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佐涛向康祺：中南关系正常化的过程——基于南

项佐涛向康祺：中南关系正常化的过程——基于南斯拉夫解密档案的分析 | 铁托专题系列三•拓展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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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中国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在国际共运史上具有特殊地位，两国虽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却因对社会主义的认知差异等因素，关系发展一波三折，从建交后的分歧批判到因共同担忧苏联威胁而逐步缓和。作者基于南斯拉夫解密档案及中国相关文献，将中南关系正常化划分为破冰期、试探性接触期、高级代表团互访、领导人互访四个阶段，剖析了中国对社会主义认知的变化及两国国家利益的一致性这一主要推动动力，为理解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及中国外交演变提供了重要视角。

中南关系正常化的过程：

基于南斯拉夫解密档案的分析

项佐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向康祺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1955年1月2日，中国和南斯拉夫正式建交。然而，自建交后，两国关系的发展一波三折。中南两国虽同为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及许多外交问题上有不少分歧，甚至中方在中苏论战的“九评”中还以《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批评南斯拉夫在沿着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前进，更甚至希望“打在铁托的身上，疼在赫鲁晓夫的心上”；而在南斯拉夫看来，中国当时则是在奉行一条极其危险的“极左”路线。这些都给双边关系带来了负面影响。1968年，“布拉格之春”遭苏联武装镇压后，中南出于对苏联武装入侵的担忧关系开始缓和，南方首先正式向中方提出互派大使和关系正常化的建议。此后，两国关系不断升温，外交人员互相访问的频率不断增加，会谈和访问的规格不断上升，最终在1977年和1978年实现领导人互访。关于此段历史，学术界尚无专门的、系统的研究，尤其是基于档案材料的研究。本文基于南斯拉夫驻华大使馆已经解密的文献及中国的相关文献，对中南关系从恶化到关系正常化进行分析和考证。

一、坚冰的融化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南关系的变化受制于中苏关系的变化及中共对社会主义的认知。1948年苏南冲突后，南斯拉夫逐渐走上一条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自治和不结盟的社会主义道路。南斯拉夫的做法被苏联定义为“离经叛道”，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不仅在对外关系上，还在社会发展模式上与苏联保持一致。因此，“离经叛道”的南斯拉夫自然也成为中国批判的对象，南斯拉夫所走的道路一度被中方视为是在复辟资本主义。因此，中方搁置了南斯拉夫提出的建交请求。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南关系逐渐缓和。同年6月，苏联重新委派驻南大使，两国恢复正常关系。在此背景下，中国才在1955年同南斯拉夫建立了外交关系。1956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与参加中共八大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谈话时告诉南代表团，中方当年批评铁托是有“苦衷”的：中方不得不听斯大林的话，“苏联提出这样的意见，我们不同意也很难办”，因为“当时有人说世界上有两个铁托，一个在南斯拉夫，一个在中国”。毛泽东还对南代表团说：“我们过去对不起你们，欠了你们的账。杀人偿命，欠债还钱”，“1948年我们写文章批评你们。其实也不应该采取这种方式，该和你们商量。假如你们有些观点是错了，可以向你们谈，由你们自己来批评，不必那样急”。毛泽东当着南共代表团的面承认了自己过去批评铁托的不妥之处，为中南关系向积极方向发展提供了可能。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和铁托之间的隔阂一笔勾销，也并不代表着毛泽东认可了南斯拉夫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

1956年波匈事件后，中国在如何评价斯大林、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等问题上逐渐与苏联发生分歧。苏联开始走上一条改革斯大林模式的道路，而中国却认为，改革斯大林模式的行为就是在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是在复辟资本主义。由于中苏关系的复杂性，中国并没有急于同苏联撕破脸，而是把矛头首先指向了早在苏联之前就改革斯大林模式的南斯拉夫，指“南”骂“苏”。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期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莫斯科会议的决议》明确提出“南共代表大会有权利通过自己的纲领，各国共产党同样有权利，也有责任，批判南共这个修正主义的纲领，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而斗争”，为批判南斯拉夫路线寻找合理依据。随后，中南关系不断恶化。中苏两国关系公开交恶后，中国在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同时，总忘不了将南斯拉夫一并清算。1962年7月23日，铁托发表讲话透露了南斯拉夫经济困难的情况，《人民日报》便在7月29日发表题名为《南斯拉夫经济困难重重，社会弊害丛生》的文章，公开批判南斯拉夫的“反马克思主义”。1963年9月，中共“三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以《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为题，直接指责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是在复辟资本主义。在这封公开信中，中共不仅否定了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性质，还将南斯拉夫视为帝国主义的奴仆和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急先锋。中方恶意相向的做法最终让中南关系进入冰封期，并一直持续到1968年。

