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邓小平堂弟曝三年大饥荒卖吃人肉惨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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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堂弟在回忆录中披露，大陆3年大饥荒吃人肉的惨况。图为“父食子”照片。（澧县档案馆）
【大纪元2016年12月24日讯】（大纪元记者杨一帆综合报导）邓小平堂弟在回忆录中披露，上世纪大陆3年大饥荒时，四川宜宾发生卖人肉、吃人肉的惨况。
邓小平堂弟邓自力曾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省人大副主任。1958年，他是四川泸州地委第一书记，因顺应民意提出解散公开食堂等被打成“四川头号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邓自力在其回忆录《坎坷人生》中披露1959年至1961年大饥荒时的情况称，那时农民肿病横行、死尸遍野，惨不忍睹，人见什么东西都想吃。“粮食不够就搞代食品，什么胡豆叶、芭蕉头、小球藻、野草根等都用来充饥。后来这些东西找不到了，有人开始吃观音土。观音土吃下去后肚子发胀，不能排泄，几天后就被胀死……”
饥荒越来越严重，后来卖人肉、吃人肉的可怕事也发生了。“宜宾市就发生了将小孩骗到家中，整死煮熟后作为兔肉到街上卖的事。谣传吃人肉能治肿病，于是有肿病的人就从死人身上取下些肉煮食之，全国缺粮状况普遍存在，但都不敢正视 。”
邓自力被贬至四川长宁县任县委副书记后，亲睹该县的惨状：“长宁是个烂摊子，二十多万人口就饿死了七万多，肿病流行……”
中共制造3年空前大饥荒 数千万人被饿死
中共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导致3年的空前大饥荒，数千万民众死于饥饿，甚至多地出现惨绝人寰的人吃人现象。中共对大饥荒到底饿死了多少人长期保密。
据中共红旗出版社1994年2月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一书“大饥荒”一文中说，“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4,000万人左右。……中国人口减少4,000万，这可能是本世纪内世界最大的饥荒。”
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的惊世之作《墓碑：中国六十年代饥荒纪实》一书，被认为是有关大饥荒最详实、最权威的记录之一。
杨继绳的研究表明，从1958年到1962年，中国饿死3,600万人；因饥饿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4,000万人，两者共计7,600万人。
《墓碑》一书披露，1959、1960、1961这三年其实是风调雨顺，造成大饥荒的真正原因完全是人祸。中共大跃进的浮夸风，导致全国各地搞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结果农民的口粮被硬挖硬挤。农民上交的粮食不够政府虚报的数目，政府就逼农民把自己的口粮、种子全搭上。农民一无所有，最终饥荒爆发，数百万甚至上千万人饿死。
杨继绳说，人们饿极了去吃树皮、草根、观音土，甚至吃死人。“河南信阳当年有800万人口，其中有100万人饿死。饥饿的民众甚至去吃死尸。在冬天，坟地里死尸埋得不深，就被人挖出来吃。还出现了人吃人现象，有人把自己孩子吃了。”据不同的统计，他估计在全中国当年发生了4、5千起人吃人事件。
杨继绳曾表示，饿死是最痛苦的死亡方式，是对人体内部的“千刀万剐”。从自我消耗、自我分解到死亡大概一个月左右，这个过程非常残酷、非常痛苦，相当于从人体内部“凌迟处死”。
但直到今天，中共仍用“三年自然灾害”来掩盖大饥荒的真实原因，欺骗民众。
迟来的真相：60年代安徽曾饿死350万人
2016-12-9 00:10
作者： 李坚
1958年至1962年间，中国大陆总计饿死了约3,500万人。（网络图片）
在中共建政67年的历史中，曾有过饿死近四千万人的历史记录。据《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第35期报道，该刊刊登了当年时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调查组组长李坚所写的《亲历1961年安徽饥荒调查》，摘要如下：
1957年夏天，中共中央决定组建高规格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与中共中央组织部合署办公。李坚那时任中监委农村工作处处长，负责检查在三农问题上违纪违法的省级官员。
1967年，有个干部在中组部的院墙上贴出一张大字报称：1958年至1962年间，中国总计饿死3,500万人……
谁知，3,500万人的数字却直接关联着李坚的命运。多年以后，李坚在回忆中详细说了此事。
地方官员掩盖死亡人数 工作组赴安徽受阻
1960年春天以来，干部群众不断给中监委写信，反映安徽一些群众得肿病死亡。之后，安徽省委副书记刘作恒来中监委开会，反映安徽饿死人的问题。
中监委常务副书记王从吾和中监委常委们看到了这些群众来信。当年，中央派出的这些工作组仅查出问题严重，却无法查实饿死人的具体数字，于是再次派出工作组调查。
……
当地领导派汽车沿公路来回巡逻，不许死者家属戴孝，不准在掩埋死人的地方起坟头标志。一发现有人死在公路上，就赶快把尸体拉到砖瓦窑场埋掉，其状非常悲惨。
……
不久，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监委书记曾庆梅、蚌埠地委副书记单敬之为了掩盖肿病死人的真实情况，向中央告工作组的状，联合工作组就因此被迫撤回。
实地调查的结果：人吃人，饿死350万
我从1960年起，当任中监委农村处处长。我很清楚一些共产党基层干部欺上瞒下的各种招数。因此我们就事先商量好，提前下车，搞得前来迎接陪同的那位安徽省委干部措手不及。
我自己走下公路，沿土道朝村子理走。才走了几百米，就看到有死人躺在路边。
……
当时的安徽控制在时任华东局第二书记兼山东、安徽两省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手里。大跃进、放卫星谎报亩产万斤粮、刮共产风、强行搜刮农民家中存粮等等，安徽都是搞得最绝、最狠的重灾区之一。待到出现饿死人的后果和责任，曾希圣所做的就是掩盖事实的真相。
他听说我下来调查，就派人秘密监视我们的行动。各级政府给农民规定了多项强制性纪律，如死了人不许立坟头，不许穿孝衣，活人不准逃荒，否则抓住就是流窜犯等。我调查途中，就看见一串串被绳子捆住、由武装民兵押解的逃荒者。
之后我有乘安二飞机到了阜阳，在阜阳，据地委书记魏超云汇报，当地饿死人数是100万左右。即使在高压下，安徽党政军内也有一批有良知、有正义感、为民请命的干部。我根据他们提供的线索，下去核实。我的笔记本里当时记载有许多人吃人的事例。
从生产队到公社，再到每个县，统计数字逐级汇总，最后，得出安徽全省饿死人350万这个数字。
以个人的名义写报告 报送邓小平
情况调查清楚之后，我们回到北京。我在中监委的办公会上汇报，安徽省饿死人的数字是300多万。之后，我写出了《关于安徽肿病死人、封锁消息、大批惩办干部的情况报告》。
领导决定，由中监委办公厅对原报告略加修改后，以我个人的名义，报送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
……
官媒自曝“大饥荒”惨状 5万江南弃儿被送养
【大纪元2016年08月04日讯】（大纪元记者杨一帆综合报导）近日陆媒披露，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5万江南弃儿被送往北方。十几年来他们踏上漫漫寻亲路……。中共制造的“大饥荒”再引发外界关注。
“大饥荒”连一向富庶的江南也未能幸免
据大陆媒体7月31日报导，1959年到1961年的“大饥荒”，连一向富庶的长江下游平原也未能幸免，江南的受灾程度比河南等北方省分更甚。
于是，有人把孩子送到当地福利院，或直接送到上海。但上海也没饭吃了，1960年中共中央发文称，京津沪的存粮是：北京为7天，天津为10天，上海无库存。
相关登记显示，仅1960年，江苏无锡福利院就向北方送出2,000名儿童。无锡福利院当年负责弃儿工作的专员余浩称，那些孩子大多一岁上下，被遗弃在通运路的汽车站、火车站、轮船码头。当时福利院天天都有几个孩子死掉，福利院每攒到七八十个孩子，就包上一个车厢，把他们送往北方。
福利院登记簿上的“婴儿健康损伤情况”一栏，刚开始还能看到一两个标注的是“正常”，后面则九成都是“瘦弱不堪”。
《无锡县志》记载：1959年到1961年，农民口粮每月仅7.5到10公斤稻谷，弃婴、外流和饿死人、畜现象时有发生。
1960年阴历二月初一，江苏宜兴19岁的吴南生亲手把两岁的弟弟吴闰生丢弃在宜兴百货公司门口。这是母亲的决定，目的是为了让小闰生活下去。两天后，吴南生42岁的母亲就饿死了。
1960年至1963年，江南被福利院收养的弃儿，又被政府分送到北方家庭收养。期间内蒙共接收了3,000余名上海孤儿。
凡是铁路线向北延伸的地区，内蒙古、山东、河南、陕西，河北，都留下了孩子们抛别家乡的哭声。
多年后人们估算，这些被送养的孩子至少有5万人，被统称为“江南弃儿”。
弃儿们真正能找到亲人的仅千分之一
报导称，5万被父母遗弃的婴幼儿被送到北方收养，被遗弃的阴影却像钉子一样钉著每个人。后半生，他们踏上了寻亲路，在绝望中寻找希望。
六岁时，住在洛阳的王金虎知道了“我是养子”，是被从上海抱养的，之后他长成一个沉默的少年。1990年一个夏夜，王金虎梦见上海的亲人叫他的名字。第二天，他就买了去上海的火车票。
在洛阳向北250公里的小城潼关，李万成同样经历了充满煎熬的少年时代。孩子们开玩笑，总要指着他说是抱养的，他就和人打架，打到鼻青脸肿，闷着一口气回家。
2000年后，李万成看到南方弃儿寻亲的新闻，他从西安出发，第一次到江南寻亲。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得知身世的弃儿们开始寻亲。最初是到福利院查询，或在报纸刊登寻亲启事，但成功者寥寥无几。
90年代，各地才掀起了一波波的寻亲热潮。没有任何线索，不知目的地在何处，弃儿们沿着曾经北上的铁轨，南下寻亲。
而孤儿们南下时，江南宜兴的吴南生正计划北上，找他的弟弟吴闰生。75岁的吴南生总是梦到两岁的弟弟有气无力喊著“哥，我饿”，这个梦纠缠他56年。
寻亲网站的创始人是吕顺芳。她母亲在弥留之际，总提起1960年4月送走的其妹妹吕雅芳。吕顺芳在她耳边承诺，一定把妹妹找回来，母亲才闭了眼。
2000年5月，吕顺芳在无锡组织了第一届江南弃儿寻亲会。此后年年的五一长假，她都在南京、无锡、常州、江阴等弃儿较多的城市办寻亲会。各省弃儿循例南下，举著资料牌寻找亲人的身影。
从2000年算起，寻亲进入第16个年头了，他们参加寻亲会、网上发帖、DNA入库，甚至算卦，求签，该做的都做了。
但不管是南下十次的王金虎，还是南下七次的李万成，都没有找到亲人。
“真正能找到亲人的，也有千分之一。”这是吕顺芳多年的经验。
中共制造3年空前大饥荒数千万人被饿死
中共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导致了3年的空前大饥荒，数千万民众死于饥饿，甚至多地出现惨绝人寰的人吃人现象。
据中共1994年2月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一书“大饥荒”一文中说，“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4,000万人左右。……中国人口减少4,000万，这可能是本世纪内世界最大的饥荒。”
曾长期担任新华社记者的杨继绳，经过多年的深入调查，写出了《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2008年5月，《墓碑》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首次出版，现在已翻译出版了英、法、德等多种外文。
《墓碑》一书被认为是有关大饥荒最详实、最权威的记录之一。杨继绳的研究表明，从1958年到1962年，中国饿死3,600万人。
书中披露，1959、1960、1961这三年其实是风调雨顺，造成大饥荒的真正原因完全是人祸。中共大跃进的浮夸风，导致全国各地搞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结果农民的口粮被硬挖硬挤。农民上交的粮食不够政府虚报的数目，政府就逼农民把自己的口粮、种子全搭上。农民自己一无所有，最终饥荒爆发，数百万甚至上千万人饿死。
杨继绳曾表示，饿死是最痛苦的死亡方式，是对人体内部的“千刀万剐”。自我消耗、自我分解到死亡大概一个月左右，这个过程非常残酷、非常痛苦，相当于从人体内部“凌迟处死”。
但直至今日，中共仍用“三年自然灾害”来欺骗民众，掩盖大饥荒的真相。
惊爆大饥荒中周恩来：加紧征粮 抢购黄金 销毁饿死人数据
【阿波罗新闻网 2016-11-03 讯】
周恩来在大饥荒中的所作所为被中共体制内人士陆续揭露出来。在明知各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周恩来还多次下令地方加紧征购粮食，用于出口换钱。周还决定要以粮食换取大量黄金，而且就在死人最严重的1960年开始。此外，周恩来还在事后下令销毁饿死几千万人的内部统计数据。
宋任穷回忆：全国各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早在1960年初就陆续反映到周恩来那里。但是1960年10月，周恩来要求继续从黑龙江、吉林调拨粮食，并询问黑龙江省，粮食是不是要紧张?并说，过去说保证不饿死一个人，现在看一看，真使人心中不安。但是心中不安并没有影响周恩来继续征粮的决心。
1961年10月5日晚，中共总理周恩来召开了全国粮食问题会议，他强调指出：各省务必抓紧进行征购。
杨继绳先生在其《墓碑》一书中记载，地方官员根据1959年3月颁布的《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制止百姓逃荒，公然将农民困在家中饿死!而此文件正是周恩来根据根据郑州会议精神亲手改写制定的!
正当各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周恩来决定要以粮食换黄金，而且就在死人最严重的1960年开始。当事人回忆说：1960年，中共财政赤字已经高达80亿元，但为保证最低限度的国计民生的需要，还必须从国外进口大量小麦。在严重危机面前，周总理却反对抛售黄金。他说，黄金不能卖!我们要以黄金作后盾。在周恩来直接过问下，中共不仅没有卖黄金，而且还利用金价比较便宜的机会，每年买进几十万两黄金。年年买进，一直买到1970年。【阿波罗网曾报道：宋任穷揭周恩来大饥荒中所为：几千万人命的罪魁】
此外，周恩来还在事后下令销毁饿死几千万人的内部统计数据。
大陆博主田俊武在《周恩来为何下令销毁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死亡人数统计数字？》一文中披露，1961年底，有三个人曾经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饿死的人数进行过调查，他们是粮食部长陈国栋、统计部长贾启允、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这三个人现在周伯萍还在。20世纪80年代周伯萍在社科院人口所讲课作报告时讲了一个事情，说他们三个人让各省填一个表，到底饿死多少人，说是几千万。周恩来总理看了这个统计报告后下令让他们赶紧销毁。过了一个礼拜后，周恩来还不放心，再次致电询问他们你们销毁了没有，他们说销毁了，甚至连脑子里的记忆都销毁了。【阿波罗网曾报道：周恩来下令销毁三年大饥荒死亡数据真相】
共产党体制将掌权者变成一个个嗜血的魔鬼。而共产党的创始人马克思，被曝是撒旦教的忠实信徒（撒旦即《圣经》中的魔鬼）。【阿波罗网曾独家发表：卡尔•马克思的成魔之路 修订版】
阿波罗网于飞报道
他扇了毛泽东三个耳光
2016-09-08 03:21
作者： 马云龙
三十多年前，我曾在看守所的铁窗下认识一个人，可称是“钉子户之祖”。
1975年1月，我因“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先是关押在河南省长葛县看守所，后又被转押到许昌县看守所。直到1979年初才被释放、平反。
关进许昌县看守所的第一天，有一个犯人就吸引了我的注意：
“放风”（在看守所里，所谓“放风”，是每天两次准许各监号的犯人依次上厕所）时，从隔壁的监号里走出一个矮小的老头。秃头，面色青灰，胡须蓬乱，看得出已经很久没见过阳光了。他佝偻着身躯，身上的衣服破烂不堪，裤子上破了个大洞，露出半个屁股和皮包骨的大腿。脚上拖着一双前露脚趾后露脚跟的破鞋。最引人注目的是，他赤裸的双臂像软面条一样垂在前面，一走两甩，悠来荡去，显然没有任何控制能力和活动能力。
同号的犯人告诉我，这是看守所里“资格”最老的未决犯，从1966年就关进来，到我进来时已关了九年，但一直没有判决。他的胳膊被绳子捆断了神经，瘫痪多年了。
“罪名是什么？”我问道。
回答让我大吃一惊：“他扇了毛主席三个耳光！”
这个不平常的罪名使我对他有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从曾经与他共同关过一个监号的老犯人那里，我陆续得知了他的大概情况（很奇怪，在隔离、管束那样严格的监号里，有些人的消息竟然那样灵通，一些老犯人对每个犯人——包括新进来的情况都了如指掌）：
他叫寇学书，是许昌县寇店乡（当时叫寇店公社）寇店村的农民，家庭出身贫农。土改前，他家没有一寸土地，土改中分得三亩半土地。这时的寇学书成了共产党的铁杆拥护者，由政府颁发的、盖着红红大印的“土地证”，成了他的无价之宝。依照当时的法律，他不仅拥有了三亩半土地的使用权，还拥有了这片土地永久的所有权，他的子孙还有了对这土地的继承权，这对世世代代视土地如命根子的农民来说，具有何等的意义啊！
寇学书爱这“土地证”爱到痴迷的程度：放在家里吧，怕万一失火烧了；藏到一个隐秘的地方吧，还怕万一被人偷走了。于是，从领取了“土地证”的那天起，他就把它揣在怀里，放在最贴心的地方，下地干活时都不离开，连晚上睡觉也要不时地摸摸。这在村中成了尽人皆知的笑料。
寇学书和土地的“蜜月”很快就随着一场政治风暴的来临而结束了。
1953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了，上级号召个体农民要组织起来，成立“互助组”，让几家农民把自家的土地拿出来，共同耕种。当然，当时还说这是“自愿的”。寇学书表态了：“自愿？我自愿不参加互助组！”
紧接着，“互助组”成了“初级社”，“初级社”又变成了“高级社”。到1955年，毛泽东所欢呼的“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来到了，虽然“自愿参加”的规定并没有废除，但在政治运动的强大压力下，谁敢对抗这“历史潮流”？于是，亿万农民不管心里愿意还是不愿意，绝大多数都不得不“自愿”地放弃了自己对土地的所有权，拱手交出了自己珍爱的土地。到了“大跃进”的1958年，毛泽东又发出了“人民公社好”的号召，全国农村几乎在一夜之间都实现了“公社化”，农村的土地归农民所有的制度，被土地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所取代了，而这个巨大的变化，离“分田分地真忙”的“土改”才只有几年的时间。可以说，农民刚刚分到手的土地，还没有捂热，就被变相地收走了。
在这场“摧枯拉朽”的“社会主义改造”风暴中，寇学书这位挚爱土地的老农居然一直顶风到底，拒绝把他的三亩半地交给“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他的三亩半私有土地成了“红海洋”中一个奇迹般的蓝色存在，而他独立于“集体”之外的“单干户”身份则早已是中国农村中罕见的特例。这还真得要感谢他头顶上那个“贫农”成分“红帽子”，他“自愿”地坚决不入社，让人想整他也无从下手。因为从理论和政策上来说，“贫农”是共产党在农村的依靠力量，而“合作化”的前提还是农民的“自愿”啊。
直到1964年“四清”运动中，整他的理由终于有了：他这是“顽固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正是“四清”的对象。在许昌县几十万亩公社土地的包围中，只有他这三亩半土地是私有的，格外显眼刺目。“四清”工作队给他起了个形象的外号——“小台湾”。于是大会批，小会斗，大字报满墙，大喇叭广播，把他整得不亦乐乎，寇学书成了远近知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但是谁也没想到，这个倔强的老农居然心如铁石，不为所动，死也不肯把贴身藏在心口的“土地证”交出来。
工作队气急败坏，最后抛出了杀手锏：“好，我们承认那三亩半地是你的，但是，从你家门口到那块地之间的路，可是属于人民公社的呀。我宣布，从此禁止你走公社的路！”工作队一声令下，公社民兵就手提木棍，天天站在他家门口，只要见他伸脚踏上“公社的路”，就挥棍打他的腿。
这一招可把寇学书制苦了——有地却无法插翅飞过去种，只能任其荒芜；而整天不出门，躲在家中，吃什么呀？这下子该乖乖地交出“土地证”了吧？
然而，不！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寇学书从村子里逃走了——怀里还揣着那张他视为神圣的“土地证”，他依然没有屈服。
谁都能想象，在那全国城乡都已高度组织化、网格化，居住要户口，出门要介绍信，来客要登记，买粮要粮本，吃饭要粮票的年月，一个手无分文的农民，逃离自己的家乡，到外面去混，是何等的艰难。
然而，中国农民的生存能力是令人吃惊的。寇学书来到了离家最近的小城市许昌，在城边的荒地上搭了个小窝棚住下来，每天拉着辆破架子车进城去打扫公厕。那时中原县城级的小城市还很少有冲水公厕，大都是十分原始落后、卫生条件极差的“旱厕”，全靠人工来清理打扫，而小城的环卫部门当时要么还没有建立，要么是形同虚设。这就为寇学书的生存提供了一个不大的空隙。他在城里打扫公厕，又把清理出的粪便拉到城外，找块空地铺开晒干，就成了上好的天然肥料，而肥料又是当时农村紧缺的物资。人民公社的生产队为了学大寨、创高产，急需肥料。可买化肥要按计划分配，想要多买点，要走后门、托关系，十分艰难；而优质的天然肥料就有了广阔的市场，寇学书的“产品”居然成了抢手货，不愁销路。
历史在这里开了个小玩笑：一年下来，公社体制之外的寇学书靠卖粪干取得的收入，竟然比在公社里干活的“社员”们还要高得多！我那时在离许昌不远的农村插队劳动，最棒的劳力一天挣十分，可每分只值一分多钱，也就是说，劳作一天只能挣到一毛多钱。可寇学书的“产品”，一架子车就能卖一块多钱，是社员中最强劳力的十多倍。
年底，要过春节了。在外辛劳了一年的寇学书要“荣归故里”，回家过年了。他特意买了半扇猪，挂在架子车把上，洋洋得意地回村了。他故意拉着车绕村一周，似乎是在向“公社”示威：“你们不叫我种自己的地，可我有办法比你们过得滋润！”——当时，生产队在过年前杀一两头猪，每家能分到三斤二斤的就不错了，寇学书的半扇猪确实叫人看了眼绿，也使社员们心乱如麻。
这是1966年的开春，村里的工作队已经撤离了，当政的是大队党支部。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思想武装起来的支部书记从中看到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当然不能置之不管。于是他学着当年工作队的腔调，向寇学书宣告：“这猪肉是你的，但村里的井是人民公社的！你要煮肉做饭，不准从公社的井里打水！”
老办法：派民兵拿着棍子站在井边，见寇学书来打水，就给他一顿棍子！
寇学书傻眼了，又差点被气疯了……
寇学书当时无法知道，刚开始的1966年可不是个吉祥的年头。报纸上在批《海瑞罢官》，接着又批“三家村”、“四家店”，中国上空浓云密布，一场空前的政治风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临了。
村里开大会，形式也变了。会场中间立起个巨大的毛主席像，人人手举“红宝书”，先要喊“万寿无疆”，再念“最高指示”……可寇学书却悄悄地挤上台去，一直挤到毛主席像下面。当主持人宣布大批判开始时，这位老农民却突然站起来，跳着脚，举着巴掌向毛主席像脸上扇去，一连扇了三巴掌，每扇一巴掌，嘴里还喊一句：
“叫你不让我下地……”
“叫你不让我打水……”
“叫你收走我的地……”
据寇店的人说，当时，全场的人都惊呆了，好久没有动静。突然有人喊了声：“反革命——”人们才醒过神来，群呼：“打死反革命！打死反革命！”寇学书被蜂拥而上的人群打翻在地，打得血肉模糊。最后被用绳索紧紧地捆起来，送往县看守所。在“文化大革命”中，这叫“被革命群众扭送公安机关”。
巴掌扇在纸上，这叫什么罪，新老刑法上似乎都没有规定。但是“文革”中规定的“公安六条”中，有一条是“攻击伟大领袖”，那可是弥天大罪，足以杀头的。寇学书就是据此被投入牢房的。
寇学书被投入牢房，却多年没有判决，一直在看守所里“待决”，这是为什么？我出狱后才从看守所的工作人员那里听说，是因为没有档案。被群众扭送来，看守所就收了。但“文革”中先是“砸烂公检法”，接着又进驻“军管会”，后来主管的又换成了“革委会”，看守所的主管走马灯似的轮换，谁也没见到寇学书被捕的审批文件。有人抓，没人管，但也没人敢放。于是，寇学书就在牢房里“沉底”了，多年来连审问也没有，终于成了那里“资格最老”但无人过问的在押未决犯。
1976年夏天，我终于有段时间和这位老农民住在一个监号里了。本来，看守所里似乎有条规矩（这是我经过长期观察发现的）：政治犯只能单独关押，或者和形形色色的刑事犯关在一起，两个政治犯是不能关在同一个号里的，大概是为了防止他们思想交流和互相串联。但是，到这年夏天，不知道外面又搞什么运动了，进来的人突然增加，牢房里人满为患，一间十来平方米的监房，原来最多关五六个人，现在增加到十二三个，晚上睡觉都无法翻身。政治犯不能同号的规矩已无法维持了。一次在“查号”之后进行了“调号”（这是犯人都熟悉的专用名词，“查号”大约每月一次，所有犯人都突然在机枪和刺刀下，被赶到院里蹲下，让看守进到监号中彻底搜查，气氛十分恐怖。而“调号”则是重新宣布进住各监号犯人的名单）。我和寇学书居然住到了一起。
就近观察这位老人，我发现他的精神似乎已经失常了。对别人的问话，他反应迟钝，目光空洞，很少回答。
我问他，胳膊是怎么残废的，他低头不语。
我问他，多大岁数了，他两眼茫然。
惟一能引起他注意的是开饭的哨声。他吃饭的样子惨不忍睹：由于双臂双手瘫痪，他不能端碗拿筷，就由别人把汤盛到碗里，放在墙角的地上，把馍放在碗边，他趴在地上，像猪一样用嘴去拱着吃。一日三餐，都是如此，真不知道他是怎么熬了这么多年的。至于大小便，那就更没法说了，全靠别人帮助……
他也有说话的时候，多半是自言自语，而且总和种庄稼有关。外面出太阳了，他会说：场上的麦子该扬场了……外面下雨了，他会说：这雨好啊，玉米该拔节了……只有一次，他说出了令我吃惊的话——他眼中突然亮光一闪，毫无缘由地说：“我当皇上了，全国一个县给我上贡一粒米，就够煮一锅饭了……”
一个当时已经关了七年、名叫韩栓紧的老“投机倒把犯”告诉我，寇学书的胳膊是进看守所后，被“上绳”捆坏的。他说，那时寇学书很不老实，天天胡喊乱叫，说反动话。看守把他提到院里，给他来了个“五花大绑”——他还颇为内行地说，别小看“法绳”这刑具，“上绳”的学问可大了，绳子的粗细，捆的部位和劲道，以及“上绳”的时间，都大有讲究。最狠的就是“五花大绑”，用小拇指粗细的绳子，狠狠地捆进肉里，再从背后收紧，没有人能扛过15分钟。超过15分钟，两臂就变得黑青，神经就坏死了，解开后也无法恢复了。寇学书就是被捆成这样的。
他还告诉我，寇学书比他大8岁，进来的时候大约是62岁，现在住了10年，应该是72岁了。他还说，这些年来，没见有人来给寇学书送过衣服和日用品。
我和寇学书同住一号的时间不长，只有一个来月。
这年夏天的气候似乎格外闷热，一个监号里睡了十多个人，只有一扇小窗通风，人挨人，肉挤肉，热得大汗淋漓，室内汗气尿气熏人，让人几乎窒息。没有几个人能睡得着。昏昏沉沉中，我突然发现躺在身边的寇学书有点异样，脸色铁青，毫无生气。伸手一摸，已经没有呼吸，浑身冰凉。我连忙爬起来，向外面执勤的哨兵喊道：“死人了！寇学书死了！”哨兵叫来看守，看守隔着小窗看了看，说：“喊什么喊，死了就死了，放在那里吧。看守所有规定，夜里不准开监号门。等天亮再说吧！”说完就走了。
身边挨着一具死尸，这一夜是怎么熬到天明的，我已经回忆不起来了。只记得寇学书那瘦骨嶙峋的躯体越来越僵硬，刻满皱纹的面孔似乎越来越狰狞，我强迫自己闭上眼睛，尽量不去看他。
我是一个在城里长大、在学校里成人的所谓知识分子。尽管曾参加过“四清”，还到河南农村接受过几年“再教育”，但是，真正开始严肃地思考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是在铁窗下，在寇学书的尸体旁的这个不眠之夜。
好不容易，天终于亮了。看守来打开牢门，让我和几个犯人把寇学书的尸体抬到院里。那里停着一辆破旧的架子车，寇学书被扔在车上，由一个农村模样的人拉出看守所的大门了。我突发奇想：这架子车是不是寇学书拉大粪的那辆？来人是他的亲戚，还是他拉大粪的同伙？这位72岁的老贫农，在熬过十年的铁窗生涯后，终于获得自由了，真让我羡慕。而我还要在这里呆多少年呢？将来我将如何走出这个大门呢？或许也要像寇学书一样……
两年多以后，我竟然活着走出了这个铁门紧锁的大院，并且意外地获得了“平反”。不过，我始终没有听说有人为瘐毙在这里的寇学书“平反”。
原题：《钉子户之祖》
中共忌惮：民间武装起义此起彼伏
【阿波罗新闻网 2016-12-24 讯】
中共伪称的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是大饥荒，其悲惨超出人们的想象，饿死几千万人。期间爆发的农民反共救国武装起义一直被中共掩盖。事实上，据档案编纂的地方志和当时的新华社内参中，对大饥荒中农民的武装起义和反抗有一些记录。
据大陆历史学者、专栏作家洪振快在2014年第8期《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大饥荒中农民的反应》显示，当年农民面对死亡威胁，曾抄起枪支反抗中共政权。
农民武装起义要推翻中共统治
中共当年土匪起家，欺骗农民跟它闹革命，结果却一直欺压百姓，1958-1962年的大饥荒中，人们更是举起反共旗帜，现地方志的大事记中，1958-1962年间有大量的关于组党、进行武装起义的记载，其中尤以四川、贵州、甘肃等省为多，许多县志中均有提及。
据洪振快《大饥荒中农民的反应》一文反映：
1959年11月，习水县官渡人民公社和平管理区前丰生产队转业军人李泽江、李银江兄弟等为首组织“中国工农党、反产起义军”，并早在10月就公开与中共对抗。中共布置征购任务，他们反抗道：“不解决口粮，还要运粮入仓”“要粮只有组织起来到官渡去背”“哪有人出工，粮食都没得吃，出什么工。”
1960年8月15日，织金、普定县和六枝市交界地区，以代天荣、何昌雄为首组织“忠勇人民起义军”，聚众武装起义，抢劫商店、粮库。（注1）
据洪振快文章描述，1960年5月，贵州省政法党组向省委提交《关于防止反革命暴乱事件意见的报告》，归纳说：“今年四个月来，全省共发生反革命预谋暴乱事件达22起”，另外还有两起，一起是4月14日晚发生在望谟县（位于贵州省南部）乐园公社，共有69人参与反抗，打死管理区干部三人，杀伤一人，并打死民兵一人，抢劫了三个管理区供销社的物资和部分粮食；另一起是4月21日发生在正安县旧城公社槐坪管理区，共有11人，其中为首的两人，夺取步枪六支、子弹两百发，砍死了支部书记和民兵队长各一人，砍伤了商店干部一人。（注2）
四川，涪陵专区石柱县的记载则明确指明农民“武装起义”的目标是“抢劫中共粮食物资”：1960年12月25日，“以陈树清为首携百余人，在黄水农场六大队进行武装反抗，破坏电讯，吊打干部，抢劫中共粮食物。”（注3）
雅安专区芦山县，《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1950-1978）》说：1960年7月5日，雅安地委向四川省委作出《关于平息芦山县宝盛公社反革命武装叛乱事件总结报告》，《报告》称：6月3日，芦山县宝盛公社中坝大队一小撮反坏分子突然进行武装反抗，他们抢走枪支，杀害公社党委副书记、县商业局长，杀伤县公安局副局长、治安股长、地委农业检查团的干部等5人，并窜入森林，妄图长期对抗。（注4）
福建，龙岩专区武平县，是福建省饥荒最严重的县，县志记载：1962年7月，“县公安局在城南破获‘反暴政行动委员会’反革命集团案，首犯被处决”。（注5）
广东，据1959年3月18日新华社内参，当月10日，韶关市郊马坝公社发生了有100多人参加的反抗事件，“绑架林树清（马坝公社干部）之后，又抢走民兵步枪20多支，在黄屋村又抢去粮食17000多斤”。为首巫拌瑜是原沙溪小学教师。
甘肃此类记载不少，最详细的是泾川、镇原县发生的“上肖武装起义”。
《泾川县志》记载：1960年12月20日，“镇原屯字公社发生‘救国起义为民五极军一师’反革命叛乱，波及县内荔堡、玉都公社。叛乱首要分子吴崇教（今红河乡吴家村人）率50余人自镇原进入荔堡街市，裹胁部分群众示威游行，砸坏公社电话总机，切断电话线，抢去步枪2枝、自行车7辆、电话机1部、人民币300余元，打伤干部2人。翌日窜回镇原。”（注6）该记载过于简略，无法了解具体情况。在《镇原县志》里面，该事件被称为“上肖叛乱”，对其描述较为详细，从中可以看出其实是抢粮。《镇原县志》记：
1960年12月20日，在镇原县屯字公社上肖大队（今上肖乡）、泾川县荔堡、玉都公社一带，发生了“救国起义为民五极军一师”武装起义。
1960年9、10月间，以孙和忠（富农）、白浪亭（原国民党巡官）、曹世虎（原国民党乡队副，保外就医犯）、邢天星等为首，说：“今年三月，天上出现五个星星，代表五个头子领导起义，共产党压制的是五类人（当时指地主、富农、反抗中共暴政、坏和右派），现在五类要抬头”；“为了吃饱肚子，起来进行斗争，天时已经到了”。要“推翻中共”。12月14日，纠集28人，抢劫上肖大队新庄生产队仓库粮食900多公斤。17日晚在上肖大队白草湾密会，封官委职。孙和忠为师长，白浪亭、王廷瑞为副师长，设师参谋、军械、军医、秘书主任和外交通讯等，下属六个团，团下编营、连等。并草拟抗争口号和传单，商定“起义”时间、地点。20日下午4时许，孙和忠、白浪亭、曹世虎等百余人，拥进公社，砸坏电话机，砍断电线杆，打伤公社干部，抢去步枪四枝、自行车七辆、电话机一部，随即到该镇邮电所，打伤工作人员，毁坏电话总机，抢去300余元；打伤县工作组干部，抢去县、社三名干部所带之驳壳枪、步枪、小口径步枪。（注7）
无法生存抢粮事件令全国各地政权应接不暇
除反共运动之外，大饥荒中的农民为了解决口粮不得不哄抢粮食。据洪振快《大饥荒中农民的反应》描述：
山东，1959年4月11日，省长谭启龙给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及省委书记处写信，并请转报党中央、毛主席，信中说：“由于措施失当，生活没有安排好，抢粮、闹事此伏彼起，郓城闹的最凶，抢粮达130多起，有万余人参加，抢去粮食19万多斤，有的结伙持枪到外县抢粮，并打伤了人。3月22日，金乡曾有100多人埋伏在公路两旁劫车抢粮。”
5月12日，新华社内参报道山东省菏泽县马岭岗公社抢粮事件，认为是“一个较大规模的抢粮事件”，“前后涉及五个管理区的6,000多人，抢走粮食42,500斤”。“现在这一事件虽已暂时平息，大多数的村庄群众已开始进行生产，但尚未从根本上解决，群众变天思想还很突出，谣言很多，谢集、赵庄、三教堂、白杨张等村群众，仍是不参加生产，风势不正，有一触即发的危险。”
5月31日，谭启龙给济宁地委并西部地区各县委写信，说马岭岗公社“过年前后，社员交到食堂的粮食已经用完，有的食堂停伙，群众情绪不安，有的准备外流，有的酝酿抢粮”，“过年以后局势更加紧张，到处闹粮紧，80%的户数要中共供应粮食，大批劳力外流，近千头牲口死亡，水肿病发展到1,800多人，扒树皮、吃青苗现象很普遍，社会秩序混乱，抢粮闹事此起彼伏。”（注8）
贵州，省粮食厅党组书记、副厅长王民三在1960年12月的日记中多次写到抢粮和恐慌：12月12日，“浮肿病一天天在发展，大街上抢粮、抢饭、盗窃时有发生。”12月18日，“这几天各地告急电话、电报雪片般飞来，病人、死人、抢粮、盗窃等等，多得我都看不完。”12月27日，“据生活办公室收到的报告，各地发生有十几人、几十人、几百人抢劫粮食的事件，小偷小摸就更多。就连贵阳也是如此，在大街上走路时不敢拿着东西吃，会突然被人抢走。大家最担心会发生更大的抢劫粮食仓库的事件。”1961年1月7日的日记中再次写到：“接汪行远秘书长电话，传达周林书记在京开会的意见。他对当前贵州发生农民抢粮的情况十分忧虑，要省委的同志谨慎对待，万不可慌乱。”（注9）周林当时是贵州省委书记。
1961年1月11日新华社内参报道贵州不断发生抢劫偷盗粮食事件：“最近，贵州许多地区不断发生开仓分粮、结伙偷盗抢劫粮仓、粮车、粮驮的事件。据不完全统计，自1960年11月以来，全省发生开仓分粮和偷盗粮食事件532起，被分和被抢劫偷盗的粮食80多万斤。另外抢单家独户的粮食事件也发现23起。”遵义地委1961年1月向贵州省委报告说：“偷粮、抢粮、偷杀耕牛的现象不断发生，（1960年）12月份，全区共发生抢劫案25起，不完全统计，偷耕牛3,000起左右，杀牛1,500只左右。至于个人、几个人偷菜、抢吃东西的现象就更为普遍。”
辽宁，前述王民三在1961年1月28日的日记中写到：“看到中央一份材料讲到辽宁省的情况，全省发生群众性的抢粮事件3万多起。沈阳学生吃不饱饭举行罢课，有的绝食斗争。农村吃粮标准只有二两。”（注10）
吉林，1961年2月11日，吉林省委向中央、东北局报告：“农村偷盗粮食的现象相当普通，个别地区还发生抢国家粮食的事件。”
安徽，《安徽省志·公安志》总结说：“经济困难时期……哄抢事件尤其是哄抢粮食、食物的现象多有发生。芜湖专区12个县，仅在1960年12月，就发生了大小抢粮事件180起。据查清的96起统计，抢走粮食达3.6万余斤。1961年1月至2月，全省又发生哄抢粮食65起，抢走粮食、山芋等6.2万斤……直至1962年春，哄抢粮食事件仍有发生。”“哄抢事件，主要发生在群众生活困难较大的地区。据对淮南、芜湖、马鞍山市和南陵、六安等13个县22起哄抢事件调查，参与哄抢者5,495人。多数是由于群众生活安排不够落实。”1961年5月7日，省公安厅、粮食厅联合向安徽省委报告，要求各地公安、粮食部门做好工作，开展护粮，制止哄抢，办法之一是“对为首，秘密监视，不让哄抢事件发生”。（注11）
甘肃，张掖地区，由于征购过多，在1959年上半年，“全区粮食供应已经出现严重缺口”，“哄抢粮食的事件时有发生”。（注12）武威市，1960年1月20日，“全县万人以上的饥民拥上火车站，哄抢铁路运输物资，其后还发生过抢粮、抢物事件”。（注13）1960年12月甘肃省公安厅和兰州铁路局联合给甘肃省委的报告中指出，今年以来，铁路运粮的车被抢、被窃十分严重。据统计1-11月共发生案件782起，其中抢夺、偷粮436起，损失成包粮食13.3万斤……在这些事件中属于二三人零星搞的595起，属于数十人成群上车抢夺的187起。在陇西、高台、武威等地，经常有数十人，最多有200多人，迂回车站附近，伺机抢窃。（注14）山丹县，1960年11月，县内发生多起哄抢事件。东乐、位奇、陈户3所粮站，城区屠宰场、食品厂被抢。（注15）
中国大陆民间武装起义此起彼伏的武装起义也印证了《九评共产党》里所说：“不是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而是共产党强售其奸，靠了其无比邪恶的基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把一个外来邪灵强加给了中国人民。” 阿波罗网曾首发：【马克思对《共产党宣言》的评价 做梦你都想不到】
阿波罗网孙瑞后报道
阿波罗网保留洪振快《大饥荒中农民的反应》一文所有来源索引如下：
注1《贵州省志·大事记》，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51页。
注2《正安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志》记载略有不同：1960年4月21日，“旧城公社永成管理区高家沟生产队严碧明为首策动反革命武装暴乱。翌日，遵义军分区副司令员王巨胜率部前来，配合县人武部、公安干警及当地民兵约1500人围剿，历时24日，暴乱平息。”（《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1页）
注3《石柱县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25页。
注4《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1950～1998）》，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写，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6页。
注5《武平县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46页。
注6《泾川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0页。
注7《镇原县志》，内部资料，1987年印，第266-267页。
注8本文所用档案来自宋永毅主编：《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1958-1962）》，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出版，2014（第二版）。该数据库中档案来自各省档案馆，据研究者获得的档案复印件录入；新华社内参（即新华通讯社《内部参考》），现藏美国图书馆，据原件录入。下文未注明出处者，均来自该数据库。
注9《三年困难时期的粮食工作——王民三日记摘录（1959-1961年）》，贵州省粮食局、省粮食经济学会编，2010年3月印，以下简称《王民三日记》，第122、123、125、129页。
注10同上，《王民三日记》第134页。
注11《安徽省志·公安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上册，第237、238页。
注12《张掖地区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9页。
注13《武威市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注14《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考》，武文军主编，兰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编，2002年印，第114页。
注15《山丹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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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之死和两个女人的战争
2016-09-28 05:59
刘少奇和妻子王光美。(网络图片)
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本人是毛泽东权威最关键的制造者。他一定想不到，在他不遗余力地树立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同时，也在给自己布下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陷阱。刘少奇文革中惨死，除了毛刘之间的政治路线斗争原因，毛泽东喜欢刘少奇妻子王光美，也是原因之一，并引发两个女人的战争。
东方在美国之音撰写文章称：1969年11月12日，午夜时分，一辆草绿色吉普车匆匆驶在河南开封的街道上。
昏暗的路灯从穿窗外掠过，隐约可见车上拉着一具尸体，由于车身小，尸体的小腿和脚都露在车厢外。
车上拉的是什么人呢？根据火化申请单，车上的尸体名叫刘卫黄，71岁，患有急性传染病，需立即火化。
刘卫黄的第137号骨灰盒是一个普通木盒，没有亲属来认领骨灰，骨灰存放在火葬场。
直到14年之后，中共中央正式给这位刘卫黄平反昭雪。
刘卫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第二把手，大名鼎鼎的刘少奇。
史料记载，公元1969年10月12日，一个叫刘卫黄的老人在河南开封去世，没有亲人陪伴，骨瘦如柴，头上蓬乱的白发有一尺多长，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了，下颔有一片瘀血。
文章称，中共的国家元首怎么会死得如此之惨？是一个什么样的荒谬和疯狂的年代能够演绎出这样的悲剧？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前所长严家其：
“中南海的宫廷政治，严重到什么情况呢？你看毛泽东五十年前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结果最后呢？自己老婆就抓起来了，还判了无期徒刑，哦判了死刑，判了死刑还不算，结果毛泽东，他老婆被上吊了，自杀了，而且林彪也是第二号人物，这个当了副统帅，林彪都死于非命，逃出去了。……”
严家其表示，围绕刘少奇之死，有太多的因素相互交织缠绕，其中有严肃的两条路线的政治斗争，有“君戏臣妻”的八卦……毛泽东多次邀请王光美游泳是否让刘少奇这种不快的思绪和情感最终演变为在常委扩大会议上与毛泽东公开争吵？
1968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期间的8月4日，毛泽东突然决定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爆发了公开冲突。
根据王光美回忆，当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了个小会，发了脾气，严厉批评刘少奇、邓小平。毛说：“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当毛责问为什么怕群众时，刘少奇插话说：“革命几十年，死都不怕，还怕群众？”
毛还批评刘少奇在北京专政，刘说：“怎么能叫专政呢？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刘还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不怕撤职、不怕降级、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杀头）。”这是刘少奇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与毛正面冲突。
毛泽东约王光美游泳 江青：老婆是人家的好
美国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夜良表示，刘少奇这一“反击”，第二天的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人民日报发表，用异常激烈的语言，不指名地痛斥刘少奇。
刘少奇在被揪斗和软禁一年半之后，1969年11月12日清晨死于河南开封。当专案组向毛泽东汇报刘少奇被整死时，毛泽东只撂下一句话：“自作孽，不可活！”
报导称，今天观察刘少奇的悲剧，除了路线斗争这条主干之外，还有一条枝蔓，即毛泽东多次邀请王光美游泳，而刘少奇从来没有作陪。毛泽东对王光美的重视和喜欢，也导致江青对王光美恨之入骨。
王光美1921年生，曾经是辅仁大学的校花，英文很好，1948年与刘少奇结婚。
据《叶永烈：出没风波里》一书介绍，出身名门的王光美，因为文革前跟随刘少奇满世界出访，占尽了风头，令上海滩影星出身的真正的第一夫人江青恨得牙痒痒，于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文革开始后，江青成为中共文革领导小组组长。
1967年9月7日，“王光美专案组”给谢富治、江青的报告中写道：“遵示，我们加强了对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审查工作……”
中共“九大”落幕，林彪下令判处王光美死刑。判决书送到毛泽东那里，毛却批了“刀下留人”四字，于是王光美活到了2006年，终年85岁。
报导称，随着更多史料的曝光，一些研究人员分析认为，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与毛泽东邀请王光美游泳有关。
据《王光美访谈录》，她会游泳是1954年在北戴河向毛学的，所以后来毛有时游泳会邀请她。王光美还表示，两次毛泽东叫她去游泳，“刘少奇都以健康理由拒绝……”
王光美说，有一天，毛通知她和孩子们去芦林水库游泳，后来江青去庐山仙人洞拍照走了，于是他们就下水库游泳。
加图研究所的夏业良表示，毛泽东约王光美游完泳，大家饿了，准备吃饭。这时候江青还没有来，毛泽东说：“不管她，我们先吃。”后来江青来了，看毛泽东和王光美一起吃饭，两个人又刚游完泳，很不高兴，就甩了一句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当众说完就走……江青这段话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表明是吃醋了，公开吃醋。”
夏业良表示，王光美毕竟是大家闺秀，气质非常好，比江青还要好。毛泽东对王光美的确是有念想。刘少奇以前出访时带着王光美，有人有意见，甚至内部有人说，是不是以后禁止刘少奇带王光美出访。毛泽东想了一下说：“不要了，不要阻止。”
报导称，海外有专家分析表示，王光美的存在与走红破坏了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相互信任。虽然文革中毛刘政见不同，但激化毛刘关系的导火线，可能还是王光美。
刘少奇文革中惨死
刘少奇曾任中共国家主席，是中共第二号人物。1966年文革中刘少奇被打倒，并被扣上“叛徒、内奸和工贼”的帽子。
刘少奇被打倒后长期遭囚禁，后病情急剧恶化。病中的刘少奇被长期固定捆绑在床上，身上长满了褥疮。1969年10月，刘少奇已经浑身糜烂腥臭，骨瘦如柴，气息奄奄。
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孤独、凄惨地死于河南开封一间陋室，死时已经没有了人形，蓬乱的白发有二尺长。
【微揭秘】文革老照片 最高指示一句话 刘少奇就要乖乖赶过来
——文革的微揭秘之十四
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会议，讨论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吴南生（时任省委办公厅主任）回忆，毛泽东让人打电话叫刘少奇参加，刘在北京主持其他会议，北京方面问，能不能晚两天来？毛泽东大怒，写了个条子：“是哪个皇帝骑在我头上拉屎，现任命陶铸为特命全权大使到北京接驾。”刘少奇赶紧飞到广州。
【阿波罗新闻网 2016-09-06 讯】
文革第27天1966年6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一边高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一边抗议印尼政府打砸我驻印尼大使馆的暴行。
文革笑话：生产队晚上召开大会，老队长根据县委和公社的指示，要社员们狠狠批判“今不如昔”的反动谬论。可是开了大半夜，没有一个人发言，因为大家都觉得的确是今不如昔嘛，怎么批判？老队长没有办法，只好启发大家说：“怎么会今不如昔呢！金子多少钱一斤？锡多少钱一斤？”社员们一听，纷纷批判：“真是胡说八道，金子肯定比锡贵嘛！”
@红史1：【文革档案】赵慧深，1911年生，四川宜宾人。著名表演艺术家，以在《雷雨》中成功饰演繁漪闻名。文革中，因电影剧本《不怕鬼的故事》及家庭成分不好而被打成“三反分子”，屡遭批斗；又因曾在《马路天使》中饰演过妓女小芸而受到造反派的嘲弄和侮辱，于1967年12月4日含恨自杀。（马路天使中的赵慧深与周璇）
杨洪纲：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会议，讨论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吴南生（时任省委办公厅主任）回忆，毛泽东让人打电话叫刘少奇参加，刘在北京主持其他会议，北京方面问，能不能晚两天来？毛泽东大怒，写了个条子：“是哪个皇帝骑在我头上拉屎，现任命陶铸为特命全权大使到北京接驾。”刘少奇赶紧飞到广州。
@邓相超：1966年11月，红卫兵闯进曲阜，砸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碑，查封孔府，扫荡了孔林。他们抡起镢头、挥舞铁锨，狠刨孔坟。“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孔76代孙令贻坟被掘开……一千多块石碑被砸断，烧毁毁坏文物六千多件，十万多册书籍被烧毁，五千多株古松柏被伐，二千多座坟被盗掘……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东方白 来源：阿波罗网东方白编辑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中共主要创建人李达 向毛泽东求救遭拒惨死内情
【阿波罗新闻网 2016-07-28 讯】
中共高干中有两个李达，武的李达上将，陕西眉县人，曾任副总参谋长；文的李达，湖南零陵人，为中共一大的召集人。中共的主要创建人，是陈独秀、李大钊和李达，并非现在官方报刊说的毛泽东。在四十年前的文革初期，李达被迫害致死。他晚年悲剧的背后，是毛泽东拒绝"救命”和极左派整人的狼性嚣张，这是反思文革不能回避的"狼群现象”。本文原载于2006年8月23日信报，作者丁望，原题为《主导创建中共李达晚年凄惨》。
李达青年照片（图源：VCG)
纪念中共建党85周年和"长征胜利”70周年，官方的活动正热，中共一大又成为传媒话题。出席1921年一大的十三个代表名单，不再像文革时删去李达、张国焘、刘仁静和周佛海。据武汉教育界的消息，李达在武汉大学的弟子拟于本月24日举行小型聚会，悼念他辞世四十周年。
中共高干中有两个李达，武的李达上将，陕西眉县人，曾任副总参谋长；文的李达，湖南零陵人，为中共一大的召集人。中共的主要创建人，是陈独秀、李大钊和李达，并非现在官方报刊说的毛泽东。
在四十年前的文革初期，李达被迫害致死。他晚年悲剧的背后，是毛泽东拒绝"救命”和极左派整人的狼性嚣张，这是反思文革不能回避的"狼群现象”。
武大校长病危不准入院
李达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经济学专家，五、六十年代在名校武汉大学当校长。1966年4月北京市"三家村”事件发生后，"毛主席的好学生”、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部署清算李达，王指使武大党委书记庄果、哲学系女助教陆某编写黑材料；这两个极左派的"积极分子”，很快编出〈关于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行的初步材料〉，王加了批李按语，上报陶铸。
5月12日，陶铸拍板批判李达，把他和前武大党委书记朱劭天、常务副校长何定华，称为珞珈山的反党三家村。6月13日，中南局机关报羊城晚报（广州）、湖北省委机关报湖北日报（武汉），刊出〈武大揪出朱劭天何定华等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虽然报纸未点李达之名，但他被押到武大的批斗会场示众揪斗。6月30日，陶、王下令报刊点名清算他，刊出〈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
李达已是76岁老人，本有高血压，在多次揪斗中，备受折磨，病情急剧恶化，胃溃疡又复发。庄果却取消他的公费医疗，又不准自费治疗。
8月中旬，李达在卧室摔倒，发高烧，小便带血，庄果和工作组仍不准他入医院治疗。直到22日奄奄一息时才获准入院，夫人石曼华（继室）却不准陪伴护送。两天后，他会见马克思去了。这是狼性嚣张时代常见的悲剧；在人性泯灭的日子，无辜者的生命价值是零。
李达死后第二天，武大校园有"愤怒声讨地主分子李达”的集会，石曼华被赶出校长宿舍住在破房，白天被迫在校园内拖板车"劳动改造”，备受凌辱。
文革初期，南京大学的匡亚明是首位被公开清算的大学校长，李达则是第一位被整死的大学校长。他和夫人被摧残，与五十年代初地主及其家属"扫地出门”的遭遇一样，确如极左派言："显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
罗织罪名极左打手胡来
极左派对李达的"批判”，是随心所欲罗织罪名。
对于1958－1960年的所谓教育革命，李达在武大党委会议上说过"纠正偏差”的话，呼吁不要打乱正常的秩序，不要由学生编讲义，他说："现在助教可以作副系主任、作教研室主任，荒天下之大唐。”这样的老实话，竟被扯到反党反社会主义。
更荒谬的是，人民日报的文章说，李达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应声虫”，在1927年"叛党”。这是无视历史事实的谎话。1923年，李达因与陈独秀意见不合而离开中共，后来一直在大学教书，1927年怎么有"叛党”的事？
李达事件，是文革的一个缩影，也是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的"复印”。只要"政治需要”，当权者或极左派"积极分子”就可随便编造罪名，或以侮辱和酷刑逼无辜者承认早已设计好的罪名。直到现在，在土霸横行的乡村，在长官专政之地，编造罪名或刑讯逼供，并非鲜见。胡锦涛近年常说，要建设政治文明；政治文明得以法治为基础。要实行法治，必须汲取文革教训，正视"拳头出罪名”。
润之寡情并未救他一命
在文革之前，李达与毛润之有交往。1966年7月，他给来武汉"畅游长江”的毛润之写信，曰："请救我一命。”毛收到信后，于8月10日批示："陶铸同志阅后，转王任重同志酌处。”
在李达请求救命的危急状况下，毛没有"予以保护”的批语，导致湖北的极左派加剧迫害。他的遭遇、章士钊的"蒙受皇恩”，真是天渊之别。
章士钊在被抄家后求毛"帮助”，毛在信上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他即获得特别护卫。毛因早年获他资助，对他颇照顾，甚至派专机送他到香港与侍妾会晤；毛也"关爱”其女章含之，曾推荐她当驻加拿大大使。对于落难、命危的李达，毛却寡情无义。
最近，有些毛派为毛泽东辩护，说他对李达冤案不知情。这是谎言，党报、电台点名清算李达"声势浩大”，指其为"武大三家村”黑帮，他哪里会不知情？他的袖手旁观，有借刀杀人之意──任由地方的极左派把李达折磨致死，这是他对待"同志”惯用的政治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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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元老自杀尸体矮了15厘米 成不解之谜
【阿波罗新闻网 2016-09-07 讯】
中共元老李立三曾参与安源大罢工、五卅运动、南昌起义等中共重大的历史事件。作为周恩来的老同学、被毛泽东视为“半个朋友”的李立三，在文革期间“自杀”。李立三的家属子女看了医院对李立三的“验尸报告单”：身高1.63米。与李立三的实际身高1.78米相差15厘米。李立三的“自杀”成为“文革”乱世的一个不解之谜。
李立三与他夫人李莎（网络图片）
“文革”中的奇特现象：都找李立三“要材料”
据《李立三之谜——一个忠诚革命者的曲折人生》一文记载，“文革”兴起不久，中央正在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李立三是八届中央委员，但是没有让他参加会议（后来得知，在应出席会议的141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26人被“决定”不让参加会议，李立三就是这26人中之一）。
运动初期李立三虽然靠边站了，还没受到太大的“冲击”，因为在一些人看来，他毕竟只是只“死老虎”，暂时还顾不上他。那段时间，李立三每天披着个军大衣去看大字报，或是学习和批判《海瑞罢官》、批判所谓“三家村”等，这时他还发议论说，“旧社会不能没有清官和贪官之别”，“清官总比贪官好吧？”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开始后，他作为陪斗者参加了几次批斗会，也曾经去一位老同志家里躲了几天风，但他还是可以自由活动的。对于很要好的同志，他还偷偷地议论说，这个“文化大革命”有点像苏联的1938年肃反运动，他说他自己准备上万人大会，但无论怎样也要坚持实事求是，不能说假话牵连别人，活下去看吧。这年的10月份，他还按照华北局机关造反派的“勒令”，向机关群众大会再次做“系统检查”，诚恳交代和批判自己来华北局前后的所有“严重错误”。
到了1967年“一月风暴”，“揪斗头号走资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开始后，形势就发生了急剧变化。
因刘少奇在上海、东北、武汉、广州都与李立三在一起工作过，因此“揪叛徒全国造反联络站”的专案人员找到了李立三，要他交代刘少奇的历史问题。
还有各种各样的“人物”来找李立三，找他“要活材料”，让他“立新功”，贡献出刘少奇的“叛徒”材料或者别的一些老干部的什么“罪行”。然而，李立三却没有给出他们让满意的材料。
迫害升级
1967年6月5日，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个由各地58个“造反组织”参加的“批斗李立三反革命集团联络站”。根据一些无中生有的“罪状”，一个个揪斗李立三的浪潮铺天盖地接踵而来。
仅在一个月内，就有名目繁多的各种造反组织召开批斗李立三的大型批斗会达14次之多。当时已经68岁、且患有高血压症的李立三，精神和肉体都受到了极大的损伤。他头晕，头痛，手脚麻木，站立不稳，已经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他先后5次给党中央写信，除了对他的所谓罪名进行辩诬之外，还请求允许他请假去医院治疗休息几天，待体力稍有恢复，再回来接受群众批斗。但这些信都如石沉大海，得不到任何答复……
李立三自杀之谜
1967年6月20日，李立三与他夫人李莎押在一起开了一次历时3个多小时代斗争会。之后李立三被单独送回东单北极阁家中。
直至7月4日下午，造反派在华北局机关全体干部大会上宣布：李立三畏罪服毒自杀，自绝于党！
李立三死后，造反组织的权威人士放出风来说安眠药是李莎交给李立三的。
然而这个解释让人疑窦丛生。其中最关键的疑点，就是李立三服毒自杀的“毒品”，也就是大剂量的安眠药，究竟从何而来？
直到1983年，河北省委机关在整党中，又对涉及李立三自杀问题（因一些当事人在河北省直机关）进行过一番追查，同样毫无结果，不能自圆其说。
1980年3月，中央决定给李立三召开追悼大会前，中央组织部让李立三的家属子女看了李立在死亡时的医院“验尸报告单”，上面记载：身高1米63（与实际的1米78相差了15公分），体重56公斤。这显然也不符合实际，成了又一个谜……
所以，李立三之“自杀”，始终是一个悬案，成为“文革”乱世的一道不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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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总书记遭软禁至死 骨灰盒不得留真名
——张虹生忆父亲张闻天：曾被遮蔽的中共中央总书记
张闻天是中共历史上一个“被遮蔽”的总书记。“文革”期间，张闻天遭到冲击，在被“监护”523天后，1969年10月，他被遣送到了广东肇庆，开始了流放生活。张闻天在肇庆遭软禁期间，接到上级通知，停止使用本命，另取化名，对外保密。他改名叫“张普”，这个化名一直伴随到他含冤去世。张闻天去世后，骨灰盒上连名字都没有，也没入殡仪馆正厅。
1955年，张闻天与毛泽东在一起（图源：《现代快报》）
【阿波罗新闻网 2016-11-07 讯】
作者：张虹生、陈静思
2010年10月，古城南京。
与众多开国元勋后人生活在北京不同，张闻天的独子、72岁的张虹生在这里安静地居住着。
循着张虹生提供的大钟新村住址找过去，没想到，家里没人。直到老人的外孙放学回家，才知道这是他女儿的家，他本人不住这里。我直奔张老现住处。
“你可能不相信，这是我租的房子。”看我对这个简洁的新居一脸好奇，张虹生告诉我。
采访一直持续到晚上。但是，关于张闻天的一切我们只谈到了皮毛。对于这样一个经历曲折、思想深邃的历史人物，我们需要时间。
次日，我们继续。张虹生记忆中的父亲一点点重新清晰起来。
“父亲去世后，骨灰盒上连名字都没有，而且没入殡仪馆正厅。”张虹生说，“父亲的日记交了上去，我自己也无法看了。思念起父亲，有时候想起的是伤心的往事。有时候想翻翻父亲的日记和读书笔记，但是，都已经不可触及了。”
调离外交部、调离中国社科院经济所、遣送至广东肇庆、迁居无锡……在儿子眼中，变故一次次地打击着张闻天，“官越做越小”。
张虹生很少谈父亲：“我一直没有写关于父亲的文章，因为母亲不让我写，她说儿女写父母永远没有说服力。的确是这样，不用说儿女写，本人写的自传很多都没有说服力。第一，根据现在写过去，得用现在的要求去写；第二，有的地方可能自我吹嘘。”
图书馆里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
我10岁才和父亲第一次见面。
1939年，我出生在新疆迪化（今天的乌鲁木齐）。我出生时，父亲还在担任着日理万机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我出生后不久就被寄养在迪化八路军办事处，由一位干部的母亲照管我的生活。母亲只身回到了延安。
1949年，东北局势日趋稳定后，我才被警卫人员送去见父母。那年，我已经10岁了。因为我从小听过许多英雄故事，所以沿途老打听我父亲是不是司令员。当听说是什么书记时，连连说不好，还是司令员好，佩手枪、骑大马……
第一次见到父亲时，发现他没有盒子手枪，也没有骑高头大马，真有些失望。但后来发现他和妈妈每天是坐小汽车去上班的，感到这汽车比我坐过的马背摇篮要好，特想去试一试。但父亲不许。
那时候，家里有勤务员、警卫员、保姆等，完全可以照顾我的生活，可父母不让。从小学5年级开始，生活上的一切事情都得我自己干。当时，我认为他们对我严到不近人情是不喜欢我。
1979年，父亲平反后，组织上为了落实政策，有意让我回北京，顺带照顾母亲。当时我是很想回北京的，但母亲不同意，调函都到我手里，母亲却又退回去了。
这种情况在文革之后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我也没什么说的，因为我已经习惯了。他们都跟老百姓比，老百姓能做到的，你就该做到，做不到就是你有特殊化思想。他们在这方面特别注重。
母亲到中纪委工作后，把我看得很紧，决不允许有任何特殊化，甚至连我评职称都干预。她固执地以为，只要工作表现好，不用申请，“自然就会被选上”。
我在南京大学工作的20多年里，再没申请过职称，也没幸运地被自然而然地选上。一直到退休，我都只是学校图书馆里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
后来，我才慢慢理解父母。
在我顶着“右倾坏学生”的帽子在新疆劳动以后，我才知道在大跃进问题上、庐山会议上，我父亲没错，他是对的。劳动之余我借了不少书看，慢慢地久了，我和父亲的思想就接近了。
父亲1967年后没有工作。我从新疆回来，他对我特别好，这时候才真正显露出来他的父爱。他很关心我的生活，知道我工资低，抚养小孩困难，在肇庆监管时，他还从每月120元的生活费中扣下15元补贴我家用。平日里，他除了看书写作外，喜欢跟我在一起讨论问题，经常把我叫到身边。这个父爱是说不出来的，对我很慈祥，但是生活上还是很严，一直到他去世都是这样。
我没有任何父亲的遗物，都捐了。我父亲后来的笔记、日记等原稿，我想留着，我妈不让。捐出去后，我现在也看不到这些日记了，我不是党员，不能随便看。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文稿在我手里，想要的可以来复印，这样对父亲的研究会更透彻。但是现在不解密、不让看。比如，我父亲在外交部这一段历史，外交部不让看，因为牵扯到我父亲的外交观和当时执行的外交观不完全一样。比如说，和平与战争的问题，我父亲的观点是世界的趋势是和平的，他说，我们起码能争取10到20年的和平，而10到20年的和平争取到了之后，世界大战就更难爆发。毛泽东则一直强调战争和备战。
其实，父亲的日记我也没看过。他的日记很多，最宝贵的是16本日记，记录了从庐山会议以后到经济研究所的经历，后来抄家时被封存了，据说遗失了不少。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始终过着“标准钟”一般的乏味生活，除去必要的应酬，只要在家，几乎全泡在书房里，足不出户。每次周末去学校之前，等到我跑去向父亲告别时，我甚至只能隔着房门，说上一句：“我走了。”好一会，房门内才传出一句：“知道了。”
被遮蔽的总书记
回顾父亲的一生，一个绕不开的人物就是毛泽东。
1934年1月，父亲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2月，在中华苏维埃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
当时，毛泽东没有实权。我父亲的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现在的总理，下辖12个部。
原来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主席，同时是人民委员会主席，担任两个职务。我父亲替代他当了人民委员会主席之后，共产国际是相当不满意的。共产国际对我父亲一直不大欣赏，说是我父亲在苏联的时候就不那么听话。
毛泽东后来掌了权，在于他有几个特长。第一是他指挥打仗确实行，比我父亲强；第二是共产国际一直支持他。
在中共党史上，有一段洛（洛甫，即张闻天）毛合作的历史。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了。毛泽东曾经说过当时只要能争取到张闻天，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在遵义会议上，博古作正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作反报告，然后是毛泽东发言。父亲在反报告中把博古的报告批了一通，这个反报告是毛张合作的结果。因此，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讲：“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
但是，现在一直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实际上遵义会议既没有确立他在党内的领导，也没有确立他在军事上的领导。遵义会议上大家选的总书记是我父亲，我父亲当时不肯当，一再推辞，所以遵义会议上最后没有做决定。毛泽东只是在遵义会议上由于我父亲的提名和大家的支持进了政治局常委，四个常委他是排名最后的一个。我父亲到延安以后给共产国际汇报党的组织机构时也是这样写的。
从1935年春遵义会议，到1938年秋六届六中全会，将近4年，父亲一直是中共中央的总书记，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才逐步把这个职务交给毛泽东。
1937年3月22日，遵义会议的出席者、当时任红三军团政委的杨尚昆同我母亲谈话，对这个重要史实作了明确的说明。杨尚昆说：“遵义会议以后，不知你们注意没有，有一段时间没有总书记。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闻天同志谦虚，再三推辞。毛泽东同志也说自己参加军事指挥较好。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起来。拖了20来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决定，闻天同志这才挑起这副担子。张闻天当时当总书记，是得到大家拥护的。”
中央党史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的《张闻天图册》，以“在总书记岗位上”为标题，明确记述，张闻天遵义会议“当选为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传》修订本中单辟“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节。书中还加了一条较长的注释，列举张闻天、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杨尚昆、伍修权等六位遵义会议参加者关于张闻天任总书记的说法作为根据。
1938年8月，王稼祥从苏联回国，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应以毛泽东为首解决团结问题。而当时毛泽东只是军委主席，还不是总书记。父亲就跟毛泽东说，我把总书记职位让给你。但是毛泽东要父亲将总书记继续当下去。
从那时起，父亲虽然形式上还主持中央会议，但实际权力都交给毛泽东。
我父亲跟毛泽东的过渡是非常平稳的。后来好多干部讲，那时候我父亲让权给主席是对的，那时候主要是战争时期，军事是主要的。
有人提出说：不争权的张闻天为何在1938年与毛泽东关系恶化？其实父亲跟毛泽东并没有分裂，只是父亲反对他跟江青结婚而已。
1938年秋，毛泽东要与江青结婚，中央的几位领导向父亲反映，希望他出面做做工作。父亲觉得很为难：结婚是个人私事，别人不便干预。父亲经过反复考虑，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写得比较婉转，大意是：你同贺子珍合不来，离婚，大家没有意见，再结婚也是应该的，但是否同江青结合，望你考虑。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员，影响较大。这样做，对党对你，都不大好。听说毛泽东读完后当场把信撕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第二天就在供销社摆酒席两桌，父亲自然不在邀请之列。
据《杨尚昆回忆张毛交恶》，尚昆叔叔说，在延安毛主席最不满洛甫的一件事就是反对他和江青结婚。后来，他们两个关系就越来越僵了。
为这事，我母亲还说过父亲，说你为什么以个人的名义写信呢，以中央的名义多好呢。
父亲的最后岁月
“文革”开始后，在北京的父亲，遭到了一次又一次批斗，并被“监护”了523天。1969年10月，解除“监护”，遣送广东肇庆，开始了岭南的流放生活。
父母被遣送广东肇庆实施软禁时，上面通知：张闻天的名字停止使用，另取化名，对外保密。父亲说，既然我是普通人了。就叫“张普”吧。“张普”这个化名一直伴随到他含冤去世。
1973年，我去看父亲。当时，父亲的冠心病已经很严重了，除了隔日与保健医生下盘象棋，几乎没有其他活动。见到我，他又开始谈论国家经济政策。
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最深的场景就是我从肇庆回新疆，他很舍不得，一直送我，送到半路他走不动了，坐在路边大口地喘气，双手捂着胸口，面色发紫。我自己去的码头，他一直在那儿看，看着我走远。我回头几次看，他一直在那儿看，那是一种深沉的注视、使人心碎的注视。30多年过去了，至今我仍记忆犹新。而以前，父亲从来不送我。
从1972年起，父亲曾多次给中央和毛泽东写信，要求回北京治病，石沉大海；要求回家乡上海养老，但同样得不到批准；1975年4月，他再次写信要求迁往离上海近一点的苏州或无锡居住，终于获准。
但当他到达无锡时，他的生命只剩下不到一年的时间。
1975年，我帮父亲搬家到无锡。一个月后，我要带着小女儿回新疆了，临行前父亲拉着小孙女的手一再说：“真舍不得你走啊。”但是，父亲想留下孙女也没办法。
一年后的7月1日，父亲突发心脏病去世。不许召开追悼会，母亲准备的花圈上也只能写“献给老张同志”。骨灰盒上的名字不能写张闻天，还是写着“张普”。
父亲去世的时候我还在新疆。我接到江苏省委发来的电报说父亲病重，我深感不妙，急忙请假往回赶。
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我赶到无锡时，父亲已经去世十几天了。我这个他唯一的儿子竟连他的最后一面也没见到，真是欲哭无泪。
等我见到母亲时，父亲已是殡仪馆杂物间里的一盒骨灰。
