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宁---评资中筠《这些“国家级谎言”何时能给予？》

sunwinism

向德普、建英拜年！王小宁与王希哲一样以反对“丑化”毛和中共为己任，王小宁甚至埋怨中共不够狠，建议当局抓捕异议人士。我们与王小宁的关系已从难友、朋友关系发展到观点不同争鸣关系，再发展到今天的立场对立的政敌关系。在当前如此残酷的斗争环境中，王小宁之流比一般五毛，比很多御用文人起的作用还大还坏。北京查建国


查哥：过年好！

近日在邮箱中看到你的点评不少，您点评的虽然好，但看过后真为您有些担心，现在五毛猖獗，一定要小心，千万要当回事。五毛把汉奸分为境外、境内两种，收集名单献给党，前者没事后者遭殃。

何德普

附上王小宁在新浪微博中发表的几篇大作：

新浪网络管理员： 我（王小宁）的微博自10月9日起，新发文章上网后不久即被屏蔽。我希望这是事故，而不是有意所为。以前屏蔽文章都有通知，此次没有任何通知。我的文章是批判反共、反毛的，是指责叛国者（汉奸）的，带有很强的政治性。我想新浪网络管理员先生不是由于政治原因这样做的。对此事我将追究到底。

某些西化知识分子是怎样 拔升旧中国，贬低新中国的 ----评资中筠《这些“国家级谎言”何时能给予更正？》

某些西化知识分子是怎样
拔升旧中国，贬低新中国的

----评资中筠《这些“国家级谎言”何时能给予更正？》

王小宁

著名公共知识分子资中筠有一篇讲话《不合逻辑的中国梦》，其中有一节叫《这些“国家级谎言”何时能给予更正？》。资中筠以旧中国与新中国的对比，来说明旧中国的不落后、不贫穷，而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落后、贫穷，并对中共和中共政府说假话进行强烈谴责。



资中筠首先说：“北京的历史教师袁腾飞曾说过‘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真实率低于5%’，或许这句话有些言过和夸大，但随着网络媒体的进步，好多史料史实在国内外网站、博客和微博上的不断揭秘，使我发现，即使是最寻常的历史事实，在官方的高层领导人文集里、各类中央文件决议中，官办的媒体报刊上和国家编写的大、中、小学的课本教材上，都被发现有很多虚假的堪称是‘国家级的谎言’”。



袁腾飞的话暴露了他极端反共反毛的政治立场和观点。可以感觉到资中筠对袁腾飞的欣赏和认可。他们实际上是要重写历史，但是历史并不是有几个文人出来鼓噪就能重写的，必须要看历史事实。我们承认过去官方所编历史是有问题的，部分历史需要改写，但是，就总体而言，官方所编历史多数还是站得住脚的。袁腾飞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真实率低于5%”之说，不是“或许这句话有些言过和夸大”,而是极其荒唐。



资中筠否定毛泽东对旧中国“一穷二白”的认定，并认为这些说法被编写进了中小学的教材，成了货真价实的“国家级谎言”。“一穷二白”是一种比喻，是表明旧中国工业非常落后，人民生活非常贫困。并不是说旧中国没有任何工业建设成就。中国自清末洋务运动开始，引进现代工业已近百年，怎么可能没有任何工业建设成就呢？毛泽东的意思是很落后，不是没有。资中筠是大资本家出身，父亲是著名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她当然不能体会到中国工农大众的连温饱都没有保证的极端贫穷，她也会极力强调旧中国工业之发展。资中筠有这样的认识并不奇怪，但是她又能代表多少人呢？



