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回忆录》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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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回忆录》下部
殷惟侯综合自中国红旗网和许多其他网友 作者：戚本禹
第三部分 中央文革小组的日日夜夜
第一章从《评<海瑞罢官>》到“二月提纲”
1.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
2.江青领导的京剧革命
3，江青和《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4、《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5.田家英擅自删改毛主席的讲话
6、彭真提出了“二月提纲”
第二章 批判“二月提纲”和起草“五一六通知”
1.毛主席批评“二月提纲”
2、我1966年4月的上海之行
3、参加“五一六通知”的起草小组
4、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名单的产生经过
5、江青告诉我回中南海上班
6、惠安童生
第三章   “五一六通知”通过前后
1. 批判“彭、罗、陆、杨”
2、中央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
3、林彪的“五一八讲话”
4、刘少奇主持批斗朱德
5、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立
第四章 毛主席作“五七指示”
1、紧急飞往上海
2、亲聆毛主席讲“五七指示”
3、“五七指示”伟大而深远的意义
第五章 田家英的自杀
1、田家英自杀的经过
2、逄先知对田家英的揭发
3、我知道的田家英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始
1、从批判“三家村”到改组北京市委
2、北京大学的第一张大字报
3、关于《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4、许广平受命批判三十年代文艺黑线
第七章  中央文革小组及其办事机构的组建
1、中央文革小组的建立
2.、中央文革小组的下属组织
3、办“快报”、“文革简讯”，设立“中央文革接待站”
4.、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
第八章  刘少奇、邓小平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会议决定派工作组
2、工作组压制积极参加运动的学生
3、刘少奇批转《九号简报》实行白色恐怖
4、江青叫我们去支持学生
第九章 撤销工作组
1、1966年7月18日毛主席回到北京
2、邓小平不同意撤销工作组
3、毛主席下决心撤销工作组
4、陪刘少奇去建工学院
5、两起风波
6、1966年7月29日的撤销工作组大会
第十章 八届十一中全会
1、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重大意义
2、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
3、起草并通过“十六条”
4、改选中央领导机构
5、专门批评邓小平的政治局会议
6、烧毁毛主席给江青的信
第十一章 红卫兵运动
1、毛主席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思想
2、毛主席接见红卫兵
3、中央文革小组和红卫兵
4、红卫兵与“破四旧”
5、红卫兵运动的伟大历史作用
第十二章 文革运动中的“老红卫兵”、“西纠”和“联动”
1、活跃在文革初期的“高干子弟”
2、文革初期的“老红卫兵”
3、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
4、批判反动的“血统论”
5、批判“出身论”
6、 “联动”的覆亡
7、江青''爲人民立新功”的讲话
第十三章 知识分子在文革运动中受到的冲击
1、文革初期校园内的斗“牛鬼蛇神”
2、文革中一些“名人”遭到迫害的真相
3、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在文革中对知识分子的保护
4、中央文革在文革中保护国家文物
第十四章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 关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
2. 毛主席主持召开10月中央工作会议
3. 我所知道的刘少奇
4. 我所知道的邓小平
第十五章 批斗“彭、罗、陆、杨”、彭德怀等问题
1、批斗“彭、罗、陆、杨”
2、关于张霖之等人被斗致死的事件
3、江青与宋庆龄、康克清的纠葛
4、批斗彭德怀
5、关于李立三的问题
6、中央文革在运动中保护的一些老干部
第十六章 张春桥处理上海“安亭事件”和中央召开工交座谈会
1、文革运动从学校向工厂和农村的发展
2、处理“安亭事件”与张春桥的政治胆略
3、在全国工交企业政治工作座谈会上发生的争论
4、工交座谈会的重要意义
第十七章 参加毛主席的生日家宴
1、我对毛主席在生日宴会上讲话的回忆
2、贯彻落实毛主席的生日讲话精神
3、我对王力整理的毛主席生日谈话的看法
4、张春桥、王力、关锋、姚文元对毛主席“生日讲话”的回忆
第十八章 打倒陶铸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变化
1、我所知道的陶铸
2、陶铸与陈伯达、江青的分歧
3、关于我写给人民教育出版社几个同志的一封信
4、陶铸是怎么被打倒的
5、中央文革小组的变化
第十九章 上海“一月革命”掀起的夺权风暴
1、上海的“一月革命”
2、 毛主席提出向走资派夺权
3、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第二十章陈毅、谭震林等人大闹怀仁堂和批“二月逆流”
1、京西宾馆事件
2、陈毅、谭震林等人大闹怀仁堂和批“二月逆流”
第二十一章 青海军区开枪镇压革命群众惨案
1、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的诡异传达方式
2、青海“223”大屠杀
第二十二章 军队与文化大革命
1、军队的造反派
2、我在文革运动中与老帅们的接触
3、我在文革运动中与粟裕、谢富治、许世友、韩先楚、杨成武、吴法宪的交往
第二十三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的发表前后
1、关于电影《清官秘史》的一段旧事
2、文章的写作经过
3、毛主席对文章的修改和批示
4、文章发表之后所引起的反响
5、胡乔木和谭震林等人的揭发证明
附录：《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
6、关于批斗王光美
7、围困中南海与批斗“刘、邓、陶”
8、陈伯达在批斗“刘、邓、陶”文件上增加了让他们家属陪斗的内容
第二十四章  中央文革小组和文革造反派
1、文革造反派的形成
2、中央文革小组对文革造反派的支持.
3、在支持文革造反派中出现的问题
第二十五章武汉 “七二O事件”
1、主席、总理对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和武汉军区的阻抗.
2、中央处理武汉“七二〇事件”的经过
3、北京举行声讨武汉“七二〇事件”的大会.
4、批斗陈再道
第二十六章  关锋和王力
1.《红旗》杂志1967年的“八一”社论和评论员文章
2.王力的“八七讲话”
3.王力、关锋受审查
4.毛主席在我的检讨书上写的批示
5.关于王力《反思录》
6.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完整表述
7.关锋对王力的批判
第二十七章  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
1. 中央碰头会和中央文革碰头会
2. 总理与江青
3. “伍豪事件”的来龙去脉
4. 周总理和我
第二十八章  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和文革小组的其他成员
1. 陈伯达和康生
2. 张春桥和姚文元
3. 尹达
4. 文革小组的其他几位成员
第二十九章  关于“整江青黑材料”案和我的被隔离审查
1. 江青向文革小组同志谈她的历史
2. 所谓“整江青黑材料”的来龙去脉
3. 抓我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
第四部分  我的秦城岁月（缺）
第一章  从“请假检讨”到被捕入狱
第二章  “不批斗、不审问、不立案”的“三不”政策
第三章  我在秦城的遭遇
第四章  秦城“心读”
第五章  我听到了江青的歌声
第六章  邓小平上台后对我的“审判”
  附录：戚本禹“反革命案”的起诉书、公诉人发言、辩护词和判决书
第五部分  继续革命（缺）
第一章  上海图书馆管理员
第二章  在文化战线继续革命
1.我和关锋的共识：在文化战线继续革命
2.编撰《中华易学大词典》
3.编著《论语译说与孔子批判》
4.编著中国历史人物论集
5.关锋的著述与我的其他著作
6.关锋与我的部分书信来往
第三章  公开驳斥对毛主席的造谣和污蔑
  附录：《御笔痛斥御医》
后记

第三部分 中央文革小组的日日夜夜

第一章从《评<海瑞罢官>》到“二月提纲”

1.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

      毛主席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他一向十分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他始终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取了国家政权，和完成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尤其是在国际资本主义还处于十分强大的情况下，这样的斗争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的。这不但是因为在这方面资产阶级还占据着很大的优势，更是由于随着共产党地位改变，取得了国家政权，千百年来剥削阶级的﹑旧的统治阶级的旧思想和旧的传统习惯，必然要反映到共产党内部来。这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在中国这样有着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历史，和深厚的封建文化积淀的国家里，情况就必然是更加复杂。而无产阶级思想不通过斗争取得统治地位，已夺取的政权是不稳固的，倒退﹑复辟随时都可能发生。可是，在我们党内，能像毛主席这样认识问题的人却并不多。

       从当时中央政治局的常委来看，刘少奇在这方面没有很大建树。他1959年当了国家主席之后，在1962年再版了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小册子，其中可争议的地方很多。当初他1939年在延安出版这本小册子，主要是靠了吕振宇和杨献珍的帮助。杨献珍是刘少奇在北方局的老部下，是刘少奇在思想理论上最主要的也是最忠实的助手。吕振宇是一位历史学家。他早在1927年的“大革命”时期就和刘少奇共过事。后来担任过刘少奇的秘书。刘少奇的历史知识很多都是从他那里来的。

       刘少奇平时对理论的研究下的功夫不够。传说的什么毛主席说：三天不学习，就赶不上刘少奇。那只是当年不知从哪里传出来的一个流言。王光美很认真的跟我们说过：那都是瞎说。少奇同志讲了，他从来没有听过毛主席这么说过。
       邓小平是党内有名的不读书﹑不看报的人。他一有空，就是打桥牌，玩。但是这个人很聪明，别人看了几遍还不懂的东西，他看一眼就懂了。他还特别善于揣摩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的心理。邓小平的许多历史知识都是从吴晗那里来的，吴晗和邓小平并不仅仅是牌桌上的牌友。外界都以为吴晗和彭真的关系好，因为吴晗是北京市的副市长，是彭真的下属。其实吴晗与邓小平的关系远远超过了同彭真的关系。
       周总理总是忙于各项事务，他对于意识形态的事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比较“迟钝”的，其他几位常委在这方面的作为也是很有限的。
       党内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比较强势的还是彭真和康生。他们两个在与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中，都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我记得，彭真被打倒后，毛主席在一次跟我们的讲话中还说，彭真在批（苏）修的问题上是有贡献的，这点不能否定他。
       康生对马列经典著作很熟悉，他的古文功底也很深，这方面他不仅在党内，就是在社会科学界也是屈指可数的。胡乔木﹑田家英都是自视很高的人，他们对当时以理论家而闻名的陈伯达都看不上，但他俩对康生一直都是很尊敬的。其实，陈伯达也有他的长处，他在哲学﹑经济学上的功底比康生强。
      毛主席的“五大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江青和叶子龙，其中除了叶子龙。都对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很关心，但具体的表现与作用是有差异的。
      建国初期，主席就亲自领导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此前，他又对影片《清宫秘史》中的卖国主义错误，作了多次指示。可是除了江青，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在这方面却一直持消极态度，他们一篇文章也没有写过。
      陈伯达在延安的时候，曾写出很多文笔犀利的学术文章，受到毛主席的重视。应该说，陈伯达还是有学问的。只是他这个人私心重，在政治思想路线上比较善于见风使舵，容易动摇。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他先是站到彭德怀一边。主席一说话，他马上回头，编写了一本小册子批判彭德怀。本来他在会上是受批判的，因为毛主席说，秀才还是我们的人，才被解放。庐山会议之后，他又紧跟毛主席，在反修理论上做了不少工作。所以，他后来当上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

      胡乔木本来是毛主席最器重的笔杆子，在主席的几个秘书中，他的理论思维能力是最强的。我听田家英说，建国之初，毛主席在写《评“白皮书”》等六篇文章的时候，规定胡乔木每天二十四小时内都要随叫随到，主席一有什么新的想法马上就把他叫过去商量。可是后来胡乔木在政治思想路线上却一直倾向于刘少奇。在1959年庐山会议的时候，他也和彭德怀站到了一起。尽管后来毛主席保护了他，但他从庐山下来后，就一直在家里养病了。
      田家英在诗词方面颇有造诣，但要论写文章，他比陈伯达、胡乔木都要逊色。他后来在政治思想路线上倒向了刘少奇。这也不难理解，刘少奇担任了国家主席之后，仍任命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经常找他。日积月累对他思想影响不小。
      叶子龙主要是搞机要工作的，他的文化水平有限，不能在这方面过高要求他。

      如上所述，在“五大秘书”中，唯有江青对毛主席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要展开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思想理解得最深刻，这同主席对她在理论思想上的严格要求有关，主席看什么书，要求她也跟着看，而且要写笔记，主席看过的好文章，要求她也跟着看，而且要写笔记，主席看过的好文章，也经常批给她看。她是喝“蜂王浆”成长起来的。

2.江青领导的京剧革命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主席提出批判《武训传》时，江青就带着人下去调查武训，为批判《武训传》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到了60年代初，她又开始从京剧这个传统的戏剧入手，对旧思想、旧文化进行革命改造。

      1964年夏天，江青几次叫我去看京剧现代戏的观摩演出。江青对我说：这也是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你也得关心。她还让我写评论。可这方面我并不懂行。所以没能完成她给的任务。1966年初我去上海时，她又两次让我和她一起去看她指导创作的样板戏的排练。以后她又叫张春桥领我去看样板戏。江青跟我说，她在北京抓京剧现代戏的时候，曾经和彭真、邓拓他们打过招呼的。但彭真他们只是表面应付她，实际上并不欢迎，也没有真正布置落实，所以一些京剧团的领导并不积极配合。因为市里和文化部都没有给他们这个任务。

      但是江青搞京剧革命争取到了周总理的大力支持。我听浩亮（他和我是秦城时的难友）说，“样板戏”这个名称就是由总理亲自定的，而不是江青定的。后来组建“样板剧团”，也是由总理亲自决定的。有一次，毛主席去看样板戏的时候，演员们向毛主席提出要求参加解放军。主席回答得很巧妙，说你们要求参加解放军这是好的。但是群众也不一定希望他们看到的节目都是由部队来表演的呀。主席这么一说，下面就难办了，到底是给参军好？还是不给参军好？结果还是总理想出了办法，所有的“样板剧团”都由总政发给军装，但不发领章和帽徽，也不算是现役军人。

      江青对样板戏确实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原来的《红灯记》是杜近芳演铁梅，她的梅派唱腔是绝对好的，别人都达不到她的水平。梅兰芳甚至说她唱得比他好。浩亮跟我讲，那些老京戏迷都只听你的唱腔，不管你的长相怎么样的，也不管你的动作好不好，主要就是唱。而且杜近芳和江青关系一直都是很好的。但江青从剧情要求出发，认为铁梅应该由擅长表演小旦的演员来担任。而杜近芳是演正旦青衣的，江青跟杜近芳说，我将来一定弄一个适合你的剧本，让你好好地表演。你演正派青衣是最好的。李铁梅是个小姑娘，不适合你。杜近芳说，我演过杜丽娘，她也是年轻漂亮的。江青说，你脸盘比较大，打扮出来不像小姑娘。浩亮跟我说，江青很懂戏，你唱的时候拖个半音，她马山就听出来，说，不对，你拖了。所以演员们都服她。她确实是个内行。程砚秋老先生和江青交往很久，他生前都说江青真懂京戏。还有谭元寿，马长礼这些人，他们始终都不否定江青，而且不跟着别人后面骂她。

      《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出场的亮相也是江青设计的。江青说，英雄的首次出场就像一篇文章的开篇之笔，是这出戏成败的重要一环。杨子荣的出场亮相，童祥苓试了很多次，连他自己也不满意，最后还是江青亲自跑到台上教他怎么摆弄动作。手和腿该怎么放。经过江青指导后的杨子荣的出场亮相就完全不一样了。当时就获得了观看排演的观众和专家们的鼓掌喝彩。

      江青有时看排演的时候，会把身体从侧面低下头去看。她说这是观众看戏的角度，你戏演得好不好，一定要从观众的视角来看才知道。

      有些唱词，江青其实是跟主席商量来改的。主席还亲自改了几个地方。主席改得真好。演员一唱就觉得不但上口，而且意境也大不一样。像“迎来春色换人间”、“甘洒热血写春秋”这些词句就是主席改的。可大家都不知道，还以为是江青改的。说江青的水平比编导都高。江青说，我当时也不能告诉人家，那是主席改的。

      赵燕侠原来与彭真他们关系很熟，她唱得确实好。我看到江青对她也很好，但是她好像是受到什么人鼓动，就是不大听江青的话。文革开始后，底下的群众斗她，说她是彭真黑线的人，要她交待和彭真他们的关系。江青说，不要斗了。还是要让她出来演阿庆嫂。可是她还是不肯按江青的意见改戏，甚至出工不出力。所以江青只好叫洪雪飞来代替她。江青跟我说，洪雪飞比起赵燕侠来，那不是差一点，而是差了一个档次。但赵燕侠争取不了，也没办法。

      在看《白毛女》时，我提了个意见。我说剧中的喜儿出逃，好像是有点个人奋斗。她一个人怎么生存呢，这比在孤岛漂流的鲁滨逊还难啊！哪怕有个人同她一起逃出去也好一点。剧团的人觉得我讲的有道理，还真的去改了。他们设计了一个丫头同她一起出逃。江青知道了，就批评我说，你别去瞎提意见了。白毛女一个人逃出去，这是群众已经熟知了的，你弄两个人跑出去，那还叫不叫白毛女啊。你有什么意见得先跟我商量。你下去这么一讲，人家不改也不好。不过她认为我的意见还是有合理的一面，后来就在剧中增加了一下群众场面。

      对芭蕾舞，江青其实并不很懂，但她努力去学。英国芭蕾舞《红菱艳》那部电影她都看了十几遍，还总叫我陪她一起看。开始我还觉得蛮好看，看了几遍我就觉得烦了。但她还是专心致志地在看，她要从中找到芭蕾舞的特点，它的艺术形式，它的表达方式。她说，芭蕾舞的艺术语言很大一部分就在脚尖上，它是用脚尖来说话的，肢体语言就是舞蹈艺术的灵魂。她还说，电影表演要看眼神，电影的特写镜头很多都是写眼神的，它是用眼神来说话的。她还教我，看人也是要看他的眼神，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她说，毛主席老引《红楼梦》里的那句话，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讲的就是处事看人，她说，你只知道看书，写文章。再下去就成书呆子了。她那时把我看得像她弟弟一样。她对我说，我没有弟弟，我就把你当弟弟。

      江青所领导的京剧革命，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是非常成功的。这对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影响很大。

3，江青和《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1965年3月，江青在上海，通过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找到姚文元、要他写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并交给他一本刊登吴晗《海瑞罢有》剧本的《北京文协》杂志。这件事得到了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的人大力支持。当时上海市委的陈丕显、曹荻秋也都是积极参与和支持写作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的。文革结束后把这件事说成是江青他们瞒着上海市委“秘密”进行的。这是不对的。在1966年上海工人起来造反的时候，曹荻秋还叫人到北京找过我，说上海市委是积极支持批判《海瑞罢官》的，所以他们是“红线”上的人，不是“黑线”上的人，希望中央文革出面对上海造反的工人做工作。
     还有的人说，江青开始时是找李希凡批《海瑞罢官》的，但被李希凡拒绝了。这也是胡说。李希凡跟我很熟，上世纪90年代我当面问过他。他说，哪有的事!江青交给我任务，我当时是很高兴的。他说，别说是江青叫我写，就是总编来叫我写，我也不能不写啊。可是他当时手头确实还有别的任务，一下子抽不出时间来。而且他那时对吴晗的《海瑞罢官》根本不了解，他怕完不成这个任务。而江青也不能等到他完成手里的工作再去熟悉材料，再来写这个文章。所以就另外找人了。我跟李希凡一直都很好，我相信他的话。我建议他把这个过程写出来，他答应了。不知道现在他写出来没有？

      江青后来跟我说过，本来曾想到让你一起来参加写的。但当时你正在参加批判李秀成的讨论。李秀成讨论结束后，你又去农村搞四清了。四清回来后你又生病住院了。江青是在1965年12月，我发表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这篇文章之后，跟我说这番话的。她说，我没找你，你自己倒参加进来了，这也挺好。

      还有人说《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是按照毛主席预先的布置写的，而后他还亲自改了三遍。这种说法应不符合事实。江青跟我说过，她是和主席商量过组织人写这篇文章的。但具体怎么写?主席并不很清楚。主席后来说，这篇文章“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如果主席看过文章并亲自改过三遍，怎么会对文章未击中要害这点不加以修改呢？据我所知，姚文元的文章写好后，江青确实送请主席审閲，毛主席也说他看过三遍。但从现有档案看并未看到主席对姚文元文章的文字作过修改，现存的文革回忆文章中也没有任何人能引述主席对姚文元的文字修改。毛主席看过姚文元的文章但未动笔修改，应该是真实的。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文章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后，受到了彭真的坚决反对和抵制，他不许中央和北京的报纸转载这篇文章。邓小平也是反对这篇文章的，他曾对吴晗说过，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照样打牌。

       党内也有很多人，像总理、叶剑英等是支持批判吴晗的。1965年的11月26日罗瑞卿在上海时见到江青。江青跟他说，姚文元在上海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汇报》发表了，但北京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都不理睬。罗瑞卿当场表示，我们《解放军报》支持。他马上打电话给《解放军报》社，说《海瑞罢官》是大毒草，叫《解放军报》立即在第一版上全文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并加了一个态度很鲜明的编者按。后来还听说，周总理11月26日在上海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周总理得知姚文写作与发表是毛主席同意与支持的。27日回到北京，即向彭真讲明，并与他一起审定《人民日报》转载姚文的按语，在11月30日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上作了转载。

       姚文元的文章，我也是从那天的报纸上看到的。那时《文汇报》记者艾玲来北京，她分别找了我和关锋等人，想听听北京学术界对发表这篇文章的反映。艾玲跟我说，她听江青同志介绍过我的情况。我那时和关锋还不在一起，我俩也没有商量过，但却都对姚文元的文章表示了支持。艾玲听了我们的意见大为高兴，因為她跑遍了整个北京，没有在学术界找到什么人支持姚文元的文章，现在居然有关锋、戚本禹表示支持!她就把这个情况反映了上去。主席、江青对我们很满意，我们就成了北京的左派。
       我支持姚文元主要是从革命的立场出发的。但从心里说，我觉得姚文元的文章有些地方写得还不够理想，一个是没把“清官”问题说清楚。没有揭露出“清官”在本质上也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另外，我觉得把海瑞“退田”和1962年的“包产到户”、“单干风”联系在一起，也有点牵强。海瑞要大官僚徐阶把多占的土地退出来，退给其他的官绅地主。可当时主张“包产到户”、单干的人，是要人民公社向农民退田。两者不是一码事。
       1965年12月21日毛主席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一个是为海瑞鸣不平，一个是为彭德怀鸣不平的。这才把《海瑞罢官》这出戏的主题给点出来了。
       我当时听了主席关於《海瑞罢官》要害问题的传达，真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我难以相信，怎么深居简出的毛主席对社会动向的了解竟然会那般细致入微。当时，60年初期，社会上确实存在一股很大的势力，他们确实借著《海瑞罢官》这部戏剧在为1959年庐山会议翻案。他们认为彭德怀就是现代海瑞。他们不管海瑞和彭德怀所主张的退田内容有什么不同，反正认为从公社退田单干才是中国农村的出路。他们认为彭德怀是为民请命，所以才遭到了海瑞同样的命运：“罢官”。
        吴晗老觉得他的《论海瑞》是奉胡乔木之命而作，而且不是刮“翻案风”、“单干风”。但在当时的社会思潮中，那股逆时代发展的暗流才不管这些，他们就是要借助《海瑞罢官》这个题目来阻止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为复兴中国的资本主义道路鸣锣开道。所以双方都在上纲上线，而且上得都很高，只不过一方是明线，一方是暗流。
      为什么一篇文艺评论文章会引起这么大的历史反响，关键是文章背后双方所代表的社会力量的对抗和冲突。这才是要害，其他都是枝节。吴晗、邓拓、彭真、姚文元、张春桥、江青等等的个人命运不过是这两股强大社会力量总体对抗和衝突中不可避免的章节而已。

4、《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我写《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这篇文章，也和我写《评李秀成的自述》的文章一样，并没有谁给我下过什么指令，完全是自发的，那时我从通县搞“四清”回来，在家养病，因为不用上班，所以就经常到“红旗”杂志的图书馆去看报刊杂志，了解当时学术界的动态。那时学术界还是很活跃的。我看到了翦伯赞不断在倡导他的反对用阶级观点看待历史的所谓“历史主义”。我就想，这种脱离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其实也就是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毛主席强调阶级斗争，并充分肯定和赞扬农民革命对历史发展的进步作用。可他们这些教授却认为农民革命，在历史上只起到了破坏和倒退的作用。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历史观。于是，我就在文章中写道：

      你看，从孔夫子以来，大家都说农民造反无理。众多的是史学家，为了教育活人的目的，而把无数的明枪暗箭投向那些在叛逆的事业中死去的农民英雄，把他们描写成为暴戾咨睢、罪大恶极的“犯上作乱”者。就是“五四”运动中的一些新文化战士，在这样一种千百年来习惯舆论的压力下，也觉得没法子否认那个加在叛逆者头上的“乱”字。

       轰然一声，马克思主义者突兀而起，向人群大声宣告“造反有理!”

      我的这篇文章是由《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和副总编辑胡绳、范若愚、邓力群四人审阅签字，发表在1965年12月6日的《红旗》杂志第13期上的。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并不知道姚文元在上海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但我的文章在阶级立场上和历史观上与姚文元的文章都是一致的。而这个时候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出来，事实上就成了呼应姚文元的第一篇文章了。

       1965年12月21号，离我的文章发表才半个月，离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也才一个多月，毛主席在杭州找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五个人、一起谈哲学和历史问题的时候对他们说：“成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我没有参加那次谈话。那次关锋离开北京的时候，跟我说是他母亲生病，他要回山东看母亲。他回来后，我问他，你母亲的病好了没有?他说，你真以为是我母亲生病?我母亲没有病，是主席要我去杭州。然后关锋向我传达了主席说的这些话。
      1966年7月18日主席回北京后，有一次同我们见面的时候，主席又谈到了我写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主席说：你的文章好就好在提出了“造反有理”。“造反有理”是马克思总结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得来的。也是我说过的老话了。你把我的老话又重新翻出来了。在主席对我说这话的时候，我实际上还是没有真正明白主席的意思。到了1966年8月毛主席在支持红卫兵运动时，再次引用了这句话，使“造反有理”成了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口号和行动纲领的时候，我才深刻地理解了它。
      在主席指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的缺点后，我和林杰、闫长贵三人组成了一个小组，继续以《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为主题写了第二篇文章。这篇文章中点了翦伯赞的名。之后，写第三篇文章又进一步上纲上线。这第三篇文章虽然是闫长贵执笔的，但参加讨论、修改是三个人。发表的时候也是署三个人的名。在这篇文章裡提出了翦伯赞在土改中有包庇地主家庭的问题。我也没有认真地去核对地方上送来的材料，就说他包庇地主，并进而把他说成是“阶级异己分子”了。文革后经他家乡党组织核查，翦伯赞在土改中虽然对家庭成分的划分有看法，但并构不成是“阶级异己分子”。所以我当时这样说他，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而且应由我负主要责任。

       1968年冬，毛主席提出要纠正对翦伯赞过分的批判，指示要保护翦伯赞，给出路，还让总理派人去北京大学传达了他的意见。那个时侯我已经被关进秦城近一年了。当时聂元梓已失去权力，由军人王连龙领导的军宣队掌握领导了北京大学的文革运动。军宣队、工宣队违背毛主席的指示，配合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人逼供翦伯赞。1968年12月16日下午，翦伯赞夫妇自杀身亡。尽管翦伯赞死亡悲剧发生时，我和林杰、闫长贵都已进了秦城监狱，他们夫妇也不是为我们写的那篇文章自杀的，但我们的文章也确曾给他造成了压力。对此，我一直都感到内疚。

附：                       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戚本禹

      无产阶级是旧世界的掘墓者，又是新世界的建设者，它肩负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责任。无产阶级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通晓历史发展的规律。不懂得历史发展的规律，就不能成为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正因为这样，无产阶级重视历史，重视历史研究。

      无产阶级在自己的革命实践中，要从过去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中去汲取教训。历史的经验，可以启发和帮助无产阶级革命者正确地制定自己的战略、策略。无产阶级自己革命活动的历史经验，是无产阶级革命者指导当前革命运动的最宝贵的借鉴。
   
      历史是阶级斗争的教科书。反映阶级斗争的历史，可以使人民群众和革命的新一代受到深刻的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历史上被压迫阶级反抗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反抗压迫民族的光辉斗争事迹，一直是鼓舞人民群众积极、勇敢地参加革命斗争的力量。

      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导师都是重视历史和历史研究的。

      恩格斯这样说过：“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1）
      毛泽东同志对待历史和历史研究的态度，使我们特别感到亲切。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们：“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⑵“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⑶

      这些话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历史和历史研究的重要性。

      一切轻视历史的观点，一切不愿意学习历史的观点，一切认为历史研究可有可无，或者认为历史教学可以取消的观点，都是不对的，都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违背毛泽东思想的。
  　  我们说要重视历史，重视历史研究，并不是叫人趴在陈旧的历史故纸堆上，向古人焚香顶礼，跟着他们去翻查历史的流年老账。

      没有超阶级的历史研究。以往一切统治阶级，都是根据他们自己阶级的利益来解释历史的。他们的阶级利益同人民群众的利益是那样地不调和，同社会发展的要求是那样地不一致，因此，他们不可能认识历史的真象，而且要歪曲历史真象。趴在历史故纸堆上，踏着前代历史学家的脚印，亦步亦趋地去进行历史研究，势必要变成前代历史学家的俘虏，替他们去宣扬那些陈旧的、与时代精神相背离的观点。

      无产阶级是人民群众最高利益的代表者，它是根据社会发展的规律提出自己历史任务的，所以它对待历史的态度同历史上一切统治阶级根本不同。无产阶级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了实现自己伟大的革命任务，而进行历史研究的。

      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就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无产阶级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有没有这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我们的历史研究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你看，从孔夫子以来，大家都说农民造反无理。众多的历史学家，为了教育活人的目的，而把无数的明枪暗箭投向那些在叛逆的事业中死去的农民英雄，把他们描写成为暴戾恣睢、罪大恶极的“犯上作乱”者。就是“五四”运动中的一些新文化战士，在这样一种千百年来习惯舆论的压力下，也觉得没法子否认那个加在叛逆者头上的“乱”字。
　　轰然一声，马克思主义者突兀而起，向人群大声宣告：“造反有理。”从秦朝以来的农民造反运动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⑷

      几千年来，帝王将相被历史学家们尽情地歌颂着，历史变成了他们庙堂里的赞歌。除了个别的思想家曾经悄悄地提出了一点怀疑以外，谁也不敢说半个“不”字。但是无产阶级却以其伟大的革命气魄，对这些神圣不可侵犯的所谓社会“主宰”，投以蔑视的目光。“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⑸这就从根本上打破了几千年来人们对帝王将相的迷信。
     多么严重的分歧啊！相同的历史事件，用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竟然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有一种意见，认为历史研究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不行，还要有一种“历史主义”，如果只有阶级观点而没有“历史主义”，就要犯“否定一切’的“非历史主义”的错误。

      问题的提出使人感到惊异。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怎么会引向“否定一切”，引向“非历史主义”，因而必须要用一种“历史主义”来补偏救弊呢？在马克思主义的宝库里，怎么会有一种脱离了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呢？

       在历史主义的问题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观点是根本不同的。资产阶级对于历史主义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他们或者是把历史看作脱离了阶级对抗的自然发展过程，或者是把历史看作观念的发展过程，如此等等。无产阶级则是按照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去了解历史的。            
      毛泽东同志说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要求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历史本身的发展过程，从历史本身的矛盾斗争过程去观察历史事件。不言而喻，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历史发展过程和矛盾斗争过程，是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其实在内容的。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在阶级社会里，离开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就没有什么历史的发展。因此，那种脱离了无产阶级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即那种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内容的“历史主义”，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没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就根本谈不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
      从历史本身的发展、斗争过程去观察历史事件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要求把历史事件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里来作具体分析，一切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这种要求正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所具有的特色。因为作为人类文明史的阶级斗学历史，本来就是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同志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⑺这段话，清楚地阐明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本身就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溶为一体的。
      可见，运用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研究历史，绝不会引向“否定一切”，引向“非历史主义”。企图用一种离开了无产阶级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来补无产阶级阶级观点之“偏”，救无产阶级阶级观点之“弊”，那只能是用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如果因为有人没有正确掌握或者没有完全正确掌握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在历史研究中出现了偏差和弊病，那就应该正确地去阐明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正确运用，而不能把所谓偏差和弊病归罪于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

      对于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错误理解，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不清楚的问题，这里实质上反映了一些人对于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的一种怀疑和动摇，有的甚至是反对。

      对于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有些人因为受旧观点的束缚，感到不习惯，有些人甚至抱有反感。他们对于批判帝王将相不满，对于称赞农民起义不满，并且提出了一整套错误的观点。一方面，他们认为，封建地主只有处在没落、崩溃的阶段才是可以骂，可以反的；处在上升、发展阶段的封建地主，因为有进步作用，是不可以骂，不可以反的。因此，我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不能“见封建就反，见地主就骂”。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农民也是私有者，愚昧、落后，不足以革命称之。在他们看来，农民的造反，其动机不过是为了升官、发财，当新贵族、新皇帝，他们的斗争纲领，同样是封建主义的。于是，他们就觉得在指导历史研究的理论上，只有阶级观点是不行了，必须要用一种东西来补偏救弊了，所谓“历史主义”的问题，就是这样登上历史论坛的。其实，他们所要提倡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所要摈弃的。

       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看来，封建社会里最本质的关系，它的主要矛盾就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对立。农民是被剥削阶级，地主是剥削阶级。封建社会初期出现的地主同后期的地主，在历史作用上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就其阶级本性而言，则是一样的。初期封建地主同样是农民的剥削者和压迫者。有剥削和压迫就有骂和反。秦朝和汉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初期，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有多少农民骂过地主，反过封建！陈胜、吴广、赤眉、铜马，揭竿而起，前仆后继，给了那个“美妙”的初期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从而推动了社会的继续前进。既然当时的农民对封建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可以骂，可以反，为什么现在的无产阶级对他们就不可以骂，不可以反了呢？当然，我们所说的骂和反，不是空洞的辱骂和简单的否定，而是对他们剥削本质的具体分析和深刻批判。对于初期的封建地主就不许加以分析和批判，这是什么阶级观点，什么历史主义呢？骂初期的封建地主，反初期的封建地主，这并不妨碍无产阶级去承认他们曾经有过的历史进步作用。而且，也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科学地分析和估价一种剥削制度的历史作用和它的阶级本质。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历史的时候，曾经用最尖锐的语言，抨击了初期的资产阶级，说他们是像“狼一样”的血腥剥夺者。但是，也正是马克思最充分地估价了他们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
      骂初期的封建地主，反初期的封建地主，这也不妨碍我们去恰当地肯定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列宁说：“无产阶级敌视一切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制度的一切表现，但是这种敌视并没有解除它应对资产阶级人士在历史上的进步和反动加以区别的责任。”⑻这是无产阶级对待历史上统治阶级人物的根本态度。我们从来不否定统治阶级中少数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不仅是初期封建社会的帝王将相，就是后期封建社会的帝王将相，只要他们之中哪一个人在自己一生的活动中，对历史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甚至只要他的活动在某一个方面对历史的发展起了一些好的作用，我们都应该承认。我们承认清代末年光绪皇帝和其他维新变法人物的历史作用就是一例。但是，我们的这种承认，指的是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地去对帝王将相进行恰当的历史评价，而不是一味给他们做歌功颂德的文章。我们承认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之所以杰出，是因为他们的某些活动在客观上符合了社会发展的要求，或者在客观上符合了人民的某种愿望。我们始终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归根到底不过是统治阶级中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历史作用同人民群众相比，同那些站在历史火车头前面的伟大革命领袖人物相比，不过是沧海之一粟。只有人民群众以及那些真正的革命领袖人物，才是最值得我们去热烈歌颂的伟大英雄。我们承认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也同一切统治阶级中的人物一样，是人民群众的压迫者和剥削者，他们在为历史提供新东西的同时，往往伴随着残酷的压迫、剥削，而且是从统治者当前的利益出发的。因此，我们在评述他们历史作用的时候，也应该对他们压迫和剥削的暴行进行必要的揭露和批判。当然，有时为了集中阐述某一个方面的问题，可以着重评价他们的进步方面；对他们之中一些功大于过的历史人物，应该根据他们全部的历史活动去进行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价，而不应该只就一点，随意苛求。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可以无原则地去夸大他们的历史作用，牵强附会地去赞美他们的文治武功，甚至为他们的历史罪过进行粉饰和辩解。
  　　有些人看到对帝王将相的研究中出了一些问题，便认为帝王将相可以不去研究了。这是不对的。不仅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就是他们之中最反动的人物，也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问题的关键是要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进行研究。《窃国大盗袁世凯》一书，写的是近代帝王将相中一个最反动的人物。由于作者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进行了研究，不仅写出了一个反动阶级代表人物活动的特点，而且通过一个反动人物，从一个方面写出了当时的历史真象。阶级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学的历史，要了解阶级斗争的历史，就要对阶级矛盾的双方都进行研究。帝王将相或者其他反面人物是矛盾一方的代表，不很好研究他们，也就不能很好了解矛盾的另一方。历史学界在帝王将相问题上的争论，反映了在这个问题的研究方向上还存在着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在研究的面前退却，而是要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做好这种研究。
  
     正如背离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就不能正确认识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和帝王将相一样，背离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也就不能正确认识封建社会的农民阶级和农民战争。封建社会的农民是小私有者，他们存在着小私有者的缺点，例如狭隘、散漫、保守等等，这就是我们大家所常说的历史局限性。因此，我们不赞成用无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铸他们，那样，不但不符合历史的事实，而且也否认了无产阶级对农民领导作用的重要意义。但是正如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里所分析的，农民在封建社会里是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阶级。在封建社会里，农民对地主的反抗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奇怪的是，这样一个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穷得只剩下一把锄头、两个肩膀的小私有者，现在在一些历史学家的笔下，怎么竟然变成了同膏腴万顷、屋宇千间的封建贵族一样的私有者了呢？你看，农民造反是为了升官发财，当新贵族、新皇帝，他们的斗争纲领又是封建主义的。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还存在着什么不可调和的阶级对立和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呢？我们怎么可以设想，千千万万饥寒交迫、辗转沟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奴，当他们被迫起来同剥削、压迫他们的封建地主作生死斗争的时候，他们每个人所想的却是怎么让自己去变成那些正被大伙所反对的老爷们？
      存在决定意识。每个阶级所处的经济地位决定着他们自己的思想意识。农民，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它所处的被剥削地位，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们必然产生反抗地主的思想，而处于剥削地位的地主阶级，则只能产生压迫农民的思想。当然，封建社会的农民在某些方面会受到统治阶级的思想影响，所以在他们的斗争纲领里，常常有一些反映封建统治阶级思想的东西；而在农民革命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也常常有革命领导成员向封建主义转化，或者革命领导权被地主阶级分子篡夺，以致使农民革命变成封建统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这种历史事实，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分析的，是受到历史条件限制的缘故。至于农民革命斗争纲领里的一些反映封建思想的东西，同他们“均贫富”、“等贵贱”，“有田同耕”、“有饭同吃”的革命口号相比，毕竟不是主要的东西。所谓农民造反是为了升官发财等等，完全是对农民革命运动的歪曲。
  　　有一种意见，认为近几年来，人们写历史只写农民起义的一面，不写或者很少写帝王将相。这样，历史上的光明面丧失了，变成了漆黑一团。这真是危言耸听。
      我们从来认为农民起义和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帝王将相的统治是封建社会矛盾的两个方面，为了全面反映历史的真象，哪一面都是需要写的，所以问题不仅在于哪一面写多了、哪一面写少了，更重要的是，不管写哪一面，都要看为什么而写，怎样去写。比如，在写帝王将相历史的时候，仍然照着封建皇朝《实录》和《起居注》的样子，恣意地去描写皇帝的“龙颜”、后妃的“淑德”，以至于他们的祖坟风水，那么，这种历史即使写得不多，也是不对的；或者，在写农民起义历史的时候，仍然抱着封建士大夫的感情，用一种封建史学家的笔调，无端地去给农民英雄的脸上抹黑，那么，这种历史就是写多了，也是错误的。而且，如果一定要论写多写少的话，事实是：迄今为止，我们对封建社会的历史主人——农民的历史倒确实是写得太少了。直到现在连一部农民革命的通史还没有人替他们写出来，怎么能说是只写农民起义了呢？至于帝王将相的历史，写得也不是少了，而是有许多写得不正确。一些历史学家那么虔诚地把许多美丽的桂冠奉献在旧日封建统治者的面前，什么“英明的君主”，“圣贤的丞相”，“人们的救星”，“顶天立地的男子”，熙熙攘攘，热闹得很。这样的一种现象，难道是正常的吗？
      根本的问题不是什么写多了、写少了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是：为什么农民起义的历史写多了，帝王将相的历史写少了，历史就会丧失光明，变成漆黑一团了呢？难道历史之光不是来自千百万创造了人类文明的劳动人民，千百万高举着革命火把的革命群众？难道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历史只能从帝王将相那里去乞求一线的光明？为什么谁多写了一些农民起义的历史就有这样大的罪过呢？对于我们历史研究工作这样的一种指责，不正是背离了无产阶级阶级观点的结果吗？

      对于历史研究中所谓非历史主义的批评，乍一看，是使人迷惑的。但是我们只要探究一下事实，就可以明白，原来近几年来，历史研究中的非历史主义不是别的，而正是那种歌颂帝王将相，否定农民运动的现象。这种非历史主义的出现，不是如同一些人所指责的，是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多了，恰恰相反，倒是因为缺少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

      “据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⑼历史研究又何尝不如此。你看，有一些人本来企图用一些问题来证明研究历史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不行，结果这些问题却证明了研究历史绝对不能离开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

      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会不会影响历史研究的科学性？资产阶级的学者们从来就是拿阶级性会妨碍科学性的论调来反对我们。胡适是其中最卖力气的一个。他认为，研究历史要“超阶级”、“纯客观”，如果用上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那就是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他的这一套破烂货色，早就被马克思主义者批判得破产了；但是，这种错误理论的影响在一部分人思想里依然没有消除，就是在解放以后，仍然有人拿这种理论来反对历史研究中的党性原则。一九六三年就有人公开提出不可以用阶级斗争理论解释历史的主张。关于历史研究中只有阶级观点不行，还要有一种“历史主义”的说法，实际上是同这个历史研究中科学性和阶级性的老问题有关系的。
      要谈历史研究的科学性，首先就要谈历史研究中的科学性是什么，而历史研究又是怎样变成科学的。
      历史研究中的科学性，无非是说我们对历史的认识要符合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是可以认识的，但是一切剥削阶级，对历史发展过程的认识，都要受它所处的阶级地位的限制。剥削阶级的利益，使他们不可能科学地、客观地去观察历史事变。为了维护他们的阶级利益，他们常常故意歪曲历史发展的真象。恩格斯说过：“资产阶级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合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⑽人们对历史的认识，通常还要受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在科学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们也不可能做到科学地、客观地去了解历史。所以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虽然有很多历史学家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有益的资料，但是仍然是一堆没有规律的片断事实。历史研究在无产阶级的手里发生了伟大的变革，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把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应用于历史的考察中，从错踪复杂、迷乱混沌的历史现象中发现了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使历史研究变成了科学。
      为什么无产阶级能够把历史研究变成科学？这是由无产阶级所处的时代条件和社会地位决定的。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最先进的阶级，它亲自参加现代大生产的实践，人类文明和现代科学所积累起来的全部知识，赋于了无产阶级以超越以往任何时代的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无产阶级又是现代社会最革命的阶级，它最受压迫、最受剥削，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它的利益同人民群众利益的一致性，决定了它的利益同社会发展利益的一致性。正像恩格斯所说的：“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⑾世界上只有代表了人民群众利益和社会发展利益的无产阶级，才能光明正大、无所畏惧地去揭示历史发展的实在过程。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科学性完全是一致的。

       以“超阶级”、“纯客观”的态度去研究历史的主张，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强烈的资产阶级阶级性的客观主义理论，“超阶级”、“纯客观”的口号，不过是他们用来掩饰自己历史研究中资产阶级阶级性的一种幌子。他们之所以要打着这种幌子，不过是用虚伪的面孔，来欺骗劳动人民，企图使劳动人民把他们充满了资产阶级阶级性的东西，当做全民的、全社会的东西来接受。我们可以看一看事实。被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界公认为“现代客观主义历史学派之父”的德国兰克，尽管一生埋头在尘埃扑面的史料库里，但是他研究历史的最终目的，不过是企图用最好的历史教材来作为向德国资产阶级和忠贞地主的献礼。他本人就是普鲁士霸权和俾斯麦铁血政策的支持者。他最著名的著作《教皇史》，就是一部关于统治阶级如何统治人民的经验总结。还有那个一向标榜“尊重证据”、“尊重事实”的胡适，不就是那个所谓历史是一堆随人摆弄的“大钱”的谬论的鼓吹者吗？为了替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张目，为了替一切投降派辩护，他可以随意摆弄他历史的“大钱”，为卖国贼秦桧喊冤。“泰桧有大功，而世人唾骂他至于今日，真是冤枉。”⑿他们哪里是什么“超阶级”、“纯客观”！列宁说过，任何一个活着的人，不可能不站在这个或者那个阶级的立场上，不可能不为这个或者那个阶级的成败欢喜和悲伤。是这样的，没有阶级性的历史研究从来是没有的。史学研究本身的经验教训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人民抚育了我们，我们不应该忘记人民。为人民写历史，为革命写历史，一定要在思想上同客观主义划清界限，一定要摆脱他们的思想影响。

      历史研究从来是思想斗争非常激烈的一个领域。封建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阶级利益，为了麻痹劳动人民的反抗意志，从来不放松对这个领域的控制。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被推翻的统治阶级的历史观点是不会自动地从历史研究的领域里撤走的。无产阶级的战士，应该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高高举起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旗帜，勇敢地去占领和巩固历史研究领域里的一切阵地。我们的祖国是有着悠久历史和优秀遗产的伟大国家，我们的人民是有着光荣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传统的伟大人民，我们的党是有着光辉革命历程和宝贵历史经验的伟大的党。
      在这样极端丰富的历史宝藏面前，我们还是小学生。让我们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很好地掌握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注释：
⑴《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650页。
⑵《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01页。
⑶《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22页。
⑷《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9页。
⑸《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1页。
⑹《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2页。
⑺《丢掉幻想，准备战争》。《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91页。
⑻《旅顺口的陷落》。《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4页。
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59页。
⑽《〈爱尔兰史〉的片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版，第573页。
⑾《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53页。
⑿胡适：《南宋初年的军费》。

5.田家英擅自删改毛主席的讲话

       毛主席在1965年12月21日召集陈伯达、田家英、胡绳、关锋、艾思奇等五个人谈话，是毛主席第一次公开表示自己对批判《海瑞罢官》的态度。他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就指明了围绕着《海瑞罢官》问题所发生的争论和斗争，并不单纯是一场学术讨论，而是党内外的一场严重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

       在主席同他们谈话的时侯，关锋和艾思奇在现场做了记录。他们把记录整理好后，就交给了田家英。田家英根据他们两人作的记录，整理出了一个毛主席讲话的内部文件。田家英当时是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权力挺大。他把这个文件印发给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大区书记的领导。可是在田家英印发的毛主席谈话中，他竟擅自把主席上面有关《海瑞罢官》的要害这段话给删除了。

       陈伯达发现了这个情况后，就进行追查。由于艾思奇在参加这次谈话后不久就得了重病去世了，就只找了关锋。关锋说，在他和艾思奇交给田家英的记录稿上都是有这段话的，是田家英在整理的时候给删掉的。关锋还说，他和艾思奇都跟田家英说过，把主席的这段话删掉不好。可田家英说，没关系。陈伯达让关锋把他说的情况经过写个材料。然后陈伯达把这个材料交给了江青。江青说这可是个大问题，她建议陈伯达直接把情况报告主席。这时关于田家英的情况还有王任重和谢富治那里的材料，后来主席就是根据陈伯达的报告和这些材料，批准对田家英进行审查的。

       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掌控的中央为给田家英平反，说这是关锋告密，是江青和陈伯达对田家英的政治迫害。但无论从党的工作纪律，还是从马列主义理论原则上来说，田家英擅自删改主席重要讲话都是不应该的。邓小平等人以这件事作为平反的理由也是不充足的。

6、彭真提出了“二月提纲”
       1966年1月，彭真以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名义，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有胡绳、田家英、许立群、邓力群、林涧青、龚育之以及宣传部、新闻界和学术界其他领导人，彭真特别点名要关锋、戚本禹参加。总共约有三十多人。会上，由胡绳传达1965年12月21日毛主席关于《海瑞罢官》的讲话。胡绳讲得很仔细，他先讲了最近文化革命的形势，以及这一时期毛主席的一些重要指示。接著传达毛主席12月21日讲话，他倒是原原本本地传达了毛主席的这个讲话。胡绳还解释了一下，毛主席说的没点名，是说戚本禹写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批评的是翦伯赞，但没点翦伯赞的名。胡绳的传达与关锋给我讲的基本相同。胡绳讲了以后，彭真说：毛主席的这些话，是关于意识形态斗争的最新指示，大家要好好学习讨论。

       会议结束后，彭真叫我和关锋留下来。因为前不久我们已经和他见过面，他跟我们就像是老朋友似的，说：我们又见面了。我开玩笑说：你又要请我们吃刀削面了?他说：不，今天太晚了，不打扰你们了，咱们不吃饭。咱们就说一件事，这次，我在上海见到江青同志了，江青同志叫我来看看你们。江青同志特别嘱咐，要你们两位积极参加这场学术争论。彭真接着说，吴晗一直是我们的团结对象，我们跟他关系很好，有些问题我也是经常批评他的。他这次又受了批评，态度尚好。姚文元同志那篇文章，提了很多问题，也引起我很多思考。对主席讲的吴晗文章和彭德怀罢官的指示，我的理解还不深透。猛一下听了主席讲话，很吃惊，我以前没那样想过。彭真没说他不同意主席的意见，只说听了很吃惊，理解不深透。他接着说：你们好好研究研究，把它写清楚。对彭真这段话，我当时还认为是他谦虚。可关锋却说，不对，他是不同意主席的意见。他其实是在暗示我们，让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要有分寸。我从来都很尊重关锋的意见，但仍觉得他的这个看法可能有点过分了。可是以后的事实证明了关锋对彭真和我们这次谈话的看法是正确的。

        到了2月中、下旬，即春节期间，关锋又去了一次上海。江青向他交底说，批《海瑞罢官》不单是学术问题，还是反击彭德怀的翻案问题，反击62年的“翻案风”问题。过了春节以后，艾玲又向我和关锋透露，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是江青支持的，是张春桥具体组织的。可是在上一次见面的时候她没有向我们透露这些。她叫我们不要给别人说，而且建议我们也写文章。并说，《文汇报》会给你们发表的。
       这时，当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穆欣从康生那儿听到了一些风声，他表现得很积极，也跑来约我们写文章。

       我在参加了彭真主持的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名义召开的会议，以及彭真与我们进行谈话之后，就开始为写文章准备材料。很快我就写出了一篇题为《〈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的文章。我的文章完全是遵照彭真的“好好研究，把它写清楚”的要求来写的。因为彭真是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领导，我自然认为彭真的讲话是代表中央的意见的。那时候，我还根本不知道彭真和江青有那么大的分歧。差不多同时，关锋和林杰也写好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这篇文章。
      两篇文章都交给了许立群，可是却一直都不见发表。过了一阵，我就给彭真写了封信，报告了以上情况。彭真的秘书答复我，首长工作很忙，你的信和文章我都放他桌上了，有时间他会看的，他看了以后有答复，我马上告诉你。然后就这样一直拖着。

       长期的拖延引起了我的怀疑。许立群是中宣部的副部长，是彭真最得力的干部。他不发表我们的文章，那一定是有彭真的指示。后来我听说的情况也正是如此。彭真指示说，彭德怀的罢官涉及到政治问题，很敏感，先不要发。我就想，明明是你当面给我们布置的任务，让我把《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写清楚。我花了几天时间，熬了好几个夜晚，才把这个问题弄明白。完了你却叫许立群不要发表。去找你，你又以工作忙为托词不理。如果我写得不对，你可以批评。为啥什么都不说，却又不让发表呢？老实说，我以前对彭真印象一直很好。这以后，我就对彭真有看法了，觉得关锋没有看错他。

       后来想想，当时彭真在会后找我和关锋说的话，确实是在给我们暗示，让我们把批评《海瑞罢官》限制在学术讨论范围之内。但后来因为我们的文章都不符合他的意思，所以他就不让发了。可这些话，他又不能跟我们明说。那时我还不太懂这种高层的政治语音，所以，我当时对彭真不准发表文章，很不高兴。

       我把文章送给了康生，康生的态度很明确，叫马上发表。我说：人家不让发，怎么办?他说，你找穆欣发。但这时穆欣听说彭真不让发，他也不敢发了。这和他之前的态度成了鲜明的对照。他就是这么个人。
      到了1966年1月下旬，彭真就让许立群他们准备材料，起草了一个文件。因为这个文件是在2月完成的，所以就叫做“二月提纲”。在准备起草“二月提纲”的时候，他们找了七份在他们看来有问题的材料，准备转呈给毛主席。据说，这七份材料中有我写的小册子《孙承宗》，还有关锋在1962年写的几篇杂文，《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从陈贾说起》等，以及邓拓的一篇杂文《伟大的空话》等等。

      关锋的杂文是用“何明”的笔名写的，发表在《光明日报》等几个报纸上。我的《孙承宗》小册子是中华书局1964年出版的。孙承宗是明代的一个兵部尚书，曾率领明军坚决抵抗满清皇太极的侵略。明末抵抗满清的侵略，有三个战功较大的统帅，一个是熊庭弼，一个是孙承宗，一个是袁崇焕。其余的(包括那个投降了清军的明朝统帅洪承畴)多打败仗。袁崇焕已经有很多人写了，熊庭弼也有人写了，就是孙承宗没人写。一次，我们秘书室的领导陈秉忱把他收藏的一幅孙承宗画的画送给康生。康生在画上面题了跋。康生说，孙承宗不但是个有名的文人，而且是个有名的统帅，他打败过努尔哈赤的接班人皇太极。康生让陈秉忱给我传话说，现在都没有人知道孙承宗了，听说你对明史有兴趣，那你就写一篇文章吧。我听说康生要我写文章，便马上积极行动。那篇文章好写，查查明史，看看他的传记，没几天就写完了，投给了《中国历史小丛书》。当时吴晗是《中国历史小丛书》的主编，吴晗说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又通俗又好读，文笔也好。翦伯赞也说好，都同意出版，翦伯赞还给我提了一些意见，写文章要剪裁浮辞，形容词不宜太多，一般情况下，一个形容词就够了。他的意见很对，到现在我写文章还遵从他的意见。翦伯赞确实是有水平的。

       许立群在把我这本小册子给彭真的时侯，还加了附言，说，现在我们批判《海瑞罢官》，是因为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吴晗借海瑞为彭德怀鸣不平。那末戚本禹写的孙承宗原来也是兵部尚书，兵部尚书也就是现在的国防部长。而且孙承宗后来也是被罢官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既然吴晗写《海瑞罢官》要批判，那戚本禹，还有关锋等人也要整风。
      他真是生拉硬扯。海瑞是因为骂皇帝而被罢官的，孙承宗不是，他是因為抗击皇太极立了功，受人嫉妒，被排挤的。而且，也不是被罢官，而是年龄大了退休回家的。
      2月初，彭真和许立群带着他们写的“二月提纲”，与陆定一、康生、吴冷西几个一起到武汉向毛主席汇报。康生、吴冷西虽然也都是五人小组的，但“二月提纲”的最后修改没有让他们参加，是彭真、许立群、还有姚溱他们三个人搞的。彭真把那些材料都汇报到了毛主席那里，说对吴晗要进行批判；可是对左派也要整风。毛主席跟他说，左派整风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这里的左派主要就是指关锋和我几个人。可能只是巧合，过了三年，我和关锋都被隔离审查了。

      王力在回忆这件事的时侯说，他得知许立群报送给主席的七个材料中有我写的《孙承宗》，很担心这样会出问题。因为他在康生那里，看过康生为孙承宗绘画的题跋，知道是康生叫我写《孙承宗》的。尤其是他知道1958年的中南海“八司马事件”。他就给彭真说，戚本禹是当年的“八司马”之一，是主席给他平反的。你们现在又要告他?他那篇《孙承宗》的文章，是康生叫他写的，与彭德怀无关。你把他又告到主席那裡，会不会再出个“八司马事件”?彭真回去就叫许立群把我的《孙承宗》从上报的材料里抽掉。但从后来的一些迹象看，毛主席是知道《孙承宗》这本小册子的，似乎没能抽掉。

第二章 批判“二月提纲”和起草“五一六通知”

1.毛主席批评“二月提纲”
      1966年3月，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受张春桥委托，到北京来办事，他见到许立群的时候，许立群对他说，姚文元的文章，你们上海没有经过中央讨论就发表了，连个招呼也没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杨永直回上海后，就把北京的批评向张春桥汇报了，春桥又报告了主席。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把许立群他们不让发表我们文章的事都对《文汇报》的艾玲讲了，我还把我的文章给了艾玲一份，请他带给春桥。很快艾玲带回了一封春桥写给我的信，艾玲告诉我，她还向江青作了汇报。

本禹同志：
    信和稿子都收到了，可惜，这几天，我和其他同志都难抽出时间阅读，估计短期内也如此，恐怕误了你的事情，特先复你：不必等待我的意见了。
热烈地问候你的健康。
                                  张春桥
                                   一月二十八日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北京不加理会，拒绝转载。为打破封锁，毛主席建议上海新华书店出版小册子，向全国征订。北京只订了几本样书，又不发行。这种情况已经是很不正常了。在毛主席作出了明确的批判《海瑞罢官》的指示之后，他们又不让发表我们支持姚文元的文章。这些都表明彭真领导的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已经在公然抵制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了。矛盾激化了。
      1966年3月28日、29日，毛主席在上海同康生谈话。3月30日下午，毛主席同康生、赵毅敏、魏文伯、张春桥、江青等谈话。在谈话中，毛主席对“二月提纲”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提出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阎王”指的就是中宣部以及背后主使的彭真等人，“小鬼”就是指关锋和我一些人。
     3月31日康生奉主席之命回到北京。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在会上由康生传达毛主席在上海的谈话精神。康生在会上说，主席说，北京写了那么多文章都不请示他。为什么姚文元写一篇文章就一定要请示他们呢?是我代表中央?还是你北京市委代表中央？

      这次会议，中央的一些重要领导人都出席了，我也列席了。就在这个会上，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决定撒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刘志坚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
     会后，康生叫穆欣马上发表我的文章。《人民日报》听到了这个消息后，也要发表我的文章。
     1966年4月1号，我把《〈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一文拿给了穆欣和吴冷西的部下陈浚生，当天晚上我就坐火车去上海了。4月2日清晨火车到了南京，在火车靠站的时侯，邮局送上一大捆当天出版的《新华日报》。一会儿，列车服务员就去各个车厢卖报纸，我也买了一份，报上全文刊载了我的文章。这是我第一次在火车上看到我自己的文章被登在报纸上。随后我到各个车厢去转了一圈，看到许多乘客都在看我的文章。那时的群众都是非常关心国家大事的。
      在我原来写的文章里，我还是肯定吴晗曾经是民主斗士的，只是说他现在的观点是错误的。希望他这位昔日的民主斗士，重新思考自己现在的立场，站到革命立场上来。在我交给他们的底稿上是有这段话的，可是在4月2号正式发表的时侯这段话没有了，这或许是康生他们给删掉了。

2、我1966年4月的上海之行
       我这次去上海有两个任务，一个是参加《红旗》杂志历史组和学部的哲学所联合在上海召开的工农兵学哲学座谈会。毛主席发出了工农兵学哲学的号召后，《红旗》杂志准备发表一组工农兵学哲学的文章，我们就在上海组织了由工人和解放军“南京路上好八连”战士的座谈会。另一个是去见江青，这是艾玲通知我的，说江青要我到上海去与她见面。

       和我一同去参加座谈会的，有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哲学所所长潘梓年、《哲学研究》杂志主任编辑吴传启以及两个青年编辑，一行五人。到上海的时侯，上海市委秘书长来车站迎接我们，安排我们下榻在锦江饭店。当晚，上海市市长曹荻秋、华东局书记魏文伯在锦江饭店请我吃饭，但是没有请潘梓年、吴传啓他们。在锦江饭店请我吃饭，是由上海市委交际处的负责人顾志刚安排的。顾志刚见了我，就跟我开玩笑说：“好同志来了”。我跟曹荻秋说，顾志刚是我在上海地下党时侯的入党介绍人，曹荻秋说他们已经听顾志刚说过了。那时侯我只是个局级干部，上海市委对我的接待是破格的。席间谈起了李秀成，谈了《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他们都很支持我，给我说好话，我自然也谦虚了一番。那次，是我第二次见曹荻秋、魏文伯，我和他们很谈得来。曹荻秋是一个很谦虚的人，很有学术修养；魏文伯对历史很熟悉，对古诗词也有自己的理解，对毛主席诗词，他都能背诵。
  
      饭后回来，我对潘梓年说，吃饭没请你们，我真觉得不好意思。潘梓年说，我们只是学部哲学所的和《哲学研究》杂志的人，跟他们没有工作关系。你是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的负责人之一，请你是符合礼仪规定的。

      晚上睡觉、他们给我安排了一个很大的带厅的套间，给潘梓年安排了一个単独的房间，给吴传启和另两个小年轻则安排了标准房。我觉得，潘梓年的资格比我要老多了，所以我坚决要把大套间让给他住，而且吴传启是研究员级，和那两个小年轻住一起，也不太合适，我就对吴传启说，你和我住在一起，让潘梓年一人住套间。潘梓年坚决不干。我就说，我和吴传启晚上要探讨点问题，你年纪大了，睡得早。这样他才勉强同意了。潘梓年是大革命时期的干部，在毛主席去参加“重庆谈判”的时侯，他是《新华日报》社的社长，而我只是个在解放战争时期入党的小党员，人家比我高好几个档次呢。潘梓年是潘汉年的堂哥，因为潘汉年那时已经被抓起来了，所以他有一些思想包袱。
      第二天，我就去锦江饭店的小礼堂见江青。江青在上海有她的住所，但开会、会见客人，一般都在锦江小礼堂。

      我向江青汇报了北京的情况，讲了我们写文章的过程和许立群扣压我们文章的一些情况，也跟她说了我们对“二月提纲”的看法，并且说了在康生传达了主席指示后北京发生的变化。江青听完我的话以后说，“本禹啊，幸亏我们还有毛主席，要是没有毛主席，我们怎么办啊？”我对江青说，他们说我和关锋是什么学阀。可我们都是小人物，算得上什么学阀啊。依我看，他们说的这个学阀指的是比我们更大的人物，也许包括你和春桥?江青说，他们恨我，要超过恨你们好几倍呢。但在他们眼里我和春桥也算不了什么学阀的，他们所说的学阀，其实就是指毛主席。这个说法在我听来真是大吃一惊啊。我说，他们不敢吧？毛主席是全国人民的领袖，是革命的导师呀，他们有这胆子!江青说，哼，你说不敢，可我看他们就是这样，他们有什么不敢？!她说，他彭真眼里有谁啊?听了这话，我惊愕不已。

      江青又跟我谈了她受林彪同志委托，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发表座谈会纪要的事。她说。批判“十七年的文艺黑线”，就要批判周扬。她跟我说起周扬等人曾经怎样迫害鲁迅。我说，许广平同志对周扬的意见是很大的。那时我跟许广平有一些来往，知道许广平对周扬他们有看法。江青问我许广平的态度和表现怎么样。我说，她的态度很坚决，表现也非常好。江青就让我回北京以后安排许广平来上海同她见面，具体商讨批判周扬的事。
      和江青见面后，我就和潘梓年，吴传启一道去召开工农兵学哲学的座谈会了。我们召开了两次座谈会。来参加座谈的人，发言还真是有点水平，他们把批判《海瑞罢官》，讲得头头是道。会后我跟潘梓年说，真不能小看工农兵呀，他们一个个都快变成专家了。潘梓年说，你不知道，他们都做了很长时间准备了。那些文章都是经过秀才们改过的，都背熟啦。后来，我见到朱永嘉，我问他，我觉得上海工人的水平很高，我参加了他们的座谈会，工人的发言讲得很好。可潘梓年说，那些发言是经过其他人帮助修改过的，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啊？朱永嘉说，我倒是没有去改过。但真有人改过。市委听说你们要来座谈了，就专门找人来辅导他们，找的是谁我就不知道了。他讲的情况跟潘梓年分析的是一样的。

      座谈会上的文章我们没做多少改动，后来都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工农兵的文章发表后，一次关锋跟我讲，山西有个工人，是个女同志，叫解悦。本来我也认为她的文章是别人替她写的。我就去跟她探讨，她没稿子，却能把写过的文章讲得清清楚楚。我没想到那么漂亮的年轻姑娘，能有那么高的水平。我说，是不是也像潘梓年说的那样，是人家给她作了辅导，再让她背下来的。关锋说，不像，我提的问题都是临时想到的，她都讲得很好。解悦在文革中参加造反，后来成为山西省革委会的常委，再后来就也跟我们一样的受难了。
      我又去了“南京路上好八连”。好八连战士的优秀品格使我都感到汗颜，战士做到的事，我做不到，他们简直是半点个人主义都没有。我觉得他们是不是把自己限制得太苦了，处处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有的战士为了上海市民过年期间的安全，两三年都没有回家过春节，给他假期他都不要。后来我专门写了个报告，表扬好八连战士的优秀品质。这个报告送给了江青和主席看了。江青表示，她很受感动。主席看了那个报告后，说：“好八连是好啊。”

3、参加“五一六通知”的起草小组
      到了4月中旬，我们召集工农兵学哲学座谈会的任务完成了。准备离开上海返回北京，去编发工农兵学哲学和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这时，张春桥派他的秘书通知我，说毛主席指示让秀才们一起开会讨论，写一个批判“二月提纲”的文件。并说陈伯达、康生、吴冷西、王力他们马上都要来上海。以康生、陈伯达为首，要我和关锋也一起参加。还说，部队也要来人，有刘志坚、陈亚丁等人。于是，我就让潘梓年、吴传启他们先回北京，去整理座谈会的稿子。我继续留在上海。

      我这次在上海的时候，和张春桥见了面。他见了我，就一见如故。他非常热情地欢迎我去他家，说他孩子看了我写的《评李秀成的自述》，也想见见我。我就去了他家。他那时住在康平路，房子不错，但他家里摆设却很简朴，空空荡荡的，除了书，就是一个旧桌子。他那时已经是市委书记处书记了，没有想到还是很朴素。我问，你们华东局这么艰苦？其他领导的家里也是这样?他说，马天水家里更破旧，还不如我。不过，他告诉我，陈丕显他们家里就不一样了。我虽然没去看过陈丕显的家，但我可以想象。在中南海，我知道主席那里破旧，董老(必武)家也破旧，总理家里不旧，但也不豪华。刘少奇的家里就豪华了。陈伯达家里也很讲究；田家英家里宝贝很多；胡乔木家里也比较阔气。说实话，当时，我心里是比较反感那些家中摆设富丽堂皇的干部的，觉得家里朴素的干部一般都是好干部。我们在一起谈了很多问题。谈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我比较能够理解他的思想。他说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并不是从法律意义上讲的，主要是讲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限制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主席也最怕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最怕党内产生一个新生的特权官僚阶级。怎么限制?只能从经济上加以限制，从权力上加以限制，从制度上加以限制。一些旧的东西，像工资差别，八级工资制，如果处理不当，不加适当限制，任其扩大的话，就会成为一种资产阶级法权。级别本身就是一种法权。我是上级，是领导；你是下级，是被领导，我就该比你多拿，这就是法权。当然，共产党是承认有一定级差的，根据各人贡献的大小，有一定的收入差别，有人多拿一点，有人少拿一点。但是不允许过度扩大这种差别，不允许产生一个特权阶级。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有这么一条，要从工资待遇上防止人民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我跟他讲，我是这么來理解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他说，你理解得对，我就是这个意思。我也找不到多少能理解我的人，只有主席、柯老等能理解。

      来参加起草文件会议的人不少，好些人我都记不得了，但姚文元没来参加。在会议期间，姚文元到锦江饭店来找过我。他是一清早走路过來的，六点钟就来了，他到了之后也不让服务员来叫醒我，就在外面坐着等我起來。可那天我是凌晨二点钟才睡的觉。后來一个服务员觉得这样让一个名人去外面等着实在不妥，就进来叫醒了我，说，首长，外面有个人等着，就是写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姚文元，他已经等了几个小时了。我说，那你怎么不早叫醒我。我赶紧把衣服穿起來把他引进房间。让他等那么长时间，我很过意不去，连忙说对不起。他说，没关系，我坐在那里也是在想问题，不耽误时间的。他虽然已经是个名人了，却还是像个中学生，很朴素，又很谦虚，一点架子也没有，说话又说得很得体。我对他印象很好。我们一起谈《海瑞罢官》，交换了对彼此写的文章的看法和需要改进的地方。总之，我觉得他这个人很好。

      等参加会议的人都到齐之后，陈伯达就召集开会了。他先交代说，主席指示，请大家来批判彭真、许立群他们写的“二月提纲”，要写个文件把它废除。接着他说，解放以后，将一个中央发的文件废除，并加以批判，这还是头一回。他又进一步解释说，这样做，对中央威信肯定有很大的损害，但也没办法，因为这是原则问题。

      陈伯达做了动员以后，大家开始对“二月提纲”进行讨论和批判，开始是逐句逐条地来讨论、分析、批判的，哪一条错在哪里，哪一句话错在哪里。这样进行了一天。说实话，有好些冠冕堂皇的东西，你光从字面上看是不容易看出错误来的。所以这样一句、一条地分析、批判就有点繁琐了。我就在会上提出，我们能不能抓几个主要的问题来进行分析、批判，这样可能工作效率会高点，譬如，把左派当学阀来反对，这条就挺重要。但究竟这是不是主要的问题，我没想好，要请大家来研究。陈伯达觉得我的意见有点道理、就让大家对我的建议说说自己的看法。王力说，“二月提纲”就是个纲要嘛。我们是要抓住要害，抓主要问题来批判，一般性的、似是而非、无关紧要的那些东西就放过去，不然这个批判文件就弄得太长了。吴冷西接着王力的话题说，评判谁是学阀、和所谓“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问题，确实是个要害问题，我们首先要把这些问题辩清楚。后来批判“二月提纲”的文件中，讲到平等问题和学术权威的那一段，就是吴冷西起草写的，后来又经主席补充修改，才形成了具有一定理论高度的文章。

      这样，就不再一句一条地批驳了，而是先找出主要问题，然后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讨论。大家发言踊跃，而且是各有特点。吴冷西、关锋善于理论概括，把道理讲得很透彻。吴冷西讲的最多，关锋也讲了不少。后来“五一六通知”文件中，有好几个重要问题都是吴冷西、关锋讲的。王力的记录、整理能力很强，他行文也快。他有个特点，能把别人的思想接过来变成他的，你给他一个提纲，他就能慷慨激昂地讲半天.。你讲一分，他能讲二分、讲得比你的还好。可他自己却不大能形成独立思维。一次江青问我王力表现如何？我说，王力挺好，批判‘二月提纲’很积极，发言也很尖锐。穆欣没怎么讲话，陈伯达也不问他。陈亚丁讲得也不少。刘志坚人是来了，但他比较稳重，讲话不多。当时我觉得这人挺和善，又是老资格，很尊敬他，可没想到后来他在总政镇压起造反派来会那么厉害。在这次会上，我除一开始讲了一点意见，后面都是听的多、讲的少。我总觉得他们都是老干部，我是年轻人，我不能老是表现。

       大家讲完之后，就各自把发言的内容先整理成文字，再把一段段的文字连接起来，交给陈伯达汇总。陈伯达是很会写东西的，而且他擅长做后期整理。他汇总出来以后，再请康生看。

       康生在文件上改得很多。他的修改很规矩，用一条线勾划出来、然后在空白处用章草仔细地写好，他工作得很认真。
       都弄好了就送去印刷厂，由工厂排版印出来，然后陈伯达、康生又给主席写了一个短信，再送给江青转呈主席。

       江青不大来参加会议，她只是在锦江饭店的小礼堂找人碰头，主要是找康生、陈伯达、春桥他们几个。会议最后形成的文稿由江青派专人送去给主席，她负责和主席联络。

      主席住在杭州。毛主席对我们送去的文稿又作了很多修改。然后就印送北京，给其他的中央领导人看。请他们再提出修改意见。

4、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名单的产生经过
       就在我们讨论和起草“五一六通知”的时候，按照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决定，要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简称“中央文革”）。

       中央文革的组成人员先是由康生、陈伯达、江青提名。康生提了吴冷西、王力、穆欣。江青提了张春桥、关锋和我，此外她还提了陈亚丁。陈亚丁是总政文化部的副部长，他和江青一起搞过样板戏，也参加过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及会后《纪要》的起草工作。江青说他在这几次活动中的表现都很好，所以提议他参加。但是，刘志坚坚决反对他参加中央文革。因为他们是部队系统的，所以，江青没有办法。陈伯达提了尹达。我记得王任重是由总理提名的。总理没有参加起草小组的会议，但有一次他来看我们，正好说起。总理说，毛主席很信任王任重的。
      提名之后，名单送给了主席。主席说，中央文革不能只由笔杆子组成，各大区、各省、市都要有人参加。所以，这就又有了第二次提名。
      第二次提名的时候，我和王力、关锋、穆欣等人都已经在钓鱼台办公了。第一次的名单里没有姚文元。我就想，搞文化革命，姚文元是冲锋在前的。怎么他却没有进中央文革呢?我心里是很想让姚文元参加进来的，在第一次名单里，年轻人只有我一个，其他都是老干部。我希望有个年轻人和我在一起。所以，第二次提名时，我就提出希望让姚文元参加进来。江青同意我的意见。但是陈伯达反对，他的理由是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在历史上有变节行为。这个问题就提到了主席那里，主席就说了，老子反动，儿子就不能革命啊？这是两回事嘛。老子反动儿子革命的很多。陈独秀后来叛党，可他的两个儿子是革命烈士！毛主席一锤定音，姚文元进了中央文革。

      吴冷西没有进中央文革，这可能与主席曾在一次会上说他是个“半马克思主义者”有关。他过去在彭真领导下也犯过点错误。其实他的理论水平是很高的，他善于作理论概括，不但话讲得透彻，文章也写得好。我曾两次参加钓鱼台“反修写作班子”的会议，其中作用最大的就是他和姚溱两个人。我那时还年轻，不太懂事。吴冷西有个眼睛不好，老是带着有色眼镜。有一次我问他，老吴，你怎么老是带着有色眼镜，你的眼睛怎么了？他就和声细语地跟我解释了一番。王力知道后就跟我说，你真是的，怎么问人家这个问题。这是他最不愿意人家问的问题。谁问他他都会跟谁发火的。因为这是他的一个先天的缺陷，当时我心里觉得很对不起吴冷西，同时也感激他把我常成小孩，没跟我发脾气，还耐心给我作了解释。
      现在，在所有我看过的回忆录中，我觉得写得最好的就是吴冷西。有理论，讲公道，对毛主席的评价很中肯。主席批评他是半马克思主义。这其实是不简单了。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毛主席也说他自己顶多是百分之七八十的马克思主义。

       江青提名的陈亚丁被刘志坚否定了，刘志坚说他政治上不坚定，个人作风方面也有些问题，改为谢镗忠。陈亚丁就此恨死了刘志坚，后来打倒刘志坚，很多材料都是陈亚丁和总政的造反派一起搞的。谢镗忠是总政文化部部长，老红军，老革命，党性很强。但是人太老实了，在文革中，他去处理部队的事情，两派都不听他的。

5、江青告诉我回中南海上班
        在我即将要回北京的时候，江青又叫我去和她见了面。在这次见面的时候，她告诉我，你回北京以后不要再去《红旗》杂志上班了。她要我直接去中南海找汪东兴报到。她说，关于你的工作，中央另有安排。我当时已经听说田家英出了问题，中央决定要对他进行审查。但我没有想到的是，中央还决定由我来接替田家英的工作，担任主席的秘书室主任。

        这时中央已经开了会，决定审查罗瑞卿了。江青跟我说，上次碰到罗瑞卿的时候，和他说了彭真抵制姚文元文章的事，罗瑞卿支持了她。所以，她觉得罗挺好。但没想到，原来他们是一伙的。从江青的话里，我听出来，她事先并不知道罗瑞卿有问题的。我就问她，罗瑞卿的事情，中央是怎么知道的。她说，是林彪让叶群来向毛主席告的状。她说，叶群还神秘兮兮的，单独找主席谈话，都不让我们知道。我想，毛主席决定处理罗瑞卿的问题，是在叶群汇报谈话后作出的，不然，他会和江青先打招呼的。

6、惠安童生
      我是和陈伯达，还有其他几个参加起草文件小组的成员，一起乘专机返回北京的。在飞行途中，陈伯达和我有一段有趣的对话。
      当我问起他年轻时候的经历，他谈兴很浓。由于口音的障碍，他就一面说，一面写。因为飞机上没有书写的纸张，他就写在了专机上的“飞行报告”的背面。这些纸后来我都夹在了一本书里，我从秦城出狱后，在归还给我的一部分私人用品里面看到了这些纸。

      陈伯达在上面写道：“最近看过清朝一个官僚的信，其中说，有一天，暮宿惠安，城小如瓮、县清似水。可见我生活的环境，是很狭窄的，眼光太小。敝县在前清时，童生最多，号三千，每三年到泉州考秀才，卷子大量不通，流传的笑话很多。泉州所属各县，称不通的人，为‘惠安童生’。我是惠安童生之一。”

      这篇短文倒是陈伯达很少有的一个幽默小品。他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话呢？就在此前不久，在讨论“五一六通知”文件时，田家英擅自删掉毛主席批判《海瑞罢官》要害的讲话，是与会者的一个中心议题。在陈伯达的报告交给主席之后，江青为此与身在杭州的毛主席通了个电话，主席在电话里对江青说，怪不着田家英要到我这里来游说“包产单干”呢!“谮言如水，渐以成之”。江青没听懂，主席就一个字一个字地又向她说了一遍，可她还是似懂非懂，只是不好再问。但江青知道了主席引的这话，意思是说：坏话所以能影响人，就是它像水的浸润力一样，是慢慢形成的。江青的理解是正确的，但她把主席说的“谮言”念成谗（chan）言了。有一次开会，江青对大家谈起了她与主席的通话，康生说，谮言应读“zen” 言，谮不读为谗。陈伯达听了说，这两个字古代是通用的吧！康生没再说话。过几天大家又开会，康生拿出一张纸，上面写着他从《说文解字》、《康熙字典》抄来的“谮”字和“谗”字的音韵古读，还有从《正字通》抄来的一句话：“谮，俗作谗，非。”（大意）江青看了这张纸，说对呀，主席湖南话我听不大清，但他好像是把“谮”字读为“zen ”的。这件事把陈伯达搞得不好意思。他心里肯定是觉得没面子。我心里明白，他在我面前以“惠安童生”自喻，其实是怕我会受到康生的影响。所以，我就跟他说，你哪里是什么惠安童生，我在参加校对《毛选》工作的时候，看到你在整理编辑《实践论》、《矛盾论》所作的贡献，后来还看到你在整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所作的贡献。我这样一说，陈伯达挺高兴。

第三章   “五一六通知”通过前后

1. 批判“彭、罗、陆、杨”
    1966年5月1日，我回到了北京。过了五一节，我就去中南海找汪东兴报到。汪东兴向我传达了中央的决定，由我接替田家英的工作，这个时候田家英的事情还没有公开。后来总理把我找去，他对我说，中央决定在中南海成立秘书局，让童小鹏和我负责领导秘书局的工作。童小鹏主管机要处，让我主管信访处。中央办公厅在原来刘少奇住过的甲字楼里，给我们安排了办公室。同时，为筹建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办公厅又在钓鱼台为关锋、王力、尹达和我安排了办公室。我的办公室先是在钓鱼台的15号楼，后来又搬到了16号楼。