我回去的第二天，母亲带我去看父亲的骨灰，放在一个很小的储藏室里，不准进正厅。就他一个人单独地被放在储藏室。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东方白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史海】戚本禹入狱 周恩来落井下石
图为周恩来1973年8月24日档案照。(AFP/Getty Images)
【大纪元2016年07月09日讯】（大纪元记者杨一帆综合报导）戚本禹回忆录披露，文革中，他工作上帮了周恩来不少忙，但他入狱后，周恩来却把他说得很坏，并且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关锋认为，抓“王、关、戚”主要是周恩来搞的，戚本禹说不是。戚本禹因此被说成：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
戚本禹入狱 周恩来落井下石
据《戚本禹回忆录》披露，戚本禹在文革中和周恩来有工作上的直接接触，周恩来对他一直很好。在“二月逆流”发生之后，周恩来手下的人手少了，常叫戚本禹去帮他处理一些事情。如那时工人起来造反后，煤矿减产。他去了京西煤矿，很快生产就上去了，这个经验后来被煤炭部推广。如文革中铁路出现紧张，他建议周恩来从空军调一个三级部长王素去管铁路，铁路问题很快就解决了。
回忆录中说，可是在戚本禹被关进秦城之后，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却把他说得很坏。按周恩来的说法，把他枪毙几次都不够。可是周恩来说他的事情却没有一件是有根据的，连后来审查戚本禹的专案组都没采纳。
特别可笑的是，周恩来在大会上说，戚本禹的两个儿子也很坏，等等。他当时尚没有两个儿子，只有一男一女，都在读小学，一个才读一年级。中办秘书局的人听到这个传达都偷偷笑了，但不敢出声。
回忆录说，关锋对周恩来确实很有意见。他说，周恩来对那些走资派常常表现得忽左忽右。当群众批判某个人时，周通常会保他；可是当周知道毛泽东也对这个人有看法时，就会很快转过来，批判起来比别人更起劲，上纲上得很高。
关锋一直认为，抓“王、关、戚”的事情主要是周恩来搞的，戚本禹说不是。关锋说戚本禹：你被人家卖了，还帮人家数钱。
据维基百科资料，王、关、戚事件是指1967年文革期间，王力（中央宣传组组长）、关锋（总政副主任）和戚本禹（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中央办公厅代主任）被隔离并结束政治生命的政治事件。
此前，周恩来见风使舵的事情也不断被曝出。
周恩来明知潘汉年陷冤狱却不救
今年2月，网络曾热传一篇文章。作者自称，在中共洗脑下他一度对周恩来有正面看法，但到美国后逐渐了解了其真面目而唾弃周恩来。文章谈到，他刚到美国时，一个来自上海的留学生小张告诉他一件事，颠覆了周恩来在他心里的形象。
小张在哈佛大学图书馆读过一份资料。1943年抗战时期，中共著名特工潘汉年和汪精卫秘密接触并与日本占领军谈判，达成了秘密停火协议。内容是新四军停止对津浦线铁路桥梁的破坏，让日军运输线畅通，而日军停止对新四军的“清乡”、“围剿”。
1955年4月3日，潘汉年因此事被秘密逮捕，被打成“汉奸”、“特务”、“反革命分子”。毛泽东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被监禁多年后，1963年6月，潘汉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文革中又被判处无期徒刑，其妻也受牵连陪监终生。
潘汉年案发后，中共中联部部长罗青长找到了当时潘汉年与中央来往的电报收发记录，证明潘汉年是奉命行事。中共内部有人认为，周恩来应该出面纠正这起冤案。可是周恩来却指示罗青长等人闭口，从此再也不要向任何人谈起潘汉年这个名字。后来，周恩来亲自签字批准了高等法院对潘汉年的判决。
文章还谈到，周恩来既有明知错杀也要杀人的冷酷心，也有捧人的厚脸皮。文革中，在一次接见群众的大会上，毛泽东和林彪在场，周恩来用一种歇斯底里的态度向毛泽东、林彪宣誓效忠，并突然用手撕开衬衣，露出了胸膛，说他的心是红的……
而据公开资料，周恩来上述事件并非孤例。
文革中为自保谁 周恩来都可以出卖
《邱会作回忆录》中提到，周恩来概括“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这是周恩来在中共党内斗争中的秘诀，江青后面是毛泽东，所以周恩来绝对不敢得罪江青。“文革”中，江青成了毛的代言人，在很多情况下，周恩来完全变成了江青的下级、臣民甚至奴仆。
已解密的档案资料显示，文革期间，周恩来为了自保谁都可以出卖。毛泽东要打谁，周恩来就出卖谁。刘少奇、贺龙、彭德怀、陶铸被迫害致死，彭、罗、陆、杨冤案等，周恩来都直接插手。
曾是胡耀邦智囊的阮铭，1994年发表文章《旋转舞台上的周恩来》中披露，文革中惨遭迫害的冤案，逮捕令上几乎都是周恩来的签名，包括逮捕他自己的干女儿孙维世。
“文革”中，周恩来为自保，还亲自批示逮捕自己的亲弟弟，并在逮捕令上标注其弟一家人员名单和住址。周恩来甚至连跟随自己几十年的贴身警卫都出卖。
“文革”中，中共国家主席、元帅都不能幸免被打倒甚至惨死，唯一周恩来是个例外。而周恩来自保的秘诀就是昧著良心见风使舵，陷害忠良。
周恩来虚伪、自私、残忍、狡诈等魔鬼真面目不断被揭露，有中共体制内学者就此表示，“中共最后一块道德招牌”垮了。
史海：周恩来林彪关系超外界想像 周夫妇不敢提一事
【大纪元2016年07月19日讯】（大纪元记者杨一帆综合报道）有文章揭露，文革中，周恩来与林彪关系密切，并大肆吹捧林彪，其妻第一个提出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但毛、林反目后，周恩来夫妇再也不敢提这事。
司马清扬与欧阳龙门所著《新发现的周恩来》一书中称，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周恩来揣测毛泽东的“圣意”后，推荐林彪为接班人，此后二者的关系由此变得非常之近。
特别是毛泽东当时开列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常委名单上，副主席是林彪、周恩来两人，但是当名单传到周手上时，周恩来把自己的名字圈掉了，林彪就成了唯一的副主席。
后来邓颖超在庐山会议上表态拥护林彪，同意设国家主席。邓并义愤填膺地说，“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林副主席，我们就打倒谁！”邓颖超还说，现在大家都说林是毛的亲密战友，但“亲密战友”这样的称呼是她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第一个提出来的。
但当毛泽东、林彪反目之后，无论是周恩来还是邓颖超再也不敢提这个事情。
文章表示，林彪与周恩来之间的关系，决非官方所称的，周恩来跟林彪作了不同形式的斗争、对林彪反革命集团作了艰苦的斗争。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前，林与周之间是一种“互相关怀、互相帮助”的关系。
实际上，周恩来对林彪做了大量不合实际的吹捧。周恩来提议接班人要用法律的形式定下来，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举。
此前，周恩来和林彪的真实关系就不断被披露出来。
周恩来脚踩毛泽东和林彪两只船
文革研究专家、美国迪金森大学图书馆研究员宋永毅在《一个被掩盖了的文革周恩来形象》一文中披露了周恩来和林彪的关系。文章称，历史基本的史实是：周是林当副统帅的最热心推荐人和吹捧者。
1966年5月21日，周恩来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吹捧林彪：“对毛泽东思想提得最早，举得最高，发挥最多，用得最活，做得最力。”
在1969年4月14日中共九大上，周继续吹捧林彪，称林彪是毛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周恩来为了突出林彪的接班人地位，还谢绝了毛让周担任中共副主席的提议。
周恩来为吹捧林彪，还篡改历史，把中共南昌暴动中只是一个连长的林彪说成是率领部队和毛泽东会师的领导人，“我说南昌起义的光荣代表应该是林彪同志”。
文章称，林彪事件后，中共搜查毛家湾林彪住宅，搜到许多邓颖超、周恩来和林彪、叶群的合照。不难窥见，从文革开始至林彪倒台，周在林身上下的一直是一种早期政治投资，他在毛、林之间一直“脚踩两只船”。直到毛、林彻底决裂，周恩来估计林彪断无胜利的希望，才在1971年帮毛毁灭了林彪。
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在回忆录中称，周恩来直至1970年11月还向林彪透露毛健康情况不好的机密。
历史资料披露，周恩来是一个极端自私的人，文革期间，周恩来为了自保谁都可以出卖。毛泽东要打倒谁，周恩来就出卖谁。刘少奇、贺龙、彭德怀、陶铸被迫害致死，彭、罗、陆、杨冤案等，周恩来都直接插手。周恩来甚至还亲自批示逮捕自己的干女儿孙维世、亲弟弟周同宇，连跟随他几十年的贴身警卫都出卖。#
揭密：毛泽东为何穿睡衣参加陈毅追悼会？嫁祸林彪
【新唐人2016年07月29日讯】1972年1月6日，71岁的中共大帅陈毅去世。陈毅当时身兼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政协副主席等。当时，毛泽东并无意参加陈毅追悼会。但就在最后一分钟，毛突然决定参加。
根据张戎、乔．哈利戴所着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披露：毛泽东起初本无意出席陈毅的追悼会。然而他〝感到人们的矛头对着他，意识到他必须做姿态来平息这些老干部的怒气。既然他不得不用他们，他就得安抚他们。〞而安抚他们的方法，就是〝藉此向老干部表态，他是好人，迫害他们的是林彪。〞
1971年9月13日夜里两点30分，林彪的专机在土质松软的草原上迫降着陆时起火爆炸，机上9人全部罹难。
毛在不眠中待到14日下午，直到周恩来带来好消息，林彪的飞机坠毁在蒙古草原。这对他是〝最理想的结果〞。毛高兴了，为了庆贺，还喝了一向不沾的茅台酒。
毛的兴奋很快被罩上阴影。十四日当天审讯林立果的朋友江腾蛟，发现了暗杀毛的密谋。这是中共高层第一起暗杀他的企图，对毛的震动之大无以复加。而且参与密谋的人不少，但没有一个出事前出来告发。毛几天几夜睡不着觉，吃多少安眠药也无济于事。他发烧，咳嗽不停，躺下不能呼吸，只好日夜坐在沙发上，坐了3个星期，长了褥疮，心脏也出了问题。
10月8日，他会见埃塞俄比亚（Ethiopia）的海尔．塞拉西皇帝（Haile Selassie）时，只说了寥寥数语，周恩来早早地结束了会见。林彪出逃前一天才见到毛的官员，吃惊地发现毛一个月不到，形容全非。
毛绞尽脑汁地改进本来已严之又严的安全措施。所有负责警卫他的人都得详细报告跟林彪、叶群的关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给毛的书面检讨包括：1970年新年，叶群还让保密员送来3斤竹笋、两只死野鸡。为了表示我对她的谢意，我在70年春回送过叶群20斤橘子。
更大的问题是如何清理军队，林彪的人到处都是。毛无法弄清谁卷入了要刺杀他的密谋，谁是林彪的死党。在号召空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揭发林彪父子的会上，有一位跑到楼顶上高呼反对毛的口号，然后跳楼身亡。
谁来管军队？毛无奈只得起用叶剑英元帅。历史上叶是毛的追随者，因为直言反对文革，被毛打入冷宫，一度囚禁在家，他的好几个孩子和亲戚此时还在监狱中受罪。
地方上，毛不得不重新起用被他打倒的老干部。这些人文革中被整得家破人亡、死去活来，大多数现在〝五七干校〞变相劳改。毛在这些人心中已不再是神了。中央警卫局一位前副局长的话颇有代表性：〝什么毛主席，什么党中央，到这个时候，我什么都不想了，我只想我的孩子。〞
毛很清楚这一点，重新起用的事做得勉强缓慢。这时出了一件事。1972年1月6日，因反对文革而受排挤的陈毅元帅患癌症去世。追悼会定在10日，规定小规模、低规格。连照片多大、花圈多少、参加人数都有限制，会场的取暖火炉也只准生两个。毛泽东无意出席。
尽管报纸上没有公布，但陈的死讯还是传开了。大群老干部聚集在医院外面，要求向遗体告别。人群的情绪不但是悲痛，而且是激愤。毛能感到人们的矛头对着他，意识到他必须做姿态来平息这些老干部的怒气。既然他不得不用他们，他就得安抚他们。
追悼会前，毛身边人看到他焦躁不安，〝一脸阴霾〞，〝板着面孔，没有一句话说〞。追悼会即将开始的最后一刻，他才决定出席。他要藉此向老干部表态，他是好人，迫害他们的是林彪。他对陈毅的遗孀说，林彪〝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这话被广泛传播。报纸上又登出一张毛在追悼会上的照片，毛看上去一副痛苦模样，悲痛欲绝的陈毅夫人双手紧紧挽住他的胳膊。老干部们看了，对毛又泛起了好感。
陈毅追悼会那天天气严寒。毛因为被迫干他不情愿干的事，心头冒火，拒绝穿戴整齐。身边人要给他披上棉大衣，他摆手不要，只在睡衣外罩上一件呢大衣，衣着单薄地在那个冰凉的房间里开追悼会。78岁的他，回去就病了，病势越来越严重。2月12日，他突然休克，心脏停止跳动，一阵紧急抢救后才苏醒过来。
【史海】林彪长女质疑913坠机者头骨非父亲所有
林彪“九一三事件”真相至今是谜。林彪的长女曾质疑事件坠机者相关头颅骨非其父亲所有。图为相关报导图片。（视频截图）
【大纪元2016年09月07日讯】（大纪元记者杨一帆综合报导）林彪“九一三事件”真相至今是谜。林彪的长女曾质疑事件坠机者相关头颅骨非其父亲所有。
据凤凰视频2007年6月21日报导，当年在一线参与处理林彪“九一三事件”的中共驻蒙古大使馆二等秘书孙一仙谈到，林彪的大女儿林晓霖说过，林彪的脑壳是尖的，而公布的林彪头颅骨照片脑壳是平的；林彪的上面门牙是掉了的，头颅骨照片的牙齿是齐全的。她认为这个头颅骨不是林彪的。
孙秘书说，他可以证实，林彪现场照片的确没有门牙，同时分析不可能有人在林彪死后给他的头颅镶牙。
视频报导中，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乌索夫表示，林彪的问题还没有了结，随着一些机密的解禁，会有新的发现，这是中国、俄罗斯乃至西方至今仍关注并等待的。
报导称，也许随着前苏联有关林彪坠机事件档案的公开，温都尔汗坠机之谜，会有真相大白的一天。
关于林彪事件外界一直流传多个版本。
据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东方明题为《一个女知青的克格勃生涯》一书披露， 出生于天津市的女知青傅索安，1968年5月叛逃到苏联，后被培养成克格勃特工。
1971年10月中旬，傅索安参与了苏联处理“九一三事件”。当时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抽调了克格勃的医学专家、痕迹专家、化学专家、摄影专家等组成了调查小组，前往坠机现场调查，查明九名死者中究竟是否有林彪。
傅索安因为曾是狂热的红卫兵，亲眼见到过林彪和他的夫人叶群，并且曾看见林彪的照片、电影等，克格勃决定让她一起去坠机现场辨认遗体。
他们去了后，九具尸体全部被挖了出来，尸体的脸部都已经腐烂。傅索安马上认了长头发的叶群，接着认出了右侧墓穴中的林彪尸体。
苏联方面割下了林彪和叶群的头颅，放在铁锅里煮，消除了全部皮肉及软组织，只剩两个骷髅，然后带走。
但最后确认死者确是林彪，则是一个多月后的事。克格勃收集了大量林彪生前的照片予以研究，进行“头骨鉴定”。在精密仪器下，专家发现有几张照片上林彪头部的右上角有一个伤疤。
苏联专家据此认为，如果从温都尔汗搞回的头骨确是林彪的，那么在相应位置应当找得到受伤的痕迹。经验查，果然发现骨上有受伤痕迹。这样，克格勃便向苏共中央政治局作了“林彪死于‘九．一三事件’”的汇报。
林彪“九一三事件”真相成谜
林彪是中共十大元帅之一，历任中共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文革”中被中共明文确定是毛泽东的接班人。
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的专机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包括林彪、其妻叶群、其子林立果在内的9名乘员全部丧生。之后，林彪被中共定性为“叛党叛国”的敌人。
事件震惊世界。人们不解，明确是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为何还要篡党夺权。林彪事件彻底动摇了中共的根基，事实上宣告了文革的破产。
中共官方关于林彪叛逃的说法遭到外界广泛质疑。现在海内外民间大都认为，林彪案是中共又一大冤案。
毛泽东林彪反目为仇 张春桥林立果谁接班
——毛泽东和林彪的“接班人”的“接班人”之争
毛泽东曾建议自己“钦定”而又为中共党章“法定”的接班人林彪接受张春桥为林彪的接班人。从1967到1970年，在林彪亲自安排、支持下，林立果迅速完成政治上三级跳，俨然成为接班人林彪的当然接班人。这就使得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走入不归之路。文革历史证明，这种“接班人”与“接班人”的“接班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双方水火不容、视如仇敌，就是彼此你死我活、不共戴天。
【阿波罗新闻网 2016-12-11 讯】
作者：宋永毅
文革期间，毛泽东与林彪表面关系密切，实则貌合神离(图源：Getty/VCG)
近年以来，对毛泽东的接班人情结和林彪悲剧的体制和个人因素的研究，都有了逐渐深化的趋势。其中值得注意的一说是：这一事件不仅是“接班人”的悲剧，其因果还涉及到了“接班人”的“接班人”、即隔代接班人的选择和指定问题。已故的中国历史学家高华，在2006年就指出：林彪在“政治上极其幼稚的一面”是在文革中推出他的儿子林立果作为他的接班人，从而犯了毛的大忌。〔1〕最近，清华大学的文革研究学者唐少杰又进一步指出：“毛泽东的‘接班人’情结及其实践表现富有独特之处还在于毛泽东对于‘接班人’所做出的‘隔代指定’，即毛泽东既要选定自己的‘接班人’，又要选定其‘接班人’的‘接班人’。……毛泽东曾建议自己‘钦定’而又为中共党章‘法定’的接班人林彪接受张春桥为林彪的接班人，这就使得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很有可能走入不归之路，更有可能致使文革的高层人事变动成为某种宿命。毛泽东或许从来就没有认真考虑过其‘接班人’与其‘接班人’的‘接班人’之间的关系。文革历史证明，这种‘接班人’与‘接班人’的‘接班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双方水火不容、视如仇敌，就是彼此你死我活、不共戴天。”〔2〕
纵观毛林交恶的源起、发展和激化，这一“接班人”的“接班人”之争无不是这一冲突实质性的焦点所在，尽管在不少场合它常常被浮面的“理论”和“路线”的饰美之词所掩盖。
回归文官体制和选择张春桥为第二代接班人
随着近年来学界对所谓的“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重新审视，出现了一些“翻案”中非此即彼的简单黑白论，即把林彪及其军人集团说成是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其实，当我们反对中共官方无限上纲的“路线斗争”说和“反革命集团”案时，绝不是说林彪等人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就是正确的了。更不应当不恰当地反向制造或拔高林彪作为正确路线代表的种种例证。比如，在林彪军人集团成员邱会作和吴法宪的回忆录中都提出过一种说法：林彪在九大之前支持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报告，主张结束文革，“发展生产，搞好经济建设”，〔3〕为此和毛泽东发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的“斗争”——因为毛支持的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旨在继续革命的九大报告。这一说法其实并不符合史实。事实情况是，因为文人相轻的原因，陈伯达不恰当地撇开张姚，个人执笔应当集体起草的九大报告，又无法及时完成，遭到了毛的指责。而毛泽东其实也同意把陈伯达的意见写入张姚的报告。〔4〕最重要的是：林彪或许在私下同意陈伯达的一些看法，但在公开场合，他作为报告人从来没有表示过任何对张姚报告的反对或哪怕是一小点修改意见。一般说来，衡量任何政治人物的政治路线或主张，必须首先根据他的公众场合的言行和对国家政治活动的影响。即便林在和陈一起的私人场合或许表达过同意陈稿的某些思路，也绝对谈不上是什么和毛泽东的“冲突”和“斗争”，不过是起草过程中的正常磋商。而当林彪最后一字不改地作了毛泽东修改而定的九大报告后，只能充分说明林其实是毛的九大路线的支持者而不是反对派。一个无法漠视的基本的史实是：毛泽东在九大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入党章，同意黄、吴、李、邱进入政治局、并把持军委办事组这样的要害部门，绝不是因为他们反对文革，而是因为他们最积极地支持了他的文革。至于具体的文革怎么进行，尤其涉及到在军队中的深入，在林彪和江青等人之间确实存在着不小的矛盾。但这些也大都是封建王朝中在服从绝对皇权下的文臣和武将集团间的私下互相贬低和攻诽而已。
然而，另外的两件在九大中或九大后在毛林之间发生的事，却绝不应当漠视。第一件是因为在整个九大中央委员、尤其是政治局中军人比例超过一半，毛泽东借外电之口委婉地指出：“什么叫一元化呢？他们说就是军事、官僚体制。按照日本人的话叫体制；按照苏联的话叫做‘军事官僚专政’。他们一看我们名单里头，军人不少，这就叫‘军事’；还有什么‘官僚’，大概就是我呀，恩来呀，康生呀，陈伯达呀这批‘官僚’。……”〔5〕第二件是毛泽东在林彪作为接班人的名字写入党章墨迹未干之际，就向林彪推荐张春桥作为林的“接班人”。据多种文献记载，九大期间毛泽东提名张春桥当大会秘书长，还就第二代接班人问题和林彪谈过话。在谈到“你年纪大了谁来接班”时，毛提到了张春桥的名字。〔6〕因为当时的林彪接班人地位还处于炙手可热之际，他们的谈话并没有深化。但至少透露出毛泽东在未来的国家体制上想回归”文官政治”，即选择文官为国家第一把手的谋略。
1970年4月25日，毛泽东和林彪在苏州见面。这一次毛已经比较正式地向林彪提出由张春桥当林的接班人。据秘书回忆，叶群的记录如下：
毛主席问林彪：“周总理年龄大了，对总理的接班人有什么考虑？”
林彪没有说话。
毛主席又问：“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准备把班交给谁？”
林彪还是没有说话。
毛主席再问：“你看小张（张春桥）怎么样？”
林彪说：“还是要用跟您一块上井冈山的红小鬼。”
关于用“红小鬼”的话，我印象深刻。叶群也对我们说过，林彪给毛主席说“还是要靠红小鬼”。叶群还说：“要筹备四届人大了，主席情绪很好。”
就是这次，毛主席邀请林彪出席九届二中全会，林彪答应了。〔7〕
毛林的上述对话至少透露以下的重要信息：1）毛深知林彪的健康情况极差，很可能熬不到接他班之日。他把林彪写入党章其实是一种过渡性的权宜之计；2）这一过渡的对象是张春桥；3）毛希望林能同意他指定的隔代接班人，并马上开始转移权力。显然，毛林之间在这一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这一分歧导致了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最终分道扬镳。
毛泽东隔代指定张春桥为“接班人”的“接班人”不是没有原因的。在最近出版的《张春桥家书》中，张的长女张维维这样论及毛张关系：
我的感觉是，毛主席应该是把我爸爸当成一个知音的，毛觉得有他在身边，也是很欣慰的。在江阴的时候，爸爸跟我谈起过，毛主席曾经多次跟他个别谈话，了解他个人情况、家庭情况。也跟他谈起过很多“七大”以前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包括红军时期，毛怎么被夺权、开除党籍，三次反围剿怎么打的仗，四次五次反围剿时怎么靠边站。这些现在的电视剧里都演过。而那时，我爸爸这样的干部是不知道的。……他还告诉过我，毛主席好几次跟他说：“帮帮江青，帮他就是帮我。”〔8〕
确实，张春桥是毛发动、指导文革的一个“知音”，尤其是在毛泽东的文革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上，更功不可没。尽管张春桥一直自我定位为毛的“秘书”，其实他也是毛泽东的文革理论体系的创立者之一。毛泽东并不是先有了他的继续革命的理论，才在对照检查中发现刘少奇的问题，进而发动文革打倒得刘少奇的。而是先下决心打倒刘少奇，才制造出了一套文革的理论体系来占领道德制高点的。而一小批极左派的精英理论家，包括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张春桥、戚本禹、王力、关锋、姚文元等，则是这一理论体系的实际构筑者。而张春桥，还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例如，闻名中外的毛泽东有关无产阶级专政下必须继续革命的“理论要点”，就是毛泽东在文革第二年（1967年）才指示这些理论家们总结，而后由王力等人从毛泽东的片言只语中引申和系统化出来的。〔9〕从发动文革的批判《海瑞罢官》，到指导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到“一月革命”的全国夺权的发动，张春桥都是这些文革最主要的指导思想的提出者和纲领性文件的起草者之一。尤其在“王关戚”和陈伯达都因为政治风云的不测一一倒台后，张春桥和姚文元就成了中央层面上文革硕果仅存的毛派理论家。张春桥总是能给毛泽东文革中的种种错失和谵语打上漂亮的意识形态的包装，使它们浮面看去真象高尚的“主义”、深奥的“战略部署”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理论”。例如，林彪事件的爆发明明是毛的文革理论的大破产，而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1975年4月1日）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1975年3月1日）两文，却把它用“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和“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等貌似高深的理论问题加以包装，在似是而非之中为毛解脱困境，并曲意逢迎为：这正“证明了毛主席提出的理论、路线和政策是完全正确的”。〔10〕对此，“毛在审阅他们的文章时，象一个老塾师替学生批改、评点作文那样，在两篇文章的题目上一连画了几个圈，以示欣赏”。〔11〕
九大期间，毛泽东在决定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入党章时，也曾经有过林彪在文革理论上比较弱的顾虑。〔12〕为此，他向林彪提出深知他思想精髓的张春桥为“接班人”的“接班人”，很可能就有这方面的考量。值得一提的是：张春桥大概是文革中所有中央领导人中没有直接为毛泽东批评过的一个。唯一的一次他批评张春桥写的评经验主义的文章（其实为姚文元所写），却主动为张承担责任，说自己没有看出来，“对不起春桥”。以致后来为张写传的学者都惊叹：“这是罕见的态度，甚至让张春桥在接收批评时面有得色。”〔13〕
毛在隔代指定张春桥为“接班人”时，还非常具体地提到张先是当“总理的接班人”。这又和张春桥在文革中表现出来比较强的行政领导能力有关。张春桥不是王洪文式的坐直升飞机到中央的新干部，他是1938年的中共党员。文革前他历任石家庄市政府秘书长兼《石家庄日报》社长、上海《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兼华东局宣传部部长等职，已经是中共省、市级的高级干部。因此，毛泽东曾把资历比张浅的多的姚文元（当时仅为副处级）称为“小将”，而张则为“中将”。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根本任务就是要“让中将不再受压，让小将不再受苦”。〔14〕
文革中张春桥出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一直保持了上海“抓革命、促生产”的经济形势不乱，使上海在文革整个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占据支柱地位。此外，在张春桥的领导下，上海还向全国提供了如“赤脚医生”、“七·二一大学”等种种“斗批改”的具体经验，使上海成为毛的文革理想的非常重要的试验田，这些都深得圣心。为之，毛泽东在周恩来向他反映张春桥的“叛徒问题”时非但不予理睬，相反把举报此事的康生骂成“极左”。同时，他还有意当着周的面称赞张春桥“有才干”。除了同意张担任国务院第二副总理，还亲自提议他出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15〕其实，随着今天张春桥档案材料的陆续公布，人们不难发现一个一目了然的史实：张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被捕过，如何去充当“叛徒”呢？可见这一说法完全出自中共高层的派系权斗的黑幕，即一种出于攫取最高权力的需要而进行的蓄意捏造。但因为这被中共林彪、周恩来、邓小平等派系首领在毛面前一再提及，却给毛造成了张春桥如果成为接班人无法平衡党内各派系的压力，以至他临终之时放弃了张作为接班人。〔16〕但据晚年一直在毛身边的侄儿毛远新回忆：“对于接班人，主席最看重的还是张春桥。认为他有思想、有能力”。〔17〕在1976年“四五事件”后毛泽东下决心再一次打倒了邓小平，首先想到的也是让张春桥当接班人。后因为考虑到张“不孚众望”，才最后选了华国锋。但是毛仍然让毛远新给张春桥传话，“希望张春桥做‘军师’，安心做副手，他让我向张春桥传一句话‘遵义会议后我不就是做了十年的副手吗？’”〔18〕换句话说，在毛看来，张春桥仍然有在将来当第一把手的潜质和希望。
只要粗略地梳理毛泽东和张春桥的关系，便不难理解林彪及其军人集团为何要急于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向张春桥发难：以私下串联，上下煽风、四处点火等方式向毛逼宫，以求公开揪出并打倒张春桥。用林彪之子林立果的话来说：“当前路线斗争就是围绕着对林彪的态度展开的，斗争的焦点是对接班人的认识问题”，“是捍卫林彪副统帅的地位问题”。〔19〕换句话说，这是一场皇太子政治中的储君保卫战，一场宫廷权力斗争。张春桥1917年生，九大和九届二中全会期间不过五十三岁左右，且身体非常健康，深得毛的赏识，已经提出作为林后的接班人人选。选择张当接班人又符合毛泽东在九大以后回归文官体制的治国方略。而林彪1907年生，届时已经六十三岁。最重要的是：林的健康已经非常糟糕，仅此就完全可能接不了毛的班。这样，张春桥对林彪的接班人地位确实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在林彪之子林立果及其“小舰队”撰写的《“571工程”纪要〉里，张春桥也是他们武装政变的首要打击目标之一：“一定要把张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20〕毛泽东对庐山会议上林彪及其军人集团拿张春桥开刀的目的——反对他指定张作为林的隔代接班人一直是心知肚明的，他曾指出：“他们名为反对张春桥，实际是反我。”〔21〕为此，他断然反击，坚决地顶了回去。
当然，关于毛林之争其实是封建王朝中皇太子政治的一种翻版，即最高权力在不规则的传承中产生的变异，是历史研究中的旁观者清的观点，而当事人则常常是不会承认的。身处黑暗的宫廷权斗中心的毛林双方，则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他们自己的真实意图美化，以占领权斗中的道德制高点，既欺骗民众也自我欺骗。毛泽东在林彪出逃后当然把他和林彪之间的的斗争称之为“路线斗争”。无独有偶，今天林彪军人集团的一些成员还在他们的回忆录中把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对张春桥的发难称之为“在原则问题上不可调和的斗争”，是“对中央文革进行了讨伐……。林总带头反对中央文革”云云。〔22〕那么，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有一些什么“原则问题”。第一，是张春桥《宪法》时不同意“（毛泽东思想）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23〕其实，这三个副词是毛泽东自己反对和圈去的，在以前林彪圈阅过的中央文件和九大党章里就已经删去。而林彪从来不亲自阅读这些重要文件，只是每天听秘书“讲文件”。后来，连林的秘书都感叹道：“张春桥在讨论四届人大《宪法》时贬低‘三个副词’，激怒了吴法宪。吴法宪报告林彪，又激怒了林彪。如果林彪知道在这以前《党章》送审稿上的‘三个副词’早被毛主席圈掉了，或许就不会在庐山上讲那一通话？”〔24〕由此可见，违反了“原则问题”的是林彪等人而不是张春桥。第二，林彪等人一再誓言“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对“不设国家主席”一题，毛泽东有过多达六次的指示。且不说毛泽东这一意见的正确与否，但事实上是林彪等人一再违拗了毛的“最高指示”。最后，毛泽东事先确实同意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再一次吹嘘他的“天才论”。但是毛同时也明确地讲过“不要点名”，“不要揪人”〔25〕。而林彪等人则上下串联，推波助澜，刻意要拿张春桥开刀。至于说到“对中央文革进行了讨伐”更不符合事实，因为参与林彪一伙攻击张春桥的陈伯达正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在当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著名学者梁漱溟就在政协开会讨论时坦言：林彪从来没有过任何公开的政治路线，不象刘少奇、彭德怀，都有路线，有公开提出来的为国家大局设想的主张。因而，他不承认毛林之间有“第十次路线斗争”。〔26〕这一看法，应当说是鞭辟入里、一击中鹄的。
“超天才”的少帅梦和毛泽东废储的深层原因
当林彪在1970年4月25日回答毛泽东关于他的接班人问题时，曾转弯抹角地否定了张春桥。他的借口是：“还是要用跟您一块上井冈山的红小鬼”。事实上他手下的军人集团的干将黄、吴、李、邱尽管都是“红小鬼”，但都难以成为第二代接班人。论年纪，黄永胜其实只小了林彪三岁，九大和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已经六十岁，和林是同代人。他们中年纪最轻的是吴法宪，也已经五十六岁，大张春桥三岁。种种迹象表明：林彪并不是没有考虑过他的接班人问题，而他心中的预定的、并开始积极培养的人选是他的儿子林立果。
林立果（1945－1971）是林彪的独子，生于战争年代。文革爆发时，是年仅21岁的北京大学物理系二年级学生。为了对他的保护和培养，他被林彪和叶群禁止参加群众性的学生运动，而被送到上海空四军，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参加了文革。一方面，他被当时的空四军军长江腾蛟等人待为“太子”式的上宾，经常和他交流军内“路线斗争”的秘情。这不仅极大地满足了林立果的政治虚荣心，还使他深入了解了权力斗争的内幕。另一方面，他又在军内的专人陪同下，近距离观察了上海的造反运动，“对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就有些佩服，认为他们不简单，有头脑，会拉队伍……说不定将来会成大事。”〔27〕除此以外，林彪还特意让他参与不少有关军队文革问题的重要决策。例如，让他参与处理军队院校学生冲击国防部的事务，参加起草林彪1967年3月20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等等。〔28〕这些，不仅催发了林立果的政治早熟和早慧，更膨胀了一个年轻的高干子女对高层权力的兴趣和野心。1967年春，在林立果自己的要求下，他被林彪安排参军，到空军工作。仅四个月后，他在空军司令吴法宪的亲自介绍下入党。
从1967到1970年的三年内，在林彪的亲自安排、支持和默许下，林立果迅速地完成了政治上的三级跳，俨然成为“接班人”的当然“接班人”。首先，林彪通过吴法宪选择了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中一批有资历、有才华的中青年干部作为辅佐林立果的“调研小组”。这些人包括了后来成为林立果“小舰队”核心成员的王飞、周宇驰、刘沛丰、何汝珍、刘世英等人。由于文革中的一条政治上成名的捷径是如同张春桥、姚文元那样发表理论文章，引起毛和中央的重视，林立果便在这些人的帮助下，由林彪办公室发稿审定，在《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的显著版面发表了《正确对待两种不同性质的当权派〉（1967年6月25日）、《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7年7月22日）等文章。文章发表后林立果声名鹄起、获得一片赞扬。连林彪也对他说：“老虎会写文章了，不错，进步不小。我以前说过，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一个人，会玩这两杆子，就全面了。”〔29〕其次，在林彪和叶群的授意下，1969年10月17日，林立果被吴法宪任命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这军职对林立果来说不仅是连升八级，从一个参军才两年多的新兵成为副师一级的军官。而是给以他一个可以进一步招兵买马、指挥整个空军的重要平台。空军司令吴法宪就多次公开宣称：“林副主席把林立果派到空军来，是对我们的最大关怀”；“林立果可以指挥空军的一切，调动空军的一切。”不久，空军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都为落实贯彻这“两个一切”发了正式文件。〔30〕由此，林立果很快就把他身边的“调研小组”扩展成了一个由他担任“康曼德”（英文指挥官的译音）的“联合舰队”，其中除了一批空军司令部里的中青年军官，还有不少兵团级的军区空军司令员，正军职的空军副参谋长及军政委，如江腾蛟、鲁珉、王维国、陈励耘、胡萍、顾同舟、梁璞等人。因为有了这些兵团和正军级的空军干部的支持，林立果还开始在各地建立类似的秘密军人组织，如“上海小组”、空四军的“教导队”和广州的“战斗小分队”等等。
然而，凭什么来确立没有任何从军资历和战争经验的林立果的“康曼德”的地位呢？在林彪和叶群的直接参与下，一种给他们的儿子套上“超天才”的神圣光环的造神运动便应运而生了。1970年7月31日，林立果在空军机关二级部以上的领导干部中做了一个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讲用报告。内容分为“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中国一定要强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空军作战方面的几个具体问题”和“调查研究和学习主席思想的方法”五个部分。这一报告是“小舰队”的秀才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精心炮制的，有不少内容更是直接抄自以往空军军事专家战略研究的机密文件，如《空军在未来及反侵略中的使用问题〉。这样，在极端闭塞的文革中自然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于是，吴法宪和王飞、周宇驰、王维国等“小舰队”成员们立刻相机发动了声势浩大的造神运动，林立果被吹捧为“天才、全才、全局之才，智慧超过了年龄，是放了一颗政治卫星”，“立果同志的讲用报告是宝书，是路线篇、灯塔篇、方向篇、战斗篇、育人篇，站到了时代的顶峰！立果同志是非凡的天才、超天才，是栋梁之才、全国之才、世界之才；是杰出的政治家、优秀的军事家、卓越的思想家、天才的理论家、出色的科学家；他的天才刚刚外露，过去书上有神童、才子、圣人，现在这种人就站在我们前面；林立果是世界领袖，将来世界革命有人领。”〔31〕这里所指的“讲用报告”，当然是指林立果在空军机关二级部以上的领导干部会上所做的那个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讲用报告。但是，林立果并没有就此止步，他又在空军五千余人规模的“三代会”上做报告，继而层层播放录音，出版平装本、精装本、烫金本、袖珍本等多种版本，共714，265册，风头一时紧逼《毛主席语录》。
可能是因为望子成龙之心过于急切，林彪竟然毫无顾忌地直接参与了对林立果的造神运动。平时每天只听秘书讲文件四十分钟的林彪，竟然出乎意外地听完了好几个小时的林立果报告的录音，称赞说：“不仅思想像我，连语言也像我”。1970年6月，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来京，林彪接见了他。王当着林彪的面吹捧林立果是天才。林彪听后哈哈大笑。王走后林彪对林立果说：“我说你是天才嘛。王维国都说你是天才，王维国也不简单。”〔32〕林彪还身体力行地为儿子造势。如林立果抓的几个科研项目在北京南苑某国防工厂，深居简出、怕风怕光怕水的林彪欣然前往视察。引人瞩目的是：视察中林彪右边是总参谋长黄永胜，左边竟然就是俨然一副“少帅”架势的林立果！1969年3月，在林彪下决心制造所谓的“杨余傅事件”，打倒当时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时，导火线就是杨在不经意之间得罪了林立果和他的小集团成员。当时，杨成武收到一封揭发林立果的“调研小组”成员玩弄女性，把京西宾馆女服务员肚子搞大的匿名信，便转给林彪建议调查。本来如果林彪不理睬，事情也就走一个官僚形式过去了。不料这被林彪看成是对他的“接班人”林立果的极大的挑衅。林彪竟把信转给被告的对象。经周宇驰等人查对笔迹，认为匿名信是空军政委余立金的秘书单世充所为。于是开始了报复行动。他们抓住在空军工作的杨成武的大女儿杨毅和单世充可能有“暧昧关系”为借口，关押了单世充和他的妻子进行逼供。1968年3月23日晚，杨成武被押送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林彪当面宣读了他的三大罪状，第三条便是：“杨成武把王飞、周宇驰、于新野打成反革命。杨成武你不当代总长了，黄永胜当总长。”〔33〕由此可见，林彪决不允许军内有任何对林立果的地位有威胁的行为，哪怕是不经意的不敬也被视为一种挑战。可以想象，只要还有几年的发展，林立果就不仅会是空军的“太上皇”，恐怕很快会成为全军的“少帅”了。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林彪和叶群要违反中央纪律，让林立果冒充林办工作人员上庐山参加九届二中全会上对张春桥的发难。因为在他们的潜意识里，这恐怕不仅是对林彪的“接班人”保卫战，也是对林立果的“接班人”的“接班人”地位的保卫战。
有人说恋爱中的女人是最愚蠢的，其实权力场中的男人，愚蠢的程度也绝对不惶多让。林彪和叶群对林立果的种种过分的纵容、直接授权以及参与造神等行为，不仅明显触犯了中国历代皇太子政治中皇权和储君关系的大忌，就中共所谓的“党纪国法”而言，也绝对是大逆不道的。中国封建皇权中的国家最高权力的交接，非暴力的主要有世袭和禅让两种，其中以世袭制为其主流的、较为平稳的形式。毛泽东并没有可继承他权位的儿子。他的两个儿子：一个死于朝鲜战争（毛岸英），一个是精神病患者（毛岸青）。这样，封建专制的国家最高权力的传承便失去了一种较为平稳的（当然不是好的）形式。另外，无论毛内心深处是否愿意和甘心，他手中的国家最高权力都只能通过“禅让”的形式传承给他家族以外的人。而在阴差阳错之中，这却使毛占领了所谓的“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的道德制高点。毛泽东时代的最高权力的传承其实是一种以禅让为外形、以封建世袭独有的立储为实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里，最高领袖拥有超出世袭制中皇帝所有的凭个人喜好来立储或罢黜的绝对权力。和一般的封建皇权不同，这一超常的权力常常在“保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千秋万代不变色”的旗号下，不但决定对第一代储君的抉择，还涉猎对第二代接班人的建言和隔代指定。而林彪作为接班人，在自己还远没有登上大宝，又明知毛中意的第二代接班人是张春桥的情况下，做出了种种要把自己一旦登基后的国家最高权力让儿子世袭的架势，实在是一系列的昏招。因为这不仅把他自己（储君）放在毛泽东（最高皇权）的公开对抗的对立面，而且还违反了中共所谓的“任人唯贤”的政策和路线。更何况，这还可能大大触犯了没有儿子接班的毛泽东的内心深处的禁忌。
在中国传统的皇太子政治中，皇帝一般允许储君合法地开衙建府，建立东宫的文臣武将班子，即准备随时接班的第二权力中心。同时，封建王朝中的东宫太子一般还有自己的私人武装。但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之一，就是反对刘少奇的第二权力中心。他当然也不会同意林彪在他眼皮下建立自己的文臣武将班子。作如是观，我们便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对投入林彪阵营的陈伯达恨之入骨，不惜构陷莫须有的罪名，在庐山会议后下狠手打成比刘少奇罪名还要多的“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34〕因为陈伯达的加入标志着林彪的军人集团开始有了重量级的文臣，一个东宫太子府的雏形便跃然欲出了。林彪自己无法建立这第二权力中心，却纵容和帮助林立果建立这样一个潜在的中心。无论是林立果身边的“调研小组”还是后来扩展而成的“联合舰队”；抑或林立果在各地建立“上海小组”、空四军的“教导队”和广州的“战斗小分队”等等，都无一不是紧紧围绕着这位林“少帅”的左臂右膀和私人武装。这里林立果又触犯了毛泽东的又一个更大的禁忌——染指军队、建立“军中之军”的秘密组织。毛泽东为紧紧抓住对军队的控制，文革中连调动一个排的兵力，都必须报请他亲自批准才有效。而林立果却要在军内建立一支相当规模的、只忠于他个人和林氏亲军和私兵，并准备用来搞武装政变，这还不就是篡军（党）夺权的滔天大罪吗？在文革中，毛泽东虽然在实际上也搞任人唯亲，用自己的女儿（李讷）和侄儿（毛远新）来配合他的“战略部署”，并最后默许他们被提升到省军级的职位。但是他都从不为他们配备专门的辅佐班子，更不用说允许他们建立私人武装了。纵容和支持儿子做如此犯忌的事，恐怕在中共建国以来高干中林彪是第一人。
值得一提的还有：在中国封建王朝的政权更迭中，制造个人迷信的造神运动无一不是为篡夺最高权力服务的。毛泽东在文革前夕和初期和林彪唱了一出君臣合作的个人崇拜的双簧戏，也是为了从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手里夺权，建立他个人绝对的神权权威。古往今来，为了证明他们逆行篡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阴谋家们常常借助于“天命”说。如历史上有名的王莽以“禅让”为名篡汉，便事先造足了他“承天命”的舆论。毛泽东多疑寡信，又熟读《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之类的史书，他对于林立果被林彪集团吹捧为“超天才”的终极目的当然是心知肚明的。这同时也使毛对林彪对他搞的天才崇拜彻底地倒了胃口，“超天才”的说法更使毛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林彪在对毛的造神运动里也还仅把毛吹捧为“天才”和“第三个里程碑”，而林的年仅二十多岁的儿子竟要被奉为超越了毛的“超天才”和“第四个里程碑”。这对毛来说都不啻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乃至侮辱，以致毛在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后不久就罕见地进行了批评。《毛泽东年谱》中有如下的记载：
7月31日（1970年）林彪之子林立果在空军干部大会上作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讲用报告”。林彪听录音后说：不仅思想像我的，语言也像我的。吴法宪称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放了一颗政治卫星，是天才”。周宇驰、王飞、陈励耘说这是“第四个里程碑”，林立果“是全才、帅才、超群之才，是第三代接班人”等等。毛泽东得知此事后说：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35〕
林彪显然没有觉察到毛泽东在林立果“讲用报告”后对他的“天才论”的吹捧早已经到了恼羞成怒的地步。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他仍然滥调重弹，用“天才论”作为向张春桥发难的理论武器。在庐山会议上，除了那几条为林彪的进攻选取的论天才的马列语录外，陈伯达还同时编纂了八条林彪关于“天才”的讲话，称为《林副主席指示〉，这些都是以往林彪在文革初期吹捧毛泽东的著名段落，如“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世界最伟大的天才。”〔36〕
可以想象：这八条往日十分赏心悦目的吹捧自己的林语录，在庐山会议上的毛泽东的眼里却显得条条触目惊心起来，因为它们无不是为林立果的“承天命”说铺路的理论基础，而自己则成了被乳臭未干的“超天才”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奠基物。为之，毛泽东勃然大怒，在他反击林、陈的《我的一点意见〉（1970年8月31日）里，原来也是撕破脸皮、点了林彪名的，毛写到：“我是说主要的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陈伯达摘引林彪同志的话多至八条，如获至宝）”。后来，出于对林陈分而治之、各个击破的斗争策略，他才删去了这括号中的关键性的一句。〔37〕
其实，毛泽东对对于林彪的第二代接班人——林立果一直没有放松过警惕。仅就今天陆续公开披露的一些史料来看，便可以证明毛对他是一直进行了监视的。例如，林立果在空军做“讲用报告”后不久，上海张春桥的手下就向中央秘密地提供了报告的文本。〔38〕毛泽东还一直通过他在空军司令部的眼线，掌握林立果极其“小舰队”的动向。〔39〕再如，林立果报告后不久，毛泽东办公室就通知了吴法宪，阻止了林立果“讲用报告”在军内的进一步运作和出版。〔40〕笔者曾经就此事采访过一位当年被打成林立果“小舰队”外围成员的空军干部，他评论说：“毛泽东其实并不怕林彪，因为林的健康情况不可能接班。毛担心的其实是林立果。为了防止林立果接班他也是一定要搞掉林彪的”。〔41〕这一说法还是颇有见地的。儿子害了老子，林立果的“超天才”少帅梦无疑是触发毛泽东下决心罢黜林彪“接班人”地位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流产的政变和有益的历史假设
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是这并不排斥有理有据的研究和分析。在毛林之争的两个第二代接班人，即张春桥和林立果之间，我们亦不妨做一些比较。对于张春桥成为毛的接班人的后果，可能学界的分歧不会太大。比如，可以想象他和江青等毛的忠诚的追随者们将会坚定地执行毛的所谓“继续革命”的“既定方针”。五·七干校、教育革命、知青下乡、样板戏、政治思想领域内的“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等等所谓的文革新生事物很可能会继续下去。毫无疑问，毛泽东所发动的文革造成的种种灾难，还会再很大的程度上延续和发展。唯一有所分歧的可能是：张春桥接班后会不会不搞生产，只搞政治运动呢？其实，根据张在上海担任第一把手近十年的实践，恐怕不会如此。张春桥虽然在文革初期支持工总司的“安亭事件”，搞得上海大乱，但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打倒上海市委，以便他在乱中夺权。在他掌权以后，他还是很现实地搞“抓革命、促生产”的，否则上海在整个文革中的生产技术的发展都无法占据全国首位，毛泽东也不会考虑他作为下一任负责全国经济的总理人选。
对如果林立果成为接班人后的分析，可能会稍微众说纷纭一些。这很大程度上来自如下两个因素。其一是毛泽东在“九·一三事件”后排斥众议，向全国公布了林立果等人起草的准备武装起义的机密笔记《“571工程”纪要〉。毛的原意是想借此定下林彪等人“企图进行反革命政变”的弥天大罪，为自己的“接班人“抉择和整个文革的失败自圆其说。不料这一文件中的一些观点，如把毛比作“当代秦始皇”；把文革比作“绞肉机”；把“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等等，在全国民众中产生了共鸣。历史的逻辑完全向着毛泽东愿望的相反方向走去，这一文件加上林彪事件本身的震撼，竟歪打正着地成了千百万民众开始怀疑毛和文革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于是有些研究者就意图建立这样一个思维逻辑：既然毛是错的，“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42〕，林立果等人便自然地成了解放思想的先知先觉者了。其二，出于同样的线性思维方式，在近年以来民间重审所谓的“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中，出现了真理多跨了一小步后的谬误，把林彪不适当地抬高成了“正确路线”的倾向。
其实，如果我们深入细致地梳理、剖析一下《“571工程”纪要〉的原始文本，便不难发见这一流产了的政变纲领的庐山真面目。《纪要〉开篇，便对为什么要写这一文本的政治大背景做了如下九点提纲挈领的描述：
（1）一场政治危机正在蕴〔酝〕酿，
（2）夺权正在进行。
（3）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
（4）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地和平演变式的政变。
（5）这种政变形式是他们惯用手法
（6）他们“故计〔伎〕重演”。
（7）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
（8）因此，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反之，如果我们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变，一旦他们得逞，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中国革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
（9）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
简言之，林立果一行要搞武装起义是为了保住林彪—林立果的接班人之链。他们已经意识到毛准备废储（“一场政治危机正在蕴〔酝〕酿”），就准备先下手为强，抢班夺权（“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因此，最高皇权是他们的原始动机和根本诉求。一切的一切都是围绕着这一点展开的，权力恶斗和宫廷倾轧才是他们用革命词藻的门面装潢下竭力掩盖的目的和手段。换句话说，如果毛泽东没有“改变接班人”的打算，林立果等人就不会有公开反毛的种种思想和打算，更惶论这份“武装起义”的纪要了。这里，我们就不难看到林立果一行和文革中出于“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大义，公开站出来批判毛泽东的刘文辉、王佩英、张志新、史云峰、官明华、王申酉等先驱者们的根本区别了。
无论是从《纪要〉的上述坦陈，还是从文件下面几个部分中所罗列的种种逼宫、暗杀方法来看，林立果等人都承认：毛泽东的权力斗争方式还是“和平演变式的”，而他们要搞的却是“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用“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因此，“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恐怕是林立果等人的武装起义的直接后果。根据后来披露的材料，林立果在准备暗杀毛泽东时，甚至设想过“进口一个小型原子弹”，从西单直接向中南海发射。〔43〕以林立果的军事常识，他不会不知道一颗原子弹对北京千百万民众造成的生灵涂炭。但是为了自己的登基大业，他竟不惜铤而走险。手段的卑鄙往往出自于卑鄙的目的。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为了一己私利，不惜制造核爆炸的野心家，会给中国老百姓带来任何福祉，而他主持的“武装起义”会开启一条通向民主社会的道路。值得注意还有：《纪要〉中多处提到他们夺取政权的途径之一是“借苏力量（箝）制国内外其他各种力量。暂时核保护伞”来“夺取全国政权”或形成“割据局面”。林立果等人坚信：“我们行动会得到苏联支持”。〔44〕对此，大陆学者柳栋做了这样的述评：
不错，“四人帮”一派得志，中华民族肯定还得承受许多的苦难、绝望、怨愤、血泪（之后的历史也是这样演绎的）。但是从总体上言，相形之下，会比林家父子割据一方，造成南北内战；尤其是引入苏联势力干预中国政局所引发的严重恶果，其程度要减轻不少！……切莫忘了林家父子与“小舰队”所要投奔的是什么国家！那可是“斯大林主义（体制）”和“古拉格群岛”的诞生地！是祸及半个星球、半个人类之浩劫的发源地！那儿会盛开出“宪政民主”“自由平等”“人格尊严”的美丽花朵吗？〔45〕
在人类思想史上，尤其是在文革这样的精神世界极其封闭匮乏的时期，民众的启蒙常常会借助于任何他们还可以接触到思想资源。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这些文本就是正确的“救世良方”了。一个最具反讽意义的例子是：绝大多数的文革异端思潮，都是借助于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来批判毛泽东变异的文革理论。这仅仅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是那个年代他们唯一可以安全地阅读的精神食粮，而绝不是说马列主义真是批判毛主义的最好的思想武器。
分析一个政治人物不仅要看他的宣言，恐怕更多地还是要关注他的实践。我们不妨从思想渊源、组织原则以及个人品质三个方面来进一步剖析一下林立果和他的“小舰队”。论及他们的主要指导思想，其一当然是为林氏世袭王朝造势的“超天才论”。如前所述，林立果被不断升级地吹捧为“超天才”和“第三代接班人”，是“承天命”的未来的“世界领袖”。如广州“战斗小分队”的“1971年5月22日誓词”之一就是：“永远紧跟副部长，革命到底志不移，望敬爱的党，把保卫副部长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决心用鲜血和生命来宣传副部长，捍卫副部长，紧跟副部长，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46〕其二，是代表日本军队的“江田岛精神”，即武士道精神。可见林立果等人的思想体系其实是来自封建王朝的天命论和现代法西斯武士道的精神杂烩。
谈到“小舰队”的组织原则，我们不妨来浏览一下由林立果亲自审定的一些文件和规定。首先，“上海小组”的“入组须知”规定：“二，坚决执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各项命令，尤其是对小组最高领导——林副部长的指示，必须认真领会，句句照办，字字照办；……严守机密。小组的一切均是绝对机密，未经请示和未得到指示时，不得向任何人泄露和了解情况。”其次，林立果筹建的“教导队”的选拔标准有“凡是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的兵，一律不要；凡是高干子弟、和高干有联系的，一律不收”，“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也绝不招收”。无论上海小组、还是其直属武装“教导队”和广州的“战斗小分队”，都不仅进行射击、投弹、刺杀、爆破等战术、技术训练，还要进行登高、巷战、绑架、车祸、擒拿格斗等特种训练。“林立果还规定，‘教导队’不仅是在上海活动，全国哪里需要，就往哪里调”。最后，这些秘密组织都有严格的纪律，特殊的联络密语暗号。平时“不许探亲，不许家属来队，不准恋爱结婚；不准单独活动，至少两个人以上集体活动，晚上上厕所男队员至少两人同往，女队员三人同往；不准打电话，电话有专人管；……”〔47〕从这些组织原则来看，林立果不仅要培养对他个人愚忠愚昧、具有人身依附性质的“死士”，还要建立带有一定程度的恐怖组织色彩的亲军。
最后，对一个政治人物的评判，个人道德品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但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尽管张春桥政治思想上极左，但在和他相同级别的高级干部中，张在生活上却是一直是廉洁自律的，对个人婚姻和感情生活也是严肃认真的。相比较之下，还远没有进入高干层次的林立果却是一个骄著淫逸、道德败坏的纨绔“衙内”。从1968年到1971年，在林彪和叶群的直接支持和参与下，林立果通过军队的组织系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历时三年多的大规模“选美”（“选妃”）。如“九·一三”事件后，就在参与选美的“小舰队”重要成员于新野家里发现有224个名字，2，519张备选的女青年的照片。其中一人竟被上上下下，前后左右被拍了126张照片。林立果还直接参与了这些选美活动，他在上海就亲自看过和面谈过一百十几位备选的女青年，其中的不少还被他用欺骗利诱等手法当场奸污糟蹋了。林立果对政治野心的狂热和对肉欲的追求是互为变态动力的。哪怕在“九·一三事件”他准备外逃前夕，他都让“小舰队”成员把两个他的年轻的“妃子”张X和袁X送到北戴河机场等候他的“使用”。〔48〕当然，林立果深知：这些声色犬马的感官享受都是他的“接班人”的“接班人”的地位给他带来的特权。尽管他还不是正牌的第二代“皇太子”，但他却预支了“皇太子”的种种特权。于是，他对这些特权的优越感越是强烈，失去它们的危机感也就越发不能忍受。为此，他才迫不及待地走上策划暗杀毛泽东的“571”之路。凡此种种，使我们不难预测林立果执政后的畸形的中国政治缩影——一种残酷的法西斯军人体制，一名狂妄自大、荒淫无道的“少年天子”，一个类似北朝鲜的黑暗的世袭王朝。
这里，一个问题会油然而生：林立果的571工程和林彪到底有没有直接关系？对此，学界至今智者见智，仁者见仁。认为没有关系者常常有这样两个的反证。一是如果林彪要搞政变，为什么不直接指挥他手下的黄、吴、李、邱等大将进行，而要把它交给毫无经验的林立果一行？二是林彪是一代战神，如果他要想搞政变，会搞成一场如此幼稚可笑的纸上谈兵吗？在回答上述貌似有力反诘时，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林彪手下的黄、吴、李、邱等人虽然是林的政治上的同党，但毕竟不是“死士”。他们获得的政治地位和特权，并不全部来自林彪，恐怕更多地来自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事业”。如同邱会作在他的回忆录里就坦率地承认的那样：林彪“心里明白，我们是因为林拥护毛主席才拥护他的”。〔49〕可以推测：如果林立果的“小舰队”暗杀毛成功，他们当然会拥戴林彪—林立果黄袍加身。但是要他们跟着林彪揭竿而起，尤其是直接参与对毛的暗杀阴谋，黄、吴、李、邱等人也未必会响应。更何况这些在政坛上混了多年的“将军们”早已经没有了战争年代的破釜沉舟的豪气。
同样，文革中的林彪也早已经不是当年的战神了。正是数十年的战争生涯，使他长期用脑过度，神经一直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压力极大，整夜整夜地失眠。加上因枪伤直接导致的困扰终生的植物神经紊乱症和各种政治运动的折腾，使文革中的林彪无论在身体上和心理上都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病人。根据林办工作人员回忆：“自1968年夏天，林彪的健康情况日差，听‘讲文件’的兴趣骤减。过去是一天听一两次‘讲文件’，减至为几天听一次，有时一个多礼拜才听一次，而且一次只能听一二十分钟”。〔50〕林办秘书张云生这样描述过林彪怎样“从一个军事天才变成了一个滑稽可笑的蠢才”：
1969年紧急战备前后林彪的几次“脑子发热”。一次是1968年初夏，林彪叫林立果搞一种“试验”：把两辆自行车平行地搭在一起，看看在战争打起来，各种车辆被破坏以后，它是否作为部队交通工具的代用品。不用说，这种“试验”很快以失败而告终。第二次是1969年国庆前夕，林彪怕苏联乘我举行国庆大典时对北京实行突然袭击而使附近的水库决堤，因而向周恩来提出连夜将十三陵、官厅、密云等几个大型水库的水全部放掉，幸而被周恩来劝止，才使下游几十个县免遭水淹。第三次是1970年5月，林彪“转车”时发现北京附近部队的高射炮一排排放在阵地上，他怕这些暴露的高射炮阵地被苏联的间谍卫星侦察到了，就叫李文普找高炮部队指挥员“研究”一种“小庙”式的掩体，将阵地罩上。这些幼稚可笑的举措，哪里像当年在战场叱咤风云的林彪？〔51〕
由此可见，文革中沉疴多年的林彪早已经丧失了许多他应当与时俱进的现代军事才能，更何况现代政治暗杀和他以前指挥的大兵团作战是完全不一样。可以想象，即便林彪直接参与策划，也未必一定会比林立果等人高明多少，用这一点来反证林彪没有参与或同意林立果的暗杀计划恐怕是站不住脚的。客观的史实是：在毛林最后决斗的“九·一三事件”前夕，即便林彪想直接搞政变，在他面前还只有一支可怜的武装力量可以动用，那就是林立果的“小舰队”。
迄今为止披露的史料，确实没有表明林彪参与了《“571工程”纪要〉的制定或直接卷入了林立果的暗杀毛的计划。但是，这并不排斥林彪知晓或默许了林立果的计划，并把它作为自己与毛的斗争中的备用项。关于这一可能，中共官方在审查林彪反革命集团案时，曾提供了不少包括“小舰队”成员和林彪女儿林立衡的揭发在内的佐证材料。〔52〕无可置疑的是：在和毛撕破脸皮的最后决斗中，林彪至少是非常被动的，连“小舰队”的不少成员也是非常怯懦的。这样的表现出自于一种心理上和潜意识中的对毛的崇拜和恐惧。这就是“毛神话”的巨大威力，而神话这又恰恰是林自己在文革中殚精竭力地造成的。林彪作为毛主义圣坛的第一祭司，把毛精心塑造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如日中天的神。而当他突然发现自己只有公开反抗这一自己树起来的神祗才能生存时，他已经作茧自缚，甚至都无法转换一下自己的政治角度了。最后，他只能仓皇出逃、折戟沉沙。然而，任何一个突发性的历史事件总是有它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两方面的。“九·一三事件”也同样给毛泽东造成了无法挽回的伤害。因为连一个的第一祭司都要反抗和叛逃的神教，还能维持得住信徒们对它的神的信仰和权威吗？纵观毛林之间为了“接班人”的“接班人”之争的反目为仇的过程，却会蓦然间发见历史在又一次的歪打正着之中，同时动摇和摧毁了毛、林两个文革派系的权力和思想地基－－文化大革命就由此开始了其急陡的下坡路。
注释：
1，高华：《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林彪事件”的再考察〉，载《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6年10月号，第79页。
2，唐少杰：《简论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情结和角色〉，载《文革博物馆通讯（八二六）》，美国电子刊物《华夏文摘增刊》第九九四期，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3，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第206页。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年，第270－271页。丁凯文、司马清扬：《找寻真实的林彪》，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年。第382页。
4，同上。
5，毛泽东：《九大毛泽东主持会议录音记录稿（之六）〉（1969年4月28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1966－1976》，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国研究中心出版，2002－2015年。
6，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88页。史云：《张春桥姚文元实传—自传、日记、供词》，香港：三联书店，2012年，第372－373页。
7，于运深口述、舒云整理：《我给林彪当秘书的最后一年〉，重庆：《昨天》（电子刊物），2015年8月30日，第56期。
8，张春桥：《张春桥家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31页。
9，王力：《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第964、999－1001页。
10，这两篇文章分别刊载于《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第三期和第四期。
11，徐景贤：《文革名人徐景贤最后回忆》，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第258页。
12，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第740页。
13，史云：《张春桥姚文元实传—自传、日记、供词》，香港：三联书店，2012年，第388页。
14，同注〔12〕。
15，《周恩来在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1975年2月1日），转引自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541页。
16，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8年。第187－190页。
17，阎长贵：《江青秘书谈江青：阎长贵访谈录〉，载向继东编：《历史深处有暗角：中国现代名人访谈录》，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81页。
18，阎长贵：《毛远新再谈毛泽东1976年状况〉，载《炎黄春秋》2011年第10期。
19，《林彪反革命别动队头目法西斯分子林立果的主要罪行材料汇集（初稿）〉（1973年4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届五次扩大会议绝密材料，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1966－1976》。
20，《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的通知〉（1971年11月14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1966－1976》，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国研究中心，2015年第三版。
21，毛泽东：《在武昌与华国锋、汪东兴的谈话〉（1971年8月25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1966－1976》。
22，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684、705页。
23，同注〔12〕，第781页。
24，同注〔7〕。
25，同注〔21〕，第793、801页。
26，梁漱溟：《梁漱溟自述》，桂林：漓江出版社，1996年，第384页。
27，张聿温：《你所不知道的那些事儿：林立果“小舰队”兴亡始末》，北京出版社，2014年，第14页。
28，张云生、张丛堃：《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上）》，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年，第110，173－174页。
29，同注〔27〕，第41页。
30，《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上）》，北京：群众出版社，2000年，第99－100页。
31，同注〔27〕，第95－97；103页。
32，同上。
33，杨成武：《杨成武将军自述》，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41页。
34，见《中共中央关于批发《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的通知及附件材料〉，1972年7月2日，中发〔1972〕25号。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1966－1976》。
3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16页。
36，同注〔27〕，第128－129页。
37，同上，第127－128页。
38，同注〔11〕，第232－233页。
39，丁抒：《毛泽东和他的女译电员〉，香港：《开放》杂志，2000年4月号。
40，同注〔27〕，第103页。
41，1976年6月笔者在纽约文革四十周年讨论会上对陈昭的采访。
4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80页。
43，同注〔27〕，第362页。
44，所有这些引语都来自《“571”工程纪要〉。
45，柳栋：《解读“571工程纪要”〉（2015年11月2日），载《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history/xiandai/20151102130162.html
46，同注〔27〕，第204页。
47，同上，第200，202－203页。
48，徐景贤：《十年一梦》，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156－163页。同时参见注〔27〕，第258，264－265，360页。
49，同注〔22〕，第954页。
50，同注〔28〕，第146页。
51，张云生：《打开历史迷宫的一把钥匙—浅谈林彪的病及其对中国当代史的影响〉，载丁凯文主编《重审林彪罪案》，第546－547页。
52，“小舰队”成员李伟信的“笔供”，载《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的通知及附件〉（1972年1月13日）。“小舰队”成员鲁珉的回忆，可见张聂尔《风云“九·一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第302－303页。林立衡的最初揭发，可见其《对九月十三日事件前后的回忆〉（1971年10月），转引自余汝信编《“九·一三”回望：林彪事件史实与辨析》，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第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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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法宪回忆录中的党国要闻：江青训周恩来 林彪训江青
