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昊 邱诗懿：铁托（上）| 铁托专题系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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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昊 邱诗懿：铁托（上）| 铁托专题系列一•《政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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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约瑟普·布罗兹·铁托作为南斯拉夫党和国家的核心领导人，其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从贫寒出身起步，在工人运动、牢狱与戎马生涯中成长，带领南斯拉夫走出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自治社会主义道路，倡导不结盟运动影响深远。作者围绕铁托的生平、成长为领袖的历程、苏南冲突、自治社会主义实践及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展开，系统呈现了他对南斯拉夫发展的深刻影响，为理解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及南斯拉夫历史提供了重要视角。



铁托（上）



冉昊 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

邱诗懿 中央党校研究生院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1892-1980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铁托在跌宕起伏的工人运动、牢狱生活和戎马生涯中逐渐成为南斯拉夫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在苏南冲突爆发以后，他带领南共联盟进行了独立自主的探索，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道路。同时，他倡导的不结盟运动使南斯拉夫逐渐摆脱困境、赢得主动。铁托领导南斯拉夫党和国家近40年，南斯拉夫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不俗成就，到1980年，南斯拉夫的人均GDP达到3089美元，在东欧国家中位居前列。如今，南斯拉夫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里，但铁托和南斯拉夫的研究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生平



铁托原名约瑟普·布罗兹，后由于从事地下活动的需要，用过很多假名。在共产国际，他叫“瓦尔特”。1934年，他化名“铁托”，并一直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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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托



铁托是农奴的后代、农民的儿子，出身贫寒，家中15个兄弟姐妹，排行第7。1892年5月，铁托出生在克罗地亚与斯洛文尼亚接壤的扎果列地区库姆罗维茨村。这里地处巴尔干半岛这个“欧洲火药桶”，历史上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民族构成复杂，被欧洲列强反复争夺、多次易手，曾分别由奥斯曼土耳其王朝、哈布斯堡王朝、奥匈帝国统治。铁托的童年就成长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中。当时克罗地亚人和马扎尔人矛盾尖锐。克罗地亚有许多大庄园属于土地贵族，这些人大多是马扎尔人。克罗地亚地区的巴昂实行马扎尔化政策，试图削弱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并挑唆信仰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和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克罗地亚人频频通过各种运动表达不满，地区冲突不断，反抗的气质或许就在这个时期融入了少年铁托的血液。



铁托15岁时离开库姆罗维茨村来到小镇锡萨克，开启了他为期3年的学徒生涯。铁托对读书有极大兴趣，每周都去城里的徒工学校学习，并利用上工时间和学徒们一起阅读。由于工作失误，铁托和师父卡拉斯发生冲突后出逃，被宪兵抓进了监狱。在卡拉斯的工厂期间，铁托第一次接触到工会活动和工人运动的宣传。满期出师后，他成为一名锁匠，开启了周游列国、独立谋生的历程。铁托来到克罗地亚首府萨格勒布的一所机械厂工作，成为五金工人工会的会员，并申请加入了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社会民主党。从1911年底开始，铁托在斯洛文尼亚、捷克、德国、奥地利等地辗转，一边做工，一边积极参加工人运动，技术日益娴熟，眼界更为广阔。



1913年，铁托应召，回到萨格勒布服兵役。奥匈帝国军队是一支老式的、古板的队伍，班长刁难和欺压这位社会民主党人。但铁托不予理会，利用一切机会提高自己的军事技术，成为全团的击剑冠军，并在全军比赛中获得第2名。1914年，奥国王储在萨拉热窝遇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无论是出于摆脱奥匈帝国腐朽统治的角度，还是站在社会民主党人的立场，铁托都是反对迫害、反对战争的。因发表反战言论，他被逮捕关押。在获释后，铁托立即被送往加利西亚前线。他跟随所在部队调到喀尔巴阡山，与俄军对垒。这时的铁托，已经逐渐显现出他的领导天赋，如对手下士兵的照料，以及带领战士们深入敌后完成侦查任务。交战双方的士气极其低落，可是在上边的命令下，相互还得你拼我杀。人们根本看不到这场战争的意义何在、牺牲的意义何在，厌战的情绪在普遍蔓延。1915年春天，俄国在喀尔巴阡山发动了猛攻，前线形势岌岌可危。各连队守住阵地，各自为战。在这场战役中，铁托被长矛刺穿后背，受了重伤，成了俄国人的俘虏。



伤愈之后，铁托被遣送到乌拉尔地区的战俘营，负责修铁路。在这期间，俄国二月革命胜利。他接触到了一些布尔什维克，读到了许多革命书籍包括列宁的文章，扩大了对俄国工人运动的认识。因为与进步工人联系密切以及帮助其他战俘，铁托两次入狱并惨遭毒手，遂逃至彼得格勒。1917年7月，铁托参加了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反对临时政府的大示威，再次被捕。在押送途中，俄国十月革命爆发，铁托在鄂木斯克的红色国际纵队参加了革命的军事任务。因为捷克军团的叛乱，铁托在吉尔吉斯的游牧部落避难。



1920年，铁托与别洛乌索娃在鄂木斯克结婚。阔别故乡6年终于踏上归途时，母亲已经去世，父亲已迁往他乡，孩子夭折。对于这一时期的经历，铁托回忆：“我在国内的早期的生活以及我在欧洲的旅行和工作已使我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了。然而我仍然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当了多年的兵，做过战俘，目睹俄国十月社会主义的革命，在游牧民族吉尔吉斯人那里避难，这些经历使我变得老练了，使我能更好地理解目前所看到的一切。”



