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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张淑兰：甘地主义（上）| 甘地主义专题系列一·《政治通 [打印本頁]

作者: sunwinism 時間: 2025-7-22 21:40 標題: 张淑兰：甘地主义（上）| 甘地主义专题系列一·《政治通

张淑兰：甘地主义（上）| 甘地主义专题系列一·《政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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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20世纪的政治思想长河中，甘地主义如一盏独特的明灯，以“非暴力”“坚持真理”为核心，为人类反抗压迫、追求正义提供了迥异于暴力革命的路径。本文将系统阐释了这一思想体系：从“不杀生”“禁欲”等七大核心要义，到其在南非殖民语境下的诞生与实践，再到对印度教传统、耆那教教义及西方哲学的融合，甘地主义始终贯穿着对人性本善的信仰与精神力量的推崇。在技术与暴力冲突频发的当代，甘地主义对“精神自治”与“社会平等”的追求，恰似一面镜子，映照出现代文明在物质化进程中对人性本质的疏离。本文通过追溯甘地主义的思想肌理与实践逻辑，为理解20世纪政治哲学及当代和平运动提供关键视角。

甘地主义（上）

张淑兰山东大学教授

一、甘地主义的精髓

甘地的思想精髓体现为7个关键词，包括不杀生（Ahimsa）、禁欲（Brahmacharya）、坚持真理（Satyagraha）、自治（Swaraj）、自产（Swadeshi）、非占有（Aparigraha）和人人幸福（Sarvodaya）。这些关键词构成了甘地主义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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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1869-1948

（一）不杀生

Ahimsa是印度的一个非常古老的词，意思是不杀生。其英文表示是Nonviolence，即非暴力。非暴力是甘地主义的宗教观。不杀生可追溯至甘地一生中唯一的“古鲁”（老师）所信奉的耆那教教义，即对大雄的宗教信仰。对耆那教来说，非暴力与“命”的概念一样重要。“不杀生”即“不伤害任何生灵”，等同于“非暴力”。因为担心耕地伤害土地中的生灵，耆那教徒放弃农业，去从事非暴力的商业和银行业，从而获利更大，十分富裕。他们主要集中在古吉拉特的耆那教区，那里是现代印度繁华的商业区。

在印度教徒的甘地看来，首先，“不杀生”意味着“爱与慈”。“你不能冒犯任何人，你不能怀有任何苛刻无情的念头……对于信奉这一信条的人来说，不能拥有任何敌人。”因此，“不杀生”不仅仅是限制人的行为，而且能促进其他人的福利。其次，“不杀生”意味着“非暴力”。因为印度教经典《薄伽梵歌》的主旨是教导非暴力。非暴力是印度教的特性、印度文明的传统。而且，印度人民没有武装，不可能以暴力的形式与世界上最强大的英国对抗。最后，“不杀生”“爱与慈”“非暴力”是人的本性，是人类的法则，正如暴力是兽类的法则一样。但暴力斗争只能增长仇恨，不但实现不了真理，而且会与之背道而驰，愈走愈远，到头来导致人类社会的沉沦。总之，甘地主义的出发点是“不杀生”，是“爱与慈”“非暴力”，“爱一切人，不以任何人为敌，相信一切人都有内在的人性，坚持以爱制恶、以德报怨、以自苦感化别人、以精神力量反对物质力量。”这就是甘地主义的要旨，充满了不妥协的、战斗精神的非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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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伽梵歌

特殊的一点是，“不杀生”的耆那教却鼓励教徒以绝食的方式“杀掉”自己，以追求生命的解脱和“再生”。因此，在大雄自杀2000多年后，甘地把绝食而死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来使用。从此，非暴力也成为印度教和佛教的一个重要教义，遵守不杀之戒。

（二）禁欲

Brahmacharya的意思是禁欲，其英文表示是celibacy。禁欲是甘地主义的生活观。

Brahmacharya是由Brahma和Charya构成。Brahma是梵天之意，Charya是指行为的过程。禁欲是对梵天的追求过程，属于印度教再生族四行期第一阶段的梵行期，必须严格禁欲，并戒酒素食。

