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康文集

sunwinism

王康文集
王康文集目录
自序....................................................................1
王康小传................................................................2
最新上網 ............................................................... 3
二〇一〇年新年致意......................................................4
人类精神的奥林匹克圣火──序《艺术帝国》................................5
俄羅斯 ................................................................. 7
乌托邦与公开信——俄罗斯弥塞亚救世精神的另类解读........................8
老索，中国的精神盟友？.................................................25
老索，是时候了.........................................................29
俄羅斯道路.............................................................33
我的精神麦加...........................................................58
俄罗斯的启示...........................................................66
俄羅斯知識份子的特性..................................................116
欧洲思想 ............................................................. 124
他们的悲剧，我们的宿命——《匈牙利在哭喊！——1956 年匈牙利起义》译序.125
欧罗巴的黎明，亚细亚的阴云——遥望诺曼底（中国抗战甲子断想之一）......132
中國精神元年：陪都抗戰 ............................................... 142
告语马英九............................................................143
超越宿命，领受天意————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断想................150
祭祀時代：祭文布奠 ................................................... 183
四川：中国的盐——四川大地震四十日祭..................................184
中国抗战殉国将领总神位................................................210
遥祭林昭..............................................................238
从血到血，从心到心，不能再从罪到罪....................................242
戊子清明祭文..........................................................244
咏而归--父母临终记忆..................................................247
返本開新：新儒家 ..................................................... 283
余英时的意义：存亡继绝，返本开新——王康、陈奎德访谈录(注 1)..........284
一元初透，魂兮归来....................................................308
存亡繼絕：先賢往圣 ................................................... 311
苍黄不易圣贤心——纪念李慎之先生八十诞辰..............................312
正声何微茫——追悼李慎之先生..........................................413
刘宾雁的遗产..........................................................419
刘宾雁与当代中国......................................................487
俯仰天地 ............................................................. 574
科学家的选择与责任（附萨哈洛夫纪念诺贝尔演说）........................575
他們的悲劇，我們的宿命................................................614
七八一届，归去来兮....................................................621
我们的精神坎陷........................................................622
“一錢不值、使我厭惡的東西”..........................................627
惟有太息，惟有沉吟，惟有祈祷..........................................642
心中的苍穹............................................................648
沉思西部..............................................................651
通信................................................................. 666
中国问题――王康与刘宾雁通信录........................................667
關于作者及其作品 ..................................................... 673
北明：布衣孤筆說老康..................................................674
北明：王康赴美签证经历纪实............................................679
余世存：王康作《俄罗斯的启示》记......................................688
梁珍：让江泽民害怕的凤凰女主持和民间学者..............................693
余世存：王康--痛苦的中国知识分子代表..................................696
崔卫平：距离，距离....................................................703
马云龙：我读《６０》..................................................710
野夫:六十年必有王者兴——为王康先生花甲大寿及《王康文杂》付梓而贺.....714
余世存:剥极复见天地心——为王康六十大寿而作...........................716
毛喻原:感谢王康.......................................................719
自序
生于一九四九，忽焉一甲。止于何时，天知道。
本欲仿夫子，述而不作。不虞二十年前风雨大作，难忍参文与时，遂入文字外狱
十年。东壁西壁，又应景十载，留下拉杂文字数篇。不思自珍，上网，刊行，言说，
居然流传。
转眼一甲，尚思尚行尚在，如此帝国。也就临此京都，与之共度本命年。
黄珂有常犒天下之志，以盐喻之。《马太福音》有云：你们是天下的盐……。现
在轮到“我们”作化解暴雪之氯化钠，残雪消融也就破晓推窗时分。于是，蒙珂兄美
意，承帝京友朋才俊荟萃之盛，与马云龙兄共以 125 岁名义暨天下皆有生，感戴天恩
地德，贺此吉日。
一百五十年前今日，新大陆圣者约翰•布朗走上绞架，为四百万黑奴之自由殉身。
云龙兄与我或为转世布朗，欲替亿兆黄奴寻觅哈利路亚，亦未可知。
经毛喻源兄拣选、编辑，吾文平添意味。如此，鄙人也有书卷馈友，或置高阁。
无意属集，更不称选。天下滔滔，既已沉潜磨练，早已腥浸秽涤，因名之“文杂”。
他年有时，坐定著述，或集或选，当念今日座中，气运思临，为吾正式书册之始也。
曾为友人序，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今为己序，言吝字涩。因拜北明、世存、野
夫、喻源赐文以壮行，图远且久矣。
2009 年 12 月 2 日
（2010/04/01 发表）
1
王康小传
图片摄于 2006 年 1 月
生于中国现代历史一个最关键的年头：1949 年。这个年头使他成为一个宿命论者
和天生的理想主义者。
大学期间以独具的风骨和才华成为西南最高师范学府自 1957 年来第一个学生文
学社社长，并因此自决于中国式经济仕途、学院翰林之外。耿于沉思，疏于著述，不
求闻达，不意被封“民间思想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布衣之身撰写“中国改革宪章”，名动京畿；九十年代初
再以《大道》为题，撰写叩问“中国往何处去”之五集政论片，论者称为“冷战结束
后对中国道路运思甚深的先知式作品”。同期有长篇诗评《俄罗斯启示》传布四方。
抗战胜利 50 周年以九集电视片《抗战陪都》倾服众多业内人士；60 周年又组织巨型
长卷史诗国画《浩气长流》，尚未问世，已臻不朽。对中美关系、台湾悬案、中日现
状以及马克思主义、港台新儒家皆有独到心得，自谓“人世”未尽解，而“天命”已
略知。
此文于 2006 年 04 月 13 日做了修改
2
最新上網
3
二〇一〇年新年致意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不可阻挡地来到了。
我心中充满感念，祝福，却忧患日重，宿命弥深。但决不放弃，决不自沉。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负担，为祸为福，是否是泰，主要取决我们自己。
这是前所未有的抉择：邪恶帝国还是文明共和，历史破晓还是长夜难明！
玉石俱焚的沉船，还是自由与奇迹凯旋的方舟？
我不相信，产生了孔老孟庄无数圣哲天才的神州，会殒灭于秦火毛坑，
能感通耶释康爱的华夏，竟将沦为万劫不复的物类，
随俄罗斯先知诗人临近弥赛亚的中国，肯忍狼奶蛇汁毒化久远！
我们是在浩瀚寰宇中孤独运行了千世万祀唯一被赐神恩与灵性的人类最大生命
共同体，
我们不稀罕成为让世界侧目、蔑视、厌恨、畏惧、费解、头疼的暴发户强者，
仁慈，悲悯、宽厚、同情、理性、谦恭远胜最强大的物质帝国，
真诚，善良、美丽、信仰、希望、博爱才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原则和基石，
中国没有剧本，何去何从，请自今日始，请从足下起。
天风地气，乾旋坤转，沉钟盈耳，一元初透。新年好，新的悲伤好，新的尚未飞
临的雏雁好……
2010 年 1 月 1 日王康拱手重庆
此文于 2010 年 04 月 03 日做了修改
4
人类精神的奥林匹克圣火──序《艺术帝国》
世界的殒灭和万物的消亡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然而，人类并不因为科学史观的这