青年铁托正是在辗转漂泊中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的。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他积极参与并领导南斯拉夫革命，逐渐成长为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并在关键时刻挽救了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铁托领导游击队和人民解放军，开创了大片解放区，在巴尔干半岛形成了对轴心国军队的有力牵制，为反法西斯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他在大国博弈中折冲樽俎，为南共领导的人民解放力量赢得了最大利益，建立了崭新的共和国，使流亡政权恢复王国统治的梦想破灭。1945年，在取得国家政权之后，铁托效仿苏联，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1948年，南斯拉夫同苏联决裂并发生激烈对抗，铁托领导南斯拉夫走出斯大林模式的束缚，大刀阔斧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革。1950年，在铁托的倡导下，南斯拉夫开始实行工人自治，由此开启了对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全面探索，开创了具有南斯拉夫本国特色的自治社会主义。同时，铁托在对外政策上坚持独立自主，在冷战背景下走出了一条独立于东西方阵营的不结盟之路，引领了世界不结盟运动的发展。面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弊端，铁托采取果断措施维护了南斯拉夫的团结稳定。



1980年5月4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铁托逝世。失去领袖铁托的南斯拉夫，在经济、政治、民族等多个方面的困难交织下，最终走向了解体。



二、成长为党和国家领袖



1918年，南部斯拉夫地区脱离奥匈帝国，成立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1929年正式改名为“南斯拉夫王国”），一个统一的南斯拉夫民族的国家从此登上历史舞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国际工人运动的高涨，工人运动以燎原之势在南斯拉夫王国迅猛发展。1919年，王国境内各社会主义政党召开统一大会，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工人党（共产主义者）成立，并加入列宁在莫斯科建立的第三国际。1920年，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为了与改良主义者划清界限，将党的名称变更为南斯拉夫共产党。正是这一年，铁托在萨格勒布加入了工会和南斯拉夫共产党，走上了革命家之路。



对于如火如荼的全国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国王亚历山大予以严厉打压，发布了取缔共产党和工会组织的“诏书”，宣布共产党和工会为非法组织，并逮捕了大批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党和工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这时，铁托召集一批在“诏书”宣布之前积极活动的工人和农民，秘密进行革命，并在1922年与党组织建立了联系，负责当地农民工作，重新恢复了基层组织的活动。不久，铁托被选为党的区委委员。



1925年，铁托到克拉列维察造船厂，组织开展新的工人运动。他筹建工会分会，恢复曾被解散的党组织，组织造船厂工人罢工并取得胜利。1926年，铁托前往贝尔格莱德，成为一家火车车辆厂的工人，随后因发表揭露工厂剥削工人的文章而被解雇。回到萨格勒布后，铁托逐渐从谋生的职业中抽身出来，被指定为全克罗地亚五金工人工会的书记，成为工人运动中的专职行政人员，一名职业革命家。接手工会书记几周后，铁托突然遭到警察逮捕，被押往奥古林法院监狱，被判处7个月徒刑，后来刑期减为5个月，并“在向萨格勒布高级法院上诉期间暂时释放”。



此时，南斯拉夫王国经济每况愈下，致使政府采取更为严厉的管制措施，包括进一步降低工资、镇压一切罢工活动、查禁工人刊物等。工人组织内部则派系斗争此起彼伏，党的上层人物热衷于搞宗派活动。作为南共萨格勒布地方委员会委员的铁托，深知宗派主义对工人运动的危害，发动反对宗派主义的斗争，由此积累了政治声望，并在南共萨格勒布第八次党代会上当选为党的书记。此后不久，铁托因组织工人运动、从事共产主义宣传被捕，判处5年徒刑。他并未因此消沉，而是在狱中建立党组织，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把牢房变为学校，乐在其中。1933年11月，铁托刑满释放，但被通知还得前往奥古林补服1927年被判徒刑的剩余部分。1934年3月，铁托正式出狱。



几度牢狱之灾使铁托经历了人生的艰难，也极大地磨砺了他坚韧的品质和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正是屡屡入狱之后的坚定表现，为他在党内迅速聚集了声誉，无形中成为他在党内获得迅速升迁的资本。



铁托出狱后与克罗地亚省委取得了联系，开始以“铁托”这一名字从事革命活动，成为克罗地亚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之一。由于南斯拉夫共产党在王国内未取得合法地位，南共中央滞留维也纳，国内的党组织和国外的党中央难以取得联系。铁托受克罗地亚省委指派，前往维也纳与南共中央建立联系，报告南斯拉夫国内局势。这是铁托开始参与中央工作的开始。



1934年10月9日，亚历山大国王在法国遇刺，共产党受到怀疑。南共中央决定将铁托派往莫斯科，使他有了与共产国际直接接触的机会。铁托会讲俄语，这进一步赢得了共产国际高层对他的好感。1934年12月，铁托受命负责筹备南共第四次全国代表会议，并当选为南共中央委员，进入中央政治局。1935年2月，铁托前往共产国际巴尔干书记处工作，处理南斯拉夫事务，化名“瓦尔特”。共产国际的工作经历，无疑对铁托的政治生涯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党内影响力日渐提升。