我在这里用数据说明旧中国为什么是“一穷二白”的。1949年中国有5.42亿人口，但是主要工业品产量却少得可怜：粗钢16万吨、原煤0.32亿吨、原油12万吨、发电量43亿度、水泥66万吨、布18.9亿米。计算一下人均：人均粗钢0.3公斤、人均原煤59公斤、人均原油0.2公斤、人均发电量7.9度、人均水泥2公斤、人均布3.5米。中国当时的化工工业、机械设备制造业、军火工业、电子工业、高科技工业等就差得更远了，甚至不是多少的问题，而是有无的问题。中国1949年GDP358亿元，人均GDP66.09元。1949年中国人均寿命35岁。一个人均粗钢0.3公斤、人均原煤59公斤、人均原油0.2公斤、人均发电量7.9度、人均水泥2公斤、人均布3.5米，人均GDP66.09元，人均寿命35岁的国家，不是“一穷二白”，又是什么？我们将它与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做个比较。（对于毛泽东时代，政治右派和西化知识分子是全盘否定的。）毛泽东、周恩来去世的1976年，中国的主要工业品产量：粗钢2046万吨、原煤4.83亿吨、原油8716万吨、发电量2031亿度、水泥4670万吨、布88.4亿米。分别是1949年的127.8倍、15倍、726倍、47倍、70.8倍、4.68倍。中国1976年GDP2943.7亿元，人均GDP316元。是1949年的4.78倍。1976年中国人均寿命65岁，比1949年增加30岁。如果旧中国不是“一穷二白”，那么1976年的中国又是什么？岂不是世界上先进、富裕的国家了。我们都知道，1976年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比较贫穷、落后的国家。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那么说旧中国是“一穷二白”，有什么错？资中筠说：旧中国不是“一穷二白”，岂不是很可笑吗？



资中筠说：“在晚清与民国时期，中国就可以制造枪支大炮军舰飞机。”资中筠举的例子最晚到1921年，当时还是北洋政府时期，后来的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旧中国（1927年至1949年）可以造枪支，（连工业极其落后的中共的根据地都能造枪支）但却不能生产大炮军舰飞机。（只能进口主要零部件，组装出几个来。）国民党给共产党留下的就是一个烂摊子，1949年的中国是“一穷二白”的中国。



资中筠专门给我们讲了“中国造万吨轮”的故事，说中国在1958年、1960年造了两艘万吨远洋轮船，而在1920年至1921年，上海江南造船所，就造出了四艘万吨轮船。并且说：这是对“国家级谎言”的绝妙讽刺！中国1921年建造四艘万吨轮船后近三十年再也造不出大船。新中国于1958年、1960年建造了两艘现代万吨轮船，这也是个不小的成就，谈不上绝妙的讽刺。解放以后，中国造船工业前三十年片面强调发展军用船舶，对民用船舶重视不够，造成了军用船舶先进，民用船舶落后的局面。新中国船舶工业早在1956年就造出了护卫艇、1957年造出了柴油潜艇、1961年造出了导弹快艇、1962年造出了反潜护卫舰、1966年造出了中型护卫舰、70年代先后造出了导弹护卫舰、导弹驱逐舰、1974年造出了核潜艇。世界上当时只有三、四个国家可以建造核潜艇。对这些成绩，资中筠偏偏不讲。她有选择地讲在1958年、1960年建造两艘万吨轮船，对比旧中国1920年、1921年建造的四艘万吨轮船，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因为从1921年以后，旧中国连小型军用船舶都生产不出来，国民党海军是清一色的外国军舰。



旧中国由于战争等原因，最受重视，发展最快的工业是军火工业。于是资中筠把旧中国军火工业发展作为先进例证举了出来。资中筠说：“抗战时国民党武器自给。抗战军兴后，国民政府的兵器生产能力更是得到长足发展，兵工署直辖兵工厂（不含修械所）为24个，在陆军常用的武器弹药中，仅凭国产就能完全满足消耗的有三大类（迫击炮、重机枪、各种榴弹），能够基本满足消耗的有四大类（步枪、轻机枪、枪弹、迫击炮弹）。从1939年到1944年，国民政府生产步枪364,0111枝、轻重机枪42,189挺、迫击炮8,441门（含60mm、82mm、120mm等口径）、掷弹筒91,098具、枪炮弹上亿颗，还造出半自动步枪、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等装备。直到1958年，‘新中国’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还在国防工业电话会议中说：‘我们工厂生产的冲锋枪，只打了十几发子弹，击针尖就断了，还不如阎锡山兵工厂生产的好’。”



以上有一个数据资中筠抄错了：“国民政府生产步枪364,0111枝”，即364万枝，不对，多了一位数，应该是36.4万枝。我查了有关资料：国民党兵工厂1939年生产步枪8.1万枝、1940年生产步枪5.5万枝、1941年生产步枪3.9万枝、1942年生产步枪5.9万枝、1943年生产步枪6.7万枝、1944年生产步枪6.3万枝，合计36.4万枝。



