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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特社宪政，也不能一下全面铺开。这里还真牵涉到一个国民素质的问题。反手大帝说过：“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60多年的洗脑费或愚民钱没有白花。大多数大陆人已经成为没有灵魂的人，有的人有灵魂，也是被扭曲的灵魂。陈行之先生认为大批民众的觉悟，还停留在鲁迅先生笔下用人血馒头治痨病的时代，不是没有一定道理的。哪怕是在那些有灵魂的宪政派公知里面，灵魂的层次也还有很大的差异。据说又分成了什么泛宪派和社宪派，而且两派还真刀实枪地打了起来。从感情上讲，我们是向泛宪派倾斜的，因为他们看得更远，来得更真；但从理智上来说，我们只得支持社宪派。因为还是那位反手大帝说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话不是真理。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主义和信仰是党的生命”。政策和策略只不过是实现主义和信仰的手段或方法。在我们的主义已经确定之后，策略也是必不可少的。在反宪派气焰嚣张之时，所有的宪政派应该团结起来，以“张宪政”为核心。在马英九没有回大陆之前，所有的重大行动，应该唯“张首”是瞻。首先是因为他在其位，是宪法学会的副会长，离天不远；再者他是宪法专家，业务过硬；还有他是从自然科学改道社会科学的，逻辑推理比文科生严密。最后他不是党员，既非人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信徒，也非三民主义的“凡痴”（FANS），可能是天生的自由主义者，相对来说会客观公正。他起草的《改革共识倡议书》，就是人性和党性的中和物。可能没有海外那份《公民宪政共识》完美，但其可行性却要比后者大得多。不完美的成功强似完美的失败，如同再糟糕的民主好过最优秀的专制一样。（浙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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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贵为部长的高官的思想境界尚且如此，升斗小民的见识可想而知。做惯了奴隶的人是不习惯一夜之间成为主人的，在黑暗中呆得太久，一下弄到强光底下是会伤害眼睛的。SUN氏宪政提出近百年了，大陆都没有实施的迹象，我们不妨再等几年。但“特社”宪政，已成了当务之急，到了非施不可的地步了。“特社”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简称。说来已过了而立之年。它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范海辛先生说它就是三民主义的另外一种提法。这要放在胡赵时代，是接近的，至少可以说是有道理的。但时至今日，真的还有点说不清了。有人说它就是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由特权阶级所操控的、权钱交易、色情泛滥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吴市场称其为权贵资本主义。显然它已不是原教旨意义上的马列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虽然那个科学也是人为的科学。我们“三健会”的成员希望它是马恩后期所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至少ZG应该把民社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在民社的框架下来兑现承诺、履行宪政，自称特社宪政也未尝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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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氏宪政应该缓行，特社宪政为当务之急

