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东阳：台湾“二二八”事件是如何“脱敏”的？

郑东阳：台湾“二二八”事件是如何“脱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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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2月28日，马英九出席“二二八事件66周年中枢纪念仪式”，再度向“二二八”事件受难者与家属鞠躬致歉。无论是台北市长任内，亦或是以国民党主席、地区领导人的身份，每一年2月28日，马英九都会慰问“二二八事件”的受难者家属。年年鞠躬道歉，十几年坚持下来，以致被质疑为“道歉达人”，但当局和国民党一直在用诚恳的办法，跨过了历史的仇恨。- q4 h" L2 O5 V) l6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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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在1947年2月28日的政治事件曾一度是台湾社会不能提及的“政治禁忌”。解严后，在民间团体及执政党内部改革派、反对党势力均提出诉求，开始获得当局的正视。虽然事件死亡人数、哪个领导人应该负主要责任，本省人与外省人、地下党、日本殖民残余力量在事件中各扮演何种角色等历史真相的讨论今天仍在继续，但台湾社会已经就事件达成基本共识：无人能垄断二二八事件的诠释权，错在执政当局，应对受害者家属进行赔偿，不能对该事件进行政治消费。) X/ ^* O3 e6 i3 ~4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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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有了共同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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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台湾光复。国民政府在台北中山堂举行台湾的对日本的受降典礼。行政院秘书长、陆军大学校长陈仪被调任台湾，担任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2 E: j0 p8 |' X% S1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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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仪希望台湾民众能感受到委员长对人民的“热情赤诚”，但很快台北植物园附近的马场町，取代了南京的雨花台、北京的菜市口。

　　1947年2月27日，在台北，一位名林江迈的妇女在兜售香烟时与国民政府专卖局武装缉私人员产生冲突，缉私人员的枪托打伤了妇女，引发周围民众愤怒和围观。缉私员傅学通向人群开枪示警，又开枪打死了一名抱不平的群众。缉私血案激起台北市民的愤怒，28日上午，四、五百人发起游行请愿，冲击公署大门，要求行政长官公署“严惩杀人凶手”。其间，有民众抢夺警卫枪支及开枪射击卫兵，卫兵还击，当场打死3人、打伤3人，逮捕6人。台北市的学生开始罢课，上街游行。4 h: g7 M0 S4 x

　　手脚慌乱的台湾党政军一把手陈仪未能妥善处理，骚乱遂蔓延全岛，引发一连串群体事件（抗争期间，民间也出现本省人排斥外省人的流血冲突）。起初，民间成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呼吁本省人与外省人共同推进台湾的政治改革，陈也派人参与。但此后，委员会达成的处理大纲中要求撤换陈等台湾主事官员、追究责任，这让陈十分不满和恐慌，他宣布解散委员会，并将情况汇报给南京领导人蒋介石。在南京的党政要员商议后，认定事件是“暴乱”，为了维护政权稳定，急令军队赴台湾增援，大规模的暴力镇压亦随之而来。- T  I" q% P! j" Q

　　由于官方长时间的刻意掩饰，并视其为研究和讨论禁区，有关“二二八”的各种历史真相的解读版本众多。“二二八”事件期间，此后的影响却十分巨大，讨论此后影响台湾数十年的“省籍矛盾”、“台独思潮”、“白色恐怖”等政治现象的源头皆无法回避该事件。“二二八”事件背后，1945年台湾光复后，国民政府在台湾的言行的确处处与“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等初衷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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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著名国民党当局的反对者、曾经刺杀蒋经国未遂的黄文雄为例。黄文雄的父亲是个“近乎宗教狂热的现代化推行者”，台湾光复后，十分正统的黄父十分兴奋，认为自己这个优秀的技术官员可以参与台湾“回归祖国”后的现代化进程中了。但很快，失望开始蔓延。2 w% }2 W5 u2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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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发觉自己的奋斗十分孤立无援，总是被吞噬进宏大空洞的计划中。出于不信任，中央政府派驻大量大陆官员赴台接管，黄父工作的建设局里也不断有大陆来的官员进驻，一位国民党籍官员为了装修会客室，将工程档案搬到走廊上，让材料任由风吹雨打。

