就是智识阶层治国且领导社会。这是中国文明不同于世界文明的极重要的独特和优越之处。在传统中国，不出仕的士人在野形成乡绅阶层领导整个社会。出仕的士人构成政府和文官政治，与君主政治形成共治和微妙制衡。天下大乱，士人社会就会担当起改朝换代的重任，辅助新兴力量打天下，再构成新的士人政治使国家从一乱趋向一治。这传统一直发挥功用到创立民国。清末的立宪运动和革命创立民国，是以传统知识分子（士绅）为领导阶层的。孙文等革命党上层、南方新军（秀才儒生兵为骨干）、士人构成的立宪党人，他们都属于士绅阶层或出身于士绅的，依现在的话讲：他们是传统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正是他们完成了传统「白衣卿相」政治向现代中国的民主政治的过渡，中华民国的创立和开国精神，也是由他们来完成的，他们自身也由传统知识分子「脱胎」转进成现代知识分子。「传统士绅阶层」其实是「古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的本源结构」，因为士绅阶层的作用，朝代可以变，但一乱必趋于一治，甚至于外族入主中原也会被同化掉，中国的统一和文明发展始终是大趋势，并且领先世界二千年。「现代知识分子阶层」是「现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的本源结构」，不仅革命开国，而且不管以后民国的执政者如何变（如北洋政府、国民政府的种种变动）？不管内乱外患如何严重？只要有社会领导地位的「现代知识分子阶层」存在，国家现代化的理想和方向就必定不可变。只要执政者有意愿（如蒋中正），就会上下形成合力渐进落实国家的理想，克服了内乱外患的「千险万阻」而缔造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这就是「现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的本源结构」的意义和作用的证明。

这「现代知识分子阶层」的特殊性是：有制度和资源支持的居社会政治的领导地位。这不是现在中国泛泛而言的知识分子阶层或专业人士等，因为他们都没有社会领导地位。西方的知识分子也从来没有制度和资源配置支持的社会政治的领导地位，他们只是关怀公共领域的知识精英而已，它是与一般的「专业的知识职业人」（如医师、教师等等）、专业人士作区别，因为很多专业人士缺乏公共关怀、道义担当、通才型知识结构。所以西方知识分子有影响力但无实力而边缘化。

随着大陆全盘异变和后来两岸工业化、台湾制度西化的缘故，居社会领导地位的「现代知识分子阶层」解体了，不复存在。工业化和后工业化导致资产阶级高高崛起，俨然成为领导者，中产阶级有人口和选票优势，知识分子阶层沦为边缘地位。而依附市场和体制的专业人士或者说职业化的知识人，俨然取代了昔日「现代知识分子阶层」，然他们产生于且依附于体制和市场，没有任何社会政治的领导地位。这与「传统士绅」、「现代知识分子阶层」拥有的社会领导地位和精神气质大相径庭。现在的台湾和大陆都没有像民国大陆时领导社会政治的的「现代知识分子阶层」，没有作为民国开国立国之梁柱的「现代士绅」阶层了。当代两岸的知识分子阶层与西方状况同类，有影响力但是居无力量的边缘地位，所以大陆和台湾皆病态百出，大陆难以民主化，台湾有民主却在沉沦中。

民国知识分子政治，在内乱外患严重且大多数人贫穷文盲的恶劣条件下，顽强开启民主化现代化，变帝国为民国、形成「临时约法」到「南京宪法」的宪政传统等等，此乃世界之罕见。然由于严重内乱外患最终摧毁大陆的民主化进程和中国文化、伦理社会、知识分子政治、文教礼教、典章制度等等，于是乎今之大陆依然无法拨乱反正。而台湾虽有传统然存而不兴而渐渐失落，到了1980年代末新民主化时已经接续不上民国老民主化的精神、理想及品质追求，功利性本土化和西化反而发挥了主导力。

如何从传统「士人政治」过渡到现代「知识分子政治」呢？这是中国文化开出优质民主的关键。

早在明末黄梨洲就提出宪政制度顶层设计意义上的「学校」（非今教育意义的学校），主张将文教权、评议权、监督权从皇权、政权、政治系统里分离独立出来，还诸社会文化界由士（今之所谓知识分子）直接掌握。以独立权威的、宪政顶层设计的「学校」制衡和优化政权，使文化道统有制度化寄存之具——「学校」，使师统、士统、学统有制度化引导力。牟宗三对《学校》有重点疏解，解读深刻。孙文则提出「考试权」，其源头是传统士人政治和「选贤与能」之制度化追求。然其于「考试权」之制度及原理语焉不详。后人把三民主义当「土地公」拜，没有发展之和充实之，故「考试权」退变成「考试吏权」。「考试权」首先出自「选贤与能」原理，其现代意义应为：以文化制度选举贤能，贤能集团本于社会，入于「庙堂」（喻宪政体制），其目的是以贤能制度力求实现文化引领社会，社会引领政治之理想。今之「考试权」限于「吏权」范围，可谓不古不今。故必须返本传统而求开创现代「知识分子政治」之宪政制度和精神。