一理性推导而放弃生命，放弃浩瀚环宇中这一最悲怆最壮丽的精神日出。
如果世界末日果真来临，在洪水、火山、地震、海啸恣意肆虐之后，在太阳率领
众星突然逼近或陡然远逝、天地霎时炫目灼热或黯寂酷寒之际，那最后一名存活者，
当他向这个曾经美丽如画的荒芜星球投去最后一瞥、跪下来为人类的大限和造物的无
常祈祷时，法力无边的大自然也许会突然停止那毁灭性的工作，──它真的忍心毁灭
这穿越千秋万载、按照它的旨意和尺寸建立起来的艺术帝国吗？它真的敢于无情地熄
灭这薪传于它、比它更灿烂辉煌的人类精神的奥林匹克圣火吗？
上帝也无权违约。人类诞生于世，并不仅仅为了受难和死亡。尽管人类罪孽深重，
但他们从未完全背逆与上帝之间那份庄严的约定，用源诞于宇宙深处、流布万方、使
生命之花绽开芬芳的创造精神来赞颂并照亮万物，来点燃最寂寞最孤苦的或遗世独立
的高蹈之士、或断绝抚慰的弃婴心中那早已幽闭或从未敞开的世界。
人类的真正危险是悖逆自然。惟有艺术——我们与自然母亲万古不涸的脐带——
能确保充溢大千世界的光彩、节奏、速率、天真、善意、美丽、爱恋、欢乐和神圣常
在我们心中奔泻；惟有艺术，能使我们不致彻底堕落为物类，能使我们无论如何不离
弃人之为人的本源；惟有艺术，能鼓舞我们在洞悉人世的苦难和世界的荒诞的同时，
坚持讴歌人类生命的绚烂和精神的永恒；惟有艺术，我们才有望乘上拯救之舟，纵览
沧桑流程的惊涛骇浪，驶向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次开端的伟大彼岸。
将一套沐浴着希腊、罗马的古典光辉、基督教及其嬗变形态的沉思氛围和欧洲文
艺复兴云蒸霞蔚的建筑和雕塑艺术画册标榜为“艺术帝国”，反映了编者对西方艺术
精神的偏好。就严肃的学术眼光而言，这种偏好已不是西方艺术史家的主流。事实上，
从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阿巴特•兰齐的《意大利绘画史》、雅各布•比克哈特的
《文艺复兴时期文化》、伊波利特•泰纳的《艺术哲学》、约瑟夫•斯齐古夫斯基的《东
方还是罗马》到札洛蒙•赖纳赫的《阿波罗艺术史》、贡布里奇的《艺术的故事》、艾
黎•福尔的《世界艺术史》、热尔曼•巴赞的《艺术史》以及为数更多的西方现当代艺
术史家都早已超越西方的狭隘，而从席卷世界的诸种文明千姿百态、变化无穷的艺术
浪潮中去憬悟人类精神的统一性。在此意义上，古往今来无数知名与不知名的艺术家
5
早已实践和表现了“四海一家”的人类情怀，他们比其他发明创造者更深地诉求于人
类灵魂和自然万物的无穷形式，他们是已知世界中最早致力于“全球化”的先驱，他
们缔造了一个最庞大最古老的帝国，它几乎是唯一可以体现人类共同本质、增进人类
彼此发现、彼此依恋、彼此激赏、彼此启示而消解人类猜疑、忌恨、仇杀和征服的原
始本性的精神家园。它的不朽原则是：和谐；它的世袭精神是：自由；它的不二法门
是：创造；它的终极彼岸目标是：拯救；它的天然寇仇是：专断；它的万古合法性是：
仁爱。在此意义上，“艺术帝国”是一个人类自我认同、互相净化、不断超越、臻于
不朽的伟大时空。
有些民族，天生不会计算日月星辰运行方程式，不擅思辨和推演；另一些民族，
则世世代代恪守着各种禁忌，耽溺于把生命提炼成证明宇宙伟大定律的范本。然而，
没有一个伟大民族，没有一种伟大文明，它所哺育的艺术家，不同时是大千世界的伟
大解读者，又是人类情感使徒般的忠诚门人。
高度入世、讲求效益、深谙实用之道的当代中国人正在物质和经济发展方面斩露
头角，中国独特的形上哲学似乎在继续式微，西方宗教关怀的积极内蕴至今无法在东
方得到回应，而真正令人焦虑的是，体现生命本色、激情和过程的艺术创造力，使一
个民族愉悦、惊讶、高贵、神圣的生命自身的艺术升华，让每一个人充量实现其个性、
证明他本人就是宇宙间最大的不可或缺的奇迹之一而令他感动不已、幸福不已的艺术
体验、冲动和创造，还没有成为我们民族愿意生死与之并重新焕发原创活力的内在母
题。
公元前 776 年,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希腊诞生。各城邦签订了“神圣休战”协
定，庄严宣告：奥林匹克是和平圣地，禁止任何暴力进入。从此，每当奥运会开幕，
都有三名竞技者在万神之王──宙斯祭坛前点燃圣火，四处传谕，停止一切杀伐征战。
人类精神的奥林匹克圣火已经燃烧了无数个世纪，中国的天才、大师和巨匠曾以
夺目的光华烛照东方。中国又在全力申报奥运会，谨借《艺术帝国》面世之际祝愿：
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之日，便是中国伟大的人文精神开始复兴并与人类精神的奥林匹
克圣火交响辉映之时。
大迟 2000 年 10 月 18 日
（2010/04/03 发表）
6
俄羅斯
7
乌托邦与公开信——俄罗斯弥塞亚救世精神的另类解读
編者按：
本文就是據 2008 年 3 月香港媒體報道引起江澤民先生震怒的那個演講文本。據
悉，江先生將這次演講從頭看到尾，深受震撼。這位自以為了解蘇聯的共產黨人無法
認可蘇俄時期的烏托邦面紗之下的真實狀況，他的憤怒是可以理解的。他的言論管制
和偏執獨裁卻令人不齒：僅僅因為直言道出他所不了解的蘇俄真實歷史，就下令不許
演講人再踏足“鳳凰衛視”，而這個電視臺“世紀大講堂”的主持人曾子墨女士也遭
受牽連，被迫撤換。據知，演講人王康先生於 2006 年起曾三度應邀做客鳳凰“世紀
大講堂”，就蘇俄問題發表長篇演講，（其中兩次根據演講整理的文字稿，已先後以“俄
羅斯道路”和“俄羅斯知識分子給人類啟示”為題，在這個作者的文集中刊出）。據
坊間傳聞，鳳凰高層管理人員因此曾經反復遭到“上方批評”。本次演講與 2007 年播
出後，接到上方直接批評和明確指示，他們別無選擇，只能作罷。本次刊出的這一被
禁演講文稿依據原始錄音整理，基本無修訂。唯一不同者是，鳳凰衛視在後期制作中
所刪除的演講內容，在這篇文稿中全部加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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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开信时代
2006 年冬，英国捷克裔戏剧家汤姆•斯托帕的新作《乌托邦彼岸》在美国纽约林
肯艺术中心上演，场场爆满，历史数月不衰。描写了十九世纪激荡在俄罗斯乃至整个
欧洲上空的革命风云。全剧时间绵延，从 1833 年直到 1868 年；场景辽阔，莫斯科、
巴黎、德累斯顿、尼斯、伦敦、日内瓦等名城相继展现；人物众多，巴枯宁、赫尔岑、
别林斯基、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卢格、科苏科、琼斯，马克思最后出场，他
对赫尔岑、屠洛涅夫不屑一顾，以独白的方式预言俄国的未来：“会出现最后的大搏
斗，历史的车轮的将最后一次转动，我的辩证唯物主义将在俄国流行，几百万人被中
断的生命和并不伟大的死亡将被理解是一个更高等级的现实、一种更优越的道德的一
部分，想要阻挡它是没有理性的。我能看到涅瓦河被火光照亮，河水变红，从喀琅施
塔到涅瓦大街阳光明媚的海滨，到处是挂着尸体的大树。”赫尔岑抗议道：“这个对人
类祭品欲壑难填的辩证主义怪物是谁？是历史没有目的！没有剧本。历史每一刻敲响
上千扇门，看门人都是机会。除了艺术和个人幸福的夏日闪电，没有别的安慰可以指
8
望……没有什么是确定的，一切都有可能，就是这一点，给了我们人类的自由和尊严。”
马克思已经兀自走开了，撇下赫尔岑，他的妻子纳塔莉最后以女性的直觉惊呼：暴风
雨就要来了！对俄国向来漠不关心的美国公众四处抢购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
托尔斯泰的作品。
乌托邦，也许是人类最独特的禀赋，最古老的梦想，最向往的彼岸，也是汉语翻
译的“神译”之笔。
500 年前，托马斯•莫尔发表《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
趣的金书》，鼓吹乌托邦人三大法规：公民平等、对人类的永恒和坚定的爱，对权力
和财富的蔑视。1533 年 7 月 7 日，莫尔被英王亨利八世定为判国罪，英国法律史和文
明史最丑恶的判词。“送他回到伦敦塔，从那儿把他拖过全伦敦城解到刑场，在场上
把他吊起来，让他累得半死，再从绳索上解开他，乘他没有断气，割去他的生殖器，
挖出他的肚肠，撕下他的心肺放在火上烧，然后肢解他，把他的四肢分钉在四座城门
上，把他的头挂在伦敦桥上。”353 年后，1886 年，天主教会为这位欧洲文艺复兴最
完美的人物平反昭雪，把他列入“殉道者”，追封为圣徒。
从《圣经旧约》开始，到柏拉图《理想国》、圣奥古斯丁《上帝城》、康帕内拉《太
阳城》、培根《太西洋岛》，从大同世界到王道乐土到桃花源到太虚幻景到太平天国，
古今中外乌托邦方案不胜枚举。乌托邦总与鲜血相连，最具象征意义的，是基督教耶
酥十字架。
乌托邦是一种极为虚幻、巨大、无形，无数人参予的神秘秘存在，公开信（有时
是书简、传单、演讲）则是一种十分具体，个人化的，可以触摸、展读、收藏的文字
形式。两者之间却有某种特殊的联系。
当一个民族、一个时代处于某种转折关头，当一个社会终于出现历史破晓时分的
黎明，或当一个国家失去理智走向狂热和浩劫时，当乌托邦走向反面而面目全非时就
是公开信应运而生的时刻。
当自由久久不能降临，正义迟迟不能伸张时，公开信成为社会良知和历史正义的
特殊使者。
当自由还没有君临欧洲时，但丁、拜伦、弥尔顿、伏尔泰、雨果作为时代的良心
和乌托邦理想的代言人，不断以公开信的方式抨击专制黑暗，呼唤理发和人道，左拉
是他们当中最杰出的代表。1897 年，左拉在法庭面对骄横的法国总参谋部和整个军界
9
以及狂想的爱国主义者，为德雷福斯辩护。他的誓言早已成为法兰西世世代代引为骄
傲的历史回响：
我发誓！德雷福斯是无罪的。我以我的生命及信誉作保证！面对代表人类正义和
国家具体化身的裁判席，面对整个法国和全世界，我发誓德雷福斯是无辜的。以我 40
年工作的经验和所换取来的信誉，我发誓德雷福斯是无辜的。假如德雷福斯不是无辜
的，愿世界万物化为乌有，愿我的作品腐朽。我现在仅有的只是崇尚真理和正义的理
想。我相信我能克服这个难关，我决心不使我的国家沦为谎言和不义的牺牲品。在这
里，我可以被判罪，但是我相信法车感谢我曾帮助她挽救荣誉的一天终会到来。
当种族歧视折磨着美国这个伟大的自由之邦时，马丁•路德•金牧师在林肯纪念堂
前对美国贡献了他的梦想：
我梦想着，有那么一天，甚至现是不平等的密西西比，也能变为自由与平等的绿
州。
我梦想着，有那么一天，我的四个孩子，能够生活在一个不是以他们的肤色，而
是以他们的品性来判断他们的价值的国度里。
我梦想着，有那么一天，就在邪恶的种族主义者仍然对黑人活动横加干涉的阿拉
巴马州，就在其统治者拒不取消种族歧视政策的阿拉巴马州，黑人儿童将能够与白人
儿童如兄弟姊妹一般携起手来。
当世界各大国陷入核军备竞赛，人类在核阴云笼罩下面临集体毁灭的时候，爱因
斯坦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罗素向美、苏、英、法、中、加六国政府的公开声明中签上
自己的名字：
最可靠的权威人士都异口同声地说：核战争十分可能使人类走到末日。知道得最
多的人，也就最忧心忡忡。
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感情上并不是中立的，但作为人类，我们必须记住，如果
东方和西方之间争端的解决，对于无论是共产主义者还是反共主义者，无论是亚洲人
还是欧洲人或者美洲人，无论是白种人还是黑种人，都能给以可能的满足，那末就决
不可用战争去解决这些争端。
作为人，我们向要人类呼吁：记住你们的人性而忘掉其余。要是你们能这样做，
展示在面前的是通向新乐园的道路；要是你们不能这样做，那末摆在你们面前的就是
普通死亡的危险。
10
俄罗斯是世界最动荡、最痛苦。也是世界上最适合乌托邦狂想曲奏响的大舞台。
普希金在阅读《死魂灵》后感叹道：上帝就像我们俄罗斯一样忧郁！上帝一直在
注视着俄罗斯！别尔嘉耶夫评论说，这是整个 19 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叹息和祈祷，
也是整个俄罗斯在 20 世纪的叹息和祈祷。
1453 年，君士坦丁堡陷落，这是比 988 年基督教传入俄国更重大的事件，1492
