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台独”悠着点，小心报应来得太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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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评：“台独”悠着点，小心报应来得太快

　　蔡英文20日上台至今没几天，但台湾岛内的“台独”氛围进一步加重，“台独”言行不断露头。23日新任“国防部长”冯世宽在“立法院”接受质询，他先说个人不支持“台湾独立”，从未听过蔡英文讲“台湾独立”。但当民进党“立委”追问一旦未来公投主流民意支持“台独”，他将怎么办时，冯竟然当场改口说“会顺从民意”。
　　另外新“教育部长”已于21日宣布近日将以行政命令方式废止2014年通过的微调课纲，而那次微调是为了纠正陈水扁时期课纲的错误史观以及“皇民思想”。新当局的这一行动不能说不猛。
　　“行政院”发言人23日对日本控制的冲之鸟“是岛是礁”问题也宣布了与前当局不同的态度，马英九当局曾坚持冲之鸟“是礁而不是岛”，明确反对日本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主张，但新当局表示“不采取法律上的特定立场”，一切静待联合国岛屿界限委员会做最后的裁定。
　　新当局还于23日宣布撤销对126名“太阳花学运”人士的起诉，称学运是政治事件，非单纯法律事件，应“从宽处理”。
　　蔡英文当局迅速显示出与前当局颠覆性的施政苗头，而做这一切从新任高官到民进党“立委”兴致高昂，几无顾忌。“台独思维”正在民进党控制的岛内各政治平台上弥漫开来，而且显得很嚣张。“天变了”，“搞台独可以公开了”，这是来自岛内政坛的突出信息和印象。
　　作为新任“总统”和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显然对这一局面的出现负有责任。她自己口口声声表示“维持现状”，“按中华民国宪法施政”，但刚几天工夫，台湾就像是要走向“断崖式变化”，哪有“维持现状”的样子？
　　很多人有一种强烈预感：民进党很想借这次执政彻底把台湾洗绿，但他们慑于大陆的立场，不敢一下子翻脸，因此要一招一招地往外使“台独”动作。现在这批民进党人骨子里未必不比陈水扁时期那帮人更激进，但他们可能比较讲究策略。
　　蔡英文是与那批激进“台独”分子在扮“红脸白脸”，还是她管不住那些人呢？这个问题一时看不清，但它总的来说大概不重要。台湾体制下存在几个梯次的激进力量是很自然的事，重要的是新当局的总倾向是什么。无论蔡与近日跳出来的激进势力是共谋关系，还是她受到裹挟，如果“去中国化”在台湾大举抬头，都是大陆决不能接受的。
　　我们相信，大陆一定会对新当局主导台湾后出现的“台独”表现作出反应。后者的每一个出格动作都会付出代价，激进分子在积孽，他们以为自己已经执政，“说了算”了，头顶别无他法。但他们的头顶还有一部大法，那就是《反分裂国家法》。
　　大陆有敲打、教训“台独”势力的手段，也有根据《反分裂国家法》对其给予根本性打击的能力。“台独”势力需要“悠着点”，这决不是一个廉价的警告。要搞边缘性博弈，曾把陈水扁打趴下的大陆不会惧与今天的民进党再斗一把。如果要摊牌，说句不好听的，“台独”势力形同大陆巨足边上的“臭虫”。
　　“台独”在中国全面崛起的时代决无可能实现，民进党今天所做的一切从时代大角度看全是泡沫，只是给走向复兴的中华民族添了一道恶心。“台独”势力或者被岛内政治变迁逐渐消化、边缘化，或者他们最终恶贯满盈，等着大陆做一次决定性的收拾。台海的这段历史大概不会有第3种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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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不谈“首富”谈“首负”
2016-05-14 04:00:00环球时报马云分享
　　我以前当老师的时候不太看得起商人，和很多人一样认为商人只是倒买倒卖而已，无商不奸。但自己干了这么多年企业以后，我深深为这个群体感到骄傲。做企业有很大的责任感，在中国做企业很辛苦，一晚上只睡两三个小时，一天跑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都是太正常的事了，但这个群体不太被人认同。十年前我和大家一起参与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发起，就是希望企业家创造的价值能被社会认可，这个群体能和社会更好地沟通。伴随中国社会的进步，中国企业家群体也应该成长、进步，有更大的责任和担当。
　　我认为，未来中国企业家群体以及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主要应理清四个方面的关系。第一，要理清楚跟钱的关系。钱很重要，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我们都是为了企业能活下来，生活过得好一点。但到今天，当我们跨过这个阶段，钱的本质已经成了完善社会、让社会稳定的资源。你有100万是你的钱，如果有两三千万，别认为是你的钱，那是社会的钱，是社会相信你可以比其他人管钱管得更好一点而已。所以，我希望媒体不要总是评“首富”，这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首富”首先是负责任的“负”，你有资源、有钱就得担当这个责任。今天，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成员必须讨论钱以外的事，要讨论和道德、价值观、社会责任有关的事，要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第二，要理清企业家与政府的关系。我们要讲四个不：不行贿、不欠薪、不逃税、不侵权。我认为企业家就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科学家。经济从来没好过，都是靠大家努力起来的。经济从来也没坏过，只是看你怎么判断问题。很多人说实体经济碰上互联网很麻烦，其实互联网企业也不知道未来怎么走，大家都有一个学习成长的过程。不管未来怎么发展，这四个准则都是不变的。
　　第三，中国企业要处理好与世界的关系。全球化绝不意味着在国外开几个工厂，也不等于英文好。中国企业家走向全球不是远征全球，而是融入全球、参与全球。也就是要参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为当地创造就业、创造税收、创造价值，在当地成为真正受人尊重的企业。也许二三十年后，中国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作为第一大经济体中一个最大的经济群体，企业家要思考如何能在其中发挥作用，不仅在国内赢得尊重，也要在世界上赢得尊重。