察西方民主的教训可以凸显「知识分子政治」之必要性和重要性。西方现代政治普遍出现市场价值观和法则「无孔不入」侵蚀政治文教社会、资本与权力结合以及多数原则独大、庸众化、感性化和理性不足、文化政治品质不高的「民主综合症」，不能避免真理与民主、道德与自由、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文化法则与法政规则、文教法则与市场规则等之矛盾失衡。这些「民主综合症」今在台湾也同理存在，造就很多流弊。究其原因，这是由于西方主导的现代民主模式的制度和文化的缺陷造成的，即：宗教因其缺陷与政治文教分离，政治文教因此缺乏价值理性和道德力量提升。大资产阶级掌握资本和主要媒体等，中产阶级掌握多数选票，此二者成为民主的主导性力量。然资本逐利而缺乏道义、「普通人政治」缺乏知识和理想，依附于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政党和社会的精英不能不有功利化偏向。所以西方式现代政治缺陷是：缺乏制度化支持理性力量来制衡和优化政治的宪政和社会的格局。也就是说缺乏能有所落实文化引领社会、社会引领政治的贤能政治（知识分子政治）来优化民主政治，西方没有宪政制度化的「知识分子政治」是其现代政治的制度和文化的一大缺陷。民主政治需要容纳贤能政治因素为其用，形成贤能集团（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三方制衡的社会政治大格局，使贤能政治（知识分子政治）制衡和优化政党政治、选举政治，优化社会，落实文化引领社会、社会引领政治的理想，从而引领和优化整个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是需要贤能政治来引导和提升的，否则就会陷溺于庸俗化的「普通人的政治」甚至于民粹主义。政党政治会异化成缺乏正义和效率的争权夺利的政治，也可能异化成煽动操纵民粹的政治，也可能异化成投合强势的利益集团（如财团等）或地区的分利的政治。等等。所以需要「贤能政治」来制约民主政治的庸俗化、民粹化、强势者的利益最大化。这「贤能政治」或者说知识分子政治是必不可少的、很重要的。

1947年宪法是五权宪法，其中对应政道的「贤能政治」的，且与中华民国开国立国的社会政治的本源结构有根本性支持关系的，最能纠正西方式民主政治之弊端的，就是「考试权」。考试权有两个法理渊源，其一维护文官制度，避免现代政党政治的滥用私人的弊端，现行考试权大体可以胜任。但是，考试权还有现代中国及传统的渊源。首先是继承传统「选贤与能」理念及制度化的追求，这是后世普遍认同的。民国大陆时期，民国的开国立国的社会领导阶层——「现代知识分子阶层」、「现代士绅」由于有习惯法的制度和资源支持而存续，没有立法的迫切需要，所以没有被纳入国父及蒋公、张君劢等的考试权的考虑视野。国父构建考试权理论、蒋公时张君劢制宪皆不可能预计到大陆沉沦之变和未来社会结构之翻转。而今迫切的大课题和重任是：要继承和落实「选贤与能」理念及其制度化的宪法法理要求，要制度性拯救作为中华民国开国立国的社会政治的本源结构的「现代知识分子阶层」的大缺位。大陆要光复民国，首先也要找回开国立国的梁柱——作为民国社会政治的本源结构的知识分子阶层，追求形成以知识分子领导社会文化、资产阶级领导经济为主流的、中产阶级及其他阶层各有尊位的多元社会结构；要形成有社会领导力的知识分子政治以求优质化民主政治，对治现代政治之弊病，也提升社会和文化。

那么考试权如何扩大和完善呢？宪政顶层设计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政治」探究起来简要如下：

以自由与考试之原则形成宪政制度下的贤能集团（制度化知识分子集团）。

由贤能集团选举出「考试院」掌文教权、考试权，文教权独立且与政府权「分庭抗礼」。其目标是：知识分子治理文化及教育等。

提升选举之理性水平，选举品质一旦改善，必然改善整个民主政治品质。

提升社会和文化之品质，制衡和优化政治。

理性引领的政治才可能成为优良政治，理性力量的首要来源是知识分子。治疗「民主综合症」乃至「现代病」、「后现代病」，就必须依靠理性力量通过文化引领和提升社会，再由文化社会来制衡及优化政治，依靠知识分子政治力制衡和优化民主选举、政党政治及政权、治权。西方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世俗主义和宗教保守主义的矛盾，在中国文化里可以以「知识分子政治」、人文与政治之和合、人文与「礼乐教化」（文化教育之教化）之和合而更好缓和及化解。「知识分子政治」是文化社会引领政治、道统学统引领政统之「阿基米得支点」(Archimedean point)。

当今世界之现代及后现代文化现状是令人失望的。由于政府治理文化教育，必然导致政治和文化的纠缠不清，政府也摆脱不了政经思维无能施政于文教领域。最终导致现代文化教育庸俗化、市场化的后果。教育「市场」化，学术也「市场」化，现代媒体沦为商业利益「奴仆」和受制于财团而失去昔日公义宗旨，而现代人又是媒体「消费主义奴仆」而缺乏思想独立性，传统重视品质的文化教育和社群风俗美德等不断受到侵蚀解构，等等。

所以必须形成「知识分子政治」掌握文教权，文化人治理文化，驱逐政府权于文化之外，唯有如此才可以「治疗」深重的文化弊端。

再者「知识分子政治」选民基础是知识分子，理性水平较高，政策评价和候选人风评会成为知识分子选举的「主轴」，其政治权威更多依赖道德和知识之支撑，不可能有政党政治的权力与资本结合的「痼疾」，可以有力消除文化领域的资本权力的弊端。例如：应对媒体商业化和受控于财团利益之诸弊，可以援教授治校模式入媒体，形成媒体人自治媒体之体制，遏制资本化和商业化对媒体公义和受众的损害，遏制「富媒体、穷民主」之现象泛滥等。有了「知识分子政治」力量，就有可能突破资本和权力结合之大势力和大局面，以礼义伦理社会理想、以德治礼治法治之融合（非个人自由至上）、以公平理念，突破和超越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之局限性，构建选举制度之优质化，即：严格限制银行企业等资本单位的政治献金，尽可能使选举公益化，令媒体传播选举信息公益化，禁止有偿选举广告，今网络信息发达可以抵消大媒体可能因利润不高而减少选举报导之消极后果，不会损害民众获取选举信息；国家提供选举的主要资金和便利，等等。如此就可以遏制资本和选举的结合，从而遏制住资本和权力结合之主要来源。「知识分子政治」可以提供优质化民主的可行之广阔前景。