然而，此时党的组织太分散，国内缺少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中心。在国内直接参加斗争的人只能被动地等待国外的指示，完全没有行动的自主性；而在国外的党中央，也没有做出决定的自由，每一项决定都必须送到莫斯科，由共产国际审批。如此一来，党的很多决议不符合实际。南共领导人也走马灯似地不断更换，且多从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中挑选。时任党的总书记戈尔基奇长期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并不熟悉南斯拉夫局势，没能抓住王国政府选举的机会提高党的地位和声望，反而让党陷入了更加被动的局面——大量共产党人被捕，党的组织被进一步破坏。戈尔基奇为此遭到了南共和共产国际的普遍批评，同时加剧了南共内部的宗派主义活动和分裂倾向，南斯拉夫共产党面临着被共产国际解散的危险。1936年9月，共产国际决定改组南共中央。铁托被任命为组织书记回国领导党的工作，而南共总书记戈尔基奇继续留在国外，这使两人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铁托认为整个南共中央委员会都应回国，以加强组织的领导力量和上传下达的执行力。把南共中央滞留国外，只能使其缺乏对一线情况的具体了解，使南共中央“不具备为保护我们的干部所必需的关于国内情况的知识”，给党造成很大的损害。不过，仅作为南共中央组织书记的铁托无力改变这种情况。



苏联的大清洗运动，改变了南共的发展命运，也改变了铁托的命运。大清洗运动虽然让南共更加风雨飘摇，却给铁托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一百多名南斯拉夫人被捕，他们中大多数都在这场清洗中遭到长期监禁甚至杀害。其中不乏南共中央早年的高层领导，也包括时任南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基奇。铁托则出人意料地从大清洗中幸免——这或许得益于他始终沉稳谨慎的性格特点。在形势最动荡的时候，铁托没有前往莫斯科，和过去的派系斗争也没有牵连，由此得到了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信赖。



1937年夏天，戈尔基奇被撤职，随后被逮捕并处决。铁托接手了中央委员会工作，着手改组南共中央机构。1938年5月，南共临时领导机构成立，铁托担任负责人，积极开展全国各地的整党工作。1939年初，在共产国际的批准下，临时领导机构改组为中央委员会，铁托被正式任命为党的总书记。



1940年10月，南斯拉夫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铁托的主持下举行。这是铁托担任南共中央总书记之后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团结的、胜利的”大会——它标志着铁托此后对南共长达40年领导的开始。但不可否认，此时的南共，更具组织力和凝聚力，同时也更具独立自主性，与此前那个紧紧依附于共产国际、被当作“钦差大臣”的南共，已截然不同了。



此时的欧洲，已被拖入战争。1941年春，德意法西斯的铁蹄已征服了大半个欧洲。随着周边的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沦为德意的附庸，此前一直以“中立”面目维持的南斯拉夫王国，也被推向战争的边缘，不得不“选边站队”，否则更无生存之空间。3月25日，南斯拉夫王国正式加入轴心国。两天后，震惊欧洲的“3·27”政变发生，南斯拉夫一部分陆军和空军军官发动军事政变，高呼“宁要战争，不要协议”。这次政变震怒了希特勒，当即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怒斥南斯拉夫这个“塞尔维亚叛徒”，立誓严惩。4月6日，轴心国对南斯拉夫不宣而战，出动2170架飞机、58个师对南斯拉夫进行空地突袭。几周之内，南斯拉夫已经名存实亡，政府与王室出逃。



南斯拉夫王国崩溃，各政党也纷纷“如鸟兽散”。而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却在4月10日萨格勒布陷落之日发表抵抗轴心国宣言，建立由铁托任主席的中央军事委员会。这为铁托赢得了国内声望。6月27日，南共中央决定建立反抗轴心国最高统帅部——民族解放游击分遣队总司令部，铁托任总司令。7月4日，南共中央作出开展武装起义的决定，确立了反抗法西斯的基本方式是建立游击队，重点放在农村。南共随后按照这个思路，开始进行部署。铁托在塞尔维亚西部地区建立中央根据地；其他南共主要领导人被派往全国各地组织游击队。



9月末，以铁托为首的南共中央和最高司令部进驻塞尔维亚西南部的乌日策，建立了南斯拉夫第一个连片的大解放区，被人们称为“乌日策共和国”。在壮大发展游击队过程中，铁托组建了南共第一支流动的正规武装力量——第一无产者旅。这是一种以工人为主的、以队员的高度纪律性和作战的特殊方式而著称的游击队组织，作为突击部队，不受地区的限制，可以调往任何战线，日后成为南共武装的中坚力量。



随着轴心国围剿的加剧，铁托做出了一个重要的战略决定，率领南斯拉夫游击队“长征”，向北长途行军200英里（1英里≈1.61千米）而到达波斯尼亚西部解放区。游击队进一步壮大，到1942年底，人数已超过15万。铁托对游击队进行改编，确立了师和军的建制，并逐步将部队扩充为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随后，解放军取得比哈奇战役胜利，以波斯尼亚小镇比哈奇为中心，继乌日策之后，建立了又一个大的连片解放区——德军则称之为“比哈奇共和国”或“铁托国”。铁托在这里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全国性政权——人民解放委员会，简称“阿夫诺伊”（AVNOJ）。比哈奇后来也被视为南斯拉夫人民政权的诞生地。铁托领导的抵抗运动由此声名日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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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托（最右）和他的参谋人员在德瓦尔洞穴的指挥部前留影



1943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大转折的一年，德军在东线战场节节败退。在此过程中，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解放军和游击队，作为一支重要的力量，将轴心国军队牵制于巴尔干半岛。铁托领导的著名战役，包括奈雷特瓦战役、苏捷斯卡战役等。奈雷特瓦战役中，面对急流滚滚的奈雷特瓦河，铁托指挥游击队强渡，最终成功，拯救了“四千名伤员和病号”。在苏捷斯卡战役中，铁托的军队只能以马肉和野草充饥，在苏捷斯卡河与德军浴血奋战，以牺牲8000人的代价，突破敌人包围，进入波斯尼亚东部。铁托日后感慨：“这样的军队只有共产党才能培育出来！”