我们知道，共产主义是个好东西，但现在却有些东西还共不得，只有等到将来再共去。SUN氏宪政已经在台湾被证明是个好东西，但在大陆却应该缓行，只有等到将来两岸统一之后才能实行之。这首先是因为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本身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东西。台湾的实践表明，五权中加上去的那两权有点多余，说得不好听叫做画蛇添足。更重要的理由是大陆经过60多年的“解放”或“沦陷”，人们身上的奴性已经根深蒂固，且还在不断膨胀。举个最近的例子，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从秦城放出名言：他“生是组织的人，死是组织的鬼”。听说他主动放弃请律师的权利，“组织”给他指定了律师，他奉劝律师不要为他辩护。因为他完全相信组织，绝对忠于组织。在他的心目中，党性是神圣的，与他本家的一位上将思想上保持高度一致。他与组织如此连成一体，休戚与共，真不知这位前部长在与新红楼中十二钗欢度良宵之时，伟光正是否也同时享有莫大的快感！我们可以负责任地说：你已经不是组织的人了，“稳定压倒一切”。为了政权大局，组织已经忍痛割爱或壮士断腕把你开除了。“死是组织的鬼”倒有可能。但前提是西南王复辟。到时不但会成为组织的鬼，而且还是雄纠纠的雄鬼，甚至还会追认为烈士。但愿这只是你的秦城春梦，而不是中国梦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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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位“天才的理论家”在借三民主义时，还偷偷地做了手脚。真正的三民主义他们不想要，要借的是中山先生晚年提出的“联俄、容共、扶助农工”这三大政策。他们把政策上升为主义，并称之为“真三民主义”或“新三民主义”。再塞进马列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领导”的内容，摇身一变，便成了“新民主主义”。反手发明这个主义后，还专门写了《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章。ZG在夺取政权前，宪政成了他们的奋斗目标。当然，这种宪政，难免会打上SUN氏的印记。由此看来，反手根本没有资格与SUN相提并论。在对待马克思这位巨人的态度上，反手与SUN截然不同。SUN站巨人的肩膀上，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合理的部分，用来充实他的三民主义；而反手则拜倒在巨人的脚底下，捡起了马克思本人晚年舍弃了的理论，奉为圭皋，拿来唬人。至此，我们已将中国“宪政”的历史面目大致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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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和日本人的入侵打乱了宪政的进程，让老蒋没有能够在大陆实现中山先生的遗愿。只有在败退到台湾后，在他儿子手里才成就了这一伟业，打破了中国人不适合搞民主的神话或鬼话，使辛亥革命最后在宝岛取得了彻底成功，民主宪政在那里得到了完全实施，让ROC的香火得以延续。孙中山先生被称为“中华民国”的国父，那里的宪政姓SUN，有什么不应该吗 ？ 即将成立的“三健会”，其根扎在大陆，身处台湾的治权不及之地，为什么也给自己为之奋斗的宪政帖上SUN的标签呢？ 首先因为我们与ROC的执政党中国国民党一样，追随中山先生，信仰三民主义。我们早就声明，“三健会”这个当代“黄埔”，两岸统一后会一分为三：一部分向左投入中共的怀抱，一部分向右溶入KMT的血液，留下一部分不左不右、不偏不倚之人，继续呆在会里，对两党进行有效地监督，保证它们都得让民主宪政姓SUN。这是否是天方夜谭？ 伟光正会听“三健会”的？ 其实，无论是国是共还是“三健会”，最终都要听SUN的。这将是历史的定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让白羽先生的中国梦梦想成真，我们就得走“中山大道”，就得行三民主义。套用ZG的一句口头禅：这叫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因为只有中山先生，才称得上旷世伟人，只有他的三民主义，才是通过了实践检验的相对真理。SUN才是冲破了几千年漫漫长夜的太阳，中国人民的真正救星。用林副统帅的话说，他才是“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出现一个”的超级伟人。无论蒋胡还是汪毛，在SUN面前，都得行弟子礼、穿学生服。刘小枫先生与他的老乡郭沫若才子一样是绝顶聪明、善辨风向的软骨动物。最近在“反宪政逆流”铺天盖地时华丽转身认毛作父，把反手大帝奉为PRC的国父。可他根本不愿知道，反手的江山是打着什么旗号、用了何种手段得来的！所谓太子党的军师张木生先生极力主张ZG回到新民主主义阶段，认为社会主义搞早了，因而搞糟了。凡是中共按新民主主义原则行事的时候，就顺利、就成功。可他却刻意把新民主主义的源头引向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修歪了毛泽东陈伯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三民主义那里借来的新民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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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我们让未来的宪政姓ＳＵＮ，是对历史的尊重，是对真理的追求。中国人追求民主宪政的历史，恐怕只能从“公车上书”算起。说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就开始反帝反封建，追求自由，解放个性，这不太符合历史事实。那之后发生了我们的教科书上所谓的“太平天国革命”。平心而论，那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吗。和之后的义和团革命一样，充其量不过是一次农民暴动。和历朝历代农民暴动所不同的是，这次暴动引进了洋玩意。暴动领袖不但想当天子（秀全＝我乃人王），还想当天父（上帝）。定都南京后，天王的生活之腐朽糜烂加荒唐的程度，比历史上的昏君有过之而无不及。ＺＧ如此看好和拔高太平天国的这位革命领袖，也许是冥冥之中与他有着难分难解的某种关系。这位“禾乃人王”贵姓洪，可能预示着如果姓名中有水的人信共（产主义），就必定会像他一样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　？此乃后话。不过足以证明前面提到的“维新”运动才能算作中国宪政的发蒙。可惜这场君主立宪运动好景不长，只推行了１０２天就短命而亡。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史无前例的辛亥革命给中国带来了宪政的可能。但这一次不可能再是君主立宪而改为党主立宪了。更加可惜的是，这场革命只是形式上或名义上的成功，宪政自然而然也就成了镜月水花。先生临终前说“革命尚未成功”，估计是指宪政没有实施吧。根据他的遗训，在宪政来到之前还必须经过两个阶段或时期，即军政和训政时期。度过这两个时期，就会进入宪政时期。国家体制和政府机构都会按照他所创立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来建立。他的接班人蒋中正先生总体上是按这位宪政总设计师的蓝图按部就班地朝宪政的目标前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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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健会”的宪政姓孙（SUN）