年（哥仑布发现美洲新大陆），都主教左西马致信伊凡三世称，莫斯科和俄罗斯已经
成为东正教帝国的新首都；1510 年，修道院院长菲洛费致信瓦西里三世，宣布莫斯科
是新的罗马，是罗马和拜占庭精神和物质遗产的继承者。莫斯科王公们从此被赋于一
个崭新的使命，把俄罗斯建成新的基督教帝国，新的黄金时代从此属于俄罗斯，上帝
的意志从此降落在莫斯科。伊凡三世征服喀山后正式自封为“沙皇”，即把罗马凯撒
和蒙古大汗结合起来的世界新兴国家最高统治者称号。
但是，俄国的历史现实每天都在玷污这一使命。征服、战争、入侵、暴力一千年
来一直主宰和塑着俄罗斯。
尼古拉一世血腥镇压十二月党人后，广施暴政，利用警察、宪兵、禁卫军和官僚
机器把俄国变成一个戒备森严的大兵营，对外与波斯和土耳其交战，又出兵华沙，扼
杀波兰民族解放运动，跻身于欧洲列强之林。俄国御用文人陶醉于这个貌似强大的祖
国及其统治者，鼓吹俄国的盛世已经到来，连普希金和别林斯基也一度失察，认为俄
国中兴有望，尼古拉幸臣本肯多夫把官方的观点概括为三句话：俄国的过去令人惊叹，
它的现在无比辉煌，它的未来必将使最大胆的预言黯然失色。
1836 年 9 月 30 日，《远望镜》主编、莫斯科大学教授纳杰日津刊登《哲学通信》
第一封。这是俄国历史上第一封公开信，拉开了长达二十年的关于俄国历史性质、道
路和命运的大辩论的序幕。这封信以横扫一切的气势、对俄国历史、民族命运、宗教
和现状展开全面的猛烈的抨击，自 1825 年十二月党人被镇压以来郁积在俄国精英内
的苦痛和愤懑得到淋漓尽致的渲泄。恰达耶夫的原则是：我宁愿鞭鞑我的祖国，宁愿
使她伤心，宁愿让她蒙羞，——只要不说假话。
恰达耶夫这封用法文写成、由别林斯基译成俄文的书信体文章指出，俄国的历史
最初是残暴野蛮，然后是愚昧无知，接着是令人屈辱的异族统治，这种统治精神又由
我们民族当局沿袭下来，这就是俄国青春期的辛酸史。
恰达耶夫认为，俄国历史没有任何高尚的或鼓舞人心的东西，“我们从不知道在
11
这个民族中有过一个精力充沛和道义力量发挥崇高作用的时代。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与
现时相似的这个时代是以黯淡而枯燥的生活为特点的，我们的社会只是由于受凌辱才
振作一下，只是由于受奴役才宁静下来。在我们的记忆中没有吸引人的回忆，也没有
优美的形象，在我们的民族传统中没有不朽的教益。世界上一切民族中只有我们才对
世界毫无贡献，我们对人类精神的进步从来没有任何贡献，我们一直玷污了它。我们
来到世间好像一群私生子，没有家世，没有遗产，同我们之前生活在大地上的人们毫
无关系。俄国文明最可悲的地方是，我们刚刚发现的真理，在其他国度、甚至在许多
方面远远不如我们的民族中间，早已成为老生常谈”。
我们属于这样的民族，它的存在仅仅为了给世界提供教训。”他提出了著名的俄
国“不言症”，“俄罗斯在道德上出现了空白，人类的普遍法则对我们是不适用的，除
了奴役其他民族外，就是自我奴役，我们在世界上是孤零零的。
恰达耶夫盛赞西方，从某种程度上，天国已在西方世界成为现实，因为西方意味
着无限发展的可能，凡是为最终建立人间天国所需要的一切，西方无不具备。
恰达耶夫这段雄辩却夸大的对俄国的控拆，是俄国漫长黑夜中放出的第一枪，恰
达耶夫对俄国深深的失望痛苦和强烈的自我否定，获得了俄罗斯真实而宝贵的自我意
识，是俄罗斯思想发展的独特辩证法，俄国的全部历史哲学都将回答恰达耶夫的问题，
正是这种绝望和忧伤，孕育了彼得大帝的改革、罗蒙诺索夫的智慧和普希金的天才。
恰达耶夫被斯拉夫派定为俄罗斯祖国的叛徒，正是这名俄国叛徒不仅表达了一半
俄国真理，而且刺激了斯拉夫派的灵感和意志。他在《狂人的辩护中》公然挑战俄国
人的爱国主义：
“爱祖国，这是壮丽的事业，然而还有更壮丽的事业，那就是爱真理。不是经过
祖国，而是经过真理走向天堂。
《哲学通信》发表后，立即引起极其强烈的反响，连次年普希金的逝世，都被遮
蔽了。俄国上下不分贵贱、贫富、智愚、僧俗、老少，同声诅咒唾弃这个胆敢亵渎俄
国的狂人，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在官方组织下扬言要对恰达耶夫实地暴力惩罚，俄国文
坛和思想界的权威卡拉姆辛、茹科夫斯基和普希金纷纷撰文谴责恰达耶夫。1836 年
10 月 21 日，外国宗教事务司司长上书指控作者罪不容赦，尼古拉一世直接干预，《望
远镜》被查封，主编纳杰日津被判流刑，审查官被撤职，恰达耶夫被宣布为疯子，须
接受警察和医生监管，并且勒令他“永不写作”（以这种办法对待持不同政见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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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俄国和世界历史先河）。
对俄罗斯人的命运深怀忧虑、甚至预言俄国将在 20 世纪被魔化的陀思妥耶夫斯
基，扮演了大俄罗斯主义特别代表的角色。陀氏的公开信，是他的感动和震撼了无数
俄国人的长篇小说。在《群魔》中，他为俄国的民族主义下了一个完整的、独特的定
义：“对我来说，人不过是个俄国人，上帝不过是俄国的上帝，习俗不过是俄国的习
俗而已。”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民族主义使命感，最典型地代表了俄国救世主义精神，
他借他的旧我沙托夫说：“一个真正伟大的民族永远不能甘心于它在人类事业中扮演
一个重要角色，而是经常地和专门地扮演主要的角色。”
请不要误会，陀氏是俄罗斯弥赛亚意识最卓越的表述者，同时他也借卡拉马佐夫
之口，表达了关于俄罗斯与欧洲的复杂关系：“一个俄罗斯人不是为自己活着，而是
为了思想和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实活着，这事实就是：近一百年来俄罗斯的存在都
是不为了自己，而只是为了欧洲和世界。”“我想去一趟欧洲，因为我知道，那只是墓
地，但却是最宝贵的墓地。有价值的死者躺在那里，墓地上的每一块石头都载明过去
那炽烈的生活，载明他们对自己的功绩、自己的真理、自己的斗争和自己的科学的热
情信念。我知道，我将吻那些石头，并在它面前流泪。”
无论西化派或斯拉夫派，都是俄国最优秀、最有教养的精英，他们对俄国的感情
和拯救热忱，都充满着殉道者般的虔诚和彻底。两派都热爱自由，富有人道精神，热
爱俄罗斯，只是斯拉夫派把俄国当成母亲，而西化派把俄国当成孩子。
“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之争，虽然激烈，但并不带有你死我活的党派斗争性
质，双方也没有闹到为“证明”自己观点正确而不惜将对方置于死地的地步。他们既
是朋友又是对手。赫尔岑曾把他们比作是具有两副面孔的雅努斯神和双头鹰，它们共
有一颗心脏，其中涌动的是对俄罗斯的爱。
然而，俄国统治者和继承者们，他们对俄国救世主义之所以感兴趣，则主要出于
帝国势力和利益的世俗需要，旧俄帝国除了在极少时期内，实际上是非意识形态化，
非神圣化的。包括陀思妥耶夫斯这样的彻底的斯拉夫主义者，都绝望地发现，正是在
俄国，保留着与基督救世精神格格不入的农奴制、鞭刑、绞刑、流放和整个国家机器
的邪恶与罪孽，这就在俄国历史上出现了另一种比西化派和亲斯拉夫派的论争更深
刻、更重要的矛盾：俄罗斯帝国本身、沙皇制度本身能否体现俄罗斯救世精神？
俄国民粹派在“到民间去”失败后，走向个人牺牲和恐怖暗杀，同时散发了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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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单。“土地与自由”社纲领，《民竟报》宣言，他们对工人阶级、青年一代、知识
分子、农民、马克思，对俄国所有重大问题都以传单和公开信方式表达了他们的原则。
1881 年 3 月 1 日，亚历山大二世被民意党人刺杀，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立即发表《致亚
历山三大三世皇帝》公开信，原信印在羊皮纸上，投在涅瓦大街邮筒里，各地散发了
一万三千份。公开信要求一，大赦政治犯，二，由全体人民重新审查国家制度和社会
生活。公开信“向祖国和全世界庄严宣布，一旦新沙皇独裁和镇压，民意党人就立即
放弃暴力，绝对服从由自由选举的人民会议的决议”。
亚历山大三世坚持对刺杀其父的民意党人执行绞刑。托尔斯泰夜不能寐，他立即
致信沙皇，“在上帝和祖国面前，新沙皇站在十字路口，假如你不宽恕这些罪犯，而
处死他们，你只不过在成百的罪犯里连根拔除了三、四个，可是罪恶繁殖罪恶，代替
那三、四个的，将是三十个或四十个，而你却要永远失去这个时刻——你将永远离开
你本来可以在那里选择善，而不选择恶的十字路口，永远陷入为那叫做“国家利益”
的罪恶服务之中。
宽恕！以善报恶，那么，一百个作恶的人当中，成打的人会从魔鬼那里转到上帝
这边来，看见一个被谋杀的父亲的独生子在如此可怕的时刻，从宝座上表现出的善的
榜样，千万颗心会因快乐和感动而颤动！
皇上！假如你愿意这样做：召集这些人，给他们钱，把他们送到美洲某个地方去，
然后用“只是我说，要爱你们的仇敌”，这几个字作标题写一篇宣言，假如你这样做，
我不知道别人的感觉如何，可是我，可怜的臣民，愿意做你的狗和你的奴隶！每次听
见的你的名字，我都会感动得哭泣，像我现在正在哭泣一样。可是我说了什么？——
“我不知道别人如何”！——我知道一听见那几个字，慈悲和爱将像洪水一样涌出，
流遍俄罗斯。
亚历山大三世对民意党人和托尔斯泰的公开信置若罔闻，五名刺客被判绞刑，不
难推测，作为弟弟的列宁在 1918 年捕获尼古拉二世后，为何要把沙皇全家处死。
后来列宁的哥哥乌里扬诺•夫亚历山大•伊里奇，刺杀亚历山大三世，
与 1887 年 3 月 1 号被捕，5 月 8 号被绞死。
俄罗斯弥赛亚救世精神在 20 世纪初被彻底粉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宣
告了俄罗斯帝国的乌托邦永远成为历史，同时，一种新的，据称是真正神圣的弥赛亚
主义、真正伟大的乌托邦，在沙俄帝国的废墟上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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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历史视野中，迄今为止，人类最大的乌托邦实验是在世界上最辽阔的土地
上在俄罗斯进行的，持续了几乎一个世纪，一半人类都深深地卷了进去，其中包括占
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
俄罗斯人几十年里曾一直相信，1917 年的十月革命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俄罗斯
的历史命运和使命，并且为人类解放事业开辟了通向人间天堂的康庄大道。人们料想
不到，到了 20 世纪末，被视为“不可逆转”的前进方向发生了“转向”，新俄国的新
弥赛亚主义与旧俄国一样，甚至更是一场血腥的乌托邦。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面临内战、饥荒和西方国家武装干涉，同时面临来自共
产主义者内部的置疑。
1918 年，第二国际左派领袖、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德国女革命家卢森堡发表
《论俄国革命》指出，“任何民主机构都有它的局限性和缺陷，这恐怖是人类设立的
一切机构都有的。只不过托洛茨基和列宁找到的纠正办法即取消一切民主制却比这一
办法应当制止的干事更坏，因为它堵塞了唯一能够纠正社会机构的一切天生缺陷的那
一生机勃勃的源泉本身，这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的、不受限制的、朝气蓬勃的
政治生活”。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
