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昊 邱诗懿：铁托（下）| 铁托专题系列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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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昊 邱诗懿：铁托（下）| 铁托专题系列二•《政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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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作为南斯拉夫党和国家的核心领导人，约瑟普·布罗兹·铁托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从贫寒出身起步，在工人运动、牢狱与戎马生涯中成长，带领南斯拉夫走出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自治社会主义道路，倡导不结盟运动影响深远。作者围绕铁托的生平、成长为领袖的历程、苏南冲突、自治社会主义实践及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展开，系统呈现了他对南斯拉夫发展的深刻影响，为理解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及南斯拉夫历史提供了重要视角。



铁托（下）



冉昊 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

邱诗懿 中央党校研究生院



一、不结盟运动



铁托是不结盟运动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不结盟思想的创始人之一。如果说，在苏南关系破裂的情形下，自治社会主义是通过激发内生动力开启了新的社会主义模式，那么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则是苏南冲突与冷战背景下一种被动的对外战略选择。



（一）非集团思想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不结盟运动发起之前，铁托就提出了非集团思想。这与二战后的国际政治形势直接相关。



1948年6月，南斯拉夫共产党被苏联开除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苏联和东欧各国对南斯拉夫实行经济封锁，施加政治军事压力，甚至挑起一系列边界武装冲突。铁托夹缝中求生存，开始谋求同西方国家缓和并恢复外交关系，接受美国提供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加强与西欧国家的经济合作，利用外资发展本国经济。但这样做的代价就是西方国家提出的新筹码，要求南斯拉夫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此，铁托表现出政治家的魄力，决心既不回到社会主义阵营，也不参加西方军事集团。在铁托看来，坚持独立自主，实行非集团的对外政策，不参加任何国际军事政治集团，才是南斯拉夫最好的出路。



铁托非集团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从1950年第一次谈到这个问题，直到1960年有比较完整的论述，铁托在不同的场合、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非集团思想。这一思想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拒绝建立或参加任何军事政治集团，主张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积极和平共处。铁托认为，在冷战格局下，人们所期待的战后世界和平没有到来，而是出现了“一个被分割为集团的世界”，形成了“西方集团和苏联集团”两大集团。铁托从南斯拉夫本国利益出发，坚决主张积极和平共处。“共处不仅是当前条件下确保世界和平的唯一可行的办法，而且自然也是朝着国际社会日益密切联系和组织起来的途径。”铁托所讲的和平共处，不是逃避争取和平斗争的中立主义，也不是为了消除国家之间的差别，而是主张在尊重主权、独立和禁止干涉他国内政的基础上，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问题，进行平等的、积极的国际合作。针对有人关于南斯拉夫的对外政策是试图建立一个新的集团的猜测，铁托回应，“我们并不建立某个第三集团，而是通过积极合作来反对世界上始终威胁着人类的那些消极现象”。铁托从根本上反对集团化的思想，不参加任何集团，也不建立任何集团。



第二，反对殖民主义，主张民族国家独立自主发展。铁托认为，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高涨，使“政治上的独立自主为新独立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主客观条件，这种经济发展又为这些国家在其他各个方面，特别是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可见，对小国和不发达国家，尤其是刚刚独立的国家来说，政治独立自主与经济发展，两者互为促进。其中，独立自主是彻底摆脱殖民主义、实现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国际关系中的独立自主是一个国家能有真正和迅速发展的根本条件”；“国际援助只有不附带政治或军事条件，才能达到自己的真正目的，对不发达地区的人民说来才是有效的”。只有实现独立自主，才能摆脱殖民主义，使国际援助不附带任何附加条件，从而促进不发达国家的经济进步与发展，进一步消除国际关系中的紧张因素，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



铁托的“非集团”思想为不结盟运动的创造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基础。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不结盟运动的兴起，铁托的非集团思想发展成不结盟思想。



（二）不结盟思想与不结盟运动



1954年中印签订的《潘查希拉协定》确认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4月召开的万隆会议，对铁托不结盟思想的形成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铁托后来回忆说：“就我个人而言，在万隆会议以及通过潘查希拉决议之后，我产生了这种想法。”



1956年7月，铁托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统纳赛尔在南斯拉夫布里俄尼岛进行三方会谈，对万隆会议以来的国际关系发展进行了详细讨论。会谈的重要成果即签署了不结盟国家的第一个文件——《布里俄尼声明》，提出了不结盟的思想主张。大家一致认为，当今世界上由于存在着大国集团间的敌对和势力范围的划分，因而世界和平与进步是没有保障的。要想制止世界局势的进一步恶化，保卫和平与进步事业，小国必须团结起来，形成一种新的国际政治势力，以争得自己的独立地位和对国际事务的正当发言权。只有这样，小国才能免于充当大国集团势力之间政治赌博筹码的命运。这次会谈，可以说是不结盟运动的实际开端。