    5月3日，中央通知我列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从5月4日开始的，我记得会议是由刘少奇、邓小平轮流主持的。会场有时在人民大会堂，有时在怀仁堂。会议的第一个内容就是讨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问题。彭真的倒台，看似很突然，但其实也不突然。这中间是有个变化发展过程的。

    早在1963、1964年毛主席先后有两个关于文艺的批示。这两个批示应是毛主席对在中央主抓意识形态工作的彭真所发出的警告。但是彭真没把它当回事，仍然对京剧改革等一些事情横加阻扰。在《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后，彭真又采取了抵制的态度。所以主席说北京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在主席公开讲话支持姚文元等人的文章之后，彭真又搞出一个“二月提纲”，打着“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旗号，继续压制左派，要把批判限制在学术范围内。“二月提纲”问题应该是导致主席决定罢免彭真的直接原因。其实，我觉得彭真和刘少奇的矛盾也挺大的。彭真在“七千人大会”前，曾组织人在北京西郊的“畅观楼”，收集整理从“大跃进”以来中央文件中的错误。据参与整理的人说，原来以为这次能从中央文件中找出毛主席的好多错误，可结果没想到，毛主席的错误没找到几条，却找出来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大量的错误，什么“亩产几万斤”，“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谬论，连普及“小高炉”都是刘少奇、邓小平最先提出来的。

    在1964年底讨论二十三条时，刘少奇顶撞毛主席的事情发生以后，彭真批评刘少奇批得很厉害，说这是对毛主席不尊重，还说刘少奇在农村问题上老想单干等等。在农村问题上彭真倒是有资格批评刘少奇的，因为彭真一直是不主张单干的。刘少奇问毛主席，你老说走资派，那到底谁是“走资派”？毛主席说，张霖之就是。彭真说，你刘少奇这样逼问毛主席，结果是害了这些干部。

   所以在这次的会议上，刘少奇对处理彭真是很积极的。刘少奇说过，彭真不仅反毛主席，而且也根本不把他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放在眼里。

    关于罗瑞卿的问题。在这次会议期间，有一次叶群在陈伯达陪同下来找我和关锋、王力。叶群对我们说，她是陈伯达的学生。可我们当时的感觉陈伯达和叶群并不是很熟的。陈伯达很热情地向我们介绍了叶群。叶群向我们透露“罗长子”怎样反对毛主席。叶群说，林彪当初怎样对罗瑞卿好，可是罗瑞卿忘恩负义，去跟别的老帅好。这“别的老帅”指的是贺老总。陈伯达曾经叫我们历史组去帮贺龙写一部传记，等叶群一走，他就过来跟我说，我们对军队内的斗争一向都不太清楚，给贺老总写传记的事你在历史组布置过吗？我说，只是简单说了一下，还没有作具体的布置呢。陈伯达马上说，统统取消，不搞了！这事以后不要再跟别人说了。

    罗瑞卿的事主要是因为他跟贺龙走得太近了。而贺龙当时又和刘少奇关系很好，中南海里一度盛传，他们要结成儿女亲家了。在文革中，一次主席、林彪、总理在一起开会时，我也在边上。我亲耳听到主席说，如果关向应还在，“胡子”（指贺龙）就不会倒过去了。

    江青跟我说过，关向应、任弼时和贺龙都是二方面军的，他们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关向应是在延安病逝的。临死前，他找任弼时、贺龙，叮嘱他们在党内一定要跟著毛主席走，千万不能反毛。任弼时、贺龙都是尊重关向应的。贺龙这个人很讲义气，抗日战争胜利后，毛主席曾布置他和聂荣臻在华北与国民党打几个好仗，结果两人都没打好。但贺龙在毛主席转战陕北的时候，积极为陕北解放军供应粮草、弹药，还专门把一支部队放在黄河边上，随时准备过河接应毛主席。

    上世纪60年代初期林彪的身体不好，中央决定，在林彪休养期间由贺龙来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罗瑞卿这时和贺龙处得较好，不像他在林彪那里那么局促。罗瑞卿劝林彪休养这事也是有的，这很可能是因为他认为林彪的身体恐怕是好不了了。如果他知道林彪的病是能治好的话，那我估计他也不会这样去跟林彪讲了。据说罗瑞卿是让刘亚楼出面来劝说林彪休养的，这是因为林彪很信任刘亚楼。我听杨成武说，刘亚楼这个人很有能力，林彪指挥打仗，决策后都要靠他来具体组织落实。罗瑞卿跟刘亚楼说的话应该是很和缓的，是没有什么棱角的。后来批判他的时候，把他的话掐头去尾突出一点，就好像真是反对林彪了。

    我对罗瑞卿的印象挺好，建国后，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担任中南海的警卫局领导，上世纪60年代，他在中南海碰到我的时候，总是跟我打个招呼。别人都叫我“老戚”，他叫我的全名。他的夫人郝治平碰到我们也都是很客气的。在他们面前，我总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五一六通知”传达以后，中南海开罗瑞卿的批判会，会议由童小鹏主持。下面有人递条子，说要叫郝治平上台去接受批判。童小鹏把条子给我，问我的意见。我跟他说，批判罗瑞卿就是批判罗瑞卿，把郝治平弄出来不好，中央又没有这个精神。童小鹏觉得我说得有道理，就把条子压着，没去理会。那人又递了一张条子上来，童小鹏还是没理他。不知这人与罗家结过什么梁子？

    罗瑞卿对主席一直是很好的。我听江青跟我说，主席跟林彪说，罗瑞卿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这句话陈伯达也知道。主席本来对罗瑞卿一直都是很信任的。中央有个最保密的“防突小组”，由总理领导，但具体都是罗瑞卿负责的。

    罗瑞卿被打倒后，叶剑英是第一个受益者，他接替了罗瑞卿的军委秘书长的职务，还升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罗瑞卿跳楼自杀，叶剑英还作了首喻讽诗。我听了就觉得不舒服。人家自杀，你有什么可幸灾乐祸的呢？当时中央成立了“首都工作组”，其业务与原来的“防突小组”相仿。“首都工作组”是由叶剑英具体负责的。这是个很神秘的机构，它对外不公开。只向主席、刘少奇、邓小平、总理报告工作。

    陆定一的问题是由他的夫人严慰冰写匿名信引发的。叶群曾把严慰冰写的一些匿名信拿来给我们看过。那些信写得真是下流得不堪入目，有些词汇是从《金瓶梅》的未删本上抄来的。特别不应该的是，严慰冰造谣说叶群不是林豆豆的亲生母亲。这一对夫妻，都是道貌岸然的领导人，却连一个天真无邪的女孩都不放过，真是残忍。谁看了都会觉得他们做出这样的事，太不像话了。所以，陆定一、严慰冰的问题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拿出来以后，没有一个人同情他们的，都认为他们是不可原谅的。因为这对林彪一家来说，确实是非常严重的精神折磨。

    叶群亲口跟我们讲了查处严慰冰的经过。那时有个友谊商店，里面有专给副总理以上的中央首长供应特需商品的。有一天，她们两个都去了友谊商店买特需商品。一个进去，一个出来，大概严慰冰买了很多东西，只顾看东西，没有看前面的人，叶群也是匆匆忙忙的，两个人就碰撞了一下。叶群说是严慰冰先骂她，什么贱女人、臭女人之类的话，骂得挺难听。她也来火了，就互相对骂起来。当时可能谁都没有认出对方，被人劝开后，各自走了。

    严慰冰不甘心，走的时候，把叶群的车牌号码给记下了，然后就写信去举报。这封举报信，按照车牌号码，就转到林彪那里了。林彪的秘书收到信，就拿着去给叶群看，说有群众来信对你提了意见。叶群一看那笔迹，竟然跟寄给她匿名信上的笔迹一模一样。她马上去找谢富治，说，你们公安部查了那么多年都破不了案，现在好了，写匿名信的就是这个告我状的人，你们赶快找她去！谢富治马上找来几位笔迹鉴定专家，一比对，专家一致认定，两个笔迹是出自同一个人之手。谢富治报告了总理。总理当即指示，立即逮捕严慰冰，专门立案审查。这一来，陆定一紧张了，他提出要去看看严慰冰。但没有总理的同意，谁也不能去看。陆定一就找谢富治，说要给她送点衣服之类的。谢富治表示很为难。陆定一就说我可以写封信给她吗？得到允许后，他就写了。信中说：我不知道你犯了什么错误，你要听党和政府的话，好好配合，力求宽大处理。我前段时间去无锡，给你买了块国产手表，是半钢的。你就看着手表，按时休息，按时起床，维护身体健康。

    谢富治向康生报告了这个情况。康生果然厉害，他对谢富治说，你不懂上海话，他们两个都是南方人，都在上海住过，陆在信上所写的“半钢”就是上海话“半讲”的意思。那意思就是，陆定一叫严慰冰只讲一半，不要全讲。康生认为，因为事情已经败露，所以陆定一要严慰冰只讲自己的一半，而别讲他的。否则，他送表干什么？严慰冰手上也不是没有表。

    谢富治向总理汇报的时候，说到半钢、“半讲”。总理听了也说，康生分析得对，可能就是这么一回事。

    陆定一过去是反对王明路綫的。可在庐山会议上，陆定一是暗中支持彭德怀的。他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叫陆德德，据他自己说，一个德是朱德的德，一个德是彭德怀的德，但文革后他们否认自己的这一说法。但写匿名信这件事，说明他们夫妇两个人，连一个德都不讲。

    杨尚昆受审的主要原因，一个是在毛主席身边秘密安放窃听器的问题，一个是泄密的问题。

    杨尚昆在主席的菊香书屋卧室和洗手间里安放窃听器，是通过机要室的吴振英（刘少奇的机要秘书）、康一民（总理的机要秘书）两个人来做的。叶子龙调离机要室后，机要室就由吴振英、康一民负责。1964年的夏天，在一天中午休息的时候，好多人都在中南海丙楼的前院乘凉。我听见康一民在跟人大声地说，“他妈的出了事就当缩头乌龟，这么大的事，让我来顶罪。明明是你们叫干的，现在你们没事，就我有事”。康一民是红小鬼出身，口无遮拦。回到秘书室后，我跟田家英说了这事。田家英给我说，你别去掺乎啊，这次他们机要室可要出大事了。但是具体什么事他没有跟我说。后来杨尚昆找康一民谈了一次话，康一民就不再讲了。

    主席在1966年7月回北京之前，叫江青专门打了个电话给我，让我和谢富治亲自再去看一看，主席在中南海的住处是不是都清理干净了，还有没有窃听器？我马上打电话给谢富治。谢富治说，他马上派人用仪器去测试。过后，他来电话说检查完毕，没有窃听器了。我同谢富治说我们再去现场看看，我现在就坐车过去接了你一起去。于是我坐车出中南海的南门到公安部去把他接来，一起去了主席住的丰泽园。我一边看一边跟谢富治说，这可是不能出差错的呀，不然咱俩都要受处分啦。谢富治说，保证没有问题。他已经叫人用专门的仪器来反复检查了。我把和谢富治一起去查看的情况，给江青做了详细的汇报。但是，主席1966年7月回到北京以后还是没有去丰泽园住，而是先住钓鱼台。不久后又住到“游泳池”去了。1966年9月底，主席还到丰泽园里的颐年堂开过一次会，可是开完会他还是住回了“游泳池”。主席对丰泽园这个地方似乎产生了一种心理障碍。

    后来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的时候，我们向江青问了这个窃听器的事。江青当场就叫汪东兴去她那里拿来了一个很大的信封，信封上是主席亲笔写的字：“江青留存”。里面除了小录音器，还放着几颗米粒状的窃听器，那东西很小，连谢富治都说从来没有看到过。还有藏着窃听器的肥皂盒。这很可能是杨尚昆通过中央调査部从海外进口来的，杨尚昆是中调部的领导人。在信封里还存放着当事人康一民等亲笔写的检査。

    在1964年“窃听器事件”被查出来以后，毛主席就下令把杨尚昆调离中央办公厅。可到了1965年主席发现杨尚昆仍在中南海工作，他发了火，刘少奇、邓小平这才把杨尚昆调去广东省委当了书记处书记。

    杨尚昆调去广东后，还是不断地在深夜打电话给田家英，田家英把中央和主席讨论的一些事情都告诉了杨尚昆。直到后来田家英感到事情越来越严重了，他害怕了。他跟杨尚昆说，咱们别再通话了，万一被人家听到怎么办。可杨尚昆还是继续打电话来，田家英也不能不接。这些情况都是田家英的秘书后来揭发的。在田家英死之前，他的秘书不肯过多揭发田家英。田家英死后，他向组织上说，他解放了，要把田家英的事情原原本本向组织上交代。按他的揭发，问题严重极了。他写的揭发材料，按理现在应该存在中央档案馆，不知被销毁否？当时中央决定审查田家英的时候，是把他作为杨尚昆案的附案来立案的。

    在杨尚昆调离中央办公厅以后，由谁来接任中办主任的职位？当时刘少奇，邓小平主张由田家英接任。总理不同意由田家英接任，他倾向由龚子荣来担任。龚子荣当过国务院副秘书长，是一个在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做过地下工作。他原来在北方局工作过，和刘少奇、彭真的关系很好，但毛主席没有同意。江青跟我说，在这个时刻，是她投了汪东兴关键的一票。江青说，主席身边有些人，像叶子龙他们，并不把她当回事的。这些人参加革命都很早。唯有汪东兴对江青始终是毕恭毕敬的。但是毛主席对汪东兴是有看法的。江青说，主席跟她说，汪这个人表面上唯唯诺诺，其实是很有城府，不是那么表里一致的。但江青觉得，汪还是个比较直爽的人，是能够掌握得住的人。后来毛主席就决定由汪东兴来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所以江青说，她的这一票是关键的一票。当然后来江青也为了她这关键的一票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我接替田家英的工作时，汪东兴对我说，现在办公厅就咱俩了，我水平不高，能管好警卫局就可以了。秘书局、机要局都归你管吧。我知道他是担心我分了他的权，就对他说，汪主任，我在中央文革办公室已经分摊了你很多事情了。再说我还要忙着写文章，我连秘书室都管不过来。我怕他还不放心，就又跟他说，我这个人有个弱点，就是好名。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我写的文章能让主席看了满意。办公厅那么多事务，我实在没能力管，还是你来管。他看到我的态度很诚恳，也就表示接受了，没跟我再捉迷藏。

    杨尚昆在主席住所安放窃听器的事件，在这次中央会议上揭露出来之后，大家都非常震惊和愤怒。总理没让杨尚昆出席会议，总理在会上宣布，杨尚昆已经被隔离起来了。因为他有一些问题属于党的重要机密，不便于在会上公开作交待。

    1966 年 5 月 24 日中共中央下达了中发（ 66 ）277号文件，公布了杨尚昆的问题。文件明确指出，“杨尚昆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装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可是到了1980年邓小平上台之后，那时的中央又发了文件，说关于杨尚昆“私录毛主席谈话”，“全属不实之词”。杨尚昆本人和一些当事人等，或发表谈话，或撰写文章，把“窃听器事件”说成是正常录音工作，连叶子龙也写回忆录，他把1964年被发现的“窃听器事件”和50年代中央办公厅的正常会议录音混为一谈。而毛主席则被他说成是一会儿主张和同意录音，一会儿又坚决反对录音，前后矛盾，喜怒无常。

2、中央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
    彭、罗、陆、杨在中央会议上受到批判以后，会议对“五一六通知”的文本进行了讨论。

    “五一六通知”的文稿起草出来以后，主席亲自对它作了多次修改，并增写了大段大段的文字。经过多次讨论和修改，然后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讨论通过之后，才提交到这次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来进行讨论的。会议先是分小组会议进行讨论，在收集了各小组的意见和建议后，又作了修改。经过小组会议的充分讨论，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以后，才在大会上举手通过的。

    “五一六通知”的正式定名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因是在5月16日这一天的会议上通过的，所以后来一直被称为“五一六通知”。 在中央下发的正式文件里，主席在修改时所加进去的话，都用加粗的黑体字印刷。

3、林彪的“五一八讲话”
“五一六通知”文件通过的第三天，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大会上作了讲话，这个讲话别具一格。主席那时候在杭州，看了林彪讲话整理稿后说，从来没有人这样讲政变，有些是旧的历史观，不符合马列。主席本来是不想往下批的，但是中央很多领导人都希望批下来，主席才批准下发。

    在林彪讲话之后，总理指示，要中办秘书局在第二天的上午就必须把讲话稿整理出来。接到总理的指示后，我马上和中办的工作人员梁川一起连夜进行整理。林彪的讲话没有书面讲稿，他只是写了一些条条杠杠。我们在整理的时候，主要是根据我自己在现场做的速记。我在中央团校学习和从事秘书工作时，为了记录方便，自己琢磨出了一套速记方法，制定了一些别人看不懂的简单符号，在自己学习和工作时一直沿用这个记录法。我看着自己的记录一句一句念，梁川就一句一句地写。林彪这次讲话讲得非常流畅，不用添加什么，实录下来，就是一篇很通顺的稿子。需要查对的只是一些历史典故、年代、姓名等。而这又正好是我之所长。所以我俩仅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就把这个讲话给整理出来了。

    梁川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受到我的牵连，被审查了很长时间。现在他对文革还仍然坚持着自己的观点，但表现却比较消极。他说，以我们个人的力量，你和我，搞不过邓小平他们。连毛主席都没斗过邓小平，我们有什么办法？他说，他的家也破了，爱人也死了，自己劳改了这么多年。文化大革命还不是失败了？看起来我们是决定不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命运的。算了吧，就当是一场梦吧!

    其实他去的只是五七干校，也不算劳改。他说，如果他当初搞科学技术，现在应该过得不错。我读了那么多马、列、毛的书，可还是说服不了他。

    我把整理好的林彪讲话送机要处印厂排印好以后，先送给林彪审阅。林彪看了觉得很满意，说这是高水平的整理。林彪办公室还专门打电话来询问：是谁整理的？办公室的同志告诉他，是戚本禹亲自整理的。后来听叶群和林彪的秘书张云生说，林彪当时就对他们说，往后写什么东西，可以送给戚本禹看看。

    也是在这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我在小组会上有一个发言。我在发言中谈到了我前几年，听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后的感受，我用了“疾风知劲草”这个比喻，形容林彪这个讲话。这个发言被登在了会议的简报上了。我自己还觉得自己讲得挺好。不想却挨了江青的批评。江青在电话里跟我说，不是说你讲的内容不对。现在你的身份不一样了，你作这样的发言，事先得跟我们打个招呼。关锋在底下跟我说，江青的批评是对的。你这么一个敏感的讲话，是会引起各方猜测的。

4、刘少奇主持批斗朱德
   5月23日会议通过了对“彭、罗、陆、杨”的组织处理决定，停止他们在中央书记处的职务。同时增补了陶铸、叶剑英进书记处以及任命李雪峰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在处理了“彭、罗、陆、杨”之后。由于在“通知”里主席加上了这么一段话，“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所以许世友等一些人就提出来问了，毛主席说的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究竟是谁，怎么不把他揪出来？他们问总理，总理说，主席那只是泛指，就是一般地说说，并不是专指。可还是有人不断地提问，说这话主席都说过好几遍了，现在又正式见了文件了。而且有一次主席还亲自跟我们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要造反，要像蔡锷那样。”从这些话看，主席一定是有所指的。于是他们就又去问了刘少奇。据说刘少奇说，主席说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可能是指朱德。朱德是有“野心”的，在井冈山的时候他就反对毛主席。

    就这样刘少奇他们组织了一个小范围的会议，批斗了朱德。林彪、邓小平、陈毅等人都参加了这个会议，陈毅的态度最严厉，他说朱德在井冈山的时候就是野心家，是个危险人物。陈毅这么一说，这个会的气氛就变得很厉害了，斗得很凶。我后来听朱德的军事秘书曹全夫（他是主席母亲文家的后代，跟主席是亲戚）说，康克清跟他发牢骚，说他们斗朱德比在庐山上斗彭德怀还厉害。我是在几个月后才听总理跟我说起这件事的。

5、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立
    中央文革小组的名单，最后是由出席会议的中央常委们开会商量决定的，在1966年5月2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闭幕大会上通过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后，1966年5月28日由中共中央向全党发了这个名单的通知：

《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

    中央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现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通知你们。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四大区参加的成员（四人）确定后，另行通知。

    不久中央又确定：华北：郭影秋（北京新市委文教书记）、东北：郑季翘（吉林省委文教书记）、西北：杨植霖（青海省委第一书记）、西南：刘文珍（西南局宣传部部长）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

     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中央又发出通知，陶铸兼任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8月底又发中发[66]439号通知，在陈伯达因病休养期问，组长职务由江青代理。

第四章 毛主席作“五七指示”

1、紧急飞往上海
     1966年5月12日下午，毛主席的机要秘书徐业夫打电话到钓鱼台找我。徐业夫在电话里对我说，主席有重要的事情召见陈伯达、杨成武和我。让我去通知他们，我们三个人必须在明天一早赶到上海。

     接到徐业夫电话，我立刻告诉了陈伯达。然后又打电话给杨成武。杨成武说，他也接到徐业夫的电话了，并且已经安排好了飞机。他让我和陈伯达明天凌晨去北京郊区的某军用机场，然后一起乘专机去上海。那时我们都习惯在夜间工作，所以那天晚上我干脆就不睡了。到了5月13日凌晨3时左右，杨成武就来电话催我们出发了。我和陈伯达坐车去了机场，与杨成武会合。我们刚登上飞机，飞机就起飞了。那是一架叫做子爵号的中型专机，飞起来很稳。飞机上还有可以办公和休息的小房间。飞行途中，我心里就一直在嘀咕，主席这么紧急地召见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事？那时正在传说北京有发生军事政变的迹象，这次又有代总参谋长同行，是不是与军事政变有关？

     大约飞行了三小时，我们就抵达了上海的虹桥机场。徐业夫已在机场等候我们了。我们一起坐上了一辆有三排座位的轿车，在我们的车子前后还各有一辆开道车和护卫车。在车上，徐业夫把已经印好的文件分发给我们。打开一看，是林彪转呈给毛主席的解放军总后勤部的一个报告，和毛主席在上面作的批示，主席的批示是写给林彪的。我们在车上就看了起来。

     毛主席是比我们早几天从杭州抵达上海的，他给林彪的批示应该是在上海写的。照例这样的文件都得由经过审查的专门工厂印制。我不记得杭州有这样的工厂，上海倒是有的。所以这个文件是在上海印的，要不就是用飞机送到北京去印的。

2、亲聆毛主席讲“五七指示”

     大概清晨7点左右，我们就到了主席下榻的西郊宾馆12号楼。我们到的时候，主席还没有起床。但主席事先有交代，我们一到就马上叫他起来。所以护士长吴旭君叫我们在客厅里先坐下，然后她就去主席卧室敲门，告诉他，我们到了。客厅不是很大，在客厅的一边是两张单人沙发，对面是一张三人沙发，在这张三人沙发旁边有一把靠椅。杨成武硬要让我坐在三人沙发上，他自己坐旁边的椅子。我想他是老革命，我一个小青年，怎么可以我坐沙发，让他坐椅子呢？经一番退让，最后还是我坐了椅子。我们坐下后，都继续埋头看文件。一会儿我们看到主席穿着睡衣，从卧室里走了出来。我们知道主席通常都是晚上工作的，很少有这么早就起床的。

     主席出来后，和我们一一握手打招呼。在和我握手时，主席说，好久不见了。主席这样说，那是因为1964年夏天，我被调去《红旗》杂志工作以后，就没有再见到过主席。我在中南海工作时，住的地方离丰泽园很近，平日我常骑自行车经过丰泽园的后门出海办事。有时遇上主席在那里散步，我远远看见了都会立即下车，想从靠墙一边悄悄推车过去，以免打扰到主席。可是主席只要看到我，总会向我抬手打个招呼。主席又说，上次讨论哲学问题，让《红旗》派人来参加，你没有来。主席指的是1964年秋，他召集了一些人作过一次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我从主席的话中听出来，主席或许以为我会去参加那次哲学问题谈话。但当时《红旗》杂志陈伯达是叫吴江、邵铁真去的，没叫我去。主席给大家打完招呼就在单人沙发上坐了下来，随后就拍了拍他旁边的另一张单人沙发，让我坐到他的边上去。因为是主席叫我坐的，我就不好推让了，于是我就坐到了主席的身边。原来我坐的那个椅子是斜对着主席卧室的门的。主席出来后，我总感觉卧室里好像还有人。果然不一会儿，江青也从卧室里走了出来。我马上从沙发上起身要让座给她，可主席用手示意，要我仍坐在他边上。江青就坐到对面我原来坐的椅子上了。

       我从秦城出狱后，听到了邓小平一次讲话的传达，说什么早在建国初，毛主席与江青就各住各的，实际上是已经离异了。可我亲眼目睹：在1966年，主席在上海时仍与江青同住在一起。那时主席73岁，江青51岁。建国时，主席56岁，江青34岁。江青都是和主席住在一起的，两人感情是很好的。主席住在钓鱼台的时候，江青也经常和主席住在一起。直到1967年我因写《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常从钓鱼台到中南海找主席和江青，仍见到她是同主席住在一起的。虽然江青平时住在钓鱼台的11号楼里，主席住在中南海的“游泳池”，但江青仍时常回去看主席的。

      这时，护士长吴旭君给主席送来了早餐。我看到她拿着一杯乳制品，颜色淡黄。另有一个小碟，上面盛著几片烤馒头。后来吴旭君对我说，那乳制品是主席喜欢喝的马奶，加了点麦片。唉，一杯麦片马奶和一碟烤馒头，就是这位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人物的早餐了。我们刚才在飞机上用的早餐，都远比它丰富。

     主席喝了几口麦片马奶，开始讲话了。他说，今天找你们来就是为了研究你们手里在看的文件。接着又说，从远古以来，人类一直没有什么社会发展的长远计划，人类社会发展应该有个远景计划，这才是人类文明。我们讲的人类文明，是共产主义。它是马克思根据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情况设想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等书中讲了一些关于共产主义的具体的设想。

     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是文明社会。我以前谈过张鲁，张鲁是东汉末年的农民领袖，与黄巾一党，他也有些共产主义想法，这些想法大概来源于古书上讲的大同世界，只是古书上那个大同世界讲得很模糊，因为那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对将来的大同世界无法具体化。张鲁所处的时代社会进步了点，所以张鲁的大同世界就比以前具体化了。在张鲁那里治病不要钱，吃饭也不要钱，但不能乱吃，吃饱就可以了。有的人，例如一些贵族豪富，吃那么多，浪费那么大，总不好！主席说，我们现在找到比张鲁更好的办法了，解放军总后勤部总结的这个经验，就是一个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萌芽，每个人分工不是那么刻板，一业为主，全面发展。解放军战士除了军事训练，还可以做工，务农，还能学习文化知识，发展艺术才能。劳动者的劳动不要那么紧张，不要一天到晚干活，要劳动与学习相结合，有分工、有合作。做领导的也要劳动，定期劳动一下，和大家打成一片。在分配上允许有点差别，但不要太大，不要搞特殊，成为一个特殊阶层。我注意到，此前主席虽然说过官僚特权阶级，但这次说的还是特殊阶层。接着主席说，林彪同志有个报告过来，我给他写了几句话，请你们来一起修改一下。主席问我们看了文件后有什么意见？

     陈伯达首先发言。陈伯达在政治上确实是比较敏锐的。他说，刚拿到文件，虽然是初看，但感到主席的这个批示非常重要。他说，我们在大跃进时，曾探索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模式。这个又是一次新的探索，主席这次的指示非常明确，而且可行性很大。他说，前不久提倡的“半工半读”也是一种探索，不过做起来像是勤工俭学，没有提到共产主义理想的高度。还有河南嵖岈山人民公社的共产主义过渡，搞得太杂，不大可行。陈伯达的话，让我想起1958年主席曾让他和张春桥去看过嵖岈山公社的共产主义过渡，他们回来后对嵖岈山也没有怎么肯定，只是说那个公社的书记挺能吹的，态度明显有保留。要不是他们当时持有这个态度，恐怕早就宣传推广嵖岈山了。陈伯达接着说，嵖岈山的设想没有主席这个指示好。主席的指示指出了在现在的生产条件下，怎样做到人的全面发展，完全符合马克思讲的新制度下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平心而论，陈伯达虽然早年思想庞杂，入党后在严峻的斗争中，经不起考验（如林彪事件），但他的理论水平，尤其是哲学水平要比一般人高很多。

     陈伯达讲完以后，杨成武讲。杨成武对理论的东西讲得不多，只是说了些具体的问题。他说，部队搞生产意义很大，照这样下去，我们都可以不领军粮了，这对战备是很有意义的。这时主席插话说，我历来主张军队粮食自给、杨成武接着说，战士学文化好，这样军队的文化水平可以得到提高、部队就是缺文化，又能打粮食又能学文化。这个好。他还说，东北有个部队搞得比总后报告中说的还要好。主席听了就让他把材料拿来看看。他回答说，已经送上来了，可能还没有传到主席这里。

     接下来就是我讲了。我年轻时读过一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且，主席在《张鲁传》上的批语我都抄写过，并且读了很多遍，一些词句已能背诵。因而我就从主席对《张鲁传》的批语开始，说张鲁搞了五斗米教，设置“义舍”，穷苦老百姓到他那吃饭不要钱，而且都能吃饱；他用草药和符咒治病，也不要钱。草药能治病，符咒是迷信，但有时也能治病，因为它是一种心理疗法，至少可使病人增强抗病的信心。当我说到张鲁在他所统治的地区“不置常吏”，“皆以祭酒为治”时，主席插话说：就是不要当官的，由群众公推出的人来管理地方的各种事务。接着，我说起我在长辛店二七机车厂劳动的时候，看到工厂边上就有很多土地，如果也能用来搞农业，那工人生活就会大大改善。我听杨成武讲战上学文化时，心里就在想，主席的指示不光是说要战士学文化，还说要批判资产阶级。所以我又着重谈了对批判资产阶级的看法，我说前些天我刚到“南京路上好八连”去体验生活过，我没有想到，我们的战士也能批判《海瑞罢官》。原来以为那些古代的事情，战上可能不清楚，哪知道战士都很清楚。主席很注意地听了我复述的战士的话，然后他问，会不会是知道你要去，他们指导员事先请人来跟他们讲课，做了些准备？我说，这我倒不清楚，但战士们有些问题说得很好，比我写的文章还要好，比如战士们说，那个“清官”也是压迫人民的，而且有些“清官”压迫人民更厉害。因为“清官”有民望，受老百姓拥护，所以他们镇压农民起义往往更没顾虑，也更残酷，来了就杀，比贪官更凶狠，曾国藩就是如此。主席听了说，对！曾国藩杀人厉害，范老（文澜）说老百姓叫他"曾剃头。主席还说，《老残游记》上也讲“清官”杀人厉害。说“清官”的红顶子是用血染的。
  
    这时，陈伯达又说，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康有为的《大同书》，都没主席的批示提得好。主席就说，太平天国起初也是有理想的，但在定都南京后，它的上层很快就腐败了，领导人自己成了新王朝的统治者，他们还会认真去搞什么《天朝田亩制》吗？我们让大家都来批判资产阶级，就是要防止再搞出新的资产阶级来。共产党虽然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要是脱离群众，不继续革命，甚至腐化变质，转过来压迫人民，那么人民也还会起来反抗的，还会出陈胜、吴广，瓦岗寨。

     我接着主席和陈伯达的话说，主席的设想挺好，人不能一天天老是干同样的活，一边干活一边学习，学工的可以学农，学农的可以学工，还要学文化，批判资产阶级，那样人就可以得到全面的发展。如果工厂、公社、机关、学校都能按照主席的这个设想去做，那这个社会就越来越理想了。我感到毛主席描绘的这一社会前景，比陶渊明的“桃花源”和康有为的《大同书》都好。而且，都是可行的，起码它在我们解放军的部队里已经实现了。
  
     主席听了笑着对我说，你是年轻人，你们只要贯彻不断革命的精神，把革命进行到底，也许能看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曙光。

     那天的谈话，主席的兴致很高。主要都是主席讲，江青没说什么话。凡主席在场的时候，江青一般都不多说话的，都是毕恭毕敬地在听，那天也一样。我曾对主席讲话作了个简单的记录，这个记录后来被汪东兴他们抄走了。我要求几次，但至今都没有归还给我。因为在秦城监狱时，我常回想主席这次讲话，所以至今还能记得一些情况，但也就是这些了。其中对陈伯达、杨成武的谈话可能有失记之处，因为我有个缺点，就是记自己的多，记别人的少。关于他们的谈话，可以参考他们自己的回忆。
  
    到吃午饭的时候了、主席让我们下午修改文件，看看还有什么补充的，然后提交给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一下，通过后，再以中央文件发下去。
  
    从主席那儿出来，我们就去了我们住的锦江饭店，吃过午饭，我们三人就一起坐下来讨论主席讲话和文件。对主席的批示我们没做什么改动，只是对总后勤部报告中的个别字句、标点做了一点小的修改，接着，我们又讨论起草了一个中央通知的文稿。

     在这种时候，陈伯达往往都是最起劲的，他亲自动笔起草。田家英曾跟我说过，凡写给主席的东西，陈伯达是一定要自己亲笔来写的，好让主席看到是他的笔迹，知道是他写的，那天、我和杨成武也只是在一旁参议，让陈伯达写。我记得，杨成武和我只提了一个意见，即在原来文稿的最后加了一段话，说主席的这个指示对反帝、反修和加强国防战备有重要战略意义，陈伯达采纳了，后来的中央文件上也是这么写的。

     那天总理也到了上海，也住在锦江饭店。当晚，曹荻秋、魏文伯请总理和我们一起吃饭。总理说他晚饭后要去主席那里，陈伯达就让总理把我们写好的东西带去交给主席。这个时候，总理跟我说、约我第二天早晨一起到锦江饭店顶楼阳台上去呼吸新鲜空气。第二天早晨7点多，我就去了。没想到，总理已经在那里等着了。我说，我迟到了，变成贪睡的小张良啦。总理朝我笑了笑，他先和我聊了几句闲话，接着就问起我的家庭状况和工作经历。然后总理就认真地对我说，在李秀成问题的讨论中，他看到了主席所作的十六字的批示之后，端正了自己的认识。他很诚恳地对我说，在这件事情上我对不起你，周扬开会批判你是我批准的。其实我也觉得你的文章写得好，有气势。可他们都要批，讲了好多理由。我也没有好好研究就批准了。幸亏主席及时发现了，不然要犯大错误。我听了很受感动，深深觉得总理的胸襟宽大，光明磊落。

     第二天，即5月14日，主席的回批就下来了，说（我们写的莱西）可用，让我们带回北京。当天上午我们就坐飞机回到北京。一回北京，陈伯达立即向中央政治局作汇报，我向中央文革小组作传达，杨成武则去向林彪汇报。
  
    很快，1966年5月1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一致通过了这个文件，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向全党下发了这个文件。因为毛主席是在1966年5月7日作出这个批示的，后来就被称为“五七指示”

3、“五七指示”伟大而深远的意义
     主席那么紧急地召我们去上海，就是因为当时北京正在召开讨论“五一六通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主席是要把这个文件也拿到这个会议上去讨论通过，然后马上下发给全党。

     “五七指示”在当时也确实是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央文件下发的。可是随着中央紧接着又发出“五一六通知”，北京发生了一系列的政治事件，这样大家的注意力就都转到其他事情上面去了。
  
     大概是在1967年5月，陈伯达提出要和我一起写个关于“五七指示”的东西，发个社论什么的。以引起全党和广大群众的重视，我非常赞同。在起草社论纲要的时候，陈伯达提出了“五七指示”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宏伟蓝图”这个概念，他认为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都没有具体的规划，主席的“五七指示”则是一个具体规划，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一个宏伟蓝图。我说，这个提法挺好，很有指导意义。陈伯达听了说，嘿，你还能欣赏我噢。我说，那当然啦，你是老夫子嘛。于是按照陈伯达写的纲要，我组织人写了一篇文章，后来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了。至于文章发表前是否请其他中央领导人看过，我记不清楚了，但至少主管宣传的关锋、王力是看过的。

      现在看来，我们当时对“五七指示”的重要性理解还是很不够的。当时我们都没有想到主席的“五七指示”和文革的关系。后来才认识到，主席在文革一开始的时候，就设想了文革后要构建一个怎么样的社会，他给我们讲“五七指示”，谈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向我们展示文革的前景。
      在中南海工作那么多年，参加过的会议无数，却很少听到有哪个领导能像主席那样不断地思考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刘少奇平时很少讲共产主义。大跃进时，他倒是讲共产主义了，可一讲就是什么男女分营、消灭家庭等等。但他后来却阻碍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鼓吹“三自一包”，所以毛主席说他是言不及义。总理虽然不怎么多讲共产主义，但我觉得他倒是一个坚信并且身体力行的共产主义者。陈伯达可能是受毛主席的影响，他倒时常讲共产主义，但他身体力行的则是个人享受，不太关心人民群众。陶铸有时也讲共产主义理想，而且能把具体问题提到理想的高度来讲。在中央办公厅归陶铸领导的时候，我和他接触比较多，他经常跟我闲谈，谈读书、谈理想，态度也是真诚的。但他对文化大革命，却是抽象的拥护，具体的反对，对一些贪污腐败、镇压群众的干部极力保护。其他的中央领导，还有省委书记当中，讲理想的就更少了，一讲就是具体工作。地方上的大员，像李井泉、魏文伯，我和他们都有接触，却从来没听他们讲什么共产主义理想。也许是没有碰到适当的机会。

      主席自己对“五七指示”是很重视的。他一直都在考虑怎样才能既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又不使差别扩大。在一次中央碰头会议上，主席问我，现在工人的工资是多少？我告诉他，大概平均是三、四十块钱。他说，哦，我是四百多块了，相差十倍了，离巴黎公社的原则还很远。他对我们说，工资差别这么大，这个问题要研究怎么解决？他特别叫我去找人研究一下，看如何解决。我赶紧找了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孟祥才等人，组织了一个小组去作调查研究。后来也提出了一个方案，主要内容是，降低上面的工资，增加工人的工资。孟祥才后来在山东大学工作，前些年我碰到他，他告诉我，当年我们作调查研究的材料现在都还在他那里。我记得我们所提出的方案，大约是把主席这一级的工资降到三百多块，这样就和工人只相差七、八倍。巴黎公社提出的差距是八倍。其实十倍应该还是比较合理的。这个方案一提出来，陈伯达看了就反对，他说按你这样的方案搞，我们都不能生活了。陈伯达是四级还是五级，记不清了，只比主席少一点。按当时的物价水平和陈伯达的生活开支，他的确会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的。所以我们研究的方案有待进一步推敲。后来文革运动发生大变动，这个方案就拖下来了。

      文革期间搞的“五七干校”，就是根据“五七指示”来的。但大多数人都把它看作是临时的，有些人甚至把它看做是“牛棚”，是“劳改”，是一种政治迫害。很少有人把它看成是防止干部脱离群众、脱离劳动、防止产生特权利益阶级的有效方法。

      在文革期间，农村搞工业，发展社队企业（后来的乡镇企业的前身）也是根据“五七指示”来的。现在的河南南街村和江苏的华西村，也就是这样搞起来的，有农业，有工业，又有学校。
  
      主席和我们的那次谈话过去半个世纪了。我自己也已到了暮年了，当年主席曾满怀信心地对我说，像我这样年轻的人，只要坚持革命，是有可能看得到共产主义曙光的。可惜，我至今看到的不是什么共产主义的曙光，我看到的只是资本主义在很多领域猖獗地复辟，还有美、日帝国主义包围并企图像瓦解苏联那样，演变与分裂中国的不祥之兆。

第五章 田家英的自杀

1、田家英自杀的经过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专案组，审查“彭、罗、陆、杨”问题的同时，中央决定成立由安子文、王力和我三人组成的专门小组，负责审查田家英的问题。总理要我去找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请他配合我们三人小组工作。这是我第一次与谢富治打交道。我去了公安部与谢富治谈完工作后，他热情地邀请我到他家里去吃午饭。

      1966年5月21日上午，安子文打电话通知我，让我在下午二时半，到中共中央组织部与他和王力会合，然后一起去中南海找田家英谈话。在接到安子文的电话后，我与汪东兴通话，告知情况。汪东兴说他会通知门卫给安部长放行，谈话后如有什么问题可以再找他。我到组织部的时候，王力已在。安子文说，总理交代马上要找田家英谈话，要他停职反省，由你接管他的工作。特别是毛主席的手稿，不要出差错。那时安子文的威信很高，组织上的事情，他说一不二。
      田家英住在中南海永福堂，那里原来是彭德怀住过的元帅府。我们到那儿的时侯，只有田家英夫人董边在，她告诉我们，家英同逄（先知）秘书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董边是安子文的老部下，两人很熟，她招待我们茶水，我们就坐下等着。一会儿田家英和逄先知回来了，田家英看来了我们三个人，脸上显出焦灼的表情。安子文反倒像是这家的主人，招呼田家英坐下，又叫董边和逄先知也坐下，然后很平和地说，家英啊，你犯错误了，中央现在决定，即日起你停止工作，进行检査。你的工作由本禹同志接管，你手头的文件，特别是《毛选》五卷的手稿，都交给本禹同志，等一会儿就办交接手续。安子文又说，你的问题多大，怎样处理，要根据你检査的结果和你的态度决定。你要相信中央，相信主席。这几天就在家里反省，不要出去了。等安子文讲完，我问了一句，主席的手稿你这儿还有多少？田家英说，主席手稿都已退回档案馆了，他这里现在只有《毛选》第五卷的清样稿。

      田家英问安子文，他从哪些方面开始检查？安子文说，你自己先想想，从庐山会议到现在，自己有那些错误。在整个谈话中，安子文的态度都是平和的。他只谈田家英有错误，并未谈到具体是什么错误，更没有要田家英搬出中南海。田家英当时表现的是无奈和委屈，但并不激动，更没说过一句怨恨毛主席的话。按他在中央工作的经历，他知道，没有毛主席的同意，是谁也不能让他停职检查的。王力、我、董边和逄先知都没说什么话。在这种场合，其他人也不会说什么话。

      安子文谈话完毕，我就在田家英住处用红机子与汪东兴通了话，通报了安部长和田家英的谈话情况，并请他派机要人员来协助清点文件。他马上就派了机要室的机要员王妙琼过来，又派了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办公室主任张纯一起过来协助我办移交。汪东兴本人没有出面。大概在下午四点钟左右，王妙琼和张纯到了，我交代他们和逄先知一起清点田家英那里的文件，并一一作了登记。

      接着，安子文与王力分别乘车回去了，我在交代完毕后也回到中南海甲楼，找汪东兴通报了情况，并请他对永福堂的警卫、人员出入和田家英的安全等做相应布置。汪东兴听了我的话笑了，说这些都是他的工作，他早就安排了。汪东兴还说，他要在晚上召集中南海各单位科级以上干部开紧急会议，宣布中央对田家英实行停职反省的决定。他问我能否参加，我说我还要和王妙琼等一起査对田家英处的文件，和《毛选》第五卷的各种资料，可能来不及到会。他就说，那么我们先开着，以后再把开会情况告诉我。

      大约五六点钟的时候，王妙琼来电话，说田家英处的文件已清点、登记完毕。还说文件早就整理过的，所以都很清楚，交接得也很快。我叫她与逄先知办好交接手续后把文件带回来。等星期一上班，把中央的文件交机要室，把群众的来信来访文件交给我，把《毛选》第五卷清样存放到甲楼。
       晚上七点多，汪东兴召开了中南海各单位科级以上的干部会议，宣布田家英停职检查，他的工作由戚本禹接替。汪东兴在会上讲了田家英的各种错误和他同田家英的各种斗争，还讲了毛主席对田家英的批评。汪东兴讲的内容有些我是知道的，许多是我不知道的，特别是在我离开中南海的期间（1964-1966）发生的事情，更是我闻所未闻的。我很后悔没有去参加这个会议。逄先知的夫人马芷荪，亦属科级干部，所以她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5月22日深夜十一时许，田家英用红机子给我打电话，说他又找到了一些忘了登记的遗留文件，要马上交给我。我说，那我派人过来登记。他说，“不，你要来一下，我要亲自给你交代一下。”我说，那好。于是，我通知了王妙琼，叫她一起去田家英那里。王妙琼是个勤于职守的女孩，她已经休息了，但是接到我的电话，她即刻去了田家英那里。

      我的办公室离永福堂只有一百多米的路程，一会儿就到了。田家英看到我来了，就向我交代了一些遗留的文件。因为文件交接是要经过他的秘书，我便起身出去，想到永福堂的东厢房找住在那里的逄先知过来。田家英见此机会，马上就跟着过来，在走到卫生间拐角处，他紧张地问我，究竟出了什么事，是谁在害他？他这个举动是违反纪律的。他之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两人毕竟有着多年的交往。这个时候，我也没法告诉他什么情况，只能对他说，下午安部长跟你讲得很清楚了嘛，你有耳朵没有啊。我一边说还一边拉拉自己的耳朵。他懂了，知道我说的是陈伯达。事实上，中央这次决定审查田家英，也确实有陈伯达向毛主席写报告的事。

      文革后，田家英的夫人董边写文章说，在安子文谈话后的深夜，戚本禹打电话来，叫田家英到他的办公室签署文件，态度很凶。田家英摔了电话，不肯去签字，还骂了戚本禹等等。这些无稽之谈，类似推理小说，虽能哄哄人，但与事实全然不符。事实上，电话不是我打给田家英的，而是田家英打给我的，谈的是移交文件，这是中央交给我的工作，我没有理由态度很凶，而且文件移交签字也不是田家英和我的事，是逄先知和王妙琼办的。这些签字的档案应该仍在。

       第三天，即1966年5月23日上午约十时许，田家英的勤务员小陈，第一个发现田家英在永福堂的西厢房里上吊自杀了。（田家英把主席不大看的书都放在永福堂的西厢房，而主席经常要看的书则都放在菊香书屋。）小陈看到田家英的头悬在一根栓在两个书柜之间的绳子里自尽了，门还反锁着。小陈惊恐地跑到秘书室去报告，那天是星期一，在行政科值班的王象乾和路辉等飞快地跑到永福堂，他们从窗口跳进藏书室，急忙把田家英解下来，松开外衣，路辉用口对口人工呼吸进行抢救，但终因死亡时间过长，无法起死回生。于是，他们就打电话到人民大会堂，向正在那里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汪东兴和我报告。我们立即转报会议主持人，然后赶了过去，安子文、王力等也闻讯坐车赶来观察现场，处理后事。安子文当时还叫人通知了董边。

       看了现场以后，安子文、汪东兴当场就决定由警卫局的人把田家英的遗体送殡仪馆，后来在征得家属的同意后火化了。安子文、汪东兴和我分别向在京中央领导和在外地的毛主席和江青等汇报了情况。

2、逄先知对田家英的揭发
       田家英自杀后，逄先知搬出了中南海，住入西门外的中南海干部宿舍，一天晚上他在家里烧文件，烧得满屋子都是烟。然后他把烧过的东西，放到抽水马桶里冲掉。因为烧的东西太多，有些纸没有烧尽，结果就把下水道给堵了。那个地方整个院子的下水道都是连在一起的，这样一来，别人家的马桶也都堵住了。马上有人向办公厅报告了，一查，原来是逄先知在家里销毁材料造成的。汪东兴和我马上过去看了，汪东兴叫人把下水道都挖开，把冲下去的东西取出来。取出来一看，在烧剩下的碎纸里竟然有张毛主席索书条子的碎片。问他怎么回事，他看了看，说是毛主席要书的时候写的条子，他没看清楚就撕掉了。把主席的手迹毁了，这个问题挺大了。汪东兴马上要叫公安部派人把他抓起来。我有点于心不忍，毕竟也是多年的同事。我跟汪东兴说，现在不宜叫公安部来抓他。汪问，为什么。我说，他接触过大量的中央机密，知道的事情太多。你把他抓到公安部去一审，他万一乱讲，不太好。汪东兴觉得我说的有道理，说那就把他隔离起来，内部审查。

      逄先知被隔离后，态度挺好。汪东兴叫他写啥他就写啥，前前后后写了不下一百多张纸。所有关于田家英的事情，特别是田家英在背后特别是酒后，用很无礼的话宣泄对毛主席的不满。他说，田家英说了，主席死后，也会摆在水晶棺材里，最后也会像斯大林那样被后人焚尸扬灰的。还有什么刘公（指刘少奇）怎么还不起来造反等等。他还揭发了田家英许多生活上的违法问题。如果按照他的揭发来给田家英定罪，那田家英的问题就严重了。

      逄先知1950年进秘书室不久，很快就做了田家英的秘书。当时深得田家英的信任。可田家英出事，他揭发和控诉田家英怎样侮辱他的时候，声泪俱下，令人同情。而到文革结束以后，他又把田家英抬上圣贤的宝座，大说田家英是怎样培养他，他跟田家英的关系是怎么怎么好。还反过来说是我诬陷田家英。真是一个不实事求是的人。

3、我知道的田家英
       我进中南海之前，就在中央团校听过田家英的党史报告，进中南海后很长的时间里，他一直是我的直接领导。从为毛主席读报、处理信件，到给毛主席管理图书，直至参加编辑《毛选》的校对，都是田家英叫我去做的。他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我对他一直都是心存感激的。那个时候我感到他对毛主席的感情很好。特别是在编辑《毛选》一、二、三卷的时候，他的工作非常勤恳，非常认真负责，连一点细小的地方都不肯放过。可以说，在编辑《毛选》这件事情上，他的贡献是很大的。

      毛主席对他也是喜欢的。1956年开“八大”的时候，他根据毛主席的口授大意给主席起草的闭幕词受到了毛主席的赞赏，毛主席逢人就夸奖他，这是他春风得意的时候。田家英有个大优点，即使在工作上出了问题，他从来不像陈伯达那样把责任往别人头上推，从不诿过于同级或下属。这一点他是有君子风度的。即使批评人，也很有分寸，不象秘书室另一位领导人何载那样官腔十足、随便训人。只是他这个人过于敏感，气量也不是很大。我们秘书室的同事们和他的关系一般都是很好的。他对我们也非常随和。在“八司马事件”的时候，他同情和支持我们这些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八司马”。可是，他明知中办主任杨尚昆包庇秘书室的领导何载，支持何载狠斗“八司马”，但在主席替“八司马”平反后，他却不准我们给杨尚昆多提意见。到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因为他哥哥参加军统的事和他自己生活作风上的事，有把柄落在了杨尚昆的手里。所以，在主席亲自支持“八司马”，要开会批判中办领导扶右反左错误时，田家英就来跟我们说，你们的揭发，就到中直党委和中办派来的代表王刚为止，绝不能牵扯到“老令公”（指杨尚昆）。就这样，他还不放心，开大会的时候，他不让说话激烈的李公绰和我两个上去发言，生怕我们对杨尚昆批评过分，而是安排了说话比较平和的朱固上去发言。
      杨尚昆曾多次提出秘书室的工作要先向他报告，然后由他去报告主席，而田家英知道，主席是非常重视秘书室工作的独立性的，一直是要田家英直接向他汇报工作的。于是田家英就两面敷衍，不敢得罪杨尚昆。
  
      1950年秋，因为他没有把石景山工人为要求解决生活困难给主席的信送给主席，受到了主席的严厉批评。这件事对他的刺激很大。他回来就一边喝酒一边在我的面前发牢骚。田家英嗜酒如命。他对我最大的意见就是不能陪他喝酒，而我对喝酒真是没有兴趣。我估计，后来逄先知揭发的他说的许多话，很可能是在他喝了酒以后说的。还有很多错事，他也是在喝了酒之后干的。

      田家英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是杨尚昆、邓小平提拔他担任的，他因此对杨尚昆、邓小平一直怀有感激之情。他跟我说，还是杨公、邓公想到我呀。可这样一来，他就必须经常向杨尚昆去汇报工作了。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邓小平去东北视察工作的时候，是带着田家英一起去的。田家英在大兴安岭被一种毒虫咬伤，整个手臂都肿了起来。邓小平下令要省里的医院不惜一切代价给他治好。他对这件事情也是一直铭记在心的。
      不过在大跃进的时候，他倒是没有跟着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搞浮夸风。他在私底下还对我说，邓小平虽说也是出生在农村的，但他根本就没干过农活，不懂农业。刘公（刘少奇）家在农村，可是也不干活，也不懂农业，所以他们才会搞浮夸，才会相信什么万斤粮。毛公从小干农话，所以他就不信什么万斤粮。

       田家英对1958年的“浮夸风”是坚决反对的，在这个问题上，他是正缺的。主席派他和陈伯达、胡乔木去各地农村作调查，他们了解了下面的真实情况，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并向主席汇报。为此，他们也受到了各地方大员的反感和冷遇。田家英对一些中央和地方大员比如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等人看法很大。1958年他带领我和秘书室一些同事去四川种试验田。在庐山会议上，他把我们写的《关于四川新繁县粮食生产真相的报告》呈给了主席，使得李井泉受到主席的批评。李井泉不服，自己派人去作复查。如果不是四川的劳动模范罗世发顶住压力，坚持说了真话，那当时田家英和我都可能会被打成是“右倾机会主义”，甚至被指责为“欺骗毛主席”。

       正因为此，他和陈伯达、胡乔木在庐山会议上支持彭德怀也是事出有因的。可是后来他受到了李锐的揭发，李锐把他们在私下里说的一些话加油添醋地向主席作了交代。因此在会议转向批判彭德怀的时候，他们也差点被卷进去。由于主席对他们进行了保护，说“秀才是我们的人”，他才过了关。从庐山下来后，他和陈伯达、胡乔木都宣布从此与李锐绝交。田家英更是咬牙切齿地在我们面前，痛骂李锐是“卑鄙无耻的小人”，宣布与他“割袍绝义”。
       庐山会议后，田家英曾跟我说，他事先不知道彭德怀是别有用心的，自己是上了彭德怀的当。他很感激毛主席保护了他。他在向秘书室传达庐山会议指示精神，给我们作报告的时候，他批判彭德怀的态度是很激烈的，直指彭德怀反党，那个报告的记录我现在还保存着。
       1962年刮“单干风”的时候，当年6月田家英从湖南调查回来，他先到刘少奇那里作了支持“包产到户”的报告。刘少奇鼓励和支持他的意见，并要他向主席建议在全国实行“包产到户”的改革。接受了刘少奇的指示以后，田家英再去毛主席那里，他按刘少奇的意见向毛主席提出了“包产到户”的建议，受到了主席的批评。后来主席问他，这“包产到户”是你自己来说的，还是谁叫你来说的。其实主席对这一切心如明镜，只是给了他一个台阶下。可是，田家英却坚持说，是他自己的意见，不是别人叫他来的。主席从此就不再相信他了，也很少找他。从那之后，田家英的情绪就很低落。
      田家英自杀后，他的夫人董边跟她工作所在的全国妇联的领导人讲，田家英是冤枉的，他向主席去反映“包产到户”的事，是刘少奇让他去说的。这些人现在怎么都不出来说话啦？还说，田家英把事情揽在自己身上，那是为了保护中央的团结。

      全国妇联领导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安子文。安子文马上把董边找来，还叫了王力和我一起参加。安子文对董边说，田家英出了问题，照理我们是可以把你也隔离起来，进行审査的。现在我们已经对你很宽大了。如果你还要胡说八道，攻击中央领导，那后果你自己负责。董边吓坏了，从此就不敢再说什么了。安子文很老道，他叫王力和我一起到场，这是向董边表示这不是他的个人意见，是代表中央领导的。我和王力当时一句话都没有说。
      不过，董边说田家英代刘少奇受过，是为了党中央的团结，这话我当时就觉得疑惑。田家英是毛主席的秘书，是主席叫他去湖南农村做调查的，回来了，理应首先去向主席汇报的。怎么能先去刘少奇那里作汇报，并接受刘少奇的指示去向主席提什么建议呢？而且明明是刘少奇叫他向主席提建议，当主席问他的时候，他却还在毛主席的面前不说真话呢？这怎么能说是维护中央领导之间的团结呢？要维护中央的团结，不是应该去劝说刘少奇听从毛主席，巩固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吗？那是中央决定的方针呀。
      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后，在一些人的心中引起了很大的波动。这些人都是很聪明的人，或许也包括田家英。他或许认为毛主席毕竞老了，而刘少奇对他很器重。这跟后来汪东兴投靠林彪是一个道理。区别只是，汪东兴在主席叫他“要改换门庭，现在就滚”的时候，（听中南海的同事告诉我）他当场就跪倒在地，请求主席的宽恕。而主席这个人其实是心肠很软的，也就让他留了下来。可是田家英却不愿向主席说真话，承认错误，而是寻了短见。
       田家英自杀后，在一次谈到他的问题的时候，当时主席也在，我说，田家英的错误是严重的，但是据我平时对他的了解，他对主席还是有感情的。主席听了没有说话。会后，江青就批评我说，你这是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为此，我在后来的中央秘书局秘书处的群众大会上还公开作了检讨。

       等到我被抓起来后，好多人，尤其是汪东兴就说我在“八司马事件”的时候，就已经是田家英的死党了。到了文革结束，田家英又被邓小平他们抬举成了英雄。而我又变成迫害田家英的罪魁祸首了。其实，这两者都离历史的真实十万八千里。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始

1、从批判“三家村”到改组北京市委
     1966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写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  <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的文章。同日出版的《红旗》1966年第7期，发表了我写的《评〈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的资产阶级立场》的文章。姚文元的文章是他在上海和江青、张春桥一起讨论过的，主席也知道。我的文章则是与在京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康生、尹达、王力、关锋等人一起讨论的。因为是登在《红旗》杂志上的重要文章，所以大家讨论得非常认真。

     在讨论的时候，康生提出，要彻底批判邓拓，就一定要联系他的历史来批。他说，你们不知道吧，邓拓是个叛徒。康生说，这是听彭真说的，邓拓在历史上曾经被捕过，在受审的时侯，他把共产党的内部情况招供了。所以康生说，在我的文章里要加上“邓拓是叛徒”这句话，在场参加讨论的所有人都表示同意。康生又对我说，关于邓拓的变节问题，你要跟安部长（中央组织部的安子文）核对一下。于是，我就在康生那里用红机子给安子文打了电话，一位姓陆的秘书接的电话，她是个女同志，之前我们都认识。我说，我想请示一下安部长，现在《红旗》杂志编辑部在讨论一篇批判邓拓的文章，在文章里要指明邓拓是叛徒。这件事须要跟你们核封一下。我还说，这是伯达、康生提出来要核对的。隔了一天，陆秘书就打电话给我，她说，安部长已经看过档案，据档案材料，他在敌人那里是招供了，所以可以说是叛徒。但是在批判文章中提不提这个问题，这个要由中央来决定。我说，是要请示中央的，谢谢你的提醒。

     这个稿子定稿出清样以后，由陈伯达签了名。然后就直接送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送上去以后，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也都在清样上画了圈。我们特意在“邓拓是叛徒”这句话下面加了横杆，他们也没有提出异议。清样退回来以后，我问，还要不要请示主席？陈伯达、康生都说：不用了。安子文都说是了，刘少奇、邓小平同志也看过了，都没有意见，这就是通过了。

    对邓拓变节的事，当时我也没有产生过什么疑问。因为那次我和关锋在彭真家里的时候，谈到了邓拓的文章。我们都说邓拓的文章写得不好。彭真就悄悄地跟我们说，邓拓以前叛变过，只是没有给党造成什么大的危害。本来八大要选他为中央委员的，是他自己给中央写信，说他在历史上有问题，不能当中央委员。

    其实，我一开始对邓拓的印象是不错的。我在参加校对《毛选》的时候，知道在抗日战争时期，邓拓在晋察冀边区最早主持编辑过一部《毛选》。后来的东北版《毛选》主要是以晋察冀版毛选作为基础扩编的。

     对于邓拓和吴晗、廖沫沙，在《北京日报》、《前线》杂志上发表的讽刺现实的文章，有的我赞成，有的我反对。而且早就写过批评他们的文章（是发表在当时的《光明日报》上的）。他们不仅仅是在发牢骚，有些地方可以说是对党和毛主席的攻击，而且攻击得很过分。邓拓在大跃进期间担任《人民日报》的总编辑，《人民日报》上大量登载了“放卫星”，“假高产”的消息和报道，他是有责任的。当然，当时在中央分管《人民日报》工作的邓小平也有责任。毛主席早已批评邓拓是“死人办报”，就把他的总编辑撤了。这也可能引起了他对毛主席的不满。

      邓拓在1966年5月1日凌晨自杀。听到这个消息，我马上就想到，他是不是因为看到5月11日我的文章，受到了刺激，因而自杀的？可能有这个因素。但我后来知道，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他已经写过很长的东西，表示要自杀了。

      文革被否定后，负责我专案的审判庭在准备审判我的时候，也把我这篇点邓拓是叛徒的文章作为邓拓自杀原因而定为我的一个罪名。我跟他们说，关于这件事的经过，你们可以问安子文去。他们去问了以后，安子文倒是说：有这事，戚本禹是来问过我们的，是我们跟他讲邓拓历史上有过背叛行为的。当时他还请示过中央书记处，后来审判庭就把起诉书上的这一条拉掉了。

     但是从我内心来讲，对于邓拓的死，我还是有责任的。我写文章本来主要是批判他的错误，至于他个人的历史问题应该归组织上来管的。我这文章又不是批他个人历史的。况且当年他招供时，地下党的同志已疏散完毕，并未造成组织破坏。联系他的历史问题批判他，是应请示毛主席老人家最后裁定。

     有一次，张春桥跟我谈起邓拓。他说，对邓拓的自杀，他是觉得很对不起他的。在晋察冀办报的时候，邓拓是张春桥的领导，一直对张春桥很好。春桥说，如果我先和他好好谈一谈，让他思想上做点准备，先转变转变思想，也许他就不会自杀了。而且建国之后，江青和邓拓合作过几件事情，她对邓拓的印象还好，给邓拓打招呼，她也会同意。

     姚文元和我的两篇文章一发表，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就几乎瘫痪了。刘少奇、邓小平就此向主席提议改组北京市委，主席表示同意。至5月底北京市委完成改组，李雪峰成为市委第一书记，吴德第二书记、北京市代市长。彭真、刘仁都被撤职。邓小平向主席推荐陶铸来中央参加书记处工作并接管中宣部。同时，刘少奇他们还决定，亦经毛主席同意，派陈伯达带人去接管《人民日报》，改组《人民日报》党组。

     大、中学校的学生对报刊批判“三家村”反应最快，他们在校园里贴出了大字报，批“三家村”，、揪“黑帮”。出现了文革运动的第个热潮。到6月2日，聂元梓的大字报广播后，全国各大、中学校实际上都停了课，学生和老师都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去了。

     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刚起来的时候，必然会带有某些盲目性。学生们是一腔革命热情，但是斗争的目的和目标究竟是什么，他们大都不是很清楚的。一些学校的领导，顺势把学校里一些老师，在历史上有问题的材料抛出去给了学生。于是，在校园一天到晚都是学生贴老师的大字报，还到处效仿着抓本单位的“三家村”、“四家店”，并把一些老师当作了“黑帮”人物来进行批判、武斗，甚至游街示众，实行体罚。这应该是文革运动中最早出现的把斗争对象扩大化的情况。造成这种扩大化的倒不是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而主要是北京新市委和各地方的省市委。

2、北京大学的第一张大字报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贴出了由该校哲学系教师杨克明起草、由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签名的大字报，题目是“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宋硕是北京市委大学部领导人，陆平是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彭珮云是党委副书记。大字报揭发北京大学党委长期推行修正主义，压制群众运动，号召革命人民起来打破修正主义的控制，打倒修正主义分子。这张大字报不同凡响的地方在于它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了学校党委书记和彭真为首的原北京市委，提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思想！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这个指向与口号是符合中央“五一六通知”的革命精神的，符合毛主席发动文革运动的斗争目标，重点要整党内走资派。

     这张大字报一出来，北京大学沸腾起来了，大字报像潮水一般汹涌澎湃，后浪推前浪。当天跟着贴出的大字报开始多为支持聂元梓等7人大字报的，后来反对的大字报逐渐占了多数。争辩对立的双方都情绪高涨，学校实际处于停课状态。看到这种情况，刘少奇在一次书记处会议上说，北大现在根本没办法管了，再这样下去，吃饭都成问题了，这都是聂元梓大字报惹的祸，整个学校要陷入无政府状态了。可当时我到北大去看了以后，看到师生们都好好的在那里讨论问题或写大字报，食堂也好好的，根本不存在什么“吃饭都成问题了”的情况。

     那几天，江青经常跟我通电话，询问北大的情况。我把聂元梓等七个人写的大字报在电话里一字一句地读给她听。她问，小组（指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是什么态度？我说，我们都支持。江青又问，怎样支持？我说，因为还没有同你商量，所以小组尚没有人出面公开讲话。但小组办事组的曹轶欧带人下去了，他们广泛与学生联系，并公开表态支持广大学生。可江青説，光曹轶欧去还不够，她又不知道多少情况。我说，她知道情况的，康生把北大的情况告诉了她。江青这才放心。这不久曹轶欧就来电话问我，对聂元梓的大字报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我说，中央文革当然要坚决支持群众大字报的，你是不是再去请示一下康生。曹轶欧说，就是他要我来问你的。因为康生知道，江青和我一直保持着电话联系。那时不用我打过去，江青会主动打过来问我情况，而且问得很详细。

     我从来没有听曹轶欧说过，是她去参与组织、策划写这张大字报的。杨克明在1966年7月曾给中央文革信，报告《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产生经过》，说了大字报写作经过。一开始，是他和另一位哲学系的教师张恩慈，为写大字报的事去找过曹轶欧，得到了曹轶欧的支持，回去以后就由杨克明执笔写了大字报。杨克明在信上还说，他起草的这张大字报的底稿还在他那里。我们派到北京大学的“快报组”记者回来也跟我说，这张大字报是哲学系杨克明等几个青年教师一起写的，写好后，再请聂元梓等人一起签名的。当时大家要聂元梓领头签名，这是因为当时的人组织观念都很强，即使是起来贴党委的大字报，也不能脱离党组织的领导。这恐怕还是从1957年的整风反右斗争中得到的教训。其实按照地位来说，聂元梓在当时应该属于是当权派的。因为她自己认为受到了陆平等人的压制，所以也起来提意见。结果大家就把她当作是领头人了。其实，后来知道，聂元梓原本就是陆平帮忙把她提拔为总支书记的。但在北大四清运动中，聂元梓就成了批评陆平等人的四清运动的积极分子。而彭真保护陆平，打压北大四清运动的积极分子。文革运动前夕，聂元梓、杨克明等人都处于受压受打击的情形。所以，文革结束后又翻过来了，陆平对聂元梓恨得要命，对她报复得很厉害。

     等到这张大字报向全国广播后，首先出名的就是聂元梓了。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她是个思想虽糊涂但却善于投机的人。在大字报上签名的七人中其它任何一个人都要比她头脑清楚。我认为最理想倒是支持杨克明写大字报的原北大哲学系老师张恩慈，这个人懂哲学，有头脑。在这张大字报之前，1966年5月5日，他就曾给毛主席写过信，讲了中宣部、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学四清运动中的问题。这封信是给关锋看过的，张恩慈与关锋在学术上有过合作，关锋对他表示了坚决支持。关锋把这封信交给了我，我看了这封信也觉得写得很深刻，就把它呈送给了主席，毛主席从这封信中了解了北京大学很多情况。毛主席并在5月11日批示印发正在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将题目改为《张恩慈同志对北京大学“四清”运动的意见》。毛主席批示：“少奇同志阅后，印发有关同志。”

     对北大运动的兴起，刘少奇开始不怎么很在意。他认为这是针对彭真和北京旧市委的。但他还是在5月29日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的会议，来讨论如何对待学生运动。邓小平在会上讲话，他认为学生运动出问题了，有一些人在攻击党，跟1957年的右派一样。刘少奇当时倒没说学生就是右派，他只是说，一些学生的言论与右派没什么不一样。会上的意见也基本上是跟着他们一边倒的。连陈伯达都没有怎么讲话，我们就更说不上话了。只有总理说：我们当年搞学生运动也是有一点偏激的嘛，要让学生讲话，不要给学生戴大帽子。总理还具体地说，当年他在天津反对的校长其实是个不错的人，但我们的大方向对，校长却不对。实事求是地说，总理当时还是在袒护学生的，他在那个时候能说这话，是很不容易的。他讲这话时那严肃的姿态我现在还记得。当然，总理也讲了，陆平也是个好同志嘛!