最后，构成「知识分子政治」的考试院等制度设计要比西方现行制度更自由更民主。西方教育、传媒、娱乐业等治理机构皆是总统或总理任命长官实行治理，例如教育部长是被任命的而非选举的。这种金字塔型的委任式精英式权力安排，其结果往往委任政客或执政者的亲信学者，多数不符合贤能原则和民意。而贤能集团一人一票选举出的考试院（委员会制而非长官负责制）更符合民主自由原则。然后，选举产生的文教权独立于行政权之外，限制和缩小了政府权，扩大了社会的影响力和民意的支配力，故更自由更民主，也更符合贤能原则。

中国文明曾经领先世界数千年，传统士人政治可以说是功居其首；近现代中国于严重内乱外患中先缔造民国后顽强开启民主化进程，乃传统士人政治自然演进为知识分子政治之产物；今要对治民主弊端和超越西方式民主，就必须使知识分子政治和政党政治分立制衡，使文教权独立，依赖建设和优化社会、文化、教育等，最终制衡且优化政权和治权。

从传统士人政治演进到现代知识分子政治，这是本于中华文化优性特性而返本开新中华宪政之必然，合乎百年中华宪政渐进完善之逻辑和路径，其未来必有改良世界民主宪政之意义，必远胜于考试制度对于世界现代文官制度创立之意义。

总体而言五权宪法的继承和改良，在政道上，以国民大会代表民意和以贤能制度支持知识分子引导社会文化以及社会引导政治，国民大会是代表制民主制约代议制的治权五院，形成政道的大架构。这架构既反映民意的全量（国民大会），又兼顾民意的质的提升（人民的贤能制度），重光了民国开国立国的社会政治的本源结构（贤能地位的知识分子阶层）。政道的内涵是：返本民国的现代中国文化而开来，反映理性的民意奠定政治基础。在治道上，以治权的五院制为架构，光大民国一百年来的典章制度、公共治理的文明成果。作为政道内涵的现当代中国文化，如：道德伦理和礼俗、德治精神、自由精神等，以及民生的发展和民生的需要，这一切都会源源不断地提供立法和行政、考试及文教、司法监察的依据和发展动力。

现代及当代有许多学者、政治人物对五权宪法有很多批评。这其中有自由派、中共、台独等。其不外乎受五四新文化、各种西化学说、反传统思潮的影响，故无法理解现代中国的正统。如：批评孙文的「万能政府」说是集权的。孙文学说以国民大会制约五大治权，又使五大治权互相制衡，没有集权。孙文是政治家不是职业学者，其学说文风含有宣扬救世功能，其目的是劝说人民认同民主建国，拯救内乱外患之世，但是批评者却咬文嚼字、断章取义，令人想起晋惠帝的名言「何不食肉糜？」再如1957年司法院释字第76号大法官解释认为国民大会、立法院、监察院共同相当于西方国家之国会。这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比附，国民大会是代表制民主制约代议制的治权五院，主要属于「非常政治」，不是「日常政治」的国会。有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当然不能理解国民大会制以及中西合璧的权能分立的学理，当然会产生误解。所以，台湾以后走上了盲目废除国大之歧途，并且争议「考试权」、「监察权」的存废。这只能从反面警醒大陆民国派：「五权宪法」的制度完善和创新是万分重要的，要返本开来，才能使「五权宪法」源远流长。此立国之本是不可动摇，必须使之坚不可摧。

所以，大陆民主复国之初必须要恢复「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且略作应对时代之急的改善，奠定国本。待大局稳定后，才能再作宪法改良性损益。

四、重建学统再造文化政治之「思想灵魂」

1、学统性质及后来异变

学统者「知识之学」之统绪也（牟宗三语），这里谈其具体表现之社会科学，更重点谈中华社会科学之原型和流变及前景，兼述西方社会科学之缺陷。中华学统产生于民国开国后，其原初性质和形态是「中西结合」，吸取西学，亦继承传统学术思想，有价值理性根基和中华本位，代表人物如陈寅恪等及后来的牟宗三等等。

学统无论中西皆同为「知识之学」，故必然有大同者。然中西之学统又有本质差异，这是由于文化特性、传统、社会、本土需要、历史演进等不同而产生中西之学之大异。此中西学统之「大异」首要在于：西方文化是宗教型文化，至现代不仅政教分离而且宗教及其所蕴价值观等与学术教育也分隔，其社会科学深受自然科学典范性影响和制约，故成牟宗三所言之「科学一层论」、「理智一元论」的学统。中华文化是人文理性之文化，道统、人文理性不必与学术教育分隔，人文不必与政治分离，相反可以「和合」，由此所生学统、政统皆有所不同于西式学统、政统。故不能照搬「西用」，更不能移植「西体」，亦不能「中体西用」。其次社会科学有本土性，其中所遭遇学术格局及风气、母社会问题、时代问题及未来走向、历史传统等皆不同，故中西本土性差异甚大。所以说中华学统、社会科学必然与西学有较大差异，中华学统、社会科学必然应该吸收且转化乃至有所提升西方社会科学原理和成果，绝不能止步于引进模仿，也不能不中不西的实用主义本土化。因此中华与西方的社会科学的范式、结构、规范、检验、程序、标准、评价等皆应该有不同；中学在学术制度、学科格局、资源分配、教育体制、教育内容及方式等方面更应该有优化和不同。但是当代两岸学术和教育皆缺乏中华主体性自觉，这是令人失望的，然可寄希望于未来。