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惟一的
活动因素。公共生活逐渐沉寂，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
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
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
议，由此可见，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
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就是说，纯粹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雅各宾派统治
意义上的专政（苏维埃代表大会从三个月召开一次推迟到六个月！）不仅如此，这种
情况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暗杀，枪决人质等等，这是一条极其强大的客观
的规律，任何党派都摆脱不了它。”列宁对卢森堡的回答是，所有欧洲革命家在俄国
革命面前都还是小学生，没有资格说三道四。
1921 年，恩格斯的私人秘书、“第二国际”的理论领袖卡尔•考茨基在《恐怖主义
和共产主义》一书中，将俄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作了比较，确认，俄国布尔什维克未来
的发展将导致一次新的热月 9 日：
他们本来是以平等的普选权选出的国民大会的坚决拥护者，可是一旦国民大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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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们的绊脚石，他们就一脚把它踢开。他们原是死刑的坚决反对者，却建立了血腥
的统治……他们在开始执政时宣称砸碎旧的国家官僚统治机器是自己的使命，却以一
个新的官僚机器取而代之。他们由于军队纪律的松懈而篡夺了政权……却又建立了一
支新的严守纪律的庞大军队。他们原想铲除阶级差别，却又制造新的阶级差别……最
初，他们无情地剥夺资本，今天却又准备把半个俄国的矿藏拱手交给美国资本家，以
换取他们的帮助……布尔什维克准备对官僚政治、军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作出一切可能
的让步，借以维持自己的生存。可是在他们看来，对民主作出让步等于自杀，……没
有民主，俄国就要毁灭。最后的结局是可以预见到的。不一定恰好在热月 9 日，可是
我担心，离热月 9 日已不远了。
列宁的回答众所周知，考茨基成了无产阶级的叛徒、列宁在苏联创建“第三国际”。
列宁最恼怒的，是被孟什维克抨击为“乌托邦”，列宁曾在十月革命后与老战友
索罗蒙发生过一次经典的“乌托邦辩论”。索罗蒙对列宁说，布尔什维克和十月革命
给俄国造成的和将要带来的，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乌托邦，列宁以他特有的雄辩回答：
这里没有任何乌托邦，而是正在建议社会主义国家。从此以后，俄罗斯将是第一
个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啊，你在耸肩膀！不过你会更加吃惊的！问题还不在
于俄罗斯，对俄罗斯我并不在乎，这仅仅是一个阶段，我们正在通过这个阶段走向世
界革命。
十月革命后，第一个以公开信方式对俄罗斯未来表示担忧的，正是列宁本人。1922
年 12 月 23 日，列宁口授了《给代表大会的信》等一系列信件，提出，为了防止布尔
什维克的分裂（在这一点上，列宁是先知），必须把斯大林从总书记位置上撤下来（为
什么没有办到？），因为斯大林“太粗暴”（岂止于此！），“又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为
什么会这样？），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
（莫名其妙！），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对于整个国家呢？）。列
宁认为，这看起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对布尔什维克的未来“可能具有决定意
义！”（岂止于此！）。第二年 3 月 5 日，列宁还给斯大林一封私人信件，要求他就辱骂
克鲁普斯卡娅一事进行歉，否则断绝个人关系。
所有的苏联问题专家都无法推论，如果不是斯大林，而是一个如列宁所愿，一个
“在各方面都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
关心同志，少任性”的布尔什维克，比如布哈林，俄国革命的前途会是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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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虽然有不祥的预感，但他肯定想不到，斯大林的统治，把俄国带进了一条什
么样的道路。
苏共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曾写下《让历史来审判》，副标题是“斯大林主义
的起源及其后果”。1983年 1 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订价 3.75 元，内部发行。2005
年 12 月，东方出版社再度过出版公开发行，订价 72 元。
这是我们一代人的历史启蒙书之一。
我是一个十分健忘的人，但《让历史来审判》一书中关于俄国苦难和罪恶、尤其
关于天文数字般死亡的数字，仍然使我难以忘怀。
“列宁近卫军”、领导了十月革命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中，约三分之二被处决或暗
杀；列宁最后一次出席的“十一大”中央委员会的 27 名中央委员，约 20 名被处决或
暗杀；列宁去世后第一党代会（十五大）的 7 名政汉局委员，除斯大林本人外，其余
六人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基洛夫、李可夫和托洛茨基全部被处决或暗杀；
以列宁为主席的第一届苏维埃政府（连西方资产阶级也承认是“欧洲最有学识的政
府”）15 名人民委员中，除列宁、斯维尔德洛夫等 5 人过早故去外，其余 9 名人民委
员全部被处决；从 1919 年到 1934 年全部 31 名政治局委员中有 20 多人被处决。
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 1966 名代表中有 1108 人被捕，139 名正式和候补中央委
员中有 110 名被处决或自杀；俄罗斯各州执行委员会 90％遭到破坏；1934 年乌克兰
45 万党员到 1938 年减少到 28 万；格鲁吉亚共产党出席第十次代表大会的 644 名代表
中有 245 人被捕；白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几乎全部被处决。
在布哈林等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被清洗同时，以“红色拿破仑”、苏联国防人
民委部第一副人民委员、杰出的战略军事家米•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红军政治部主任、
副国防人民委员加马尔尼克元帅、红军总参谋长、副国防人民委员亚•伊•叶戈罗夫元
帅、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布留赫尔元帅、副国防人民委员、列宁格勒卫戍区司令雅基
尔元帅为首的红军将帅和卫国战争英雄被大批地处决了，他们包括：陆军 4 名一级指
挥员中的 3 名、16 名集团军司令中的 15 名、12 名一级集团军司令中的 12 名、57 名
军长中的 50 名、28 名军政委中的 25 名、64 名师长中的 64 名、97 名师政委中的 79
名、397 名旅长中的 220 名、456 名团长中的 401 名，以及几乎全部海军最高指挥员
共 35000 多名红军高级指挥员。德国军事当局曾提醒希特勒不要进攻苏联，这名纳粹
领袖回答说，苏联高级军事干部最优秀的部分已于 1937 年被斯大林消灭了。无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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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战争，无论哪一国军队，都没有像苏联军队那样，在与法西斯德国不可避免的战
争前夕，遭到如此惨重的打击。
众多在莫斯科避难、受训、工作的各国共产党领导人也未能幸免于难，他们是：
匈牙利共产党创建人贝拉•库恩、波兰共产党总书记万里昂•列申斯基、爱沙尼亚共产
党领导人贝格利曼•安维尔特、拉脱维亚共产党领导人别尔津•伦茨马尼斯、伊朗共产
党领导人阿•苏尔坦、墨西哥共产党领袖戈佩斯、南斯拉夫共产党总书记米兰•戈尔基
奇、印度共产党领导人穆克尔德日、恰托帕德赫亚，大批意大利、土耳其、比利时、
西班牙、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荷兰、美国、巴西等国的共产党干部都被
镇压身亡。1939 年 9 月，与希特勒签订了苏德友好条约之后，斯大林把被盖世太保追
捕逃到苏联避难的约六百名德国反法西斯战士交给了希特勒。（其中一部分竟幸存到
战后，而留在莫斯科的近二百名德国共产党领导层，却全部被处决。）
1917 年曾在拉兹里夫的草棚中掩护过列宁的彼得堡工人叶梅利扬诺夫、同年护送
列宁从德国转移到俄国并为掩护列宁生命负伤的瑞典共产党著名活动家普拉廷也未
能逃脱逮捕，后者坐过沙皇俄国和贵族罗马尼亚的监狱，在佩特甾拉的刑讯室受过刑，
关过科夫诺的苦役要塞，还被关押在柏林的矛比特和瑞士的牢房。但是，这位有大功
于俄国革命、久经考验的欧洲革命家却死于苏联卡尔戈波尔集中营，他在这里锯板条
和编筐子，并忍受严刑拷打，直至咽气。
请允许我把作者在 1989 年再版前言的话引用如下：
伊•爱伦堡写道：“在斯大林时代受到伤害的是思想还是人？不，思想没有受到打
击。受到打击的是我这一代的人。”
这个说法不对。斯大林时代的违法行为既对人也对社会主义思想本身给以沉重的
打击。凡是珍惜这一思想的人，凡是不愿意看到牺牲于残暴专横下的千百万人的死亡
在我国历史上仍只是一场无谓的悲剧的人，都应当克服斯大林主义最危险的后果之一
——害怕说出真相。
麦德维杰夫的深刻在于，他指出了斯大林暴政对俄国一个世纪的理想和欧洲几百
年的乌托邦的理想的毁灭性打击，社会主义思想本身遭到沉重打击。
在斯大林主义最残暴的 1937 年，不断有党内高层人士以公开信方式与斯大林绝
裂，虽然绝对不能阻挡俄国悲剧，但仍有特别的历史文献价值和道义价值。
1919 年入党、红军最高军事指挥中枢负责人之一──军事工业研究所所长、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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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欧洲负责办理苏联军事订货的克利维茨基将军在巴黎发表《公开信》，声明：
在莫斯科审讯中，特别是在秘密审讯中，老布尔什维克的最优秀代表被作为间谍
和“盖世太保的暗探”问罪了。
现在付诸消灭的人，他们不仅只是一些老年人，而且他们是十月革命的一代人，