1943年11月29日，这是整整一年前铁托建立“阿夫诺伊”的日子。波斯尼亚古都亚伊策人头攒动，数百名各地各族代表，历经重重跋涉，来到这里，见证了“阿夫诺伊”从政治代表机构，到南斯拉夫最高立法和执行代表机构的历史性转变。同时，伦敦流亡政府和王国的一切权力被剥夺，国王及王室成员禁止回国。从此，“阿夫诺伊”成为南斯拉夫国家主权的最高代表。铁托被选为这一最高代表机构的主席，并被授予元帅军衔。这一日子后来也被镶嵌在南斯拉夫的国徽上，成为南斯拉夫国庆节。铁托从1939年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与此同时成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党权、军权和国家行政权力同时汇于铁托一身，一直持续到铁托逝世。



1944年5月，盟军即将在法国登陆，苏军也已推进至罗马尼亚边境。两面夹击使希特勒孤注一掷，大举进攻波斯尼亚西部和克罗地亚南部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并发起代号为“跳马”的空降行动，派空降部队直指铁托此时所在的德尔瓦尔城，企图擒获铁托，重演营救墨索里尼一幕。铁托隐蔽在山洞里，成功躲开了德国兵的追捕，随后经辗转来到亚得里亚海的维斯岛。9月，铁托赴莫斯科进一步争取苏联和斯大林的支持，最终与苏联红军一起，于10月20日解放贝尔格莱德。铁托高呼：“我们是从贝尔格莱德开始的，我们定会在贝尔格莱德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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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马”空降行动



胜利指日可待，萧墙仍未平定。此时的流亡王国政府虽被“阿夫诺伊”废除，却仍在国际上代表南斯拉夫。流亡国王佩塔尔二世仍试图获得英国的支持，重返南斯拉夫，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但苏联的存在，使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斯大林和丘吉尔最终达成关于南斯拉夫势力范围的“五五开”划分。在大国博弈背景之下，从1944年6月到11月，铁托与流亡王国政府首相舒巴希奇进行会谈，先后签署《维斯协议》和《贝尔格莱德协议》，成立南斯拉夫民主联邦临时政府，铁托任总理，流亡政府领导人担任内阁成员。铁托领导的人民解放运动代表在这个联合临时政府中占绝对优势。可以说，在英苏划定势力范围的前提下，铁托为他所领导的南共争取到了最大利益。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王国流亡政府自动消亡。



1945年3月20日，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对德军发动最后总攻，最终解放了南斯拉夫全部国土。自此之后，铁托领导着南斯拉夫共产党，开启了南斯拉夫全面建设的时期。



三、苏南冲突



在二战后期与战后初期，南斯拉夫和苏联曾经历过一个“蜜月期”。苏德战争爆发时，南共最先响应斯大林的动员，号召南斯拉夫抵抗轴心国侵略；战争后期，铁托及南共代表曾多次前往莫斯科进行会谈，苏联向南共提供了大量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援助，加速了南斯拉夫解放的进程。铁托领导的南共游击队对苏联取得欧洲战场的胜利起到了一定作用。尽管苏南双方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但总体而言关系是友好而密切的。战争结束后，苏南仍维持着亲密的同盟关系，加强了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合作。1947年，南斯拉夫主动与苏联进行协商，“我们一致同意抵制马歇尔计划”，并大力支持共产党与工人情报局的成立工作。在铁托的领导下，南斯拉夫以苏为师，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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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和铁托



然而，好景不长。1948年，两国关系急转直下，短短半年时间，南斯拉夫被苏联开除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这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名的苏南冲突。苏南冲突既有两党的历史积怨，又有战后交往中国家利益的矛盾和冲突。早在二战期间，冲突的种子就已经埋下：一是苏联对铁托及其领导的游击队并不十分重视，曾拒绝提供军事援助；二是苏联为了维护英美联盟支持南斯拉夫王国流亡政府，让南共作了很大让步；三是在对待“切特尼克”问题上存在不同立场。战后，苏南双方在的里雅斯特领土争端、卡林西亚归属问题、南保联邦问题、阿尔巴尼亚问题、希腊问题和南斯拉夫国内建设等方面产生分歧，使苏南矛盾不断升级。具体表现在以下5个方面。



其一，苏南在战后东欧战略部署是攻是守的问题上存在分歧。斯大林在冷战初期主张战略防御，维护苏联在雅尔塔体系中获得的政治权益，巩固其在东欧的支配地位，并不急于推行反对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铁托则坚持以战略进攻来反击西方国家，主张对外扩张，要确立南斯拉夫在东欧尤其是巴尔干地区的领导地位。这与斯大林的想法背道而驰。



其二，苏南在战后地缘政治考虑和国家版图划分上存在分歧。巴尔干地区的战略意义重大，铁托希望建立以南斯拉夫为核心的巴尔干联邦，而斯大林希望把巴尔干国家纳入苏联版图之中，由苏联主导成立若干联邦，但不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巴尔干联邦的出现。据卡德尔回忆，斯大林曾在会谈中提到“要是有朝一日建立联邦的话，我想，是会建立的，那么，我们就把俄罗斯联邦与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合并，把乌克兰与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合并，把白俄罗斯与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合并。”铁托对巴尔干联邦的构想与破坏了斯大林对战后东欧格局的整体计划和部署，苏南双方难以达成共识。