1968年8月爆发的苏联侵捷事件给中南关系的破冰带来契机，双方找到了利益的契合点———担忧苏联对本国发动武装侵略。由于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持续恶化，苏联侵捷后，中国高度警惕苏联的军事行动，担心它也会出兵中国，并且在公开场合谴责苏联的军事行动。例如，1968年8月23日，周恩来在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馆发表讲话，指责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行径，反对苏联及其追随者在布拉格的军事行动和侵略行径。据称周恩来总理的发言得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代表的称赞。此后，毛泽东做出判断，南斯拉夫由于同样担忧苏联入侵，有可能成为中方间接同盟。事实也的确如此，南斯拉夫同样担心会遭到苏联的入侵。此时，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对于苏联侵捷的反应吸引着南斯拉夫的注意。起初，南斯拉夫认为，中苏两国的分歧只是在修正主义路线上发生的冲突，中国未必能够成为南斯拉夫抗苏的朋友，因为中国在1968年6月还攻击了铁托。档案显示，南斯拉夫驻华使馆对中国当时国情的判断是：在“文革”期间，中共限于国内混乱，国家治理能力受到严重削弱，行政机构陷入瘫痪，宪法机构全面坍塌，国家进入了无序状态；国民的思辨能力被“极左”思想所钳制，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在国际事务中不断遭遇挫败，不仅同西方关系缓和的进程缓慢，同日本、韩国甚至古巴的关系也在不断恶化。因此，南政府认为，中国领导人此时并不会真正关心同南斯拉夫恢复正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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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然而，此后中方的一系列做法逐渐改变了南政府的判断。中方在报刊上停止了对南斯拉夫的公开批评。根据南斯拉夫驻华使馆的情报，中方在1969年初就已经在不断减少反对南斯拉夫的运动。同时，中方发起了与南驻华使馆的数次接触，不仅直接表达了对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不满，而且希望发展和扩大与南斯拉夫的双边贸易。在此背景下，南政府决定恢复于1967年中断的两国贸易谈判并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1969年2月，南方正式向中方提出互派大使和外交关系正常化的建议。同月，南斯拉夫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国，成为中南关系正常化的第一个标志事件。“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南斯拉夫对中方的信任度不断增加，认为中国在恢复与南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反霸立场变得更加可信。

提出互派大使的建议获得中方同意后，南方决定先于中方派遣大使。1970年5月23日，南斯拉夫的博格丹·奥列什查宁（Bogdan Oreščanin）到任，并于六天后递交国书，成为新一任驻华大使。同年8月，曾涛被任命为中国驻南大使。在双方互派大使的过程中，乔冠华表示，中国不会改变反对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立场，并且要尊重他国主权，绝不干涉内政，中国必须在这方面同南斯拉夫以及其他不结盟国家的合作。中南互派大使标志着经历了20多年的波折后，双方关系回归正轨。

二、试探性接触

虽然恢复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但是，无论中方还是南方都对对方的战略意图将信将疑，此时，中方报纸上还偶尔会出现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文章。毛泽东想的是什么，铁托想的是什么？双方开始通过试探性的接触，增进对对方的了解。

迈出关键性一步的是周恩来总理。1970年底，周恩来在访问完阿尔巴尼亚之后，表示将前往贝尔格莱德进行新一轮访问。然而，由于国事繁忙，周恩来没能实现对南斯拉夫的访问。为弥补缺憾，在1971年2月12日，周恩来前往南驻华大使馆与南外交人员进行交流。新南斯拉夫通讯社（Tanjug）报道了周恩来的此次到访。周恩来表示，中国对新南斯拉夫通讯社的报道充满信心，它会把中南两国亟待恢复的友谊扩散到普通百姓中，挽回过去因言辞上的冲突所失去的互信。周恩来还建议双方要尽可能多去寻找交换意见的机会，扩大双方以经济为主的多个领域的交流，开辟中南关系的新视角。周恩来此次对南斯拉夫使馆的访问让南方吃下了一颗“定心丸”，极大地推动了中南关系的向好。