张千帆先生认为：“宪政宪政，姓宪名政”。“宪政就是宪政，和任何“主义”没有必然关系。在本质上，宪政是一个法律学和政治学概念，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则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因而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将两者绑定在一起，正如市场经济未必和私有制绑定在一起一样。宪政就是宪政，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实行宪政，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实行宪政。”　这就是说，宪政既可姓资，也可姓社；或者反过来说，它既不姓资，也不姓社。为什么那个虚张声势、吵吵闹闹叫喊了半年还未登记注册的“三民主义健中国研习会”要多此一举，把他们想要的宪政规定姓SUN呢　？　因为孙中山先生说过：“我们做事，要在人前，不要落人后”。而“三健会”是致力于“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具有前瞻性的政治社团，此社团所要的宪政，当然是统一后要实行的宪政，让它姓ＳＵＮ，自然情理之中，天经地义。“社宪派”主张的宪政，应该就是中共依照改革开放后的８２宪法来执政或行政。严格说来，这种宪政不但姓社，而且还是双姓，姓“特社”。总的说来，这部宪法是中共执政６０多年来最好的一部，基本上是与国际接轨的可操作的宪法。问题出在它的序言太长，而且指导思想之间自相矛盾。每换一次国家元首，就要塞进一套新发明的伟大理论。按照这个宪法规定，国家元首最多１０年就必须换人。如果中共真能做到它自己希望的那样成为永久的执政党，而ＰＲＣ少说能活一万岁，想像一下，到时宪法序言会有多长？头重脚轻那是必然的。脚太轻头太重的玩艺儿肯定是不太稳定的东西。用不着别人去推，自己就会倒下去。为了防止不推自倒，简化或删除序言势在必行。不然，高举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帜是建不成和谐社会的，建成“喝血社会”倒是有过成功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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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总书记的秘书是不是风波的黑手？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包鱼三丹先生因“柳丝”而坐牢６年，罪名是“泄漏国家机密”。被右耳大人指斥为“黑手”的人，姓方名励之，但他在“柳丝”前就被第二次清除出党，身在党外，心可能早就不在党内了。但他对民主的向往是真实的、对宪政的要求是强烈的。如果他的主张得到实施，“专政”恐怕早就亡了，而不是现在人们把他忘了。常来看看而且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发现，本标题在公告栏里已经露面月余了，不过有着一字之差。公告栏里是“王”而非“忘”。和“方”一样，此“王”也是双关。搞马列的人应该不会忘记，改革开放之初有个叫王若水的先生，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异化”问题。把马克思还原成了一个“人道主义者”和“民主社会主义者”。这一观点得到了前人民大学校长谢韬先生的认同和发展，把伯恩施坦确定为马恩的真正继承者，列宁原来是修正或修歪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成果在候工与王裕延先生手上得到了进一步扩大。他们以足够的论据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不是一回事，“专政”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要“亡”专政，“二王”与谢候功不可没。“王”作动词用是称王称霸的意思。在白羽夫妇访美期间，“专政”的老调又重新高唱，主流媒体横行霸道，用周方先生的话说，掀起了一股“五月反宪政逆流”。这股逆流能够“王”多久？宪政难道真的是大逆不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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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宪政方能忘专政