　　而大陆官员也对这些日语比国语流利、闽南口音浓厚的台湾同僚十分不满。这种观点得到长官们的认同，陈仪认为，“台湾人民由于受日本长期专政政治的统治，政治意识退化，不能以理智的态度来实行自治的政治，因此需要二三年之久的国民党之‘训政’才能使他们成为完全的公民”。这类言论，极为伤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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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语上的难以沟通，加上从大陆到台湾的军政人员，质素参差，良莠不齐，不时与民众发生冲突。而战争期间GDP仍在增长的台湾，工业及农业生产在战后数年出现倒退，经济上一度出现了颇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天空中充满戾气。社会上甚至出现“日本狗去，中国猪来”一类过激言论。, Y8 G/ n7 P0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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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年后，黄文雄目睹了自己家门口发生的“二二八”事件。在新竹，民众们也包围了警察局和县政府，并从屋内搬出各种东西在庭院里焚烧。黄文雄的回忆中，“飞散的钞票都有人捡起来丢回火堆中，没有人会私吞”。人们的怒火压抑了很久，但没有明确的反对对象。包围警察局的人们在开会时，列举的案例却是这些警察如何在日本人指挥下欺负他们。有些人则将矛头对准外省人，因为开枪的国军大部分不会说闽南语，但也有本省家庭收留和保护着外省家庭。8 B8 t6 {) ^1 ^! ^( {

　　类似的回忆还有许多。高雄冲突中，议长彭清靠率民意代表到高雄国军司令部，要求撤走在市区滥杀民众的巡逻队。其中一位民代大骂蒋介石，惹怒司令彭孟缉，三位民代被当场枪毙，彭清靠也被捆绑入狱。

　　事后，彭清靠之子彭明敏在回忆录中说：“到了这个地步，父亲甚至扬言为自己身上的华人血统感到可耻，希望子孙能与外国人通婚，直到后代再也不能宣传自己是华人。”受父亲影响，彭明敏后来成为“台独教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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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后，从基隆港登陆的国军迅速南下扫荡，黄文雄开始在被窝里听到窗外密集的枪声。至此，不管本省还是外省人，人们开始了共同敌人——向国民党及其军队。而事件结束后不到三年，随着国军在内战中落败，一群又一群民国军政要员、社会名流和家眷下岸后，直接搬进台北后来被命名为“南京路”、“杭州路”的街区。上至“总统”，下至“警总”，没有一个人能听懂台语，却拥有这座小岛上至高无上的权力，“外来政权”从一开始就被贴上“原罪”的标签。' q; Z6 W- o1 M9 a

　　“二二八”伤痛还未抹平，戒严令随之到来。这让当时以外省籍精英为主的公知圈十分不满，60年代以前，还有诸多异议者，但随着雷震被捕、殷海光含恨而终，柏杨入狱，台湾进入“沉默的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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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该如何定性？' _7 ]9 R8 V3 v;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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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镇压以后，当局又实施清乡措施，逮捕与枪决了许多知识精英、学生和民间领袖。为了平息舆论，陈仪成为替罪羔羊——官方以行政长官公署政策判断错误、处事不当，造成国内舆论不满，陈仪被解除行政长官职务，改任国民政府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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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官方将“二二八”定性为反政府的有预谋行为，并将矛头暗指向共产党，认为其在事件中曾煽动骚乱。3月28日，台湾省政府主办的《台湾新生报》社论《二二八不是民变》称“事件完全出于有计划的预谋，查缉私烟之引起死伤，不过是它的导火线。主谋者是怀有政治阴谋与野心的乱党奸徒，和过去日人豢养下的一些鹰犬，附从者是一群被唆使的地痞流氓和一部份被煽惑被胁迫的青年学生”。1 h+ k  i# {0 t) f( R2 e5 X' U

　　这一说法并没有得到被指责方的否认或者承认。在1949年前，中共将该事件定性为“台湾的自治运动”，（1947年3月20日，《解放日报》社论》），1949年后，则称为“二二八起义”，定性为爱国民主运动，指责国府野蛮制造白色恐怖。至今，大陆官方每年都在举办纪念二二八起义的活动，2012年前一直以座谈会的形式纪念事件，近两年则改成学术研讨会。6 E) [% p# _/ A& q!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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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事件造成许多伤亡，数字众说纷纭，各方统计的死亡人数，由数百人、数千人、一万余人，至数万人不等。1992年台湾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的推估数据，则为18000人至28000人。9 R8 m# I5 D2 g" W- }( a5 k