1971-1972年，中国外交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客观上促进了南斯拉夫积极推动与中国的关系发展。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打开了隔绝22年之久的中美交往的大门；1971年7月，基辛格访问北京，打开了中美关系的新篇章；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上，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实现了其对中国的破冰之旅……因此，南方认为，在中国的外交事业蒸蒸日上之时，如果低估中国的国际影响力，错失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良机，南斯拉夫将会与中方提供的利益失之交臂。同时，南方在与中方接触中感觉到，中国已经认识到南斯拉夫对于反对霸权主义斗争的重要意义，也认可了它在不结盟运动中的重要贡献；中方在发展双方关系时，尝试着不通过第三国介入的方式，实际上是表达了在双边关系中对南斯拉夫地位的尊重。

在此背景下，1971年6月8-15日，南斯拉夫外交国务秘书米尔克·特帕瓦茨（Mirko Tepavac）应邀访华，并得到周恩来、李先念和姬鹏飞的接见。双方就从超级大国关系到不结盟国家的合作等不同国际问题进行讨论，各抒己见、谋求共识。特帕瓦茨指出，不管国家的社会制度如何，都不应该将其视为决定两国关系好坏的主导因素。要维持稳定的合作关系，应当基于中方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南斯拉夫一贯认为企图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孤立于国际大家庭的做法是不正常的和非法的。南斯拉夫在历届联大会议上都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占有自己的席位是他不可剥夺的权利。南斯拉夫坚决拒绝“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理论，认为没有中国这一人口众多的伟大的国家完全和平等地参加，任何一个比较重要的世界问题根本无法解决。特帕瓦茨的表态表明，南斯拉夫认同了中方在过去两年里面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所做出的改变——采用理性、审慎及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外交事务，以求同存异的观点来看待双方存在的差异。对此，中国领导人给予积极回应。李先念表示，中南关系虽然恢复了正常化，但是，两国间依旧存在着差异及对不同问题的不同观点。中南双方应当求同存异，多去关注双方的共同之处，必要的时候可以将存在差异的事务搁置一边。特帕瓦茨和李先念的态度表明，中南已经形成一个共识，即两国关系的好坏不应当像50年代一样以社会制度的是否一致作为主要依据，而是应当关注双方在多个领域之间的关联。对于特帕瓦茨访华的重要性，一年之后，姬鹏飞在同南斯拉夫驻华大使奥列什察宁谈话时表示，特帕瓦茨访华开拓了双方合作的可能性，积极推动了双方外交关系的发展。

1973年，中国迎来建交的新高潮，中国积极加强与各国在经贸、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合作。对此，南斯拉夫政府表示欢迎，认为中国尝试对外开放，不仅能够加强中国在全球的利益，而且对建立现代化的国际外交体系能起到积极作用。同时，南斯拉夫还确立了与中国深入交往的目标，包括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增加会谈内容，互派代表团进行友好访问以及开展全方位合作。

1973年上半年，李先念到访南驻华大使馆并提出双方要在国家层面取得合作的新成就，增强在外贸和经济上的合作，要开拓在文化和教育的合作。可以看出，此时中国外交的侧重点相比20年前已经发生变化。建国初期，中国奉行“一边倒”政策，强调意识形态在国家间关系中的作用。这样的外交思维导致中国在20世纪50-60年代与不少国家发生过冲突和摩擦。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的外交决策变得更加成熟、更加务实，突出国家利益在国家间关系中的作用。对此，1973年9月，即将到中国赴任的南斯拉夫驻华大使米洛伊科·德鲁洛维奇（Milojko Drulović）表示，中共十大之后，中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不仅热衷于发展同南斯拉夫的双边关系，而且十分重视发展与不结盟国家的多边关系。

