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冠群：高等法院是否导致了法国旧制度的崩溃？——

庞冠群：高等法院是否导致了法国旧制度的崩溃？——一个学术史的分析 | 法国研究专题系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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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15日 18:04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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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自19世纪以来，学者们不断追问旧制度的崩溃问题，高等法院时而成为抵抗专制的象征，时而被视作阻碍绝对君主制自救的罪魁祸首。在革命余温尚存的19世纪，大多数研究者认为革命大潮不可抵挡，旧制度必然崩溃。一些研究者发现高法法官捍卫法律与公益的努力对于重建法国的政体与社会具有借鉴意义。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期，在民族主义潮流影响下，右翼学者呼唤强大的政府并美化绝对君主制，抨击高等法院法官阻挠改革、引发革命。其基本观点亦为左翼革命史家所接受。20世纪中后期，英美学者介入高法研究，他们深化了争论，在新史学论点的支持下破除了君主制可以改良的神话，更新了被年鉴学派边缘化的高等法院政治史，大大拓展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空间。

高等法院是否导致了法国旧制度的崩溃？——一个学术史的分析

庞冠群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法国旧制度的崩溃是多种元素相互聚合、共同引发的。若仅从政治事件的发展演变来看，高等法院与王权的对抗在旧制度解体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高等法院究竟是君主制的维护者还是其发展途中的绊脚石？法官们的所作所为究竟是给旧制度带来了生机还是敲响了它的丧钟？自19世纪以来，史家们对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做出了不同的回答，从而形成了两种相异的史学观点。许多著作将高等法院的历史与旧制度的崩溃联系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这些作品构成了对于大革命史学的延伸。然而，关于革命史学史的研究极其丰富，对于高等法院学术史的探析却凤毛麟角。

一、捍卫公益：高等法院在19世纪的形象

关于高等法院的评价首先与对于大革命的反思缠绕在一起。大革命是否可以避免？这是后革命时代许多学者萦绕心头的问题。约瑟夫·德罗兹带着这样的疑问，于1839至1842年间推出了《路易十六统治的历史——可以预防或引导法国革命的年代》。作者详细勾勒了路易十五时期高等法院与王权的对抗及莫普司法改革，并以此作为路易十六统治的重要背景。德罗兹认为，高等法院在与宫廷斗争的过程中虽然捍卫了国家利益，但法官们考虑更多的还是自身利益，团体精神是其斗争的首要动力。在他看来，“法国革命其实始于路易十六宣布1789年5月将召开三级会议之时，这时已经无法预防革命了”，可以说，是自私的高法贵族阻挠了君主的改革并促进了革命的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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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六（1754 -1793），法兰西波旁王朝第五位国王，法兰西波旁王朝复辟前最后一任国王，他既是法国历史上唯一被执行死刑的国王，也是欧洲历史中第二位被执行死刑的国王。

德勒兹的观点在19世纪的法国并不占主流，到了该世纪末才产生了深远的回响。在经历了大革命的恐怖统治与拿破仑的独裁之后，法国社会面临重建。此时人们珍视自由、重视权利的倾向推动了高等法院研究，并且形成了赞颂法院的声音。19世纪中叶出现了一批研究各地高等法院历史的书籍，作者大都任职于司法界，他们将旧制度下的高法法官视作公益的捍卫者，地方自由与外省权益的保护人。1849年，担任杜埃上诉法院推事的皮约出版了《弗兰德尔高等法院的历史》。他指出，“我相信，为了全社会的幸福，司法应该是强大的、持久的……在我看来，在共和制度下，比其他任何制度都更应有效地保障普遍的权利和个体的权利。衡量这种保障，必须要看司法界的团体精神、活力与稳定性”，他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追溯高等法院的历史。1858年，曾任里永(Riom)王家法院总检察长的巴斯塔尔·戴斯唐子爵推出了《法国高等法院》一书，作者怀着崇敬之情来研究昔日法院的历史，并认为新的司法机构只是其不完美的仿制品。此类著述重视司法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并力图挖掘旧制度下高等法院的历史遗产，为在后革命时代重建法国提供借鉴。