【阿波罗新闻网 2016-11-16 讯】
像所有“污点人物”一样，《吴法宪回忆录》免不了有不少掖掖藏藏之处，但毕竟提供了一些亲历、亲见、亲闻的“三亲”第一手材料，也算这位中将对文革研究作出的有益贡献。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有要犯中，还只有他一人有勇气写自传。本文摘自2010年4月号《北京之春》，作者裴毅然，原题为《吴法宪提供的党国要闻》。
1981年，吴法宪接受特别法庭公开审判(图源：VCG)
回忆录里的“新闻”自然只能是旧闻，但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的《吴法宪回忆录》里的许多内容，对中国草民百姓来说还是前所未知的党和国家的重大新闻。
七千人大会拥毛不拥刘
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大会报告稿中说：三年困难时期七分人祸三分天灾，工作中出现急躁情绪，人民公社搞早了搞急了。毛泽东阅后召集中委扩大会议，印发刘的报告稿，要大家看看能不能用。见很少有人提出异议，毛只能自己出来说：“从1961年11月份以来，我们连续召开了两个会议，前面开了一个人大，这次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在人大的报告中，说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一片光明。这次七千人的大会，却完全相反，来一个一片黑暗，没有前途。这样我们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呢？这个稿子只看到一点现象，没有分析，不能成立，不能用，要研究，要重写一个。”毛的表态震动了高干，纷纷转向，“完全同意”毛意见，形势当然“一片大好”。吴法宪说：“这就当场给刘少奇一个下不了台，因为原来的稿子是刘少奇主持起草的。他只好来了一个不吭声，一句话也没说。”可见，在毛那里，形势判断并非需要来自客观事实，仅仅只是中共自己的主观判断，故而才会不顾已经饿死四千万人仍然力挺“一片大好”。
刘少奇不服，尽管修改稿中删去“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大会发言中仍引湖南农民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还说“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公开顶毛，因此深深得罪于毛，使毛看到刘已不听话。
吴法宪挖出“七千人大会”之所以拥毛不拥刘的深层根源：“像信阳这样饿死很多人的地方，在全国应该还有不少。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对此有责任还是没有责任的，大家都有一肚子的意见。但是，对着谁出气呢？对县委书记、省委书记、党中央、毛泽东？谁敢呀！另外，到会的许多人，他们自己就是当事人、责任者。甚至可以说，参加‘七千人大会’的绝大多数人，都在响应毛泽东‘大跃进’的号召下，不同程度地说过一些错误、办过一些错事。因此，一旦反映了客观实际情况，就会反到自己头上。真要这样，乌纱帽就戴不成了。再者，彭德怀在庐山被撤职被批判，被定为‘反党集团’，这记忆犹新的前车之鉴，使得许多人心里有疑虑，想讲又不敢讲。有的刚讲了一个开头，就坚决要求不登简报。实际上，在这样的会议上是发扬不了民主革命。”
吴在回忆录中多处认错道歉。如武汉“七·二〇”事件后，中央文革开会面对面批判陈再道、钟汉华，中将吴法宪出于“无产阶级革命义愤”打了上将陈再道一记耳光，真正的以下犯上。吴还检讨了自己“错误地批判朱德委员长与李先念副总理”。
林彪吐实话空投井冈山
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捧毛发言，保驾有功，但林彪私下承认说了违心话：“我这样讲是出于无奈。不这样讲，毛主席的威信受到影响，整个局势就不好维持了。”但毛对林彪讲话十分感奋，批示说：“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看了会使人大为高兴，要发给大家学习。”文革爆发后，尽管林彪地位日隆，但“林彪对于‘文革’的态度是越来越消极。”实在令人感叹其先见之明。
文革初期几十万红卫兵涌上“革命圣地”井冈山，山上很快断粮，上山学生们竟有饿死。周恩来动员赣鄂闽浙粤等大城市蒸馒头做点心，再由空军飞机空投。“我们前后一共向井冈山空投了半个多月的食品，才使大多数的学生们免于饿死。不过，最后还是饿死了极少数的几个人，还有因为饥饿一下吃多了，撑死的也有。这样的现象不仅仅局限于井冈山一地，在韶山等其它的‘革命圣地’，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
吴法宪认为毛搞红卫兵大检阅有心理享受的原因：“像这样面对面接受红卫兵的顶礼膜拜，毛泽东自己可能也觉得是一种心理上的享受。”然而，数百万人拥京，交通、住宿、粮食全线告急，周恩来实在没办法，只得向毛请求限制进京人数。毛不满意：“现在才接见了六、七百万，少了，要再加一倍，还要保吃保住保行。”毛高高在上发指示，只考虑政治不考虑经济，不管衣食住行这些麻烦事儿，才会有如此“无产阶级领袖的大气魄”。八次大接见后，幸亏73岁的毛自己吃不消，终于说了一句“不能再见了”，下面才敢发通知阻止学生进京。吴感叹：“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不知道花了多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不知道给国家、社会和有关地区的政府、人民带来了多么大的负担。幸亏是毛泽东最后自己受不了了，如果当时真的是像他说的那样，接见人数再增加一倍的话，情况不知会糟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其实，毛搞大接见还有一层未被揭示的政治因素：向刘邓等党内反对派显示政治实力——我在中央高层可能不占“多数”，但在人民群众中却是绝对“多数”。
江青训恩来林彪训江青
江青、叶群两大夫人参政——出席中常会与中央文革碰头会，全是毛的安排授意。
江青训周恩来一节，其它资料都是旁听旁闻，吴可是亲历者，描绘尤为精细，相信会令很多“周迷”大吃一惊。江青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对周大发雷霆：“你周恩来，不是我们中央文革保你，你早就被打倒了。老娘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对你没有什么可怕的。你周恩来比我的强的，只是组织才能，这点我佩服。但是你掌握原则、大政方针是不行的。”周勉强说：“江青同志，你比我强，我得向你学习。”江青则说：“我们两个配合起来处理问题，就是完人了。”会场一片寂静，只有康生出来敲边鼓：“希望周恩来同志多尊重江青同志的意见，你们两个人密切合作，就成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领导核心，可以为毛主席多出主意，江青同志领会毛主席的意图是很快的。”周只好点头称是。“以后江青越来越嚣张，而周恩来对江青，唯唯诺诺不敢犯颜……陈伯达只是中央文革小组一个有名无实的组长，只有江青才说了算。江青上能通天，下能命令周恩来，除了康生以外，其他人都不在她的眼里。”
还有1967年2月20日，林彪为保护萧华痛斥江青一节，其它资料说得都很粗略，吴法宪详叙头尾，音容宛然，包括吓坏了的叶群哭抱林彪，强阻他拉江青去见毛。吴的分析也甚到位：“这次林彪与江青大闹，撕开的裂痕是很深的，可以说是种下了分裂的种子。林彪对江青是不满的，但是又怕得罪了毛主席，不敢过分谴责。”林江矛盾由此一直延续到“九·一三”事件。当时中央高层敢于当面斥责江青，除了毛，就只有林了。
王关戚倒台专案组庞大
王关戚倒台一直语焉不详，吴一一交待原因。本来，毛还想保一下戚，毛十分器重戚本禹，说过“我写了那本《新民主主义论》，这本《文化大革命论》要由你来写了。”江青也经常带着戚进进出出，戚的锋头一时超过张春桥、姚文元。戚因此有点飘起来，送了一套《红楼梦》给李讷，引起江青警觉，便对毛说戚改造不了，要把他拿掉，毛同意了。1967年底，逮捕戚时，戚根本没想到：“为什么要铐我？我究竟犯了什么罪？什么都没有对我宣布就把我铐起来，这是哪一条法律呀？！”他这时才想到求助法律。戚对江青还抱幻想，临上车前，连叫三声：“姚文元，请代我问江青同志好！”
“九·一三”以前，共成立14个中央专案组，成员多为抽调的军师级干部，约500多人。周恩来半个月召开一次专案组全体大会，4、500人全部到会，从晚上八九点开到第二天拂晓，真到累得不行了才散会。吴法宪认为将彭德怀冤案的责任算到黄永胜头上是不公正的：“彭德怀的问题应该由毛泽东来负全部或主要责任，算到黄永胜的头上是不公正和不公平的。黄永胜对彭德怀的问题是没有决定权的。……为什么只算没有决定权的黄永胜的账，而不算有决定权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账呢？”“不能说牵连到我们的都是‘反革命犯罪’，牵连到毛主席的就都是‘失误’，牵连到周恩来的就都是‘违心的’。”
14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康生、陶铸、王任重、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刘志坚、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尹达、谢镗忠，“九·一三”后，只剩下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其他都被“拿掉”了。自然文革结束后，一个都没有“挺住”。
捧毛副词首创者不是林彪是小平
第一次读到“二月逆流”谭震林讲话的全版本，尤其是最点睛“三不该”——“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了三次。哭都没地方哭，想来想去，自己不该那么早参加革命，不该活到65岁，不该跟着毛主席。”不久，毛当面挖苦谭震林：“你说你不该那么早入党，不该活到65岁，不该跟着我革命，那你可以退党嘛！可以不革命嘛！可以不跟我嘛！至于你该不该活65岁，那怎么办哪，你已经活了嘛。”此后，毛一直忌恨谭，既不让谭家党支部停止对谭的“内部批斗”，其它四帅二副总理都得到“解放”，也不让谭出席八届十二中全会。
“二月逆流”发生后，毛怕老帅受批判后有异动，派人去西山监视徐、叶、聂三帅，生怕他们搞军变。幸亏“卧底”空军副司令王秉璋两个报告都说老帅受批判后有转变，一致认为文革搞得好，“对反修防修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起到很大作用，这才解除毛对三帅的怀疑。而停止老帅家中的党支部批判，居然是林彪的建议。林向毛建议：“这种办法不宜多搞，会把老帅们的身体搞坏。”不过，从1967年2月开始批起，一起批到1969年4月结束，四帅三副总理还是被整整批了两年多。
九大时闹得轰轰烈烈捧毛的“三个副词”——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扞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首创者原来不是林彪而是邓小平！
徐海东请毛交班许世友揭发“伍豪”
《吴法宪回忆录》中还抖出一些大陆人民从未与闻的“旧闻”。1959年，徐海东大将给毛写信：“毛主席年岁大了，应该交班了，应该交给刘少奇。”毛接信后从此不理徐，徐只得“长期休养”。
吴法宪说向中央呈递“伍豪”材料的原来是许世友。杨成武与吴法宪当时就明白江青搞“两条路线斗争史提纲”，只写毛林江，目的是为自己日后掌权作铺垫。吴还转述林彪语：“在延安，是江青追毛主席。她通过康生，想尽一切办法接近毛主席，经常是毛主席一边写文章，她就在一边打毛衣，一打就是一天。她是拼死拼活去追毛主席，以后才结了婚。”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115师打响平型关战斗。但在此前，115师参谋长周昆奉命赴洛阳国民政府第一战区，领取115师的第一笔军饷三万银元。周昆见利忘义，携款逃跑，贪为己有。从此隐名埋姓，不知去向。吴法宪说“至今下落不明”。1950年代就有厦门一高炮师长逃到台湾并升了官；1965年10月出现首次“跑飞机”事件——南京空八师飞行员李显斌驾驶一架轰-5型飞机逃台；九大甚至出现非党员代表；“九·一三”后，尽管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积极配合周恩来处理善后，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且对林彪进行揭发批判，但不仅仍打为林彪死党，且全体空军海军都被怀疑，每个机场、港口均进驻一个陆军营。后来，军以上高干因“九·一三”被立案审查的达800多人，全军牵连受审查达几十万。大渡河十七勇士之一的空军副司令曾国华中将，在“学习班”里被整死。
伴君犹如伴虎总理看风使舵
1970年九届二中庐山会议上，吴听毛说与陈伯达“30年没有很好地合作”，心里反驳道：“既然是这样，那为什么要反陈伯达一直留在身边，而且一直提到中央常委，成为党内第四号人物呢？这是怎么共事的呢？一有了意见，就算总账老账，一得罪就得罪到底，把人打入十八层地狱。对彭德怀、刘少奇都是如此。真是伴君如伴虎，让人心寒哪！”
毛泽东批陈的真实用意是他对林彪说的一段话：“陈伯达在全党全国的威信太高了，这次庐山会议要把他拿下来。”吴当时就腹诽：“‘陈伯达威信太高了，所以要把他拿下来。’这是什么理由嘛！其实陈伯达的威信一点都不高，在中央文革里，他就像个受气的‘小媳妇’，康生、江青都是随便骂他讽刺他。”不过，庐山会议前期，江青派受到林彪派猛攻，1970年8月25日上午，江青带着张春桥、姚文元事先未经联系求见毛，毛不见江青：“你走。”但单独见了张、姚，两人抱着毛的大腿痛哭，把毛的裤子都弄湿了。“这个张春桥真有办法，到毛主席那里去一哭，就把毛主席哭过来了。”这才有毛扭转乾坤的《我的一点意见》，明确保江抑林。
庐山会议翻船后，吴法宪“深深后悔自己不该到中央来，如果我仍然在空军工作的话也不会有如此的遭遇。我想还是林彪说得对，我们这些‘邱八’不懂政治，斗不过他们。”李作鹏在下山回京的飞机上也说：“我们这些人太不适应中央的政治生活了。”因此，尽管九大以后周外出均由康生代理周主持中央工作，称为“康代总理”，但两人私人关系一直不甚亲热。这次庐山会议后，周恩来与康生同机下山，十分热络，吴当时便想：“周总理很值得我们学习，善于‘看风使舵。”
庐山会议后，毛读了邱会作的检讨，对邱说：“邱会作，你的字写得很好嘛。我死了以后你可以当主席。”邱赶紧站起来：“毛主席万寿无疆！”
庐山会议后，林彪手下“五虎将”被批，林彪顶住压力就是不检讨，但“我应当实事求是地说明，从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我没有听到林彪说过一句对毛主席不满的话。林彪的思想上是不是有一个禁区，或者是有什么其它想法，我就不知道了。”
毛崇拜瓦解还是人间好
1981年，吴保外就医于济南，这才读到1971年8月毛泽东南巡与各省党政军领导的讲话，“当我在事情发生十余年后，看到他这些谈话时，心情很不平静。几十年来，毛主席在我心目中，一直都是一个光辉形象。我始终认为，毛主席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我对毛主席是取最崇敬的。把毛主席看作了真理正义的化身。遇到任何问题，都要想是不是忠于毛主席。但是看了这样的一个讲话，毛主席在我心中的形象，真的是瓦解了。用一句话来说：毛主席言行不一。……毛泽东经常亲自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他自己有意见当面不讲，或者是只讲好听的，却跑到下面去煽风点火，还一再对我们封锁消息，不准参加谈话的人把这些情况告诉我们。他有意见可以摆到桌面来谈嘛！他自己老是说’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但是他自己这样做是光明正大吗？”
吴还说张春桥原很有希望成为接班的人选，毛泽东曾向林彪表露过此意。但一下子将张手下的王洪文提起来，当了中央副主席，排位第三，“王洪文和张春桥在许多方面是无法比的。”吴表示非常不理解。四人帮倒台后，“我当时也存在很大的幻想，我总认为叶帅、汪东兴他们对黄吴李邱都是了解的，我们的问题很有可能得到解决。”不料，反而由隔离审查转为正式逮捕，进了秦城监狱。“我从15岁起参加革命，跟着共产党、毛泽东，几十年的枪林弹雨、拼命工作，什么样的危险都遇到过，什么样的后果都想到过，也随时准备为党的事业而献身。但是唯独没有想过，要为党的事业这样’献身‘，要坐共产党自己的大牢，要做一个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大坏蛋，忍受一切屈辱，受到这样的折磨。”这位空军司令保外就医后，需要生活自理，居然不会烧水，分不清人民币一块二块！看来确实是“一心一意于工作”了。
“九·一三”事件后，空军司令部气象部副部长不相信林会叛逃，公开说：“这是不可能的。”任由空军司令吴法宪等人找他谈话，仍不相信。
刚被隔离时，吴法宪的生活待遇是每年大约7、800元用他自己的工资，月均60元以上，差不多是一个中层干部的月薪，很可以了。
回忆录最后部分针对“判决书”逐条驳斥，自己为自己平反，至少可供文革史家聊备查考。吴说了大实话：“当时的一些问题，并不是本身不清楚，而是出于利害关系和实际需要不想说清楚，或者不允许别人说清楚。”
吴还提供了一则统计资料：文革中全国共有73万人遭到迫害，其中34800人被整死，平均每省27071人受迫害，1242被整死。显然这是一个大大缩水的数据。
吴完全同意改革开放，“通过比较，我认为这才应该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我从内心里拥护我们党改革开放的根本国策。”
吴的结束语是：“我衷心地希望这样的日子不再有、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不再经历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过的痛苦与磨难。”“因为在几十年的党内残酷斗争过程中，很难找出几个没有整过别人的党内干部。”吴晚年常常教导子女：“高处不胜寒，还是人间好！”其实，吴这个空军司令，不过是个运输大队长兼江青的“飞机人质”。江每次乘机一定要吴陪同，即要吴对她的飞行安全绝对负责。
阅读《吴法宪回忆录》，对关心国事与历史的中老年读者来说，可顺路看到中共高层当年如何开会，如何明争暗斗，尤其如何于一词一语上伏藏杀机，暗度陈仓，具体过招。
像所有“污点人物”一样，《吴法宪回忆录》免不了有不少掖掖藏藏之处，但毕竟提供了一些亲历、亲见、亲闻的“三亲”第一手材料，也算这位中将对文革研究作出的有益贡献。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有要犯中，还只有他一人有勇气写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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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总参谋长在狱中：精神错乱裤子套头随地大小便
——狱中黄永胜：精神错乱裤子套头随地大小便
【阿波罗新闻网 2016-11-27 讯】
有中共体制内医生回忆录披露：遭关押的黄永胜患有慢性肝炎、肝硬化，需要长期服药治疗。1974年11月的一天晚上，黄永胜吃完两个鸡蛋，表现有些烦躁，值班员问他“有什么事吗”？他只说：“在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第二天早晨，黄永胜行为异常，把裤子套在头上，随地便溺，精神错乱，沉默寡言。值班人员认为是他故意做出的。
1981年1月25日，黄永胜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8年（图源：VCG）
2014年10月《军休之友》刊登署名李银山的文章《九一三事件后 我为黄吴李邱保健》。
该文回忆，1971年，作者李银山当时35岁，任北京卫戍区警卫三师师医院一所所长。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按组织安排，成为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保健工作组组长。这次特殊的任务历时五年三个月零六天，成为他职业生涯中一段永远难忘的日子。
文章说，1971年9月23日，师政委陈宪达让李银山到卫戍区执行个任务，并安排车送将他到卫戍区门口。
车行驶进卫戍区大院，刚一下车，李银山就被径直带到地下室宿舍，并被反锁在屋里。这让他非常紧张。
当晚23时50分，听到外边敲门，李银山心跳加快，眼睛盯着墙上的挂钟，一动不动。接着，第二遍敲门声响起，同时有人叫：“三师医院李银山所长。”李银山答应着开了门。
来人说：“首长有事叫你去，跟我走吧。”于是李银山跟随他来到三楼首长办公室。一进门，见并排坐的两位分别是卫戍区吴忠辉副政委、邱巍高副司令。李银山行过军礼，应首长要求坐下来。李银山注意到邱副司令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尽管这丝笑很快就消失了，李银山的精神还是从高度紧张状态稍微放松了些。李银山想他一定是认出了自己，因为李银山曾经给他做过保健医师，在河北滦南县四清时，还给他当过两次临时警卫员。这时，邱副司令叫外面的李秘书进来打开保险柜，取出文件启封后递给首长，然后又叫李秘书到屋外并关上门。邱副司令对李银山说：“经过中共中央批准，出于工作需要，同意给你传达一份文件。”
当读到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叛国出逃飞机坠毁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机上九人全部摔死时，李银山着实吃了一惊。后来，才知道这就是中共历史上重要的九一三事件，因那份文件编号是57号，就简称中央57号文件。这时，吴副政委插话说：“知道你没有思想准备，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是中央一份绝密文件，现在只有大军区司令员和三师师长、政委知道。”然后又非常严肃地说：“要是泄密就杀头。”读完后，邱副司令叫外屋的李秘书进来，把文件重新封好收入保险柜，之后又送李银山回原来的地下室宿舍，门还是从外边锁上。
重新回到宿舍，李银山的精神已不再那么紧张，转念一想，叫他来肯定不是仅仅看文件，那么需要他做些什么？他又能做些什么呢？
第二天早饭后，有人把李银山从地下室宿舍带到司令部会议室，邱副司令交代任务说，要李银山专门负责黄、吴、李、邱的保健工作并兼任组长。纸笔放在桌上，给李银山一天时间考虑。直到下午4时，桌上的纸笔均未动过。这时邱副司令进来，第一句话就问“想好没有”？李银山回答：“想好了，坚决服从命令，保证完成任务。”首长说：“如果没问题那就下楼，门口有车送你到东风小学下车，步行走军营南大门，直接去看守组，由张师长直接领导。”
到看守组后，李银山第一时间了解了黄、吴、李、邱四人的健康情况、既往病史、慢性病的治疗和所服用的药物等，调用了有关人员住院检查、诊断、治疗病历，为其分别建立了病历档案。
看守组包括李银山在内一共六个人，要求24小时食宿在一起，一日三餐都由师部食堂供应，不准一个人单独出去，不准回家，不准回工作单位。同时要求工作务必细心认真，要有高度责任感，有事要及时请示汇报。
当时邱会作在师部看守所，由李银山一日两次测体温、量血压、询问大小便情况。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则分别关押在各团看守所，由各团专职医生负责日常保健和健康监测。
刚到师部不久，邱会作发高烧，体温达到40度，头痛、咳嗽、胸闷，精神萎靡不振。李银山亲自给他采血化验，做心电图检查，并向中央专案组汇报病情，请求会诊。上级专案组回答是：“要活口供，全力救治，没有合适人选参与会诊。”此时李银山不仅思想压力大，责任压力更大。事已至此，李银山就凭借当时有限的检验结果，结合多年下的诊疗经验，按肺部感染确定了治疗方案，输液、打针，加口服药都是自己操作。
在看守组里，所用治疗药品都是从中南海专案组领取，在原药品包装上加有密封条，密封条有破损禁用，启封要两个人同时在场，给患者用药也要两个人核对，药名、剂量、时间都有详细登记。
在邱会作病重期间，李银山一直守候在他身边，连大小便都是李银山帮他，并做好记录。基于李银山对患者病情的准确判断和正确施治，再加上精心护理，邱会作的病情很快得到控制，体温逐渐下降到正常范围。五天后，临床症状基本消失，李银山也深深出了一口气。
看守组前四周的工作比较紧张，一次张师长传达上级指示，要求看守组百倍提高警惕，如有人车强行闯进看守大门，就开枪射击，看守人员两人一组，每四小时轮换一次。白天邱会作一个人写检查或看书、看报。看守人员会记录他每顿饭的饭量，上厕所的次数以及晚上睡觉时间、睡姿和翻身次数等。
在中央57号文件传达前中央专案组经常来审问，还先后三次到北京航空学院提审。当邱会作第一次接到提审通知时，对看守人员说：“我找医生，身体不适，心慌、胸闷、肩痛抬不起胳膊。”李银山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即刻给他做了心电图检查。做完后李银山说心电图正常。他说：“我也懂心电图，给我看看。”李银山顺手把心电图递给他，他倒拿着手里的心电图看了一分钟，说：“我看还有点问题。”李银山说：“倒看有问题，正看没问题。”李银山把心电图肢体导联，加压肢体导联，胸前导联都标得很清楚，并把做心电图的年月日时分写好，结论心电图正常。
三辆吉普车停在看守组门口，按原计划时间准时出发，张师长在前带车领路，李银山在中间车上，后边车是持枪安全保卫，三车间距离要求50米。当时从师部到北航路上行驶时间约一小时。中间车上，除司机外，前排副驾驶位置坐的是作训科参谋，手持冲锋枪，后排坐三个人，左边的是作训科科长，中间是邱会作，右边是李银山。到达目的地后，张师长带邱会作到中央专案组审讯室，其余人员则到旁边休息室等候。审讯完毕，李银山等一行人又由原路返回。
1971年10月20日后，中共中央57号文件自上而下传达。对李银山等人工作的要求也有一些变化，要求以看守组工作为主，有事随叫随到，白天可以回单位做日常工作，晚上可以回家。
在团看守所的黄永胜，患慢性肝炎、肝硬化，长期服药治疗。1974年11月的一天晚上，黄永胜吃了两个鸡蛋，夜间表现有些烦躁，值班员问他“有什么事吗”？他只说：“在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第二天早晨，黄永胜行为异常，把裤子套在头上，随地便溺，精神错乱，沉默寡言。值班人员认为是他故意做出的。李银山了解情况后，马上到团看守所，了解病情，检查病人，根据头天晚上吃两个鸡蛋，有重度肝病史，患者所出现的症状进行性加重等现象，初步诊断为“肝昏迷”，并据此进行了初步的治疗，同时向中央专案组及时做了汇报。后来，送黄永胜到医院做血氨检查，测得数值高于正常值四倍，数据验证了李银山的判断。中央专案组对李银山第一时间作出肝昏迷的正确判断给予了充分肯定。
到看守组工作以来，张师长每年除夕下午都要带李银山从位于顺义的师部去各团巡视座谈，听取意见和要求。有一次到某团看守组，师长一进门就坐下了，李银山站在师长的后边，吴法宪站起来顺手把他身边的一把椅子搬起，向李银山这边走来，李银山随即迎上去接过椅子。经过几年的相处，看守组和黄、吴、李、邱已不像刚开始那样拘谨。
1976年12月30日下午，接到中央专案组通知，黄、吴、李、邱晚8时入狱。
晚饭后邱会作把自己所有东西收拾好。晚7点，三辆吉普车晚8点30分按时到达秦城监狱。
下车后，已有工作人员在门口等候。随行工作人员给他提着东西，通过约有一百米长的走廊进入狱室。狱室大约八平方米，在两米多高处有一个带铁护栏的窗户，室内有一张约40公分高的单人平板床和一张小桌子。随行工作人员把邱会作的个人东西放下，与狱中管理人员进行物品交接。
物品清点登记完毕，双方签字后，监狱工作人员宣布了要严格遵守狱中各项规定的具体内容，并抽出他的裤腰带，收走他的香烟。这时，他开口说：“能把香烟给我吗？”工作人员严肃地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之后，邱会作坐在床边没再吭声。在李银山转身起步要离开的瞬间，他站了起来，点头向李银山示意，李银山也向他摆了摆手。
至此，李银山为期五年三个月零六天的保健任务划上了句号。
中共本质上就是“互相倾轧的绞肉机”
中共自建党以来，内斗不断，你死我活。阿波罗网曾在“从中共十大元帅临终言看中共惨烈内斗”一文中做了详细报道。
由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所写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以下简称为《纪要》），把中共称为“互相倾轧的绞肉机”。
《纪要》指出，中共“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将整个中国置于封建专制独裁之下，中共是一个“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一名中共元老以“雪老”曾化名在海外网站披露中共体制和内斗黑幕。这位元老表示，中共的权力中心就是一架绞肉机，今天绞别人，明天自己就被推进去了。毛泽东的亲信林彪最终也难逃这样的下场。
这位元老表示，自从林彪帮毛泽东整肃了彭德怀后，再过十二年，林彪自己也倒霉了，下场更惨，尸骨无存。中国人形容下场最惨的有两句话，一句是“死无葬身之地”，二是“家破人亡、断子绝孙”，这两条，林彪全占了。一家三口，死在异国他乡，尸骨不全，惨绝人寰。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于飞 来源：阿波罗网于飞报道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林彪秘书：黄永胜走到哪里女人搞到哪里 带姘头伴舞伴宿
1958年中共开军委扩大会议时，吴欣峰是林彪当时的唯一秘书。《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刊发他的文章《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真相》写到，当时有人揭发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乱搞男女关系，竟然把女姘头带到住所，伴舞伴宿。林彪袒护黄永胜称，不足为怪，看人要看大节！装甲兵副司令员聂鹤亭称，林彪这个人心术不正，功劳都记在他名下，缺点错误都是别人的，而且他找二毛子姑娘结婚遭到林彪不公对待。
【阿波罗新闻网 2016-08-28 讯】
黄永胜（图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1958年中共开军委扩大会议时，吴欣峰是林彪当时的唯一秘书。《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刊发他的文章《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真相》写到，当时有人揭发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乱搞男女关系，竟然把女姘头带到住所，伴舞伴宿。林彪袒护黄永胜称，不足为怪，看人要看大节！装甲兵副司令员聂鹤亭称，林彪这个人心术不正，功劳都记在他名下，缺点错误都是别人的，而且他找二毛子姑娘结婚遭到林彪不公对待。
文章说，1958年中共开军委扩大会议时，会上出现大字报，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有人揭发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乱搞男女关系，道德败坏，带有一贯性，“走到哪里搞到哪里”。这次参加中共军委会议，竟然把女姘头带到中共军委扩大会议人员住所，伴舞伴宿。会议《简报》说，黄永胜工作上平庸，思想上暮气很重，但搞女人可有一手。
黄永胜是林彪的湖北老乡、老部下。吴欣峰把黄永胜将女姘头带到会议住所的事向林彪汇报后，林彪听了，有点不耐烦地说：“那是小节，不足为怪，看人要看大节！……”叶群在一旁插嘴说：“黄永胜为人聪明，他老婆项慧芳太老实！……”！
总后勤部系统的与会人员，对总后副部长邱会作中将意见很多，说他作风不好，有男女关系问题，说“他是满头青丝，花花肠子……”。
文章透露，装甲兵副司令员聂鹤亭中将，在发言中对林彪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表示不满。他表示，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我和林彪在一个连队。那时，连队分大排、小排，我是大排排长，林彪是小排排长。连长不在我可以代替连长。
聂鹤亭中将在发言中说，林彪这个人心术不正，在东北时，他只管作战，整天在房子里，麻烦的事都推给别人。军队工作有罗政委和谭、刘，地方工作有高、陈等。但功劳都记在他名下，缺点错误都是别人的。
聂鹤亭中将在发言中还说，他老婆叶群整天不工作，拨弄是非，和二毛子男女混在一起……当时在哈尔滨，我们有些高级干部找二毛子姑娘结婚（所谓二毛子，是中俄男女结婚生的子女），我也找了一个，却遭到林彪的不公正处理，我至今有意见！
黃永勝简介
公开资料显示，黃永胜（1910年－1983年4月26日），本名黄叙钱。湖北咸宁人，共军上將軍军衔。九一三事件后被打倒，1981年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
阿波罗网林亿报道
周恩来：“建国”前已严密监控宋庆龄
【阿波罗新闻网 2016-07-30 讯】
1949年6月，毛泽东、周恩来致函宋庆龄，邀请她北上共商建国大计。9月，受中共中央邀请，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0月1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但在此前的1949年2月6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与米高扬一起商谈未来政府的组成。提到宋庆龄时，把她列入非“自己人”之中。周恩来说：“如果毛泽东不当主席团主席，人民就会想不通。还有，对孙中山遗孀已安排了严密监控，担心国民党把她拉走。”宋庆龄后来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但“严密监控”持续了到何时，尚未见大陆公开的档案材料可以考证。本文摘自2014年第2期《炎黄春秋》，作者李玉贞，原题为《毛泽东同米高扬谈建国蓝图》。
1956年10月，张闻天、毛泽东、宋庆龄、周恩来、陈毅（从左至右）在北京中南海（图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1949年1月8日至14日，1月30日至2月6日这短短的两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共的历史上，中共与联共（布）、中国同苏联关系上留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是一段很有特色的日子。所谓特色，指的是斯大林作为苏联国家和执政党的领袖，同事实上还处于在野地位的政党--中共的领袖毛泽东，就如何结束蒋介石代表的国民政府统治而进行的笔谈即频繁地交换函电。二人从切磋到达成对待蒋介石和谈的一致方针，到1月14日中共发表与国民党和谈的八项条件，发生在第一个七天里。这个期间，毛泽东曾经向联共（布）特使杰列宾表示愿意往苏联一行，就即将建立的新中国内政外交政策，直接向“大老板”斯大林请教。有趣的是毛泽东像联共（布）领导层一样也使用“大老板”一词来称呼斯大林。
但是斯大林认为当时毛泽东应坐阵中国，就许多重大问题做出决策，毛泽东未能成行。
半个月后，联共（布）派遣了政治局委员А.И.米高扬（Микоян）到西柏坡。他在那里逗留八日，从1949年1月30日至2月6日，又是一个七天。这段时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朱德在西柏坡与米高扬进行了十多次谈话，其中毛泽东本人与米高扬进行了七次会谈。
过去这些情况鲜为人知。查国内已经出版的三卷本《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上下册）以及其他毛泽东本人的文章，对于这个情况的介绍十分简略，《毛泽东年谱》中仅仅有几百字提到会谈情况。2005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学者、俄罗斯档案专家从俄罗斯总统档案和俄罗斯联邦外交部档案馆挖掘出极其珍贵的材料，编辑成《二十世纪俄中关系》第5卷（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отношения本文下用CKO）上下册，书中文件使读者对这十几天里重大决策的酝酿情况豁然开朗。通观这两周毛泽东同斯大林和联共（布）领导人的函电往来，有一些十分引人注目的亮点。
斯大林深深介入中共政治生活
在国共决战的关键时刻，斯大林为中共出谋划策，与之联合对付美国。国民政府1949年1月8日发出致英美法苏四国政府的照会，请它们居间调停国共关系。如何回答国民政府，直接涉及大国在中国的利益，但是鉴于国共内战，苏联在两党间的选择十分清楚，斯大林亲自出马与毛泽东协调。
斯大林建议毛泽东取虚与委蛇的手法同国民党和谈。他们二人都反对美国介入调停，都主张不允许已经被中共宣布为战争罪犯的人参与和谈。斯大林的具体建议是，让国民党先亮出底牌，共产党后发制人，继而提出让国民党无法接受的条件，把和平旗帜抢过来。斯大林和毛泽东“期望国民党拒绝按照中共提出的条件和谈。其结局将是，中共同意和谈，因而不会受到继续内战的指责。这样一来，国民党就是破坏和谈的罪人，国民党和美国的和谈手腕也因此被拆招”，而中共则可以把战争进行到底。
1949年1月14日斯大林就中共如何回复国民党国共和谈建议的事致毛泽东密电。他提出了两个招数，一是拒绝和谈，二是虚与委蛇。斯大林解释其意图说，“如果对手是诚实的人，直截了当毫不掩饰地回答固然好。可如果你的对手是像南京政府那样的政治骗子，那么直截了当毫不掩饰地回答，就要冒风险了”。（CKO，第5卷，下册，第21页）所以他电告毛泽东：即使国民党接受共产党提出的苛刻条件，那么在政府组成问题上共产党也务必牢牢握住权柄：到那时候，我们第一，不停战，按下述比例建立起联合的中央政府机构：共产党人在政治协商会议中约占到五分之三，在政府中占三分之二的席位，剩余的席位在其他民主党派和国民党人中分配。总理，武装力量总司令，如果可能，主席职位均由共产党人担任。这样便能够保证中共在未来政府和军队中的绝对领导。第二，总理，总司令，如果可能，主席职位尽可能由共产党人担任。第三，由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这样建立的联合政府是中国唯一的政府，宣布任何一个觊觎政府大权的政府为谋反者和僭权者，当予取缔。最后，由联合政府向国共两党军队下发命令，让他们宣誓效忠联合政府；并命令他们立即停止针对宣誓接受收编的部队的军事行动。对于拒绝宣誓接受收编的部队，将继续军事行动。斯大林估计“国民党未必接受这些举措。如果拒绝，那处境会更加恶劣，他们会遭到全歼。没有国民党，这些举措也将得到实施”。（CKO，第5卷，下册，第22页）
毛泽东决策外交--新中国向苏联“一边倒”
这是毛泽东一个战略性的决策，它涵盖了未来国家的内政外交政策、中共党的建设和意识形态诸问题。毛泽东1947年底谈到战后苏美英关系时，就明确要与苏联大做生意。他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首次使用苏联日丹诺夫关于世界已经划分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提法，明确未来中国要同全世界人民一道努力奋斗，打败帝国主义的奴役计划。向苏联一边倒的思想已然萌芽。在世界两大阵营的冷战气氛中，苏联考虑到本国在远东特别是中国东北的利益，也急于争取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中间地带的中国。
1949年1月间，毛泽东与米高扬讨论中共的对外政策问题时，清楚地阐述了中共立场。在对待外国在华各种具体问题上，毛泽东谈了以下几个方面。
中共“打算限制驻中国的外国通讯社和出版方面的权利。禁止各通讯社的独立活动，外国报章杂志也不得自由出版。现有的外国出版物必须到政府登记”。
因为“这些限制也触及到苏联在华出版物的利益”，毛泽东告诉米高扬，他想出了一个变通的办法：“派中国人当苏方出版物的负责人，这是虚名，主事的仍是苏联人。”
对待外国企业，毛泽东强调，此事的处理“一定要谨慎，因为外国资本和中国人的利益紧密相关。他指出，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没收外国资本和财产的决议，这个决议现在仍然有效，但做起来要采取灵活的方式”。
关于外国人在中国使用电台，毛泽东说，“绝对禁止外国人使用电台，只有个别情况才可例外”。对于这个例外，他举了天津美国领事馆的例子，说中共知道它的密码，禁止使用这个电台对中共不利。
关于新中国如何对待外国承认，“毛泽东说，一拿下南京，就会出现外国列强承认新政府的问题。将要面临的情况是：立即接受外国承认，或许至少推迟一年才予接受。这两个办法各有利弊。推迟对我们有利，我们可以放手处理同一些国家的关系，更有利于我们稳扎稳打；而接受外国承认，则有利于揭穿美、英对我们的破坏活动。为今之计，我们可推迟接受美、英的承认，以赢得时间”。
关于外国能否承认新政府，基于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他的想法：“这个问题也摆在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面前。”他据已有情报说，“美国打算承认我们，英国也必然紧随其后。对于这些国家来说，承认我们，就是反对我们、同我们进行贸易必不可少的。这样承认了有什么好处呢？这可以打开我们联络其他国家和进入联合国之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愿意取第一条路，也就是说，不忙着建立外交关系，而是拖着他们，巩固自己。”（CKO，第5卷，下册，第42-43页）
在对外贸易方面，毛泽东与苏联一样，置入意识形态因素，他说，“我们打算与苏联和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签订条约”。米高扬表示同意，说“这个愿望是对的”，“我们必须在经济上互相帮助。过去没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不愿让人说我们干预各民主国家的事务。结果，各民主国家在市场上彼此掣肘，后来才向我们提出通过互相签约的途径，来调整贸易关系”。（CKO，第5卷，下册，第42页）米高扬向毛泽东简短介绍了莫斯科六国会议的成果。
毛泽东知道“中国的资产阶级不希望看到对外贸易被垄断，但我们还是要实行”。他强调：“首先就是要和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进行贸易，仅仅把这些国家不需要的东西向资本主义国家出口。”（CKO，第5卷，下册，第42页）
毛泽东的既定政策进一步表明其一边倒的立场，同时也把未来的中国带入世界范围内的冷战。米高扬说的莫斯科六国会议，指的是苏联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各国在1947年举行的会议。它针对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剑指二战结束后美国提出的马歇尔计划。社会主义阵营的执牛耳者苏联，认定该计划的目的是要组建反苏的西方集团和侵蚀苏联的势力范围，于是同年决定从两个方面反击，即：实施莫洛托夫计划和建立共产党情报局。莫洛托夫计划，旨在巩固苏联对东欧的影响，这一计划的实施为经互会的成立打下了基础，加强了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经济联系。1949年1月5日至8日，苏联、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东德、罗马尼亚等国政府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会议，经过磋商，宣布成立经互会。它预防了东欧国家的离苏倾向，阻隔了这些国家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往来的余地，最终形成的是苏联东欧经济圈。
中共的建党和指导思想
中共曾是共产国际的支部，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并没有改变中共外交上的苏联取向。毛泽东说，“1921年中共是在十月革命和苏联的直接影响下，由联共（布）帮助成立的。如果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于1903年在伦敦代表大会上得以确立，那么我们布尔什维克党的形成就要晚的多，也就是说，到1921年才办到。我们立即采行布尔什维克和民主集中制的纲领。自1921到1927年，我们同国民党合作，共同北伐。这一时期得到苏联帮助，1924年前列宁参与，他死后则是斯大林参与。这一时期，斯大林写了许多关于中国的著作。当时我所知甚少，但是认真研究了马克思主义。”（CKO，第5卷，下册，第64页）
毛泽东的话说明中共一成立“立即采行”的是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和民主集中制的纲领”而不是马尔托夫、普列汉诺夫等的孟什维克纲领，列宁的纲领决定了中共的革命道路，决定了它后来的治国政策。
如何对中共党员干部进行教育。毛泽东认为，面临执政的“中共最重大的任务就是对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中共曾经认为或者要求党员“通读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著作”，现在看这是不可能的，干部们要学习，同时还要做大量的实际工作。因此，中共“决定让自己的干部只读十二本马克思主义著作。他列举了这些著作（《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国家与革命》，《列宁主义问题》等），而没有提到任何一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米高扬问毛泽东，“在党内对干部进行教育的十二本书里没有一部中共领袖从理论上阐述中国革命经验的著作，是否合适。毛泽东答道，他作为党的领袖还没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做出任何新的贡献，也不可能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相提并论。他为斯大林同志健康举杯祝贺时，强调指出，中国革命现在的胜利是建立在列宁-斯大林学说的基础之上，斯大林不仅是苏联人民的导师，而且也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导师。谈到他自己，毛泽东说，他是斯大林的学生，他自己的理论著作没有什么价值”，中共所做，“只不过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贯彻到实际中去，丝毫没有创新。而且他本人立即就发了一封电报，严禁把他的名字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相提并论，不过他为此事同亲密战友们没少争论”。
对于自己在中共党内的地位，毛泽东在1949年1月7日就曾对联共（布）代表奥尔洛夫说过，外面到处传言说他是独裁者，毛泽东说“对，我就是独裁者”。因为“放弃延安后，统管全部事务的是三个人，他，周恩来和任弼时”。（CKO，第5卷，下册，第13页）
关于提高中共党员的理论水平，“毛泽东说，为了加强党的队伍，了解苏联对德波林和布哈林错误哲学观点的批判，具有重大意义。在我们党的心目中，苏联的这场批判，把列宁和斯大林提升到了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地位。对德波林哲学观点的批判，帮助了我们同我们这里的理想主义者做斗争”。（CKO，第5卷，下册，第36页）
毛泽东的话不仅透露出他对联共（布）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政策很早就有所了解，而且表明他对这一政策的高度认同。德波林认为，矛盾的存在是必然的，对立是不可避免的，但对立的双方可以通过协商讨论化解分歧，不一定要你死我活地斗争。因此被说成“理想主义”，“唯心主义”，“脱离实际”等。
1942年3月17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的秘书张如心的《清算德波林主义，开展反主观主义的斗争》一文，其中披露：“毛泽东同志在最近一次会议上明确地指出：德波林主义是我党近十年来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主要思想根源之一。”1937年8月毛泽东写《矛盾论》时再次强调：“苏联哲学界在最近数年中批判了德波林学派的唯心论，这件事引起了我们的极大的兴趣。德波林的唯心论在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极坏的影响，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不能说和这个学派的作风没有关系。”
关于中共与联共（布）的关系
毛泽东认为必须加强同联共（布）的联系，他和中共领导人在1949年2月4日专门与米高扬谈了两党关系的问题。他强调说，“中共需要联共（布）的全面帮助。我们需要两个顾问，一个经济顾问，一个财政顾问”。当时，科瓦廖夫已由苏联部长会议派遣，以经济问题全权代表的身份开始在中国的工作，“他的工作范围包括东北和华北”，而且“完全听从毛泽东同志的调遣。虽然他名义上属于中长铁路，实际上他的活动扩及整个中国。毛泽东对И.科瓦廖夫同志奉派来听他的调遣表示感谢”。
至于中苏两党间的关系，毛泽东说：“中共中央转赴北平后，我们之间的关系将要在党务和外交两个方向上发展。”他说他主张党务顾问放在苏联大使馆。
参与会谈的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就中共党的顾问一事表示，希望此人离中共近一些，便于经常交换意见，在重大问题上，中共想和联共（布）中央直接联系。正如周恩来所言，“重大问题在莫斯科解决”。（CKO，第5卷，下册，第68页）
关于中苏关系和苏联援助
毛泽东强调，“苏联过去和现在都给予中共巨大的援助，中共非常感谢联共（布）”。
关于中共和联共（布）两党间的关系，毛泽东是在世界革命的背景上予以阐述的。他说：“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此局部利益应服从整体利益。我们提请苏联援助时，总会考虑到这一条。假设说，苏联不给我们某种东西，那我们也不会埋怨苏联。罗荣桓去莫斯科的时候，就问我，怎样提出苏联向我们提供援助的问题，我告诉他，别把情况说得太过分，似乎我们要垮了，自己没有条件了，但是要强调我们希望在涉及东北的事情上得到你们相应的援助。从1947年起，林彪经常就这样那样的问题提请莫斯科给予援助。毛泽东说，我指示高岗，我们向苏联要的东西一定要付钱偿还，除此之外，可以靠国统区解决某些物资匮乏的问题。中国同志应当合理使用苏联的援助。毛泽东强调，没有苏联的援助，我们恐怕未必能得到现在的胜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要自力更生”。
谈及苏联在中国东北扮演的角色，毛泽东特别从中国共产党的角度说，“必须承认一个事实，苏联对东北的援助，占了贵方援助的四分之一，这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CKO，第5卷，下册，第69页）
1945年6月3日，蒋介石直接向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说明中国的主张：1924年的中苏条约应当是两国关系的“历史基础”。不平等条约、领事裁判权及租界是列强加予全中国人民的“耻辱”，中国“人民之心理与要求”是必须尊重的，所以请苏联帮助我国“东三省主权完整、行政独立”，此后作为帮助我国收复失地的友邦，苏联可以为远东和平在中国领土内建设海空军基地和使用东三省的铁路；请苏联先于其他国家坚定表态帮助中国独立行政与领土完整，这样一则可以击溃国际上的反苏运动，二则，此后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心理，必皆同情于苏联”，届时全中国的人力和物资都可以为“苏联与中国的合作互助关系所利用”。
6月12日，蒋介石又向彼得洛夫说明：“租借地一类的名义，我中国人民认为是国家的耻辱，我们不好再用”，蒋介石甚至为苏联的“国际信誉”考虑，建议说这样的做法和名义“对苏联是有利的”。他答应中苏共同使用军港，那是“与苏联的友好合作”。后来他派遣宋子文、蒋经国等人赴莫斯科谈判时，也再三指示：“‘租借’地名称为我国之历史耻辱……非设法除去不可”，中国能够做出让步的仅仅在铁路、军港等“无损于我国行政与主权”的问题上。
宋子文秉承蒋介石的指示，在与斯大林讨论大连港问题时，曾经批评斯大林把1898年沙皇俄国与中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作为依据，认为该港口应当国际化。宋子文据理力争：“旧条约即无战事亦当满期，且为帝俄所为之宣言，余思阁下不致以该条约为依据。”况且“即在帝俄时代，大连亦为自由港。”
至于出入大连港的关税，宋子文认为理所当然应当归中国，可是斯大林主张中苏各半。谈判很不顺利。蒋介石充分估计到斯大林的立场“俄对外蒙之要求，志在必得，决不能以任何高度自治或准其驻兵方式所能餍其欲望。若不允其所求，则东北与新疆各种行政之完整无从交涉，共党问题更难解决；而且外蒙事实上已为俄占有，如为虚名，而受实祸，决非谋国之道，忍痛牺牲，而换得东北与新疆以及全国之统一，乃决心准外蒙战后投票解决其独立问题，而与俄协商东北、新疆与中共问题为交换条件”。蒋介石为了得到苏联承诺不把武器给中共，最后还是同意了苏联的要求，并且在外蒙古问题上做出了让步。
毛泽东的态度是，“苏联来旅顺港，是为了自卫和保卫中国免遭日本法西斯侵害，因为中国非常之软弱，没有苏联的帮助就不可能保卫自己。苏联不是以帝国主义势力而是以保卫我们共同利益的社会主义力量，来到中长铁路和旅顺的”。
米高扬问毛泽东“共产党为何反对美国在青岛的海军基地，而保护苏联在旅顺的基地，毛泽东回答说，美帝国主义来中国是为了压迫，而苏联在旅顺驻军，是为了防止日本法西斯主义。有朝一日中国强大起来，能够独立防止日本威胁，那时苏联本身也就不需要旅顺基地了”。（CKO，第5卷，下册，第82页）
1949年2月6日，米高扬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中共领导人谈及1945年8月14日的中苏条约。米高扬是这样向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描写那个场面的：
米高扬对中共领导人说：“中苏关于旅顺港地区的条约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缔结此约是为了制止国民党和日美合谋对付苏联和中国的解放运动。”固然，“这个条约对于中国的解放运动有一定的好处，但是现在，随着中国共产党掌权，国内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此苏联政府决定，一俟签订对日和约，就撤销这个不平等的条约并从旅顺港撤出自己的军队。”
米高扬把话锋一转，又说，“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最好尽快撤出军队，苏联愿意这样做。至于说到中长铁路的条约，我们并不认为这是个不平等的条约，因为这条铁路主要是由俄国出钱修建的。我说，可能这个条约并没有完全遵循平等的原则，不过我们愿意讨论这个问题，并和中国同志友好解决这一问题。”
“把这个条约评价为不平等条约之说，让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大出意外，他们不胜惊讶。之后，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现在还不应该从辽东撤出军队和取消旅顺港基地，因为这样做只会帮助美国。毛泽东说，关于从辽东撤军问题，我们可秘而不宣，只有到中国消灭反动的政治势力，到人民做好准备进攻外国资本予以没收的时候，到依靠苏联援助，‘我们把家里整理好’的时候，才能重新审视这个条约。毛泽东说，中国人民还要为这个条约感谢苏联。等我们强大起来，‘你们才离开中国’，我们再签订类似苏波条约那样的中苏互助条约。”（CKO，第5卷，下册，第82页）
接受莫斯科建议，毛泽东决心打过长江去
1949年1月和2月，毛泽东同联共（布）驻中共联络员奥尔洛夫（杰列宾）谈判时，不止一次提到上海的重要性，以及中共总的战略部署。对于是否打过长江去，毛泽东犹豫过。1949年1月10日，毛泽东发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表述的想法是：
“今年春天，我军主力稍事休整，夏季即可南下。最迟在7月底或8月初，人民解放军一百五十万正规军将过长江。无论士气还是技术装备，都将压倒国民党军队。今年秋冬间，我们有百分之九十的信心顺利占领九个省的绝大部分，即：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湖北，湖南，陕西和甘肃。拟拿下的城市有：南京，武汉，宜昌，长沙，杭州，南昌，九江，安庆，芜湖，镇江，苏州，无锡，福州和西安。”
说到上海时，毛泽东在电报中向斯大林进一步解释说，虽然“有把握今冬拿下它”，但是这样做还有一些困难，他认为“问题已经不在军事方面，而在于供给：燃料和给养。是否要攻取上海，我们还要考虑”。（CKO，第5卷，下册，第14页）
有个说法一度流传甚广，称斯大林要毛泽东划江而治，笔者没有见到直接的史料支撑，或许它受某些因素的影响而出现，详情不得而知。迄今唯一见到的是上面的文件，它说明的是相反的情况。不过，毛泽东的想法随着时局特别是战局的演变而变化。
毛泽东说上面那番话后过了不到一个月，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华北大局已定，解放军是否渡过长江，拿下上海的问题比前具有更加突出的迫切性。就在解放军开进北京的那一天，联共（布）特使米高扬在西柏坡中共驻地第二次听到毛泽东谈论其对于拿下上海的忧虑。米高扬问到上海工人状况如何，他们在上海发挥什么作用等。毛泽东介绍说：
“共产党在农村的影响无可比拟，没有竞争者。但是在城市里是另一种状况：如果说在学生中间，共产党势力强大，而在工人中，国民党要比共产党强。例如，日本投降后，共产党开始在上海公开活动，它在工人中的势力开始扩大：上海50万工人中有20万在共产党控制中，30万受国民党影响。”
至于干部，毛泽东说：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干部问题。我们挑选了大约5300人准备分派到新解放区。由于缺乏干部，我们不可能管理城市的经济，所以不必忙着拿下上海。”
显然米高扬不同意毛泽东的话，他遵照斯大林的旨意，质疑毛泽东的打算，说毛：
“只看到了管理上海的困难，但没有看到拿下上海后会受益无穷，届时共产党将有中国强大工业中心的50万工人大军。”他认为毛泽东“没有看到，这个中心城市的工人阶级中将会涌现出许多宝贵的、忠诚于党的干部，工人阶级会巩固党和革命的社会基础，进而影响到中国的其他地区。毛泽东无言以对”。（CKO，第5卷，下册，第40页）
然而毛泽东毕竟十分了解他带领的军队的情况，到2月5日毛泽东同米高扬会谈时，依然强调：
“中共军队基本上是‘农民军队’，干部基本上是从土地革命中得到土地的士兵中提拔而来，他们不熟悉大城市，缺乏管理大城市的经验和能力。”（CKO，第5卷，下册，第74页）
从事态发展不难看出，毛泽东最后还是接受了莫斯科的建议并执行之。米高扬走后的两个多月，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毛泽东设想中的中共在世界革命中的地位
前已述及，尽管共产国际已经于1943年解散，但是在冷战格局中，斯大林通过经互会、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对美国马歇尔计划维持着反制的态势，意图保持其在东欧的影响。苏联试图通过共产党情报局控制各国共产党。共产党情报局总部最初设立在贝尔格莱德。但铁托与苏联分歧由来已久，无论内政外交上都不愿受苏联的控制，坚持独立自主的路线，如在国内不按苏联经验实行剥夺地主土地的政策等，在国际上也对苏联集团表现出离心倾向，试图结交巴尔干一些国家另组集团，遂与斯大林发生冲突，最终公开决裂。南斯拉夫为此于1948年6月被开除出情报局，共产党情报局总部迁至布加勒斯特。1956年情报局宣告解散。
中共情况显然迥异。毛泽东不仅接受苏式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且无论内政外交都与苏联高度一致。
米高扬1949年1月访问延安时，据毛泽东的请求，“介绍了南斯拉夫的情况”。毛泽东担心，南斯拉夫“对欧洲的共产主义活动有所干扰”，米高扬对毛的回答是，南斯拉夫没有这个能力，他们干扰不了，“因为他们完全是孤立的，各共产党一无例外都反对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者和反苏分子。对此，毛泽东说，铁托就像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国焘一样，是阴谋家，叛徒和变节者”。（CKO，第5卷，下册，第63页）
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深深嵌入中共政策中，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污蔑社会主义阵营，煽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的分裂，也成了罪状之一。
尽管这样，毛泽东并非没有自己的想法。他十分清楚，这个情报局的执牛耳者是苏联。至于中共在苏式世界革命中的地位，毛泽东提出了他设计的未来世界格局的框架，这就是建立类似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那样的组织，以保障亚洲共产党人在世界事务中发声。他向米高扬解释说，中共“在这一点上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意见”。大致是想建立一个共产党亚洲局。毛泽东说，中共“支持与印度支那共产党（越南劳动党曾用名）以及暹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缅甸、印度、马来亚和朝鲜等国共产党保持联系。联系较多的有印度支那共产党和朝鲜共产党，与其他党联系不多。和日本共产党没有任何联系。与各共产党的联系工作都由一位特派同志去做，他目前正在香港，但是进展不大”。毛泽东说，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在亚洲建立一个类似欧洲共产党情报局那样的组织，可以叫“共产党亚洲局”，毛泽东虽然没有使用“情报”二字，他的意图是清楚的。
至于时机，毛泽东说，眼下“还为时尚早。可以等到我们军队打下华南，我们的地位巩固以后，再提这件事”。
至于这个“共产党亚洲局”的参加者，毛泽东说，“朝鲜、印度和中国的共产党最为强大，然后就是日本共产党，它也算是强大的党”。关于日本共产党，毛泽东说，“日本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冈野进（野坂参三）持有错误观点，认为可以通过议会斗争道路夺取政权。日本共产党政治局的多数成员当时是反对这种观点的。近来，日本共产党的状况有所改善。日本人民的反美情绪日益增长，不过日本资产阶级支持美国”。
毛泽东向米高扬介绍了已经开始的工作，称根据现有情报可知，“暹罗和印度共产党赞成建立这样一个局。最初，较为妥当的办法是，不由所有的共产党而由几个亚洲国家如中国、朝鲜、菲律宾和印度支那共产党派遣代表来建立一个局。至于日本共产党，它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分量暂时还不是很大，而且我们和日本共产党也没有联系。毛泽东说，关于日本共产党加入这个局的事情，应先和日共交换意见，取得他们的同意”。
米高扬把毛泽东的共产党亚洲局的范围稍微缩小，但是点明了中共的作用，他告诉毛泽东，说按照莫斯科的意见，“中共中央不必参加共产党亚洲局，而要以中国共产党为首建立一个东亚国家共产党局。初期，这个局由中国、日本和朝鲜三个共产党组成。然后，可以逐渐吸收其他的党”。
毛泽东进一步关心，在这个格局下，中苏两党之间“是否应该直接往来”，米高扬“予以肯定回答”。不过，米高扬提醒毛泽东注意，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暹罗和缅甸共产党内有许多美国、英国特务，因此中共和他们打交道要小心。毛泽东还就具体事宜请示米高扬，问“可否就建立这个局的问题和日本、朝鲜共产党联系”。米高扬给予肯定回答。（CKO，第5卷，下册，第63页）
毛泽东对自己的共产党亚洲局主张后来又有了新的发展，20多年后，1972年2月他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第三世界理论。毛泽东说，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的则有日本、欧洲、加拿大，这是第二世界。中国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
全盘接受苏联经验制定中国的知识分子政策
毛泽东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看法凝练地表现在1949年2月5日同米高扬的谈话中。这天，毛泽东和米高扬讨论的是如何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保持党的一致。米高扬说，“毛泽东讲的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证明党的力量恰恰就在这里。活跃的民主集中制是考验布尔什维克的基础。这一点斯大林多次指示过”。
这样做的目的，是团结全党对付社会上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米高扬说，因为“各式各样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从外部向党施压，如果以应有的高水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就能保证党的队伍的纯洁。一旦党在哪里脱离群众，哪里党的队伍就面临瓦解的威胁”。
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不仅表示完全同意，而且补充说“由于近期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许多城市，反动派积极活动，企图压制共产党。他强调说，现在党的任务纷繁复杂，因为党的活动范围不再单是农村，而且到了城市”。（CKO，第5卷，下册，第74页）
城市工作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工作的复杂性，紧迫地提到了中共面前。对这样一个群体的认识决定了中共的政策。中共的认识是什么呢？毛泽东向米高扬阐述的看法是：
“外国资本使中国知识分子变坏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许多代表人物留学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他们不由自主地成了这些国家影响的传播者。”（CKO，第5卷，下册，第73页）
如毛泽东所说，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是农民军队，而且共产党没有城市工作的经验。但中共毕竟还是做了许多统一战线的工作。听了米高扬关于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从外部向党施加压力的观点后，毛泽东得到启示，这就是无论在党内还是党外都要坚持苏式共产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认为这是抵制知识分子在中国传播资本主义国家影响的良方。在实践中、在政策上，他进一步明确，不能使用“非自己人”的知识分子。
邵力子和宋庆龄是两个极好的例证。
邵力子1949年再次为国共关系奔走。奔走归奔走，在毛泽东心目中，邵力子亲美，虽然邵担任过中国驻苏联大使，他并不亲苏。所以1949年1月12日，在规划未来政府建设时，张治中、邵力子等奔走于两党之间的人物，被置于半冷冻状态。毛泽东曾致电斯大林说：
“我们认为，如果现在与张治中、邵力子及类似人士谈判，并与这些人一道成立联合政府，则恰恰是美国政府乐见的。”他指出邵力子一类人进入政府会产生严重后果，“就会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部队，甚至在中共内部引起很大的混乱，会损伤我们百分之百正义的立场。”（CKO，第5卷，下册，第19页）
毛泽东在挑选时除了考察被选者是亲苏还是亲美，还有另外一个标准：要看阶级成分--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苏、美的冷战气氛扩散到了中国，直接或间接反映到中共的统一战线工作中。这一切明显勾勒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知识分子中进行思想改造的前因。
由于宋庆龄的特殊身份，中共组建政府时为她的安排而感到十分棘手。1949年2月6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与米高扬一起商谈未来政府的组成。提到宋庆龄时，同样把她列入非“自己人”之中，因她只是“靠拢共产党”。米高扬向斯大林汇报：
“参加会谈的任弼时说，依他之见，毛泽东最好任主席团［国家］主席，周恩来也支持他，说孙中山遗孀仍然让他们不放心，虽然她靠拢共产党，从来也没有透露过共产党给她的秘密情报，尤其是当年共产国际的钱是由她转给中共的。周恩来说，如果毛泽东不当主席团主席，人民就会想不通。还有，对孙中山遗孀已安排了严密监控，担心国民党把她拉走。周恩来最后说，如果孙中山遗孀出任主席团主席，那么毛泽东就应出任总理。”（CKO，第5卷，下册，第85页）宋庆龄后来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她受到尊重，但“严密监控”持续了到何时，尚未见大陆公开的档案材料可以考证。
宋庆龄对中共绝望三次厌世 出走美国未遂 有面首慰籍
——宋庆龄的悲剧
郭岱君最后说，宋庆龄给毛泽东的七封信，详细说了些什么，至今中共还没有披露，为此我查阅《人民网》，对宋庆龄七封信之说，虽有提及，但恰似蜻蜓点水，掠过而已，令人注目的，倒是这几句话──「1967年8月、1969 年11月、1976 年6月，宋庆龄曾三次产生厌世思想，在信中以及对来探望她的领导人的谈话中，流露出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感到怅惘和说不出的苦闷... 」有此可见，宋庆龄晚年对共产党的失望已经到了何等程度。
【阿波罗新闻网 2016-08-25 讯】
作者：王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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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最后是有所觉醒，但数十年亲共而被毛周利用已是无法改变的命运。
宋庆龄1952年出席共产国家在欧洲举行的和平会议
最近从微信上看到一则宋庆龄在1981年5月去世时，三妹宋美龄对她的评语，十分中肯，现附录于下：
「二姐生性好强，一生每逢大事必糊涂，最终于国未尽忠，于民不称仁，于父母未尽孝，于夫妻未尽节，于亲朋未尽义，于大义未尽思，于天地无一敬，于暴君未进谏，于凶民未尽抚，可不悲哉！究其原因，皆因生性倔强，又得父母溺爱，自高而不学，见识浅短而好蘸大事，终至于众叛亲离，孤苦无依。上侮父母先祖，下愧多灾黎民。」
读罢，老夫不由击案叫好，知姐者，莫若其妹也！
一.宋庆龄的书法不好，但中共为了满足她的虚荣心，让他到处题字，我记得就上海而言，就有不少她的墨迹：皋兰路的「孙中山故居」；南京西路石门路口的「少年儿童书店」；五原路的「中国福利会幼儿园」，以及我工作过的「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2宋庆龄和毛、周在中南海。传宋曾要求再婚，毛同意、周不同意。
贤妻良母型，和大姐三妹不一样
宋庆龄是国母，我与他关系，有鸿泥之差，挨不上半点关系，但因为工作关系，我和他身边工作过的人员有过接触，听到过一鳞半爪的轶事，况且我的孩子由他的秘书陈维博先生帮忙，挤入五原路「中福会幼儿园」，高乾子女专享的全托班，沾过贵族子女待遇的光。
文革后期，我被借调到延安西路六十四号「上海少年宫」编儿童诗集。那里的几位工作人员曾经在宋庆龄身边工作过，记得有一位叫吴朗娅的女士，她和宋庆龄的关系较亲密，宋来上海，必找她去问中福会的情况。
一次和吴女士聊天，我问宋的谈吐如何？
吴说，她是一个很有教养的平凡女性，待人和蔼慈祥，每来上海，经常要她带孩子去淮海西路的家里做客。孩子们一进客厅，她会拿巧克力糖来分发，边分边说，这是美国寄来的巧克力，很好吃，大家多吃点！看见可爱的孩子，她会抱住亲热，用上海话问：「咯件绒线衫好看来，是啥人帮侬结咯？」
当孩子回答：「是阿拉姆妈结咯」时，他会说：「娜姆妈伽来（上海话「能干」的意思）....」
宋庆龄出身豪门，「受父母溺爱（宋美龄语）」自嫁给孙中山后，老夫少妻，又倍受恩宠，是一个贤妻良母型的善良女人，但因没有子嗣，在生活上孤独空虚，无法和大姐霭龄相比：在政治上天真幼稚，后半生被人利用，无法和三妹美龄相比，实在是悲剧人生。
我曾经认识一位姓沈的朋友，一次他拿了一大捆「双清楼主」何香凝的画给我看，我颇为惊奇，问：「你怎会有那么多何香凝的画？」
他说：「我岳母就是陪伴国母宋庆龄的李妈，以前是何香凝的贴身佣人。」有此引出一段秘闻。
据说，孙中山噎气后眼睛不闭，何香凝在一旁问：「先生是不是革命未成，放心不下？」孙中山依然双目不瞑。
何香凝在一一追问，当问到：「先生是不是因为孙夫人太年轻，放不下？你放心吧，我会把李姐安排去服侍她的！」
这时，孙中山才缓缓合上眼皮。
此段传说若不是空穴来风，说明国父毕??竟也是一位性情中人，江山娇妻，最终还是放心不下。
宋庆龄和参与中共的马海德医生喝交杯酒。宋30年代已经是共产国际成员。
宋庆龄有面首，孙大雨教授指背叛孙中山
二.我老单位「少年儿童出版社」，地处延安西路，离宋家椿萱宋耀如和倪桂珍的陵墓不远。文革初起，居住在附近的同事亲眼所见，一群农民造反派冲进陵园，用铁耙把倪桂珍从铜棺材扒出来，活新鲜的一个胖老太婆──后来有人照了相，寄到北京，宋庆龄见了，哭着去找周恩来，说当初周答应宋庆龄创建的「中国福利基金会」许下「人在事业在，人不在事业也要在。」的诺言，不料如今人还在，她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的牌子就给砸了，甚至连父母的坟冢也给扒了周知道此事，特地派人来上海收拾残局，将她父母的尸体送去火化，重筑陵墓，所以现在和宋庆龄合葬在一起的宋耀如、倪桂珍夫妇，不是完尸，仅是骨灰而已。
宋庆龄的故居在淮海中路1843号，对面1842。1851号，是小有名气的武康大楼，我们出版社的社长林剑修就住在四楼，我去林家作客，站在窗口，可以俯瞰宋家花园的全貌。
宋家大院的西侧，是一条以前犹太人居住的弄堂，沿马路有一排二层楼的小屋，《少年文艺》的美编朱铭善就住在里边，再往西是广元路和天平路的交叉口，那里有一家新华书店的。那年头，我和朱铭善比较亲近，晚上经常骑着自行车，躲进他家的灶披间，谈论敏感问题，他告诉我，宋庆龄有个小面首，经常去那家新华书店购书，附近的邻居都认得....