这一时期，铁托访问亚非多国，与各国首脑进行会谈，筹备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在铁托等多国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1961年9月，第一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召开。会议地点的选择，充分反映了铁托对于不结盟国家形成所做的重要努力。此次会议影响之大，涉及亚非拉等各大洲，共有12个亚洲国家、10个非洲国家、1个拉丁美洲国家和1个欧洲国家（即南斯拉夫）参加。此外，还有若干国家以观察员资格参加会议。这次会议一致通过了《不结盟国家政府首脑宣言》。从这时起，不结盟运动就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因素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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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第一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



铁托参加了此后的每一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一共出席6次），直到他逝世为止。其间，铁托的不结盟思想也逐步形成并不断完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张积极和平共处，并将积极和平共处原则法典化。铁托认为：“不结盟政策的基本内容是保卫和平与在各国和各国人民之间建立和平积极共处”，“首先以是否进行积极和有原则的活动，在贯彻积极和平共处政策的原则上是否行动一致为其特征。”和平共处并不意味着消极抵抗，而是积极参与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成为争取和平和稳定的重要力量。铁托还强调，“和平共处应该在国家之间实现，不仅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人民之间，而且在具有类似制度的国家和人民之间实现”。故此，和平共处的原则应当法典化，以便更好地得以遵循。在第二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上，铁托提出“我们的会议也应该研究一下使积极和平共处原则法典化的问题，应通过相应的决议，并向联合国提出这方面的提案”。



第二，反对“帝国主义与霸权主义”，主张不排除通过“人民解放斗争”实现和平共处。1968年，苏联等五个社会主义国家出兵捷克斯洛伐克。铁托公开反对，认为苏联打着保卫社会主义旗号，“破坏一个主权国家的独立和直接违背公认的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原则的这一行动，对进步、和平和自由的利益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铁托主张建立平等和民主的国际关系，认为各国有权决定自己的发展道路，反对外来干涉与霸权主义。在越南战争、中东战争问题上，铁托也立场鲜明，认为这是强国对弱国的“侵略”，应当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开展“人民解放斗争”。



第三，主张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通过不结盟国家的团结合作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铁托认为，“民主化应该导致所有主体充分参与世界事务；防止奉行实力政策和清除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和任何形式的霸权”，“各国和各国人民不论大小、力量强弱、富有还是贫穷以及社会制度如何，都一律平等，主张消灭各种形式的压迫、统治和剥削，缩小经济发达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要消除这些差距，光靠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合作是不够的，要加强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不发达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应当在最广泛的基础上建立，而且应当包括所有不结盟国家，以及所有愿意进行这种合作的其他不发达国家。”1974年，在不结盟国家的倡议下，联合国通过《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铁托认为这是“从平等、主权和尊重各国利益的原则出发的，而在此基础上也是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消除它们之间的鸿沟和解决其他迫切的世界经济问题而进行合作的原则出发的”，“这为建立一个新的、更加公正的国际经济关系秩序奠定了基础”。

通过不结盟政策，南斯拉夫在外交上由被动转为主动，迅速摆脱了苏南冲突以后在国际上孤立无援的困境。



二、研究状况



铁托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传奇的政治生涯和南斯拉夫的命运紧密交织在一起。由于率先走上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铁托及南斯拉夫往往被视作“异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关于铁托的研究和评价也各不相同。



（一）南斯拉夫本国及西方学者的研究



南斯拉夫本国学者的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铁托的总体性研究，包括铁托传记和回忆录。铁托在世时，弗拉基米尔·杰吉耶尔的《铁托传》，兹冯科·施陶布林格的《铁托的故事》和《铁托的独立道路》，科斯塔·纳吉的《战争年代的铁托》，米·波波夫斯基的《世界论铁托和南斯拉夫革命》等颇具代表性。这些作品写作时间不同，内容和风格各具特色，以正面评价为主，具有明显的南斯拉夫立场和反对苏联干预的色彩。其中，对铁托早年经历的介绍最具代表性的，是1953年弗拉吉米尔·杰吉耶尔所著的《铁托传》。作为铁托的战友、前南共中央委员，杰吉耶尔和铁托一起经历了革命岁月中至关重要的几个时期，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包括铁托本人的叙述，也包括作者和相关人物对事件的回忆。由于铁托本人没有写自传或回忆录，此后出版的铁托传记里对其早年经历的叙述大多都依托于杰吉耶尔的这部传记。杰吉耶尔认为铁托对南斯拉夫具有象征性意义，“南斯拉夫的革命是在铁托的领导下进行的，因此他的名字就成了这个革命的象征，就好像在其他国家，革命领袖或进步战争的领袖的名字成了某个时期的象征一样，例如美国的华盛顿、英国的克伦威尔、法国的罗伯斯比尔和马拉、印度的甘地等”。同时他认为铁托不同于斯大林，斯大林式的个人崇拜在南斯拉夫并不存在。铁托曾表示，“人民才是历史的动力，他们是鼓舞着领袖，而领袖只不过是组织者和人民思想的系统整理者”。