     当天晚上我就把这些情况向江青作了汇报。江青说，还是总理好。

     刘少奇还决定派李雪峰到北大去讲话。李雪峰讲话内容，主要是要内外有别，不要乱搞。他的基本调子就是要控制住学生的活动。实际上，控制也难，你一控制，那就势必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了，这样矛盾非但不能解决，反而会更加激烈。李雪峰是来北京接替彭真的工作的。实际上毛主席对李雪峰是不大满意的，他一直都是紧跟着刘少奇的。不过，李雪峰对我们文革小组的人倒很客气，我对他没有什么坏印象。

     5月27日，我们把登载着聂元梓他们大字报的《文化革命简报》第十三期，用急件送去杭州给毛主席。其实在聂元梓这张大字报之前，好多地方已经贴出过很多大字报，其中也有马列主义的。比如哲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吴传启等人，在5月23日贴出了批判哲学社会科学部政治部主任杨述的大字报，比聂元梓他们写得还要早，但因为影响不大，所以没有登上《文化革命简报》。聂元梓他们批判的是中宣部、北京市委、北京大学党委，大字报又是贴在北京大学校园内的大饭厅，这个影响就大了。

     主席看了这张大字报以后，在6月1日中午就在我们报送的《文化革命简报》上，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高度批示给康生、陈伯达：“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还说这样做“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下午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将主席这个批示用电话传回了北京。

     在当晚向全国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时还要配发评论。我跟陈伯达说，这个评论叫王力、关锋一起来起草，他们出手快。陈伯达说，对，对！我马上打电话通知王力、关锋过来，我们很快就写好了稿，题目叫《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写完之后又马上用电话报告给主席。主席问过江青，《人民日报》的评论是谁写的。江青问我，我说是关锋执笔，陈伯达、王力和我一起讨论的。听江青説，主席说好，关锋能写得这么快！1966年8月5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印发此文时，毛主席又在文中加写了一段注：“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该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

     6月1日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向全国直播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和关锋执笔的评论。6月2日北京和全国各报都全文刊载了大字报，和作为《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的《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经验证明，要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按照过往的办法通過党的正常的组织系统开会解决不行，所以，毛主席要寻找一种新的能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的方式来开展文化大革命，依靠革命群众来打碎走资派掌控的官僚系統，破坏旧秩序，建立无产阶级的新秩序。聶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向全国一广播、，就点燃了文革运动的熊熊大火，这种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群众斗争形式就开始形成了。

     这张大字报的播发，使北京的各个大、中学校都轰动起來，成千上万的大字报象雨后春笋般地在校园中破土而出。几天之后，不仅北京，而且是全中国的学校乃至工厂，各种反对修正主义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席卷中华大地。

    1966年6月10日毛主席在杭州召开的有各大区书记参加的会议上，向他们打招呼，主席说：“不要怕乱，右派捣乱也不可怕。大字报的打击面宽了，可待日后区分、排除”。他还说，一定要在运动中“把左派核心建立起來，不要讲资格、级别、名望、要依靠运动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依靠这些人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这是毛主席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次重要的讲话。

3、关于《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1966年6月1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一篇社论，题目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所以要发表这篇社论，是因为按照刘少奇所主持的中央所作的决定（经过了主席的同意），从这一天开始，陈伯达带领原解放军报总编辑唐平铸等人，组成了一个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接管了报社。

    这篇社论是陈伯达主持起草的，并没有给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人看过。也没有给主席看过。按照当时中央的规定，凡是按照中央精神写的《人民日报》的社论，只要总编辑批准就行了，但《红旗》杂志的社论则必须经过中央书记处的审核。

      这篇社论其实并不完全符合主席发动群众进行文化革命，斗争重点是反对走资派的思想。在这个时候提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客观上是把群众运动的斗争矛头，引向已经被打倒了的“地、富、反、坏、右”的身上去，这正迎合了党内那些“走资派”的想法。所以这篇社论一出来，中央文革内部就有人提出，这次运动的大方向是反走资派，如果是横扫一切，就是新、老反动派一起扫，战线太长，目标不明确，在实际操作上可能扩大打击面，并从而保护了走资派。“四清”运动中，尽管毛主席冲破了刘少奇等人的阻力，在“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若干规定（即二十三条）”中明确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在刘少奇的主持下，还是把“四清”运动搞成了如“反右运动”一样，把斗争的矛头转向已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和基层干部。

     陈伯达后来在他的回忆录里反思道，自己写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犯了大罪。他的这种说法也是似是而非的。是的，毛主席在稍晚的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也说到过要扫除“牛鬼蛇神”的话。可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句话本身并没有错。关键是毛主席发动文化革命的主要斗争方向，主要矛头是指向党内的走资派呢，还是指向已被打倒的阶级敌人甚至是下面的群众。文革运动把斗争主要矛头指向谁，这正是毛主席与刘少奇、邓小平之间带有路线性的分歧。

4、许广平受命批判三十年代文艺黑线
     1966年2月，与彭真他们搞“二月提纲”差不多同时，江青在上海组织了一个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会后出了一个《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3月先在党内的上层作了传达，4月10日下发全党。在纪要中提出了一个“十七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4月初，江青在上海同我见面的时候，说起这个座谈会并说周扬他们在三十年代是如何迫害鲁迅的事。我平时跟许广平关系不错，我知道在解放以后周扬他们那些人还是不断地压制许广平，而冯雪峰是一直在保护和照顾著许广平的。许广平对周扬很有意见，但是一直是敢怒不敢言。许广平曾跟我说过，冯雪峰活着的时候对她说，周扬是党在文化战线上的代表，以前的旧事就不要再提了。因此，我跟江青说，许广平对周扬的意见最大，但不敢说。江青听后说，那我们给许广平打打气吧！把鲁迅批评他们的东西拿出来给大家看看。我说，这个事情我说不行，在许广平面前，我是小辈，我的话影响不了她。我向江青建议，要不你去跟她谈谈？江青说，我和她不大见面，不熟。我说，这没关系。我去跟她说，就说江青同志想见见你，有些问题想请教你，了解一些情况。江青说，那好，我也早想见见她了。江青还说起当年鲁迅去世时为鲁迅送葬的情形。她说，那时很多人抬着鲁迅的棺材去下葬，我也去了，走在前面，一直走在抬棺人群的旁边，可因为我是个女的，所以不能加入到抬棺的行列里去。在追悼大会上，我见过许广平。当时许广平瘦得不得了，满头乱发，眼睛都哭肿了。我又说，许广平年纪也大了，是否可以让她儿子海婴陪她来。这样你也可以见见鲁迅的后人，你还没有见过她儿子吧，这个小伙子挺聪明的。海婴跟我差不多大，他是搞无线电的，那时他在广播事业局上班。他听他爸爸的教导，没做文学家。鲁迅说文学不能遗传，不能靠血统。他担心儿子搞文学会变成空头文字家，觉得儿子还是去搞技术的好。

     听我这样一说，江青很高兴，就说，好。见一见，见一见，叫他们一起来，你来安排吧。

     5月中旬，在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我到了许广平家中，说江青想见她，征求她的意见，她很高兴。我说，因为您年纪大了，江青同志叫海婴陪您一起去，路上好照顾你。她说，儿子要上班，怎么办？我说，没事，我帮他请假。

     就在他们出发的当天，我打电话给广播事业局找负责人。秘书接的电话，他开始以为是群众来电，就以领导工作很忙为由挡驾。我说，我叫戚本禹。他一听就赶紧说，对不起，我不知道是您，我马上去找。一会儿，负责人就来了，说，您是戚本禹同志？我说，是，我有事儿找您请假。他很惊讶地问，请假？请什么假啊？我说，我给周海婴同志请假。中央的同志有事情要找许广平同志去上海，要海婴陪他母亲一起到上海去。我说，事情决定得比较仓促，昨天晚上怕打搅你休息，来不及跟你请假，所以现在我代他来请假。他说，没问题的，中央有事情，我们应当配合。我说，那就谢谢您了。他说，欢迎你什么时候到局里来坐一坐，我说有时间一定去。

     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我还特地安排了毛主席的卫士去送他们，一直把他们母子俩送上飞机。

     许广平见了江青，她们的谈话经过，许广平和周海婴都写有回忆。

     许广平回到北京后，就打电话来对我说：“我觉得很突然。以前他们都叫我不要反周扬。现在要我去批评他，我也是愿意的。可文章怎么样写？从什么角度来写？我不清楚。”我就跟她说，您可以谈谈“国防文学”的问题，那可是个大问题。她说，是。江青也跟我说“国防文学”是大问题。我说：周扬他们提出的“国防文学”跟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听上去好像是两个平常的口号，但是，“国防文学”是国家政权的思维，以蒋介石为主，听蒋介石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抗日的、是老百姓的思维，是共产党领导的。这是有原则区别的。

     三十年代，在国民党统治区，我们党内的大多数人都赞同周扬的“国防文学”，不赞同鲁迅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共产国际也同意周扬的“国防文学”。而鲁迅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国民党就不接受，他们说一写大众的，就有红的色彩了。共产国际也跟着认为这个口号不贴切。而毛主席却支持了鲁迅，说鲁迅的这个口号提得好，‘国防文学’这个口号不好。

     我还跟她讲了一些具体想法。那时我已看过江青的《纪要》的文件了，我按照《纪要》精神跟她讲的。许广平把这些都记下来了。

许广平没花太长时间，就写了一篇批评周扬的文章，题目是《不许周扬攻击和污蔑鲁迅》。在交稿的时候，许广平还特地写了封信给我，这封信倒还保存着，也是失而复得的。

戚本禹同志：
    近日来看了许多报刊，不由得使人不激愤填胸，我身为文
联副主席之一，但不见文化界有何文件登出，职责所以，不甘
缄默，曾托民主促进会代写稿件，但秘书们只会写八股式不痛
有痒文字，不合我口味，现特草书，请您务必分神看看能用与
否？如能用的话，还请您大加斧削，至于究在何处发表，我亦
一听尊便，此致
    敬礼！

                                             许广平
                                            66. 5. 22

     许广平的文章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江青告诉我，毛主席看了，说写得很好。而且毛主席还说：鲁迅培养了一个好接班人。他教江青好好向许广平学习。

     我1968年1月被隔离审查后，因为我曾奉命去文化部调走鲁迅手稿，移存于中央文革保密室加以保护，被江青误以为是盗窃鲁迅手稿。后来事情都弄清楚了。

     在2000年以后，具体的时间我记不清了。周海婴，周令飞父子来上海，他们特意请我去吃饭，席上还有好多人。海婴对我说，他母亲许广平当时听人说，鲁迅手稿不见了。非常焦急，心脏病都犯了。就写信给中央。结果这件事弄得江青差点要枪毙你。后来知道了，你是根据中央文革的指示把鲁迅手稿保护起来了。所以他们都觉得对不起你。席上，周令飞还郑重地对我说，我代表我们全家向你表示道歉，为你平反。

    我说，许广平大姐为保护鲁迅手稿而心情焦虑，是她忠诚于鲁迅先生的表现，我至今仍然非常尊敬她。你们弄不清情况因而怀疑我，也很正常。更何况是江青听了一些人的误传误导，而作了错误的判断的。一切都过去了，此事就不要再重提了。

第七章  中央文革小组及其办事机构的组建

1、中央文革小组的建立
    中央文革小组是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后才正式开始工作的。我1966年5月初从上海回到北京，就已经在钓鱼台办公了，但此时钓鱼台还是归外交部礼宾司管理。因为那里原先是用来接待外宾的，所以里面的各种设施都是比较好的，餐厅的伙食也好，但价格要比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都贵。


    等到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通过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和批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名单之后，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才正式在钓鱼台开始办公。那时，中央文革在钓鱼台共占用了七个小楼。16号楼是中央文革小组主要办公的地方。

    我的办公室在16号楼的楼上，王力和姚文元的办公室也和我在同一个楼面。关锋由于《红旗》杂志事情挺多，他和陈伯达一起在15号楼办公。康生此前就住8号楼。江青住11号楼。总理也有一个小楼备用。张春桥住7号楼。王任重住在2号楼。刘志坚、谢镗忠是部队的，他们不住在钓鱼台。钓鱼台里还有一个楼是最大的，那个楼曾经是赫鲁晓夫访华时住过的，所以谁也不愿意去住，一直空着。那里有一个大客厅，还有一个小的电影放映厅。总理、江青常使用。

    中央文革小组一成立，首先要设立办公室。开始陈伯达觉得穆欣很听他的话，就提出让他来当办公室主任，后来又觉得穆欣办事不力，他就打算改由曹轶欧来当主任。可康生说，她当主任不合适。这个时侯我就推举王力来当主任，曹轶欧当副主任，曹轶欧一定要我也参加办公室工作。陈伯达、江青同意了，由于我一直是在中办做秘书工作的，所以实际上很多事情还是我在那里管着。

    上任的第一天，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经小组组长陈伯达批准，向全国各省、市，中央各部委以及各有关部门发出通知，向他们公布了中央文革的办公地点、电话、联系人。对军队方面，我们只是通知了在北京的一些主要部门和领导，未通知下面。在所发出的通知中，要求他们每天把本地区、本部门有关运动的情况都报上来。光这件事就忙了我整整一天。那时不像现在，只要在电脑上点击一下就行了，而是要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打电话、发函件，很繁琐。但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来马上就把中央文革小组和各地方，各部门之间的联系建立起来了。

    通知发下去以后两三天，各地的情况就都报上来了。来的基本上都是些告急的电话和报告。而且多是一边倒，说学生怎么把学校秩序搞乱了，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利用文革运动来反对党的领导等等。

    接到这些情况，我们就马上派人下去了解情况。结果下去后了解到的情况，往往和各省市、各学校、各单位领导报告上来的情况大不一样，许多则是刚好相反。实际上许多地方是领导在压制群众，甚至整群众。我经常和派下去的人直接通电话，以核实情况。在我们把情况收集起来并派记者作了初步核实以后，就把它上报给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

    这些事情工作量都很大，最初的工作人员是我从中央办公厅和马列学院调过来的，王力也从中联部调了几个人过来。后来人手还是不够，经主席、林彪、总理同意，又从军队调了些人过来，并且组建起了相应的机构。

2.、中央文革小组的下属组织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以后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要向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提供全面、及时，并且是准确的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要做好这个工作，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机构来工作，这样才能把在全国的运动情况掌握起来。我们首先建立了“记者站”、“快报组”、“信访组”、“保密室”等。这些工作都得到了陈伯达和江青等人的批准和支持。

    随着文化大革命在全国的迅猛展开，文革办公室一个小小的机构，应付不了日益增大的工作任务。要了解和掌握全国运动的动态，就要从全国各地抽调更多的人过来才行。起先我们从《解放军报》社调来了一批优秀记者，后来又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几家大报纸调了一些优秀记者来参加工作。可就这样人手还是不够。后来又经过主席和中央同意，由杨成武从部队选拔了一批人过来。这些人大部分是各个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然后我再一个一个地挑选，最后确定下来了大约四五十个人参加了“记者站”、“快报组”。我又选拔了一位师级干部徐学增来管理他们。从各部队调上来的人都是模范标兵、战斗英雄，有好些人都是团一级干部，所以得找一个有威信的人出来领导他们。徐学增虽然只是个师级干部，但他打过仗，还当过模范团的团长，他能压得住。大家都听他的指挥，有重大事情都会向他汇报。我不愿意用级别太高的人，太高级别的，一般文化都不高，架子还大，干不了什么事情。用徐学增，我是和关锋商量过的。关锋也说，这个人写东西不错，组织能力强，要管这么多人，不是随便一个什么人都行的，这个人正合适。

    王力是办公室的主任，所以由他来当”快报组”的领导人。

    后来，“快报组”在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各地发生的一些大的事情，通过”快报组”，我们很快就能知道，而且可以很快了解和掌握各种突发事件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可以说它是中央文革小组的耳目和神经系统。我们给“快报组”的所有记者分好工，哪个去四川，哪个去上海，哪个去云南，哪个去贵州，哪个留在北京，都给他们明确下来。我还要求快报组所有成员，不论外勤内勤，都必须随时准备加班。要24小时地应对突发事件。所以，“快报组”人员一下去，全国各地的情况就上来了。而且跟过去不一样，从“快报组”把情况汇总上来到印出材料，往往只要两三个小时就完成了。所以一些地方发生重大事件的情况，只要两三个小时，就到了中央领导的面前了，这样的工作效率和效果可以说是与战时和地下党时的情况差不多。一般来说，各地的领导和后来的群众组织，只要知道这是中央文革“快报组”来的人，都会对“快报组”的工作特别认真地对待，还会给“快报组”记者很多方便。

    可是到1968年我被隔离审査以后，“快报组”的工作也受到质疑，江青他们又没有时间去具体过问。这样，那它实际上能起的作用我就不知道了。

3、办“快报”、“文革简讯”，设立“中央文革接待站”
    以最快的速度，抓最要紧的问题和抓准问题，然后把情况送给最关键的人，这可以说是我们工作的三大特点。“快报组”报上来的情况，怎样才能及时地送到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那里去呢？我原先在中南海搞过《群众反映》和《情况反映》，后来这两个刊物都没有了。为了让主席和中央领导及时地了解情况。我们就搞了文革《快报》和《文革简报》。

    我先后找了靳耀南和程理嘉等同志来负责这件事。

    靳耀南，当时已近50岁了，他是一个抗战时期八路军在山东开辟革命根据地时的老干部；建国后当过地委书记，又搞过工业，后来被调到中南海“后楼研究室”的工业组。我在中央办公厅“后楼”研究室时，和他一起临时搞过关于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情况调查，所以彼此都很熟悉。靳耀南的政治水平很高，为人又和蔼，我和他相处得很融洽。这个时候我请他来帮助我工作，做我的秘书。我还和他打了招呼，虽然他资格比我老很多，但为了革命工作，就只好受点委屈了。他欣然接受，毫不介意，并在工作中给我出了很多好主意。我出去讲话，哪些事情该注意的，他都会帮着我把关。在社会上大搞“破四旧”的时候，一些地方兴起了一股“烧书”热。他马上就跟我说，历来的政治运动，毛主席党中央都从来没有提倡过“烧书”，此风不可长，你得去说话。于是，我就去作了公开的讲话，制止了“烧书”风潮。红卫兵运动起来后，有些情况很乱，一些较激进的“高干子弟”、“革干部弟”为主组成的老红卫兵肆意打人、抓人、抄家，甚至还发生了一些打人致死的恶性的事件。这时候他就提醒我，你要去公开表态，说中央是有政策的，不能乱打人、乱抓人、乱抄家。不然以后这些事都会赖到你们头上，因为大家都说红卫兵是你们中央文革指挥的，人家都叫你“戚大帅”呢。我说我们中央文革的领导从来没有哪一个说可以去乱打人的，甚至打人都没说过，这些人怎么这样乱搞呢？他跟我说，事情没那么简单，在这些乱抄家、乱打人的人的后面，一定是有复杂的背景。所以我马上出去作了明确的表态，不准乱抄家，不准打人、抓人。

    可是有一次江青来我这里的时候看到了靳耀南，她就找我去问这人是谁。我说是帮我工作的。她又问，是从哪里来的。我说是“后楼”来的。江青听了就说，“后楼”有不少人是刘少奇、杨尚昆的人，你能用吗？我告诉她，这个人不错，我很多工作上的毛病，他都会直言不讳给我指出。江青说，他年龄比你大那么多，到底是你领导他，还是他领导你啊。可能江青是觉得我年纪轻，还不太懂人，希望我调一个年轻人来，管得住。她担心这些年纪大的干部，政治斗争经验丰富，我这么个年轻人应付不了他们。我说，都是同志嘛。她一听就说，路线不一样，就不是同志，叫同志也不是同志。这样，我只好把靳耀南调到学习班学习去了。

    1986年，我从秦城监狱出来后，靳耀南托人给我带信，要见我。见面后他对我说，你是个好同志。我以前是怎么看你的，现在还是怎么看你。说起当年他被调走的事，他说，这不能怪你，我知道那是江青的主意。他还说，你也不能怪江青，那时候中南海到处都是杨尚昆安插的耳目。她能相信谁啊。

   靳耀南被调走后，我就指定年轻人程理嘉来当我的助手。程理嘉原来是《光明日报》的一个资深记者，这个人很有能力，帮我做了很多工作。我在出事之前早有预感，我想，我这里的机要文件都交给程理嘉保管的，如果在我出事的时候，程理嘉还在我这里的话，那他一定也会受到审查的。所以，我就安排程理嘉回报社去。我跟他说，你这里的工作结束了，你还是回到原来的单位去参加运动吧。他很聪明，看到那时江青老是在找我的工作差错。他说，你这是解放我。我说，来日方长，只要我在，以后我们还是可以在一起工作的。后来我果然出事了，中央文革办事组一共十几个人，都受到了审查。只有程理嘉，因为他已经离开了文革小组办事组，就此躲过了一劫。文革结束以后他出任了《经济日报》总编辑。

    文革《快报》和《文革简报》是分发给中央书记处书记以上的领导看的，一般都有编号。有些情况是直接向主席汇报的，这样的简报就不编号了，作为“临时增刊”。有的甚至是用手写的。后来，我又在办事组的值班室办了一个《要事汇报》，把一些刚发生的重要的事情在最短的时间里汇报上去。这个刊物发送的范围就更小了，有的只送给主席一个人看，有时还加上林彪、总理和江青、陈伯达等人。

    主席是一直看我们的《快报》和《文革简报》的，并且还在上面作过很多的批示。主席要有什么批示，我们也马上把它登出来，让其他的中央领导也很快可以看到。这样一来，《快报》和《文革简报》，就在很短的时间里成了中央领导人手头的一个重要刊物了。许多领导也渐渐地习惯了我们的“快”了，只要我们稍有迟缓，他们就要嫌慢了。陈毅就很爱看我们的《快报》和《文革简报》，每天起来就要看。记得有一次他一早起来没有看到《快报》和《文革简报》，就打电话来问是怎么回事。一了解是已经在递送途中了，他就放心了。

   通过快报组和《快报》、《文革简报》，使得中央文革小组不但可以及时地掌握全国的动态，而且也及时地了解了中央的情况。

    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展开，全国各地的群众给中央文革写来的信，也一下子就增加了很多，而且增加的速度非常快。各地有越来越多的人上访和告状。为及时处理群众的来信来访，我就在中南海秘书室的基础上又增加扩充了许多人进来，很多人也是从解放军调来的，我让一位解放军的团级干部杨鬆友来领导他们。我们还专门在中南海的西门设立了“中央文革接待站”，接待各地来上访的群众。毛主席还亲自去了这个接待站接见过群众。

4.、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
    1967年以后，中央文革小组的机构作了一次调整。分工负责的情况如下：

    办公室（王力、成本禹负责）
    文艺组（江青、戚本禹负责）
    宣传组（关锋、王力负责)）
    理论组（关锋、王力、戚本禹负责）
    记者站（王力、关锋、戚本禹负责）

    1967年3月，又把中央文革办公室改为办事组，由从马列学院调来的王广宇担任组长。办事组是中央文革最关键的一个机构，它设有办事组值班室：

    长途电话组
    市内电话组
   《要事汇报》编辑小组
    会议组和打字室。

    办事组还经常与记者站和信访组（在花园村办公）联系工作。

    信访组下面设有：
    陈（伯达）办信访组
    江（青）办信访组
    文革办信访组
   《信访简报》编辑组

    而“记者站”下面则设有各省市和中央机关的记者分站、北京市记者组和快报编辑组。

    办事组虽然是由我和王力、关锋分工负责的，所有的大事，都得请示陈伯达和江青，但实际上的领导是江青。江青规定，关锋、我、王力一般情况下，每天都要到江青那里去一次，王力特别重视此项制度，我和关锋有时没叫王力去，他还有意见，他很在意这件事。后来，事务愈来愈多，江青办公时间又不稳定，无法每天去她那里汇报工作。但江青有时间时仍然打电话要我们过去。总之，文革办事组的工作她抓得最力。


由于我同时还兼任着毛主席的秘书，江青教我经常到主席那里去。可我总想，主席若有事要找我，那我马上就过去。主席不来找我，那我也不愿意像汪东兴那样的，有事无事就往主席那里跑。我自己的事情也忙得抽不出时间，无法经常到一组去。再说一些重要的事情我都向江青汇报了，她会去跟主席说的。这样的安排我现在想来很后悔，如果我那时改变一下工作方式，多到主席那里去汇报情况的话，那后来发生的许多错误也许就可以避免，春桥、文元在上海就主动地多往主席那里去汇报情况，比我做得好。

第八章  刘少奇、邓小平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会议决定派工作组
    从1966年6月1日晚，中央电台广播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后，全国上下都沸腾起来了。在各个大学里，大字报铺天盖地，连中学都闹起来了。每天中央文革小组电话不断，哪里出了什么事情，发生什么问题了，告急的电话接连地来。
    为了应对各种问题，中央也是接连不停地召开各种会议，研究对策，中央书记处差不多每天就要开一次会。由于我有责任协助童小鹏处理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工作，所以中央开会，我都得去。会场布置、安排警卫等，虽有警卫局管，但秘书局也要关注。甚至连茶水供应也要过问，因为来开会的都是重要领导，如果有人给你在茶水里加点什么药，那就出事了。所以会议供应的茶水都是由中央办公厅招待科的人员送去的，其他人是不允许进出茶水间的。别看茶水这个事儿小，世界上在茶水上出问题的大案就有好几个。这些事本来都应该由汪东兴管的，可是他经常不在北京。童小鹏，总理那里也总有任务，就得我去过问了。
    那段时间，白天我一般在中南海，晚上在钓鱼台。中央开会的时侯就去怀仁堂。会议上最重要的事情是会议的记录和简报，中央指定王力和我负责。有紧要的事情，还要立即向主席报告。所以我要三个地方不停地来回跑。有一个司机整天都跟着我们转。
    由于运动中各种问题不断，6月3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以及相关的领导，陈伯达、康生都参加了。
    会议主要是讨论刘少奇、邓小平提出的，要不要向各大学派出工作组的问题。陈伯达在发言时提出，在当前这种形势下派工作组下去，是不是好？但刘、邓他们没有理会陈伯达的意见，大多数参加会议的人对派工作组也都没有表示出不同的意见。这样会上就决定，要派工作组下去。在会上还特别提到了北京的北京大学、陕西的西安交通大学、上海的复旦大学、湖北的武汉大学、江苏的南京大学、河南的郑州大学等几所大学，认为这几所大学的问题很多，被认为是“右派”集中的地方。
    至于工作组下去以后干什么？怎么干？会上同意李雪峰提出的关于开展文革运动的八条要求，让工作组掌握。这八条要求是：
    （1）大字报要贴在校内；
    （2）开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
    （3）不准学生上街游行示威；
    （4）内外区别对待，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参加运动；
    （5）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
    （6）注意保密；
    （7）不准打人、诬蔑人；
    （8）积极领导，坚守岗位。
    会议快结束时，刘少奇说，戚本禹，你过来。然后他就跟我讲了这次会议的决定要向主席汇报，他明确地指明，文化大革命要“内外有别”，你要跟主席讲清楚：“不准学生上街游行示威”，这一条你要跟主席反复讲。并告诉主席，随后我还有专门的报告给他。
    那时主席和江青都不在北京。起先他们一个在杭州，一个在上海，不在一起。后来是有时候在一起，有时候又不在一起。但即使不在一起他们也是经常互通电话和信函的。江青曾对我说，我们在外面，对北京的文革情况不是很了解。你是主席的秘书，你要经常跟他汇报情况，我说，我不敢经常给主席打电话，怕干扰他。江青说，那你就先跟我说，我看看哪一些应该讲的，我给你转达。江青是我的直接领导，同时她又是主席的五大秘书之一，因此我觉得要报告给主席的事跟她讲比较方便，所以有事我更多地是先向江青报告的。有一次我向她报告说，我去北京大学等一些地方看了。那里到处都是大字报、大标语、旗帜，有红的、黄的、绿的，一派朝气蓬勃的气象，很壮观。后来主席在他写的“有所思”这首诗里面，就有“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的诗句。我心里就觉得伟大领袖与广大群众，真是息息相通啊。那个时候，我几乎每天都要和江青通电话，报告在中央文革和中央发生的事情。有时一天要通好几次电话，有时是我打给她的，有时是她打给我的。
    主席在那个时侯对运动还没有具体指示，对刘少奇、邓小平决定要向学校派工作组，主席也没有提出明确的意见。只是通过江青在电话跟我说，叫陈伯达、康生、关锋、王力和我都要经常去学校看看，了解一下运动的进展情况。把我们所看到的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都告诉他。

2、工作组压制积极参加运动的学生
    被派到北大担任工作组组长的张承先，原是河北省的省委书记。他带的工作组，是在6月3日中央会议结束的当日就进驻北大的。随后几天，又有更多的工作组被派到了各个大、中学校去。
    工作组下去以后，很快就开始约束和压制学生自发参加与组织各种革命活动。对工作组的一些作法，一些学生认为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向工作组提出了不同意见，于是工作组就对这些学生进行打击。
    按照江青传达的主席指示，我和关锋、王力几个人就经常抽时间到各个学校去跑，我还抽空去过工厂，去看那里的大字报。我去了北航、地质学院、清华、北大、轻工学院、矿院以及二七机车车辆工厂、首钢等单位。开始时我是带着秘书、警卫，穿着军装去的。后来带着“快报组”的人一起去，也有的时侯就是我一个人带着司机去。因为那时认识我的人还不多，我可以随便地到处去看。各学校大字报很多，看大字报的人也很多。我只是看，不跟别人交谈，所以也没人来理我。我听说聂元梓大字报广播了以后，他们七个签名的人这时也分裂了。我就专程去北大看了，可北大太大了，大字报到处都是，我来不及仔细查找，但我看到了不少给工作组提意见的大字报。
    每次看完大字报回来，我都要向江青汇报。我向江青汇报，看到一些因为给工作组提意见、遭到工作组打击，甚至工作组组织人开会斗争学生的情况。江青就说，这个工作组怎么不听毛主席的话，这不是在打击学生吗？派工作组下去是去打击学生的，不起什么好作用啊。你们为什么不在开会的时候提出意见来呢？
    可是说实话，在那个时候我们能提出什么意见啊，连陈伯达发言都没有人听，那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央里能有多大发言权呢，就几个写写东西的秀才。在中央的会议上，也只是做做记录。
    江青跟我说，“五四运动”是学生自己发动的运动嘛，就没有工作组嘛！“一二九运动”也没有工作组嘛！要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毛主席说的。江青说，我就不赞成派工作组下去跟学生搞对立。我把江青的这个意见跟陈伯达说了。陈伯达就问，这是不是主席说的？我说，我只是听江青说，但我想江青说的这些话，一定是问过主席的。陈伯达也认为是这样，于是，陈伯达在接下来召开的中央会议上，讲了这样一些话：“是不是不要再派工作组下去了，让群众自己选举一个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来领导自己。我们可以在旁边引导，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行不行？工作组去了以后，发生了一些和群众对立的事，还不如让群众自己来领导自己好。可那时陈伯达还只是一个政治局候补委员，是刚上任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在那些参加会议的大人物面前。根本不算一回事。加上他讲话声音小，又是福建土腔，嗫嗫嚅嚅的，许多人也没有听懂。所以，陈伯达讲完之后，没有人响应他，也没有人驳斥他。刘少奇虽然显得不耐烦，但总算没有打断他；邓小平在他讲话的时候，则连头都没抬一下。所以后来陈伯达很委屈地说，我只是个小小的老百姓，连讲话都没人理睬。总之是会议没有理睬陈伯达的意见，继续往各学校派工作组。
    后来工作组压制群众的情况愈演愈烈了。我们中央文革的几个人就向刘少奇提出，学校出现的压制学生的情况是不正常的。但刘少奇认为那是正常的。刘少奇对我们说，群众要给党提意见，党是欢迎的，要鼓励他们。但有些情况不对啊，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是在乘机反党啊，我们就是要利用这次文化大革命，把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浑水摸鱼的人都抓出来。有个材料，说有个人利用大字报攻击领导，讲的东西都很尖锐，也不署名，结果一查是个历史反革命。这个就是刘少奇他们一贯的逻辑，以偏慨全，抓住群众运动中混入的个别坏分子，来作为镇压群众运动的借口。在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中是这样，在“四清”运动中也是这样。在这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们又故伎重演了。他们的目的主要并不是为了抓什么坏分子，他们真实的目的是用这种方法压制群众，以免自己遭到群众运动的冲击。

3、刘少奇批转《九号简报》实行白色恐怖
    工作组派下去以后，不去领导学生批判“二月提纲”、斗争走资派，却反过来去斗争学生、斗争群众，很快引起了学生们强烈的不满。在一些学校里出现了工作组与学生的冲突。陕西省委打电报过来反映，说西安交大有一些学生在底下秘密策划，准备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党委和工作组发动进攻。听到这个消息，刘少奇发火了。他立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进行“反干扰，抓游鱼”。
刘少奇、邓小平很喜欢使用他们新提出的“反干扰”、“抓游鱼”这些新名词。我亲耳听到刘少奇说过“反干扰”、“抓游鱼”，印象很深刻。他说，毛主席在反右派时的讲话里讲过，“一条游鱼三个浪”。游鱼本事很大，能在深水中翻腾，把水弄得混浊一片，波浪起伏。  
刘少奇又进一步作了发挥，他说，一条游鱼能起三个浪，那是因为渔翁懒，渔翁的职责是抓鱼，把游鱼都抓了，水就清了，浪就没了。各大学校都有游鱼，抓了它们就行了。不去抓游鱼，不去抓捣乱的人，他们就会搞得你翻天覆地。刘少奇说的游鱼，指的就是造反的师生，他认为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
    刘少奇的讲话很快就用红头文件发了下去。这个文件没经过我，是童小鹏经办的。陈伯达说他也不知道。于是各地的工作组马上统一腔调，说什么一条游鱼三个浪，把游鱼抓出来，不让它跑掉，打倒反革命分子，打倒钻进革命队伍内部的坏分子。这样，一场刚刚轰轰烈烈地发动起来的革命群众运动，立刻就变成一次全国性的反干扰、抓游鱼、反右派的运动了。而且一下子就搞得声势很大。因为1957年有过一次反右派的经验了，所以他们对于怎样把学生打成右派，已经驾轻就熟，都很有经验了。
    全国第一个“抓游鱼”的高潮大概是在1966年6月10日前后出现的。最早受到打击的造成较大影响的，是西安交通大学的学生李世英。李世英被抓了“游鱼”，并被戴高帽游斗后，于6月9日中午跳楼自杀（获救）。毛主席后来曾说，李世英是西安的学生领袖，当时他的影响超过了蒯大富。
   “抓游鱼”的第二个高潮出现在6月18日之后。6月18日上午，在6月16日《人民日报》南京大学批斗匡亚明的消息，和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的影响与鼓舞下，北京大学的学生和教职员工在校园内，自发地起来批斗了一些在文革初期被揭发为修正主义的领导干部和反动学术权威。有些会场发生了给挨批斗者戴高帽、涂黑脸的现象；有的会场上还发生了扭打现象，但很快就被与会的群众所制止。本来这些现象在群众运动初起时是难以避免的，而且也是不难纠正的。但是北京大学工作组却搞出了一个《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在这个简报里，他们用片面、夸大的方法，歪曲地报导了事情的经过，说当天上午北大所发生的群众批斗会不仅存在严重的乱打乱斗，而且“还很有可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是“反革命黑帮和一些新生反革命分子相结合，对我们发动的一次突然袭击”。工作组领导人张承先号召组织力量进行追查、反击。张承先他们在学校开会追查了三天，但除了查出在参加运动的人中间，有一个历史上当过国民党军队连长的工人，和几个有盗窃或流氓前科的工人、学生外，并没有查出任何一个反革命分子。可就是这么一个简报，刘少奇却把它作为“反干扰，抓游鱼”的依据，迫不及待地在“简报”上加上一个批语：“现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以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刘少奇的这个批示与《九号简报》，不经主席批准就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转发给了全国。这实际上就是要全国各地学习北大工作组，严厉打击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
    这个中央文件的批发的时间为1966年6月20日，这时距离6月18日北大事件的发生才两天，距离北大工作组的“九号简报”送到中央各同志的时间还不到一天。
    在6月20日的中央文件发出以后，各学校工作组就有了尚方宝剑，全国各地都出现了批斗学生和群众的高潮。在这前后五十多天的时间里，大批学生、群众被工作组打成了“右派”、“反动学生”和“反革命分子”。北京、陕西、江苏、湖北等地，数以千计的学生和教职员工被工作组揪斗和关押，甚至遭到逮捕。在批斗的时候还给他们戴上了高帽子。各地发生的跳楼、跳井、卧轨、上吊的事件接连不断，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我们中央文革小组不断在简报中向中央反映，各地有多少学生被斗，这个省抓了多少人，那个省又抓了多少人。还不断有学生自杀的消息传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西安交大、湖北大学都发生了学生自杀的事件，也有工人自杀的。
    派去北京地质学院了解情况的同志来汇报说，地质学院的工作组把一些学生和群众关押在一个曾经存放过放射性物质同位素的地下室里。我一听，赶紧带人跑去看，结果我们的车到了校门口，门卫不让我们进去。说是为了防止学生串联，工作组不让任何人随便进出学校。我拿着《光明日报》记者证给他们看，他们说如果你是党报的记者，那还可以。《光明日报》不是党报，不行。于是我就只好回去再换上《人民日报》的记者证，这才让我进去。进去一看，里面的学生被斗得很惨。他们都不敢见记者了。你一见记者，工作组就要来追查你给记者讲了什么。但我们总算把工作组将一些学生关在原来存有放射性物质的地下室里的这件事查清楚了，确有其事。
    清华大学的情况更是刘少奇直接干预指导、镇压不同意见学生的典型。1966年6月19日，刘少奇派夫人王光美去清华大学，出任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顾问，实际掌控了清华大学的文革运动。因蒯大富贴出怀疑批评工作组的大字报，蒯大富和他所在化902班被工作组关注。因工作组说王光美要来化902班听取意见而后又未来这件不大事件，竞引发了一场长达25天的反蒯运动。工作组提出“反蒋（南翔）必反蒯”的口号，在王光美的指导下，有700多名师生受到批判打压，多人被逼自杀。反蒯运动中，工作组将蒯大富隔离关押，剥夺其人身自由。蒯大富抗议无效，被逼绝食反抗。蒯大富多次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信申诉反映清华文革运动的情况。

4、江青叫我们去支持学生
    我看到了蒯大富的信，又看了记者关于清华文革运动情况反映的材料，感觉清华文革运动好像是一种白色恐怖。响应毛主席、党中央号召，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的学生，因为怀疑批评了工作组的一些做法，就被关押批斗，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甚至被逼绝食，被逼自杀。清华的一个青年教师被逼服农药自杀了。一个同学卧轨自杀失去了双脚。
    当我把这些情况汇报给江青的时候，江青就批评我们，说把你们选进中央文革，你们怎么不起作用啊？我说，他们都是大人物，我们人微言轻啊。她说，人微言轻也要有言，你们应该起来反对。我说，我们反对有什么用。陈伯达在会上说了，可人家理都不理他。她说，你这是“奴隶主义”。我接受了江青的批评，心想，那好，奴隶起来造反了！大不了再来一个“八司马”。
    我去和王力、关锋两个人商量，请他们去清华见蒯大富，了解清华文革运动情况。我对他们说：王光美跟我比较熟，我一去她就会打电话来找我刨根问底的。你们去了，她就不好给你们打电话了。王力开始还有点顾虑，但关锋却很积极。他说：他们放着走资派不斗，倒把学生给关起来了，这不行。7月22日，王力、关锋就去清华找蒯大富谈了话。王力这个人，临场发挥的能力很强。他卯上劲儿的时候，说起话来慷慨激昂，这一点他比我们都行。他们去了之后，见了蒯大富，听了他的申诉。当时就表示了对蒯大富的同情与支持。当天陈伯达也到了北京大学看大字报，了解情况。而当时，王光美知道中央文革来人见了蒯大富，就发火了，她打电话追到中央办公厅，问是谁去接见蒯大富的？她说，蒯大富干扰毛主席的路线，你们去支持蒯大富，你们这是在干扰中央的“反干扰”。
    听了江青的话后，我也再去各大学了解情况。当我去轻工学院的时候，一到那里，就看到贴在学院外面的满是“抓游鱼”的大字报。我就跟工作组的人说，你们怎么这样给学生贴大字报，文革的大方向该是斗走资派，学生哪里是什么走资派啊？工作组的人说，他们是坏人。我说，哪有那么多坏人啊，学生绝大多数都是拥护毛主席的，怎么变成了坏人呢？即使里面确实有一两个坏人，那也可以放在运动的后期进行处理的。怎么能把那么多学生都说成是坏人呢？
    本来我到各个学校去看大字报的时候，学生们都不认识我。但在轻工学院的时候，被汪东兴的女儿汪延群认出来了，她当时在轻工学院读书。她跟学生们说，戚本禹来了！好些学生就上来围住我。有的说，中央文革来人了。甚至还有人说，是毛主席派人来了。他们问我对“抓游鱼”大字报的看法。这个时候，我就跟学生们说，我是来看大字报的，不能说是毛主席派我来的。不过，我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人员，我可以说说我个人的意见。我说，毛主席说过“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你们学校现在却到处在抓“游鱼”，谁是“游鱼”？学校的革命师生不是“游鱼”。我就简单说了这么几句话，学生们就都知道我的态度了，一下子就在学校里传开了。多数学生拥护我的讲话，说戚本禹反对抓“游鱼”。他们还把我的讲话抄成了大字报到处去贴，让更多的人能知道。
    这样一来，我的表态就和薄一波发生冲突了。薄一波当时在中央管工交口的运动，轻工学院恰好是他在运动中抓的一个点。我去轻工学院的前两天，薄一波刚去那里看过大字报，他看了以后表态支持工作组“反干扰，抓游鱼”。稍后，薄一波就在一次中央开会的时候不点名的说，有的人在群众面前轻易表态，和中央的精神不一致，造成了学生思想的混乱。
    我把我去轻工学院的事报告给陈伯达，陈伯达跟我说，你以后少说话。我心想，不对呀，前天我在向江青汇报这件事情的时候，她还批评我奴隶主义呢。我权衡了组长、副组长的不同指示，觉得还是江青爱护青年学生。所以我想，应该按江青的意思办。
    就这样，我和王力、关锋等人都继续分头到各个学校去支持学生。王力、关锋去清华接见蒯大富，我去地质学院支持朱成昭，我还叫林杰去北师大支持谭厚兰。我也经常去北大看大字报，有时候是和曹轶欧一起去。曹轶欧把我向北大的学生作了介绍。听曹轶欧这么一介绍，那些受压制的学生都知道了中央文革小组是支持他们的。所以他们有什么事就都来找我们。
    其实，我当时之所以会同情并支持学生，还因为这类事我自己也亲身经受过。1958年中南海发生的“八司马事件”，就是因为我们几个人给领导提意见，结果差点被打成反党集团反党分子。是毛主席亲自解救我们的。我思想深处，有根深蒂固的革命造反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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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撤销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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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66年7月18日毛主席回到北京
        1966年7月16日，毛主席以73岁的高龄，在武汉长江里畅游一个多小时。7月18日毛主席从武汉回到北京。他一回来，就住进了钓鱼台的12号楼。当天，徐业夫通知我，让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去12号楼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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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和我等人去了以后，主席和我们一一握了手，随后就让我们把前些日子所看到的，和了解到的情况跟他汇报一下，一些已经向他汇报过的情况他也还要我们都再讲一遍。在我们汇报的时候，主席对北大发生的6· 18事件特别关心，还特别关心刘少奇对“九号简报”作的批示发下去以后，学校所发生的死人事情。他听得很仔细，反复问，是真死人了吗？我们说，是真死人了。他就问，怎么死的？我们回答，清华有一个青年教师被逼服农药自杀了，有的是跳楼、有的是卧轨等等。主席听着听着，表情显得很凝重。看得出来他对学生的死非常难过。这时张春桥把北大的“九号简报”和刘少奇批发的中央文件送给毛主席看。主席看后说，怪不得到处镇压群众，现在才明白有一个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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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汇报的过程中，我看到徐业夫进来，他到主席那里不知说了什么，又马上出去了。后来听说是刘少奇要来见主席，因为主席在同我们开会，要他先回去了。这件事是不同寻常的，恐怕对刘少奇的打击很大。因为以前刘少奇要见主席，是随时可以见的。后来谢富治也跟我说起，主席是刘少奇都不见，先见了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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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邓小平不同意撤销工作组
       江青是7月20号回到北京的，她一回来就跟陈伯达交换了意见。然后由陈伯达在钓鱼台16楼主持开了一个文革小组的会议。江青在会上提出，我们是不是向中央建议撤销工作组？陈伯达虽然有点犹豫，但还是表示了同意。我们全都同意江青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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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接下来7月21日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陈伯达提出，许多工作组以党中央的代表自居，但其实他们并不比学生高明多少。有些工作组因为整群众，而遭到了群众的强烈反对。所以我们现在不如先撤销工作组，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陈伯达发言的语气很软，有的地方简直都是在哀求。刘少奇他们还是没有理睬他。后来江青批评陈伯达，你这是“跪着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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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会上，很多人都不同意陈伯达的意见，认为高校运动刚刚开始稳定下来，怎么就要把工作组给撤销了，撤销工作组就等于把前面的工作给否定了。这时，总理说，陈伯达所说的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是否可以试行一下呢？工作组不了解情况，整了学生，很多提意见的学生受打击，有自杀的，这种情况已经很严重了，是不是先缓和一下？总理又指出，工作组也是派得太匆忙了。工作组不了解情况，就会干出不理想的事情来。让他们先撤出来，让群众自己先搞一段时间，看看，然后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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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说得比较委婉。陈毅也在会上说，不如让学生自己搞搞看，让他们自己搞，无非就是乱一点，乱了，我们再去，或许就好点。陶铸支持陈毅的想法。当时就只有总理、陈毅、陶铸讲了这么几句话，其他人没有讲这样的话。李雪峰坚决反对撤销工作组，他说，派工作组去学校，问题不大，工作组解决了很多问题，使得局面稳定下来了，不能只看到一点问题就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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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天的会议没能做出决定，第二天7月22日接着开。陈伯达又在会上提出撤销工作组的问题。这时，邓小平发威了，我原来还不知道邓小平这么厉害。他声音很大地说，我看工作组问题不大！没有工作组的话，下面还要乱，还会出现更加无政府的状态。然后他很激动地批评了陈伯达，陈伯达一句话都不敢吭。在这次会上刘少奇倒没有讲多少话，讲得最凶、音调最高的是邓小平。最后他发脾气了，忽地一下站起来，用手指点着桌子，大声地驳斥陈伯达。这是我进中南海十几年，第一次看到邓小平脾气那么大，他双手叉着腰，质问陈伯达，你们搞过群众运动没有？没有政策搞什么运动。你见了风就是雨？党中央的决定，就这样否定了？谁也没这么大的权力！他说话的口气很重，所以大家都不再说话了。总理也没有再讲话。按一般程序，这就算大家都同意了邓小平的意见，这也就意味着会议决定不撤销工作组了。为什么邓小平后来被称为第一号走资派呢？就这一幕，他也是够资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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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毛主席下决心撤销工作组
      毛主席回到北京以后，对北京发生的事情没有立即表态。在大约一周的时间里，他看了很多材料，尤其是北大、清华、北师大的材料。听江青说，主席看了那些材料以后心情很不愉快，说过大致这样一番话，看到群众运动一下子由热气腾腾变得冷冷清清，学校的大门都关了，心里很难过。有些学校的工作组明目张胆地镇压学生运动。历史上什么人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国民党。这是很大错误，方向性的错误。要赶紧扭转，北京大学的工作组看到学生起来给党委提意见，就出来立规矩、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什么正轨？其实是邪轨。有的工作组给学生戴反党右派、反革命的帽子。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工作组现在变成了革命群众运动的阻碍了，要改变这种作法，撤出工作组。你们要下去，到群众中去看一看，去两个钟头也好，不要老坐在屋子里，下去头脑就会清醒一些。把工作组撤了，让黑帮停职反省。让这些学生、老师中的革命派，加上中间派的人也参加一部分，组成文化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文化革命斗争。斗什么？斗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斗争反动学术权威。对吴晗、翦伯赞这些人谁更了解他们一些？还是革命群众。像工作组那样搞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镇压学生运动是没有好下场的，北洋军阀、国民党不是都失败了吗。江青向我们转述了主席的话，我们感到心情沉重。从主席的话里，我听出来主席这时已经对江青、陈伯达、康生提出的撤销工作组的意见进行了郑重的考虑，并已经有了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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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7月24日上午，在钓鱼台12号楼，主席接见了中央文革全体人员。陈伯达、康生、陶铸、江青、张春桥、尹达、王力、关锋、我、穆欣都参加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向主席汇报了情况，主席讲了话。我当时有个记录，后来被汪东兴他们抄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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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在讲话中，主要讲了要撤销工作组，让群众自己来搞等内容，同时还说了许多鼓励我们的话。他说，中央好多部，没做多少好事，书记处也不行了。你们文革小组，是代表群众的，做了不少好事，群众最拥护你们，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现在群众拥护戚本禹、关锋他们，不听自称代表党中央的工作组。主席还引用了一句古语“天下人不之丹朱而之舜”，意思是说现在群众有问题找中央文革，不找刘少奇、邓小平他们了。主席之所以表扬我们，是因为我们在学生受压制时公开表态支持了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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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除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外，西北的刘澜涛，西南的李井泉，华北的李雪峰，东北的宋任穷，中南的王任重，华东的陈丕显等各大区书记都参加了。在这个会议上，主席讲了话。主席在讲话中继续批评工作组压制文化大革命运动。特别批评了西安交通大学的工作组，批评他们不许群众向中央反映情况，不准他们打电报给中央文革。主席说，要允许群众通天，任何人都可以写信给中央。凡阻碍运动的，统统驱逐之，你阻我驱。我们提出撤销工作组，是代表广大群众的意见的。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起来闹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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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还说他回到北京一个星期，前四天倾向于保张承先（北京大学工作组长），后来不赞成了。张承先的工作组、清华工作组都是起阻挠革命作用的。主席还说，不准包围报馆，不准包围省委，不准包围国务院，不准到中央来，都是阻碍革命运动。天天忙于日常事务，不下去跑，没有感性知识，怎么指导运动！毛主席说全国90%以上的工作组都犯了方向性的路线错误，建议中央下令撤销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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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这次讲话非常重要，表明主席已经下了要和刘少奇、邓小平的错误路线斗争到底的决心。而且主席的态度非常鲜明，在接见我们之前，他虽然反对压制群众，但还没有正式提出撤销工作组。主席决定重要事情的时候，特别是和刘少奇斗争这样重大问题，他会找很多人来谈话，看很多资料，考虑很多问题，然后才下决心的。他的这次讲话，向我们明确表态反对派工作组，而且认为派工作组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刘少奇、邓小平应该负责。主席还说，召开派工作组的会议的时候，我不在。是他们主持的，我不知道。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他又对我们说，你们都应该到群众里面去，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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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了主席的讲话以后，我跟关锋说，我们俩应该写一篇文章了，把主席最新的精神表达出来。于是，我们写了一篇《信任群众，依靠群众》的文章，作为《红旗》杂志社论发表了。这个文章发表后影响很大，学生们都把文章里面重要的话做了摘录，抄写成大字报贴出来，后来人民出版社还出了单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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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的表态，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在这期间主席还有几个重要讲话，有些我记不准确了。好像是刘澜涛还是谁，曾整理过一个材料，里面有主席在这个时期的多次讲话，其中包括接见大区书记时的讲话，比较全面，可惜我找不到了。我记得这段时间，我们每天晚上不是跑各个大学，就是参加各种的会议。每天每人要工作差不多18个小时，很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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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陪刘少奇去建工学院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江青、陈伯达都到北大等学校去看了大字报。听说主席自己也在一个凌晨悄悄地去北京大学看了大字报。主席对刘少奇他们说：中央文革现在都下去了，你们是不是也应该下去，搞点调查研究，跟群众在一起，听一下他们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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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7月25日以后，中央领导就分头到各大、专院校和中学去。总理去清华和第二外国语学院，邓小平去人大，江青到北大，我和关锋到地质学院、北师大，王力到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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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奇选择了建工学院，他让中央文革派一个人跟他一起去。他先叫陈伯达去。陈伯达一看刘少奇挨主席批评了，他哪里还敢和他一起去啊？但刘少奇当时还是国家主席、党的副主席。他也不敢得罪他。于是他叫王力、关锋去。可他们都说晚上有事，去不了。陈伯达就对我说，没办法了，只好你去了。我也不愿意去。我说，江青叫我今天晚上跟她一起到北京大学去，我答应了，不好改。陈伯达就说，江青那边，我帮你去请假，你今晚就不要去北大了。刘少奇这边，他要中央文革去一个人。他是中央的副主席，他说要人去，我们一个人都不去，我怎么交待？你必须去，没有商量。我没办法，只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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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中央文革开小组会，江青知道我跟着刘少奇去了建工学院，向我发了火。她说，你怎么跟着刘少奇去建工学院？不是说好跟我一起去北京大学的吗？我说，我是说好跟你去北大的，但是陈伯达一定要我去建工学院，他说他负责帮我向你请假。她说，他什么时候替你跟我请假了？问陈伯达，他又是照例地装糊涂，说他忘了有这事。还好关锋在边上给我作了证，说的确是陈伯达要老戚去建工学院的，老戚说，他已答应江青同志一起去北大。江青知道了事情经过，就反过来批评了陈伯达。陈伯达说，既然这样，那就不要去了。后来主席听江青说了这事，说，你们当初答应让戚本禹陪着去是不对的，现在答应去了而又不去，那也是不对的。江青从主席那里回来，向大家传达了主席的意见。大家都认为，主席说的对，我应该继续跟刘少奇去建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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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在我陪着刘少奇他们再一次去建工学院时候，就受到了建工学院工作组有组织的围攻。在开会的时候，工作组的人就说我支持反动学生，支持反动言论，对我进行上纲上线。还把他们听来的我在轻工学院说过的话拿出来批驳。陪同刘少奇一起去的余秋里也指责我，说，派工作组是我们党的重要工作方法，在抗战的时候就已经这样做了，这有什么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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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不得不同他们进行辩论了。我说，派工作组是个形式问题，它本身是无所谓对和不对的。关键是看你派的工作组去做了什么。学生们的行动都是响应党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的，工作组一进去就在学生中间“反干扰”、“抓游鱼”，要把响应中央号召、起来革命的学生打成“右派”、“反动分子”。现在这些大标语都还在，这些难道是对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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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刘少奇出来讲话了，他首先批评了工作组，说你们的工作是有不少缺点和错误的。在刘少奇讲话时，下面鸦雀无声，一个个都在作记录。然后刘少奇又替我说话了，他说，我批评你们，你们都没有什么意见，为什么戚本禹批评你们，你们要这样对他呢？他虽然是一个年轻人，但他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嘛。你们这是什么态度？有意见可以好好说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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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刘少奇又在私下里对我说，有些情况你当时应该跟我们说嘛，你又不说。我说，伯达同志不是在会上都说了么。我还具体地说了陈伯达在什么时候，说了些啥。刘少奇听了也不响了。但我知道他其实是在怪我没有把主席那里的反应跟他事先通通气。可是，主席没有交代让我跟他说的事，我怎么能跟他说呢？我若主动去跟他说，那不就犯了和田家英一样的错误了么。当然，当时如果他来问我的意见，那我是可以跟他说的，但他又没来问我。他那时一心“反干扰”、“抓游鱼”，精神亢奋，偏听王光美和那些大人物的。我即使跟他掏心窝子说实话，他也听不进去呀，弄不好再打我个“八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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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个会上的讲话后来不知怎么被传出去了，第二天学生就把大字报贴出来了，说他们拥护戚本禹，反对工作组。还有些很偏激的大字报说工作组狗胆包天，敢攻击中央文革等等。我们在建工学院开会的时候并没有学生参加，我也没有跟学生接触，开完会就回钓鱼台了。刘少奇不会去传，谷牧、余秋里他们更不会传，那学生怎么就知道了呢？我估计是工作组里的人告诉学生们的，工作组也不是铁板一块。第二天，刘少奇的脸色就不是很好看了，我想，他一定认为是我去给学生报的信。可是他不来问我，我也不必要去作什么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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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在建工学院遇到的事情都向江青汇报了，江青告诉了主席。江青告诉我，主席就讲了一句话，“东海龙王想退兵，虾兵蟹将不肯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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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两起风波
       江青去了北京大学，她在北大发表的讲话中，坚决支持了革命群众。江青的讲话很受北大师生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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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江青讲话的过程中，底下有人递了张条子给江青，条子上写着。我们系里有一个人，自称是毛主席的家人。可她老是支持工作组来整我们，她说工作组是代表党中央、毛主席的。请问江青同志，她是不是主席的家人？她为什么要支持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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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看了纸条很生气，当场就把纸条上所说的那个人讲了一顿。这件事当时在群众中还很引起了波动。 在江青讲话的时候，我正坐在她的边上，周围还有中央文革办公室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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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一天，李讷来找我。她跟我说：“爸爸让我带句话给你，请你不要干预我们的家事”。我一听这话，就知道是昨晚江青在北大的讲话引起了主席的误会。我就跟李讷说，这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怎么会去干预你们的家事呢？可李讷说：“这我相信。但爸爸让我带话给你，我总是要带到的”。听了这话，我也无话可说了。我想，很可能主席怀疑这件事是我告诉给江青的。其实知道这事的人很多，江青并没有瞎说，她说的都是事实。只是在这样的群众场合下说这事，也确实是不很妥当的。主席是知道我经常给江青反映情况的，江青在向主席汇报时候，也常常会说，本禹怎么说怎么说。主席就有一个印象，江青的许多事都是听我汇报的。可是这件事却真的不是我汇报的，其实在这之前，我连那人是在北大念书的都不知道。但是主席叫李讷带话给我，我也不能再去向他作解释的，甚至在江青那里，我也不好去说的。我只好把主席的话谨记在心了。后来主席见到我的时候，也没有再提起过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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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件事情。派到北京中学里面的工作组，有许多人都是从中央团校调去的。一次，王力到了一个中学，非常激烈地批评了工作组，他当场指着学校工作组的组长说，你站起来，我现在代表中央文革宣布，撤销你的工作组组长职务。那位组长在被王力宣布撤职后，就被学校里的学生给打了，打得很惨，伤得很重。中央团校的人抬着被打伤的工作组组长到中央文革来告状。他们一起到了中央文革的接待室，一口咬定是王力叫人打的。接待他们的人马上把情况反映到了我这里，我不相信王力会叫人打他的。只是在王力讲话以后，那位工作组长挨了学生的打，两者有点关系，但不能说是王力叫打的。中央团校来的人还说，戚本禹是从我们中央团校毕业的，我们要找戚本禹。我那时离开团校已经十六年了，他们来找我，我怎么说啊？我就让靳耀南去听他们的意见，同时，派了中南海的一位医生陪同被打伤的工作组长去医院治疗。还答应他们，等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回来以后，马上就向他们汇报。这样才平息了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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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66年7月29日的撤销工作组大会
       主席在连续几天所作的谈话中，都严厉地批评了工作组，并且明确表示支持学生运动。1966年7月25日上午，在钓鱼台12号楼，毛主席召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各中央局负责人开会，主要讨论修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若干方针问题》。这个文件修改后就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在会上毛主席提出撤销工作组。7月26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扩大会议，做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7月28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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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各个学校都有学生代表去参加开会。不知道汪东兴、童小鹏他们是怎么组织的，我听说来开会的，大部分都是支持工作组的那些学生，其中很多都是些高干子弟，真正造反批评工作组的学生很少。我就叫人马上去通知地质学院、北师大和北航等学校批评工作组的师生代表，叫他们组织造反的学生和受压的群众也来参加大会。我写了条子，让大会堂的警卫人员放他们进去。警卫问我，安全问题怎么办？我说，安全问题由我负责保证。这些人都是受打击的，是毛主席解放了他们。难道他们还会带什么武器进来？再说那时候已经有安全检查的仪器了，如果有枪的话，马上可以检查出来。可是警卫们还是不放心，就把他们全都安排去了三楼。这样一来，三楼成了造反批评工作组的学生集中的区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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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会议开始之前，我照例要到到会场的四周去查看一下的。当我走过距离会场最近的北京厅（即118号）的时候，我一眼就看见了吴旭君和徐业夫，他们还跟我打了招呼。我知道，毛主席也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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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主席并没有在会议上露面。会议是由刘少奇、邓小平他们主持的。刘少奇、邓小平虽然在会上对工作组的问题作了点自我批评，可接着他们就提出了什么“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来进行自我辩解。总理也在会上发了言。但总理没有像刘少奇、邓小平那样为自己辩护，而是主动承担了派遣工作组下去后整了学生，他也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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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了，照理说开这个会就是要批判刘少奇、邓小平，以及他们推行的派工作组整学生的错误的。可现在却是由刘少奇、邓小平他们自己来掌握会议，这样一来，大会就变成了一个他们作自我辩解的会议了。而且刘少奇、邓小平都在大会上讲了话，给人看上去好像文化大革命运动还是要在他们的领导下进行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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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好这时候，中央文革小组的办事人员来找我，他告诉我，很多学生都有意见，他们说刘少奇是镇压他们的，现在他们倒都来了，毛主席却没有来。连王光美都来了，江青为什么没有来。于是我就和办事人员说，你去跟他们说，让他们喊：“我们要见毛主席”！一直喊，毛主席不出来，就不要停。办事人员马上去和造反的学生代表们说，学生们就喊起来了“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先是从三楼，然后二楼、一楼的学生也跟着喊了起来。能见到毛主席，谁不愿意啊。喊声持续不断，越喊越响，震耳欲聋。开始是坐着喊的，后来大家都站了起来，连坐在前面主席台下面一排的中央领导也都站了起来。那么多人在一起喊，那声音震耳欲聋。那时我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千万别引起楼板的共振。学生们足足喊了有十多分钟，这时候，毛主席从主席台后边走了出来。这一下，全场的气氛顿时达到了高潮。“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了整个大会堂。很多人没想到他们喊喊要见毛主席，毛主席就真的出来了。毛主席一句话也没有说，他就从主席台的这一头慢慢地走到了另一头，他一边走，一边不断地向学生们挥手致意，然后又走到了主席台的中间转身回去了。

第十章 八届十一中全会

1、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重大意义
1966年8月1日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具有重要历史转折意义的会议。尽管在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但是这个运动究竟怎么搞，在党内是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主张的。按照刘少奇、邓小平他们的方针，那么文化大革命在打倒“彭、罗、陆、杨”之后，就将是一场更大规模的“反右运动”了。这也是他们一贯的做法，到头来，运动的矛头就还是指向广大的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而根本不可能去触动与斗垮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出现的党内官僚主义特权阶层。
会议是由毛主席亲自主持的。除全体中央委员以外，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成员也都列席了会议。此外还根据毛主席指示吸收些学生的代表也列席了会议。我记得列席的有聂元梓、杨克明、谭厚兰，孔丹等人。这个列席会议的学生名单很可能是由总理那里定的，周荣鑫特别重视孔丹。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参加名单的讨论。实际上，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中央文革小组对文革运动并没有多大的发言权。
整个会议的议程也是由总理安排的。在开幕会上刘少奇讲了话，他说，在通过会议决议时，列席的人员可以举手或者也可以不举手，表示赞成和不赞成，但不计入正式的票数，只作为参考。邓小平也讲了话。
在开幕会上，总的来说，是比较平静的，没有发生什么大的争论。不像在五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跟陆定一在会上争论得那么激烈。
按照主席的意见，参加会议的代表先下去到各大学作调査研究。所以在开幕式以后，中央委员们都分头到各个大学去看大字报。总理带着一些人去清华，李先念、姚依林等到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余秋里、谷牧等到石油学院，等等。看完大字报以后，他们还召集学校里两派的代表进行座谈，在座谈会上主要是辩论如何看待工作组的问题。我们知道，会议前毛主席就已委托周总理调查清华文革运动的问题。7月30日先后找了保工作组与反工作组的两批同学谈话。7月31日，两次见蒯大富，谈话时间长达6小时。8月1日、2日、3日，又多次约王光美和清华工作组长叶林谈话。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后，8月4日晚还带了100多名中委及候补中委，到清华大学召开文革现场大会。周总理在大会上亲自宣布给蒯大富平反。
从去学校看了大字报回来以后，中央委员和列席代表们开始进行讨论。讨论主要是以小组会的形式进行的，没有开大会。在讨论中，有说工作组不好的，有说学生中也有不好的，两种意见都有，但多数是说工作组不好的。不过还没有一个人提出过刘少奇、邓小平在工作组问题上有什么问题的。列席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包括江青在内，在会上也是听的多，说的少。
到了1966年8月4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了一次常委扩大会议。在开会之前，我看到在前面的主席台上，毛主席和刘少奇他们几个在说话，说什么听不清，但看上去说话态度都比较激动，像是在争论什么问题。后来是在总理的招呼下分别在主席台上就坐的。在会议开始以后，毛主席就作了很严厉的讲话。他说：“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他们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中央自己违背自己的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问题，实际是方向问题，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是违反马列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不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多年来已经是如此了。凡是遇到这类情况，就会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运动，为什么不能反对？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但有人越蹲点，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人们对所谓中央6月20日的批语有意见，这是对的。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北京公社宣言。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贴在大门口外给外国人看见。其实除了机密的地方，例如国防部、公安部等不让外人去看以外，其他地方有什么要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容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是写在宪法上的。从这次镇压学生群众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来看，我不相信他们有真正民主，真正马列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团中央，不仅不支持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要严格处理。”
在主席讲话的时候，刘少奇插话说，我在北京，我有责任。毛主席当即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刘少奇也马上顶着说，无非是下台，下台就是，不怕下台。叶剑英在这时突然表态说，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毛主席就说，牛鬼蛇神，在坐的就有！毛主席说这些话的时候，整个会场鸦雀无声，连纸张翻动的声音都能听见，会议气氛高度紧张。这种情况在党的会议上是不多见的。有关这次中央常委会的情况，在现在的很多出版物都提到了，但都被淡化了。而当时毛、刘分歧的情景是很严重的，我至今都记忆犹新。

2、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
第二天，也就是1966年8月5号，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是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的住处写的，是写在《北京日报》空白的地方上面的。写了以后，他就叫徐业夫把它誊抄了下来。主席又在誊抄好的稿子上加上了标题，并做了一点修改，然后交机要印厂排出了清样。清样排出后由我作校对，我在校阅时，看到主席在誊抄件上面亲笔作的一个修改，原来抄件上有句话是这样写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大领导人”，主席将这句话中的“大领导人”改为了“领导同志”。现在公开发表的全文如下：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这张大字报当时作为会议的正式文件印发给了全体会议代表。我听江青说，主席对她说过，他们好搞阴谋，文件不经我同意就转发全国，他们搞‘三和一少’、‘三自一包’也都是悄悄地搞；北京大学的《九号简报》，也是未经我的同意就转发全国的。我的大字报是阳谋，是对付他们派工作组的阳谋，是对付‘三和一少’、‘三自一包’的总后台的阳谋。
这样一来，虽然这张大字报还没有正式向下面传达，但很快就有学生知道了，在很短的时间里，全国上下都传遍了。
8月7日，当毛主席的大字报印发给了全体与会代表的时候，会场上顿时就沸腾起来了。由于大字报上没有公开点名，下面就纷纷议论了，有的说主席的大字报指的是“少奇同志，小平同志”。1962年的“单干风”，以及1964年在四清运动中，搞矛头向下的“打击一大片”的“形左实右”的错误，都是同刘少奇有关系的。
也有人说，尽管主席写了“何其毒也”这样的词，但这是思想从严，让我们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并不是要把刘少奇、邓小平怎么样。不然怎么还称他们为“同志”呢？虽然各种看法很多，但是总的来说，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拥护毛主席的大字报的，
于是会议的气氛就变得严肃起来了。许多人已经明显地感到了毛主席跟刘少奇之间发生了重大的原则性的路线斗争。毛主席的这张大字报实际上揭开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
1966年7月24日，关锋给江青写信说：“我认为，目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存在两条路线斗争”，已“出现了一个逆流”。又说：刘少奇、邓小平等“扑灭革命火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为攻击对象。”主席向大会批发了这封信，从而又一次引起了会议的震动。在大会的小组讨论时，关锋发言首次将刘、邓的这条路线称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们党内历来就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即凡是提到路线斗争，那就是最高级别的问题了。建党那么多年，加起来党内也就是陈独秀、李立三、王明那么几次斗争被称为是路线斗争。而每次发生路线斗争的时侯，都意味着要更换领导人。
说实话，我当时对于刘少奇指导文革运动的路线，以及后来将这条路线称之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识上还是很不足的。从我自己的体会来说，我只是觉得，以往运动一来，党内就总是有人把运动的矛头指向群众，通过运动来整群众，尤其是整那些反对或者对自己有意见的群众。从1957年的整风反右，一直到这次文化大革命主席回到北京之前，都是这样的情景。但把这种做法叫做什么路线，是否叫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那时并没有仔细去想过。我真正理解它广泛的历史含义时，已经是文革结束好多年之后了。

3、起草并通过“十六条”
1966年8月8日，即主席的大字报印发给与会代表的第二天，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又称“十六条”）。这个文件全面阐述了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实际上是批判了刘少奇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只是在这个文件中还没有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概念。
“十六条”的起草过程比较短，不像起草“五一六通知”那样专门成立一个起草班子。起草工作是由陈伯达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成员都参加了，进行了反复多次地修改。我记得，后来林彪和叶群也参加过讨论和修改。最后，毛主席亲自主持了讨论和审定。
“十六条”的主要内容，是把毛主席关于文革的一系列的讲话集中起来概括而成的。王力在回忆录里说这个文件是他与陈伯达起草的，这是不确实的。起最大作用的是张春桥和关锋。王力只是在文字记录和整理上做了些工作。陈伯达、张春桥和关锋起的作用要比他大得多。
“十六条”最主要的精神就是要放手发动群众起来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要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毛主席重视巴黎公社的经验与原则，说“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北京公社宣言。”毛主席希望在文革运动中实践巴黎公社的原则，发动群众监督人民公仆，防止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为此，“十六条”指出“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毛主席的这个思想是很明确的，这就是他后来讲的要寻找一种方式，一种“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的方式，人民群众监督公仆的方式，来克服我们党内存在的“阴暗面”。
8月10日，毛主席亲自来到了中南海西门的中央文革接待站接见群众。毛主席这次行动，事先没有和我们任何人打招呼。当时我还在钓鱼台办公室里处理文件。接待站的同志打电话给我。主席到了接待站，我想我就是立即赶过去，恐怕也来不及了。我就交代他们，一定要注意主席的安全，并让他们把主席说的话都记录下来。
后来，接待站门口的人越来越多，过路的行人一看到是毛主席，都涌了过来。连门前路过的公交车也停下来不走了，车上的人都探出头来要看毛主席，警卫战士怕出事情，就赶紧簇拥着主席离开了。主席在离开前跟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第二天的报纸和广播就发布了这个消息。这次主席来中央文革群众来访接待站接见群众，对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文革运动起了非常重大的推动作用。我的记忆中，这是建国以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第一次亲身到中央的人民来访接待站会见群众（在红军和延安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来访群众是很普通的事）。相反，而现在倒经常发生把群众从人民来访接待站抓走的事情。毛主席说的，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是党和国家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现在已经被许多领导人遗忘了。

4、改选中央领导机构
1966年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以选举方式，通过了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有关决定，并重新选举了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经过选举，新的中央常委的排名秩序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新的政治局常委的选举产生，意味着毛主席重返党的领导第一线，而林彪则成为在毛主席之后排名第一位的常委。会议还撤销“彭、罗、陆、杨”的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职务，选举陶铸为书记处常务书记，叶剑英为书记处书记；谢富治、刘宁一为书记处候补书记。
在8月12日的闭幕会上毛主席又发表了讲话，强调了要正确对待在文化大革命以来犯了错误的同志，要给人家改正错误的机会，要团结—批评—团结，要治病救人。毛主席很著名的话：“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也是这次闭幕会上讲的。闭幕会上林彪也发表了讲话，说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有人几乎扼杀了这个革命，但在危机关头，毛主席出来扭转了局面，革命重整旗鼓，继续进攻。
中央常委重新排名之后，刘少奇从原来的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陶铸却一下子被提到第四位，负责主持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对此很多人都感到惊讶。陈伯达、康生对陶铸都有意见，陈伯达在广东搞农村调查的时候，就跟陶铸发生过矛盾。我们文革小组内部对此也是议论纷纷的。这时江青出来讲话了，你们不要再议论了，这是主席决定的。
陶铸在合作化和大跃进的时候都是很积极的。可后来到了刮“单干风”的时候，他开始是有点跟刘少奇的。后来张平化对他进行了批评，张平化是从主席那里得到了真经的。他对陶铸说，你可不能搞“包产到户”。你一搞“包产到户”，那许多人就顺坡下驴，社会主义很快就会垮掉，再要上就很难了。所以陶铸就改变了态度，明确表示反对搞“包产到户”。毛主席看他反对“包产到户”，就认可他了。我觉得，毛主席在那个时期看干部，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看他对维护公有制、集体所有制，以及对“包产到户”的态度是怎样的。后来主席说了，是邓小平向他建议让陶铸到中央来主管宣传工作的。可是陶铸当了常委之后，并没有按照主席的指示去做，而是仍要大力地保护刘少奇等人，与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日渐背离。
尽管邓小平是和刘少奇一起、坚决主张派工作组去压制群众的，有些事情还是他为刘少奇出谋划策的。但是主席却一直想要把他和刘少奇区分开。在这次中央常委的排名中，他从原来的第七位竟上升到了第六位。这一来好多人都有意见了，怎么他和刘少奇一样是犯错误，结果却不降反升了呢？中央文革的一些成员和谢富治等中央委员对邓小平都有议论。
5、专门批评邓小平的政治局会议
我记得还是陶铸把大家的意见去跟主席反映的。主席就让林彪主持了一个由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专门批评邓小平。同时也是帮助挽救他，缓和一些中央领导同他的矛盾。我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并担任记录。
不料，在这次会议上许多人对邓小平批得很厉害。特别是张云逸、谢富治，他们都和邓小平共过事，对邓小平是知根知底的。张云逸说，你这个人从参加革命开始就不坚定，当革命遇上困难的时候你就逃跑。而且对他是怎么逃跑的，张云逸都说得清清楚楚。他说，左、右江起义受挫，你就跑到越南去了，然后再从那里去了上海。这件事情一直是邓小平的一块心病。邓小平说，他是去向中央作汇报的。张云逸就说，汇报，你打个电报或者派个人去就好了。部队都要垮了，你这党代表再一跑，军心不就乱啦。谢富治担任政委的陈（赓）、谢（富治）大军是二野的主力。所以谢富治知道邓小平的事情更多，他揭发出来的事情简直是挖邓小平的老底。他说，哪一仗，你不听刘帅的话，瞎指挥，结果打了败仗；哪一仗，你擅自作主，结果弄得损兵折将，你就做你的政委，你为什么老要去干预刘帅的军事指挥。你每次的干预都搞得我们非常被动。
所以邓小平对张云逸和谢富治都是恨得要命的，他后来一定要把谢富治的骨灰从八宝山扔出去，睚眦必报啊！
6、烧毁毛主席给江青的信
林彪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从大连回来参加会议的。林彪来了以后，他的表现是很积极的，说话慷慨激昂而且声音洪亮。应该说，林彪那时在党内和军内的威信都很高。他的到会，在当时起的作用很大。那个时候，叶群和江青的关系很好。她们俩在一起讲话的时候，江青都是说，你们那位、我们那位。叶群只说，我们那位，从不说“你们那位”，说到主席，只称主席。
主席在1966年7月8日给江青写了一封信。那封信主席写完后曾给总理、王任重看过。总理和王任重都抄了下来。后来我从陶铸那里看到抄件。总理的军事秘书周家鼎告诉我，总理是亲手用楷书工工整整的抄了一份。总理拿着主席亲笔写的那封信去大连给林彪看，林彪表示接受主席的意见。后来信就回到了江青那里，江青曾拿着这封信的原件，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的时候给我们读了一遍。
就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叶群来找江青说，“我们那位”（指林彪）对主席给你的那封信总感到不放心，怕将来被人利用来攻击他。于是，江青就请示主席。主席说，那就把信的原件交给叶群，就放在他们那里好了。可叶群还是不放心。她说，放在他们那里，他们也不好随便处理的。江青再请示主席，主席说，那就烧了吧。于是江青就把叶群叫来，当着她的面，叫我和卫士大孙一起把主席写的那封信的原件，拿到屋子外面的小花园里烧掉。我拿着信和大孙一起跑到屋子外面的小花园里，找了个空的花盆，把信放在里面，由大孙点火把信烧了。在烧的时候，我心里直觉得可惜，这是多么珍贵的文物啊。江青和叶群就站在窗前看着我们烧。我记忆中，后来根据总理手抄件公布的信的内容，和原信内容是一致的。有人说公布时对手抄件作了修改，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7、我在小组会上的发言受到毛主席批评
我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小组会议上曾作了个发言，我说，我们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否则，弄得不好，我们的文革也会出现像法国大革命“热月政变”一样的结果。我的这个发言被登在了会议的简报上面。我心里还自以为讲得很深刻。可是江青却对我说，你得意什么呀，把主席批评你的话告诉你，你都会哭。我问，主席怎么批评我。她说，主席说，军队的事情你们不要乱说话，你们不懂军队的事。主席还说，你看人家春桥，就从来不乱说话。我听了就对江青说，我懂了，你告诉主席，说我懂了。其实张春桥在私下里与江青和我们也谈起过，他对军队也是很不放心的。只是他在公开场合，从来不说。从这以后，关于军队的事，我在公开的场合也不多说了。但是下面反映上来的有关军队的情况，我都还是会给主席经常报告的，主席每次必看，并作了好几个批示。

第十一章 红卫兵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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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毛主席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思想
   鉴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严重教训，毛主席曾就“接班人”问题讲过很多话，并亲自写下了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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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是在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里锻炼成长的。" "应当在长期的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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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64年前后，毛主席又发表了一系列的关于“教育革命”的讲话。其中心的意思就是，旧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是培养不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而只能培养出修正主义的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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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空前规模的群众运动，其主要的目的，除了要防止党内的一些“当权者”为了谋取其自身的利益而走向资本主义之外，再一个就是要让广大的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在这场运动中得到锻炼，经受考验，培养成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新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主席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是一场“反修防修”的重大战斗和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大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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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央通过了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五一六通知”后，7月24日，经毛主席批淮，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改革高考制度，全国所有的高校推迟半年招生。稍后又决定全国的大、中学校停课半年，让大、中学生投人到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锻炼成长。所以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从“教育战线”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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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当学生运动起来以后，却遭到了刘少奇、邓小平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压制和打击。而刘、邓所推行资反路线依靠的是各级党委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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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的“十六条”，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把历来由各级党委领导下、由上而下进行的群众运动，改变为让群众由下而上来进行的一场“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群众运动。而各级党委都要在这场群众运动中接受群众的考验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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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十六条”发表以后，首先起来响应的也正是大、中学校的师生。广大的青少年学生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和生力军，他们高举“造反有理”的旗帜，勇于批评学校党委领导的错误，从而打破了自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所形成的思想禁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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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毛主席接见红卫兵
.   早在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就自发地成立了一个取名为“红卫兵”的学生组织。在开始的时候，它的影响并不大，只是众多的学生自发组成的团体中的一个。后来他们受到了学校工作组的压制，一度被视为“非法组织”。于是在6月24日和7月4日，他们在学校里贴出了《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在7月底的时候，他们把这两张大字报的稿件交给了江青，江青马上把它转呈给了毛主席。毛主席看了之后，7月31日就写了一封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表示支持的复信。这封信当时并没有寄出去，而是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会议文件印发的。不过很快这封信就传到了学生当中去了。这样一来，在北京和上海等地各个学校里，很快都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他们纷纷提出了要见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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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检阅和接见了百万革命师生。毛主席特意提出让中央警卫局给他准备一套军装。总理知道之后马上说，那我们这些陪同毛主席参加接见的领导人也都要穿上军装，我们是毛主席的“老红卫兵”嘛。林彪马上给解放军总后勤部下达了命令，给所有登上天安门的中央领导都发了一套军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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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接受了红卫兵小将宋彬彬给他带上的红卫兵袖章。此举大大地鼓舞了广大的红卫兵小将，他们把毛主席称为是他们的“红司令”。从此，红卫兵运动就在全国上下开展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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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接见，从清晨一直进行到了晚上。毛主席长时间地站立在城楼上，还要不时地向下面的人群挥手、喊话，非常劳累。不要说主席那时已经是73岁的高龄了，就是像我这样当时才三十多岁的年轻人都觉得很累了。主席站得时间久了，感到脚痛了，我们就都劝他去城楼里面去坐下来稍微休息一下。可是没休息多久，傅崇碧就跑过来，说前面见到毛主席的红卫兵队伍过去了，可后面没有见到毛主席的就不肯走了，队伍中间空出了一大段。而每当这种时候，总理总是向下面大声地喊话，要停在那里的队伍赶快朝前走。但是不管他怎么喊，下面的红卫兵就是不走，他们不停地喊着：我们要见毛主席！直到主席出来向他们招手，队伍才向前走。这些情景在当年的电影纪录片里都能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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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青少年学生纷纷从各地赶来北京，都想见到毛主席。于是全国就出现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大串联高潮。从全国各地来的红卫兵人数不断增加，接见的规模也越来越大。那么多红卫兵来北京，住什么地方呢？主席说，他们都是我的客人，实在没有地方给他们住，可以在各个机关、学校和企业的宿舍挤住一下。中南海也可以让出点地方给他们住。可就是中南海让出地方也容不下那么多人的。于是就动员各个机关、学校腾出地方来。还不行，就只好安排他们分散住到市民家里了。北京的气候，过了10月就逐渐变冷了，很多南方来的红卫兵没有棉衣、棉被。我们就去动员各单位和市民们拿出自家的衣被来帮助他们。光这些事情，就让那些负责接待和安置红卫兵生活的人感到疲惫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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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主席也非常劳累的，即使后来安排他坐着敞篷车去接见，可一天坐下来也是非常辛苦的。但主席毫无怨言，仍然坚持要不断地接见。很多人都对毛主席那么多次大规模地接见红卫兵表示不能理解。起先，我也是这样的。一次，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坐下来休息的时候，他看见我，就跟我开起了玩笑，说戚本禹也来了啊，你是山东人，你祖上和戚夫人是一个家族吧。他说，戚夫人多才多艺，后来死得很惨。我说，我听族中的老人说，我们是戚继光的后代。不过戚夫人倒也是我们山东人。吕后用那么残忍的手段戕害戚夫人，这个仇恨一直传到戚氏的后代。在我们山东老家，戚、吕两姓是不通婚的。主席说，哦，还有这事？我说，是的，不过交朋友是可以的，我就有一个姓吕的好朋友，我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呢。主席听了说，那当然，你们是现代人，是共产党。说得大家都哈哈大笑。这时，我就对主席说，你已经那么多次接见红卫兵了。现在天气也转冷了，是不是可以暂停下来了。主席听后说，他年轻时候，在广州见过孙中山，那情景使他终生难忘。他觉得孙中山是个很谦虚的人。后来孙中山对他很重视，很信任，安排他当了国民党的候补中央执委和代理宣传部长。他对孙中山也很尊重，说他这辈子做事情都要对得起孙中山。他又说，列宁去世得过早，在苏联的青年人中见到过列宁的人不是很多。所以他希望能让更多的年轻人见到他，将来好继承老一辈的事业，革命到底。他说，接见那么多的红卫兵，不能休息，一天下来，确实很累，回去后躺在床上脚还痛。但是我还是要接见。我们将来的希望就在这些年轻人的身上。他们中间能出人才，我们的事业靠他们继承了。我说，他们都还是些小孩子。他说，对了，我们今天的事业不都是靠当年的那些小孩子干的吗？我现在接见几百万青年人，将来在这里面是会出人才的，会继承我们的事业。他还说，我见到了孙中山，记了一辈子，至今不忘。他们见到了我，也不会忘记我的，会去研究我的。主席说得很诚恳，我们听了都很感动。主席还问，怎么孙中山的语录至今没有人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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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央文革小组和红卫兵
    从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主席先后8次，共计接见了1000多万人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群众。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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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群众的壮举，使得文化大革命运动成了一股波涛汹涌、不可抗拒的滚滚洪流，上千万的青少年学生从全国各地到北京来，他们见到了毛主席之后，又到许多地方去串联和参观革命圣地。然后把他们看到的和学到的革命精神带回到各个地方。北京的学生也到全国各地去串联，把北京的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带到了各地去。这一来，一场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的局面就真正地形成了，毛主席不愧是发动革命群众运动超一流的高手，他就是通过支持红卫兵运动，而动员和推动全国广大群众起来投入文化大革命运动，燃起全国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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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始，在红卫兵组织中，主要是由一些“高干子女”在里面起主导的作用，由于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和接见，很多学生组织也都加入到红卫兵里面来了。首都大专院校的学生先后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简称“一司”）和“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简称“二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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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司”是汪东兴支持他女儿汪延群（轻工学院大学生），联络大专院校的一些红卫兵组织成立的。汪东兴求着江青和我去参加他们的成立大会，但我知道，汪东兴在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挺支持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后来他知道了主席的态度才转过来的。所以我不愿意去参加他们的成立大会，江青倒是去了。汪东兴的女儿汪延群还当上了“一司”的司令。江青对此很反对，她对我说，这样不好。他汪东兴是在主席身边工作的。这样一来，人家会以为，他女儿做的事都是主席的意思了。汪东兴知道了江青的意见后，就叫他女儿辞去了司令的职务。“一司”改由其他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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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司”其实主要是各大学保工作组的保守一派红卫兵组织成立的。但北京航空学院的造反派组织红旗战斗队等也参加了二司。江青对北航红旗的韩爱晶比较看重，总把他当作一个有希望的好青年看待。而那时中央文革小组对北京高校各个红卫兵组织的情况还不是很清楚。所以，江青也参加了一司的成立大会。但我没有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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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决定撤销刘少奇、邓小平派到学校的工作组后，北京各大专院校的师生，即分裂为保工作组的保守派群众组织，和反工作组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在如何评价工作组，批评工作组路线问题上，保守派与造反派发生激烈的争辩与冲突。保守派组织得到过工作组领导与一些上层人物的支持，而造反派组织则积极向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反映他们继续受压的情况，寻求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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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的时候，江青跟我们说，我们应当支持那些在工作组时期敢于起来造反、批评工作组路线并受到打击的学生，支持他们成立造反的红卫兵联合组织。于是我和王力、关锋等人都分头去各个学校进行联系，支持他们联合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首都三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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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地质学院的朱成昭说，一司是官办的，二司偏向保守派。我让他去和蒯大富一起联合各校造反派组织成立个“三司”。“三司”的成立大会，我去参加了，可江青却因为正好有事没有去参加。其实如上所述，“三司”是江青叫我去支持成立的。“首都三司”在全国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发挥了重要的先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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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2月，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红代会）。北大的聂元梓、清华的蒯大富、北航的韩爱晶、北师大的谭厚兰和地质学院的王大宾都参加了“红代会”，被称为是北京红卫兵造反派的“五大领袖”。这些才是北京红卫兵运动的主流和主要的力量。他们与那些依仗着自己“高干”、“革干”出身，到处乱打人、乱抄家的“老红卫兵”、8月25日前后成立的“西纠”、“东纠”、“海纠”等组织，以及1966年12月由这些组织演变而成的“联动”完全不是一回事。“西纠”、“联动”等，它们只是红卫兵运动中的一股支流和逆流，它们只能代表那些自以为出身“高贵”，而后来却千方百计维护特权官僚阶层的既得利益，而攻击和破坏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一小部分人，代表不了广大的青少年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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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五大领袖”和我们中央文革的关系也是各不相同的。聂元梓那时已经45岁，比我大十多岁，跟江青都差不多大了，还向称红卫兵，实在有点滑稽。聂元梓和王任重走得比较近，她经常去王任重那里。王任重当时虽然只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但在文革小组里面，他根本就不把陈伯达放在眼里，对江青他也只是表面上敷衍着，一切都是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去做的。王任重的背后有陶铸在支持着他。我认为聂元梓靠着王任重对她支持，总是想方设法地企图由她及新北大公社控制北京的红卫兵运动，排斥其它造反派组织。她背地里将中央文革分派，以自己利益需要为是非标准。她对我则采用又打又拉的方法，她曾当着我面，跟江青说我的好话，挑唆我和王力、关锋的关系。我听了也只是一笑了之，心里并不信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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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质学院，开始我们支持的是朱成昭，，可是朱成昭到了1966年底就跟着叶剑英女儿叶向真不听中央文革的了。于是经文革小组会议讨论，1967年3月5日，由我召集地质学院东方红内不同意见的代表在政协礼堂开会。在听取他们意见后，宣布让王大宾取代朱成昭担任地院东方红的主要负责人。朱成昭与叶向真交好以后，与我们的关系也就疏远了。我出狱以后，朱成昭来找过我。他跟我说，那时候他跟着叶向真经常到叶剑英那里去的，叶剑英经常给他们出主意，朱成昭说，那时在他的心里面，那边的分量比我们中央文革要重得多。所以他就听他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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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搞得较好的是北师大。谭厚兰看上去人个子很小，但能力很强。她较会团结人，她对学校的教授，老师都很尊重，所以在北师大，对立面的力量很小。聂元梓、蒯大富等都看不起谭厚兰，可搞得好的还是谭厚兰。只有王大宾是支持谭厚兰的。江青也看好谭厚兰。什么事情布置下去，她马上能落实，没有多少人反对。聂元梓，蒯大富就不行了，他们那里的对立派很厉害。后来要选派红卫兵代表访问阿尔巴尼亚，五大领袖都想去，最后是主席指定了谭厚兰去。地质学院的王大宾也搞得不错，虽有不同意见，但整个学校还是团结的，没有发生组织上的分裂。北航红旗也不错，始终保持团结，没有分裂。搞得最差的倒是清华、北大。清华四一四的主要头头也是反工作组的造反派，对蒯大富有不同意见。蒯大富不能正确对待与处理，不能团结好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致使清华井冈山分裂、对抗，直至发展到武斗。主席1968年7月28日，召见“五大领袖”时说，他也不赞成所谓“四一四思潮必胜”所宣示的主张。主席派工宣队进驻清华，其实是对井冈山有利的。可蒯大富却跟工人打起来了，还打死了人。这也是派性膨胀，讲到底还是头脑膨胀，私心膨胀，忘乎所以。文革运动失败，这些造反派的领袖也是应该认真反思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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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我在各大学一般都不大直接出面的。有什么事情，就把这几个”领袖”找来一说，让他们出面去做，这样的效果反而好。这也是我以前搞地下党工作的时候得到的经验。我还经常给他们一些点子，比如怎样掌握高音喇叭（现在叫“掌握话语权”）、怎样行使行政权、怎样控制交通工具（汽车）以及怎样组织会议、维护秩序等等。当时我们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没有钱。那时的财务制度很严。而学校党委把财务权都交给了保守派。我就跟造反红卫兵说，你们得想办法把会计争取过来，如果争取不过来，就查账，调动他们的工作。那时中央机关的钱都在总理和李先念的手里，我们中央文革手里一分钱都没有的。这时，我就叫他们去找总理和李先念批钱。总理心里恐怕也清楚是我在后面给他们出的主意，所以总理对我说，国家财政困难，要叫红卫兵节约闹革命。当然在我给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出主意的时候，那保守派组织后面也是有人出主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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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学红卫兵当中，我直接联系李冬民、刘刚这些中学红卫兵的领袖。中学里的事，通过他们就基本能掌握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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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我和大、中学校造反红卫兵联系最多。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就被叫成是“戚大帅”。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几次找江青，要调我兼北京卫戍区的政委。江青没有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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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王力、关锋被审查后，我就很少像以前那样活动了。那时，我已经被一些人攻击，将造反派做的一切错事、坏事都说成是我幕后指使的，说我是他们的“黑后台”。等到我也被审查了，我心里明白，红卫兵和他们的“五大领袖”的厄运也快要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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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红卫兵与“破四旧”
    否定文革的人们，总是把红卫兵与1966年8月的“破四旧”，所谓的“红八月”的“红色恐怖”联系在一起，与其中的随意抄家、乱打人、打死人和破坏文物等不文明、非人道的行为联系在一起。其实这里的情况很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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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66年的8月，当红卫兵运动起来之后，由北京一些中学的“老红卫兵”带头，很快就在社会上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破四旧”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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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破四旧”是“十六条”中提出的一个号召。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当然是支持的，所以在红卫兵小将上街进行“破四旧”的活动时，我们都讲了话，给以支持。《人民日报》还发了社论，赞扬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但是，后来在某些权势人物的唆使下，把“破四旧”行动演变成了一场乱抄家、乱打人、打死人、乱没收私人财产、随意驱逐“地、富、反、坏、右、资”所谓“黑六类”家庭，和出身成分不好的人离开北京等等的非法行动。这些行动绝不是中央文革小组叫人去做的。在中央文革小组召开的所有会议上，没有一个人在会上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如谓不信，可以翻查所有的文革会议记录。据文革小组当时的调查了解，在背后支持这个“乱打人”、“乱抄家”和驱离“黑六类”人员等行动的是叶剑英领导的“首都工作组”控制的。王任重在里面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他们并没有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上提出过，更不要说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同意了。毛主席更是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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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红卫兵上街进行“破四旧”的1966年8月，“首都工作组”以加强首都安全的名义，实施了一项把一些居住在北京城里的“地、富、反、坏”以及历史上有重大问题的人驱赶出北京的计划。而他们用来出面执行这项计划的主要是一些“高干子弟”的中学生带头。他们不久即组织成立了所谓的“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即“西纠”）等组织。我记得在一次毛主席参加的中央会议上，叶剑英还向主席汇报了把一批人驱赶出北京的事。当时主席对这种做法是有疑问的，主席认为只要这些人没有现行的破坏活动，那就应该就地发动群众对他们进行监督，而不是把他们简单地赶走。主席说，你把他们都赶到农村去，那叫农村怎么办啊？由于主席的表态，总理就中止了这个计划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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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叶剑英曾经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说了这件事，他说，解放那么多年，一些人整天躲在“深宅大院”里，骂共产党，骂毛主席。谁都不敢动他们。现在“红卫兵”小将一来，就把这些社会的垃圾都扫除了。他把这事称为是“不朽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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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66年第四季度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有人曾印了一本小册子，题目好像叫“红卫兵小将‘破四旧’的战斗成果”，作为会议的参考资料在会上分发。内容是怎样斗争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把他们的家也给抄了，还抄出了很多金银珠宝。小册子里面还有很多抄家物资的照片。我看了这本小册子以后就问总理，说这些抄来的东西如果流落到社会上去怎么办。总理说，你放心，有人管的。后来知道，这些抄家的物资都是由“首都工作组”统一收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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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实际上，好些“抄家物资”还是流落到社会上去了。我记得，一次在主席接见红卫兵后，卫戍区的战士在打扫清理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收集了很多挤丢的东西，其中除了被挤掉的鞋子、提包等物品之外，还有大量的黄金和珠宝，足足装了满满一大箩筐。这些黄金珠宝都是那些去抄家的人私藏在自己的口袋里的。江青看了这筐东西之后，就说了句，看来小将也有私心啊。当然，这些黄金珠宝大部分都交给了银行等部门。我说，最好要搞个手续。总理说，那当然。后来傅崇碧把银行等部门的收条拿来给我们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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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首都工作组”，还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的。毛主席曾书写了一幅白居易的《琵琶行》送给曾担任河北省委书记的林铁，这副字可以称得上是主席书法中的精品。文革一开始，林铁被打倒了。“首都工作组”派人去抄了林铁的家，他们搜出了毛主席写的这副书法作品。不知为了什么，他们把这副字给了林彪。后来，林彪叫叶群来跟江青、主席讲，林彪看了主席这幅字，爱不释手，白天晚上都捧在手里看。叶群问主席能不能把它转送给林彪。当时，主席也没说什么，只是挥了挥手，算作同意。后来，林彪就找了一个文物专家把这幅字上面写的“林铁”中的“铁”字去掉，补上了“林彪”的“彪”字。林彪出事以后，这幅字应该是被中央办公厅拿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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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首都工作组”不同，当时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怎样支持受资反路线迫害的学生起来造走资派的反。对群众提出的“破四旧”的要求我们当然也表示支持的。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的大方向应该是对着党内走资派，而并不是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始终是非常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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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破四旧”行动中搞“乱打人”、“乱抄家”，甚至打死人的，主要是那些背后受到了指示和支持的，主要由“高干子弟”、“革干子弟”、“军干子弟”组织的所谓的“老红卫兵”，当然也有一些跟他们跑的学生，他们并不是高干子弟，甚至出身并不怎么好的，为了要表现积极，加入了打人行列里去的也有。但他们毕竟是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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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红卫兵运动的伟大历史作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之所以能突破以前历次政治运动，从上到下进行的模式，变成了一场由下而上的群众运动，这和红卫兵运动的作用是分不开的。没有这样的一支力量，光有毛主席的崇高威望，那也是不行的。在以前的运动中，毛主席也作出过许多指示，可到了下面也就被各取所需地给化解了。后来毛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讲到过这个问题。从这一点来讲，正是毛主席的威望加上了红卫兵运动，才发挥出了一种历史上罕见的首创精神，使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迅速地在全国的范围内深入地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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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使得各地的党委领导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并且面临著考验。这正是毛主席所希望看到的事情。因为在毛主席看来，共产党所以能够掌握国家政权，那完全是依靠着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那时，毛主席经常跟我们说这样一句话是：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人民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人民，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才拥护我们。所以，共产党最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共产党进了城，执掌了国家政权。一些人就渐渐地脱离了群众，重新成了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以前毛主席发动了许多次运动，号召群众起来帮助共产党整风，克服官僚主义。但是这些运动都是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进行的。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搞到后来都成了整群众的运动了。像1957年的整风、反右和1964年的四清运动都是这样。这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如果不是毛主席及时地回到北京，而让刘少奇、邓小平按照他们在文革初期那套做法搞下去，那一定也会重蹈历史列车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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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卫兵运动发动起来以后，不仅有力地冲击了各级执行刘、邓错误路线的党委的领导，而且北京的红卫兵首先去了工矿企业，与那里的工人进行了串联，发动工人群众参加到文化革命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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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的红卫兵组织了几次“南下中联”，去武汉、南京、上海、杭州、福州、广州、成都、昆明等地，把北京搞文革运动的经验带到了这些大城市裡去了，极大地推动了那些城市的文革运动的发展。尤其是去了上海，上海有二百万产业工人，是全国工人最集中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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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先去上海的北京红卫兵并不是我们中央文革组织去的。是王任重他们几个人搞的，都是一司、二司的红卫兵。他们去了上海并不是去批判上海市委执行的资反路线，而是去社会上斗“地、富、反、坏、右”；搞打人，抄家，剪小裤腿的裤子那种事情，受到了上海市民的反对。后来总理也组织了一次北京红卫兵的南下，那一次是去保上海市委的。因为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的工业生产是要影响到全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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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我们中央文革小组也接到了大量的来自上海的群众来信和来访，反映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给党委提意见，对提意见的群众进行关押、迫害等等的事情。于是，我们就动员了“首都三司”等一些造反红卫兵去上海。江青亲自找聂元梓谈了话，要她去上海揭开文革运动的盖子。江青这样做也是为了要把聂元梓从王任重那里争取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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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知道，正是这次去上海的“首都三司”等造反派红卫兵，联合上海学校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与上海的一些造反的工人取得了联系，并且在他们的策划和帮助下，上海的工人成立了“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从此，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就进人了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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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反思，毛主席一直在思考、探索如何实践巴黎公社的原则，如何实现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劳动者如何参与国家管理，人民群众用何种民主形式监督人民的公仆，防止其变为人民的主人。我想文革运动中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体现的言论自由；红卫兵组织、群众组织的成立体现的结社自由；这种大民主的形式不应简单否定，而应认真总结，以法律形式完善、规范。而邓小平主政后，即在《宪法》修正中，将其过往《宪法》对“四大”合法性的规定废除是不妥的。没有人民群众监督公权力的具体形式和有组织的力量，一切监督都会流于形式。