众所周知，拿破仑三世推行威权体制，然而他的言论却提高了与政府对抗的高等法院的历史声誉。1852年1月，路易·波拿巴在公布新宪法时宣称，元老院的角色正如同旧制度下的高等法院，它维护根本法，有权废除一切武断、非法的律令。在第二帝国的政治体制之下，元老院是重要的国家机构，它负责解释宪法、解决宪法未作规定的重要问题并审查法律。路易·波拿巴的论断似乎受到了当时学术潮流的影响，它进一步肯定了昔日高等法院的司法与政治角色，并令其具有了某种当代价值。在笔者看来，拿破仑三世打算建立专制帝国，但需要某种掩饰以完成从共和到帝制的过渡，将元老院比作具有制约王权倾向的高等法院正是出于这种掩饰的目的。统治者的政治目的也影响了学术研究。正如论者约翰·罗杰斯特所言，尽管第二帝国及其宪法最终崩溃，但是这一时期关于高等法院角色的认识却影响了近半个世纪的史学编纂。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也撰写于第二帝国初期，他念兹在兹的问题是集权与专制的危害。在此书中，作者将高等法院视作抵御专制主义的一道屏障。对于莫普改革期间法官与律师们甘愿同舟共济而不屈从于国王意志的做法，托克维尔大加赞赏，他甚至说道，“不知道在各自由人民的历史上有什么比此时此刻发生的事件更加伟大”。谈到民众对于莫普改革的激烈反应时，他说，“仿佛高等法院一倒，这最后一道能够约制国王专权的障碍就倒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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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1805-1859），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和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的奠基人。出身贵族世家，历经法兰西第一帝国、波旁王朝、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帝国五个朝代。前期热心政治，1838年出任众议院议员，1848年二月革命后参与制定第二共和国宪法，1849年一度出任外交部长。1851年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建立第二帝国，托克维尔因反对他称帝而被捕，获释后对政治日益失望，从政治舞台上逐渐淡出，主要从事历史研究，直至1859年病逝。主要代表作有《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

19世纪研究高等法院最著名的学者乃是茹勒·弗拉麦尔蒙，他于1883年出版了莫普改革研究的奠基之作《司法大臣莫普和高等法院》。他认为莫普擅于搞阴谋，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缺乏雄才大略。然而，他却承认路易十六召回原高等法院是其执政初年最大的错误，1774年时新的司法体系已经建立起来了。不过，弗拉麦尔蒙也并不认为召回原法官是日后的改革派大臣杜尔阁、卡隆、布里埃纳、内克等人失败的原因，他强调宫中的王后及一些享有特权者的抵抗才是造成大臣们失败的重要因素。他还指出，高等法院维护传统，它们对政府改革的反抗可能促进了革命的来临，但是即便这些改革被一致采纳，可能也只会使革命延迟几年发生，而不能真正阻止它，很长时间以来革命已不可避免。

1901年，法学家恩斯特·格拉松出版了《巴黎高等法院》一书，作者展现了自查理七世至大革命前巴黎高等法院的历史，尤其是它的政治角色。格拉松认为：巴黎高等法院的确在政治事务方面犯过一些错误，它也没有足够的能力管理公共事务，但是它在不止一次的严重危机中巩固了王权；通过颁布司法条例并凭借其道德权威，它捍卫了法律及司法机构的尊严。大约在同一时间，巴特雷米·波凯推出了三卷本的《绝对权力与外省精神》，该书以18世纪六七十年代备受关注的布列塔尼事件为背景，揭示了雷恩高等法院的总检察长拉夏洛泰与政府代理人达吉永公爵的斗争，作者赞颂了拉夏洛泰捍卫地方自由的伟大事业。