铁托去世后，南斯拉夫国内出版的纪念铁托的著作也很多。佩·达姆扬诺维奇等人编纂的《铁托自述》，将不同时期产生的、涉及同一问题的大量材料摘编整理在一起，并按时间顺序加以汇编，以自传的形式，较为全面勾勒出铁托一生的思想和事业。弗拉迪米尔·巴卡里奇所著的《铁托传》，则以百科全书文体简明扼要地概括了铁托的一生。



米洛万·吉拉斯曾是铁托的亲密战友，后来则成为持不同政见者。1953年10月以后，吉拉斯与铁托等人在政党体制改革方面出现严重分歧并分道扬镳。他在铁托去世后出版的《铁托：内幕故事》一书，为铁托研究提供了更多历史细节和不同的视角。在吉拉斯看来，“约瑟普·布罗兹·铁托除了有政治才能以外，别无其他专长。他智力过人，才思敏捷，能够有选择地全神贯注思考问题。我发现斯大林也具备同样的特点”。他认为铁托所受的教育不足，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也不足，在军事上亦没有什么突出的才赋，但他拥有作为政治领袖的素质和才干；铁托事实上延续了斯大林式的个人专权和官僚作风，“集体领导是和铁托创立和行使的权力相矛盾的，他的集体领导将由铁托主义的共产党人组成，他们像铁托一样，对权力的观念是非集体的。……铁托的南斯拉夫的稳定来源于铁托个人的地位稳定和独裁。”吉拉斯认为，“铁托是个伟大的、具有很大独立性的政治家，但是我相信人们将会看到，他并没有创造出精神和制度上的持久的东西。铁托主义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流逝”。看铁托之后南斯拉夫的命运，不能说吉拉斯的预言没有道理。



二是南斯拉夫共盟的官方文献。包括官方陆续出版的有关铁托的文集、论著、讲话、访谈录、回忆录、会议报告等，如《铁托全集》《铁托言论集》《铁托专题文选》、铁托的讲话单行本等。除铁托本人的文论以外，南斯拉夫另一位主要领导人、南共联盟理论家爱德华·卡德尔的相关文献对铁托及南斯拉夫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卡德尔论文选》《民主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矛盾》等。



三是南斯拉夫历史、党史和国史方面的著作，也是铁托研究的重要文献。如南斯拉夫历史学家伊万·博日奇和弗拉基米尔·杰吉耶尔等人编著的《南斯拉夫史》、斯·斯托扬诺维奇主编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历史》、杜尚·比兰吉奇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史纲》，将铁托的政治举措置于历史的框架中进行了梳理。

四是南斯拉夫学者的专题性研究。包括围绕苏南冲突、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铁托的不结盟政策等不同专题的研究，以及对铁托本人及其思想和实践的专题性研究。



关于苏南冲突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弗拉吉米尔·杰吉耶尔的《苏南冲突经历（1948-1953）》、爱德华·卡德尔的《卡德尔回忆录：1944-1957》、米洛万·吉拉斯的《同斯大林的谈话》。作者均为苏南冲突的亲历者，提供了当时南斯拉夫方面的观点和看法，有利于了解铁托的思想和行为变化，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这些研究过于突出苏南双方的早期矛盾和分歧，强调对斯大林与斯大林主义的批判。



关于自治社会主义的研究，有宏观制度层面的研究，如斯塔涅·卡夫契奇的《南斯拉夫的社会自治》、巴伏列·科瓦奇的《南斯拉夫自治的发展》、杜尚·比兰吉奇的《南斯拉夫社会发展的思想和实践：1945-1973年》、勃朗科·霍尔瓦特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等；有具体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的研究，如M.博哥萨佛列维奇和M.伯沙科维奇的《南斯拉夫一个工厂的工人管理》、斯杰潘·洛夫连诺维奇《南斯拉夫的经济政策》、米洛万·巴甫洛维奇的《南斯拉夫自治经济制度的产生与发展》、马尔塞尼奇的《南斯拉夫经济制度》等。其中勃朗科·霍尔瓦特的著作对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的论证较为深刻。他认为南斯拉夫解体并不意味着工人管理是行不通的，“经济的成功不可能是政治失败的原因。不幸的是，南斯拉夫没有一个邓小平作为铁托的继承人”。