　　第四，中国企业家要处理好过去和未来的关系。没有过去的积累，没有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的积累，我们不可能有今天，所以对昨天永远要有感恩之心。同时，我们要对未来充满敬畏，对今天充满珍惜。
　　总之，我们希望为社会进步创造价值，也为孩子们树立一个榜样。今天，各国最大的问题都已经是经济问题，而经济问题的第一担当者、第一责任人是企业家群体。这个国家不是商人多了，真正好的商人不多。尽管我们有近千万浙商，但成规模、有自己价值体系的群体确实不够多。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个担当，必须要学习。这是我当选企业家俱乐部主席后想要努力的方向。我也希望今后孩子们在写长大后的理想时，除了当科学家、市长、艺术家之外，也能说我想当个企业家。(作者为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主席。本文根据马云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媒体座谈会上的发言及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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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光谦：把美舰机闯南海当做“磨刀石”
2016-05-17 01:03:00环球时报彭光谦分享
　　一向披着绅士外衣的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终于撕下所有“中立”、“不选边站”的假面具赤膊上阵了。除了一手导演所谓“南海仲裁案”的闹剧外，还不惜派出导弹驱逐舰、航空母舰、战略轰炸机到南海耀武扬威。从这个角度来说，国人义愤填膺是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但仔细一想，美国到南海来“撒野”并不是一种强大自信的表现，恰恰相反，它反映了美国对中国快速发展和美国霸权衰落内心抑制不住的焦躁与郁闷。面对美国的挑衅，我们大可不必乱了方寸，而恰恰在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淡定从容，有理、有利、有节的应对。现在着急的不是中国，而是美国那些霸权主义者。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美国借一切机会寻衅挑事，从相反的方向却起到了助我们“一臂之力”的功效。
　　首先，美军舰机进入南海，为我们开展海上联合训练无偿提供一支够格的“蓝军”，客观上充当我们的战略“磨刀石”，使我舰机能在真实非模拟的背景下磨砺精兵，全面提高我军战略运筹、战略战役指挥、作战协同、战术技术水平。
　　其次，它使一切善良的人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树欲静而风不止。天下并不太平，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代尚未解决的两大“问题”。也让人清醒地认识到美国并不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文明”和“仁慈”，从而彻底丢掉对美国霸权的最后一丝幻想。
　　第三，它为我们提供了机会，向全世界集中展示中国对“祖宗海”南海拥有无可争辩主权的历史和法理依据，让全世界更广泛地了解南海问题的真相和是非曲直，了解中国在国家领土主权问题上的严正立场与维护地区和平的诚意。
　　第四，它替我们有效动员海内外一切有血性的中国人奋然而起，携手挺胸，团结一心，更加坚定地维护中国领土主权、海洋权益和民族尊严。这也提醒我们，为应对日益紧迫的海上威胁，必须不断完善南海岛礁防御部署。
　　先贤孟子说过“无内忧外患者，国恒亡。”近几十年来，除了“不见硝烟的战争”和偶有精心策划的“误炸”、“误撞”，总体上看，中国没有出现公开的刀兵相见的情况。承平日久，渐渐滋生出许多“和平病”来，有人真的以为“狼外婆”没有了。然而就在我们高歌“盛世享太平”的时候，挑战正在一天天积累。如果不是美国到南海“闹事”把我们吵醒，有人可能仍然在沉睡之中。
　　中华民族在本世纪的复兴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伟大事业面前会是一条轻歌曼舞、鲜花铺地的平坦大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要遭遇许多阻力与曲折。当前我们正处于民族复兴的攻顶期、决胜期，越往前走阻力会越大。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美国的霸权行径对我们来说，一个价值就是在历史转变的关键时刻唤醒了我们，使我们始终保持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抖擞精神，励精图治。(作者是中国军事战略问题专家，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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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军 和亚飞：穿帮的谎言
2016-05-20 00:50:00环球时报杨军分享
　　长期以来，美国习惯于扮演世界民主“教父”的角色，将其民主理论和民主模式精心包装为“万灵药”，利用一切条件和机会输出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忽悠得一些人对其民主产生原教旨主义般的情结。然而，如同昙花的“民主之春”运动却使其两个谎言穿帮。
　　“选举民主”变成了“烧钱民主”
　　一人一票的普选制度是美国民主的主要形式，它似乎给了每个选民合法表达意愿的权利和机会，体现了“民主的真谛”。“民主之春”中的抗议者对此却明确表明“不相信”，他们喊出“金钱滚出政治”的口号，直击美国民主制度痼疾。
　　金钱政治在美国由来已久，是美国民主制度发展、内生的产物。1828年安德鲁•杰克逊当选总统后进行改革，确立起政治分赃制，其特点就是获得大选胜利的政党候选人把政府官职分配给那些帮助其在选举中获胜的人作为报偿。由此为政治献金打开大门，推动了金钱和民主的结合。此后虽然出台一系列法律，如1925年的联邦反腐败行为法、1940年的哈奇法、1942年的史密斯－康纳利法、1971年和1974年制定并修改的联邦选举竞争法等，对献金进行限制，但实际上在每次选举中，政治献金都大显身手。201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允许个人、企业只要不是直接捐给竞选人，捐赠支持竞选活动的钱可以无上限，2014年4月美国高法以“捐赠是民意表达的一种方式”为据，取消竞选人接受个人捐款的上限，从而为金钱操作选举、“钱主”控制民主提供了法律保护，同时也意味着美国民主“脱下最后的裤衩，堕落成了富人的裸奔”。