甘地在尝试印度教经典奥义书中“梵我合一”的基础上，以宇宙平衡的大我（atman）与统治者的梵（Brahman）抗衡，从自我控制、禁戒、受苦和冥想中汲取瑜伽的力量，来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展开斗争。他把自己描述为“神的阉人”（God‘ s eunuch），认为消极抵抗是雌雄同体式的技巧。他提醒他的追随者“遭受的困难越纯粹，进步就越大。因此耶稣的牺牲足以拯救一个悲伤的世界……如果印度希望看到上帝的国而不是围绕欧洲的撒旦的国在她的土地上建立，那么我将劝说她的儿女们……要理解我们必须经受苦难”。

（三）坚持真理

Satyagraha的意思是坚持真理。坚持真理是甘地主义的政治原则。

1907年，甘地开始使用“Satyagraha”一词，字面上的意思是“真理的力量”。若干年后，甘地界定为“坚持真理”、对真理的信守。

甘地还将其解释为爱的力量和精神的力量。他说，他从一开始就发现，寻求真理将永远不容许使用暴力来对付自己的敌人，必须通过耐心和理解使对手摆脱谬误，因为在一个人看来是真理的东西，在另一个人看来可能就是谬误。而耐心意味着心甘情愿地忍受痛苦。从实践上讲，甘地的信条认为捍卫真理就意味着让自己受苦，而不是将痛苦强加于对手。

甘地在1921年年末告诉国大党：“民众的文明不服从就像是一次地震”，“民众的文明不服从一开始，现存政府就失灵……警察局、法庭、办公室等，都不再是政府的财产并且都将为人民所接管。”他认为，在像印度这样一个高度多元化的社会，非暴力不合作是治愈政治疾患的唯一有效药方，是社会动员的最有效工具。

（四）自治

Swaraj的意思是自治。自治论是甘地主义的政治观。

1909年，甘地发表了Hind Swaraj，被译为《印度自治》，Swaraj后来被引申为“独立”，即“在没有英国人在场的情况下我们能够保持我们独立的存在”，或者换言之，“摆脱我们的无助状态”。1921年甘地又将其定义为“丢掉对死亡的恐惧”，尼赫鲁认为“忘掉恐惧”的咒语是圣雄甘地最重要的信息。在甘地看来，“获得独立就是寻找真理”。因为英国在印度的剥削和专制统治是违背真理的。

后来，甘地进一步指出，自治不仅指政治独立，而且指人的精神完善和社会的协调。甘地认为，印度丧失独立，过错在于印度人自己；不仅是因为政治不团结，而且因为他们对不列颠文明的迷恋；这种精神状态将使得不列颠文明的统治永久化，因此，与其说印度是英国用剑征服，不如说是印度人自己拱手相送。因此，甘地坚持，自治的核心是自律和自我超越。个体的内在道德的转型是根本，是赢得社会进步和国家重建的方法；政治必须依靠宽泛的宗教道德和精神价值来指导。

甘地明确，“争取自治”的斗争实质是反对现代西方文明的斗争。他指出，“印度不是压抑在英国人的铁蹄下，而是压抑在近代文明之下”。西方近代文明是“反宗教的文明，……在这种文明下的人，已变成一种半疯狂状态”，只是追求物质享受而精神堕落，这是“魔鬼的文明”，是“黑暗的时代”，是不可持续的，而真正的印度文明具有自我牺牲、负责任、行为端正、自我控制等优点，因此，争取自治的斗争实质上是发生在两种不同形式的文明之间，自治将不仅带来政治变化，也意味着一种文明的伟大胜利。也就是说，仅仅“赶走英国人”是不够的，自治的关键是减少对现代生活用品的依赖。否则，即使英国退出印度，印度还是会出现新的外族入侵或社会动乱。