值得一提的是，南斯拉夫实践派学者从哲学层面对自治社会主义进行了理论论证与深刻反思，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南共联盟的政策取向。所谓“实践派”，指苏南冲突以后对斯大林主义进行批判和对自治社会主义进行研究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流派。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他批判苏联的“国家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异化问题，斯大林窒息了马克思主义本身。他认为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是反国家主义和反官僚主义的，高度肯定按照自治原则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自治是共产主义的萌芽，这个萌芽是未来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还不发达的形式。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才有权被称为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和低级阶段。”同时，他认为铁托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苏南冲突以来所持的反斯大林主义立场以及创造性的社会主义实践，使他成了“现代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人物之一”，认为铁托领导南斯拉夫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实践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则在《从富裕到实践：哲学与社会批判》中对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进行了批判和反思。他认为，尽管自治在物质生产及许多重要社会活动领域取得了良好效果，但国家、政党、职业政治家、官僚仍然存在，用一种自治制度扬弃官僚体制的历史条件尚不具备。“从南斯拉夫的经验中可能得出的根本教训是，自治绝不应被等同于去集中化，而且地方的、原子化的、分化的自治制度不可能认真地挑战官僚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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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雷德腊格·弗兰尼茨基



西方学者对铁托的研究，侧重于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民主化改革。



1974年出版的菲利斯·奥蒂的《铁托传》，对苏南冲突以后铁托的改革举措和国际活动进行了补充和评述，分析了铁托晚年在民族和政党问题上的危机与改革。“铁托本人置身冲突之外，处于一种居高临下的中心地位，不时进行干预，抑制过火的改革。”奥蒂认为，铁托依靠其政治才能和个人权威，进行有限度的自由化改革，把握了改革的整体方向和节奏，维持了政局稳定。



1982年出版的阿波利尔·卡特尔的《南斯拉夫的政治改革》，对一党制下的南斯拉夫民主改革进行了讨论，认为“共产党国家有可能向着实行真正民主的方向前进”，“在经济和民族矛盾不太尖锐，又具有较强政治民主传统的国家，改革有可能取得更大的成功”。不过卡特尔认为，南共领导人对改革的目的和限度存在意见分歧，铁托本人对自由化的疑虑也影响着改革的连贯性。



1963年出版的查尔斯·麦克维克的《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对南斯拉夫早期经济、农业、政治、社会、司法改革进行了梳理和分析。麦克维克肯定了南斯拉夫改革中的民主和人道主义性质，但认为“铁托主义”所倡导的社会民主实际上是“西方自由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的一种折中，或者一种综合”。



（二）中国学者的研究



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及其改革，长期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其中关于铁托的研究，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



一是官方评价历经多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官方跟着苏共和斯大林的步调，对铁托以批判为主，将铁托视为“民族主义者”“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毛泽东在1956年同参加中共八大的南共联盟代表团谈话时表示，中共当初的判断有“难言之隐”，“当时有人说世界上有两个铁托，一个在南斯拉夫，一个在中国”，并提及斯大林怀疑毛泽东是“半个铁托或准铁托”，要走铁托式的“民族主义”道路。斯大林去世后，中共因与南共联盟在如何评价斯大林问题上存在分歧，又称铁托为“现代修正主义者”。1963年9月，中共中央在《人民日报》发表《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痛斥铁托的“修正主义”，列举其“背叛”社会主义的种种行径。但这一时期国内出版了一些介绍南斯拉夫有关情况的文献，如《南斯拉夫资料汇编》《南斯拉夫资料续编》《南斯拉夫新根本法》《铁托在普拉的演说及有关评论》等，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人们了解和研究南斯拉夫的情况。



随着中南关系的正常化，官方对铁托的评价有了新的变化。1975年，胡耀邦同志提到，“毛泽东同志在七十年代，在重新理解了铁托同志和你们党的革命实践之后，说过一句话：‘铁托是铁。’”。1977年铁托访华，中共遂不再将南共联盟视为“修正主义”政党。1980年铁托逝世，中共评价“铁托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以铁托同志为首的南共联盟，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创立了适合本国情况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