在抗战期间，国民党兵工厂确实有长足发展，为抗战做出了贡献，但是，其产量很小，远远满足不了中国军队的需要。中国在1940年以前进口了大量德国、捷克武器，在1941年以后又得到美国大量武器援助。由于国民党兵工厂生产量太少，军队仍然是兵多武器少。1939年何应钦宣布中国有军队作战兵力增至261个师、50个独立旅，447万余人。如果每年作战损耗枪炮四分之一，那么每年枪支就应补充近百万支。而国民党兵工厂六年只生产了36万支步枪、4.2万挺轻重机枪。资中筠所说：抗战时国民党武器自给，陆军常用武器弹药，仅凭国产就能完全满足消耗，完全是谎言。还有，造出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也是谎言，因为从来没有听说，中国生产的军用飞机被实际使用。以上这些谎言不知是“国家级谎言”呢，还是西化知识分子级、政治右派级谎言。



我们再把抗战期间国民党兵工厂的成绩与新中国兵器工业最初三年的成绩做个比较。新中国兵工厂1950年到1952年生产了冲锋枪19万支、步枪1.7万支、手枪15万支、信号枪1万支、轻重机枪0.38万挺、火箭筒0.48万具、迫击炮0.43万门、无坐力炮0.47万门、火箭炮240门、加农炮、榴弹炮623门、枪弹15亿发、手榴弹2328万枚、各种炮弹1433万发。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新中国远远超过旧中国。国民党兵工厂生产不了冲锋枪，而新中国兵工厂生产了19万支冲锋枪。注意，它是一个工厂（六二六厂）用一年多时间生产的。国民党兵工厂没有反坦克武器，新中国兵工厂研制、生产出近万具当时在世界上也属先进水平的反坦克武器：90火箭筒及弹药，57、75两种无坐力炮及弹药。国民党兵工厂只生产出迫击炮8,441门，没有生产其他火炮，新中国兵工厂生产了先进的火箭炮240门、加农炮、榴弹炮623门。国民党兵工厂生产了枪炮弹上亿发，新中国兵工厂生产了枪弹15亿发、手榴弹2328万枚、各种炮弹1433万发。新中国最初三年弹药生产量超过原有生产能力几倍、几十倍，特别是大炮弹生产数量达到一千四百万发，数量惊人。对于中国兵器工业对抗美援朝战争所起的巨大作用，宣传太少，鲜为人知，在抗美援朝史中也很少提及。这是巨大的缺憾，对不起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做出巨大贡献的兵器工业几十万职工。尽管新中国武器弹药生产比国民党增加了几倍、几十倍，但从来没有宣称抗美援朝战争中国军队武器自给，陆军常用武器弹药，仅凭国产就能完全满足消耗。因为当时还购买了大量苏联武器。



对一场大型战争需要多少武器弹药，应该有些常识，不要闹出笑话来。资中筠既不懂工业，又不懂历史，结果闹出了大笑话。她以为国民党兵工厂六年生产了步枪36万支、轻重机枪4.2万挺、迫击炮8,441门、掷弹筒91,098具、枪炮弹上亿颗，是什么了不起的成绩，孰不知比起新中国兵工厂，这只是个零头。不要说五机部所属中央兵工企业的生产量，就是比由各省领导的地方军工，也差得很远。地方军工生产各种枪械844万支、火炮10.2万门、火箭筒17.6万具、炮弹7337万发、枪弹126.6亿发。中国对外开放以后才发现，中国是世界上除坦克车辆以外的常规兵器生产量最大，生产技术设备最先进的国家。



资中筠不愧为文章的老手，她大搞以偏盖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在大赞国民党兵工后马上提到：“直到1958年，‘新中国’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还在国防工业电话会议中说：‘我们工厂生产的冲锋枪，只打了十几发子弹，击针尖就断了，还不如阎锡山兵工厂生产的好’。”以此全盘否定新中国兵器工业。谁都可以看出，这是赵尔陆就事论事，对某批冲锋枪产品质量问题的严厉批评，并非对新中国兵器工业的评价。1959年十年大庆阅兵式上，当由中国兵器工业制造59式主战坦克、130加农炮、152加农炮、100高射炮、履带式牵引车等重型武器装备驶过天安门广场时，全场欢呼声雷动。事后外国媒体惊呼：一个陆军大国在东方出现。要知道，59式主战坦克是仿制苏联最先进的T55A型主战坦克，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坦克之一。新中国十年，中国兵器工业不仅支持了中国进行的一场几百万军队参加的现代局部战争---朝鲜战争，而且为中国军队完成了全面现代化换装。这个成绩是国民党领导的旧中国兵器工业望尘末及的。



