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巳开篇：“百日新政”盘点

sunwinism

癸巳开篇：“百日新政”盘点
文字：[大][中][小] 2013-2-22  浏览次数：175 多谢单纯兄！发上拙文《癸巳开篇：百日新政盘点》，拙文提出“政治对冲是危险的游戏”，请指教！


癸巳开篇：“百日新政”盘点


2012年11月8日十八大召开，习李新政拉开序幕。至今已近百日，举其荦荦大端，略作盘点，以飨网友。
十八大闭幕，习总代表新班子亮相，发表了一番情辞恳切、诚朴实在的讲话，一扫官场宏大语词，直探民众关心问题，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突出民生主题的同时，也刻意回避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诉求。
“百日新政”第一个大动作，是习总重走当年邓小平南巡路，去深圳等地视察，宣示改革决心。在深圳邓小平铜像前，习说：“我们来瞻仰邓小平铜像，就是要表明我们将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
“百日新政”第二个大动作，是数次高调反腐败，言词激切，态度坚定。除继胡后再次发出腐败亡党亡国的警告，指出反腐打苍蝇也打老虎，更明确提出反腐的根本举措是将权力关到制度的笼子里。
“百日新政”第三个大动作，是提出八项作风六项禁令，大力整改官场奢靡之风，习总等新常委率先垂范，出门不封路，吃饭四菜一汤，确乎是面貌一新。
“百日新政”第四个大动作，是官媒有关常委活动的宣传报道走向人情化、个性化，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居高临下、俨然不可侵犯、私生活十分神秘的形象。
“百日新政”第五个大动作，是关于民主建设。习总2013年2月6日下午与党外人士共迎新春时说，要继续加强民主监督。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党外人士而言，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真实反映群众心声，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百日新政”几个大动作，尽管还是象征意义多于实际意义，但是其透露出来的政治信息值得关注，值得肯定。特别是与党外人士的谈话，明确要求执政党“要容得下逆耳之言”，希望党外人士“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尽管缺乏新意，但却是最重要的政治表态。如我在另一篇博文中所说，这个表态触及到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反映了一个长期未能得到真正落实的载诸宪法的公民权力：言论自由乃至相应的新闻出版自由、学术自由。不言而喻，没有言论自由乃至相应的新闻出版自由、学术自由，就会不断地粗暴地剥夺讲真话、讲逆耳之言的权利、机会和平台，就没有批评自由，就会是铺天盖地的假大空，就不可能反映群众心声，就不可能有民主监督。
    有鉴于此，我建议即将召开的两会尽快制定具体法规，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特别是批评执政者的自由乃至相应的新闻出版自由、学术研究自由。真正做到批评无忌讳，学术无禁区，言论无限制，使执政党从法律层面上不能不“容得下尖锐批评”。除煽动暴力、反人类、危害国家安全（如鼓噪文革、法西斯等）的言论外，坚决防止以言治罪。
    回顾1949年以来的历史，执政高层也曾多次公开发表过类似政治指示，但实际情况则是倒行逆施。远的如毛泽东时代，毛经常说要人讲话，要人讲话天塌不下来，但从“反右”因言得祸到彭德怀因言获罪一直到“文革”因言丧命，野蛮的思想专制给中国人民留下深深的恐怖记忆。近的如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的呼唤确乎使言论空间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得以拓展，但党管媒体、舆论一律的要求延续了毛泽东时代的思想统治，载诸宪法的言论新闻出版自由一直没有得到落实，甚至经常出现倒退，如最近的南周事件就是典型案例。十八大后，中国人民盼望“政治新风”在落实公民言论自由等政治权力领域能够有所作为，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习总发表上述谈话，自然激起了新的希望。但鉴于往昔的实际做法，人们对习总的讲话能否切实贯彻心存疑虑。现实生活中仍不断发生的打压言论自由、封锁批评声音的做法令人失望和无奈，更严重地损害了十八大后新的政治领导群体的形象，削弱了执政党的公信力。在这种情况下，切实贯彻习总的讲话精神，还公民言论自由、批评自由，是重塑执政党形象，重建执政党公信力的一个难得机会，也是一个重大考验。
“百日新政”的几个大动作令人对新的政治领导集体寄予希望，但与“百日新政”同时出现的一些声音也令人困惑。最值得关注的，就是习总在中央委员学习十八大精神会议上的讲话提出的“两个时期论”:改革前时期和改革后时期不能割裂,两个时期本质上都是社会主义实践。既不能用前一个时期否定后一个时期，也不能用后一个时期否定前一个时期。
    “百日新政”种种政治新迹象和“两个时期论”共冶一炉，说起来也不值得惊奇。十八大前就已在《求是》署名文章中出现，十八大报告正式提出的“老路”“邪路”说，已经为新的政治路线确立了不变的基调。御用文人对“毛泽东思想永远指导”的强调、“邪路论”的具体阐释，鲜明地体现了政治保守主义的诉求。“两个时期论”可说是对这个政治基调的强化。
     但“两个时期论”毕竟触及到对1949年中共党史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政治评价，不能不造成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如果说不能用后一个时期否定前一个时期，如果将毛时代的全国规模的极左路线都视为社会主义实践探索而不能否定，那么，是否要得出这样的认识：不能用改革来否定文革！不能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能以发展就是硬道理否定批猫论，不能以发展民营经济来否定割资本主义尾巴，不能以科学发展观来否定大跃进，不能以家庭联产承包来否定人民公社，不能以不争论来否定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以十一届三中全会来否定九大。
    因此，反胡风、反右、人民公社、大跃进、反彭德怀、抓习仲勋、直到文化大革命反彭陆罗杨、反刘邓陶……即便上亿人惨死、即便知识精英被扫地以尽，即便几乎所有和毛出生入死的战友全都被关被整被杀害，即便国民经济陷入崩溃，即便出现封建法西斯恐怖专制，也都不能否定，因为那都是社会主义实践，本质上都是好的。
    “两个时期论”还令人产生这样一个困惑：
    如果不能以改革后否定改革前，那么，怎样理解邓公讲的“积重难返”？怎样理解邓公的“拨乱反正”？改革究竟是改什么？
    总之，“百日新政”固然令人产生希望，但很多矛盾的说法做法又令人忧虑。
    中国社会面临的很多深层次的矛盾、问题乃至危机要求执政者必须毫不犹豫地推进全方位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政治对冲是危险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