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家，复旦大学教授孙大雨先生，生前曾对人说：「宋庆龄叛变孙中山，对不起国父」，此言和宋美龄：「于夫妻未尽节」一语，同出一辙。
宋庆龄死后举行国葬，盖上党旗，被追认为党员。先师吴耀南先生对世事洞若观火，当时曾私下对我说，国母一生糊涂，最终还被利用一下，真可谓遵循了国父的教诲：「人尽其材，物尽其用」了。
1974年文革中，宋庆龄和养女隋永清见面。一脸愁容。
文革中终于对共产党失望，乃至三次厌世
三、最近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保管蒋介石日记的郭岱君透露，宋庆龄在中共建国后，对三反五反、大跃进、反右、文革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甚不满，曾给毛泽东写过七封信，提出质疑。起先毛还给予面子，虚与周旋，后来竟恼羞成怒，对周恩来说，她不满意，让他去美国或香港.....
远在美国的宋家兄妹知道此事，即派人与中共私下协商，二姐宋霭龄还准备了七百万美元的保证金，准备接宋庆龄去美国居住，经过几次接触，最后中共高层考虑到国母出走，影响巨大，最终没有答应，就此，宋家姐妹的团聚之梦，也成了泡影。
郭岱君最后说，宋庆龄给毛泽东的七封信，详细说了些什么，至今中共还没有披露，为此我查阅《人民网》，对宋庆龄七封信之说，虽有提及，但恰似蜻蜓点水，掠过而已，令人注目的，倒是这几句话──「1967年8月、1969年11月、1976年6月，宋庆龄曾三次产生厌世思想，在信中以及对来探望她的领导人的谈话中，流露出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感到怅惘和说不出的苦闷...」有此可见，宋庆龄晚年对共产党的失望已经到了何等程度。
七封信的详细内容没有找到，却有以外收获，信手摘来，细细品位，倒也有玩味之处。中共在开国大典时，为了要将宋庆龄作为花瓶，忝列天安门城楼作点缀，毛周十万里书信加急，轮流飞往上海，催其北上。其时，宋也许因为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提出的「头等战争罪犯名单」中，罗列蒋介石第一、孔祥熙第九、宋子文第十、孙科第十三??、宋美龄第二十三中共称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头等战争罪犯「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的心结未解，称病不肯北上，毛周看出端倪，于是绞尽脑汁，不惜动用她周围的亲友，如廖仲凯的女儿廖梦醒，邹韬奋的夫人沈萃缜等打亲情牌，诱其入彀。
宋庆龄抵京后，被安排住进醇亲王府，享受权力滋味，于是一时忘乎所以，曾在五零年三月和五二年十月，两次写信，要求加入中共，结果得到毛泽东的复信为：
「你在政治上完全够格，在革命战争的岁月，实际已是党的优秀领导者之一。今后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你做。有些事我们做不好，你做合适。我在党内说了：党的高级干部还要向你学习，学习你的革命坚定性，对新中国革命的贡献，你的作用比李济深、沈老还要大。所以还是留在党外好。」
老毛复信意味深长，连骗带哄，颇可玩味──宋庆龄毕竟「见识浅短」，竟未能发觉微意。直到文革晚期，最后觉醒。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一九七六年六月，她曾三次产生厌世思想。她在信中以及对来探望她的领导人透露，对自己的选择，感到怅惘和后悔。信中说：「我不懂文化，说小说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涂了...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学习批判揭发刘少奇，我不会做的，刘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我不相信，一个叛徒内奸当了七年的国家主席....。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逼死人?党中央要出来讲话。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自己伤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们的优秀干部从与国民党的战斗中走过来，却死在自己的队伍中，这是什么原因?」
她在最后一封信中说：「请不要把我和国父放在一起，我不够格的。」这时她才算活明白了，然而一切都已经晚了，她被入了党，她已无力推开那面硬盖上她棺木的党旗。
四、唉，宋庆龄终其一生，还是用她胞妹宋美龄的话作终结最精辟：「二姐生性好强，一生每逢大事必糊涂，最终于国未尽忠，于民不称仁，于父母未尽孝，于夫妻未尽节，于亲朋未尽义，于大义未尽思，于天地无一敬，于暴君未进谏，于凶民未尽抚，可不悲哉！究其原因，皆因生性倔强，又得父母溺爱，自高而不学，见识浅短而好蘸大事，终至于众叛亲离，孤苦无依。上侮父母先祖，下愧多灾黎民。」
呜呼，斯言诚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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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何在周恩来死后放一车鞭炮 周为何对毛卑躬屈膝
——高文谦：周恩来为何对毛泽东卑躬屈膝
【阿波罗新闻网 2016-11-24 讯】
1975年6月，病入膏肓的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极尽低三下四之口吻，甚至用了“犯罪”字眼的忏悔信，实在无法令人想到这是出自于中国亿万人民和国际友人心中光辉照人的周恩来之手，更何况当时周恩来还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 中共国家总理！令人感到万分震惊的是，为什么周恩来要对毛泽东如此卑躬屈膝？周恩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毛周之间怎么了？本文选自二闲堂，作者吴琦幸。
1974年周恩来在中共十大上（图源：VCG）
1975年6月16日，周恩来被已经扩散的癌症折磨得死去活来，在医院中瘦的体重只有61斤，自知来日无多，在病榻上用颤抖的手写下这样两封分别给毛泽东和张玉凤的信“主席：问候主席，您好！（汇报病况）……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象样的意见总结出来。祝主席日益健康！周恩来75.6.16.22时”。“玉凤同志，您好！现送十六日夜报告主席一件。请你视情况，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时（候），念给主席一听，千万不要在疲倦时念，拜托拜托。周恩来1975.6.16.22时半”
读到这极尽低三下四之口吻、甚至用了“犯罪”字眼的忏悔信，实在无法令人想到这是出自于中国亿万人民和国际友人心中光辉照人的周恩来之手，更何况当时周恩来还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 中共国家总理！令人感到万分震惊的是，为什么周恩来要对毛泽东如此卑躬屈膝？周恩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毛周之间怎么了？这是由曾经任职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高文谦所着《晚年周恩来》一开头首次公布于世的周恩来手稿信内容。这部五十万字的着作也就以此为线索开始探讨了周恩来与毛泽东的一生恩怨，书中公开了大量中共高层机密档案，遍访有关高层知情人物，将普通老百姓根本无从得知的中南海宫闱秘史托出。
此书4月5日在美国纽约推出，据说是为了纪念1976年发生在天安门的四五运动27周年，也恰在此时，美国军队进入巴格达，电视上的镜头充斥着萨达姆铜像被美军和伊拉克人民拉下基座，遭到伊拉克人践踏的画面。而这本书的爆炸性内容，无疑也成为将毛泽东、周恩来的神像从圣坛上拉下的一刻。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周恩来是一个谜一样的人物，尽管普通人民对于周恩来的感情深厚，包括国际上一些接触过周恩来的外国领袖对于周恩来褒扬有加，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不仅要问，毛泽东在建国后用各种手段残暴排斥异己，打倒刘少奇、邓小平、林彪、彭德怀、贺龙等一大批亲密战友，发动文革，造成了中国乃至世界浩劫，作为曾经是中共领导核心的周恩来，究竟是通过什么方式保身，在残酷的党内斗争中，周恩来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这本书以翔实内容和资料，告诉人们，周恩来为了保持晚节，向毛泽东妥协，客观上为毛的残酷打击起到帮凶的作用。由于此书内容太敏感，与官方多年以来关于中共党史和文革史宣传口径大相径庭，中共高层立即指示海外左派媒体如香港文汇报等，严禁在文章中涉及此书内容和作者。
《晚年周恩来》从毛泽东与周恩来约在一九二六年初广州第一次见面起写起，公布了大量极其珍贵的绝密文献史料和作者第一手采访成果，当时周恩来成为毛泽东的领导，并代表中央解除毛泽东职务，到1932年宁都会议毛泽东失势，从此与周恩来结下四十年的恩怨。两人的关系恰是中共党史上最重要的一段历程。当然作者关注的重点是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到一九七六年元月八日周恩来辞世这十年，这也是中国政坛翻天覆地的十年，毛泽东连续打倒中国的两位所谓国家接班人，其间毛周之间关系时密时疏，或热或冷，起伏跌宕。根据作者所说，矛盾的基点都是毛泽东念念不忘当年周恩来整过他，猜忌周在林彪事件后党内外声望大起，以及担心周在自己身后翻文革的案，这样才必欲整治，报这一箭之仇，要将周恩来打倒，而周恩来则对毛极力隐忍周旋，顾全大局，力图保持晚节。
书中透露，周恩来于1976年1月8日去世之后的除夕夜，从来禁止放鞭炮的中南海毛泽东住地游泳池院子传出了喧闹的鞭炮声，第二天据说拉走了一车的鞭炮屑。这是毛泽东终于公开自己对于周恩来之死的庆幸。毛周之间关系的不平衡一直是中共党内高层乃至老百姓的传闻，但是官方宣传讳莫如深。
周恩来忍辱负重，先后帮助毛泽东搞掉了刘少奇、林彪、贺龙、陈毅等，书中说，根据作者所见的资料，毛泽东在图谋发动打倒刘少奇的“文革”前评估形势，联合国防部长林彪，并拉拢周恩来，用各种方式对周进行了试探。摸清周恩来不会反对搞刘的底线后，才敢于发动文革。而在倒刘中，毛泽东居然让周恩来负责起草足以将刘少奇开除出党的定性报告，甚至还让周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做了对刘少奇审查报告，将周恩来在整刘少奇一案中的责任铁板钉死，使得周恩来明知道刘是冤案，也得跟着毛去干。这成为周恩来晚年的最大污点。
书中还记述了林彪之死前后、周恩来与四人帮的关系等等许多历史文献和采访当事人的谈话记录，其中有不少是当局讳莫如深，由作者首次公开面世的，例如：周恩来如何对多年老战友如贺龙落井下石，后来又受到良心谴责；周恩来在中美和解、安排尼克松 访问中国大陆过程中如何受到外国政要与媒体推崇，因此被毛忌恨，发动十天的批周会议；毛泽东临死前还在修改早年批王明批周恩来的九篇文章，准备在适当时机刊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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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家族背景曝光 母亲是康生家的佣人
【大纪元2016年11月23日讯】（大纪元记者杨一帆综合报导）作者陈冠任的文章披露，江青祖籍山东诸城古城子，其母王氏因夫妻关系不好，带着江青离开了夫家，到地主康生家做了佣人。
陈冠任题为《揭秘江青鲜为人知的父母亲》一文称，江青的父亲李德文生于1855年，是山东诸城古城子有名的木匠。李德文与前妻生育两男一女，后妻子因疾而亡。
1913年，年近六旬的李德文经人介绍，续娶在诸城东南30公里小岳峙村的王氏姑娘。江青外祖父在小岳峙村开了一家小客栈，生意红火。他共生两子一女，女儿即王氏。她知书达理，擅长针线活，时年20岁，不知何故被父母许嫁给了年迈的李德文。
婚后，李德文与王氏经常吵架。王氏续弦来到李家后的第二年3月（1914年）生下江青，取名“进孩”。
有一次，小岳峙王家有老人过世，报丧人来报丧时，忘了李德文的姓名，只记得其外号叫“犸虎”。报丧人走后，李德文和王氏就此吵了起来。
之后，夫妻关系更趋紧张，李德文甚至对王氏大打出手。王氏终于忍受不了，带着江青离开了李家。
王氏带着江青在诸城一个地主家（即康生家）做佣人，她把江青寄放在一个亲戚家，晚上才回家。江青后来回忆称，母亲出去了，她靠在炕上等母亲。炕上没有东西吃，屋里点了一盏小油灯。后来，她就靠在炕上睡着了。母亲回来看到她这样，抱着她哭了……
1921年夏天，江青到诸城县女子学堂读书。校董薛焕登给她取名“云鹤”。江青学名就叫李云鹤。
1928年，14岁的江青考入山东戏曲学校，王氏也决定离家出走，不再在诸城生活了。
王氏于1948年冬在济南去世。当时江青在河北西柏坡，经毛泽东同意，由田家英等人陪同秘密赶到济南，但王氏已经入土下葬。
康生撮合毛泽东江青婚姻巩固自己地位
前江青秘书杨根禄题为《我所了解的江青与康生的关系》一文也曾披露，江青与康生均是山东诸城人，江青之母曾是康生家的女佣，当时江青就去过康生家。
另有资料显示，1920年后到1924年，康生在诸城县立高等小学授课，此时江青就在此上小学等。
1937年11月29日，康生从苏联来到延安，此时江青来延安已3个月，并与毛泽东相识。康生促成江青和毛泽东的婚姻。他因此获得毛泽东的信任，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
在延安整风时，因江青在上海曾经被捕，加上她在上海和唐纳、章泯的婚恋，报纸曾纷纷登载，招来众多意见。由于康生的帮助，江青度过了这一关。
1966年，“文革”爆发，江青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副组长，康生任顾问。两人相互勾结，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原人民出版社社长曾彦修在《炎黄春秋》撰文说，江青唯康生一人是礼， 无论是当面还是背后，或是文字上，江青总是称呼康生“康老”。江青还请康生陪看电影，他如有特殊情况不去，江青对其没有任何不满。
文章称，但1975年康生垂危之际，或许发现“四人帮”大势已去，生怕毛泽东批判“四人帮”会涉及他，忽然约见王海容和唐闻生，称有要事转告毛泽东。她们来到“康公馆”，康生对她们说，“请转告主席，江青和张春桥，在历史上都是叛徒！”
1975年12月16日，康生去世。
1980年10月16日，中共宣布康生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开除其中共党籍，其骨灰撤出八宝山公墓。
江青简介
1934年，江青在上海以蓝蘋为艺名做电影演员；1936年4月与唐纳结婚，后分手。
1937年8月，蓝蘋到达延安，改名“江青”。1938年11月20日，江青与毛泽东结婚。
1963年起，江青以“京剧革命”为名，在文艺界煽动极“左”思潮。1966年5月后，江青任中共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代理组长，并成为中共政治局委员。
1976年10月6日，毛泽东死后不到一个月，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联同中共元老叶剑英、李先念等，发动怀仁堂事变将“四人帮”成员抓捕，指控其“篡党夺权”。
“四人帮”是毛泽东命名的“文革”时期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四人组合，是极左路线的代表。
1981年1月25日，中共最高法院特别法庭以反革命集团首犯判处江青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83年1月，江青被减为无期徒刑。1991年5月14日，江青自杀身亡。
康生当众扒掉地主婆上衣后狂笑 性变态生活糜烂
——性变态康生指导土改 当众扒掉地主婆上衣后狂笑
【阿波罗新闻网 2016-12-02 讯】
1947年3月，康生到临县搞土地改革试点时，斗争小学教师刘荣昌之妻。在扯掉所谓“地主婆”的刘妻上衣时，康生笑得前仰后合。据《康生评传》记载，康生是一个极端阴险毒辣的政治骗子。他对党内异己的直接和间接的迫害，可谓空前绝后。康生不但生活糜烂，其妻也是康生霸占人妻挖墙脚的“成果”。
而这一切也都是共产党员的“特性”。马克思和女仆生下私生子。恩格斯未婚与三女乱伦同居。巴枯宁写道“在这革命中，我们必须唤醒人们心中的魔鬼，以激起他们最卑鄙的激情。我们的使命是摧毁，而不是教诲。毁灭的欲望是一种创造性的激情。”
陈云曾说过“康生是鬼不是人”。（网络图片）
《百年潮》2003年11期刊登冯文耀的《康生与山西临县土改试点》一文披露，1947年3月，康生到临县搞土地改革试点。他把大批出身农民的干部扣上“地主的立场，富农的感情”的帽子，对出身剥削阶级的党员干部，轻则诬为“立场未变”，重则诬为“包庇地主家庭”。
一天，在康生试点的五区郝家坡，斗争小学教师刘荣昌之妻。在扯掉所谓“地主婆”的刘妻上衣时，康生笑得前仰后合，（当时被斗者，尤其是女性，习俗是不管什么死法，死时也要穿上新衣裳。因此，在斗争会前，他们把好衣服穿在里面。）在场的人都不知何故。散会后，他把各村工作组长留下，问大家：“刚才发现了什么？”谁也回答不上来。他说：“地主婆里边穿着又好又新的衣服，说明老区大部分地主土地以减租等斗争方式转移到农民手里是假的，而是地主以高价把土地卖给农民，一部分白洋投资工商业，换个办法剥削人，一部分埋藏在地下。”
根据康生的这一发现，马上发明了“挖地财”，凡定为地富分子者，都得交“地财”，否则将被非刑拷打。当时，包括一部分家境比较富裕的干部也都在劫难逃。这—招，又导致多打死、逼死一些人。不到一年，全县共死亡780多人，其中地富分子190多人，干部、党员和群众580多人，为地富的三倍。
康生害人成性
据仲侃所著《康生评传》一书记载，1947年，康生在山西省林县主管土地改革时，施行的残酷政策，几乎杀掉了每一个地主和富农，使许多共产党干部对他产生憎恶。
康生发明的众多酷刑中包括：把囚犯拴在马后，然后，鞭打那匹马，驱使他拖着受害者不停地奔跑，直到把他拖死；把醋灌进受害者的喉咙；用一根马尾刺进受害者的阴茎。当康生对他的施虐狂队伍的“努力”不满意的时候，他会不断发明使不幸者更加痛苦的新方法。他曾威胁要把毒蛇扔进囚犯的牢房来加快获取“供词”。当需要恐怖的戏剧性表演时，他会极其高兴地捏住囚犯们的鼻子，像牵着牛一样领他们穿过巷。
生活糜烂霸占人妻
《康生评传》还披露，康生还曾把演员找到家里，表演模仿男女的床上戏，并用当时十分罕见的录音机给录制下来。此外，还把京剧演员找到家，叫他们演很黄很暴力的剧目，并亲自拉京胡伴奏。他还喜欢收集春宫画，看得乐不可支。
康生与曹轶欧（网络图片）
而康生的妻子曹轶欧，也是康生霸占人妻挖墙脚的“成果”。
据福宁客发表的博客披露，二十年代末期，原名张叔平的山东地主子弟康生(当时化名赵容)，在上海闸北区担任区委书记。那时曹轶欧已与别人结了婚，并且生了孩子，她的丈夫叫李应臣，是共产党的上海沪西区委书记，与康生同为山东地主子弟。由于他们都在同一个地区工作，又是山东同乡，相互都比较熟悉，一来二去，康生勾上了李应臣的妻子曹轶欧。
就在李应臣回乡借钱之际，早就同曹轶欧眉来眼去的康生，马上乘虚而入，与曹轶欧过上了姘居生活。由于康生能钻善拍更会吹，康生的权势和地位实际超过了他的“情敌”李应臣；他恃强长期霸占李应臣的妻子，开始还偷偷摸摸，以后竟旁若无人地与曹轶欧公开了他们的不正当关系。
共党党员淫乱从祖师爷马克思开始
莫斯科的马克思研究所里有一百多卷马克思写的文字，只有十三卷出版了。迄今未出版文字中，包含马克思的撒旦魔教徒思想，这也是未能出版的原因之一。
罗马尼亚基督教牧师和作家Richard Wurmbrand研究了马克思从青少年开始的写作、思想历程，1986年出版《马克思和撒旦》（Marx and Satan），揭秘马克思如何成为撒旦魔教，以打破一切人类道德底线、毁灭人类为乐。
Richard Wurmbrand（理查德•沃姆布兰德），生于1909年，逝于2001年。他由于领导地下教会活动，1948年被罗马尼亚共产党囚禁并遭受酷刑折磨。1964年获释，后流亡并定居美国。曾出版18本英文著作，其中包括《Marx and Satan》和《Tortured for Christ》等。
撒旦魔教有一种宗教仪式叫“黑色弥撒”。撒旦祭师于午夜时进行念诵。黑色蜡烛被颠倒放置于烛台上，祭师反穿着长袍，照着祈祷书念诵，但念诵顺序是完全颠倒的，包括上帝、耶稣、玛利亚的圣名，都倒过来念。一个十字架被颠倒放置或被踩在脚下，一部《圣经》会被焚毁。所有在场者发誓要犯天主教教义中的七宗罪（贪婪、色欲、愤怒等），然后他们进行纵欲狂欢。
马克思18岁时著《Oulanem》剧本，与此黑色弥撒如出一辙，“Oulanem”就是将圣名“Emmanuel”调乱来写。“Emmanuel”是耶稣在《圣经》里的一个名字，其希伯来文意思是“上帝与我们同在”。黑魔法认为这种颠倒之法是有效的。
以上引用自:马克思的作品《Oulanem》，可以在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建的网站上查到：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 ... e/verse/verse21.htm
这也就不难理解很多活跃的撒旦教徒都有混乱的个人生活，马克思也不例外。虽然燕妮很美貌，马克思和他的女佣Helen Demuth还是有一个私生子，为了自己的名声，私生子栽赃给了恩格斯，由恩格斯寄养在工人之家。恩格斯在弥留之际才告诉了马克思女儿这一秘密。
马克思一辈子也没付给女佣Helen一分钱工资，而马克思全家郊游，都会看到有个女仆Helen，驼鸟般负重，杯盘、食物、野餐用具，一应俱全伺候。
马克思死于1883年3月14日，埋在伦敦的高门墓地（Highgate Cemetary），而这个高门墓地是伦敦地区撒旦崇拜的中心，许多崇拜魔鬼的神秘黑色仪式在这个墓地举行。
阿波罗网站独家发表的“Finder"的揭秘文章《马克思的成魔之路--独家：惊天重大发现一切中国问题的疑惑迎刃而解》有更详尽考证。其中研讨的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作品，都可以在设于美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网站www.marxists.org中查到。
恩格斯终生未婚与三女乱伦同居
马克思的最亲密伙伴恩格斯，也有撒旦魔教联系，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主义要消灭永恒的真理，消灭所有宗教和所有伦理道德”。
恩格斯身体力行，宣称一生不结婚，不要家庭。并在曼彻斯特就与玛丽、玛丽的妹妹莉西还有她们的侄女同居一室。
玛丽姊妹是恩格斯的纺织厂里的女工。但玛丽一心想嫁给恩格斯，当个幸福的妻子和阔太太。但恩格斯坚决不愿意，此事成了玛丽心中永远的痛，终于积郁成疾，命归黄泉。去世前，玛丽最后一次恳求恩格斯给她一个妻子的名分，否则死不瞑目。恩格斯终于作了妥协，违心地答应了，且以玛丽希望的宗教仪式举办了婚礼。
妹妹莉西则没有她姐姐幸运，当了恩格斯一世的情人，从未得到恩格斯的婚姻许诺，玛丽的侄女就更不用说了，但恩格斯在遗嘱中留给她一笔遗产。
【阿波罗网站独家文章《独家惊天重大发现一切中国问题的疑惑迎刃而解》】
共党使命：“唤醒人们心中的魔鬼，以激起他们最卑鄙的激情”
巴枯宁(网络图片)
共产主义的另一位名人Bakunin（巴枯宁）写道“在这革命中，我们必须唤醒人们心中的魔鬼，以激起他们最卑鄙的激情。我们的使命是摧毁，而不是教诲。毁灭的欲望是一种创造性的激情。”
共产主义的热烈支持者，Bruno Bauer（布鲁诺•鲍威尔），对摧毁恩格斯的基督教信仰起了重要作用。像恩格斯一样，Bruno Bauer起初是个虔信者，后来还成了保守的神学家，对批评《圣经》的言论进行反击。之后，他转而激烈批评《圣经》，并成了唯物主义基督教的创始人。他的教义坚称耶稣是凡人，而不是神的儿子。1841年12月6日，Bauer给他的朋友Arnold Ruge（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写信道：「在这里，我在大学面对广大听众讲课。当我在讲坛上说出那些亵渎神的话时，我并不认识我自己。这些话太厉害了，那些孩子们听得汗毛倒竖。当我说着那些亵渎之言时，却记起我是如何在家中虔诚写作、为《圣经》和《启示录》辩护。可是，经常是我一登上讲坛，一个很坏的魔鬼就占据了我的身体，而我是如此虚弱，被迫向牠投降……我只有成为公认的公开鼓吹无神论的教授，才能满足我的亵渎之灵。」
阿波罗网白梅报道
之前，戚本禹在其回忆录中披露，1955年他在中南海处理过一个案子。新疆农垦文工团一个唱京剧的有名的花旦，来告一位很高级别的将军，说他和她生下孩子后又不管她们母子了。她去找他，他就告诉下面的人说他不认识她，不见。
文章称，那将军不承认这事，可那小姑娘讲得有根有据，连将军身上有什么疤痕都讲了，不会是捏造的。戚本禹文章中对这个将军用了某某表示，但公开资料显示，此人是王震。
那三年老照片 谁说卡中国脖子？苏联谢绝中国出口粮食
苏联当时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说，苏联人很清楚中国尸横遍野的饥荒：“你根本不用搞任何调查，只需要驾车从北京飞机场进城就知道了。树上都没有叶子。”莫斯科授命他谢绝中国的出口食品。中国方面非给不可。有一次，中方对苏联主动提出增加肉类出口，苏联人问怎么可能增加？答复是：“不关你的事！
【阿波罗新闻网 2016-07-05 讯】
@jiapin1989：1937年民国贵州自治政府颁布：在天灾粮食困难期间禁止以粮食煮酒、熬糖、米浆刮布；1958年到1961年中国大饥荒，食物不足，人相食，茅台酒厂无米酿酒，赵家周总理总理闻讯，特批2200吨粮食给茅台酒厂酿酒，此期间，中国数千万人饿死……
@唤贝征o：苏联当时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说，苏联人很清楚中国尸横遍野的饥荒：“你根本不用搞任何调查，只需要驾车从北京飞机场进城就知道了。树上都没有叶子。”莫斯科授命他谢绝中国的出口食品。中国方面非给不可。有一次，中方对苏联主动提出增加肉类出口，苏联人问怎么可能增加？答复是：“不关你的事！”
@闻羊知马：【“二号病”】大饥荒期间挨整的人有很多是医生，他们的罪行是诊断出大批人生病死亡的原因是饥饿，泄露了国家秘密，大饥荒是国家战略。医生王善身在被问到浮肿病治不好，少了什么药时，说：“少了一味粮食”。他被开大会批斗，投入监狱。当时不允许提饥饿，被隐讳地称作“二号病”。
沈勇平：1962年7月被中央办公厅派遣到四川省进行调查的《人民日报》总编室副主任萧风在《四川情况》中写道：“人口，1957年7300万人，一说是7175万人；1960年省委组织部批转各地编制时，6200万人；再加上1961、1962年春、夏荒死人数，以及生死相抵，共减少1200多万人，减少17%左右。”（五十年代人民公社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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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万印尼华侨为何被残杀？起因于周恩来一句话！
2016-09-08 00:10
中共向海外输出“革命”理论，导致印尼华侨在排华事件中被追杀。（网络图片）
1945年印尼获得独立成立印尼联邦共和国。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共当局向印尼提供了大批经济援助和军事装备，同时也输出“革命”，大力扶植印尼的共产党组织。
当时的中共前总理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称，东南亚有这么多华侨，中共当局有能力通过这些华侨输出“共产主义”，使东南亚一夜之间改尽颜色。周恩来这段话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受到了强烈谴责，尤其是在东南亚国家遭来了当地政府的强烈反感，招致了1965年印尼的排华浪潮。
多方资料显示，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排华事件与周恩来的这次讲话有关，特别是印尼1965年的排华事件和周恩来指挥下企图帮助印尼共产党发动政变更是有直接关系。
当时印共是全世界第三大共产组织，党员超过二百万，势力膨胀对印尼传统社会造成极大冲击。苏加诺与中国走的很近，他利用共产势力来抗衡宗教和军队，以维持他的独裁。印尼宗教组织和军队极为不满，与印共的摩擦不断升级。在周恩来的推动下，苏加诺意图成立军队之外的武装组织，以印共为骨干，由中国提供武器和培训。
1965年9月30日，以印尼总统警卫部队第三营营长翁东中校为首的军官发动军事政变，杀死包括陆军司令雅尼在内的6名陆军将领，是为“930”事件。
该事件触发了以苏哈托和纳苏蒂安为首的军人集团发动军事政变，他们推翻了苏加诺总统，并在社会各阶层全面肃清印尼共产党势力。
随后在印尼全国掀起大规模反华浪潮，致使30多万华侨被屠杀，中共则袖手旁观。
纪登奎：毛泽东说周恩来老奸巨猾
周恩来说纪登奎“还不适应高层政治生活”，并对此从来没有解释过，对他来说，一切要依靠自己来理解领悟。林彪事件以后，周恩来掩面而泣，以至于抽泣得肩头都在抖动，似乎已经情难自已。周总理为什么哭？掩面而泣的原因可能多种。为林彪的悲惨命运而哭，想到了自己的伤心事？是想到林彪之后自己的处境会更难，所以才悲从中来，掩面而泣？周的情绪宣泄也掩盖了很多，难怪毛说恩来和我一样老奸巨猾。
【阿波罗新闻网 2016-12-20 讯】
作者：赵树凯
纪登奎与周恩来、叶剑英想毛泽东汇报林彪案情后，毛并未详细询问，只说：“纪登奎啊纪登奎，你头上少了几根白头发。不像我、恩来、叶帅，老奸巨猾。”
毛泽东晚年赏识和培养的干部纪登奎（图源：新华社）
纪登奎在闲谈中经常说到周恩来，就话题频率而言，也许仅次于毛泽东。
关于周恩来，纪登奎讲述的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是：林彪事件以后，周恩来掩面而泣，以至于抽泣得肩头都在抖动。当时，纪登奎和周恩来在一起，但是，周恩来似乎已经情难自已。纪登奎说，他当时非常吃惊，试图劝慰周恩来，并说，林彪问题已经暴露，应该感到高兴之类的话语。但是，周恩来并没有理会纪登奎的安慰，也没有对纪登奎解释什么。纪登奎讲这个情景时，我曾急切地问：“周总理为什么哭？”纪登奎并不回答，只是继续他的话题。据我所知，纪登奎曾对几个九号院同事说到这件事，但从来没有正面解释过周恩来为什么哭。
从一般理解来说，周恩来掩面而泣的原因可能多种。可以理解为是为我们党多灾多难而哭，也可以理解为林彪的悲惨命运而哭，还可以理解为，周恩来因为林彪的死想到了自己的伤心事，等等。在以后的闲谈中，纪登奎说到周恩来和林彪，依然不直接解释有关哭泣的事情，但是，我从他的话语之间可以听出，在纪登奎看来，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并非一般文件表述得那样，或者说并不能简单地说周恩来如何同林彪集团斗争，相反，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相当好，尤其是在“文革”开始以后，周恩来与林彪有很多相互支持配合。纪登奎多次提到：“林彪事件以后，周总理的处境更难了。”周恩来自己有时候也若明若暗地发出类似慨叹。我有时候胡乱猜想，莫非周恩来是想到林彪之后自己的处境会更难，所以才悲从中来，掩面而泣？
纪登奎还讲过向毛泽东汇报林彪专案的一件事。林彪事件后，纪登奎主持林彪专案组日常工作。有一天，周恩来、叶剑英和纪登奎一起向毛泽东汇报林彪专案。纪登奎说：“主要是我向主席汇报，因为我是具体抓这个专案的，总理和叶帅主要是一起听，后边也讲讲。这次汇报，我主要汇报有关人员的审查情况，特别讲到林彪集团意图谋杀主席等情况”。令纪登奎诧异的是，毛泽东听了纪登奎的汇报后，并没有就案情本身问什么，而是说：“纪登奎啊纪登奎，你头上少了几根白头发。不像我、恩来、叶帅，老奸巨猾。”纪登奎听了毛泽东的话，很是不解。汇报结束出来后，纪登奎问周恩来：“我刚才的汇报是否属实？”周恩来说：“是！”纪登奎又问：“主席信不信？”周恩来说“信！”纪登奎再问：“那主席为什么说我少几根白头发？”周恩来不再直接回答纪登奎的疑问，而是说了一句：“你刚来中央，还不适应高层政治生活。”这句话含义并不清楚，但是确实意味深长。纪登奎听到这里，就不再问什么。我当时问纪登奎：“您后来是否弄清楚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意思？”纪登奎看我一眼，并不回答我。
周恩来说纪登奎“还不适应高层政治生活”，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在后来的闲谈中，我们还聊到这样的问题。纪登奎说，周恩来从来没有解释过，对他来说，一切要依靠自己来理解领悟。在当时的中央高层，不仅那些资历深的领导人不会在这些方面指点他，而且，对于一些重大专案处理，高层领导中从来没有个人之间的意见沟通和交流。纪登奎说：“像林彪事件这样的问题，在我和周恩来之间，还有在其他政治局委员之间，除了会议上讨论，我们个人之间从来不议论。在会上的讨论中，政治局委员们说到林彪问题，都是按照主席定的调子说话，从来没有人说半个不字。周总理或者其他中央领导人，从来不说他们个人对于林彪事件的看法。所以，我根本不知道周恩来自己对于林彪事件有些什么想法。”纪登奎说的领导人之间若有若无的交流沟通，也许就是“高层政治生活的”特点之一吧。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东方白 来源：听纪登奎闲谈人物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邓颖超曾在高层散布 替周恩来找小妾留后
2016-07-06 06:59
(网络图片)
中共第一代总理周恩来一直被中共的宣传机器塑造成“道德楷模”，海外中文媒体却揭露周恩来不但放荡，而且与德国姑娘未婚生子。港媒则披露，周不但有情人还有一个女儿。前段时间，罗瑞卿之子罗宇称，邓颖超曾在高层散布，为留后代替周恩来找小老婆。
据海外中文媒体报道，中共元老罗瑞卿将军的儿子罗宇，原任军队总装备部空军处处长，现已离开中国，在美国定居。由于其父与其他中共元老之间关系比较密切，罗宇从小能够了解到一些中共高层家庭内部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消息。
罗宇还说，五十年代末，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就在小圈子里到处散布，她要给周恩来找个小老婆，为周恩来留后。邓颖超曾到罗宇家里来跟罗宇的妈妈说这件事。罗宇的妈妈告诉罗宇的爸爸时被罗宇听到，但小孩不允许议论这些事。
周恩来在东德有子孙
事实上，周恩来并非没有后代，海外中文媒体刊登《周恩来批判》一书曾披露，周恩来在东德有子孙的新闻。
文章称，周恩来与德国情人的故事，始传于上世纪50年代初期。1954年7月周恩来访问东德时，忽有一位自称是他后代的东德男子要与他见面，被他拒绝。
该男子面貌有华人特性，轮廓也像周恩来。据当地媒体报导，周恩来在法国巴黎留学时，与一位德国女子曾生下私生子。该德国女子可能是德共党员，后离开巴黎返回德国。
当时西德《明星》周刊记者海德曼深入采访中，在东德汉德海根见到了周恩来当年的情人，后来又见到了周恩来的孙子。
海德曼说，周恩来的情人叫史蒂芬，曾为哥廷根的奥本曼旅店的女仆，1923年周恩来寓居该店期间与之相识，昵称她为格德尔，两人常在附近森林散步，不久为周恩来生下一子，取名库诺。生下孩子12天后，史蒂芬被旅店老板解雇，从此与周断绝音讯。
库诺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库诺的妻子改嫁，留下一子威佛利，全名古诺・韦尔来德・周，1954年海德曼去汉德海根采访他才是个10来岁的小男孩。
周恩来有情人和女儿
文章介绍，周恩来留学期间给朋友写信，常忍不住向他们夸耀欧洲的美色，“某某女人真漂亮”，或是“巴黎真是美极了”。
周恩来喜欢跳舞，常去公共舞厅，从不愁没有舞伴。
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撰写的《毛泽东情人自白录》中，称毛泽东情人陈惠敏（陈露文）也披露，周恩来和其他毛泽东等人一样，喜欢跳舞，舞会每周要开两次，由中共海政文工团伴舞。
陈露文还说，周恩来有婚外情，周的情人，是一位将军的妻子，比她大10岁，是海政的舞蹈演员。周常打电话找她，在她们那圈子里人人皆知。
下级为了巴结上级，也以介绍女孩子为最好的手段。毛曾要陈露文介绍姐姐来京（陈露文一家十姊妹，她排行老七），被她拒绝。张玉凤就没有拒绝介绍其妹到中南海服侍毛。
周恩来的第一个女人
《与周恩来发生关系的女人们》一文中称，周恩来与妻子邓颖超相识于1919年夏天，邓颖超15岁，时逢21岁的周恩来从日本落第回到天津，准备进南开大学。
“五四”运动前后，周恩来、张若名、邓颖超有过三角恋爱关系。当周恩来和张若名热恋时，邓颖超不断给周写信。
当年周恩来在巴黎决定放弃张若名而接受邓颖超，主要基于政治上的考虑。中共反右以前，周恩来曾到昆明秘密探访过张若名，1958年张若名在昆明投河自杀。
王一知和张文秋
中共初期一位著名美女王一知，曾是周恩来的密友。王一知原是中共成立时东京小组施存统（复亮）的夫人，后来与张太雷同居，张死于广州暴动，王一知长期受周恩来的特别照顾，当年张国尽夫人杨子烈亲自见到邓颖超打过周的耳光，王一知也受过侮辱。
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潜伏敌后都是以夫妻档为掩护。周恩来在上海时，还有一位神秘女友叫张文秋，又名张一萍。张文秋就是周的其中一个住家主妇，后来张文秋被共产国际情报组在上海的代表佐尔格看中，周恩来派张文秋做了佐尔格的妻子，佐尔格又把张文秋让给另一个德籍助手做临时夫人。
延安时代，周恩来、邓颖超把张文秋介绍给了毛泽东。张文秋很得毛的喜爱，她又把自己同母异父的两个女儿刘松林、邵华嫁给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
周恩来和江青的关系
江青与周恩来的关系也是个谜，毛泽东、江青的结婚，现在中共的说法是周恩来介绍的，中共地下工作的负责人王世英、杨帆等当时向中央提出资料说，江青私生活糜烂，被称为“公共汽车”。
中共高层大多数人也反对毛、江结婚，但是周恩来说，江青在上海地下工作中做了大量工作。
中央最后通过毛江结婚，江青可以做毛夫人，但20年内不可以担任政治职务。5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为中央主席秘书时，周恩来提议加上江青，后来中共中央有过文件，这是江青从毛夫人到合法参政的开始。
文革初期，周恩来与江青互相吹捧，外界质疑，江青可能是周恩来安置在毛泽东身边的西施或貂蝉。至少说明了周恩来和江青的关系不寻常。
周恩来和养女孙维世
周恩来和孙维世，超过养父和养女之间的关系，明知其事，严格保密而又用政治手法处理的是邓颖超，早在1937年，周恩来把孙维世从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带回家中时，那种喜悦，邓颖超早已看出周恩来内心藏着一个秘密。
1951年，邓颖超主持孙维世和金山结婚，其后，孙维世向邓颖超诉苦说，金山婚后本性难移，乱搞男女关系，孙维世感到非常痛苦，邓颖超回信暗示孙维世，说周恩来的私生活和金山相比，没有多大的区别。
金山的第二任妻子电影明星王莹，也是和周恩来私人接触最多的。后在周的安排下，与白崇禧的机要秘书地下党员谢和赓结婚赴美留学。
与周恩来单线联系的女人
在上海地下工作中，还有一个和周恩来单线联系的女人，是黄慕兰，她当时以交际花的身份活跃社交场所，由于她艳压群芳，裙下有律师，法租界的包打听（暗探）、翻译官等，她在周恩来身边，往往能提供最重要的情报。向忠发在上海叛变之际，是黄慕兰救了周恩来一命。
周恩来身边到底有过多少女人，永远没有人知道。邓颖超在一篇回忆录中说，他们结婚后，聚少离多，他到那儿去，“去干啥、呆多久、从没有讲”。周一向“守口如瓶，滴水不漏”，“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是很多的。”
红朝秘闻！周恩来到底有多少女人？
2016-09-24 00:10
周恩来和邓颖超与其养女孙维世（中）在一起。（网络图片）
女人在周恩来的政治生活中，起过很大的作用。周恩来利用女人的天才，和政治统战的天才，是毛、周文革权斗，周一直屹立不倒的原因之一。
艾蓓是周恩来的亲生女儿 罗青长是艾蓓养父
司马璐在《早年周恩来身边的女人初考》一文中披露，艾蓓写的《叫父亲太沉重》一书，基本背景是事实，问题是，她没有勇气用第一人称，忠实地写出，而是故弄玄虚，用迂回曲折的小说笔法来表达，以至很多人怀疑她的真实性。
开放杂志主编金钟披露，新近出版的《司徒华回忆录》，提到八九年六四事件后港支联曾协助一名“毛泽东情妇”移民美国。她就是毛身边仅次于张玉凤、孟锦云的女人陈惠敏（陈露文）。毛认陈惠敏为女儿和情人。毛死后，粟裕（大将，陈父上级，陈露文之父陈玉生是新四军第三军分区的司令员），杨得志都爱她，表示可以离婚，和她结婚。
当问到《叫父亲太沉重》，周恩来有没有婚外情时，陈露文毫不犹豫地说：周有情人，是一位将军的妻子，比陈大十岁，是海政的舞蹈演员。周常打电话找她，在她们那圈子里人皆知道。她说“艾蓓完全是周恩来的女儿！”艾的养父是个副部长（即中央社会调查部副部长罗青长），生母在北京，当然不会公开。
王一知、张文秋曾是周恩来密友
中共初期一位著名美女王一知，也曾经是周恩来的密友。王一知原是中共成立时东京小组施存统（复亮）的夫人，后来与张太雷同居，张死于广州暴动，王一知长期受周恩来的特别照顾，当年张国尽夫人杨子烈亲自见到邓颖超打过周的耳光，王一知也受过侮辱。
共党地下工作者深谙“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个中三昧，谍报人员潜伏敌后都是以夫妻档为掩护。
周恩来在上海时，还有一位神秘女友叫张文秋，又名张一萍，她是专职性“住家主妇”的女同志，像周恩来这样重要的领导人，当年在上海的住家绝不止一处，张文秋就是周的其中一个住家主妇，后来张文秋被共产国际情报组在上海的代表佐尔格看中，周恩来派张文秋做了佐尔格的妻子，佐尔格又把张文秋让给另一个德籍助手（中文名吴照高）做临时夫人。佐尔格就是当年轰动中外的上海神秘西人案的主角。
延安时代，周恩来、邓颖超把张文秋介绍给毛泽东。张文秋很得到毛的喜爱，她又把自己同母异父的两个女儿刘松林、邵华嫁给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他们既是亲家，又是周恩来、张文秋、毛泽东三人之间的纽带，主要串连者是邓颖超，政治意涵耐人寻味。
胡绣枫、胡楣姊妹委身于周恩来
抗战时重庆社交名人胡绣枫女士，她是重庆社会局局长李剑华的夫人，夫妻俩都是国民党身份的中共地下党员，1939年，毛泽东和周恩来指示潘汉年争取大汉奸李士群的合作，李提出一条件，要求他的旧情人胡绣枫回到身边。周恩来认为胡绣枫是自己身边不可缺少的女人，很感为难，于是胡绣枫建议由她的姐姐胡楣代替她。
胡楣又名关露，是三○年代初著名的诗人、作曲家和编剧家，也曾在上海为周恩来传递情报，胡绣枫给李士群一封信，请李给姐姐关露一份工作，李士群一见，觉得关露和妹妹一样漂亮，就留在身边，关露从此就以李士群的情人身份做了汉奸，实际上为中共秘密工作。
江青与周恩来的关系暧昧
江青与周恩来的关系也是个谜，毛泽东、江青的结婚，现在中共的说法是周恩来介绍的，中共地下工作的负责人王世英、杨帆等当时向党中央提出资料说，江青私生活糜烂，被称为“公共汽车”。中共中央大多数人也反对毛江结婚，但是周恩来说，江青在上海地下工作中做了大量工作。
中央最后通过毛江结婚，江青可以做毛夫人，但20年内不可以担任政治职务。五○年代初毛泽东提出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为中央主席秘书时，周恩来提议加上江青，后来中共中央有过文件，这是江青从毛夫人到合法参政的开始，文革初期，周恩来与江青互相吹捧。这一切都令人感到，江青可能是周恩来安置在毛泽东身边的西施或貂蝉。至少说明了周恩来和江青的关系是不寻常的。
孙维世与黄慕兰曾活跃在周恩来身边
周恩来和孙维世，超过养父和养女之间的关系，明知其事，严格保密而又用政治手法处理的是邓颖超，早在1937年，周恩来把孙维世从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带回家中时，那种喜悦，邓颖超早已看出周恩来内心藏着一个秘密。
1951年，邓颖超主持孙维世和金山结婚，其后，孙维世向邓颖超诉苦说，金山婚后本性难移，乱搞男女关系，孙维世感到非常痛苦，邓颖超回信说，在上海十里洋场混久了的男人，总是免不了有这些事的。如果想到他为党做了大量工作，作为他的妻子，就可以自堪告慰了。这段话有相当的暗示性和针对性，周恩来的私生活和金山相比，没有多大的区别。
金山的第二任妻子电影明星王莹，也是和周恩来私人接触最多的。后在周的安排下，与白崇禧的机要秘书（地下党员）谢和赓结婚赴美留学。
在上海地下工作中，还有一个和周恩来单线联系的女人，是黄慕兰，她当时以交际花的身份活跃社交场所，由于她艳压群芳，裙下有律师，法租界的包打听（暗探）、翻译官等，她在周恩来身边，往往能提供最重要的情报。向忠发在上海叛变，千钧一发之际，是黄慕兰救了周恩来一命。
周恩来守口如瓶 临终委托罗青长照顾艾蓓
周恩来身边到底有过多少女人，永远没有人知道，周恩来时时强调保密的重要，在一次会议中说：“保密的事非同小可，回家后，不要一时高兴就说出来”，“我老婆是老党员，中央委员，不该说的我对她就是不说”。
邓颖超也在一篇回忆周恩来的文章中说，他们结婚后，聚少离多，他到那儿去，“去干啥、呆多久、什么从没有讲”。周恩来一向“守口如瓶，滴水不漏”，“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是很多的。”
周恩来去了哪儿，当时的白区活动，一种是中共的“住机关”，这种住机关有的男女同志，假扮成夫妇，一种是单身女性，专门接待高级领导人的，另一种是妓院，因为妓院可以闭门“密谈”，环境也容易控制。向忠发的小老婆，就是周恩来替他从妓院中选的。周恩来这些行为，当然可以解释他是为了党的需要，为了工作的需要，周恩来和邓颖超之间尚且“守口如瓶”，做中共党史研究工作的，故事只能讲到这里。
陈露文解释说，高层除陈云身体衰弱，林彪“抽白面（鸦片）”外，个个都玩女人，老帅朱、叶、老邓都不例外。他们当这是最高的特权享受。有的高干还“扒灰”，搞儿媳妇。
早年北京的高层人士都知道，艾蓓是罗青长的女儿，而艾蓓的相貌完全不像罗青长，却像周恩来。罗青长是长期担任周恩来的情报保卫工作的，他与周恩来的关系和汪东兴与毛泽东的关系差不多。罗曾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分管外交、情报、对台工作。七十年代初期，中央调查部恢复工作后，罗青长任部长，一直到1982年中央调查部合并入新组建的国家安全部。同时兼任中共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
周恩来临终时，把罗青长叫到身边，连说了四个“托”字，“托”什么呢？他没有来得及说，托党和国家大事，罗青长还不够条件，周恩来的家事有邓颖超，也不用“托”给罗青长。周恩来“托”罗青长的事是照顾艾蓓。
张若名是周恩来的第一位女人
根据现有资料，法国的中法文化交流中心出版过两本书，一本是“张若名研究及资料辑集”，另一本是“张若名研究论文辑录”，出版的“导言”中说：“张若名（1902～1958）是中国第一位留学法国而取得博士学位的女学生”是20世纪“二○年代改造中国的理想主义者”。
五四运动前后，周恩来、张若名、邓颖超有过三角恋爱关系。周恩来与张若名相恋于先，然后邓颖超横刀夺爱。中共早期资料中，谈到当年那个风云的时代，周恩来与张若名出双入对的柔情蜜意故事，张若名也长得比邓颖超美丽，当时被称为才女，他们手牵手参加过对北洋军阀的斗争，1920年1月同时被捕，11月双双到法国同居。
当周恩来和张若名热恋时，邓颖超不断给周写信。当时国共第一次合作不久。邓颖超在国民党中很活跃。她到广州后，与国民党的上层多有交往，与鲍罗庭夫妇关系密切。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始终是蒋介石的部下，而邓颖超已经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了。当年周恩来在巴黎决定放弃张若名而接受邓颖超，主要基于政治上的考虑。中共反右以前，周恩来曾到昆明秘密探访过张若名，1958年张若名在昆明投河自杀。
【史海】周恩来文革初成立秘密机构防政变
【大纪元2016年08月02日讯】（大纪元记者杨一帆综合报导）资料披露，周恩来在文革初期，秘密成立了一个防政变的特殊机构，该机构权力极大。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作用也再为外界关注。
据作者张民题为《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一书披露，“文革”初期，有一个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特殊机构，名叫“首都工作组”，很长时间不为外人所知，它可以进行重大的军事调动和部署。
事情缘于1964年10月，苏共发生“不流血政变”，赫鲁晓夫被赶下台。之后，毛泽东对中共高层是否会发生类似政变疑虑重重。
1966年5月初，毛泽东向周恩来表示，“北京很可能出修正主义，需要加强首都的警卫工作，确保安全。”
1966年5月中旬，在周恩来亲自运作下，加强首都警卫工作的“首都工作组”成立， 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
同月，周恩来又决定成立 “首都工作组”常设办事机构“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在京西宾馆主楼第12层办公，楼梯口布设了哨兵，无关人员不准进入，工作人员尽可能不与外人接触。
周恩来的军事秘书雷英夫称，“首都工作组”本身就是绝密，往北京调部队这件事，更是非同小可，绝对不能走漏风声。 为此，“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对外称“编写组”。
“首都工作组”办公室下设7个组：部队指挥组。主要负责有关警卫部队的调动，首都重要目标的警卫等。警卫部队调动一个团以上的兵力，需周恩来批准。另外还有：治安组；枪支弹药清查组；电台组；社会人口清查、清理组；监狱、看守组；外事、侨务组。
“首都工作组”于1967年6月撤销。
上述信息显示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作用。
周恩来对文革有责任 邓小平都难以否认
文革研究专家、美国迪金森大学图书馆研究员宋永毅在《一个被掩盖了的文革周恩来形象》一文中披露，有关周恩来当年坚决支持毛发动文革的责任，连邓小平都难以否认。
文章称，早在1980年3月20日，邓小平在看了中共中央起草小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纲后，与部分政治局委员谈到周在文革中的“错误、过失”。
邓小平称：“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即推荐了林彪为党的副主席、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在起草九大党章时，又把林彪作为既定接班人；周恩来在中共九大筹备期间，曾提名江青、叶群为政治局委员；在中共十大筹备期间又曾建议江青为政治局常委；关于设国家主席一职，也是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由林彪担任的建议；在刘少奇问题上，在彭德怀、贺龙、陶铸等人的问题上，周恩来也是有过失的”。
文章披露，胡耀邦、陈云也认为，周对文革的发动等重大问题负有责任。
2016年6月6日，法国媒体刊登旅法人文学者赵越胜题为 “文革中的周恩来”一文。 文章说，如果没有周，文革不会搞这么久。周的某些行为助长了毛的任意妄为，让文革更加恶质化。
赵越胜表示，在文革期间，毛泽东打倒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是亲手制造者。最可怕的是周完全知道这是个冤案，“周在需要下狠手的时候，他也不怕手上沾血。”
赵越胜表示，周恩来最爱说的话就是“保持晚节”。周不过是为丧失良心找到借口，以党性为一切凶残行为辩护。
文革中周恩来为自保谁都可以出卖
中共曾宣传，周恩来在文革中抢救被打倒的老干部。但已解密的档案资料显示，在10年文革期间，周恩来为自保不断出卖自己的“同志”。刘少奇、贺龙、彭德怀、陶铸被迫害致死，彭、罗、陆、杨冤案等，周恩来都直接插手。
研究周恩来的著名专家高文谦称，周恩来文革中曾给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戴“五顶帽子”，在报告里亲笔写了“刘贼”。周恩来在刘少奇的“罪证材料”上批示：“刘贼是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此人该杀！”
周恩来原本跟原中共人大委员长朱德私交不错，但在文革中，周恩来称朱德不值得信任，并指著朱德的鼻子讲：“你是中央常委的定时炸弹。”
曾是胡耀邦智囊的阮铭在《旋转舞台上的周恩来》一书中写道：“在查证‘四人帮’的罪行中，发现那些文革中惨遭迫害的冤案，在逮捕令上几乎都是周恩来的签名，包括逮捕他自己的干女儿孙维世。”
周恩来为了自保，还亲自批示逮捕自己的亲弟弟周同宇，连跟随自己几十年的贴身警卫都出卖。
中共三巨头死缠同一美女 邓颖超服毒自杀
“1937年冬，周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巧遇孙维世，惊为天仙下凡、绝代佳人。”她引述孙维世的亲侄女孙冰的话：‘周恩来将孙维世接到他的住处，他对这位已是眉清目秀、青春诱人的大姑娘孙维世，产生了特殊的感情和爱心……”（孙冰《我的姑妈孙维世》）
【阿波罗新闻网 2016-07-13 讯】
孙维世是周恩来的第三个干女儿，其父亲孙炳文1927年去世时，周恩来认6岁的孙维世为干女儿。1937年周把孙维世带回家中时的喜悦，让邓颖超已看出其内心秘密。孙维世半生从事戏剧，与周恩来、毛泽东关系微妙，林彪则曾为追求她而离婚。文革中，她以通敌叛国罪被逮捕，亲笔签字同意的正是周恩来。同年10月14日，年仅47岁的孙被看管的人授意犯人轮奸后被打死，死状可怖。史料披露，周恩来不但从留学时就男女关系混乱，且为自保谁都可以出卖，他的亲弟弟周同宇也由他亲自批捕，批条上还以小楷标注了一家人的名单和住址，魔鬼般的真实面目令人吃惊。
图：孙维世和周恩来、邓颖超
孙维世与“周爸爸”超出父女情
著名画家张仃的儿子、现居美国的作家张郎郎先生，文革期间曾与孙维世同关北京看守所的五角楼，他在《孙维世的故事》文中写道：
“孙维世是烈士孙炳文的大女儿，孙炳文在欧洲留学时就和朱德是铁哥们，朱德又把他介绍给周恩来，据孙冰说，他们三个青年当时就拜把子结了兄弟，好比是桃园三结义。回国以后，孙炳文在广州，周恩来南下和他秘密接头，孙炳文抱着五岁的孙维世，让孙维世看后边有没有可疑的跟踪，他们坐下来谈话，这机灵的小姑娘就给他们主动放哨，那时，她一直叫周恩来‘周爸爸’。”
文中记述，1927年国共分裂，孙炳文去世。孙维世的母亲任锐带着四个孩子东躲西藏。孙维世十四岁的时候，妈妈把她托付给上海东方剧社的领导人金山和章泯，化名李琳。同剧社的蓝苹因“作风不好”闹得风风雨雨，备受众人冷落，连小李琳也不爱搭理她。后来有人说：江青有“记仇特异功能”，三十多年后，她把原来这个剧团的人不是抓起来，就是设法迫害致死。
图：孙维世与母亲任锐（网络图片）
有中共党史的“活字典”之称的司马璐在其近四十万字的大部头回忆录《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中则记述道：
“1937年冬，周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巧遇孙维世，惊为天仙下凡、绝代佳人。”她引述孙维世的亲侄女孙冰的话：‘周恩来将孙维世接到他的住处，他对这位已是眉清目秀、青春诱人的大姑娘孙维世，产生了特殊的感情和爱心……”（孙冰《我的姑妈孙维世》）
司马璐这样写道：“邓颖超留心到，平时周恩来在家说话不多，这时在这个亭亭玉立的世侄女前手舞足蹈、开怀大笑。邓颖超是何等厉害的女人，看在眼中，笑在嘴边，一经思索，计上心来，就决定与周恩来把孙维世收为义女，从此邓颖超就以‘妈妈’的身份把孙维世管住了。”
图：孙维世姐妹为周恩来、邓颖超庆祝银婚。（网络图片）
张郎郎文中也描述了当时的情形：当16岁的孙维世和哥哥孙泱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偶遇周恩来，孙一下投入周的怀抱，“周爸爸”视之如久别亲人，批准她到延安抗大读书。同年，蓝苹也到了延安。
当时抗大校长林彪就非常喜欢孙维世，只是她年纪太小，她只是觉得这是长者的关怀。而且，她心中只有“周爸爸”一个人的身影。孙维世一休息就去周的窑洞，邓颖超也很喜欢她。孙维世叫她“小超妈妈”。据孙维世侄女孙冰说：周和孙自然地产生了感情，已经超出了父女之情……至于他们“父女”到底“好”到什么程度，就难以考证了。中国从来没有那种“独立检察官”。不过，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曾经对延安流行的“杯水主义”大为感慨，中共妇女性观念解放的速度使她震惊。
1938年，孙维世入党。很自然地作为周的女儿和延安的上层有了密切的联系。连毛泽东都很喜欢孙维世，似乎也当成自己的女儿。沈国凡《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一书则披露孙维世听说江青与毛泽东结婚时表现很反常，“不由惊住了，她不相信这是事实，可是现实却又让她不得不相信。从那之后，即便江青再三邀请她去毛泽东的窑洞作客，她也没有去过。这也让江青非常生气。”
1939年7月，周恩来去中央党校讲课的路上，从马背上摔下来造成粉碎性骨折，要去苏联动手术。在飞机准备起飞的时候，孙维世直接策马跑到飞机跟前，手里挥动着一张毛泽东同意她赴苏联的亲笔手谕。就此，孙维世进入了莫斯科艺术学院戏剧专业学习。
林彪曾为孙维世离婚叶群嫉恨
张郎郎文中写道：1938年3月林彪从阎锡山晋军防区路过的时候被哨兵误伤，伤得很重，同年冬天来莫斯科养伤，这位“平型关大捷”指挥员在中国留学生中引起了轰动，孙维世受托去请林彪给大家做报告。林彪一来就坐在孙维世旁边，他平常很内向，这时却口若悬河。后来大家再请，如果孙维世不在，林彪就提不起精神，以后索性就不来了。林彪的太太张梅相当忍让，一看林彪不高兴，就打电话请孙维世来玩，孙维世一来，林彪什么毛病都好了。
据说有一天林彪请孙维世吃了饭，在白桦树林里散步时向她诉说，自己的婚姻已经亮起红灯，最后向孙表白心迹。1942年林彪归国前夕又向孙维世求婚，被孙以学业为由拒绝。林彪则承诺等孙维世，与张梅离了婚，把母子俩留在苏联，自己回了国。1946年孙维世回国时，林彪已与叶群结婚，孙维世经过东北时，林彪设家宴招待，当天林彪的心情很坏，叶群看得出，林彪对孙维世一往情深。
图：1945年7月，孙维世（中）与林临、林利在莫斯科。
《孙维世与周恩来干将风流共谍金山的多角乱》一文披露，从这时，“叶群对孙维世的嫉妒恨也就形成了。江青对孙维世更是一百个看不惯，首先她在上海那些烂事孙维世是知道的；其次江青拉拢孙维世也多次了，孙维世不理。”
梁柱、贺新辉在其《李莎与李立三的跨国婚姻：生死绝恋》一书中则回溯了孙维世当时被林彪与刘亚楼同追的往事：“一个是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一个是参谋长，为此两人争风吃醋，发展到几乎要动武的地步，李立三见势不妙，就利用工作之便，用美国飞机把孙维世送到延安周恩来那里去了。从此，林彪对李立三恨之入骨。”
《多角乱》一文还披露，此后孙维世离开延安来到北平演话剧，曾想去哈尔滨，“收到了李立三署名发来的电报：‘孙维世同志，请你为了党的利益，不要来哈，林利可以来。’这事后来周恩来还专门问过李立三，其实这电报是叶群的主意。”
遭毛强暴更为江青所妒
据多人记述，才貌过人的孙维世，有一段遭毛泽东强暴的经历：
“1949年，毛泽东和周恩来要去莫斯科和斯大林会面，这是毛泽东有生以来第一次出国，江青要求一起去，毛泽东不许。而孙维世被任命为翻译组组长，还兼管中央的机要工作。火车一开，江青留在月台上，孙维世向她挥手告别，江青心里是什么滋味，没人体会得出来。毛泽东不爱坐飞机，从北京到莫斯科要走一个星期。据孙维世的近亲说，在路上毛泽东老要孙维世到他的包厢里去介绍苏联情况。一天晚上，孙维世哭着跑出来去找周恩来，周马上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抚摸着她的头发连连说：‘要顾全大局、要顾全大局……’”（见张郎郎文）
司马璐回忆录中也曝光，长期留俄的孙维世，“在毛的火车专列车厢中，遭到毛的强暴”。“孙找到周恩来哭诉，周对孙维世说：‘顾全大局，不要声张。’孙维世这个傻丫头，对周恩来有一种死忠和痴情，周要她忍，她就忍了。”
孙维世与江青、邓颖超关系微妙
1950年，尚未结婚的孙维世与风流成性的金山陷入热恋。金山当年和张瑞芳离婚，和孙维世举办婚礼。张郎郎文中记述了江青在婚礼上的报复：
“你怎么不去看我？”“有什么事吗？”“还不是想问问你和主席去苏联的事。”孙维世脸变色了，但勉强忍住，就顾左右而言它。
司马璐书中记述，和金山结婚后，孙维世向邓颖超诉苦，金山婚后本性难移，乱搞男女关系，非常痛苦。“邓颖超回信说，在上海十里洋场混久了的男人，总是免不了有这些事的。如果想到他为党做了大量工作，作为他的妻子，就可以自堪告慰了。这段话有相当的暗示性和针对性，周恩来的私生活和金山相比，没有多大的区别。据邓颖超的秘书赵玮透露，邓颖超曾服过大量安眠药昏迷，后被抢救。”
“1953年，江青在周恩来的提议下，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周对孙维世说：‘你一定要搞好与江青的关系’，在周的安排下，孙维世和江青见了面，江青留意到毛对孙仍有兴趣，他她对孙说：‘好妹妹，你和我一样，我们都一样是主席和总理身边的人，你明白了吗？’”
周恩来对干女儿和弟弟亲下逮捕令江青删周耳光
随着更多史料曝光，以正人君子示人的周恩来，伪善的真实面目也公之于众。
据司马璐记述，五〇年代他至少见过香港两家报纸报导过周恩来在德国先后与两个德国女人同居和生育子女的事。其中还有个德国混血儿的照片，生得和周恩来一模一样。
文革中，孙维世专案组最感兴趣的则是孙周的桃色关系。然而，对孙维世亲下逮捕令的也正是“周爸爸”。
司马璐书中写道：“文革开始不久，孙维世的哥哥孙泱、丈夫金山，先后被捕。孙维世向干妈邓颖超申诉，她的哥哥和丈夫被指为日本特务、苏修特务、国民党特务、美帝特务多项罪名很荒谬，并说，江青一向作风恶劣，我全知道。邓颖超说：‘好啊，你给我写一份书面报告，好让你爸爸处理。’孙维世按照邓颖超的提示，果真如实写了，邓颖超把这份报告交给周恩来，周恩来又给了江青，江青看后，正色对周恩来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是主席身边最信赖的领导，孙维世又是你的干女儿，站稳政治立场？还是大义灭亲？你自己看着办吧！’结果，周恩来亲自下令逮捕孙维世。”
张郎郎文中则说，文中说，抄孙维世家前后，江青截获了孙给周恩来或毛泽东的一封信。信里孙维世希望毛泽东立刻制止江青的政治活动。江青拿了这封信去找周恩来，愤怒指责周恩来纵容自己的干女儿反对文化大革命。据孙维世近亲回忆，江青为此打了周恩来的耳光。周恩来居然忍气吞声，一言不发，默默在孙维世的逮捕证上签下自己的姓名。
史料披露，周恩来为求自保，谁都可以出卖，文革时期，他签字逮捕的还有他的亲弟弟周恩寿等人。周同宇被捕的原因有两种说法：一是周恩来的政敌希望藉此攻击周，弄出了个反革命聚餐会；二是刘少奇被打倒后，他的妻舅被抄家，在请柬上发现了周同宇的名字。
中央文革小组汇报给了周恩来。周恩来亲自给公安部两个负责人写了批条，周同宇儿子周秉钧保存着当年那份逮捕令，上面周恩来写着“立即逮捕周同宇”的字样，还在旁边用蝇头小楷注明：“其妻：王士琴；三女：周秉德、周秉宜、周秉建；三子：周秉钧、周秉华、周秉和，家住北京机织卫胡同27号”。
周恩来同弟弟周同宇一家合影（网络图片）
孙维世的惨死
1968年3月1日，孙维世被送到已经被军管的北京公安局看守所。军管组副组长刘传新对江青和叶群唯命是从。孙维世被改名“孙伪士”，并被定为“关死对象”，对这种犯人可以采取任何手段来折磨，但“以不打死为限”，避免将来亲属的追究。
张朗朗的文章中说，中央专案组在追问孙维世的“罪行”的时候，最感兴趣的是她和周恩来的关系，孙维世矢口否认。3月中旬，周恩来在人大会堂和东北地区的代表开会。江青突然前来，对卫士长成元功愤怒的说：“孙维世就是睡在周恩来身边的一条狼！”然后径直冲进大会堂，当着与会的人员质问周恩来，大闹一个多钟头。
多方记述，孙维世在牢中饱受折磨，1968年10月14日，年仅47岁的孙被活活打死，死时全身裸体，布满伤痕，四肢被手铐和脚镣紧紧锁着。孙维世死前曾被看押她的人授意犯人剥光衣服轮奸，死后家人发现她头上被钉进一颗长长的钉子。
10月17号，周恩来才知道孙维世已经死了，一反隐忍常态，写下：“（孙维世）自杀或灭口，值得调查。”又写到：“应进行解剖化验，以证实死因。”到这时候他完全不必顾虑了，因为孙维世不可能再有任何新的口供。
在江青授意下，刘传新迅速将孙维世火化。当孙新世到公安局要姐姐的骨灰时，得到的回答是：不留反革命的骨灰，不知孙维世有妹妹。文革后的清理中，军管的北京公安局长刘传新畏罪自杀。一批手上有鲜血的军人则被押解到云南秘密处决，以“因公徇职”通知家属。
阿波罗网记者吴莉亚报导
三大美女 貌如天仙 个个悲惨死去
2016-09-04 05:59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革命被称作10年浩劫。1966年，中国大地上掀起了又一股暴虐狂潮，无数知识精英遭打压，更有众多演员不堪忍受侮辱而含恨自杀，网路上流传最广的是三名在文革中悲惨死去的美如天仙的女演员。
作家秦牧曾这样描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连坐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据专家们的保守估计，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达773万人。
以下是盘点的是网路上流传最广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堪忍受侮辱而含恨自杀的三名貌如天仙女演员：
上官云珠曾受到前中共党魁毛泽东的接见，“文革”爆发后遭到毛泽东第四任妻子江青集团迫害，不堪忍辱于1968年11月23日凌晨跳楼自杀。（网络图片）
上官云珠
上官云珠（1920-1968）江苏江阴长泾镇人，女，名均荦，字超群，小名亚弟，又名韦亚君。她曾是中国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中国影协会员，上海影协常务理事，上海市政协第一、二届委员和第三、四届常务委员。
上官云珠在《丽人行》、《希望在人间》、《万家灯火》、《乌鸦与麻雀》等经典名片中塑造了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而蜚声影坛。