　　这样，在法律允许下，富豪和利益集团通过资助民主党、共和党选举，用金钱帮助政客赢得选票;政客胜选后，就以职位、政策和项目等形式给予回报，钱与权完成一次次交易。在今年大选中，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积极支持希拉里，最近又投入500万美元以激励拉丁裔美国人抵制共和党参选人特朗普的排外言论，高盛公司为希拉里的三次演讲支付67.5万美元的费用，这绝非是索罗斯崇尚公正、高盛慷慨善良，而是因为希拉里如果胜选，这些钱就可带来巨大的收益。据美国财经博客网披露，2007年至2012年期间，在政治方面最为活跃的200家企业共耗费58亿美元用于联邦游说和竞选捐款，而这些公司却从联邦政府的生意和支持中得到了4.4万亿美元的回报，这意味着，企业为影响美国政治花费的每一美元可以获取760美元的回报。难怪一些大公司通常会同时给两个总统候选人捐款，不管谁当选，利益都有保障。
　　在金钱政治下，选举的关键不在于谁有投票权，而在于谁能决定选举的结果。所谓的“一人一票”选举，实际是各个强大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是资本主导的游戏。撇去种种幻象，美国大选呈现这样的面貌：
　　其一，“烧钱”搏胜选。2008年美国总统竞选费用约为50亿美元，2012年则达到60亿美元。今年仅广告费就估计将达到44亿美元。经验表明，参选者投入的竞选经费多少与竞选成败已是正相关的关系，花钱最多的候选人通常能够取得胜利。正如安德鲁•海伍德在其《政治学》中指出：“选举结果与其说反映了选民大众的利益，倒不如说反映了竞选政党所能获得的资源和财力更恰当。”
　　其二，两党“二人转”。富豪、强大利益集团将资助的对象锁定在民主、共和两党内及其参选人上，从而“秒杀”了缺少资金的第三党或者政党联盟胜选的可能。当“总统”“议员”这些头衔在两党之间轮换时，国家的政治权力永远掌握在强大利益集团手中。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坦言，需要巨额资金支持的“金钱政治”对美国政治体系构成了“不可逆转的损害”，“将有能力但缺乏经济后盾的参加者拒之门外”。
　　其三，压制扭曲民意。美国选举将表达民意、言论自由与捐赠勾连，使言论自由的程度也不得不取决于金钱的多寡。大量的普通人和穷人在没有捐赠或者捐赠很少的情况下，很难平等地表达诉求。数以亿计的美元堆出来铺天盖地的竞选广告、电视辩论和巡回演讲，将普通选民的声音“彻底淹没”。而设计精巧的“代表人”制度、“胜者全得”规则以及日益严厉的对普通公民行使选举权的限制，都使真实的民意受到压制和扭曲，也导致了美国大选的投票率日益走低。
　　当金钱已经绑架民主、选举遵循资本逻辑时，“民主之春”的抗议者找不到解决问题的良方，只能提出国会采取行动、阻止巨额金钱腐蚀美国政治的要求，但这无异于与虎谋皮。
　　“新闻自由”变成了阶级特权
　　美国的民主话语体系中，受到法律保护的“新闻自由”是一大亮点。美国媒体表现出“客观公正”、嗅觉敏感、敢于“扒粪”，特别是对“异己”国家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有着不畏艰难穷追猛打、刨根问底的精神。以至于在“民主之春”运动中，抗议者一直怀揣一个希望，即以抗议行为引得美国媒体的关注、报道，从而“让公众知道美国腐败的选举体制和虚伪的选举法”。但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没有报道，微软全国有线电视广播公司和福克斯电视台的报道时间分别只有12秒和17秒，而且在内容上都称抗议者关注“选举权利议题”，却没有提“反对系统性政治腐败”“反对金钱政治”这两个最能反映运动目标的口号。抗议者只能失望地喊出“CNN去哪儿了”。
　　其实，CNN等主流媒体并非第一次 “失明”“失语”。在2011年9月美国爆发“占领华尔街”运动时，它们曾有同样的状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
　　第一，资本控制媒体。美国主流媒体大多掌握在私人手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出现媒体兼并潮，媒体所有权日益集中，资本在传媒行业的垄断程度越来越高，传媒集团的规模越来越大。当前已是6家大公司控制了90%的媒体。这些大公司根据逐利的需要，可以要求下属的新闻媒体制造舆论，影响公众态度和政府决策，维护公司老板及其利益攸关者的正面形象，将新闻自由变成资本控制舆论的自由。各大公司积极参与竞选捐赠，促使新闻媒体对涉及政治重大问题的报道作出倾向性选择，不能忤逆老板和大股东的意愿。例如，CNN的母公司——时代华纳公司是民主党总统竞选人希拉里的第八大政治献金提供者，其下属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员工和股东等已向希拉里捐款超过60万美元，自然，CNN就不会去碰触反对政治献金的话题。
　　第二，政府引导舆论。表面上看，美国媒体不受政府干预，具有很高的独立性。但事实上政府从未放弃对媒体的管理与利用。美国政府设有专门的机构、聘请专业的人员处理媒体方面的事务，通过多种方式，包括利用法律对媒体的活动作出规定，通过政策倾斜、利益交换、政治压力等影响媒体的老板，总统、官员与记者发展私人关系，通过控制新闻源、为“配合”的媒体提供报道、采访的优先权等等，使媒体舆论有利于政府意图的实现。因此，新闻自由有清晰的边界，媒体不可能“任性”，必须服从美国的“政治正确”。
　　第三，媒体参与分红。在美国选举中，媒体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是参选人的形象塑造、主张传播，还是攻击对手、收集信息，都离不开媒体，由此要把大量的竞选经费支付给媒体。2012年奥巴马在谋求连任时各种广告就花了4.8亿美元。按公司运作的媒体追逐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和广告收益，面对巨额的政治广告只会趋之若鹜。通过为候选人摇旗呐喊，媒体实际参与了金钱政治的分红。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执行董事莱斯•蒙维斯在2012年一次讲话中公开表示，在竞选中挥金如土或许对美国民主是个坏事，但是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当媒体及其掌控人成为金钱政治的分享者，岂会关注“反对金钱政治”的呼声!