旧中国“一穷二白”并非谎言，相反，我们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成就宣传太少，以致现在有人要以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过去除了过度地宣传“两弹一星”和大庆油田以外，对其他工业、科技行业、部门几乎不宣传，国家也没有进行前三十年历史的研究，出版有关历史专著，发表有关文章。社会上对其他行业、部门取得的成就几乎一无所知，尤其是对国防工业、国防科技一直保密。比如对核潜艇，从1974制造出来到制造出二代、三代核潜艇，从来都没有报道，而中国最新的核潜艇已经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了。国内现在知道的一些情况，往往是出口转内销，从国外媒体报道中得来的。我们的历史书确实写的不好，空洞、抽象，缺少实质内容，让某些西化知识分子、政治右派钻了空子。我倒希望所有了解历史情况，对旧中国和新中国历史感兴趣的人，都来研究、讨论，看以往编写的历史有多少要肯定，有多少需要改写，以真实的历史充实新中国历史论著。



资中筠说：“当然，也会有人说什么‘原子弹试验、氢弹爆炸’、‘卫星上天’之类的‘辉煌’，但就是不敢提这些‘两弹一星’的设计者和制造者绝大部分都是由美国政府培养出来的；而所有的大师，也都是在1949年前，由国民党政府培养的。而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62年来，迄今算算，有出了哪一个‘大师’可以拿得出手来向世界人民炫耀？！



资中筠已经跑题了。不讲：“两弹一星”是中国政府组织数以万计的中国科技人员在被外国技术封锁的情况下，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研制出来的，而讲“两弹一星”的设计者和制造者绝大部分都是由美国政府培养出来的；中国所有的大师，也都是在1949年前，由国民党政府培养的。我们就对资中筠跑题的议论进行分析、反驳。第一，在“两弹一星”研制的科研队伍中,在部分重要科研单位、重点大学等的科技人员、学者中，是有一批从美国、苏联等国留学回来的科技人员、学者，他们人数不多，但却是科技、学术领军人物，对他们的作用，我们充分肯定。但是，中国五、六、七年代绝大部分科技人员、学者都没有留学的经历，也就是说是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这些人在中国工业发展中、科技发展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在除“两弹一星”、部分重要科研单位、重点大学等以外的行业、部门、单位，几乎都是由中国自己培养的科技人员、学者在起关键作用。第二，去美国留学的人员不是由美国政府培养的，大师也不是由国民党政府培养的，而是大学、科研单位培养的。资中筠不是不懂其中的道理，她是有意要强调美国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政治意味非常强烈。第三，大师主要成长在民国的北洋政府时期，（1911年至1927年）当时是弱政府，思想、学术自由较多。而不是成长于国民党政府时期（1927年至1949年），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独裁统治，只会毁灭大师，不会培养大师。第四，留苏科技人员、学者与留美科技人员、学者同样优秀，没有必要隐瞒中国有大批留苏科技人员、学者的事实。第五，美国的大量科技人员、学者（包括众多的诺贝尔科技奖的获得者）是其他国家培养的。杨振宁、李振道是在中国上小学、中学、大学，能不能说是中国为美国培养的？美国大量的重点科研项目是外国科技人员参与完成的。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航天工程后面都有德国科学家的身影。苏联解体后，大批前苏联科技人员被招到美国，近三十年，在美国很多科技领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华裔科技人员。第六，中国官方从来没有不敢提“两弹一星”的设计者等的留学美国、西方国家的经历。钱三强、钱学森等著名科学家留学经历早在五十年代就人人皆知了。资中筠所说的中国官方“不敢提”部分科学家留学美国的经历，应拿出证据来，否则只能被认为是编造谎言。第七，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民主、自由的缺失，特别是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不断，共产党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专制，对社会科学、进步思想意识的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对此应该承认。所以我们要把建立民主政治制度作为最重要的任务。但是新中国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文学艺术等领域，确实出了很多“大师”。