二是学术研究不断丰富。改革开放后，基于对南斯拉夫改革经验的借鉴，国内出现大量翻译铁托、卡德尔、吉拉斯等人的文论和著作，以及有关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的研究著作。学术界对南斯拉夫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尤为关注，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还成立了中国南斯拉夫经济研究会。学者们对南斯拉夫的经济、农业、政治等多方面进行了考察和研究，对其所有制、分配制度、计划与市场等问题有了较为客观的分析和评价。比较早的作品有柳光青等人的《南斯拉夫的社会自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江春泽和张德修的《南斯拉夫经济》、汪丽敏的《南斯拉夫农业》、刘成彬和徐万明的《南斯拉夫的国家机构与干部制度》等。



1992年南斯拉夫解体之后，中国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更为丰富。



关于铁托总体研究，国内学者编著的铁托传记相继出版，如州长治的《如钢似铁——铁托》、郑贯成的《铁托》。这些作品大多是在外文译著的传记基本材料上进行的艺术加工，介绍的主要是铁托早年经历，对铁托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和不结盟运动的叙述和不足分析，属于普及性读物。



关于苏南冲突，随着俄国及东欧国家解密档案的公开，相关研究逐步深入。2002年出版的沈志华编著的《斯大林与铁托——苏南冲突的起因及其结果》收录了大量苏南双方在苏南冲突时期的历史档案资料，跳出了单一立场的局限，并纳入冷战史研究的视角，对苏南冲突的起因及结果进行了重新梳理和阐释。沈志华认为，不应过分强调苏南之间的历史分歧，南斯拉夫并非在战后就走上了不同于苏联的独立发展道路。铁托在战后甚至苏南冲突初期都采取了向莫斯科靠拢的方针，“危机的根源在于斯大林转向冷战政策的实质，以及铁托对这一实质的误解”。铁托的独立性和倔强性格超出了斯大林的预期，打乱了其战略安排。“所谓铁托的独立道路是苏南冲突的结果而不是它的起因。”同样结合冷战背景进行分析的还有郝承敦的《苏南冲突研究》和《苏南冲突与东方阵营内部关系的演变》。他认为“南斯拉夫走上自治道路，决定性的因素是苏南冲突”，并将苏南冲突视为东方阵营内部的“冷战”。虽然学术界普遍认同铁托的独立自主道路是冷战刺激下的产物，但也有不少学者强调“南斯拉夫改革是必然性和偶然性、内因和外因的统一”，需要对南斯拉夫的社会历史条件加以关注，从而更好地理解铁托对内对外政策的形成和发展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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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解体



关于铁托独立自主道路的研究与评价，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



其一，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这方面的系统研究成果较少，以人物思想研究为主，多散见于南斯拉夫史、东欧史、东欧社会主义改革、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等相关研究著作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2002年出版的张利华等人的《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从铁托、卡德尔、马尔科维奇等五位人物的理论视角解读自治社会主义的形成与发展；2012年出版的项佐涛的《米洛万·吉拉斯的政治思想演变研究》，以吉拉斯的视角透析自治社会主义的成败；2010年陆续推出的由衣俊卿主编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丛书，通过南斯拉夫实践派的思想理论对自治社会主义进行了哲学维度的研究。尤其是在东欧社会主义改革的研究中，学者们对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改革提出了反思，但都充分肯定了其开创性意义。



其二，从南斯拉夫联邦解体的经验与教训视角，对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的成败进行研究。有学者强调，不能忽视外部因素的影响，这是南斯拉夫留给我们的重要教训。吴冷西认为，“现在看起来，《三评》对南斯拉夫实际情况的分析不准确，有些提法是过分了，不过评论中所提出的国家性质和平演变的论点，还是很有意义的”。马细谱在《南斯拉夫通史》及相关论文中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较为全面地总结了南斯拉夫联邦解体的原因，“南斯拉夫联邦的陨落和解体有其深刻的内因和外因”，“内因有南共联盟政策失误、国家经济衰退、民族矛盾激化等”，“外因则是美欧大国实行和平演变计划和双重标准，粗暴干涉南斯拉夫联邦内政”。



其三，对铁托领导的不结盟道路研究，特别是对铁托不结盟思想的成因和基本内容进行分析。如郝承敦的《苏南冲突与东方阵营内部关系的演变》，将铁托的不结盟政策与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进行了比较，认为中南两国都选择了不结盟道路，“但南斯拉夫奉行的是独立于东西方阵营之外的温和政策，中国则奉行‘既反帝又反修’的强硬外交”。