　　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彻底的、绝对的新闻自由。在美国，资本与权力是新闻自由的主体，它们联合掌控了新闻媒体，使新闻自由变成“资产阶级的特权”。由此，新闻媒体或出于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或基于意识形态等因素的考量，必然在新闻的选择、报道中扭曲事实、违背专业主义的要求，以从根本上捍卫资本利益、维护政体、彰显国家意志。这样看来，“民主之春”运动被忽略就不难解释。而那种“美国有真实的新闻自由”的标榜不过是掩饰“资产阶级特权”的传说，是对内愚弄、对外诱导的工具。
　　将金钱政治主宰下虚伪的选举民主和新闻自由精心包装、大力推销，显示的是美国政治精英的算计与霸道!而对美国“民主”“自由”谎言的迷信，透出的是糊涂与教条。当谎言已经穿帮、伪装已经剥掉，难道还要等待更多的“民主之春”来做清醒剂吗？(作者是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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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涛甫：打造平台级“谣言粉碎机”
2016-05-14 01:18:00环球时报张涛甫分享
　　近日，一支重量级辟谣力量上线：新浪微博联合公安部推出了“全国辟谣平台”。该平台是目前全国首个针对全网范围的谣言举报和辟谣平台，可有力净化互联网的谣言雾霾。
　　无论是业界还是学界，皆有人认为：互联网本身具有“自净”功能，谣言来了并不可怕，要相信真实信息的免疫力及其反制威力。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但是有条件的：当谣言的规模和毒性超过临界点时，单靠“自净”效果就不会太理想。更何况，很多时候谣言一旦先入为主地进入受众视野，进而沉淀为信息铆钉，后发的真实信息很难把先发的信息铆钉拔掉。
　　因此，不能对互联网的“自净”功能预期过高。粉碎谣言不能指望无为而治。让谣言在互联网上自生自灭，这有点一厢情愿。从这个意义上说，需要有专门的辟谣平台，耸立于互联网的信息公海上。当然，专业的辟谣平台与互联网的“自净”功能不是冲突的，而是互补、互动的。这样专门的辟谣公共平台有几大“利好”：
　　一是发挥信息导航与注意力引流功能。谣言兴起，时常会出现信息“黑洞”。信息“黑洞”出现的条件是：真实信息或真相缺位，且公众对真相的期待又特别紧迫。若不能及时填补 “黑洞”，谣言会乘虚而入。有了专门的辟谣平台，把目光转向正确的方向，公众会减少偏听偏言的盲目性。
　　二是提升辟谣的专业能力。很多时候，因为缺乏专业性，互联网“自净”效果很有限。迟到的真相对公共环境造成的伤害有时无法弥补。“自发的”辟谣缺乏权威背景，有了专门的辟谣平台，凭借辟谣的专业化能力，可以有效、及时地粉碎谣言，降低谣言恣肆的机会。此外，辟谣还需要理性，需要忠于事实，而不是盲目迎合舆论，这样才能发挥出平台的作用。
　　三是“脑补”公众媒介素养，增强公众对谣言的免疫力。谣言之所以有市场，关键是有人误信。治理谣言不能少了增强公众对谣言的免疫力这个根本环节。经常光顾辟谣平台，可以提高公众识别谣言的能力，训练他们防范谣言的敏锐眼光，让辟谣平台成为公众的媒介素养课堂。(作者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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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评：给新征兵宣传片《战斗宣言》点个赞
2016-05-06 00:46:00环球时报环球时报分享

　　中国军网2016年征兵宣传片《战斗宣言》一经推出，迅速成为互联网上的热门视频，博得如潮好评。境外媒体的关注也很快围拢过来，议论纷纷。
　　“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杀!”“杀!杀!杀!”视频中这几句歌词，以及极具节奏感的嘻哈音乐伴奏受到的注意最多，中国公众给它们的赞扬多，外媒的点评也多。
　　视频中出现了航母、导弹、战机、先进坦克等高端武器，激发了中国年轻人的自豪感，带来血脉贲张的激昂情绪。这的确是洋溢着现代性格的征兵宣传片。
　　虽然有些外媒的评论带了点酸劲，但惊叹该片冲击力、抱怨所在国家和社会征兵宣传片“不够劲”的也不少。如今的解放军更公开地表示“准备打仗”，就像这部宣传片一开始朗诵的：“脑子里永远有任务，眼睛里永远有敌人……战争随时爆发，你们准备好了吗？”这一切为中国军队赢来的更多是尊重。
　　中国文化信奉处处低调，这在过去也影响了军队自我形象塑造的方式。这会使一些人以为，解放军为人民服务，就是扶老大爷过马路。其实解放军服务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方式是提高战之必胜的能力，最大化地强化任何力量挑战解放军必败的预期，从而阻止战争向中国的靠近，捍卫中国人民安享和平的权利。
　　血性是军人最重要的气质之一，它与军人的理性和忠诚都不矛盾。中国13亿芸芸众生构建了庞大的对外开放系统，睿智、优雅、淳朴等等品格在不同职业群体中有出神入化的表现，然而血性是这个大民族永远不可被淡化的一种内质，尚武也是我们不可丢失的民族精神之一。这样的中华民族才是完整的，这样的中国文明才能永葆穿越历史从未中断的记录。
　　中国的孩子们小小年纪就背诵“人之初，性本善”，与此同时，守卫中国陆海空边疆的战士们继承了历史上无数金戈铁马英雄的血脉。在和平发展主旋律广泛传唱的时候，我们一点也不必因为解放军的营地里在厉兵秣马、不时传出“杀杀杀”的声音而感到不好意思。
　　如今这个世界的处世标准大多由西方定了，美国什么说得多些，什么说得少些，什么重举，什么轻放，似乎都是对的。中国做得对不对，人们容易第一反应先跟美国去比对，对上了就是妥的，对不上我们就容易发慌，一些人还会觉得“不普世”。
　　实际上中国泱泱五千年文明国家，拥人类1/5之众，我们应当是人类行为准则的原创地之一。这样的自信虽然不是我们对他人感受不管不顾的理由，但它决不应被我们朝着美西方向的膜拜所压抑，甚至被取代。