以及其后的整代人，即一切在国内战争熔炉中，在饥饿和寒冷中建设苏维埃政权的一
代优秀分子。斯大林甚至于冒了使红军没有了指挥的危险，他命令消灭最优秀和最有
才能的军事领导人：图哈切夫斯基，雅基尔，乌波列维奇，加马尔尼克等。他像对付
其他牺牲者一样诬陷他们是出卖祖国的人。实际上，正是斯大林的政策破坏了苏联的
军事威力，它的国防力量，它的经济，它的科学成就和苏联建设的其它各个方面。
长期以来，我力图压制我内心的震惊，反感和忧虑，说服我自己，无论如何应该
继续完成交给我的军事工作。我应该承认，我不得不以最大的毅力决定断绝同莫斯科
的联系，并且留在国外。
苏联驻希腊全权代表巴尔明致信给《人权和公民权同盟》，声明：
在我拒绝继续为苏联政府工作之时，我认为有责任把以下事实转告你们，我从人
道主义及人权出发，对日益增多的罪行表示强烈的抗议。
……为了那些至少至今还活着的人们，我向社会舆论发出坚决而绝望的呼吁，我
对那些假造出来的，卑鄙的指控表示抗议。现在我在想，那些在欧洲，亚洲及美国的，
在自己的岗位上从事工作的朋友们，和我同样的命运每天都在威胁着他们，在他们面
前也摆着一种选择：是回国去迎接死亡还是因拒绝回到祖国而冒险被格别乌在国外的
暗探所暗杀，这些暗探不久前还在到处跟踪我。
对我来说留在岗位上为斯大林政府工作就是意味着失掉任何道德准则，就是对每
天在我国犯下的反人民的罪行负有部分责任。这就意味着背叛自己终身从事的社会主
义事业……
1937 年 7 月，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英雄、1917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喀琅
施塔得委员会主席、海军副人民委员、波罗的海海军司令员、苏共著名政论家、外交
家拉斯科尔尼科夫在获知他已被宣布为祖国和人民的敌人后，发表了《致斯大林的公
开信》，声明：
斯大林，你开辟了一个在我们革命史中将被称之为“恐怖时代”的新阶段。在苏
联没有一个人会感到自己是安全的。任何人当他上床睡觉时，他不知道他会不会夜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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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逮捕。真是无一人能幸免。正确的人和犯了错误的人，十月革命的英雄和革命的敌
人，老布尔什维克和非党员，集体农庄农民和外交全权代表，人民委员和工人，知识
分子和苏联元帅──所有的人都在同样程度上遭到迫害。所有的人都在魔鬼般的血腥
的旋转木马上转圈……
乌托邦的降临总伴随着无尽的期待，欢呼，激情，勇气，牺牲，乌托邦的消失则
留给世界长久的沉默、衰恸和失望。
列宾的《不期而至》曾经让无数俄国人热泪盈眶，但是当几百万斯大林的牺牲品
从监狱释放回来时，前苏联竟然再也画不出一幅可以接近列宾的作品。
请以列宁在其遗嘱中称誉过的俄国最大的理论家、全党所喜欢的布哈林为例。
布哈林，这位苏联十月革命最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
际的首席发言人，苏联党、政府主要决议和正式声明的权威起草者，《真理报》、《消
息报》主编，苏联科学院创始人，苏联宪法主要撰稿人，苏联共产党的权威经济家，
在哲学、文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艺术学、心理学和自然科学诸领域卓有见
树的布尔什维克百科全书派的领袖，能深研康德和歌德的德文原著、能用法文直接朗
诵莫里哀和孟德斯鸠、能以拉丁语解读荷马和凯撒、还能借助古希腊语欣赏埃斯库罗
斯，马克思、恩格斯去世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最博学多才的旷世奇才和大知识分子，
这位曾多次坐过沙俄监狱、在欧美各国流亡多年的革命家，这位亲近自然、热爱生活，
在博物学、昆虫学和绘画艺术上造诣颇深，在早期革命家中，除列宁外，最有人文修
养、最有人情味、最富人道精神的“全党所喜欢的人”，竟然惨死在鞋匠酒鬼出生、
只读过几年神学院、犯有刑事前科、只短暂地出过一次国门、不懂一门外语、对欧洲
文明和人类社会几乎惘然无知的斯大林手里。
1938 年 3 月 15 日，一个春寒料峭的深夜，布哈林与其他 17 名老布尔什维克在斯
大林内务部地下室被枪杀，他们是挺着胸脯，站着死的。临刑前的布哈林早已对年轻
的妻子口授了他的最后遗言：
我命在旦夕。我低下我的头，但不是在无产阶级的斧钺面前，因为它必定是无情
的，但也是纯洁的。面对着一部凶恶的国家机器，我感到无能为力。这部机器大概借
助于中世纪的方法，攫取了巨大的权力，捏造着有组织的谰言，厚颜无耻地在采取行
动。
我向你们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呼吁，在你们的历史使命中还应包括这一项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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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散滔天罪恶的乌云，它在这些恐怖的日子里越来越嚣张，象火焰一样越烧越旺，以
致窒息着党的生命。
我向全体党员申诉！在这些日子里，在或许是我生命的最后时刻，我确信，历史
的过滤器迟早必然会消除掉我头上的污秽。我要求年轻而正直的新一代党领导人在党
的全会上宣读我的信，替我平反昭雪，恢复我的党籍。
布哈林死后，他的遗孀安娜•拉林娜在水牢里被关押了六个月，然后在劳改营和
流放地呆了 18 年。
1961 年初，布哈林惨遭杀害、被毁尸灭迹 23 年后，拉林娜和离散多年的儿子尤
里才首次向苏共二十二大和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提出申请，要求为布哈林恢复名誉。
他们没有得到任何答复（赫鲁晓夫屈服于国内外压力，拒绝了这一要求。这位良知未
泯的苏共总书记晚年曾为此而“深感愧疚”）。十六年过后，1977 年，他们再次向苏共
二十五大和苏共总书记勃烈日涅夫提出申请，再次被拒绝（1965 年，列宁的战友和秘
书斯塔索娃和另外几名老布尔什维克曾致信苏共中央，要求重新审理布哈林案，但直
到他们全部去世，也未得到任何答复）。
1978 年 3 月，布哈林惨死 40 周年前夕，绝望中的拉林娜让儿子转向意大林共产
党总书记恩里科•贝林格，请求这位欧洲最大共产党的领导人“参加为我父亲恢复名
誉的运动”。英国“贝特朗•罗素和平基金会”很快收到这封不同寻常的信，一场为布
哈林恢复名誉的运动在苏联之外的世界开始了。欧、美、澳三大洲成百上千名不同政
治信仰的著名人士在致苏联政府的公开信上签名，“要求重新审理布哈林案件，为他
恢复名誉，并公开说明当时造成他的冤案的情况”。苏联当局对此继续保持沉默。
又过了 11 年，1988 年，已年近八旬的拉林娜最后一次向苏共二十七大（也是最
后一次代表大会）和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也是最后一任总书记）致信：“…我提
出这一申诉不仅代表我自己，而且也是受布哈林本人的嘱托。…1937 年 2－3 月中央
全会时，他已预感到不能再回来了，他考虑到我那时还年轻，求我为他死后平反昭雪
而奋斗。…我发了誓。违背这个誓言就是违背我的良心。”
她请求戈尔巴乔夫：“在您的党证上写着列宁的话：‘党是我们时代的光荣和良
知’。请按照这种品性办事吧！…在长期的监狱、流放和集中营生活中，我费了很大
的力量，记住了布哈林《给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我愿意相信，您就是这一代
的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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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 6 月，苏联数千万中小学生被告之，该学期历史课考试取消了。苏联最高
苏维埃主席出版的《消息报》热烈赞扬该项决定：“那些用谎言毒害人们的思想和心
灵，欺骗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其罪行是巨大的，謦竹难书。”
1988 年 2 月 4 日，布哈林诞辰 100 周年、蒙难 50 周年之际，苏联最高法院作出
决议，为布哈林彻底平反；5 月 10 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作出决定，恢复布哈林苏联
科学院正式院士称号；6 月 21 日，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作出决定，恢复布哈林党籍。
1987 年 11 月 7 日，谢•戈尔巴乔夫代表苏共中央在纪念十月革命 70 周年的报告
中指出，斯大林对成千上万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经济干部和军事干部、科学家和文
艺工作者的政治指控和借以镇压的罪名，全是蓄意捏造的；斯大林及其周围的亲信为
大规模镇压和违法行为对党和人民所犯的罪行是巨大的和不可饶恕的。
1989 年，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任总书记、苏联政府第一任总统戈尔巴乔夫向世界宣
布：解散苏联共产党，十月革命在俄国的试验已告失败。
在无尽的惊愕、茫然、惆怅、沉思中，在莫斯科切廖穆什金区一幢普通的楼房里，
布哈林的遗孀拉林娜坐在丈夫的遗照和他的作品下，那是两幅油画，克里米亚的黑海
的峭壁，北高加索积雪的群峰。将近六十年的思念、磨难、期待，将近一百年的奋斗、
牺牲、悲剧，到来的竟是这样一种结局。
再请以一桩与末代沙皇和列宁本人有关的历史为例。
1918 年 7 月 16 日，列宁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向乌拉尔叶卡
捷琳堡苏维埃和赤卫队下令，处决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包括们的妻子亚历山德拉•
费奥多罗夫娜、长女奥丽加、二女达吉亚娜、三女玛利亚、小女阿纳斯塔西娅、幼子
阿列克赛以及御医鲍特金、男仆特鲁普、女仆捷米多娃和厨师哈利托诺夫。
1918 年 7 月 16 日，在岛拉尔叶卡捷琳堡兴建了又一座东正教“鲜血耶酥基督教
堂”。次日，俄罗斯圣彼得堡彼得－保罗大教堂，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
奇•罗曼诺夫的葬礼，在庄严的圣歌和肃穆的祈祷式中隆重举行。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总统叶利钦偕夫人在尼古拉二世灵柩前深深鞠躬，在全世界注
目下为“俄国历史上这极不光彩的一页、这一无耻的、毫无意义的暴行”忏悔。这位
十年前还位居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莫斯科市委书记之尊的“民主俄罗斯之父”向历
经磨难的俄国社会强调，安葬牺牲者遗骸，是人类正义的审判，是民族和解的象征，
是为共同参与的暴行赎罪；二十世纪是俄国失去和谐的世纪，血腥的世纪，仇恨和暴
22
政曾使俄罗斯血流成河。只有依靠忏悔，依靠种族、宗教和政治信仰之间的宽容和融
合，才能终结这个世纪。必须把历史真相告诉后代，让他们自己去建设一个自由、民
主、和平、幸福的世界。
在斯大林死后，到苏联解体的 48 年中，俄国最有良知、勇气和智慧的人士，一
再以公开信方式，对苏联最高当局和整个国家，提出告诫，发出预言。
1971 年 3 月 5 日，苏联氢弹之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萨哈罗夫致书苏共中央总书