回顾学统、中华社会科学产生于民国开国后，乃民国文化一大「中枢」，其原初为中西结合之形态，当时国学在学术界深有底蕴，海归学人也多有浸润，文化和社会风气亦保有传统，故虽然有五四「新文化」、「西化」思潮之冲击以及极端保守主义反对，然学术思想的「中西结合」大格局不为之有所改变。然由于内乱外患之时局及其后掀起之「社会革命」、「文化革命」席卷中原。学统未及成就即丧失其成长之文化与社会「土壤」。在台湾，由于日据之隔离传统、光复后社会接续现代中华文化很有限且南迁知识分子较少等因素，加之其后海归学人多缺乏本土学术思想浸润，故社会科学渐成引进、模仿西学甚至有所「西化」之格局，与老「学统」渐行渐远；至于当代不仅「西学」兴盛，就体制格局而言，台湾由于文教权没有完全独立于政治系统之外，意识形态之争负面影响了文教，此外民主产生「官学两栖」现象（政务官常由教授担任，有学人则钻营于党派政客），催生非学术性「学阀」借政治影响力而坐大，多占资源，学风大坏，学术与产业结合之余又有「学商勾结」。再观大陆：传统变成空白，政治力和外来意识形态统治学术和教育，就体制及格局而言，学术教育几乎沦为官和商之「奴才」；在学术和教育内容方式上，大陆早先沦于「俄化」、后沦于「俄化」之「中国特色化」以及病态本土化、庸俗化、腐败化等；知识分子多数仓皇而不知出路，徒劳以引进、模仿西学为出路，甚至于有不少人偏执于「西化」穷途。最后，两岸的学术制度和文教体制、资源分配、评价体系等亦有利于且偏向于西学话语霸权和海归学人；然大陆不止于此，更有意识形态之「至尊」领导地位和无所不在的官僚化体制。

缺乏传统士子精神和现代知识分子传统，缺乏民国老学统之理想，缺乏以中华文化本位吸化西方文化而开现代化的传统民国人的胆识和魄力，缺乏20世纪上半叶形成的现代中国之本源精神和理想，这是台湾之「迷失」、大陆社会「重症缠身」之学术文化根源。

从学理上讲为何要继承学统、原初中华社会科学「中西结合」的原型呢？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诠释学认为理解之前有「前理解」，「前理解」的构成主要指传统、历史、先见等；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认为信念、范式、理论等先于科学观察，科学发现及发展有社会文化、历史和心理因素等。此两者理路「异曲同工」。依伽达默尔诠释学、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的理路阐释中华社会科学或社会科学本土化即：中华学术文化传统、语言、本土社会及历史变迁等作为「前理解」深刻影响了学界对西学的认知和解读以及选择判断（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更深受传统、社会历史、语言等文化根源之影响和制约）。所以说「西化」是不可能的，就连全然的模仿亦不可能做得到。而且西方学术文化「浩如烟海」、错综复杂、各学派各执一端、文化架构相反相成（如宗教与世俗），岂能模仿、移植和「西化」呢？所以说要以中华文化优性特性以及历史传统、社会发展等为主位，学习和吸取西学，再诠释传统，其结果必然是「中西结合」之中华社会科学，其必然会形成返本、化西、开新之社会科学特性和构建。

然今之两岸学术现状呢？当代大陆人文社会科学奠基于中华文化和历史的大断裂、外来异质落后文化形成畸型社会的基础上……，如此「前理解」和知识增长之社会文化心理「土壤」岂能学好和吸取西学呢？又岂能自觉固有文化而建立中华社会科学呢？无传统、中华文化主位和吸化西学就无法谈学统。台湾亦历经坎坷且接续「学统」很有限，当代意识形态纷争又妨碍了文教，故难以自觉中华文化优性特性和历史传统，再加之学术教育体制和资源分配有利于西学话语霸权，如此就与「中西结合」之老学统渐行渐远。然西方社会科学虽然主导台湾各个大学，但是用之于台湾社会，由于其理论来源和背景、对象皆不同于台湾实际，所以理论与研究实际脱节，研究成了经验材料的堆砌，且又难以作理论的深入推演，如果强作理论推理，往往变成实用主义解读西方理论之原型，形成理论上的不中不西和运用上的低级。大陆社会与西方社会相去甚远、很不类同，然大陆学界实用主义、功利主义解读利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几乎成为常态，优良学者用之于批判社会、用于「启蒙」（片面化「启蒙」）；庸俗学者很容易用之于粉饰社会成为利益和政治的附庸和工具。