　　中国必须有一支令全世界所有力量都充分敬重的军队，这是中国一切政策必不可少的原点之一。围绕这一目标开展的行动总体上会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即使它们带来了些许现实问题，克服这些问题的原则应在通常情况下高于为维护当下稳定而做相应妥协的考虑。
　　和平久了，多元化的丰富多彩展开了，对尚武精神的守护就会增加难度。军人的血性是我们这个社会非常宝贵的精神资源，珍惜它，鼓励它，就是在保护中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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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评：卡特鼓吹中美“冷战”期待中国自垮
2016-05-27 01:31:00环球时报环球时报分享
　　据美国“防务一号”网站报道，美国防部长卡特25日在海军战争学院发表演说时，把美对中国的战略态势比喻成“宛如与前苏联持续近50年的冷战对峙”。他说：“这将是坚决、温和但强有力的长期对抗，很可能会持续好些年。”“我们的亚太再平衡不会浅尝辄止，而会长期进行。”
　　卡特还说，中美在南海的行动与反应不过是时代大格局中的一部分，他认为，中国的“内部逻辑”与社会终将改变，那时一切将会画上句号。
　　稍早卡特还曾说，美国军机与军舰在南海巡航只是更宏大计划的冰山一角，“亚太再平衡”远不只是执行自由航行权，而是外交、经济与军事齐头并进。
　　卡特的几次讲话大概是迄今为止美国在任高官对华冷战思维最全面的公开阐述。接受环球时报采访的几名中国学者认为，这些阐述在美国战略界、尤其是在美国军方有很强的代表性。美国会把60%的海空军力量调到亚太地区已是既定方针，中美关系中的紧张部分逐渐增加大概很难避免。这与中国在南海上是否扩大了几个岛礁的面积关系不大。
　　美国的压力要一直持续到“中国内部发生变化”为止，美战略界对中美博弈结局的设想是以苏联解体为版本的，美国将通过军事压力及“和平演变”促使中国发生导致“结束游戏”的改变，卡特的话证实了很多中国人的这一担心。
　　了解了美国鹰派的对华思维之后，中国该怎么办呢？或许我们首先应确信一点：中国是已经拥有战略自卫力、从而使美国不得轻举妄动随意冒犯的力量。中国有宽裕的能力守住国家安全的底线，美国无论采取多少遏制中国的措施，只要一丝理智尚存，就不至敢于主动对华全面开战。此外由于中国的巨大体量，美国也窒息不了中国的发展。
　　有了这一信心，我们就可以更加冷静地分析美国战略界不时涌现的遏制中国的冲动。美方阴暗的想法乃至主张无疑存在，但它被按照美苏冷战模式加以实施的条件几乎不存在。
　　美苏对抗发生在东西方大致隔绝的时代，今天的全球化则是既成现实和潮流。中美的矛盾比重虽在扩大，但两国合作面很宽，利益交织，比美苏对峙要复杂得多。冷战的斗法在今天未必使得上劲，将美国对华政策推向“军事化”并不符合美国全社会的利益。
　　但是中美面临长期紧张卡特可能没说错，美国对霸权的追求决定了“亚太再平衡”的长期性。亚太是最有活力的地区，中国崛起尤其使这里成为战略重心。美国的经济前途系于亚太，它的超级大国特权也要转到这里固守。由此带动的压力中国都需承受。
　　美国对华博弈目前主要在四个方向上用力，一是围绕中国的军事部署和盟友构建，二是TPP，三是“聪明外交”，也就是挑拨离间。第四则是保持对华接触，促使中国生变。
　　美国有全面军事优势，科技也高出中国一截，但中国的规模优势正逐渐显现，这是美国无法破解也最感烦恼的。美既不敢冒险寻求对中国的“速胜”，又生怕耗久了最终输给中国，同时对于耗到一半中国像苏联那样垮掉没有把握，因此有了战略焦虑。
　　有鉴于此，中国需要筑牢安全底线，在此之上则要防止被美国鹰派牵着鼻子走。我们对美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用合作面牵制对立面，让美国鹰派空发狠而难以下手，也不敢下手。
　　中国的工业化奋起直追，而且我们是十几亿人口的工业化国家，这不是可以被军事恫吓的对象，再多的航母战斗群派过来，对中国的国防潜力来说也微不足道。卡特和他领导的军队应当懂得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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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新育：新兴经济体“陨落”多因自废武功
2016-05-06 00:47:00　来源: 环球时报-环球网(北京)
经历了新世纪初近10年的普遍高增长后，新兴市场经济体正在陷入普遍的经济震荡和社会不安之中。即便是被视为新兴市场经济体中最杰出代表的金砖国家，最近两年也接二连三出现不同程度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问题。作为拉美最大经济体的巴西和非洲最大经济体的南非面临着类似的经济困境：经济增长率大幅下滑，失业人数猛增，财政状况和国际收支急剧恶化等等。同属金砖国家的中国虽也面临经济减速但幅度尚算温和，就业状况、居民消费等也未明显恶化，经常项目收支反而有所改善，可是巴西、南非这样的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国则不然，昔日“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好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不仅如此，经济方面的问题还转化为社会、政治问题，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都出现了剧烈政治震荡，巴西、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尤甚。
新兴市场经济体纷纷陷入困境，当然是有国际大环境的原因，但更值得重视的恐怕是其自身存在的问题。毕竟，没有任何国家是生长在毫无风险的环境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归根结底取决于自我奋斗，取决于能否正视自身问题并不断自我提高。若从这个方面来看，那就不能不说，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之所以有今天的经济社会震荡，它们之前奉行的民粹主义经济社会政策难辞其咎。