记勃烈日涅夫，以科学家的严谨和客观精神，对苏联内政外交发表了原则性意见，最
后他指出，“我国面临的问题与 20 世纪整个世界危机的一些方面密切相关，这些危机
是国际安全危机，社会发展失去稳定、意识形态陷于绝境、对不久以前的理想感到失
望、民族主义和非人道化的危险等等。基于我国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建设性地、谨
慎地、灵活而又果断地解决我们的问题对全人类将具有重大的意义。
1973 年 9 月 5 日，索尔仁尼琴发表《致苏联领导》公开信，这位从古拉格群岛奇
迹般生还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就苏联同西方的关系，与中国的战争、文明的绝境、
俄国的东北部、意识形态、出路等重大问题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从十九世纪传入俄国
的先进思想（马克思主义）折磨和伤害了我们的心灵，让它继续向东方吹吧（他不希
望中国精神上毁灭），俄国人为此付出了 6,600 万人的生命！他告诫说，建立帝国的
人民永远要遭殃，大帝国的自己和道德高尚的人民是不相容的。他最后说，“我今年
也 55 岁了，我所走过的许多道路证明：我不重视物质享受，我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
这种生活感受对你们来说是不寻常的，你们可以观察。在俄国历史面前，我对这封信
将担负重大的责任，但是，如果不承担寻求出路的责任、无所作为的话，那么责任就
更大了。
从历史的进程看，苏联解体后的危机比 1917 年的危机更加深刻，更加严重。九
十年前的俄罗斯，作为一个文明共同体，一个多民族国家还能够维系，许多世纪中形
成的俄罗斯民族特性、宗教和社会生活、信仰、伦理和传统还存在，东正教还有力地
寄托着亿万俄国人民的灵魂，俄罗斯的弥赛亚主义正从专制主义的枷锁下挣脱，俄罗
斯的知识分子在精神和道德上还非常纯洁、高尚，拥有巨大的创造力，俄罗斯的农民、
市民、商人和工业家还保持着纯朴、同情心和辨别基本善恶是非的能力，俄国的军人
还准备为祖国上帝而战。74 年的血腥乌托邦，实际上把曾为世界贡献了无数天才和大
师，为弥赛亚救世主义奋斗了几个世纪的俄罗斯连根拔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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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苏联这样一个拥有毁灭世界的核武库的专制国家，它的崩溃，竟然没有带来世
界性的震荡和末日般的大战，我们只能认为，几百年间俄罗斯对真理、正义、善和救
赎的精神存在。俄国的先知、圣徒们共同书写的公开信，无论是丢在邮筒里的羊皮纸，
还是地下状态的手抄本，还是在外国发表的印刷体，无论是传单、通信、口授、心口
相传还是那些被查抄，被焚烧，甚至只在喃喃私语和半夜梦话中对俄国的忧伤、失望、
期盼、祈祷、祝福，无形而有力地支撑着俄国，孕育着新的俄罗斯。
乌托邦深植于人性与历史中，不会因为蒙受血污而殒灭，只要良知、性灵、勇气
和智慧尚存，公开信就永远会出现。
1989 年，萨哈罗夫去世，1994 年，索尔仁尼琴回到久别二十年的祖国，他们的
警告和预言一一应验了。索尔仁尼琴最后公开提出的希望是：
俄国只有从帝国的偏见和专制主义的牢笼中解放出来，俄罗斯灵魂才能复活。
俄罗斯曾一再陷入可怕状况，然而，在我们精神王国里指引我们的那颗星，仍然
闪耀着真正的光辉，千万别让它消失……
（原載《人與人權》2007 年 4 月）
(乌托邦与公开信——俄罗斯弥塞亚救世精神的另类解读全文完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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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索，中国的精神盟友？
近 40 年，索尔仁尼琴一直是对中国精神影响最大的外国作家。同时，老索也是
两百年来对中国最隔膜，最冷漠，乃至最反感的俄国文豪。在中俄两国九十年间因地
缘和历史误读造成的世纪宿命中，老索与中国在精神上的特殊联系，随着他的去世，
已经成为一则永远的孤例。
整个十九世纪，俄国自由精神代表人士都对东方报以欧洲式的好奇、同情乃至神
往。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俄国精神巨人都承认，中国是一个比俄国更古老也更文明
的国度。尤其在托翁的世界视野中，中国是一个保持着淳厚道德和善良风俗并蕴藏着
人类拯救契机的伟大时空。孔子、老子与佛陀的相互尊重和融合，体现了人类伟大的
兄弟之爱。这位“哪里有爱，哪里就有上帝”的著名信徒，花费了相当精力直接阅读
和翻译孔、老，寄寓着俄国面向西方的迷惘之后精神上的另一种转向。
十月革命在改变俄国自身命运及其与西方关系的同时，大幅改变了俄国的中国视
野。十九世纪俄国的西化派自由知识界曾把中国看成是比俄国社会更落后、更野蛮的
国家。认为在西方面前，俄国是被启蒙、被提升者；在中国面前，俄国则是前驱和拯
救者。因为革命、战争以及诸种历史错位、尤其《凡尔赛合约》对俄、中两国发生的
截然不同的影响，俄国真正成为了中国的精神导师和历史榜样，并持续了近一个世纪，
其宿命式的影响至今犹存。老索作为中国的特殊精神盟友，只有在两国命运的大背景
下才能大体看清。
现在，连最顽固的毛派人士都不否认，毛主义在源头上出自斯大林主义，远甚于
对秦始皇的继承。斯大林主义在空间和气质上本来属于俄国历史本性的亚洲部分，本
是对十九世纪俄国西化派的全盘反动，也是对俄国与西欧主流历史的叛逆与否弃，是
欧洲近代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思潮与亚细亚专制主义和马基雅维里暴民政治恶
性结合的新型列维坦怪物。其历史脾性和精神气质正好投合于近代以来更为黑暗、走
投无路的中国。俄、中两个最后解体的欧亚大帝国都缺少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以面
对西方的挑战，并维护自身文明的常道。在某种意义上，俄中两大民族只能借助出自
西方、又属于西方主流正脉文明异端的思想体系，——历史正好提供了马克思主义—
—通过一场空前的革命、篡夺和复辟来换取自身存在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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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老索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东普鲁士战壕里开始怀疑约瑟夫的指挥才能时，毛
泽东还在延安窑洞里，筹谋对国民党的僭越；当老索因其最初的怀疑而身陷囹圄时，
中国左翼知识界正把毛泽东当成大救星；当老索身罹绝症并进入对斯大林暴政的正式
抗衡时期，中国知识界却因一场现代焚书坑儒而遭犁庭扫穴之灾；当老索继承十九世
纪俄国天才和圣徒的衣钵公然以笔为帜，向整个苏俄集中营制度宣战时，中国知识界
及其子息一代更悲惨而可耻地沦为毛泽东暴政的牺牲品和工具；当老索流亡西方，更
深地进入俄国十九、二十世纪命运的精神激流时，中国知识界终于挨到毛泽东殒毙，
才迎来某种程度的解冻，却远远未能为中国和世界贡献出一部东方的《古拉格群岛》。
1989 年及嗣后的演变证实，老索一个人的作品对共产主义世界历史命运的影响，为整
个中国文学和思想界望尘莫及。
中国知识界由此陷入一种奇特而可悲的境况。
一方面，老索和萨哈洛夫、阿玛里利克、阿赫玛托娃、麦德维杰夫等人组成的苏
联持不同政见阵营以俄国十二月党人以后不绝如缕的自由精神和反抗姿态与苏俄帝
国公开抗衡，鼓舞了整个苏俄社会和东欧斯大林主义国家争取自由的运动，或暗或明
地成了中国知识界人士改善自身处境、萌生反抗、追求精神自由的先驱。由于诺贝尔
文学奖和整个西方知识界对老索的特别关注，由于老索从强老营归来后不屈不挠的战
士风骨，由于老索巨大的文学才华，以及由于他先知式的流放与孤独，包括与陀思妥
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惊人相似的面容、眼神和风格，他在中国两代知识人心目中，早
已成为一座道德、精神和文学的丰碑。他的作品在无数中国读者的心中激发的共鸣、
震撼和启示，甚至超过了全部西方文学大师和中国现代文学家所能达到的程度。
作为苏俄“持不同政见”的领军人物，作为集中营文学的代表，作为与苏俄帝国
长期对峙的精神巨人，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谱系中最具先知和圣徒形象的俄国文豪，对
于中国，老索犹如高远雄伟的珠穆朗玛峰。除了官方御用文奴和腐败堕落的文坛群小，
中国独立和良知知识界，无人能回避老索巨大而久远的存在。毫无疑问，这位大耄之
年溘然长逝的俄国作家乃是中国最黑暗、最恐怖、最彷徨的六十年间最英勇、最亲切、
最伟大的精神盟友。
另一方面，老索至死也没有对中国流露过一丝好意。在他浩瀚的文字、思绪和言
论中，中国只是一个庞大而近乎虚无的国度。在老索的中国视野里，毛泽东主义一刻
没有离开这片土地。而毛主义正是老索终身警觉、厌恶和否弃的斯大林主义的东方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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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1973 年在《致苏联领导人》那封代表了老索历史、祖国、命运观的公开信中，他
曾专列一部分文字，与其俄国统治者同胞讨论“与中国的关系”。他建议，让马克思
主义这股十九世纪从西方刮来的黑风继续吹向东方，巨人般的俄国拥有一千年的东正
教，马克思主义使俄国丧失了六千六百万条生命。让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正统自
居，让他们去拯救人类。虽然老索强调，他并不希望中国在精神上毁灭，但是他毕竟
是俄国人，他只能首先为自己的祖国考虑。他还建议苏俄统治集团，无论如何要避免
与中国的战争。因为所有的优势：不怕死，吃苦耐劳，服从命令，数量巨大的军队以
及中国特有的人民战争，都不在苏俄一边。与中国开战，将是一场启示录式的浩劫。
没有一个中国人看到这样的文字会感到轻松。但是，老索道出了一个十分阴郁、
也十分真实的历史秘密。深知斯大林主义残忍本性的老索，比所有西方知识分子更能
直觉地预感到东方的危险。他对中国的恐惧，是真实不虚的中国现实，且一再被历史
证实。尽管老索的中国直觉丝毫不能缓解中国的悲剧，他却成为中国自我认识的罕见
的他山之石。
事实上，从 1974 年到 1994 年的 20 年间，俄国与中国都发生了历史性、戏剧性
地演化。不难理解，老索一如既往甚而更加紧张而焦虑地关注着俄国。作为二十世纪
苦难俄国的代言人，老索天然属于大俄罗斯主义者和泛斯拉夫主义者。与陀氏和托翁
一样，在老索身上，对俄国的爱、关怀和希望，同时也是对世界的爱、关怀和希望。
毫无疑问，俄国的崩解不符合老索的俄罗斯理想，他的心灵充满迷惘、痛苦甚至愤怒。
他对叶利钦本人的责难、对普京的赞誉不一定为西方所称道，在中国人听来则难置可
否，但肯定体现了老索一以贯之的俄国情怀。
不能设想，老索对中国二十余年的变化完全没有兴趣；更不能判定，这位终身反
抗极权专制和人性之恶的老战士，已经失去观察和思考中国命运的能力。人们也许无
法深入到他内心，了解他对俄国以外的当代世界的真实看法，但根据他一生的著述和
命运可知，他对中国的演变，绝对没有中国官方知识界和西方左派那种乐观的结论。
身为一名虔诚的东正教徒和珍视人类心灵自由的先知，老索不可能对专制依然而徒有
经济增长却普遍腐败堕落的中国报以认同和希望。相反，以其对人类秉性独特的洞察，
对专制主义的厌恶，他会一如既往，为中国在精神上的黯淡和灵魂上的麻木而忧心忡
忡。