2、西方模式社会科学之有限性及缺陷性

西方社会科学以自然科学为典范而扩展，极端学派如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科学是特殊的自然科学。实证主义等认为源于自然科学的科学方法、标准、程序等皆适用于人文社科领域。但是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认为科学世界观的形成和变化都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科学发生、发现、发展离不开科学家主体的内在资源，不能否定形而上学，信念等是必然的，直觉等心理因素是必要的。而且不赞成自然科学的方法、标准、程序等通用于人文社科领域。然而长期深受科学主义影响和制约的西方社会科学较容易接受实证主义，故又有绝弃心学的「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行为主义兴起等等。当代社会科学各学科、各领域充满了科学思维、逻辑和经验、语言分析及量化的标准及评价等等，其哲学基础是颇有局限性的过时的实证主义等，虽然西方社会科学以自然科学为典范，然其「船大难掉头」难以亦步亦趋于科学哲学新成就——后实证主义，更难以「自我否定」。「20世纪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建立它们个别领域中的『知识』时，都曾奉自然科学为典范……尽管这一效颦运动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甚至失败远多于成功」。继「语言学转向」而来的解构主义源于量子力学理路，「新物理学怎样向古典物理学挑战，『知识考古学』便怎样向人文、社会科学的主流挑战」。后现代主义亦奉科学知识为典范。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皆同属科学化体系，就此意义而言是同质的。

此学术思潮很早就流行于中国。然「『主观』与『客观』、『事实』与『价值』并不像实证论与实验主义者所讲的那样。他们对科学的解释实际上是一种化约主义的谬误。这种谬误导自实证论者与实验主义者对科学的误解与对『科学方法』的迷信。实证论对社会与文化的影响很大、很坏，但对科学研究的影响并不大。……更糟糕的是，由于受了胡适等人提倡科学方法以及其它因素的影响，中国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许多学者的价值观念产生了严重的混淆，以致缺乏价值等差的观念……」。当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语言文学研究所」学术名称的出现，说明西方科学化社会科学模式被海归学人无选择力引进，渐成话语霸权。

然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及科学哲学有本质性不能相合之处以及无公度性、无通约性之处。社会科学的首要对象是人，人以心灵为尊。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认同信念、直觉灵感、形而上学等在科学里的地位，又有波兰尼（Polanyi,M.）提出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意会认知理论，但是心灵主体不止于认知理性，更有向上一机的良知良能，此即价值本源。社会科学以人为首要对象，必然要以自由意志、信仰、价值、利益、情感、愿望等为研究对象，必然有「应然性」问题、价值理性之自觉，这种知识是自然科学无法应对，也是科学哲学或者科学性思维无法理解的。再者社会科学必然要继承传统学术思想（如孔孟思想），而这些传统是科学哲学或者科学性思维是无法相应诠释之和合理接受之的。但是当代社会科学主流以自然科学为典范、深受实证主义哲学等的影响和制约，依据经验事实、实验研究、量化分析、语言分析、逻辑分析、确证（justification）等学术规范只能研究外在语言行为现象，无法研究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更无法研究心学、道德理性、自由意志等；不仅如此，科学化社会科学反而会解构传统主体学问，其只会把心学划入「语言现象」或者「神秘主义」、「形而上学」，把心学、心文化的语言知识划入「印象主义」等，把道德理性归为情感的，从而使之不能成为社会科学不可缺少的价值的根源性知识。也就是说科学必定无法构建自由意志的、道德的、文学艺术的价值理性之学、心学。西方文化架构是宗教与科学之相反相成，西方文化的价值系统根基在其宗教。自然科学有限性由宗教弥补，社会科学之科学性缺陷和弊端，也由宗教来平衡，然这种模式不可能引进到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不是西方式宗教型文化，只有人文理性与科学理性「和合」的有价值根源而非科学化的社会科学，才是依中华文化优性特性构建的。如此才能避免非宗教型文化缺乏宗教平衡世俗科学之弊端。

西方社会科学流行「脱价值化」、「价值中立」，然其有普世性吗？是「真理」吗？要解答上述疑问应究其成因，其成因有三：

1、西方价值系统根基在宗教，西方宗教天人分立，现代以来宗教与学术教育分离，其价值系统缺乏「根基」支持，且时代变迁使部分传统价值观受到挑战。综合而言，西方价值系统在学术和教育中的衰落是「脱价值化」、「价值中立」的内因之一。

2、西方社会科学深受自然科学典范性影响和制约，然科学只能回答「实然」问题，不能解答「应然」问题，再者其受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影响和制约，否定西方价值观之「基础」——形而上学，再者把道德、价值理性归于情感。这是西学「脱价值化」主要原因。

3、20世纪以来西方政府与企业采取「采购模式」，提供经费购买政经及社会课题成果，且绝大多数皆是工具性课题。社会科学学者提供研究成果。由此大学传统纯学术色彩转为学术与市场的结合，传统知识分子转向科技型专业型知识分子，旧有的「道」之担当日渐衰微，纯学术性和长远性课题备受冷落。而政府有政党轮替，各政党有不同价值观，企业求利，因此大学和学者的「价值中立」研究成果最能迎合不同价值立场的执政党和求利企业。「价值中立」原则一定意义上是西方社会科学工具职能的规范化。

总之，社会科学流行「脱价值化」、「价值中立」是西方文化特性和学术市场机制造成的。这不是什么「普遍性真理」。其实「价值中立」只有于事实判断中才有正当性，然人类活动不可能无目的，有目的必然有应然性问题，所以社会科学不可脱离价值理性。