资中筠说：“即使在改革开放的近三十年来，中国科技的所谓有些‘创新’，大多数也都是花高价从国外买的技术或是从欧美盗窃人家的机密之后，再改头换面的模仿再造罢了！”



这完全是在胡说。第一，美国和西方国家最重要、最尖端的技术是从来不卖给中国的，给多少钱也不卖。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第二，用钱买技术是正当的。美国、苏联、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在崛起时都大量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中国这样做为什么要被指责？第三，仿制并不丢脸，美国、日本等先进国家也搞仿制。第四，对于引进技术，首先要把它变成中国自己的技术，其次，还要进行改造、创新，使之成为更先进的技术。这需要中国科技人员做大量的工作。第五，中国大量先进技术不是引进的，而是自己创造的。还有一部分是中国科技人员通过公开的技术情报、资料、买进的产品，研制出来的。第六，存在从外国盗窃先进技术的事实。但这只占全部科技成果百分之一左右。在这方面，最厉害的是美国、前苏联、日本等国，中国水平不高，只能算小巫见大巫。第七，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是傻瓜，它们的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厉害得很，对于中国盗窃技术进行严密防范，中国很难得手。资中筠根本就举不出事实来说明，中国技术创新的大多数是“花高价从国外买的技术或是从欧美盗窃人家的机密”。资中筠此说是对中国的诬陷。你尽管可以爱美国，但没有必要“逢中必反”。只有仇恨中国的中国人才会这样做。我之前写文批判资中筠的讲演：《国家是什么，爱国爱什么？》，我文章的题目是《因为中国专制，就可以不爱中国、背叛中国吗？》。我想资中筠应该好好想想了。我主张不爱中国，甚至要背叛中国的中国人，应该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资中筠的文章，有些是好的，但是有些则充满了偏见和诡辩。《这些“国家级谎言”何时能给予更正？》就是其中的一篇。旧中国的衰败是清清楚楚地摆在那里的，新中国的成就也是清清楚楚地摆在那里的。不要说现今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新中国，就是解放二十多年，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也是旧中国望尘末及的。中共、毛泽东在执政初期犯了很多严重错误，使中国走了弯路，但就是这样，新中国也远远超过旧中国。除了政治上站在反华反共立场上，带着变色眼镜的人都会承认这一事实。资中筠的观点即使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很难找到认同者。



资中筠说：“总之，我这人最恨说假话，所以编写本文时，心里始终不是个滋味。因为人们都有个共性，那就是都讨厌喜欢撒谎的人。如果发现有一个人好说假话，人们肯定躲他远远地，不想与其交往不说，而且对他说的话，即使是真话也要在心里给他打个折扣。对待一个说假话的人都这样，要是对待一个说假话的国家呢？说实话，我们老百姓没办法，特别是对说了假话还不认账、不改正的国家，我们老百姓就更没办法！”“指鹿为马，无中生有，黑白颠倒，胡说八道，如果只是某人的毛病，或许危害不大；倘若上升为一个国家，哎呀我的天妈，那危害性你尽可夸张，肯定是说多大它就有多大！所以，我要说，国家说假话何时能更正？我们老百姓可是从心里盼望早早能有这一天！都说科学的发展观好，但得有科学的历史观做基础，如果连科学历史观都不敢正视，那还科学发展个屁？！”



我对资中筠这两段话是同意的。不能说假话，对历史不能编造谎言，国家（中共和中共政府）尤其不能说假话，编造谎言。但是我要指出的是，中共已经公开承认了很多历史错误，比如：57年反右的改正、60年前后饿死很多人、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等。对此，西化知识分子、政治右派不应向广大公众隐瞒，好像中共从来不承认自己错误一样。对于中共的错误不应几倍、几十倍地夸大。比如说60年前后饿死几千万人，甚至上亿人。这个中共当然不能承认，因为 实际饿死了几百万人。国家不能说假话，编造谎言，西化知识分子、政治右派也不能说假话，编造谎言。西化知识分子、政治右派说的假话，编造的谎言还少吗？资中筠在《这些“国家级谎言”何时能给予更正？》一文中，所指责的“国家级谎言”一条也站不住。