中国在其多难而悲剧史诗般的现代历史中，曾有不少精神上的盟友：托尔斯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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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爱因斯坦、杜威、泰戈尔、萧伯纳、费正清、李约瑟、雷鸣远、马悦然……，
他们对中国的理解和结论未必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但他们都是中国当代自我认识的
异域因缘。他们那份中国感情本是人类几千年文明孕育的美丽果实，他们与生俱来的
善意、同情心、客观立场和独立精神，他们为自由、信仰和博爱垂降于人类最大生命
共同体所作的努力，乃是世界对中国的恩赐，远比中国统治者及其奴仆对本国同胞施
予的野蛮统治高尚、伟大得多。
中国在面对这些精神盟友时，应该反忖。我们自己对得起他们的良苦用心吗？我
们在精神上也同样逾越了种族、国家和狭隘、冷漠、仇恨吗？我们曾经以谦卑和感恩
的心情接纳并回报过那些不带偏见的谠论和体现人类神圣之爱的伟大精神吗？
老索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在中国人民反抗极权主义和精神黑暗，走向自由和光明
的苦难历程中，老索的沉默和冷漠是一种巨大的遗憾，——对中国如此，对他本人则
是几乎难以理喻的失职。但是，即或没有一句对中国自由运动的赞誉之词，他仍然是
中国伟大的精神盟友。在面对共同的邪恶和黑暗的前所未有的较量中，老索及其他俄
国先驱所跋涉的路径，将长久地成为中国走向自由和拯救的并行之道。中国众多精神
盟友中，老索的身影永远属于先知、圣徒和殉道者之列。
据说，他在流亡时期，决定让自己的儿子学习中文。也许，他把对中国的理解和
希望托付给了年轻的一代。
2008 年 8 月 26 号华盛顿近郊
（原载：《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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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索，是时候了
这个消息终于来了。
今天在宾夕法尼亚采访两位二战老兵，一位 87 岁，一位 88 岁，都耳聪目明，应
答如流，且衣履规整，一派绅风采。其间又到一家基督教现代建筑，参与有两千信众
的礼拜祈祷。不时想起《红轮》的字句：
一切都是为了站在上帝面前的最后一刻。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撇下他的同时代人，割舍了近九十年的俄国，走了。
够意思了。对于时代和祖国，该承受的、该记下的、该说的，他都一一谨办了。
还没有一位作家，与自己所属的时空和精神世界，发生过如此紧张而充满诗意的关系。
陀思妥耶夫斯基亲历了死亡、人性之恶和整个俄罗斯被魔化的虚无主义恐惧，他
由此预见到俄国乃至世界在二十世纪的苦难和堕落，同时也从上帝垂降于俄国的性灵
中保藏了弥赛亚救世的秘密。托尔斯泰终身追寻他的“绿枝”，要像哥伯尼和哥伦布
一样，企图在沙皇、教会、贵族、战争和一切既定秩序之外去追寻他的上帝之道，他
在相当程度上接近了自己的理想，近代俄国的不幸内化为他个人的“危机”，人的行
为与上帝的目的之间，虽然还隔着一道鸿沟，但托翁以其高龄出走的危险，证明了他
是二十世纪最早一位清醒的遁世者，从而为自己漫长而不寻常的一生划上了句号。
索尔仁尼琴是陀氏和托翁的综合，正如苏联是沙俄在新时代新时代的孽变一样，
他是俄罗斯痛苦灵魂的伟大私生子，他属于只有在俄国才能孕育的人物——不是一
类，而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如果没有他，这个时代和国度的外观没有什么两样，但是
他发现了它们的秘密，他是活在绞刑架下的先知，忧郁与绝望具有涅瓦河畔的壮阔和
高加索积雪炫目的光芒。他几乎与地狱俄国同时除了战争、杀戮、镇压、流放、苦役
就是告密、背叛、癌症，耳闻目睹身心遭遇的，除了荒野，就是十字架。他又从俄罗
斯两百年特有的救赎与牺牲中、尤其扶助苦难俄国前行不止、不绝如缕的圣徒和殉道
者那里，接过荆冠。他由此不能容忍自己沉默，不甘於只为一个破碎不堪的俄国作证，
他要对整个俄罗斯和全世界发出声音，并且坚信，自己就是应召而来的使者，他一旦
发音，世界将为之震骇，因为俄国正在展开和即将到来的岁月里所承受的，正是人类
命运最沉痛最阴郁的角落，因为俄国的悲剧一开始就具有启示录式的世界意义，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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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早就明白了那宿命般的责任，俄罗斯全部文学在二十世纪的使命最终将以史诗和
《圣经》的规模和气象，与帝国、暴政、奴役、不义以及一切在俄国土地上蹂躏践踏
灭绝人的现象相对峙抗衡，并最终凌驾其上。
从人类有文学以来，没有一位作家对人类命运产生过如此有力的影响，并由此永
远拥有荆、桂两冠的殊荣。《古拉格群岛》并不仅仅是一部关于苏拉苏联共产主义罪
行的编年史，也不仅仅为了摧毁有史以来最庞大的专制帝国的历史——道义基石，它
是关于一个伟大民族臣服于梦魇和妄灾的终极审判，它为历史、特别是极权主义历史
重新立法：在二十世纪的特殊环境里，面对俄罗斯特有的悲剧命运，一旦有人道出真
相，并把一张写字桌容纳不下的所有素材拼镶为一体，只要那片既真实有虚构的“群
岛”从秘密档案、刑讯室、流放集中营和无数死亡中脱壳而出，苏俄帝国被审判被颠
覆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他证明了一条很简单的真理，再强盛的帝国，有时就坍塌在一位作家的纸页上，
这看来类似于一个神迹，神说，这种制度不好，这个社会不好，神说，您把它们写出
来，一切就结束了。
一部《古拉格群岛》，让欧洲共产主义在精神上瓦解，加缪和萨特的绝交，不啻
是法国大革命后欧洲激进主义退潮的标志性事件。戈尔巴乔夫夫妇和苏共上层改革人
士变革并最终唾弃苏联、苏共，他们的精神源头之一，便来自群岛，那里记录的，是
他们父辈、祖辈以及全体俄国人民的历史，即便斯大林、贝利亚一类暴君和刽子手，
他们的子女也无法绕开“群岛”，而能正常地呼吸。
当斯大林主义幽灵重新在俄国上空游荡时，苏俄人民凭什么抵御那由党的领袖、
元帅们、警察首领和全部国家机器推动的复辟浪潮？继十九世纪之后，经过近五十年
的沉寂，苦难俄国再次拥有自己的代言人，作家、诗人、大提琴手、功勋运动员、芭
蕾舞演员、剧作家，您站在最前面，您就没有从约伯天枰上退下来的一天。尽管包括
萨哈洛夫、罗伊•麦德维杰夫在内的俄国灵魂并不赞同您那篇“致苏联领导人”的公
开信，但历史证明，您比他们更深刻，更了解俄国，您在精神上为俄国作出的诊断，
一次又一次被嗣后的事件所证实，建立大帝国的梦想与一个高尚的民族是不相容的，
建立大帝国的人民注定会遭殃的；十九世纪从西欧刮来的“黑风”——马克思主义，
最终不能征服巨人般的俄国，俄国有自己一千年的东正教，是它唯一可能治疗苦难的
精神秘方；无论如何，俄国理应历史性地回避与中国的战争，因为这场战争一旦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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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是一场启示录式的浩劫，让中共领袖以马克思主义正统自居吧，让他们去拯救人类
吧；最重要的是，您在俄国历史和命运面前，无所作为是最大的犯罪，您在签下自己
的名字时说，我对这封信承担所有责任。
1979 年苏联强硬势力企图以纪念老暴君 100 周年为名卷土重来的努力，被俄国良
心界击退，乃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事例。您虽然已被驱逐，但克里姆林宫内外到处有
您的身影。
自伏尔泰、雨果、佐拉被迎进先贤祠后，欧洲流亡时代宣告结束。俄国在二十世
纪创下了政治流亡的世界纪录，众多显赫人物托洛斯基、别尔嘉耶夫、梅烈日科夫斯
基、斯特拉文斯基、拉赫马尼诺夫、普宁、茨维塔耶娃……而您是所有苏俄流亡者中
最令世界瞩目的人物。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和苏联极权主义不妥协的抗议者，您
在伯尔尼的空降，表明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还在继续。
二十年流亡的生涯，您创造了数个奇迹。您在美国劳联——产联的演讲，至今回
荡在东西方天空的结合部，美国人民第一次聆听到来自“古拉格群岛”的声音，第一
次从一位苏联作家那里，明白了美国自由的世界责任。
您对西方的失望和批评，无法让自由主义人士满意，但您生来不是为了让某些派
别满意的。大俄罗斯主义肯定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您对美国的观察。事实上，近二十年
在佛蒙特的隐居式生活，您证明自己无力、也无心进入美国这片年轻的新大陆，美国
人民对自由和真理的捍卫，没有激发您对人类文明更广阔更深入的思考，没有激发您
对这片收留并提供了自由和安宁的土地的感戴和回报，您也没有在 1989 年后，对中
国的历史进程和国家命运表达过应有的关切，这都令人遗憾。如果您读到中国流亡作
家郑义的一系列作品，尤其是一篇关于美国内战的散文《金棕榈——葛底斯堡赋》，
您也许会重新思索东方……。
最大的奇迹，您竟然在生前回到魂牵梦绕的俄罗斯。您的回归虽非雨果对巴黎的
凯旋，却别具俄国风味。广阔无垠的西伯利亚将长久留下您的热吻。您对专制帝国坍
塌后的祖国发出的声音，仍旧充满先知式的睿智：俄国一再陷入泥潭，只有从帝国的
偏见和专制主义的牢笼中解放出来，俄国才有希望。也许还要等上几十年、一百年，
俄罗斯命运的两大支柱、两大遗产、两大宿命式的负荷：大俄罗斯主义和专制主义，
才能被新的民族精神所取代。
俄国在近一千年中衍化的土地境界，俄国三百年来全部雄心壮志建构的庞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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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土崩瓦解了。历史对俄国所开的玩笑，前所未有。八十九岁的您，已无力面对，
更无力影响劫后余生的俄国。俄国的演变，汇聚着太纷繁太庞杂的因缘，您唯一能做
的，正如勃洛克、叶赛宁、阿赫玛托娃……，更远如普希金、赫尔岑、屠格涅夫……
一样，只能为这片盛产天才、先知、圣徒和暴君、刽子手的土地，献上安魂曲和弥撒
曲，除了祈祷，您也只能听从至高的主宰。戏演完了，台词和剧本总有落幕的那一页。
您起身走了，把空间和未来留给年轻的一代，您比谁都明白，您不能代表没有降生的
人们立法。您不能做的其实只有一件事，见证苏俄帝国，为它送终。
无论如何，这是人类现代命运最沉重的一页，您在上面签下名字，这就够了：亚
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几次差点启程，前往俄国拜见您，多少请您发表对于东方、对于中国的高见。您
在美国与刘宾雁们失之交臂，您们有六个年头生活在一片自由的土地上，拥有相似的
背景、命运、话题，您们竟然连招呼都没有打过。
自您返回，又是 14 个年头过去，您对中国不置一词。中国书摊上偶尔有您的消
息，都是那么零碎、无谓。
如今，您终于撒手尘寰，造访永不可能。会到墓地与您对视，献上花束。老索，
再见。
2008 年 8 月 4 日与华盛顿近郊
（原载《民主中国》）
此文于 2008 年 09 月 20 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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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道路