上官云珠曾受到的接见，“文革”爆发后遭到毛泽东第四任妻子江青集团迫害，终不堪忍辱于1968年11月23日凌晨跳楼自杀。
据报导，1956年1月10日，上官云珠手拿着陈毅市长亲手书写的“上官云珠同志，请您来一趟”的字条，走进了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受到了来上海视察工作的毛泽东的亲切接见。
在此之前，因受丈夫程述尧的牵连，上官云珠被翻来复去查个没完，在陪同毛泽东跳舞时，上官云珠向毛诉说了心中的委屈和个人的遭遇。不久，上官云珠主演了《小白旗的风波》，并跟随中国电影代表团出访捷克。上官云珠原已被厂里列入“右派”名单，也峰回路转，成为“保护对象”。
一篇题为“上官云珠之女忆母亲：被毛泽东接见成最大罪状”中，上官云珠之女曾回忆说：50年代初，母亲与其他文艺界人士一道，曾被毛泽东数次接见，这一度曾保护她免遭“右派”的命运，但“文革”一来，这却又成了她最大的罪状之一。
上官云珠出事前一天，1968年11月22日，又一次被传唤，两个外调人员和厂里的造反派轮番逼问她，要她承认参加了特务组织，并利用毛主席接见她搞阴谋。上官云珠不承认，他们就脱下鞋用皮鞋底抽她的脸……
回到“牛棚”时，上官云珠的脸被打肿，嘴角流着血，目光呆滞，身体不停地颤抖，当天晚上回到家里，上官云珠被造反派勒令写交代材料。
也许是上官云珠实在害怕即将到来的又一场羞辱与磨难，在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她从四层楼的视窗跳了下去……
著名京、昆剧表演艺术家言慧珠，文革中遭批斗、殴打，肉体和精神均受到巨大伤害。1966年9月11日悬梁自尽。（网络图片）
言慧珠
言慧珠1919年生，北京人，蒙族。著名京、昆剧表演艺术家。言菊朋之女，梅兰芳之徒，俞振飞之妻。1949年后曾任上海市戏曲学校副校长。
代表作品有《西施》、《太真外传》、《生死恨》、《春香传》、《霸王别姬》、《凤还巢》、《墙头马上》等剧
文革中遭批斗、殴打，肉体和精神均受到巨大伤害。1966年9月11日晚，接连写下三封绝命书后在卫生间悬梁自尽。
据报导，“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言慧珠和俞振飞夫妻作为上海戏曲学校的两大领导，首当其冲受到冲击。
面对汹涌的大批判，夫妻二人垂眉低首，常常在院子里一站就是几小时。他俩还被罚清扫厕所，因俞振飞平素为人和蔼，能随遇而安，常常有人悄悄帮忙，日子并不太难过。
但对言慧珠就完全不同了，她平时锋芒毕露，本来就遭到许多人的妒嫉，如今，原本光彩夺目的她落魄到劳动改造的地步，怎不令人泄恨？只要见她直直腰，稍息片刻，就会引来大声责骂。
夫妻性格不同，遭到截然相反的境遇来，令人唏嘘不已。更可怕的是，造反派先后数次对“华园”进行了毁灭性的抄家。
他们把言慧珠塞在灯管里、藏在瓷砖里、埋在花盆里的钻戒(多达几十枚)、翡翠、美钞、金条(重18斤)、存折(6万元)都掏了出来，甚至连天花板都捅破挑穿。言慧珠一生唱戏的积蓄，顷刻成空。
言慧珠再也没有求生的欲望，最终，一条唱《天女散花》时使用过的白绫结束了这个只有47岁的美丽女子坎坷多姿的一生。
著名表演艺术家赵慧深，文革中嘲弄和侮辱，于1967年12月4日含恨自杀。（网络图片）
赵慧深
赵慧深(1914～1967)，女，四川宜宾人。著名表演艺术家曾演出《泼妇》，《雷雨》等话剧，唯一的一部电影作品是《马路天使》，发表作品有京剧《三不愿意》、电影剧本《不怕鬼的故事》、《蜘蛛与麻雀》、《如此北平》等。
文革中，因电影剧本《不怕鬼的故事》及家庭成分不好而被打成“三反分子”，屡遭批斗；又因曾在《马路天使》中饰演过妓女小芸而受到造反派的嘲弄和侮辱，于1967年12月4日含恨自杀。
毛泽东亲属难逃文革浩劫 侄女遭火烤酷刑悲惨死去
【新唐人2016年09月03日讯】中共前党魁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数千万中国人死于非命。包括毛泽东本人的堂侄女毛远明、毛远春都未能幸免遇难。其中，毛远明被诬为〝冒充毛泽东亲属〞而遭到残酷折磨，最终因不堪凌辱，在遭批斗几天后爬到水塘中自杀身亡。
《炎黄春秋》2012年第3期发表了作者为陈学政的《毛泽东堂侄女毛远明、毛远春之死》一文，详细披露了毛远明和毛远春两家人在文革中因家庭成分遭残酷批斗，最终家破人亡的凄惨经历。
据文章讲述，毛远明和毛远春是姐妹，她们的生父毛泽承与毛泽东是第五代堂兄弟，外祖母是毛泽东的堂姑母，所以她们既是毛泽东的堂侄女，又是毛泽东的堂表侄女。
毛远明和她的第二任丈夫谭泰平、养子谭德明一家3口，有大小房屋九间，自耕田49亩4分5厘，耕牛一头，农具齐全，曾经请过长工、月工、零工。因有这么一点家产，在中共〝土改〞划成分时，谭家被划为了富裕中农。而毛远春与丈夫黄玉堂则与人合伙开染坊、布庄，因此在土改时被划为〝小土地经营〞，成分仅次于地主、富农。
类似于谭、黄情况的家庭在中共的历次运动中都属于〝高危人群〞，像他们这种家庭成分的人，在那个年代一般都是兢兢业业、胆战心惊，夹起尾巴做人的。但由于他们与毛泽东有亲戚关系，所以自以为有所依恃，待人处事也就〝并非那么谨小慎微〞。
1950年谭泰平担任梅树村村长时与同村仇科富一起担任秋征评议员，仇把自家的产量评为3成，而秋征总评议员喻义和认为应该评9成，争议中谭泰平拍板定为7成。由于多交500多斤稻谷的公粮，仇科富从此对谭泰平怀恨在心。
1968年中国全国上下各级政府直至农村生产大队的〝革命委员会〞均已成立。紧接着一场〝查成分、查历史、查社会关系，清理阶级队伍〞的〝三查一清〞（亦称〝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席卷全国。
1968年9月7日向家公社召开了〝三查一清〞动员大会。会后，革委会副主任缪正龙即前往自己负责〝蹲点〞的梅树大队，进行摸底。梅树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李爱芝等人便提出谭泰平、黄玉堂的成分问题，缪认为正好可以树立一个典型，便指示李成立专案组，收集证据、立案。
于是，与谭有矛盾的仇科富和自身被定为〝反革命地主家庭〞急于自保的江浩明写了举报谭泰平和黄玉堂两家的黑材料。其中，仇科富在举报材料中杜撰了谭泰平有〝六砣洋纱放账（高利贷）〞，有〝一百元银洋的流动资金〞等细节。而李爱芝为了取得〝旁证〞，还指使专案组采用指名问供、威胁〝不作证也要划为漏划地主〞的方法，逼迫该村的多人作伪证。甚至还又用改变笔录、伪造手模的方法〝取得〞谭泰平自己的〝口供〞，终于坐实了谭的〝罪行〞。
1968年11月7日，向家革委会审批、通过了梅树大队革委会三查一请的材料和报告，决定把谭泰平家定为地主，谭本人定为地主分子，交给民众进行批斗、监督劳动改造。从此，对谭、黄两家的残酷批斗就开始了。
批斗会定于1968年11月9至12日，连开四个晚上。谭泰平、毛远明被定为主要批斗对象，黄玉堂、毛远春被定为陪斗。
在9日晚上召开的批斗会上，仇科富举报毛远明冒充毛泽东的亲属时，毛远明不服，当场申辩，一度博得与会民众的同情心。散会后回家的路上，仇科富被人故意绊倒，跌断了两颗门牙。
10日晚上，为了压倒对方，梅树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李爱芝首先对谭泰平拳打脚踢，把他打瘫在地，接着李爱芝又对毛远明拳打脚踢，并叫民兵脱光她的上衣，把两条光手臂用麻绳捆紧，〝反弹琵琶〞绑到颈脖，跪到高凳上接受批斗，其昏死倒地后，又把她吊到屋梁上，让十几个打手拳打脚踢、推来撞去。毛远明当场被打得鼻青脸肿、血肉模糊，大叫救命。当李爱芝要她承认是冒充毛亲属时，她仍然不改口；要她交出一百块银洋，她也交不出来。
于是发誓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李爱芝，取出早已准备好的杉树刺、棉杆、火钳，烧起熊熊大火，把毛远明推到火上烤、烧，最后李爱芝从火堆中抽出火钳，捅进毛远明的阴部。
这次批斗会后，缪正龙找毛远明谈话时，她的右手已经摺断，头发已经烧光，遍身伤痕、血迹，一股浓血从阴道中淌出来，裤子里窝着团团大便。但缪正龙仍然逼她承认冒充毛亲属，要她交出一百块银洋。
接着在11、12日两个晚上，革委会召开集众人继续批斗毛远明，持续对她绑、跪、吊、打。
在批斗的这几天，谭、黄两家被抄了家，房屋、家俱、农具、餐具、口粮、布票全部被没收。两家人只能睡在牛栏、草堆里，用破缸煮饭，用树叶包着用树枝往口里扒。抄家的财产均被李爱芝拍卖、瓜分了。
接连几天的批斗、抄家，精神凌辱和肉体折磨，谭泰平、毛远明、黄玉堂、毛远春等对人生完全绝望。
11日晚批斗结束后，谭泰平出逃，想往长沙、韶山求救，李爱芝随后散布消息说谭泰平被山外民兵抓起来后跳塘淹死了。14日凌晨，完全绝望的黄玉堂、毛远春投水自杀；15日毛远明听到妹妹、妹婿自杀和丈夫淹死的消息后，亦于16日凌晨3时爬进仇科富门前的水塘自尽。
黄玉堂、毛远春、毛远明死后，缪正龙、李爱芝宣布他们是〝畏罪自杀，死有余辜，象死了一条狗，要继续进行批判〞。三具尸体在禾场上摆了5天。毛远明的养子谭德明和黄玉堂的儿子黄柏金四处磕头、哭告后，才得以把毛远春，毛远明和黄玉堂的尸体下葬。死者身上没有寿衣，黄柏金、谭德明与媳妇向光华只好脱下自己身上的衣、裤给父、母穿上入殓。
港媒：北京大会堂秘密扩建地下室 曾酷刑审问〝副主席〞
【新唐人2016年09月07日讯】据悉，北京大会堂第三期扩建工程已于8月初启动，这项工程需用时三年，耗资达480亿元。大会堂是中共高层聚会的重要机构，此前有消息称，当年的中共国家副主席、〝四人帮〞之一的王洪文被抓后，曾被关押在大会堂地下室，遭受酷刑审问。
香港中文杂志近日披露，北京大会堂地下工程从8月1日起，开始第三期加固扩建，扩建规划长2.8公里，宽1.5公里，防里氏8级地震，防核子幅射。这项工程需时三年，经费480亿元。由国务委员王勇任工程领导小组组长。
公开的资料显示，位于天安门广场西侧的北京大会堂建成于1959年，地上4层，地下1层。鲜为人知的是，作为中共高层重要的聚会场所，北京大会堂地下室还曾设有酷刑审讯室，〝四人帮〞首犯、前中共副主席王洪文就曾在此遭受酷刑。
原中共军方将军邱会作，曾在他的《邱会作回忆录》中透露了上述内幕。邱会作曾被中共判处16年有期徒刑，并与王洪文一起关押在秦城监狱。
他在回忆录中透露，王洪文曾被关押在北京大会堂遭受酷刑折磨，刑具、电响器、强行注射等，手段超出了做人的极限。
这段秘辛记录称，王洪文在秦城监狱向邱会作透露了他所遭受的酷刑虐待。邱会作回忆，初见王洪文时发现王的身体极差，当邱会作问及原因时，王洪文说，他被关押第一天起就被戴上重刑具没有卸过，它会自动地紧固，如果用劲挣扎就会把人摔倒在地上。
最早，王洪文被关在北京大会堂地下室，那里装了电响器，每隔几十分钟就会突然响一次，发出的声音让人感到钻心的难受，刺激人的神经，让人亢奋，无法抑制。
王洪文被提审时，搞车轮战术是常事，电响器暂停一会儿，受审时说着、说着，就睡着了，或是困得不会说话了，他们曾经几次给王洪文强行注射针葯，只要注射了那种葯，无论怎么样也睡不着，心里烦躁得特别痛苦。为了减少痛苦，为了活下去，他什么都承认了。
王洪文说，他每天早晨只有一碗稀饭，中午晚上各给一个小窝头，每天吃不到四两粮食。他饿得全身发软、连头都抬不起来。到了公审之前，才给他吃得饱一点，但吃得很差，人都浮肿了。
（记者文瑞综合报导/责任编辑：王馨宇）
中共王储王洪文 受酷刑早死
审讯人员为逼他交代，对他施用各种刑具：强行注射兴奋剂不让他入睡；用「电响器」几十分钟鸣叫一次，刺激他的神经；用愈挣扎愈紧固的重刑具，拷得他难以站立……。有天放风，王洪文没走几步就像门板直直地摔在地上，口吐白沫……他死于肝病，也可以说死于酷刑，卒年五十六岁。
头号政治明星王洪文
【阿波罗新闻网 2016-07-19 讯】
作者：喻智官
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十大开幕，八十岁的毛泽东主持会议，七十五岁的周恩来作政治报告，三十八岁的王洪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当上仅次于周恩来的党中央副主席，其接班人地位已确凿无疑。
文革中，文化艺术等行业批「三名三高」（名作家、名演员、名教授和高稿酬、高奖金、高工资），明星们被随大流的民众唾弃，惟政治明星一枝独秀，不安分者蜂拥竞逐，从江青为首的文革小组成员到造反起家的五大学生领袖，都是一夜成名，享誉全国。其中的魁首非王洪文莫属，六六年时的一个普通工人，七年后一跃成为毛、周的后继者，世谓火箭式蹿升。王洪文作报告画面出现在电视报纸上，他身著簇新的草绿色军装，两块鲜红的领章映衬著年轻俊朗的面容，对比死去不久被人咒为「奸臣相」的「前任」林彪，显出伟岸的「高大全」形象，庶几复苏了老百姓久违的明星意识，他们在仰慕中探问「这位英武的领袖是何许人也？」
在「安亭事件」中脱颖而出
「他们」当然不包括上海人，王洪文早就名扬上海滩了。
文革大潮掀起后，王洪文、潘国平等工人举旗造反。他们一上场就气势如虹，大手笔地把目标对准上海市委，为此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并要求市委承认，市委以中央不允许成立跨行业组织为由拒绝。「工总司」赴京告状，潘国平率一千人登上去北京的列车，受阻于南京；王洪文率一千人登上去郑州的特快，受阻于安亭，他们卧轨拦车扩大事态。张春桥要收编上海工人造反组织，不顾市委反对，答应了工总司的要求。当时，红卫兵运动出现乱象，逸出毛泽东设想的轨道，毛有意让工人替代红卫兵推进运动，便赞同了张春桥的意见。
工总司旗开得胜，头头们论功行赏排座次。此前，潘国平的风头在王洪文之上，王洪文提出先自荐再评议，让最根正苗红的当负责人。他先自报家门：僱农出身，在长春郊区长大，从小放猪放牛，十六岁参加志愿军援朝打仗，退伍后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当过保全工和保卫科干事，四清时贴工作队和党委的大字报，文革后率先造反，是共产党员。光党员一条就把潘国平比了下去，他如愿当上了工总司的司令。
登上上海的政治大舞台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上海召开批斗陈丕显、曹荻秋等市委领导大会，王洪文压轴讲话，在宣告上海旧市委垮台的同时，也宣告他本人登上政治大舞台。这就是震惊世界的「一月风暴」。不久，上海新政府革命委员会成立，王洪文当上了副主任。
一九六七年七月，武汉两个造反组织发生声势浩大的武斗，毛亲自去调解，不料他的驻地东湖宾馆被其中的一派「百万雄师」的人包围，他仓惶出逃撤到上海。上海也在武斗。王洪文指挥三十万工人手持长矛短棍击垮了反对市革会和工总司的上海柴油机厂联合造反司令部。惊魂未定的毛观看了武斗纪录片，甚为讚许。深夜，毛坐轿车巡视外滩，见一群工人头戴藤帽，手持长矛，雄赳赳地守卫在市革会门口，毛觉得上海形势和武汉大相径庭，工人完全能控制局面，由此见识了有魄力的工人领袖王洪文。
走向最高权力之路
一九六八年国庆节，中央邀请全国工人和工宣队代表去北京观礼，王洪文是上海领队。毛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王洪文，还把他介绍给林彪，林彪决不会想到这个无名小卒将是他的「替身」。
一九六九年王洪文参加九大。陈毅作为「右派」代表与会，王洪文不仅事先收集《陈毅反动言论小集》，还在会上第一个发言批判「陈毅同志一贯反对毛主席的丑恶嘴脸」。会上，王洪文当上中央委员。
林彪事件后，王洪文负责审理林彪在上海的死党，他把收集好的材料直送毛，博得了毛的信任。毛向来推崇刘邦、朱元璋那样老粗出身的皇帝，他要在林彪之后选一个「年纪小，学问少，立场坚定，有政治经验的人接班」，「种过田、当过兵、做过工，又当过干部」的王洪文成了最理想人选。七二年九月，毛调王洪文去北京学习，让周恩来传帮带，周主持的会议都让他参加，还让他发表意见，为他接班做准备。
文革「刘盆子」
毛虽然推崇王洪文的「工农兵」履历，但对他能否担大任仍有疑虑。「十大」前，毛让王洪文读《刘盆子传》，王洪文请人给他解读。西汉末年，赤眉军起义造反，要拥立刘邦后裔为帝，十五岁的放牛娃刘盆子凭抽籤坐上龙椅，因年幼无知，受人左右，最后一败涂地。毛以此提醒王洪文：身居高位，要以刘盆子为诫，增加学识和能力。
王洪文对毛感激涕零，但他的资质领会不了毛的深意，他的品行更难达到毛的要求。他好动不好静，别说看深奥的马列著作和古书，每日坐著看文件都没耐心。他贵为王储，才干没长进，吃喝玩乐却跟上了。他喜欢钓鱼、打猎；喜欢玩豪车，除了国家配置的汽车，还在上海弄了六辆豪车；他有时一天吃四顿酒，早餐和夜宵都要喝茅台，喝得舌头打结说不清话。有跟王洪文做了两月文书工作的人，写了一首打油诗为他画像：
上海都督西郊游，下马且饮洗尘酒。
高宾良朋欢腾座，挥拳舞觥夜作昼。
深山猎兔驱快车，大江射雁泛轻舟。
糊涂官司君休问，上车莫忘鸡和狗。
儘管毛悉心栽培王洪文，一九七三年九月到七四年五月间，让他十六次陪同毛和周接见外宾，但王洪文的表现让毛明白他的不堪造就，不到一年就启用邓小平取代了他。
下场不如刘盆子
当了三年皇帝的刘盆子投降汉光武帝刘秀，得官田租税奉养终身。
文革「刘盆子」王洪文没这麽幸运。他被捕时身为中共副主席，在四人帮中罪行最轻，却享受不到「刑不上大夫」的特权，是林彪、江青集团中唯一受酷刑的主犯。审讯人员为逼他交代，对他施用各种刑具：强行注射兴奋剂不让他入睡；用「电响器」几十分钟鸣叫一次，刺激他的神经；用愈挣扎愈紧固的重刑具，拷得他难以站立……。
后来，王洪文和吴法宪、邱会作关在一起。吴法宪对他说「我们当年打长春的时候，你还是一个孩子。一下子当接班人，主持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这个台，你压得住吗？」王洪文说：「想到这些已经晚了。」确实晚了。比之打天下的「开国」将领，他永远是一个机器加油工，从造反到当副主席不过是南柯一梦。
有天放风，王洪文没走几步就像门板直直地摔在地上，口吐白沫……他死于肝病，也可以说死于酷刑，卒年五十六岁。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东方白 来源：动向杂志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毛为制衡周而重新起用邓小平
毛绝不会让任何一个人的威望和势力坐大，他早就想把周打倒，以消除这个最后的障碍。。但毛一时苦于找不到一个能替代周应付庞杂的内政、外交事务的替手。此时的毛，想到了那个和刘少奇一起被他打倒，但毛因他多次在中共内斗的关键时刻站在毛一边，而给他留了一条后路的邓小平。林彪刚一死，邓立即写信给毛，向毛表忠心，支持毛对林彪集团的打击清诜、歌颂毛的英明伟大。
【阿波罗新闻网 2016-11-28 讯】
作者：一真溅雪
“九·一三”事件林彪死后，虽然周在此事件中表现得象狗一样对毛竭尽忠心，毛也象对狗一样赏了一根骨头给周（毛指示新成立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凡讨论重要问题，要请总理参加”）。在尼克松、基辛格 访问中国大陆这件事中，周更是把一切功劳都归于毛，谒力贬低自己。
但生性多疑的毛对周仍不放心，因林死以后毛实现家天下建立永续不绝的毛氏王朝的最大障碍——党政军的各级老干们不是被打倒剥夺了手中的权力，就是被毛通过红卫兵、专案组整得服服贴贴（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毛认为他们都已不能、或不会对毛的权威和所作所为构成威胁了。
只有周由于善于伪装、善于两面三刀、善于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善于作秀又具备处理具体事务的能力。在那个真实资讯因毛和中共一贯十分严格的控制和保密制度下十分匮乏的时代，周在许多党政军老干中（包括许多毛通过周把他们整得死去活来的党政军老干们在内）、在不明真像的许多民众中还享有很高的声望，而这正是毛最为忌惮的。
毛绝不会让任何一个人的威望和势力坐大，他早就想把周打倒，以消除这个最后的障碍。但毛一时苦于找不到一个能替代周应付庞杂的内政、外交事务的替手。毛所依靠的那些文革新贵们没有一个具备处理庞杂内政、外交事务的能力和经验。
此时的毛，想到了那个和刘少奇一起被他打倒，但毛因他多次在中共内斗的关键时刻站在毛一边，而给他留了一条后路的邓小平。林彪刚一死，邓立即写信给毛，向毛表忠心，支持毛对林彪集团的打击清诜、歌颂毛的英明伟大；接着又对自己反党、反毛、反“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向毛作深刻检讨；并表示自己希望重新出来，在毛的英明领导之下为党和国家工作。
这正合毛的心意，因为邓不仅具备处理庞杂内政、外交事务的经验和能力，而且对军队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以及具备指挥军队的经验和能力。邓的“深刻检讨”让毛以为有这一把柄抓在自己手里，邓只能服服贴贴、尽心尽力为辅佐毛家王朝努力工作，否则随时可以将邓再次打倒。
1972年初，毛借出席陈毅追悼会的机会，把反击“二月逆流”打击老干、老帅们的责任推到林彪、陈伯达和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头上；毛又宣称：邓小平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为重新起用邓作出铺垫。
毛之所以决定重新起用邓，是想利用邓来制衡周，以防止周的权力和威望过大，对毛构成威胁。毛认为他将邓从绝境中拉回，邓必定对毛感恩载德，死心踏地辅佐江青、毛远新继承毛氏大统。这样就可以在必要时将周打倒，以邓取代周。
这年8月，毛通过对邓写给他的表示效忠和深刻检讨的信上的批示，明确表达了要重新起用邓的意思，周只好按毛的意思进行一些具体的安排。此事一直被周拖到1973年3月，才根据毛的决定，中共政治局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在这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大上邓被“选”为中央委员。
毛在林死后之所以没有马上把尾大不掉的周搞掉，有三个主要原因：
一是：前面说到的毛一时从他的亲信之中找不到一个可以帮毛处理庞杂的内政、外交事务的替手；
二是：邓的复出因受周的有意拖延、暗中阻挠（精明狡诈、对毛的卸磨杀驴手法有深切了解的周十分清楚，一旦他被邓取代，那么等待他的就是刘少奇、林彪那样的结局），直到1973年中才正式复出，主持周手里的一些工作；
三是：1972年5月周被确诊为膀胱癌初期，当时如按专家意见，及时手术切除治愈率很高。但毛知道后，连忙指示：对周及其夫人保密、不检查、不开刀、加强护理和营养。这等于是让周坐等癌症扩散不治身亡（周后来的结局果然如此）。这样不仅可以使周死在毛的前面，不能对毛死后的江青、毛远新构成威胁；而且还不必像对待刘、林那样动手把周搞掉，使自己少遭一次兔死狗烹的骂名。
毛为了让新复出的邓迅速取代气数将尽的周，于1973年12月12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提议邓参加军委任总参谋长，并表示了对主持政治局和国务院工作的周、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的不满。12月22日毛还提议邓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1975年元月毛又提升邓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仍兼总参谋长。毛还罕见地称赞邓“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毛又要邓在周治病期间代行总理职责。
毛对邓可以说是恩泽有加，又因毛手中握有邓认罪、认错的检讨信的把柄在手，毛自以为邓从此便会老老实实，不敢乱说乱动。毛一心指望他对邓的恩泽，能换取邓对毛氏王朝的忠心。在他死后邓必将死心踏地地辅佐江青、毛远新，完成毛由党天下到毛家天下的转换的心愿。
一向精明但已年老昏聩的毛，这一次却看走了眼。邓是一个只能在毛一人之下，而不能在其他任何人之下的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在邓的心目中，一旦毛呜呼哀哉之后，中共的江山无论是从资历上；还是从能力上看，落入自己的手中都是“理所当然”的事。
被毛恢复并提升多种领导职务之后，踌躇满志的邓，为树立自己的威望和挽救濒临崩溃的政治经济局面，开始着手进行一系列国民经济的恢复整顿工作，以便为自己的“接班”作准备。这必然与毛的本意相抵触，双方的矛盾和冲突已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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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远新：伯父不是把班交给江青 是交给我
【阿波罗新闻网 2016-11-06 讯】
日前，中共体制内学者辛子陵表示，习近平集权是想当蒋经国第二。他在解释这个结论时提到，毛泽东害怕大饥荒饿死3千多万人被清算，企图让自己的家人接班。他披露，在毛岸英死后，毛泽东想把大位传给毛远新，毛远新亲口证实了此事。
11月5日，中共军事学院出版社前社长、退役大校辛子陵在接受看中国采访时表示，习近平确立“习核心”，不是为了搞独裁，而是要当蒋经国，准备名垂青史。他分析，习近平如果不想搞民主改革，根本没必要冒那么大风险搞反腐，得罪那么多人；习近平在文革中经历过苦难，因此他搞集权不是为了当毛泽东第二。
辛子陵提到，习近平和毛泽东不一样，毛确实有家天下的思想，特别是后来饿死了3千多万人以后，他这个历史包袱就放不下，他知道他一死，他就是负面人物，站不住，什么伟光正呀，什么伟大领袖，你的子民在你的治下，饿死了那么多人，这是个什么事！所以，他必须要把江青提拔上来，要把毛远新提拔上来。
辛子陵回忆说，有一个朋友跟我很熟，他熟悉这个事，有一次高级干部、红二代聚会，毛远新也在场，大家说起来，说毛要把班交给江青，毛远新说不对，是要交给我。
2012年，辛子陵曾发表《毛泽东传位的心路历程》一文。
文中揭露，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原很简单，毛泽东要掩盖三年大跃进（主要是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万人）的错误，又犯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弄巧成拙，越描越黑。“人相食，你我要上书的！”刘少奇这话对毛泽东的刺激太深了。要使自己死后不被清算，靠刘少奇是不行了。至于林彪，只是打倒刘少奇的一根棍子，为了打鬼，借助锺馗而已。他玩接班人这张牌最终是要传位于江青、毛远新，只有自己的夫人、子侄才靠得住。这已为姚文元、张玉凤等披露出来的可信史料所证明。他披着最现代、最革命的理论外衣，做着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六百多年前干的事情：为了让江青顺利接班，通过“文化大革命”，他把勋臣宿将几乎全收拾了。
文章认为，毛泽东的真实目的是，让刘少奇把祸国殃民的责任担起来，再让林彪充当二传手，通过林彪将位子传给江青。
注：看中国采访辛子陵后成文时，把毛远新错写成毛岸青，本文在此予以更正。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于飞 来源：阿波罗网于飞报道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徐景贤：邓小平遭李先念出卖倒台
九一三事件后，中共高层政治局势巨变，此前被下放江西的邓小平复出。毛泽东为稳定国内形势，平衡“四人帮”势力，重新起用邓小平，任命邓为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的工作，进行整顿。邓小平重掌大权之后，在周恩来等人的支持下，与“四人帮”的斗争日渐白热化。1975年下半年，毛泽东病重，与外界的联系基本只能靠毛远新传达。在这种情况下，“四人帮”于11月1日通过毛远新向毛泽东反映邓小平妄图“翻案”，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最终促使毛泽东作出决定：拿下邓小平。
除毛远新外，一名中共的“老同志”也在邓小平倒台中出力不少，但却鲜有人提及。“四人帮”上海的追随者徐景贤在《十年一梦》一书中披露，“张春桥亲口告诉我……李先念听了邓小平的一系列讲话，他根据毛对文化大革命的一贯着法，觉得应该表明自己的态度，接待外宾后，在毛泽东的书房里，他对毛说：‘最近，有一些讲话，我觉得有问题，味道不对，似乎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李先念对邓小平讲话的反映，引起了毛的高度重视。一个毛远新，一个李先念，一老一少，不谋而合，共同对邓小平提出质疑，焦点问题是在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上。毛泽东绝不能容忍否定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邓小平不愿做文革的书面决议，惹恼了毛泽东。毛抓住机会向邓发难，在一系列政治攻势下，邓理所当然的下台了。以下为书中《毛泽东发动“批邓”始未》全文摘录。
1963年3月，邓颖超、邓小平、李先念和周恩来（从左至右）在北京西郊机场（图源：《邓小平大辞典》）
一九七五年四五月份的时候，我们上海的几个市委书记感到政治空气很沉闷，张春桥、姚文元很久没有与上海联络了。毛泽东关于反对经验主义的批示【注1】通过不同的渠道传到上海，我是从新华社上海分社负责人徐寿铿那里看到全文的，他是从新华总社得到的。我一看批示很重要，并直接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有关，马上将情况告诉马天水、王秀珍，毛泽东在批示中讲到“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只提一项”指经验主义，“放过另一项”指教条主义，我一看就知道道是针对张春桥、姚文元有关讲话、文章而发的。因为张春桥在北京解放军总政治部讲话的时候专门讲到过反对经验主义问题，现在毛来批评了，“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是很有针对性的。毛在批示里又批评一些人，说：“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还说：“不懂马列。”这是明显地批评江青，江青在政治局经常发脾气、训人。接着，毛泽东有关电影《创业》的批示也下达了，这又是批评江青和文化部的，这一连串的批评都是针对我们阵营的，我们觉得日子比较难过。
与江青、张春桥他们的沉寂相对照，邓小平的日子过得风风火火。周恩来病重后，他主持国务院工作，不断有重要讲话传达，主要是谈整顿的。他召开各省市工业书记会议，强调整顿，大反派性，而且在铁路系统抓了几个大闹派性、冲击铁路交通的坏头头，整顿了铁路秩序。接着，国务院召开计划工作务虚会，邓小平在会上作了讲话，也强调各条战线的整顿。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叶剑英请邓小平讲话，邓小平强调军队也要整顿，而且要改组“软、懒、散”的领导班子。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各军区都解放了一大批高级领导干部，充实到各大军区，各兵种当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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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神秘失踪后 开国上将曾密谋举兵
【阿波罗新闻网 2016-09-01 讯】
党媒文章称，毛泽东病重后，邓小平曾一度下落不明，中共开国上将宋时轮曾对军中部分将领说：“万不得已时，我们要实行兵谏！”
2011年10月10日，《北京日报》曾发表李乔的署名文章《1975年，小平同志被停职以后》。文章称，1975年底，邓小平被停职。王震与叶飞、李强、王诤等将军聚谈，王震说：“我要上山打游击，你们敢不敢跟我去？”又问：“你们能带多少队伍？能带多少枝枪？”
王震后来还找到叶剑英，建议把江青等四人“抓起来”。
1976年夏，毛泽东病重，“四人帮”猖獗，邓小平下落不明。宋时轮上将与军队诸将领商讨局势时，曾声称：“万不得已时，我们要实行兵谏！”（见吴东峰著《开国将军轶事》一书，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
宋时轮（网络图片）
宋时轮与王震的想法实质相同，都是武力解决“四人帮”的先声。
1976年天安门事件后，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也曾向下属说：“现在形势很严峻，我是做了充分准备的，如果形势继续恶化，我就上山打游击！”（《岁月纪实——宋清渭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版）
当时，伤腿的罗瑞卿正在福州治病，皮定均又对罗说：“罗总长你腿不好，我们抬着你，你告诉我们怎么打，我们就怎么打。”（据罗原口述，见《文史参考》2010年第14期）
阿波罗网于飞报道
抹不掉的记忆：揭秘文革红八月的血腥
【大纪元2016年08月29日讯】50年前的8月18日，中共“红太阳”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首次接见迅速兴起的红卫兵运动的“小将”，掀起了席卷全国的血腥残暴“红八月”的红色恐怖。在被定性为“历史浩劫”的文革爆发50周年的现今，文革成为当局希望从民众记忆中抹掉的过去。
不过，在纷繁的香港中环闹市的一家画廊，经历过文革残酷的画廊主人，不愿忘却，将今年3月底曾展出的反映文革红卫兵运动50周年的“红卫兵画展”，再次推出，引来不少行人驻足观看。
这个叫“一画廊”的主人是香港知名第一代画廊主、大画家吴冠中的好友方毓仁先生。
出生在香港的方毓仁，上世纪五十年代随爱国的父母回到大陆，在北京中共高干子弟云集的育英学校读小学，八中念中学，1965年毕业，分配到155中教书，1978年回到香港。
文革50年周年之际，方毓仁选择用艺术的方式记忆，在自己的“一画廊”举办《红卫兵运动五十年记事》展览，以曾当过红卫兵的旅美画家沈汉武的16幅红卫兵画作，唤醒对那个疯狂时代的回忆和反思，将一代年轻人的天使与魔鬼、无邪与残暴、疯狂与清醒等多重矛盾体，一幕幕凝结在画布上，呈现给观众。
方毓仁说：“文化革命是所谓触动灵魂、人们的灵魂的，叶剑英讲就是一亿多人受影响了。那这个不能随随便便忘了，你现在中国有很多很多的弊病呀，甚至民族的毛病，都是因为文革。那就不能把它，大家都不许提，那、那就过去了？那要提到，我们这些人再不说，那后来就道听途说了，我们是亲身经历的。”
方毓仁介绍说，画廊协会安排一些电视台来采访红卫兵画作展。内地一个电视台的十多个人看了后，在画廊中央开了个会，主持人告诉他，题材敏感不能采访，采了内地也不让放。方毓仁不但没有不悦，反而很高兴。
他说：“我说不用对不起，我很高兴，这就显得我们香港是一国两制，你们不能放，我们能放，你们不能做的事，我们能做，这还不好嘛。另外一个故事呢，是一位老人家来我们这儿看，全部细看，文章全都读。读完了以后，泪流满面，对我们的员工深深地鞠躬，说太谢谢你们了。这就说明，作品和这个题目，是能够感动人的。香港不能提，那谁提呀，我们70岁经历的人不提，那谁提呀，那就没了。”
方毓仁的好友、当代画家沈汉武对1966年16岁起当3年红卫兵的经历刻骨铭心，几十年间创作了200多幅红卫兵题材的油画。与其它偏于沉重和悲情的红卫兵画作不同的是，沈汉武画笔下身穿绿军装、左臂戴红袖标，即便手里紧握皮鞭和枪支，也都放射出稚气无邪、虔诚单纯的气质，被许多人批评是美化红卫兵，甚至骂他粉饰文革。
沈汉武曾对外表示，红卫兵只是在错误时代深受斗争哲学和仇恨教育影响的学生，初衷是像天使一样“保卫革命”，殊不知却被魔鬼所利用，就如他自己，走到下半生，才渐渐明白被“伟大领袖”骗了。
方毓仁表示，文革那个疯狂的年代验证，天使和魔鬼间的转换之快，在经过“伟大领袖”的煽动之后，来得超出人的想像。红卫兵就是被煽动后去作恶的普通的纯朴的“天使”。
他说：“我看见过我同学的弟弟妹妹怎么个闹法。我的同学原来跟我都特别好，在我眼里他们都是天使，都是好人。但是就是这样年轻、这样善良、这样纯朴的人，一煽起来，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昨天还勾肩搭背，就是哥们儿，今天就能啪一下，就能批判。所以，这个画家观点也是一样，他表现出来，所谓老红卫兵，多半是初中学生，初中的小孩，他的相带不出恶相。他最多就表现出他/她们手拿皮鞭、拿着枪、拿着炮，这、这还不够呀！红卫兵那个残暴的时候，非常残暴的，根本想像不出来，15、6，16、7，而且是女学生，能作出那种事情。”
在毛泽东一声号令全国红卫兵起来造反的1966年，任教的方毓仁见证了人性扭曲荒谬。他讲述道，在“红八月”的某夜，几辆军车呼啸驶进校园。手持铁头皮带或木棒的红卫兵押著两名犯人从车上跳下，在校、不在校的老师全被召集到会议室。方毓仁勉强认得眼前鼻青脸肿的二人，是学校两名年轻教师。威风凛凛的红卫兵在众目睽睽下鞭棍齐下，打到辨不出人样。打累了，就叫一位老师给两人剃个“阴阳头”。那是方毓仁首次见识什么是“五花大绑”，并近距离体受血腥味的文革风潮。
方毓仁说：“我们全都不敢言语出声，我旁边的女老师拽住我，吓得。就有一个老师，李老师，叫小李老师，他说，‘不许打人’。这小李老师是神经病，他只能教美术，平时唠唠叨叨的。只有一个神经病的人敢喊出来，‘不许打人’。红卫兵，你他妈什么出身？中农！中农滚他妈一边去。那时候就这样，你要是富农，就一块儿打了。谁敢说呀！什么都要问出身。我的这段经历呀，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我把它写成文章，一定要写，就是说，那个时代，精神正常的人，像我这样，不敢出声。神经病的，敢出声。”
茉莉：《骚土》之骚的秘密：毛泽东强暴了他的人民
——映照乡村文革的一面魔镜——读老村的《骚土》
泰戈尔曾说：“历史慢慢地闷死了它的真实，但又在痛苦的可怕忏悔中匆匆地拼命去复活它。”一部《骚土》，是老村为在文革遭难的乡村吟唱的一曲无奈而悲凉的挽歌，其中暗藏的是一把打开中国以及中共政治秘密的钥匙，中共文学当局因此对此书三缄其口。
【阿波罗新闻网 2016-12-27 讯】
举起一面平常的镜子映照世界，那不是有才华的作家所为，因为文学本来就是对抗简单化的艺术。但陕西籍作家老村（蔡通海）手里拿的镜子，如同西汉千年魔镜，具有幻术般的投影透视力。在这面特殊魔镜的映照之下，我们可以窥见半个世纪前中国乡村文革那那一幅已深深隐没的黑暗图景。
泰戈尔曾说：“历史慢慢地闷死了它的真实，但又在痛苦的可怕忏悔中匆匆地拼命去复活它。”老村就是这样一位具有使命感的作家，他从被扭曲的历史中探寻到埋藏于大地深处的真实，以卓尔不群的独立精神与洞察力，践行了一次被中共官方文学讳莫如深的叙述。
在小说《骚土》中，老村以真实和富有同情心的书写，在芜杂荒诞的中国乡村历史里，编织出精彩的人物、事件与场景，让读者从世态民情中穿透历史和人性，认识“权力怎样损害着乡村这一恒久命题”（吴洪森语）。这部小说蕴含深沉的智慧、义无反顾的激情与犀利的反讽，冲击着历史社会的表层和本质，展示出一个时代的痼疾与病变。
索尔仁尼琴要求“主要的真实”
在人们的印象中，中国文革主要是给城镇带来严重危害，对乡村的影响不是很大。然而老村这个从陕西黄土地上走出来的作家，讲述了一个叫鄢崮村的村子怎样陷入文革的故事，告诉我们：“生活在那种状态下，是比做奴隶还要恐怖的一件事情。”
当年是家里最小的男孩，老村从小就和父母睡在一面土炕上。在深长的黑夜里听父母谈话，令他终生难忘的，是父母亲每个晚上那一声长长的叹息：“明天的日子该怎么过啊？”贫困的家境在男孩心中留下沉重的阴影，更让童年老村惊心动魄的是，他亲眼目睹了一个因饥饿而打劫粮库的农民被枪毙的过程。
当这个男孩长大进入都市后，中国大地一场又一场的劫难制造了众多的冤魂，原置于记忆角落的文革伤痛由此被不断唤醒。他孤单而决绝地返过身去，拾起自己的童年乡村回忆，为凋零破败的故土与父老乡亲写作。
这对老村来说绝不是一件浪漫轻松的事情。自1983年始，他一贯的文学主题是：饥饿和虐待、专制和反抗。历经十年，终于完成了这本被评论家认为是“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的极品”的小说《骚土》。从最初的删节版到最终的足本出版，又用了近20年，其艰辛磨砺可见一斑。
奥威尔曾在《文学的阻碍》一文中谈到文学与极权的关系。他认为极权制度会造就一个精神分裂的时代，它既不会容许作家忠实地记载事实，也不会容许作者如实反映感情，而这两者都是文学创作必须的元素。就当今中国文学的现状来看，在极权压制下的文学，逐渐造成快餐化、泡沫化、空心化的效果，成为无聊的梦呓和彩色的文字游戏。
极权下文学的病因，就如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所指出的：“绝口不谈主要的真实，而这种真实，即使没有文学，人们也早已洞若观火。”那么，索氏所说的“主要的真实”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文学可以有各方面的真实，可以有个人的呢喃之语，但“主要的真实”，必须是因应复杂的社会历史现实的，必须是有重量的，只有绝望的黑暗中，往道德良知的土壤下深入探索的作家才能找到。
而老村就是当今中国极为稀少的直面“主要的真实”的作家。他自我勉励说：“总得要有人做些精致的东西。”在笔者看来，老村所要做的“精致的东西”，除了别有韵味特色的语言和高超的写作技巧之外，更涉及对历史现实的一种反思和批判的态度，即将底层的真实还原出来，将罪人以文学方式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革在中国至今没有结束，因此，老村的这本奇异的小说，仍然是现实的写照，是当代中国真正的文学呼吸。正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所定义的：“每一种写作，其实都是某种特定历史和文化的洞察力的产品。”人们需要这种写作，来清理、解释自己所处的吊诡无序的世界。
乡村文明遭“寇盗式的破坏”
《骚土》一开头，文革伊始，瘸腿的季工作组进驻鄢崮村。此时乡村千百年来的稳定结构已被摧毁，村民们已有过天翻地覆的阅历，经历了诸如国共内战、土改斗地主、合作化、人民公社以及大饥荒等动荡与磨难，应该见怪不怪了。然而，季工作组的到来，仍然在闭塞麻木的乡村引发了一场无事生非的喧闹与畸变。
这个时常做梦被毛泽东接见的政治怪物，满脑子“阶级斗争”的季工作组，仿佛是一架永不停息的政治发动机。那土地早已充公、阶级差别已消失的西北乡村，在他的折腾之下，平地冒出一场又一场残酷的“阶级斗争”来。
一种若隐若现的沉重感，就从这荒诞调侃的描绘之中显露出来。小说叙述的人物和故事，让我们看到，极权在偏僻乡村如何肆无忌惮，而人民又怎样被迫地成为极权横行的土壤。在鄢崮村，口口声声毛语录的季工作组就是中共和毛的化身，在他面前，乡村干部一个个奴颜婢膝，村民们一个个点头哈腰。
在老村深具反讽的笔调下，乡民们不论聪慧狡黠，还是愚钝呆傻，都具有千年专制下农民散沙般的特点，如原子化的个体。在被集体化剥夺了土地之后，不知政治权利为何物的乡民，连自己的利益和方向也搞不清楚。他们浑浑噩噩地跟着季工作组的指挥棒转，民众和权力建立起一种人身依附的关系。即使处在狂热的革命时代，乡民们也不能不如蝼蚁一般，卑贱无助且辛劳地活着。
当时混乱的乡村文革也和城镇一样，首先拿读书人来开刀，小学校的教书匠杨文彰第一个被抓出来批斗，学校停课闹革命。而后，乡村在革命的名义下癫狂起来，欺骗和谎言伤害人们的心灵。动荡的时局给人性之恶展示机会，人们的私怨和宿仇开始发酵。此时，个体的行为就不再由他们自己的人格来决定，而被来自外界的权力意志所决定。
作家极尽揶揄讽刺之能事，以漫画般的手法描绘出的一场场的荒诞闹剧，展现出鄢崮村热热闹闹的众生相，且穿插着类似于三言两拍的乡野情色故事。中国西部农民的苦难、愚昧和麻木被描写得栩栩如生。读者因此看到，在传统伦理被革命瓦解的乡村，缺乏自我权利意识的无知乡民，是如何轻易地被极权所煽动利用，成为暴政的基础。文革这场规模巨大的瞎折腾，对残余的乡村文明、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都造成如鲁迅所说的“寇盗式的破坏”。
“毛泽东”这个名字在小说中贯穿始终。当季工作组进入鄢崮村，毛泽东便给他托梦。在奸淫了房东福堂婆娘后，季工作组又以背诵毛泽东诗词做掩盖。村痞庞二臭强奸少女时，也是带着闪闪发光的毛泽东像章，且以像章作为交换条件。每一次对村人实施的迫害，掌权者都是以毛泽东的名义进行。以毛泽东无所不在的描写，作者告诉读者，所谓《骚土》之骚的真实秘密是：毛泽东强暴了他的人民。
阿Q之后最优秀的文学典型
所有的优秀文学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提出挑衅性的问题。在《骚土》中，老村对时代的质问，是通过小说人物形象塑造提出来的。在该书众多人物中，有两位典型人物的性格与命运最令人震撼，都让人看到：社会的演变如何深深改变个体的存在，如何导致生命的连续性与一致性的断裂。
一位是邓连山，鄢崮村的地主。这个人物与《白鹿原》里的地主白嘉轩有相似之处：都是凭借勤劳和智慧积累了土地财富，是乡村中救助贫困、守护乡邻的忠厚仁义之士。但邓连山很倒霉地碰上了土改，作为地主被清算，家中金银财产被连锅端，还因为在猪圈里发现手榴弹，被以“阴谋反攻倒算”罪名给判了十年牢狱。同是在民国承担传统道德责任的乡绅，邓连山却不如白嘉轩那样具有深厚的儒家文化根基，他似乎更像一个纯粹的地主，经历巨大的厄运后，他原有的自我信念和道德原则荡然无存。
在老村的故事里，当年邓连山曾是“虎虎势势的一条大汉”，为人敦厚，极讲诚信。在莲花寺监狱劳改后，他变成了“三勤”积极分子：一是汇报思想勤；二是请示工作勤；三是学习《毛选》勤。就如患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瑞典人质，爱上了抢劫自己的绑匪，邓连山成为毛泽东的忠实信徒。
阿Q曾经被赵老爷抽了一个嘴巴，说他“不配姓赵”，他没法反抗。而邓连山在狱中不但没有反抗，反而被彻底驯化。他勤读毛选改造思想，其奴性深入骨髓。一次，邓连山遭大队民兵的暴打，他居然还嫌人家下手不狠。在完全丧失自我尊严之后，邓连山还接受了红朝灌输的“阶级仇恨”意识，为了他所爱戴的领袖，他竟然告黑状出卖自己的乡邻，导致带领村民开仓偷粮的郭大害被枪毙。在小说的结尾，邓连山终于良心觉醒，自缢在村东的柿树上。
可以说，邓连山是中国文学史上继阿Q之后塑造得最成功的文学典型。老村既写出了这个人物鲜明的个性特点，又通过他那令人吃惊的人格变化，反映出文革特定时期的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描述人们在丧失尊严感之后的变态心理，具有相当的共性与普遍性。凡是经历过文革的读者都知道，当年如邓连山一样因自我改造思想而丧失良知的人，为向共产党表忠心告密陷害他人的人，几乎遍及中国城镇乡村，甚至包括大城市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但很少有人像邓连山一样为之自杀赎罪。
为乡村最后的好汉唱一曲挽歌
中国乡村社会千百年来所形成的传统道德，如善、孝、礼、勤等价值观，在由中共所率领的农村地痞及乌合之众手里，短短十几年时间，就被以摧枯拉朽之势给摧毁了。但老村并没有将历史一笔简化，而是以“呕出几升血来”的辛苦，思考那场浩劫中的乡村之演变以及人的全部复杂性：那里有奴役、有驯化、也有不屈的反抗。
忠实于生活的小说家，总是以塑造光彩熠熠的人物为旨归。《骚土》中另一个人物典型，是具有悲剧英雄气质的青年郭大害，老村视此人物为“黄土地上的真人”，将他的死亡视为中国农业社会梁山好汉式的英雄主义的终结。
老村娓娓道来，叙述了郭大害在矿山出事故后回村调养的故事。这个年轻人好善乐施救助乡亲，他在灯下痴心读《水浒》，并与村中十三男儿结义为兄弟，一起舞枪弄棒。郭大害与哑女之间的纯真美好的情意，是这本小说最温暖人心的章节。
在小说后半部分，郭大害带领村民开仓分粮之事件，无疑是这部文革小说的高潮所在。当时季工作组离村，几个基层干部勾结，偷偷私分集体小麦。气红了眼的村人找郭大害寻求主张，大害便想出一个“智取生辰纲”的主意，打个“借条”就撬开粮仓，让各家分粮救济饥荒。这样，一群热血青年即刻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大害本人被押到高崖下枪毙。
这位梁山好汉式的乡间英雄，不是老村凭空虚构出来的。如前所述，老村童年时目睹了一个因打劫集体粮库的农民被枪毙事件。中国自五十年代末的大饥荒到文革，因饥饿活不下去，农民的抢粮事件时有发生。例如四川汉子李文忠就曾持枪抢库开仓济民，自己因此被判重刑。
为在文革中反抗极权的乡村青年，老村洒下了一掬同情泪。但老村书写时的心情是复杂的，他既热情赞赏郭大害的勇敢仗义，也冷峻地看到他的局限性，认识到郭大害的农民性格有“阿Q式的厚道和狡黠”，此外还有“贾宝玉式的的乖张和良善”。在统治者拥兵自重的当代，这类年轻人所谓传统的“水浒”好汉式的反抗，注定逃不脱失败的命运。
一部《骚土》，是老村为在文革遭难的乡村吟唱的一曲无奈而悲凉的挽歌，其中暗藏的是一把打开中国以及中共政治秘密的钥匙，中共文学当局因此对此书三缄其口。尽管思想内容深沉凝重，但善于揶揄戏谑、有插科打诨的说书才华的老村，是绝不会让自己的小说沉闷无趣的。他用通俗的喜剧手段写悲剧，语言鲜活生动，雅俗共赏。这部奇特的小说有着深远绵长的魅力，正如老村自己所期待的：“给备受劳苦的大众带去娱乐，带去对历史沉沉的正视。”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江一 来源：《争鸣》2016年11月号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鲜为人知 广西骇人听闻的性暴力 变态惨绝人寰
——广西文革中骇人听闻的性暴力 变态惨绝人寰
人们一般都不知道，作为大屠杀的自然衍生物，对女性的性暴力和性侵犯出现了中国大陆和平时期从来没有过的集中迸发。据《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披露：在一九六七至一九六八年的大屠杀中，性暴力是一种遍及全省的现象。在整套档案里，完整的强奸、轮奸、性虐待、乃至以性暴力辱尸、毁尸的记载便有二百二十五个案例之多。按民间调查，女性受害者的人数应当在千人以上。一时间，杀人奸妻、杀父奸女竟成为广西某些农村地区的社会常态。这些恶性的性暴力案件有如下这些特点：其一，戕害的多重性；其二，前设性和预谋性；其三，残虐性和变态性。
【阿波罗新闻网 2016-11-18 讯】
作者：（美国）宋永毅
稍微熟悉一点文革历史的读者大概都知道广西是重灾区。在广西革命委员会主任韦国清的指使下，军队和武装民兵屠杀了近六万“四类分子”及其子女，使全省的“非正常死亡”数高达十五万，居全国之冠。甚至还出现了相当规模的人吃人的风潮。但是人们一般都不知道，作为大屠杀的自然衍生物，对女性的性暴力和性侵犯出现了中国大陆和平时期从来没有过的集中迸发。据《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披露：在一九六七至一九六八年的大屠杀中，性暴力是一种遍及全省的现象。在整套档案里，完整的强奸、轮奸、性虐待、乃至以性暴力辱尸、毁尸的记载便有二百二十五个案例之多。按民间调查，女性受害者的人数应当在千人以上。一时间，杀人奸妻、杀父奸女竟成为广西某些农村地区的社会常态。这些恶性的性暴力案件有如下这些特点：其一，戕害的多重性；其二，前设性和预谋性；其三，残虐性和变态性。
对受害女性戕害的多重性
这有两重含义：一、对施害者来说，他们不仅劫色，还劫财甚至害命。一般说来，这种杀父奸女、杀夫奸妻的模式，可以追溯到古代野蛮民族在入侵中国时的暴行，在杀戮了男性被征服者以后，便占据他们的妻女作为战利品。二、而对被害的女性来说，她们要承受的不仅是身体的被占有，更有永远无法消除的精神创伤。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广西的整个“处遗”工作中，因为中共不想向世人多暴露广西文革惨绝人寰的丑闻和罪行，对施害者的审判和处理基本上是“宽大无边”的。在数万名和杀人有关的罪犯里，只正式枪决了十人。但就是在这仅有的十名死刑犯里，有三名是因强奸杀人罪被起诉的。他们是：一、李超文，原广西容县六美乡（大队）民兵营长；二、徐善富，贵县大岑公社柳江大队民兵营长；三、王德堂，原广西凌云县武装政委，现役军人，后任凌云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对李超文和徐善富来讲，共同点是在陷害和批斗所谓的“阶级敌人”时，强奸被害者的遗属数十人。而为了防止“阶级敌人”告发，他们都还进一步策划杀人灭口甚至灭门绝户。有时，甚至直接走向女性受害者，以“放水”（交给群众暴力批斗）为威胁，在女性受害者的极度惊恐之际达到肆意奸淫的目的。以李超文案为例，他先是诬陷归国华侨周恒志“藏有炸药”，将其打成重伤。又在持枪周恒志回家时，以搜查为名，强奸了年仅十六岁周的妹妹周惠炎。为了防止周恒志和家人告发，他又策划杀害了周和其父亲周德两人。接着，周恒志的母亲也被迫自杀，其妻也被迫至神经失常。这样李超文就达到了霸占周惠炎的目的。与上述两案相比，王德堂案则更具有在权力斗争胜利后占有失败者的妻女的色彩。在所谓的“一月夺权”中，王德堂以武装部政委的名义动用军队和武装民兵夺了原县委书记赵永禧的权。但因为赵其实刚到凌云县才工作了一年，又为烈士之后，民间要结合他取代王德堂的呼声极高。这样，赵永禧和支持他的干部群众便成了王德堂的头号政敌。为了保持自己的夺权成果，王非但策划谋杀了赵永禧，还残酷迫害那些反对他的干部群众。在战胜政敌的过程中，如他的死刑判决书所述，他“利用职权，乘人之危，采取威胁等手段，先后多次强奸被害家属及受批斗的女学生，其中被杀害者之妻四人，被批斗者之妻二人，凌中女生二人（“四·二二”派），病人家属一人，还调戏猥亵妇女五人，情节特别恶劣，手段残忍，后果极其严重，民愤极大”。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死刑犯在犯罪的当时都是国家机器的代表，虽然他们并不是得到上级的指令实施的性暴力，但性暴力是有组织的大屠杀的伴生物，而他们的身份又实实在在地展示了国家机器施暴的无法分割的责任。
一般说来，在农村的大屠杀结束后，四类分子或“阶级敌人”的妻女常常被强行分配给凶手们为妻，这更给受害的女性带来了长期的精神创伤和无穷尽的灵魂折磨。她们常常轻则外逃重新嫁人，重则精神失常或自杀身亡。如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四日，金秀县金秀区长二公社党支书、“文革”主任莫志光，为了达到奸淫和霸占青年妇女莫秀云的目的，召开群众对敌斗争大会，当场打死陶明荣（莫秀云丈夫），又逼死了莫的父亲，还活埋了莫的母亲莫女娇。然后，莫志光又以莫秀云的孩子为威胁，如愿以偿地奸污了莫。最后，莫秀云为了不甘长期当莫志光的性奴，只好离乡背井，逃落他乡。再如，在天等县一九六八年三月的“祥元大屠杀”后，杀人凶手黄正建等人把被他们害死的农会冲女儿先进行轮奸，后强迫她给凶手农朝丰为妻，还将被他们害死了的农良权、农良宁两人的妻子分别嫁给凶手黄正建、蒙加丰为妻。但不久这些女性无法忍受和杀父杀夫的凶手一起生活而出逃改嫁了。
因受辱而自杀的女性也不在少数。如扶绥县城厢公社在一九六八年八月初挖掘所谓的“反共救国团”中，把妇女梁美霞诬为“反团”成员，斗打她之后又奸污了她。梁美霞性格刚烈，于八月二十日含恨投河自杀。几乎是同时，扶绥县山墟区“革委会”在宣布破获所谓“反共救国团”时，杀害了被冤枉的邓太梅和邓安德，凶手们又“结夥轮奸死者邓安德之女邓美兰（十六岁）、邓太梅的儿媳何连（三十二岁）以及本村被管制的邓太良之女邓娥嫦（十七岁）等三人，少女邓美兰不堪羞辱欲上吊自尽幸亏绳索拉断而不死。”
时光的流逝并没有冲淡这些精神上的创伤，以致在文革结束后还造成了作孽深重的多重悲剧。上思县思阳公社一个妇女，丈夫被杀后，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凶手占有为妻，还为其生下两个孩子。至一九八三年全面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时，她终于得知现夫是杀害前夫的凶手，悔恨交加，不想为仇人留下后代而将两个无辜孩子砍死，自己也疯了。
对于不愿意嫁给凶手的女性，施害者一方面逼迫她们改嫁出门，以便没收她们家的全部财产；另一方面，还向她们征收匪夷所思的“改嫁费”，以榨取最后的“剩余价值”。一九六八年五──六月，浦北县北通公社旱田大队的大队“文革”主任黎亦堂在指挥民兵杀光了当地的地富分子以后，便规定凡被杀害了的地富分子的老婆要改嫁、女儿要结婚的，必须经过他批准，并到大队民兵队交所谓“证明”款后，才准办理结婚手续。据有账可查，该大队有六名妇女出嫁，被大队民兵队、生产队勒索所谓“证明”费共八百九十四元──这在当时的中国农村是相当的一笔钜款！但这还远不是全部，档案记载：“除此之外，该大队民兵队还抄没地富家庭的现省一千三百五十八点四○元，没收地富物资折款一百六十五点六○元，没收外地在该大队搞副业人员的物资折款八百五十三点三○元。据统计，黎亦堂等在杀人前后，指挥民兵抄没、勒索地富物资折款和现金共三千二百七十一点三○元，这大批钱物均被这夥杀人凶手分赃吃光。”
施害的前设性和预谋性
如果我们对那些案例稍作挖掘，便不难发现它们常常带有一定的前设性和预谋性。施害者或在大屠杀发生以前就对被害的性对象有着非常强烈的性幻想或占有欲，或因性关系和被害者及其家人有过嫌隙和冲突。而大屠杀则给了他们不可多得的宣泄和报复的机会。例如，合浦县白沙公社发生残忍的杀人事件。指挥杀人者之一的宏德大队治保主任沈春先一直对地主朱有莲漂亮的大媳妇垂涎欲滴，扬言：“我们贫下中农老婆都没有一个，地主仔竟娶到这么靓的老婆”。于是他在大屠杀中指派民兵把朱有莲的大儿子抓去大队部后院，以其“调皮捣蛋”为罪名，用木棍把他活活打死。尔后又传其媳妇到大队进行调戏骚扰，要她嫁给他。因朱有莲的媳妇不答应，他又连续杀了她丈夫的四个兄弟，灭了他们家的门。为此，朱有莲的媳妇赶紧逃回她马山县的原籍。沈还不放过，跨县去威胁朱的媳妇。为了摆脱色狼的纠缠，朱的媳妇只得远嫁草江大队一位看水磨的老人。尽管命运如此多蹇，朱的媳妇总算逃过鬼门关，有的妇女则因此而被灭口残杀。例如，天等县都康区多信乡民兵黄全瑶曾于一九六二年向黄全秀求婚被拒绝，一九六八年三月，黄又窜入黄全秀卧房实施强奸，被黄全秀反抗未遂。此后，黄全瑶存心报复，于一九六八年四月二日与民兵营长黄全通合谋将已怀孕八个多月的黄全秀推下事先已挖好的土坑里去活埋，“使黄全秀在坑下挣扎惨叫一个多钟头才死去”。
施暴者的性虐狂和性变态
机密档案揭示了相当数量未成年幼女和少女被强奸或轮奸案件，如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日晚，武宣县禄新区大榕乡党支部书记石朝宝指挥凶手覃锦必在批斗会上乱棍打死了农民王德欢后，覃锦必、覃世松等四十五人到王德欢家，轮奸了正处豆蔻年华的女儿王凡珍。在天等县“巴览屯杀害红军遗属及奸污孙女事件”中，被凶手轮奸的老红军赵维奇烈士的孙女赵笑浪仅十二岁！另一个少女，融水苗族自治县永乐公社东阳大队孤女李兆仙被凶手强奸也只有十三岁。因为她们尚未成年，这些少女的命运更为悲惨。浦北县北通公社的凶手们在杀害了刘政坚父子后，九人对年仅十七岁的少女刘秀兰轮奸了十九次，事后又勒死刘秀兰灭口，还剖腹取肝，割去她的乳房和阴部食用。即便是未直接受害的少女，也有的因过度惊吓而发疯，有的甚至被迫走上性犯罪的道路。一九六八年七月三十日，宾阳县甘棠公社公社“抓促”领导小组成员姚尚强带领民兵干部关有志等杀害了王宗博、王宗升兄弟。八月三日晚，姚尚强借抄家为名，对王宗博妻颜秀清进行威胁并强奸。两晚后，关有志又闯入屋内，企图强奸颜秀清，后因颜哭喊强奸未得逞。极度的恐惧逼得颜秀清带着小女儿王丽竹改嫁到邓村大队。但因为未成年的王丽竹受到极大惊吓，结果神经失常了。
其次，机密档案还揭示了相当多的孕妇或被奸污，或被蓄意拷打杀害，以致造成一尸两命的悲剧。一九六八年七月十八日晚，玉洪公社合祥大队革委主任牙永庭召开的杀人现场会议，农民班龙显因参加“四·二二”被挖坑活埋。“班龙显死后，其妻韦氏平已怀孕三个月，但牙永庭色狼成性，于同年九月间两次闯入韦氏平房间强行奸污。”贺县信都公社信联大队在“刮台风”时，决定召开群众大会批斗罗亚银夫妇。因罗的丈夫在水利工地被管制劳动未回来，当天只好批斗罗亚银一人，并要其女陈冬兰陪斗。在群众批斗会上罗亚银被乱棍活活打死，跪在尸体旁边的已经怀孕八个月的陈冬兰被凶手打死后，见陈冬兰腹部在动，又向其腹部猛打，使陈冬兰一人二命被活活打死。
最后，机密档案还记录了：施害者们即便无法奸淫，也不放过受害的女性。他们在刑讯中有意着力于故意伤残女性的乳房和阴户，直接导致被害者惨死。而被害女性死后，尸体更遭性暴力和侮辱。如一九六八年秋，南丹县车河公社龙藏大队在制造骇人听闻的“反共救国团”的假案时，大队革委副主任、大队斗批改领导小组副组长容盛强亲自拷打十五岁少女容秀梅：“把她的衣裤脱光，用灯去照和用火去烧她的大腿和阴部，容秀梅喊爹叫娘，呼天唤地，那凄惨的叫声，那悲痛的哭声，使大地抽泣，使高山落泪。但人面兽心的容盛强还厚颜无耻地威胁容秀梅：‘你给我搞，保险你没问题；你若不同意，就叫你死！’”另一个案例是一九六八年三月五日，合浦县石康公社在许平志（公社代理书记）、莫家俊（公社武装部长）等人的策划和主谋下，召开了全社万人批斗大会，屠杀四类分子。其中圩镇大队陈国莲，丈夫劳改后，她携养一子一女，被诬作风不正，大队“文革”组织一千多妇女开展批斗，迫其承认乱搞男女关系，她衣服被剥光，被凶手用棍捅其阴部致死。无独有偶，马山县被称为“一场惊心动魄的杀人案件──加方公社‘三·二’事件”中，兰普吉（加方公社营业所副主任）只因是“四·二二”负责人被武装民兵打得死去活来，他太太兰卢美金见此情况就跑来向民兵求情，不料非但被凶手打，还被人用一条尖木棍捅进她的阴部去，致使她流血而死。
以性暴力辱尸的案例也不胜枚举，如灵山县陆屋公社广江小学女教师黄少萍，年方二十三岁，因出身地主，被杀死后，凶手把她的衣服剥光，并用木茹棍捅入阴道，陈尸路边。再如，一九六八年九月下旬的一天，上思县思阳公社主任陆巨吉布置残杀南宁展览馆押送回来的“四·二二”的本地俘虏。从南宁押送回来的女青年陆玉江和四个男社员活活打死。陆玉江死后被裸体陈尸路旁，并把竹木插入阴部示众。钦州县城武斗，少数派的广播员陆洁珍被抓获刺死后，因为她长得漂亮，凶手就还把她的裤子扯掉，把大号电光鞭炮塞入阴道，点燃爆炸，惨况难以言状。被害者死得惨，死后更惨。
性暴力的“谱系说”
阅读这些兽性毕露、令人毛骨悚然的案例时，恐怕读者会问：施害者们还是人吗？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回答这些和战争大屠杀有关的性暴力问题，西方学者有过一些的分析，其中比较有启迪的是性暴力的“谱系说”。这一学说认为：性暴力其实是和平和战争时期的一个普遍的暴力谱系或一个特别的性暴力谱系的一部分，或者一种更扩大的延续。这一理论还认为：如果这些性暴力在某些国家里重复发生，那么常常愈演愈烈。
作这一如是观，我们便不难想到在中共建国以来（包括建国前在所谓的“解放区”内），中国农村大规模地对“四类分子”及其家庭施暴，尤其是大规模地性占有和性侵犯他们的妻女的“普遍的暴力谱系”。广西文革大屠杀中的性暴力并不是第一次，最早的“特别的性暴力谱系”原型可以追溯到所谓的暴力土改中。晚近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智效民研究中共早期晋绥土改的著作，就揭露了中共早期土改中“分房、分地、分老婆”的固有模式，重庆独立学者谭松在他对四川东部暴力土改的调查中，更向我们描述了广西文革中似曾相识的性暴力的场面。
由此可见，从土改开始，四类分子的妻女便和他们的土地一起，作为一种被合法剥夺的“财产”分配给所谓的农村革命阶级──“贫下中农”。从土改到文革的十多年里，地富及“四类分子”早已沦为政治贱民。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贫下中农们”和他们一起在所谓的合作化运动里被中共剥夺了土地，断绝了在这方面的分配欲望。但是，四类分子们辛勤劳动，还是有一些可怜的鸡鸭余粮的积蓄的，尤其是他们的儿子或娶上了漂亮的媳妇，他们的女儿或出落成豆蔻年华的少女，这便激发了那些“土改积极分子民兵”压抑在心底的最龌龊的性欲望：既然第一次暴力──土改时分配地富的妻女是合法的，为什么文革中不来第二次再分配呢？在回答“他们还是人吗？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时，这一“性暴力谱系”理论著重考察了和平和冲突时期的关联。它指出：施害者之所以能在大屠杀中犯下这些常人难以理解的兽行，还和和平时期被害者被统治者的意识形态长期非人化有关。当敌人被描绘成“罪有应得”时，暴力的责任就“被转移给了敌人”。而对他们的任何暴力都在道德上被合法化了。这种“责任的转移”所产生的强大的“道德疏离”，会使暴力行使方式增多，暴力的目标拓宽，性暴力常常应运而生。对中国大陆数千万四类分子来说，文革前的十七年他们被非人化、公开被称为“应当消灭的阶级”的宣传和政策难道还不多不够吗？因而文革中出现如此规模的大屠杀和性暴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zhongkang 来源：动向杂志2016年11月号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割喉压舌！中共是怎样处决政治犯的？
2016-12-25 00:10
蔡铁根（大校）是中共建政后被冤杀的高级军官。（网络图片）
蔡铁根原是南京高等军事学院的训练部长，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时被撤职。文革初抄家，发现他的日记本里有为彭德怀鸣不平的话，立即被揪出。一九七〇年三月十一日，狱方用麻绳将他捆绑后宣读逮捕令，紧接着宣读判决书：死刑，不准上诉。他刚要申辩，狱卒便勒紧套在他脖子上的麻绳，使他发不出声，接着就把他拉到刑场枪毙了。
广东海南岛白沙县枪决女医士官明华前，用一节竹筒塞进她嘴里，穿上铁丝，扎在脑后，使她发不出声。
宁夏银川市枪决“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反革命集团成员”吴述森、鲁志立、吴述樟前，用板子压住舌头，不让他们发声。
贵阳市建筑公司女技术员马绵珍被处决前已经绝食两个多月，虚弱得站不起来，当局还是怕她呼喊反动口号，在她嘴里塞进压舌物，外面再扣上口罩。
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鸿恩因涂写《毛主席语录》，在一打三反中被判处死刑，押往刑场前，喉管被割断。甘肃静宁县女技术员毛应星被枪毙前，刽子手割断其喉管。
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毛远新等，批准了对反革命犯施行枪决前予以割喉这一“新生事物”。第一个遭此处置的是沈阳皇姑区克俭小学青年教师贾承厚。至一九七五年处死张志新时，辽宁省已有三十多人在行刑前被割喉管。沈阳监狱当局割张志新喉管时，不施麻药，直接把她的头按在砖块上。旁边一个女管教员见状，惨叫一声，吓得昏厥在地，被拖了出去。
羽谈飞：傅雷身后的神秘姑娘
记住，无论何时何地何事，欺人者才是丧失尊严的没脸没皮，而被欺者的尊严毫发无损，这就叫辱人者必自辱。韩信钻裤裆不是韩信的耻辱，而是流氓的耻辱。但是，在等级社会体系里，人们活的并不是尊严，而是活在他人眼里的面子，这个面子就源自你在森严等级体系里的位置，层级越高就越有面子，换句话说，能欺人越多越有面子，反则反之。在朝鲜的金三胖就很有面子，请问他有尊严吗？
【阿波罗新闻网 2016-09-06 讯】
作者：羽谈飞
2016年9月3日，是傅雷夫妇不堪批斗之辱而双双含恨自尽50周年殇祭日，连续三天我浏览了很多追思傅雷的感怀贴文，文章都众口一词说傅雷夫妇“为了尊严而死”。虽然笔者也是读《傅雷家书》长大的，也对天才文评家最后的决然选择表示莫大尊重，但我还是想给大家啰嗦几句“为尊严而死”和“为面子而死”的区别。