　　虽然处于内战期间，但国民政府没有实施戒严令，也没对媒体进行严格控制，因此民国一些有影响的报纸纷纷对事件进行分析和报道。3月2日《大公报》头版报道事件，提及民众对经济与政治状况的不满，以及缉私伤及人命做为暴动发生原因。. J% q1 W8 m4 X4 Y+ i4 f: c3 y, |6 K

　　3月3日的上海《文汇报》报道“在台北发生空前大流血惨剧，两日事变中，致有三四千人死于非命”，在“编者的话”专栏中，又记载“这次的骚动，警察曾开枪，死伤平民达三四千人，可见这骚动，还是以强力压平的”。与此同时，国民党的官方媒体以及陈仪的记者会上，则强调外省人的伤亡，如官方的《中央日报》以“台北秩序恢复，台胞伤亡数十人，监察院已电令查办”为标题，称台胞死伤不足百人，外省人则死伤超过四百。7 K! S( |& u$ k1 V'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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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当时的西方驻华记者也参与了报道。如当时的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的约翰·鲍威尔（John W. Powell）等西方记者亲自到台湾采访。鲍威尔的报道称，政府部队使用了难以想象的残暴方式来镇压，称当时统治状况劣于日治时期，并以“浴血台湾”（Blood Bath in Taiwan）为自己的报道标题；同时引用目击者称，提及一次机枪扫射造成25人死亡百多人受伤，以及台北附近一处有20名青年遭割耳鼻后处决等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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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死亡人数外，在事件当中出现的本省人与外省人的流血冲突、亲日力量的参与程度、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影响力则有不同的学术分析。6 ^2 T6 S* M& G6 M( `

　　很长一段时间，绿营和独”一些学者将“二二八”视为台独运动的一个精神图腾，认为是反对“外来政权”的一次抗争，并刻意放大事件中的省籍矛盾。但当时的“台独”还远远没有成为思潮。著名的“台独”理论大师史明在抗战期间，还曾亲赴延安打游击。曾经是日共的分支的台共的确曾经希望台湾能够摆脱“殖民统治，走向独立”，但这和当年全世界的马列信仰者和左派一样，深受“民族解放”理论的鼓舞。而且当时的民间组织“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在《告全国同胞书》中明确提出：“我们的目标是在肃清贪官污吏，争取本省的政治改革，不是要排斥外省同胞”，“我们同是黄帝的子孙，民族国家政治的好坏，每个国民都有责任”。

　　统派学者王晓波则认为，当日台湾严重的粮荒，是民怨的重要根源；而粮荒的出现，则与日本人有莫大的关系。一些统派研究者指出，在二二八事件中,民众穿着日本服饰,操日语,使用日式武器,唱日本国歌,发布日文战报。而日本在国军接收台湾前有计划让台湾物价飞涨导致，日本政府才是元凶。学者黄彰健的研究指出，二二八事件的帮凶是当时美国派驻在台工作三名情报工作者，为了让美国托管台湾，处处协助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对抗长官公署。但这样的说法虽有参考价值，但以分析和推测为主，缺乏很多事实依据，也很难受到舆论赞同。

　　脱“敏”过程：体制内走向社会9 ~& W' v% ?) P' s  e

　　1950年5月，当局匆忙宣布二二八事件就此结案，封存史料。在戒严期间，有关“二二八”的讨论被视为禁区，甚至无任何学术研究资料。! m  ^" A8 M-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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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80年代，当局开始探索政治改革时，一些民间研究者和民间组织才重新提及“二二八”。1986年3月，民间社团台湾人权促进会以“省籍与人权”为题，举行座谈会，纪念二二八事件。同年9月，民主进步党成立，在其行动纲领第五十一条，便规定了“公布二二八事件真相，并定该日为‘和平日’，以期化除省籍歧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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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时，蒋经国还未宣布解除戒严。这两个组织的活动虽然被当局监视，但是当局并没有干涉。而此时国民党的“吹台青”计划已经十分成熟，李登辉、连战、吴伯雄等本省优秀中青年干部已经在党内备受重用。而且吴伯雄等还是受害者家属（吴伯雄的亲叔叔吴鸿麒在“清乡”期间被杀），他们受到重用也表明主政者没有排斥“政治不正确者”的后人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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