过去初级产品牛市期间，不少新兴市场经济体不切实际地大幅提高工人薪酬，实施分光吃尽式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比如巴西自卢拉政府2003年上任以来相继推出一系列有着煽情名称的扶贫计划：“零饥饿”“家庭补贴”“我的生活，我的家”等。这些福利计划只是将初级产品牛市的红利分配给大众、尤其是底层民众，却未提高他们的知识和技能，导致劳动力市场仍缺乏弹性，另外也没充实基础设施等社会资本。因此，这些政策虽有利于吸引、巩固底层民众“票仓”，但却浪费了21世纪头10年的初级产品牛市良机，一旦初级产品行情有变，其经济社会就不可避免地遭遇波折，政治相应发生程度不等的逆转。从拉美到非洲、西亚北非，概莫能外。
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国家长期以来教育投入较低，经合组织曾以10分为满分给各国教育质量打分，巴西得分只有3.8。另据世行报告，拉美贫困阶层适龄儿童仅有56%接受了中等教育，继续接受更高教育者不足9%。知识和技能落后加上组织纪律散漫，决定了拉美、非洲国家产业结构普遍落后，非正式就业比重居高不下。墨西哥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拉美国家非正式就业比重高达51.3%，其中秘鲁68.8%，墨西哥57.46%。与之相应，亿万拉美人生活在贫困边缘，社会经济发展稍有风吹草动就可能导致他们返贫。
基于这些现实情况，拉美、非洲新兴市场国家民众亟须从职业教育着手来下大力气提高劳动技能，增强自我奋斗精神和自立能力，而非单纯指望政府财政转移支付来支持社会福利。问题在于，这些国家的社会文化传统和政治体制，更多的是激励追求转移支付再分配的短期效益，而非为了长远利益而克制一时欲望，更不用说忍受一时的艰难困苦了。
同时，拉美、非洲一些国家的政治力量，缺乏如同中国共产党等东亚政治力量那样鞭策整个民族和国家奋发向上的能力甚至是意愿。它们沉迷于以枉顾国家长远利益的承诺来换取短期政治红利，尽管这种做法在牛市期间尚能得利，可是一旦熊市到来，它们就不得不为之付出代价，有时甚至加倍付出代价。本世纪初10年的初级产品牛市期间，我们目睹了拉美政治大面积“向左转”。但在2015年，从阿根廷总统选举、委内瑞拉议会选举到巴西总统罗塞夫遭遇弹劾冲击，拉美政治“向右转”进程已经启动。2016年和未来几年，我们或将目睹这一进程深化扩大。
正在危机中挣扎的那些新兴市场国家未来能否脱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能否正视并改正自身问题。较之那些国家，中国在过去数十年中依靠党的有力决策以及全民性的自我鞭策、自律和自我奋斗实现快速发展，同时也避免了自身陷入类似困境。面对当下社会上不断出现的“保障”“福利”等方面呼声，我们理应做出回应，但也应该注意科学适度，以免像其他一些新兴市场国家那样自废武功。(作者是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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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维群：旗帜鲜明地坚持和宣传无神论
2016-05-04 00:49:00环球时报朱维群分享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源头和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无神论又是这一世界观的基础性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事业，理所当然包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无神论。4月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旗帜鲜明地指出：党员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大原则。如何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在人民群众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宗教工作干部，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入思考。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属主流意识形态
　　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在人民群众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是我们党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对我国社会宗教现象进行科学分析的结果，也是由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得出的必然结论。旧中国的统治势力利用宗教唯心主义巩固其统治地位，但其自身存在却是非常“物质”的，根本不是宗教的“心理调适”“道德教化”功能所能撼动，更何况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宗教总体上是“适应”而不是反抗当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把神权同政权、族权、夫权一起并列为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绳索，虽然后来被有的学者指为“简单化”，但却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从一开始就面临的非常现实的问题。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一种学说，还是人民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求得解放的强大思想武器。在这一理论支撑下，党不是引导人民把希望与未来寄托于天国与来世、寄托于神灵护佑与启示、寄托于向统治阶级的向善劝化，而是依靠人民自己的力量，依靠长期艰苦的“武器的批判”，依靠对中国革命规律性的认识深化，一步一步夺取最后的胜利。党的宗教工作，从来不是为了从超自然力量那里获得什么支持，而是为了把信教群众团结到党的周围，为实现党的政治纲领而奋斗。无神论对我们事业的影响如此之直接与深刻，以至我们党和军队经常被直接称为“无神论的党”“无神论的军队”。