资中筠等一些西化知识分子总是指责中国广大知识分子被共产党洗脑，没有自己独立思想，至今为奴。中国真的只有他们这些很少的知识分子，找到了真理，看清了事实真相，没有被共产党欺骗、蒙蔽。中国知识分子并非愚昧，无知，他们也有很强的思想个性。尽管中国还没有完全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思想枷锁早已打开。在信息化的今天，广大知识分子可以接触到各种思想、信息，他们运用自己的认识、判断，形成自己的思想意识。他们的大多数没有接受完全的西化思想意识。这使资中筠等一些西化知识分子非常失望。我们从资中筠等一些西化知识分子的思想、观点的极端、片面，对是非曲直分析充满了诡辩，看事物想问题，唯美国马首是瞻，对西方思想意识极端崇拜，对其他思想意识极端排斥，可以得出结论，他们被西方思想意识洗脑了，已经没有了自己独立、自由的思想意识了。除了西化知识分子外，一些极端左派知识分子也有同样的毛病，他们思想保守，排斥民主、自由，固守中共、毛泽东以前的思想意识。





从政治右派编造苏共杀害1.47亿人 说到十倍百倍地夸大历史事实
2015年2月21日 17:40
从政治右派编造苏共杀害1.47亿人
说到十倍百倍地夸大历史事实

王小宁

一些政治右派经常说假话，编造历史谎言。有些完全是无中生有，但更多的是夸大历史事实，几倍、几十倍、几百倍地夸大历史事实。共产党杀人、害死人是政治右派攻击、污蔑共产党经常使用的重点话题。在这方面无中生有，夸大历史事实的文章就太多了。



在海外民国复兴运动协进会的网站《民国复兴运动之声》上，有一篇亚发的文章《政变考》。先不说其内容是否合乎道理，就是文章所说苏联共产党杀人之多，也显示出它的荒谬绝伦。



亚发说：苏联“列宁杀了3000万人，建立了红色苏维埃。”“斯大林在肃反运动中共枪毙了6600万人。”“1929年，斯大林推行集体化，导致饥荒，饿死5000多万人。” 按亚发所说的以上数字，相加为1.46亿人。查一些资料：苏联1926年人口1.47亿人、1941年人口1.8亿人。如果苏共真的杀害、饿死了1.4亿人，苏联人早就快死光了。苏联十月革命及以后的三年国内战争最多死了一、二十万人，绝不会是列宁杀了3000万人。斯大林搞大清洗，大约关押几百万人，杀害几十万人，绝不会是枪毙了6600万人。苏联出现饥荒，可能饿死一、二十万人，绝不会是饿死5000多万人。苏联从1926年人口1.47亿人到1941年人口1.8亿人，人口不但没有减少，而且增长了0.33亿人。苏联除了1941年至1945年反德国法西斯战争期间以外，历年人口都没有出现负增长。在反德国法西斯战争期间苏联被德军杀害和战场牺牲2000万至2700万人。苏联人口出现明显的负增长，从1941年1.8亿人到1946年1.67亿人，减少人口0.13万人。很显然，亚发所说是在胡编乱造，夸大事实，几倍、几十倍、几百倍地夸大事实。



苏联斯大林搞大清洗，是非常惨痛的教训。杀害的主要不是敌人，而是自己人，是共产党的中高级干部和党员、革命群众等。中共在历史上也有类似的错误，搞肃反杀了一些自己人。接受这一教训，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中共在执政后，基本执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五十年代，国民党战犯没有杀，日本战犯没有杀，大汉奸没有杀，被定罪的中共高级干部饶漱石、潘汉年没有杀，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头子的非党的胡风也没有杀，右派没有杀。杀刘青山、张子善是因为他们是大贪污犯，不是政治犯。如果没有“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这一条，文化大革命中不知要杀死多少共产党的中高级干部。文革中有人提出要枪毙王光美，被毛泽东制止。文革后，审判林彪集团、四人帮集团时，有人要求枪毙江青，据说一些中央领导人也同意，陈云站出来反对，说不能开这个先例。