第十二章 文革运动中的“老红卫兵”、“西纠”和“联动”

1、活跃在文革初期的“高干子弟”
现在被称爲“红二代”的“高干子弟”群体,今天仍然是中国政治、经济舞台上一支活跃的力量。而在文革运动的初期,这个“高干子弟”群体裡的大多数人,出身在解放战争的炮火中和建国初期,正在大中学校读书,有着青春的激情、活力与冲动,适逢毛主席发动文革运动这个大舞台,是最先积极登台表演的群体。而他们身后父辈们的利益、分歧、恩怨、冲突,也被文革引发与公开, 并深刻地影响到他们子女们的立场、 取向与行动; 尤其在文革初期, 对文革运动的发展産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些“高干子弟”群体中,许多人都有浓厚的“自来红”思想, 因父辈的革命资历和功绩而産生很强的优越感。低调的人, 努力向平民百姓子弟看齐; 但更多的人喜欢显示自己出身高贵, 喜欢攀比自已父辈官位的高低,住的什么房子, 坐的什么汽车等等。他们消息灵通,见多识广,朋友圈也大多是父辈地位相同或战友、同僚家庭的子女。他们中一些人还看不起那些成绩拔尖、超过他们的平民子弟, 特别是那些出身不好、成绩却很好的同学。文革运动开始,他们自然地按自已理解的阶级观念, 实际是封建的“血统论”,高调宣传他们的口号: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们以天然的革命接班人自居,以家庭出身分敌我,完全偏离毛主席发动文革运动、重点整走资派的斗争大方向, 而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地、富、反、坏、右、资” “黑六类”以及他们的子女,制造了1966年8月的“红色恐怖”及许多骇人听闻的暴行。
文革运动中的 “高干子弟” 群体, 特别是北京中学生中那部分十几岁的年青人,在文革初期的活动,从最先发起成立红卫兵组织的“老红卫兵”;到自认爲是红卫兵中的优秀分子、中坚力量, 组成“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 (简称“西纠”) ;随后又有东纠”、“海纠”的成立;再到l966年12月成立的“首都中学红衞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 ;在文革运动中发生过重大影响,也形成了当时对毛主席文革思想干扰的各种思潮,这里着重讲讲中央文革是如何处理应对的 。

2、文革初期的“老红卫兵”
上面説过,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从“教育战线”开始的。1964 年, 1965年,毛主席先后与毛远新、王海蓉谈话,批评教育战线的问题,提倡教育革命。这两个谈话的内容,首先就在“高干子弟”群体、随后在人数更多的“革干子弟”群体中传开了,他们受到鼓舞。一些思想敏感的激进分子已据此在自己就读的学校里展开活动, 以阶级斗争应成爲一门主课爲依据, 批评学校领导的资産阶级办学方向 。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自发成立的第一个红衡兵组织不是偶然的。清华附中红卫兵随后得到北京一些“高干子弟”较集中的学校,如四中、六中等学校“高干子弟”和革干子弟”群体的支持,也纷纷以“红卫兵”的名字贴出大字报。但不久这些自发成立的红卫兵组织, 受到了团中央派到北京中学的工作组的打压。清华附中红卫兵6月24日、7月4日先后写出了«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 , «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 两张大字报。大字报引述毛主席1939年的一段语録: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造反有理”思想, 自此成了红卫兵的理论武器, 亦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导思想, 动员武装了亿万革命造反派,积极勇敢投入文革运动。这时,我才理解了毛主席所以肯定我写的«爲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的真正意义。
1966年7月底, 毛主席在看到清华附中红卫兵写的这两张大字报后, 7月31日写了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并在8月1日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印发。8月3日, 王任重约见了清华附中的红卫兵, 给他们看了毛主席写给他们的信。毛主席支持红卫兵的信息迅速传播,红卫兵就成了光荣的名号。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百万革命师生和红卫兵, 并穿上緑军装, 戴上宋彬彬献上的红术兵袖章。得风气之先的许多“高干子弟”, 自然领头,以“革干子弟''爲主体,以红五类出身爲条件,在各学校率先组织成立了各种名号的红卫兵组织。这批以 “革干子弟” 爲主体的、率先成立的红卫兵组织的骨干成员,后来就被他们自称爲“老红卫兵” 。
文革开始, “老红卫兵”对宣传传播毛主席“造反有理”的思想,冲破革命群众的思想禁区,动员群众投入文革运动,先后成立造反派群众组织, 在文革运动的历史中, 无疑起了第一推力的先锋作用。
在毛主席发动的文革运动得到了亿万革命群众热烈响应支持的局面下, 这个潮流势不可挡。党内的文革反对者, 亦在审时度势, 大都并不是公开抗拒,而是顺势争夺文革运动的领导权,通过争取掌控与影响文革运动涌现出来的领袖人物, 引导他们将文革运动的斗争目标, 偏离毛主席文革运动重点是斗争走资派的大方向。一些干部与他们的子弟经常用这様的办法参与和扭曲文革。1966年7 月底, 毛主席决定撤销工作组后,工作组大多依靠支持各大中学校的“高干子弟”或“革干子弟”爲头,以“革干子弟”爲骨干,先后成立各种名号的红卫兵组织,以继续掌控文革运动的领导权,继续工作组的路綫。而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见支持红衡兵后, 大批狂热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封建血统论的“老红卫兵”即被引向社会,对着“地、富、反、壊、右、资”等所谓的“黑六类”,乱抄家,乱打滥杀。对毛主席在给清华附中红卫兵信中, 要求他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的道理, 完全不予注意;“十六条”中关于要用文门,不用武斗的政策亦置之不顾,而是以暴力在北京制造他们的“红色恐怖'' 。
这些“老红卫兵”的种种暴行,很快就被中央文革派出的记者反映到文革小组来。同时我们也收到大量群众来信,指控一些红卫兵的暴行。我拿了这些群众来信与记者的反映材料,去给江青汇报。江青告诉我,她也从其他途径知道了这方面的严重情况。
爲此,中央文革小组专门开会作了讨论,周总理也参加了。大家对这些以高干子弟爲主体的“老红卫兵''乱打人、乱抄家的暴力行爲, 对他们的种种暴行都是持坚决反对的态度。 总理对他们这些胡乱打人的行爲同様是坚决反对的。在会上, 总理和江青让我立即去了解情况,并去制止“老红衞兵”这种乱打乱杀的暴力行爲。总理还派了卫戍区的解放军战士和我一起去。
我带着解放军战士首先去了王府井的东风市场(原东安市场改名爲“东风市场”) 。那裡整个商场当时都被东城一些中学的“老红卫兵”占用来作非法关押、审讯和用刑的据点了。我一到那裡, 在那裡的头头们都已经知道我要过去了, 他们确实是消息灵通, 早都聚在门口等着我们了。起先有几个人还想上来阻止我进去, 但马上就被跟我去的解放军战士制止了。战士们説,这是中央首长,你们谁不服从指令,我们奉命可以对他采取措施。这一下,他们就不做声了,他们到处乱抓人,可自已也怕被别人抓起来。我叫他们把所有关着门的小房间都打开, 我进去一看, 真是惨无人道, 裡面被非法关押的人大都被打得皮开肉绽, 满身是血, 在墙面上还有用活人身上的鲜血写着“红色恐怖万歳”等口号。在一间屋子裡,我看见一个女“红卫兵”手裡拿着一根钢鞭,正向一个二十几岁的女人身上抽去, 我赶忙让战士过去夺下了她手上的钢鞭。我上前问她, 你爲什么要打她?她説,她是坏分子,搞了很多男人。我説,胡闹,哪怕她是个妓女,你也没有权力这様打地。我要解放军战士马上把这个被打的女人和其他被打伤的人都送去医院,把其他所有被关押的人都放了, 把所有的刑具全部没收, 结果装了满満的好几筐。
当时我还看到有好几个公安民警也和这些“老红卫兵”的人在一起, 我估计那些被抓的人就是由地方公安派出所提供名单的。所以我又去了那裡的派出所。派出所的领导看到我, 紧张得不得了。我问他,是不是你们派出所向他们提供的名单?他説,是的。他们是按照市裡的指示才这様做的。我问他,是市裡的什么人给你们指示的?他説,听説是市裡的万里副市长专门打电话来关照的。派出所的一个同志还悄悄地告诉我, 他们也看不惯这些所谓的 “老红卫兵”的暴行。他们每天都打死很多人,然后他们打个电话叫火葬场来车把尸体运走,当天就焼掉了。査都没法査。
回来后我就向谢富治説了这事。 谢富治説, 这絶不是公安部的指示, 是北京市自已布置下去的。万里当时是北京市负责公安工作的副市长, 也是首都工作组的成员。他们根本没有向公安部报告过此事,估计是“首都工作组”给他们下的命令。谢富治也是“首都工作组”的领导成员之一。我问他,如果是“首都工作组”下的命令,那你也应该知道啊。谢富治説,那裡全是军队的人説了算, 他在那裡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 。 谢富治不同意他们乱抓人、 乱抄家、乱打、乱杀,认爲他们这种做法与历来的做法都不一様,都在瞎搞。可那些人都根本不听他的。所以, 他也不愿意去多管他们的事,连开会都很少去参加。
我把没收的刑具直接带回到钓鱼台中央文革的会议室, 当场就向总理、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作了汇报, 所有看到这些东西的人都非常震惊和愤怒。起先江青看到我带去的这些血迹斑斑的刑具, 就喊了起来,你带这些东西来干什么,拿下去。她这个人是见不得血的。不过她很快就説:他们这么做,不是想给文革抹黑吗?她的政治敏感性确实很强。叶群也明确表示林彪从来是反对打人的。可陈伯达这时却在一边説,革命嘛,总是会伴随着血腥味的。还引证説,这是高尔基説的。他还学着江青以前批评我的话,説我是不是有点小资産阶级温情主义, 没经过革命风浪, 书呆子。所以9月以后我们继续去取缔这时已由这些“老红卫兵''爲主体组成的“西纠”、“东纠”那些关人打人据点的时候,有时会叫上陈伯达一起去。他到现场去一看,那些残酷的场面使他也看不下去了,所以以后他反对“西纠”的“老红卫兵”暴行的时候比我还起动。
1966年的8月下旬,在北京郊区大兴县发生灭门惨案也是“老红卫兵”支持搞的。他们在大兴县的好几个公社裡,把一些地富反坏右都抓起来拷打、审问。还以防止“阶级报复”爲由进行斩草除根,把他们的妻室、子女,有些还是小孩子也集中起来。许多人当场被他们活活地打死了,没死的,都被.驱赶到一个大坑裡,把人家一家老小都活埋了。手段之残酷令人发指, 这是建国以来闻所未闻的法西斯暴行 。
在得到大兴县发生大屠杀案的报告后, 我和王力连夜驱车赶去大兴。可等我们到了那裡的时候, 那些主持大屠杀的人早已经得到了风声跑了。我们问当地的干部是怎么回事? 他们説, 都是些红卫兵模様的人来指挥当地的一些基干民兵搞的。其中有些所谓“红卫兵”的年龄都偏大了,看着不像是学生。而且他们説,在他们来之前, 市裡还有人打电话来作了关照, 所以大兴县公安部门的人给提供了户籍材料, 有的还有当地的警察带路。
那时候, 康生的孙女张力在大兴县当团委干部, 她是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那裡的。王力认识她,我们就打电话叫她过来。 张力告诉我们, 事先确实是接到了上面的指示的。但具体是那个上级,她也不太清楚,因爲别人对她进行了封锁,不跟她讲,开会也不让她参加。她説,她当时也没法出来説话,不然别人就会指责她阶级立场有问题。她还告诉我们,这件事,不止是一个公社,有好几个公社都这么干的 。
我和王力当夜赶回钓鱼台,已经凌晨四点多了。回来后我马上给我熟识的北京新市委的书记马力打了电话, 让他去处理这件事情。第二天,马力就亲自带着人去了大兴县。马力代表北京市新市委当场宣布,如果再发生乱打人,乱杀人的事,就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我们也向陈伯达作了汇报。 陈伯达开始还不把它当回事, 祇説你们处理得对。我们对陈伯达説,你是中央文革的组长,我们祇是个组员。出了这种事,如果主席追究起来,你的责任就大了。我説, 这事你要出来讲话的, 否则你将来是要负历史的责任的。他一听也吓壊了,第二天,他就出面讲了话,强烈地谴责了这种法西斯暴行。
在亲自到现场调查、综合各方面反映的情况后, 我跟陈伯达説,我们得赶紧给毛主席、给中央写一个报告,制止这种事情。不然的话, 还会出大事的。陈伯达让我来写。于是我去找了关锋和王力一起商量。关锋看问题比较尖鋭,他説,这事恐怕是有人在背后搞破坏,故意用打人、杀人来制造混乱。我説,可现在我们还找不到是谁在背后故意搞破壊的直接证据。关锋比我沉着,他説,我们不能光写打人的事情,我们得先写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的成绩, 説一下红卫兵怎様意气风发, 怎様破四旧立四新, 做了很多工作。先写这一些, 然后再説这裡面也发生了一些很严重的问题, 其中一个就是一些所谓的“老红卫兵”等随意打人,甚至杀人的问题。而且他们是盲目地打人、杀人。同时在我们报告中也提到了抄家的问题。随便什么人,戴个红卫兵的袖章就可以去抄家,这怎么行呢?
在这个报告裡, 我们还特别提到了万里。 因爲从我们自己下去所了解到的,还有文革“快报组”反映上来的情况来看,所有这些打人、杀人的事情的后面都有万里等人从市裡给各地派出所下的指示。万里本来是彭真领导的北京旧市委的人, 可他并没有随彭真的倒台而倒台,因爲他是邓小平牌桌上的常客。他也是“首都工作组”的重要成员。我们把万里如何指示北京市的公安派出所向“老红卫兵” 组织提供抓人和抄家的名单。在大兴县发生的灭门惨案中, 也是当地公安部门根据万里等人的指示提供名单的情况在报告中写上了 。
在这个报告的最后,关锋还提出,有些人是故意在破坏文革运动,他们是在实行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綫,他们用打、砸、抢、抓、杀、抄的方式来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大方向。
我们的报告是1966年8月26日写好, 先送给陈伯达、 江青, 第二天江青和陈伯达就在上面签了名, 上报给主席。 第三天8月28日上午,主席一起床就批了,主席把它批给了林彪、总理、康生以及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此外不知道是爲什么,主席还特意把它批给了薄一波。 爲什么主席批给薄一波? 这个问题我问过陈伯达。他説,主席有很多渠道了解运动情况,不仅万里卷进了这些事情,薄一波也卷进去了。我又问, 万里是彭真信任的人, 应该是靠边了, 爲什么还在工作?陈伯达説,刘少奇、邓小平都信任万里,新市委恐怕仍在用他。
接着, 8月29日下午, 毛主席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主席亲自找了总理、 叶剑英和中央文革的人都去他那裡开会。在会上,我们把''老红卫兵”的组织乱抓人、乱打人、乱抄家、乱杀人的事都具体地作了汇报。 特别谈了在大兴县所发生的灭门惨案。主席听了就问,这又是谁的发明啊?总理説,中央肯定没有这様布置过。谢富治也説,公安部事先并不知道这事。叶剑英则一声不吭。毛主席郑重地説,无産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用文斗,不能用武斗。在不久前中央发布的“十六条''裡就有这话(这话也是主席加的,但在文件裡没有説这是毛主席説的) 。会上决定由陈伯达起草一篇«人民日报»社论,社论的题目就引用主席的话“要文斗, 不要武斗”。后来发表在了1966年9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 在这以后, “要文斗,不要武斗”就成了毛主席语録了。
接着中央文革小组马上开会研究讨论, 关锋把这些“老红衡兵” 等组织的活动总结爲是刘、邓路綫在新形势下的继续, 它实质上是刘、邓路綫走向社会的一个“变种” 。关锋在理论上的确是有高度的。王力也很慷慨激昂, 他拍着桌子骂它们是 ''挂羊头卖狗肉” (意思是挂着文化革命的羊头,卖的是刘、邓路线的狗肉)。我则説他们实际上是破坏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一股异己的力量 。
在我和王力赶去大兴县的路上, 我们看到在那裡房屋的墙上, 到处都涂上了红色的油漆, 还有许多用红布拉出来的横幅标语, 还到处树立着密密麻麻的红旗。 我们问当地的干部,这是怎么回事？他们説,这是在搞“红海洋”。这也是上面有人布置下来的。我跟王力説,这様搞法,如果再在全国一推广,那得狼费多少油漆和布料啊, 而且这都是要让老百姓自已掏钱的, 这不是又要增加群众的负担了吗?这种做法完全是形式主义, 一点意思都没有。后来看到更多报告材料,“红海洋”在全国有愈演愈烈之势,所以,我们就此事专门又给主席写了一个报告, 提到了下面有人大搞“红海洋'' 的事。主席对这类事非常重视, 专门对此作出了批示, 还让中央正式发了文件,制止搞“红海洋” 。

3、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
文革运动中, 中央文革小组的活动与动向, 周总理都是随时了解与掌握的。我去调查处理“老红卫兵”的暴行,是周总理也参加的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决定的。对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乱打人、打死人、乱抄家等等违反“十六条”规定的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政策的现象,中央文革、毛主席都坚决反对,要求立即制止的态度,周总理也是完全支持和拥护的 。
北京四中是“高干子弟”集中的中学。四中的高中学生孔丹, 父母长期在周总理身边工作。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周荣鑫对孔丹的情况也很了解与熟悉。八届十一中全会上, 孔丹作爲中学生的唯一代表,被安排列席会议。陈毅的儿子陈小鲁是北京八中的学生。由孔丹、陈小鲁等人适时牵头发起, 在8月25日成立了 “首都红衡兵纠察队西城分队” (简称“西纠”) 。随后又有“东纠”、“海纠”成立。孔丹他们自认是红卫兵中的优秀分子、中坚力量,他们要站出来执行政策, 制止武门, 维护秩序, 要来纠察其它的红卫兵组织。“西纠”成立的时机与活动是与当时中央文革正在调査处理“老红卫兵”的暴行,毛主席发出“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批示相呼应的。“西纠”发出的“通令”和他们的实际行动,表明他们的立场是以保护他们的“父辈老干部”的安全与秩序爲出发点的,因而很快发展爲对抗造反派红卫兵反对刘、邓路綫对其迫害的造反行动。孔丹组织领导了“西纠”队伍,阻挠、驱赶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上千师生到地质部上访请愿, 和北航红旗造反派师生到国防科委上访请愿, 并爲此与他们发生肢体冲突。“西纠”造反斗争的矛头是指向“地、富、反、坏、右、资”“黑六类''的。他们常以暴力手段来执行他们的任务,“维护秩序”,军用皮带、钢鞭等是他们的惯用的打人工具。对他们所认定的斗争对象, 制造了无数,骇人听闻的暴行, 并将八万多所谓黑六类”家庭赶出了北京。爲此祸及这类家庭的子女以及反对他们这种行爲一切干部、群众和红卫兵。他们的口号是: “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 “红色恐怖万岁!”以“西纠”爲代表的、“高干子弟”、“革干子弟”爲主体的所谓“老红卫兵”,当时就已在北京市民中引起了民愤,到了“闻纠”色变的程度。
在“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社论发表后,我们继续检査与执行制止暴力行爲。这时的“老红卫兵”大多爲“西纠”、“东纠”、“海纠”成员了。他们以“西纠”等名义,更狂热地私设监牢”、“劳改营”,关押拷打他们随意认定的“敌人”、“坏人”。我和陈伯达、王力、关锋就到北京四中、六中、八中、八一 中学等“西纠''、''东纠”等组织活动猖概的地方, 一个一个地去进行取缔、关闭他们私设的“监牢”与“劳改营”,收缴凶器。我们去的时候,都有警车开道,带着卫成区的解放军一起去的。在我们浩浩荡荡的队伍面前,那些“西纠”、“东纠”等组织的成员不敢作任何反抗。经过我们的坚决行动, 北京的乱打人、打死人、乱抄家的歪风,基本被制止下来。
时至今天, “西纠” 的许多成员竟爲他们当年的行爲高唱赞歌,认爲他们保护“老干部”有功,而对“西纠”与“老红卫兵”的暴力行爲,却认爲“西纠总部是难以承担责任的,只能由那些实施暴力的个人负责。” 但他们同时又把文革运动中发生的一切暴力与破坏行爲归咎于毛主席的发动文革, 归咎于中央文革小组。

4、批判反动的“血统论”
在1966年8月初的时候, 北京的中学流传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鬼见愁”。这是一个充满封建统治阶级“血统论”色彩的东西。它一出来就在学生中引起了一场范国很广的大辩论。江青和陈伯达都去讲了话, 否定了这个对联。当时他们还是想从思想工作入手,提出把对联改爲“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是“理应如此”。这裡所説的接班指的是思想接班，是个含糊命题,可是连这个説法,那些人也都不接受。其实,这些人真正的目的是要掌权, 他们首先就是要掌握领导文革运动的权力。在工作组的时候,他们大都是支持工作组的,工作组也把他们中的大多数作爲主要依靠力量; 工作组被撤走了, 他们就要由自己来掌权了。 然而这和文革的宗旨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文革的目的就是要反对官僚特权, 你现在反而想要得到更大的特权。 如果由他们来领导文革的话, 那么他们仍然会变着法地镇压造反群众。因爲在这些人的眼裡,那些出身不好的学生,都是所谓的“狗崽子” 。即使是出身普通工农家庭的学生, 也不在他们的眼裡的。这些人当时大都还祇是15、6歳的小孩子。有些话,都是他们的老子不敢讲, 而由他们出来讲的。 对这一点, 毛主席是看得很清楚的。在圈绕这个对联的辩论中,出了一个人物,叫谭力夫。他是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能説会道。他又是贴大字报,又是到处发表演説,大肆鼓吹那套“血统论”。谭力夫的讲话得到了一些人的大力支持, 他的讲话被迅速印发到了全国各地, 农村印发到了公社的生産队一级,其传播的速度要比“中央文件”都要快。一些不知情的人还以爲谭力夫是中央委员。这説明当时在他背后有一股很大的力量在支撑着他。谭力夫的父亲过去在最高检察院当领导, 原来是康生的部下。 所以康生就来跟我和关锋讲, 看能不能把谭力夫给争取过来。 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 但因爲康生来打了招呼, 我们也不打算怎么爲难他, 1966年11月,我们决定把谭力夫找来谈话,想给他讲请一些道理。我和关锋把他叫了来, 就在中南海西门的接待室裡跟他谈话。他开始还以爲我们挺重视他, 所以上来就跟我们説了一大堆“血统论”的“真理性”。我打断他説,你这是在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你知道吗?他一看情况不对,就争辩説我这是在给他扣大帽子,他説毛主席也没説他不对。我説江青同志传达的那就是毛主席的思想。父母英雄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这个就是毛主席的思想。他听了説: “江青改的对;联也是对的,两个对联可以并存。”我们就叫他回家去,好好地“闭门思过” 。我们没有对他采取任何措施。至于他后来怎么被抓起来的,我真的不清楚。

5、批判“出身论”
就在批判谭力夫的反动的“血统论”的过程中,北京有个年青工人叫遇罗克,他提出了一个“出身论”与“血统论''相对抗。这在当时的影响也很大。中央文革开会的时候讨论分析过遇罗克的观点, 认爲他完全否定了阶级存在的客观性和阶级分析的必要性, 这就走向另一个错误极端了。毛主席説过: “在阶级社会中, 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 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所以,当时就决定由我根据毛主席的这一思想做了一个公开的讲话,批评遇罗克的观点。1967年4月,我的讲话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遇罗克因此受到了广泛的批评, 并可能因之而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但我当时只是对他的思想认识进行了批判,并没有对他采取任何的人身限制。他后来被公安部门逮捕又被处以死刑, 这些我都是不知道的。 因爲在他被捕之前, 我自己也早已被关在秦城监狱裡了。遇罗克的妹妹和国内外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人, 叫我交代遇罗克被迫害致死的经过,我实在无法交代。当时是发动群众进行大民主的时期,所以类似像遇罗克这様发表各种各様的思想观点的人很多。在我们收到的大量的群衆来信中, 反映各种观点的都有, 但对一些不具有代表性的思想观点, 尽管是很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我一般都采取存而不报的方针,不作处理。那时有个叫陈里宁的, 他确实是很早就反对刘少奇«论共産党员修养»和八大报告中的一些观点, 后来受到了迫害, 被关进精神病院, 所以当时有人根据病例和陈的笔记整理了新“狂人日记”。我当时是支持他的。但后来有人説,这个陈里宁对毛主席也有错误的言论。并借此事来攻击中央文革小组。爲了弄清问题,我只好叫文革办事组把他的事情交给公安部调査处理。那时有群众在讨论“一分爲二”观点时。有人提出:对毛主席的思想是不是也可以一分爲二。一些人认爲毛泽束思想是普遍真理,怎么可以一分爲二呢?但也有人认爲可以。结果后者被説成是“攻击”毛泽东思想。有些人还因受到群衆检举而被公安部门抓了起来。 不少人写信把这事情反映到中央文革来了。 我看了信之后, 就去问陈伯达, 他不表态; 我又去问张春桥, 他説这是个理论问题, 一下子很难説清楚。我説,可不可以问问主席?他説,这个事也不好去问主席,你让主席怎么説。可我还是觉得,这个问题毕竟已经牵涉到很多人的政治生命问题了, 你説人家这是反毛泽东思想, 把人家给抓了起来, 这不解决能行吗。我还是要去问问主席, 关锋也説应该去问主席。 于是, 在一次主席召开的会议上, 我就问主席,现在有人説毛泽束思想是普通性真理的东西,是不能一分爲二的。一些説可以一分为二的人,挨了批斗,有人还被公安局抓了起来。主席听了就説:我的思想怎么就不能一分爲二?我昨天讲的话和今天讲的就有不一样的地方。我的思想也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着的,当然是可以一分爲二的。所有事物都是一分爲二的。谢富治知道了毛主席的态度后, 立刻下令把所有因爲这个问题而被抓的人全都放了。

6、 “联动”的覆亡
1966年9月6日,在我们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北京大专院校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联合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简称''首都三司”)。在10月开始彻底批判资産阶级反动路綫后, “首都三司”爲代表的造反派组织迅速发展壮大,成爲多数派。“西纠”、 “东纠''和“海纠''的队伍瓦解后,少数的老红卫兵因其父辈许多受到造反派组织的批判、冲击, 从切身利益出发不满中央文革对造反派组织的支持, 因而进一步走向与中央文革对立,与造反派组织对抗。1966年12月5日这部分“老红卫兵''又联合起来成立了“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就叫“联动”,发表宣言,要“彻底批判一切形形色色的资産阶级反动路线”,实爲反对中央文革执行的毛主席的文革路綫,同时继续乱打乱冲。“首都三司”、中学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对付“联动''是有办法的。他们的人比“联动”的人要多得多。“联动”在哪裡闹事, 他们就好多人围上去。'联动”的人讲又讲不过他们,打也打不过他们,只好“三十六计,走爲上计”。以后再遇上了,也只好采取迴避政策,“联动”不能与“首都三司”等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争斗。可是,他们并不甘心。一次,北航附中的几个“联动''分子在偷摩托车的时候,被人抓了,并把他们扭送到了公安部。公安部把这几个人拘留了起来。于是“联动”的人就聚集起来冲公安部。他们把公安部办公室玻璃窗砸了, 还把公安部的副部长都打了 。谢富治在开始的时候是不愿意抓“联动”的,这些小家伙许多都是大干部的子弟, 抓起来怎么弄呢? 谢富治是何等聪明的人物,陈、谢大军説是一个兵团,实际上抵得上一个野战军。谢是这支大军的政委,是陈赓须臾不可少的好兄弟。谢富治办事是非常有经验的,头脑又这様清楚。可最后他还是被“联动”逼上了'梁山''。“联动”实在太嚣张了, 谢富治只能把他们中几个带头的抓起来关着,但在生活上还是给予了优待。可这様一来, '联动''就更不肯罢休了,他们接连几次发动自己的成员去冲击公安部。公安部越让步,他们越闹得厉害。谢富治就来找我商量,怎么弄呢?我説,这事恐怕总理也难办,真要办,那得请示主席和副统帅。但你撇开总理去找主席和林总,又不妥当。我想了半天,给他出了个主意,去找人民群众。我説, 斯大林不是有句名言嘛,“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就要去依靠'安泰' (意思就是从群众那里汲取力量)”。你去发动群众啊。他説去哪裡发动呢。我説,你先与北京新市委的书记马力联系,北京的街道干部是一个很大的力量。现在他们正在批判彭真的北京旧市委,他们充满了革命的热情。马力和我是朋友, 四清时我们在一个工作队, 文革开始时我还出面保过他。所以,我打电话和他一説,他马上就把公安部附近街道的队伍组织起来了,他们一下子就动员了好多街道的里弄干部和积极分子来保卫公安部。因爲“联动”分子身上都带着匕首等武器,所以那些街道来的老大爷、老大妈也拿着菜刀, 擀面杖过来。一来就是几十人甚至上百人。那些“联动”分子也都是欺软怕硬的。他不怕警察,知道你警察不能抓他,又不能打他,所以他不怕。可是看到那么多老百姓过来那他们就只有逃了。后来他们也聪明了,知道群众过来要有一段时间,所以就到公安部去冲一下,看看“街道大军”差不多要来了就跑了。那公安部的人也有经验了, 看到他们来闹,有的干警就换上了便衣,大叫“老百姓(街道的人)来了,来了”,把他们吓跑了。谢富治挺感谢我,説你这一招果然有效。“联动”的倒行逆施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民愤。12月16日在北京的工人体育馆举行了一次控诉联动的群众大会, 有一万多人参加。大会是由“首都三司”组织的,我们中央文革小组能参加的人,都出席了这个大会。会上群众揭发和控诉了“联动”的血腥的罪行,群情激奋。江青听了群众的掲发和控诉也非常气愤。她在会上发言的时候就问,究竟是谁在后面支持“联动"无法无天,乱打、乱杀、乱抄家的?这时下面就有人递条子上来,説是国务院的周荣鑫、雍文涛、许明。江青就当场点了周荣兴和雍文涛、许明这些人的名,叫周、雍站起来, 一直到会议结束都没叫周荣鑫、雍文涛坐下去。会议一结束,江青就走了,也没説把他们俩怎様。这时, 会议主持人就来问我对他们俩怎么处理, 他们俩也都看着我。 我説, 让他们回家吧。会后, 许明给我打了个电话。我和许明平时很熟, 她是国务院的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的副主任,也是孔丹的母亲。国务院的群众来信、来访是由她负责的。而我是管党中央机关的群衆来信、来访的,所以我们平时在工作上经常有联系,彼此都很信任的。她在电话裡跟我説,总理批评她了,而且批评得很厉害,让她停止工作,好好反省。她觉得压力很大,要我帮助她去跟江青去説明一下。在电话裡她都哭了。她説,她儿子孔丹搞“西纠”的事,具体情况连他父亲孔原都不知道,总理更不知道。她説,因爲毛主席支持红卫兵, 所以周荣鑫和她就都给予了他们一些支持, 主要是爲他们弄了些办公的房子、车子和一些经费。但对他们所干的那些无法无天的事,她并不清楚,也絶没有在背后指使。希望我能爲她説説话。我相信她説的话,所以我对她説,有合适的机会,我一定会爲她説话的。她向我表示了感谢。和许明通话的当天,我碰到江青就跟她説,许明给我来电话了,她説她也不知道“西纠”、“联动”所干的那些事。我説, 也许她説的是真的。她是总理身边不可缺少的人,让她检讨一下算了。江青表示同意。还説,等她见了总理,再跟总理讲清。可是,在许明与我通话的第二天,总理告诉我们,许明自杀了。当时我的心爲之惊动,也很哀伤。因爲她工作实在、爲人不错。这以后,对于许明的死,总理就再没有提起过。我知道他也是很哀伤的。对许明爲何自般, 我想不应该是来自江青那天点名的压力。文革运动初期, 许明一直负责国务院接待站的工作, 受资反路綫打压的师生, 如地院李贵、清华的剻大富都去那裡上访投诉过工作组。许明当时的态度应是支持维护工作组的。在剻大富投诉后, 传到清华的许明讲话説: “叶林是中央派的, 是完全可以依赖的。剻大富在6月21日刘才堂«大家想一想»的大字报上关于夺权的批语是反革命的。" 8月又有支持血统论对联的老红卫兵在接待站批评陈伯达改对联,许明亦未态度鲜明地制止老红卫兵攻击陈伯达的行爲。而在9月,孔丹爲头的“西纠”,公开对抗反对地院东方红因批判工作组到地质部上访请愿, 和北航红旗上国防科委上访请愿的事, 是否背后得到许明的支持? 这些情况中央文革的简报都报给了毛主席。毛主席有过态度鲜明的批示: “许明,支右压左,如不能改正,应调动其工作。”江青点名会使许明联想到毛主席对他的批评。 其压力之大确实是她难以承受的 。

7、江青''爲人民立新功”的讲话
从1966年的年底开始, 一些“联动”分子先后被公安部抓了。其中大多数都是被群众扭送到公安部去的。有个已故将军的儿子, 他父亲原来和谢富治是老战友, 可是因爲他儿子抄写了矛头直指毛主席的反动标语, 被群衆扭送到了公安部, 谢富治也把他关起来了。著名将军陈士渠的儿子也参加了“联动”,也被群众扭送到了公安部。公安部没有关他,把他交给了军队,让他们去处理。军队把他放回了家。可陈士渠知道以后, 亲自把他儿子送到公安部来。 陈士渠是在井冈山时期参加了革命的。毛主席知道了这件事, 还表扬他“大义灭亲”。后来董老(董必武)也爲他的小儿子董良翻参加“联动”的事,向毛主席写了検讨。主席看了董老的信之后,就让公安部把所有被抓的“联动''统统放了。在放他们的时候, 主席叫总理、江青和我们中央文革的人一起去接见了他们。江青对他们讲了话,説,你们吃苦了,然后对他们谆谆教诲。当时被关的“联动”分子中的许多人都向江青表示认错。有的还当场喊口号,“感谢江青阿姨!”但其中也有一些人不服气, 他们又怕自己的队伍被分化, 就在那裡唱起了毛主席写的诗,“我失骄杨君失柳”。江青也拿他们没办法。随后,谢富治宣布了毛主席释放他们的指示, 他们就喊毛主席万岁! 然后就走了。主席后来就跟江青説了战国时“触龙説赵太后”的典故。毛主席当时还説,如果弄得不好,这些干部子弟将来很可能成为党和国家的灾难。毛主席随后又让江青去军委扩大会议上向将军们作了«爲人民立新功»的讲话。江青在讲话中就説了“触龙説赵太后”中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道理,鼓励老干部要继续革命,也要教育子女继续革命,爲人民立新功,不要吃老本。毛主席对历史典故的运用,真是炉火纯青,寓意深长。

第十三章 知识分子在文革运动中受到的冲击

1、文革初期校园内的斗“牛鬼蛇神”
文化大革命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又是先在学校里面发动起来的。这使得当时一些学术界的“权成人士”，和学校里的一些教师与学校的领导，同时首当其冲地受到了群众运动的冲击。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就曽经说过，无产阶级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后，只有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革命是不够的，还必须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展开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否则，无产阶级的胜利是不牢固的。在文革前夕, 根据苏联出现修正主义分子上台的历史教训和中国当时的情况，毛主席又提出了: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无论从当时的情况或者从毛主席逝世以后的情况来看，都证明了毛主席要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正确性。
开始的时候，这种对知识分子的冲击，主要是通过学术讨论和学术批判来进行的。从《人民日报》1966年6月1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发表，和在同日把“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向全国广播以后,许多大、中学校就掀起了斗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及一些历史上有这样那样问题的教师的热潮。但当时受到冲击的那些人，基本上都是由所在单位的领导指定或授意的。后来刘少奇他们派出的工作组进驻学校以后, 工作组只是千方百计地去制止学生向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但没有去制止这种斗争知识分子的情况。相反，由工作组所组织的以“高干子弟”、“革干子弟”为主的各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把在校园里揪斗被他们定为“反动学术权威”的知识分子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在揪斗中，出现了挂牌子、戴高帽子、游街等侮辱人格尊严的情况。后来这种情况就很快地蔓延了开来，而且越来越扩大，特别在一些“高干子弟”、“革干子弟”的带头下，进一步出现了非法关押、剃阴阳头、甚至是严刑拷打的情况。这样武斗的批判、斗争方式不是毛主席的主张，而是毛主席明确表态反对的。
我自己在当时就曾亲自见过这种情况。一次我坐车出去办事，车顺着小胡同向大马路开去，就在出胡同的时候看见一位妇女，估计也就三四十岁左右，她一边哭一边用手捂着脑袋，一路小跑。我一看她脑袋半边没有头发了。我赶紧叫司机停车，走下去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她看看我们穿着军装，就说，是被学校里的学生斗了，他们把我的头发都给剪了，我没脸见人了，我要赶紧回家。我问，他们为什么要斗你？她说，学生们说我搞资产阶级教育，可我就是按教科书教的，怎么是资产阶级教育。原来她是一位语文老师。看见她走路很难堪的样子，我说要不我们送你回去吧？她说不用，她家就在前面。
我回到钓鱼台的办公室，跟文革小组的人一说，大家也都知道这种情况，说不仅剪阴阳头，现在“红卫兵”在街上剪人家长头发和小裤腿的也很多。
我在家里经历的一件事也让我感触很深。我的女儿是1955年生的，那时就十一岁，还是个小学生。一次我回家去看看，见她正对着一张凳子，用皮带叭叭地抽打。我说，你这是干啥呢？她说，学校里的同学都批评我没有斗争性，说我不敢打老师，叫我回家练一练怎样打人。我说，你们在学校都打老师呀？她说，现在都在打老师，谁不打老师就说谁没有斗争性、不革命。我一听,觉得问题真是严重了。我说，你有没有打老师啊？她说，老师平时对我挺好的，我不愿意打老师。我说，中央文件里都明确说不准打人的，打人就是有斗争性啊？ 她给我背了毛主席的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书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温良恭俭让……”我说，不对，这是在解放前斗地主时说的，你们的老师又不是地主，你们有意见，可以批评他，但不能打他们。
后来，我们把这些发生在校园里的暴力事件的情况，向江青、陈伯达和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就此作了明确的批示，打人、挂牌子、喷气式、剃阴阳头都属于武斗，统统禁止。
在文革结束以后，把这些打人的事情都说成是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进行的，这完全是谎言。中央文革小组从来都是坚决反对并制止打人的，而且1966年6、7月时，许多有关大、中学校文化大革命的重大决定，都是由刘少奇、邓小平在一线领导的常委会和书记处决定的， 中央文革小组当时的发言权还很小。
还有人把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去学校，说成就是去制止打人的。真实情况不完全是这样。多数的工作组在学校里并没有去制止打人，他们只是不许学生起来反对领导。他们对起来反对领导的学生，和他们所抛出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一般都是实施残酷斗争的。 在毛主席批示之前，只有少部分的工作组遵循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在不同的范围内制止了武斗。

2、文革中一些“名人”遭到迫害的真相
王任重虽然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但他在湖北，武汉却是坚决执行刘、邓的资反路线的，他不斗当权派，专斗被他指定的李达等学术权威和一些老师、教授。王任重在“大跃进”的时候，搞“浮夸风”是出了名的。李达反对王任重的那些做法。当时王任重还提出，要“学习马克思、超越马克思”的口号，也受到了李达的批评。所以王任重和李达结怨很深。文革开始后，王任重就把李达说成是武汉的吴晗，发动学生起来斗他。李达那时已经76岁了，身体也不好。1966年7月19日，他给主席写信，请求解救他。我见到李达这封求救信后即呈送给主席，李达在信上求主席救他一命。毛主席见信即作了批示: “陶铸同志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我记得一次中央会议上，毛主席就当着王任重的面说对李达可以批评，但他是党内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理论家，要保护。而王任重接到主席批示后，并未对李达采取任何保护措施，致李达被斗病重，不及时救治，而被迫害死亡。李达死后，主席在一次会上说，李达是中共一大的宣传部长，他解说的《实践论》、《矛盾论》是最好的。在资反路线期间，王任重在武汉把斗争矛头指向了知识分子、学术权威和教师、学生。要在他们中间抓漏网右派。而且他抓人抓得厉害。工作组撤销后，这些受打击的人就起来造反。形成了武汉地区的首批造反派。王任重还背着中央文革小组， 在后面支持“西纠”等组织和后来的“联动”，而在王任重的后面，又有叶剑英等人在支持着他。
老舍的死在当时震动很大。毛主席很喜欢老舍，主席去看《龙须沟》时候，我也在场。演出刚结束，主席就站了起来，远远的和老舍招手打招呼。主席经常和老舍谈话。老舍有学问，二十四史他都熟悉。主席看到老舍总是很高兴。我看他对老舍的喜欢如同喜欢郭沫若一样。有一次主席跟老舍说，康熙是对中华民族有功之人。我们现在的国家版图还是康熙那时定下来的。老舍听了非常高兴，因为他是满族人。他说，这下好了，原先总觉得，满族人杀了那么多的汉人，感到抬不起头来。现在我们可以抬起头了，毛主席说康熙对中华民族也是有功的。江青也很喜欢老舍的戏。可是大家都喜欢的老舍，怎么就在文革中被人不明不白地打得投湖自尽。对老舍的死，江青问过我们好几次，究竟是谁把老舍弄死的？她甚至还怀疑是不是周扬余党指使人干的。我们都说不可能，我们认为周扬余党没有这样大的力量，也没有这种必要。江青说，你们不懂，他们这是要打着红卫兵的旗帜来反文革，别有用心。 她让我去查。我曽经怀疑是叶向真这些人搞的，但査无实据。江青又叫谢富治去查，也没有査出实据来。査了半天，有人把责任都推到他夫人胡洁青和他儿女的身上，说她们要和他划清界线。老舍在外面挨斗，回家又挨骂。他找不到温暖，这才自杀了。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他们来人审问我的时候，根本就不向我提老舍这件事，他们只提斗争王光美、刘少奇的事。我反过来质问他们，老舍是谁弄死的。他们却不回答。看来他们很清楚这件事是谁干的，但不好说。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 对上官云珠，现在许多人说是江青迫害致死，胡说八道。我从未听江青说要批判或斗争上官，更谈不上迫害了，相反，江青不止一次说过上官是旧演员中最优秀的，思想又进步。批判《清宫秘史》时，江青还叮嘱我，别牵涉上官。她说上官虽然曾与《清宫秘史》编导姚克做过夫妻，但她与《清宫秘史》没有关系。《清宫秘史》受批判时，上官也受到单位群众的批判，她回答不好，《文汇报》把情况反映到中央，江青专门问我，上海为什么要斗她？江青说，上官是个老实人。江青认识上官的丈夫姚克。姚克是影片《清宫秘史》的编剧。江青说，关于《清宫秘史》的争论主要是针对着刘少奇对它的评价来的，主要也不是批判姚克。虽然上官的挨批判与我无关，但我当时还是马上把江青的意见告诉了张春桥，要他去处理张春桥答应立即向上海方面通气打招呼。令人惋惜的是，后来还是发生了上官跳楼的悲剧。江青还跟我说，凭什么要斗争盖叫天啊？江华是怎么搞的。我说，这恐怕挨不到江华，他也管不了。这些冤案都是些背景非常可疑的人干的。
马思聪、傅聪等人的逃亡和死亡，也都是这样的情况。但在文革后，他们却把这些事情统统推在了江青和中央文革头上。可是他们又拿不出一件像样的证据出来，而是放任一些无良作家去编造情节，散布谎言，以欺骗中国和世界的人民。
要说跟江青在历史上有过过节的也就是周扬这些人了。周扬的弟弟跟她有过不礼貌行为。而周扬却听信他弟弟的话，不给她接组织关系。江青对此事一直不满。但在文革时，江青并没有让我去整周扬和他的弟弟。那时我是江青很信任的下属，她如果要整什么人，她会先跟我说的。
后来审判她的法庭, 说她让叶群叫人去迫害郑君里和一个姓秦的保姆。目的是企图掩盖她当叛徒的历史，这是栽赃陷害。那时她连组织关系都没接上，叫她叛变什么？老实说，江青在文革中真要抓上海什么人，她不叫张春桥、姚文元就近去，却要叫叶群派人去？这不是授人以柄嘛！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都是很可疑的。据我的观察,，江青和叶群之间的关系多是政治性的来往，江青在文革前与郑君里夫妇的关系很好，她能叫叶群去加害郑君里？！不可思议。
江青倒是几次跟我讲起那姓秦的保姆的事情。说她当年在上海时候，有一段时间生活非常困难，有时甚至饿肚子。多亏一位姓秦的保姆对她好。那保姆白天是在一个有钱人家干活，晩上常常带点饭菜回来给她吃。而且还很照顾她的面子,说是让她尝尝她做的饭菜味道怎么样。江青非常感激她。解放后，还请她来北京，安排她在一个幼儿园工作，可这保姆说在北京住不惯，还是要回上海去。在文革中，江青曾要我有机会去上海时，找找她去，看她生活的怎么样，能不能照顾她些什么。可后来不知是谁把这个保姆给关了起来。我估计这很可能是叶群叫人干的事。她可能是为了讨好江青而办了错事。但这事江青根本就不知道。后来审判江青，邓小平那些人叫那个保姆出庭作证，控诉江青。江青见了保姆一愣，她诚恳地对保姆说，她不知道这事。我相信江青说的是真话。
事实上，江青在党内并没什么大仇人。她1933年入党，不久就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之后直到30年代后期才恢复党的关系。到1938 年她和主席结婚了，她在党内能有什么大仇人。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都嫉恨她呢。江青跟我说，有些人如项英他们其实是对主席不满，他们不敢对主席怎么样，所以就都冲着她来了，甚至不惜制造她的谣言，通过她来埋汰主席。但江青有时脾气不好，不善与人相处，恐怕也是重要原因。

3、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在文革中对知识分子的保护
1966年8月29日章士钊的家被抄了，章士钊给毛主席写信，请求主席帮助。8月30日主席立即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而且主席同时还告诉总理，看看还有哪些人需要采取保护措施的，赶紧保护起来。总理马上按主席指示去办了这件事。
我听总理讲，章士钊家是聂元梓下面的人去抄的。聂元梓听了总理的指示，赶紧叫人把抄走的东西一件不少地还了回去。后来，根据主席的指示，列了一份需要保护的人的名单，并派部队去切实保护。名单中第一位是宋庆龄，接着是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蔡廷错、邵力子、蒋光鼐、沙千里、张奚若以及李宗仁等。在李宗仁之后就是国务院几位副总理，还有好多部长、副部长。江青一看有意见了，说，总理，名单里名人没几个，怎么都是你国务院的人？国务院副总理就不用说了，还那么多部长、副部长？
不管怎么样，通过这件事情，主席不仅仅保护了章士钊，而且把其他应急须保护的人也都保护了。冲击名人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也不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布置，都是一些偏激分子甚至是一些对文革别有用心的人胡搞的 。
江青是个爱才的人, 而且她有眼光。她在文革中保了很多人，尤其是那些有才能的人。
在《红色娘子军》演吴清华的白淑湘，她的父亲是国民党的高级人员，有血债，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镇压了。江青还是保她。我在会上就听江青讲了好几次了。那时文革小组的文艺组组长是金敬迈，他那时威信很高，所有的样板戏剧团都归他管。江青说，我让你们把白淑湘争取过来，你们怎么老不把她争取过来。于是金敬迈赶紧找中央芭蕾舞团的刘庆棠去做工作。后来让她在红色娘子军中担任了B角。这在当时的样板戏剧团里是一件大事。后来毛主席逝世，江青被抓，白淑湘站出来控诉说江青迫害她。白淑湘如果真是这样说的，那要么她是受人利用，要么就是她把刘庆棠错误对待她当成江青对她的迫害。刘庆棠艺术上有成就，但为人不是很完善，不象钱浩亮、于会泳那样严于律己。像白淑湘那样的情况，当时如果没有江青保护，她的命运是很难预料的。
有一次，我向江青反映，广东把红线女斗得很厉害。给她剃阴阳头，让她去了农场养鸡。江青说，那怎么行。她还想叫红线女把样板戏移植到粤剧里去呢。她让我去保她。我就去跟吴法宪说，江青要保红线女，还要她去移植样板戏。吴法宪马上去跟黄永胜说了，把红线女保护了起来。
江青还保了作曲家李劫夫。文革一开始，东北音乐学院就把李劫夫定为黑线人物，学生要批斗他。江青跟我说，你把他弄到北京保护起来，让他住北京饭店，由国家出钱。我马上写了个报告，江青在上面作了批示。江青所作的这个批示的原件，被夹在一本我出狱时归还给我的书里。我根据江青的批示，专门去和沈阳音乐学院的造反派讲了话，做了他们的工作。后来李劫夫给我写来了几封信，表示感谢。“9.13”事件之后，有人掲发李劫夫写过歌颂林彪四野的歌曲，江青反过来又批判了李劫夫，但林彪那时是四野的司令员，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这不能算是什么问题。所以江青也没再深究。
体委的庄则栋、张燮林、李富荣、徐寅生在文革中也受到了冲击。江青也让我去保护他们。她说，他们都是为国争光的小英雄，去斗人家干什么。有人说他们是跟刘少奇黑线的。江青驳斥道，他们都是孩子，懂什么路线？又有人说他们是跟着贺龙的，是贺龙的人。江青说，他们跟贺龙能有什么关系？他们又没打过仗，没有卷入军队的内部斗争，怎么能是贺龙的人呢？总理知道我要去保护他们，非常高兴。他就叫荣高棠来钓鱼台找我，荣高棠原来是我在中央团校学习时的老领导，他就到钓鱼台来找我，见了面大家都很高兴。
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4、中央文革在文革中保护国家文物
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个人实际上人人都是积极保护文物、书画、典籍的。因为我们都懂点文化，知道那些东西的珍贵，不能随便就毁了。我那时一听到哪里有人在破坏文物，就心疼得不得了。一次我拉上关锋，一起去向江青专门汇报了关于文物被破坏的情况，江青又去报告主席。当时康生、陈伯达也都是很支持我这样做的。毛主席对一些人不认真搞“斗、批、改”，却喜欢去破坏文物，感到很不满。
1967年1月27日，主席叫我去与一些保管图书、文物以及考古和博物馆等单位的革命造反派开座谈会。我在会上讲了话，要坚决保护文物，并要求制定出具体的措施来。我的讲话公开发表后，日本通讯社马上就进行了报道，其他国家也有报道的。毛主席从《参考消息》上看了这些报道后，很高兴。他肯定了我的讲话和提出的办法，说这些做法都是对的。我那个讲话后来还出了个纪要，详细规定和引导有关人员，如何在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书画、典籍。王力在他的“反思录”里也说到了这件事。
在1966年8月文革中的 “破四旧” 期间，确实还是有一些古旧的东西遭受破坏。这一直是国内外的一些人对文革不满的原因。可是有些人明明是知道内情的，知道破坏文物主要是运动初期各地那批所谓的“老红卫兵” 带有盲目性的偏激行为，而且不久即被中央文革所制止。但他们为了否定文革，就对当时的一些真实的情况闭口不谈。事实上，中央文革小组当时没有发出过任何一个破坏文物的指示或者讲话。
就拿批孔、清理孔庙、挖孔子坟的事情来说，最初是由曲阜当地的造反派提出来的，他们给中央文革写信反映当地文革运动的情况。毛主席阐明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造反有理”，是文革运动的指导思想；而孔子的道理，归根到底，也是一句话：“造反无理”。因此，我们觉得，批孔是文革应有之义。但这是件大事，让群众自发去搞，不如由中央文革主动加以引导，防止造成不应有的破坏。当时北师大的学生造反派谭厚兰他们听说此事，反应很积极。陈伯达表示支持谭厚兰她们的革命精神。这个事当时就放到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上来讨论了，这个会总理和康生都参加了。总理在会上讲了话，康生、江青也关心这个事。关锋是批判孔子的专家，他对批判孔子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但他对清理孔庙，挖孔子坟是持谨慎态度的。不过他也说了，孔庙、孔子坟是几千年封建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的象征，乘文革的东风，清理一下也好。但要有专家参加，不可乱挖、乱毁。康生在会上分析说，孔子坟里可能是没有什么东西的。孔子是穷教授，没有钱财，顶多有几捆竹简。陈伯达说，有竹简挖出来也好，可以弥补学术研究。他估计尸体早腐烂了，孔子的后人又不能像秦始皇那样保存墓葬。所以挖不挖只是个形式问题。我当然是积极拥护清理的，我提议，不妨由国家派出考古人员和他们一起去，这样既可以满足群众挖坟的愿望，又可以进行考古发掘。最后，总理综合各方面看法，拿出了意见：与考古所相结合，作科学的清理。
在得到中央同意后，由陈伯达、关锋和我向《红旗》杂志的林杰作了传达，要林杰去北师大作动员报告。随后谭厚兰组织了一个队伍， 在1966年11月浩浩荡荡地开到曲阜，结合当地院校的师生，成立一个“全国红卫兵彻底砸烂孔家店革命造反联络站”，在曲阜市大造了孔夫子的反。
红卫兵在曲阜造反，山东省委马上给中央文革打来电话请示。我即根据总理在中央文革会上的指示精神，代表中央文革电话回复山东省委，要求他们告诉红卫兵，孔庙里的牌区，明代以前的都不能砸、不能损坏，要保护好。清代的可以砸，但康熙、乾隆的不能砸。孔庙可以改造，象收租院那样改造。孔坟可以挖掉，但要有懂文物的考古人员在场参与，对墓中文物要保护。陈伯达亦将上述精神直接告诉了谭厚兰他们。后来听谭厚兰汇报，根据陈伯达传达的总理指示精神，对孔庙的碑匾、文物要保护的都写上了红字保护，并留有照片。
考古队和学生们一起去了之后，主要是当地贫下中农的造反队伍动手挖开了孔子的墓，发现里面全是黄土，什么东西也没有，连竹简也没一片，更谈不上什么珍贵文物了。实际上，那是不是孔子的墓也不一定，说不定就是后人随意堆起的一个土包包。孔子当时没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他最高的官职只是个司寇，而鲁国又是个弹丸之地，能有多少东西留给他。孔子死的时候，他弟子还没有整理出《论语》呢，所以也不可能把《论语》放在里面。他一生是述而不作的，没有自己的专著。而《诗》、《书》、《礼》、《乐》各种典籍也不可能放在里面。
所以，所谓的孔子墓，只是在他被捧为“万人师表”以后，才由后人重新给他重修的一个墓。而孔子死时为他造墓的人都不是官僚、富亲，墓里没放什么殉葬品也是合乎情理的。实际上，几千年来，孔子的思想对帮助封建统治巩固自已统治阶级地位有利，他的墓实际上只是个糊弄人的象征。关于对孔庙里碑、匾等文物的清理，谭厚兰他们是根据陈伯达传达的总理指示精神，清朝康、雍、乾之前的碑、匾等东西，都是文物，不能破坏，以后的可以清理处理。谭厚兰她们当时就是按这个原则清理孔庙的文物碑、匾等东西的。
在我和关锋被打倒后，曲阜市里的一些人自己又起来造孔子的反了，叫做彻底反孔。他们批判我们包庇孔子，还不准砸康熙、雍正和乾隆的东西。他们要重新砸，于是有一块很大的康熙时修的碑被砸出了一条裂纹。文革结束后，有人说这些事情都是谭厚兰他们干的，其实不是，是曲阜市第二次大造孔子反的人干的。
在中南海里也有文物保护的问题。中南海的警卫战士说中南海里有很多都是皇帝的御碑什么的，要搬走。总理说，中南海里的文物要保存，清三代（即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东西要保存，1840年以后的东西，有许多也是文物，也要保存。我向战士们传达了总理的意见，战士们都执行了，他们知道，康熙、雍正、乾隆的东西不能搬，也不能砸。所以，历代皇帝们在中南海立的那些石碑都保留了下来。

第十四章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关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
在1966年10月1日林彪所作的国庆讲话中，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这个概念。这个讲话稿是张春桥起草、陈伯达参与修改的。在事先中央开会讨论的时候，王力曽经提出过 “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主席说，反对革命不等于就是反革命。总理说，主席说得对，要把反对革命和反革命加以区别。所以10月1日上午在林彪的讲话中用了“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但是，当天对外发稿时，反映“反对革命”和“反革命”这两个词，用外文翻译出来是没有区别的。所以当天晩上江青就让我们开会讨论研究一下。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期，关锋就在小组讨论时首次提出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讲法，在当时就引起人们很大的关注。不过在会议发表的公报上面没有采用关锋的提法。关锋的这个讲法显然是从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里所说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这个说法里引申过来的。毛主席在这段时间里，曾经反复多次跟我们讲，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毛主席的这些话就是针对党内那些老是想着动用军队，来镇压造反群众的当权派讲的。不过，毛主席在当时还没有把它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讲。但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许多群众就在大字报中提到了路线问题。
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讨论的时候，陈伯达说，还是关锋的提法好，“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家对陈伯达的说法都表示赞成。中央文革小组讨论这个问题时，总理有事没有参加。会上江青让关锋就此提法给主席写了封信。主席看了此信，同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并把这信批给其他中央同志。这个提法就这样确定下来了。江青后来讲，我们中央文革小组还真不缺哲学家，在那时就提到了路线问题。 后来在关锋被审查的时候，江青还说，关锋对文革是有功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他提出的。
在1966年10月2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三期上，发表了《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的社论。这篇社论是关锋、王力起草，陈伯达签批的。在这篇社论中，根据文革小组讨论确定，报主席同意，第一次公开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概念。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来简称“资反路线”）的提出是具有根本的意义的。在当时看来，它是指从1966年6月1日聂元梓的大字报向全国广播后，到7月26日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这个时期，刘少奇、邓小平派出的工作组镇压学生起来参加文革运动，对群众搞白色恐怖，企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方向，改变为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镇压。然而实际上这种情况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65 年的“四清”运动中就早已反复出现过。二十多年后，发生在1989 年的六四事件，不过是这个路线彻底、完整的暴露罢了。
毛主席决定撤销工作组后的1966年8月、9月这个阶段，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新的表现形式出现。在原来一些工作组领导和党内一些高层人物支持下，原来支持工作组路线的保守派的群众组织站到前台，继续坚持与维护工作组实行的打压造反派群众的路线。这期间，尤以''西纠”为代表的老红卫兵组织，更是打出“保护老干部”的旗号，实行保爹保妈、保护“走资派”免受造反派群众批判、冲击，而有意将文革运动斗争矛头引向社会乱打乱杀，随意抄家，制造所谓“红色恐怖”。在中央文革小组讨论，当时文革运动形势时，关锋就说，它是“刘、邓资反路线”走向社会的一个变种。
1966年9月18日至20日，由中央文革召集北京大专院校部分师生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开了3天，我都参加了。座谈会上，就有人发言提出，八届十一中全会虽然改选了中央的常委会，结束了刘、邓对运动的领导。但是并没有着手系统批判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问题。从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党内长期来确实存在一条与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相对抗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运动，应发动群众公开批判这条右倾路线，让广大群众都知道。
1966年10月2日发表的《红旗》第十三期的社论，实际上是确认了这条路线的存在，从而将党内的路线斗争公开化了。毛主席在群众发动起来后，为了扭转文革运动过往偏离重点整走资派的斗争方向，而明确地提出了批判“资反路线”，把文革运动正确的斗争方向更加清楚鲜明地告诉全党与广大群众。这也是毛主席、党中央对反对工作组路线的造反派群众组织的鲜明的、坚定的支持。各地起来参加造反的群众就此有了新的思想武器，从而对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的领导形成了更大的压力。

毛主席主持召开10月中央工作会议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工作会议，毛主席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有中央及各部门的领导之外，全国各大区、各省市的主要领导也都参加了。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共产党是靠着人民群众的支持才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从而夺取了国家政权。而且，共产党掌握国家政权，与以往剥削阶级所建立的统治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它是为成大的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是为人民服务的，而绝不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来为个人或某个集团谋取利益的。 但是实际上在掌握了国家政权之后，在共产党的一些干部中就发生了变化。一开始的时候，是官做得大了，做得久了，就听不得下面群众提意见了。对向他们提出意见的群众往往就采取压制态度，甚至是进行打击报复。1957年，从共产党给自己进行整风的运动，发展变成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运动”，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当然，这其中确实是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向新当政的共产党所发动的进攻。但是在反击资产阶级右派进攻的时候，许多部门和单位的领导，把一些向他们善意提出意见的人都打成了“右派”。反右扩大化就是这么来的。他们把自己看作是党的化身，反对他们就是反党。我在中南海亲身经历了“八司马事件”，对此的感受尤为深刻 。
到了三年困难时期，一些干部更进一步的尝到手中掌握权力的滋味了，他们非但可以享受到普通人所不能得到的“特供”，更有人利用权力来为自己谋取经济上的利益。当时提出的“三自一包”，表面上看是为了摆脱经济建设上所出现的困难，可是如果真的搞起来了， 真正得利的还不是那些手中掌握权力的人？正是针对当时已在上层领导及一些干部中出现的这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倾向，针对一些上层领导与干部从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腐化变质，演变成特权官僚阶级的倾向，毛主席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毛主席发动这场运动的目的是很清楚的，重点就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然而刘少奇在具体指导这场运动的时候，又把它改变成了整肃下面广大基层干部和普通群众，所谓解决“四清与四不清”矛盾的运动了。由此，刘少奇与毛主席在政治上产生了重大的分歧。
到文化大革命起来后，刘少奇仍然是故伎重演，要把毛主席发动起来的，从政治上和思想文化上造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反的学生和群众，又一次打成是向党发动进攻的“右派”。而且，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这绝不仅仅是刘少奇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思想，它在党内已经形成了一股颇大的势力了。
刘少奇在大会上作了检讨，他的检讨虽然很长，可是通篇都只是在重复毛主席历次对他所作的批评，看不出有他自己的诚意。所以被认为是“假检讨”。
邓小平也在大会上作了长篇的检讨，他的态度要比刘少奇要好，可是还是有很多人对他的检讨不满意。

我所知道的刘少奇
我进中南海后，也是在中南海举办的舞会上第一次见到刘少奇。那时在我的眼里，他也是党和国家的领袖，所以对他也是非常尊敬的。不过在工作中，我和他接触机会很少。
大概是在1952年“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时候，我们处理了一封湖南来的信件。信里的内容是，湖南长沙有个杨剑雄，是湖南军阀赵恒惕的亲戚兼秘书，他是刘少奇的同学。1925年刘少奇任全国总工会领导人时，在长沙被赵恒惕逮捕。那时赵恒惕对共产党大干部是抓了就杀的。后来是杨剑雄向赵恒惕求情，赵恒惕才把刘少奇给放了。在放的时候，赵恒惕还送刘少奇一套“四书”，叫他去好好阅读，改变思想。解放后，杨剑雄在“镇反”运动中被人民政府逮捕。在审问他的时候，他说他曾经救过刘少奇。当地政府看他把事情说得有头有尾、很具体，不像是假的。就把他写的材料和一封他写给刘少奇要求宽大处理的信一起送到北京。信是先寄给公安部然后再转到中南海来的，因为当时我负责处理北京地区信件，所以先送到我这里。我一看信的内容，说的是湖南的事。所以就把信转给了我们秘书室负责处理中南地区信件的科长朱固。朱固把信送给了刘少奇。过了一段时候， 我向朱固问起那封信后来处理了没有。朱固告诉我，少奇同志直接在信上写了个批示，说没有这个事，要当地政府立即把那个人处决了。 当时我的心里就想，信里提到的是你个人的历史情况，按道理你应该上报给主席的，或者至少也应该给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怎么就这样直接下令把那个人给枪毙了。不过，刘少奇是中央的副主席，所以我也不敢说什么。后来在文革的时候，这件事被湖南省的造反派重新提了出来，刘少奇当年批的那封信也被找出来了。
1958年，我在“八司马事件”中挨整，当时我们只知道是杨尚昆在整我们,后来才知道是刘少奇指示杨尚昆这么做的。我们“八司马”所反对的何载和刘少奇的关系很好，刘少奇当时就有让何载来取代田家英的意图。
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我听了刘少奇在会上的讲话，心里是很有看法的。他讲到大跃进以来的错误时，就说这由中央来负责，而不说他自已该负什么责任。其实，在刮“共产风”、提“高指标”的时候，他是最起劲的一个。毛主席在会上说了，中央的责任首先应该由他来负，因为他是党的主席。而刘少奇在讲话中顺竿而下，明显把错误责任上推毛主席，下推各省市。所以，后来林彪在大会发言，上来就说，不是毛主席犯错误，是我们这些人犯了错误，是我们没有按照毛主席说的去做。林彪的讲话很明显的是有所指的。林彪的讲话，受到了全场热烈的鼓掌。
刘少奇在一线主持中央工作后，对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办公厅控制得很紧。安子文、杨尚昆是他的得力助手。
其实，刘少奇这人挺厉害。历史学家吕振羽在1927年的时候，在武汉就和刘少奇一起工作过。后来给刘少奇当过政治秘书。建国初传出了刘少奇1927年在汪精卫反共的前夕，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并且向汪精卫上交了工人手里的武器，自已跑到庐山上去休养的事。 有人向主席反映了这些事情。据说刘少奇怀疑是吕振羽讲出去的，就把吕振羽关进了监狱。到文革时，是关锋建议中央下令把吕振羽放出来的。吕振羽在狱中以及出狱后掲发了刘少奇的许多错误。
在我的印象中，刘少奇应该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他的理想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其实他的治国理念，也就是现在有些人所非常热衷的“把革命党变为执政党”，把执政党变为代表新生利益集团的新统治者。毛主席曾讽刺他是“刘皇帝”。
“五一六通知”以后的历次中央会议我大都参加了。我亲眼目睹了刘少奇他们是怎样对待群众运动的，他们对领头起来提意见的学生、 工人和干部那是毫不留情的。而且他们总是借口在群众中有坏人，而把群众当作“坏人”来镇压。那时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在他们主持的中央的会议上，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我只能把会议的情况通过江青报告给毛主席。江青向我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让我们到各个学校去了解情况，我们去看了之后，几乎每一个学校的造反学生和群众都受到了“工作组”打击，不但被批斗，不少人还被带上了“反动学生”的帽子而被关押。“反干扰、抓游鱼”没几天，仅北京就抓了一万多人。后来还造成了一些群众自杀。如果不是毛主席的及时制止，那受到处分和打击的群众，一定会远远超出1957年的“反右”运动。

我所知道的邓小平
在我的感觉上，开始邓小平在中央领导中的威信并不高，好多人都不怎么把他当回事。可是毛主席不但很器重他，甚至可以说是喜欢他。董老说，“五马进京”，高岗一马当先。其实，在五马中提拔得最快的是邓小平。因为高岗在建国的时候，就已经是国家副主席了。到后来，我才知道，毛主席之所以器重邓小平，倒不完全是因为他以前曾经是“毛派”，而是他的政治组织能力确实很强。
那时，中央书记处开会都是有专门的速记员作记录的。可有一次，因为速记员有事，就临时叫我去帮助记录。那是一个讨论工业问题的会议，会上乱哄哄的，你一言，我一语，根本无法记录。可到邓小平讲话的时候，他高屋建瓴提纲挈领地归纳出了几条，就把大家的意见都概括进去了。这样，我的记录也就很顺利了。大家听了也都表示赞同。我也一下子就对他刮目相看了。
他平时也不怎么看书，也不怎么讲理论。但是有些事情，特别是毛主席提出的一些理论问题，别人要琢磨几遍才懂，他却听一次就能够抓住要害。当时经常和他在一起打桥牌的，像吴晗呀、万里呀，吕正操呀，其实都是他的高参。
他最厉害的一点，就是能抓住毛主席的心思。毛主席雄才大略，神机妙算，高深莫测。他的想法，有些连总理、陈伯达、江青都揣摩不透。而邓小平却可以把握得很准。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后来写给毛主席的那封“永不翻案”的信，无论在选择的时机上和对主席心里的把握上，都有“古文观止”名文的水平。尽管这在政治上是欺骗，但是对于如君子之方的领导人却能有醍醐灌顶、发人猛省的作用。
不过，你很难说他这个人在政治上是有什么信仰的。他向往的大都是欧美资本主义的那一套，信奉的就是“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的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哲学。而且他做起事情来，往往是没有底线的，别人不敢做的事情，他都敢。连马列主义的经典论述，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理，甚至社会的道德、为人的准则他都敢于彻底抛开。