甘地还强调，“实现自治”是为实现未来理想社会扫除障碍。未来理想社会是一个非暴力组织，是由一个个乡村组成的一个小共和国那样的自治实体，实行代议制，采取联邦形式，缩小中央权力，实现最大限度的权力分散；没有军队，警察只执行非暴力的职能；所有人不分性别、种族、宗教和职业，一律平等。因此，甘地认为，未来理想社会对人的素质的要求是很高的，不能在取得自治之后再去培养，而必须从现时的斗争中开始造就。

（五）自产

Swadeshi的意思是自我生产。自产是甘地主义的经济观。

甘地认为，印度未来的理想社会应是一个以男耕女织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没有剥削、没有暴力的社会。首先，印度未来的理想社会是以新型乡村为基础的。农村代表着真正的印度，大城市是“社会的毒瘤”“罪恶的渊薮”。现有的城市可以继续存在和发展，但必须为农村服务。其次，开展新型乡村建设，恢复农业、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重点是全面复兴乡村工业。其中，恢复手工纺织是中心。最后，允许保留少量有限的大工业，但现有的大工业必须改变生产目的，为社会服务，为小生产服务，不能剥削农民。甘地原则上反对大工业，认为人口少的国家可以这样做，而像印度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发展大工业只会使农村更多人失业，使他们生存更加困难。甘地反复强调，真理和非暴力社会是以爱为最高宗旨的社会，这个社会只能建立在自食其力的小生产的基础上，而且，小生产者之间没有剥削和倾轧。

（六）非占有与人人幸福

Aparigraha的意思是非占有，Sarvodaya的意思是人人幸福。非占有和人人幸福是甘地主义的社会观。

Aparigraha和Sarvodaya是甘地“委托论”（trusteeship）的核心思想，其关注点是人而非物质财富，强调人类生活和社会价值的发展，伦理道德至高无上，而不是生活水平的提高，属于精神化的经济学。甘地委托论思想的形成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南非到返回印度。1903年，甘地根据他阅读的中西作品，提出了“委托论”概念。甘地认为，剥削也是一种暴力；而没有穷人的合作，富人是不可能积累起财富的。如果穷人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就可以通过非暴力的手段消除不平等且免于饥饿。因此，非暴力不合作或文明不服从是解决剥削问题的正当的、可靠的手段。最初，甘地认为这可以用来解决农民和地主的矛盾，后来发现可以适用于解决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甚至土邦人民与王公的矛盾。

第二阶段是1934-1946年，甘地的基本观点是：地主、资本家和王公应该主动放弃剥削和奢侈享乐的生活，把自己看作人民财产的委托人，替农民、工人和土邦人民管理和经营他们掌握的土地、工厂及土邦；通过办学、建立医院、修建公园、改善环境等使委托人受益，而自己只能得到代管财产的报酬。法律上他们还是财产的所有者，但道义上他们的财产属于整个社会。如果谁拒绝成为代管人，如果哪个委托人不尽职，人民可以对他开展不合作运动。

第三阶段是1946-1947年，甘地同意，地主的土地可以由国家收回，或由他们自己自动上缴给国家，然后由国家分配给耕种者。在此之前，甘地一直认为国家是暴力机器，如果靠国家来解决矛盾，只能使这个暴力机器更加膨胀。

最后一份经过甘地同意的委托论文稿，将委托论界定为不同于资本主义的革命性理论，甘地说，希望自己能活到125岁以看到革命性新生梦想的实现。该文稿主要有六点含义：①委托论提供一种办法，目的是将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转变为人人平等的社会。它对于资本主义是毫不留情的，但却给予当前的有产者阶层以自我改造的机会。委托论的基础是相信人性是可以得到救赎的；②不承认任何的财产私有权，除非是为了社会福利。个人不能自由拥有或使用他的财富；③财富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都不排斥法律的规制。甘地意识到资本家和社会特权阶层肯定会拒绝委托制，因此，他提出了法令委托制，由法律来规定，由乡村潘查亚特来执行；④委托制是不可继承的，除非受托人的孩子能证明自己适合这一管理者的职责；⑤国家不仅应该为社会上的所有人规定适当的最低工资，而且也应该规定最高的收入额度。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之差必须是合理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改变而调整，其趋势是消灭差距；⑥生产是由社会需求决定的，不能由个人的兴趣或贪婪来决定。