总体而言，在后革命时代的法国，为法官辩护的声音是这个时代的主流。大革命不可避免的论调在19世纪的法国较为盛行，从米涅到弗拉麦尔蒙都持这种观点。在这种观点支配下，高等法院的反抗不必为旧制度的崩溃承担责任。这一时期研究高等法院的一些学者与旧时的司法界存在各种联系，他们倾向以欣赏的眼光看待高等法院的历史功绩。同时，在19世纪政治制度重建的过程中，学者们更加强调的是，昔日的法院在捍卫公益、法律、地方自由及传统方面所展现的价值。此外，路易·波拿巴出于政治目的颂扬高等法院，也深刻影响了历史编纂。

二、阻挠改革：高等法院在20世纪的罪名

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期，史学家已经远离了革命洪流，对于旧制度与大革命形成了一定的关照距离，但是这种距离感却又造就了改革本可以成功的神话。在这一阶段的史学编纂中，另一种观点逐渐形成并居于上风：高等法院被描绘为出于维护其传统特权的自私心态，阻挠了国王及其英明的大臣们所进行的伟大改革。保守派史家马塞尔·马里翁首先反映了这一趋向。1898年他出版了《布列塔尼与达吉永公爵》一书，这部著作乃是一篇辩护词，在作者笔下达吉永成了被轻视了的英雄，是民众仇恨的牺牲品。马里翁认为，把拉夏洛泰及布列塔尼高等法院与政府的斗争看作自由精神与专制主义相对抗的流行观点，其实似是而非，布列塔尼高法未免小题大做。1905年，马里翁又推出了《掌玺大臣拉穆瓦尼翁与1788年司法改革》一书。依马里翁之见，这场改革是构思已久、符合国家需求的明智之举，应赞颂压制高等法院的改革派大臣，改革的失败不在于国王政府的专制，恰恰因为政府比较软弱，不足以实现宏大的规划。总之，马里翁认为，高法法官愚昧无知、自私自利，高等法院诉诸法律和传统的做法都是些似是而非的掩饰，旧制度避免崩溃的唯一希望在于改革君主制，而高等法院挫败了这种尝试。

右翼作家皮埃尔·加克索特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家，但他的史学著述颇丰，而且影响很大。加克索特坚持认为，王权最根本的历史任务在于摧毁高等法院这样的贵族反对力量，而与日益兴起的中产阶级保持联盟，假若国王政府成功做到了这一点，大革命完全可能避免。马里翁与加克索特的观点与德罗兹有相同之处，都认为旧制度末年如能成功制服高等法院、顺利进行改革，大革命本可以避免。此外，马里翁和加克索特显得更为保守，甚至与“法兰西行动”这样的极右翼组织产生了关联。马里翁的著作被“法兰西行动”的拥护者奉为圭臬，加克索特更是“法兰西行动”中的重要历史学家与领导人。普法战争之后，法国出现了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新右派，他们反对共和主义，反对议会制度，希望政府拥有强有力的行政权。在此种背景下，一些思想右倾的史学家便将绝对君主制看作是一种进步的力量，认为路易十四以降的绝对君主以理性化的方式改造旧制度，而自私自利的高等法院成为旧制度“现代化”路途上的绊脚石。这种贬斥高等法院、赞颂改革派大臣的观点在20世纪法国史学界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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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四（1638-1715），自号太阳王，是波旁王朝的法国国王和纳瓦拉国王。在位长达72年110天，是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之一，也是有确切记录在世界历史中在位最久的主权国家君主。在他执政期间（1661-1715），法国发动了三次重大的战争：遗产战争、法荷战争和大同盟战争，和两次小规模的冲突，使他在1680年开始成为西欧霸主；后两场大战对上荷-英-奥的三强联盟，大同盟战争因双方厌战而和解，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最后由法国王孙继承王位，但战争负担使他亲手缔造的伟大形象和超高名气在晚年丧失殆尽。