依中华文化特性而言：人文理性是价值基础，自孔孟至宋明儒家的形而上学是即工夫即本体、即境界形态即实有形态的人文实践的形而上学，绝非西方纯思辨的、观解的形而上学，也不是信仰上帝。故价值、伦理等归于人文，根源于道德理性，而不归于情感，也不归于信仰，此乃中华与西方之文化差异，故中华文化从传统到现代，人文与学术教育不分离。再者应该形成未来「知识分子政治」和文教权独立于政府权之外，在制度和资源上支持学术和大学的独立性和尊于政经之地位，制约学术市场的负面影响和学术工具职能化。因此不能「脱价值化」等。（但是「脱价值化」、「价值中立」在大陆有其特殊意义和作用，其帮助大陆学人在学术上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控制，形成所谓「纯学术化」、「学术规范化」的潮流，有其功焉）。

我们应当省思科学局限性和西方模式社会科学特殊性缺陷性。自由意志之学、心学、道德理性之学、文学等，究其本有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大智能，不可依客观语言行为现象判断心灵主体及其道德智慧。那么智能的、德性之知的语言知识形态呢？波兰尼（Polanyi,M.）提出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默会知识或者说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与显性知识(Explicit Knowledge)相对，主张所有知识不是默会知识，就是根植于默会知识。德性之知、智慧之知类乎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同属于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然认知意义上的默会知识不必言传成学，而道德智慧必然也必须言传成学，那么这种语言唐君毅称为启发语言（heuristic language），他提出启发语言、科学语言、情感语言之三分。科学性语言知识是显性知识，是可实验的、精确的、言尽其意的概念知识体系。然道德智慧之知非言意所能尽也，是立言传德传智慧，而求仁得仁赖于践形、工夫体证，立言乃方便法门，这种语言当然与科学语言有本质性不同，所以不能把孔孟到王阳明的经典文献呈现出的非概念性语言形态当作是无现代学术意义的，其有概念不及之超越。道德智能之知的理想语言模式是既有概念体系，亦有超越概念体系之通透（有圆顿说、「非分别说」、诡谲说等），此于当代新儒学牟宗三诸子最典型。显然目前人文领域从论文规范到评价标准等等深受社会科学影响和制约，其确定性、可实证性、可量化等学术规范、标准和程序以及评价，基本不合乎人文特性焉。如此必使得人文学者即使推崇传统道德智能，却弃圣贤语言风范，以概念知识去观解无法分析观解的道德智慧，再多摘圣贤数语点缀其中，其思维和学识必然与老传统（孔孟等）、新传统（当代新儒家等）渐行渐远。而人文乃价值根基，人文衰落或变异必使价值系统渐失活力，无以阻挡社会科学在科学化的偏途上愈走愈远。

现代自然科学基本认同科学真理的有限性。科学哲学更如此焉。科学真理有不确定性、不完备性、有限性。然西方社会科学兴起且推行于全球的是：确定性、可实验性、经验性、可量化等学术规范，与之相左的旧学术传统被边缘化甚至于被弃。而社会科学对象是人和社会、历史的现象，其受复杂无测的变因影响和制约，不少现象有很长的运行周期，又有较强偶然性、随机性、波动性、模糊性及浑沌性，再者主体人和社会的因素也是复杂难测，所以社会科学无论内容还是形式皆很难落实实证性、确定性、准确的数据化分析，所能取得的实验经验或观察经验等亦很有限制性。此外对于文本的解读和义理演绎（除了考据）,也不能以实证性、经验性、量化等为规范，如果以科学方法研究文本，必如胡适类型只能考据不能阐释义理，更不能有义理贡献。所以社会科学更要依靠信念、传统和有限证据、有限论证构成命题「真理性」，且社科「真理」还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完备性。既然「真理」有不确定性和有限性，作为学术规范就应该更宽容和多元化(非实证色彩一元化偏向)。所以要突破西方式科学一元化学术规范；要依人文特性和课题特殊性差异性构建学术规范和评鉴之多元性。否则实证色彩的严格学术规范会限制住社科学者的眼界和创造性，迫使其往「专」和「深」方向研究，然过专必难博大，过深必难高远，此非学术之大道也。人文社会科学特性的要求是：博且专，高且深，「见木又要见林」。自然科学无此要求。

然而社会科学却以自然科学及其哲学为典范，形成有实证主义色彩的学术规范，然课题越大就愈难实证，而心学更难实证甚至于无法实证，如此最终必然导致学术形式上越符合科学性，内容上越远离「真理性」。比如：当下论文形式越高标准，学人选择课题必越狭小，博士学识越来越狭深；论文的数量越多，品质越差。当代社会科学界几乎不可能出现学统初立之时大师如：陈寅恰、钱穆及后来的牟宗三等，他们影响深远的著作按当代科学化西化学术规范判断的话亦属不符合之列。深究诸上之原因是：移植西方社会科学以自然科学为典范的弊病，没有自主自立中华社会科学的主体性。「学步」必然「失步」，必失传统和学术文化特性优性，根本不可能构建价值理性和科学理性「物各付物」且「和合」的中华模式的学术规范体系，不能返学统之本而开来。

3、小结

科学理论的「基石」是数学公理，数学公理是无法实证或否证的，也就是说不证自明的，其作为公理是传统形成的，是信念的，也是实用主义、功效主义之认同。西方自由主义「公理」是个人权利，西方宗教「公理」是上帝法，其宗教与世俗又互相制衡。没有上述不证自明的、信念的、传统的「公理」就形成不了自然科学，也形成不了西方文化。