三、人物述评



铁托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积极参与并领导南斯拉夫革命，逐渐成长为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铁托领导游击队和人民解放军，开创了大片解放区，在巴尔干半岛形成了对轴心国军队的有力牵制，为反法西斯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他在大国博弈中折冲樽俎，为南共领导的人民解放力量赢得了最大利益，建立了崭新的共和国，使流亡政权恢复王国统治的梦想破灭。在取得国家政权之后，铁托效仿苏联，在南斯拉夫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苏南冲突以后，铁托领导南斯拉夫走出斯大林模式的束缚，大刀阔斧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在铁托的倡导下，南斯拉夫开始实行工人自治，由此开启了对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全面探索，开创了具有南斯拉夫特色的自治社会主义。同时，铁托在对外政策上坚持独立自主，在冷战背景下走出了一条独立于东西方阵营的不结盟之路，引领了世界不结盟运动的发展。面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弊端，铁托采取果断措施维护了南斯拉夫的团结稳定。1980年铁托逝世，失去领袖的南斯拉夫，在经济、政治、民族等多个方面的困难交织下最终走向了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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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托元帅的葬礼



回顾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改革的历程，在社会主义从一国到多国的时代背景下，铁托在社会主义探索中做出了理论和实践贡献。在理论方面，铁托通过主张回归马克思主义的“本义”，即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开始国家消亡的进程，进而奠定了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基础，为改革和完善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南斯拉夫在所有制、计划与市场、收入分配等方面上都有所创新，并对官僚主义和集权主义进行批判，提出进行集体领导，发展出南斯拉夫式的社会主义自治民主。换言之，不同于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进程中强调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铁托的理论贡献恰恰在于“回归”马克思主义，通过“回归”马克思主义，在思想层面确立了与苏联不同的社会主义发展路径，并以此为指导在实践中取得成功。这些在实践上的成功，集中体现在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上，包括创立社会主义自治制度；改革“斯大林模式”、对联邦权力进行有效制约，推进地方自治与权力下放；通过建立公社制度，积极推行地方自治，扩大社会主义自治民主；建立代表团制这一具有鲜明南斯拉夫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等等。



传统观点认为，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最早开始对苏联模式进行改革，并由此开启了二战后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进程。不过，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改革，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在时间顺序上具有先后关系，却很难确定地说前者对后者产生了多大的实质性影响。从特点上看，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改革与其他东欧国家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革，都在尝试摆脱苏联的全方位影响，探索本国社会主义道路，但何以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改革所作出的独立道路探索最为成功，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探索独立道路的改革，要么在一定程度上妥协（比如波兹南事件后的波兰），要么彻底失败（比如十月革命之后的匈牙利）。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重要的一条，在于南斯拉夫是为数不多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获得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而不是像其他东欧国家一样是被苏联解放之后扶植起来的社会主义政权，这就使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有了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的底气。因此，南斯拉夫的独立探索与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后来改革探索的历史基础是不同的，可能会相互启发，但不能简单地说前者对后者影响有多大。



铁托的不结盟思想，为民族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发展，国家之间、政党之间积极和平共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的团结合作，做出了示范，也为后发国家如何在大国博弈的夹缝间生存与发展，从而为本国谋求最大利益提供了启发和借鉴。



此外，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探索对中国也产生了影响。早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就派代表团赴南斯拉夫进行考察，说明当时的中共高层已意识到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改革对我国借鉴的重要价值。在考察期间，代表团对于南斯拉夫在所有制、计划与市场、经济管理体制、对外开放等方面的改革措施印象深刻，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共高层决策者破除思想坚冰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有学者就认为，尽管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改革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影响有限，但在改革开放初期，南斯拉夫的改革理论和实践对中国经济学界和中央决策层提供了直接的启示。而且这种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改革开放之初。直到今天，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改革，无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还是对广大后发国家探索进行什么样的现代化和怎样进行现代化等问题，都可以带来有益的启迪。



铁托领导建立的社会主义的、自治的、不结盟的南斯拉夫，在20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它也留下了许多时至今日仍有待进一步思考的重大课题。



例如，从个人层面看，铁托何以“名满天下，谤亦随之”？一方面，铁托早在赴共产国际工作时期就意识到了独立自主的重要性，从而改组南斯拉夫共产党，使其摆脱共产国际的控制，挽救了党的危亡。他带领南斯拉夫共产党和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了法西斯，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探索出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道路，秀立于中东欧社会主义诸国。另一方面，斯大林认为铁托“极端狂妄自大”，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知识，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困难估计不足，吉拉斯则认为铁托本人及其改革都有局限性，理论水平不足，个人作风亦有缺陷，没有创造出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



又如，从国家层面看，南斯拉夫这个曾经创造了辉煌奇迹的“巴尔干之虎”，何以在20世纪90年代分崩离析，使铁托曾经的理想化为“水月镜花”？1992年4月27日，南斯拉夫联邦彻底解体，结束了它48年的社会主义制度。解体后的前南斯拉夫地区深陷战争泥淖，经济发展一落千丈，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巴尔干地区的矛盾和冲突迄今仍未平息，民族冲突、局部纠纷频仍，前南斯拉夫诸国沦为大国博弈的棋子。