不仅右翼保守派学者持此见解，而且左翼共和派史家以及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史家也接受这样的看法。这两派学者在对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上是水火不容的。热爱大革命的共和史家阿尔方斯·奥拉尔指出，任何努力改革的尝试都遭到高等法院的反对，它们总想为了自身利益维持现状，如果说它们为大革命做了铺垫，并非仅仅因为它们的不服从弱化了君主制，还在于它们阻挠了君主制按照时代精神演化并创建新的制度。在20世纪的法国革命史学正统派史家那里，路易十六废除莫普改革、重建高等法院也都被当作旧制度末年的一步错棋。阿尔贝·马迪厄认为，软弱的路易十六屈从于公共舆论的要求恢复高法，这为其丧失王权做了准备，司法界人士大量的谏诤书向人民传播了对于既定秩序的仇恨。乔治·勒费弗尔指出，高等法院在捍卫纳税人的幌子下阻碍针对限制特权的改革，莫普曾打碎了这种司法寡头制，而路易十六重建后的高法促成了杜尔阁的倒台。

著述丰富、思想保守的罗朗·穆尼埃进一步传播了高等法院阻挠改革的观点。穆尼埃认为，高法法官利用手中的权力驳斥国王的法令，愚蠢地反对政府推行的一切改革，舆论的盲目支持与政府的犹豫不决助长了高等法院的气焰。与穆尼埃年龄相近的吕西安·洛日耶，1975年出版了长达600多页的专著《路易十五时期的改革派政府：三头政治(1770-1774)》，此书细致展现高等法院与改革派大臣的对抗，认为前者轻率、盲目、虚荣、自私，后者为国服务、热爱人民、高瞻远瞩。加克索特为此书撰写了序言，对作者的观点大加赞赏。

不过，此时也存在为高等法院辩护的著述，让·埃格雷的研究最具代表性。这位高等法院专家于1942年出版了《18世纪下半叶的多菲内高等法院与公共事务》，1970年又推出了《路易十五与高等法院的反抗》。通过仔细考察1756至1790年间的多菲内高等法院，埃格雷发现这家外省高法所扮演的监督、建议和反抗的角色总体上反应了舆论的意愿，法官们对于税务人员所展现的敌意其实表达了民众的情绪。作者认为，针对各家高等法院的研究也表明，法官们所捍卫的往往并非个人利益或者团体利益，他们的反抗与本省舆论乃至全国的舆论密切相连。针对莫普改革，埃格雷指出，它在司法改革层面是成功的，但在政治改革层面是失败的，司法改革上的有益变化不足以保障其政治体制上的成功。

然而，埃格雷的观点在法国史学界并非主流。相比之下，门生众多的穆尼埃的观点则得到了传承和发展。穆尼埃的弟子米歇尔·安托万，在其撰写的关于路易十五的传记中，称国王延续的是自亨利二世以来开创的国家管理现代化的事业，而高等法院顽固地阻挠了这种发展倾向，并篡夺权力、建立了法官的专制主义。如果国王听之任之而不严厉制止，他就没有尽到作为法兰西国王的最根本职责。可以说，莫普的改革是国王等待已久的，莫普的行动是“对国家的解放”。1992年，安托万又写作了“司法大臣莫普之改革的意义与价值”一文，作者从王权整肃司法界之历史的角度论证了莫普改革的必要性。他认为君主制完全被买官制所导致的法院官职世袭现象禁锢起来了，要根除司法界的弊端必须寻求更极端的措施。谴责高等法院自私自利、为团体利益妨碍改革的观点，至今仍被重复。

总体而言，20世纪的法国史学家将高等法院视为旧制度改革之路上的绊脚石。这样的观点在右翼的、保守的史学家中盛行，他们对君主制的改革抱有好感并为旧制度的衰亡而惋惜；同时也得到了左翼革命史家的认可，在他们看来，司法贵族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其保守顽固、自私自利的阶级立场。

三、深化争论：“旁观者”的介入

20世纪中后期，原本属于“旁观者”的一些英美史学家，陆续加入到了关于旧制度下高等法院问题的论争之中。此时，法国革命史学正经历重要的转折，以科班、多伊尔等人为代表的英美修正派向法国革命史学的正统派发起了冲击。相较于正统派，修正派更关心旧制度如何解体的问题，在此背景下高等法院受到了更充分的关注。在科班看来，18世纪法国的官僚体制是面向改革的，而高等法院与时代精神背道而驰，顽固地阻挠一切改革，对于旧制度从改革走向革命负有不小的责任。他称赞莫普是波旁王朝最后一位伟大的大臣，并指出旧制度末年“只有一条路能够走出死胡同，这就是莫普的路”，罢免莫普使一切成为定局。可以说科班的论述与法国保守派史家的改革神话遥相呼应。