由此可以看出，甘地的委托论不但特别强调非占有和人人幸福，而且自始至终体现着甘地主义的最根本原则——非暴力。人人参加体力劳动，不占有超过需要的财物，没有剥削，平等友爱。委托论是甘地思想中的原创性贡献，不同于马克思的财产权理论，是印度本土品牌的政治经济理论，是甘地为了解决英国殖民统治下印度复杂的历史和社会问题而提出的。但是，甘地并没有时间来实验他的想法。

综上所述，甘地主义的基本原则包括：用非暴力的方式追求真理，反对各种形式的剥削和不平等，致力于社会上的人人发展，为全面的公民参与而奋斗。具体来说，甘地赞同民主分权、人民参与、草根民主，其药方是爱与慈、真理和非暴力。在他看来，国家不是统治或权力的工具，而是服务的工具；政治不是权力的游戏或利益冲突方妥协的体系，而是通过社会服务来开展的行动。为了使国家成为人民的受托人，有必要开展非暴力运动。

二、甘地主义的思想源起

甘地主义诞生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大变局时期。甘地出生时，日不落帝国的全球殖民统治逐渐如日中天，但19世纪末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带来了德国和美国的同时崛起，随后带来了20世纪初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仅隔10年多，又爆发了史无前例的30年代人类大危机，全方位地冲击着整个世界，进而导致了冲击性更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结束不到三年，印度独立不到一年，甘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一）甘地是英属印度人，但甘地主义诞生于英属殖民统治的南非

甘地1869年出生于印度古吉拉特地区卡提阿瓦半岛的波尔邦达尔土邦，20岁时赴英留学，在英国伦敦大学攻读法律，取得律师资格。1891年甘地从伦敦回国，在古吉拉特和孟买做律师。1893年，甘地接受了印度的穆斯林富商达达·阿卜杜拉（Dada Abdulla）的聘请，为南非德班的梅蒙（Memon）公司处理债务纠纷。甘地自己也没有想到，他成为印度公司的法律顾问之后，竟然在南非居住了20年。其中，甘地到达南非的第二年，1894年印度国大党在南非建立了纳塔尔支部，随后在1896年邀请回国的甘地在孟买一个支援南非印度人的集会上发表讲话。甘地借此机会见到了国大党的时任领袖们，包括他景仰的国大党温和派领导人、也是国大党当时声望最高的领导人戈卡尔（又译为郭克雷，Gopal Krishna Gokhale，1966-1915年）和国大党激进派领袖提拉克（Bal Gangadhar Tilak，1864-1920年）。

甘地最早是在南非纳塔尔（Natal）开始非暴力的斗争试验。应广大侨民的请求，甘地放弃了律师的地位和收入，全力领导他们进行反种族歧视斗争。曾经一度，有2500多名印度人同时被囚禁在狱中。甘地同时在南非军队中开展了非暴力的斗争试验。在1899年英国人与布尔人和1906年英国人与祖鲁人的两次战争中，甘地亲自组织了一个印度人的战地救护车训练团，并作为担架手和军医与英国人并肩战斗。但是，甘地带领的印度人战地救护车训练团遭到了白人上校贝克（R.J.Baker）等军官的歧视性粗鲁对待。甘地感到，仅仅进行文质彬彬的斗争是不够的，萌生了拒绝那些遵守歧视性的法律、哪怕会为此入狱坐牢的思想，认为这是“战争的道义等价物”。于是甘地领导印度人战地救护车训练团发起了长达一个月的针对贝克上校的非暴力斗争。斗争失败后，甘地从战地救护车训练团退出。