第十五章 批斗“彭、罗、陆、杨”、彭德怀等问题

1、批斗“彭、罗、陆、杨”
1966年12月12日，在首都工人体育场，召开了有十万人参加的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誓师大会。这是文革中第一次有广大群众参加的公开批斗原中央上层高级领导干部的大会。但是，这个会议，并不是中央文革小组发起和组织的。这么大的会，批判这么大的人物，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第一副组长江青都未到会。
这一事件还要从叶剑英说起。1966年9月，叶剑英参加了一个部队文艺工作者的会议，并接见了文艺院校的代表。在会上和会后接见代表的时候，叶剑英发表了支持江青搞的文艺革命和样板戏的讲话。我也受邀去参加了这次会议。回来后，我就把这事报告了江青。江青听了以后，很高兴。她亲自给叶剑英打电话说：叶帅啊，我听说你在文艺院校代表会上讲了话，支持文艺革命，支持样板戏，我很感动啊！ 叶剑英在电话里跟江青说: 我的女儿叶向真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她经常给我反映文艺界的情况。她和她的丈夫刘诗昆都支持你。你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她们都学习过，我也看过。我们都觉得非常好，非常重要。江青和他通完电话就对我说：听说叶向真他们也是支持文化大革命的，支持文艺革命的，经常向叶帅反映文艺界情况。你去找叶向真谈一谈，叫她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江青还说，不久以后，北京要开一个文艺界造反派的大会，各艺术院校和样板戏剧团都来。你去安排让叶向真在会上发个言。
我那时虽然还不认识叶向真，但我与她的生母曾是党校轮训时的同学，知道她家中的一些事情，也从她母亲那里知道一些叶剑英和叶向真的情况。江青说了以后，我就去找了叶向真，并安排她在1966年11月28日召开的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发言。叶向真在发言中，支持江青关于文艺革命的讲话，支持样板戏，讲得挺好。
本来，在文革初期，中央戏剧学院的工作组是由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派出的，而叶剑英从1958年起直到1972年，一直就是军事科学院的院长。所以这个工作组是支持叶向真的，叶向真还担任了中央戏剧学院文革筹委会的主任。到了当年7月底，毛主席决定撤销工作组后，叶向真马上转过来了，开始反工作组了。人家说，你根本没受压，反什么工作组！？
叶向真从支持工作组变为反对工作组的造反派后，名声已经不小了。现在又在这样的场合发言，就一下子轰动起来了，更成了中央戏剧学院造反派学生的代表，而且在整个文艺界也有了影响力。戏剧院校的，芭蕾舞团的，歌舞团的，好多文艺团体的造反派都听她的，她一时成了文艺界造反派的学生领袖了。
这以后，叶向真来找过我。那时李讷也来文革办公室，叶向真也同她见过面，两人谈过很多关于文艺革命的事。
从文革一开始，叶剑英的态度就很积极。在毛主席面前，他都是以一个坚定的革命左派面貌出现的。当时我也认为他反对彭真、反对刘少奇和邓小平都是真实的。他尤其反对罗瑞卿，说罗端卿很不尊重他，也不尊重陈毅、聂荣臻、徐向前这些老帅，目中无人。
11月28日文艺界大会后一天，在一个会议的中间，叶向真过来找我，说要向我汇报工作。当时在我两旁的座位上都已坐满了人，她就半蹲在我前面跟我说话。她说他们把李伯钊（杨尚昆的夫人，当时是中央戏剧学院的院长）给斗了，还抄了她的家，把她的许多封资修的戏剧照片和衣服，就放在她的身边给烧了。然后她又跟我说，我们不光要斗李伯钊，还要斗杨尚昆。我说，杨尚昆的问题当然比李伯钊大，但他不是搞文艺的，跟他夫人不是一码事。她说，那不管，也要斗。“彭、罗、陆、杨”都要批斗。她希望我支持他们。我说，斗“彭、罗、陆、杨”，这可是件大事，得有中央的批准。我说了不算，你要去找总理。她说，哎，总理那么忙，我怎么找得到他。我说，你父亲经常与总理在一起，你应该去听听你父亲的意见，他是老革命了，有经验，千万不要自己乱来。她听我这么说，也就走了。
到了12月初的一天中午，周总理打电话来问我，谁把彭真、罗瑞卿、陆定一给抓走了？总理说话的口气很严厉。我忙说，总理，我不知道这事，我哪有那么大的胆子啊？说完这话，我马上想起叶向真向我问过要组织人批判“彭、罗、陆、杨”的事。我就把这件事跟总理说了一下。我这么一说，总理就明白了。
后来叶向真跟我说，总理找到她了，要她把人交出来。她说，总理真是个谈判高手，她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总理两句话就让她答应了他全部的条件。总理说，你现在把人交出来，你要开会批判，经过我们研究批准以后，就交给你们去批斗。你们不是还少一个杨尚昆吗？杨尚昆你们是找不到的。你现在把人交给我，到时候我把杨尚昆一起交给你们去斗。
那时，罗瑞卿住在医院里，陆定一刚搬出中南海，他们两个比较好找。可彭真家里的围墙非常高，不开大门你是很难进去的。叶向真后来对人说他们先巧用计谋，混进大门，然后用声东击西的办法押着彭真从小门走出去的。但我又听说他们是找人先翻围墙进去后把门打开的。彭真家那么高的围墙，可不是一般人容易翻墙进去的。总之，那时叶向真也是个时代的弄潮儿，怪不得后来她复出后，在新潮流中她又转身做回电影导演，执导《原野》，也引起不小的影响呢！
第二天，我在总理那里遇到了叶剑英。我就说，叶帅呀，你女儿真行啊，竞然把彭真他们都抓起来了。我是故意当着总理的面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告诉总理，抓“彭、罗、陆”是得到叶剑英支持的，与中央文革小组无关。叶剑英多聪明啊！他听出我的话音来了，马上就说，哎呀，我女儿一个小孩能有多大本事，她都是在江青和你们的指导下，才能做出这么点事情。灵敏透顶的周总理早就从我们的对话中明白了一切，我也就不必再解释了。
后来他们召开斗争“彭、罗、陆、杨”的大会，江青叫所有中央文革小组的人都不要去参加。她说，这是他们搞的事，咱们别去掺和。可总理不同意，总理说，这么大的事，中央文革一个也不去，不太好。所以，后来总理就要我和王力、关锋几个人应卯式地去参加了大会。江青叫叶群也不要去。但叶群后来还是去了，她是换了便装，戴上帽子和大口罩，悄悄地去看的。她主要是想去看陆定一下场的。
那个批判会开得很没有水平，斗彭真的时候就是喊喊口号，念念稿子；罗瑞卿腿摔断了，就把他放在一个箩筐里抬上去斗，弄得群众都看不下去；斗陆定一的时候，陆定一很紧张，一直在大喊大叫；而斗杨尚昆，就根本没有拿出什么材料，连窃听器事件都没说。
从那以后，我跟叶向真的联系就很少了，她有时来找我，我也有戒心了，跟她说话就比较少了。但当时她早已经认识了好些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了。这女孩真厉害，没几天，她就把地质学院的朱成昭笼络住了。朱成昭和她交好后，慢慢地最后就转而听她的，不听我们的了 。
后来1967年7月，叶向真带着朱成昭一些人坐火车去南方。一路上，她肆无忌惮地谩骂江青和中央文革，而且打算偷渡香港。同去的人把情况紧急反映给了我们。江青看了这些材料，就把它拿到了总理那里去，跟总理说，你看这些人都是怎么骂我们的，他们还想偷渡去香港呢。总理看了以后对江青说，这件事，由我来处理，你们别管了。今后不会再“节外生枝”了。结果，总理与叶剑英商量后，把叶向真、朱成昭连同刘诗昆都一起隔离审査了。

2、关于张霖之等人被斗致死的事件
张霖之是一位很早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自1957年以来，他就一直是煤炭部长。在五十年代，煤炭部对煤矿的安全生产一直不够重视，大、小煤矿经常发生矿难。一个矿难，就几十，上百个地死人。当时对发生的矿难事故，报纸上是有选择报道的，但在内部有大量的通报。从每天的群众来信中也常有矿难家属写来的血泪控诉。我和同事们看了都心酸落泪。所以哪个地方出什么事，哪儿的煤矿又发生瓦斯爆炸了，是我们最害怕的事情。
为了强调煤矿安全生产的重要性，中央还在中南海瀛台举办了一个煤矿安全生产的展览。毛主席也去看了。在展会上，他千叮万嘱一定要保证煤矿的安全生产。后来只要是去参观展览的，解说的同志就会给你讲，毛主席也来参观了，并且一再叮嘱我们要搞好煤矿的安全生产。
毛主席多次批示文件，要求煤炭部认真解决安全生产问题。他还找来管经济的领导同志一起谈话，多次讲到要注意工人的安全，特别要注意煤矿生产的安全。要安全第一，宁可少生产点，也要保证安全。毛主席早年在安源煤矿工作过，也下过矿井。他亲眼看到煤矿爆炸以后，煤矿工人家属带着小孩都站在矿井上面等消息，他们的亲人就在井下，不知是死是活。哭声、叫声连成一片，场面非常凄惨。
毛主席也多次找张霖之，要他解决这个安全生产的问题。说你们宁可把危险大的煤矿停产，也不能死人。还说，你们是为人民服务的。老百姓死了，你怎么为他服务？一个工人死了，他的家就完了。
可是张霖之回去后，矿难依然是接二连三地发生，似乎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而在三年困难时期，反映煤炭部领导和煤矿领导特殊化、多吃多占国家对煤矿工人特别照顾的证物的信件也很多。这些信件反映的问题也大都报送给了毛主席。
对煤炭部的这些种种问题，特别是安全问题，毛主席震怒了，说张霖之是不顾人民死活的“死官僚”。为了矿难的事情，毛主席还批评过总理。文革中，江青在文革小组会上提出批判张霖之的时候，总理也说，这个张霖之是怎么搞的？尽管国家的外汇那么紧张，但中央还是批了许多外汇给他，让他去进口安全设备，可怎么还是出那么多事？
1965年，刘少奇和毛主席在讨论“四清”运动“二十三条”的时候发生了争论。刘少奇当面质问毛主席，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能举个人出来吗？毛主席认为，走资派就是老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不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这些人只知道维护自己的特权利益，不管老百姓死活。所以他接着刘少奇的质问说道，谁是走资派？煤炭部长张霖之就是。
尽管毛主席那时就已经点了张霖之的名，可他却还是稳穏地坐在煤炭部长的位子上。文革开始以后，他又跟着刘少奇搞资反路线。各地煤矿、矿业学院的学生和煤炭部的群众给他贴了大宇报，他就整学生，狠整给他提意见的工人、干部。只要是给他贴大字报的，他就认为是右派，把人家给抓起来。刘少奇要“抓游鱼，反干扰”，他在矿业学院搞的也叫“抓游鱼、反干扰”，但到了煤炭部搞的就是“抓反党分子、野心家”了，说这些人想利用群众的不满，利用群众运动，篡夺党的权力。
文革运动中，我们还收到不少煤炭部群众的来信，讲张霖之怎么大吃大喝，从大跃进时候开始，就一直是这样。而且喝酒很厉害，喝的都是最名贵的酒。更严重的是，一个煤炭部党组的成员来信掲发，张霖之在酒后竟谩骂毛主席是秦始皇，专制独裁。他骂主席，可能与毛、刘争执时，主席点了他的名有关系。这些事，当时在煤炭部底下传得很广。所以康生说张霖之是彭真的“死党”。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也普遍对张霖之的印象不好 。
1966年12月14日，中央文革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一个北京市学生造反派组织代表的会议，江青在会上说，张霖之是彭真死党，号召学生对他开展批判。到12月下旬，在总理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上，江青又说，有个走资派，毛主席都点了他的名了，可是还没受到批判，是不是有人包庇？江青讲话后，总理也讲话，说张霖之官僚主义，漠视煤矿生产安全，要组织批斗张霖之。但是，光说要斗，这没有用，得有人去具体执行。江青在会上就要我去发动群众批判张霖之。总理也同意要我去，他要我把为什么要批斗张霖之的道理向群众说清楚。我当时对执行总理、江青的指示很积极，会后就到矿业学院去发动群众，总理还叫我带上几个解放军战士一起去。
我去了矿业学院，找到了造反派学生，开了群众大会，动员他们组织召开批判张霖之的大会。我在会上讲了话，号召同学们、工人们要同张霖之作坚决斗争。但同时我在讲话时也强调了，要听毛主席的话，坚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打人。矿业学院和煤炭部的人也向我保证，不用武斗。我的讲话，后来都按原始记录，印发全校师生，各种小报纷纷转载。记录上面也记有我告诫他们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打人的话。
可是没想到，斗争张霖之的大会一开，情况就起了变化。起先在煤炭部和矿业学院斗争的时候，还是比较文明的。可是上海一月革命发生后，全国各地的工人造反派都起来了。所以不少煤矿的工人，还有死难者的家属，都来北京找张霖之讨说法，许多人专门从外地赶来北京参加批斗张霖之的大会。当这些煤矿工人，特别是那些在运动中挨过斗和在矿难中死去亲人的家属参加进来以后，就不得了了。有些死难者的家属控诉，说他们向领导提意见却还挨了斗，有的人还被打成反革命，被关了起来。这一下就激起了巨大的民愤。那些工人的手上都有劲，他们想到自已的委屈，那斗争时打起来是毫不留情的。矿院的学生们根本就拦不住。这一下张霖之就惨了，他确实是被打得很厉害的。他忍受不住了，在1967年1月22日上吊自杀了。我看过他的尸检报告，上面说身上有很多的皮下伤，有青淤血斑。这当然都是被打出来的。
张霖之死了，总理自然是很不高兴的，他说，他也不好向毛主席交代了。总理在1967年2月17号（老帅们大闹怀仁堂的第二天）的讲话中，也讲到了这件事情，说他很伤心，他连自己的部长都没有能够保护好。对待干部不能这样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后来我还听参加过“江青专案组”的人跟我说，张霖之死了以后，总理很气愤，在我被捕之后，总理说，戚本禹打死了张霖之，把他枪毙都可以。可我还在台上的时候，总理得知张霖之的死讯后，倒也没有听到他说过要枪毙我，那时，他仍然经常向我布置工作。
对于张霖之的死，我当然负有重大责任，我也一直感到很内疚。我当时知道张霖之在底下民愤很大，所以应该考虑到可能产生的后果。但在组织批斗的时候我没有具体布置人去控制批斗现场，我没有这样做是我严重的失职。我不推卸这个责任。尤其是后来我听说，张霖之在战争年代的表现很勇敢，是个能打仗的将军，为革命作过很大贡献。而且从个人品德来说，他也是比较正派的，除了吃吃喝喝，没有其他问题。
就我所知，在文革中，倒还真有一个老干部是在批斗中被人打死的。虽然随意打死人是完全错误的，但这件事却是事出有因。他是北京一所大学的党委书记，也是个资格很老的干部。总理知道这人被打死后发了火，说这个人过去是有功的，怎么把人家弄死了呢。他叫我去査，看是谁搞的。我带着人去一査，情况就都清楚了。原来这是个连禽兽都不如的人。还是在文革前，他把他们学校的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学生给强奸了。那个学生被他强奸后神情恍惚，饭也不吃了，样子很可怕。学校老师也不知道她是什么原因变成这样的，怕她出事，就把她的母亲找来了。母亲来了一问，那学生也没具体说，只说是被领导欺负了，不想活了。她母亲还以为是下面的老师或者干部干的，就坚持要找学校的最高领导告状。结果就找到了那个党委书记。那党委书记一看她母亲，长得比女儿还漂亮。竟把她母亲也强奸了。强奸以后还跟她说，不准到外面去说，你女儿要什么照顾都可以，否则就怎么怎么的威胁人家。她母亲在被强奸的时候，反抗不了，就在那人的身上抓了一把皮肉下来，紧紧地拽在手里。还把留着秽物的内裤也保存了下来。然后，那母亲就对她女儿说，你的事我都知道了，你要坚强，不要怕。我们总有一天要报这个仇的。两年不到，文革开始了， 那位母亲就去了学校。她很聪明，为保护女儿，她不讲女儿的事，就讲自己的事。她这么一揭发，其他那些也被那个党委书记污辱过的女孩子也都站出来了。那个老干部平时在学校是说一不二的，非常霸道，被他欺负的女孩子不是一个两个的。他还整知识分子，整下面干部，而且都整得很厉害的。这一次群众起来了，就不得了啦！那位母亲把她保留下来的证据拿出来给大家看，然后就拿去公安局作检验，检验的结果，血型跟那个党委书记是一致的。群众愤怒了，自发地闹起来开批斗大会，把那人打惨了。尽管当时中央有规定，在文革中不搞男女生活作风上的问题。可他这已经不是生活作风的问题了，而是新走资派黄世仁和新喜儿的故事了。我把调査到的材料全部整理好，就拿去向总理汇报。总理一边看一边就用手拍打桌子，连声骂道，这还叫共产党！这是土匪、恶霸呀！我就问总理，怎么处理？总理气愤地说，不要处理了，把尸体烧了算了，不要再提了。我跟总理讲，那我去跟群众也说一下，叫他们也不要再提了，这对党的影响太不好了。总理说，对，谁也不要再提了。
我写到这里，一直有思想斗争。因为当年总理说，不再提这事了。可我现在又提了。因为我考虑，当年就是因为没有充分掲露党内走资派，没让群众充分认识走资派的真实面目，才造成了今天在全国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大量复辟的现状。

3、江青与宋庆龄、康克清的纠葛
文革初，上海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红卫兵的旗号把宋庆龄父母的墓碑砸了。宋庆龄误以为是江青叫人去干的，就骂江青下流。江青知道后气得不得了。
这事在当时闹得挺大。一次我去主席那儿开会，宋庆龄在场，她问，谁是戚本禹啊？我站起来说，是我。她看了我一眼说，噢，是你啊。接着她什么也没说，就说，你坐下吧。我心里知道，她可能是听到传言说，是江青让我派人去砸她父母的墓碑的。其实她这是冤枉我了，我保护她还来不及，怎么会派人砸她父母的墓碑呢？解放上海的时候，上海地下党就指令我们组织人民保安队去保护她的住宅，我们忠实地执行了上级的指示。
可是江青因为宋庆龄骂她也发了脾气，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上对我说，她宋庆龄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叫红卫兵去“烧一烧”她(所谓的“烧”，是当时流行语，意思是“冲击一下”，并不是真烧) 。当时总理也在场，可总理在会上一句话也没说。回过头，总理马上就叫傅崇碧派部队把宋庆龄的住宅给保护起来了。可他们等了三天，却什么动静也没有。一天，总理在开会时碰到我，就把我叫到会议室边上的小房间里去。他问我，那件事你布置了谁去啊，是怎么布置的？我知道他问的是宋庆龄的事，我说，这事我哪能布置啊。江青那是在气头上说的话，事后她也没有再和我说起过。总理听了说，哎呦，你可真是个好同志啊！
在此之前，总理已经命令上海马上把墓碑修好。总理拿着修复后的照片给宋庆龄看，宋庆龄看到她父母的墓碑立得比以前都好，也知道自己是错怪了江青，就向江青道了歉。后来毛主席知道了这事，他对江青说，你应该大度点，主动去看看她。那年的国庆节，我看到江青和宋庆龄在天安门上谈笑风生的，又和好如初了。
在中南海里面贴朱德、康克清的大字报，也是江青叫我去布置的。前面第二部分第三章已提到，康克清和江青的矛盾由来已久，她和党内那些老大姐都反对江青和毛主席结婚。在中央领导的夫人中只有陶铸的夫人曾志和江青的关系尚好，曾志也是贺子珍的好朋友。还有就是邓颖超，她也常来看江青，这可能是总理的意思，她自己心里怎么样就不清楚了 。
我组织了人在中南海里给朱徳和康克清贴了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是要求总司令应该坚决支持毛主席，跟刘少奇划清界限之类的，还说他过去反对过毛主席，应该检讨。之后又贴出了“勒令朱德、康克清出来看大字报”的大字报。朱老总倒是真的拄着拐杖出来看大字报。在中南海里碰到他们夫妇的时候，又有人上去围着他们，问他们有没有去看大字报，指责康克清在延安反江青。康克清也承认自己错了，承认不尊重江青。
后来我知道，毛主席对贴朱德、康克清大字报这件事是很反感的。但主席心里也清楚，那是江青的主意，他知道她和康克清的矛盾大。所以在这件事上面主席一次也没有批评过我。但是这件事我直到今天想起来都很不安。
后来，人民大学准备召开万人大会斗争朱德。起因是人民大学的学生要批斗他们的党委副书记孙泱，而孙泱原来是朱德的秘书。
孙泱的父亲孙炳文是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那时是总理的助手。后来被国民党杀害了。孙泱开始不知道，他在上海浦东中学读书时，和蒋经国是同学，所以整天和他们混在一起，还参加了复兴社。后来党组织和他联系上了，告诉他，他爸爸是烈士，他马上跑到延安去了，人大的学生说孙泱是个特务，就斗他。连孙泱的妹妹孙维世也一起被斗了。孙维世是总理的养女，可不知什么缘故，总理没有很好保护孙维世，后来孙维世被批斗而自杀了。现在人们都传说是江青迫害了孙维世，这是莫须有的事。我没听江青迫害孙维世，倒是我知道叶群要迫害孙维世。叶群恨孙维世，因为孙维世在莫斯科曾经和林彪谈过恋爱，叶群总怕她再来抢夺林彪。所以就抓住她在苏联加入过克格勃的事来整她。其实当时中国的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支部，经常互通情报，人员也可以互相调度。当时加入克格勃是个光荣的事，不可靠的人还加入不了。
我过去对朱德反对主席的事，不很了解。江青向我讲过朱德在井冈山反对主席的往事，所以我就支持了人大学生开斗争大会的决定。总理知道后马上把我找去，他跟我说，朱德并不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这样做不是在转移大方向吗？总理还说，上次中央开会的时候，就有人斗了朱德。我问总理，中央开会，我常来做记录，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这个会呢？总理说，那是个绝密会议，你不能参加的。总理还说，总司令在那个会上交代说，他以前在井冈山的时候是有野心的,但也只是在心里想想的，并没有说出来。到抗日战争的时候也还有。可到了解放战争就没有了。解放战争时，那些大战役，战场死伤惨重，惊心动魄，都是主席亲自指挥的，他只能做个参谋。那个时候他已经知道了，自已是没有资格来当党的领袖的。到现在年纪都这么大了，就更没有这种想法喽。总理说，后来主席听说刘少奇开会批斗朱德非常反感。主席说，有人说朱德是黑司令，如果朱德是黑司令，那我就是黑政委了。
总理叫我马上去取消人民大学的群众大会。我马上遵从总理指示，打了电话给人民大学，又叫秘书去人民大学说服他们取消了这个群众大会。
1986年我出狱的时候，那时总司令早已经去世，康克清还健在。我给康克清写了一封信，做了自我检讨。我说在这件事情上，我犯了错误。虽然我们撤销了批判总司令的大会，但我们还是有错。我一直没有给你作检査，是因为当时给你检査的话，好像我在寻求什么“宽大”，不是真心。现在我坐完了十八年监狱，他们加在我身上的罪名，我都不承认。但在反对朱总司令这件事情上，这确实是我的错误，我现在向你作检讨。康克清的女儿后来在她写的《我的父亲朱德》这本书中写了：戚本禹后来给我妈妈写过检讨，认为他错了，态度很诚恳，等等。
我的办公室曾经与总司令的家在一个大院。总司令常到办公室来看我们。他还送给我一本他手写的《幽兰赋》，上面写了“本禹同志”，并盖上了他的“朱德”大印。尽管那本《幽兰赋》后来也被抄没了。但每当想起它，就更增加了我对总司令的愧疚。

4、批斗彭德怀
文革的时候，彭德怀是在四川搞大三线的建设。李井泉在庐山会议上和彭德怀斗得挺厉害，彭德怀支持田家英批判李井泉，李井泉恨透了彭德怀。所以彭德怀到了四川之后，他对彭德怀看得很紧，把他的一举一动不断向中央汇报。我接到了一个西南局写来的报告，就两张纸，很简单。上面说彭德怀现在在四川很自在，到处去看大字报，并对自已的问题进行翻案。当他看到批判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大字报的时候，他就笑，说，你们现在才知道反刘少奇啊，我早在1959年就反对他了，你们还斗我呢。于是，我就和关锋一起写了一个报告，说彭德怀的翻案活动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
我记得，1966年12月13日，在由总理主持的中央文革的会议上讨论彭德怀这个问题。江青在会上说：我们忙得不可开交，彭德怀却在那里幸灾乐祸，优哉游哉的。她提出要把彭德怀带回北京来进行批判。在讨论中，包括总理在内，大家都同意江青的意见，认为应该把彭德怀调回北京来。但是怎么把他带来北京？开始想用解放军去把他带回来。总理说，让部队去带不妥，还是由群众去带比较好。王力、关锋说，那就让红卫兵去带。就这样形成了一致的意见，让红卫兵代表群众把彭德怀带回北京。总理还说，不能坐飞机，要坐火车，因为飞机不安全容易出事，出了事说不清楚了。有人说，现在火车很紧张，又很乱。总理说，搞个专列车厢，他去跟卫戍区傅崇碧说。然后总理就叫我去与红卫兵联系。我问总理，带回来以后怎么办？总理说，带回来就跟我说，下面的事我来安排。
在中央文革开会作出了决定以后，14日上午，我就叫阎长贵通知朱成昭去办这件事。朱成昭提出叫当时正在四川串联的师生和王大宾主办这件事。我知道王大宾这个人做事比较稳重，不会瞎来，就同意了。王大宾到成都后不久，有人向我汇报说，彭德怀把地质学院去的人给说服了，说得变成同情他了。我一听不对，批评了地质学院的人，同时又赶紧找人通知韩爱晶，说地质学院对彭德怀的事不积极，拖拖拉拉，让他去接着办这事。韩爱晶对这个事很积极，二话没说就坚决去办了。我对韩爱晶说，如果他们不肯把彭德怀带回来，那你们去把他带回来。但最后还是王大宾他们把彭德怀带回来的。彭德怀对王大宾说，你们现在才反刘少奇，我在庐山会议上就反刘少奇了。你们说我反毛主席，我不是。我是反刘少奇。王大宾很相信彭德怀的话，认为彭德怀案搞错了，彭德怀是拥毛反刘的。这些都是王大宾跟我说的。王大宾这个人是比较诚实的，我相信他不会说瞎话。
王大宾把彭德怀带到北京以后，就给我打电话说，“海瑞”带到了。我问在路上安全吗？他说我们连一根头发都没碰他。我说，好，你们完成了一项重要任务，谢谢你们。与此同时，中央文革“快报组”的记者也跟我打电话告知彭德怀带到了。当时，刚好中央文革在开会，总理、陈伯达、江青都在，我报告说红卫兵已经把彭德怀带回来了，等候指示，看送哪儿去？总理马上说：好，行了，这个事情由我来安排，你别管了。他就到中央文革小组的办公室打电话给卫戍区找傅崇碧。我在他后面，听到总理在电话嘱咐说，吃住都要有保证，被子要多送几床，别冻着了。总理又在电话里说，彭德怀住哪儿，要保密，不准说。不准随便拿去斗，凡是要斗，都得经过我批准。也不准到他的住处去围攻。彭德怀的身体情况、思想情况都要随时向我报告。总理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了，才放下电话。
在1967年的7月，北京航空学院和地质学院联合开大会斗争了彭德怀。在斗争大会前，北航红旗在韩爱晶的主持下，先开了一个小型批斗会，要彭德怀交代他反对毛主席的罪行。彭德怀不承认。韩爱晶冲动之下，首先动手打了彭德怀一个耳光。文革结束后韩爱晶为了这一个耳光也付出了很惨痛的代价。
彭德怀一直是被总理安排在卫戍区保护着。当时凡是要斗争彭德怀，都得直接向总理报告。连军委、总政的人要斗彭德怀，也得找周家鼎请示总理，中央文革小组没有批准批斗彭德怀的权力。没有总理的同意，谁都调不动彭德怀，大家也都不知道彭德怀究竞关在哪里。
文革结束后，来监狱审问我的人问我，为什么要从成都揪回彭德怀。我就回答说，西南局有报告，总理主持会议作出的决定，我具体执行了。这些具体事实你们去査档案就清楚了。他们就不再追问下去了。因为那时他们正好要解放李井泉，也要维护周总理。

5、关于李立三的问题
对于李立三的问题，我在文革中曾公开表过态，说他爱人李莎是苏联的克格勃。我当时是根据一些小报的揭发来说的。那时认为克格勃是给苏联搞特务的，所以就认为是有问题的。到文革后我看到了相关的调查，李莎与克格勃没有关系。我感到我犯了陷人于罪的错误。 虽然后来没人来追究我这个错误，但我心中一直都是不安的。
李立三曾是由共产国际决定的中共党中央的领导人，主持过中央工作。当年我之所以那样表态，支持群众批判李立三，是因为我对他印象不好。历史上李立三对毛主席很不公正，他批评毛主席是右倾机会主义，还开除了毛主席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的职务，虽然并没有开除党籍。可是消息传下去却说是开除了党籍，因此主席不能在红四军担任党代表了，只能当师长。
本来，李立三是毛主席早年的朋友，主席有个回忆，早年，他曾在长沙的报纸上发了个征友启示，交了几个朋友，李立三因为只见了一面，没说多少话，算半个。后来毛主席把自己开辟的安源煤矿的共产党组织和工会组织，都交给了李立三，李立三因此在工人运动中出了名。这样他才进入了中央，当上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人。以后他到苏联取得了共产国际的信任，派他回来当了党中央的实际负责人，但他回来以后，却大整毛主席。我觉得这人太不地道了，有点中国人所说的小人得志、忘恩负义的味道。正好有华北局造反派提出要批判李立三，找到我，我就说了几句话支持他们。后来，我向江青、总理汇报了这个情况，当时总理说，让群众批判他一下也好。李立三在苏联，卷入了共产国际的内部斗争，被送至西伯利亚。在延安开七大的时候,毛主席不计前嫌，仍说服大家选他为中央委员。那时他在西伯利亚，消息闭塞，根本不知道此事。是毛主席叫人与苏共交涉接他回国，回国后又委以重要任务，让他在哈尔滨参与东北局的领导。总理说，这些就是他，也是党内同志最佩服毛主席的地方。

6、中央文革在运动中保护的一些老干部
事实上，江青在文革中保过很多老干部。中联部斗争王稼祥。江青知道了，就跟王力和我说，叫他们别斗了。王稼祥在历史上对主席是好的，他是有功之人。王力和我分别向中联部和外交部的造反派做了工作，他们就停止了批斗王稼祥。
江青和李富春的关系特别好。她去了延安后，她的组织关系就是李富春给査清楚后恢复的。李富春那时是中央的组织部长，他又做过中央办公厅主任。在延安有些人散布江青的流言蜚语。李富春马上找那些人来，训斥了一顿。说，不许瞎说，再小广播，自由主义，要处分。没有的事，别造谣，再造谣，要负党纪责任（李富春的原话）。李富春这么一讲，下面就不敢乱说了。所以江青跟李富春挺好的。文革时，谁要打倒李富春，江青马上叫我去，说，跟他们说，不能反李富春。所以，那时国家计委和学部都有人贴李富春的大字报。我就去跟他们说了，不许反李富春。他们问为什么？我说，没什么为什么的，就是不许反。
文革运动中，农口的造反派要打倒谭震林。但主席说，还是要保他。江青就让我给群众去做工作。我就在一次大会上说了，谭震林是跟毛主席走合作化道路的，他反对包产到户。我说，谭虽然有错误，但我们要看到，他和刘少奇、邓小平不一样。他在党内是拥护毛主席，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据说谭震林听了以后还挺满意，说，“这小子总算讲了几句人话”。
江青还让我去保王震，事后王震还亲笔给我写来一封信，表示感谢。
江青还帮很多老干部说过话，像谢觉哉、江华（江华曾给主席做过秘书）。连犯了严重错误的叶子龙，江青都为他说过话，说他虽然犯了严重错误，但他给主席做过很多事，在转战陕北时一直跟着主席的。

第十六章 张春桥处理上海“安亭事件”和中央召开工交座谈会

1、文革运动从学校向工厂和农村的发展
八届十一中全会公布“十六条”以后，一些工厂的工人也都纷纷投入到文革运动中。按照当时原有的规定，除学校以外，工矿企业等系统和农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都以原来城乡“四清”运动的部署来进行。并且规定，学校的学生不要到工厂、农村去串联。但是在许多工厂里面，一些工人因为在运动中给党委和领导提出了意见，而被单位的领导或者是派到那里的“四清”工作队，打成了“反革命”和“坏分子”，还有些人甚至遭到了非法关押和拷打。从中央十月工作会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这些受到单位领导和“四清”工作队错误镇压的工人们，就向中央文革小组写来了申诉信，有些外地的群众还来到北京上访申诉。那时，我们接待了很多这样的人。
1960—1961年我曾在北京的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工厂和天津的机床厂呆过。 1966年9月至10月就有二七厂的工人不断写信给我，有的还跑到钓鱼台来找我，向我反映厂里文革运动的情况。我听到当时国务院的一些主管工业的领导说，现在工厂也乱了，工人们都不干活了。他们说，工厂可不能乱，工厂的生产一停，国家怎么办啊。 于是，我就去长辛店二七厂里看了一下。我在那里看到的情况跟他们说的并不一样。工人们照常在工作，各车间的机器也没有停。因为大家知道，工业生产是社会化的生产，一环扣一环的，你一个环节停下来， 其余的也都得受影响或者一起停下来的。所以，工厂的运动多是在下班后的时间里搞的。一些工人去外面参加社会上的运动，也都是在业余的时间里去的。不然的话，他的工资也会受到影响。
经过了解，二七厂有些工人确实因为给领导提意见，被定为坏分子”、“反革命”或者是“反党小集团”。他们中间有些人还跟我挺熟的，我知道他们都是好人。所以，我就表了态，认为这样整工人是错误的。工人向领导提意见是合法的。厂领导应当听取工人提出的意见，而不可以整工人。
我在长辛店工厂的表态，马上就在工厂和工人中间传开了。好多工厂，像首钢的工人都来找我，向我控诉工厂领导，要我支持他们。
这些情况我也都向总理、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作了汇报。

2、处理“安亭事件”与张春桥的政治胆略
1966年11月10日上海爆发了“安亭事件”。上海造反派的工人在北京南下的“三司”红卫兵和上海的红卫兵的帮助下，联合起来成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织“工总司”。上海市委的曹荻秋在请示陶铸以后，对“工总司”的成立决定采取“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的“三不”方针。曹的这一决定得到了当时正在养病的陈丕显的支持。上海市委根据“三不”方针处理“工总司”成立大会，结果激怒了工人，于是上千名工人在潘国平、王洪文等造反派领导人的带领下，挤上火车进京告状，结果火车被上海市委下令扣停在离市中心30来公里的安亭车站上。工人们非常愤怒，拦车抗议，要求中央、中央文革表态，承认和支持他们的造反行动是革命行动。这就是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
“安亭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主持开会讨论。陶铸主张坚决要把工人的这种“不听话”的势头打下去。国务院负责工业的几个领导把难题交给中央文革，有人还有点看中央文革笑话的味道，这从他们打来的电话中就感觉得到。京沪铁路当时是南北经济大动脉。其实当时上海工人并没有全线阻断铁路，但是他们拦车抗议影响了好些北上列车的班次，其中还有几趟国际列车。所以国务院管工业的同志的意思是，你们中央文革不是支持造反派嘛，出了那么大的事，你们去处理吧。如果我们处理不了，那么他们就可以到主席那里告中央文革的状了。
这件事我也立即汇集了情况向陈伯达汇报，会议决定请他出面来处理。他先以中央的名义给华东局的韩哲一发了一份电报；后又起草发了一个给工人的电报。陈伯达在电报中虽然表示同情工人，但并没有承认他们是革命行动，也没有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组织。只是希望工人从大局出发，回去搞生产。陈伯达起草完电报就拉着我和他一起签字。我说，你是组长，你签字就行了，干吗要我也签呢，我算啥？他说，不行，有人说你是支持上海市委的，所以你也得签字，免得人家再说你什么。所以他硬是替我把名字也写在了电报上面。现在如能査到当时电报的原件，上面应该还有陈伯达代我签的名。但我坚持我不能与组长共签，最后，电报还是以陈伯达一个人的名义发出。
陈伯达为什么说我是支持上海市委的呢？那是因为1966年4月初，我到上海组织工农兵学哲学的文章的时候，曹荻秋专门宴请了我，他还问我在上海地下党时熟识的同志的情况。我有很多地下党时的战友在上海工作，他们跟我的关系都很好。我就向他提到顾志刚和张效浚，并说过这两个人很有能力。顾志刚是我的人党介绍人，张效浚是我在地下党时的领导人。顾志刚当时已是市委机关的领导人，与曹荻秋关系很好。10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曹荻秋还请我帮他修改过他写的检讨。所以陈伯达就说我是支持上海市委的。
发完电报，陈伯达还打算派人到上海去。他就找了我，说，我们要把工人劝回去。你在铁路的二七机车车辆工厂工作过，有点经验，你去跑一趟吧。我说，我去不行。北京的工人，二七厂有问题我还可以去，首钢我都不见得行，他们与北京老市委关系好，他们不见得会听我的。上海工人我更不了解了，我恐怕处理不好。我建议说，张春桥原来当过上海市委的宣传部长，又是上海市委书记处的领导，对上海情况他最了解，为什么舍近求远呢。
最后中央文革小组开会决定由张春桥去处理“安亭事件”。张春桥一到上海就直接赶到了安亭车站现场，而没有先去上海市委。他先跟工人谈判，劝工人让开铁路，保证交通畅通。工人通情达理地让开了铁路。到11月12日，不到两天的时间，铁路交通就完全恢复正常。 然后他又劝工人们回去，但工人们却坚持要张春桥答应，为他们在资反路线期间受到的冤屈平反，恢复他们的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工人们还当着张春桥的面控诉了上海市委执行资反路线，镇压和迫害工人的事实。工人们的控诉使张春桥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但是，他并没有在安亭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只是坚持要工人们回上海去解决问题。但他向工人们承诺，不处理好这件事情，他决不回北京。
这时，张春桥受到的压力是很大的。中央文革给他的任务，只是劝工人回厂，恢复铁路交通。此外并没有给他任何的授权。况且，上海市委在批判《海瑞罢官》中态度是积极的，与江青的关系很融洽。怎样处理这件事，关系到中央文革与上海市委的关系，颇费踌躇。
张春桥从安亭回到上海就跟我通了电话。他问我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我知道他一方面可能是顾忌我跟上海市委的关系；另一方面，他更想知道江青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我就在电话里对他说，咱们也没有什么别的武器，不就是一分为二，辩证法么？上海市委支持批《海瑞罢官》，那是正确的，我们不否认它；但是它执行资反路线，镇压群众，那是错误的，就得检查。他听我这么说，也放心了。我又跟他建议，这事你不要去和陈伯达多说，跟他说半天也说不清楚的。你应该直接找江青去说。后来张春桥给江青打了电话，江青在电话里叫他不要有顾虑，怎么有利于工人，怎么有利于工人造反派的成长，你就怎么做。
最后张春桥签字同意了上海“工总司”提出的“五点要求”，承认他们是革命行动，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的群众组织。这是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文革第一次与一个大省市的工人阶级签订的第一个支持工人群众革命造反的革命协议书。它是文化大革命中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
张春桥回到北京以后，总理还表扬了他。总理当着我们的面对国务院负责生产的那些领导说，这事你们就处理不了。张春桥去，就把问题给解决了。不过，等总理转身走开时，我听到那几个人就在嘀咕，我们算什么呀，现在我们说话谁听呀。人家可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啊。
可是上海市委对张春桥的意见就很大了, 陈丕显从上海打来电话, 质问陈伯达: 张春桥作为一个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有没有这么大的权力，绕过华东局，绕过上海市委就和工总司签字承认“五条”？陶铸等一些中央的领导，甚至陈伯达也都认为张春桥这样做，是违反了中央关于在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有关规定。所以说，张春桥的签字是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的。但这件事不只是表现了他的魄力和胆识，也说明他对主席思想，对主席要把文革运动发展到工厂、农村，是有认识、有思想准备的。11月8日，他在和我一起见北航红旗的战士时，就支持他们去工厂串联，与工人相结合。张春桥还说：搞工厂是方向问题，我们打算下一步应该这样走。
后来官司一直打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亲自主持了中央常委会议，主席说，总是先有事实，然后才有概念的。没有事实，怎么能形成概念？没有实际，哪能有理论？有时理论与实际是并行的。有时理论先行，但是实际总归是第一位的。工人不先把革命闹起来，哪儿来的几条规定？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政策的，这件事张春桥是对的，是应该根据现实改变过去的政策。过去限制工人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规定脱离了群众。

3、在全国工交企业政治工作座谈会上发生的争论
1966年11月16日开始，中央召开全国工交座谈会。会议平时都是由陶铸主持的，总理参加时则由总理主持。余秋里、谷牧这些当时管国家经济的人、国务院各部部长、各省市管工业的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了会议。
会上首先讨论了由陈伯达起草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这个文件是经过中央文革小组讨论的。文件的主要内容是，指出工人阶级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力量和最积极的因素，他们对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负有重大的责任，工矿企业的工人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是大势所趋，好得很，是不可阻挡的。同时指出，当前的问题，是有些单位的负责人，错误地把文化革命运动跟生产对立起来，有的以抓生产为借口，来压制革命派，保护自己；有的则以不管生产，来为文化大革命运动制造困难。这两种错误都是不顾大局，违背党的方针，严重违反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文件提出，工厂的工人群众可以建立文革组织，可以串联，可以与学生交流文革经验。但必须坚持“八小时工作制”，文化革命必须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每天三至四小时，不得占用生产时间，同时又要让工人同志得到必要的休息。
可是在陶铸的主持下，会议对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 “十二条”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把它说得一无是处。参加会议的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的抵触情绪很大。刘澜波、吕正操、吕东这些部长们为了发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竟大声喧哗，离席哄闹，说到最后许多人都站了起来。
这样就在陶铸的主持下，由余秋里、谷牧具体组织有关部门的人，草拟了一个与“十二条”相对立的文件：《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简称“十五条”）。规定要求：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四清”部署结合进行，分期分批，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不搞串连，坚持八小时生产。
我那时因为事情很多，所以没怎么去参加这个会议，可是总理好几次都叫我去参加会议，他说，你对工业的情况比较了解，你应该去参加。我在私底下听到陈伯达抱怨说，我们这些写文章的人，只是小小老百姓，无权无势谁也瞧不起。过去邓小平看不起我们，现在这些部长们也同样瞧不起我们。把我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全部推翻，他们自已另起炉灶。
事情汇报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否定了“十五条”。他叫谷牧等带人先去几个大城市，去听取各派工人的意见，然后再回来讨论。
接下来的会议就由总理来主持了。总理让国务院和中央文革小组一起坐下来进行讨论，以陈伯达提出的“十二条”为基础，起草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八条意见》。经讨论后补充为十条。
然后主席又让林彪主持中央常委会来讨论这个“十条”。林彪在会上讲了话，他讲得挺厉害，他说，这次工交会开得不好，一些人的思想很不对头，需要来个180度的大转变。他说，我们不应该是被动地、而应该是主动地让这场革命进入到工厂、农村，进入到社会。文化大革命是“势不可挡”的，我们不应该去挡，而应该上前迎接。革命不是要刹车，而是要扩大。要让这场革命席卷每一个领域。林彪对工业是有自己的一套看法的，他认为，工矿企业要加强政治领导。林彪对薄一波的意见特别大，他专门批判了薄一波以前在工业战线上的一些做法。而这个时候，薄一波已经因为“六十一人叛徒案”而被审査了，没有参加这次座谈会。
总理也在会上讲了话。总理说，总的来说，多数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因此，发生抵触情绪、埋怨情绪。他说，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嘛！要负起责任来，不要诚惶诚恐。当年打仗的时候都可以上刀山，入火海；搞地下工作时可以坐大牢、下炼狱，现在还有什么舍不得的？他还针对一些干部害怕群众的思想状态说，要有思想准备，要经受得住考验。过去因为工作错误所造成的恶果要接受教训，受到教育，要准备接受考验。把毛主席思想树起来，准备吃苦，掉肉。这些惩罚是我们过去的工作错误造成的，我们不承受谁承受？我们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们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没有一种精神准备不行。这个仗一定要打，做好思想准备，领导好了，也不至于那么严重。
总理的这段话，后来经常被引证来说明总理对文革是抱着反对和抵制的态度的，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忍辱负重。这不符合事实。事实上， 以我的了解，当时总理对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与毛主席基本上是一致的，绝不是曲意奉承。在一些具体的做法上，由于所面对的问题不同，或者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他和主席以及中央文革小组会有一些不同意见。但是，一般在他知道了主席的意图之后，他会马上调整自己的看法。
总理当时在说完“我们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们不入虎穴谁入虎穴？”这句话之后，还对着一个领导干部说，你当年是怎样闹革命的？当年打仗，坐牢，入虎穴，下地狱，死都不怕，现今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搞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可怕？最多是掉点肉，生点病，罢个官嘛！大家要从整体来考虑文化大革命。
所以，我觉得总理对文革的态度是积极的。

4、工交座谈会的重要意义
在工交座谈会上出现的这场争论，对当时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工交战线是决定文革成败的生死战场。文革运动光靠红卫兵是不行的，国民经济、国家大局还在工矿企业。文革能不能搞好，就看工人阶级能不能行动起来，行动起来后是站在毛主席这一边，还是站在刘少奇那一边？所以，这并不是制定个“十条”或“十五条”的问题，而是我们要不要团结起工人阶级，组织起工人阶级，来同走资派以及他们推行的资反路线作斗争。
其实，抛开对文革的态度，我认为谷牧、余秋里这些人也都是好人。王力和谷牧的私人关系挺好的，在后来王力被审查后，康生提出，说王力以前参加过国民党。这时，谷牧就出来说，王力参加国民党是我们地下党派他去的。谷牧那时是北方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谷牧在王力失势时候还出来替他说公道话，我对他印象就非常好。我和余秋里关系也很好。我崇拜英雄，余秋里是独臂将军，我觉得他很了不起。所以，我到外面去讲话总喜欢拉着他一起去。这些总理都看到了，总理对我说，你崇拜英雄，尊重老干部，这点很好。
其实，大家都知道，像我们这样一个大的国家，生产是一刻都不能停顿的。工厂、铁路、煤矿、电厂，随时都有大量的问题要处理。我记得恩格斯在哪里讲过，生产停顿两天，一个社会就会混乱，就会维持不下去了。这是个常识性问题。
我们中央文革小组也知道，中央文革这几个人并不能掌管好生产的。所以毛主席总是让总理管生产，要中央文革和总理配合好，提出的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革命、生产两不误。我们一直都是努力配合总理工作的。
当时的根本问题，并不是像一些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所指责的，是中央文革小组以抓革命来破坏生产。恰恰相反，是一些反对和抵制文革的人总是在千方百计地以抓生产来压革命。而当文革运动直接影响到了这些人的切身利益的时候，他们就不惜以破坏生产来压制革命了。
工交座谈会是文革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这以后，工人阶级作为主力军的地位，参加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来了。文革运动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十七章 参加毛主席的生日家宴

1、我对毛主席在生日宴会上讲话的回忆
1966年12月的时候，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就多次向主席说，希望在毛主席生日的那天与主席一起吃个饭，以为庆贺。主席一直未作答复。12月26日下午4时许，主席机要秘书徐业夫打电话给我，并要我立即通知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姚文元，一共六个人，于下午5时到中南海主席家里同主席一起吃饭。我特地问，要不要通知康生？徐业夫回答，不要。我随即用红机子分别通知了各人，大家接了电话都非常高兴。
5时前，我们就来到了中南海游泳池主席的住处。主席和江青在家里接待了我们。那天一起在场的还有李讷、毛远新、汪东兴、徐业夫、吴旭君和服务人员。饭前，主席与大家闲话聊天。
主席说，今天过个生日，我七十三了。你们要办庆祝宴会，这不好，因为党中央有不祝寿的文件呢。我们自已在家里简单办个家宴，请请小组的人，组长、副组长、组员。顾问就免了。这一年你们辛苦了，“五一六通知”、“马列主义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红卫兵大串连”，一波接一波，现在还没完。
主席又说，斯大林是七十三岁死的。他死了，资本主义就在苏联复辟了。社会主义堡垒被赫鲁晓夫们从内部攻破了。我现在还不会死，但将来，资本主义会不会在中国复辟呢？这就要看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这个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党同党内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也就是走资派、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斗争也不是今天才有的，早就有了。但这一次是全面的斗争，从上到下，从红卫兵到工厂、农村、机关，全国都闹开了。
主席又对春桥和姚文元说，春桥、文元来了。你们想不想回老窝啊！上海可闹得厉害呀！形势很好呢！红卫兵起来了、机关干部也起来了，工人们也起来了，到处是火烧、批判、揪斗、打倒，还有砸烂。他们还很注意斗争方式，谁是要火烧的，谁是要打倒的，都有区别呢。他们懂得掌握党的政策。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也很重要呢，过去讲内外有别，是讲牵涉国家机密的事情内外要有区别，不是讲革命运动不能搞。文化大革命，内外都要搞，最重要的是工人们起来了！你们两个人可以回去看看呢。他说，上海重要啊！京、津、沪还有工业大省辽宁，是我们这一阶段的重点。
主席对关锋说，关锋也来了。你太瘦了，要多吃点肉呢！你的老子研究怎样了？你送来的书，我还没来得及看呢。关锋主张老子是唯心主义的，陈伯达主张老子是唯物主义的。主张唯心主义的还有杨柳桥等人，主张唯物主义的还有任继愈等人。两派还在争，统一不起来。主席说，在我看来，老子是客观唯心主义。老子是周朝王室的官员，属于贵族阶层，但他同情农民，经常替农民说话，批评统治者压迫农民，税太重。所以出身贵族也可以革命进步呢！对人不能光看出身，我不赞成那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形而上学。哲学家也不能都打倒，高亨要保呢，杨荣国也要保。
差不多5时半的时候，人都来齐了，家宴开始。服务人员端上了八盘菜、一大盆汤水。菜有红烧肉、烧鱼块、木须肉、腊肉青蒜，还有豆腐、青菜、马扎菜（一种野菜）等。主食是厨师自做的寿面和烤红薯、玉米棒等。大家入座以后，服务员为大家斟上了黄酒。我们都举起了酒杯，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主席说，你们万寿无疆！你们年轻！
正式就餐之后，大家的话语就比较少了。等到寿面上来时，大家又要站起来祝酒，主席示意大家坐下，自己却站了起来，他举杯说：“为明年全国全面内战胜利干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主席说“全面内战”这四个字的时候，一顿、一挫的，说得很清楚，但是“胜利”两个字的声音就比较小。很多人可能都没有听清楚。大家跟主席干了杯之后。都在思考主席祝酒辞的意思。“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是当时流行的口号，意思好懂。不好懂的是前一句。那时文革运动中已形成革、保两派，已经有了武斗，这叫打内战。可是反对武斗、反对打内战是毛主席的一贯主张啊，怎么为它干杯呢？而且还是“全面内战”！大家都在思索，却没有人提出来问，江青也没说话。主席似乎看出了大家对他话的不理解，在吃了几口面之后，他又陆陆续续地讲了，不仅是学生被镇压，机关里的造反派、工厂里的造反派，也遭围剿。没有大民主，小民主也没有，给领导提意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热气腾腾的群众运动一下子被搞得冷冷清清。那些被造反派反对的领导人，过去经常要群众无条件服从党的领导，做党的驯服工具。这次他们又挑动群众斗群众，组织党团员、积极分子跟造反派斗。于是，许多地方在群众中形成两大派，一派要革命造反，一派要保护旧秩序，两派打起内战，有些地方甚至发生武斗。我们要支持革命造反派，给群众宣讲文化大革命的道理，团结大多数，争取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前一阵子，我们怕文化大革命一下子铺开了影响生产，便想把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放后一步，哪知客观事实的发展常常会打破我们的预想。学校、机关的革命造反派同工厂、农村的革命造反派结合起来了，一下子打开了文化大革命的新局面，上海就是这样。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一定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才能胜利，五四运动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明年全国的文化大革命都会走这条路。两派的斗争会更激烈，但革命最后总会取得胜利。
吃完饭以后，主席又和我们谈了一会话。主席谈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我们从思想和理论上全面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叫我们要抓大批判，并叫我们每个人都要写文章。
在谈到写大批判文章时，毛主席特地对我说，你也要写。我就对主席说，我一直想写一篇关于影片“清宫秘史”，到底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文章，因为从主席提出这个问题，到现在一直都没有人做专门研究。毛主席说，好。我又说，可我对义和团那段历史还不是很清楚。毛主席说，不要紧，你去写。写了给我，我给你看。
随后，我们向主席道了别，然后各自回去了。

2、贯彻落实毛主席的生日讲话精神
主席这次谈话给了我们极大的震撼，我们都认为主席的这次谈话非常重要。主席不仅概述了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过程，而且为即将来临的1967年指明了工作方针。
第二天江青、王力就分别向总理和康生做了汇报，总理又把主席谈话的精神告诉了陶铸。总理和康生都认为主席谈话内容深刻。总理说，主席讲的内战，意思是以毛主席为首的革命派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是文斗，而不是枪炮武斗，打派仗。毛主席一贯反对两派武斗，打内战。江青把总理的意见告诉了陈伯达，当时陈伯达正在与王力、关锋和我一起商议为《红旗》杂志起草元旦社论。我们大家都认为，似乎可以把“内战”改成“阶级斗争”。
27日晚，陈伯达召集王力、关锋和我四个人，根据毛主席的讲话精神起草元旦社论。商定主题后，陈伯达、关锋编句子、口述，王力记录，我补充意见。凌晨草成未定稿，准备过一天再改。这篇社论的题目就叫《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毛主席祝酒辞里的一句话。而社论主题就是“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团结起来，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关锋提出，我们把主席的话，作这样的改动，是不是好。我说，在意思上并没有多大的出入。再说，我们写的稿子还要送给主席审阅的。这和田家英的做法完全是两码事。不用担心。后来，主席在审批这篇文章的时候，并没有再作修改。说明主席也是同意我们所做的改动的。
稍后，我们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上，又讨论了如何落实主席叫我们写大批判文章的事。
关锋说，他准备从伦理道德观上面，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可是后来关锋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困难，因为刘少奇的 《论修养》再版时是陈伯达参加修改的。所以关锋的文章在陈伯达那里来回了好几次。我听关锋讲，陈伯达每次都拿去和他自己保留着的《论修养》修改的底稿核对，不是他改的部分就通过，是他改的，他就找各种理由出来阻拦，说什么这个不是主要的啦等等。当初陈伯达修改《论修养》的时候是很积极的，比参加编《毛选》还积极。
姚文元本来是准备从批判电影《武训传》以来，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历史，来批判刘少奇的错误路线。可后来不知怎么变成了批陶铸了。本来姚文元批陶铸的文章里没有写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和批“五一六”阴谋活动的内容，是毛主席给他加上去的。批“五一六”到后来发展与演变成一场清査“五一六”分子的全国性运动。
王力当时提出，他来批“三和一少”，“三自一包”。但后来他只写出了一篇批“三自一包”的文章。批“三和一少”则被武汉“七二〇事件”冲了。那个时候王力正在外交部鼓动造反，所以他一批“三和一少”，矛头就成了对着陈毅了，甚至还牵涉到总理。王力自己说他主要是批判王稼祥的，可实际上外交的事情都是总理定的，王稼祥并不是主角。我每次看到王力在会上讲批“三和一少”的时候，总理的脸色总是很难看的。而且王力当时“左”得厉害，他把“三和一少”又拔高到了“三降一减”。但这个文章后来没有写出来。
张春桥原来打算从社会基础上，从走资派产生的社会根源上来批判刘少奇。不过不知为了什么，后来这个文章一直没出来。张春桥想问题比较深思熟虑，但写文章比较慢。
我的文章，已经在主席那里确定了主题。所以，从那天开始，我就向陈伯达请了假，经常一个人关在钓鱼台的办公室里或者家里写文章，好多事情我都没有参加。

3、我对王力整理的毛主席生日谈话的看法
主席的生日谈话一直没有向外面作过正式的传达。所以许多人都是后来从《王力反思录》里面，看到由王力整理的“主席生日谈话”的。
关于主席的这次生日谈话，现在有张春桥、关锋、王力、姚文元和我的五个版本。所有版本都只是事后的追忆，因为主席是在家宴上即兴讲的，我们都没有做现场记录。五个版本中王力写的最长、最多，关锋写的最短、最少。关锋的版本是阎长贵转述的。据我所知，关锋本人还有个整理稿，应该比阎长贵转述的更详细，现存于其后人处。我认为，在五个版本中与原貌差距最大的是王力的版本。家宴时间大约有一个半小时，除了吃饭，讲话时间也就是几十分钟。主席谈话是以聊天的方式进行的，中间春桥、文元、关锋和我还插过话，所以不可能是长篇大论。王力整理的那篇生日谈话有八千多字，除去他本人的评论，也有三四千字，很多话是他的发挥，并不是主席说的。例如他说毛主席说“一切企图阻挡工农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论调都应驳斥。” “他同陶铸分岐的实质就是这个。”我不记得主席这样说过，到1966年12月底，主席还没有公开批评陶铸。再如不能乱抓人的一大段话，我记得那是主席在另一次会议上讲的，生日家宴上没有谈这个问题。
王力在回忆中，对主席那天并没讲过的话，说了一大堆；而有些主席当时讲过的话，他却略而不详，甚或说没有。他说“有人说，毛主席说‘要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我没记得听他说过”。这不对，除他之外，关锋、张春桥、姚文元和我都听到主席讲过“全面内战”的话。 而且我还记得在起草1967年元旦社论时，王力也议论过这句话，并表示他也不很理解主席这话的含义，可这时候他却说他不记得了。

4、张春桥、王力、关锋、姚文元对毛主席“生日讲话”的回忆
附件1：
一九六六年毛主席生日家宴情况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张春桥 回忆
1966年12月25日，当我走进他的住所时，他正在同李讷、李实姐弟说话，空气很活跃。见我进来，就说，“你想回老窝啊！”我一时脑子转不过来，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直到他说：“上海形势很好，红卫兵起来了，工人起来了，机关也起来了，打倒、火烧、批判，政策也好，可以回去看看。”我才明白他的意思。往下来，我惊奇地发现，上海的情况他比我熟悉得多。他善于把零碎的材料概括起来。又说到最近工作重点就是京、津、沪、辽宁——我们本来是为他祝寿的，竟自变成工作会议了。中间还询问关锋：老子研究怎么样？他看我不懂，就解释说他（关锋）认为老子是唯心主义，陈伯达认为老子是唯物主义的，统一不起来。 我认为老子是客观唯心主义者。主席在那样繁忙的时候，还念念不忘哲学研究，这在我们党内好像难找第二个人了。在吃饭的时候，话倒不多了，空气好像也不活跃了。陈伯达举杯“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他只回了一句“你们万寿无疆！”就把杯子放下了。大家似乎也没有什么轻松的话好说。过了一会，吃面了，他忽然站起来，举杯说：“为全面内战干杯！”大家虽然举杯，但是我始终没明白这杯酒的含义。事实上，后来的许多事都包括在这句话了。
（摘自1989年1月张春桥给女儿维维的信）
附件2‚：
关锋对毛主席一九六六年生日谈话的回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阎长贵记述
关锋生前，有一次跟我说：“毛主席当时讲的是：‘为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干杯！’我听到后都怔住了，觉得不好理解，在起草《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时把‘全面内战’改成了‘全面阶级斗争’。”关锋这个记忆可能是对的。当时在场的戚本禹1967年1月10日在总政话剧团接见部分革命造反者时说：“现在形势一句话，概括地讲，全民的全国的阶级斗争，各个战线，各个地区，用火药味的话来说，就是全面展开内战。”（参见1967年3月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首长讲话》，第1本，第84页）我认为，这可以看作是关锋记忆的一个佐证。显然，如果毛主席没有这样说过，戚本禹是不能也不敢这样讲的。
附件3：
毛译东七十三岁生日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王力整理
我看到了不少国内的和国际的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著作，都不知道或者忽略了毛泽东七十三岁生日的一次重要谈话。这样，对于“一月风暴”及其以后一系列重大事物的背景，对于文化大革命，对于毛泽东，就难以作出科学的评价。所以我先把它客观地加以介绍，然后再提出我个人的看法。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主席过生日，晚上【注：是下午，不是晚上。】临时通知，毛主席和江青请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到中南海的游泳池吃板。没有林彪、总理、陶铸、康生、李富春。我们到时毛主席早就在等着了。那天屋里很热。吃饭是按他的惯例，他招待外国人也是这样，四菜一汤。今天每人加一小碗面条，还有烤白薯、煮玉米。吃饭前毛主席说了很多话。他从来不过生日，这次过个生日。这实际上是个重要的会。
这次毛主席的讲话我印象很深的是，毛主席说“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这种较量从夺取政权开始就存在。”毛主席说：“我这次搞了个文件——‘五·一六通知’，广播了一张大字报，搞了个红卫兵大串连，大串连使全国连成一片。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较量，现在还在继续。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
“他们为什么能蒙蔽群众？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打了天下，工人地位有了改善，农民得了土地，都拥护共产党。这些人贪天之功为己功，把自己当成党的化身。他们说什么，就叫党的领导，相信党就要相信他个人。他们提倡不讲原则，提倡无条件服从。不是服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而是无条件地服从直接上级。提倡盲从，提倡奴隶主义。我同他们的分歧，这是一个重大分歧。我不赞成他们保护自已，反对群众，提倡盲目服从。我一直坚持，只服从坚持革命路线的正确领导，对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要批判。这是政治原则也是组织原则。要按照这个原则来做，并且要让群众也懂得，为群众所掌握。这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以及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就缴械了。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的秩序，老框框、老组织、老规矩。一个要革，一个要保，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注：以上两段，多系王力自已的演绎，毛主席有这意思，但只提了两、三句，没有长篇大论。）
毛主席说，最近时期出现新的局面，广大工农兵起来了，冲破了各种阻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组织，投入了文化大革命。另外，革命学生起了变化，发展壮大了，提高了。革命学生到工人、农民中去，同工农相结合。还有一个特点，党和国家机关的革命干部起来造反了。主力是工人，没有学生和工人结合也不行，没有机关干部也不行。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
毛主席讲话的概念是：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吃饭时毛泽东举杯祝酒，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这话在吃饭前也说过。除上述的话外，他吃饭前还说了很多话。这些话在后来的文章中找得到。虽然没用黑体字，但思想是毛泽东的。“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这话是准确地概括他对当前形势和今后做法的想法。有人说毛主席说：“要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这次我没记得听他说过。他说的“全国全面”，是指的工矿企业和农村。他说一定要搞工矿企业和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不然文化大革命就会半途而废。（注：这两段王力回忆均不对。毛主席是提出了为明年全国全面内战胜利干杯。）
“抓革命促生产”这一口号，毛主席说是抓革命才能促进生产，人的思想革命化了，才能解决生产的方向道路问题，才能把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的框框搞掉，搞出一套新的规章制度，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毛主席说，有人借口抓生产来压革命，他们关心的是自已的乌纱帽，他们关心的是保存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那些旧框框。他们害怕群众革命到他自己头上。他们过去靠旧框框吃板，离开旧的一套就不会走路，就不会说话。挑动群众停止生产，挑动群众斗群众，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自已就要成为走资派。任何阻挡这场大革命发展到工人农民中去，一切抵制工人农民搞文化大革命的论调都应该驳斥，都是错误的。工人农民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一切企图阻挡的人都要被历史潮流冲掉。毛主席说，他同陶铸分歧的实质就是这个。（注：我不记得毛主席在此次谈话时提到过陶铸。）
那时相当多的人包括我自已对此都不理解。原来说地委以下都不搞文化大革命。后来工矿企业和农村也要搞文化大革命了。这两个指示都是根据毛主席指示起草的，可是我这起草人之一，开始也没有认识到毛主席为什么要做出这样重大的改变。毛主席过生日的谈话后我才知道。
毛主席还说：“斗、批、改，改什么？光在文化部门、机关学校改，改些什么？整个国家文化大革命改什么？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的工厂农村还是老一套，那还改什么呢？那就没有目标了。”至今人们大概也还不知道这个问题的背景。文化大革命是个悲剧，毛主席没有达到他原来设想的目的。有的人真的以为毛主席就是为了天下大乱，可是，自己打下的江山，为什么要叫它乱？这次毛主席过生日才说得比较透彻。
毛主席认为旧机器要改成新机器，旧方法要改成新方法，旧秩序要改成新秩序，旧制度（不是说社会主义制度，是说旧的规章制度）要改成新制度，旧纪律（对直接上级绝对服从）要搞掉。毛主席关于大民主的思想，就是这样来的。他认为我们旧的一套同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同苏联差不多。他认为大民主好，便于攻击敌人，也能对各级领导机关、领导人直接监督，造成新的社会风气。
毛主席还讲了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大民主的保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不但没有大民主，小民主也没有。专政机关，必须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专政机关要保障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串连的正常进行，专政机关不能干涉甚至压制，不能乱抓人。只能对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放毒不是指说怪话反对领导，而是真正去放毒药）、制造交通事故、暗害、间谍活动这些现行反革命要专政，依法制裁。革命群众要发动起来，帮助监督专政机关，保障实现无产阶级大民主。毛主席反复讲，放毒不是指的思想上的问题，思想反动的，坚持资产阶级思想的，只要没有违法，就不能抓。要摆事实讲道理，同他辩论。他说，专政限于很小范围。党内问题，不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好，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也好，在党内、政府内、民主党派内部，即使确有证据的特务，也要一个不杀。这一条，文化大革命中我听毛主席讲过多次。这一点他是坚持的。但他没有坚持大部不抓。可是后来扩大到对打倒了的大部都要抓了。他没有坚持过去提的大部不抓。（注：这一段以及下面所谓主席讲话多系演绎。）
毛主席说，看起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还不能说已经解决了。他说，这个斗争不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从一搞社会主义就开始了。究竟是搞杜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反映到党内，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他说，这一斗争现在也没有了？刘少奇之后这斗争还是在斗。各级、各个领城都存在这问题。他们在党内占据领导地位，在很多方面都有影响。清除这些影响，使各方面、各领域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还要作深入细致的工作，还要有很长时间的斗争。
毛主席说，一定要有革命领导干部参加文化大革命，要打破清规戒律，打破束缚群众的框框，到群众中去，同工人农民学生在一起，参加斗批改，实现机关革命化。要坚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领导干部的批判要治病救人，团结大多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毛主席看来，越来越多的领导人会站到革命群众方面来，支持他发动的群众的革命运动。他说极少数不肯回头、坚持错误、阳奉阴违、耍两面派的人，一定要被群众打倒，这极少数人是“咎由自取”（这四个字毛主席用的是陶铸的话）。
毛主席在吃饭前说了上面一些话。这是他提出的“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基本内容，也是他一月份号召全面夺权的根据。这也是他反复强调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根据。这一番话，也比较完整地表述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饭桌上没有什么话，只是祝酒说了一句。吃完饭闲谈几句各人就回去了。
摘自王力《现场历史》（牛津大学出版社，第100-104页，1993年）
附件4：
姚文元传达毛主席的指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徐景贤记述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那天下午, 我们上海市委写作班的成员们昨天刚刚吃过为毛泽东七十三岁生日祝寿的长寿面, 大家聚集在武康路二号的草坪上, 商量着怎么进一步揭发批判市委的问题。忽然,文学组的一个青年从楼里奔出来叫我：“老徐，北京有长途电话！”我赶紧跑到办公室，拿起电话听筒,里面响起了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夹杂着上海口音和浙江口音的普通话:
“徐景贤吗？我是姚文元啊! 今天要向你传达一下主席的指示……”
哦，原来是文元。自从他调到北京去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员以后,几个月来,总是我有事打电话找他,他从来没有主动给我电话, 特别是在市委写作班宣布造反的前后, 我要频频向北京打电话, 寻求他和张春桥的支持, 很想倾听他的意见。 但是, 电话相当难打,连通过红色保密机也难以找到他，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当时,我心里曾经多次嘀咕：“老朋友也搭起架子来了！”今天，他忽然主动打电话给我, 而且要传达毛主席的指示, 真使我喜出望外。我赶紧掏出小本子准备记录。
姚文元在电话里一反平常冷静的语调，用一种按捺不住的兴奋语气说道:
昨天晚上我们中央文革的几个人都到毛主席那里去了，祝贺主席生日，给主席敬酒。主席很高兴，他平时很少喝酒的，昨天和我们干杯了。主席对上海的形势很关心，他从中央文革的《快报》上看到了你们造反的消息。主席说，上海的形势很好，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现在机关干部也起来了。我问主席：上海市委强调‘内外有别’怎么办？主席说：‘内外有别’可以打破，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很重要，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好。”
我一边听，一边嗯嗯，把姚文元电话传达的内容一字不漏地记了下来，心里激动得热血沸腾。
姚文元接着说： “主席很欣赏你们的口号：‘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获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他说‘火烧’、‘揪出’、‘打倒’、‘砸烂’，这几个口号的提法有区别，好！”
姚文元最后说道：“主席在和我们碰杯的时候说：祝全国全面内战开始！这一期《红旗》杂志将要根据主席的指示发表元旦社论，你们要很好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我问姚文元：“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可不可以在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范围内开会传达？”
姚文元沉吟了一下，说：“不要开大会，你们先在小范围里吹吹风吧！”
我放下电话，兴奋万状，奔到写作班的草坪上，逢人便说：刚才文元同志来电话了！文元同志向我们传达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了！”我想：我宣布造反的时候，虽然有张春桥和姚文元做后盾，但心里还是不很踏实的，现在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为我们撑腰了，我还怕什么？！
晚上，在武康路二号写作班二楼的玻璃棚阳台上，由我主持开了一个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骨干会议。会上先由我传达毛主席的指示，紧接着哲学组、历史组、文学组以及市委办公厅《支部生活》编辑部的人员纷纷争着发言，有的噙着眼泪，有的庄严宣誓，大家的神情异常忠诚、肃穆。
在讨论中，我提醒与会者思考：“毛主席说的全国全面内战开始了，中间有什么样的深刻含义？我们该怎么做？”
胖墩墩的朱永嘉说：“我们市委联络站比其他造反组织条件优越得多，我们要利用这些条件继续开大会批市委。”
从复旦大学哲学系调到市委写作班哲学组来的郭仁杰，操着山东口音说：“毛主席不是说‘内外有别’可以打破吗？我们把市委档案室里的档案翻出来，把有关内容摘录下，作为批判市委执行反动路线的炮弹。”
我觉得这些主意不错，表态说：“可以，由我写条子给市委书记马天水批，过几天组织几个党员进市委档案室查档案。这次批判市委的大会要以《红旗》杂志的元旦社论为口径，由我们负责写出发言稿，大会要和‘工总司’、‘农司（筹）’、‘红革会’（‘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的简称）等组织联合召开，声势要大一点。大会由党校来的程绮华负责筹备，等备处就设在准海中路市委党校……”
一切商量定当以后，夜已深了，我们对着毛主席的画像，轻声唱起了《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支歌。我边唱歌，边感到自己的身心激动得颤抖起来：这场全国全面内战的结果是什么，我还不能预计。但是，我预感到自己将成为一场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在即将到来的全国全面内战当中，我要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一边……
唱着、唱着，我蓦然想起了复旦大学的红卫兵在我造反以后送给我的一副对联:
革命方觉北京近，
造反才知主席亲。
今天，我更加深切地感受到这个“亲”字，我把这个“亲”字真正地融入到这首歌曲里去了。
我们唱得很轻、很轻，歌声只在室内回落，因为就在市委写作班隔壁的一幢楼里，还住着一个市委书记和一个部长。时过中夜，他们家里黑洞洞的，人们早已进入了梦乡。我们不想惊动他们。当然，在沉睡中的他们，也万万不会想到：就从近在咫尺的市委写作班里，一场席卷全国的一九六七年一月夺权风暴，即将猛烈地刮起来了！
摘自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出版，2005年11月版第6—11页）

第十八章 打倒陶铸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变化

1、我所知道的陶铸
文革开始前，中央办公厅是在刘少奇曾经住过的“甲楼”办公，中办主任汪东兴、秘书局局长童小鹏和我的办公室都在那里。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后，陶铸调来中央当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长，中央办公厅的工作就由他来领导了。他刚调来北京，还没有办公的地方，于是我们就把我们办公的地方腾给了他。我和汪东兴搬到丙楼，童小鹏搬去了丁楼。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与陶铸接触多起来了。他管办公厅，是汪东兴的领导，也是我的领导，秘书局有什么问题，或主席有交待的事情，我都要向他汇报或者商量。我那时除了要向江青汇报工作之外，还要把中央书记处每次开会讨论的内容，和会议所作的决议写一份正式的报告，经陶铸签字后，发给主席和各位中央常委。陶铸文字功夫很好，我写得不妥的地方，他都会作修改。
在他刚来不久的时候，他跟我讲过不少他对毛主席的思想的体会，讲他遇到困难，都是努力用毛主席的思想来分析现状，寻找解决方法。这给我特别深的印象，我觉得他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还曾询问过我个人的经历，我说我是个中学生，在上海参加地下党，几句话就介绍完了。他待人比较平等，也向我讲他自己的历史。他说，我是犯过错误的啊？我一愣，我那时没有听说陶铸犯过什么错误，就问，你怎么会犯错误的呢？他说，人人都会犯错误的，我在高岗的事情上就差点陷进去。是毛主席批评教育了我。他说，他跟高岗的关系不错，在“高饶事件”之前，高岗到他那里去过，讲了一些看法，他也发表了些看法，其中有赞成高岗意见的。陶铸说，后来中央没有追究我，不过我自已知道是犯了错误的，我向主席作过检讨。我与陶铸认识没多久，他就把他自己犯的错误都跟我说了，我就觉得这个人挺坦荡，所以对他很尊敬。当时我们的关系挺好。
陶铸有时会和我谈起共产主义理想，这在我接触到的中央领导中是比较少见的。从他和我的谈话中，我感觉他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他对共产主义是有兴趣、有研究的。不过他自己的生活却是很讲究的，他很会享受。他家里用的东西在当时都是比较高级的，有些东西都不是用钱能买来的。江青到他广州的家去过，说他那家跟贵族豪门的家一样。我看到过红卫兵送来的他家中摆设的照片，那些东西确实是好。陶铸到中南海以后，选择居住之处，左挑右挑，就挑了以前杨尚昆住过的“万字廊”，那是中南海里最华丽的院落。在审美观点上，他们两个倒是同气相求的。
那时，中央开会的时候，陶铸指定由我、王力、穆欣做会议记录，然后由我们给他起草报告。他的要求很严格，记录哪几个主要问题，有什么意见，哪个记录写得不对了，他都亲自看过、改过，然后才给主席送。他还私底下要我把我和主席联系的情况经常和他通通气。有一次他甚至还批评我，说主席那里有什么意见，你应该及时地告诉我们嘛。我嘴上答应，却并没有照办。因为主席没有让我去说的事情，我是不可以随便去跟其他中央领导说的，这是铁的纪律，是最大的组织原则。主席的机要秘书知道的比我还多，但他们都是不该说的话一句也不说的。

2、陶铸与陈伯达、江青的分歧
陶铸刚来中央，就在好几次会议上对陈伯达的讲话有看法，他在会上就批评了陈伯达。这两个人从一开始就有点“针尖对麦芒”。陈伯达喜欢挑陶铸的毛病，陶铸也喜欢找陈伯达的问题。其实也都不是什么大问题，至少我没有听到过有什么原则性的分歧。两个人关系就渐渐地不太好了，后来就发展到经常互相拆台。在这两个人当中，说心里话，当时我还是喜欢陶铸，不喜欢陈伯达。这除了前面说的陶铸待我平等之外，再就是我喜欢陶铸的文章，喜欢他写的《松树的风格》。他写得不错，文笔简洁生动，有古文功底，我对有古文底蕴的人是特别尊重的。陈伯达虽然古文也非常好，但他说话总是嘟嘟囔囔的，而且牢骚又太多。总是对这个不满意，对那个不满意，甚至有时对毛主席也会流露出不满意，埋怨毛主席对他不重视。
但随着文革运动的发展，情况就不对了。陶铸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倾向于刘少奇、邓小平。对他们搞的那一套，从来都是轻描淡写，不向毛主席如实汇报。陶铸一到中央，就跟刘、邓跟得很紧。他公开说，邓小平是他的老师。他就是要拜邓小平为师。对这个，林彪很忌讳。我有一次听江青对叶群说，他陶铸说什么也是林总的部下（陶铸原来在“四野”担任政治部主任，是“四野”的“104”），怎么去拜邓小平为师？再说邓小平的文化比他低呀，他拜他什么师啊？所以陶铸不但跟陈伯达的矛盾继续加深，而且又跟江青闹起了矛盾。陶铸对江青意见很多，江青也对他很有意见。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成为党内排名第四位的中央常委，又是书记处常务书记，还兼任着中央文革的第一顾问。他等于是取代邓小平当了总书记（邓小平那时不大管事了）。在陶铸的眼里，江青是比他小一辈的。这些人都是很讲究辈分的，在他的眼里，毛主席、周总理、朱德，是一辈的，陶铸把总理看成大哥，他见到总理总是很恭敬的；而他们这些人包括林彪、陈云、邓小平是一辈；下面的“红军”是一辈；“抗战”的又是一辈；完了就是“解放战争”的一辈。你要让“解放战争”的去领导“抗战”的，是很难的。那江青比陶铸小一辈都不止了。所以他和江青发生矛盾就不好解决了。而且陶铸是有理论的，什么事情他都能讲出个道道来的。就是错的东西，他也能讲出一个似是而非的道理来。陈伯达、江青都拿他没办法。江青和总理有时也有矛盾，但他们两人的矛盾好解决。
事实上，陶铸对文化大革命，抽象的他都拥护，但到具体的，他都反对。谈到那个干部搞特殊化、压迫群众了，陶铸就马上给人家辩护，说要保。其实他也不真知道下面干部的情况，好多人其实都是两面派，他那些搞特殊化甚至贪污腐化的不好的一面怎么能让你知道啊。更不用说好些人又都是官官相护的。陶铸对两广、两湖的干部尤其要保。所以他的态度和中央文革的大都不一样。如果都按陶铸那样做，那你文革也不要搞了。按中央文革的想法，干部如有严重的问题，应该到群众里面去接受群众对你的批判，也就是所谓“烧一烧”。作为共产党的干部，你是为人民的，你怎么害怕群众呢。毛主席也说，可以“烧一烧”，但不能“烧焦”了。底下的群众，造反派看到你干部有大问题，当然是很愤怒的。当然其中也确实是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倾向。那时陶铸也说要“怀疑一切”。一次他跟邓小平一起去人民大学接见学生的时候就说，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不能怀疑之外，其他的都可以怀疑。后来这就被批评为“怀疑一切”。但这只是表面的，他实质上的意思是除了铁板钉钉的大案、要案，是不能怀疑一切，不能打倒一切的。谁都不可以怀疑，那你还能搞文革吗？陶铸其实是打着“怀疑一切”的旗号来反对“怀疑一切”。他是什么都保的，有什么怀疑一切呢？江青说陶铸是最大的“保皇派”是没说错的，他确实是到处保。
陶铸在贯彻刘少奇的资反路线的时候是很坚决的。王任重从文革一开始就是坚决搞资反路线的一个人，陶铸则死保王任重等人。王任重在湖北斗学生、整工人，把人家搞得很惨。还把李达都迫害致死了。到了批判“资反路线”的时候，受王任重压迫的群众就起来造王任重的反。还有刘志坚，他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又是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总政治部的副主任，可他在总政系统搞“资反路线”非常厉害，整了很多人。王任重跟刘志坚在抗战时一起打过游击，生死之交。两个人相互死保，而陶铸又对他们两个百般维护。所以他们三个，一个是中央文革第一顾问，另两个都是中央文革副组长。三个人互相呼应，给别人的一种印象，他们像是一个小集团，而且常常和中央文革其他人唱反调。
陶铸对邓小平很有好感。1966年国庆节，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革命群众和红卫兵的时候，身边并没有邓小平。可在报纸上登出来的新闻照片上，陶铸却把在主席身边的陈毅的头去掉，换上邓小平的脑袋，造成邓小平出现在毛主席身边的假象，被人称为“换头术”。这件事被新华社揭发出来了，拿到了中央的会议上。在怀仁堂开会的时候，我看到陈毅大发脾气，骂道，他妈的，龟儿子，x你祖宗，把我的脑袋都给割了！这时，陈伯达也不出来劝，在那里吃吃地笑。总理说，这事就不要再闹了，纠正过来就是了。可照片已经印在报上了，怎么纠正？

3、关于我写给人民教育出版社几个同志的一封信
1966年12月中旬，阎长贵送来了一封他在人大读书时的几个同学写来的申诉信。他的这几个同学是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的，因为对陶铸有一些意见，贴了陶铸的大字报，都被打成了反革命。阎长贵一再央求我想法救救他的同学。于是，12月20日，我就给那几位同志写了封信，对他们提出的申诉做了一个答复。我在信中说:
“我对你们部里的事情，没有调查研究，不能讲什么意见，希望你们根据十六条和红旗杂志社论的精神进行讨论，将教育部的文化大革命搞彻底。教育阵线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阵地，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用毛泽东思想占领这个阵地。关于x x x 等五位同志给陶铸同志写大字报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是可以写的。对这张大字报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但是说这张大字报是‘反革命’的大字报，针对这张大字报说：‘谁反对陶铸同志就砸烂他的狗头’，这是错误的。有人把贴大字报的人说成‘反革命’，进行围攻、斗争，甚至扣押他们，更是错误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这样做。”
这封信没有经过主席，也没有经过江青、陈伯达他们看过就发出去了。不过我知道，我写这个信他们是不会反对的。因为对一个中央领导人提点批评意见，就说人家是反革命，那还有什么大民主啊。
我写了信以后，见到陶铸我还跟他说过，教育出版社有几个人因为给你提了些意见，被打成了反革命。我跟他们说不能因为给你提意见，就把人家打成反革命。陶铸说，对。是这样的，不能说反对我就是反革命嘛，这我早已经说过的。从他的话听来，他对我这封信，也并不介意。
后来我的这封信在红卫兵小报上登出来了。就在这事发生不久，陈伯达、江青与陶铸的冲突表面化了，到1967年1月4日，陈伯达就公开提出要打倒陶铸了，江青也跟着说要打倒陶铸。因为这两件事相隔很近，所以直到现在还有人把我给人民教育出版社那几位同志的信，说成是要打倒陶铸的信号。其实不是这样的。虽然我当时对陶铸也已经有了些看法，但直到1966年12月我没有反对过陶铸。那时我经常要向他请示工作，每次开会他都在，总理在是总理主持会议；总理不在，就由他主持会议的。我写那封信只是因为听了阎长贵的反映， 为给陶铸贴大字报的人作开脱，并没有要打倒陶铸的意思。可是后来阎长贵写文章揭发我，说我的信貌似温和，实含杀机。他似乎忘了这封信实际是他来求我写的，而且信里的许多话，当时他还嫌我说得太平和呢。