然而，正当中南关系顺利前行时，却出现了一个小插曲，而这个小插曲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南斯拉夫内部出现的民族主义情绪引起的。中方在贝尔格莱德的外交人员拜访了南斯拉夫的副总理佩特里奇，以安排新任外交部副部长余湛与佩特里奇见面的日程。在同佩特里奇的谈话中，中方工作人员产生了担忧：南斯拉夫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联盟共和国，对主权问题非常敏感。佩特里奇认为，中国通过新的合作试图在干涉南斯拉夫的主权。佩特里奇在某种程度上将中国与社会帝国主义者（苏联）和帝国主义者（美国）相提并论，而美苏两国一直尝试着对不结盟国家的对外政策施加压力。在南斯拉夫的外交关系中，不结盟运动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佩特里奇的言论表现出南斯拉夫国内部分人可能对中国与不结盟国家发展关系持警惕态度，认为中国输出革命的做法会分化不结盟运动和建立中国对第三世界的霸权。

佩特里奇的言论引起中方的高度重视。1973年9月18日，余湛前往南斯拉夫驻华大使馆同南方外交人员进行谈话。余湛指出，中南在双边外交的具体事务上依旧存在一些分歧或误解，但在主要问题上双方有着共同利益。双方应该努力分析事情的来龙去脉，积极调和潜在的分歧。南斯拉夫驻华大使德鲁洛维奇回应余湛说，佩特里奇不大可能会发表中国干涉南主权这一言论。南方对中国的态度不断改善，且奉行的不结盟政策和中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着共同的诉求，“霸权帝国主义”这一类的言论纯属误解。余湛随后表示，这可能是苏联为了离间中南关系散布的反华言论。中国作为第三世界的国家，不会干涉他国内政，侵犯他国主权。在外交关系上中南是平等的，且不受任何外部力量的约束。通过沟通和交流，中南两国消除了误解，增进了互信，为新阶段的信息分享和政策交流铺平了道路。南斯拉夫国内的民族主义力量也未对之后的中南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1973年11月30日，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邓小平前往南斯拉夫驻华大使馆发表讲话，再次表明中国政府继续发展与南斯拉夫友好关系的态度。他指出，南斯拉夫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是艰难且持久的，尽管持续时间比中国短，但中南两国人民拒敌于国门之外的意志是坚不可摧的，且两国在战后都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因此，中南两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发展与对外斗争具有相似性。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主张国家间平等合作，不干涉他国内政，同时也竭力维护国家主权，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绝不谋求霸权。邓小平在南使馆的讲话，进一步申明了中方愿意同南斯拉夫深化友好关系的态度，让南斯拉夫的代表们更加信任中国。

三、高级别代表团互访

中南关系发展中的两个最重要事件是外交部副部长余湛率领高级别政府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以及南斯拉夫联邦执委会主席杰马尔·比耶迪奇率团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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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马尔·比耶迪奇

1974年底，余湛率中国代表团抵达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同南代表米尼奇及莫伊索夫展开会谈。会谈主要以政治磋商为主，谈论国际事务和双边关系。这是自1958年来中国派遣到南斯拉夫的第一个高级别代表团，在“文革”期间的对外联系中也是十分罕见的。在贝尔格莱德，余湛重申中方立场，表示要继续支持南斯拉夫的反苏斗争，而且中南两国应当继续加强在政治、经济、体育和文化上的合作。同时，余湛和南外长米罗什·米尼奇交流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他表示，中国在支持南斯拉夫不结盟运动的同时，会同南斯拉夫一起来推动不结盟运动的发展。作为回应，米尼奇特别介绍了不结盟国家的情况和南斯拉夫在国际社会做出的积极贡献，并表示支持中国进一步深化与第三世界的交往。南斯拉夫还希望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合作，通过相互访问让两国在共同关注的问题上寻求新的双边合作。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是1974年2月毛泽东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的一部分。毛泽东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此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成为指导当时中国外交的重要指针。