南保联邦问题是苏南分歧的一个集中体现。苏联希望保加利亚与南斯拉夫实行联合，从而使保加利亚不再受西方大国的控制。但两国对于联邦的组成方式意见相左。南斯拉夫希望保加利亚以第七共和国的身份加入原南斯拉夫联邦，而保加利亚则主张南保以平等地位组成两国联邦。1947年7-8月，铁托与保共领袖季米特洛夫互访，积极筹办联盟事宜。由于两国在联邦组建形式上仍未达成一致，11月铁托再次访问保加利亚，充分交换意见，进一步磋商联邦组建方案。1948年1月，季米特洛夫公开提出了一个令世界震惊的大胆设想——将来有可能建立一个包括希腊在内的东欧国家联邦。这比原来铁托的巴尔干联邦计划甚至要更具扩张性、更加激进和敏感。然而，在马歇尔计划的冲击下，斯大林正面临对外战略的调整，南保两国多次“擅自”行动引起了斯大林的强烈不满。在斯大林看来，铁托和季米特洛夫自行其是的行为将引起西方大国的注意和干预，影响东欧局势稳定，从而使苏联的战略计划和安排付诸东流。1948年2月，苏联、保加利亚、南斯拉夫举行三方会谈。会谈没有就建立南保联邦问题达成一致，苏南关系破裂已不可避免。



其三，阿尔巴尼亚问题和希腊问题是苏南冲突的另一根导火索。阿共曾在南共的帮助下建党，阿游击队在二战期间也得到了南共的大量援助。因此，南斯拉夫在阿尔巴尼亚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是战后第一个与阿尔巴尼亚建交的国家。在铁托的对外政策中，合并阿尔巴尼亚是其巴尔干联邦计划的重要目标。铁托与阿共总书记霍查签订一系列条约和协定结成同盟。这引起了巴尔干国家、苏联和西方国家的关注和激烈反应。斯大林担心南阿关系持续升温对苏联在东欧的统治地位造成威胁，尤其担心与之相关的希腊问题影响苏联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由于阿尔巴尼亚与希腊有领土争端，根据南阿条约，当两国发生武装冲突时，南斯拉夫有义务为阿尔巴尼亚提供军事援助，从而搅入希腊问题之中。而根据战时秘密签订的英苏“巴尔干百分比协议”，希腊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斯大林认为铁托此举可能导致希腊局势恶化，因此并不希望迅速实现南阿一体化。1948年1月，铁托没有同苏联商量，以有情报显示希腊在英美支持下准备入侵阿尔巴尼亚为由，要求霍查在阿尔巴尼亚南部地区提供一个基地，以便南斯拉夫军队入驻，保卫阿尔巴尼亚。铁托的做法遭到了苏联的强烈谴责。



其四，苏南双方在经济利益方面也有冲突。苏联长期对南斯拉夫进行经济控制与剥削，垄断南斯拉夫的重要资源，在合营公司中损害其利益，推迟签订贸易协定对其施加经济压力，使南斯拉夫处于从属地位。1948年3月，苏联单方面撤走在南斯拉夫的全部军事顾问和文职专家。在此之后，南共在苏南双方的多次信件往来中被扣上“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在意识形态方面遭到了苏联方面的严厉批判。



6月23日，在苏联指示下，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会议通过《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将南共开除出局。在苏南关系出现裂隙时，铁托曾多次向斯大林示好，试图缓解矛盾。但斯大林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和军事手段试图颠覆铁托政权，甚至策划暗杀铁托，欲除之而后快。由于两国关系破裂，在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经济制裁和军事封锁下，南斯拉夫面对着内外交困的双重压力，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困境之中。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意识形态论战空前激烈，一场清洗“铁托分子”的运动在东欧国家迅速蔓延。



其五，领袖的气质也是冲突加剧的一个重要因素。铁托和斯大林对于南斯拉夫未来如何发展各有不同的意见和见解，这很正常。但由于两人都是卡里斯马型领袖，相互之间协商、退让的空间狭小，致使冲突难以避免。随着1953年斯大林去世，苏南关系才重新缓和、得到改善。



苏南冲突的后果似乎也远远超出了铁托本人的预期。“尽管如此，就是我们自已也不总是估计到了一切应当估计到的事情。”但这也恰恰为南斯拉夫探索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条件。1946年，铁托就谈到过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特殊性问题，“每个国家内部发展的特殊条件和性质决定了到达和实现更美好社会制度所走的道路的特殊性。具体地说，在我们这里就是争取达到真正的人民民主的道路。”而正是苏南冲突，给南斯拉夫摆脱苏联控制、进行独立自主探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铁托领导南斯拉夫同斯大林模式彻底决裂，开辟了一条基于本国国情的独立自主道路，即自治社会主义与不结盟之路。





四、自治社会主义



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是在铁托的领导下开创的一种具有南斯拉夫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斯大林模式曾作为唯一一种社会主义建设的样板，成了二战后社会主义国家效法的榜样。1948年苏南关系恶化以后，南斯拉夫重新审视并全面批判斯大林模式，开创了适合本国国情的自治社会主义道路。



（一）创立过程



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是对斯大林模式的一种反抗。战后初期，南斯拉夫和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照搬苏联的政治经济模式，大规模采用行政手段、通过指令性经济计划管理经济，对迅速摆脱战后经济落后状态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南斯拉夫很快意识到这种行政集中式的制度存在的明显弊病。尤其是在苏南冲突后，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展艰难，国民经济近乎崩溃，加速了南斯拉夫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铁托和自治社会主义的主要理论家卡德尔认为，斯大林主义是一种官僚主义专制，对外推行霸权主义政策，已经背离了社会主义。南共试图恢复和还原马克思主义的“本义”。



他们回顾了巴黎公社革命、列宁的苏维埃实践和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战争的经验，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中挖掘劳动解放、国家消亡、自由人联合体等思想，确立了社会主义自治这一路径。