4、陶铸是怎么被打倒的
到1966年11月16日召开的工交座谈会上，陶铸和中央文革小组的矛盾就公开化了。稍后，在一次接见揪斗王任重的学生造反派的会上，陶铸又和陈伯达、江青当面发生了冲突。于是陈伯达在12月27日、28日周总理主持的会上说陶铸与刘少奇、邓小平是一伙的，是陶“二世”（刘少奇是“一世”），把陶铸也列为走资派。江青也跟着在会上说要打倒陶铸。叶剑英等人到主席那里去告了陈伯达和江青的状。12月29日上午，在主席主持的会议上，主席批评了陈伯达、 江青，还为陶铸说了话。而到了1967年1月4日下午，陈伯达、康生、江青在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兵团”时，陈伯达、江青在讲话中公开批评陶铸。1月5日，陈伯达、江青的讲话就已印成传单公开，大街上贴满了“打倒陶铸”的大标语。到2月6日，2月10日，毛主席两次在会上就陈伯达、江青公开发表批评陶铸的讲话，严厉地批评陈伯达、江青。毛主席说：陈伯达你这是“一个政治局常委要打倒另一个政治局常委”，是“突然袭击”。你过去老在我和刘少奇之间投机。陶铸在庐山表现比你好，你还动揺呢！江青你自以为是，目中无人。打倒陶铸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你们要好好检讨！批得很厉害。陈伯达回钓鱼台后为这事大哭，喊着要自杀。主席说:“一个礼拜之内，中央文革小组自己开会对陈伯达、江青进行批评”。还说，“要是你们中央文革没有人敢批评他们，那我就自己找人来批评”。我听总理说，当时陶铸对主席很感激，他反过来还为陈伯达和江青说情，希望主席不要生气，也不要叫陈伯达和江青再检讨了。主席当时的意思是，陶铸是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选举的新领导，有不同的意见可以提，但不能动不动就打倒。
按照主席的指示，文革小组专门开了一个会，陈伯达、江青都在会上做了检讨。会上大家对陈伯达、江青也进行了批评。我出狱后，从归还我的部分书籍里，意外发现了一张康生写给我的便条，使我回想起来当年开会时的一些情景。康生在会上运用了一句典故来批评陈伯达，说你到处自称是“小小老百姓”，其实是哗众取宠。由于我在会上没有听清楚康生用的典故，散会后，我问了康生。康生就在一张纸上面写下了这样两句话：“谦，美德也，过谦则近于诈；默，懿行也，过默则进于奸”。并注明了（见“一夕话”）。从这张纸条上所留下的内容来看，也可以看到当时开会对陈伯达他们的批评是很严肃的。
但是，在1967年1月8日，在一次中央会议上，主席讲话对陶铸是不满的。说陶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不老实。他的问题是红卫兵起来后才解决的。曾志对此讲话有疑问，写信问主席，主席未作答复。虽2月10日后就此事开会批评了陈伯达、江青，而不久当江青、陈伯达再次提出要打倒陶铸时，主席不讲话了，陶铸最终还是被打倒了。由上可知，毛主席对陶铸问题的认识与处理是有反复的。这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回事？为什么主席最后还是同意打倒陶铸？据我现在的分析，这个转折可能与这期间发生的以下几件事有关。
第一件事，江青对陈伯达在挨了主席批评后哭着要自杀很反感，她批评陈伯达“没出息。”但她也怕陈伯达真的自杀。因为那时陈伯达翻出了马克思女婿拉法格的一句话，说“共产主义者在某些情况下的自杀也是英雄行为”（我未査对，大意是如此）。所以江青就专门跑去安慰了他。江青跟他说，对主席的批评，我们听着就是了，不要同主席硬抗。主席的脾气你还不知道？不要同他顶。主席常说“春雨润物细无声”，主席相信的是材料。我们应该把材料收集了给主席看，让主席认识陶铸这个最大的“保皇派”的真面目。而且光我们说不行，要让群众来说，主席最相信群众了。
于是，陈伯达、江青就真这样做了。她叫我们在红卫兵的小报中（特别是广东、湖北的小报），把所有批评陶铸、王任重的信息都集中起来，送给主席去看。同时又叫我去查陶铸和王任重在那段时间里所批发的文件。这一査就不得了啦，原来我们谁都不知道，在刘少奇1966年6月20号批转了北京大学《九号简报》的中央文件之后，中南局接连发出了五个正式文件，要各级党委坚决贯彻落实。在所有中央局里面，中南局所发的坚决执行“资反路线”的文件是最多的。
早在6月份陶铸就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支持在北京各大学开展反右派、反干扰运动，号召打歼灭战，要追根，要在群众中进行排队摸底。
1966年7月初陶铸有一次在北京大学的大会上讲话说，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就是反革命。要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没有商量余地，要群众抓住反党这一条掀起一阵打倒反革命的风暴。
刘少奇、邓小平在主席回京前，还批发了中南局写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报告》，说学生中有很多右派，要等他们充分暴露后，及时反击。广东省公安厅还用对付现行反革命的特种技术手段，来侦察大专院校的学生动态，被侦察的对象有好几百人。有一个学院竟有四五个班级被列为严密侦察的对象。在陶铸等人策动下，有许多工人、学生被捕、被打、被审讯。仅武汉市，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逮捕了四五百人，而且都给他们戴上了手铐脚镣。甚至还有被判处死刑的。王任重说这次运动，湖北要抓三四十万个右派。
直到主席1966年7月18日回京前，陶铸和王任重还在向中南局发指示说，这次运动要打击的右派，可能比1957年反右运动时还要多。如此等等。这样的材料至少送上去有几十件之多，即使毛主席只看了这些材料的一部分，也会对陶铸的看法发生改变的。
第二件事，在1967年初的时候，具体时间记不准了，中南海西门来了一个红卫兵模样的人，但他的年纪看上去已经不小了。他给毛主席送来了一份材料，说要告陶铸。材料上写着，他的生母是陶铸现在的夫人曾志，他的父亲姓蔡，叫蔡协民，是一个老革命。当年是毛主席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第一届学员，是主席的学生，后来还给毛主席做过秘书。主席曾说他是一位好同志，对革命很忠诚。蔡协民在30年代为党做地下工作的时候被捕了。那时陶铸和曾志都是地下党的领导。曾志很漂亮，已经与蔡协民结婚了，可陶铸却在暗地里追求她。蔡协民被捕后，陶铸就把曾志追到手了。那时候也没什么离婚、结婚之类的手续，陶铸就跟曾志同居了。不久曾志生下来一个孩子，但那是蔡协民和曾志的孩子。曾志把这个孩子送到孩子奶奶那里去了。那个红卫兵模样的人说他就是那个孩子（他拿着他爸爸和曾志一起的照片。他说这张照片是在曾志把他放在奶奶家抚养的时候留下的）。也不知道这人怎么调査得那么详细，他说敌人在他爸爸身上没有发现什么，就把他放了。他爸爸出来后就找组织，找到了陶铸，要求恢复组织关系。但陶铸说，因为他被捕过，到底是怎么放出来的情况还弄不清楚，现在不好接组织关系，就没给他接组织关系。于是蔡协民就只好到处去流浪。在流浪期间又被国民党抓住了，并把他处死了。这个“红卫兵”认为，他爸爸蔡协民的死就是因为陶铸不给接组织关系的结果，是陶铸造成他爸爸的死亡，他要来跟陶铸算这笔老账，为父亲伸冤。
我们把信送给了主席。毛主席因为是他以前秘书的儿子的信，就仔细看了这封信。后来我问过主席机要秘书徐业夫，主席是怎么批的。徐业夫说，主席叫这个孩子回去了，还给了他一笔钱。还说，主席引了一句老话，意思是说陶铸道德上有欠缺。徐业夫也记不清楚主席说的那句老话了，我查了成语词典也对不上主席说的老话。我认为主席是相信这个孩子的话的。但主席当时也没办法处理此事，一则蔡协民刚从敌人监狱放出来，情况不明，确实不好接关系，二则陶铸是领导干部，曾志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女干部，你说人都死那么多年了，事情也无法査实了，怎么办呢？这个孩子当时都三十多岁了，只能照顾他一下，给他一些安慰了。
但从这个事情以后，我发现主席就再没说过陶铸的好话。主席对陶铸态度的转变除了这些原因，是否还有什么其他原因，我就不清楚了。
就在主席保陶铸，批评了陈伯达、江青以后，中央文革又继续跟陶铸发生了纠纷。而这前后还有吴传启的事。吴传启是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造反派。而陶铸支持的是学部的保守派，这保守的一派坚决反对吴传启，他们向陶铸送材料说吴传启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在一次会议上陶铸就说，这个问题要审査一下。关锋和吴传启关系不错，他们经常一起写文章。在开会时，关锋说，吴传启解放前是参加过国民党，但他那时已经参加了共产党，与地下组织有关系。他参加国民党是地下党叫他参加的，目的是取得资格参加国民党的国民大会代表竞选，争取当选代表，以便于开展统战工作。
我也认识吴传启，是关锋介绍给我的。我跟吴传启一起参加过上海工农兵学哲学座谈会。我对陶铸说，这个事也应该听他本人讲讲。陶铸大概不想让我牵涉其中，就说有没有问题，调查了再说。他还跟我说：“这个事跟你没关系，我知道，你跟他只是一般性的工作关系。” 陶铸又解释说：“国民党也不一定都不好，国民党也有一般性的和骨干分子的区别。我只是要查查清楚。”就在这时。江青讲话了，她说， “参加国民党也要看他为什么参加，听说陶铸同志当年也参加过国民党呢！”可没等江青说完，陶铸就发火了。他指着江青说，“你怎么能这样说，我们那时是国共合作，那时的国民党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的国民党，怎么能与蒋介石的国民党相比。”他接着又说，“那时毛主席还参加过国民党哩。”江青一听也火了，说：“你诬蔑毛主席！”这样两个人就闹起来了。总理一看不对，说：“哎呀，你们说的是一回事，那时毛主席参加的国民党就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国民党，我也参加过。”与陶铸向来不合的陈伯达这时就火上添油地插上来说：“你们看，陶铸对毛主席是什么态度？”陈伯达这么一说，就变成陶铸对毛主席的态度有问题了。陶铸急忙辩护说：“我没有，毛主席是我的老师，我是他的学生……”等等，结果一场会议，闹得不欢而散。这个事，我估计江青会给毛主席说的。
不久以后，中央就批准对陶铸进行审查了。一次，总理要一个负责审查陶铸的解放军军官来钓鱼台汇报。那军官说，在北方草岚子监狱有“六十一人的叛变案”，在苏州反省院也有个几十人的叛变案。陶铸就是从苏州反省院出来的，是怎样出来的也有嫌疑。他还说陶铸有个哥哥，被抓起来了。他哥哥掲发说，陶铸不仅参加了国民党，而且是国民党的秘密党员，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卧底。来人把陶铸哥哥写的信拿出来给我们看。他哥哥在信上写着，是他去劝陶铸背叛的。此外还写了陶铸给他哥哥回信的内容。但是这个回信的内容只是他哥哥的回忆，并不是陶铸自已写的。内容是说陶铸当时有与他哥哥妥协的意思。当时一起听汇报的有好几个人，总理、江青、陈伯达、关锋和我。
我看了陶铸哥哥写的材料，就问来汇报的人：“你们强迫他了没有？”他说：“不是我们搞的，是红卫兵他们搞的。”我问：“红卫兵怎么搞的？是不是强迫他哥哥交代的？打了他哥哥没有？”他说他不知道。我说：“这个材料，我看不像是真的。陶铸是有文化的人，而这个信上写的口气和写法，都不像是陶铸的，他写信不会这么蹩脚。”我又说：“背叛不背叛是个大问题，不能够仅根据几个红卫兵搞的材料就给陶铸定案，咱们得自己调査。”当时我说的意思有两重性，既怀疑这个材料不实，但也未否定陶铸有背叛嫌疑。但总理听了很高兴，马上说：“本禹同志这个分析很好，我也有怀疑。陶铸是地下党的一个领导人，听他哥哥一句话就背叛了？他那么长时间都不背叛，哥哥写封信就变了？那么容易？”总理也说叫他们要继续调査。总理又说: “陶铸这个专案组还没有组长，我看本禹就去当个组长吧。”我说： “这不行，我事儿太多了，恐怕耽误事。”总理说：“你掌握一个大的方向就行了。”接着他马上就起草了一个文件，陶铸专案组由戚本禹任组长，送主席、林彪批。总理还说：“你有什么弄不清楚的，就来问我。”看起来，周恩来也是不相信陶铸是叛徒。
这以后，陶铸专案组就来跟我汇报工作了。我说：“你们一定要好好跟他哥哥谈，看他哥哥写的材料对不对。”专案组把他哥哥写的材料给陶铸看，叫陶铸交待，陶铸拍了桌子，把他哥哥骂得狗血淋头，说他哥哥是国民党，他兄弟俩从来就有矛盾的，他没有背叛。后来我把专案组重新调査的情况告诉了总理，总理也挺高兴。
1967年9月初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把陶铸批判得很厉害，说陶铸早就“怀疑一切”了，他的动机是可疑的。虽然我不认为陶铸是国民党，也不认为他是叛徒，但是我认为他忠实地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包庇走资派，这很不对。但我对陶铸的认识跟姚文元有些不同，可是姚文元的文章是主席看过的，我也不好说什么。在此事发生以后的四个多月，我自己也被隔离审査了。
我出狱后，听一个参加过陶铸专案的同事说，在我入狱后，陶铸专案组的人曾举报，说我包庇陶铸。但实际上，因为材料的缺乏，当时对陶铸还没形成定论，谈不上包庇不包庇。邓小平他们上台后审査我的时候，就没有说我包庇陶铸了。那时陶铸已经是正面人物了，而我则被他们视为反革命，他们也不好说我包庇陶铸了。

5、中央文革小组的变化
随着陶铸、王任重、刘志坚相继被打倒。中央文革小组自然也发生了变化。1967年初穆欣和尹达实际上就已经离开了中央文革。因为他们分别在《光明日报》和历史研究所里执行了刘少奇的资反路线，对那里的群众镇压得很厉害。尽管他们都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但底下群众对他们反对得很厉害。陈伯达和我都去做过工作想保他们，但群众意见还是很大，保不下来。这样他们就不能继续在中央文革工作了。但中央文革告诉群众，对他们可以批判，但不准揪斗 。
这样就仅余下八个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了，当时被称作， 三老、三中、两青。“三老”是康生、陈伯达、江青。
江青对康生很尊重，她一直都叫他“康老”，我们也叫他“康老”。主席一般就叫他康生，但有时也开玩笑叫他“康老”。江青对陈伯达不大看得上眼。“三中”是张春桥、关锋、王力。关锋的资格比王力老。而张春桥是副组长。
两个青年人，戚本禹、姚文元。主席说我们是“南姚北戚”。
以前陶铸他们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时候，虽然在小组的内部经常会有意见和争论，但陶铸对外还是维护着文革小组的。所以，他的存在，实际上缓和了中央文革小组和其他中央部门的不少矛盾。陶铸倒台以后，中央文革小组和一些老干部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而首当其冲的就是王、关、戚。

第十九章 上海“一月革命”掀起的夺权风暴

1、上海的“一月革命”
参加毛主席的简朴家宴两天后，上海发生了“康平路事件”。上海市委对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的做法很不满意，可是毛主席已经明确表态支持张春桥，他们又不好公开地去反对。当时在“工总司”成立先后，支持上海市委的工人成立了上海工人赤卫队。曹荻秋等人心里也是支持赤卫队的，可以此来与已经得到承认的上海“工总司” 相抗衡。但这时毛主席、中央已表态要支持工人中的造反派，曹荻秋被迫声明要收回他12月23日已签字同意的赤卫队的八项要求。赤卫队有被上海市委抛弃的感受, 反过来, 有过万的赤卫队员拥进了康平路的上海市委，要打倒曹荻秋。在这个关键时刻，张春桥显示了他对政治形势走向把握的能力，他及时、果断地告诉“工总司”，应调集队伍，把赤卫队从康平路市委机关驱赶出去。这一事件期间也发生了一些肢体冲突, 但并没有发生严重的武斗。
1967年1月2日, 毛主席决定派张春桥和姚文元以中央调查员的身份回上海。1月4日，上海《文汇报》的造反派夺了《文汇报》的权，紧接着《解放日报》的造反派也于5日夺了《解放日报》的权。 这两次夺权行动都是群众自发搞起来的。张春桥事先并不知情。5日晩上，我看到毛主席支持两报夺权的批示后，马上通过红机子找到了1月4日已到上海的张春桥, 把主席批示的内容告诉了他。从电话中听得出来，张春桥感到有些惊讶。
毛主席支持并完全肯定了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夺权行动，并且认为“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一场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这件事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然而，张春桥在上海所面临的局面是严峻的。一方面，感到被上海市委抛弃的大批“赤卫队”工人离开生产岗位, 去北京告状，使得许多单位的生产陷于瘫痪并造成京、沪铁路的中断；另一方面，此时又现出了一股“经济主义”的浪潮。面对汹涌的经济要求，抵挡不住的上海市各级领导向群众批条子，发钞票。他们中有些人所以这样做, 其在政治上的意图是很明显的，就是借此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施加压力。
毛主席在那段时间里对上海的情况非常关心，他让徐业夫来跟我说，上海方面有什么报告，要马上给他送去。张春桥那时也常和我联系，不过他和我联系大多是通过电话，没有书面的报告，他当时尚未接管上海市委的机要部门，要发电报也不太容易。我从他那里知道了情况就马上报告给江青，然后江青就去报告给主席。主席在那段时间经常和江青一起住在钓鱼台，经常叫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到他住的小楼去开会。毛主席对上海市委的那些做法非常反感，他在会上说了: “我就不信，死了张屠夫，就得吃混毛猪” 。
张春桥意气风发，他一方面紧紧地依靠了“工总司”王洪文这些工人造反派，让他们到“赤卫队”工人群众中去作路线交底，劝说他们支持革命造反派，回到生产岗位去。另一方面他已在1966年底支持了原来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一些机关干部起来造反，成立了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 使得上海市委的“后院”着了火。这时，他又支持由“工总司”联合各个造反派，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 这个由上海工人和学生群众组织自发组织起来、后来又有机关干部参加的“火线指挥部”，担负起了领导全市的生产、生活正常运行的职责。原上海市委的有些人弄巧成拙，反而把自己弄得“靠边站”了。

2、 毛主席提出向走资派夺权
1967年1月8日，以“工总司”为首的上海几十个群众造反组织，向全市人民发布了一个“紧急通告”，号召全市人民抵制“经济主义”妖风，坚守抓革命、促生产的战斗岗位，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进攻。
毛主席是在报纸上看到这个“紧急通告”的，他立即给这个“通告”以高度的评价。认为它写得比中央文件都要好。他下令《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这个“紧急通告”，并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联名，于1967年1月11日向上海的各革命造反派组织发出了“贺电”。而且这个“贺电”在1月12日的《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正是这个“贺电”，开启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崭新的阶段，即向党内走资派夺权，建立革命新秩序，建立新的权力系统的新阶段。
关于夺权这件事，中央文革小组的所有成员, 包括去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都是缺乏思想准备的。尽管在“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里面都讲到了要夺回被走资派所篡夺的那部分的权力。但是，这在当时都是被理解为主要是个别的组织人事调整。陈伯达那时总跟我们说，那些老干部，毛主席还是要用的啦。他说，解放后，连国民党的大员，毛主席都还是用他们，更何况这些都是共产党的干部呢。他说，主席老讲，对犯了错误的老干部“火烧”一下可以，但不要把他们给“烧焦”了。这说明主席还是要用他们的。咱们看不清楚，就别瞎掺乎。他说，造反派最多只能起个监督的作用，他们不是专家，没有管理经验。管理国家还是要靠专家的。所以他对夺权的问题一直是持观望态度。那时陈伯达的这个思想对我们的影响很大。江青也从来没有和我们讲起过“夺权”的想法。所以说，这个夺权的决定完全是毛主席经过他独立的观察和思考以后, 作出的重大的战略决策。

3、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城市, 当时就有二百多万产业工人。上海工人的觉悟高，听毛主席的话。由于毛主席支持“工总司”造反派，那些原来参加了“赤卫队”的工人很快就转变立场, 反过来支持并加入了“工总司”。而王洪文他们也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方针，敲锣打鼓地欢迎“赤卫队”的工人回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并规定对他们不得采取歧视的态度。所以，上海的工人造反派很快就控制了局面。
上海的“夺权”过程进行得很顺利。从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到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才一个多月就把原来的上海市委和市人委的权力都夺了过来。可以说，整个上海的“夺权”过程，都是在毛主席的亲自过问和指导下进行的。
斗争是复杂的。1967年1月下旬, 上海发生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炮打张春桥”的事件。当时毛主席是明确支持张春桥主持掌控上海正在进行的夺权斗争。根据主席的指示，中央文革以陈伯达的名义及时表态，发去了“紧急电报”，很快就把这件事平息下来了。
上海“一月革命”的胜利，很快就在全国兴起一个从下而上的革命夺权运动，山东、山西、黑龙江、贵州等地方最先起来响应，紧接着是全国各省市都开展了以成立“革命委员会”为目的的夺权运动,工人造反派在全国迅速崛起。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与此同时，随着“夺权”运动的展开，党内的矛盾也更加尖锐起来了。一些原来勉强支持打倒刘少奇的人，看到文革损害到了他们原有的权力、地位、名誉和经济利益，从这个时候就开始站到文化大革命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对立面去了。党内的斗争也进人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二十章陈毅、谭震林等人大闹怀仁堂和批“二月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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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京西宾馆事件
  在上海发动“一月革命”期间，江青在一次会议上，谈到对陈丕显的评价问题时，她以开玩笑的方式对主席说，“这次要造主席一个反”。谭震林就在一边指责江青说，你还要造主席的反？！主席是全党的主席，你这是胆大妄为。当时主席听了也只是笑笑，并没有去理会谭震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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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当看到主席真的为陶铸的事情批评了陈伯达、江青，一些人就起劲了，认为毛主席是要“纠正”中央文革的“错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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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1月，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中央文革小组也参加了这个会议。我那段时间大都请假在家里写《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文章，没有去参加会议。江青也只是偶尔去参加一下。后来听关锋回来跟我说，当陈伯达在会上批评肖华对军队文革运动领导不力的时候，叶剑英、聂荣臻就跳起来了，他们指责陈伯达是不是想把军队也搞乱。这时，徐向前出来讲话了，他说肖华有些事情是做得不对。但叶剑英不买账，对着徐向前拍桌子，反驳陈伯达。拍的时候不小心，拍在了桌上放着的一个茶杯盖上，又用力过猛，据说他的手掌骨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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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情发生后，叶剑英又到林彪那儿去告状。他列举了军队院校造反派的学员，批判军队干部的种种“罪状”，特别讲到肖华被斗的事情。肖华是林彪的旧部，林彪要保肖华。其实肖华在军队中是支持造反派的，所以中央文革也是主张保肖华的。叶剑英告状以后，林彪就把江青叫到毛家湾去大发了一顿脾气，把一个小茶几都推翻了。江青再三辩白，林彪就是不听。闹到后来林彪要和江青一起到毛主席那里去评理，后来据说是叶群跪下来哭求，才劝住林彪。江青回来之后跟我说，他一个病夫，我又不怕他。我是照顾大局才让他的。其实，在当时一些中央领导人之间，这种磕磕碰碰的事情是常有的，但是闹得这么大的并不多见。这件事情不久就被传了出去，并很快被一些人故意给渲染和夸大了。其中最恶意的是说林彪当场要人把江青拉下去枪毙！这种讲传，其实也是有历史根源的。事后叶群多次来找江青，有时我也在场，叶群说，林总对叶剑英一直是很警惕的。她说，尽管叶剑英积极地反贺龙，反罗瑞卿，林总还是不看好他，说他这个人不会打仗，就会无事生非。林彪还关照叶群，叫她以后在叶剑英面前说话要小心点。江青也跟我说，在肖华的问题上，她上了叶剑英的一个当。所以在我的印象中，林彪并不是像后来一些人所说那种两面三刀的人，他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是会当面跟你干的。只是他对他自已的部下保护的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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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在这次中央军委的会议上，就搞了一个“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于1967年1月28日发出。毛主席批准了这个命令。这个八条命令强调了拥军，也严格限制了军队造反派的行动。但总的来看，它对稳定军队，防止军队出现混乱局面起了一定作用。

2、陈毅、谭震林等人大闹怀仁堂和批“二月逆流”
  毛主席对陈伯达和江青的批评，林彪和江青之间发生的争吵，在一些人中间产生了错觉。他们以为攻击中央文革的时机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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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此时在上海发生的“一月革命”，则成了陈毅、谭震林、叶剑英等人大闹怀仁堂的一根导火索。这中间陈丕显是个很关键的人物。陈丕显是红小鬼出身，原来一直是在新四军工作的，陈毅、谭震林都是他的老上级。华东的许多将领，包括许世友、叶飞，都是陈丕显的老战友。新四军的这些人，和八路军还不一样，由于他们的力量不如八路军大，又经常受到国民党的围攻，为了集中兵力对敌，经常相互支持，所以各部之间抱团抱得很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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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国以后，陈丕显是柯老（柯庆施）重视的人物。原先陈毅、谭震林都在华东局工作过，他们跟柯老的关系也挺好，他们都是听柯老的。柯老当时在党内的威信很高，毛主席也喜欢他。柯老就是与刘少奇的关系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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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丕显在批《海瑞罢官》这件事情上是支持江青的。文革初，江青和总理都亲自找他谈话，做过他的工作，希望他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站出来，支持群众的革命造反行动。但是，实际上，由于他所处地位的关系，他还是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对待文化大革命，他的态度和陈毅、谭震林他们是一致的。张春桥跟我说过，柯老在去世前跟他说，让他以后有事多向陈丕显请示汇报，所以他对陈丕显一直都是很尊重的。可是由于张春桥在处理“安亭事件”的时候，未向陈丕显请示就签字承认了工人造反派组织，这就跟陈丕显他们对立了。加上那时上海的造反派收到一个材料，说陈丕显在十年内战时有次曾被国民党俘虏，当时他才十几岁，长得又小，就被国民党的长官收为养子，据说还叫他指认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这些材料未经核实，但张春桥由此对陈丕显在思想上有了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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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的“一月革命”矛头，实际上是对着原上海市委主要领导人陈丕显、曹荻秋的。在毛主席的支持与号召下，接着各省、市和中央各部、委的造反派也纷纷起来效仿展开夺权斗争。夺权斗争更扩大了对领导干部的冲击，扩大了打击面。而且这些被冲击的领导干部在政治上的能量又是非常大的。我觉得，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他考虑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如何让人民的政权真正掌握在人民的手里，如何防止人民的公仆变成了人民的主人，不能让一些人因为当官时间长了，就把权力看成是他自己的，变成为特权阶层牟取私利的工具。然而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反对他的人那简直是太多了。因为这毕竟牵涉到了党政军内许多领导干部个人和小集团的切身利益，他们当然要拼命抗争。他们对中央文革支持群众造反夺权，简直是恨之入骨。而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江青、张春桥了。这就是发生在2月16日的陈毅、谭震林等人大闹怀仁堂事件的背景。
1967年2月16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周总理主持的中央碰头会上，出面大闹、强烈表达不满情绪的是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叶剑英等人。王力参加了这次会议，我则因为加紧撰写《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请假在家。王力后来告诉我，这次会议是总理主持的，原本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的，但会议还未进入主题，谭震林突然向张春桥发难，他质问春桥，上海为什么还在批斗陈丕显，不让他进北京（那时各省的第一书记，多被中央保护在北京，以免他们遭受群众批斗），张春桥答，这个问题要与群众沟通一下，很快可以解决。谭震林没等春桥说完，就拍了桌子，气势汹汹地说，什么群众呀群众，别拿这个来搪塞我们，除了群众，还要不要党的领导？你们就会利用群众来把老干部一个一个都打倒，老干部革命几十年，现在被弄得妻离子散。几个中学生，喊个老子英雄儿好汉，就变成了反动血统论，你们才反动呢！蒯大富什么东西！搞了个“百丑图”丑化我们党，这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你们怎么不管了！这个文革是党史上最残酷的整革命干部的运动，就一个出海捕鱼问题，你们就斗了我四次。江青硬是要把我整成反革命，这是她当面跟我说的。谭震林说到这里，参加会议的谢富治出来讲话了，他面对着谭震林说，谭老板你也要实事求是呀！我在会上几次听江青说谭老板是拥护毛主席路线的，谭老板要保！从来没听她说你是反革命。谭震林一听更火了，说，我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稀罕她来保我！他越说越激动。突然间，拎起皮包，抱起皮毛大衣，霍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呼喊：“我不干了，让他们干吧！但我要与他们斗到底！开除党籍，坐监狱，砍脑壳，也要与他们斗！”这时总理发话了，他用手中一本厚厚的文件拍了桌子喝住了谭震林，谭震林吓了一跳，扑通一声，坐下了。这时，坐在他旁边的陈毅说，“不能走，要在这里跟他们斗！” 陈毅又说，这些家伙（指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上台，就是修正主义上台，与他们斗！陈毅继续说：“延安整风时，我们这些人，有总理、我，都是挨整的。那时整我们最凶的就是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薄一波等，他们拥护毛主席最起劲，最吃得开，挨整的是我们，经常挨斗。结果怎么样？今天的历史证明，到底是谁反对毛主席？不就是当初最拥护毛主席的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这些人吗？今后的历史还会证明，究竟谁是反毛主席的。斯大林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结果是修正主义上台。”陈毅讲话后，李先念插话，从1966年《红旗》十三期社论，号召群众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老干部统统被打倒！李先念讲后，总理当场问康生、陈伯达，十三期社论这么大的事，怎么没给我们看看，康、陈没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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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整理出一份会议记录，先向江青汇报了会议的情况。江青觉得问题挺大，当晚即找主席汇报。主席听他们汇报，开始没怎么重视，听到谭震林发脾气，抱起大衣要走，他只是笑笑。但讲到陈毅对延安整风的不满时，主席严肃起来，特别是陈毅讲到总理和他在延安整风挨整时，主席很不高兴，但当晚，主席未表态，而在张、王、姚整理的怀仁堂会议记录上批示：“退陈伯达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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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仁堂会议的第二天，谭震林又给林彪写信，大骂江青是武则天，挑唆林彪同他们一起反对中央文革，这封信我们当时和后来都未见到，文革以后，才在中央文献出版编辑的《毛泽东传》中看到，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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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碰头会上我是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前天在电话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写了一封信。我所以要如此，是到忍无可忍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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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不仅不听主席的指示，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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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根本不做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名之曰“冲口而出”，陶铸、刘志坚、唐平铸等等，一系列人的政治生命都是如此断送的。对于这些错误批评过吗，只批评陶铸，其他人都未批评，而且，批评陶铸为时很短，根本不给人改过的机会。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搞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同志就是如此。我们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北京百丑图出笼后，上海、西安照办。真正的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倒得到保护。这些无人过问，他们有兴趣的是打倒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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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绝不自杀，也不叛国，也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倒下去了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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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彪当然看懂了这封信，他把信转送主席并附信批评谭震林糊涂和堕落。主席看了后批示:“已阅，恩来同志阅，退林彪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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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仁堂碰头会后，17日凌晨，周总理、李先念即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财贸系统造反派组织的代表。周总理当场下令逮捕了支持财政部造反派组织、支持财政部夺权的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发表了批评造反派对老干部不讲政策，残酷斗争的讲话，并以煤炭部长张霖之之死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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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日，周总理、李先念又接见了财贸系统各部局的司局级以上全体干部，并发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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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总理这两次接见，更有当场逮捕一个副部长，周总理这样的处置与态度，直接的后果是财政部的造反派组织迅速垮掉，财政部的夺权及造反派组织头头和杜向光等人被指控与批判。这些情况都被迅速反映到了中央文革。江青看到汇报材料，对我们说：这事牵涉到周总理，你们不要乱说话，我去向主席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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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应是听了江青的汇报，看到了谭震林写给林彪的信。1967年2月19日凌晨，毛主席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叶群（代表林彪）、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谭震林、谢富治、李先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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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会上，毛主席严厉批评了陈毅、谭震林，大发雷霆之怒。据康生说，他很少看到毛主席这样愤慨。主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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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持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谭震林当副组长。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嘛！把张国焘也请回来，力量还嫌不够的话，干脆请美国、苏联一起来吧。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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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思来安慰主席，要他不要生气，主席又提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怀仁堂事件，以辩明是非。解决不了，就召开代表大会，发动全党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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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政治局同意了主席的提议，从1967年2月25日到3月18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了七次会议批评陈毅、谭震林，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列席了此次会议。在批判会议上，大闹怀仁堂事件被称为“二月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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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2月28日陈伯达给主席送了天津小站反对文革运动的《快报》，主席批示：“从上到下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现象，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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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年“九一三”林彪逃亡事件之后，“二月逆流”事件被重新评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毛泽东年谱》记载了毛主席在1971年11月14日的一段讲话：“谈话开始后，叶剑英到会，毛泽东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那个“王、关、戚”，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但这段话，在《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都没有，是叶剑英传达的。他的传达是否准确，尚待核对。即使属实，我认为，主席这话也是在出了“林彪事件”之后，为了缓和党内的矛盾，才这么说的。陈毅、谭震林和叶剑英当时根本就没有反对林彪，从谭震林给林彪写的信来看，他还是想把林彪和他们拉在一起来反对江青的，怎么说他们是对付林彪的呢？而且“王、关、戚”什么时候，跟谁说过要“打倒一切”，甚至要打倒总理和老帅呢？发生“二月逆流”的直接原因，就是毛主席亲自支持和领导了上海的“一月革命”。毛主席自己也知道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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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毛主席一直是要保护谭震林他们的。江青让我给群众去做工作。我那时也排除了种种阻碍，到农林口对造反派讲话，去为谭震林说话。讲话中我特别强调了谭震林1962年反对“包产到户”的事。对我的讲话，连谭震林自己都表示认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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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初财贸口也提出要打倒李先念。总理跟我说，李先念不能打倒。主席明确说了，要保李先念。1月15日，我接见中央财经学院的造反派头头，告诉了他们，李先念是毛主席要团结的人，不能打倒。总理说，告诉红卫兵可以批判陈云，陈云这个人一贯右倾。在困难时期鼓吹“包产到户”，他是最积极的。他其实就是邓子恢的后台。他就是个小农，“包产到户”实际上就是他提出的，比刘少奇还早呢。1967年初，国务院财贸口的吴波、姚依林等人都首先写了批判陈云的大字报和材料。陈云的秘书周太和还有一些副部长，把当时的工作笔记都拿出来交给了财贸口的造反派，去整理陈云的材料，组织批判。所以说，文革运动中，党内最早提出批判陈云的是总理，从决策到具体布置的都是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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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二月逆流”后，总理还要保李先念。我跟总理说，那让李先念先高姿态做个检讨，我们到学生里面给他去做工作。财经学院的造反派，根据中组部提供的郑位三、陈少敏写的材料，说李先念在中原突围的时候，也支持一个“46”决定，说如果被敌人打散了，抓住了，战士可以投降做俘虏，党员也可以投降，以保存革命力量。学生们认为这一决定，与刘少奇指示薄一波等人可登“反共启事”自首出狱一样，也是叛徒行为。毛主席是不同意学生们对李先念的这个看法的，还是保李先念的。总理当然也是保李先念的。为了取得学生们的谅解，李先念写了份检讨，对资反路线与“二月逆流”的事认错，叫他的蒋秘书送来给我，让我帮他修改。他秘书送来的时候连信封上的浆糊都还没干呢。可文革以后，李先念却说，戚本禹那小子，狂妄得不得了，竟然逼我做检讨，我一句话就把他顶回去了。李先念秘书的夫人叫陈慧君，她和我的夫人是好朋友。她后来向人讲了这些事。我觉得李先念在这方面很不实事求是。

第二十一章 青海军区开枪镇压革命群众惨案

1、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的诡异传达方式
事实上，“二月逆流”决不是“大闹怀仁堂”这样一件孤立的事件。它与许多地方发生的动用军队镇压造反派的事件是有着紧密联系的。
毛主席批准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是为了稳定军队的。但是一些人却把它用来当作镇压造反派的“尚方宝剑”了。本来毛主席把“军委八条”中的第五条改写为:“今后右派冲击，要抵制，左派冲击，要欢迎”。在发布的时候，毛主席又把它改为:“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的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我当时就听到反映，说有人在传达这“八条命令”的时候，故意把它搞得很神秘，只准看，不准记录。而且在看的时候，也是藏头去尾的。但是我一直没有査到证据，所以也无法向主席报告。直到前几年，我才看到江西有个人写的回忆录，谈到了当时江西省军区的领导，被叶剑英叫到京西宾馆去听传达“八条命令”的情况，和我当年听到的是完全一样的。
接下来就是好多地方由军队出面，抓了大批的造反派的头头。在一些地方还发生了军队向群众开枪的事件。在有的地方，如四川，成都军区于2月17日开始，在全省范围内“镇压反革命”，还公开称之为“二月镇反”。就是在“一月革命”的发源地上海，也发生了由军队出面抓捕各个区县的造反派头头。在湖南省，由陈伯达搞了个错误的“二、四”批示后，则发生了湖南省军区镇压造反派组织“湘江风雷”事件。
不过，最骇人听闻的还是发生在青海西宁的省军区赵永夫一派，派部队到《青海日报》社包围并开枪镇压革命群众的“223惨案”。

2、青海“223”大屠杀
1967年2月23日，在青海省的省会西宁市，发生了军队向造反派群众开枪的事件。在这个事件中，有347名群众被军队当场开枪打死，其中年龄最小的仅14岁，还是个中学生。惨案发生以后，青海省军区马上宣布青海省的造反组织“八· 一八”是反革命组织。接着，该组织共有13,414人遭到逮捕，5,968人被抄了家；还有4,279人被强制集中劳动。另据不完全统计，有17,293人遭到了毒打。
我们文革小组开始只是看到了此次事件的主谋、青海省军区的副司令赵永夫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他在报告里称，青海的造反派组织“八一八”冲击军事部门，部队被迫实行了还击。
但是很快，来自群众的告状信件就像雪片一样飞到我们这里来了。一些从青海逃回来的北京的红卫兵，还有在事件中被打死的北京的学生家长，都到中央文革来控诉上访。有的控诉信还是死者的血书，一些家长们则哭诉自己的孩子去青海串联以后就生死不明了。
我觉着问题很严重，就去找关锋商量。关锋也从红卫兵的来信中了解了这个惨案。我俩分析，这次惨案的指挥者是青海军区副司令赵永夫，可赵永夫怎么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向群众开枪呢，他是否请示并得到过中央军委的同意呢？关锋说：赵永夫自己宣称，他们向造反派开枪得到了林副主席的表扬。如果真是林总表的态，那毛主席一定会知道，因为这么大的事，林总一定是要向主席报告的；但如果是叶帅表的态，那林总就不一定知道了，主席也不会知道。也许他会去给总理报告的。这事大了，我们文革小组解决不了，得请尚方宝剑。于是我们决定写个报告给主席。报告是我起草的，关锋补充了几句，内容很简单，大意是：“青海西宁死了很多人，据了解，是解放军向赤手空拳的学生开枪，似乎不妥，怕的是引起连锁反应。我们想调査一下，是否可以，请主席批示”。报告原是由我和关锋署名，我觉得仅我们两个人力量还不够，于是就找了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向他们通报了情况，并请他们也一起在报告上署了名。报告打印后，就交给了江青，由她转报给主席。
3月11日，毛主席在我们的报告上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
主席的这个批示关键的是要査学生有没有枪，要是学生有枪，而且是他们先开枪打军队的，那就是另一种说法了 。
根据毛主席的批示，我们先后开了四次调査会。第一次是3月13日晩上，由我和关锋向逃回北京的红卫兵了解情况。接受调査的都是在《青海日报》社现场的红卫兵，他们把经过叙述得很具体。第二次是3月21日晚，参加的有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我、萧华等，调査对象仍是从青海逃回来的红卫兵。这次调査会重点主要是围绕着学生有没有枪，有没有开枪的问题进行的。两次调査的结果是学生根本没有枪，更谈不上向部队开枪了。调査的情况由我和关锋向总理、江青作了详细汇报。他们听得非常仔细 。
第三次调查是3月23日晚，总理亲自主持，江青也参加了。调査对象有：青海“八·一八”、首都三司驻青联络站、地院“东方红”、北航“红旗赴青战斗队”、外地赴宁红卫兵“红旗造反团”等组织的代表。这次调査会还没开完，总理在会上就把他写给主席的报告推过来给我看了，上面说：“看来开枪是有问题的，详细情况容后再报。”下面署名：周恩来。调查会结束之后，总理留下康生、江青、叶群和文革小组成员商量如何向主席、林彪汇报。实际上，总理已经反复核对了由赵永夫组织人去搜査“八一八”组织的枪支情况。令人吃惊的是，连一支枪也没搜查出来。总理叹了一口气说:“义和团还有几支鸟枪，可怜这些娃娃连义和团都不如，干嘛还要向他们开枪呢！”
经过这三次调査，可以确定，工人、学生手无寸铁，根本没有枪，谁先开枪的问题一目了然。工人、学生连枪都没有，怎么开枪！总理说，工人、学生根本没有枪，赵永夫搜査了几天几夜也没搜出一支枪来。工人、学生也没杀过人，开枪杀人的是赵永夫。他事后又谎报军情，还假造了林总回电，欺骗大家。康生插话说，赵永夫在青海私自扣押司令员刘贤权，又擅自调动野战部队开枪杀人，简直无法无天。这才是篡党、篡军，他是个野心家！接着康生谈了赵永夫参加过国民党军队的问题。大家听了都感到匪夷所思。这时叶群就说:“林总和我们林办从来没接到过赵永夫的电话，也根本没回过电话。总理呀，你一定要向主席讲清楚。”总理答应了，说他将在下午向主席作汇报。
第四次调查是3月24日夜里从1 1点半一直到25日凌晨，江青、叶群都来参加了，叶剑英、杨成武也来了，主持人仍是总理。而调査对象除了前三次参加的人员之外，还有从青海过来的刘贤权、张江霖、杨植霖、高克亭、赵永夫、王昭、张晓川、张洪。这一次，总理当着大家的面向赵永夫提出了一个一个的问题。赵永夫开始是左右搪塞，闪烁其词，企图为自己和他人遮掩。但在总理追问之下，很快就结结巴巴，满头大汗，最后是前言不搭后语，矛盾重重，漏洞百出。
当问到赵永夫，他说过这件事他是请示了林副主席的，林副主席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的时候。叶群站起来了，她说，那话绝不是林副主席说的。林彪打电话给叶帅，质问过叶帅，叶帅自己也承认，赵永夫是给他打过电话的。可当总理质问赵永夫的时候，叶剑英也在场，他坐在那里一声不响。这时，总理当场宣布：把赵永夫抓起来。解放军就上去撕掉赵永夫的领章、帽徽，把他押了下去。叶剑英本来一直是参加中央碰头会的，从这件事情以后，总理就不让他再参加中央碰头会了 。
可是，主席、总理去世之后，叶剑英支持华国锋抓了江青，紧接着他就把“青海223惨案”给翻案了，他亲自下令释放赵永夫。有人提出，这可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定的铁案啊，怎么能翻？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可以管得住他了。在执行中，兰州军区司令员冼恒汉要求出具中央军委的书面文件，才肯执行。叶剑英大怒，后来搞了个“冼（冼恒汉）、刘（刘贤权）反党集团”，把冼恒汉和刘贤权都撤了。但我现在还认为，对青海“223”大屠杀事件，即使在今天，无论你对文革持什么态度，也无论找出什么理由，军队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打死这么多人，都是严重的罪行，历史是永远不会宽恕其主犯赵永夫的。一些人文革后高唱保护人权，其实只是要保护他们自已的人权，对平民百姓的生命与人权是不在他们保护之列的。

第二十二章 军队与文化大革命

1、军队的造反派
刘少奇、邓小平虽然分别做过新四军和“二野”的政委，但很少指挥战斗，在军队中根基不深。所以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判刘、邓，军队是拥护的。那时部队的主要领导，包括一些老帅和将军们都表现得非常积极，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也很好。中央文革要成立《快报》组，吴法宪从空军调了一些优秀的干部来给我们。那时，中央文革的汽车不多，有时我们外出办事还得骑自行车。邱会作知道了，从总后勤部调了几台车给我们。还派了几个部队的优秀司机过来，其中有一个司机跟我说，我们首长指定我专门来为你开车的。这个司机的技术真好，有一次他送我去机场，途中他用娴熟的技术避开了一场看来是根本无法避免的车祸。 可是从军队机关院校开展批判资反路线开始，军队与中央文革的矛盾就开始尖锐起来了。军队内部的矛盾本来就是很复杂的。当时军队里面有的领导搞特殊化的情况，比起地方来有过之无不及。由于部队在管理上都是讲服从命令听指挥的，所以一些干部的作风也十分霸道。这些情况从文革运动一开始就反映到中央文革来了。来反映情况的并不是底下的战士和群众，大多是来自部队里的同级的对立面。几乎每一级领导都有自已的对立面，甚至几个老帅也有这样的情况。 这种情况又往往与军队里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山头主义”联系在一起，所以情况就更加错综复杂了。
按照“十六条”规定，部队的文革运动在全军文革小组统一领导下进行，在军以下单位不搞“四大”，以正面的学习和教育为主。连队的战士都是掌握着武器的，如果他们也起来“造反”，那就很容易变成“兵变”。但是军事院校的学生提出来，他们也是在校的学生，所以也要参加到文革运动中来，要到北京见毛主席，要进行大串联，要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后来得到了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批准。但是毛主席不同意他们成立红卫兵组织，因为你本身就已经是兵了嘛。部队是有军纪的，有些一开始就起来造反的军校学生，因为违反了军以下单位不搞“四大”的规定，而受到了“军纪制裁”。他们认为这也是在执行“资反路线”。所以在1966年的10月，就发生了军校学生包围国防部的事件。本来这事是由全军文革小组去处理的。可是刘志坚那时已被陈亚丁他们搞了很多材料，说他在总政执行了资反路线，所以受到了造反学生的反对。而谢镗忠又过于老实，他去说话人家都不听。这时叶群就来找江青，要中央文革派人去讲话，劝那些学生回去。于是江青就叫张春桥和我到国防部门前去见学生，我们一去讲话，学生们倒是马上就撤除了包围，退走了。实际上，部队的造反派和地方的造反派是有很大区别的。地方的造反派反对的是刘少奇、邓小平和执行刘、邓资反路线的各级党委的领导人；而部队造反派反对的是他们的司令、政委，而这些人却大都是反对刘、邓，拥护毛主席的。像吴法宪、邱会作这些人都是毛主席和林彪非常信任的人。
后来，出来保护这些首长的人就成立了“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被称作“老三军”，而部队机关与院校批评与反对他们领导的造反派则被称为“新三军”。按当时的认识，一般认为“老三军”是保守派组织，“新三军”是造反派组织。按理说，毛主席支持群众起来造反，我们中央文革应该是支持造反派组织的，但是实际的情况却要复杂得多，对军队的事我一般都是不介入的。
空军文工团有个女孩子叫刘素媛，因为支持吴法宪，成了保守派。她挨了造反派的斗，造反派还要把她排挤出文工团。她人长得虽小，但很机灵，她以前来参加过中南海举行的舞会，与毛主席也跳过舞。可能是主席跟她说过，如果了解到下面什么情况，可以直接来跟他说的。大约在1967年4月，她通过主席的秘书徐业夫求见主席。说有很要紧的事向主席报告，主席叫徐业夫通知她来。刘素媛见了主席就哭哭啼啼的，把“造反派”怎么整她，怎么要打倒吴法宪等等情况，都和主席讲了。还说，吴法宪现在的行动都得向“造反派”请示报告。我到主席这来，也要向他们请示才行。主席听了说，吴法宪怎么成了走资派了呢？他有错误、缺点，可以批判，甚至炮轰，但不能打倒。主席找来叶群，问她怎么回事，怎么现在三军首长都受管制了？“造反派”怎么就有这么大权力？主席还让叶群去了解，看看到底谁对谁错，但主席说，不管谁对谁错，都要让部队正常工作。吴法宪是司令，他有自己的权力，进出不需向“造反派”请示，有事只能向我和林总请示。
吴法宪这个人，后来人家说他是“草包司令”，那是大错了，这个人聪明透顶，大家都挺喜欢他。他是南方人，口齿清楚，他常会说一些笑话给江青听，江青见了他就很高兴。吴法宪在他的回忆录上写了他和江青闹矛盾，那都是夸大其词的，而讨好江青的另一面他就没有写。且有的地方则纯是编造，那个时候他怎么可能与江青公开闹矛盾，讨好江青都来不及呢。毛主席这么说了，老三军这派就高兴了。当然新三军当时也还是有力量的，它的后面也有很多司令、政委在支持着的。
1967年5月25日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部队文艺单位在此之前要搞纪念演出。这就发生了两派争夺演出场地的问题，实际上还是争夺军队文革运动的主导权问题。按照总理和中央文革的意思，“新三军”，“老三军”在这一天一同演出。但新三军”演出却不要“老三军”参加。于是“老三军”就要单独在北京展览馆演出。可当“老三军”要演出的时候，“新三军”就组织了人去冲击他们。总理对他们说了，你们要团结起来，一起联合演出，不一起演出，我就不去看。但“新三军”还是不肯。这时叶群又来向江青求救了，江青让我和关锋去。临走时，她还特别关照我们，你们去了以后说话别一面倒，要强调团结、联合，不能武斗。告诉他们，再武斗，全军文革就要抓人了。于是我和关锋先去看了“老三军”的排演。“老三军”的演出挺好，他们演唱的是肖华作词的长征组歌。我一进入那个环境，就被感染了，觉得“老三军”的演出很好，“新三军”他们不让他们演出是不对的。演出结束后，“老三军”鼓掌要我们上去讲话，关锋不愿意去讲，他对我说，我一点都不了解情况，我陪你上去，你讲吧，你还知道一点儿。其实关锋以前就跟我说过，军队事情很复杂，你别去讲话，咱们弄不懂，不要陷进去，陷进去就出不来了。现在他这么一推，那就只好我讲了。我的讲话，完全是按照总理和江青的意思，要他们（新、老三军）团结起来，都是革命同志，要团结起来，联合演出。可是后来他们在小报上登出来了的，就光说戚本禹支持“老三军”的演出，我后面那些要团结，要联合演出的话都没有了。“新三军”很倔，就是不同意联合演出，而且放出话来，如果“老三军”要单独演出，那就去冲击他们，让他们演不成。
肖华其实是支持军队造反派、支持“新三军''的。他是总政主任，他对演出的事有发言权。可这样一个局面出来以后，他就被夹在两派中间不好办了。他是希望“老三军”取消演出的。可林彪知道以后，就叫叶群去给“老三军”说，演出继续，不要取消。肖华和林彪的关系很好，而且林彪又是副统帅。有林彪的支持，这样“老三军”就在5月13日按计划演出了。结果“新三军”就去冲击演出。在演出的现场，双方发生了武斗，双方都有人被打伤。而“老三军”是早已做好被“新三军”冲击的准备的。这个事情一出来，军队内部两派的矛盾就公开了、激化了。 总理在1967年5月14日表态批评了双方，但“老三军”对总理各打五十大板不满。而这时林彪却又公开支持“老三军”。在5月23日正式演出的那天，林彪和叶群都去参加看了，还派了部队去保卫。林彪这样坚决地支持“老三军”，江青也没有办法了，也不得不改变态度，和林彪保持一致，她要中央文革也跟着支持“老三军”。6月9日“老三军”又作了一次演出，中央很多领导人包括总理都参加了，中央文革也去了不少人，我也去参加了，但江青有事没有参加。这就是表示中央支持“老三军”了。
此后，“老三军”不仅自己经常演出了，反过来排斥“新三军”参加演出。从这以后“新三军”的许多人就开始挨整了，其造反派组织也都被整垮了。自此，林彪稳定了北京的各总部机关，“老三军”成了文革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解放军总后勤部下属的部队院校最多，所以那里造反的学生也最集中。最早起来造反的是上海的第二军医大学的 “红色造反纵队”，陶铸的女儿也在里面。记得有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有人当面向陶铸告状，说你女儿如何如何。陶铸只是笑笑，说他也没有办法。说，你们找曾志去，她听曾志的。
二军大的“红纵”率先冲击并占领了总后的大院，要揪斗邱会作。其实，毛主席和总理对邱会作的印象都是很好的。文革之初，主席写的“五七指示”就是根据总后的报告写的。 邱会作确实很能干，总理说他是最好的总后勤部部长，这话是不错的。同时他又是林彪的一员干将。可是他平时对待下级很严厉，作风比较粗暴。所以很多人都对他有意见。加上他和肖华两个人在当时就是有名的“花将”，所以，文革运动一来，底下的群众就起来揪斗他了。造反派整了他很多材料。开始他躲到了西山的军委驻地，徐向前担任了全军文革小组组长以后，就叫他下来见群众。徐帅说，哪有解放军的将军怕群众的道理啊。其实，徐帅这样做是没有错的。问题是造反群众一听到邱会作平时如何霸道，怎样搞女兵这些事情就愤怒起来了，把他打得很厉害。邱会作写了个字条给林彪，要林彪救他。林彪让叶群拿了邱会作写的字条来找江青。叶群来的时候，我也在边上。叶群说，邱会作是个很好的同志，可就一点不好，是个“花花太岁”。江青马上让陈伯达写了个手令给叶群, 叶群拿着陈伯达写的手令去把邱会作救出来了。可后来邱会作却把所有的仇恨都放在了中央文革和江青的身上了。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央文革就是造反派的总司令部，那些打他的人都是受了江青的指使的。其实哪有这事。老实说，那时对于军队文革的事，我们都是躲都躲不及的。我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发言受到主席批评之后，对于军队的事情，一直都是很谨慎的，从来也不愿意多说话。
文革以后，叶剑英、邓小平他们又诬陷说，那是江青同林彪的勾结，要搞乱和搞垮军队。要我说，江青如果真有这份心和这个本事，那文革的发展和结局也就不会是后来那样的了。其实，当时部队的情况很复杂，绝不是一个支持造反派还是支持保守派就可以说清楚的。实际上，这两派的背后都是有一些大人物在那里较劲的。
肖华原来是支持造反派的，后来看了林彪的态度，又去支持保守派了。所以弄得两派对他的意见都很大。到了后来，就连叶群也大骂起肖华来了。主席只好出来说，他要亲自保肖华过关。聂荣臻为了让肖华躲避群众对他的批斗，把肖华接到自已的家里。可是肖华却把聂帅家里的女服务员给奸污了，气得聂帅把他的行李扔出了门外。这件事是聂帅自己在一次会议上说出来的。所以，主席说，肖华实在是个扶不起的天子——刘阿斗。不过，当有一次叶群来说，在批斗肖华的时候，群众让肖华在地上爬。而肖华怕挨打，就真的在地上爬了。毛主席知道这事以后，异常震怒。主席说，你有错，改正就是了。怎么能在地上爬呢？打死也不能爬呀！你以后还怎么指挥军队啊？为此，主席亲自下令，今后不准任何人让将军在地上爬。谁这样做，就是武斗，要处置。

2、我在文革运动中与老帅们的接触
我在文革运动中与老帅们接触那个时候，林彪在我的心目中是个了不起的英雄。不但过去仗打得好，而且在建国以后，我听过他的几次讲话，都是在历史发展关键时刻至关重要的话。你看他平时好像不管事，可是他要出手来管事时，往往都是惊天动地的。1966年5月18日，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所做的报告，是我帮助整理的。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林彪看了以后感到很满意。他跟张云生说，以后他们那里写的重要的东西，要拿去给戚本禹看看。叶群也多次跟我说，林总很赏识你的才能，让你有时间去家里坐坐。可是我接受了田家英犯错误的教训，不能去。有一次，我问主席，叶群好几次邀请我去他家里做客，我不想去，但又怕他误会。这时主席正在看东西，他一边看，一边对我说，我们不去，我们不去。所以，我就一次也没有去过毛家湾。为此，叶群还对我很有意见。林彪在报纸上发表过两幅题词，上报之后，我就把原件还给叶群。可叶群说，林总特别交代，原件就留给戚本禹。因为我专门研究过中央各首长的书法、笔迹（工作需要），所以能够分辨首长的批件。有一次，叶群拿了一份林彪批过的文件让我组织传阅，我一看就说，这字不是林总写的。叶群说，你真厉害。那字确实是林总的秘书代写的，但是经过林总同意的。“九一三事件”后，我看到在中央文件里，影印出来的他给林立果的那个手令，那上面的字既不是林彪写的，也不是林彪的那个秘书写的。可能是林立果他们模仿着林彪的笔迹写的。1967年的夏天，北京的天气特别热。在主席还没有去武汉之前，住在人民大会堂里。有一天，叶群来找我和王力、关锋，说林总想见见你们。随后她就带着我们一起去了林彪在大会堂的办公室。林彪见了我们很高兴，他说，要把文革搞好，要尽量减少负面的东西，不能武斗，尤其是不能动用枪支来武斗。他说，你们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党内、军内反对文革的人很多，很多。你们将来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很大、很大。你们一定要充分地估计到这一点。现在主席健在，我们是靠着大树好乘凉。主席不在了，我们的困难就来了，那时只能靠我们自己了，谁也帮不了我们。我们要有备，才能无患。他向我们问了一些情况，叫我们经常到他那里去。对这次谈话，关锋还专门有个追记。林彪这次谈话，我向江青汇报过，江青说，林总说得对呀！江青后来又向主席汇报，据说主席回答，还是林彪能想问题。所以“九一三事件”后，人们说林彪参与了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我总是不敢相信。那个“五七一工程”纪要，分明是小孩子玩家家的拙劣产品，而林彪是个能想问题，懂得战略战术，而且曾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军事统帅，这样拙劣的军事计划，能是一位杰出军事统帅的作品？叶群还告诉过我们，林彪对怎样把中国的事情搞好，有他自己的一套想法。她说，林彪不主张很快地走向共产主义。他认为，这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他主张首先把小农经济搞成大农经济。他说，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定会实现的，但那是一种全新的东西，它的真实面貌究竟怎样，我们现在是想象不到的。叶群说，林彪想得很深。不过，我那时也发现，林彪的“山头主义”其实挺厉害。部队里其他的人受到冲击，他很少管。但是，谁要搞到他“四野”的人，他就不答应。
我觉得，在所有的老帅中，徐向前是最理解和最支持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本来在我们的眼里，觉得他是跟着张国焘犯错误的人。可是在讨论“五一六通知”的那次政治局会议上，徐向前有个发言。他说，毛主席决定搞文化大革命，意义很重大。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就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像苏联那样就麻烦了。他还说，他看了小将们写的文章，觉得写得非常好。现在是我们这些人向小将们学习的时候了。他又说，搞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依靠这些小将，不能光靠老人。老同志关系复杂，历史包袱很重。所以要多依靠年轻人。我听了他的发言，觉得很惊奇。没想到一个平时与外界很少接触的老帅，对文革认识得那么深。我向江青作了汇报。江青也觉得很意外。后来，在刘志坚被打倒之后，是毛主席亲自提名，让徐向前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我后来总觉得主席的这个决定其实是很有深意的。但可惜我们在当时并没有很好的认识到这一点，也没很好支持徐帅。徐向前在“二月逆流”的时候，对中央文革小组也有意见。但是他的意见主要是埋怨中央文革对全军文革的工作支持不够。与陈毅、叶剑英他们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态度是不同的。“二月逆流”以后，徐向前向主席要求辞去了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职务。主席没批准。但这之前主席却又把他列入陈毅、谭震林、叶剑英一伙，让他们一起挨批判，徐向前也不申辩，欣然接受。唉！阴阳之道，玄妙之极。
我和聂荣臻接触的不多，但我总感觉到主席对他有些看法。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只听叶子龙说，1946年主席叫聂帅集中兵力，依险布局，狠狠打击傅作义，但他没执行主席意图，竟然打了败仗。又听说1948年5月国民党的飞机轰炸阜平城南庄主席驻地，后来査明，那个在地面上给国民党飞机指引目标的厨师，是聂荣臻夫人的亲戚。江青跟我谈起这事的时候，还是非常愤怒，说那个女人（指聂荣臻夫人）差点害了主席。
我和贺龙的接触的也不多，但他两把菜刀起义、开辟革命根据地的事，使我很崇拜他。我记得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看到我跟我说，有人想用制造车祸的方法来暗害我和关锋。他叫我们要小心，我和关锋都很感激他。后来有一次主席要接见他，叶群过来说，贺龙身上一直是带着手枪的，要主席注意安全。所以贺龙来的时候，警卫战士很有礼貌的跟贺龙说，现在有规定，请他把随身携带的手枪拿出来交给他们代为保管，等离开的时候再还给他。贺龙就笑嘻嘻地把手枪交给了警卫战士，我觉得他很尊重主席。以后又听林彪说他是大土匪、江洋大盗出身，对他印象不好起来。再以后又听说他曾与国民党谈判投降的事，但这件事总理都向主席否定了。但那时我已把他看成是刘、邓司令部的人。
对叶剑英，在青海“三二二事件”之前，我在中央的碰头会上经常遇过到叶剑英的。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我一直觉得奇怪。开始的时候，他是很起劲的。罗端卿下去后，他接替担任了中央军委秘书长，还担任了“首都工作组”的负责人。在批“彭、罗、陆、杨”和打倒“刘、邓”的时候，他都表现得很积极。但是他对中央文革小组却一直都是很对立的。后来我听到朱成昭跟别人说，叶剑英曾对他说，我们不怕乱，也不怕群众运动，就怕没有对运动的领导权。林彪事件以后，叶剑英一直把自己说成是反对林彪的。其实，他那个时候是想尽办法去靠拢林彪的。只是林彪对他很戒备。

3、我在文革运动中与粟裕、谢富治、许世友、韩先楚、杨成武、吴法宪的交往
在对军队的元帅、大将中，除了林彪，我最崇拜的是粟裕。文革前，我曾自制一枚“粟帅帐下马前卒”的印章，以表示我对他的崇敬。上海解放前，我曾帮助方伯康、戴觉民同志投军粟裕的部队，又在地下党领导下，参加军情调查，调査材料由地下党转送三野粟裕的司令部。后来主席叫粟裕出席中央碰头会，他每次来我都亲自为他安排座位、倒茶，但是总理老叫他去处理军校各种纠纷，不大通知他出席中央碰头会。
谢富治和我在工作上经常有联系。我第一次在工作上和他的接触，是为了处理田家英的事情，总理让我去找他的。我去公安部和他谈完工作以后，他就邀请我去他家里吃饭。我到了他的家里一看，不由得感慨起来了，这么一个有着赫赫战功的老将军，家里的摆设却比我还简陋，简直可以说是家徒四壁。他嘴里说我是贵客，要好好招待我，可端上来饭菜都是和平常老百姓家里的没什么两样的，只不过多加了几个菜，比起彭真等人的家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从心底里就对他产生了深深的敬意。谢富治长期担任公安部长，是掌握刀把子的。但他是最不愿意搞冤案的，经常把一些疑难问题摆出来，让我帮助分析。有一次他和我谈起清朝的名臣于化龙，于化龙漏夜批文，觉得手中之笔有千钧之重。红笔一点，身首分离，人命关天啊！谢富治说，他的笔点下去，那要比于化龙更重得多了，不知要关系到多少人的命运了。所以，他总是战战兢兢的，不敢有丝毫马虎。谢富治是个少有的好官，他自己主观上没有去搞过一个冤案。相比来说，罗瑞卿要比他主观一些，罗端卿和公安部的许多副部长的关系都比较僵。当然即使是谢富治，也不能百分之百地避免冤案，因为有些事情是中央决定要做的，那他也没有办法，只有执行。康生也曾经向我们坦言，说他也办过冤案的，把一些忠诚的党员给处决了，后来发现搞错了。只好给家属优厚的抚恤来弥补。那都是处在战争恶劣条件下发生的事情。
有一次，我在天安门城楼上遇到了许世友，他见到我就叫我“戚大帅”。我听了忙跟他说，不能这样叫。我跟他聊起了解放战争的时候“三野”的东兵团和西兵团的事。他说，喔，这你也知道啊。 我说，我那时是上海的地下党的一个小党员，我们天天都在关心前线发生的事情。你还是我家乡的解放者呢！他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威海。他听了非常高兴，说他去过威海，那里出了很多英雄。后来他被造反派冲击的时候，他叫他的夫人田普到北京要来找我。田普说，许世友叫他来找江青，说如果见不到江青就找我，别人谁也不找。我知道以后，就去请示主席。我说，田普来了，说要见我。主席说，你先叫人给她打个电话，问问她什么事再说。于是，我叫让秘书给她打了电话，我的秘书跟她说，本禹同志现在在开会，很忙，有什么事情就请她在电话里说，他负责转告。于是，田普就在电话里说，现在有许多人要搞许世友，搞他的并不是底下的群众造反派。而是某副政委、某副司令要搞他的。我把秘书给我讲的都汇报给了主席。主席后来去上海的时候，就要召见许世友。可那时许世友躲在大别山。主席特意派张春桥去请他来上海。可开始的时候，许世友还不相信，生怕张春桥是骗他下山。后来张春桥告诉我，他是用了自己留下来给他当人质作保证，才使他相信的。我说，你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你这样说多掉价呢。张春桥说：“我当然说的很婉转的。他说他这里的事情很多，跑不开。我就说，那这样，我留在这里给你处理事情。重要的事情随时打电话与你商量，你单独去见主席。我这么一说，他才相信了。于是就跟我一起下了山。后来他见了主席，主席保了他。他很高兴，还说要打个豹子送给我。”主席让张春桥兼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许世友是非常高兴的。主席派自己身边最相信的人给他当政委，这样还有谁能反对他呢 。
福建军区司令韩先楚来北京解决福建问题。江青叫我去京西宾馆看看他，听他说些什么。我到京西宾馆的时候，他们已经知道我要去了，好几个人，都是将军，在那里欢迎我。那些人都是聪明得不得了的。你说一句话，他能听懂你十句。我向他们说，领导叫我来看看大家，问问大家有什么要解决的间题。他们马上说，“感谢江青同志关照。”既不提陈伯达，也不提总理，你说怪不怪！可你要是光听他们说，那可都是造反派的错，他们都是受委屈的。其实我也了解很多情况，知道他们是怎么对待被他们视为异已的造反派的。
杨成武在文革中是与文革小组联系很密切的军队干部，所以他和我的交往也特别多。那时我对他的印象一直都很好，他是老革命，但碰到我总是特别客气。他是代总长，权力非常大，军队的调动都是通过他下达的。一次他跟我说到叶剑英，他说，叶没打过仗，一直都是做参谋和情报工作，所以他在部队中没有几个人听他的。部队的人平时见面都客客气气的，可节骨眼上还是听自已老首长的。杨成武的那篇《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文章，是他让部队的几个秀才写的，陈伯达帮他修改过。杨成武对发表这篇文章表现得非常急切，他来找过我好几次。后来这篇文章发表之后，他很高兴。
“二月逆流”以后，吴法宪常来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开始他和杨成武的关系还挺好。可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他和杨成武有些不和。我看到军队有个材料反映他作风骄傲，曾告诉过他注意。他说是空军的人串连的结果。我不愿深入下去，点到为止。记得在1967年10月以后有一段时间，杨成武因为生病，好长时间没来参加文革碰头会。有一次，吴法宪到中央文革办公室找我，要我和他一起到杨成武家里去探望他。我是想去看看他，因为上次王、关问题时，他在主席面前替我说过好话。可我的职务又限制了我不能随便去军队看望任何人。吴法宪却一定要拖住我去，硬把我拉上他的汽车，让我的车跟在后面，我也就去了。到了杨府通报了秘书，杨成武听说我去看他，就很热情地叫人出来迎接我。可能他以为是江青让我去看他的了。其实江青根本没说要我去看他。可他一听说吴法宪同我一起去的，就有点不高兴。他教他的夫人陪我到他家楼上卧室去看望他，而让吴法宪和会客室的一堆看望他的人坐在一起。这些人太多，是原华北军区的高级将领。 这一下，我明白了吴法宪为什么一定要拖我去的用意了。如果他一个人去的话，杨成武有可能给他吃闭门羹。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军队高层之间，尽管表面上显得很亲热，但实际上有些人互相间的分歧很大。甚至一个山头之间也是如此。杨成武原来亦属一方面军，是林彪很信任的干将，但后来竟与林彪的另一干将吴法宪弄得不可开交，吴法宪说，杨成武要夺他的空军司令的大权，其实代总长的地位远比空司要大，说杨成武要夺空司的权应没有事实根据。而后来杨、余、傅事件暴露的事实表明，吴法宪这一边，包括林彪、叶群、林立
果等人倒是在想夺取杨成武的代总长的大权。

第二十三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的发表前后

1、关于电影《清官秘史》的一段旧事
电影《清宫秘史》是1948年由香港的一家电影公司摄制的，主要讲述了清朝末年光绪皇帝、珍妃与西太后在戊戌变法期间宫廷内的争斗。电影对支持维新变法的光绪皇帝给予了肯定，对慈禧则采取了揭露否定的态度。在影片中通过珍妃之口，说出了要光绪依靠洋人、夺取慈禧的权力。同时影片又对义和团运动充满了仇视，有许多诬蔑与不实的描述。影片完成后，先在香港上演。1950年3月在北京、上海等地上映。

这个电影在北京一上映，我就看了，那时我很年轻，看不出影片的卖国主义错误，只是觉得它把光绪皇帝演成人民救星，极力美化。而其实光绪在历史上没有做出很大的贡献，不值得那么美化。而且有一点我也看不大惯，就是影片丑化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义和团。我老家山东是义和团的发源地之一，我自小就在姥姥家的圪崂村听老人们讲，义和拳都是反抗洋鬼子欺侮中国人的好人，可是在影片中他们都被描绘成迷信、无知、丑陋、可笑的群氓。这些都是在我不知道主席讲话之前的感觉。听到主席评论，开始也是不懂，后来还是胡乔木的秘书商恺给我解释了一番，我才明白珍妃叫光绪依靠帝国主义势力，通过与洋人的内应外合，把权力从慈禧手中夺取过来。这是一种卖国主义行为。

然而，在开始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主席和刘少奇在对影片《清宫秘史》的评价上发生分歧的经过。最初主席说《清宫秘史》是卖国主义，不是公开讲的，是听了胡乔木说“少奇同志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话以后给胡乔木说的，主席也跟江青说过。那时主席的几个秘书，包括陈伯达和田家英，都知道主席不赞成这个电影。我首先是从田家英那里知道这些情况的。

那时候，我在帮田家英做《毛泽东选集》的校对工作。一次，学部有一个人打电话给田家英。过后田家英对我说，这个人叫黎澍，是学部近代历史所的负责人。有一篇批判影片《清宫秘史》的文章，是密斯（田家英私底下对江青的称呼〕叫黎澍他们找人写的。黎澍布置了历史所一个叫荣孟源的专家去写了，可黎澍说文章写的不行。江青说那你们就给改好吧。黎澍又看了文章感到难改，所以打电话来问田家英怎么办？田家英对他说，那你就先印出来给江青看看再说吧！我看田家英对这事也不大积极，因为这不是他份内的工作，他自己手上的事就很多了。

黎澍后来也向我说过，当时批判《清宫秘史》是江青布置的。我分析，这事不大可能是江青直接向他布置的。江青当时是电影局的处长，她若去布置，是要经过中宣部的。所以她或者是通过胡乔木去布置的，胡乔木是中宣部的常务副部长；或者就是经过中宣部，由电影局布置下去的。

我再一次听说这个事，那是在批判影片《武训传》之后了。1951年，《武训传》刚开始放映的时候，党史专家缪楚黄刚拿到了一笔稿费，请我和逢先知去看了《武训传》。那还是在《武训传》被批判之前。看完以后，在回机关路上三个人议论了一下，我说把一个乞丐搞成个英雄，叫人看了很不舒服！我不大喜欢这个影片。缪楚黄说，你这个人有点吹毛求疵呀。三个人在路上争论了一番，逢先知是支持缪楚黄的。不久，主席说要批《武训传》，缪楚黄对我说，哎呦，还是你有先见之明，让你说对了。就是这次，缪楚黄把他从历史所听说的，主席除了要批《武训传》，还要批《清宫秘史》的指示告诉了我。他说这事比批《武训传》还大呢！可是，《清宫秘史》一直没批判起来。

那时候，缪楚黄在做《毛泽东选集》的注释工作。《毛泽东选集》中的注释相当一部分是缪楚黄起草的，有些经陈伯达修改过，有些是胡乔木、田家英修改过。还有些是各方面专家写的，如历史部分，大多是范文澜写的。有人说都是田家英起草的，田家英当时就纠正了这种误传，他说那不是事实，他只写了一小部分。

1954年，主席在支持“小人物”李希凡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唯心主义思想时，又一次提出了批判《清宫秘史》的问题。主席写道：“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

这以后，主席又一次说过：“《清官秘史》五年来没有批评，如果再不批评，欠债越来越多了。”但这部影片仍然迟迟没有受到批评。

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同年12月21日主席在杭州同陈伯达、田家英、胡绳、关锋、艾思奇他们谈历史和哲学问题时，再一次提出批判《清宫秘史》，说:“《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

从这时候，我才弄清楚了关于批判影片《清宫秘史》是毛主席和刘少奇之间的一个重要分歧，主席要批的就是党内有一些人，总是存在着要依靠外国势力，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实现他们的政治目标的思想倾向。

上面说过，胡乔木的秘书商恺，一位老新闻记者，他一直跟我很好。因为事情牵扯到胡乔木，我就去问商恺。他告诉了我事情的原委：当年主席看过《清宫秘史》后，曾问胡乔木，你看了没有？胡乔木说看了，那时他也不知道主席是什么意思，就跟主席说，少奇同志也看了，说是爱国主义的。主席当时就说，什么爱国主义，是卖国主义！后来，主席叫批判这部电影。胡乔木就觉得不好办了。两个都是党的高层领导，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批判当然可以不点名，但是，要批副主席的观点，这怎么向别人交待？别人会说我在破坏党中央的团结！

胡乔木当时是中央宣传部的常务副部长，负责审读《人民日报》。他顾虑主席和副主席的团结关系，就悄悄把这事拖了下去，没有批判，他也有他的道理。但是另一方而，胡乔木跟刘少奇的关系的确比较好，在“一二·九迎动”的时候，他就和刘少奇认识，刘少奇是他的领导。后来他在延安参加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时候，就把刘少奇列为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当然这也是主席同意的）。所以胡乔木不愿意批判《清宫秘史》，也与他和刘少奇有这么一段特别的感情有关系。

主席说《清宫秘史》是卖国主义，他特别对影片中珍妃说的几句话感到反感。珍妃对光绪说：“现在外国人都支持你这个皇帝，反对她（慈禧太后），你不要跟着她走，外国人打进北京来，会让你来收拾这个摊子，外国人支持你，他们可以帮你把权力夺回来。”毛主席认为这个不行，不管我们中国人内部有什么纠纷，都不能依靠外国人。毛主席的爱国主义思想是非常强烈的。

1966年9月18至20日（那时还没有公开批刘、邓的资反路线），中央文革在北沙滩红楼开了个准备批判刘、邓路线的调查座谈会。会后我们讨论时，就把批判资国主义也提到了日程上。

2、文章的写作经过
1966年12月26日，主席在他的生日家宴上，要我们搞大枇判，叫我们文革小组的人都要写文章。主席对我说，你也要写。那时我就已经在考虑对影片《清宫秘史》的批判，而且从电影资料馆调来《清宫秘史》的拷贝，看了两遍。我就向主席说，我已在准备批判影片《清宫秘史》，想把这部影片究竞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问题讲清楚。我说，主席讲了那么多年，讲了那么多次，可至今仍没有一篇文章，把主席的思想系统地讲清楚。毛主席听了说好，很支持。我又说我对义和团这一段历史不是很熟悉。主席说，你先写，写了之后就拿来给我，我给你看。

姚文元在1967年1月写了《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他那个文章有一段提到《清宫秘史》的问题，但我觉得得他仍然没把“究竟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个问题讲明白。要批判《清宫秘史》，得讲出个道理。要把问题的实质讲明白，这就要研究这个东西。

那时候，我跟穆欣打电话，说我想写《清宫秘史》的文章，但记不住电影中的对白，要他帮我找《清宫秘史》的电影剧本。穆欣说，这好办，我马上给你搞来。不到两天的功夫，他就从电影馆资料室弄来了电影剧本，叫司机给我送了过来。电影剧本弄来以后，我说，这是人家档案，别丢了，还得还给人家的。那时候还没有复印机，我就叫他找人先把剧本排版，并让他们多印几份，不要光我一个人看，送给中央文革的成员都看看。穆欣很愿意承担这项任务，后来他在《光明日报》上独家全文发表了那个剧本。

拿到剧本以后，我翻来覆去地看，越看越清楚，主席说的没错呀，这影片确实是卖国主义，电影借珍妃之口，要光绪依靠外国人来推翻慈禧太后，把政权夺过来。主席说过，尽管慈禧是个很反动的人，但是在民族立场上，她比光绪要好。这么多年，主席说了多次《清宫秘史》是卖国主义的，我和许多人一样，都不清楚究竞是怎么回事，看了剧本，我明白了。

剧本所写的依靠外国人推翻慈禧太后的思想，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个思潮。主席很敏锐，说这样做就会变成彻底的卖国主义。另外，剧本把义和团那么一个大规模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斗争，丑化成一批流氓土匪、江湖术士的迷信活动，这也是非常错误的。义和团的战士大部分是勇敢反抗帝国主义的先锋。

我又翻看了大量的有关戊戍变法和义和团的历史资料，在这个基础上，并在我的秘书程理嘉等人的帮助下，用了两、三个月的功夫，写成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

3、毛主席对文章的修改和批示
1967年3月20号那天，我把写好的稿子送给了主席。因为是主席让我写了以后就交给他看的，主席看了、改过之后，又直接退给了我。为了这事陈伯达还批评过我，说我怎么没有经过文革小组讨论就直接交给主席了。总理和王力、关锋也都对我有意见。

主席对我写的内容是比较满意的，说我写得很好，但里边有错，有一个大臣的名字写错了。我查了一下，《清宫秘史》的剧本上没写错，是我写错了。主席还在好几个地方补写了大段的话，例如，驳斥说义和团是暴民的胡作非为；表扬爱国女青年“红灯照”等，都是主席加上去的。主席还针对影片所说义和团是迷信，是暴民，暴乱，驳道：“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主席的这段话写得太好了，打中要害了。主席真是大手笔，几句话就把义和团反帝这个复杂的事情讲清楚了，把文章的气势提起来了。

文革结束后，有人写文章来批判我的这篇文章，可写了那么多文章也写不出什么名堂来。你既然说我是大毒草，那你好好批呀。可是主席的那些观点，你能批得倒吗？

然后主席就叫我把改过的稿子拿到文革小组去讨论。小组的人看了主席的批改件，提了一些意见。然后我抓紧时间重新修改，印出来后，我又拿去交给主席看。主席又看了一遍，然后交代说，戚本禹这篇文章可用，请总理主持文革小组讨论修改后正式发表。

在主席指示后的第二天下午，中央文革小组就开会讨论修改《爱国主义还是资国主义》这篇文章，小组全体成员都参加了，会议由总理主持。在会上先把文章一段一段地读出来，读一段讨论一段。开始我读，读累了，王力接着读，王力口齿清楚，读得铿锵有力。以前讨论文章，一般都是由王力把大家的意见记录下来然后作修改的，但这篇文章是总理边主持会议，边亲自在稿纸上记录下，一个字，乃至一个标点用得合适不合适，都要斟酌讨论。第三天上午才把讨论后修改过的稿子再拿去改版印刷。当天下午再拿回来进行讨论和修改。前后讨论了几次，有一次下午从两点多钟，陈伯达、江青就来了，一直改到吃晚饭。

最后定稿以后，先呈送主席。主席交代，先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进行广播，然后一式几份，交给《红旗》杂志、《人民日报》、新华社。这时王力问总理，这篇文章如何署名，是用《红旗》杂志，还是《人民日报》或《解放军报》评论员，还是同时用几家名义。总理说，这篇文章是第一篇不点名地批判刘少奇的文章，还是以个人署名为好，就用戚本禹的名义。