那么中华文化、人文社会科学之「基石」、「公理」呢？这必是几千年传统的、信念的，是价值根源的，即：道德理性。中华文化道统在此焉。道统之发用依赖于学统和政统等，学统不立，道统就不能得以发用，政统无学统作思想指导必然会实用主义本土化、功利主义现实化或者因「西化」而「学步失步」，也必然会产生「本土病」和「西化病」相混的综合性弊端。文化教育亦如此焉。故学统不仅要吸取西学，更要有本于中华文化优性和本土性而构建学统、中华社会科学体系。在高等教育普及和信息发达的当代，学统是政统、文教、公民社会等领域的「思想灵魂」，所以学统、中华社会科学及其相应学术教育体制之建成是十分迫切的。

我们要从人文文化优性特性和历史传统出发，上承道统下启学统、政统，有胆识有理性地构建优质中华现代文明。这是我们这时代必须担当的天命和大任。

五、总结

我们要继承先贤先烈的精神。在大劫难大巨变时，先贤英烈无畏担当、无私奉献。辛亥革命缔造中华民国，孙文黄兴等领风骚然无数英雄更巨伟，一代儒宗熊十力、梁漱溟也曾投身其中；宋教仁为民国宪政献身；国民革命推进出「五五宪草」；八年抗战产生「南京宪法」；大劫之时有新亚书院之精神重塑文脉国魂，如此等等。可谓波澜壮阔、绵绵不绝。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我们的座右铭，我们始终与民众站在一起，他们遭遇不公没有尊严，吾泪长流；他们失所失地失业，吾心揪痛；权贵化和草民化两极分化，吾血沸腾。

任良知行，道在吾心吾行。面对过去造成了数千万人死亡而今造成社会两极分化的「竭泽而渔」的中共「国家」模式；面对这种「极权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杂交的马列主义的「变种」。我们只能在挫折和困顿中求升化。我们要克服过去民运无传统之本、无历史之根的本质性缺陷。我们要继承民国中道主义而非激进主义的革命精神。我们要从祖辈的民国民主传统和精神资源中获得无穷的力量和社会动员力，形成民族精神、历史传统与当代民运结合的文化政治社会全方位的强大支撑力。也就是说，我们要把民主运动升化成「民主复国运动」。以民主复国的理想和权威使一盘散沙的民运凝聚共识、力量和拥有更高的战略布局及可持续性、拓展性。

我们最终要驱逐马列光复中华，结束专制再续民国，不仅重续民主而且开创善治。

起草人：李明

注：本文是第三次修订稿。初稿于民国104年8月25日，第二次修改于105年10月10日，第三次修改于106年6月20日。

新文：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 ... ;id=100000602933064
曾发纵览中国：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58127，后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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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识仁（李明）: 民国派与自由派、改良派的系列对话 (一） ——“和平非暴力论”与颜色革命是对立的，“梦想”岂能成真？
http://zhanlve.org/?p=7789

习近平做中共极权主义盛世的“中国梦”，被讥笑为“梦帝”。中国民主运动里有没有“梦爷”呢？有的，而且很多。这些“梦爷”就是改良主义和“反革命的渐进改革的民运”或者说自由派笃信的“反革命的渐进民主化”。他们的共通性就是“告别革命”，然后是“渐进民主化”和改良主义在路径上的大混合。

源于英美自由主义的自由派，主张“反革命的渐进民主化”，其总目标是完全的民主化，但是其路径却是渐进改革。改良主义的目标是不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化（实质是半调子的民主化），其成员的上层主要是出身于体制内的改革派，其路径是渐进改良。自由派和改良主义的目的有本质不同，但是双方的路径上是大同小异的。自由派由于在中共高压统治下没有空间阐明其完全民主化的目的，故而难以彰明自己的宗旨，只能表达渐进改革的民主化路径。但是这样，在群众看来自由派和改良主义是混合在一起，不容易分辨的，都是讲“改革”的，这在客观效果上极大助长了改良主义的声势，遮蔽了自由主义的真意。在这样的背景和“土壤”上，“告别革命”与“和平理性非暴力”成为主流话语，改良主义得以盛行。

“告别革命”和“和平理性非暴力”是一体的两面，它们是从自由派（“渐进民主化”）和改良主义的混合体里产生出来的。“告别革命”和渐进改革是路径，“和平理性非暴力”是方法。这可谓有什么本体就有什么样的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核心是“和平非暴力”论，“理性”其实是空话。为什么这样讲呢？如果讲理性就会判断出中共是极权主义的，独霸天下的，“告别革命”和渐进改革是不可能使中共放弃“党天下”而达到自由化的目标，更遑论民主化呢？所以说这里的“理性”是空话，是路径和战略都不通的，哪来“理性”可言？所以不是“理性”的而是“梦性”的。更荒唐的是有人还认定中共“改革开放”后的统治是“威权主义”的，这是为“告别革命”和“和平理性非暴力”的道路辩护，而不惜粉饰中共，其真实用意何在呢？耐人寻味。事实上从中共邓、胡、江到现在的习近平，连政治自由化都不可能有，经济是党国权贵垄断的畸形市场经济，社会和文化教育是中共一元主导及管控的，仅仅给老百姓留有一点卑微的公共自由和私生活自由而已，丝毫没有实质的公民社会可言。邓、胡、江是在“中共国”不强大的时候，放松政经求“改革”发展，有求西方的资本技术和外交活络等而不得不示出“进步”和“开放”，这些是战略上的不是本质上的。习近平在中共强大起来时候，所以就必然左转，加强极权主义，自由派失去最后阵地“天则研究所”，改革派失去了最后阵地《炎黄春秋》和共识网。这可谓中共一做梦，自由派和改良主义就立刻“梦断”。这里我们不得不指出现在活跃的自由派，有相当一部分（部分不是全部）属于“中共国的自由主义”的，是机会主义的自由主义，坏了自由主义的真意，搅混了社会的进步思潮，起到了中共想做而做不到的作用。