在大庭广众之下，一个人对另一个无辜者施加欺凌羞辱，请问他们中，谁有尊严？谁有面子？估摸读友们会混淆回答，但这也许就是我写这篇文章的最大意义。记住，无论何时何地何事，欺人者才是丧失尊严的没脸没皮，而被欺者的尊严毫发无损，这就叫辱人者必自辱。韩信钻裤裆不是韩信的耻辱，而是流氓的耻辱。但是，在等级社会体系里，人们活的并不是尊严，而是活在他人眼里的面子，这个面子就源自你在森严等级体系里的位置，层级越高就越有面子，换句话说，能欺人越多越有面子，反则反之。在朝鲜的金三胖就很有面子，请问他有尊严吗？因此，面子和尊严并非等价，有时也许适得其反，这关键看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生态社会。
什么叫尊严？就是做一个坚守人性、尊崇常识、秉持真理的人，这就叫尊严，这就是有尊严的人。一旦偏移，无论找多少理由和托词，尊严都荡然无存。什么叫面子？就是众人对你的看法，但遗憾的是“众人”未必都知道尊严二字。在正常社会里的众人一般都是正常的人，简称常人，常人的看法既是判定你的面子，也是判定你的尊严，此时的面子与尊严是等价的。但在非正常社会里的众人一般都是非正常的人，平庸的邪恶是众人的常态，简称为庸众，庸众的看法虽然决定你的面子，但多数情况下却不代表你的尊严，此时的面子与尊严就是背离的。
在讲清什么是尊严什么是面子之后，请问，傅雷挨批斗究竟是失去尊严还是失去面子？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那是整个国家和一群庸众毫无尊严的没脸没皮，但他们却都有面子，因为想踩谁就踩谁嘛。最有面子的当然是先帝爷，而他的左狼右狈分别先有面子尔后也相继失去面子。傅雷被戴高帽架飞机游行批斗，当然颜面尽失，但傅雷做错什么了吗？没有嘛，所以傅雷的尊严永远都在，挨批斗不是傅雷的耻辱，恰好是证明傅雷坚守人性尊严的最有力活证据，耻辱永远都只属于丧失人性天良的人。因此，傅雷夫妇不是为了尊严而死，仅仅是为了面子不堪见众而死。
什么才叫为尊严而死呢？
傅雷夫妇自尽之后，其子女亲属要么被牵连在监或在批，要么远在国外难以近身打理后事，由于傅雷夫妇是“自绝于人民”而死，谁都想划清界限，结果在殡仪馆的骨灰都没人敢认领，见证神奇的时刻到了。一位戴口罩的神秘姑娘出现在上海龙华殡仪馆，以傅雷笔名“傅怒安”的名义将傅雷夫妇的骨灰盒送去上海永安陵园存放。这是一个正在上海音乐学院练琴的大二姑娘，事后被造反派组织严密轮番审问“谁是后台”，这个姑娘面不改色地清晰回答：“我就是我，我没有后台”。经过一番调查确认确实没有后台后就放了她。很多年后，傅雷后人很想感谢这位神秘的姑娘，但都被她“我与你们傅家没任何关系”婉拒了，连照一张相都不愿意。这就叫为尊严而死，尽管这位姑娘侥幸活下来了。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尊严是无声的，并且在毫无尊严的环境里极其孤独，但尊严的力量会让有尊严的人铤而走险，甚至在尊严的感召下会让她不知其险。这位有尊严的姑娘叫江小燕，她仅仅是喜欢读傅雷作品的小姑娘而已。请问，她所坚持的义举很伟大吗？很高尚吗？很英雄吗？不，仅仅一个正常人做了一件很正常的正事而已，尽管这件非常普通的正事充满杀机。江小燕直到退休也仅仅是一个助理研究员，这是很没面子的事儿，但她告诉了这个面子世界什么叫尊严。相比之下，江小燕没什么值得去歌颂的，但所有庸众包括傅雷当时的一些亲人和朋友，全都应该默默忏悔。对于曾经加害傅雷的禽兽理当被清算，这是所有为文明奋斗的正常人励志前行的责任，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写《悼林昭不如悼自己》的原因。
尊严源自人性，人性的感同身受促使人必须通情达理才算一个合格的人，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不但会捍卫自己受损的尊严，也会捍卫他人受损的尊严，因为他人的不幸也是自己的不幸，他人的屈辱也是自己的屈辱。但是，具有这种感同身受尊严观的强烈程度并非人人相同，虽然后天通过学习也能提升一些人的尊严感，这就是启蒙唤醒的意义，但更多的是决定于个人先天尊严感的个性禀赋，这也是启蒙低效率的原因。为什么在文革时期像林昭和江小燕一样的人凤毛麟角？因为这国具有强烈尊严感的人实在太少，尤其在所有大人物中具有这种强烈尊严感的人更少，几乎没有，这也是为什么这国的文明进程如此缓慢的根源。就说傅雷和老舍吧，如果他们在文革中安然无恙而不遭批斗，请问他们还会自尽吗？不会的，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很有面子地活着，他们一定会像杨绛夫妇一样活得很光鲜并且长命百岁。
凡是在1949之后还能留在大陆或毅然回国的名家大咖，其实尊严感都不强烈，但都很要面子。道理很简单，他们都是聪明人中的聪明人，但却不能区辨什么是人性政治和非人性政治，你觉得奇怪么？非不能也实不愿也，因为听说会给自己诸多荣誉和好处，这个实在太有诱惑力。一个愿意为野蛮政治效忠的人，哪还有什么尊严可言？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傅雷和老舍等人并非为尊严而死的原因。
谨以此文借傅雷之名感念一个不为人知但却有强烈尊严感的神秘姑娘——江小燕。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江一 来源：博客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巨星陨落 中共国石油工业之父一家服毒自杀
【阿波罗新闻网 2016-12-08 讯】
中共统治中国以来，让众多真正具备高学识的中国人才在大陆陨落。梁思成、老舍……不胜枚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石油工业之父萧光琰也是如此。据宁静在“硕士博士圈”发表的一篇文章披露，萧光琰在文革时被扣上“卖国贼”的帽子，被毒打了60余天之后，服下安眠药，自杀身亡，那时他才48岁。随后他的妻子甄素辉和独女洛洛也追随他服毒自杀。
萧光琰和他的妻子甄素辉
11月4日，一篇题为《他是位天才的化学家，中国的石油工业之父，却遭遇灭门之灾，实在是令人扼腕啊！》的文章，让我们看到又一颗爱国之心被中共扭曲，直至命丧黄泉。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萧光琰的名字可是如雷贯耳！
出身优越又聪慧常怀爱国之心
萧光琰出生于1920年的日本东京，父母都是当地知名的日本华侨，家族资产曾达到上千万美元。萧光琰从小就聪明绝顶，9岁时就掌握了中、日、英三种语言，12岁被父亲送往东京郊区的一所顶尖私立中学，他在班上成绩一路拔尖。
1934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萧光琰的父母带着他开始长达3年的流亡生活，最后在美国落脚，没有上过一天高中的萧光琰竟然以高分考上了美国坡蒙那大学，三年后，经导师推荐，进入芝加哥大学化学系，24岁便以优秀的成绩拿到物理化学博士学位。毕业后萧光琰就留在了芝加哥大学，2年后破格提拔为研究员。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1947年，年仅27岁的萧光琰进入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凭借自己超越的能力在石油领域接二连三做出贡献，自1947年-1950年萧光琰连续四年获得美国石油的最高荣誉“石油金质奖章”。
虽然萧光琰生长在日本，学在美国，一次都没有去过中国那片大陆，但从小父母就告诉他“你的骨子里流淌的是炎华子孙的血液”，萧光琰始终提醒自己是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虽然他在美国当时的薪资就有五六万美元，生活过得非常悠闲，但是他很清楚自己那个从未谋面的祖国深陷水深火热之中，百废待兴，正需要人才。萧光琰决心学成之后回归中国，为自己的国家做贡献。
他根本想不到，自己的祖国已经不是原来的面貌，对中共本身，更是一无所知，只知道，我是中国人，要报效祖国。
1949年的秋天，萧光琰自己花了几千美元购买了翻印器材，怀着一颗热爱祖国的心，没日没夜地搜集、翻印和整理他认为祖国需要的资料。新婚妻子甄素辉甄素辉刚开始并不赞同他回国，他们还发生了多次争论。甄素辉说：“我连中文都讲不好，而且那里也没有亲人，回国干什么呢？”。但萧光琰认为中国就是他的亲人，能把美国最先进的技术带回国，就是守护自己的亲人。
萧光琰说：“如果你实在不想回中国，我就自己回去。”最后，甄素辉让步了。
萧光琰女小洛洛
回国被嫌弃依然作出贡献
没有想到，回国的过程有如钱学森一样艰难。1950年11月，萧光琰被美国以“掌握国家机密”为由，禁止他出境。最后，萧光琰偕同妻子不顾生命危险辗转飞往香港，然后才由专人接回到大陆。
1950年12月，这对在中国大陆一天都没有呆过的年轻夫妇带着大大小小20多个装有资料和大批图书的行李，抛弃了美国的高薪、别墅、高档轿车，义无反顾的回到了没有朋友，没有亲人的中国大陆。
回国之后，萧光琰去了中国科学院下设的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是为了接近最前线的研究。在那里，他每个月只能拿到120元工资，上班坐公交车，妻子甄素辉多少有些怨言，但萧光琰根本不在乎这些，他有使不完的精力，因为他终于可以为国家做贡献了。
1950年初，中国大陆的石油工业开始起步，在李四光带领地质勘探队到处找石油的时候，萧光琰也在紧张备战炼油厂的建设。紧接着，萧光琰用一年半的时间，一口气了写出来十五篇论文，篇篇都是经典，堪称中国石油化学的奠基之作。1961年，萧光琰主动兼任青岛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在那里开发出了一项超越时代的技术——生物催化剂，这项技术，西方国家在1990前后才开始展开研究，2000年正式实践，而萧光琰在1961年就开发了这项技术，领先西方整整40年。
扣上间谍帽子；全家遭遇灭门之灾
1968年10月5日，只因萧光琰的外籍身份就被怀疑为”里通外国“，工宣队派出由二十名彪形大汉组成的专政队，把萧光琰抓进了“牛棚”，家里的一切值钱的物品都被没收，连夫妻俩的结婚戒指也没有放过。
“萧光琰，你在美国挣那么多钱，你是不是回来当间谍的?”“你能把美国的资料弄到中国来，一定也能把中国的资料弄到美国去，你老实交待，为美帝国主义搞了多少情报？”审讯中，专政队对萧光琰进行疯狂的毒打，用“三角带”特制的刑具猛力抽打。
“专政队”的一个暴徒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白屎”。因为当时的人们把“博士”读成“白屎”，此后的半年中，他在斥骂声中，被迫写下了二十六份“交待材料”。让萧光琰想不通的是，无论他如何“坦白”，每交上一份得到的确是更加无情的斥责，以至“抽你的筋，剥你的皮”的威吓。
在“放风”时，人们听到，他像梦呓般地反覆著一句话：“……政策不是这样的……”，这位在西方长大的知识分子到死也想不通，自己历经千辛万苦回来建设祖国，竟然成了“里通外国”的“卖国贼”。
1968年12月6日，在他挨过一顿皮鞭抽打之后，精神特别坏。“放风”时，他用微弱的声音，喃喃自语：“……政策是会给出路的……”此时，这位学富五车，学贯中西的物理化学家已经把平生希望缩到只求给条出路了。
可惜，出路还是没有给，因为这是中共。
同年12月10日早晨，精神上受尽摧残，全身已经血肉模糊的萧光琰，在被毒打了60余天之后，服下安眠药，自杀身亡，解脱了一切，那时他才48岁。萧光琰博士曾怀着怎样的热情踏上这片土地，又怀着怎样的绝望心情无声离去！
当天下午正在劳改中的萧光琰妻子甄素辉得知丈夫离去后，这位追随丈夫来过异国他乡18年的美籍华人却异常安静，她甚至失去了女人痛哭的本能。
甄素辉看着丈夫的遗体，估计此刻她的肠子都悔青了。
如果18年前，她能够阻止萧光琰回到中国，萧光琰早已是享誉国际的知名化学家，或许正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演说大厅发表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感言。而此刻萧光琰却永远地躺在冰冷的土地上，不能与她携子之手了。
甄素辉没有掉一掉眼泪，她只是提出了任何人都没法拒绝的要求：准许她请两天假，回家照料多日不见的孩子。自从夫妇俩被关起来，十四岁的女儿洛洛就孤身一人，无人照料，每天在嘲骂、追打中过着痛苦的孤独生活。
3天后，人们一直没有见这家的动静，敲门也没有人应，后来有人把门弄开，看到的是这样的场景：母女双双躺在床上，母亲紧紧地搂着女儿，两个人早已停止了呼吸。经检验，母女两个也是服毒自杀。
阿波罗网孙瑞后报道
英国“老共党”被文革吓懵 毛泽东演讲女孩尖叫
2016-09-01 09:19
作者： 文瑞
文革期间发生一幕幕荒诞剧。
今年是文革50周年，那场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革悲剧，再成各界回顾和反思的话题。一对信仰英国共产党的夫妻在接受BBC采访时，曾讲述了他们当年在中国文革期间见证的一幕幕荒诞剧。在他们向中共谎称“回到英国继续闹革命”后，才被允许逃离中国。并重新审视自己的信仰。
据BBC报导，成长在英国的穆里尔和丈夫1952年加入英国共产党。当时这对充满理想主义的夫妇认为，中国和朝鲜是实践信仰最好的地方。随后，穆里尔一家去了朝鲜小住，随后于1965年7月抵达北京。不久后，中国的文革爆发。
他们最终于1966年12月离开中国返英。这段经历虽然不长，却让她重新审视自己的信仰。
文革批斗祸及外国人
文革批斗祸及外国人。
BBC记者林琳（Lara Owen）近期采访了现年90岁的穆里尔，谈及她眼中的文革，以及自己的遭遇。
“我们开始意识到糟糕的变化，是在红卫兵出现以后。当时，他们开始摧毁历史物品，而这些物品中蕴含着中国的文化，和漂亮的中国艺术。”
之后发生的事情，更让穆里尔一家震惊：“几周后，我们的名字出现在大字报上。我们之前知道（大字报）是用来批斗中国人的，但我们无法相信这也发生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吃惊至极。”
学生斗老师
当时中国学生斗老师的事情，也让穆里尔感觉不可思议：“我们一个朋友的儿子描述了学校发生的事情。他那时才16岁，就读于一所中文学校。他说，学校（学生）让这名女老师跪在地上，并把她的头发剃光，只留下最上方的一个结，然后在她头上倒上胶水。”
她说：“最糟糕的是，他对这种做法感到赞同，其他听到他这段故事的外国人也都觉得很有意思，感到认同。”
处处可见狂热的革命
处处可见狂热的革命份子。(以上皆为网络图片)
穆里尔说：“我还目睹一群人追打两人，然后我问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对我说，因为这两人没有‘革命发型’。当时，很多人都剃所谓的‘革命发型’来显示自己真正的‘革命精神’。”
“最可怕的事情是我在临走前去王府井买一套西装，但却发现我被一群手持红宝书的中国人跟踪。随后，我赶紧跑进商场‘避难’。”
她说，另一件事是，他们去参加一场毛泽东演讲的集会时发现，“在场所有女孩都在尖叫，狂热至极。”
艰难逃离中国答应两个条件
对穆里尔和她的家人来说，在情绪高涨的文革中离开中国并不容易。她于1966年9月向中共当局报告欲离开，但最终12月才被批准。期间，穆里尔一家对文革的看法守口如瓶，害怕因为说错话而滞留在北京。
她说，为了得到批准，她必须得到外国专家管理局的批准。代价是：她得与丈夫告诉外专局，能够生活在文革中的中国是多么地“幸运”。不过这还不够，他们接着告诉中共官方，由于自己已经没有工作了，所以“得离开，回到英国继续闹革命”。
失踪的英语系主任
穆里尔告诉BBC记者，今天人们看到的有关文革的图片“毫不夸张”。在回到英国后，穆里尔写过一本回忆录《左是什么？右又是什么？》（What’s Left? What’s Right？）。她在这本书中讲述了文革的这段经历如何让她重新思考政治与意识形态。
在这本书中，穆里尔还描写了她曾任教学校的英语系主任孙小荔（英译）。孙小荔曾经与穆里尔的美国朋友，一位男老师合影，但她在文革爆发后就消失了。
穆里尔说，她虽无法证明孙小荔在文革开始后成为被打击的目标，但每当她问及孙小荔的去处时，她都得不到回复，人们沉默以对。
毛泽东向基辛格建议：让一千万中国女人去美国
【新唐人2016年08月03日讯】〝你们要中国女人吗？可以给你们一千万。〞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在自己的住处会见美国特使基辛格时曾这样建议。他说，〝让这些女人去美国，她们将会制造灾难，中国的负担也会减轻〞。毛说这话的时候，当时的中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也在场。
据法新社报导，2008年2月13日，美国国务院公布了1973至1976年的解密外交档案。其中包括了1973年毛泽东会见基辛格时两人谈话的内容。
在这次谈话中，毛直言不讳地承认中国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并声称〝我们最多的就是女人〞。毛接下来提议说，让〝几千个〞中国妇女到美国去。但后来又加码到了〝一千万〞，引发与会者大笑。当时的中共总理周恩来也在场。
时任尼克松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的基辛格则以开玩笑的口气说，对于中国妇女到美国去这件事，美国并无设定〝配额〞，也不会征收关税。基辛格的这番话更是引来现场所有人的哄笑。
其后，基辛格试着把话题转移到苏联威胁的问题上，但毛泽东却对〝千万妇女输出〞的话题意犹未尽，他继续说：〝让这些女人去美国，她们将会制造灾难，中国的负担也会减轻〞。
毛泽东又说：〝你们要中国女人吗？ 我们可以给你们一千万。〞 毛继续说：〝这么一来，她们会让你们的国家充满灾难，损害你们的利益，我们国家的女人太多了〞，〝她们会生小孩，而我们的小孩已经太多了。〞
基辛格当时回答说：〝这真是一个奇妙的提议，我们会研究一下。〞
事后，基辛格在纪录这段对话时还特别提到，毛泽东第二次谈到这个话题时，提高了建议数量。
据解密档案记载，当时在场的中共外交部部长助理王海容（女）随即提醒毛说，这些对话如果公开，可能会引起民众反感。基辛格当时同意你的主张，这段对话必须消去。但当基辛格接着又开玩笑，说他准备在下一场记者会中公开这段对话。这时，毛说：〝我什么都不怕〞。
在当今的中国，毛泽东仍然是一个具有极大争议性的人物。北京近代史学者章立凡教授在新浪微博上曾发起一次民意调查，邀请众网民就否定毛泽东会天下大乱还是明天更美好这两个选项投票，结果逾80%的投票者认为，否定毛泽东之后，中国的明天会更美好。
在中共建政前夕，民盟主席黄炎培曾问毛泽东，共产党如何来摆脱封建王朝兴替的命运。毛回答说，共产党已经找到了抵抗这种周期率的药方，这药方就是民主。
针对毛的上述表态，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在2013年的毛诞日发文评论说，经过两个30年时间的检验，现在大家应该都清楚了：〝这是毛泽东设的一个骗局。毛嘴巴里所讲的，确实是真理。民主当然是腐败的天敌。如果真靠民主，中共本来完全可以同林肯的党和罗斯福的党一样，在选票和舆论的监督下，不致陷入懈怠腐败的轮逥。可惜毛泽东是戏子一个，唱的是民主，走的是法西斯独裁之路〞。
2013年12月26日，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了北京近代史学者章立凡撰写的《徘徊的幽灵》一文。
这篇政论文章的结尾写道：〝无论从人类文明史、世界史或中国史的角度，造成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灾难的毛泽东，都是人民的大灾星和执政党的负资产。当今中国的所有经济成就，都是摆脱了毛泽东路线的结果；当今中国的所有体制问题，都与毛泽东的基因有关......〞
文章说，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送走毛泽东的幽灵，让他的遗体入土，中国梦才不会成为噩梦。
【微揭秘】老照片 某党在不断试验中积累经验
因为文革之前，不仅需要各种各样的运动来不断进行政治小白鼠试验，和煞费苦心的演练，也需要等待在高呼万岁中出生的那一代人长大，那是注定要被狂热利用的一代人。不等这一代年轻人长大，发动老人小孩是文革不起来的。文革需要比义和团更广阔的土壤，需要大量年轻的狂热大脑，需要时间进行反复的试验和测试。文革之前的胡风事件，就是政治小白鼠测试的经典案例，胡风事件的试验结果表明，很多人可以出卖灵魂。
【阿波罗新闻网 2016-08-07 讯】
@YE5MQ5Vtp2jlWX7：上世纪至今的百年转型中，中国被分成四块来实验西方思想制度：欧洲人占据过的澳门，是世界四大赌城之一，有黄赌毒但治安良好；英国殖民过的香港，成为全球经济最自由的地区之一；模仿美国的台湾，是少数和平完成民主转型的地区。而最大的一块：大陆。49年后成了苏共的试验区！（澳门历史城区）
蒋祖权：因为文革之前，不仅需要各种各样的运动来不断进行政治小白鼠试验，和煞费苦心的演练，也需要等待在高呼万岁中出生的那一代人长大，那是注定要被狂热利用的一代人。不等这一代年轻人长大，发动老人小孩是文革不起来的。文革需要比义和团更广阔的土壤，需要大量年轻的狂热大脑，需要时间进行反复的试验和测试。文革之前的胡风事件，就是政治小白鼠测试的经典案例，胡风事件的试验结果表明，很多人可以出卖灵魂。
@FifthDimen：香港时事评论家、专栏作家李怡：以我的经验，英殖时代的香港，是华人社会中最好的时代；民国时代的大陆和台湾，包括汪精卫的伪政权时代，是华人社会次好的时代。回归后尤其689治下的香港，是华人社会次坏的时代。至于最坏，不用说了。
顾准：1949年上海接收后，我们利用1945年以后国民政府搞起来的地价税，加重税率，对私有土地按估定地价比例征税，国有土地当然是不征税的。征收地价税，谁都提不出反对理由，可是严格征收的结果，凡是地价昂贵土地上的房产收入，都抵不上应付的地价税。仅仅一年多，即到1950年冬至51年春，许多外国资本家都宁愿把房地产抵交欠税，自己则悄悄溜走了。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东方白 来源：阿波罗网东方白编辑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曾伯炎：专制的语言洗脑魔术举证
【阿波罗新闻网 2016-09-04 讯】
作者：曾伯炎
觉醒是戒毒一般的艰难过程
退休后，走出体制，转换角色，解放思想，如蚕咬破茧，蛹变成蝶，深入民间疾苦，提高了情商，博览加思索，提升了智商，有若戒毒般痛绝，涅磐式觉悟，悟禅般引渡：鲁迅说的专制靠暪和骗的两手，乃发现自己不过是用瞒与骗的砖瓦，效愚公移山式为专制打造谎言大厦。
首次惊醒，是文革中，毛的两个接班人，一搞死、一炸死。继之，是文革大厦坍塌于经济崩溃，再后，是八九“六四”的暴力血洗天安门请愿学生，终于垮塌了由伟光正支撑的全部精神支柱。
这之前，周扬的人性异化论，促我思考：所谓的党性，竟然在荼毒与扼杀人性！韦君宜的《思痛录》说：“没想到参加革命，牺牲自己身家性命了，还要出卖自己的良心”两位前辈的觉悟，再促我反思到：几十年弄文字于媒体，获得的所谓专业高级职称，有文化学术含量么？真实称谓应是“政治广告员”。而诗人邵燕祥兄在信中还自嘲他这少共是“政治童工”呢。
中共语言魔术的鬼打墙
清醒后，想到马克思曾说：人是用语言思想的。这几十年来，用红头文件著文，便开始以红色语系思想，文路、理路、思路，尽在那主弦律里运转，脑力活动，永远是用那些红色语言零件作砖石，在为那谎言王国的大厦，加砖添瓦。就不自觉地陷在那套红色语系中思维，由语言魔术形成的观念与立场，不过是涂丑为美饰恶为善的矫揉造作，陈见偏见固化后，就难以走出其暪和骗的魔瘴，脱不出它语言魔术造的鬼打墙，如：“解放”这辞，人们经常说一九四九年：是解放了。并以此划界，说此前为“解放前”此后为“解放后”若反问自己：你解放了吗？
吃，在计划经济年代，官方规定了数量，每天只准吃几两。说，在规定的歌功颂德话语里，不准越雷池一步。想，在固定的模式里，不允一句一字出格。解放了的人们，不仅有因言获罪，且有因言割喉与杀头，捆绑禁锢窒息得越来越紧，紧到文化革命，八亿人的思想，要以毛泽东一人思想为准则与圣旨，全民思想被毛语录二百七十条做的铁栅囚禁，不许有半点差异，八亿人只准说一套毛语言，上商店不先背诵毛语录，就不卖东西给你，这是解放吗？
直到今天，人们话语里，仍说着：解放前、解放后，这便是从身体到思想，全披枷戴锁了，嘴里还在说一九四九年他就解放了，这不是很荒诞吗？荒诞到最近《炎黄春秋》这个刊物，不过说点温和的话、老实的话，或叫人话，也被暴力夺去他们的说话权，社长杜导正与编委邵燕祥，都是十四岁就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奋斗的老共产党人，闹到一个九十三岁一个八十三岁了，他们少年著文写诗欢呼的解放，晚年了自己的思想仍被控制、钳制、压制，这解放一辞，不是瞒和骗的祸害几代人的罪恶辞吗？
因此，二十六年前，我就从自己习惯语里，也从脑库里，清洗了“解放”一辞，冲口将说出：“解放前”时，立即改口说：一九四九年以前，以免陷入共党语言洗脑的陷阱。
走出红色语系的精神牢笼
再如“旧社会”“新社会”也是人们的习惯口头语，把支部建在连队那么建在基层的专制党国，称新社会，将小政府大社会的自治型民国，称旧社会，这新与旧的颠倒错置，就把你脑洗了。
试问老毛的全面专政、绝对专制，与老蒋的有限专制与承认宪政，谁新？谁旧？储安平说的民国的民主，是多和少的问题，共产制下民主，是有和无的问题。一九四九年，吴晗受共党指派去挽留胡适留在北大，胡回答说：留下来，将会既无自由也缺面包，到台湾，没自由还有面包。到美国，则自由与面包都有。所以，他去哥伦比亚大学做了图书馆长。
试问，专制社会叫新社会，有民主的社会叫旧社会，现在，他们又改口说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张皮里包的，不仍然是他们坚持垄断一切的绝对专制社会吗？新乎？比皇权社会还旧，皇帝社会，还政统与道统分离分权，共党的党国社会，要政统与道统合一，毛泽东做伟大领袖兼导师，就是做君师合一的中世纪帝王兼教主，这是新还是旧呢？岂不荒诞吗？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有毛粉拿老毛在天安门喊的这话，来为毛表功称伟。我要问：文革中，不仅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趴下，亿万人民早请示晚汇报，在他神坛前，都跪下。因语言犯了毛讳，被杀被囚被虐者，何止千万？毛泽东这独夫，其空前绝后的“伟业”，是用饿死斗死战死，整死了八千万无辜中国人，只他一个专制独夫站起来了。
中国人真正站起来是二战中，既助苏联在他东部牵制住日本，还阻止着日本从东南亚向印缅扩张。当年，成立联合国，罗斯福推举中国为五个常任理事国时，邱吉尔还不赞成，待蒋介石派出两万人的五二军参加诺曼底登陆打先锋，英勇壮烈，牺牲过半，邱吉尔才信服中国军人的英勇。同意中国人扬眉吐气进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国，是这么站起来的，这么进入世界五强，那时共党躲在敌后，以保安会议决定的：“一分抗日，两分应付，七分扩大地盘，十分宣传”，还叫潘汉年去勾结汪精卫与日本共同削弱国军呢！毛共不只窃国，还窃夺了中国人民站起之名和联合国之位！
请看，搬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谎言，显出历史的真象，可见共党的伟光正的辉煌，全由谎言堆垒的呵！
可编一本揭穿谎言的辞典
如果将共党用语言魔术洗脑搜集起来，可编一本揭穿谎言的辞典。他们说消灭地主是反封建，而今天他们的各级书记都变成拥有不同土地数量的大地主。而封建，早在商鞅韩非推行废分封制改郡县制，废井田制改土地巿场交易制时就废了。民国时的地主，多数是善耕作与经营土地的农民提升的，非分封的采邑、领地产生，何来封建去反？而今天共党的权力世袭，倒是货真价实的封建余孽了。
共党土改，分地给贫雇农叫土地回家，后来回到公社书记手上，农民变成农奴。今天，再回到政府手里，农民以承包制获得耕种权，又做了政府的佃农，这地主帽子，不该政府自己来戴吗。反封建、灭地主，不仍是一场大谎言大骗局吗？
若再将文革中那些激进语言放进现实世界检验，又令人瞠目结舌：
当年文革，如火如荼的“兴无灭资”结果，连脑里的资产阶级思想都灭了，生长出的新阶级叫特权阶级，他们占人口百分之零点一，却拥有中国财富的百分之七十，而且他们握有党政军文权力，打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号，岂只不准灭，说半个“不”字也遭镇压。而文革中曾宣布：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今天工人买断他工龄，失业流落四方，不是丧失一切吗。而文革中的批林批孔运动，已变成满世界挂孔头卖共肉的孔子学院。要是再以共党的拉杆子时的打富济贫对比今天，他们已改成打贫济富，而老毛吹捧的痞子运动，不是已由当今的五毛运动把那流氓性坚持到底吗？
共党用语言进行洗脑魔术，还渗入到唱歌，用《东方红》把这乡村边缘人（余英时教授语）吹成太阳与救星，他用大跃进饿死三、四千万人后，还唱：“万物生长靠太阳”“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使不读书看报的人，不被文字洗脑，用歌声，也能把你搞成脑残啊！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赵亮轩 来源：《动向》2016年8月号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微揭秘】中共援外老照片 大饥荒却把民脂民膏打水漂
中共在国内民生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却喂饱了一个个“白眼狼”。1960年，中国正处于最困难时期，但还是援助几内亚1万吨大米，援助刚果5000吨至1万吨小麦和大米。特别是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然而霍查在两国关系最好时也对中国始终有所提防。70年代中国支援越南战争，在困难时期依然给了上百吨大米。后来中越边境战争，越南拿吃不完的大米垒成工事，抗击中国军队。
【阿波罗新闻网 2016-09-04 讯】
@张夫子：【60年代中国对外援助：援助阿尔巴尼亚100亿】1960年，中国正处于最困难时期，但还是援助几内亚1万吨大米，援助刚果5000吨至1万吨小麦和大米。特别是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从1954年起，中国向阿提供经济、军事援助折合人民币100多亿元，阿总人口才200万，平均给每人达4000多元（当时中国人均年收入不到100元，有的地方农民干一天才8分钱）。（1963年中国援建的纺织厂奠基仪式）
@吴铭：越南战争期间，中国对越南的军事援助包括：枪177万余支（挺），火炮3万余门，坦克、装甲车810辆，飞机165架，艇船117艘，汽车1.5万余辆，枪弹10.4亿发，炮弹1660万发，地雷19万个，炸药1.5万吨，等等。此外还供给粮食500万吨、汽油200万吨、现汇6亿美元。按当时的国际价格，总计200多亿美元。
Ada出生在美国：【尼泊尔出售中国所捐大米】据尼泊尔国家粮食总局消息，尼泊尔将中国与孟加拉国捐献给其用于地震后灾民的1.1万吨大米只发给灾民20%，其余卖掉，理由是没地方存放。说个往事：70年代中国支援越南战争，在困难时期依然给了上百吨大米。后来中越边境战争，越南拿吃不完的大米垒成工事，抗击中国军队。
@战争史研究WHS：1954-1978年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援助总额103.23亿元，援阿成套项目142个。然而霍查在两国关系最好时也对中国始终有所提防，1975年以“中国代理人”罪名枪毙了国防部长巴卢库和国家计委主席兼阿中友协主席凯莱齐，并说毛的“三个世界”理论是“帝国主义的两头怪物”，中共领导人是“小丑”、“饶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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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花数千亿巨资买三个“仇人”？荒谬至极！
2016-12-27 12:10
作者： 颜昌海
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建造的地下机库。（网络图片）
据外交部解密档案显示：1976年以前，中国总共向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过大小不一的经济援助。援助支出总额究竟多少，至今仍是个谜。以越南为例，从1950年开始截至1978年，中国援越物资的总值超过200亿美元。
毛泽东时代的27年间，中国的援助外交究竟到了何种地步？可以透过三个国家，感受一下30多年前的“大国援助外交”何等怵目惊心，何等荒诞绝伦。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援助最多的国家分别是朝鲜、越南和阿尔巴尼亚。这三个国家后来也成为中国外交史上的永远心头之痛。
朝鲜：永远喂不饱的白眼狼
朝鲜被中国网民称之“永远喂不饱的白眼狼”。1950年6月中国卷入朝鲜战争。在战争开支高达7万亿人民币（旧币），无法承受如此巨额开支的情况下，只好举债支付战争费用——举国上下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自愿捐款，捐飞机大炮”的“爱国义捐”运动。诚然，在绝大多数国民都喝粥的情况下，仅靠“义捐”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只好向“苏联老大哥”举债56.76亿卢布（其中军事贷款43亿卢布），加上利息5亿卢布，总共约62亿卢布。苏联贷款之事，一直让很多中国人忿忿然、耿耿于怀——抗美援朝之初，咬着大烟斗的斯大林当着中国同志之面大手一挥：“这一仗我打定了！中国出人，苏联出武器！”结果这个承诺，就像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决定把沙皇政府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一切中国领土交还给中国人民”宣言一样，理所当然打了水飘：56.76卢布本金按期偿还，利息也是一个都不能少！
与“苏联老大哥”锱铢必较的“无私援助”相比，中国小弟实在太喜欢发扬“国际主义风格”了——三年朝战期间，中国除了举债支付庞大的战争支付外，还向朝鲜无偿提供了总值人民币7.2952万亿（旧币）的战争急需品和生活必需物资。“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的1953年11月，金日成访问中国，中朝兄弟又弄了个经济文化合作协定——慷慨无比的中国大哥不仅将战时费用一笔勾销，还无偿赠送朝鲜兄弟8万亿元人民币（旧币）。并派出数千工程技术人员帮助朝鲜进行战后恢复重建。然而，这只是无底洞的、噩梦式“援助外交”的开始：1959年至1962年，在无数百姓敲着“凤阳花鼓”去讨乞、唱着“走西口”出去逃荒的最困难时段，中国仍以无息贷款方式为朝鲜承担了纺织厂、轴承厂、糖厂、热工仪表厂、继电器厂、电子管厂、无线电零件厂等29个成套项目。
1960年10月5日，周恩来接见朝鲜副首相李周渊，又拍板给朝鲜10万锭的棉纺设备和一大批物资。他忘记了中国目前已经陷入举国大饥荒之中，十分周全地向朝鲜同志建议：“先上既快又短的专案，并同意分4年贷款4.2亿卢布。至于偿还期限，能还就还，不能还也可以延期，推迟10年甚至20年也未尝不可。等后代还也可以。”好一个“等后代还也可以！”
然而，中国的慷慨援助却永远难满足朝鲜同志的革命胃口：1962年，朝鲜要求中国帮助建纺织厂。为满足朝方急需，中国将自己建成尚未使用的邯郸第三、第五纺织厂的设备全套拆往朝鲜；1970年，签订中国给予朝鲜无偿军事援助6亿元的协议，并提供石油15万吨；1972年，再予以石油140万吨；为了更方便向朝鲜供应石油，1972年，开始为朝鲜修建输油能力400万吨的输油管道。同时，还援建了20万千瓦火电厂、平壤地铁等项目。1950年开始到毛泽东去世，中国究竟给了朝鲜多少援助？只有天晓得！
越南：张着血盆大口的湄公河巨鳄
越南，这只湄公河巨鳄的血盆大口，也吞噬中国。毛时代，中国的对外援助中，对“同志加兄弟”的越南援助时间最长，数额最大。当然，也是第一个与中国老大在战场上刀枪相见的“兄弟国家”。
1950年5月15日，中国向越南支援2,000吨大米。1950年至1954年，提供1.76亿人民币的援助。1955年7月胡志明访问中国大陆，赠送越南8亿元人民币。并提供设备、物资，恢复交通设施、尤其是铁路交通，派遣专家、顾问，接收近千越南实习生等。同年，在本国大米供应极为紧张的情况下，再援助越南3万吨大米，300吨面粉。另外，还给越南5吨葡萄干、1,130箱酒，以及粉条、香烟、中成药、医疗器、电炉、轮船、电话机、卡尺、灯泡等等一批物资。
而在自身农业技术十分落后的情况下，中国还为越南提供农业援助，项目从农作物栽培、选种育种、病虫害防治，到建兽医院、家畜防疫药剂制造厂、火柴厂、加固水坝等，还包括10个碾米厂、两个汽油库。一句话：越方是无所不要，中国是无所不给，像疼爱独生子一样对越南兄弟呵护关怀备至！
1962年夏，仍处于三年大饥荒中的中国，又决定给向越南无偿提供可装备230个步兵营的武器。1971年中国与越南签订的无偿援助协定共7笔，援助数额达36.1亿元人民币。1972年中越签订中国向越南提供经济、军事物资援助的协定，确定中国无偿援助越南27.98亿元人民币。1973年中越签署7笔，包括一般物资、军事装备、成套专案和现汇在内的无偿援助协定，折合人民币25.39亿元。截至1978年，中国援越物资的总值超过200亿美元，包括足够装备陆、海、空军二百多万人的轻重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品，成百个生产企业和修配厂、三亿多米布、三万多辆汽车、二百万吨汽油。帮越南铺设三千公里以上的油管。修建了几百公里铁路，并供应全部铁轨、机车和车厢。
最不可思议的是：中国政府还特地给几亿美元外汇“供越南机动使用”——须知，1976年之时，中国外汇储备只有5.8亿美元！更要特别提出的是：给越南的所有援助都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绝大部分无偿，一小部分是无息贷款。
中国给的援助实在太多了，到了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时，中国军队发现越军使用的武器都是中国制造，越军装粮的麻袋上印的则是“中粮”！“血染的风采”，是敌人用中国赠送的枪炮染红的！
阿尔巴尼亚：永远填不饱肚子的巴尔干半岛巨鹰
阿尔巴尼亚则是只永远填不饱肚子的巴尔干半岛巨鹰。从1954年起至1976年，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经济、军事援助折合人民币100多亿元。而那时阿总人口才200万，相当于平均给每位国民4,000多元（当时中国人均年收入不到100元，广东东莞有的地方农民干一天才8分钱）。
毛时代的中国之所以跟阿尔巴尼亚打得火热，缘于中、苏两党打嘴仗，其他“兄弟党”绝对一边倒向苏共的情况下，不惜与苏联闹翻支持中国政府（仅是舆论上支持而已）。从此，阿方一直以中国反击“苏修”的大功臣自居。从中国得来的东西，从来没有还的概念——1969年，中国副总理李先念访阿，总理谢胡陪同参观某地，往返途中谈了6个多小时，全是要求援助。李先念问，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谢胡竟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
阿尔巴尼亚虽然与新加坡一般，只是一个仅有两百多万人的“鼻屎大国家”，胃口却大得吓人——动辄开口几亿几十亿。纵然到了1970年中阿关系降温之时，阿尔巴尼亚仍要求中国援助32亿元人民币。1974年10月，谢胡写信给周恩来，提出在阿第六个五年计划（1976至1980）期间，要求中国提供50亿元人民币的贷款。中国对阿的援助总是倾其所有，有求必允：帮阿建设纺织厂，而阿自己没有棉花，要中国用外汇替它买；织成布做成衣服后，销路成问题，于是便销往中国。用中国人给的钱做成的东西倒过来赚中国的钱，阿尔巴尼亚创造了世界贸易史上的最大奇迹。阿共第一书记霍查曾对中国同志说过一句名言：“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阿总理谢胡也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然而，事实却并不是“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而是“你们没有的，咱们也要有！”——阿尔巴尔亚城市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而那时中国国内用的绝大多数是木杆，水泥杆都很少，就更甭说是稀缺的优质钢管了。“国际主义风格”发扬到这个份上，夫复何言？！
更牛逼、更奇的是：最恨帝国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兄弟，却最喜欢帝国主义的东西。——中国援建了化肥厂，阿方竟不要中国的机器设备，指定要意大利的。像疼儿子一般疼小兄弟的中国于是动用外汇买来意大利的给安装。坏了之后，阿方又提出要中国再从意大利买机器来更换。
中国大哥援助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于是惊人的浪费现象便出现了：中国援助的化肥到处乱堆，任凭日晒雨淋；水泥、钢筋也实在太多了，多得没地方用，于是阿方便用来到处建烈士纪念碑，2.8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土上竟建了1万多座。
更绝的是：满眼是敌人的阿共领导人为了抵御假想敌的“侵略”，便用中国援助的水泥、钢筋修了50万个地堡！按200万国民计，每4个国民便拥有一座。这些地堡宽5米，高2.5米，壁厚则达到30厘米，顶部则还要更厚一些。粗略推算，建造这样一座地堡所需的钢筋混凝土，足够建造三到五座小型居民楼。最后，因为最终没有等到“敌人”入侵，便让附近的农民拾到便宜，纷纷作了猪圈。
对阿尔巴尼亚噩梦式的援助，直到1978年7月中阿两党反目为仇才终止。
为了在中、苏一场毫无意义的嘴仗中寻求一位可怜的支持者，中国竟花费了一百多亿人民币。还不包括其他建设方面的援助。须知，那时中国农民普遍日收入才0.2元人民币左右！
三年大饥荒 大量粮食支援“兄弟国家”
对中国当代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1959年至1962年，中国大地上发生了时达三年多的大饥荒。整个大饥荒究竟死了多少人，成为当今中国网民争论最激烈的话题。而为何导致发生如此惊人的惨剧，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绝大多数人只归咎于“放卫星”的失误。然而，随着部分历史档案的解密，人们才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在三年大饥荒的最严重阶段，中国仍然出口大量粮食支援“兄弟国家”，并提供经济援助。心尖滴血的数字是：1960年年底，中国紧急援助阿尔巴尼亚50,000吨粮食，以及2,100万美元的外汇。援助几内亚10,000吨大米，援助刚果5,000吨至10,000吨小麦和大米。在数千万国民生命奄奄一息之时，本应大量进口粮食。然而却相反，竟出口75,000吨粮食！出口75,000吨粮食在今天而言，确是不值一提的数字。然而在每天有成千上万人倒毙于大饥荒面前之时，出口一粒粮食，也是一种犯罪！
中国援外，是无偿、不附带任何条件的，远超国力的对外援助。1956年和1957年，中国无偿赠予柬埔寨800万英镑的物资，由柬埔寨政府自由使用，中国政府不加任何监督和干涉。这是中国对外经济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具体化，此后成为范本。纵观那时中国所有的对外援助，绝大多数都是这种模式的。
那时中国所有的对外援助，所占财政支出的比例，都远远超过正常国家，也远远超过了国力所能负担的程度。
原来四十多年前就有老外在中国挣钱了！
2016-07-20 10:15
作者： 李建华
假的“荷兰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前总书记”彼德·贝维（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6年07月20日讯】这几天，最有喜感的一则消息莫过于下面这条：
文革中，来自全球各地的共产党在拜谒中共领袖的同时，几乎都能收到为数不等的“革命支票”。比如切格瓦拉就拿走六千万美金。此情此景激发了美国中情局的奇思妙想，他们通过荷兰情报机关，选中了一个到过中国的名为彼德·贝维的数学老师，执行“红色鲱鱼”计划，以此刺探中国的情报。
彼德·贝维化名为彼得尔森，在荷兰成立了“荷兰马克思列宁主义党”，自任“总书记”。这个只有几个群众演员的政党仅仅依靠一堆虚构的党员花名册，就轻而易举的骗过了中国驻荷兰大使馆（1972年之前应该是代办处——引者注），迅速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荷兰，他告诉中共官员，这个政党已经超过500党员，但“实际上只有25名特工和15名蠢到真的加入我们的人”。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荷兰马列主义党总书记”彼得尔森(网络图片）
作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运代表，在中方的邀请下，彼得尔森自1970年开始，前后25次访问中国，先后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接见。通过和“领袖们”的接触，彼得尔森不费吹灰之力就了解了中共高层诸多的高层内幕和人事变动，为中情局提供了极为难得的一线情报。当然，必不可少的，是每次彼得尔森访问中国都能带回中方给予的“革命经费”。这样的资助直到八十年代末苏东剧变后才终止，此时彼得尔森已经从中国拿走超过一百万英镑。这些钱，除了出版专门用于糊弄中国驻荷兰大使馆的荷兰版《共产党人》，绝大部分都成了荷兰情报机关的额外补贴。
呵呵！想起来了，文革时期，许许多多国家的“马列主义政党”来访，对他们的称呼一般是“某某国共产党（马列）”，这些党的头面人物一般都得到“我党领导人”的接见，有些甚至上天安门，获得“世界革命领袖”毛泽东的接见。每当“我党”有什么喜丧事，报纸上又是一大批世界各国“马列主义政党”发来的贺电或者唁电。实在有“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又或者“吾道不孤”的感觉。
妙极了，我的“文革”收藏物里，就有一张1976年9月15日的《广州日报》，里面就有各国“马列主义政党”发来哀悼毛泽东的唁电。哈哈！真的就有“荷兰马列主义党”的唁电，党的书记正是这位彼得尔森。
“荷兰马列主义党”的唁电（凯迪网络）
彼德·贝维晚年对在中国的国宾待遇还是念念不忘，他说，“中国有非常不错的厨师”。他的虚假政党终结后，又成了一个专门为荷兰退休者利益代言的政党主席。这个党成员同样不多。但彼德·贝维说：“这回每个党员都是真的。”
彼德·贝维曾被告知，如果事情败露，不会有人帮他的，一切责任都要由他自己承担，但是他晚年提及这段经历并不后悔，“我为我做的事情感到骄傲”。现在，彼德·贝维在他居住的17000人的荷兰小镇上成了名人。
以下是当年常上天安门的“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和“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爱.弗.希尔：
(来源：凯迪网络）
（来源：凯迪网络）
说起这位“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我又有一个故事。
吾友某君，移民新西兰，坐“移民监”期间，结识了一位新西兰人士。这位新西兰人士带他到自家阁楼，翻出一本蒙尘的英文版《毛主席语录》，里面有毛的亲笔签名，还有照片若干。这位新西兰人士问吾友，照片里这个中国领导人是何人？吾友作了解答，并谓：这些东西很有价值啊。后来这位新西兰人托伦敦朋友拿去拍卖，卖了个大价钱云云。
我对朋友说：这位新西兰人士的先祖，必定是这位“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
新西兰人对“新西兰共产党”的“丰功伟业”已经茫无所知了，而这位“总书记”的后人，也只有在尘埃中追寻他的爪痕了。
呜呼！当年我们中国人鸠形鹄面，勒紧裤腰带“支援世界革命”，原来钱银就落在这些“滚钱滚粮票”（粤语中的俗语，意即骗钱骗粮票）之徒的手里，我们都当了冤大头，细细思量，不亦悲乎？
西哈努克为何长住北京？中共如此慷慨盛情！
2016-08-24 03:00
作者： 李明
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流亡中国时，中共给予其令人震惊的奢华待遇。为了让西哈努克吃到地道的上海鸡鸭血汤，中共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108只鸡做的汤连倒了两回。
负担越多越高兴 毛泽东主动请求多负担
1970年3月，柬埔寨国内发生政变，推翻了西哈努克亲王。他只好于3月19日从莫斯科到达北京。一下飞机，周恩来就向西哈努克亲王走来。周恩来向他表示：“您仍然是国家元首。您是唯一的国家元首，我们决不承认别人。”
5月1日晚，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了西哈努克。在此之前，中共已经将漂亮宽敞的前法国驻中国大使馆给西哈努克，作为他在北京的官邸。毛还向他提供军事援助。西哈努克向毛表示感谢。
西哈努克对毛说：“主席先生，中国自己的负担很重，它给了第三世界许多援助，而我连同我的随行人员、朋友和工作人员现在又成了额外的负担。”
毛泽东却说：“我请求你让我们多负担一点。负担你的越多，我就越高兴。到你身边来的人越多，我就越喜欢。没有什么了不起嘛！让尽可能多的人来支持你。如果他们不能去战场上打仗，让他们来这里，六百、一千、两千或者更多，中国随时准备支持他们，给他们提供一切便利。”
在中国一直受到国家元首待遇
既然中共如此慷慨盛情，于是西哈努克决定长期居住于北京。
据大陆有关资料记载，当时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中国老百姓普遍生活贫困。1976全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只有人民币575元，很多生活消费品供给不足，粮食、布匹、肉食等需凭票定量购买。“三转一响一卡嚓”（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照相机），五大件置备整齐不到600元，但对广大老百姓来说，虽个个心向往之，却只能敬而远之。
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74.67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均收入低于50元。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西哈努克亲王在中国依然享受到了无比奢华的元首待遇。
108只鸡做的汤连倒两回
1973年，西哈努克亲王来到上海，提出要在豫园内吃一顿饭。
此前，西哈努克亲王曾经逛过南京夫子庙，在那里吃过一顿饭，尝了十二道点心。上海南市区饮食公司听说此事后，一定要让西哈努克吃十四道点心。一声令下，豫园内的各路精英汇聚一堂，整出一套别具风味的点心，共有十四道：一叶小粽子、桂花拉糕、三丝眉毛酥、鸽蛋圆子、酒酿小圆子等。
中共把款待西哈努克亲王当做一项政治任务下达。南市区饮食公司革委会连夜调集一批调“苗红根正”的高徒被选派操作。为了确保质量，做点心的芝麻要一粒一粒拣，糯米要一粒一粒捡，瓜仁大小、薄厚要一致。操作现场还有荷枪实弹的民兵“恭候”。
西哈努克亲王夫妇在豫园内的绮藻堂品尝美点，服务员提着竹篮把点心从桂花厅送到豫园门口，再有人接应到厅堂，最后服务员送上桌，旁边始终有人监控。
城隍庙为接待西哈努克亲王夫妇“封了三天三夜，九曲桥边一片寂静”。
为了让西哈努克亲王吃到地道的鸡鸭血汤，要求一碗血汤中的鸡卵达到“三同”标准，即直径相同、色泽相同、形状相同，这下苦了厨师，他们只得三下南翔，杀了108只鸡才找到如此高标准的鸡卵。
谁料西哈努克亲王推迟了来豫园的日期，第二天再杀108只鸡。谁想到这天亲王心血来潮，跟王后莫尼克公主打网球停不下手，烧好的鸡鸭血汤只得倒掉。第三天2月19日，亲王总算大驾光临，对十四道美点大加赞赏，尤其是鸡鸭血汤，吃了一碗不过瘾，又来了一碗。
1979年，中共高干王光美、廖承志、章含之等也来到豫园，听说西哈努克的故事后，也指名要尝尝这十四道美点。
解密：中共高官不为人知〝特供〞〝特特供〞内幕
【新唐人2016年07月28日讯】（新唐人记者黎明综合报导）中共官员享受 〝特供〞服务，在中国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中共建政后，有专为中共高官提供各类特供品，特供商店门口都有人把守，普通百姓不得入内。近年来，中国全国各地的自然环境遭到严重污染，有毒食品泛滥，就在普通百姓吸着雾霾，吃着有毒食品，喝着金属含量超标的毒水时，中共高官们却享受着有严格的〝安全、营养〞指标的各种各样的特供，品名繁多，令人眼花缭乱。
中共官员享受特供的制度由来已久
陆媒《南方周末》曾报导称，中共的特供制度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中共延安时期。1942年3月，在延安从事翻译工作的高级知识份子王实味，在目睹了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九等〞的等级供给制度后，撰文感叹说，一方面是病人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但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却一直在〝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
据其披露，当时延安有非常严格的等级供给制，机关食堂的小灶，仅面向部长级别及以上的官员或十年以上中共党龄者开放。
中共夺取政权后的特供农场
中共夺取政权后，各式各样的〝特供〞有增无减，从政府出资运营的特供食品，到依口味定制的香菸，到只为领导人制衣的裁缝，还大张旗鼓地搞起了专门给中共高官提供特供产品的农场。
据中共党媒《国家人文历史》2011年第15期刊发的《香山农场：为中央首长特供农产品》一文披露，当年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当局筹办了一个专门供应副总理以上高官和部份老中央委员需要的香山农场。
一张存留至今的〝香山农场区划图〞显示，当时各类作物区的种植情况是：青贮玉米260亩；青割玉米15亩；打籽玉米10亩；白薯110亩；燕麦、大麦、冬小麦50亩；苜蓿（重要牧草）80亩、苏丹草10亩，蔬菜40余亩等。
香山农场建成后归中共中央警卫局管理，产品由局属供应科收购。农场职工每天早起采摘新鲜蔬菜、细心分装、及时送达，其干净新鲜程度，绝非一般渠道的蔬菜可比。
随着香山农场的规模日渐扩大，农场能提供的产品种类也越来越多，警卫局开始着重研究毛泽东等少数人在饮食方面的特殊需要。农场的人曾专为毛泽东试种了几样平时他爱吃的反季蔬菜和瓜果。如：苦瓜、青椒、木耳菜、南油菜、无籽小西瓜等等。对于这种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方法，有人解释为〝专供中的特供〞。
据报导，毛泽东特别喜欢吃长沙东方红渔场的活鱼，有关部门就安排专机每周定期往返北京—长沙，专门为他空运活鱼。为防止被破坏，还挑选〝三代贫下中农组成基干民兵连〞，专门负责活鱼的捕捞、挑选、装箱、押运。
在毛泽东时代，特供商店必须凭中共老干部证才能进去，平民百姓是禁止入内的。在北京的王府井百货大楼，老百姓只能上到三楼，四层以上是特权专供。
神秘的〝三十四号供应部〞
在全中国的老百姓忍饥挨饿的60年代初，中南海决定对官员实行食物补贴，按级别供应数量不等的肉、蛋、糖、豆。因此北京东华门34号成了一个专向高干供应菸酒糕点糖果副食的特供点，门口只标示着〝三十四号供应部〞，只为副部级以上官员服务。
曾有知情人士向外媒透露说，当年〝三十四号供应部〞的国产名优特新产品是应有尽有。有外面看不到的茅台酒、五粮液；这里的黄花鱼，一斤0.46元；黑崩筋大西瓜8分钱一斤，个个像篮球那么大。〝特供〞的产品品种还包括从国外进口的名牌家用电器、手表、香水、呢料、朱古力、白兰地、威士忌、卫生纸巾、珠宝首饰等等。俄罗斯产的顶级黑鱼子酱、法国产的鹅肝酱在这里只不过是寻常之物。
1960年5月，北京百货大楼还成立了〝特需部〞，专为高级官员和家属提供当时稀有的食品和商品。挑选商品的房间设在百货大楼四楼七号房间，里面呢绒绸缎、名酒好烟、高级食品、各地名贵土特产，应有尽有。他们在这个店里享有各种特权：买东西不拿票证，价格低廉，还可赊购达四万元。
特供制度从中央蔓延至基层
近年来，特供不再是中南海的专利而是已经蔓延至市县乡，各级官员都在利用他们的权力建立自己的〝特供〞产品供应圈。
中国新闻周刊网曾引述北京某农场负责人披露， 北京二商集团是目前掌管为（北京）中共中央特供食品的几个主要部门之一。该集团旗下的大红门肉类食品有限公司及北京月盛斋清真食品有限公司分别给中共当局及其客户提供猪肉及羊肉。它还有一个特殊的供应室，室内不计成本地精心控制着温度及环境条件。
报导还称，位于北京的留民营新世纪养鸡场曾被选定为中共〝两会〞代表大会提供鸡蛋。据农场人员透露，他们对农场的水和饲料的质量及鸡的健康都非常慎重，相关部门的政府官员定期会来检查该农场的环境。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2008年，有位名叫祝咏兰的女官员公开宣布：2005年4月，中共国务院成立了一个〝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专门为中共94个部委高官提供优质有机食品。而那些特供食品分别来自于〝国务院后勤基地、中央警卫局农场、武警边防后勤基地和遍布全国13个省市、直辖市、自治区的生产基地〞。
祝咏兰正是这个庞大机构的主任。她在盛大的中共中央特供产品授牌仪式上表示：特供食品的条件非常严格，重点在〝安全性〞和〝营养性〞，都是真正的有机食品，蔬菜水果家畜一律在自然环境中生长，不使用化肥、农药、激素、无污染，不使用化学添加剂、防腐剂，不使用基因工程技术。一个环节不达标就不能入选为〝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
中共2014年退休高官年开支逾675亿元（人民币，下同）。2008年至2012年间，仅离退休的副省部级高官待遇就超标1.3亿元。
2012年全年，中共退休党政军高官61万人，其薪酬、福利、待遇总开支7250余亿元，相当于同年中国GDP的1.3%，占同年财政收入6.2%。这些有关资料是在2013年12月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提交的。
蛇年正月初一(二月十日)到初七，央视九频道每晚九时播放两集纪录片《中苏外交档案解密》
在《独领风骚》一集中，有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十一月重访莫斯科，参加世界各国共产党 和工人党代表大会的片段，会上毛泽东发表了「世界死一半人也无所谓」的名言：「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核战争也不可怕，世界有二十七亿人，死一些人算不了什么。中国有六亿人，就是炸死一半人，还有三亿人，我怕谁?」
吴祖光大骂"火化毛贼"全场鼓掌 温家宝亲令抢救他
——再说吴祖光二三事
他说：天安门城楼上还挂着毛贼的像，为甚么还要挂毛贼的像？毛贼搞极左，搞文革，残害忠良，祸国殃民，罪孽深重，应该彻底清算，批倒批臭，天安门上他的像早就该取掉了！还有，不是说了共产党员死后一律火葬吗？他那死尸为甚么还要霸占着个地方？应该烧掉！……吴祖光讲话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字眼便是“毛贼”。反正我大感意外，乃至震撼。因为在中国大陆，这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更令我感到意外和震撼的是，吴祖光的发言激起热烈掌声！。
【阿波罗新闻网 2016-08-04 讯】
作者：吴祖光故交和邻居张扬
二〇〇三年四月吴祖光逝世后，我写了一篇《吴祖光轶事》发表在广东一家刊物上，记载了两件事。一是一九八七年夏天吧，胡乔木“穿着短裤”，跑到北京东大桥，气喘嘘嘘爬上一栋老旧楼房的四层，到了吴家，勒令吴祖光退党，说是否则就开除党籍。吴说：当年是你们要我入党的，我就入了；现在你们要我退，我就退吧。新凤霞在一旁惴惴然：“我呢？”胡乔木义正词严：“凤霞，你是好同志，你唯一的缺点，是没有好好帮助教育祖光！”
吴祖光70岁退党
声声大骂“毛贼”全鼓掌
另一件是二〇〇三年冬（编者按：原文如此）吧，温家宝到吴家，久久抚摩着深陷老年痴呆症的吴祖光的双手，一再叮嘱身边工作人员：一定要不惜代价好好治疗祖光先生！祖光先生逝世后，报刊上发表了不少纪念文章（包括我那短文在内），但是，总感到还有具备了史料性而没被记述下来的事情。我在北京时，与祖光、凤霞伉丽作为近邻和朋友相处十多年。现在，祖光先生一周年忌辰已近，再写两件有关他的“轶事”，以作“备考”吧。
一九九八年八月，戴煌新著《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八月二十九日，邀请了一些人到中国美术馆附近的“三联韬奋书店”开座谈会。营业间上面有个“夹层”，那里四周是书架，中间摆着一张桌子和一些椅子，可作会场。来宾很多，老头子里有李锐、于光远、朱厚泽、李普和吴祖光等，中年人有丁东、司马南、刘桂明和我等，还有一些青年记者，共约七八十人。老头子们坐中间。我瞄瞄会场，看见一些身强力壮的男子在四周游动，像是书店工作人员。我对身边的《中国老年》月刊女编辑逄晓榕说“今天来了一些‘特务’”并——指给她看。她不信，认为我“过敏”。我说我是作家，是专门看人、研究人的，不会看错的。一般人举止随意，表情自然，谈笑风生；而“特务”们则表情刻板，神情专注，目光游移，专一打量和探究别人。“特务”除脖子粗壮、腰板结实外，还有个特点是视力好，一律不戴眼镜……
那天发言热烈，但都是老头子们说话；轮不到中青年人。听到些甚么，记不清了。这类聚会，侃侃而谈，兴之所致，信口开河。“受党教育多年”，因此发言时都懂得“自律”，即使发泄一点甚么情绪，也不会“出格”。我端着个照相机，忽站忽坐，走来走去，连续拍照。忽然听得吴祖光发言了。他历来声调高昂，嗓门儿大，这次就更高更大。他说：天安门城楼上还挂着毛贼的像，为甚么还要挂毛贼的像？毛贼搞极左，搞文革，残害忠良，祸国殃民，罪孽深重，应该彻底清算，批倒批臭，天安门上他的像早就该取掉了！还有，不是说了共产党员死后一律火葬吗？他那死尸为甚么还要霸占着个地方？应该烧掉！……
吴祖光讲话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字眼便是“毛贼”。反正我大感意外，乃至震撼。因为在中国大陆，这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更令我感到意外和震撼的是，吴祖光的发言激起热烈掌声！据我观察，全场不下百分之七十的人鼓了掌，多数是中老年人——都说上了年岁的人“世故”，看来并不。很多人发出赞叹的笑声，交头接耳或摇动身躯。我特意瞅瞅那些“特务”，他们无一例外，都绷紧了面孔，看上去既愤怒又不知所措。后来检索照片，有一张正是吴祖光大骂“毛贼”时拍的。
三天后，逄晓榕来电话：“还真让您说对了！”我一愣：“甚么说对了？”她说：“那天开戴煌那本书的座谈会，真来了几个‘特务’。”我问：“你怎么知道的？”她说：“那天会后他们找中央编译出版社，质问为甚么请吴祖光这样的人与会。出版社解释说，名单是他们和作者戴煌双方各自拟定的，他们并不知道戴煌请哪些人，更没法预料吴祖光会说出些甚么话来。他们还说，我们没有执法权，不能当场对吴祖光采取‘措施’；你们有人，为甚么不马上把他抓起来呢？”
政协会上公开要求重新评价六四
下面这件事不是我的目睹亲历，而是听友人郑仲兵所述。吴祖光曾经是全国政协委员。政协开会有“大会”和“分组讨论”。大概在一九九六或一九九七年的全国政协会的分组会上吧，吴祖光大声疾呼，要求为“六四”平反。陈希同是一九九五年垮台的。吴祖光在发言中给江泽民“出谋划策”，说是可以“顺水推舟”，指陈希同“谎报军情”，导致“六四”的发生，“中央是上了陈希同的当”但是，似乎没人接受吴祖光的“合理化建议”。相反，越听越不是滋味。但是时代毕竟进步了，不能把这家伙抓起来，又不能听任他“胡言乱语”。怎么办呢？“组织”上找到当全国政协常委的吴祖强，要求他对哥哥“做工作”。吴祖强说，他没这本事。于是任务落到政协“文艺组召集人”王蒙头上。“党员委员”们开会，研究对付吴祖光的办法。既不能不让这老头说话，又不能让他说话。最后居然还是“研究”出办法来了：待吴祖光下次发言时，“党员委员”们争先恐后抢着“发言”，以“起哄”的方式迫使吴祖光说不下去。
下次开会时，“党员委员”都瞄准了吴祖光的嘴巴，做足了“起哄”准备。可是，吴祖光却端坐不动，闭目养神，甚至打起鼾来了！直到散会，他也没有表现出要说话的样子。我没向吴祖光本人问过这事确否。只是一九九八年政协换届时，委员名单中没有他了。我说，也许因为你年纪大了吧？他道：“袁世海年纪比我还大，他还在当呢！”新凤霞好象也是一九九八年换届时不再当全国政协委员的。她也年事已长，且是残疾人，开会本来不便；此外，不知是否又有“没有好好帮助教育祖光”这个原因在内。她于不久后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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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尚笑：该怎样看毛泽东？
我认为，不要把毛匪看的太复杂，更不要叙事化、学术化。为什么偏要把简单的东西神秘化呢？简单，就这么简单，根本不用写书。我看，毛泽东不是神，是神兮兮，是大神，跳大神。
【阿波罗新闻网 2016-12-23 讯】
看毛泽东有个倾向，写书！
书一写，字就刻在了石头上，王老五到此一游。
看毛泽东要避免两个误区，一个是文人看，一个是看的太复杂。问题是，看客往往是文人。
其实，两个误区常常是一个。因为文人看问题，卖弄的多，简洁的少，併发症就是吸眼球。在弯弯绕里，把自己绕了进去，找不到了北。
这样一来，只好查地图，今天叫GPS，忙乎了好一阵子，总算回来了。可到了家才发现，要办的没办，毛泽东仍是毛泽东。
欣喜的是，不少人满足了阅读上的享受。神坛上的毛泽东，神没了，坛还在。曲折了情节，少了关节。雾霾里，像是闹鬼，骨感严重。
中国人的习性，听书瞧热闹混时间，原因本质为何，不当饭吃，没人当回事。
久而久之，碰到了事，再大的事也不算事。毛泽东还在说事。
我认为，不要把毛匪看的太复杂，更不要叙事化、学术化。为什么偏要把简单的东西神秘化呢？
毛就是一个乡下痞子，驴粪蛋子发烧，当了红色苏联的干儿子，却被中国土疱子们视为大救星！一个傻逼，撞上了一群大傻逼。
简单，就这么简单，根本不用写书。
我看，毛泽东不是神，是神兮兮，是大神，跳大神。
（启蒙教育第四讲。主讲人：韩尚笑，澳籍华人，批评家，评论家，英语教授，澳洲成功抵制颂毛音乐会发起人。）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江一 来源：观察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一个人做一件坏事不难 难的是一辈子都做坏事
2016-09-13 01:30