我觉得这个事太大了！这是第一次公开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文章形成的过程又不同寻常，我觉得以我个人的名义发稿不大合适。所以我说，这个文章涉及的问题很大，而且经主席和大家集体讨论修改的，是不是还是用社论或评论员的名义。可总理讲，正因为这篇文章会引起全国以及全世界的注意，按照国际上通常的做法，社论或评论员文章是代表官方的，而个人署名文章，再怎么说，也是个人文章，这是有区别的。把刘少奇的问题突然一下子作为官方文件提出来不好。还是作为个人的文章为好。总理说出这么一番道理以后，陈伯达、江青都没说话，康生点头称是。这样就决定了文章以戚本禹个人署名发表。到关锋起草的批刘少奇“黑修养”那篇文章发表的时候，就用“《红旗》杂志评论员”的名义了。

总理又亲自安排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的播音员夏青、葛蘭来朗读。在制作广播的过程中，新华社的负责人曾向我提出，有些句子太长，朗读的时候读不出气势来，要我改短一点。

3月31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第二天，在《人民日报》的头版上全文发表了这篇文章，新华社也发了通稿，全国各大报纸也都刊登了。

5月间，毛主席在与外宾的谈话中，把这篇文章的发表看作是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了一个重要阶段的标志。他说：
“无产阶钑文化大革命，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四个阶段：从姚文元文章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以算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月风暴，这可以算第二阶段，主要是扭转方向阶段。自一月风暴夺权到大联合、三结合，这可以算第三阶段。自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贲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发表后，这可以算第四阶段。第三、第四阶段，都是夺权问题。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

4、文章发表之后所引起的反响
从4月2号开始，各地群众就开始上街游行示威，表示他们对走资派的愤慨，一连游行了好几天，而且规模越来越大，这些都是群众自发组织的，中央文革小组没有进行任何布署。到1968年初要隔离审查我的时候，据陈伯达等人的回忆，康生还提出，是不是再考虑一下，戚本禹那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文章影响是很大的。

多年后，我碰到朱永嘉的时候，他对我说，你的文章出来了，我们有点被动。我问，被动什么?他说，张春桥拿了你的文章放在我们面前，说，你们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所以那以后，朱永嘉他们就拼命写批判文章，一下子写了三篇东西。主席看了之后说，你们不要光搞数量，质量要搞好。数量多了，人家消化不了，你一篇东西写好了，人家消化了，那比几篇都好。

主席曾与江青说，他提出批《清宫秘史》那么多年来，没有一个人写出文章来，现往戚本禹写出来了，所以要鼓励他一下。江青本来提出要送我一架她用过的蔡斯照相机。我说我不会用。江青说，那你要什么？我说我很喜欢主席写的字，哪怕就几个字都好。江青和主席一说，主席就把他过去写的一幅《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送给了我，而且江青叫汪东兴当着中央文革小组所有的人的面送给我的。主席的词写在信笺上，一张纸写不了几个字，所以形成了厚厚的一大摞。那天晚上，我回来以后，没喝酒，却觉得像喝了酒似的，捧着毛主席的手书，翻来覆去地看，一个字一个字看。从1967年4月，到1968年1月，我看了不知道几次了。每次看完，都是再把它锁在小保险柜里。我曾请郭老（郭沫若）把他的词也写了一幅字给我。我把它们放在了一起。等我一被抓起来，我那个小保险柜就被他们抄了。那个小保险柜里东西很多。有毛主席给我的信件，例如主席对贵州省李再含的来信的批示、主席对青海事件的批示、主席在我的检讨上的批示等等。那些批示，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里而收入了几篇，但有的没有登。

在“审判”江青的时候，邓小平他们派人到秦城监狱来审问我，来的人跟我说，你那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文章，是在全国掀起了反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浪潮的。这件事是你的责任，你不能讲毛主席，也不能讲周总理。我说这行，反正讲不讲都一样。他们又说我那篇文章引用的刘少奇的天津讲话是假的，是诬陷刘少奇，说刘少奇是中央的领导人，怎么可能说那种话呢？在这一点上我给了他们坚决的反驳，我说，我在文章中所引用的材料，都是从天律档案馆保存的档案里抄来的材料，这能造假吗？如果你们能证明这些档案是假的，你们再来找我吧！他们又与我谈了要照顾大局的话，我说，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才是中国的大局。后来资本主义已经在中国大地很多领域里复辟了，他们的御用理论家又说，刘少奇的天津讲话是真的了，而且是“发展”了马列主义。

5、胡乔木和谭震林等人的揭发证明
《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励影片（清宫秘史）》发表后，刘少奇也看了。听说刘少奇看了文章之后气坏了，血压升高，睡不着觉，极力喊冤，说戚本禹的文章“有很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红色买办？”为此胡乔木专门给中央写了个材料，他说他记得清清楚楚的，刘少奇当时确实说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只是当时他对批判刘少奇有顾虑，所以没有贯彻主席指示，对此他向毛主席作出了检讨。胡乔木写的这个材料，我亲眼看过。

至于刘少奇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说过“我们也可以给美国人做红色买办”的话，刘少奇也不承认，王光美也说没有。他们不仅不承认，而且说他们都很反感这个话。这时，谭震林站出来了。谭震林刚因为“二月逆流”事件挨了主席批评，在靠边检查。这时他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说这个事他可以证明，当时刘少奇和他都是新四军的领导人，刘少奇是政委。刘少奇给他们说的就是，我们将来也可以做美国人的红色买办嘛。谭震林写的这个材料，字写得很大，我也看过。毛主席看了谭震林的揭发材料以后说，谭老板还是革命的！你们老批他干什么！他是爱国主义的。他可以参加文革小组了。

这事我们当时也问过陈毅，陈毅说，他也听到刘少奇这样说过，好像是主席重庆谈判回来以后，讨论与美国的关系的时候，刘少奇这样说过。陈毅说这话时，总理在场。

1994年，我见到复旦大学一些教授，谈起这段往事。几个青年教授听了哈哈大笑，说你们当年还为红色买办争论过呀？现往满大街有多少红色买办啊，好多大人物都在替美国人当红色买办赚钱呢！

附录：《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

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资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
——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

一九四九年的十月，朝霞照亮了东方的大地，灾难深重的祖国像巨人一样地站起来了。

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经过无数次的难苦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获得了全国的解放。

人民大革命的暴风骤雨洗荡着中国大地上的污垢，但是，反动统治阶级并不甘心死亡，他们在各个领域里继续进行着疯狂的大反扑，阶级斗争非常尖锐。文化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尤其复杂，充斥于文化阵地上的反动影片、戏剧、歌曲、书刊，是配合反动统治阶级向革命人民进行大反扑的重要宣传工具。一九五〇年还在北京、上海和全国其他城市大量放映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便是最突出的一例。

胜利了的中国人民在这种反动文化的大反扑面前，究竞采取什么态度？是进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还是同大肆泛滥的反动文化妥协投降？每一个革命同志都面临着新的抉择和考验。

围绕着《清宫秘史》这部反动影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派，展开了一场严重的斗争。这是解放了的中国，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的第一次重大的斗争。

毛主席严正指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他还说过：《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周扬和当时的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胡XX等，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说这部反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拒绝对这部影片进行批判。

当时，担任文化部电影亊业指导委员会委员的江青同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几次在会议上提出要坚决批判《清宫秘史》。但是，陆定一、周扬、胡XX等人却大唱对台戏，他们极力宣扬这部反动影片的什么“爱国进步性”。江青同志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他们却抬出了他们的后台老板、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黑话，说：“某某同志认为这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江青同志坚持真理、力排众议，义正词严地驭斥了他们这种反动的、荒谬的主张，坚持要批判这部影片。他们不得已，只好敷衍了亊地指定一个思想反动的历史工作者，写了一篇假批判、真包庇的小文章。但是，就是这样的文章，他们还嫌“太激烈了”，扣住不发。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文化思想战线上一场重大的斗争，就这样被他们活生生地扼杀了。

一九五一年，毛主席亲自领导了文化思想战线上批判反动电影《武训传》的斗争。一九五四年，毛主席又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另一次重大的斗争，即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同年十月十六日，毛主席曾经给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一封信，严肃地批判了党内的一些“大人物”压制新生力量向资产阶级开火，甘心作资产阶钑的俘虏；并且再一次地提出了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的问题。毛主席就两个青年写的关于《红楼梦研究》批判的文章指出：

“这是三十多年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成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此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但是，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毛主席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之后，以陆定一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仍然继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顽固地对抗毛主席的指示。从一九五四年到现在，十二年过去了，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还是一直没有得到批判。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动动，把这个问题重新提了出来。

欠账总是要还的。解放以后一直没有被批判的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一定要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草命运动中受到革命群众的彻底批判。对抗毛主席指示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一定要在运动中受到革命群众的彻底批判。他们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猖狂地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必须受到彻底的清算。革命群众一定要把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打倒，一定要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拉下马，让他靠边站。

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一部所谓历史题材的影片，写的是清代末年戌戌变法运动和义和团斗争。它公开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反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任意歪曲历史亊实，美化帝国主义，美化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歌颂保皇党，污蔑革命的群众运动和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男斗争，宣扬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

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永华影业公司摄制的。这是一家反动的电影公司，它成立以后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国魂》，就是借文天祥的幽灵，来为垂死的蒋家王朝招魂。它的第二部影片就是《清宫秘史》。作者姚克，是一个坚持反革命立场的反动文人。他曾经编辑过反动的《天下》月刊，反对中国革命，积极为英、美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效劳。后来，又投靠国民党反动派，并不断写点反动的、黄色的剧本。他是反动统治阶级的一条小走狗。全国解放前夕，逃亡香港。这样一个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文人写出一部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丝毫不奇怪的。奇怪的是那些披着“共产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外衣的党中央宣传部的部长和某几个副部长，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对这样一部极其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如此垂青，把它誉之为“爱国主义”的影片，积极充当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这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在对待这部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问题上，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究竞存在着哪些重大的原则分歧呢？概括地说，有三个方面的分歧，即：怎样对待帝国主义的侵略？怎样对待义和团的革命群众运动？怎样对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怎样对待帝国主义的侵略？

帝国主义同中国人民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怎样对待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在对待帝国主义侵略问题上，被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歌颂为爱国主义”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完全是一副极端可耻的恐帝、崇帝、亲帝的奴才面孔。

影片对所谓英、美、德、俄、日、法、意、奥“八国联军”的帝国主义侵略害怕得要死，在影片中大肆宣扬恐帝思想。叫嚷什么“中国从甲午之战以后，财力亏损，兵力单薄，……众寡不敌，强弱悬殊”，“外衅必不可开”。大臣许景澄被帝国主义吓得放声大哭。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帝国主义野兽面前，革命的人民不可以有丝毫的怯懦。但是在电影的作者及其歌颂者们看来，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除了举手投降之外，没有别的出路。——这是赤裸裸的民族投降主义，十足的亡国奴论调！

与此同时，影片又大肆宣扬崇帝、亲帝思想，极力散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公开贩卖卖国主义理论。作者公然通过影片里所安排的帝国主义代理人珍妃之口，欢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说什么“各国一定会原谅皇上”，“我相信各国非但不会伤害皇上，还会帮助皇上恢复皇位，重振朝纲。”大臣孙家鼐也声称：“东西各国的使臣，也都向着皇上。”如果对照一下当时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分子的反革命宣传，就可以看出，影片所宣扬的论调同帝国主义所宣扬的论调简直是同出一辙。例如沙皇俄国就欺骗国内人民说：它“不是在同中国打仗”，“只是在平定暴乱，镇压叛乱者，帮助合法的中国政府恢复正常的秩序。”列宁早在一九〇〇年写的第一篇有关中国的论文《中国的战争》中，就无情地驳斥了侵略者的这种反革命论调。

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力宣扬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的“爱国主义”，究竞是一些什么样的货色呢？原来他们所宣扬的“爱国主义”，就是影片里所描写的光绪皇帝等人那种不惜依靠帝国主义的力量来恢复和巩固他们对人民的统治的所谓“爱国主义”。他们在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之后，还提倡人们去学习那独为了恢复和巩固剥削阶级对人民的统治，而不惜当卖国贼的所谓“爱国主义”，其用心何其毒也！

毛主席教导我们：“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爱国主义’，有我们的爱国主义。对于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所谓‘爱国主义’，共产党员是必须坚决地反对的。”同样，对于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倡的所谓“爱国主义”（即彻底的卖国主义），也是我们所必须坚决反对的。

影片宣扬的欢迎帝国主义帮助中国“重振朝纲”的卖国主义理论，同美帝国主义的强盗逻辑也是一路货色。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之流在一九四九年曾经操着当年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的同一个腔调，在《白皮书》里大谈什么美国如何“关心”中国，把侵略说成“友谊”。毛主席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友谊”，还是侵略？》等文章中，早已对这种反革命的强盗逻辑，给予了严厉的驳斥。毛主席指出：将侵略说成“友谊”，是“美国老爷的逻辑”。但是，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对帝国主义害怕得要命。他们幻想同帝国主义妥协，希望得到帝国主义的“谅解”和“帮助”，他们对毛主席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伟大号召，极端不满，他们大肆吹捧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实际上是公开抗拒毛主席对艾奇逊《白皮书》的批判，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猖狂进攻。

十分明显，在全国解放前夕，反动的电影公司和反动文人所以要制作这种宣扬帝国主义可以帮助中国“重振朝纲”的影片，就是要通过电影制造反动舆论，公开鼓吹依靠美帝国主义来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为处于崩溃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出谋划策。影片完全站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上，迎合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需要，为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效劳，企圆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口头桂着“反帝”招牌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这样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吹捧为“爱国主义”影片，不正是暴露了他们假反帝、真投降的真面目吗？他们爱的是什么国？爱的是帝国主义的国，爱的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国，而不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祖国。他们所歌颂的“爱国主义”，正是全国革命人民所要打倒的卖国主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一部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吹捧为“爱国主义”影片，这决不是偶然的。他早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就在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侵略面前吓倒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悲观绝望，‘在党内积极推行所谓“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路线。毛主席号召我们丢掉幻想，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斗争，他却大肆散布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和平幻想，公然在报上发表文章，感谢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所谓“帮助”，向美帝国主义乞求“和平”，麻痹人民的斗志。他还欺骗人民，说什么“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已变为和平的、议会的，斗争是合法的群众斗争和议会斗争”，“党的全部工作要实行转变”，“一切政治问题要和平解决”。毛主席说：敌人在磨刀了，我们也要磨刀。他却要人民交出自己手里的武装。他大肆宣扬卖国主义理论，认贼作父，心甘情愿地要去当美帝国主义的奴才，说什么：“美国非要在中国找买办不可，我们也可以给他当买办，红色买办么！”买办就是买办，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什么“红色买办”！全是骗人的鬼话。在这种早就想当帝国主义买办的卑鄙无耻的奴才思想的支配下，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成了最适合他们口味的影片。因为影片里所安排的帝国主义代理人珍妃所宜扬的帝国主义可以帮助中国“重振朝纲”的理论，恰恰反映了他们热衷于充当帝国主义买办的卖国心理！

“心有灵犀一点通”。影片里光绪皇帝望湖兴叹的一句诗，正好是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光绪、珍妃之流心心相印的写照。在充当帝国主义代理人的问题上，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六十多年以前的地主、资产阶级发生了共鸣，这就是他们要把一部反动的、微底的卖国主义影片吹捧为“爱国主义”影片的思想根源和阶级根源。

怎样对待义和团的革命群众运动？

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对于义和团的革命群众大造帝国主义的反、大造封建主义的反的革命运动，究竞采取什么态度？是支持还是反对，是歌颂还是仇视？这是检验真革命和假革命、革命和反革命的一块试金石。

震撼祖国大地的义和团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这是一次表现了中国人民历史首创精神的伟大运动。当时，几乎整个中国的北方，无论是城市或者乡村，到处都有义和团在进行革命活动。在敌人统治最严密的政治中心北京城内，义和团就设坛八百余所，景山后面的宫墙下，每天都有参加义和团的青少年在操练。

义和团的英雄们，在祖国处于被帝国主义瓜分的严重时刻，挺身而出，高举反帝爱国斗争的革命大旗，同帝国主义强盗及其走狗进行了英勇斗争。他们一开始就在大街小巷，贴出各种标语，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反帝决心：

“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哪怕皇上服了外，不杀洋人誓不完。”

义和团严厉禁止洋货，蔑视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把驻有外国使馆的东交民巷改名为“切洋街”，御河桥改为“断洋桥”。义和团在游行时，经常同市民齐声高呼“杀洋鬼子”的口号，使帝国主义分子听了发抖。有的吓得躲进棺材，雇人吹打着，企圆逃出城外。

一九○○年的六月，义和团的革命活动达到高潮，京郊各县的义和团三五十人一队，不分昼夜，一天数十起地涌进北京城内，守卫城门口的士兵，向他们致敬礼，为他们喝道让路。浩浩荡荡的革命群众，头裹红布，腰缠红带，鞋镶红边，手持大刀长矛，在大街上威风凛凛地游行。前门外打磨厂等处的铁铺里，炉火熊熊，日夜不停地为义和团赶制各种刀枪。

当帝国主义侵略军疯狂镇压义和团的时候，义和团的革命群众用大刀、长矛等原始武器同以洋抢、洋炮武装的侵略者进行英勇的搏斗，显示了中国人民大无畏的革命战斗精神。在著名的“廊坊阻击战”中，英国海军大将西摩尔率领的一千五百多人的联军，被义和团“直逼火车，持矛猛触”，死伤将近一半，最后狼狈地逃回天津。后来西摩尔胆战心惊地说：“义和团所用设为西式枪炮，则所率联军必全体覆没。”在保卫天津的战斗中，义和团同侵略军进行肉搏战，在火车站一仗，就把一支二千人的俄国侵略军，打死打伤了五百多名。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承认：“此次天津华军与西兵苦战月余，西人咸谓如此死战，实为从来所未见”。在杨村的战斗中，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军，被义和团战士打得落花流水。帝国主义侵略军一听到义和团的军号声，就惶恐万状，惊呼：“闻此声，可以使人之血凝而不流。”

在义和团运动中，青少年是一支最生动、最活跃的力量，他们在这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震骇中外的“红灯照”，就是当时北方许多地方女青年们的组织。她们很有纪律地自己组织起来，练习武艺，保卫祖国。她们着红衣，戴红帽，提红灯，拿红枪，前方作战，后方除奸，积极参加义和团的起义行列，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表现了中国青年妇女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英雄气概！

“红灯照，义和团，亲兄妹，闹的欢，一个心，杀洋官。”

这首歌谣生动地反映了“红灯照”反帝的坚强决心。“红灯照”英勇斗争的事迹，一直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地流传着。他们说，“红灯女儿，一入兵阵，视死如归，于枪林弹雨中，惟恐落后。”“国自道咸以来，沿海防夷水陆各战，望风奔溃”，“得此番小儿女一振疲癃，不特寒众国之心，且壮中原之气。”

义和团的英勇斗争，是中国人民的光荣和骄傲，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它使侵略者亲自尝到了中国人民铁拳的滋味，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帝国主义侵略军的头子瓦德西为此向德皇威廉报告说：“皇上诚然常有瓜分中国的思想”，可是，“不应忘去者，……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于此次‘拳民运动’中见之”。“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

对于这样大规模的革命群众运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是热情歌颂的。毛主席在他的伟大著作中，曾经一再高度评价和赞扬义和团运动的英雄业绩，他把义和团运动看作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重要的发展阶段之一。毛主席指出：义和团战争是反抗压迫者的义战，它同一百年来中国人民历次的革命战争一样，“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

但是，被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歌颂的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对义和团反帝的革命群众运动却抱着刻骨的阶级仇恨，竭尽诽谤污蔑之能事。影片把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行动，描写为一种野蛮的骚乱。并且尽量地丑化义和团，恶毒地攻击义和团是什么“杀人放火”、“状如疯魔”的“乌合之众”，是什么专搞“邪术妖法”的“无知愚民”。

影片及其歌颂者对义和固的这种恶毒污蔑同帝国主义者完全是一个鼻孔出气。当时美帝国主义头目艾奇逊就在《白皮书》中咒骂义和团是“中国的排外骚动”，是“拳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御用学者也大肆攻祭义和团是“无知迷信与暴民歇斯底里的产物”，是“没有理性的行动”，是杀人放火的“拳匪”。

究竞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

真正的杀人放火的匪徒，不是别人，正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据帝国主义侵略军头子瓦德西自供：帝国主义侵略军侵占北京以后，烧杀抢劫，奸淫妇女，破坏文明，无恶不作。帝国主义军队在占领北京之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上自宫廷王府，下至民间百姓的财物均被洗劫一空。“曲槛临湖面面开，内官惊看骆驼来。”封建皇帝的宝库颐和固所贮藏的历朝文物，被侵略者用骆驼运至天津，累月不尽。中国几千年保留下来的许多文物，其中包括《永乐大典》，都被帝国主义烧抢殆尽。瓦德西还供称：“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亊，为数极属不少”。至于帝国主义的走狗对义和团的屠杀和镇压，更是惨无人道。

列宁曾经怀着满腔的愤怒，谴责了帝国主义侵略者杀人放火的罪行。他说：“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它们盗窃中国，就像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一旦这个假死人试图反抗，它们就像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就在这些基督教徒立功的时候，他们却大叫大嚷反对野蛮的中国人，说他们胆敢触犯文明的欧洲人。”而影片及其歌颂者却颠倒黑白，为虎作伥，把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帝国主义侵略者美化为文明的使者，把坚决抗击帝国主义侵略、英勇不屈的义和团污蔑为“野蛮的骚乱”。这是地地道道的汉奸、卖国贼的哲学。

义和团的反帝爱国斗争是同反封建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义和团的战斗口号是：“杀洋人，灭赃官。”当时流传的歌谣说：“砍洋头，杀官兽，杀尽洋和官，百姓有盼头”。“先夺洋鬼头，后把贪官揍”。这些都是他们提出的朴素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口号。他们对封建统治阶级恨之入骨。一九〇〇年义和团控制北京期问，清朝的在京衙门、亲贵王公的住宅，大多数都被义和团成员把守监视。义和团时常抓住一些罪恶昭著的官吏，特别是对帝国主义奴颜婢膝的官吏，强迫他们到拳坛去叩头焚表，罪大恶极的官吏就被杀掉。
但是，影片却把义和团诽谤为封建统治者的工具。它借清朝大臣赵舒翘之口说：“请老佛爷旨，把义和团编为义军”。慈禧太后听了，欣然采纳。就这样把义和团污蔑为慈褚太后的一党，可谓恶毒之极。

在一个短时间内，清朝统治者对义和团采取了欺骗、软化的政策，这个政策一度发生了作用，义和团的一部分成员受了蒙蔽，对清朝统治者产生了一些错误的认识，有些组织提出过“扶清灭洋”的口号。这种情形，一方面反映了当时阶级矛盾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的人民大众对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认识还处于感性阶段。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的认识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发展的。“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所以，绝不可以因为当时义和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楚，就把义和团污蔑为封建统治者的工具。如前所述，义和团在反帝的同时，“抗清”活动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就在“扶清灭洋”的口号出现之后，义和团的首领朱红灯还制定“攻打北京”的计划，始终坚持了反封建的斗争。

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大肆污蔑和攻击义和团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完全是出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需要。他们对义和团革命群众的污蔑和攻击，反映了阶级敌人对中国革命主力军农民的刻骨仇恨，反映了阶级敌人对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刻骨仇恨。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唱着同一个调子，为一部反对中国革命，侮辱革命群众的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拍手叫好。他们这样做，不折不扣地充当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革命宣传的应声虫，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的地主、资产陪级的反革命立场。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仇恨历史上的革命群众运动，这使我们更加懂得了：在今天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为什么要勾结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抛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妄图扑灭毛主席亲自点燃起来的革命烈火；他为什么要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镇压群众，实行白色恐怖；他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

怎样对待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

对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抱什么态度，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抱什么态度的问题。

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个关系中国革命前途的根本问题上，早已存在着原则的分歧。全国解放以后，这种原则分歧更加尖锐化。怎样对待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这个分歧的一个爆发点，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的第一次短兵相接的交锋。在这次交锋中，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一个电影的评价问题上，各自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

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力赞美这部反对革命、歌颂改良的反动影片，其目的是为了请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企图借用它们的名字、口号和服装，在中国宣扬资本主义。

影片歌颂的戌戌变法运动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运动。这个运动是一部分封建统治阶级人物和从封建统治阶级中开始分化出来的一些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在革命风暴和亡国大祸的威胁下，从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维新变法的改良主义办法，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

戌戌变法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统治阶级思想统治的网罗，在解放思想上起了一些启蒙的作用，这一点我们从来是承认的。但是，我们的这种承认，指的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批判地认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决不是无原则地对戌戌变法运动及其代表人物进行歌功颂德。戊戌变法运动的代表人物，他们本身就是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统治者，他们改良主义的目的，从来不是也绝不可能是为了人民革命的利益，而是为了更好地剥削人民和巩固他们的统治。他们所要改变的只是旧亊物的某些枝节方面，而不是旧亊物的质。他们所幻想的只是以渐变的形式，使地主经济逶迤曲折地改变为半地主、半资本主义经济（实际上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并企图以此来阻档人民革命运动，把革命消灭于无形之中。所以，改良主义即使在当时也绝不是中国人民的出路。

十九世纪的末叶，中国的社会改革已经出现了两条道路：一条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即企图用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的办法通向资本主义。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只能是一条虚伪的、行不通的反动的道路。因为中国没有西欧和日本那样维新改良的历史条件。当时，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中国正在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而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领导人康有为、梁启超，却恰好把维新变法的希望寄托在帝国主义身上，他们幻想投靠帝国主义，依赖帝国主义的力量，实现他们维新变法的主张。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引狼入室，加速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过程，而根本谈不到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另一条道路是广大群众起来，用武装斗争的办法进行革命。太平天国革命和义和团运动走的都是这条道路。由于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这样的革命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但是，却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我自横刀向天笑”。戊戌变法运动最悲壮的一幕是一个勇敢的启蒙思想家谭嗣同之死，他的死宣告了戌戌变法运动的夭折，宣告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的破产。而在半个世纪以后，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却还在鼓吹早已破产了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影片极力宣扬“如果要中国富强，必须要维新变法！”还通过光绪皇帝之口，大肆赞扬维新变法，把改良主义吹得天花乱坠，什么“明治维新”，什么“变法上谕”，什么“中国这样改革起来，不到三十年，就可成为世界上最最富强的国家啦！”等等。这是疯狂地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呼喊，为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呼喊，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呼喊，革命人民是决不允许的！

影片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尤其光绪皇帝，捧到了九夭之上。说他“为了国家，为了百姓”，“用进了心机，受尽了闲气”，“只要国亊有办法”“身体倒不在乎”。

特别恶毒的是，影片在大肆吹捧帝王将相和美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同时，又千方百计地丑化劳动人民，把群众污蔑为“群氓”。在电影的末场，作者通过被歪曲、被丑化了的村民、村妇的形象，大肆美化光绪皇帝，称颂光绪皇帝是个“好皇帝”，“他是帮我们老百姓的”，“我们都惦着皇上呢！”村民、村妇把鸡蛋、饽饽“献给”光绪皇帝吃。临别时，“民众夹道跪送”。影片还污蔑说什么“老百姓是最听话的，也是最容易满足的”。难道人民群众就是这样恭顺服从、卑贱丑陋的群氓吗？绝对不许污蔑劳动人民！毛主席教导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此歌颂这部美化帝王将相，丑化劳动人民，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反动影片，恰恰暴露了他们彻头彻尾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真面目。

特别令人气愤的是，当中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了长期的武装斗争获得革命胜利之后，当毛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亲自为近百年来的革命斗争作了总结，批判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宣告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之后，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竞然还把这部大肆歌颂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鼓吹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动的、彻底的资国主义影片作为“爱国主义”影片，不加批判地在各地大量放映，是可忍，孰不可忍！

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曰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曰本人学。”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之后，进行了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基本的胜利。”“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无视历史亊实，无视毛主席的警告，仍然借着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吏》，美化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美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美化资产阶级共和国，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毛泽东思想，妄图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的复辟。他们所以全力歌颂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就是因为这部反对革命、歌颂改良的影片是他们进行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的工具。他们实际上是为了通过古人来赞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道路，并利用这部影片来迷惑群众，来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涂脂抹粉。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推翻人民的江山，破坏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使革命胜利的果实落在资产阶级的手里。

围绕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而展开的这一场严重的斗争，绝不仅仅是一部电影的问题，而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修正主义思想的斗争，是资本主义复辟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

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前赴后继，浴血苦战，终于取得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全国解放了，但是解放了的中国究竞往哪里去？胜利的果实究竞归于谁？千千万万革命烈士用他们的生命和热血所浇灌、生长起来的桃子究竞由哪个阶级来摘？这样重大的问题，不仅在当时，就是在现在都是中国社会各个阶级斗争的焦点。

资产阶级要从人民的手中争夺胜利的果实，他们要摘桃子。他们要刚刚获得解放的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代表资产阶级来摘桃子的人物。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解放以后仍旧日夜梦想着资本主义的复辟，死抱着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不放，无限向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极力想使中国革命半途而废，大力发展资本主义。

毛主席说，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大唱反调，极力宣扬“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奔走呼号。

就在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的前后，他到处游说，大做黑报告，滥发黑指示，极力颂扬资本主义制度的所谓“进步”和“光荣”，鼓吹“剥削无罪”，“造反无理”的谬论。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他却胡说什么“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太少了。”“要发展资本主义剥削，这独剥削是进步的。”“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大叫什么：“劳动人民不是反对剥削，而是欢迎剥削。”“如果资本家多了，剥削多了，那么，我们就越感到舒服。”他还恬不知耻地向资本家说：“工人的痛苦就是失业，就是怕没有人剥削，所以有人剥削比没有人剥削好。”“工人要你剥削，不剥削人家就苦得很。”“资本家也是为人民服务。”“你们有本事多剥削，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利。”“剥削得越多，功劳越大，就越光荣。”“资本家的剥削是有历史功绩的，这个功绩是永垂不朽的”。他大肆宣扬“剥削合法论”，说什么“赚多少钱都是合法的，多到什么程度，花花緑緑，胭脂水粉、大吃大喝都是合法的。”他甚至学着小丑的腔调向资本家说：“资本家先生！我请求你剥削一下吧！剥削我就有饭吃，老婆孩子就能活下去，如果不剥削，就不得了。”

工人不接受他的这一套反动的臭理论，他便污蔑工人：“不懂政治，觉悟不高。”并以资本家的帮凶的口吻，恶狠狠地威胁工人说：“工人不听话，（资本家）要斗争（工人），这是合法的”。

与此同时，他还积极鼓吹发展农村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肆叫嚷“长期保护富农经济”，提倡“四大自由”（即放高利贷自由、雇工自由、土地买资自由、经营自由）。主张大力发展“三马一犁一车式的农民”，发展富农经济。胡说什么“现在剥削是救人，不准剥削是教条主义，现在必须剥削，要欢迎剥削。关内难民到东北去，东北的富农剥削他，他就谢天谢地。”“雇人劳动，不叫剥削，它增加了社会财富。”还提出雇人耕种土地“没有限制”，“雇工种地是合法的，对群众也有好处”。声称“有剥削还可以做社会主义者。”“东北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怕。”企图使资本主义经济在农村中迅速泛滥开来。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人吃人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所唱的颂歌，就连资产阶级的御用学者、形形色色的新老修正主义的辩护士们，也都望尘莫及。

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想的是资本主义，爱的是资本主义，讲的还是资本主义。他所贩卖的那一套人吃人的哲学，完全是为发展资本主义，维护血腥的剥削制度服务的。他的这种声音是吸血鬼和寄生虫们的声音，也是他自己那种肮脏的、丑恶的资产阶级灵魂的大暴露。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自我辩解说他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什么“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难道竞有这样疯狂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老革命”？

难道竞有这样猖狂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猖狂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老革命”？
如果真是“老革命”，那么，请问：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公开发表“反共启示”、宣誓“坚决反共”？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解放以后极力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农业合作化，大砍合作社？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竭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取消阶级斗争？

为什么你要在三年困难时期，与国内外牛鬼蛇神遥相呼应，恶舍毒攻击三面红旗，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我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一九六二年还重新出版过去那种不要革命，不要阶级斗争，不要夺取政权，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欺人之谈的大毒草《论修养》？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和推行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为什么你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勾结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十七年来，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支持下，向无产阶级发动了一个全面性的猖狂进攻，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里放了大量的毒。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化大军，彻底粉碎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猖狂进攻，挖出我国修正主义的总根子，打倒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党、篡国，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保证我国永不变色！

“宜将剩勇追穷寇”。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亿万人民动员起来，穷追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穷追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取一切被他们篡夺了去的堡垒，让毛泽东思想占据一切阵地。正像林彪同志所说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大战役，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总攻击”。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勇敢地投入战斗，彻底批判和肃清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各方面的流毒；大破剥削阶级的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

斗争的道路是曲折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前进的道路上是有阻力的，我们一定要克服种种困难，冲破一切阻力，把无产阶级文大革命进行到底，绝不能半途而废。

把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插遍全中国，让她永远永远地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胜利万岁！

(原载1967年4月1曰《人民曰报》)

6、关于批斗王光美
1967年1月的时候，清华大学蒯大富一些人，用王光美的女儿出“车祸”的谎言，搞了一个“智擒王光美”事件。这件事情是他们自己搞的。总理知道以后，马上派他的秘书去把王光美接回了中南海。主席后来知道了说，共产党讲究光明正大，不准再搞这种骗人的事情。对这件事情，我们中央文革事先也是一点都不知道的。他们很可能是受到叶向真智擒彭真的启发，也想干出点惊人的壮举来。那个时候确实有这样的风气，好像谁批斗的人级别高，就越能证明自己革命性。

到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见报以后，清华大学又提出要召开30万人的大会来斗争王光美。蒯大富来跟我说。我说，这事我决定不了，你得请示总理。后来经过中央开会讨论决定，同意了他们的要求。整个批斗王光美都是在总理的指导下进行，由我协助总理掌握全局。我和批斗现场一直保持着电话联系，他们每隔十几分钟都要给总理和我一个电话，汇报现场的情况，基本都是说，一切正常。在批斗大会上，他们给王光美披上旗袍，挂上一串乒乓球项链，这些都是侧大富底下人搞的，并不是上面要搞的。蒯大富下面有个女孩子，来向总理要王光美出国时穿过的衣服、顶链什么的，说要把她打扮起来，跟她出国时候一样。总理不赞成，江青支持总理意见，也不赞成。江青还特别跟我说，不能让学生们乱来，否则，出了事情，没法向主席交代。
王光美在批斗会上回答了红卫兵学生提出的问题。她的回答都很得体、很巧妙。我都没有想到，一个大小姐出身的人，能有这样的才能。只是可惜她这个才能用错了地方。

我和王光美认识很早。我进中南海政治秘书室工作以后，王光美就和我是一个党小组的。她经常来一起参加组织生活。那时过组织生活是很严格的，有时她不来，开会的时候就会有人提出意见，她也得在会上作检讨的。因为我是秘书室党支部委员和党小组长，所以有时她还会来主动向我谈一些问题。

王光美是辅仁大学物理系毕业的高材生。她给我们讲过什么叫核裂变，什么叫核聚变。讲得头头是道。我总觉得，她看人的目光很敏锐，她也很会团结人。王力是首先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支持了她的对立面蒯大富的人，她心里对王力的怨恨不会小。但是，文革后，王力见了她，向她致歉时，她对王力说，你也是受害者，过去的事就不要说了。一句话就把王力给拉过去了。

王光美历史上有过一段和美国海军陆战队情报人员关系比较密切的记录。建国初审干的时候，我、王文、张维诚、沈栋年是中南海秘书室审干小组的，负责审查她。那时她说，抗战结束后，自己一边同共产党的同志们好，一边却又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两个情报官员很好，但只是私人来往，从来没谈过情报工作。我们讨论后，认为她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情报官员只是一般的朋友交往。她本人当时受共产党影响，在国共和谈时给共产党当翻译，当时表现很好，所以她是个思想进步的青年。她们家是个大家族，她的兄弟姐妹一部分加入共产党，一部分加人国民党。她是家族中的左派。可是，在文革中，她又因为这些事情被中央立案审查。

但她的胸怀不是很宽厚。我从秦城出狱以后，听说就是因为她向当时的中央提出，蒯大富不能留往北京居住和生活，以致蒯大富才被逼得离开北京，南下谋生。不过，也有人告诉我，她晚年曾对采访她的记者说，看看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现实，毛主席当年发动文革也许是必要的。如果她真是这么说的话，那她要比当年左得很、而现在又在不遗余力地全面否定文革的王力、穆欣等人像个人。

7、围困中南海与批斗“刘、邓、陶”
1966年10月，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钱的时候，建工学院的八一战斗队等造反派组织，要求刘少奇到他们学校去作检查。刘少奇写信向毛主席请示，毛主席不同意刘少奇去检查，并在1967年1月6日将刘少奇的信批转总理，让总理给学生做工作。

不久，又有学生组织提供材料，说刘少奇历史上被捕叛变过。中央文革小组向中央建议，成立审查刘少奇的专案组。但毛主席认为材料不足，不同意成立专案组。后来总理说，不管有没有问题，总要调查一下吧！于是把对刘少奇历史问题的调查，放在王光美专案组里做。在查出一些问题后再请示主席，主席才同意设立刘少奇专案组。

1967年4月以后，天津南开大学、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等组织，成立了“揪刘联络站”，后来又联合其他组织成立了“揪刘火钱指挥部”，要到中南海来揪刘少奇。

当时学生的情况也是很复杂的，到中南海门口来楸刘少奇的有反工作组的造反派，也有一批学生本来都是刘少奇（和工作组）的拥护者，现在他们却要表现得比谁都激进，最早到中南海来揪刘少奇的，主要就是这两批学生。

刚开始的时候，人并不多。后来其他学校的学生听说后，都纷纷跑来支持。学生说，毛主席说了，要到群众中去，你刘少奇为什么不到群众中来？可是刘少奇不出来是有理由的，因为毛主席有指示说，对他不搞面对面斗争，要搞背靠背斗争。我们中央文革和中央办公厅也是这个意见，真要让刘少奇到群众中去，弄不好会出事。
周总理让汪东兴派人劝说学生们回去，并向他们保证，可以按胃他们提出的问题要刘少奇写书面检讨。可是学生们仍然不走，于是总理就让我出面处理。

1967年7月4日凌晨，我按照总理的交代，到“揪刘火线”劝说造反派撤离中南海，同时又支持他们批判刘少奇，保证让刘少奇写检查，学生们同意了。7月8日刘少奇写出一份检查，汪东兴把它交给了建工学院“新八一”造反团。可这一下“老八一”造反团不干了，“老八一”是老造反，“新八一”是从“老八一”分裂出来的，你刘少奇只向“新八一”检查、不向“老八一”检査，那不行。另一方面，刘少奇的检查被他们指责是“假认罪、真反扑”，这样就引发了更大的批刘高潮。“老八一”发出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的“紧急动员令”，并到中南海的西门外安装了高音喇叭，一定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这样一来，除了学生组织，厂矿企业、事业单位的人也纷纷前来中南海西门楸刘少奇，到后来连郊区的农民都来了。在中南海西门两边人行道上安营扎寨，其状态如同我多年后去美国看到的美国工人在白宫外扎个纸板房包围白宫有点类似。这就是当年的包围中南海。

中央文革是支持批判刘少奇的，但对围困中南海这个事，中央文革是没有一个人支持的。一开始我们对这事并不太重视。没想到这个事就这么闹大了，真把中南海给包围了，最多的时候起码有几万人。而且，不分白天晚上，那高音喇叭昼夜对着中南海放着。给我们中南海办公区造成了极大的干扰。连总理也被吵得没法工作了。我多次去讲话，陈伯达也去，都劝他们回去。但他们都不听。接着又闹绝食了。这就不好弄了，真要死了人，我们都没法交代了。

这时，总理主持中央文革开会。总理说，包围中南海这个事影响到中央工作了，我不能工作倒不要紧，主席回来了，要是睡不好觉，怎么行？主席睡觉很敏感，连乌鸦叫，他都会醒。总理叫我和谢富治去说服群众撤离。那时，北京市革委会已经成立了，谢富治是革委会主任。

于是，我就和谢富治一起去接见他们的代表。我见了他们就办，你们那些宣布绝食的学坐先去吃饭，不然我们就不接待了。他们就去吃了碗面什么的。然后我就对他们说，毛主席不同意把刘少奇交给群众斗争。你们开会批判可以，只要把道理讲透，从理论上认识走资派对中国的危害，不一定非要同他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但不管我们怎样费尽口舌地讲，他们就是不同意，坚持一定要见到刘少奇本人，一定要批斗他。

后来在判我“罪”的时候，那些审判我的人说，包围中南海是我策动的，这是我的一大罪状。我问你们有什么事实根据？在文革中清查“五一六”的时候。就已经把那些学生找来问过，没有一个学生说是我在背地里发动他们包围中南海，他们查了我接待学生的谈话记录，我所有的讲话都是劝说他们回去的。他们拿不出证据来驳我，就说这不用证据，这是“众所周知”的。我说我反对刘少奇确实是众所周知的，可说是我策动群众包围中南海，这是无根据的推测，怎么说是众所周知呢？他们回答不了我，只好用沉默来做回答。

1967年8月3日至4日中央文革小组又开会商量办法。总理提出:一个方案，他说，8月5号是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一周年，是否那天在天安门广场开个大会，声讨刘少奇、邓小平，还有新近被打倒的陶铸。同时也在中南海开个批斗会，由警卫局、秘书局的群众参加。总理说，中南海里的人守纪律、好掌握，让他们开会斗争“刘、邓、陶”。外面的人不许进来。与此同时，把中南海里开的批斗会往天安门广场上拉线转播，来满足群众的愿望。大家都表示赞成，就这样作出了决定，并由康生、总理报告了主席。

总理叫谢富治和我去向群众传达这个决定，并说服群众开完大会撤离对中南海的包围。我们从部队调来两部大卡车，在车上架上大喇叭，我和谢高治站到了卡车上，用喇叭向包围中南海的群众讲话。我们说，8月5日是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一周年，中央文革决定在中南海召开一个批斗会，同时在天安门举行一个纪念大会。中南海里斗争会的实况将在天安门广场上进行转播。听完广播后，由红卫兵和工人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批判发言，作进一步的声讨。这样内外结合，才能显示人民的力量。纪念大会结朿后所有的群众都撤回原单位，把帐莲小屋都拆除干净，以后都集中精力继续在原单位深人进行大批判，我们问这个办法好不好？学生、工人都高喊拥护中央的决定，欢呼毛主席万岁。

于是我和谢富治就分头落实，谢富治去布置天安门大会，我去布置中南海内部的批斗会。当时叫来广播局的技术人员研究怎样把中南海的会和天安门的会连起来。他们说中南海和长安街原来就有线，不用拉线，接上就行。

对中南海里面的批斗会，我丝毫不敢怠慢。别以为中南海干部水平高，其中也有人挺激烈的，一旦展开面对面的批斗，就有可能发生非理性的情况。张霖之的死就是前车之鉴。不要说打坏了刘少奇，就是打了一下，他病两天，我就担当不起责任。所以，我和王良恩（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特别布置了专人来控制会场秩序。我叫文革办公室负贲人王道明、矫玉山这些人都到会场。王道明是中央文革办事组的支部书记，挺得力的一个小伙子，是学习毛选的积极分子。我交代他，要他组织几个身强力壮的人就站在刘少奇他们的旁边，看到有人要接近，马上把他隔开。我又与王良恩商量布置好警卫人员，万一发生武斗，随时出动，加以制止，并且马上就提前结束会议，由警卫局的负责人把他们送回家。我当时是这么说的，如果在会议上出现对立、冲突情况，或者“刘、邓、陶”他们讲个什么话来刺激我们一下，那就有可能会发生群众性的武斗，这样就会给运动抹黑了。这时候，你们就必须出动警卫马上上去制止。群众推你们也好，打你们也好，你们都不耍反抗。他们如果喊“保卫毛主席”。那你们就喊“毛主席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这就是你们的任务。而且规定，不准任何一个解放军战士带武器，也不准任何一个群众带棍棒。我们的这些个布置，当时的―警卫团都有纪录可查。我布置好以后，立刻向总理、陈伯达、江青都作了报告。他们都同意，总理尤其满意由王良恩党警征卫，防止武斗。王良恩为此还专门打长途电话，去向身在主席身边的汪东兴做了汇报。

开批斗会时候，我在中央文革的办公室里掌握全局，王良恩、王道明等每十几分钟要给我一个电话，报告现场的情况。而在整个批斗会的进行过程中，总理也派人从头到尾地在现场观察。我们也是十几分钟向他和陈伯达、康生、江青汇报一次。

中南海批斗会，事实上是很平和的，整个会场上，没有出现武斗场面。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都在现场拍摄了新闻片。在批斗刘少奇的会上，有个青年女干部用语录本要往刘少奇的脑袋上拍，因为距离远，没拍准。马上就有警卫上前制止了。在整个批斗会上也就是声色俱厉的口水仗，刘少奇也没有讲什么话，他知道这种时候他讲话也没有用。而发言的人也都是按照事先准备的提钢发言。刘少奇平时对下面人比较冷漠，所以包括他的秘书、服务员也都很起劲地参加了批斗。

批斗邓小平时候，我布置了让他坐着参加。因为主席讲过，刘、邓要分开，应该把邓与刘区别对待。所以邓小平是一直坐着听大家对他的批判的。

在批斗陶铸的时候，控制就差一点了，陶铸和群众发生了顶撞。当时我把防范的重点都放在刘少奇那边了。但在陶铸那里虽然有顶撞，也没有进一步的武斗情况。

8、陈伯达在批斗“刘、邓、陶”文件上增加了让他们家属陪斗的内容

在中南海开刘、邓、陶的批斗会，是经过总理主持的中央文犁小组会议讨论决定的。在这个决定上，中央的领导都在上面签了字，划了圈的。但陈伯达却在文件的批示上加写了让他们的家属也—起陪斗的字样。

我看了陈伯达在批示上增加的内容，心里觉得不大好办，可我也不好反对。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是刘少奇的秘书，而且她在清华大学推行资反路线，镇压群众，逼死了好几个学生，她一起挨批斗是可以的。可邓小平的夫人却不管邓小平的事。再说陶铸夫人曾志，她和主席是老战友了，并冈山的时候就和主席共过事。她在资格上和陶铸是一样的老革命，他们之间不是谁听谁的。陶铸曾经为了表现自己的党性和无私的原则，把曾志的行政级别压得很低。主席知道了，就说“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批评了陶铸，陶铸这才把曾志的级别提了上来。再说曾志也没有参与陶铸的那些错误，她一直是希望陶铸紧跟主席的。所以我对王道明他们作了特别的交代，我说，陶铸的事和曾志没有关系，不能批判她，叫她坐着听就可以，你们要保护好她。还要跟她讲清楚，今天开这个会，是要陶铸出来答复群众提出的问题的，她的任务是保护陶铸。万一陶铸太激动了，可以去安慰他，或者突发什么病的话，就去护理他。可是这件事后来在审判我们的时候，说三个夫人陪斗的事，是我瞎搞的。我告诉他们，那是陈伯达加上去的，不是我。他们问陈伯达，陈伯达不承认。但有文件可查，文件上家属陪斗的字样是陈伯达的笔迹，可他死也不承认是他写的字。后来公安部请了笔迹鉴定专家，专家的一致结论，这字是陈伯达写的。法庭出示了文件的复印件和专家鉴定书，陈伯达才承认是他写的。

第二十四章  中央文革小组和文革造反派

1、文革造反派的形成
   “五一六通知”发布，北大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全国大、中学校的学生首先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积极投入文革运动，起来造反。但那时候学生对“造反”的理解是比较模糊的，他们只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批“三家村”，揪黑帮。好多学生把斗争的矛头对着自己学校里的教师和个别领导，有好些学生甚至把平时管他们的班主任当作了“造反”对象。学生们的这些斗争造反行动，多少是和当时的一些中央与地方领导有关系的。后来他们还有意把学生们的斗争矛头引向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资”，甚至是一些出身不好的人。而他们这么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避免群众运动搞到自己的头上来。所以，那个时候尽管各个学校的大字报很多，但还不能说是毛主席发动文革运动，重点是要整党内走资派这一斗争方向的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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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它的矛头就不仅是指向学校的领导，而且是对准旧北京市委、中宣部和教育部的，揭开了这些长期以来被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统治的单位和部门的阶级斗争盖子。所以毛主席称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但当时在一线指导运动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却反其道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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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奇、邓小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向各个学校派出工作组的。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由于是受到毛主席的肯定，工作组一时还不能对他们怎么样。但其他学校的类似聂元梓那样给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的学生，像西安交大的李世英、清华大学的蒯大富等很大一批人，则被工作组以及学校领导打成了“反动学生”和“反党分子”。工作组和一些地方的领导，根据刘、邓批发的《关于转发北京大学第九号简报》等中央文件和“指示”，对这些学生进行了批斗，审查，甚至拘押。而且他们还在学生和教师中层层进行排队摸底，准备沿用1957年反右的做法，按照人数比例划出“右派”，搞得人人自危。刘少奇还派王光美掌控清华工作组，要抓一个“反干扰、抓游鱼”的典型，抓出一个文革运动中的“桃园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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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这个时候，江青通过电话向我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要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人都到各个学校去了解情况，并向主席报告。江青还多次在电话里指示我，要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去公开表态，反对工作组把斗争矛头对着学生的做法，支持那些受到工作组错误打击的学生。我和王力、关锋等人都分头去了各个学校，支持那些受工作组错误打击的学生。当这些学生知道有中央文革在支持他们的时候，深受感动。他们贴出了“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觉毛主席亲”的大标语，唱起了“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的歌，并由此同我们建立起了彼此信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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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各地的学生和群众也纷纷通过来信或来访，向我们反映他们所受到的压制和打击的情况。我们一方面向各地派出了中央文革快报组的记者去了解情况，一面通过中央文革接待站和信访办，接待和接受了群众的访问和信件，并很快作了相应的处理。所以，各地的受压制群众，也对中央文革小组产生了信任，把它看作是自己的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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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当时许多中央和地方的领导人的眼里，却并不把中央文革小组当作一回事。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和顾问康生，八届十一中全会前也都不过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而其他的人则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不要说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不把中央文革当回事，恐怕连谭震林、叶剑英他们也是如此。叶剑英领导着“首都工作组”，他多次讲要争取运动的“指导权”，就是针对着中央文革小组而言的。后来主要由高干子弟与革干子弟等组成的“西纠”、“联动”等组织，之所以敢公开与中央文革小组对抗，就是因为在他们的背后是受到了“首都工作组”和国务院一些人强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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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实在的，与“首都工作组”相比，中央文革小组虽说是直接隶属中央常委会的，但在当时它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大权力，它既没有行政权，更没有军权，甚至连一点财务权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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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1966年7月18日毛主席回到北京后，撤销了工作组，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发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制定并通过了“十六条”后，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江青指示我们支持过去受到工作组镇压的北京各大专院校的学生组织联合起来，成立首都红卫兵“三司”。同时，我们也支持了反对刘、邓路线的“北航红旗”、“北师大井冈山”等当时真正反工作组的造反派组织。这才真正在北京形成了一个有力量的文革造反派。然后，这些造反的红卫兵到全国各地进行大串联，动员和组织起了各地的造反派组织。可以说，中央文革小组除了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还得到了各地造反群众的拥护，这才有了权威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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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当时几乎所有的群众组织，包括那些由各级党委组织成立起来的群众组织，都声称自己是“造反派”。直到1966年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才有了一条区分造反派和保守派的界限。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上，我们也就是根据各个群众组织对刘、邓的资反路线的态度，来决定是否承认其为造反派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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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11月发生的上海“安亭事件”，和同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交座谈会，对全国造反派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安亭事件中，毛主席支持了张春桥，承认上海工人的造反组织为革命的合法的群众组织。而在工交座谈会上经过激烈的斗争，最后通过了工人群众有权建立自己的革命的组织，工人群众和工人组织之间以及与学生组织可以进行串联的《工业十条》。各地工人造反派这才迅速地发展和壮大起来，逐渐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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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组织起工人造反组织的也都是一些在文革运动开始时受到刘、邓资反路线迫害的普通工人。张春桥在处理“安亭事件”回来后跟我说过，他到安亭去的时候，开始也只是极力想劝说工人群众回到本单位去参加文化大革命，以保证京沪铁路的安全畅通。可是他在听了工人群众向他控诉了他们如何在文革运动中受到本单位和上海市委当权派的压制和迫害之后，思想受到了很大的震动。而且他跟我说，工人为什么坚持要得到中央文革承认他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他们的组织是革命的组织以后才肯回去，就是担心回去之后会受到进一步的更严重的迫害。在这种情况下，他下了决心，支持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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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文革造反派的产生还是像毛主席经常说的那样，是被“逼上梁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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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这些文革造反派，都被邓小平他们污蔑成是社会上的“流氓阿飞”、“打砸抢分子”。这跟当年国民党污蔑工农红军是“强盗”、“赤匪”差不多是一个道理。其实，当年这些起来造反的群众大多数都是很有头脑，也很正直的人。毛主席对这一点是有亲身体会的，当年他领导红军“打土豪”的时候，就有这方而的经验。他好几次跟我们说，一场运动刚开始的时候，首先起来的总是一些有缺点的勇敢分子，这些人如果能得到正确的引导，接受党的教育，那也可以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当然，毛主席也很清楚地知道，在这些“勇敢分子”中间，不仅有有缺点的人而且有作风恶劣的不良分子。他说，有些人起来造反，总像阿Q—样，眼晴老是盯着人家家里的女人，以至小姐的牙床。对这些人要随着运动的发展，逐渐清理出去。

2、中央文革小组对文革造反派的支持
   在文革中，认定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单位，哪些群众组织是造反派组织是件很严肃的事情。要经过中央文革小组会议的研究讨论之后，然后由总理、江青、陈伯达和康生他们几个拍板，才能确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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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上，通常先是把文革办公室汇集后报上来的，和通过其他各种途径得到的材料分发绐大家研究讨论。然后由大家发言谈自己的观点。其实在中央文革小组里面，起先并没有明确的分工，由谁来负责哪一个地区的运动。而是谁对某个地区的事务关心的比较多，那以后有关这个地区的事情就由他先来说。陈伯达比较关心河北、天津，内蒙古的事情是康生负责，关锋对山东的运动关心得多，他支持王效禹。王力对山东也关心，所以山东的事就由关锋和王力来管；关锋对东北也很关心，关锋的女儿在东北工作，她是支持宋任穷那一派的。东北的事后来是毛远新参与了，毛远新是支持陈锡联、潘复生的。有一次，关锋要去东北，毛主席让他缓一缓再去，主席说，还要再看一看。云南和湖北等地是由王力负责的。上海、浙江、江苏由张春桥、姚文元负责。主席对上海特别关心，他对上海的事情知道得比我们都多。我主要是负责北京。后来湖南出了“湘江风雷”的事情以后，湖南的事情我管得多了，其他的像湖北、贵州、四川、河南、青海、甘肃我参与得也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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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全局的情况掌握得多的还是总理。相对来说，江青、陈伯达、康生都比较缺乏全局观念，缺乏对全国运动的战略思考，他们整天都忙于事务，没有整体的规划和布局。这样就逐渐形成了由总理来主持全局的局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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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先国务院这一摊和中央文革小组这一摊，是分头开会讨论各自负责运行的，当牵涉到相互有关联的事情的时候，就召开联席会议。后来这种联席会议就变成了“中央常委碰头会”，通常都是在怀仁堂举行，由总理主持。“二月逆流”后，国务院的好多人都靠边了，总理就把会议搬到钓鱼台来开了，会议的名称也改作“中央文革碰头会”了，但还是由总理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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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由于总理和造反派在如何对待各地领导的问题上，总有认识上的差异，所以，一些地方的造反派对总理也有时不大买帐。有些事情光是总理去讲话，中央文革不讲话，造反派往往就不听。因此总理对造反派提出批评时，中央文革一般也要跟着批评他们。但我们的批评有时不像总理批得那么厉害。造反派就认为中央文革与总理有分歧，因而就对总理不尊重，弄得中央文革很难办。有一次，我和总理一起接见湖南的造反派，那个造反派的头头人称“雷司令”。他见到总理，也不站起来，而是把身体塌在椅子上，装作没看见。我坐下后，见他对总理不礼貌，就把脚伸过去踢了他一下，他懂得肢体语言，得瑟了一下，赶紧坐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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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去接见造反派的时候，总要叫上我们文革小组的人一起去。谁对那个地区关心的比较多，总理就叫上谁一起去，这样无形地好像就形成了文革小组的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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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时的工作非常繁忙。中央文革的日常工作，江青都交给了我来处理，并由我直接向她报告。加上1967年开始的几个月我一直在集中精力写文章。所以除了北京的造反派，我与其他地方的造反派联系不多。在文革中，我除了去过一次山东、一次天津，基本没有离开过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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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的造反派当然都是听中央文革的，他们有什么事情都来找中央文革反映，汇报。因为他们很清楚，中央文革是支持他们的。北京的造反派学生一直都和我保持着经常的联系，江青和文革小组有什么指示，常常是由我去向他们说的。他们遇到了什么问题，也经常会来找我商量。出于我1960年到二七机车车辆工厂劳动过，那里的工人都跟我熟，文革的时候他们来找我，我也去了厂里支持工人造厂里的走资派的反。文革前我还去过几次首钢，所以首钢的造反派遇到什么事情，也愿意来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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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的造反派与其他地方有个区别，由于彭真领导的旧北京市委，在文革一开始的时候就被打倒了。李雪峰领导的新北京市委主要是向学校派工作组，对学生搞资反路线，所以学生们对他反得比较厉害。而北京工人的造反派主要是针对本单位的当权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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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工作组被撤销，李雪峰实际上也靠边了，中央调了刘建勋来主持北京市委的工作。刘建勋是个很好的同志，我曾和谢富治商量，让刘建勋担任北京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可是后来河南发生了问题，河南人民要他回去领导全省工作，中央就又把他调回河南去了。北京的事情主要是吴德和马力、丁国钰在管。他们帮中央文革做了不少工作。但是一些学生和工人的造反派，有时还是抓住吴德和马力他们的一些错误不放，中央文革常让我出面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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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生席对成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事很关心。他说，先要召开红卫兵的代表大会（大学红代会和中学红代会），工人的代表大会(工代会），和农民代表大会（农代会），在这个基础上再成立北京市的革命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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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革委会成立的筹备工作主要是谢富治和我两个负责。但是我们两个都非常忙，当时有个叫周景芳的，他是关锋的老战友，原来是在学部哲学研究所工作的。这个人的能力很强，很多事情我们都叫他出面去办。后来北京市革会成立后，周景芳担任了市革会的秘书长、核心组副组长，很多事情都是他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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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元梓担任了北京市革委会的副主任，但是这个人一心就想要当主任，她处处作梗，拼命排挤谢富治和周景芳。我对她很看不惯，我与谢富治商量对她怎么办？谢富治说，不要紧，让她去闹，我对付得了她。其实，毛主席对聂元梓的情况很清楚，因为李讷是北大毕业的，她把聂元梓为人处事不足之处都告诉主席。主席后来对聂元梓也不信任，1968年7月28日毛主席召见“五大领袖”后，也派了军宣队、工宣队去管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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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支持文革造反派中出现的问题
   在湖南的“湘江风雷”事情上，我们中央文革犯了个很大错误。“湘江风雷”是一个很大的造反派组织，成员众多，几乎覆盖了湖南全省，高峰时据说达百万之众。1967年1月，“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传达后，湖南省军区在2月3日来了报告，说“湘江风雷”冲击省军区，根据“军委八条”文件，应当按反革命处理。当时叶群也来了，她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上说，湖南省军区司令龙书金是林彪的一员战将，说这个人会打仗，如何如何好，要我们支他。于是，2月4号中央文革就发了一个关于“湘江风雷”的批示。这个批示是王力和关锋起草的，我也看过，陈伯达、江青也看过。
在这个批示上说了，“对‘湘江风雷’的反动头目，应采取专政措施”。湖南省军区一拿到这个批示，就马上把“湘江风雷”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并迅速将它取缔了。他们出动部队把这个组织的大小头头都抓了起来，在全省抓了上万名的造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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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委有个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叫章伯森，他是支持造反派的。他向毛主席反映，说“湘江风雷”是省里最早起来造反的造反派，怎么说它是“反动组织”呢。主席在湖南的其他一些朋友也向主席作了反映。主席让我们再去查一查。一查，果然是我们弄错了。“湘江风雷”的的确确是一个革命造反的群众组织。到五月后，中央文革给它平了反。为了这件事，陈伯达、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受到了毛主席严厉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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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发生以后，我和湖南的工人造反派就接触多了。我非常重视章伯森，可是下面反对他的人也很多，尽管我们去做了工作，但效果不大。这样我就把旧省委中虽犯有资反路线错误，但与群众关系尚好的华国锋提了上来。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时候，我讲话保护了华国锋，要他站出来工作。会后，他留了下来，对我表示感谢，并表示一定改正错误，紧跟毛主席。华国锋一转变，就减少了与造反派对抗的对立面。再加上龙书金被调走，把47军的黎原调去湖南，湖南的局面就穏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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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觉得，毛主席在文革中有一个信念，他很想让建国十七年在工作中形成的左派，像陶铸、谭震林、王任重、李井泉、陈丕显、刘澜涛、陶鲁笳、宋任穷、林乎加、李雪峰等等，能够让他们和造反派站到一起来。可是他的愿望却没能实现。一方面是这些人不知怎么，对造反派总是很对立；另一方面，造反派也坚决反对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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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还特别重视那些虽然在文革中受到了造反派的冲击，但仍能正确对待造反派的老干部。像华国锋、纪登奎都是因为这样而被重用的。河南的“二七公社”把纪登奎斗得很厉害，可后来纪登奎上去之后，不但没有报复他们，还主动和他们搞好了关系，因而受到了主席的表扬。可惜，在毛主席去世以后，他们中一些人又倒向了反对文革的对立面去了。毛主席对上海的马天水也赞赏有加，多次要调他来中央工作，只是上海的工作太重要了，所以马天水还是一直留在上海。主席去世以后，马天水仍然坚持拥护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立场，这在老干部中是很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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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四川的问题后来我参加了，李井泉搞资反路线很厉害，四川的造反派都反对他。但四川省省长李大章这个人很不错，不少群众拥护他。江青也跟我说，李大章还是她的入党介绍人。我是很想支持李大章站出来工作的。可是另一些群众不同意。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尽管造反派是造刘、邓资反路线反的，但是刘、邓是在中央的，他们的资反路线是通过地方的领导去执行的，所以各地造反派都把这些与他们直接对抗的地方的领导，看作是自己的对立面。李大章也是因为执行过刘、邓的资反路线，没有少挨斗。但他能正确对待群众，后来结合做了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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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是非常重视工人造反派的。可以说没有工人造反派，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革。学生只是先锋队，光靠他们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有些知识分子当年也起来造反，而且他们总要处处显示，唯有他们才是最革命的。可在文革后，不少人又都一个个成了反对甚至是坚决反对文革的人了。当年毛主席跟我们说，在知识分子中，左派最多不超过10%，我心里还觉得主席是不是估计得太悲观了。但历史证明，还是毛主席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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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有个很大的弱点，大多数人都不了解工人，所以总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学生的身上。如果我们都能像张春桥那样，与工人们建立更多的联系，那当时的局面就会大不一样了。毛主席一贯的思想是要依靠工人阶级，但是中央文革小组在这方面却做得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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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67年年初，毛主席就批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群众。于是，大量的解放军参加了地方的支左工作。可是由于解放军各军区的领导与地方的当权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解放军到了地方以后，所支持的是往往都是保守派，真正支持文革造反派的不多。

第二十五章武汉 “七二O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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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席、总理对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和武汉军区的阻抗
       1967年的7月13日下午，主席召集林彪、周总理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等人开会的时候，主席提出，他要去武汉游泳。当时武汉应是天下最乱的地区，所以林彪和总理等中央领导都反对主席去武汉。大家建议主席去北戴河游泳，那里比较安全。但主席说，天下之好水，莫若长江；长江之好水，莫若武汉。大家都知道，主席下决心要做的事，是劝不住的。主席说，这次去武汉让杨成武跟着他去就行了。这时，汪东兴提出，他也要一起去，说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保证主席的安全。主席问，你办公厅那么多事情怎么办呢？汪东兴说，办公厅的事，他会安排好的。可主席没有同意由他自己安排，说那就交给本禹吧，戚本禹任中办代主任，并向林彪、总理征询意见。林彪和总理都表示同意，大家就都同意了，随后中央发了通知，任命我为中央办公厅代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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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4晨凌晨，主席就坐火车出发了。为了保证主席的安全，总理在当天一早，就乘飞机赶在主席的前面先到了武汉。由于谢富治和陈再道以前都是四方面军的，所以总理又特地把正在西南的谢富治叫去武汉。王力是和谢富治一起到西南去的，由于王力对学生运动有些经验，因此总理就叫王力也和谢富治一起来武汉。跟着谢富治、王力去西南的几个“北航红旗”的造反派战士也同机到了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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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一月革命”成功后，各地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积极参与全国各省、市、区的夺权行动。但也激发了“走资派”，以及许多对毛主席发动文革运动不理解、不支持的“老干部”，和支持他们的群众的对立与反抗。当时一月“京西宾馆事件”、“二月逆流”和地方的“二月镇反”，都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主席此行之前，比较支持上海一月革命模式，推动了包括山东在内的华东等地区问题的解决。而中南地区，最大的问题是武汉“百万雄师”，不但有以工人为主的几十万人的群众组织，还有武汉军区在背后支持；而造反派组织仍被打压。主席此行到武汉，主要不是去畅游长江，而是想继续推广上海模式，解决武汉“百万雄师”的问题。不过他在思路上有所调整，不是打算让造反派一统天下，而是希望在避免武斗的情况下实行两派大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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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在去武汉之前，就已经看了武汉各派关于文革运动许多材料，做过一番调查研究，对解决武汉问题，主席是有一个方案的。他是希望先做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的工作，让武汉军区从原来支持保守派的立场上转变过来，然后通过他们再去做“百万雄师”等群众组织的工作。主席认为两派应该联合起来，而不是简单地把“百越雄师”扶上来或打下去。武汉地区的“三钢”、“三新”虽然是最早批判湖北省委资反路线的造反派组织，但他们的力量比较小。所以主席是想以军队为主来搞两派的大联合，这个方案与年初解决上海一月革命的方案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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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7月14日晚9时，主席到达武昌，住东湖宾馆梅岭一号。谢富治和王力到武汉后，主席找他们两个一起谈过话，一面听取他们汇报西南的情况，一面告诉他们到武汉后，要好好进行调查研究，先听取部队意见，做好部队的工作，然后再找两派头头和群众去做工作。但王力与谢富治没有仔细去体会主席的指示，对武汉问题的复杂性，显然缺乏认识，对先做好武汉军区的工作，做好陈再道等人的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也没有认识。因而对主席解决武汉对立两派群众组织问题的方法与思路的变化没有理解。他从主席那里出来就和谢富治先去大学造反派学生中发表讲话，对造反派表示支持。他们很可能是看到张春桥在上海签字承认工人造反派以后，中央文革只发了几个电报，就把那里的“赤卫队”搞垮了。所以他以为他在武汉也可以这样把问题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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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7月15日上午，主席召集陈再道、谢富治、王力、郑维山等汇报情况。下午，总理在东湖宾馆百花一号召集武汉军区师以上干部开会，武汉军区向总理汇报了造反派十大罪状，“百万雄师”十大好处。这个会一直开到18日，总理根据他对武汉文革运动的了解，批评了武汉军区，并总结了三条原则性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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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武汉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公开检讨；
二、“三钢”、“三新”等群众组织是革命派，要以他们为核心，来团结其他群众组织；
三、“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他们自己会起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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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根据王力与一些与会者的回忆整理的。关于总理讲话，现在的记录是总理共讲了八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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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8日，总理讲了三点意见以后，陪同陈再道等见了主席，随后回京。当晚，谢富治、王力受到总理讲话的鼓舞，又一起去武汉水院（时称“红水院”）“二司”总部与在场学生见面。19曰凌晨到水院体育馆，对数千学生、工人发表讲话，公开表示支持造反派。武汉当年空军领导人刘丰亦代表部队表态。打倒“武老谭”的口号响彻全场。谢、王等人讲话随后在武汉全市反复播放。这引起武汉军区独立师师长牛怀龙等人的愤慨与不满，他们回到师部，向师部各级领导和“百万雄师”的头头们传达了总理和谢、王的讲话，开始策划和布置人，准备到东湖宾馆冲击和抓斗王力、谢富治，“给中央文革来个下马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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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的头头们策划惊天动地的抓斗王力行动时，王力却在造反派打倒“武老谭”的口号声中失去了冷静。在7月19日下午3时，王力在同谢富治一起去参加军区党委师级以上的干部扩大会时，在扩大会上发表了当时绝不应该去讲的许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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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王力竟在扩大会上指责军区这些养处优的高级领导，“对文化大革命一点不理解，像小学生一样，需要上文化大革命的一课，从ABC讲起。” 正像一位哲人所说的，就是几何学原理触犯了人们的利益，也会遭到人们的反抗。出席会议的师级干部普遍对王力的讲话反感。可能是同去的谢富治对王力的讲话也觉得过分了，便在王力讲话的中间，退席回宾馆休息了。王力不知情理，仍然滔滔不绝地在批判不已。可以想象，王力这次讲话以后，武汉军区大部分干部，都会支持牛怀龙司令等人策划的去东湖宾馆抓斗王力的错误行动。所以毛主席在“七二〇事件”以后，批评王力说，“不好好作作调查研究，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乱发表意见，是没有不犯错误的。”主席还批评王力对“七二〇事件”中犯错误的干部批评的态度“很凶”。但无论是主席或中央文革都不认为王力是“七二〇事件”的主导因素，“七二〇事件”的主导因素仍然是武汉军区对中央处理武汉文革运动方针的反抗。王力的讲话不过是个导火线，没这个讲话，武汉的文革运动照样会爆发大冲突。而且当时，独立师的领导与“百万雄师”的主要头头是知道毛主席已到武汉，坐镇处理武汉问题。他们将矛头对准王力，只不过是他们的一种斗争策略。当时，他们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公开叫板与反对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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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当时王力的公开表态和讲话确是把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激怒了。他们抓住王力为目标，说王力这是在支一派、打一派。说他是欺骗中央，伪造中央指示。当时军区独立师和“百万雄师”仗着自己人数众多，而且已经通过武斗控制了武汉局面，用卡车运来大批人马到东湖宾馆王力的住处来抓斗王力，后来又把他绑架到武汉军区大院进行武斗。在武斗中，王力人被打伤，脚踝被踩得骨折，连胡志明主席送给他的手表和他随身的钱包等均被抢走。接着，他们又在全市组织武装游行，向中央文革示威。应该说，他们中除了独立师的领导和“百万雄师”的一些头头，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毛主席也住在东湖宾馆。后来跟着王力去武汉的有些人说，当时“百万雄师”他们是故意冲着毛主席去的。这种说法对广大群众来说是没有根据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后来武汉事件的的解决就绝不会那么容易了。这一点，毛主席在离开武汉到达上海的时就已经作出了正确的判断。

2、中央处理武汉“七二〇事件”的经过
       “北航红旗”有个女红卫兵叫尹聚平，她是随王力一起从西南到武汉去的。王力被抓时，她也被抓上车。尹聚平后来说，她当时也穿着军装，又是个女的，年纪比较小，现场的情况又非常乱，没人注意她。所以当车子不知为了什么事在一个转弯的地方停下来的时候，她就悄悄地下车走了。然后她就跑到水利学院，赶紧找到一个电话，向“北航红旗”负责人韩爱晶等报告说，王力被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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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航红旗”接到尹聚平打来电话，马上报告中央文革，这时已经是7月20日上午了。那时我们都刚开完会，回去休息了。中央文革办事组是王广宇在值班，他接到北航的电话以后，立即就去找了陈伯达。陈伯达那时也已经吃了安眠药睡了。陈伯达的秘书听说，王力在武汉给保守派的人抓了，赶紧就把陈伯达叫了起来。关锋就住在陈伯达的楼下，于是又把关锋拉起来。他们两个就到十六号楼的文革会议室来商量解决办法。我就住在十六号楼的楼上。王广宇问陈伯达，是不是把戚本禹也叫起来。陈伯达说，不用了，我们来处理。可是王广宇在外面等了半个多小时，还不见他们有什么行动，于是他就上楼来找我了。我是从来不吃安眠药的，他一叫我就起来了，问什事？王广宇说，王力在武汉被人抓起来了。我一听就急了，这不是王力的事情，毛主席也在武汉啊！我赶紧起床跑到办公室。我看到陈伯连和关锋正在起草一封绐武汉地区造反派的信。他们准备在信中宣布武汉事件为“叛逆”。这时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头，得赶紧去请示江青和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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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直拨西花厅的红机子。总理的值班秘书说，总理已经劳累了两天两夜了，刚服了安眠药睡下。我只好说，事情非常紧急，你一定得叫总理起来，我有特别重要的事要向他报告。你去找护士，让她给总理准备一些可以恢复神志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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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秘书去叫醒总理的时候，我又给在武汉的汪东兴打了电话。汪东兴就跟我说，情况十分严重，好在他还有部队在向这边运动。我说，主席那里的情况怎样？他说，还没有去请示主席，不过我们警卫的力量是很强的。我们能够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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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总理来接电话了。我就说，总理，不得了啦！他们冲击了东湖宾馆，王力、谢富治已经被他们抓了（后来才知道，谢富治并没被抓），现在就怕他们冲击主席那里。我刚跟汪东兴通了电话，他们警卫都在做准备了。总理一听说，啊？！这怎么得了！我马上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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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接着，我又赶紧去报告江青。江青就住在11号楼，距离16号楼就两百多米，可我还是坐了车过去。到了那里，我先把护士许春明叫起来，让她去叫醒江青，小许说，首长刚吃了药入睡了，我不敢去。我说，你就说，是我让你叫的。有特别重要事情报告，一切由我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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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一听是主席住的东湖宾馆被围，就紧张了。我看得出她心中的焦急。但是她在面上却还是很镇定的样子，她让我把情况简单地讲了一下。然后她想了一下，便当机立断地说，这事得去找林总！他冷静、果断，能处大事。于是我就立刻通知了叶群和总理，让总理直接去林彪在人民大会堂的住处会合。又通知了康生，康生总是失眠，比较好叫。接着我就叫了文革小组的成员都上了车，跟着江青的车一起朝人民大会堂直奔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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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林彪那里，林彪已经整整齐齐地穿着军装坐在那里看地图。我一看，林彪果然是大将风度。我们把情况一讲，他很平静地说，不要紧，主席那么高的威望，他们翻不了天的。但我们还是做好各种的准备。现在最主要的是要摸清楚那里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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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总理就马上打电话找到了汪东兴。汪东兴说，警卫已经布置好了几道防线。但毛主席说，即使人冲到这边来了，你们也绝不能开枪，无论如何不能开枪！你们要相信群众大多数，有人冲上来了也不要紧，我自有办法。总理说，主席是有他的办法的，但是我们绝不能让主席承受任何风险。江青在电话里和毛主席说了话，，只有在那种时候才能真正感受到江青和主席的感情有多深。江青叫主席离开武汉。主席说，我不离开，我就不相信他们会是真的反对我。这时，林彪接过电话，用很坚决的语气说，不行，主席必须马上离开武汉。这是中央的集体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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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又商量了马上派邱会作，带着林彪和江青写给毛主席的亲笔信，去武汉劝主席马上离开。林彪在把信交给邱会作的时候，说，你人在，这信就要在。接下来又决定了总理立即飞武汉，亲自去安排毛主席离开武汉，直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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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林彪向他的参谋们发出了一个一个的指令，进行军事部署。我听到林彪的参谋不断在向他报告，距离东湖宾馆最近的部队的位置，以及他们到达东湖宾馆需要的时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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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们从林彪那里出来的时候，这时，我看到长安街上已经贴满了声讨陈再道的标语了。前后才半天的功夫，大字报和大标语就贴满了整个北京城。有的标语上把“陈再道”，写成“陈贼盗”，“打倒大军阀陈贼盗！”没过多少时间，很多学校的红卫兵就上街游行了，他们高喊着口号，“陈再道反对中央文箪，罪该万死”。没过多久，部队的大标语也贴出来了，“打倒三反分子陈再道！”、“陈再道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文革，罪该万死！”等等。很快，在全国的所有大、中城市也都行动起来了。大字报、大标语、大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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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发动红卫兵造反的时候，我其实还是不很理解的。碰到了这个事情，我才明白了主席的髙明。群众力量是伟大的，有全国广大群众的支持，你想要搞政变，没有那么容易。你那里还没有把东湖宾馆包围住，全国就行动起来了。陈再道这些人总得有所顾忌的吧。在回来的路上，江青说，我说去找林彪，没错吧。