在苏南冲突的同时，南斯拉夫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深刻反思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推进改革。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去斯大林模式的自治社会主义改革，经历了工人自治、社会自治、联合劳动自治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工人自治。南斯拉夫以经济领域的工人自治开启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历程，提出了“工厂归工人，土地归农民”的口号。1950年，南斯拉夫在试点的基础上通过《工人自治法》，确定了工人自治的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该法规定，劳动集体选举产生企业的工人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进行自我管理，在主管机关或高级组织的指导下开展工作；管理委员会由工人委员会选举产生，实行任期制，在任职期间不脱产、不计额外的报酬。铁托在法令颁布前发表讲话，对《工人自治法》进行了进一步阐释。他认为这是一项民主的法案，工人直接参与管理，“把工厂、矿山等等交给劳动集体管理，就能防止一种名叫官僚主义的传染病在我们这里发生”。在实行工人自治后，国家减少了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企业的自主权逐步扩大。



第二阶段是社会自治。为适应南斯拉夫的社会发展形势，社会主义自治从经济领域不断扩展到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1963年宪法规定，自治不再局限于生产领域的工人自治。除党和军队机关外，国家机关和社会事业单位都实行自治，社会自治上升为宪法的基本原则。通过一系列改革，南斯拉夫加强了市场机制的作用，扩大了自治的范围，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自治在社会生产生活领域的全覆盖，从而推动了工人自治转向社会自治。



第三阶段是联合劳动自治。随着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和市场自发作用的增加，南斯拉夫经济发展出现不平衡、不稳定的现象。为加强自治一体化、实现更高水平的自治，南斯拉夫开始普遍建立联合劳动组织。联合劳动就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联合，“劳动者在自治基础上，采用各种形式联合劳动和资金，通过联合劳动组织的相互合作，从事这种社会再生产”。联合劳动组织分为联合劳动基层组织、联合劳动组织、联合劳动复合组织三个层次。劳动者通过联合劳动组织直接管理劳动、劳动条件和劳动成果，充分行使自行决定收入分配、同其他组织协议与合作等自治权利，并通过代表团制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1971年宪法修正案将联合劳动自治确立为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1974年宪法和1976年通过的《联合劳动法》将联合劳动自治制度加以确认并进一步完善。南斯拉夫根据联合劳动原则，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建立起各种类型的自治共同体。从此，自治社会主义发展到联合劳动自治的新阶段，自治社会主义制度逐渐成熟。



（二）主要内容



南共和铁托批判斯大林模式强化国家机器的做法，将马克思关于国家消亡的理论作为指导思想，认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国家开始逐渐消亡。他们将马克思提到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视为逐渐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整体，把社会主义国家看作消亡中的国家，在此基础上奠定了去国家主义化和分权化的总体改革方向。他们认为，当无产阶级真正掌握国家机器时，国家职能也开始随之消亡，首先是国家经济职能的消亡。铁托把工人自治看作国家消亡的起点，工人通过工人委员会直接掌握生产资料，参与工厂的生产和管理，实现由劳动者直接管理经济，“这就是我们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且是有关国家经济职能消亡的唯一正确道路”。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南斯拉夫的政治经济体制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转变。



在所有制方面，从国家所有制转变为社会所有制。南斯拉夫曾在战后初期采取国家所有制形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南斯拉夫认为苏联式的中央高度集权的国家所有制在社会主义国家成立初期有积极作用，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国家主义的垄断和官僚化，致使劳动人民在实际运作中丧失主体地位。因此，南斯拉夫取消了国家对企业的直接管理和干预。铁托指出，“国家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最低级形式，而不是像苏联领导人所认为的那样是最高级形式”。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即归全社会的所有劳动者所有，社会所有制下的任何个人和集体都没有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从而消除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调动劳动人民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在计划与市场方面，取消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实行以“自治协议”和“社会契约”为基础的自治计划体制。南斯拉夫肯定计划是社会主义的必然特征，但避免和国家所有制一样过分集中化、官僚化，认为尊重市场规律和有计划地指导经济发展，这两者并不矛盾。1951年，南斯拉夫颁布《国民经济计划管理法》，将原来指令性的国家计划改为由企业自己按市场经济来制订社会计划，国家不再对企业下达统一的、强制性的计划，而是提出计划比例和国家指标，对企业活动起指导性作用。企业自主制订发展计划，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国家除了规定企业职工最低收入标准外，不进行任何控制和调节。企业向国家缴纳一定的税收后，便自己决定其收入分配。”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社会计划体制也在逐步发展和调整。1971年宪法提出“以社会契约和自治协议作为在自治经济制度下指导经济发展的社会形式”，自觉指导和协调联邦内部经济生活，尽量克服市场和商品经济的自发作用所产生的影响。



在自治社会主义改革中，南斯拉夫农业改革体现了其鲜明特色。南斯拉夫早期也采用苏联式的农业全盘集体化政策，开展农业生产运动。1946年，南斯拉夫通过立法在农村广泛建立合作社，推行农业集体化。然而，建国初期的农业集体化具有强制性，由此带来社会矛盾的积累。“建立农民劳动合作社的工作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一场运动，在运动中不考虑入社自愿的原则，也不考虑新的集体农业经济赢利的条件。”南共通过国家行政力量的强制压力使农民加入合作社，强制征购剩余农产品，引起了农民的不满和抵制，甚至爆发大规模的农民骚乱。铁托逐渐意识到，靠斯大林模式的强制性农业集体化政策，无法减轻工业化的压力，也不能为农民所接受，甚至会动摇党的执政基础。