我一再说毛泽东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是一个很大的功劳。它避免了中共犯类似斯大林大清洗的错误。如果真杀了几十万共产党的干部，就很难被人民谅解了，甚至可以说，中共早就因此下台了。正是由于中共基本执行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解放以后，实际杀人（指政治犯）并不多。政治右派对中共杀人的言论很多是根本站不住脚的，甚至是荒谬绝伦的。我对此写过多篇文章予以揭露。



我写过：《建国初期镇压反革命是必要的----读铁流的<成都镇压反革命亲历记>有感》。我在文章中指出：建国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虽然有严重的缺点错误，但是成绩是主要的，是正义的、正当的、必要的。当时有大量国民党残余势力进行武装叛乱，他们杀解放军、共产党和革命群众；有国民党留下的大量潜伏特务，他们进行破坏活动；有隐藏的罪大恶极，手上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有上百万仍然在兴风作浪的土匪。面对敌人的疯狂反扑，剿匪、镇反，包括杀少数首恶是必要的，否则政权将不保。剿匪、镇反杀人，与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政治迫害致死，性质完全不同，不能放在一起讲。我还指出：当时毛泽东做指示：“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这是毛泽东怕杀人过多，而不是杀人过少。毛泽东还指示：先杀万分之五，如果达到效果，就不要再杀了。说明毛泽东不是嗜杀成性的人。



我写过十二篇反驳杨继绳等人编造三年困难时期饿死3600万人、几千万的系列文章。我在文章中指出：如果真饿死了那么多人，至少几年内出生率将很低。但是，事实是三年困难时期一过就出现超高出生率,没有几年，中国人口就从六亿多增加到八亿多。杨继绳等人实际上是有选择使用历史档案、资料，其中还编造了明显的谎言。三年困难时期确实饿死很多人，饿死了七、八百万人，这是中共的很大、很严重的错误。但是，将其夸大，夸大几倍、几十倍，（说饿死人最多的为一亿人）显然就是政治谎言。持政治右派观点的著名知识分子信力建在所写文章《1945年以后 中国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中说：杨继绳在接受腾讯燕山大讲堂采访时透露，中央领导人参阅的资料，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数是5000-6000万。曹思源在一次演讲中说：大跃进期间（1958-1960）全国饿死的人数的中央档案已经解密了，是3756万。杨继绳、曹思源很显然在说假话，编造政治谎言。根本就不存在饿死5000-6000万人的中央领导人参阅资料，也不存在解密中央档案饿死3756 万人。问题是这两个著名的公知为什么要公然说谎，欺骗民众呢？只有在没有有力证据、资料，无法说服民众时，才会使用这样下作的手段。



信力建在文中还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说，1949年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万-700万人死于饥饿，婴儿死亡率是170-200‰，人口平均寿命则不足35岁。”司徒雷登所说：旧中国每年饿死300万-700万人，显然是夸大了，应该是大灾之年一年饿死300万-700万人，不是大灾之年饿死人就没有那么多了。如此说来，三年困难时期的大饥荒饿死七、八百万人，也不是从未有过的。有资料表明，民国37年中国饿死和因缺医少药而死的人数远超过4000万人。这是民国期间人口增长缓慢，人均寿命只有35岁的重要原因。新中国毛泽东时代人口快速增长，人均寿命大幅提高30岁，达到65岁，说明杨继绳等人编造三年困难时期饿死3600万人、几千万人是政治谎言。目的就是要抹黑中共。



我写过《文革非正常死亡不超过100万人,而不是2000万人，或773万人》的文章。指出：文革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应为几十万人。其中大部分是自杀，也有被迫害致死的，但没有枪毙一个中共中高级干部。文革中枪毙了一些政治犯，大约有几百上千人，不是13万人，被枪毙的张志新、林昭、遇罗克等，他们不是中共中高级干部，是普通民众，是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枪毙的。当然对他们枪毙也是完全错误的。文革后对这些政治犯大多数都平反了。文革是中共、毛泽东的很大、很严重的错误，伤人过深、过多，使很多人不能忘怀。对于文革，中共早就通过决议予以否定了。



政治右派说：肃反运动枪毙2.2万人。实际枪毙人很少，也许只有几十人。政治右派说：在“反右运动”过程中，全国有262万人神秘消失。实际上，1957反右派斗争打了55万右派，但没有因为右派问题枪毙一个人。以后是枪毙了一些右派，是因为他们以后又犯了或被认为犯了现行反革命罪、叛逃罪、杀人罪被枪毙的。全国枪毙的犯有现行反革命罪的右派也许只有几十人。