英国学者申南于1968年出版了《巴黎高等法院》一书，对长期饱受史家批评的高等法院进行了辩护。申南提出，尽管巴黎高等法院有大的缺陷，在政治层面存在严重误判，但它维护了法国法律与政治传统的连续性，促进了国家的统一与稳定。他还指出，18世纪王权衰落的主要原因在于君主未能充分履行其义务，最终，国王或许能够依靠专制的手段自救，但这恰恰背离了法国君主制的传统。1970年，英国历史学家多伊尔发表了一篇直接针对科班等人观点的论战性文章。作者否认莫普是改革派政治家，并把他刻画成了一位野心勃勃的机会主义者，多伊尔称莫普改革既不必要，也不可能存续下来。1974年，多伊尔推出其专著《波尔多高等法院与旧制度的终结》，与那些指责高法法官顽固抵抗改革的观点截然相反，多伊尔展现了旧制度末年外省高等法院的被动以及深深的无力感。他指出，波尔多的法官是真正的地方精英，也极力维护当地人民利益，但其谏诤书中透露出的是法官们的绝望，他们意识到自己无力阻止中央政府所采取的政策；无论面对莫普改革还是拉穆瓦尼翁改革，外省高法都毫无思想准备，只是面对同样的挑战时形成了一致的答复，法官们都从高等法院共同的思想与修辞库中汲取资源进行回应。此外，法官内部并不团结，有近半数的人员是愿意与政府合作的。

认为法国君主制可以改良的美国研究者哈德森，针对多伊尔的文章进行了回应，1973年他撰写了“莫普危机时期的法国政府宣传”一文。作者相信，新的莫普高等法院在创立后经受住了困难时期的考验，并证明了它既是有效率的也是可能持续存在的。哈德森还提出，在高等法院与政府的舆论战中双方各具优势，公众渐渐接受了新法官，而忘却了昔日的法官。

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英国研究者朱立安·斯旺向颂扬改革君主制的历史学家们泼了冷水。他认为，“改革君主制神话的持续流行及其对莫普的迷恋，都明显是对旧制度怀念的结果，但总的来讲，它反映了对国王政府性质的深刻误解，他们都轻信了路易十四创立了一种官僚的或行政的君主制的说法，而没有看到政府的失败主要是自身弱点所致”。同时，他还指出，“到18世纪60年代末，巴黎高等法院并没有转变成一个需要被驯服的危险团体，相反，它保持了传统团体机构的保守主义，它主要关注的是要捍卫其特权及司法权”。至于对司法大臣莫普的评价，斯旺的观点和多伊尔相似，也认为“他不是个有改革眼光的人”，只是个有魄力的机会主义者。

斯旺的著作诞生之际，也正是学术界对于法国绝对主义进行反思之时。斯旺在为《绝对主义的神话》(1992)一书撰写的评论中指出，“绝对主义的神话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产物，当时的历史学家试图在他们自己的时代的那种官僚制的、非个人的政府和早期近代的政府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犯了时代误植的错误，先前统治者(尤其是路易十四)的宣传，引人犯这样的错误”。换言之，在斯旺看来，一个多世纪以来一些学者相信旧制度可以改良，高等法院阻挠了现代化改革的认识皆源自对于法国绝对君主制的误会，他们严重高估了彼时政府现代化的程度。应该说，斯旺的观点切中肯綮。法国一些著名的政治史、制度史专家存在美化旧制度(尤其是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的统治)之嫌。比如穆尼埃声称，旧制度下“臣民的权利、自由、特许权和特权形成了一个受保护的领域，所有这些保障都被大革命破坏了。”又如，弗朗索瓦·布吕什批评巴黎高等法院的法官守旧、嗜古，试图让社会一成不变；他笔下的路易十四则是开明专制的先行者，推动了现代法国的诞生。如今，关于法国绝对主义的研究表明，路易十四及其继任者并非致力于建设中央集权的、现代化国家，而是意在维持并捍卫传统社会。与此同时，法国革命前贵族阶级腐朽、没落、顽固、保守的形象也得到了大大的修正。近几十年的研究认为，17、18世纪的法国贵族与时俱进，在社会的发展与转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学术界大幅度修正绝对主义与贵族研究的背景下，斯旺对于君主制可以改良的神话的破除正当其时。