甘地也是最早在南非开始了建设性纲领的试验工作。1904年，甘地在南非距德班几英里（1英里≈1.61千米）的一座农场建立了凤凰村（Phoenix），并将其前期在南非创办的报纸《印度舆论》（Indian Opinion）的印刷厂也迁到了那里。1910年，为了纪念托尔斯泰，他把在约翰内斯堡附近的两座农场合起来，建立了“托尔斯泰农场”。农场里的所有人，包括甘地，无论什么种姓、受教育程度、经济状况，都必须从事体力劳动。甘地还行医看病，劝说在南非的印度人抛弃自己的偏见和迷信，遵从健康良好的生活规范。他不仅学习西方的医药学，而且写了几本关于自然疗法的书。

甘地是在南非开始决定禁欲并放弃西装的。1906年甘地郑重发誓要奉行禁欲（brahmacharya），以便把全部精力奉献给他所忠诚的事业。禁欲是一种戒绝欲望、放弃财产的誓言，不仅意味着要保持贞洁，而且要在饮食习惯、情感和语言方面也保持节制和自控，从而摆脱金钱、痛苦和欢乐——人的天性——的束缚。1912年甘地非常敬重的国大党领导人戈卡尔访问南非，与当时还身着西装的甘地及其支持者以及印度侨民社区的成员合影留念。甘地认为戈卡尔在政治斗争中较为强调宣传爱的福音，与自己的观点较为接近。同年底，甘地宣布放弃了他的欧式着装，改穿印度传统服装，不再喝牛奶，饮食限于干鲜水果和蔬菜。

甘地主义思想的正式诞生也是在南非。1907年甘地在南非的狱中阅读了美国人梭罗等人的书，受他们的启发，他产生了“萨蒂亚格拉哈（Satyagraha）”的行动策略（他当时称之为消极抵抗）和文明不服从的技巧。出狱后，他将这一技巧付诸实施并予以完善，并努力团结不同宗教、种姓和种族的侨民，其中包括一名中国人，开展联合斗争。1909年甘地以古吉拉特语发表了《印度司瓦拉吉》（又译《印度自治》，Hind Swaraj）。一年后该书以英语出版，扩大了甘地主义思想的传播。1915年初，甘地带着一颗要实现印度自治的赤诚之心回到印度。

总之，在南非，甘地由一位中产阶级的家庭律师转变为典型的印度圣人（sadhu）、伟大的心灵（Mahatma），贫穷但自足、静默、禁欲，但在精神上对自身的宇宙力量充满信心。在1915年1月27日欢迎甘地从南非回到印度的欢迎会上，吉·夏斯特里第一次称甘地是“圣雄”，后来印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也称呼甘地是“圣雄”，从此，“圣雄甘地”逐渐得到更多印度人乃至世界人民的认可。

（二）甘地是印度教徒，但甘地主义融合了世界诸宗教和世俗理念

首先，甘地发扬光大了印度教传统思想。甘地的“坚持真理”、非暴力、不合作等思想，都是从印度教传统中汲取的灵感，例如，《薄伽梵歌》（Bhagavad-Gita）中的爱和对自我意识的控制。甘地的家庭特别是他的母亲都是非常虔诚的印度教徒，对他后来思想的成长有较大影响。甘地家族信奉毗湿奴印度教（Vishnuite Hinduism），但他的母亲普特丽白（Putlibal）属于一个信奉苦行修道的教派，宣扬慈悲为怀，禁止吃药、吸烟、食肉和饮酒。甘地在他父亲去世后，向母亲保证不吃肉、不饮酒、不与其他女人发生性关系，才得到母亲的支持去伦敦求学。