南斯拉夫是不结盟运动的发起者之一，在第三世界有着较大的影响力。因此，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后不久，余湛就曾经前往南斯拉夫驻华使馆就相关问题进行交流。余湛指出，亚非拉三大洲的国家（除了日本），包括欧洲的部分发展中国家（东欧）及太平洋的岛国，都属于第三世界国家。为深化两国对不结盟运动和第三世界的共同看法，由于先前双方很少在政治议程上下功夫，余湛提出要加强在这方面的关系以明晰具体的规划。余湛发言后，南使馆判断到“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已经逐渐成为中国对外交往最重要的政策之一，但对此只能表示有限的认同。原因是：一方面，中国加强同不结盟运动国家的来往，最直接目的是缓解美苏霸权对自身及不结盟运动国家的负面影响和限制，而根本目的依旧是维护中国的主权和国家利益。因此，中国对不结盟运动国家的态度依旧取决于美苏两大国的决策变化；另一方面，不结盟运动国家通过与中国的来往，可以提升它们的信心和国际地位，让它们在更好地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同时，享受中国带给它们的经济利益。

可见，米尼奇在与余湛的谈话中表达的是南方对于中国发展与不结盟运动国家关系的更为积极的态度。在之前，南方有意区分第三世界国家和不结盟国家，将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与对不结盟运动国家的政策区别对待，担忧中国介入不结盟运动会影响到南斯拉夫在其中的影响力。如今，南方认识到中南双方在不结盟运动中的立场并无根本分歧，甚至认为通过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可以进一步提升南斯拉夫在不结盟运动国家的影响力。

余湛访南拉开了双方高级代表团互访的帷幕。作为回访，1975年10月6日，南斯拉夫联邦执委会主席杰马尔·比耶迪奇访华。

期间，比耶迪奇得到毛主席的热情接见，并收到了毛主席对铁托“如钢铁一般”不怕苏联压迫的称赞。毛泽东的表态让横在中南最高领导人之间的心结最终解开了。随后，比耶迪奇同邓小平等中方领导人进行了详细的会谈。比耶迪奇指出，中南关系正在稳步前进，这符合中南两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比耶迪奇更是表达了对“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浓厚兴趣，认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与“不结盟政策”存在很多共通之处，符合中南双方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但也存在一定差异，因为在“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中与超级大国结盟的伊朗和土耳其被归为第三世界，而它们并不是“不结盟政策”的对象。针对比耶迪奇的看法，邓小平回应说，不结盟运动的组成国家主要来自第三世界，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始终支持不结盟运动的开展。基于自身经历，中国不会做违背不结盟国家利益的事情。中南两国都曾被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承担着共同的反帝反殖反霸的任务，今后两国将不断发展友好关系，共同为和平的国际环境做出应有的贡献。

10月8日，比耶迪奇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盛大的答谢宴会。席间，他高度赞扬中国人民为建设自己的国家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并称赞双边会谈“非常坦率、真诚且富有成果”，认为双方不仅介绍了各自国内的情况，并且对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以及中南合作中过去和现在所遇到的问题进行了应有的分析；中南两国将尽最大努力把双边关系提高到新的水平。邓小平与会并发表讲话，指出中国先前过度依赖军事因素产生的影响，而忽视了政治、社会及道德等因素对外交政策的作用。与苏联的冲突和国内长期低下的生活水平长期限制着中国的发展。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国家间应该平等，强国、大国与富国不应该威胁、压迫和掠夺小国、弱国与穷国。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邓小平在交流过程中不断强调铁托的积极作用，比耶迪奇对此感到十分高兴。

余湛和比耶迪奇互访提升了中南双方的外交层次，并且极大地推动了中南关系的前进步伐。首先，中方代表通过阐述自身外交政策包括对待超级大国和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同方式，让南高层认可了中方在处理不同国家关系时所采取的更为理性和务实的政策；其次，中南两国通过对不同国际话题的交流，求同存异，增进了互信。对南斯拉夫来说，更重要的是，中国在比耶迪奇访华期间第一次公开地赞扬了铁托领导的不结盟政策和肯定了南斯拉夫在不结盟运动中的作用；最后，双方互访经由媒体宣传，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下层群众对彼此国家的认知，增进了中南友谊的群众基础。

然而，双方外交关系虽因代表团的互访迅速升温，但这只限于国家关系层面。由于中方还未公开彻底地给铁托“翻案”、未正式承认南斯拉夫道路的合理性，作为南斯拉夫的执政党南共联盟并没有积极地与中共恢复党际关系的正常化。这一问题很快因为中共领导层的变动和中方自身对于社会主义认知的新变化而解决。