“中共国的自由主义”必然有懦弱的性格，又因懦弱无能而好做“改良梦”，这使得他们的民主目的和战略路径方法完全错位脱节，成为改良主义的“帮凶”。这些庸俗自由派和改良派共同编织了“改革梦”，向民主维权的群众和知识分子灌输了“幻想”，也麻醉了自己更麻醉了更多的民众，使他们的意志力和战斗力大打折扣，客观上减缓对于中共专制的冲击。这是做到了中共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所以说庸俗自由派的战略路径方法和民主目的是相背离的，在中国民主大业里自障自碍，造成恶果。这实在是荒谬。

从极权主义国家的民主化的实践经验上讲，“和平非暴力”论与颜色革命是对立的。首先在极权主义国家，没有革命就没有民主，改良主义是不可能实现民主的。

颜色革命有和平方式和武力抵抗两种，武力抵抗的如1989年的罗马尼亚，前苏联、东德、波兰等的巨变就属于低武力抵抗的和平革命（前苏联还一度发生反革命的政变和镇压反革命的军民举义）。所谓和平方式的和平革命，也是必须有街头广场的示威群众抵抗住警力暴力驱散的低武力的基础，有了顽强的抵抗，才能使警力不能驱散、高压政治不能奏效，只剩下引发大规模流血的军队镇压成为统治者最后选项，对此统治者内部会分歧严重且夹杂派系斗争。

统治集团恐惧者有四，1、军队镇压和事后清洗会引发卸责委罪不同派系的打击和争权夺利的洗牌，当权者的政敌和不同派系会觉得岌岌可危，因为当权者借机“荡平山头”的历史前鉴数不胜数。所以其他的权贵派系会阻挠这决策。2、军队镇压有可能产生意料不到的军队不服从甚至于激起社会的革命行动，然后有改良派权贵借机夺权，也就是说可能引发民变、兵变、政变的交织。3、大规模流血和清洗会激发民愤，引发国内统治成本高涨，为以后的统治埋下“定时炸弹”。4、引发国际社会抗议和制裁，恶化本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民心的反意更深。

这时民主力量趁机让一步提出向民主过渡的自由化政治主张，进一步分化统治者，最终统治者作出让步，迈向民主的大门打开，民主化如长江入海一日千里。这种模式是主流的颜色革命的模式，也是二十一世纪手机时代的革命的主流模式。

苏俄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都栽倒在这全面镇压之前的“门槛”上，民主化成功了，这是颜色革命的结果，是革命者、人民和统治者博弈对决的结果，决不是“告别革命”和“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结果。

“和平非暴力”论刻意冲淡了颜色革命所必须的在街头广场抵抗住警力驱散和政治高压的抵抗力和意志力。没有坚决的血肉之躯的低武力抵抗和革命的意志力，怎么可能迫使强大的统治者让步而有民主化成功的可能呢？甘地和曼德拉的对手是谁呢？是内部有民主机制的有教养的统治者，只不过殖民地人民和广大黑人没有民主，他们能够成功，但是如果面对中共绝无成功的可能。

“和平理性非暴力”说的立论依据是人民没有武器，而高科技时代的国家机器有强大的武力和资源，所以不可行。这是似是而非的反革命、反颜色革命经验的，前面讲了“和平非暴力”论刻意冲淡了颜色革命所必须的在街头广场抵抗住警力驱散和政治高压的低武力的抵抗力和顽强的意志力。无视只有颜色革命才能实现民主化的必然性和唯一性。

这种看似缺乏理性头脑的食洋不化的“和平非暴力”论，其实是配合改良主义和“渐进民主”的，是极为有害的“梦论”，实践起来会让人们寄望于统治者良心大发不再严厉镇压，一旦遇到强大的军警打压和政治高压就会一溃千里；或者抗议有一点进展就“见好就收”（胡平语），结果依中共惯例必遭“秋后算帐”。如果“见好就收”，颜色革命就不会成功只会前功尽弃。刘晓波、李泽厚、陈子明、王军涛、胡平、王丹、袁伟时、余杰、王怡等是这错误路线、错误思想的推销者，极大助长了改良主义思潮，实有碍于中国大陆的民主化。

在习近平斩断“改良梦”之际，在中美贸易战甚至于“准冷战”之际，应当对于庸俗自由派和改良派的“梦论”进行批判和反思了。因为“梦论”还大有市场，还在似是而非麻醉自己更麻醉人民。甚至于我们可以在海外比较激进的知识分子身上也能看到这些昔日“梦论”留下的痕迹，例如冯崇义最近写《破解当下中国的极权主义回潮》称：“当时朝野上下推进中国朝健康方向发展的愿望，也曲折地体现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十八届四中全会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但是，习近平站稳脚跟之后，既不向左、也不向右，而是迅速向后复辟极权主义，击碎了宪政转型的共识、打断了朝野互动的势头”。这是说责任在习近平，否则自由派和改良派同床共枕一起做的“梦”还是有理的，会“梦想成真”的。

应当对于庸俗自由派和改良派的“梦论”进行批判和反思了，恶果严重的路线错误，让中共已经窃笑了三十年，难道现在还让中共一直窃笑下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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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winism發表於 2020-5-17 11:26 | 只看該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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