毛一生说了数不清的好话，干了数不清的坏事，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信口开河，自相矛盾。
他嘴上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可事实是，所有在他统治下的人没有不受苦受难的，凡是和他共过事的人大概很难找出没被他整的，只要他有机会。极少数人躲过了劫难，是因为他还没来得及整就死了。
他常讲的话是为人民服务，为群众谋利益，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但干的却是强迫群众入社，公私合营，高额征购，办大食堂，反瞒产私分把群众往死里整；在群众没有碗吃饭，没有裤子穿出不了门，饿得站不起来的时候，他却花上亿元修建他不知道会不会去住的别墅。
他强烈抨击国民党蒋介石独裁、一党专政、不给民众民主自由。而在他的领导下，所有人都只能讲同一类话，就是为他歌功颂德；民主党派开会只有一项内容：如何贯彻落实最高指示；不得离开住地，外出要请假，要开证明，饿死也不允许逃荒；不能做小买卖，不能办企业，养鸡养猪不能多，菜只能种在划定的范围内。他要整谁，谁就只能乖乖挨整，整死为止，想要隐姓埋名躲起来，让他整不着？门都没有。而且人人都要随时准备挨整，你有外国亲戚要挨整，你和三两好友说句悄悄话要挨整，你穿件花衬衫要挨整，你要悄悄卖掉几个鸡蛋换点盐吃要挨整，你要不小心把收音机拨错了频道要挨整……在他领导下，你干什么事都会很难，比如大便要擦屁股，专用手纸没钱买，用没有用的废纸风险很大，万一纸上有与他有关的字和图片，那你就完蛋。不管他怎么对你，你都不能对他不满，如果你心里有不满表露出来了，不管你是睡着了说梦话，还是写在贴身带着的小本子上，还是悄悄地告诉你的父母子女或心上人，你都死路一条。
他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亩产万斤他相信，根本用不着调查。
他要求别人要“实事求是”，但他整死了那么多人，AB团，西路军，十一次路线斗争，地富反坏，美帝苏修……从来没看他实事求是过。他说有钱人是坏人，穷人是好人，第一世界是敌人，第三世界是朋友，你别问他逻辑是什么，他说是什么就是什么，不信也得信。
他说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让人家讲话天塌不下来”，但你真要象他说的那样做试试看？你就会象王实味、彭德怀、张志新、遇罗克、林昭那样死得很难看。
他要求别人“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但他自己例外。可以说，他这一生“光明正大”四个字连边都不沾，唯一擅长的就是搞阴谋诡计。
一个人做点坏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坏事不做好事，他做到了。
鲍彤:“伟光正”的由来和两个决议的童话——为中共95周年作（上篇）
【阿波罗新闻网 2016-07-01 讯】
作者：鲍彤
经过六四，“伟光正”成了调侃中共的专用词。
知道它的由来的人不多。
很多人以为把“伟大”、“光荣”、“正确”这三个形容词集合在一起，是毛泽东的创作。其实这是刘少奇的手笔。
很多人认为提出“伟光正”是为了自我吹嘘。不过这也不是史实。史实是，这是刘少奇为了励精图治，从严治党，而鼓舞本党士气的。
1951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刘、周、陈云、彭真、李维汉、王稼祥、陆定一等组成主席团，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委都选派了负责工作人员出席。这是中共取得全国政权之后，系统地讨论党员的组成状况和基层组织所存在的主要问题的第一次会议。
在会议准备过程中收集到的大量事实，说明情况不妙，党员当中的问题相当严重而且普遍。
中共党员的绝大多数来自农民。现在他们中间的普遍认识是，土改了，土地回家了，“二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革命成功了，要求满足了。还革什么命？——革命本来就应该停止。但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认为，大事不好，不得了了！
老革命是党的骨干。他们中间，相当一部分人，居功骄傲，争待遇，比“谁的官大”，当官以后，忘了人民，追求享受，以致腐化堕落。
过去入党，需要出生入死，这在客观上是一道防线，把动机不纯的人挡住了。现在入党不仅没有危险，而且能做官。在和平环境中，怎么考验人？鱼龙混杂，没法把关，分不清革命分子和投机分子。已经有一些坏人混进党内，为非作歹。
如何在执政的条件下建设党？苦思力索，无解。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这个阿克顿定律，不知道当时有没有译成中文。反正毛刘周陈彭诸位书记，囿于当时的眼光和斗争的经历，都没有想到过“把权力关进笼子”的药方。
那时虽然尚未反右派，但已经发动了“思想改造”。全社会正在接受“社会发展史”和“社会发展最高阶段”之类的“最高真理”。对宪政民主，公民社会，新闻自由，舆论监督等人类文明的成果，不但不熟悉，而且，在党的开导下，本能地持一种嗤之以鼻乃至敌对的态度。
于是，“如何在执政的条件下建设党”这个问题，就变成了“如何在一党专政条件下防止党的腐败”。不肯请医生，硬要咬着牙，自己给自己动手术，在这个前提下，问题当然“无解”。非要勉为其难，也就只剩下“从严治党”了。
于是刘提出了“共产党员标准的八个条件”，开出了“整党”的药方。为了提高大家信心，他一连用了三个形容词，“伟大”、“光荣”、“正确”，表示“整党”是能胜利的，中共是有希望的！
在我记忆里，“伟光正”就是这样产生的。
当时的毛，似乎也同意。他自己也在个别场合袭用了“伟光正”的提法。
不过，事隔不久，“伟光正”的创造者刘少奇，就被毛锁定为政治不正确了。
因为刘在组织工作会议的《讲话》和《结论》中提出了一个“巩固新民主主义”的任务。为了说明耕者有其田不是革命到头，刘说，共产党员的革命之路长着呢，现阶段，要为巩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将来，还必须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
毛认为刘犯了大错，示意高岗到中央委员中去串连——按照高岗的理解，就是毛要高设法“拱倒”刘。后来的结果又出人意外：高又被毛泽东定性为“反党”，刘则到处检讨，羞辱自己犯了错误。
刘个人接受不接受羞辱，事小。中国农民在社会主义高潮中成群结队地被饿死，事大。当刘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时，中南军政委员会为了稳定政策和人心，出了一张《布告》，向人民宣布，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允许和保障借贷自由、租赁自由……等四大自由，保护市场经济。
中南军政委员会下辖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六省。这张历史性的布告是由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审定的（也有人说是经过第一书记林彪同意的）。现在看，这布告太正确了，哪有什么“错误”？但毛泽东非常不高兴。发展到1955，毛终于亮出剑来批“小脚女人”。毛不仅批了邓子恢及其支持者刘少奇，而且批了对合作化持慎重的负责任的态度的各级干部，强迫一切农民非参加初级社、高级社以及后来那个人民公社不可。一哄而起的“合作化”和“公社化”，创造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奇迹”，为1959-1961年饿死几千万农民准备了条件，从此以后，中国全面实现了耕者无其田！
这是不得不讲的一段史实，是历史轨迹中的一大悲剧。
现在请允许我回到本题。当年，刘少奇提出“伟光正”的本意，不是自吹自擂，不是为了堵住对共产党的批评。
事实上，在解释“伟大、光荣、正确”的时候，他特别说明，不应该“害怕”、“否认”、
“隐瞒”党内的问题和缺点。
记得我刚到中央组织部的时候，经常有同事教育我：“你知道什么是最大的错误吗？少奇同志说，不承认错误的错误，是最大的错误。”大家都说，这是少奇的话。我至今相信，这话不是装潢门面的。
如果刘少奇有可能回顾65年前的这段往事，他大概有许多感慨。他想不到，自己给自己开刀是不可能的。他也不可能想到，伟光正最后演变成为悬在国人头上借以封嘴禁言的利剑。
鲍彤：伟光正的由来和两个决议的童话——为中共95周年作（下）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确实升了官，升为常委。毛当了常委就是全党有了新领导吗？周永康也当过常委，刘云山现在就是常委，从他们当选为常委的那一天起，难道中共就被确立了以周永康（或刘云山）为代表的新领导，成了转折点吗？至于军事领导，遵义会议决定由朱德、周恩来负责。毛呢，被决定为周同志的助手。这才是历史的真相。可惜，多少年来，全党全民所毕恭毕敬洗耳恭听的，不是真相，而是被抹掉了真相之后编造出来的童话。
【阿波罗新闻网 2016-07-02 讯】
作者：鲍彤
现在我想谈谈党史中的不正确。
即使在不准谈论特别是不准在网络上讨论党的“历史错误”（更不要说“现实错误”）的禁令下，仍然有多位唯实是崇的历史学家，包括我有幸直接请益的李锐、何方、杜光诸位先生，为恢复党史的本来面目，作出了开辟性的贡献。
我有一个观点：正本清源的障碍，不在别的地方，就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1945年决议和1981年决议）之中。这两个权威的决议，是两条制造权威的童话的流水线。
第一个决议的童话，集中到一点，说是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中央对全党的领导，因而成为中共历史的转折点。
何方同志用史实戳穿了这个权威的童话。作为中共历史的转折点的遵义会议选出的中共中央新总书记，是张闻天，不是毛泽东。
是的，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确实升了官，升为常委。毛当了常委就是全党有了新领导吗？周永康也当过常委，刘云山现在就是常委，从他们当选为常委的那一天起，难道中共就被确立了以周永康（或刘云山）为代表的新领导，成了转折点吗？
党的中央以张闻天为总书记，毛只是常委之一。至于军事领导，遵义会议决定由朱德、周恩来负责。毛呢，被决定为周同志的助手。这才是历史的真相。可惜，多少年来，全党全民所毕恭毕敬洗耳恭听的，不是真相，而是被抹掉了真相之后编造出来的童话。
童话不需要任何事实，只要有“中共中央决议”的形式就行。“中共中央决议”也不需要任何事实，只要革命需要童话就行。革命需要把毛拥进神龛，中共中央就能面不改色地张冠毛戴。中共中央决议的价值，不在于是否符合事实，而在于成功地制造童话，把它所需要的大神造出来。
中共中央1945年历史决议决定造大神。毛终于成了大神。毛不仅仅是中共之神，而且是中国之神，中国的唯一神，神中之神。
这个史无前例的神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整个文化大革命，唯一的主动者是毛。毛决定打倒一切可能在他身后作“秘密报告”的赫鲁晓夫。贯彻文革始终的纲领，是“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毛打倒了可能作秘密报告的刘少奇。毛打倒了企图结束文革的副统帅林彪。好在他最能干最忠实而且离他只有“一步之遥”但同样不可靠的权臣周恩来已经病危。毛还想在自己临终之前，清除自己最喜爱但是也有可能怀着“异心”的宠臣邓小平。但是大限已到，他死了。
在把自己的近卫军打得稀巴烂的同时，毛也把全国打得稀巴烂。“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是全中国一切社会生活的准则。中国人被迫沦落为一群群互相撕咬的野兽。斗争就是全部生活。为毛主席而斗争，成为各式人等自救谋生的手段。谁没有被斗过？谁没有斗过别人？夫妻，父子，兄弟，朋友，互斗十年。这就是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况的写照。
毛泽东死了。十亿人在斗争的血泊中缓过气来，睁开了眼，不想再斗了，渴望过一种正常的人的生活。
但是，第二个决议出来了。因为中共不可一日无神。业已自我毁容的毛泽东，还能重新美容吗？如能，就不惜代价美化他的躯壳。至不济，也必须把他的灵魂——即“毛泽东思想”神化，使它继续成为中共政权的护身符。
于是，必须有第二个历史决议，绝对不能没有第二个历史决议。
可惜没有任何生花妙笔能够掩盖毛泽东的罪恶。
邓小平异想天开，使出了起死回生的绝招：宣布毛泽东在文革中违反了他自己的毛泽东思想；宣布对毛七三开，功大于过；宣布对毛泽东思想，100%肯定，全党全国必须世世代代高举不渝。把毛割掉30%之后的肉身继续供奉起来，顶礼膜拜。请毛100%的灵魂，笼罩在中国上空，保佑中共的万世法统。
毛泽东搞文革，是30%违反了他自己的毛泽东思想，这一千古无双的名言，是第二个决议的精华！
我姑且假定世界上存在着一个名叫“毛泽东思想”的绝对真理。我也姑且假定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确实违反了这个毛泽东思想。
我的问题是，毛泽东究竟什么时候什么阶段“没有”违反他自己的毛泽东思想？
难道在1957年迫害知识分子精英的反右派斗争中，他没有违反这个好东西？
难道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没有违反这个好东西？
难道发动“抗美援朝”，是这个绝对真理的要求？
难道饿死几千万农民是这个绝对真理的要求？
“共同纲领总属于毛泽东思想吧！”那么，是谁撕毁了共同纲领？
“给农民以土地总是正确的！”请问，又是谁重新从农民手中夺走了土地？
“1949年以后，毛泽东确实为所欲为，无法无天；但他1949年以前，‘开国’有功，功不可没！”‘开’了一个无法无天民不聊生的‘国’，功在哪里？对谁有功？
因此，我认为大可不必拐弯抹角。与其说毛泽东30%违反了某种真理，不如干脆承认说毛泽东100%违反了人类良知。
其实，根本不存在什么救国利民的毛泽东思想。如果真有什么毛泽东思想，它就是反人类，把人不当人。
无怪乎他在莫斯科的共产党工人党的世界大会上胆敢发出不怕原子弹把人类炸掉一半的叫嚣！无怪乎他在北京跟美国总统会谈时公然发出愿意把成千上万中国妇女作为礼品赠送的笑谈式建议！
毛心目中的人，无非两种，一种是他所必须打倒并且消灭的敌人，另一种是他有可能利用的牛马，即听他指挥替他服务的战斗力和劳动力。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基础和精义。这，也正是他在各种灭绝人性不择手段的厮杀中战无不胜的奥秘。
就这个殃民祸国的毛泽东思想而言，毛泽东一时一刻也没有违反过。他时时刻刻，亦步亦趋，以“秦始皇加斯大林”为榜样。文革期间如此，文革以前也如此。程度和表现有时有些不同，本质是一贯的。
人在孩提，需要童话。长大了，就应该跟那些自欺欺人的，尤其是无益有害的童话告别了。值此中共九十五岁，谨以此文，略表薄意。
（文章仅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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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绳：《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
文革是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它是多侧面历史的组合，是多层次斗争的叠加。多种力量、多种角色在长达十年的时间维度和广阔空间维度中反复角逐、多次变换。各种思想、各个群体、各种利益集团之间，既有反反复复的斗争，又互相交织、相互纠结。某一时段上的胜利者，在另一个时段上是失败者；某一个时段上的整人者，在另一个时段被人整。整人的人挨过整，挨整的人也整过人。
【阿波罗新闻网 2016-12-20 讯】
作者：杨继绳
《天地翻覆》封面（网络图片）
著名作家王蒙〔１〕说过：“谁能解释与进一步从政治上从学理上总结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革’？中国人应该干这个活。中国共产党应该干这个活。中国学者应该干这个活。这是中国人的历史与国际责任。中国责无旁贷。正确地毫不含糊地总结‘文革’的方方面面，这也是中国对人类历史的贡献。”〔２〕王蒙说的“这个活”，对我有极大的诱惑力，我早就跃跃欲试。虽然这是一个极其复杂和危险的领域，一旦进入，我就充满激情。显然，“这个活”是一项大工程，我能够为这项工程添一小片砖瓦，也算尽力了。
从1966年到1967年底，我在清华大学参加文革，此间还到全国十多个城市串连，亲身经历了文革初期的一些事件，感受了文革中的社会气氛。1968年1月，我到新华社任记者。此后几年，采访了一些与文革有关的事情。不过，亲历也好，采访也好，都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十年文革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对文革的深入探究是我多年的愿望。2007年我写完《墓碑》以后，就转向对文革的研究。虽然文革通史已经出版了多本〔３〕，我还是愿意将我经历和理解的文革过程写出来，供大家批评。
官方文革史局限于原来的意识形态，局限于原来的政治制度，这就难免违背文革的真相。研究文革史就是要跳出时代的局限、利益的局限和个人情感影响，还原文革的本来面目；站在人类文明和现代政治文明的高度，重新认识文革。
对文革真相的探究和反思，不仅仅是让后人知道那段痛史，而是为了弄清邓小平时代及后邓时代〔４〕社会不公平、政治腐败的原因和寻求摆脱社会危机的出路。这是因为，邓小平时代及后邓时代的官僚制度是文革前的官僚制度的延续。所以，对文革的研究要突破中共中央1981年那个决议的限制。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在1981年6月27日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这一段历史作了官方的结论。这个决议根据1981年的政治需要和当时所能允许的政治条件来叙述和评论建国以来的历史。说它是一部历史问题的决议，不如说它是一部政治问题的决议。它是对当时面临政治问题的折衷和妥协。为了达成改革开放的共识，当时这种妥协是必要的。如果没有这种共识，就不可能有以后三十年改变中国的伟大活剧。但是，历史学家在还原文革真相时，不能像政治家那样折衷、妥协。
《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５〕把毛泽东1965年以后发展起来的思想从毛泽东思想中切割出去，是为了保全“毛泽东思想”，是为了挽救“信仰危机”。显然，只有保全了毛泽东思想，才保全了专制制度的灵魂，才能保全官僚集团的利益。这种实用主义的切割，既违背历史真实，也难以说服人。
官修文革史还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６〕。这一论断又把“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从中国共产党中切割出去。这种切割是为了把文革的责任推给“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从而保全中国共产党，是为了挽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危机”。如果真有这两个集团的话，他们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分，他们是在党内兴起、在党内消亡的，很难把他们从中国共产党切割出去。
官方文革史既保全了毛泽东思想，又保全了中国共产党，也就保全了整个官僚集团，保全了官僚集团继续执政的合法性和他们的全部利益。
在官方文革史和受官方影响的写文革的书中，刘少奇像驯服的绵羊，任凭毛泽东摆布，最后被毛送上绝路。事实上，作为老革命家、历经战争和多年党内斗争考验的刘少奇和以他为代表的官僚集团，从文革一开始对毛就有抵制，刘少奇还没有下台时有“二月提纲”对姚文元文章的对抗；“5·16通知”出来后，又派工作组对抗。刘少奇被打倒以后，有“二月逆流”和“二月镇反”对文革的对抗，有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人对文革的对抗。其间，还有军事官僚集团更为强硬的对抗。这一系列的对抗主要不是正义和非正义的对抗，而是利益的对抗。在对抗中，以普通民众的牺牲为代价。把刘少奇写成驯服的绵羊，是为了使官僚集团不承担文革的责任，掩盖了军政官僚们在文革中摧残群众的恶行。美化周恩来、掩盖周恩来在文革中紧跟毛泽东搞文革的事实，也是出于这一目的。
在官方文革史说文革恶果是“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而造成的。这是为毛泽东开脱，也是对历史的歪曲。其实，1973年8月才有“四人帮”，在这以前不存在“四人帮”。此时，老干部大多复职了。如果说有个“林彪集团”，这个集团也是在1969年4月以后形成的，到1971年9月就不存在了。在这前后即使有林彪、江青两部分人，那他们也是支持毛泽东进行文革的力量。江青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让我咬谁就咬谁”，是江青和林彪被毛泽东利用，不是他们利用毛泽东，他们只是利用毛泽东创造的机会清除一些反对自己的人。所谓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行为”大多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推进文革的行为。
1976年的十月政变以后，否定文革成了“政治正确”。所以，在记述文革的书刊中，党内的高级干部们都标榜自己如何抵制文革、如何坚强不屈，完全掩盖了他们在某个阶段追随毛泽东搞文革的事实，掩盖了他们曾经大力镇压群众、参与迫害干部的事实，也掩盖了一部分官僚对受迫害的官僚幸灾乐祸甚至落井下石的事实。在官修文革史对干部受迫害的情况写得很多。实际上，在文革中受迫害的普通百姓比受迫害的干部要多数百倍。恐怖的“红八月”、工作组反右、1967年的“二月镇反”、“一打三反”、清查“5·16”、“清理阶级队伍”和某些地区的集体屠杀等一系列的血腥镇压，官修文革史不是轻描淡写就是尽力歪曲。历史是胜利者写的。文革最后的胜利者是官僚集团，漠视百姓的苦难是很自然的。
乔治·奥威尔说〔７〕：“当我动笔写一本书时，我不会跟自己说我要写一本完美的书。我想写它，是因为我想揭穿某种谎言，是想唤起人们注意某些事实。”揭露谎言，还原真相，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
写文革历史不仅要跳出官方确定的思想框架，也要跳出文革经历者感情纠葛。不排除感情纠葛，就很难客观、冷静。没有客观就没有真实，没有冷静就没有理智，不站在官方立场，也不站在文革亲历者的立场，那么站在什么样的立场呢？我同意丁东先生的看法：应该站在人类文明、政治文明的高度，用普世价值观点来研究和反思文革。〔８〕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先生对写中国近代史的要求是：“叙事客观，分析深入”〔９〕。这也是我写这本书时追求的目标，我尽可能用中性描述来还原历史本来面目。但是，要达到这个目标是不容易的。第一，当代人写当代史，很容易带进自己的立场和看法，会有损“叙事客观”，第二，我学识不足，要“分析深入”确有困难。不过，我在写这本书时，时刻铭记着吴先生的这八个字。
文革是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它是多侧面历史的组合，是多层次斗争的叠加。多种力量、多种角色在长达十年的时间维度和广阔空间维度中反复角逐、多次变换。各种思想、各个群体、各种利益集团之间，既有反反复复的斗争，又互相交织、相互纠结。某一时段上的胜利者，在另一个时段上是失败者；某一个时段上的整人者，在另一个时段被人整。整人的人挨过整，挨整的人也整过人。用“肯定”还是“否定”这个非白即黑的简单思维，不可能记录和评述这个复杂的历史过程。
写文革史是艰难的。你提出任何一个理由充足的论点，都会有人提出理由充足的反驳；你写出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会有人批评你叙述的片面性。这是因为文革的当事人大都健在，人们在文革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着不同的处境，有着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体验。当事人的这些批评是很可贵的，它会使研究者不断逼近历史的真实。只有当代人写当代史才可以获得这种可贵的资源，当然这也是当代人写当代史的难处。
相对于文革研究的先行者来说，我是后学。后学有后学的好处，不需要从零开始，先行者的卓越工作是我的起点。我阅读了先行者大量的著述：有宏大叙事的文革通史，有亲历者的回忆录，有对重要专题的深入探究，有地区文革史，有文革理论探索。我在读这些著作时，在我头脑里深深地记下了以下名字：高皋、严家其、王年一、卜伟华、席宣、金春明、麦克法夸尔、王友琴、周伦佐、何蜀、王绍光、王力、陈晓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徐景贤、聂元梓、余汝信、刘国凯、徐友渔、宋永毅、胡平、丁抒、郭建、高文谦、高华、印红标、韩钢、萧喜东、丁东、陈益南、唐少杰、钱理群、张博树、朱学勤、陈奎德、王若水、王海光、王希哲、王力雄、杨曦光、舒云、丁凯文、徐海亮、启之、司马清扬、周孜仁、华新民、阿拉滕德力海、舍那木吉拉、金光耀、金大陆、李逊、董国强、邓振新，等等。更可贵的是，还有一些学者甘当其他研究者的踏脚石，默默地从事史料的收集、整理和鉴别工作。这项工作意义深远。傅斯年说，从某种意义来说，历史学就是史料学。宋永毅、丁抒、郭建等人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周良霄、顾菊英伉俪的《十年文革大事记》，还有《记忆》、《昨天》、《往事》、《文革博物馆》这类文革史料电子刊物的编辑者，他们做出了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我在几年的研究写作过程中，时刻对这些先行者怀着深深的敬意。徐友渔、丁东、卜伟华、余汝信、李逊、丛文滋审读了这本书的初稿全文，何蜀、徐海亮、王海光、宋以敏审读过初稿的部分章节。审读者提出了大量的宝贵意见。在此，我对他们致以深深的谢意。
2015年8月北京
注释：
１，王蒙，中国当代作家，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中国作协副主席等职。
２，王蒙：《中国天机》，安徽文艺出版社，
３，已出版的文革通史（中文）是：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人民日报出版社，2006年；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在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麦克法夸尔、沈迈克：《毛泽东的最后革命》，中译本，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9年；张万舒：《狂热的年代》，天地图书有限公司，香港，2012年。
４，邓小平以后的江泽民、胡锦涛执政时代都属后邓时代。
５，《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载《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57页
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２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752页
７，乔治·奥威尔（1903－1950），英国著名小说家、记者和社会评论家。著有《动物庄园》、《一九八四》等反极权主义的经典名著。
８，丁东：《文革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三味书屋，2010年5月4日。
９，吴大猷：《最近两百年中国史总序》，引自陈永发《中国共产党革命七十年》，联经出版社，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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掸封尘：中共的“世界第一”知多少
【大纪元2016年07月25日讯】恶魔行径“世界第一”
提起恶魔，以往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纳粹集中营，日本“七三一”。然而，人类的这一记忆被中共刷新了：二零零六年三月九日，知情人向《大纪元时报》披露，中共沈阳苏家屯区有秘密集中营，关押著法轮功学员。同年三月十七日，曾参与摘取法轮功学员眼角膜的主刀医生的太太安妮透露：集中营设在沈阳“辽宁省血栓中西医结合医院”。至此，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惊天罪恶露出冰山一角，一场对罪恶的深入追查拉开序幕。
二零零六年七月六日，加拿大国会人权委员会前主席、外交部亚太司前司长大卫·乔高，与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经独立调查后，出版专著《血腥的活摘器官》。最新调查报告显示，过去十五年中，中国大陆约有一百五十万例活摘器官移植手术，器官主要来源是法轮功学员。因“活摘器官牟取暴利”超过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暴行，被称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
今天，当黑幕被揭开，世界震惊了：二零一六年六月十三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343号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针对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强摘器官”；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三日，欧洲议会超过半数议员签署书面声明，呼吁制止中共活摘器官。世界主要舆论聚焦中共活摘罪恶，多
国议会纷纷听证，详细了解发生在中国的惨绝人寰事件。
造假欺骗“世界第一”
中共“大跃进”吹牛广为人知，党媒《人民日报》“放卫星”说亩产几万斤。当江泽民“三个月消灭法轮功”的迷梦破灭后，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江泽民集团为了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上演了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事件”，堪称中共谎言史上的登峰造极之作。
“王进东”自焚画面（明慧网图片）
对央视自焚节目慢镜头分析，可以看到：“王进东”浑身烧黑，两腿间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在火中却不燃烧、不变形；刘春玲并非被火烧死，而是被军警用重物猛击头部死亡。二零零一年八月十四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IED）在联合国会议上，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行径，声明指出：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
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江泽民流氓犯罪集团，在最敏感的时间（大年三十），最敏感的地点（天安门广场），安排了最敏感的人员组合（年幼学童＋花季少女＋老年妇女＋壮年男子），以最快的速度多媒体播出的一起伪案，谎言传遍全世界，其欺骗害人之深重，古今中外，无出其右者。
运动杀人“世界第一”
中共的世界观，是无神论。中共的哲学，是斗争哲学。蔑视生命如草芥，是中共对待生命的基本态度。毛泽东有言“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人民战争”、“人海战术”，这些最反人道的东西，至今被中共吹嘘为毛军事思想的“精髓”。殊不知，它与孙子兵法的“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背道而驰。难怪当今中共军队将领和学者，扬言不惜牺牲十亿国人跟美国开战。
斗争杀人充斥文革始终。父子相残，夫妻反目，同事告密，出卖亲朋比比皆是。每天睁眼第一重要的，不是吃什么饭，而是站什么队。因为一旦站错队，就是斗争对象，就可能面临批斗、游街、关牛棚，甚至丢性命。刘少奇就是因为被毛泽东划为对立面，而被虐杀。国家主席尚且如此，老百姓的小命儿就更别提了。据史料，文革杀人手段五花八门：杀而食之、抻而劈之、烫而死之、殴而毙之、……文革杀人773万。
斗争哲学在中共的历次运动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释放出杀人不眨眼的邪恶能量。杀人，是中共政治运动最醒目的标签。从中共窃政算起，镇反、土改、三反、五反、肃反、大跃进、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六四屠城到迫害法轮功，累计杀害八千万中国人。超过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总和。中共就是一部杀人机器，空前绝后，残忍至极。
出卖国土“世界第一”
国家之间的全部战争史，回荡著一个主旋律：开疆拓土，保疆守土。土地是国家国民之基。在所有的卖国行径中，没有比出卖国土更不能让国人容忍的了。
中共窃政后，外交亲苏“一边倒”，为了讨好苏联，承认外蒙古独立，把中国版图由美丽的大枫叶，变成可怜的瘦公鸡。外蒙古独立，周恩来亲赴捧场。
（合成图片）
中共为了获得别国的认可，挤进联合国，不惜牺牲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千方百计贿赂周边国家和非洲穷国。史料显示，中共曾出卖国土给缅甸、印度、前苏联、越南等国。签署者主要是周恩来。
中共江泽民出卖国土示意图（网络图片）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中共头目江泽民和俄罗斯总统叶尔钦，在北京签订《国界叙述议定书》，出卖了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外兴地区”，乌苏里江以东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乌东地区”，十七万平方公里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共计三百四十四万平方公里。这些土地，是清朝末年因不平等条约割让给沙俄的。按国际法，可以如香港、澳门一样回归中国。
有秘密克格勃身份的江泽民为讨好主子，把近百个台湾面积的国土拱手相送，因此成为“当代最大的卖国贼”。
通奸淫乱“世界第一”
江泽民与多名有夫之妇通奸，上行下效；江泽民腐败治国治军，导致黄毒泛滥。资料显示，中共贪官百分之九十五包二奶。二零零四年九月，中纪委、中组部发文：凡属患性病、淋病、艾滋病，经查核，一律撤职。调查发现中共官员性病人数节节窜升。前国资委主任蒋洁敏、前四川人大主任郭永祥、前广东省政协主席朱明国、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前中办主任令计划，长期患有性病。中共的撤职令不过打水漂儿。
“奇葩”共赏：江西省政府前副秘书长吴志明被抓时，搜出两本日记，记载着他与一百三十六名情妇的淫乱史。第一本是“淫乱实录”：详细记述他的一百三十六名情妇个人资料，不仅有情妇照片，还包括情妇各种隐私。第二本日记更是黄的不堪入目。吴志明在日记里申明志向：二零一五年之前玩了一千个女人，良家妇女至少三分之一。
共产党的床，太脏太乱，通奸淫乱无底线，简直到了杂交滥交的程度。从众人皆知的中共高官四大“公共情妇”，追溯到马克思通奸女佣生子，列宁嫖妓染梅毒，斯大林霸占歌星，再到江泽民通奸“宋、李、黄、陈”，上有数代共产党导师、领袖示范，下有众党徒把“婚外通奸，共产共妻”付诸实践，展现给世人的，是一张“历代共党荒淫图”。
卷款外逃“世界第一”
中国究竟外逃多少官？卷走多少钱？二零一一年，中国人民银行“腐败资产外逃”研究报告披露：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党政、公安、司法、事业单位、国企以及驻外机构外逃、失踪人员一万六千至一万八千人，卷款八千亿元人民币。
贪官一般事先做好出逃准备，然后一捞再捞，直到听闻纪检部门的调查风声，即以合法身份从容登机，被戏称为“合法输出的一种中共土特产品”。
前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二零零九年被双规后，恐慌被调查而外逃的广东党政军高官多达150个家庭，卷走高达上百亿资产。粗略推算，如果全国三十四个省级区域（不算台湾）都这么恐慌一回，将有近三千三百亿元被卷走。
卷款外逃，就像一条无形的传送带，传送带的这头儿是国库，传送带的那头儿，是外国银行的外逃贪官账户。近三十多年来，这条传送带高效运转，昼夜不歇。它与贪污受贿一样，是另一种形式的中共官员对国库的“监守自盗“，是中共特色的世界奇观。
滥权贪污“世界第一”
在中共体制下，手握多大的印，就捞多大的钱。江泽民曾经党政军三印独握十三年，那咱们就来看看江泽民家族的贪污吧。
江泽民长子江绵恒，号称“天下第一贪”。在其父大权独揽后，从美国回来“闷声大发财”。一九九四年，江绵恒用数百万“贷款”，买下上海市经委价值上亿元的上海联合投资公司，开始了他的“电信王国——中国网通”生涯。仅二零零八年上半年就获纯利63.8亿元。
江绵恒一手官商，一手受贿。轰动国际的中国多起天价贪污案：“周正毅案”、“刘金宝案”、“黄菊前秘书王维工案”、“上海招沽权证案”等，都与江绵恒有关。据香港《开放》杂志透露，查办陈良宇时，发现江绵恒在上海普陀区不花一分钱，就占得一大块地。
据《中国事务》透露：江泽民在瑞士银行存有三亿五千万美元的秘密账户；在印度尼西亚的峇厘岛买了一栋豪宅，一九九零年就值一千万美元，由前外长唐家璇代办。
另据港媒披露，国际结算银行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发现一笔二十多亿美金的巨额中国外流资金无人认领。后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刘金宝狱中招认，这笔钱是江泽民在邪党十六大前为准备后路转出去的。江家究竟贪污了多少钱？黑洞无底。
江泽民当权，中共官场整体进入“贪腐年代”。“小官小贪，大官大贪，无官不狠贪”，是中共官场的真实写照。
现世恶报“世界第一”
善恶有报，这是天理。本文所言恶报，特指中共江泽民流氓犯罪集团，因迫害法轮功而遭到的刑罚与天惩。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招致天怒人怨，参与迫害者恶报频发。江泽民、罗干、周永康、薄熙来、曾庆红等人已被三十多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以“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反人类罪”告上国际法庭，终将受到人间正义的庄严审判。
据官方统计，自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日李春城被中纪委带离审查，至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吕锡文被查，共有一百三十三名副省部级以上官员被查处，三十一省市立案调查的厅局级及以下官员达六百五十六人。大量江派迫害法轮功的官员落马，名为贪腐，实为报应。请看恶报现场：
孟兆庆乘甘肃省宁县法院警车车祸现场。（网络图片）
恶报案例：孟兆庆，甘肃省宁县“六一零办公室”主任，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上午十一时，乘坐宁县法院面包警车在高速路上行驶时钻入拖车前底部，油箱起火，引燃大车，火借风势，瞬间吞噬两辆车，孟兆庆当场死亡。
“六一零”是干什么的？它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总把子，对法轮功学员怎么整，都它说了算。你看这个孟兆庆死的惨不惨？这何止是当场死亡，简直是人间蒸发。
声明退党“世界第一”
当今世界，党派林立，进进出出是常有的事。然而，象当今蔚为壮观的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三退大潮”，却是前所未闻。截至目前，共有两亿三千多万民众，通过大纪元退党网站发表声明，郑重宣布退出中共。
下面，让我们看看二零一六年七月十六日，发表于大纪元退党网站上的这份《退团声明》，他代表了所有中国大陆觉醒民众的共同心声：
“过去一直生活在墙内，我从来都不知道党做了这么多坏事，这时我才惊觉在从小的洗脑下，我已经把爱国和爱党等同起来，变成一个没有信仰，不懂得敬畏的人。但最可怕的是周围的人对这一切习以为常，对于暴力镇压、拿着人民的钱享受各种特权不断的欺压老百姓，让党的意志凌驾于整个国家、整个法律之上，我周围没有人去质疑这种情况的不合理之处，也没有人来告诉我这样是不正常的。所以当我偶然翻墙了解到真相之后，我感到非常愤怒。原来我一直生活在一个没有人权没有言论自由没有资讯自由的国家，而我却不自知！
因为媒体、学校教育、家长全都不会告知我这一切！我也没有办法通过网络去了解！我是体制的边缘人，我享受了一点体制的好处，但更多的我看到体制内的人是怎么用权为自己谋私利，过去会觉得自卑，因为自己没有像他们那样的钱、权，只能艰辛的生活着。所以当我了解中共的作恶之后，我一下子就接受了，因为我是受害者，很多方面该有的权利都被侵占了！过去很多事情一下子就联系起来了。我在这里郑重声明我要退出共青团，我爱国，但我不爱党，我希望能有更多像我一样受到蒙蔽的人能看到党的真面目，了解到历史的真相！声明人：盖星文”
结语
把中共的“世界第一”顺手一写，就列出来上边这么多。然而，中共的“世界第一”又何止这些呢？请看——
强制灌输无神论邪说世界第一，信仰缺失世界第一，战天斗地世界第一，政治运动世界第一，神化领袖世界第一，阶级斗争世界第一，党大于国世界第一，军队姓党世界第一，党政帮派世界第一，党性扼杀人性世界第一。
高官特权世界第一，裸官人数世界第一，官民比例世界第一，官浮于事世界第一，媒体噤声世界第一，封锁网络世界第一，良心犯罪世界第一，红头文件世界第一。
传统文化异化世界第一，愚民教育世界第一，录像监控世界第一，窃听电话世界第一，国富民穷世界第一，国财援外世界第一，贫富悬殊世界第一，股票黑箱世界第一，花瓶两会世界第一，春晚肉麻世界第一，阅兵烧钱世界第一，房地产泡沫世界第一，豆腐渣工程世界第一。
司法黑暗世界第一，暴力城管世界第一，残酷计生世界第一，器官黑市世界第一，强拆逼命世界第一，访民冤狱世界第一，地震瞒报世界第一，盗卖妇孺世界第一，民工大潮世界第一，留守儿童世界第一，商品造假世界第一，食品掺毒世界第一，毕业失业世界第一，环境恶化世界第一，黄色淫窝世界第一，央视裤衩世界第一……
东方神州，泱泱中华。佛经道藏、易经诗经、礼记史记、诸子百家、四大发明、方正汉字、大唐盛世、三山五岳、万里长城、中华武术、中国美食，这样的世界第一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与荣耀。
身为当代中国人，当你被中共这一大堆“世界第一”埋压的里三层外三层，你是什么感觉呢？活在中共屋檐儿下，压抑、悲催、郁闷、憋屈、紧张、失望、恶心、愤懑、无奈、无语……这些词摞一起，能形容了这些年你心里那种感受吗？
于是，很多中国人只能用“苦不苦，想想萨达姆”来自慰，拿“凑合活着吧”来自嘲，把中共国写成“兲朝”来自娱，把眼盯在手机上来自闭，把身体泡在酒、财、色、毒里来自醉自杀。中国和中国人真是被中共给糟蹋的悲兮复惨兮！
好在，《九评共产党》引发的“三退大潮”，让所有中国人看到了我们民族重生与复兴的曙光，也盼到了自己人生的希望，就像发表退团声明的盖星文。“三退大潮”，实质上就是中华民族的一场精神觉醒与自救。正像《九评共产党》尾声所言：
“从生命中清除中共灌输的一切邪说，看清中共十恶俱全的本质，复苏我们的人性和良知，是平顺过渡到非共产党社会的必经之路，也是必要的第一步。
这条道路是否能够走得平稳、和平，取决于每一个中国人发自内心的改变。虽然中共表面上拥有国家一切资源和暴力机器，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能够相信真理的力量，坚守我们的道德，中共邪灵将失去存身之处，一切资源都将有可能瞬间回到正义的手中，那也就是我们民族重生的时刻。
没有了中国共产党，才能有新中国；
没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才会有希望；
没有了中国共产党，正义善良的中国人民一定会重塑历史的辉煌。”
——转自明慧网
叶边天：1.6亿与1600万，凶残超过法西斯10倍
一，共产党及其制度乃万恶之源
共产主义给人类所带来的危害是空前绝后。第一次大战死了一两千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了七八千万人。希特勒统治的结果是，约1600万的人丧命（600万犹太人和1000万其他人，其中大部份是基督徒）。而共党造成了1.6亿人的非正常死亡，超过法西斯10倍。苏联存在的73年中，非正常死亡6000万人，中国从1949年之后，非正常死亡估计近亿人，仅中国的死难就超过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共党却“死不认错”，把这滔天大罪归于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个人品质。其实，答案只有一个：共产党及其制度乃万恶之源。
共产党19世纪起源于欧洲的时候，西欧国家的政党轮替制度刚刚形成。西欧的政党主要在国内活动；思想多元，政策大体一致；组织松散；为竞选俱乐部，使用合法的、和平手段竞选获得国家职位。共党一开始就是国际性的组织；共党要统治全人类，要灭万国，当然要用暴力推翻一切现存政权、制度和文化传统，为达成此目的而不惜一切代价，无所不用其极。因此，共党是法西斯、恐怖主义的鼻祖。
列宁把共产主义的野兽党性发展到灭绝人性的高度：残忍的“职业革命家”形成精英领袖层，实行铁的纪律即“部分服从整体，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组建一支行使暴力恐怖的党卫军；不择手段夺取政权。实质上就是一个规模化的黑手党，党的利益压倒一切。俄国共产党能够在二月革命后突然胜利，其实是德国皇帝给予列宁5,000万金马克（约合9吨多黄金）的资助，使得真理报得以造势，赤卫队忽然有了强大的武装。列宁夺权后，枪杀了立宪议会，滥杀无辜数百万，党权在猩红的血海中确立。从1826到1905年80年间，沙皇政府处决的政治犯总计894人；但布尔什维克执政第一个月，死于政治原因的人达数10万。1917-1918年，苏共掌权14个月，就有100万人被列宁处决。沙皇专制给俄罗斯人造成的苦难与共党极权造成的灾难相比，简直微不足道。苏共统治74年间，居然发生过3次人为大饥荒，死亡总数至少超过3千万人，这是俄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斯大林在二战结束前对丘吉尔说：“死一个人是一场悲剧，死一千万人就只是一个统计数据了。”堪称野蛮党性之大暴露。
中共说国民党压迫中国人，于是煽动农民推翻国民党政权。中共早期发动工会运动罢工罢市，毛泽东发动湖南农民运动，滥抢滥杀；1926年12月1日吴玉章、杨閛公、朱德、刘伯承、陈毅等在四川泸州、顺庆（今南充市）地区领导了大规模的夺取国民党军权的武装起义；最终导致国民党4.12之变，毛泽东率队上井冈山后在苏区滥杀无辜数百万。1949年后，中共成为中国的特权统治阶级，而其他中国人都沦落为无权阶级。马克思主义主张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成员分成领导阶级、同盟阶级和“理应消灭的阶级”，对一部份被定义为“阶级敌人”的人群实行肉体上、财产上和思想上的全面灭绝，以“劳改营”为场所进行集体的改造与屠杀；毫无留情地歼灭服从它的顺民。奴隶社会的奴隶远比“阶级敌人”还幸运。历史上的任何奴隶制国家，没有一个奴隶主会愚蠢到要对奴隶实施彻底灭绝的。毛泽东总是把人群分成左中右即先进、中游、落后（或反动）三部分，大搞5%的淘汰制屠杀。1950年代杀害地主、特务、历史反革命就达2千多万人，1958-1962年间饿死“落后”的农民阶级达5千多万，中国已成了人吃人的世界。文化大革命又迫害死2千多万。如今的强制拆迁又逼死人无数。
波尔布特是毛泽东特别青睐的真传弟子，他杀害了全国1/3无辜的人民——200多万。1976年阿富汗人口1700万，在共党统治期间（1978-1988），死亡150万，制造的人类史上最大的伤残群体高达700万，还有流亡各国的难民600万。苏军在阿富汗的野蛮残暴程度已经远远超过纳粹希特勒和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罪行。
这充分说明：哪里有了共产党，哪里的人民就遭殃！《东方红》说共产党是大救星，其实，共党是大灾星。共党的历史是一部祸害人类的历史。共党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共党上无天理、中无人性、下无底线，集汉奸、流氓、强盗的劣性于一身，是人世间最坏的黑帮。共党的罪恶体现在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财产制度，毁灭一切传统、道德、宗教、习俗、习惯和文化等，是马克思原教旨决定的。各国共产党都犯有杀人罪、群体屠杀罪、抢劫罪（抢劫公私财产罪）、诈骗罪、贪污受贿罪、酷刑罪、信仰灭绝罪、宗教迫害罪、破坏自然环境资源罪。
中共对中国人犯下了10大罪：1，分裂中华、颠覆国家罪；2，策应日寇，汉奸资敌罪；3，勾结苏俄，出卖国土罪（中共是苏联豢养的颠覆民国的汉奸党，是中国历史上最彻底的卖国集团。为了权力，中共不仅向外国割让大片国土，而且用国际条约的方式承认历史上俄国侵占中国广大领土的合法性）；4，制造饥荒，虐杀国民罪；5，引进马列邪教，毁灭中华文化罪；6，逆天悖德，破坏自然环境罪；7，消灭私人财产，摧毁民心道德罪；8，劫掠国民，培殖贪官污吏罪；9，输出革命，祸害别国人民罪；10，迫害民主，霸权专制罪。
二，共产党“三垄断”制度打造“动物庄园”
1969年吉拉斯在他的《不完美的社会》一书中指出：“当代马主义是这样一类极权主义：它具有三项基本要素以控制人民，第一是权力；其次是所有权；第三是思想。这些因素被唯一的政党、一个新阶级所垄断；而目前则被该党或该阶级的寡头们所独有。历史上从没有一个极权制度，能把人民控制到这种程度。”党权通过党支部深入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在每个车间、村镇和连队都建立党支部，构成了全社会唯一的神经网络，操控每个社会细胞，控制每个人的一切活动。后来，墨索里尼模仿列宁的办法组建意大利法西斯党，他把这些党支部叫做“政权的毛细血管组织”。党组织就像毛细血管遍布全身，一切社会团体，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社会团体，都不能逃脱共党的控制。
共党极权对人的控制之严，超过历史上任何政权。专制只管政治，极权却无所不管，从单位管到里弄，衣服管到发型，肉体管到灵魂，摇篮管到坟墓；“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极权就是全面的专制，就是全面剥夺公民的自由，通过黑箱档案制度对所有人进行组织鉴定及其处置。党是档案的制造者，也是每个人的审查者和鉴定者；档案记录着个人资料及其成长过程，其核心功能是“党组织”对每个人的政治审查、鉴定和评价，组织结论和政治污点将跟随每个人一生，决定着每个人的上学、就业、提干、调动、甚至婚姻。暗无天日的集中营古拉格，劳改营、劳教营，无孔不入的强制洗脑欺骗——暴政之网无所不在，人们婚姻、迁徙、教育、信仰、言行、生育、工作、住房、思想等等，无不在共党的掌控中。俄共党魁久加诺夫说：苏共垮台的原因在于它违反了人民意志的“三垄断”制度，即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垄断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
1、共产党垄断权力使人卑鄙野蛮
政治上，共党挂着“无产阶级民主”的招牌，实际上，劳动人民无权选举领导人，也无权监督执政党。老百姓没有被选举权，公民参与选举是被动投票；只有共党看中的人才有被选举权。劳动者在政治上是聋哑人。共产党自信永远正确，代表了人类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人民只有学习的义务。你若敢提意见，就是否定了共党“永远正确”，就该被杀。共党消灭一切竞争对手；阉割异议者的喉咙。中共消灭公民社会，消灭了清末就有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和选举自由。连皇权时代尚能容忍的民间自治组织都被摧毁殆尽，连宗教团体也被强行纳入“改造”而“姓党”。共党解放的仅仅是他们自己，广大的工人、农民、商人、知识份子等等实际上沦为了新的奴隶。老百姓不但没有言论的自由，甚至连基本的人权都没有保障，随时都有可能被批斗、被抓、被监禁、劳改，乃至被害死，被饿死，被枪杀。
王澄指出：中共上台使中国落后文明社会千年。法国大革命前路易十四建立了“绝对君主制”，比“君宪制”还落后。中共从建政那天实行的就是“绝对君主制”。政府对社会的控制是“蜘蛛和蜘蛛网的关系”。在800年前的1215年，英国大宪章运动中，贵族和国王争权，贵族赢。今天，中国议会和中央政治局争论，议会还是要服从党中央领导。中国目前的党帝制比英国大宪章时代还要落后。
中共的政体就是核心独裁的党帝制。邓小平对江泽民说：“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候你说了算，我就放心了”。这意味着，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不论对错，毛泽东拥有最终拍板权，拍板权是终身制，直到毛死为止。毛不在了，邓再说了算；邓不在了，江才拥有最终拍板权。1982年中国大陆宪法还规定：军委主席有最后决定权。这样一来，军委会权力无边，军事委员会黑箱作业，它既不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也从来不向中央委员会或党代会或人代会报告工作，更不受中国政府的管制，人事安排完全由几个军头决定。它成了超越宪法、压倒一切的独立王国。表面上的党指挥枪，实际上是军委主席挟枪指挥党，再通过党控制全民。这就是邓小平能以中央军委主席身份“垂帘听政”多年的原因。正如资中筠2012年11月16日所说：“（中国）一百年了没长进，上面还是慈禧，下面还是义和团。”因为，中共主要是一个军事组织，中共的政府是一个军政府。军事组织的本质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就是要求“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好“一切行动听上级指挥”。在这种体制里，只有独裁者和机器人（或螺丝钉），不可能有自由民主，任何想同共党一争高低的做法都会被视为“颠覆”。
中共政权比清朝还落后。清末还有民间办报和自由选举。1792年，满清政府最高层官员53%是满、蒙等少数民族，43%是汉人；在中层大约各50%，而到县一级的官员近90%是汉人。由此可知：满清政权虽然专制，但是它还分权，还把好多权力分给汉人，分给其它少数民族。可是共产党政权是一统天下，把所有的权力都牢牢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它靠国家暴力机器和党媒对全民进行全方位的极权恐怖统治。所以共党政权比满清政权还专制残酷。
中共政权比民国就更落后了。姚立法说：民国的国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可以竞选国会议员、省议员、县议员。1949年前，中国大陆实行乡长直选。1949年后，公民的被选举权被共党悄悄地剥夺了。候选人都是共党指定的，中国的选举就变成了臭名昭著的假选举。
吉拉斯指出：“共党是人类史上最残暴的一群人，他们是一群最无耻、最卑鄙、最不择手段的一个集团。”共党永远不会求贤，只会想方设法的摧残人才，对奴才、暴徒却是放手任用之；它们还大量的招收社会上的流氓地痞、舔痔献谗之徒，好操控他们作恶。在共党治下，越邪恶的人，越是奴才越能爬到高位；共党的最终胜出者，一定是最厚黑的、黑心烂肝、毫无人性之辈执掌政权。中共实行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反动、最腐朽、最落后的干部任命制。干部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中共的官场就是一个靠马屁与裙带连接成的淫邪窟窿，官员不是世袭却胜似世袭，太子党横行官场，连毛新宇这样的弱智儿也能弄个将军当当，有的县市官场几乎被一些家族垄断。
中共暴政导致了贪污腐化横行，使社会正义秩序日益恶化、衰竭，最后官匪勾结、黑社会猖獗、黑奴遍地！2016年初，资中筠老先生说“最近几年来（中国）走向野蛮的趋势是越来越厉害，你从网上看到人的发言，某一部分人用的语言和被看重的那些人水平越来越低……社会存在走向法西斯的力量，而且相当普遍。”
2、共产党垄断思想使人沦为行尸走肉。
在思想上，共党垄断了真理。共党用统一的思想禁锢人民，通过控制信息交流、监视人们的行动并限制其自由。共产党将意识形态信仰向人民全面灌输、强制渗透，对一切与意识形态不相吻合的事物施以无情地打击和摧毁，以便实现所谓“新社会”或“新人类”。
政治上的专制霸道，必然要求思维上的绝对顺从。斯大林说：“我们既然不允许敌人拥有武器，那为什么要允许他们拥有思想？”人由此沦为行尸走肉。黑和白的界限是什么，鹿和马的区别在哪里，一切惟党是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要求内心的服从，否则，就可能被认为“打着红旗反红旗”。共产党要树立绝对权威，民众对他的价值观不能丝毫怀疑，必须以党魁的意志为意志；因此就必须割断一切沟通渠道，使所有个人、集体彼此处于完全孤立绝缘的状态；因为一旦能相互沟通，统治权威性就会动摇，神圣性的光环也会抹掉。在共党制度下的现代奴隶们，连思考的自由都被剥夺；社会上再没有任何一个阶层能够像古代奴隶制下的平民一样自由自在了，除了最高统治者本人以外，任何人的权利都没有保障，甚至连党的二把手也不能幸免。
法国思想家爱尔维修说：政府垄断教育、垄断思想，而且绝对只为极少数的极权专制者服务，其结果，必然造成全社会思维器官的严重衰退和民族愚昧。资中筠先生在香港以《人性，文化，制度》为题谈到：中国的教育制度，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是传授完全扼杀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的极端功利主义。她说：再不改，中国人种会退化。大学里公然宣布“三不要”、“五不准”、“七不讲”，继续以思想牢笼圈住人的思维，长此以往，中国人种能不退化？！
共产主义是愚昧的产物。哪里有愚昧，哪里就容易接受狡诈的共产主义。因为当时欧洲工人文化水平低，较愚昧，所以，部分工人接受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西欧人文化水平提高后，共产主义就灭亡了。随后共产主义转移到落后的俄国，再转移到中国、北朝鲜。从共产主义流行地域来看，在穷困地区，容易强制灌输共产主义。所以，毛泽东说，越穷越革命；穷人愚昧，容易被共产党控制，统治起来方便。这就是共党推行愚民政策封锁自由言论的原因。爱尔维修说，“禁锢思想压制言论，就会使人民成为瞎子、聋子和白痴，瞎子的东西比明眼人的东西更容易偷，一个白痴民族要比一个开明民族容易哄骗、容易统治。”共党对全社会进行一波又一波的反复清洗，最后剩下来的几乎都是没有独立思想、唯唯诺诺不敢异议、不敢创新的人，全都是听共党的话的愚夫蠢妇。这样的国家不可能有创新和竞争力。
3、利益垄断的党奴制使人牛马不如
共产极权的野蛮，不仅远远超过历史上所有类型的独裁政权，甚至远远超过纳粹极权。纳粹极权统治时期的德国，只有在剥夺犹太人的私人财产上是彻底的，但希特勒政权并没有对社会实行全面的国有化改造，仍然保留了对私有财产的某种尊重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从1949年到1959年，毛暴力“消灭私有制”，建立了“统制经济”。共党垄断了所有土地、矿山、工厂、河湖海、草原、森林，天下皆为共党党库；而且还用各种票证严格控制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必需品之消费，以“户籍制度”使8亿农民沦为“贱民”。这真是：“普天之下，莫非党土；率土之滨，莫非党崽！”几亿人口啊，剩下的唯一活路，就是被迫去“公有企业、人民公社”里，“一切行动听指挥”地奉命扛活，一下倒退了2200多年，复辟到了井田制时代。“三年大饥荒饿死5千万”就是这党奴制造成的直接恶果。苏联、东欧、中国、越南、朝鲜、柬埔寨、埃塞俄比亚、秘鲁均发生过大饥荒，饿死数百万至数千万人不等。在北朝鲜，仅在1990年代后半期就有200万人死于饥饿。
共党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共党权贵之淫乐，视为当然。“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黄宗羲在《原君》）。现在0.4%的中国人居然占有全国财富的71%，其中90%都是中共高官子弟。共党不仅公开抢劫人民财产，而且还直接奴役人民的身体，这就是共产共妻制。它迫使广大群众从内心里自愿沦为共党权贵的玩物，而且在被权贵糟蹋之后还要感恩戴德。几十年来，共党反复地告诉屁民：把一切献给党！当屁民们把一切献给党后，他们就像小草一样地被糟蹋、踩死！乌克兰总统尤先科说：“共产主义极权需要的是绝对的权力，从而把人变成动物，忘记道德，忘记灵魂，成为非人类。”大跃进时，河南登的农民给骡子刷牙，掰开骡子的嘴，结果农民胳膊被咬骨折了。在湖南甚至出现了公社女饲养员给猪戴“孝”的事！人们不仅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而且死后还要被作践。1958年12月9日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说：“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人死了有好处，可以做肥料”。1959年曾当过土匪的河南固始县期思公社党委书记蒋学成响应毛号召，创造了熬人油当化肥的办法，据反映熬了100多个小孩，经调查证实熬了20具尸体。21世纪，共党监狱里又干起贩卖死囚身体器官的大生意——活摘人体器官。
共产党“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因此，其破坏起自然环境来比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更严重。共党为了“政治利益”，通过邪恶的“政治总动员”，可以一瞬间“使江河断流”、“使群山让路”，使大片森林被毁，根本不顾及子孙后代的根本利益，中国的生态恶化和环境污染，必将给人类造成巨大的灾难。
三、共产党必须退出历史舞台
1．一党专制社会造成资源的极度浪费，一错到底。
一是资源被干部贪污挥霍。开放的大社会是多中心社会，各个中心相互制衡；专制政权却是单中心社会，党魁是永远的中心，这个“压倒一切”的特权中心垄断了所有的资源，自然就会阻塞竞争，不受监督制约。所以，这种政府是垄断的、挥霍浪费的、腐朽无能的。
二是很容易发生政策失误，“大跃进”饿死5千万人便是一例。90年代以来大搞基建，到处空房鬼城；现在大搞一路一带，大撒币。
三是浪费人才资源。独裁者需要是吹牛拍马的狗才，独立性的人才恰恰是打击的对象。在专制社会中，人的基本权利得不到充分保障，人的主观积极性会受到打击；言论自由没有保障，知识分子的智慧无法成为决策依据。在开放的社会中，资讯横向流通多于纵向流通，但一党专制的政府要求横向流通服从服务于纵向管制，所以不合时宜，为人所耻笑。共产党害怕人们戳穿共党的谎言，习近平要求媒体姓党、网络姓党，对网络百般限制，必然限制了信息交流和言论自由，压制人的创新能力。而且，共产党“劣胜优汰”的用人机制更使得人力资源被白白浪费；众多人才“用脚投票”逃离专制社会。
在中国社会，当权者永远不会错。谁在台上，谁就代表了正确。自诩为“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共，不允许批评，动辄就给人扣“反党反政府”大帽子，它是一个没有自我纠错能力、一错错到底、一烂烂到底的党。彭德要纠错，关进监牢；刘少奇要纠错，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林彪要纠错，身首异处。毕福剑私下骂毛，就被习近平砸了饭碗。邓小平大搞两极分化纵容腐败，学生游行反对，就遭坦克追杀。这滔天大罪，中共不仅不自责，还自称正确无比，大抓纪念人士。中共体制内没有纠错机制，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共党犯错甚至是犯罪。在这个伟光正的领导下，历史的记录只有两个字：灾难。
2．一党专制的独裁政体不具备合法性。
党的权力本身就是未经人民票决同意的非法权力，共党宣称自己掌权是“历史选择了共产党”即“打天下坐江山”，这与“人民最大”即人民主权原则相违背。在共党看来：人人平等绝对错误的，谁的暴力强，谁就可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吴思说“我玩命把天下打下来了，我坐江山享受点特权，这是最原始的道理”；“我玩命了我付出了暴力，为什么就不能有的一个合法的地位，特权的身份？”
吴思提出“劳动代价论”，为“打天下、坐江山”提供理据。因为“打天下”付出了心血，所以，谁抢到国家权力就归谁所有，这是“血酬”。因此，共党从国民党那里抢到政权，就由共党一党专政，是天经地义的。提出此理论的人摆出一副流氓样：“你有本事就请抢共党政权去”；活像拿着刀的流氓强奸妇女后对她说：你有本事杀了我呀！其实，劳动者拥有劳动成果不是绝对的。若是创造财富或者向“无主”的大自然索取，合理合法有益；若是抢劫“有主”财产，则是犯罪。纳粹付出了吞并波兰的劳动仍然无权统治波兰！
“打天下、坐江山”的观念是荒谬的，违反了社会常识，就象强抢民女为妻为奴一样。鼓吹“打天下坐江山合法”，就等于鼓吹“侵权合法”、“掠夺合法”、“抢劫合法”，这完全是强盗逻辑。难怪吴思提出“合法伤害权”了，因为他被马克思主义毒残了。