四、领导人互访

1976年，中国政坛连续多次震动，先是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后是华国锋和叶剑英果断出击，铲除“四人帮”，结束了十年动乱。南斯拉夫时刻关注着中国国内政局的变化，并且表示乐见中国的变革，理解和支持中国领导人推行的一系列新的政策（打倒“四人帮”），希望继续与中国深化外交关系。中国政局的变化确实给中南关系带来了新的气象。

1977年4月，铁托通过南斯拉夫驻华使馆向中方表达了访华的意愿。消息上报华国锋后，中方决定邀请铁托访华。5月24日，华国锋致电铁托祝贺他85岁寿辰的同时，邀请他访问中国。邀请铁托访华可谓是水到渠成。虽然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亲自执笔批判南斯拉夫为“修正主义”，但是，毛泽东在会见比耶迪奇时也已经称赞铁托“如钢铁一般”，因而，邀请铁托访华符合毛泽东生前执行的“一条线”战略。更为重要的是，党和国家的新一代领导人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变得更加开放，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更可以被理解为对僵化的苏联模式的改革、对符合南斯拉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6月1日，余湛向南使馆表示，铁托访华的时间定于8月下旬到9月初。铁托将是毛泽东去世后，中国接待的第一位国家元首。因为即将召开中共十一大，中方将尽快确定铁托的行程。

8月30日至9月8日，铁托应邀访华。消息一出，震动世界，除苏联外的国家都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华国锋、邓小平及李先念给予铁托热烈欢迎。在接待宴会上，华国锋表示，两国可以准备恢复党际关系。他指出，过去中南两国有过激烈且长期的冲突，两党关系因此中断。随着两国关系的发展，恢复党际关系也应当被提上日程。铁托访华具有历史性的影响，会对中南党际关系的重建起到促进作用。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中共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来改变党内20年来的陈见。南共的中央主席团执委会书记斯塔奈·多兰茨（Stane Dolanc）表示：“过去的事情可以过去了，应当放眼未来，去逐步恢复两党关系。”此后，李先念陪同铁托一行去外地访问。铁托在华期间情绪高涨，同中方的陪同人员载歌载舞，直到深夜。铁托访华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对双边关系来说意义深远。它标志着中南两国、两党正式突破了持续了20余年沉重的历史羁绊，彻底将双方过往所经历的诸多矛盾和冲突化解。中国不再使用“修正主义者”来称呼铁托，这是中国逐渐改变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在外交行为中的体现。铁托是最早改革斯大林模式并取得成就的领导人，中方也希望从南斯拉夫学习更加先进的经验来建设本国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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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托访华

铁托访华后，中国学术界开始关注和研究南斯拉夫的政治经济体制。1978年3月，中联部常务副部长李一氓经中央批准，率领代表团前往南斯拉夫全面考察其政治经济制度。李一氓等人的考察报告认为，正式恢复中南两党关系的时机已经成熟，因而向中央建议在当年6月南共联盟召开十一大时，给南共十一大发送贺电，以正式恢复中南两党关系。1978年4月3日，耿飚在新华社有关同志参加的会议上作报告。耿飚说：“我们那时天天骂南斯拉夫，可是十几年来南斯拉夫在联大一直投赞成中国的票，他从来没有改变这个立场。所以要实事求是。看问题如果按我们的标准去要求别人一点‘修’也没有，那么社会主义只有中国一家了，别人都不是。我讲简单一点。我们拿中国的尺子来量别人行不行？不行。你说我们搞‘文化大革命’，人家就要搞‘文化大革命’吗？我们搞的公社制度，谁也没有，只有我们一家有。所以有些制度不能按我们的标准。”“我们过去说南斯拉夫搞工人自治、计件工资，是修正主义，那也不对。你们看看联共（布）党史，列宁很赞成计件工资。我们这些年骂南斯拉夫，我们自己也有计件工资。广交会出口的那些工艺品如雕刻、挑花桌布，就是计件工资。全国各城市的街道工厂基本上是计件的，自负盈亏，你们也可以解释为工人自治。”耿飚的谈话结束了关于南共联盟是否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南斯拉夫是否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上的争论，解放了思想。在此背景下，6月南斯拉夫共产党成为前“修正主义党”中第一个与中共恢复党际关系的党。