深究问题的根源，还在于南斯拉夫创建的自治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缺陷。这个制度有它自己的创新成就和辉煌，同时也为内在的难以克服的三大矛盾所困扰，即集权与分权的矛盾、人治与法治的矛盾、民族多元与平等的矛盾。



第一，集权与分权的矛盾。



一般观点把铁托的分权化改革作为后来出问题的重要原因。这种分权化改革集中表现为：推行“自治社会主义”模式，并施行与之相配套的联邦权力下放、自治民主等政治体制改革，实行党政分开，把党的“领导作用”改为“引导作用”，实行集体领导制度等。这种改革被认为在一段时期内提升了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活力，却使党的领导软弱无力，造成党内思想混乱，为民族分离势力的加剧埋下了隐患。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南斯拉夫的分权化改革更多流于形式，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从根本上说，与分权化改革之前并无本质区别。一党制这一前提，在南斯拉夫并未因为分权化改革而发生变更，因为南共联盟高层始终认为，“充分的政治民主只能意味着让反共分子来推翻这个制度”。南共联盟虽然想要通过变更党名促进党的“消亡”，并在理论层面提出“自治社会主义”，甚至在实践层面的某个环节或某个政策执行过程进行“党政分开”，但宏观而言，“以党代管”仍然是普遍现象，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随着一党制在南斯拉夫的固化而加强。



比如，具体到中央和地方关系上，分权化改革的确实现了中央权力向地方权力的渡让，导致了多个权力中心的出现，中央和地方共盟的关系越来越类似于联邦制国家结构下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的关系，南共联盟联邦化趋势加强，但这并不意味着党的领导的弱化。地方共盟对于该地区的管控能力依然强大，党—政—社的基本逻辑并没有因为分权化的改革而发生变化。所以，分权化改革的后果并非弱化党的领导，而是地方势力坐大，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党政机关各自为政，将地方利益凌驾于联邦之上，经济发展的本位主义泛滥，导致地方之间的发展水平差距逐渐拉大。数据显示，南斯拉夫最发达的斯洛文尼亚和最落后的科索沃，“在人均GDP方面的差距，前者与后者的比例也从1947年的3.3∶1，扩大到1987年的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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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解体前的地区经济数据表格



在南共联盟强势主导下，不同的声音被视为“杂音”，被视为对党的领导的挑战。20世纪60年代，南斯拉夫国内著名的哲学流派实践派同南共联盟发生了思想分歧，批判自治社会主义，反对南共联盟的民主集中制，结果其杂志被迫停刊，学术活动也被迫停止，8名实践派哲学家被解除教职。



可以说，铁托构建的包括自治社会主义在内的一系列“原创性”理论，其实不过是既有理论的派生物而已。这使得在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实践中，实现理论创新存在内在的、不可逾越的天然障碍。正如有学者指出，“南斯拉夫理论尽管坚持民主在社会主义中的必要性，它却包括了列宁主义的一党制的国家理论。在恢复共产党‘消亡’概念的时候，这个理论成了一个主要矛盾的牺牲品”。诚可谓一语中的。



此外，尽管铁托认为南斯拉夫分权化改革背后的支撑理论，比斯大林模式更接近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但就实践中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而言，二者却是冲突的。比如，铁托希望通过去集中化、建立自治制度的方式克服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高度计划的经济体制弊病，由此提出通过经济自治、下放权力进而实现国家消亡和社会自治，并将自治理解为国家消亡的起点和共产主义的萌芽，通过社会自治扬弃国家机器，克服国家的异化，使国家权力回归社会。然而，按照马克思的设想，高度发达的经济基础是国家消亡的起点和条件。这样的条件，南斯拉夫是否具备？南共和铁托并没有从理论和实践上回应好这一问题。在一个生产力发展水平仍属落后的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处于尚不发达的状态，脱离生产力条件、将劳动者自治当作国家消亡的起点，并不契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不符合南斯拉夫的实际情况。



第二，人治与法治的矛盾。



南斯拉夫联邦建立后，南共和铁托十分关注法治建设。从1946-1981年，南斯拉夫先后颁布了四部宪法和一系列宪法修正案，从宪法上确立了联邦制、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南共联盟的引导作用、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民族平等诸项原则。南斯拉夫无疑是一个把法治化不断向前推进的国家。法治化进程体现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各个方面。