因此，20世纪50年代开始，南斯拉夫调整农业政策，不再盲目追求合作社规模和农业集体化速度，逐步取消农产品的强制性征购，给予农业合作社更大的自由度和灵活性。这是“工厂归工人，土地归农民”的口号在农业领域的体现，即将自治原则纳入农业合作社中。1953年，南斯拉夫解散和改组合作社，农民可以根据自身意愿进行耕种，自由市场经济在农业方面开始萌芽。“此后，南斯拉夫将国家所有制改为社会所有制，国营农场也改为社会所有制农场，合作社的土地一部分是国家拨给的，一部分是个体农民的私有土地。”



1954年，南斯拉夫继续探索和深化农业改革，允许包含农业用地在内的不动产的自由买卖。1955年，南共联盟决定进一步调整农业政策，丰富和优化合作形式，促进个体农民与农场和合作社的合作。1958年南共联盟七大通过的新纲领明确了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新观点。“对于农民所有的土地，不采取强制手段，而是通过建立合作社，或农民与农业生产中的社会所有制成分进行合作来逐步联合土地和加强社会主义农业企业，从而实现土地社会化。”经过多次改革，具有南斯拉夫特色的农业制度基本定型和成熟。“从1956年开始，农业生产已摆脱了停滞状态，随着现代化农工联合企业的建立和农民与‘社会所有制成分’‘合作’的发展，农业的单位面积产量已达到世界水平。”



随着国家经济职能的逐步下放与“消亡”，自治组织被赋予了充分的自主权，这些改革措施活跃了南斯拉夫的经济生活，生产力迅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南斯拉夫一度成为东欧地区经济发展的典范。



然而，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的内在矛盾，为日后南斯拉夫的经济危机埋下隐患。一方面，有人诟病南斯拉夫的社会所有制是“无主所有制”——“社会”究竟在哪里？“社会所有制既是属于所有人的，又不是属于哪一个人的。”由此，社会所有制带来产权不明晰，终将带来“公地悲剧”。另一方面，南斯拉夫的“自治协议”和“社会契约”，在实践中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从而导致既不能对经济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又没能真正发挥市场的作用。到20世纪80年代，南斯拉夫的经济危机日益加剧，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这也成为南斯拉夫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政治体制改革



为适应自治社会主义的发展，铁托对政治体制也进行了重大改革。在铁托看来，斯大林模式的主要弊病就是权力高度集中，缺乏民主。去斯大林模式，就是要改革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实行分权化。“社会主义本身就包含着最民主的统治形式。”民主原则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铁托思想体系在政治改革实践中的理论基础。

铁托推动的南斯拉夫政治体制改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改革“斯大林模式”，对联邦权力进行有效制约，并推进地方自治与权力下放。在苏南冲突以前，南斯拉夫曾是一个仿照苏联建成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联邦议会由联邦院和民族院组成，议会选出的联邦部长会议（联邦政府）掌握主要权力。随着工人自治的开展，1953年宪法对国家机构进行了改革。议会仍由两院组成，民族院并入联邦院，新设生产者院，从而更直接地代表工人利益，将自治因素纳入了国家机构中。1963年宪法进一步限制联邦政府的权限，加强共和国、自治省和区以及自治机构的权限。新宪法规定，国家名称改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是一个自愿联合的各民族平等的联邦制国家；联邦议会既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又是社会自治机关，由联邦院、经济院、社会福利院、教育文化院和组织政治院五个院组成，适应各劳动领域自治的发展；推进干部政策民主化，实行干部轮换制，限制兼任和连选连任。1971年宪法修正案确认各共和国和自治省享有主权，按照自治原则以协商的方法进行集体决策。随着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发展到联合劳动自治阶段，南斯拉夫的政治体制最终定型。1974年宪法规定，联邦议会改设两院，联邦院由区议会选举产生，共和国和自治省院由各共和国和自治省议会选举产生。在两院中，不论面积大小和人数多寡，六个共和国代表人数相等，两个自治省代表人数相等（略少于六个共和国）。共和国和自治省议会与区议会各设有三个议院，分别在生产劳动领域、地域和社会政治组织选举产生。由此，南斯拉夫的政治体制在宪法层面充分体现了民族平等和自治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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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



二是通过建立公社制度，积极推行地方自治，扩大社会主义自治民主。南斯拉夫的公社制度源于巴黎公社经验和马克思恩格斯的自治思想的启发，人民委员会的改组和工人自治的开展为这一制度的形成奠定了现实基础。1952年，铁托在南共六大报告中提到，“区、市辖区和市现在构成国家制度的基石，并有可能进一步发展为区域性社会共同体——公社”。1953年宪法确认了市、县和区的自治权，进一步推进了地方自治的发展，“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部门生产者的自治与市、县和区劳动人民的自治，构成全国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的基础”。1955年《关于公社和区的新机构的一般法》的颁布，标志着南斯拉夫的公社制度正式形成。公社是一种区域性的基层社会经济共同体，是基层社会政治单位。在铁托看来，在过渡时期，国家还没有完全消亡，公社制度对联邦权力下放和国家机构的精简形成了重要补充，“不断减少联邦、各共和国和自治省的共同性事务，转由各区和公社去负责处理。公社的工作内容、职权范围不断扩大。公社逐步成为组织政权的基本形式。”