1978年8月初到8月14日，华国锋正式访问南斯拉夫，受到隆重接待。华国锋访南对中国来说，意义重大。时隔31年，中国领导人再度出国进行国事访问（上次是1957年毛泽东访问莫斯科）。铁托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坚持同华国锋一行进行了四次会谈和两次单独见面。在谈到欧洲事务时，铁托凭借自己强大的记忆力，给华国锋一行亲自讲述了很多重要的信息。华国锋从铁托的介绍中了解了很多关于欧洲和不结盟国家的情况，学到了各国在发展国民经济中的经验教训。华国锋表示，中国一方面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另一方面也应当努力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尤其要向南斯拉夫学习。这次会谈的国际影响十分强烈，除了苏联外，世界大国对中南会谈评价颇高。8月23日，双方正式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正式将南斯拉夫视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明确表示南共联盟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1978年8月26日，为执行两国有关经济、科学和技术合作方面的协议，提出扩大合作的倡议和改善合作条件，两国政府达成成立中南经济、科学和技术合作委员会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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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正式访问南斯拉夫

1978年底，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又签署了1979-1980年经济、科技合作协议，并就两国政府总理级的合作联合委员会达成协议。在机械设备进口方面，1978年，中国完成购买价值约1.4亿美元的南斯拉夫生产的船舶、船舶发动机、收割机、拖拉机、叉车和灌溉系统。在农业方面，南斯拉夫将在1978-1979年进口中国1万吨大米。在能源和原材料方面，南斯拉夫将在1978-1979年从中国进口1600吨-1900吨锡，1979年进口焦化煤约35万吨；南斯拉夫将购买从中国转口的石油，并将再次进口100万吨大庆石油；中方将进口南斯拉夫生产的焊管6万吨、钢板2万吨、优质钢铁5万-7万吨。在生产和技术合作方面，中方希望在工业生产以及专业领域引入南斯拉夫的技术，包括制冷、建筑机械、机床、农业机械、造船、泵生产和万能起重机。在技术转让和商业合作领域，南斯拉夫的公司将购买和销售中方的许可证、专利和其他工业产权，以及在中国从事相关方面的投资工作。中南两国在农林牧副渔业、财政、交通旅游、广告宣传以及教育上也达成了合作协议，南斯拉夫将在其中部分领域（比如旅游）给中方提供创造就业机会的经验。此后，双方合作全面开花。

五、结语

中南关系的破冰之旅迈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中国就已经改变了将南斯拉夫视为“修正主义”国家的论断，并与之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首先开始的是面向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学习、借鉴和开放，而南斯拉夫凭借高经济增长率和良好的社会生活质量，成为中方学习的重要对象。

中南关系的改善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领导层对于社会主义认知，以及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的看法的变化。如果说中国在20世纪60、70年代同资本主义国家交往的巨大成就是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美建交，那么，同社会主义国家打交道的重要成果就是同南斯拉夫恢复正常关系，而且时间上更早——1969年。中南关系的正常化在初始阶段虽然有毛泽东所说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思想，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高层对社会主义认知、对外交关系认知的变化，而且也推动了这种变化。随着中南关系的深化，这一点越来越明显。之前中方在“三评”中直接质疑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国家身份；而在双方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中方不仅承认了先前斥责南斯拉夫行为的错误，而且认可了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性质，而不再视其为“修正主义”。中方开始接受了南斯拉夫自1948年开始的“走自己道路”、进行改革的理念，并且借鉴南斯拉夫改革的经验和教训，指导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生活。当然，南斯拉夫道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影响是有限的。1980年铁托去世后，南斯拉夫国内很快陷入重重矛盾，中国自然客观地看到了南斯拉夫道路存在的问题。不仅如此，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不再局限于向东欧国家学习改革的经验，而是转向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学习和采用国外一切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济管理经验。因此，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改革开放之路显然不同于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它更符合中国国情而且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有制等问题上的探索比南斯拉夫走得也更加深远。然而，思想认知的变化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中南关系缓和的最大意义可能正在于此。

本文节选自《国际政治研究》。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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