与此同时，实践中人治和法治的矛盾依然存在。1963年宪法明确实行限制各级领导干部重复当选的制度，规定定期轮换制为宪法原则，共和国总统也只能连任一届。这就在事实上取消了南斯拉夫领导干部终身制。然而，同一部宪法却又在第十章第二百二十条中规定“对于约瑟夫·布罗兹·铁托选任共和国总统职位不加限制”。1974年宪法对铁托的“例外”作了更进一步说明，在第三章第三百三十三条中规定“可以选举铁托为任期不限的共和国总统”。1978年南共联盟党章还明确了铁托为“无任期限制的主席”。这事实上延续了斯大林模式中领导人职务终身制的传统——由宪法和党章确认铁托是南斯拉夫的终身总统、南共联盟终身主席。这就等于把南斯拉夫的统一与稳定，以及联邦的权威，全部寄托在了作为“卡里斯马”式领袖的铁托一人身上。



由此带来的一个问题是，任何不同声音都被视作对“卡里斯马”领袖本人及其地位的挑战——无论这种挑战以何种形式出现，也无论挑战者是什么人。1954年，南共联盟中央书记米洛万·吉拉斯不同意铁托提出的政治路线，主张取消共盟组织，要求实行多党制，这自然就被铁托认为制造了党内思想混乱，吉拉斯为此被开除出党。1966年，南斯拉夫联邦副总统、保安部门领导人、南共联盟中央委员会书记亚历山大·兰科维奇对铁托的改革提出异议，主张恢复国家主义。这被铁托视为将部门置于共盟和社会之上，搞“集权主义”和“宗派主义”。结果兰科维奇遭到严厉批判，最终被解除职务。



“一人之治”与“万众法治”的并行，构成南斯拉夫政治制度的一大特点，也构成了南斯拉夫政治制度的固有矛盾。这一固有矛盾，无法有效解决最高权力交接的“真空”问题。一旦“卡里斯马”式领袖之位空出之时，整个国家便滑向分崩离析的边缘。虽然铁托在晚年设计出由各共和国和自治省“轮流坐庄”的主席团制，试图依据制度而非“领袖”来延承国家的统合，但却事与愿违。不仅联邦最高领导权力疲软无力、权威丧失，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省也相继摆脱了联邦中央的控制，国家最终走向解体。可以说，南斯拉夫从铁托治下的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均GDP一度位居东欧前列，到后铁托时代经济不振、矛盾激化、国家迅速解体，一路走来，都始终伴随着人治与法治的协调、冲突。



第三，民族多元与平等的矛盾。



这一对矛盾，与南斯拉夫制度设计的先天缺陷有关。可以从南共联盟的领导制度和国家的联邦制度两个方面来考察。



从南共联盟领导制度设计看，为体现民族平等和自治民主，在南共联盟主席团中，不论面积大小和人口多寡，6个共和国的代表人数相等，两个自治省的代表人数相等（略少于6个共和国）。主席团不是一个有机整体，而是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共盟领导人的简单总和，因此其成员在很大程度上考虑的是各自的共盟而不是作为整体的南共联盟的立场。



从联邦制度设计看，铁托设计的基于民族的社会主义联邦制度为南斯拉夫日后的解体埋下隐患。联邦下的自治主体按民族区域而不是地域划分。铁托强调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和合作，给予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充分的自主权，自治主体享有较高的自治权力和民族自决权利，倡导“社会主义南斯拉夫民族”，用统一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来凝聚国家认同。但这种纽带并不稳固，无法掩盖民族认同上的多样性，更无法消弭民族之间的矛盾与事实上的不平等。南斯拉夫境内有两种文字、三种宗教、四种语言、五个主体民族，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南斯拉夫所强调的民族同一性是抽象的，在民族平等问题上简单采取了平均主义的做法，而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直面事实存在的民族不平等与利益冲突，尤其是在基于民族的社会主义联邦制度下，各共和国和自治省的发展不平衡使得民族平等更加难以实现。



对于理想主义的制度设计引发的问题，铁托在世时可以依靠个人权威来化解。但在他去世之后，民族分裂主义则在外部势力的策划和利用下大大加速了南斯拉夫解体的进程。



然而，瑕不掩瑜，铁托是开辟社会主义新模式的探索者、社会主义新道路的试验者。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是最早改革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进行独立探索的社会主义国家，自主建立了一套与众不同的、具有鲜明南斯拉夫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与苏联的社会主义相比，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更加凸显对“人”的重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短短几十年，在富裕程度上走到了中东欧地区的前列。这一切，都和铁托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铁托的思想和他的波澜人生，使他享誉世界并在政治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成为名副其实的“小国的大政治家”。



本文节选自《政治通鉴》第六卷。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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