其次，甘地吸纳了印度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宗教思想。一方面是印度其他宗教的教义，特别是耆那教最为注重的“不杀生”（Ahimsa），禁止伤害任何生命，提倡自然的医药和饮食习惯，要求信守贞洁。甘地说过，他承受了耆那教很大的恩惠，因为他去伦敦留学得到了一位耆那教僧人的支持，然后，1891年从伦敦回到印度时，结识了他一生中唯一的可以称得上是他的“古鲁”（guru）的人，即耆那教领袖赖昌德巴依（Raychandbhai），后者同时是一名诗人、思想家、神秘主义者和孟买的珠宝商。甘地自此奉赖昌德巴依为最尊重的导师，认为他“是他那个时代最好的印度人”。甘地在南非一直坚持与赖昌德巴依通信，直到他英年早逝。此外，甘地家族有许多的穆斯林朋友，甘地上学时最好的小伙伴也是穆斯林，而高中时代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位老师是信奉琐罗亚斯德教的帕西族人。另一方面，甘地积极吸取了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宗教思想。在英国和南非期间，甘地会见了各种不同宗教和教派的信徒，经常与他们促膝长谈。在英国，甘地初次接触到各种宗教经典，其中基督教的《新约》特别是《登山宝训》（Sermon on the Mount）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为此他下决心“以后要多读宗教书籍，以求熟悉所有主要的宗教”。在南非，甘地有两位最忠实的合作者都是犹太人，即亨利·波拉克（Henry Polak）与赫尔曼·卡伦巴赫（Hermann Kallenbach）。因此，甘地对于宗教的多样性持有相当大的宽容态度。

最后，甘地采纳了印度经典的现实主义思想和西方的现代理念。一方面，甘地吸取了印度经典现实主义者考蒂利耶的名著《政事论》中的一些思想，特别是既关系物质也关心精神的思想，将经济与义务、世俗的快乐与超然的存在联结起来。这明显体现在甘地提出的建设性纲领，把经济领域的建设性试验与精神追求联结了起来。不同的是，考蒂利耶的现实主义过多地关心帝国的征服与种姓统治，而甘地随着时代的变化，提出了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实现印度自治的目标。另一方面，甘地积极吸纳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南非，1894年他大量阅读了俄国著名文学家托尔斯泰（Leo Tolstoy）的作品，认为其《天国在你心中》（God’s Reign is Within You）与《登山宝训》同样令人敬佩，是对印度古代“不杀生”（Ahimsa）戒律的肯定。甘地与托尔斯泰一共往来有7封信，其中甘地写了4封，直到1910年托尔斯泰去世。甘地在余生中都非常感激托尔斯泰对他的教诲，他悉心研究了托尔斯泰的著作，并进行了广泛的推介，还坚持同“托尔斯泰主义者”通信。1904年阅读了英国作家罗斯金（John Ruskin）的《时至今日》（Unto This Last）、1907年阅读了美国作家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的《论公民的不服从》（On the Duty of Civil Disobedience）等著作。1909年在伦敦，甘地阅读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爱德华·卡朋特（Edward Carpenter）的《文明：它的起因和矫正》（Civilization: Its Cause and Cure），对宣传爱的福音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主张社会改革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感到与自己的想法合拍，从而完全改变了他的生活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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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它的起因和矫正》

总之，甘地主义是东西方思想融合的产物，甘地是在西方找到了他东方的根。一方面，信奉不杀生的甘地，是在伦敦成为一名坚定的素食主义者，人生中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在伦敦的《素食者》（Vegetarian）杂志上，第一次公开发表的演讲也是在一次抨击虐杀动物的会议上。另一方面，作为印度教徒的甘地，是在西方才开始如饥似渴并满怀崇敬地阅读印度经典，特别是印度教最受尊崇的经典名著《薄伽梵歌》，从而成为他一生中非常喜欢的一本书，原因是他受到了上述几位西方学者的启发，因为那几位学者几乎都是亚洲文明，特别是印度文化的崇拜者，是西方的“异类”。他们都大量阅读并撰写了有关印度的书籍，有的还亲自前往印度游历过。因此，甘地形成了开放的东西方观，尊重差异，秉承宽容，一切以“坚持真理”为准绳。

本文节选自《政治通鉴》第六卷。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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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编辑：陈川

技术编辑：曹政杰

责任编辑：孙宏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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