值得注意的是，在英美史学家介入之前，高等法院研究在法国本土遇冷。众所周知，当时主宰法国史坛的年鉴学派的兴趣点在于经济变迁与社会结构问题，关注社会边缘群体，贬低政治史和贵族精英。因此，高等法院这样的主题显得颇为陈旧，持续了四年的莫普改革在年鉴学派眼中只是昙花一现的政治事件，不值得关注。然而，英国史学界没有放弃对于政治史的耕耘，一些学者投入到了法国高等法院研究之中。具有英国经验主义特色的高等法院研究，有助于超越关于法官捍卫公益与维护特权的争论，使人们认识到司法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宫廷以及高法内部政治派别的相互作用，导致王权-高法危机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英国学者的努力也带动了美国学者的参与，他们共同更新了高等法院研究。美国学者所擅长的是以政治文化史的视角考察高等法院。比如，凯斯·贝克通过对马尔泽尔布和勒佩日(Le Paige)等高等法院理论家的言论的分析，阐释了司法话语的内涵与特征，并揭示了它对公共舆论的争夺、它对代表制理论的贡献等问题。法国一批年轻学者正是受英美史家影响，重新关注高等法院问题。

20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之后，关于高等法院与王权冲突的争论暂告一段落，研究者们通过拓展新的领域，尝试新的视角来更新高等法院研究。如果说高等法院是否阻碍改革、导致革命的争论主要追问旧制度之死的问题，那么当下的研究更侧重高等法院与活生生的旧制度之间的关联。纵观欧美史学界近三十年的高等法院研究，可以说经历了从冷到热的过程，新著层出不穷。不仅视角各异，关注的时段、地域也更加多样。

关于高等法院的历史角色以及它是否导致旧制度崩溃的问题，引起了将近两个世纪的争议。它并非典型的史学争论，但是这一论争既具历时性又具共时性。19世纪对于高等法院的辩护之声，到20世纪前期为严厉的抨击所取代。20世纪中后期，在英法美学者中辩护与抨击并存，进一步深化了争论。在法国国内，对于这一政治史重要问题的探讨，深受时代背景、政治潮流的影响。19世纪，经历了革命洪流之后，大多数研究者认为革命大潮不可抵挡，高等法院法官捍卫自由、法律、传统与公益的努力对于重建法国的政体与社会具有借鉴意义。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大部分时间中，右翼的、保守的史学家掌握了评价高等法院的话语权，他们受民族主义潮流影响，美化绝对君主制，赞颂旧制度末年政府改革的努力，将司法贵族视作引发旧制度崩溃的历史罪人。令人惊讶的是，在大革命研究中与右派反革命史家针锋相对的左翼学者几乎全盘接受了前者关于高等法院的论断。这种僵化的认识在法国学界长期盛行，在一定程度上是年鉴派社会史支配法国史坛的结果。政治史(尤其是事件史)被边缘化，使得高等法院研究遇冷。近半个世纪以来，在英美学者的努力下，这一政治史传统课题由冷变热，不仅政治事件的细节被进一步还原，高等法院政治文化的特色也得到了挖掘。最终，研究者们超越了高法法官究竟是否为改革失败承担责任的争论，在更广阔的背景中探索旧制度司法贵族的历史。由此可见，传统的政治史议题依然具有探索的余地，各种政治潮流以不同的方式裹挟着法国学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判断的客观性，法国以外史家的研究因而发挥了重要的补充作用。

本文节选自《浙江学刊》2019年第2期。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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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编辑：马佳磊

技术编辑：曹政杰

责任编辑：孙宏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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