　　面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期艰巨任务，无神论仍然是党和人民事业的理论基石和思想武器。毫无疑问，宗教在我国仍将长期存在，广大信教群众同样是建设国家的积极力量，是我们党执政的重要基础，我们不能把有神论和无神论的对立等同于政治上的对立。但是，作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从执政党的世界观出发，从正在进行中的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实践出发，从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保证国家安全出发，还是从巩固党最广大的群众基础出发，我们都不能放弃无神论而转向宗教寻找精神支柱，不能在无神论和有神论之间持中立、调和态度，不能任由有神论无限制地蔓延，变成主流意识形态。为此，党不仅要自身坚持而且要旗帜鲜明地向社会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帮助和引导人们划清唯物论和唯心论、无神论和有神论、科学和迷信、文明和愚昧的界限，特别是加强对青少年的科学世界观包括无神论的宣传教育，引导他们相信科学、学习科学、传播科学。
　　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做好宗教工作的前提性条件
　　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大原则，也是做好党的宗教工作的前提性条件。宗教作为一种古老的社会现象，有其复杂的阶级根源、社会根源、自然根源和认识根源，这些根源及宗教的产生、发展、消亡，宗教的社会功能等问题，在宗教信仰者那里是无法说清楚的，在很多情况下干脆就是禁区。只是由于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出现，“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件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恩格斯)，宗教的神秘面纱才被揭开，人们才可能以科学的态度认识宗教现象和处理宗教问题。在中国这样宗教历史悠久、宗教种类众多、信教人数庞大的国情下，我们党的宗教工作之所以总体上能够最大限度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消解其消极作用，之所以能把广大信教群众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之所以能够引领宗教逐步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是因为我们放弃了无神论，对宗教无原则地妥协迁就，而是因为我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对宗教现象作出科学的理论说明并据此制订了正确的宗教政策。
　　党的宗教工作是无神论者做有神论者的工作，这就有了一个统一战线谁领导谁、谁影响谁的问题。在我们看来，当然应当是无神论者政治上领导、影响有神论者而不是相反。这里讲的领导、影响，不是个人行为，也不是去试图改变对方的世界观，而是在宗教工作领域坚持党的领导，建立和谐的宗教关系，建立和发展政治共识。党的宗教工作者在统一战线中尤其要坚定站在无神论的立场，积极发挥政治导向、引领作用，如果在世界观上与宗教相混淆，甚至成为宗教的服膺者，其结果只能是丧失优势，有意无意充当宗教的尾巴。
　　新时期以来，宗教领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不仅要研究当前宗教现象的走向，也需要考虑到，宗教的发展在未来会给我国社会带来什么变化。中国历史上虽然活跃着不同宗教，但从来不是一个宗教国家，而是世俗国家;中华文化虽然包含着丰富的宗教文化因素，但总体不是一种宗教文化，而是世俗文化;中国老百姓大多数不信教或不持某种固定宗教信仰;受中华文化的浸濡，信教群众在信仰上具有许多鲜明的中国特点，外来宗教或快或慢趋于“中国化”。这些构成了中国国情一部分。我们党作为一个唯物主义、无神论的党能够从人民中生长出来而且得到人民广泛、长期、坚定的支持，我们党执政后，执政地位能够如此巩固，与这些国情是分不开的。如果任凭有神论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迅速扩大甚至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如果任凭有些势力搞宗教“去中国化”“极端化”，最终会对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执政基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索。坚持和宣传无神论，其意义和紧迫性已经远远超出宗教工作范围。
　　共产党员不能信教是政治纪律