三是建立代表团制这一具有鲜明南斯拉夫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20世纪70年代，代表团制构成了南斯拉夫政治体制改革的新特点。代表团制是基于生产部门、属地部门和社会政治组织，而非单纯基于地域单位来选举议会代表的独特的代表制度。铁托强调，“政治制度中最重大的改革首先是在社会作决定的所有领域都实行代表制”。根据1974年宪法，南斯拉夫在各级议会和管理社会事务的各种自治利益共同体都实行代表团制，劳动人民和公民通过代表团参与民主决策。代表团制最大的特点，在于从三类组织即生产部门、属地部门和社会政治组织中选举代表，打破了一般意义上仅按选区选举代表的常规，可以算作南斯拉夫在选举制度上的一大创举。卡德尔指出，代表团制的意义体现在，“政治不再是少数职业政治家、专家治国论者、官僚、政治化了的知识分子上层集团和实际掌握阶级权力的人的专有领地，而已成为自治者及其自治共同体的事情”。代表团制作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民主的重要特色，是联结南斯拉夫政权组织、自治组织和社会政治组织的纽扣。



除了联邦权力下放、建立公社制度和代表团制度，铁托对党的领导方式也进行了重大改革。建国初期，南斯拉夫采用的是苏联式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领导模式。苏南冲突后，南斯拉夫对斯大林模式进行深入批判和反思，全面改革党的领导方式。



一是变更党的名称。沿着国家逐渐消亡的改革思路和方向，南共和铁托也把党的逐步消亡问题提上了日程。铁托和党的理论家卡德尔都认为，南共不应像传统意义上的执政党那样成为经济、国家和社会的领导者和管理者，而应是“思想一致的人的联盟”。1952年，南斯拉夫共产党正式更名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简称南共联盟、共盟）。在铁托看来，这一名称和马克思恩格斯命名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最为接近，“党的这个名称不再适用了。我深信，如果把它称作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肯定会更确切，也会符合目前阶段和今后发展的远景”。



二是实行党政分开。针对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弊端，20世纪50年代，南斯拉夫开始提倡党政分开，以解决党的权力膨胀和异化问题。铁托对社会主义自治条件下党的领导方式及其功能作了新的阐释。他在1952年南共六大报告中指出，“南共的作用今天不是发号施令”，而是在于“做思想教育方面的领导工作”。但铁托同时解释道，这并不意味着党的“其他一切领导职能都不存在了”。否定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特殊权力，并不是取消党的职能，“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更加加强了自己对社会主义顺利发展的作用和责任”。1958年修订的南共联盟纲领进一步提出，取消南共联盟在各级政权组织和社会自治组织中的垄断权。在此原则指导下的一系列党政分开的改革，使“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在政权方面的作用日益减少，而在形成和提高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方面的作用日益增加”。“1969年5月选举产生的新的联邦执委会，22个成员中没有一个是共盟执行局的成员，只有总理和国防部长、外交部长进入了共盟主席团。”



三是加强党政各自集体领导。在党的集体领导方面，南共联盟1966年开始改组中央机构，设置了南共联盟主席团。主席团成员主要由各共和国共盟中央主席和自治省共盟省委主席组成，以这种方式把党内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制度确定了下来。铁托强调，“集体工作的原则意味着发展和加强南共联盟内的责任和民主关系”。南共联盟通过集体领导制度的设计，加速了党内高层领导的轮换。在行政的集体领导方面，南斯拉夫1971年设立了联邦主席团，“主席团由各主席以及每个共和国的两名代表和每个自治省的一名代表组成”，后又修改为共和国和自治省的议会选举的成员和南共联盟主席组成，这又把行政的集体领导制度确定了下来。“铁托在他晚年又进一步提出了改革干部制度、加速解决各方面主要领导人的轮换问题。”至此，南斯拉夫所有国家机关的主要领导人都有了任期限制，集体领导制度逐步推广到了其他社会政治组织。



四是将党的“领导作用”改为“引导作用”。南共联盟主动取消了自己在政治上的垄断地位，党的作用不再是发号施令，而是“团结、协调与引导”，即把党的领导方式转变为主要通过开展思想政治活动来实现。比如：举行会议和建立协商机构，从而“更广泛更深入地讨论和准备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社会工作和活动某些方面的立场和建议，以及传达和研究共产主义者联盟机构的思想政治立场和决议”；通过代表团制的三类组织保持组织体系内部的经常性沟通，从而“密切党群关系”；加强意识形态宣传，把握报纸、杂志等出版物的舆论导向，实现党“引导社会自治”。



五是突出党和其他社会政治组织的“引导”关系。铁托认为，“社会政治组织不是共产主义者联盟社会作用的传送带”。他强调其他社会政治组织的重要作用，从而否定了苏联把工会、共青团等群团组织当作党的工具的做法。具体说来，一是突出其他社会组织的重要功能。如铁托所言，“南共联盟通过思想政治活动，通过群众性的社会政治组织和自治机构来发挥自己的作用”。二是南斯拉夫的社会政治组织接受共盟在思想和政治上的指导，但共盟并不因此在社会政治组织中享有特殊权力。三是南共联盟高度重视统一战线的作用。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简称社盟），是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形成的“人民阵线”的继承和延续，是南斯拉夫国内最广泛的联合阵线与协商性组织，在社会政治组织中发挥着纽带和载体作用。铁托多次强调要充分发挥社盟的作用，南共联盟和其他社会政治组织共同在社盟中进行民主讨论与协商。



然而，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新的问题也逐渐浮现出来。一方面，南斯拉夫的非国家主义倾向越来越明显，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共盟各自为政。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自治民主的改革浪潮下，“大国中央集权制同联邦体制相矛盾”，导致联邦权力的弱化，各共和国和自治省的独立性大大增强，加剧了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的离心力，为若干年后南斯拉夫的解体埋下了隐患。另一方面，在联邦权力下放的过程中，党中央权威被削弱，党在思想上、组织上的凝聚力不断下降。



本文节选自《政治通鉴》第六卷。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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