破题

“张宪政”是我们送给北大教授张千帆先生的雅号。它要比“吴市场”名符其实。但作为本文标题，“张”是动词，意为“实施”或大张旗鼓地落实。“方”一语双关。自然而然地让人联想起一位已故的天体物理学家。回头来看，发生在２４年前的那场政治风波，哪里是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暴乱，其实只不过是想ＺＧ实施宪政而已。如果说两次被开除党籍的方先生的话不足为凭，至死仍被中共引为同志的前总书记赵紫阳的话应该是贴近事实、反映真相、接近真理吧：“将六四定性反革命暴乱，能不能站住脚？学生一直是守秩序的，不少材料说明，在解放军遭到围攻时，许多地方反而是学生保护解放军。大量市民阻拦解放军进城，究竟是为什么？是要推翻共和国吗”　？“说学潮是一场有领导、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现在可以问一下：究竟是什么人在领导？如何计划？如何预谋？有哪些材料能够说明这一点？还说什么党内有黑手，黑手是谁呀”　？　可能有吴司孔之类的５毛马上就会跳出来说：黑手就是你赵紫阳！　笑话，天大的笑话。就和右耳大人指责赵“分裂党”“支持动乱”一样好笑。作为党的总书记、一把手，是希望他领导的人越多越好，还是越少越好？是希望国家长治久安好，还是希望天下大乱好？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加在赵总书记头上的两项罪名根本不能成立。不信，现在就可请前胡总和习总出来作证或“现身说法”。想分裂党或支持动乱的，绝对不可能是在任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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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质疑中共“六四”定性

赵紫阳在录音中说：“六月三日夜，我正同家人在院子里乘凉，听到街上有密集的枪声，一场举世震惊的悲剧终于未能避免地发生了。六四这场悲剧三年多了，这场风波的积极份子，除了少部份人逃出国，大部份人被抓、被判、被反覆审问，情况现在应当是非常清楚了。应该说，以下三个问题可以回答了。

第一，说学潮是一场有领导、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现在可以问一下：究竟是什么人在领导？如何计划？如何预谋？有哪些材料能够说明这一点？还说什么党内有黑手，黑手是谁呀？

第二，说这场动乱的目的是要颠覆共和国，是要推翻共产党，在这方面又有什么材料？我当时就说，多数人要我们改正错误，而不是要根本上推翻我们的制度。这么多年过去了，审讯中得到什么材料？究竟是我说得对，还是他们说得对？许多外出的民运份子都说，他们在六四前还是希望党往好处改变。是六四，党使他们完全绝望了，使他们和党处在对立的方面。在学潮期间，学生提出过很多口号和要求，但就是没有提物价问题，而当时物价问题是社会上很大的热点，很容易引起共鸣的一个热点。当时他们如果有意识跟共产党作对，这么敏感的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不拿来利用呢？提出这样的问题不是更能动员群众吗？可见学生们知道，这个物价问题涉及到改革问题，如果直接提出物价问题动员群众，实际上要反对、否定改革，实际上可不是这种情况。

第三，将六四定性反革命暴乱，能不能站住脚？学生一直是守秩序的，不少材料说明，在解放军遭到围攻时，许多地方反而是学生保护解放军。大量市民阻拦解放军进城，究竟是为什么？是要推翻共和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