　　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在人民群众中占据主导地位，关键在于党的正确理论导向和政策实施，也在于党对党员世界观上的要求。我们党建党至今，始终坚持并公开申明自己的无神论世界观，对党员进行无神论教育，并实行党员不能信教的原则。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最艰苦阶段公开申明“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新民主主义论》)这不仅表明党的世界观的坚定性，同时也是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政治上独立性和领导地位的一种宣示。一个时期以来，有些党员以为市场开放了，党员不能信教的原则也可以“开禁”了，一些党的组织对党员世界观纯洁性的要求也降低了，宗教的影响渗透进一些党员的头脑。这些年宗教领域种种消极现象，与一些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在世界观上向宗教屈膝，向宗教寻求自己的价值和信念、填补精神空虚是分不开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些学者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以各种方式开具党员可以信教的种种理由。最近还有人为了绕过中央多次重申的“党员不能信教”原则，“巧妙”提出“信教可以入党”的主张。此中逻辑，就如同“室内不许吸烟，吸烟可以入内”一样奇怪。向社会开展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教育，宗教学科研、教学领域不能是例外，同时应更好承担起研究、宣传、普及无神论的责任。
　　政治纲领同世界观高度一致，党员不信仰任何宗教，是我们党区别于国内外多数政党的一大特点，也是一大优势。它使党的政治纲领、组织体系、思想方式统一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基础上，从而获得强大的凝聚力、战斗力;使党得以从科学的角度认识宗教现象，做出科学的判断、决策，实行正确的政治引导;也使宗教工作干部能够避免信教必然带来的亲疏有别，真正执行“各宗教一律平等，国家不使用行政力量扶持或压制某种宗教”的原则。如果对党员信教“开禁”，将从根本上瓦解党的世界观统一性基础，将使党成为内部宗教派别林立的松散组织，将使党的宗教工作至少一部分成为宗教徒对宗教徒的工作。在党的思想教育工作中，无神论的教育和党员不能信教的政治纪律要求，不仅不应被忽视，而且应当是一项硬任务。(作者是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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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评：总统被停职暴露巴西的宪政脆弱
2016年05月13日 01:23
来源：环球时报
巴西参议院12日通过议案，女总统罗塞夫被停职180天。这期间她将接受全面调查，她有可能在未来复职，但也有可能被彻底罢黜。
罗塞夫遭到的最大指控是她伪造国家财政数据，掩盖经济下滑的事实，这些帮助她赢得了2014年的竞选连任。罗塞夫拒绝这一指控，认为她对国家经济状况的解释与前几任总统的做法没有不同，大家都是那样做的。
罗塞夫与其恩师卢拉都在执政期间扩大社会福利，赢得了穷人的拥护。但随着全球经济衰退，能源和资源价格大跌，巴西经济遭重创，财政枯竭，高福利难以为继，各种矛盾趋于尖锐，支持罗塞夫的执政联盟瓦解，巴西政治重新洗牌，酿成了宪政层面的危机。
然而巴西政坛的纵横捭阖并非这个国家有绝对权威的游戏，宪法规则遭到不同解释。罗塞夫所在的劳工党指责国家在发生“政变”，这一指责在巴西社会中得到相当程度的响应，11日有大量罗塞夫支持者涌到国会前抗议，全国多个地方出现有组织的示威，封锁了一些干道的交通，国家政治危机存在演变成社会混乱的可能性。
巴西是全球自然条件最得天独厚的国家之一，国土面积同中国差不多，全境土地肥沃，森林密布，矿产应有尽有。然而巴西长期是资源输出国，工业化不全面，劳动者的积极性不够高。然而面对全球化竞争，巴西自我调整的市场杠杆不足，政治杠杆则极其微弱。所有政党都以争夺选票为头号奋斗目标，它们只能对民众许诺缺少生产支撑的福利，而无力推动社会进行深刻改革。
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究竟是不是一场反腐败及法治建设的风暴，社会的看法严重撕裂，很多人怀疑它是新一轮变本加厉的政治斗争。罗塞夫被停职后，国家的一切问题犹在，目前尚看不到解决它们的进程有开启的任何迹象，而巴西政治冲突又因此上升到“动辄”弹劾总统的最高级别，各政党为公众利益开展妥协的空间被大大压缩。
巴西的情况告诉我们，西式民主需要有文化传统对民主规则信仰的强大支撑，否则民主的过程就可能充满动荡。此外在现代条件下，这种制度需要丰富物质资源的支持，它在国家顺境时更容易顺利，而在国家陷入逆境时却难以有效动员民众，组织社会为克服困难做出不同寻常的付出努力。这种制度有强烈的可以同甘而不可共苦倾向。
在施行西式政治制度的国家里，巴西的综合发展水平处于中上等。然而这个国家的政治运行一直没有实现理想的平稳，国家的发展时有坎坷，有过政变和军政府，长期受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扰，贫富分化十分严重，中产阶级队伍难以巩固。
2015年的巴西GDP是负增长，今年的情况有更糟趋势，各派政治力量对此实际上都束手无策，证明对方比自己更加无能、腐败成为大家的生存之道。这种一团糟的政治局面让人们对巴西的未来多了一些悲观。
然而物产丰富、气候宜人的巴西是个既饿不死人、又冻不死人的国家。该国作为金砖国家需要多长时间恢复增长的活力不好说，但它“差不到哪去”却很有可能。巴西本土一百多年没有过战争，也未出现过大饥荒，它敢于“瞎折腾”，各种原因和奥秘恐怕也不是人口拥挤、社会竞争极为激烈的东方社会能完全理解的。
巴西及其他拉美国家是不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一直是个热门话题。但比较共同的看法是，极大的贫富差距、资源依赖型经济和易于满足的民族天性，使得在此生长的西方政治体系出现严重变形。文化传统和政治及社会发展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在联系，这看来的确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