.3、北京举行声讨武汉“七二〇事件”的大会
       1967年7月22日上午，江青跟我说：王力在武汉到底讲了些什么话，是不是他把事情弄坏的，咱们还不知道。但不管怎样，武汉“百万雄师”公然反对中央文革，那我们就要明确地表明我们的态度。在接到王力已被空军部队救出的消息后，江青要我布置工人、学生和机关干部准备去机场迎接谢富治、王力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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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布置的时候，心里一直在怀疑是王力乱讲话，捅出了大娄子。我对关锋说，王力闯了这么大的祸，还要我们去欢迎他，不知道他心里会怎么想。关锋说，不用分析就知道，他一定知道自己闯了祸，现在心神不安，七上八下，还不知中央会怎么样处理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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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和谢富治、王力是分乘两架飞机从武汉回北京的。总理在飞机上听说下面有很多人在欢迎王力、谢富治回京，就叫谢富治、王力的飞机在空中转圈，他自己先下了飞机，随后他也一起加入到欢迎的队伍中去。等王力下了飞机，就坐在了轮椅上，总理和江青站在两边迎接他，一副欢迎英雄归来的样子。我跟关锋说，他还一付挺得意的样子，这个人没救了。关锋劝我说，你别这样，他挨了打，还坚持革命，也算不容易了。要是叫你去，碰上那些蛮不讲理的“熊师”，你怎么办？我说，是，“熊师”也不是仅仅对着王力的。但他去外面也应该谦虚谨慎，讲话也应该请示一下呀，他走了这么长时间，没听到他向文革小组做过一个像样的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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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力回到北京以后，看到中央文革组织那么多人欢迎他，就丢弃了不安情绪，人也活跃起来了。新华社的人要他去讲讲事件的经过，他就给新华社作了一个报告。说那些人怎样打他，他又是怎样；临危不惧，大义凛然。他还说了这样一个情节，说他听到部队里那些打他的人在说，“老头子”也在这里，我们马上找“老头子”去。他说他怀疑他们所说的“老头子”是指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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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关锋，王力说的是否确实？关锋说，不管确实不确实，他这样说法都不好。按他这个说法，那武汉的部队和群众反对的就不是王力、谢富治，而是毛主席了。这问题可就大了。我说，我认为广大的部队指战员和群众对毛主席都是拥护的，不可能有那么多人反对毛主席。如果他们真的是反对毛主席，也不敢当着王力的面这么说出来的，那不是自我暴露吗？所以，我后来就对王力说，你不要再讲什么他们是反对毛主席了，讲反对你就够了。就是确实讲了，也不能对群众这样说。这不是损害毛主席的威信吗？我还对王力讲，你也别再到处去作报告了。总理、江青去接你，那不是为了树立你当英雄，而是为了维护中央文革的威信。你这样到处去说，把自己说成是英雄了。英雄哪有自己说的，英雄要让别人去讲的。王力倒是很虚心听了我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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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文革碰头会开会讨论决定，7月25日在天安门召开群众大会，声讨制造武汉“七二〇事件”的“百万雄师”。总理请示了主席，主席表示同意。在开会讨论的时候，叶群也参加了，会议并没有安排林彪参加大会。可是，临要开会时，叶群打电话给我，说，林总经过反复考虑，认为他还是来参加大会，表个态为好。我说，那当然最好喽。我连忙把林彪要参加大会的事向在上海的毛主席作了汇报。过了一会儿，汪东兴给我打来电话，说主席要他也上天安门参加大会。我说，你别开玩笑，你人都不在北京，怎么上天安门？他说，不是我要上，是主席让我上的。连杨成武也要上。他说，不是人要上天安门，而是在登上天安门城楼的领导名单上，要有他们的名字。汪东兴、杨成武都是跟在主席身边的人，他们的名字出现在登上天安门的领导名单里，就表明了毛主席身边的人也参加了声讨大会。这意义不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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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7月25曰那天，参加大会的有几十万人。那天林彪还来得特别的早。平时中央开大会，林彪一般都不参加。有时请他来，他也不多表态，只是跟着主席的表态而表态的。但不知什么原因，他在那天表现得非常积极。我还没见到他在别的事情上这么积极过。他那天在天安门上跟我们说了很多话。他说，这件事一定会使右派更快地分化。武汉问题不只是武汉问题，武汉问题是全国的问题。以前我正愁没题目做文章，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做大文章，把坏事变成好事。还说，陈再道的这个部队过去是四方面军的，是徐向前领导的。谢富治也是四方面军的，谢富治还是他们的首长。现在他们连谢富治的话都不听了，那一定是有比谢富治还高的人在背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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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次大会上，就有人提出了“打倒军内走资派”的口号。本来在“五一六通知”里，就已经有毛主席亲自增加进去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和军队里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了。所以，我对这个口号也不是太在意。可没想到，正是这个错误口号首先导致了王力、关锋的倒台，当然他们的倒台还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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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的当天晚上，就有人去徐向前和徐海东的家附近去游行、示威喊口号。后来，在秦城审判我的时候，他们说，这件事是我指挥人干的。其实我确实没有主动指挥去干这件事，江青也没有给过我这个任务。这件事我又确实知道并支持过，虽然它确实不是我指挥的。那天开完大会后，是叶群拉着我到文革办事组，指挥着让“北航红旗”等造反派组织叫人去的。当时是叶群具体告诉我们叫红卫兵去那里那里的。叶群当时在文革办事组里这么指挥人做这件事，我在旁边当时也只能配合着她，而江青当时也在场。现在叶群已经死了，他们要把这件事的责任全推在我的身上，我也只能认了。反正事情都过去许多年了，我觉得更多地辩白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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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批斗陈再道
       总理回到北京后，经常同在上海的主席商量，怎么处理陈再道？总理说，是否宣布他们是叛逆。主席不同意，说，不要这样说。我看他们并没有下决心来反对我。他们要是真的下决心反对我，调几个师把东湖宾馆围起来，我们就出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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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3号中央打电报通知陈再道、钟汉华等人来北京开会，讨论他们的问题。24号凌晨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一行数人抵达北京，总理把他们安排在京西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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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再道他们一住进京西宾馆，首都的工人、学生、机关干部，起码有两、三万人，把京西宾馆包围得水泄不通。这件事倒跟我有关系，是我让中央文革的文艺组动员了不少人去参与了包围。当时大家都很关心这个事，都对陈再道感到非常愤怒，所以我跟他们一说，陈再道就住在京西宾馆。文艺组的金敬迈就说，我们去造他反去！他把文艺组、各个艺术学校和样板剧团统统带上。金敬迈动员的人至少在万人以上。还有上万人都是穿着军装的，那是叶群动员去的。另外还有一些工厂、学校的，那是群众自发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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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万人先是喊喊口号，后来就冲进大楼了，他们要去抓陈再道。按照总理的意思，陈再道是中央把他请到北京来开会的，不能抓他们。而且既然请他来了，就不应该再去包围人家。你把他包围起来，这就好像是事先设了个圈套让人家来钻，那是中央失信了，这个不好。况且，这么多人冲进去，陈再道真要被抓走了，搞不好就会把他打死。所以，总理命令傅崇碧去想办法保护陈再道。傅崇碧让警卫战士把陈再道等人放到一部电梯里，然后把电梯停在两个层楼的中间，这样上下都够不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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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崇碧很聪明，他一看群众中有好几个他认识的样板剧团的演员，“老三军”的代表，就报告总理说这事跟戚本禹和叶群有关。总理就把我找去了，问，是不是你动员人去揪陈再道的？看到总理很不高兴的样子。我就老老实实地说，是我给文艺组的人透露了一点消息。总理就说，你马上让他们走！这怎么行啊？我们中央让人家来开会，你弄了那么多的群众来包围，万一群众激动起来，把他打伤了、打死了，我们怎么跟毛主席交待？！我一听，也觉得紧张了，就赶紧通知金敬迈，让他赶紧把人撤走。接着，总理又叫叶群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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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开会时，总理又拿这事批评我和叶群，说，怎么不经过中央同意，你们就找人去包围京西宾馆？我知道错了，就当众给总理再次认错。可叶群不高兴了，她顶总理说，他们在武汉把毛主席都包围了，我们去包围他一下有什么不可以啊。我们也是为了保卫毛主席，表示我们的忠心嘛！总理说，你表示忠心当然可以，但也不能不经过中央同意，就冲进去抓人，要真出了亊，我怎么跟主席交待? 叶群说，我们也没真抓他，我们只游行示威，吓唬吓唬他也不可以吗？总理说，示威可以，但你们能控制得了局面吗？叶群说，我们不进去抓人，就叫人在门口走走，喊喊口号，这总可以吧？他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毛主席，我们喊几句口号还不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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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实说，也只有叶群敢顶总理，我是不敢顶总理的，我要是顶总理，那江青就会找我了。由于叶群的坚持，总理就说，那你们就去喊喊口号吧，但不准冲进宾馆，不准抓人。总理还说，到时候，他们去示威，你们中央文革的人也都一起去看看，免得出事，万一有什么事，你们要负责的。那天晚上，叶群就又组织人在京西宾馆门前举行了游行示威。江青、陈伯达陪着叶群坐在车里到京西宾馆的边上去看了。晚上的游行，队伍就很有秩序了，不像上午那样把京西宾馆包围得水泄不通，而是沿着宾馆门前的路走走，喊喊口号。不料，江青、叶群他们坐在车里，被游行的群众认出来了，车被群众围了起来。这时我急忙下车去找傅崇碧，让他派人来指挥疏散群众，为她们解了围。她们回到钓鱼台以后都埋怨总理，说是上了总理的当，他叫我们去看看，结果差点就出不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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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是在京西宾馆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批判陈再道。八大军区的司令，除了许世友，其他的都来了。当时许世友还在华东，他要负责主席的安全。陈再道在京西宾馆的房间门口有战士看守，但也算不上是软禁，他有自由，可以和来参加开会的韩先楚等人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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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批判会上，陈再道极力否认是他指挥军区独立师、“百万雄师”去包围东湖宾馆的。他说他只是对王力有意见，但绝对不会去反对毛主席。他说，我们保卫毛主席还来不及呢，哪敢去反对毛主席？给我一百个胆，我也不敢反毛主席。我要是反对毛主席，那老百姓还不一人一口把我咬死啊！我看陈再道讲这些话的时候，态度挺诚恳的。我相信他还没有下决心反对毛主席，更不敢去加害毛主席。但是，他真的没有通过包围王力给毛主席施压的意图？我就不相信了。还是主席讲的，他只是还没“下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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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军队的批斗大会，这个会不是很文明，甚至比地方还不文明。在会上的发言，也是一个嗓门提得比一个高的，骂人的声音很大，而且粗话不断。我看江青坐在那里都听不下了。吴法宪还上去揪住陈再道的耳朵，打了他两个耳光。在休会时候，我还看见吴法宪叫服务员让陈再道在边上罚站，又去摘棹了他军帽和衣服上的帽徽和领章。但并没有后来所谓的纪实文学中所描写的拳打脚踢的场面，那全是瞎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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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陈再道在他的检讨中却是说出了他的心里话。他说，他心底里是非常痛恨造反派的。本来过得好好的日子，平平安安的。可造反派一起来就全乱了。所以，他真是想把他们都抓起来枪毙。听了陈再道说的话，我当时就想，怎么共产党的干部当了权以后，就变成这样了呢。主席在一开始的时侯，对“七二〇事件”的性质也没有弄清楚。到了上海以后才弄清了一些情况。后来主席在写给武汉军区的信里，还是称陈再道为同志。总理看到主席的电报以后，立刻就下令撤除了看守陈再道的士兵。陈再道就住进有大客厅的套间，待遇和其他中央首长一样了。“七二〇事件”以后，主席很关心部队对这件事情的反映，他让我们去了解。我布置了文革快报组的记者到各地的部队去收集情况。下去了解情况的记者很快就有报告上来，说部队里有一些人对这件事情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他们听到福州军区有人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就公开说，这下好了，中央文革有热闹好看了。这些情况，我都及时地报告给了毛主席。

第二十六章  关锋和王力

1、《红旗》杂志1967年的“八一”社论和评论员文章
主席在“七二〇事件”发生后不久，给武汉军区的指战员写了封信，主席在信上说，“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锴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同时，主席跟总理说，“武汉的问题，应当作为内部错误来处理，因为陈再道并没有下决心反对中央，否则我们就出不来了。”
但主席的这些指示没有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上进行认真讨论。所以陈伯达、王力、关锋，还有林杰参加，在为这一年的八一建军节所写的《红旗》杂志社论中，非但没有很好地宣传毛主席对“七二〇事件”所作的上述指示，反而在文章中号召全国人民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在同一期的《红旗》杂志上刊登的一篇评论员的文章则更厉害，它的题目就是“向人民的主要敌人开火”。这就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斗争方向，要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转向“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了。
当时的《红旗》杂志社论和评论员文章，对全国运动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它是指导运动方向的。所以按照规定，重要的社论都是必须经过中央的讨论，有的还要经过主席的批准。因此像这样不经过毛主席、党中央的批准，就擅自在一篇社论中，提出改变斗争的大方向和主要敌人的指向，确实是干扰主席的战略部署的严重错误。社论发表之后，已经有一些地方的群众是这么理解的了，许多地方都已经开始动起来了，提出要搞第二次大串联，要第二次大乱了。如果真这么搞起来，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士兵们都是拿着枪的，你发动他们起来造反，他们的对立面也会拿起枪来，那不等于号召武装斗争吗？如果再有几个军区出现类似“七二〇事件”这样的事件，那全国局面就乱了。

2、王力的“八七讲话”
从文革开始后，外交部有许多干部，还有外交口院校的许多学生，起来造外交部长陈毅的反。但总理是极力保护陈毅的，主席其实也是保他的。而陈毅的个性很强，有些不把造反派放在眼里，种种原因使他同下面造反的群众的对立情绪亦愈益激烈。
“二月逆流”以后，陈毅在党内受到了批评，外交部造反派就提出要斗争陈毅，打倒陈毅。总理曾叫我和陈伯达到外交部接见一下造反派，告诉他们外交无小事，不能因为造反而影向部里的正常事务。告诉造反派，可以给陈毅提意见，但要支持陈毅的工作。
4月底，姚登山从印度尼西亚回来。一次会议上姚登山问我，陈毅要不要保？我说：保不保，是要由中央决定。群众批判陈毅是可以的，大方向是对的。现在陈毅是应该给学生做个检讨，以缓和双方的对立情绪。
在8月初，姚文元从上海打电话给我，传达了毛主席在上海接见外宾时说的话，毛主席说，“对陈毅斗斗也可以嘛，打倒一下也没什么，打倒了还可以再保的嘛。”当时我把毛主席的这些话写成了文件，给总理及中央文革的成员都看过。总理指示，要我和关锋根据主席的指示精神去外交部给他们讲了次话。往我们的讲话中都是按照主席的意思来讲的。但是外交部的造反派听了我的讲话以后，并不满意。因为到底陈毅可不可以打倒，并没有明确的说法。
王力从武汉回来以后，是被当作英雄看待的，可他自己却不知道其实他在武汉是有错的，主席已经对他不满意了。他听说外交部的两派对我和关锋的讲话不满意，就自告奋勇地在8月7日那天，把外交部的两派的代表人物都找到钓鱼台来和他们谈话，这就是后来被称作为“王八七讲话”。他的讲话被姚登山他们记录了下来，回去就把它在红卫兵的小报上登了出来。其中最主要的一句有问题的话就是：外交工作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红卫兵也可以当外交部长嘛。
本来总理已经代表中央作了宣布，中央各部委的权力是属于中央的，红卫兵可以参与监督，但业务权不能夺。所以，王力的讲话就出格了。但是后来在申辩中，王力说他并没有讲过红卫兵也可以当外交部长这些话。
1967年8月22日，离王力“八七讲话”才两周时间，外交部造反派和首都红卫兵一万余人，为抗议港英当局压制香港爱国新闻人士，聚集在北京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前，召开“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当时周总理在群众强烈要求下签发了一个“对英国政府的48小时最后通牒”。8月22日是最后通牒到期日，可是英方没有答复。于是，造反派冲进了英国代办处，还放火烧办公楼（被救）。这件严重的外交事件有清华“414”这一派红卫兵的参与。清华“414”是清华大学蒯大富井冈山兵团分裂出来的对立面。但中央从总理到江青，当时未加区分地认为是造反派红卫兵干的，背后又很可能是王力等人指挥的。其实，这事并不是王力叫做的。周总理把这件事看得很重。其实这件事的发生与他签发“最后通牒”考虑不周有很大关系。
这件事情发生后，总理就写了封信，通过杨成武带给了在上海的毛主席，向他报告了北京所发生的事情，包括了《红旗》杂志的八一社论和评论员文章；王力的“八七讲话”；“火烧英国代办处”以及群众“包围中南海”的情况。毛主席看了总理送去的材料，很快就作出了认真纠正运动中错误倾向的指示。

3、王力、关锋受审査
8月26日杨成武从上海回到北京，他一回来就马上向总理、江青传达了主席的指示。
当晚，在钓鱼台16号楼，由总理主持召开了中央文革碰头会。参加的人有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戚本禹、姚文元。没有叫王力、关锋参加。会上，总理传达了主席的指示，批评了王力、关锋。说他们的主要错误，一是鼓动在外交部的夺权，外交部是国家的权力机关，这事关系到国家的声誉和形象，王力说红卫兵可以夺外交部的权，是非常错误的；二是《红旗》杂志两篇的文章，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错误口号。接着总理当场宣布了主席的决定，对王力、关锋进行隔离审查，对外则称“请假检讨”。
随后江青对我说，你去叫王力、关锋来开会。我让秘书去15楼通知关锋过来开会。我自己跑到16号楼的楼上去接王力下来。王力的腿伤还没有好，不能走路，我用轮椅推着他到了楼梯口，然后挽着他一步一步走进会议室。
在向他们传达了主席的指示和会议的决定以后，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对他们的错误作了批评。陈伯达见到问题严重了，为了撇清自己的责任，便说这两篇文章他都没有看过，是王力、关锋擅自决定发表的。关锋在会上说，那两篇文章是他叫《红旗》杂志编辑林杰，根据他和王力的意见起草的，然后他和王力作了修改审定。他们应该为这个错误承担责任。但他说，不管我犯了多大的错误，有一点是要讲清楚的，这篇文章最后是经过陈伯达批准才发表的，而并不像伯达同志说的是他们擅自决定发表的。可是陈伯达不承认，他说：“毛主席说我是刘盆子，人家早就把我当刘盆子啦。我根本就没看过这篇社论，他们就发了。”关锋就说，这文章明明就是你签发的，而且你还在上面还作了一些文字改动，在稿子上还有你亲笔加的一句话，“举起你的双手，迎接阶级斗争新的大风暴吧！”你怎么都不记得了呢？
于是总理就当场叫人去把原稿调来，可原稿被陈伯达拿走，找不见了。总理又叫他的秘书去陈伯达办公室找，结果找来了，上面清清楚楚是陈伯达在审稿时写的字，而且陈伯达还写了“照发”的批语。这下子陈伯达没办法了，就又推说当时自己吃了安眠药，糊里胡涂的，忘了。
尽管大家都清楚是怎么回事了，但是大家也明白，这件事在当时是不能让陈伯达来承担责任的。陈伯达是中央文革的组长，把他拿下来，震动就太大了。所以，总理就在会上说了，看来这个文章是经过伯达同志同意的。但陈伯达说他当时是吃了安眠药，头脑不清楚，也情有可原。关锋、王力同志当时应该把文章交给其他中央领导去审查的，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所以关锋、王力同志仍负有主要贲任。
接着又讨论了王力的“八七讲话”。
王力在会上否认他说过"红卫兵也可以当外交部长”这些话。总理就把那天外交部作的传达纪录和红卫兵的小报都调来，有的材料上面有这话。虽然也可能是记录的夸大记忆，但毕竟是已经在外面造成很大的影响了。
随后，江青就叫我把他们两个带离会议室，送到总理、江青叫我预先为他们准备好的钓鱼台2号楼进行隔离审查。当时钓鱼台2号楼是空着的，我就把他们两个安排在了那里。去前，我特意问了总理，给他们两个什么待遇？总理说，还是首长待遇。我把王力和关锋安排好之后，又回到了会议室，向总理、康生、陈伯达、江青，等汇报了安排的情况，和他们两人表示愿意认真检讨错误的态度。总理对我说，你有空经常去看着他们，关心一下。随后总理就离开了会议室。康生和陈伯达也跟着走了。等他们都离开之后，江青突然嚎啕大哭起来了，哭得很伤心，在场的张春桥、姚文元和我都感等十分惊讶。姚文元也跟着流了泪。

4、毛主席在我检讨书上写的批示
杨成武回到北京的那天，在他向江青传达主席指示的时候，我也在边上。会后杨成武跟我一起到了我的办公室。这是他第一次来我这里。杨成武对我说，主席向我问起你了，说，戚本禹近来表现如何？我当时给你说了好话，我说戚本禹是忠于主席的，是跟着主席干革命的，我讲了你写的文章，战斗性很强，作用很大。主席说，你在年轻人中是比较有思想的人，说你跟王力他们是不一样的。杨成武来我办公室的时候，我的秘书都在场，而且这次会面也记入了我的工作日志。但我从秦城出来后，看到杨成武对采访他的人说，主席那时就说，戚本禹是坏人。我想如果主席真说了这话，那杨成武当时就不敢到我办公室来说那番话的。实际上主席对王力、关锋究竟是怎么说的，也有不同的说法。徐业夫告诉我的是，他听主席说，王力、关锋二人犯了错误，要反省。为此我出狱后还给杨成武写过封信，问他主席当时究竟是怎么说的？为什么他当时说的与后来同记者说的不一致？他一直没有回复我。
那时，江青也对我说，这次你高兴了，没有你的事了。但你也要注意哩。这次你得感谢马克思的在天之灵，让你躲过了一劫。我看到当时江青很为我躲过一劫而高兴。
在王、关被隔离后不久，总理跟我说，你应该给主席写个检讨了。江青也让我写，于是我就写了封信给主席。我在信里面说到，这次关锋、王力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他们所犯错误的表现形式是‘左’倾盲动……我对他们的有些问题没有察觉出来。王力在外交部问题上犯的错误，就同我有关。我从心里愿意努力改造自己，永远做一个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小兵。”
没过几天，徐业夫就从上海给我带回了毛主席在我信上作的批示：
“已阅，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九月七日”
我把主席的批示，拿去给总理、康生、陈伯达和江青都看了。
他们也都在上面画了圈，但都没写什么。只有总理写了个“阅”字。但是，让我感到奇怪的是，以往只要主席作出了批示的文件，总理都会马上把它作为中央文件印发的。可这次总理没有。
我问江青，是不是可以把主席的批示给王力和关锋看。江青说，你拿去绐他们看好了。我说，我一个人去恐怕不合适，是否叫个人陪我一起去？江青说，让春桥陪你一起去吧。于是我就和张春桥一起去了。王力、关锋看了主席的批示，都感到非常高兴。
自从王、关被隔离，我就有一种无所事事的感觉了。我很少出去，有些会议我也不去参加，省得别人有想法。这时张春桥对我说，你错了，越是这种时候，你越是要出来亮相，这样那些见风使舵的人才不好落并下石。王、关被隔离后的第一次中央召开的群众大会，我没去参加，外面马上就贴出标语：打倒“王、关、戚”。以后的会议我去参加了，外面的标语就没有“戚”了。所以，从那以后所有的会议我都去参加，一直到我被打倒。
1967年的国庆前，毛主席回到了北京。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作了分工：张春桥起草林彪的国庆讲话；姚文元起草国庆社论;我负责整理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时的讲话。 :
我因为参加过《毛选》的校对工作，对主席的语言风格比较熟悉，所以我把各地整理出来的和报上登载的主席讲话拿来作了汇总。我发现主席讲话的最重要的思想，就是提出要实行革命“大联合”，也就是各派都要参加掌权，而不是支持一派去压倒另一派了。这实际上是个战略思想上的大转变。我想，毛主席下那么大决心打倒王力、关锋，就是为了要实现这个新的战略思想。主席看了我整理的东西是满意的，在我送上去的整理稿上划了道道，圈了圈。基本没作多少改动，就拿去发表了。
在春桥起草的林彪国庆讲话中，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引述了毛主席的“要斗私批修”这句话。可是在最初的稿子上写的是，“要批修斗私”。我提了个建议，革命总是先内而后外的，而且从逻辑上讲，总要先把自己的私心去掉了，才好去批修。所以改为“斗私批修”比较好。春桥觉得有道理，主席和林彪也说好。于是就把“批修斗私”改为了“斗私批修”。

5、关于王力的《反思录》
康生在王力受审查的时候，曾提出过王力有一个参加国民党的历史问题。王力解释说，那是他在东北军工作的时候，受地下党组织的指派而参加的。王力还说，当时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是谷牧。后来谷牧专门写了个证明材料，说有这事，当初是组织上为了工作需要，叫他加人国民党的。这件事使我对谷牧的印象很好，尽管在对待文革的态度上，大家的意见不同，但他没有在王力倒霉的时候端上一脚。
江青原来对王力并不熟悉。他是在参加起草“五一六通知”的时候，康生把他从北京带到上海时才与江青认识的。王力为人爽朗，处事灵活，口才特好，但是说话常有水份，所以江青不太适应他，说他像三国的马谡，“言过其实”。一次，江青还悄悄对我说，你别看王力那么慷慨激昂，将来文化大革命运动要是出现挫折，他也许不如关锋呢！关锋有点倔劲，不容易屈服。唉，江青看人有时也挺有眼光的。
我在1986年从秦城出狱后，在王力的《反思录》出版后不久看到了这本书。本来，一个人对自己以往的事情作出回顾，对一些问题作出重新思考，不管他的观点如何，都是无可厚非的。但必须符合客观事实，这是最起码的。
可是我在王力的《反思录》中，却看到他不少罔顾历史事实，刻意去迎合邓小平之需要的地方。
譬如，王力在《反思录》中有一章，专门是说毛主席1967年7月在武汉曾单独找他谈话，说什么如果林彪身体不好，他还是想用邓小平的。接下来又说了些主席赞扬邓小平的话。
毛主席那时确实说过，要把邓小平与刘少奇分别开来的。但是关系到接班人这样的敏感话题，主席怎么可能在那种时候，去随便给一个他并不太熟的人说呢？如果当时这话传到林彪的耳朵里去了，那会怎么样呢？那个时候，主席还是信任和倚重林彪的。再者，就我所知，那时，除了江青、康生之外，主席很少单独召见过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我有时单独去见主席，那是因为中央秘书局的工作需要。只是后来在上海的时候，主席曾单独召见过张春桥、姚文元。但主席从未单独召见过王力。
从另一方面来讲，中央有严格的规定，如果主席真的跟王力说了什么重要话，那王力应当马上把主席的讲话向中央常委汇报，而且不允许私底下去跟别人说。王力在中央工作时间不短，他应该很懂得这些纪律的。
但是，王力为什么要无中生有地编造出这些东西，一开始我也是百思而不得其解。后来听人说，邓小平在1978年重新上台后，曾派邓力群去秦城跟王力谈了两次话。邓力群告诉王力，邓小平说了，现在就是要重用像王力这样的人。现在需要他这样的知情人出来说话。我想，王力的这些东西应该就是这么出来的。
可是后来邓小平并没有重用王力。我所知道的原因是，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出来揭发王力，这人把一些情况告诉了邓小平，说当年揭发、批判邓小平，王力是最起劲的一个。而且王力在中央开会批判邓小平的时侯，有时不叫邓小平的名字，而是以“矮子”为代称。
此外，陈云是坚持要开除王力党籍的。所以，尽管王力大讲邓、陈的好话，可结果还是被人家“双开”了，落得个“里外不是人”。他在《反思录》里自诩“留得清白在人间”，其实是越留越不清白。
王力对陈云对他的落井下石很不满意。他在反思录中上说道，陈云是很有马克思主义的，但在这个问题上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
王力在反思录里还说，中央的大部分的文件都是他起草的，又说文革时的社论大部分也是他起草的，这些都是夸张之辞。事实上，在中央文革小组各路英雄好汉中，王力是比较缺乏思想的。王力的长处是记录速度快，当时都称他“王快笔”。大家在一起讨论文章时，一般都是王力记录，这样一来，留存下来的文稿很多都是王力的笔迹。王力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口才好，别人提出的观点，叫他去讲，他能转述得比你讲的都好。但你要他自己提出一些新思想来，那就很难。
王力说，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六个要点也是他总结出来的，这夸张得太离谱了。在这件事情上，关锋、张春桥、姚文元的贡献比他大得多。

6、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完整表述
大约是在1967年5月，毛主席在讨论修改《伟大的历史文献》——纪念“五一六通知”发表一周年的文章时说，今年是苏联十月革命五十周年，乘这个机会，把苏联变修的问题在理论上说清楚，有些事情还可以结合我国的文革来讲。要写一篇用马列主义论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文章。
这篇文章就交给了陈伯达和我们几个人来起草。我们公推关锋为主要起草人。关锋说，这文章很难写，而且时间又很仓促。所以，在那段时间里，关锋经常把自己关在钓鱼台的房问里冥思苦想。他的秘书说，关锋怕别人打扰他的思考，一般不接电话。
在起草的过程中，我和王、关三人经常在一起进行讨论。一般都是关锋为主，即由关锋谈他的构思、王力作记录，我也不时提出―些我的想法。
记得当时有一本书，是南斯拉夫的吉拉斯写的，叫《新阶级》。它里面写到，在社会主义草命取得胜利，共产党掌握了国家政权以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个新的特权阶级。他们掌控了国家的一切资源，结果，“与以前的革命相反，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
我看了以后，觉得吉拉斯所说的情况与我们国家出现的情况是很相似的，说得也是对的。可是为什么要批判吉拉斯是修正主义呢？关锋说，这不矛盾。吉拉斯是说在社会主义里面出现特权阶级是必然的。并以此来整个地否定社会主义。我们则认为这并不是必然的，可以通过“文化大革命”来阻止特权阶级的发生和发展。
到8月下旬，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的时候，这篇文章的草稿已经完成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它第一次对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做出了比较完整的表述。
后来，王力、关锋受审查后，陈伯达、姚文元、张春桥继续对这篇文章进行了修改。我看到陈伯达、姚文元把毛主席关于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致革命的六个理论要点排印了出来给主席。主席看了并批示：“内件已阅，修改得好，可用。”
1967年11月6日，这篇文章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纪念苏联十月革命50周年的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公开发表，在国际、国内影响巨大。这篇文章同5月份纪念“五一六通知”的《伟大的历史文件》以及国庆社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是文化大革命中论述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思想的三篇非常重要的文件，三篇文章均经毛主席批阅、修改。毛主席指示，在论述继续革命思想时，不仅要引用他的话，还要多引列宁的话，要紧紧联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原理。关锋等积极执行主席指示，一再地引述了列宁关于小资产阶级“每日每时地、经常不断的、普遍地和大量地产生着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论述。
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之后，江青说，王力、关锋对文化大革命是有功的，尤其是关锋在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总结“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上所作的贡献，不应该否定。
我从秦城出狱后，去看关锋。我和关锋讲了江青在他被隔离后曾号啕大哭的事，和说他对文革有功的肯定。关锋思考了一下说，他相信江青的哭和对他的肯定是真实的，大家毕竟在一起战斗过这么长时间，还是有感情的。关锋说，江青是有缺点和错误的，而且有的错误还挺大。但同时他对江青的评价却非常髙。他说，你看所有参加革命的女同志，有几个能和江青比？连蔡畅、邓颖超都不能和江青比；帅孟奇在敌人的面前表现得很坚定，很勇敢，宁死不屈，但是她在路线斗争中却表现得不理想，还跟着刘少奇跑呢。再说国际上的，马克思的夫人，恩格斯的夫人，还有列宁的夫人，哪一个能比得上江青？所以关锋说，他不反江青，他以前没有反过，现往、将来也不反。关锋认为江青要本事大点就好了。不过也难，江青没有军事斗争的经验，没有生产斗争的经验，政治上也经验不足。另外，在性格上她不大善于与人求同存异，这就不容易团结同志。
可是关锋的学生阎长贵重新出来工作后却把江青骂得很厉害。关锋叫他别骂江青，阎长贵不接受，关锋批评了他，两人从此不来往了。近来阎长贵又写了些关于江青的文章，较前要客观真实些了。
谈到王力的《反思录》对文革的全面否定，尤其是他对邓小平的阿谀奉承，关锋气愤填鹰，大骂他是叛徙，无耻、造谣。他在《王力反思录》上写满了痛斥王力的批语。

7、关锋对王力的批判
关锋和王力在文革中的关系非常好，很多亊情他们都是一起商量配合着去做的。我因为忙于处理小组的日常事务和中央秘书局的工作，所以我和他们往一起的时间不像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多。我对关锋一直都很尊重，但对王力是有看法的。但关锋总是劝我不要对他太存偏见。
1986年我从秦城出狱后，就想方设法去找了关锋。而关锋和他的夫人周英也到处在打听我的消息，想跟我见面。我和关锋见面后，他就告诉我，王力投靠邓小平了，跟着邓小平一起否定文革，否定毛主席。关锋说，王力还想把他也拉过去，被他拒绝了。我那时知道王力也在到处打听我，要和我见面。听了关锋的话，我没与他见面。后来王力来到上海，又托人来跟我说，想跟我见面，我也婉谢了。
1995年的4月24日，关锋从北京写信告诉我，据说王力卖了收藏的文物，在京郊买了两座住宅、高级轿车，自费雇佣司机、厨师、打字员、保姆服务人员等多名。我无法查实也无兴趣证实这事，一笑了之。
2002年6月23日，关锋写信给我说：“王力的两本厚厚的《王力反思录》，香港友人给我寄来了一套。粗看一下，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是造谣，歪曲事实，美化自己，简直是无耻之尤。……大出我的意料，大概也出乎您的意料。怎么对付？您什么时候来京，看过细商。”
关锋在《王力反思录》上划出了很多地方，准备予以批驳。可惜他因身染重病，写下的文字不多，终于没能如愿。关于关锋写给我的上述信中的内容，我往《回忆录》后面部分照录我们来往的部分信件中，还可更加完整地看到。

第二十七章  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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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央碰头会和中央文革碰头会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中央重大的决定都是通过开“中央碰头会”来决定的。每次开会的名单，除了主席有特别交代的，一般都由总理来决定。总理写了名单交给秘书通知下去。
.如果主席参加会议，那会议就叫“中央常委碰头会”，通常就是在人民大会堂118室北京厅进行；偶尔也会在“游泳池”开会，但冬天在那里就比较冷。主席好像特别耐寒，我们穿着厚厚的衣服还觉得冷，他却一直不让开暖气。
.如果主席不参加会议，那会议一般就在怀仁堂举行，通常由总理来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国务院的主要负责人和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林彪那里基本上都是叶群来的，军队由杨成武参加，谢富治基本每次开会都来参加。
.这在当时就是最高的中央决策会议了。像批斗张霖之、从四川带回彭徳怀这些事，都要由这个会议来讨论决定与通过。有些事还得经过主席的批准才好去执行。
.就我所知，那时除了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以外，只有总理可以不用通报就去主席那里。其他人，包括陈伯达在内，要见主席，都需事先通报主席，并得到同意。以前刘少奇是可以不经通报就去主席那里的，但是现在不可以了。包括中央开会，如果没有得到通知，他也不能参加。中央的日常工作实际是由总理来主持，陶铸协助总理。
“二月逆流”以后，国务院的几个副总理等人，除了工作需要就不参加中央碰头会了。后来总理就把这个会议从怀仁堂搬到钓鱼台的16号楼来开。参加会议人员的名单还是由总理决定，总理把名单给我，由我交文革办事组去通知，这个会议后来被叫做“中央文革碰头会”，其实，这两个叫法都是一样的，只是参加的人有了变化，原来国务院的几个领导，总理不让他们来参加了。这个时候毛主席亲自指定粟裕来参加中央碰头会。在“青海二二三事件”后，叶剑英一般也不来参加会议了。
凡是有总理来参加的会，会议都是由总理主持的，总理都会事先把要讨论的问题写在一张纸条上，然后一条一条地进行讨论。从1967年2月以后，连国务院的很多事情，都拿到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来讨论解决。说实话，那个时候，我们的感觉，总理就好像是中央文革的政委，江青是司令员。
除了参加总理主持召开的会议之外，中央文革小组自己也经常开会，除了有重大事情需要专门开会讨论之外，一般日常的事情并不规定开会的时间，平时大家都各忙各的，但经常到会议室来碰头，先到的就一起坐下来讨论了。有重大事情则必须请陈伯达、康生、江青到会。
在开始的时候，大多由陈伯达主持会议，但他的口音很难听懂，讲话又常常不得要领，所以他主持会议的时候，我们都常常在下面开小会。而当江青主持会议的时候，那大家都会认真地听，认真地讨论，。下面没有开小会的。那时，小组的人（包括我）都有点欺负“老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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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总理与江青
周总理和江青，他们两个之间有很深的友谊。在一起开会的时候，他们两人在大问题上意见基本都是一致的，至少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意见都是一致的。有时也有意见分歧，比如那时有“临时工”、“外包工”起来造反，这些人的生活处境困雏，而且也确实因为政策上的原因，造成了对他们的待遇不公平。江青听了他们的诉说，看了他们的材料，难过得哭了。江青有个优点，她对普通的工农群众都很爱护，对他们很有感情。她就跟总理说，他们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为什么不能公平对待他们？总理说，国家财政实在有困难，他一一列举国家财政用度上的缺口，说暂时实在是拿不出钱来解决这些问题。江青听了也没有办法。总理和江青的关系有点像是兄妹一样。江青经常会绐总理说好话，要总理帮她出主意解决些生活上的小事，总理也很愿意给她出些主意。绝不是像有些人讲的，什么总理经常被她弄得哭笑不得。那都是别有用心的胡说。
江青经常跟我说，你跟他们（指王、关等人）讲啊，不准反总理，这是大局。总理也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呀！我就把江青的话去跟王力、关锋说了。
关锋对总理确实很有意见。他说，总理和那些走资派之间有着割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他常常会表现得忽左忽右。当群众批判某个人的时候，他通常会保他，这就右了；可是当他知道主席也对这个人有看法的时侯，总理就会很快转过来，批判起来比别人更起劲，上纲上得很髙，这就左了。王力对总理的态度则是多面的。当着总理的面，他一般都是恭恭敬敬的；可在背后，他又同意关锋对总理的看法。王力说，外交部的那些主要领导像陈毅、姬鹏飞等，都是总理在保护他们。可是那些人接受西方的东西太多了，根本就转变不过来。他认为，除了乔冠华还可以争取，像姬鹏飞这些人都不堪重用。文革失败后外交战线种种错误，包括姬鹏飞儿子的背叛祖国，证明他的看法是对的。
有时，江青也会当着面说总理，总理啊，人家都说你是“老保”，原来你真是个老保啊。总理听了，也就是笑笑，什么也不说。事实上，在当时中央高层的领导中，也只有总理是大力支持江青的，江青怎么可能去反对总理呢？至于我被审查以后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出狱后曾托人去问了毛远新，那个江青批“周公”是怎么回事？毛远新说，他可以负责任地说，江青从来没有反过总理，也没有说过批“周公”是批总理。
总理也是不反对江青的，还处处维护她。可总理底下却有不少人是反对江青的。虽然并不是总理叫他们反的，但这也常使得总理感到为难，因为这些人跟总理的关系都是非常深的。
邓颖超是很关心总理的，她那时给我写的条子很多。每次开会晚了，她都叫她的秘书给我送条子过来，上面或者说总理今天有点感冒了，或者说总理昨天没睡好，叫我让总理早点回去休息。我向江青汇报此事，江青说，总理是太累了，邓大姐说得对，你们要尽量照顾总理，开会太晚不好，应该叫总理早退。我说，中央召开的会，让总理早退，我们来主持，这好吗？江青说，不是主持继续开会，而是做好会议收尾工作，这是可以的。
每次总理开会，邓颖超虽然不参加会议，但她有时也要到人民大会堂等着，等总理开完会一起回家。我收到她写给我的条子，就会尽量按江青指示想法把会议结束。有时还有人要提问题，我就说，总理太累了，现在让总理先走，剩下的问题我们听了再向总理汇报。而每次总理离开以后，邓颖超又会让秘书递条子给我，上面写着“非常感谢”。
有一次我跟总理说，你那么忙，应该让邓颖超同志也出来工作。总理很认真地给我说，“本禹啊，这话我就跟你说，我和小超按理在政治上应该是一致的，但实际上有许多地方是不一致的。虽然她在生活上很关心我，但是她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却跟陈毅、谭震林这些人差不了多少。我们经常有讨论（我记得很清楚，总理是说讨论，而没有说争论），但很多地方她的认识还是跟不上。所以我不能让她出来工作，不然说错话，影响党的工作。”从这个话，我才明白总理对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有着深刻的认识的，并不象有些人说的，他只是在应付主席和江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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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伍豪事件”的来龙去脉
1967年春的一天，周荣鑫的女儿来钓鱼台找中央文革，说她有件非常大的事，只能跟江青或者戚本禹说，别的人一概不说。我去请示江青，江青就叫我去听听，我说也不知道是什么事？看来挺大，我一个人去不好，总要有个人一起去才好。江青说，那就叫关锋和你一起去吧。我和关锋一起与她见面后，周荣鑫女儿把天津红卫兵查到的一张旧报纸拿出给我们看，上而登载了伍豪叛党启事，她说伍豪就是周恩来的化名。我们虽然对此事不甚了解，但当我们看了启事全文，无根无据，文笔粗劣，哪像是总理写的启事。我们水平再低，毕竟也参加过一些对敌斗争，所以当场就跟她说，这是国民党造谣。关锋讲得比我还具体，说总理是什么时候去的苏区；还说，如果总理叛变，那他还会领导红军长征吗？周荣鑫女儿听了很高兴，说她也不相信总理会叛变。但她爸爸说，这事不能去和总理讲，这是组织原则。所以一定要来找江青。我们向江青作了汇报。江青说，她知道这事，那是敌人造谣。主席也知道。后来汇报给主席。主席说，那个时候总理已经在苏区了，当时苏区的报纸就辟过谣。
邓小平他们要审判江青的时候，他们派人到秦城监狱来向我问过这事，要我回答江青怎么利用这事来反总理。我对他们说，胡说八道，江青当时就说这是敌人造谣。后来她汇报给主席，主席也在会上讲了，那是敌人造谣。那些人还要我详细的写了一个材料说明经过，我都如实地写了，可是我写的材料他们却不敢在“法庭”上公示。
在1967年“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后，北京出现了一个反总理的所谓的“五一六兵团”。为了这件事，江青和总理特地把我从中南海叫去钓鱼台商量办法。“五一六兵团”的头头一个叫张建旗，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一个叫刘令凯，是北京外语学院的学生；还有一个北京商学院的学生程镇华。“五一六兵团”的主要头头就是他们三个人。他们这些人认为总理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是最大的走资派。于是他们就晚上悄悄出来贴反总理的标语和大字报。被群众发现后扭送到公安部，谢富治批准关押了三个人。我到钓鱼台时，总理正和江青在谈这事。江青说，谢富治批准抓了，好。总理说，不好吧，反对我，就要抓人家！这不行。只有反对毛主席，才能抓。江青说，那就这样吧，叫本禹去公安部汇合谢富治，把这几个人严厉地训斥一下，然后以执行总理指示的名义把他们放了。我当即做了个会议记录，让他们两个都签了字，然后就驱车去公安部。我见了谢富治，向他传达了总理、江青讲话并转交了我作的会议记录。谢富治说，这样处理比较好。于是他就陪我去审讯室。我对这几个学生训了话，态度很严厉地说，你们反对总理就是反对革命，把个“对”字去掉，也可以说你们就是反革命，这是很严重的罪行。革命群众把你们送来，谢部长批准关押，都是非常正确的，非常必要的。只是总理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风度，他觉得你们年纪还小，不懂得政治斗争的复杂性，让我们对你们进行教育后释放。我们现在就是奉总理的命令释放你们的。按我们的意见是不放的，包括江青同志也是不主张放你们的。这几个人表示了对总理、江青和中央文革的感谢，并说回去以后再也不反总理了。可他们言而无信，回去以后还是照样反总理。后来又被扭送进了公安部，这次我就不去放他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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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总理和我
我1950年进中南海工作后就认识了总理。但只是在文革的时候，才和总理有工作上的直接接触。总理对我一直都很好。总理也很喜欢看书，可是他没时间看书。中央开会时，有时总理早到，他经常会对我说，“本禹，你过来，给我讲讲你最近看什么书？”我告诉他我看的书，如柏拉图的《理想国》、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传记类书《潘恩传》等。他说，那你给我说说。这样我有幸做过几次他的读书秘书。我特别记得，1967年我看了南斯拉夫吉拉斯写的《论新阶级》。作者当时是挨批判的，他认为在社会主义里出现了新阶级——特权阶级。我对总理说，这个特权阶级思想跟毛主席的看法差不多啊。总理说，你别瞎说，这那能跟毛主席思想比啊！有时我看了一些古书也给总理讲，总理很愿意听。比如，江青有一次跟我讲，“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她要我善于观察人的眼睛。我联系古文上的“其心正，则眸子瞭焉，其心不正，则眸子眊焉”。这是孟子说的，意思是，看人看他的眼晴就能知道他心里想什么。总理说：“你把那个话帮我记下来。”总理随身带着小纸条，我就给他在小纸条上记了下来。总理把我写的放在他随身的文件夹里，保存起来了。
在“二月逆流”发生之后，总理手下的人手少了，总理常叫我去帮他处理一些事情。煤矿的问题是我去帮助解决的。那时工人起来造反以后，煤矿减产。我就去了京西煤矿跟工人们一起下到了矿井底下，我给工人讲道理，我们不能只搞革命不抓生产。我说，北京市民冬天都要靠这个煤生活，如果再不把生产搞上去，北京的锅炉都要停了。工人们都热爱毛主席，我就说，毛主席屋子里都是冷的。于是工人就喊起了口号，要大家都去上班，谁不上班，就斗争他。很快，生产就上去了。当时著名军旅作家魏巍也在这个煤矿体验生活，我们是老朋友了，他也帮我动员工人。我把这个经验带到煤炭部去，他们作了推广。其实工人们都很懂道理，要他们上班，甚至加班并不是很难的。只要把道理跟他们讲清楚。否则，光讲白猫、黑猫的，甚至是吓唬他们，不上班不给工资，他们也不会接受。铁路出现紧张，我建议总理，从空军调来一个三级部长王素去管铁路。吴法宪说，王素级别低，他说要调一个最好的一级部长过来。我说不要，就要这个三级的。因为官太大了，架子也大，做不了什么具体事情。那个王素就很厉害，他很快就把铁路的问题解决了。直到我被打倒后，总理还一直在用这个人。王素是文革初期，从空军调来做我的助手的。他既忠于革命又有头脑。后来，王素的儿子告诉我，他父亲从来不相信我是反革命，多年来一直怀念我。
有一次，总理问我，外交部你认识的人中有哪些人可以重用？我向他介绍了我所知道的几个人。钱其琛，他是我在上海地下党时的小领导，很聪明，又能干；李道豫，他是我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地下党的战友，等等。总理都把他们的名字一一记在了他的本子上。哪知道我介绍的人中有人后来官做大了，听说也变成了特权阶级。据有的人说他的儿子靠他发了大财；又据说还出了一本书说这个人是中国外交之父，受到了外交部老同志们的批判。我无法核实，但如果真是这样，又说明一个共产党人保持晚节太重要了。我希望他不是传说中那样的人。
可是在我被关进秦城之后，总理在一次讲话中却把我说得很坏。按他的说法，把我枪毙几次都不够。可是他说的事情却没有一件是有根据的，连后来审查我的专案组都没采纳。也不知道他那个讲话是谁帮他整理的。特别可笑的是，总理在大会上说，我的两个儿子也很坏，等等。我当时尚没有两个儿子，只有一男一女，都在读小学，一个刚入学，才一年级。中办秘书局的人听到这个传达都偷偷笑了，但不敢出声。
关锋一直认为，抓“王、关、戚”的事情主要是总理搞的。我说不是，总理在江青认为我在整她“黑材料”的时候，还为我说过话呢。关锋说，你这个人，不要被人家卖了，还帮人家数钱。关锋还认为，在1970年后，全国大抓“五一六分子”，许多造反派受到迫害、镇压。总理应负很大责任。唯这一点，我同意关锋的看法。

第二十八章  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和文革小组的其他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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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伯达和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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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中，中央党校有人贴康生的大字报，康生就怀疑是陈伯达在背后指使的。北大有人贴了陈伯达的大字报，陈伯达也怀疑是康生和聂元梓搞的。其实我去看了都不是，是群众自发搞的。那个在中央党校写康生大字报的，是关锋的一个好朋友，姓李，他那时就反对康生。但这个事情绝对不是陈伯达搞的，也不是关锋叫他写的。那个时候已经是要打倒关锋的时候了，而康生是保关锋的，关锋不可能叫人去贴康生的大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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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倒王力、关锋时，陈伯达表现得最积极。因为平时我们三个人常常一起揶揄他，我们为什么要揶揄陈伯达呢？因为他老是摇摇摆摆，一天到晚说些丧气话。他老给我们说，文革不行了，再这样搞下去，得罪的人越来越多，怎么得了，将来很多责任都是要由我们来承担的。他害怕了。他比我们聪明，更有政治经验，他知道文化大革命搞到最后就会搞到自己头上来。我们跟他说，你干啥这么前怕狼，后怕虎的。跟着毛主席革命，怕啥呢。毛主席胜利我们就胜利，毛主席失败我们就失败。可陈伯达不这么看，他说，毛主席不会失败，我们得失败。他毕竟党内斗争的经验比我们多。可当时我们对他很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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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对陈伯达看得很透。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说陈伯达是不是看到我的船要沉了，就往林彪那里跑。康生从来不是这样的，他没有担心跟着毛主席会得罪什么人的这种事。康生比陈伯达坚定。后来有人说，康生在去世前，向毛主席揭发江青和张春桥在历史上是叛徒，这很可能是夸大的误传。我以前在中南海工作的同事告诉我，康生在去世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根本就不省人事，中央送给他的文件都是原封不动地退回去的。是不是那时有人揭发江、张，康生在清醒时叫人向毛主席反映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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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伯达原先对我还是挺好的，他把我从中南海后楼研究室调到《红旗》杂志社，一下子就叫我当历史组的组长。这是越级提拔。邓力群对我说，老夫子从来没这样提拔过人，你是个例外的例外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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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后来我同陈伯达逐渐产生了一些矛盾。在刘少奇搞资反路线的时候，我去轻工学院看大字报，讲了一些反对工作组“抓游鱼，反干扰”的话。陈伯达知道了就跟我说，你少说话，轻工学院是薄一波管的。他不愿意中央文革和薄一波他们发生矛盾和冲突。但当我向江青汇报的时候，江青却说我说得还不够。我说，可陈伯达叫我少说话。江青说，你别理他。江青回到北京，就批评陈伯达，说你这个组长就像是辛亥革命时候的黎元洪，是士兵把你从床底下拉出来革命的。当时陈伯达就朝我看看，怀疑是我在江青那里说了他什么。其实，我那时只是如实地汇报，并没有故意去说他的坏话。不过，从这以后，我总觉得陈伯达老是怕这怕那，患得患失的，互相间的疙瘩就多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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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陈伯达是组长，又是公开发表过很多文章的理论权威，但实际上他的威信并不很高。这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一出什么事情，就往下面推。好多人都吃过他的亏，我自己也有多次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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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陈伯达和他的夫人吵架。他夫人说，我把你在背后说毛主席的坏话全都写信给中央。陈伯达一听急了，他马上来找我，因为我是管群众来信的。我说，你最好叫她不要写。夫妇共命运，你向她讲明道理，说不通，我替你去说。否则，她的信只要一到信访办公室，那都是要登记的，再拿出来就难了。那真是“一字入公门，九牛拔不转”。其实，我这也是故意吓唬他的。后来他听了我的话，和他夫人缓和了关系，他夫人也没有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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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伯达在理论上的确是有一定水平的，但可惜不成体系。不像康生，康生系统地学过马列主义，理论上是成体系的，讲起来是一套套的。康生的口才也好，临机反映也很快，但他的处事能力不如总理，思想方法片面，决定问题不够谨慎，甚至对人命关天的大事，不好好研究就根据几点未经核实的材料轻率作决定，所以他办的案子常有水份，冤案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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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我和陈伯达在主席那儿开会，说到现在有些人参加会议，大会小会都不讲话。主席就说，那不是成了息夫人了吗？息夫人是息国（春秋时期的一个小国）的绝代美人，嫁给了国君，后来息国被晋国所灭，息国国君被杀。息夫人没自杀，也没殉葬。因为她太美了，晋国的国君就把她收为妃子。息夫人也不反抗，你愿意怎么就怎么，她温顺地伺候晋国国君，但就是不讲话。晋国国君也允许她不讲话。这个时候，陈伯达插话说，息夫人是嫁给晋献公的，公子重耳就是她的儿子。这事有点新鲜了。主席说，哦，我还不知道这事呢，陈伯达真是个历史学家。陈伯达听了很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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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以后，我觉得，公子重耳的母亲是息夫人？这么大的事，怎么我从来就没听说呢？于是我就去查书，可不知翻了多少书，都没查到有这事。这事整整耗了我一个晚上时间，但我基本上也肯定这是没有的事。第二天，我和陈伯达见面时就说，老夫子，你说的那个息夫人是晋文公母亲的事，我查了一晚上资料都没查到。你是在哪儿看到的，我回去再查查。陈伯达看着我，半天没说话，然后他就叫他的秘书去找《史记》、《左传》等书。书拿来以后，他就翻，翻了半天，也没有查到。我说，不用翻了，我都翻到公羊传了，都没有。他相信了，说，哎哟，这怎么办呢？我说，你别着急，你马上给主席写个说明。他说，对。那你给我写一个吧。我说，这不行，这个必须是你的亲笔。他说，你写，写完我来抄。我就给他写了：主席，咋天开会我曾说，息夫人是公子重耳的母亲。回来我核对了许多书都没有查到，这件事怕是我记忆失误了。干扰了主席。陈伯达抄完就赶紧给主席送了过去。主席后来也没有再提这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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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伯达因为在大会上，公开提出打倒陶铸的事受到主席的严厉批评，他想不通。他来跟我说，我都不想活了，主席骂我骂得那么凶！我说，你可不能自杀，那是叛党啊。他说，马克思的女婿就是自杀的，也没人说他叛党。我看他认真了，就劝他，主席骂你，那是对你抱有希望，是为你好，他对你不好就不这么骂了呢！你看他后来骂过田家英吗？他琢磨了半天，说，是啊，主席倒没骂过田家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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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后来想，陈伯达有时在一些问题上确实是有点投机心理，但他只是在共产党内的这一派和那一派中间搞投机，是党内投机。而并不是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搞投机。我们和陈伯达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影响到了中央文革的团结。尽管这主要是康生和江青的事，但我的责任也很大。对此我也是应该反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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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伯达平时的生活比较奢侈。他嘴上也讲为人民，还专门写了幅字送给我，但社会主义关不容易过。要过社会主义的关，那就不能高高在上，不能凌驾于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否则就不要侈谈什么“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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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家英到处收购清人字画和其他古董。浙江省文物商店有一副清代大书法家邓石如写的“海为龙世界，天是鹤家乡”对联，他看了喜欢，就硬要人家卖给他。人家说，那是国家的东西，是我们的镇店之宝，非卖品，不能卖。田家英不依，硬是要买。人家没有办法，就请示浙江省委，结果上面说，那你们就让他写个借条，允许他先借去看看吧。这一借，哪还有还啊。田家英死后，这对联都在他家属的手里。人家拿着田家英的借条去要，不知他的家属还人家没有？据说现在这副对联的价值上亿。当时陈伯达知道了这件事，也去向浙江文物商店借文物，说田家英能借，为什么我不能借。人家只好找了另一件邓石如的作品“借”给他。所以说他们两个都没过好社会主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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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这种事情康生就没有。康生是个公认的文物鉴定大家。在文革的时候，也低价收购了很多文物，他的目的是要保护这些文物。在他去世前，他把这些文物全部捐赠给了国家，一件也没有留给自己家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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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春桥和姚文元
      张春桥当过柯老（柯庆施）的政治秘书，他在1957年写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受到主席的重视。可是，对他的文章，陈伯达和田家英都很反感。田家英他们就去查所谓狄克的事件来中伤他，说他是反鲁迅的。那个时候，谁反鲁迅，谁就不是好人。所以春桥在北京不怎么受欢迎。对此，张春桥有点气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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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央文革小组里，春桥和我算是比较交心的。在他去上海处理工人造反运动的时候，他和我的联系特别多。但是春桥和王力、关锋的关系不是太好，我曾试图调解过他们的关系，但他们之间总有点相互看不起。就我所知，春桥和姚文元开始也很生疏，但他们两个之间投缘，后来的关系就很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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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文元这个人非常穏重，不到十分把握的时候，该他讲的话他都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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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文元在其父亲的影响下，下功夫研究过鲁迅。他写过一本《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的书。书中引述鲁迅说，他自己的许多文字“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先驱者的命令”。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姚文元的许多文章，包括正确的和有缺点的，大体也是“遵命文学”，他所遵的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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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文元比我晚出狱，出狱之后他仍然没有自由。一次姚文元的女儿来看我。我请她代我去向她父亲问一个问题：当初为什么要抓我？不久，他女儿来跟我说，她父亲很真诚地跟她说，在处理戚本禹的事情上，他和春桥两个都一句话也没有说。姚文元的女儿还跟我说，她父亲告诉她，在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他们向中央文革的几个人发起进攻，当时的形势非常紧张。一次毛主席与姚文元谈话时，对姚文元说，清朝末年，章太炎与那位“革命军中的马前卒”邹容，因为“苏报案”被关押、审判。章太炎在监狱里给年方二十岁的邹容写了一首互相勉励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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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
      快剪刀除辫，斡牛肉作餱。
      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
      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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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完之后，毛主席还拍着姚文元的手说，我们现在亦是“临命须掺手”了。但我们要努力奋争，扭转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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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了姚文元女儿的转述，我感慨万分。党内斗争惊心动魄，连毛主席都做好了“临命须掺手”的思想准备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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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姚文元去世后，他女儿常来看我。她把他父亲生前的亲笔手迹拿给我看。我对她说，这是你父亲留下的珍贵遗物，你们要好好保存，作为纪念。后来，我只要了姚文元同志亲笔书写的一份读书笔记的复印件，和他亲笔写给他女儿们的一封短信的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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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他留下的读书笔记来看，他的读书学习是非常刻苦认真的。怪不得毛主席生前把他的读书计划批转给了大家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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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尹达   
       尹达是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历史研究所的所长，1964年写了―篇《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可是中宣部一直没有让他发表。1965年12月，尹达把这篇文章送到了《红旗》杂志历史组，历史组经请示领导后，组织范若愚、关锋、戚本禹和杜敬四人与尹达一起讨论修改，后在1966年《红旗》杂志第三期上发表了。我还保存着他在文章发表前写给我的三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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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看了这篇文章，感到满意。1966年3月20日，毛主席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尹达这篇文章发表出来了，写得好。尹达是历史所所长，他是赵毅敏的兄弟。他的文章是1964年写出来的，压了一年半才发表。对青年人的文章，好的坏的都不要压。不要怕触及了罗尔纲、翦伯赞。反正不剥夺他们的吃饭权，有什么关系。不要怕触及权威。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尹达。谁能溶化谁？现在还没有解决。” 毛主席的这段话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和《毛泽东年谱》中均被删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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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在文革初期，尹达在历史所里却也执行了刘少奇搞的资反路线，整了不少人。所以历史所里的人对他反得很厉害。加上他又与陈伯达有矛盾。文革开始后不久，历史学界批判侯外庐，陈伯达就乘机也发动了对尹达的批判。我和关锋几次去历史所为他说好话，但也没有用。他后来就不来钓鱼台上班了，自动退出了中央文革的工作，但中央并没有发文撤销他的文革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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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文革小组的其他几位成员
      本来，毛主席对王任重一直很器重的，他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也是毛主席提名的。主席是希望他为文革出力，但结果他却积极支持了刘少奇、邓小平搞资反路线。陶铸也是如此。那时陶铸、王任重、刘志坚在中央文革小组里面是三位一体，互相呼应。为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和副组长，却专门在路线上与毛主席对抗。这三人先后于1966年底至1967年初被打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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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欣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多年了，但他在《光明日报》很不得人心。他总是把《光明日报》的同志当下人来使唤，他的夫人张卉中更是《光明日报》的一霸，欺压群众。报社的群众说，有张卉中在，《光明日报》全社都不得安宁。文革开始后，她在报社的日子不好过，我们把她调到中央文革文艺组上班，但实际上文艺组也不用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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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革初期，穆欣在《光明日报》社里积极执行刘少奇的资反路线，镇压群众很厉害，群众对他强烈不满。穆欣的水平也有限，《光明日报》的副总编辑，哪个都比他水平高。我看过他们的一个副总编辑改过的东西。我一看就说：“你这个副总编辑不错嘛。”他说：“是。但整天给我捣乱就是这个人。”我心想：“你自己的水平没有人家高，还说人家给你捣乱！”。1967年1月，中央财金学院八八战斗队去《光明日报》社造反，把穆欣从中央文革揪回了《光明日报》社批判。1967年3月我和关锋还是去《光明日报》讲话，保过他。慢慢地我发现他这个人有问题，谁上台，他就捧谁；谁落难，他给谁下药。我当时就想，也许哪天我落难了，他也会同样给我也下药。后来果然如此，连当初我保他的讲话在他那里都变成毒草了。直到文革以后他还在鲁迅手稿问题上对我中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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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穆欣在1967年1月就实际离开了中央文革，可是在我们被抓了以后，不知为什么他也被关进了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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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有一个原国民党的军统老特务，解放后一直是受公安部门监控的。这个人在文革中给我和关锋写来了一封信，说你们保的穆欣就是我们当年派到延安去的。他原名叫啥啥，改名叫啥啥。文革后，邓小平一上台，穆欣给邓小平写信申诉，并揭发谁谁谁当年如何反对邓小平，邓小平就把穆欣从秦城放出来了。放出去后中纪委的人为了给他做结论，就派人来问我关于他的一些问题，我就说当时有那么个材料。中纪委的人马上说，那些材料都是派性斗争的产物，不足为信，你们作过调查吗？我说，那个写信的人可是一个军统的老特务，他跟派性有什么关系？他们说，那个老特务已经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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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穆欣和乔石结成了儿女亲家，穆欣就更加神气了。有时我想，他在文革中受了那么多气，就让他神气几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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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关于“整江青黑材料”案和我的被隔离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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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江青向文革小组同志谈她的历史
江青虽然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但实际上她的作用超过了陈伯达。有段时间陈伯达生病住院，经主席同意，中央还专门发了文件，由江青代理组长。
中央文革小组决定一些重大事情，都是由江青与总理商量决定的，有时康生和陈伯达也参加意见。在他们作出决定之后，主要由张、王、关、戚、姚去贯彻执行。但后来张春桥和姚文元的主要精力放到了上海。当他们在北京的时候，有些事情也一起参与。
虽然中央决定由我接替田家英担任毛主席的秘书，但是，除非主席有事找我，或者有紧急的文件和发生紧急的事件要即刻向主席汇报，一般我都是通过江青向主席报告工作的。所以，我实际上也兼任了江青的秘书，但无此名义。
江青往中央文革小组的威信是很高的。而旦她考虑问题比较宽泛，我们去外面讲话，她都会提醒我们，要注意些什么。我们都会遵照她的意见去做的。但是，我们却都不希望她到外面去多讲话。因为她讲话太直，她提醒我们的话，她自己有时也做不到。她有时说错一句话，那我们要花好大的力气才能把它扭转过来。
在1966年冬天一个下午，江青忽然向我们谈了她的历史。在钓鱼台十六号楼中央文革的会议室，足足谈了约二个小时。参加的人有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和穆欣。我和春桥、关锋坐在江青的对面，王力、姚文元坐在江青的边上，穆欣悄悄地坐在江青的背后的软椅上，他当场作了详细记录。
江青说，你们大概都听了许多关于我的历史传闻吧！你们不清楚事实真相，又不好来问我。那我今天就把我的历史都跟你们讲讲，免得你们听了风就是雨的。
江青说，唐纳这个人其实还不错，是个进步人士（按：据历史档案揭秘，唐纳是中共的秘密党员）。但他的缺点是太软弱，胆子小，不像个革命者。那时他在演艺界的影响是很大的，她指着我和姚文元说，就跟你们现在在外面的影响一样。他要说那个戏好，那个戏就叫座；他说那个戏不好，大家就说那个戏不好。他要捧那个演员，那个演员就马上走红。那时追求他的女孩非常多。可唐纳就是拼着命地追求我，而且在恋爱的时候对我真的很好，百依百顺。她说，当然，唐纳比起俞启威（黄敬）来那简直是天上地下了。当时我们就坦率地询问她，你为什么不嫁给俞启威呢？她说，俞启威那时年纪小，一切都要听家里的。他家是个封建大家族，他家坚决反对俞启威娶她。他那个家族族规非常严格的，娶的都是大户人家的小姐，你一个被他们看做戏子的人根本就进不了他家的门。她说，俞启威那时才是个二十来岁的学生，根本没办法和他的家族抗衡的。所以她只能考虑嫁给唐纳。可是，唐纳在与她结婚以后就不一样了，总是限制她这个，限制她那个，不让她和别的人交往，把她看作是自己的附属品。这个她就受不了。江青说，我那时受娜拉这部戏的影响很大，我在台上演娜拉，心里也喜欢娜拉。不过江青也说，唐纳这个人还是很单纯的，不复杂。可是他对待家庭，也是封建社会的那一套。所以我就提出和他离婚了。这件事当时在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与唐纳离婚，对她的打击很大。她说那时她觉得前途茫茫，组织关系接不上，也不可能再去找俞启威了。亏得那时有很多好朋友帮助她，她说她总忘不了蔡老——蔡楚生，在那种时候他给了她很大的鼓励和帮助。而且他的帮助完全是无私的。还有崔嵬，他是她青岛时的同学，也对她帮助很大，他像大哥哥一样地保护着她。而且，崔嵬为人正派，不像上海滩那些文痞，老想来占她便宜。
江青坦诚地说，她永远难忘她和俞启威的初恋。她说，俞启威是她人生的第一个导师，是她的革命引路人。虽然因为他受到封建家族束缚的原因，她未能嫁给他，但正是由于他的引导，她才参加了革命，后来跑到了延安，这样她才能认识毛泽东，找到她人生的归宿。
我当时听了江青的自述，感觉她态度诚挚，光明磊落，很受感动。我哪里能想到，正是因为我听了她这段过往的感情经历，后来江青竟会想象北京、上海发生的所谓的整江青“黑材料”案，是我在搞她。真是祸起萧墙，事物的发展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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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谓“整江青黑材料”的来龙去脉
1967年下半年，群众提出要求开放北京图书馆，文艺组为此打了个报告给我。我说，文化大革命是搞文化革命的，连个图书馆都不开放不成了笑话了吗。所以我就批准了这个报告。但其中规定，凡是内部材料必须凭革委会的介绍信才能查阅。
北京图书馆开放后，有人在里面找旧报纸，看到了有关于江青(那时叫蓝苹）的报导。情况反映到我这里来之后，我就叫文艺组的人去把这些东西收了封存起来。当时图书馆里有个从空军政治部转业的女干部，把这事报告给吴法宪，吴法宪就报告给了叶群。在一次会议结束时，其他人都走了，叶群叫我留下来，她当着我的面叫吴法宪把这件事跟江青报告了。总理也在。我说，有这事，是我叫文艺组的人去收起来封存的，以免扩散。江青很不高兴地说，有什么好扩散的，我有什么事情可以扩散的。但是总理觉得我说的是比较合理的，就说，那这样，我来写个报告，把这批材料都烧了，并且通知北京图书馆注销登记号。总理亲自签发了报告之后，这批材料就由谢富治的公安部负责拿去烧了。事后，张春桥跟我说，你应该给江青说这是下面文艺组干的，你并不知道。我说，不行，是我同意让文艺组去封材料的。张春桥说，你先要保护好你自己，这样你将来还有机会可以给他们说话。不然，那就可能会玉石俱焚，你和他们都要受到审查。你自己都保不住，那将来还有谁出来给他们说话呢。这些都是肺腑之言，一般人是不肯说的。可我想这事明明是我同意的，现在我把它都推给下面的人，那他们受到的处分就会更重。所以我还是坚持承认，这事他们是向我报告过的，是经过我同意的。
就在总理下令销毁有关江青的报刊资料之后不久，上海市革委会派专人，把一些在上海搜集到的关于江青的旧报刊资料送到北京来交给我。因为我当时是中央办公厅的代理主任，所以他们就送来让我处理。可是上海那里不知是谁，一面让人把材料交给我，一面又去直接和江青报告，说他们查到的一批诬蔑她的材料，现在交到戚本禹那里了。我打开那批材料一看，无非就是当时国民党报刊造的一些谣言，说什么“一丈青”（指江青）嫁给了宋江（指毛泽东），成了压寨夫人。我当时觉得这事挺难办。交给主席吧，你怎么能拿那么点小事去干扰他；交给总理吧，又给总理增加困难。可我想这也不能交给江青呀，因为这样做不符合组织原则。所以就自己决定，把这些材料存档不办。其实我当时确实是有点教条。上海为什么不把材料直接送给江青呢，因为它也要讲组织原则，所以要交给我。可他们又去和江青说了这事，也不告诉我。江青等了几天，看我没跟她说这事，就自己找到我办公室来问我，上海送来一批材料是怎么回事。这次江青可能真的怀疑我是不是在收集她的材料了。后来这件事情还是由总理来处理的。我把过程跟总理一讲，他一听就懂了，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也让谢富治把这批材料拿去烧了。这件事以后，张春桥在私底下跟我说，你不把这些材料交给江青，那是不对的。我们都已经是绑在一起的人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阎长贵是我推荐给江青给她当秘书的。也不知他脑袋里那根筋错位了？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把一个叫江菁(音jing)的人写给江青的信送给了江青。江菁的菁，有的人念一半，把它念作“青”。这个人是旧社会的一个演员，曾经参加过军统。在文革时她挨了群众批斗，所以她写信给江青，要江青救她一下。阎长贵拿了信，也没怎么好好看，就写了个条，说现在有人冒称江青，还说她曾经参加过军统。然后就把信和条子一起送给了江青。江青看到信，就怒气冲冲地跑到我办公室来，她把信和阎长贵写的条子往我桌上一摔。问我到底想要搞什么名堂？说你前几天弄我的黑材料，现在又和阎长贵合在一起来陷害我。我拿起信来一看，因为我经常处理群众来信，所以很快就了解到信里的内容。我说，人家根本不是说你江青参加过军统。是说她自己(江菁)过去参加过军统，她是来求您对她宽大。而且我说，江青这个名字是你去延安时才取的。当时还没有江青这个名字。怎么会说是江青参加过军统呢。可是那个时侯，江青已经听不进我的任何解释了，因为她对阎长贵写的那个条子已经是先入为主了。认为我们是故意用这种方法来陷害她。其实，阎长贲在当天送这封信的时候，也没有仔细看信。直到我从秦城出来，碰到他的时候，他还弄不清楚，说那人是诬蔑江青参加过军统的。我说你真能胡说，人家明明是说自己参加过军统，哪里说过江青参加过军统了？你把那么重要的两件事情混淆在一起了，你坐牢虽是惩罚过头但倒是事出有因，可你害了我。
这事发生以后，江青就告诉我暂时不要离开钓鱼台的办公室，听候组织审查。而阎长贵则很快被抓起来了。在抓阎长贵之前，江青请他看了场电影，叫《一仆二主》。怀疑他一边做她的秘书，一边还受命于他人，她认同他是我有意安插在她身边的卧底。又过了几天，我估计是在等待主席的决定，江青又单独请我去看了场电影《黑桃皇后》，是根据普希金的小说改编的，内容是说一个野心勃勃的青年，千方百计地想打探女主人的秘密，结果造成了悲剧。电影看完以后，江青就过来跟我握了下手，然后拉长着声音说，那么，再见了。我心里明白，她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和我告别。
1968年1月20日夜晚，总理的秘书通知我去怀仁堂开会，会上宣布我“隔离审查”。汪东兴随即把我铐在钓鱼台的一个小楼里，由一个连的士兵看守着。那年的春节过后，王、关、戚都一起被关进了秦城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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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抓我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
多少年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和江青之间应该说没有任何过节。那江青为什么要那么恨我呢？我想也许她是想不明白，她对我那么好，可我为什么还要一再地查勘她的历史！
在当时中南海的政治生活中确实也时有这种情况发生。田家英自杀后，揭发他最多的人，就是他的秘书。如果按照他秘书所揭发的材料，那田家英早该判处死刑了。江青是不是怕我成为第二个田秘呢？
还有人说我是因为“盗窃”了鲁迅手稿，所以被抓的。我被关进秦城后不久，傅崇碧和杨成武曾来提审我，问我鲁迅手稿的事，从傅崇碧的眼神里我看得出，他是同情我的，不像杨成武，才隔几天，就摆出一付审问者的架子。我告诉他们，当时文化部向中央文革告急，文化部两派群众都要到文化部的档案室去抢档案，而当时鲁迅手稿、郭沫若手稿还有很多作家的手稿都放在文化部档案室。这个情况在中央文革的“文革要闻”上登了出来，陈伯达，江青都在上面作了批示，一定要保护好鲁迅手稿。他们还指定我去处理这件事。于是我就带了几名解放军战士去文化部讲话，说鲁迅手稿最国家的重要裆案，谁也不准抢。并当场让解放军战士连柜子带手稿一起搬去钓鱼台，贴上封条保存在中央文革的保密室里。管保密室的干部姓卜，你们去找他好了。傅崇碧临走还说，谢谢你。其实，江青说我盗窃鲁迅手稿。我估计一个是她忘了这事是她和陈伯达指定我去做的；再一个也许是因为逮捕我的理由并不充分，所以还需要另外再找些理由出来。
还有些人，像吴法宪，说我是因为送《红楼梦》给李讷，想追求李讷，所以被抓的。那更是无稽之谈了。李讷那时确实经常到我这里来的，她大学刚毕业，她是学历史的，所以喜欢到我这里来翻书、闲聊。我也挺乐意和她聊聊，从她那里可以了解许多现在大学生的思想动态，了解他们的愿望、追求，如此而已。现在李讷仍健在，对此有兴趣的人尽可以去信、去电咨问。
其实，在那时就已经有“戚本禹是江青女婿”的谣传了。毛主席喜欢了解民间流传的政治谣言，他把政治谣言看作是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的反映。有一次，叶群把当时公安部从民间的街谈巷议中搜集的这个谣言送给江青看。江青看了之后一笑置之，说，“这么说，我还是丈母娘了”。当时我还是很爱惜自己羽毛的，所以在生活作风上也一直是很自律的，这在中南海里是人所共知的。我早已是有妇之夫，怎么可能有此妄想呢。
由于我当时所处的地位，我知道把我抓起来审查这件事，是必须得到毛主席批准的，江青是无法作出这个决定的。可主席在几个月前刚在我的检讨上作了批示，称我们为同志。难道这真是像杨成武后来瞎说的那样，是为了安穏我的“缓兵之计”吗？
我从秦城出狱后，看到一个叫董保存的人写的《杨余傅事件真相》的书，书中引述了傅崇碧的回忆。傅崇碧回忆说，“七二〇事件”之后，总理命令他把李井泉、江渭清、王任重等三十几个老干部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保护起来。傅崇碧说的这个情况我清楚，在武汉“七二〇事件”以后，有学生要揪斗各个大区和省、市的“陈再道”，他们到处找这些人，却找不到他们。学生们就来问中央文革，可中央文革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为这件事当时我们还在中央文革的“简报”上登了，说文革办公室要送群众写的“批判材料”给这些人，但却到处找不到他们。总理看了这个“简报”以后，就说，你们把材料给我，我去转交给他们。江青不高兴了，她对此很有意见。所以，在开中央文革小组会议的时候，就把傅崇碧找来问。当时的情形我还记得很清楚。可能是康生先问傅崇碧，你把这些人弄到哪里去了。傅崇碧支支吾吾不肯说。于是又有人追问他，是谁让他这么做的？傅崇碧也没有说是谁，而是用手指指上面，说，上面。这下把江青、陈伯达、康生都激怒了，一定要他说出到底是谁的命令。可傅崇碧就是不肯说。等到第二次开会，又要追问傅崇碧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毛主席那里来了电话，说主席要傅崇碧马上过去。我估计这很可能是总理事先安排好的。那时主席已经回到北京了。这应该是1967年9月底到10月的事了。
据傅崇碧说，毛主席这次在自己住处的休息室见了他，和他谈了两个多小时。就是在这次与主席的谈话中，傅崇碧把总理让他把那些老干部保护起来的事向主席汇报了。主席说，这样做很好。然后，傅崇碧跟主席说，可是中央文革小组为了这事开会批了他。主席问他，都是谁在批你啊？傅崇碧刚想说，是江青、康生他们。但话到了嘴边他又收回去了。因为他想，如果跟江青他们搞坏关系的话，以后就难办了。所以他就改口跟主席说：“戚本禹他们都批过我”。主席接着跟他说：“不要怕他们”。
因为这次主席与傅崇碧的谈话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关系很大，下面我按傅崇碧的回忆原文，将一些重要情节引述如下：
老人家操着湖南腔问：“崇碧同志，吃饭没得？”
“吃过了，主席。”
“坐下，坐下。今天找你来，是想问一问北京的情况。武斗制止了没有？”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慢慢吸着、吐着。
“北京的情况有所好转，但两派还在打，制止不了。”
毛泽东又问:“朱德同志的大字报还有没有？”
“有，还有人要打倒朱总司令。”
毛泽东说：“这不好。朱毛朱毛，朱德和毛泽东是分不开的嘛。”
毛泽东说完，又吐出一团烟雾，好似沉思，许久没有说话。忽然，他发现傅崇碧手里拿着一卷东西，问：“你手里是什么？”
傅崇碧说：“是刚出的漫画，今天下午我才看到的。”
“给我看看行吗？”
傅崇碧把彩色的“百丑图”递给了毛泽东。那上面，画了一顶轿子，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坐在上面，下面抬轮子的，都是老一辈革命家。谭震林同志双手沾满了鲜血，罗瑞卿同志嘴里叼着一把刀子……傅崇碧看着这幅图，心里好不难过，他知道这是“中央文革”让红卫兵搞出来的。
毛泽东认真地把“百丑图”展平，看着看着神情严肃起来，他把烟按灭，愤怒地说：“胡来，这是丑化共产党的！”
他侧过身子，对秘书说：“你马上打电话给陈伯达，告诉他，这个‘百丑图’是骂我们的，不能搞，不能让这种丑化我们的东西满天飞！”
秘书转身打电话去了，毛泽东这才坐正了，继续提问题：
“红卫兵还斗干部吗？”
“斗得很厉害。”
“怎么个厉害法？”
傅崇碧猫起腰，两只胳膊向后举着，学了个比较标准的“喷气式”。
“就这样，有的还在脖子上挂一个铁牌子，写着他们的姓名，还打了××”。
毛泽东皱了一下眉头，又问：
“当年你们打土豪，开斗争会，也是这个样子吗？”
傅崇碧想了想说：“那时候，没有搞‘喷气式’，顶多戴一顶高帽子游街。”
“就是嘛！这样搞，不好。好人搞坏了，病人搞死了。”
见毛泽东这样讲，傅崇碧才明白，这些情况，毛泽东并不知道。看来，他是不同意这种搞法的。他大胆地向毛泽东反映了许多情况：
陈毅的夫人张茜同志正在生病，被造反派抓来游街，团中央的“三胡”（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也被造反派组织揪到大会上批斗。胡耀邦发着高烧还被揪斗……
毛泽东听得很认真。他随口问了几个省委书记、部长的名字。“他们怎么样？”
傅崇碧趁此机会，把周恩来布置的转移老干部的情况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毛泽东毫不迟疑地表态说：“好！总理安排得好！你们做得好。”
听到毛泽东这两句话，他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
“主席呀，要是不把他们保护起来，红卫兵会把他们斗死的！”
“你们做得对！”
毛泽东又重复了一句。转身又对秘书说：“告诉‘文革’（小组），不能把人往死里整！”
傅崇碧赶忙说：“主席，可不能说是我说的。”
“你怕什么？”
他有些委屈地告诉毛泽东：“为转移老同志的亊，我挨批挨得够呛。”
“谁批你？”
傅崇碧的嘴巴张了张，差点说出江青的名字，话到嘴边还是咽下去了。江青和毛泽东是夫妻呀。他改口说：“戚本禹他们都批过我。，’
“不要怕他们。”
毛泽东说完，准备去工作了。傅崇碧忙问：
“主席还有什么指示吗？”
“你今天反映的情况很好，很好。”
“我走了。”
摘自《杨余傅亊件真相》58-61页，董保存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2月

但傅崇碧回忆中所说的许多事情，并非中央文革所为。比如“百丑图”的事，斗争张茜的事，我们就一无所知。那时外交部的运动，江青叮嘱过，一切听总理的，我们不要去插手。总理要陈伯达或者其他人去讲个话，也得征询江青的意见。
只是我一直都不知道，傅崇碧竟能在主席面前张冠李戴地把我给端了出来。傅崇碧跟我的关系一直都很好。在文革中，我在工作上帮他办了不少事，解决了很多难题。不然他也不会向江青提出，要我去北京卫戍区当政委的。我想，他也不是故意要害我，他也是没有办法。自从王力、关锋被审查后，我做事就一直很谨慎，很低调。所以我不可能像他所说，在追查各地走资派大员住处的会上去批评他的。批评他的是江青、康生，他却把这些问题全栽到我的头上。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没讲过一句话。后来傅崇碧在秦城监狱对我那么客气，恐怕也与他亏心地向主席反映情况时拿我来顶替江青、康生有关系。
这件事情我估计引起了主席对我的不满。但这是不是就是毛主席批准审查我的主要原因呢，我不得而知。但至少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吧。
在王力、关锋被审查后，原来去找他们两个的造反派都转过来找我了。他们所反映的情况和要求，都通过我来写了文件或简报送上去。所以当时陈毅说的也是有道理的：只抓王、关不抓戚，等于没抓。但陈毅说的“不抓戚本禹，党心不服；军心不服；人心不服”就有些不实事求是了，当时的党心、人心、军心是两大阵营、战线分明，不能一概而论。等到我也被隔离审查之后，那造反派得到的支持就少了。本来在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谈判中，造反派的态度是比较强硬的，现在他们也只好妥协了。这样各地实现大联合、实行三结合，进而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就比较顺利了。
在被捕的同时，文革办事组的主要成员亦被审查；快报组工作半停顿；连中央办公厅秘书局许多原来与我有较多联系的人也都被审查。汪东兴把秘书局的一些人（包括原“八司马”有的成员）也说成是田家英的余孽、死党，进行“隔离审查”。
《红旗》杂志1968年第一期社论，还是姚文元和我一起修改后报给陈伯达，陈伯达送主席审批后出版的。这以后不久《红旗》杂志就停刊了。直到那年8月毛主席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指示，两个月后，姚文元为了宣传毛主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思想，才接着出版《红旗》杂志。
第四部分  我的秦城岁月（缺）
第五部分  继续革命（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