我还写过《1930年前后红一方面军肃“AB团”到底杀了多少人》、《1957年反右斗争一共抓了多少右派？》、《六四事件军队打死不超过300人》、《批驳曹长青等人“中共、毛泽东执政害死8000万人”的胡说》、《胡乱编造的毛泽东杀人的谎言》等多篇文章，揭露政治右派编造的中共杀人的政治谎言。



我还写过多篇反击对毛泽东、周恩来进行诬蔑的文章《毛泽东是功高过亦大的伟大的政治家，不是终日沉湎于女色的无道昏君——评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对评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文回复的答复》、《茅于轼对毛泽东、中共进行造谣诽谤、恶毒的攻击》、《周恩来的光辉形象是无法抹黑的》、《编造谎言和恶毒攻击，无法改变历史对周恩来的高度评价》、《驳斥对周恩来的恶意污蔑----评〈周恩来对大饥荒推波助澜 卖粮食换黄金〉一文》等。中共、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有错误，可以批判、评论，但绝不允许无中生有，夸大事实，造谣诽谤、恶意攻击、污辱。这样做是违法犯罪的。为什么不敢追究这类人的刑事责任？



少数政治右派惯于编造历史谎言。而有些西化知识分子（他们多数不属于政治右派，他们是偏右的政治中派。他们与政治右派的区别在于他们虽然反共、反毛，并不认同“打倒中共”。）则主张讲真话、不讲假话，反对编造历史谎言。他们这样说是针对中共的，不是针对政治右派的。他们并不要求政治右派讲真话、不讲假话，不编造历史谎言。从来没有一个西化知识分子站出来批评某些政治右派讲了假话，编造了历史谎言。为什么西化知识分子对政治右派说假话、编造历史的行为进行包容，甚至辩解，明明知道在说谎，仍然到处传播呢？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抹黑中共，才能搞乱民众的认知，才能把国家搞得天下大乱，才能达到在中国实现民主和使中共垮台的最终目标。



政治右派讲假话，编造历史谎言造成自身政治声誉严重损害。政治右派往往不重视自己的政治声誉，他们早就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自我边缘化了，没有什么支持者。他们根本不寄希望能够在全民大选中获得多少选票，要政治声誉有什么用？政治右派就是要把中国搞乱、搞垮，搞得四分五裂，搞成美国的附属国，由他们来当美国统治中国的代表。西化知识分子没有政治右派那么幼稚，他们知道打倒中共是根本不能实现的幻想。他们确实是在进行政治斗争、政治宣传。西化知识分子很重视自己的政治声誉，他们知道有了政治声誉才能影响民众。因此，他们很少讲过头的话，讲刺激现今中共领导人的话，有时还表现出对现今中共领导人的赞扬和拥护。他们较少讲假话，编造历史谎言，但是并不是不讲假话，不编造历史谎言，只是做得比较隐蔽而已。政治右派在中国已经影响很小了，他们不可怕，而某些西化知识分子的影响则不可忽视。



对西化知识分子不能一概否定，要看说什么，要有一个对错是非标准。我一直认为，民主、自由、人权、法治、普世价值、宪政等都没有错。现在有些是该批的不批，不该批的乱批。比如，批贺卫方、新公民运动诸君、郭玉闪、张千帆、张维迎、徐友渔、孙立平、刘军宁、陈丹青、任志强、孙海英等人很多是站不住脚的。应该允许有政治异议。



在中共主流媒体上甚至看不到对抹黑中共、毛泽东，对编造历史谎言的文章、言论进行反击的文章。大量文章都是空对空，放空炮。比如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文章，在党报上连续发表了二十多篇，却不发表一篇批驳抹黑中共、毛泽东，编造历史谎言的文章，中共党史单位和人员从来不对大量伪造中共的档案、资料的事情进行澄清、证伪。结果是民间在战斗，批李志绥、茅于轼、铁流、辛子陵、杨继绳、资中筠、鲍彤等人的错误言论，(对他们的正确言论应该肯定)都来自民间。这些难道不是极为奇怪的事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