科学研究表明，人类基因结构的区别极其微小，在基因层面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现代科学以确凿的证据，给人人平等和主权在民等观念提供了支持。在人民主权观念普及后，建立在“历史规律授予共产党权力”的错误观念上的一党独裁政权便不再具有合法性。
3.共党反对普世价值，不可能有任何民主。
共党的唯物进化论认为：生命是由物质进化来的，人是由动物进化来的。既然是进化，生物就处在进化树的不同序列和阶段，就必然存在着先进、中游、落后的等级序列；那共党怎么会相信人人平等的普世价值？因此，根据“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共产党搞阶级等级制或阶级专政！这就是《共产党宣言》的结论。
普世价值从只承认人人平等。人人平等，一“部分”人（党派）就无权领导人民大众。共党却将人类分裂为“优”、“劣”对立的等级制，声称先进阶级（工人阶级）先进分子（共产党人）天然地拥有领导权，这是对人类蔑视，是极端反动的。共产党自称“天下第一先进(优秀）”，其他人因此而被视为“中游、落后”而受歧视。普世价值从只承认人人平等，共党却将人类分裂为“优”、“劣”对立的等级制。当中共淘汰劣质阶级劣质人口的时候，中共就是在践踏人权。
中共为其践踏人权找借口，提出什么中国特色，甚至到儒家三纲五常里去找维护特权的借口。这都是徒劳的，因为一党专制违反了基本人性。人性自由平等，喜欢按自己的意愿生活，不愿被奴役和受压迫。共党企图垄断所有资源永远奴役人民，不可能得到人民的认同。人们出于本性，不可能去维护它，而更多的是巴不得它早点垮台。
4．专制政权是武大郎开店，没有和平轮替的机制。
共产党内部毫无自由民主可言。思想上一元独裁，搞政教合一的领袖导师制，实质就是“强权即真理”，权力越大真理越大，党魁的话就是宇宙真理，一句顶一万句。马克思就是共产主义同盟内斗倒各派后，发布了《共产党宣言》的纲领的。被斗倒的派别都被开除了。哪里有自由民主？中共决不允许在党内宣扬不同的观点，否则就被扣上“分裂党”“妄议中央”的罪名而受迫害。
共党组织金字塔般等级森严，密室暗箱指定接班人；中共党内毫无言论自由可言，却蛮横要求——党员与党魁一致，只能搞一些党魁独裁下假选举，还美其名曰“民主集中制”，欺世盗名而已。中共的大小官员都是指定的，从来没有竞选过；党内从来就没有民主，只有大佬们的垄断和核心的独裁。法律对独裁者来说形同虚设，独裁者个人的好恶、言词都成了法律。独裁者的行为具有无规则性和不可预测性。独裁者一死，整个政权体系大乱，为了争夺对政权的控制，往往伴随着流血冲突或战争。如粉碎四人帮和64镇压。
党权世袭制实行的是接班人指定制度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制度。64后，邓小平指定了江泽民胡锦涛接班——既不需要人大的同意，也不受党代会的制约。党权世袭制的领袖不会指定比自己高明的接班人，所以总是武大郎开店，一代不如一代，逐级矮化。上司选择继任者的唯一标准并非忠臣，而是愚蠢；因为一个愚蠢的下属是可以被操控的。薄熙来在个人能力上要比包子强多了，因为他不够愚蠢，就不容易被上司操控，就只好呆在铁窗里。共党领袖指定的党魁不是公平竞争的结果，往往是巴结、阴谋的产物，不能让落选者心服口服。输家不会承认赢家的合法性。新领导人总感觉被人挑战，必然封口封网。一党专制的官职具有终身性和世袭制，阻止了和平更迭政府的管道，民众与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不断升温，只有以社会动荡之力来完成。
5.一党专制是最大腐败，反腐倡廉是愚民的把戏。
一党专制的党权是一种没有制约的绝对权力，一党专制政体赋予党魁专横地对待臣民的无限权力，书记可以随意侵犯人民的自由，人民的劳动成果遭到无理剥夺的事天天在发生。共产党不但垄断了政权、财权、军权，还垄断了思想。党的组织机构被当作永不下台的政府而设置和运作，专职的党干都是政府官员，政府的要员均是专职党干。这样的政体，岂有不专制、不腐败、不凶恶、不残酷之理！
列宁在领导布尔什维克的初期，以筹措党的经费为名，在国内指挥了几次银行劫案，但赃款中有很大一部份被他挥霍了。后来他又订立了几条“党员守则”，规定凡参加行劫者不得过问所得款项的数额及用途，因此他得以把“公款”顺溜地转入自己的腰包。共党掌权后，党库直通国库，无止境吸取民脂民膏，成了各国共产党的惯例；这是中国当前最大的腐败！第一把手管钱，在中国叫做“财务一枝笔”。广东省佛山市石湾区财政局预算科长罗斌“一枝笔”负责资金收入、拨付、记账、编制报表等工作，从1994年1月至1998年5月，侵吞公款达1.56亿元，创下建国以来个人贪污之最。河南省上蔡县某乡长听说自己即将调离，24小时内就赶签了70多万元的报销票据……
中共任何时候都不可能真正反腐。打老虎、打苍蝇的目的一迫于民众压力，抓几个老虎苍蝇做做样子，以收拾民心。二是内部派系斗争的工具，那些被公之于众的腐败分子，往往是内斗的牺牲品，尽管有的腐败高官还被杀头，但他们并不忏悔，只怪自己运气不好，政治上站错了队，碰到枪口上了，因为比他贪腐更严重的人多得很，只是人家运气好，靠山硬，避开了。腐败小泥鳅当了腐败大鳄的替死鬼。没有民主，就不可能遏制腐败。真反腐就必须废除一党专政，解散或改造中共，实行大选，还权于民。人民大众监督权力，政治才能清明。
6.一党专制的社会是不道德的野蛮社会。
每个“单位”党支部都是一个专制细胞，都存在着领导专权、谋私等现象。共党官僚把所有的资源据为己有，自己奢侈无度，却把百姓推向无钱治病只有在家锯腿的境地；它用盘剥人民的钱雇用百姓子弟充当打手镇压敢于反抗的人，专制成了一种文化，以致于连普通的医生、幼儿园的阿姨都想以权谋私。结果是假冒伪劣横行，社会公德的普遍沦陷。大陆儿童面临着被拐卖情况严重，或被打断手脚乞讨，更有中小学生被团伙强行参与卖血；女孩长大被拐卖，有些殡仪馆火葬场，工作人员把死者用过的棉被和衣服在市场上销售。
总之，一党专制的暴政是中国社会走向贫穷、愚昧、野蛮和动乱的根源。一党专制的野蛮暴政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文化上的长期祸害所积聚的矛盾和怨恨、仇恨，总有一天会象火山一样爆发。
江泽民上台后最大软肋和心结 一句话 准确表达
2016-07-29 05:59
江泽民2002年3月对《华盛顿邮报》记者这样宣称：“我年轻的时候曾相信共产主义会很快来临，但我现在不这样认为了。”
在他之后，中共进入了无理念、无底线时代，大大小小以权谋私的官员们迅速集结在他祭起的自私贪婪的恶魔旗下。——题记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总和。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多与贫困、集权、迫害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国家，像中国、朝鲜、越南、古巴，屈指可数，末日可期。
这一切，似乎一千年前北宋邵雍在梅花诗中早有预言：“豹死犹留皮一袭，最佳秋色在长安”。今天的共产党，犹如“豹死犹留皮一袭”的“皮囊”，被中共继承下来，维持着共产党的统治。世界最后一个共产大国的魁首江泽民，2002年3月对《华盛顿邮报》记者这样宣称：“我年轻的时候曾相信共产主义会很快来临，但我现在不这样认为了。”现在仍然真正信仰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已经寥寥无几。
尽管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已风雨飘摇，被世人唾弃，以其为权力依托，刚刚过上独裁瘾的江泽民怎肯让独裁者之梦轻易的得而复失？
按照马克斯•韦伯（MaxWeber）的分析，统治的类型有三种：传统型权威（traditionalauthority），法理型权威（rational-legalauthority），魅力型权威（Charismaticauthority），但江泽民是一个例外。他既不来自皇权天命，又不得自民主选票，更不是出于个人的能力。加上“六四”事件后中共面临的内外交困，江对权力的不安全感可想而知，既惧怕在中共内部被人取而代之，又害怕中共一朝瓦解失去权力。
不过，黑箱操作的中共政治却恰好给了深谙溜须拍马、见风使舵的江泽民一展身手的机会。他挑拨军头杨尚昆和邓小平的关系，1992年把掌握军权的“杨家将”拉下马，在军中安插他的亲信，从而控制军队。1995年利用反腐败作为工具，把政治对手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送进了监狱，铲除了不买江泽民帐的“北京帮”。1997年，邓小平去世，江泽民终于媳妇熬出了头。1998年，江泽民再一次与中共元老薄一波做交易，以年龄为借口逼原中共第三号人物、享有广泛威望的乔石退休。同时，通过放手腐败把各级官员捆绑江泽民的利益战车上。于是，江泽民的权力得到不断巩固，最终掌握了实权。一个原本被外界认为没有权力基础的过渡人物，江泽民在台上一蹲就是15年。
第一节 江泽民和中共的心结═执政合法性
“六四”事件向全世界昭示了中共极端自私性与无道德底线的特征。作为一个分明知道自己对人民犯了罪的政党，为了维护专制权力中共可以不断地冲破起码的道德底线，永远把中共自身的利益凌驾在人民和国家利益之上，一次次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中共在意识形态上彻底地破产，自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政治信用丧失殆尽，中共陷于极其严重的信任危机。在江泽民的统治下，直到现在为止，中共不但没有从这个信任危机中解脱出来，反而越陷越深。中共各级干部对中央的方针路线一点都不相信，上边骗下边，下边骗上边，中央骗全党，全党骗中央，人民不再相信共产党已经是普遍的事实。
新华社下属的《国际先驱导报》在《请让我来相信你》的报导中对这一事实作了非常形象的描述：
“这是一个神奇的国度。我们曾经对一切都充满信任，对领袖、对革命、对资本主义的必将灭亡和共产主义的光明未来……但我们现在却似乎什么都不信——不相信地方政府的表态，不相信媒体的报导，不相信身边人——尤其，‘政府说什么都加以怀疑，这已经成为多数人的习惯’”。
“当怀疑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如今，怀疑和警惕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因为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不断发生。住，我们有楼倒倒楼脆脆楼歪歪楼薄薄；吃，我们得小心假烟、假酒、假鸡蛋、假牛奶、地沟油、人造脂肪、美容而成的大米、药水泡大的豆芽、避孕药喂肥的王八、洗衣粉炸出的油条；出门，我们要提防推销的碰瓷的钓鱼（执法）的；上医院，我们担心假药、无照行医、被过度治疗（香港《太阳报》近日称，中国人去年一年输液104亿瓶，相当于人均8瓶）。此外，我们还要面对假票、假证、假中奖、银行诈骗、假老虎、假新闻等等。面对如此世态炎凉只能茫然自问：我们究竟该相信谁？”
“往往越是被官方或专家澄清的，反而越遭遇网民的质疑。”【1】
1991年8月苏共垮台和随之而来的东欧剧变，给中共带来极大的恐惧和压力。当时除了苏联解体外，柏林墙倒塌、波兰团结工会获胜、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天鹅绒革命、匈牙利完成了民主转型、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被推翻和处决、保加利亚完成了第一次全国大选……共产世界土崩瓦解。有个形象的说法，推倒共产党执政的政权，在波兰用了10年，匈牙利10个月，民主德国10周，捷克10天，在罗马尼亚只用了10个小时。共产政权的连锁崩溃，令江泽民和中共如坐针毡，极度不安。
与此同时，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都在迅速改变。貌似强大的苏联在几天之内的垮台，耗费巨大的冷战正式结束，使得整个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世界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加速增长的趋势。
内外交困的形势使中共统治合法性和生存受到了空前的挑战，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破产已使中共无法再用马、列、毛的原教旨主义整合其党徒和欺骗民众。八十八岁的邓小平在他著名的1992年初南巡中喊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的口号，再次推动经济改革，想通过经济发展的方式重新赢得民众的政治信任，继续党的权力。从此，经济发展成了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唯一筹码。
抱着共产主义的僵尸不放
然而，在意识形态破产后，没有真正的悔过自新，也没有道德和理想上的重新起步和新的追求，造孽太深的中共因害怕人民秋后算账，是不可能有道义上的勇气来抛弃共产主义的，而只能坚持政治高压以维持其专制权力，死抱着共产主义的僵尸不放。
马克思主义是中共的旗子。这是因为中共自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共产主义不是中华传统文化，而是泊来糟品。但是中共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暴力”旗帜下，用武装抢夺方式公然的篡取政权，得到不少好处，所以中共一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执政合法性的依据。“以革命的名义”，中共持续暴力统治中国人民，一党专制。“以革命的名义”，中国共产党人还时不时的窥视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位置。
马克思主义毕竟还在《共产党宣言》中给人民画了一个遥远的大饼，“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中共当时给中国人民开过无数空头支票，例如“耕者有其田”，“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物质极大丰富”，“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人人平等”，“人间天堂”。现在的中国人民连这个大饼的影儿也没摸著，且不说工人阶级当不了家也做不了主，普通人能和官员、高干子弟平等吗？总不能把社会完全颠倒成了“耕者夺其田”，“按捞分配”和“按权分配”，没有天堂也就算了，总不能让全中国人民都生活在“人间地狱”中吧。中国人从来讲个“名正言顺”，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当然遭到有史以来空前严重的质疑。
倒旗还是不倒？真的倒桩了，还不得不说中共有种，搞暴政不用说是提倡民主，至少里子面子是一致的。不，中共那就不是中共了。中共的特点和多年执政经验中最宝贵的一条就是，无所不用其极，无所不用其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旗还得扛着。连人都懒得骗了，中共也该垮台了。那要骗人就骗到底，就连自己也一块儿给骗了得了。
有了这杆旗，中共才能绘声绘色地继续宣称自己的合法性。
江泽民比谁都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招牌
江泽民不是毛泽东，邓小平式的共产党“伟人”，从战争年代的枪林弹雨中为共产党建政“出生入死”，赢得党内的声望和支持以及服从。身世不明的江泽民在民愤极大的镇压中莫名其妙的“鼠窜”上台是他最大的软肋，党内和民间都大不以为然。尽管他到处表演“扬州戏子”的吹，拉，弹，唱，仍然得到的是中国人的公开奚落和嘲笑。
能发展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历来被中国共产党人视作自己的殊荣，这样的殊荣往往是特殊授予党魁的，用于表彰并命名他的时代。有了这个规矩，江泽民以他仅有的“科长”级别的能力，“创造”出了点什么没有？
江泽民在扫除权利高层障碍连胜数算后，仍然感觉到党心和民心的背离，这对他的巨大权利欲望是个不可忍受的蔑视。在打响他的个人战争，以镇压法轮功凝聚党内集权时，他知道必须尽快的在党内确立自己的合法性。因为如果不把自己紧紧绑牢在中共的利益支柱上，他可能被当时仍然希望通过改革维持执政合法性的其他党人抛弃出中共历史的轨道。
中共是以党的利益，党的原则高于一切的。党内历次斗争，谁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挂在门脸上，谁注定会被同志们淘汰出局，这是共产党的党性运行原则。江泽民的贪婪使他不仅把自己的合法性和党拴在一起，还必须让中共党把他的浅薄记入党的纲领，作为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贡献，写入中共党的党章，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江泽民说：“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一点，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2】“要使党和国家的事业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丢掉老祖宗，是错误的、有害的。”【3】在中共建党80年时，江泽民自己出来把他什么也不是的“三个代表”定位为“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与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致的”【4】江泽民连个合格的共产党人都算不上，却巧妙的厕身于共产主义伟人的行列，借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共国的残余因素，确立自己在中共党内至高的地位。
经不起放弃共产主义的任何风浪
就像中共已经再也经不起哪怕是一点点真相的披露，由此可能造成整个中共体制的全线坍塌一样，中共经不起任何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风险，因为人民会质问，放弃意味着否定，那么此前所有的历史错误由谁负责？都是谁的手上沾满数千万中国人民鲜血？党对历史的错误无法交代，紧紧抓住马克思主义的稻草，是中共没有纠错机制，也没有真正的纠错动机，因而一错再错，为了掩盖过去错误而继续现在和今后的错误，并把错误包装打扮的比胜利还要伟大光荣正确，错得永远光冕堂皇，永远有理的一种反映。
1991年苏共垮台造成了江泽民和中共心惊肉跳的无数日日夜夜，可是他们总结经验和教训，得出的结论是什么？
“1991年8月24日，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宣布了两项震惊世界的消息：一是‘苏共中央不得不采取自行解散这个艰难但又是唯一合理的决定’；二是‘我不认为我本人今后还能够完成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责，我将辞去自己的所有职权’。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总统府圆屋顶上苏联国旗悄然落下，苏联自此成为‘过去式’”。
“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领导集团打着改革的招牌，本质上改旗易帜，全面背叛马克思主义，实质上走上了资本主义的不归路，最终葬送了社会主义。”“苏共最终垮台的根本原因，在于苏共自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始逐渐脱离、背离，特别是戈尔巴乔夫等人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把最高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忠诚于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国家和民族的人手里。”【5】
为了避免血债被清算，被送上断头台。江泽民想到这些时是发抖的。所以江泽民和中共煞有介事的继续高扛马克思主义的大旗。
历史给过中共机会
历史并不是没有闪烁过一线的阳光，照亮中共这个阴暗的幽灵。
《星岛环球网》报导，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魏萼回忆，主导这波历史改革潮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在1988年9月向他坦白，“中共的‘四个坚持’应适时从《宪法》中撤走，保留在党章；邓小平当时已决定将马克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从天安门广场撤走。当年中央军委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与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在会晤他时，魏萼抛出‘四个坚持’（即坚持马列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共产党领导）是不是要考虑放弃的问题。邓小平闻言，严肃地说‘我们不放弃四个坚持，’；‘四个坚持可以适时的从宪法中撤走，仅保留在党章里头。我也决定先将马、恩、列、斯等四个画像从天安门广场撤走，只悬挂孙中山和毛泽东的画像。’事隔整整二十年，‘四个坚持’并没有如邓小平所愿地从《宪法》中撤走，但马、恩、列、斯的画像，确是从1989年4月26日即被撤离广场。”【6】
为什么“四个坚持”并没有如邓小平所愿，如全中国人民所愿，从《宪法》中撤走？是因为党的权力移交到江泽民手中。江泽民为什么要祭起共产主义？世界上有那么多的模式和主义，任选一种不比共产主义更能让世界人民，包括中国人民接受吗？江泽民为什么要为中国定下社会主义，既共产主义初级阶段，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国家路线？为什么不愿放下这个背在中国人民身上无比沉重的历史和现实包袱？
这是江泽民的个人特点和中共的政党特点决定的。因为只有这样的主义才能让他尽情的用国家资源弄权，极尽国家甚至世界欲望之肆掠。这也就是中共强调的，在其经济足够强大时，将用以重新划分世界意识形态的中共核心价值体系。中共把自己作为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继承者，捍卫者，发展者，甚至领导者，尽管世界抛弃了共产主义，江泽民和中共还是要玩弄共产主义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眼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绝对不能倒，这关系执政党的生死存亡，关系中共权力的最高拥有和其合法性。江泽民当然不会冒党之天下大不韪易帜改辙，他正志得意满的乘坐在中共桅杆之巅，后来的事实证明，当上天再次给予中国机会，再次给予中共机会，法轮大法在中国洪传，江泽民不惜用最残酷的暴力，满足他豁口大开的贪欲，显示他的统治者地位，即使是面临行将自毁中共的万丈深渊，他的个人品质不会让他悬崖勒马，他死守住这条逆历史的荒唐主线丝毫不松手。
就这样，在这个素以谎言治国而著称的专制国度里，产生了一个众所周知的谎言：
“中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国际上“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7】
“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的是要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在当前社会主义在国际范围遭受严重挫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和理想普遍遭到怀疑的情况下，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或科学共产主义的性质有其特殊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8】
参考文献：
【1】“请让我来相信你”，《新华网》刊载《国际先驱导报》，2011年1月17日
http://news.xinhuanet.com/herald/2011-01/17/c_13694007.htm）
【2】江泽民，《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595页
【3】江泽民，《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76页
【4】江泽民，“在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江泽民文选》第三卷，2001年7月1日
http://www.qstheory.cn/zl/gcyl/201105/t20110525_82506.htm）
【5】李慎明，《居安思危——苏联解体、苏共垮台20年的思考》，2011年5月9日，http://www.bjqx.org.cn/qxweb/n27311c375.aspx）
【6】“台湾教授20年前密会邓小平辩论四个坚持”，《星岛环球网》，2008年9月17日
http://www.stnn.cc/reveal/200809/t20080917_865009.html
【7】《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03/04/content_2558860.htm
【8】《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796页
冉沙洲：习反腐倒江与去毛化同步推进
习近平自中共十八大上位最高领导人以来，习所采取的方针是，既 倒江，也去毛。而出现的另一个现象则是，每当习王反腐〝打虎〞倒江到关键时刻，江派和毛左都会假毛的亡灵向习当局发难——或搅局、掣肘习李实行各项改革，或扰乱、破坏习王依法治国，或攻击、阻挠习王反腐〝打虎〞倒江。江派、毛左之所以敢于肆无忌惮地抬出毛的亡灵与习近平当局对着干，盖因毛泽东是中共的鼻祖，是独裁、腐败、淫乱的总源头。
【阿波罗新闻网 2016-09-14 讯】
作者：冉沙洲
今年的9月9日，是中共大独裁者毛泽东40周年忌日。而毛左们此前早早就做好了准备，要在毛40周年忌日期间弄出一些动静来，以此与习近平当局的反腐〝打虎〞倒江相抗衡。然而据报导，国内一些毛粉的系列纪念活动纷纷被警方叫停，并被告诫，北京当局不希望看到有关毛的任何报导，就连海外一些相关活动也被禁止。此外，中共官媒对毛话题的报导一片噤声。耐人寻味的是，9月9日当天，也即教师节的头一天，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视察了他50年前的母校八一学校，并在那里发表了重要讲话。这让毛左们十分沮丧。
从毛左的一系列纪念活动纷纷被警方叫停，到中共官媒对毛话题的一片噤声，再到习近平选择在毛忌日当天高调视察他的母校八一学校，这一系列现象表明，习当局的去毛化行动在中共党内已由幕后走到了台前。
回顾习近平自中共十八大上位最高领导人以来，习所采取的方针是，既倒江，也去毛。而出现的另一个现象则是，每当习王反腐〝打虎〞倒江到关键时刻，江派和毛左都会假毛的亡灵向习当局发难——或搅局、掣肘习李实行各项改革，或扰乱、破坏习王依法治国，或攻击、阻挠习王反腐〝打虎〞倒江。江派、毛左之所以敢于肆无忌惮地抬出毛的亡灵与习近平当局对着干，盖因毛泽东是中共的鼻祖，是独裁、腐败、淫乱的总源头。
当年的毛泽东，就是通过〝革命〞、〝阶级斗争〞的极左理论和一系列极端手段来掩盖个人想当皇帝的世袭野心。毛当年发动〝文革〞，号召愚昧的民众〝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誓保红色江山千秋万代〞，实际上就是毛害怕自己失去权力后，他所犯下的那些滔天罪恶会被揭露出来，成为千古罪人。现如今的江泽民及江派，同当年的毛泽东一样，企图通过抬出毛的亡灵，通过搅局、掣肘甚至不惜发动恐怖袭击、暗杀和政变来夺权习近平的最高权力，以免使江泽民血债帮的反人类罪行曝光。
毛泽东是中共史上最大的政治野心家、大独裁者、腐败淫乱的总源头。他的极左理论及灭尽人性的极端行为，成为了后来者江泽民的衣钵，成为了江的遮羞布、附身符和挡箭牌。所以，只反腐〝打虎〞倒江，而不去毛化，是不完整的，不彻底的，也是不可能实现中国梦和民族复兴的。
有迹象显示，习近平自中共十八大上位最高领导人后，一直在遏制毛思想的死灰复燃，实行一手反腐〝打虎〞倒江，一手去毛化，将二者相继推进。如毛泽东的120周岁冥诞日，其纪念的规格远低于纪念习仲勋的百岁冥诞，尤其是去年10月15日习仲勋100岁冥诞这一天，天安门广场上的〝毛泽东纪念堂〞暂停开放；在习近平当年11月去湖南考察时，习绕道而行，刻意避开毛泽东故居；去年9月访美时，习近平将一本披露中国近代史真相、批评毛泽东的袁腾飞的历史书送给美国的学生；2014年习近平召开文艺座谈会时，习发表的长篇讲话中，只字不提毛文艺思想，倒是列出了长长的一串中外名著的书名及作家名字，等等。习近平曾明确表达过对毛的态度，如在2013年毛泽东冥诞120周年活动中，习婉转称〝不会推行毛泽东思想的复兴〞，不讳言毛的〝严重错误〞。所以，今年1月河南一座36米高的毛泽东塑像，在刚刚竣工不到一天的时候就被下令拆除，这或许表明了是习当局的意图。今年5月2日晚，北京大会堂举行了一场〝红歌〞晚会，被外界质疑〝文革风〞复辟。有消息说，大会堂上演的〝红歌会〞令习近平十分愤怒，批示要中办严查此事。更有香港《争鸣》杂志2016年8月号披露消息称，今年6月下旬，中共政治局高票通过了王岐山发起的议案，要求将坐落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毛泽东纪念堂迁离至湖南韶山。习近平表示，毛纪念堂的问题早晚要解决，不能以任何理由保留下去。
习当局去毛化的系列举措，为中共体制内的专家、学者、教授公开批毛营造了适宜的政治气候，使中共媒体成为批毛的舆论阵地。继俞可平、孙立平等体制内专家教授发表了一系列倡言民主和普世价值的文章之后，中共中央党校党建研究室主任王长江在集训5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党政官员授课时，在长达3个小时的演讲中公开批判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称马克思主义〝它中看不中用〞；批毛泽东〝文革〞后期〝不自信〞，〝因为毛百姓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等等。王还直言中共建党之初绝对不是〝帮助老百姓掌权〞，〝说老实话，你干的事就是破坏就是捣乱。干这个事的肯定不是执政党，所以是革命党。〞作为中共中央党校党建研究室的主任、教授，在演讲中公开否定马克思、否定毛泽东、否定执政党中共，这说明，作为中共道统的马克思理论及毛思想已遭到党内专职学者、教授的抛弃，共产意识形态已全面破产。
事实上，习近平当局实施的去毛化不仅仅是反腐〝打虎〞倒江的需要，它体现了中共内部相当一批人希望还原历史、还原毛本人、将毛彻底拉下神坛以及在中国推进民主、实行宪政改革的终极愿望。毛泽东当年不只让千百万无辜的民众成为毛共的刀下鬼，也使相当一部分与毛观点相左的中共元老成为毛的祭品。因此，习近平作为曾被毛迫害16年的中共元老习仲勋的儿子，其的去毛化不只是代表了他个人的意志，而是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中共元老及〝红二代〞的意愿。
有报导称，习近平将废除中共常委制、实行总统制；而更早些时候有港媒报导，中共两会期间，政治局委员王沪甯牵头召集高层智囊约40余人，在北京西山战略研究室举行关于民主制度和机制改革的秘密研讨会，会议名称为〝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制度和机制改革、发展的反思研讨会〞。期间，习近平三次赴会发表讲话，称〝本着对历史承担，对事业忠诚，对实事求是科学尊重，要解放思想，解除旧意识束缚，提出符合国情，符合时代发展、进步的意见和建议。〞外界分析称，此会目的或是习近平为大动作改革现行体制铺路。基于这些消息，习近平对于反腐〝打虎〞倒江与去毛化，必须采取左右开弓，统统打翻，一个不留。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江一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法学泰斗于浩成诉江卖国违宪 习近平摆明态度
——于浩成：江泽民越权违宪 巨大卖国
【阿波罗新闻网 2016-09-22 讯】
2003年，中国著名法学家于浩成先生，以〝司法观察〞的名义，向中国〝人大〞提交了诉讼状，并提出江频繁出访外国是重大违宪行为，并控告江泽民，认为江是大卖国贼。大陆微博也发出博文表示，江泽民向俄国卖国，可分明卖、半明半暗卖、完全暗卖，三大类。十八大后，海外党媒曾曝光江卖国细节。阿波罗网当时的分析认为，习摆明和江决裂，不背卖国黑锅。
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之子江绵恒被解职之际，江泽民与习近平的一张旧照在海外中文媒体上广传，照片中习近平以一种少见的犀利眼神盯着江泽民。双手同时握拳。
江泽民不但送给俄罗斯大片领土，还对其领导人媚态百出（网络图片）
江泽民违宪出访
于浩成先生文章表示，几年来江泽民以国家主席身分频繁出访外国，然而众多媒体在报道这些活动时，却毫无例外地全都忽略了一个重大事实：中国宪法明文规定，管理对外事务的行政权属于国务院（第八十九条第九款），因此，江泽民像日本天皇或英国女王那样偶而出访外国做为礼节性访问是正常的、合法的，频繁出访且像美、俄总统那样参与主持实际外交事务，就不能不是反常的。逾越他做为一个虚位元首权限的重大违宪行为了。
江泽民卖国万分严重
江泽民于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六日与哈萨克签订边境条约，于一九九七年九月廿四日和九八年七月四日再签订两份补充文件。九九年十二月九日至十日江泽民与俄罗斯政府在北京签定了两国政府《关于中俄国界几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又于二千零一年七月十七日在莫斯科与普京签订两国《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且在其第六条中规定：“缔约双方满意地指出，相互没有领土要求，决心积极致力于将两国边界建设成为永久和平，世代友好的边界”。
文章指，江泽民同外国签约，明显地违反了中国宪法的有关规定，即：同外国的缔约权只有在国家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决定才能实行。国家主席所能做的实际上仅仅是程序性的例行公事而已（第六十七条第十四款、第八十一条）。因此，江泽民同俄罗斯等国签约显然也是越权的违宪行为。
不但如此，如众所周知，中国与俄罗斯以及前苏联之间一直存在历史性的边境问题。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俄国曾迫使满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侵佑了中国一百四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其面积超过两个法国和一个波兰的总和，相当于四十个台湾那么大。
文章怒批，江泽民不顾中华民国成立以来历届政府从未承认这些不平等条约这一事实。竟然在与普京签订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明文肯定中俄边界的现状，这一边界当做正式划定的边界，等于中国正式承认了中俄之间历史上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正式承认了三百多年以来俄国侵佑中国大片领土的既成事实，从而将这片广大的国土拱手奉赠给俄国。这不是巨大无比、严重万分的卖国行为，又是什么呢？
江泽民的卖国清单
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江泽民确实已经卖国。江泽民是个大卖国贼，这是确定无疑了。现在，须要先弄清楚江泽民究竟出卖了中华民族多少东西？江泽民的卖国清单是甚么？
4月29日，大陆搜狐微博发表网名为“愿如梁上燕_叹花不解言”的博文表示，江泽民向俄国卖国，可分明卖、半明半暗卖、完全暗卖，三大类。
第一，明显的卖国帐（可计及无法计的卖国帐），计：
１，出卖中华民族领土帐。
(１），通过出卖不平等条约，出卖中民族的领土，计：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合计共60多万平方公里；乌苏里江以东加库页岛，合计近49万平方公里；新疆西部，共44万平方公里。上合计共153万多平方公里以上被出卖的领土，不包括外蒙古。外蒙古问题，不能算在江泽民的帐上。
(２），没有条约规定，江泽民出卖的中华民族的领土唐努乌梁海17万平方公里；江东六十四屯（比香港大三倍半）3.600多平方公里；中共政权时期，苏俄新侵占的中国领土3.5万平方公里。以上合计共20.86万平方公里。
这20.86万平方公里，近六个台湾省的面积；相当一百九十多个香港的面积。江撕破嗓门
对台湾叫喊：“要实现中国领土统一”。实际他却出卖比台湾大六倍多的中华领土。
（３），暗地出卖中华民族的领土这主要是通过与俄国的实际边界，俄国再多占，江泽民再多卖的中华民族的领土。这个数字，暂时无法计算，可称为“不计其数”。这须要把江泽民与俄国新定的边界线和中国与俄国旧的边界线比较之后，找出经度和纬度之差，才能算出三确数字。江泽民与俄国新的国界线本应该向全大陆，向全世界公布。但是，至今一直不肯公布。中国人民至今对自己国家国境线，都没有知识权；都不知道自己国家的国境线在那。这可能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这是中国大陆的又一“绝”。
２，出卖中华民族经济利益帐
购卖俄国人过时的，淘汰的破铜烂铁，破旧武器，旧潜艇，旧航母等等。最近，俄国人已经按耐不住自己的喜悦，特别高兴的说，他们获得一百多亿美元的高额收获。
３，出卖中华大地的国防权；出卖中国的领空和领海；出卖中国的国防线。大陆军队撤出国防线500公里（过去江泽民公布中国大陆祗后撤100公里，最近俄国人捅出来是中国大陆后撤500公里。俄国祗后撤100公里。）
第二，半明半暗的卖国帐不平等的经济合作项目。新疆、东北矿产资源的无偿奉送。
第三，暗的卖国帐
１，出卖俄国人强迫中国过去政府签订的九项不平等条约，彻底抹煞了俄国过去侵华的罪行。由于出卖了不平等条约，这就等于俄国过去没有侵华的问题。中俄过去两百多年的历史都要重写。同时也断绝了中华民族子孙收复失地的后路。这个问题之所以列为暗卖，是因为江泽民在与俄国定界时，对九项不平等条约寞寞之中根本不提了。
２，江泽民通过与俄国实际定界，偷偷出卖的中国领土。与俄国边界，如果平均每处退让一公里，总计起来，就是一万多平方公里又卖给了俄国。江泽民暗地实际卖了多少领土，这是江泽民绝对保密的数字。
３，江泽民经过卖国，俄国人给他的经济报酬帐。这1、２、3三项纯暗地出卖项目，是需要全国人民特别认真追究和查清的问题。
以上所谓明卖、暗卖，祗是便于适当分类。所说“明卖”，实际祗是指有条约规定被占的土地；从“卖”来说都是偷偷卖的。他并没有明明说他卖了。以上，江泽民的卖国帐单，由于本人手头资料不全，因此，帐单所列项目，很可能有遗漏，不完整。但是帐单中所列项目祗会是少，不会是多。也就是说，绝不会是冤枉江泽民。
亲习媒体公开发表江卖国
海外党媒多维网2013年3月27日在历史栏目头条曝光江泽民卖国细节。此文透露江泽民在2000年将白龙尾岛送给越南，仅广东一省就减少传统作业渔场3.2万平方公里，占传统作业渔场50%。白龙尾岛作为引子开场后，此文进一步曝光，江泽民曾和俄罗斯签订中俄边界条约，使中国永远丧失了约160万平方公里的2444个岛屿国土。江与俄签订的这些条约，均以沙俄和满清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划定的国界为基础，等于默认了沙皇和满清签的九项不平等条约。此文最后强调说，中国和俄罗斯之间98%的有争议边界，都是在江泽民当政期间和俄罗斯一起签订的。【阿波罗网曾报道：超级核曝猛料 习江彻底决裂最重大信号】
阿波罗网首发观点认为：江断送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为千古罪人；江卖国细节在海外党媒曝光，应是来自反江的党内力量授命，此事如此重大，所以最有可能是来自最高层习近平。习摆明和江决裂，不背卖国黑锅。
阿波罗网白梅报道
阿波罗网附中国著名法学家于浩成先生《江泽民越权违宪巨大卖国》原文，见下页
未完，还有下一页⬇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王笃若 来源：阿波罗网白梅报道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时政段子：中共屠杀人数够美国人死上2800年
【大纪元2016年08月27日讯】【足够美国人死上2800年】中共党媒说美国每年有近3万人死于枪下，其中1.2万人被枪杀，1.7万人开枪自杀。事实上另有真相是：苏联暴政的24年中被屠杀约2,000万人，这人数足够持枪的美国人死上700年。而中国比苏联还多死3倍，则足够美国人死上2800年。可见最危险的事情绝不是让公民持枪，而是让独裁者单方面持枪。
【中国人何其不幸】中国人何其不幸，发展到宋代世界领先文明时，被蒙古毁灭；发展到明代世界领先文明时，再被满洲毁灭；发展到民国初步实现的民主自由时，又被苏俄野蛮人豢养的汉奸集团所终结。被先进文明征服的机会始终远离中国人。
【历史惊人的相似】重庆谈判与鸿门宴何其相似，该杀不杀，终成大患。邓开放与洋务运动何其相似，只学经济不学制度，最终非驴非马成为吃人的怪物。胡赵改革与戊戌变法何其相似，开罪权贵，惹怒老佛爷，扼杀于摇篮。五不搞与五不议何其相似，错过良机等到兵临城下，哭天抹泪，于事无济。
【掠夺式增长】什么是掠夺式增长？掠夺式增长就是通过一整套的制度设计，想方设法的把你辛辛苦苦赚的钱再给赚回去。有些是悄悄给你弄走，如负利率，有些是公然弄走，如高房价，高学费，高医疗费；有些则是明明不合理，但依靠国家强力抢走，如征地、拆迁；有些则是在你赚钱的过程中，扒下你一层皮，如高税收。
【中国社会多样化】物价欧美化，官员世袭化，警察家丁化，工农奴隶化，媒体愚民化，教育吸血化，食品剧毒化，城管土匪化，公仆老爷化，法律欺诈化，学历水分化，经济泡沫化，历史欺骗化，养老无保化，宣传洗脑化，信仰空白化，国家党产化，民众闭嘴化。
【政治与你息息相关】有人号称不喜欢谈“政治”以显示自己的与世无争清风道骨，环顾四周：孩子读书难了，股市熔断了，外企撤资了，计划生育2.0版了，雾霾统一中国了，食品安全崩溃了，医保缺口越来越大了、退休要推迟了，社保又涨了……哪一样不是和你息息相关的政治。－与世无争没看出来，冷漠麻木的症状倒是很明显。
【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是一个神奇的存在，八十年代要破产的时候可以选择贷款，九十年代要破产的时候可以选择上市，00年代要破产的时候可以选择资产重组，最近几天又听到一个新词债转股。
【童话故事都不敢这么写】男子带11罐奶粉过关被抓，香港法院判罚5000元。我活了几十年，带白粉被抓的见过不少，但是带奶粉被抓还真没见识过。一个号称全球GDP老二的国家，居然连老百姓家独生孩子的一口放心奶都供应不上。郑渊洁：卖坏奶粉的不坐牢，买好奶粉的坐牢，童话故事都不敢这么写！
【杭州人民的现状】杭州人民的现状：晚饭后我去超市买了盒牛奶打算明天早上喝，结果一出超市，门口那保安就让我喝一口，然后我上公交车，司机也让我喝一口，我下了公交车，走着路碰到执勤警察又让我喝一口，眼看就剩一口了，我努力藏住留到明天喝，回到小区门口，保安又让我喝了最后一口。我的早餐奶就这样在我睡觉前全喝完了。
【两位杭州市民的对话】“我明天出发，去撒哈拉沙漠探险。”“那你带这么些水恐怕不够啊！”“这么多水都不够？不会吧？”“这些都不够你出城之前过安检的时候喝的……”——两位杭州市民的对话，听来的。
【社会压力测试】G20的各项措施，不是什么过度反应，而是与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广州亚运、深圳大运、南京青运一样，都是体制在做局部戒严的动员和训练，同时也对社会进行压力测试，管不管用另说，其目的是为预防类似314和75事件后的局势，应无疑问，一旦有事，断网、宵禁、路条等着你呢。
【这是准备跟谁战斗？】G20还没开，临安城就搞得如临大敌，草木皆兵。据说，连步兵战车，都上了街。这是准备跟谁战斗？尽管临安城被打扮得浓妆艳抹。但这根本掩饰不了统治者内心的恐惧和焦虑。其实，奴隶主比奴隶们更清楚，他们已处于民心丧尽、任何一次可能的意外，都会使这帝国的大厦，轰然倒塌。
（辑录自互联网）
刘卫平:败家子彻底拆毁了北京 正在疯狂毁灭中华
——败家子正在疯狂毁灭中华
北京：1949年，傅作义为了不让“北平”城毁于战火，宁愿放弃抵抗而选择了“投降”······“北平”城保住了，但以平房四合院闻名于世、空前绝后的平房大都市北平（北京）城，虽然没有毁于战火，却毁于所谓的“建设”中。毁够了吗？远远不够！
【阿波罗新闻网 2016-12-11 讯】
作者：刘卫平
早些年，美国总统克林顿曾对蛤蟆精说：你若想把北平（北京，他刻意引用了“北平”的称呼）改建成纽约、华盛顿模式的摩登城市，我给你十年的时间足够了。但是，你若想让我把纽约、华盛顿改建成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具有历史性代表的文明古城“北平”，你给我一百年我也办不到。
更早些，美国总统卡特曾说：我们有能力建无数座曼哈顿、纽约，但永远没有能力建第二个北京。
回顾“北平”：中华门：1417年建，1959年拆。地安门：1420年建，1965年拆。崇文门：1436年建，1965年拆。东直门：1439年建，1969年拆······几百年的建筑，就这样被败家子们毁掉了。北京：1949年，傅作义为了不让“北平”城毁于战火，宁愿放弃抵抗而选择了“投降”······“北平”城保住了，但以平房四合院闻名于世、空前绝后的平房大都市北平（北京）城，虽然没有毁于战火，却毁于所谓的“建设”中。毁够了吗？远远不够！
时至今日，“北平”还存在吗？我们再回首“北平”，展望全国，那几个门算什么？不仅整个北京已被彻底拆毁！整个中华大地都在贪婪的欲望中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这就是所谓发展经济的政绩······
毁吧！继续毁下去······举国上下一片毁，不把中华民族彻底毁灭誓不罢休！这一代人将成为中华民族不折不扣的千古罪人！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赵亮轩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批毛后高调谈民主
中共党校教授王长江，前不久一次内部讲课遭录音和录影，并被左派网站连续炮轰，称他丑化毛泽东、抹黑党史等，要求中央党校彻查。近日他撰文高调谈民主。（网络图片）
【大纪元2016年09月06日讯】（大纪元记者骆亚报导）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室主任王长江在此前授课时曾批评毛泽东而遭到左派攻击，近日他高调谈民主问题的文章在网络热传。王长江认为，法治的核心是治权，反腐败就是对权力的约束，而对权力进行约束必然走向民主，不搞民主是不可能走向现代化的。
王长江这篇题为《关于权力约束机制的几点思考》的文章2016年2月刊登在多家期刊，如《西南政法大学学报》。文章开篇表明法治的核心是治权，而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一个亮点是将治权问题作为突出的重点。
他认为这两年众人最认同的就是反腐败，而反腐败就是治权，反腐败就是对权力的约束。这是跟过去有很大的质的变化。他说，现在的反腐败要有一个从治标走向治本的过程，但治标并不意味必然走向治本，如果理念不对，治本就会胎死腹中。
他提出要对权力进行约束必然走向民主的问题，认为这是毋庸置疑的，并批有些所谓的专家提出“中国是不是可以不搞民主都能走向现代化”的论调，他反驳说：“不搞民主怎么走向现代化？”
王长江认为民主不只是一人一票的权力，民主应该是一个制度、一个系统，它是由一系列环节环环相扣、连接而成的这么一个系统。包括授权民主、决策民主、协商民主、参与民主、民主监督等等。
他强调，“你的权力从哪里来就向谁负责，谁就对你有监督作用；你要是这个权力没用好，你可能就会失去这个权力。所有这些逻辑关系都是按照民主政治，按照权力运行特有的规则组合在一起的。”他说，目前中共的体制是权力运行的逻辑关系缺乏应有的认识和尊重。
王长江此前因为上课对毛泽东等的批评言论遭到左派炮轰。他们将他对各地党校教师的授课进行录像、录音，整理后放到网上。左派还向党校施压，称他丑化毛泽东、抹黑党史等，要求中共党校彻查。
据网上公开视频显示，王长江在讲课中直言不讳地表示，“马克思主义，他不比别的思想更明显，不比别的思想地位更高，不比别的思想更显眼，它只是一个流派，因为它中看不中用，不适合中国国情。”
在谈到中共向执政党转型时，王长江坦言中共建党之初绝对不是“帮助老百姓掌权”。他批评中共取得政权之后“一拍脑袋瓜，就搞了计划经济，最后走到死胡同里去了”。
为此，王长江被左派称为“典型砸锅”的人，“企图颠覆”中共政权云云。但更多的大陆网民嘲讽左派言论并支持王长江的观点。也有评论认为，自由、民主的理念，本来就是西方社会的普世价值，现在党校的教授出面谈民主，也是中共意识形态的分崩下的社会现状，中共独裁专制被越来越被体制内的人所抛弃，中国社会变局也越来越近。
据公开资料，王长江今年60岁，是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党建教研部主任、中央党校世界政党比较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他长期从事世界各类政党运行机制的比较和中共建设问题的研究。
【曹长青】雨果和鲁迅的革命共识
2016-07-12 10:36
作者： 曹长青
法国大革命攻占巴士底狱（维基百科）
【看中国2016年07月12日讯】如何看待大革命，不同作家有不同解读。但法国、英国、俄国、中国的四位著名作家（雨果，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鲁迅）虽成长生活背景不同，但对大革命的看法却殊途同归，他们的观察和结论对今人仍有重要启迪。
其中雨果对旧王朝和大革命的关系研究最深，结论也最精辟。《九三年》是雨果最后一部作品，他酝酿了十年，可谓对大革命的毕生思考。雨果完全否定国王路易十六所代表的腐败、专制、等级森严、践踏人性的旧时代，但对罗伯斯比尔们以断头台为标志的大革命更深恶痛绝。法国大革命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但结果却是更暴烈、更凶残、更血腥，也就是更践踏生命、更泯灭人性。
《九三年》中，不断出现两个对比性标志：一个是老伯爵庄园中那个关押摧残农民的地牢“塔楼”，它是十几个世纪以来法国王朝的象征。另一个是法国大革命的“断头台”。雨果概括说：路易十六就是塔楼，大革命就是断头台。
由于“塔楼”底下浸透太多的血泪和尸骨（旧王朝有太多不平和悲惨），所以才滋养出复仇的断头台。雨果比喻说：大革命杀死了国王，把皇后嫁给罗伯斯比尔，然后生出断头台。断头台是塔楼的女儿！
雨果这样说，是强调革命的必然性：残暴腐败的旧制度导致革命爆发，它是对专制时代的复仇。但大革命却更加残暴，比旧制度还坏。这该怎么办？不再革命吗？回到旧时代吗？让稳定压倒一切而不再变革吗？
雨果的深邃和精辟就在于，他不是因为大革命更坏，就一概否定革命、维持旧王朝不变。他不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而是“两害”都不要！他提出必须推翻旧王朝，必须革命，但不能要断头台式的大革命。雨果为“革命”提出一个标准：要把人（这里指个人）、人性、良知、人道主义放在最高位置、作为最高价值。他说“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也就是说，革命是需要的，关键是在什么思想原则指导下的革命。雨果写作《九三年》时，美国革命（独立战争）早已成功。同样是革命，美国却没有走向法国大革命（以及后来的苏俄等共产革命）那种血腥之路，而是建成了宪政民主。雨果虽没明说，但实际上，他所心仪的那种以人道主义为核心、为最高原则的革命，已在美国实现。也就是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所体现的精神：保护个人权利，限制政府权力。“个人权利”至上，才为人道主义、人性的实现提供最大可能。
号称“读了五百遍托马斯·卡莱尔的《法国大革命》”的狄更斯，通过《双城记》这部小说，也表达了跟雨果同样的对大革命的思考：他认同法国应该有一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而且法国有一场大革命是无法避免的。但他同时认为，以野蛮对待野蛮不是真正的革命。革命是为了结束旧体制的残暴，但法国大革命的血腥暴力，则比君王制时更严重；那种又一个轮回的残暴，最后使革命者们自己都成了断头台的牺牲品。后来的共产革命不也是同样么。
《双城记》最后，小说主人公之一、替情敌去上断头台的卡尔顿的思考：大革命起来的暴民成为“新的压迫者”。后来的共产革命者们也是同样。
雨果和狄更斯都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利用大革命这个大背景，塑造了高大无比、光芒万丈的人道主义人物形象：《九三年》中代表旧制度的老伯爵、代表新共和的革命者郭文，《双城记》里的卡尔顿。美国哲学家、小说家安兰德（Ayn Rand）曾说，雨果的人物（道德之高度）“和我们有光年般距离”。
法国大革命攻占王宫（维基百科）
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鲁迅则是在（共产）大革命来临“之前”，用塑造的卑贱、可恶、残忍的负面人物形象，预示了红色暴力革命将带来的恐怖。
和雨果、狄更斯同样，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对沙皇旧制度深恶痛绝，甚至曾因直接参加推翻沙皇的活动被判死刑，在行刑前一刻被沙皇赦免，流放西伯利亚服刑。但即使那么痛恨旧制度，他后来仍敏锐地意识到，即将来临的、群魔领导的革命，带来的将是比旧制度更加可怕的地狱。那是比塔楼更加恐惧的血腥！
陀氏最重要的一个思考是：目标正确，是否就可杀害无辜。换句话说，可否不择手段地追求一个所谓正义的目标？《罪与罚》中，那个革命大学生就认为，为了“正义”的目标，杀害一个放高利贷老妇是可以的，甚至是正确的，因为杀了那个老妇，可解救很多把商品抵押给她的穷人。在《群魔》中，那个从神学教师变成的恐怖主义分子（跟雨果《九三年》中革命政委一样，也是由教士变成的革命者）宣扬：为了革命事业可以使用一切手段，包括勒索和暗杀。一名他的学生质疑他的理论，结果被他合谋暗杀。陀氏笔下的革命者跟雨果笔下的罗伯斯比尔们一样，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为了“群体”的伟大事业，认为“有必要”牺牲一些“个体”的生命和权利。
其结果就如英国历史学者格雷（John Gray）评《群魔》时所指出的，那种革命的“出发点是无限的自由，结果却是无限的专制独裁。”“想通过不人道的方式得到一种新的自由，结果产生了一种比沙皇主义的残忍更宽泛、深远的压迫。”为什么会如此？就是因为这种“革命”背离了人道主义这个绝对的原则，为了所谓的“集体正义”，灭绝了人性。
像雨果一样，鲁迅也是痛恨和否定旧制度的。在他笔下那个旧制度是吃人的，是践踏普通百姓的。在《阿Q正传》中，赵太爷代表的乡绅恶霸们，举人的贪赃枉法，军官的草菅人命等等，都在证明，那个社会不仅是旧的，应该改变的，而且是吃人的，正如他在《狂人日记》中所写，不仅用法家（以法杀人）的专制统治，还同时用儒家（虚伪伦理道德）的吃人统治，不仅用刀枪消灭你的肉身，更用吃人的文化，吞噬你的灵魂，让你变成那个专制和吃人文化的一部分而不自知。
同样像雨果一样，鲁迅在否定旧制度的同时，对新的痞子革命，更加否定。阿Q在土地庙做的那个梦，跟后来的共产革命实在太相似了。这里应该说，鲁迅的确是天才，他在共产党成立那年（1921年）写的《阿Q正传》就极为精准地预测到了，后来的毛泽东式痞子革命是怎样进行的。阿Q们的革命，就是以平等、均贫富的名义共产，公开抢劫赵太爷等人的私有财产，用他的话说，把赵家的东西统统都搬到我那里（栖身的土地庙）！那个大箱子、小捆子地从赵家搬东西的场面（阿Q在土地庙梦想的）可以说是后来毛泽东们“打土豪分田地”的早期文学版，或者说是预想片。
中国在纪念鲁迅诞辰百年时拍摄的电影《阿Q正传》（陈百尘编剧，严顺开主演），对阿Q的土地庙共产梦赋予了具体的视觉形象：“革命领袖”阿Q神气活现，除了公开抢劫家财，还要领导“革命群众”批斗地主乡绅，赵太爷一家，包括儿子儿媳，甚至丫环佣人，还有假洋鬼子等，都要在革命者面前一字排开跪下，磕头作揖，甚至自贬身份辈份，自我羞辱，认错认罪。
电影中的阿Q还算仁慈，没有杀人。可按阿Q的土地庙革命梦，他是要杀人的，别说赵太爷、秀才等乡绅，而且连一般乡民，包括曾跟他打架的小D，还有比他多抓了几个虱子的王胡，他都要醋意十足地杀掉。那种借革命之名泄私愤、报阶级分野的嫉妒之仇，是共产革命的普遍现象。在阿Q那里，革命就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哪个女人）就是谁。”典型的共产共妻。而且还要革命专政，随意镇压：“我手执钢鞭将你打……”拿的是“板刀，钢鞭，三尖两刃刀，钩镰枪”等杀人凶器。
1927年鲁迅就断言：只要中国还有革命，就一定“会有阿Q式的革命党出现……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鲁迅说这话22年后，毛泽东们就建立了红色政权。电影《阿Q正传》的结尾如此诠释：虽然尼姑咒骂阿Q断子绝孙，但阿Q的后人在繁衍，会有很多很多……。经历了反右、文革的中国知识人陈百尘们，对阿Q们的专制（迫害）肯定是感受更直接、更深刻。
鲁迅的预测太精确了，后来毛泽东极力歌颂的“湖南农村痞子革命”（给地主乡绅和所谓坏分子戴高帽羞辱，或用梭镖一下子把肚子戳开），共产党在五十年代强行收缴农民土地的合作化暴力运动，以及文革的给人戴高帽挂牌子游街示众，不仅性质，连形式都一模一样！
对中国那场所谓农村土改运动，周立波歌功颂德的写实小说《暴风骤雨》做了准确形象的描绘。那里农村革命的主角，也是小说主人公的赵光腚（有真实原型，是乡民公认的好吃懒做的二流子），就是典型的梦想成真的阿Q，他“手持钢鞭将你打”，随便暴力攻击任何的乡绅、地主和有产者，把阿Q土地庙的梦变成了现实。在那个革命大潮中，赵光腚等流氓无产者，社会边缘人、痞子们，占据了权力的中心。在革命的“暴风骤雨”中，洗涤掉的是人的善良、理性，人最初的温良恭俭让等特性，而代之激情、愤怒、暴力，和完全的不讲理。那场高举民主、自由的革命变成了赵光腚们的暴政。
上述四位作家，对彻底抛弃人道主义的大革命有相当共识。但不同的是，雨果和狄更斯都是研究“曾发生过的”大革命，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鲁迅，则是对还没有来临（自己更没有经历过）的红色革命，敏感到跟雨果和狄更斯一样，并做出了准确的预测，真可谓“天才所见略同”。
雨果、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鲁迅，都不否认需要用革命摧毁旧世界。革命本身并不错，最关键的是在什么思想指导下的革命。建立在高扬人道主义精神地基上的革命，是摧毁泯灭人性的专制旧制度的必须。而建立在否定个体生命的自由和尊严之上的、高举群体主义（collectivism）、公共利益旗帜的革命，为了群体、消灭个体的革命，则必然带来巨大的灾难。
人家早就不保尔了，我们还在柯察金
2016-12-21 12:30
作者： 唐开宏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网络图片）
我们那个时代，中学生和大学生们都时兴“座右铭”，最流行的有两条：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艰险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而已。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前一条是马克思的，比较直白。
后一条是前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他的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凭借主人公保尔･柯察金之口说的话，词藻华丽，有煽动力。
而且，保尔的故事极精彩，不仅有革命，而且有爱情。当保尔还是一个青涩少年时有了初恋，叫冬妮娅，名字翻译得十分动听。分明是一个美好清纯的女孩，却被贴上了资产阶级贵族小姐的标签。这场恋爱的性质当然是小资的，过程并不格式化，结局却是格式化的。因立场、思想、情调不同，最终各自带上一份不同程度的依恋分手了，分别走上革命与不革命的道路。保尔则在一个老革命的影响下，历经磨难，终于在革命的大熔炉中成长为一名百折不挠的布尔什维克。
奥斯特洛夫斯基这个人，不仅生活在斯大林时代，而且很可能就是一名斯大林的崇拜者。这本书的书名恰好与斯大林的名字“钢”（“斯大林”与俄语“钢”同音），斯大林的话“共产党人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相呼应。
由于故事精彩、思想“健康”、官方认可，书风糜一代。奥氏的这段话在青年中流传之广，影响之深，更是超过了马氏。笔者当年就曾将它写在日记本的扉页上，写在许多课本和笔记本上；毛笔的、钢笔的；行草楷隶，几乎到处都有。初中就写，高中还写。
大约在1964年过年后开学不久，学校传达了毛泽东过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伟大领袖”不仅说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还说学生可以逃课，可以上课睡觉，连考试都可以作弊，交头接耳，乃至相互抄袭。真是闻所未闻。传达下来后，校领导又安排组织了一些补充辅导报告，说大家要领会毛主席教导的精神实质，但考试仍然不能作弊。
紧接着在这年的秋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公开暴发，主动权始终掌握在我们手里。从“一论”到“再论”，从“一评”到“九评”，不仅有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熔炉”的说法，还有了“接班人的五条标准”，还有了“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之类的从《红楼梦》里下载的绝妙好辞。全都“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同学们读来全体兴奋，如痴如醉。苏修已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克里姆林宫的红星陨落”，天安门的红星闪耀，世界革命的心脏已经移驻北京了，我们的“伟大领袖”成了世界革命的导师了，“解放全人类”成了中国革命青年的己任。于是反修防修、兴无灭资的“学习心得”一篇接一篇，实质上都是清算自己，也清算父母、亲戚、社会的种种非无影响。
自那时起，大、中学生们所流传并信奉的座右铭也就为之一新。
那时流传毛泽东写给他侄子毛远新的话：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在命运的前头碰得头破血流也绝不回头”。
它究竟教给了我们什么？对我们起了什么作用？无非是在一个“崇高”的前提下，一条道跑到黑，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曾是我们那个时代全体中国青年学生的偶像。
这本书其实就是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自传体小说。奥氏在书中凭借主人公保尔之口，说了一段名言：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而已。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这段话也成了我们那个时代青年的第一座右铭。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中描写了保尔与资产阶级贵族小组冬妮娅的初恋，以及他最终在革命的大熔炉中百炼成钢的故事；为我们时代的每一个人青年所响往、崇拜。
前苏联解体后，笔者偶尔在杂志上看到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临终之前却说了另外一句意思完全相反的话：“我们所建成的，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
短短十几个字，也没有什么文采，但给人的震憾太强烈了。如奥氏这样革命者，曾如此坚定，又死得很早，怎么竟有这般的悔恨呢？
然而，我们却不知道如今在他的家乡乌克兰，他的乡亲们竟将他看成“乌奸”了。
这世界变化太快了！
“人家早就不‘保尔’了，我们还在‘柯察金’。”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真正的爱国主义不排斥其他人对爱国主义的理解。”美国早期思想家潘恩：“爱国者的责任就是保护国家不受政府侵犯。”
美国作家皮尔斯：“爱国主义：一堆随时可以被任何野心家所点燃，去照亮他的名字的易燃垃圾。”英国哲学家、数学家罗素说：“爱国主义就是积极地为了微不足道的原因杀人并被杀。”
英国剧作家萧伯纳：“除非你把爱国主义从人类中驱逐出去，否则你将永远不会拥有一个宁静的世界。爱国主义是一种有害的、精神错乱的白痴形式。爱国主义就是让你确信这个国家比所有其他的国家都要好，只因为你生在这里。”
把话说得更重的，是如下几位。美国作家、哲学家梭罗：“爱国主义是他们脑袋里的蛆。”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苏联创始人列宁：“每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爱国主义的破旗就又散发出臭味来。”
至于中国名家，论述毫不逊色。中共创始人陈独秀：“恶国家甚于无国家。”近代中国学者胡适：“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争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国家的权利。”当代中国作家王朔：“有这么一群人，在日本叫法西斯，在德国叫纳粹，在中国叫爱国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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