編者按：
2006 年 4 月 7 王康應香港鳳凰衛視之邀，赴北京大學“四季演講庁”，以“俄羅
斯道路”為題，就俄羅斯地理、政治、歷史、宗教、文學和民族性等話題發表演説。
鳳凰衛視在內陸、香港兩度易地審稿，謹慎權衡刪減後，于 6 月 24 日，在“世紀大
講堂”欄目對大陸和全球播出。演講雖然作了大量刪減，播出後仍然引起強烈反響。
這裡首次以文字形式發表的，是王康在北大演講的原初版本。本篇文字內容已經
作者本人略微充實。文內大小標題均為編者所加。為方便閲讀，文字分“演講”與“問
答”兩部分刊出。前者是演講內容，作爲正文刊出；後者是演講前後，電視主持人及
聽衆與演講者的問答，以《王康“俄羅斯道路”演講答主持、聽衆問》為標題，以附
錄形式，在正文後刊出。
重新解讀俄羅斯的近代史與現實，還原半個世紀以來在大陸遭到誤讀、誤導、誤
入的俄羅斯道路，探究蘇聯解體、蘇共下台的深層原因，了解真正的俄羅斯精神與思
想特徵，對於中國不言而喻意義重大。大陸翻譯出版界近十年來爲此做了大量的努力。
素有“民間思想家”之稱的一介布衣王康先生的這次演講，可以看作是中國民間思想
界探究俄羅斯啓示的一次非凡嘗試。其內容之彌舊返新、意義之薏味深長，毋庸贅言，
讀者閲後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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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蘇俄近代狀況略述
1，俄羅斯的世界地位：冷戰時期唯一與美國叫板的國家
1844 年，俄國和美國，還有 20 年時間才能廢除奴隸制，法國的思想家托克維爾
就預言說，將來有兩大民族，美利堅民族和俄羅斯民族，它們的出發點不一樣，道路
各異，但是好像受到天意的密令指派，最終它們要分別地主宰人類的一半。20 世紀以
罕見的曆史規模和清晰的世界圖景驗證了這一非凡的預言。俄國和美國在 20 世紀，
它們確實（各自）主宰了人類的一半。
俄羅斯比美利堅更富有戲劇性，更使世界震驚，更值得咱們中國來關注它。俄國
一直是人類的希望，在 20 世紀，尤其後半葉。俄國的曆史成就，舉世皆知，它打破
了西方資本主義的一統天下，它把一種新的人類拯救的意識帶給世界，它用 30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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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完成了西方兩百年的工業化過程，它把第一顆人造衛星送上太空，它的核武器足
以毀滅人類 50 次，它的國家元首可以在聯合國的大廳把皮鞋脫下來，敲打桌面，和
美國叫板，它可以把導彈直接運到美國的後院——古巴，它的醫療保險，它的退休養
老，它的國民教育，它的奧運金牌，它的芭蕾舞，它的電影，讓整個西方黯然失色。
蘇聯，前蘇聯，它是人類的希望，它不僅僅吸引了全世界的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
而且它吸引了西方第一流的知識分子：英國的戲劇大師箫伯納，科幻小說的鼻祖威爾
斯，美國實用主義哲學的鼻祖約翰.杜威，大作家德萊塞，法國科學家若裏奧•居裏夫
婦，包括愛因斯坦，畢加索，他們都對俄國神往，有些還前往俄國，像朝聖一樣。
俄國在精神上、道義上、思想上戰勝西方似乎只是一個時間問題。1970 年，蘇俄
五大航母集群同時在世界五大洋巡弋，以紀念蘇聯締造者誕辰 100 周年。這樣一個光
芒四射、以解放人類爲己任的國家，這樣一種開創著人類新文明、代表著新世界理想
的制度，其壽命怎麽也不會比羅馬帝國、波斯帝國、拜贊庭帝國和奧匈帝國更短暫。
但是前蘇聯沒有被 14 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軍事圍剿扼殺于襁褓之中，沒有在希特
勒德國巨大的戰爭機器面前崩潰，而是在它自己的經濟、政治、外交、軍事幾乎處于
巅峰狀態時候，幾乎在一夜之間戲劇般地崩潰了。蘇俄再次轉向，再次改變了世界曆
史進程。在未來五十年到一百年間，無論怎樣估計蘇俄興亡造成了世界性影響，都不
爲過。
2，二十世紀：蘇俄史上需要懺悔的世紀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蘇聯的變化令人眼花缭亂。從 1988 年開始，大規模地爲托
洛茨基、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諾維耶夫、圖哈切夫斯基元帥等數百萬死于斯大林及
其同夥之手的老布爾什維克平反昭雪；1994 年在二十年流亡之後，俄羅斯唯一活著的
文豪亞曆山大•索爾仁尼琴回到祖國；1998 年 7 月 16 日，在島拉爾葉卡捷琳堡興建了
又一座東正教“鮮血耶酥基督教堂”。第二天，在聖彼得堡彼得－保羅大教堂，俄國
末代沙皇尼古拉•亞曆山德羅維奇•羅曼諾夫及其全家的葬禮，在莊嚴的聖歌和肅穆的
祈禱式中隆重舉行。
俄羅斯聯邦共和國總統葉利欽偕夫人在尼古拉二世靈柩前深深鞠躬，在全世界注
目下爲“俄國曆史上這極不光彩的一頁、這一無恥的、毫無意義的暴行”忏悔。這位
十年前還位居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莫斯科市委書記之尊的“民主俄羅斯之父”向曆
經磨難的俄國社會表示深深的歉意，他強調，安葬犧牲者遺骸，是人類正義的審判，
34
是民族和解的象征，是爲共同參與的暴行贖罪；二十世紀是俄國失去和諧的世紀，血
腥的世紀，仇恨和暴政曾使俄羅斯血流成河。只有依靠忏悔，依靠種族、宗教和政治
信仰之間的寬容和融合，才能終結這個世紀。必須把曆史真相告訴後代，讓他們自己
去建設一個自由、民主、和平、幸福的世界。
1993 年 11 月 30 日，俄羅斯決定采用五百年前伊凡雷帝時代的雙頭鷹爲國徽，取
締十月革命的鐮刀斧頭型國徽。同日，俄羅斯采用了新國歌，在“神聖俄羅斯”後，
再次出現“俄羅斯，我們神聖的祖國”。結束了“蘇維埃社會主義聯盟”這個沒有土
地、民族和祖國概念的國家稱謂。象征著俄國正式退回到曆史、地緣和民族的軌道。
3，蘇聯解體的內在邏輯：歷史命運與民族精神
對俄國的崩潰，蘇聯的解體，有不同的說法。簡單來說就是兩種，一種是以美國
爲首的西方世界長期對蘇聯進行和平演變，進行滲透。第二種是，戈爾巴喬夫和葉利
欽，那些共産主義的叛徒們出賣了蘇聯。我認爲不是。有一種更爲深層的、更爲強勁
的、更爲堅韌的力量使前蘇聯解體，使蘇共下台，這就是俄羅斯的曆史命運，俄羅斯
的精神，它們的靈魂。我們必須要回到俄羅斯的道路上來看，俄羅斯這個民族，它的
命運，它的道路，在十月革命和蘇聯解體這 74 年的前後是怎麽一回事情？
我們知道，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都深受地理環境和自然條件的影響，但是沒有哪
個國家像蘇聯這樣受到它的地理環境的致命的影響，這是世界曆史上獨一無二的現
象。
幾乎與西方殖民主義者沿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向全球擴張同時，俄羅斯人開
始了建立統一國家並向東推進的曆程。他們用了近五個世紀，翻越烏拉爾山、喀爾巴
阡山，沿著伏爾加河，跨過鄂畢河、葉尼塞河，一直深入到亞洲腹地的勒拿沙、通古
斯高原，最後抵達隔著白令海峽與北美大陸對峙的楚科奇半島、虎視東北亞的堪察加
半島，征服了全部西伯利亞。俄國的地理疆界是如此的遼闊，當波羅的海的聖彼得堡
夜幕降臨的時候，在太平洋西岸的伏拉迪沃斯托克，黎明才剛剛開始。這種地理環境
永久性地決定了俄羅斯 300 年以來、500 年以來的命運。俄國一直徘徊在東西方之間。
它不是純粹的亞細亞，它也不是典型的歐羅巴，它既是亞洲，它又是歐洲，在東方和
西方之間，在亞細亞和歐羅巴之間，俄國人一直在尋找自己的家園，自己的曆史定位，
自己的曆史道路。跟這個地理環境結合起來，共同推進了俄國曆史的是它的曆史事件。
公元 988 年，第一個基督教千禧年之末，俄國發生了一個重要事件，基輔羅斯弗拉基
35
米爾大公和拜占庭帝國聯姻，接受了基督教，把基督教定爲俄羅斯的國教。從那個時
候開始，俄羅斯就自命爲第三羅馬。俄羅斯便被某種天命的光芒所籠罩，俄羅斯人開
始以一種新的宇宙觀和世界意識去看取東方和西方。1241 年蒙古鐵騎征服俄羅斯，以
伏爾加河爲中心，建立了金帳漢國，開始了長達 240 年高度中央集權的兵營式統治，
爲俄羅斯打下深深的東方專制烙印。
自從 1453 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拜占庭帝國壽終正寢，莫斯科從此開始把自己看
作新的上帝之城，看作羅馬和君士坦丁堡的繼承者，看作新的基督教帝國。1510 年，
修道院院長菲洛費夫致書瓦西裏三世，聲稱上帝的意志明顯地指向莫斯科，宣稱莫斯
科已經成爲“羅馬與拜占庭精神和物質遺産的繼承人”，莫斯科王公“是羅馬皇帝的
直接後裔，正在實現上帝的絕對意志”，莫斯科“已命中注定擔任基督教帝國的領袖”。
莫斯科的王公貴族、僧侶、外交官和一般民衆，從此開始把俄羅斯看成基督教世界的
新中心。1473 年，伊凡開始使用沙皇稱號，這一稱號早已是蒙古“大汗”的同義語。
從此，俄羅斯帝國統治者作爲羅馬皇帝和拜占庭皇帝的神聖繼承人向西推進，作爲蒙
古帝國皇帝的神聖繼承人向東擴張，就成爲伊凡使用雙頭鷹國徽的天命所在；從此，
俄國開始自稱“神聖俄羅斯”。
二，馬克思主義在蘇俄勝利的人文---歷史環境：
1，俄羅斯的民粹主義與西方主義
A，斯拉夫情結與西方情結
和這種曆史、地理相關的是俄羅斯在 19 世紀，更早，應該說彼得大帝對西開放
之後，俄羅斯的思想界，精神界，文化界開始分化成兩大派，一派是斯拉夫派，一派
是西歐派。斯拉夫派認爲，俄國的文化異于也優于西方的文化，俄羅斯的土地，俄羅
斯的村舍，俄羅斯的東正教，它們是真正體現了基督教的兄弟之情的那種淳樸的美德。
西歐派剛好相反。西歐派認爲俄羅斯的本土文化是完全過時的，完全落後和反動的，
俄國的得救必須要向西方學習，必須要經過類似西方的文藝複興，工業革命，啓蒙運
動，俄國才能夠擺脫它的沙皇專制和農奴制。西化派和斯拉夫派的爭論一直維持了 20
年，後來才演變出民意黨人、社會民主派，最後到了布爾什維克。馬克思主義對俄國
來說，它具有雙重意義。對西歐派來說，馬克思主義是産生于比俄羅斯文化更高級的
工業文明的産物。對于斯拉夫派，馬克思主義也滿足了他們的要求，馬克思主義對西
方資本主義文明激烈地批判和否定。馬克思主義在適應俄羅斯的西歐派和斯拉夫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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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要求上是一個奇迹。
B，極端對立的俄羅斯民族性格--行爲模式
俄羅斯精神與它的地理空間一樣，最顯著的特征是它的兩極化，兩種對立面、對
立的力量的奇特融合。斯拉夫派的早期發言人霍米亞科夫認爲，俄羅斯民族既能使人
神魂顛倒，也可能使人大失所望，從它那裏永遠可以期待奇迹發生，激起最狂熱的理
想和愛，也最能激起同樣的狂熱的絕望和仇恨。專制主義、國家至上和無政府主義、
自由放縱；殘忍、傾向暴力和善良、人道；民族優越、俄羅斯偉大與普濟主義、全人
類性；經世熱情、正義感和虛無主義；民粹主義和貴族氣質。這是一個以其在兩種極
端力量之間攪得自己和世界不安的民族。這種禀性導源于東方與西方兩股世界曆史潮
流在俄羅斯發生碰撞，俄羅斯既不是純粹的亞洲人，也不是典型的歐洲人，在最好的
情況下，俄羅斯就是世界的完整部分，是世界本身，東方與西方在俄羅斯合流，結合
成一個世界。在最壞的情況下，東方與西方在這裏沖突，演繹著啓示錄般的悲劇。
C，19 世紀俄羅斯知識分子的理想主義與革命衝動
馬克思在俄國的成功，還有第三個因素，就是俄羅斯的知識分子們。整整一個世
紀裏，他們一直在准備著、期待著、也在制造著俄國的共産主義。
俄羅斯精神的締造者和擔戴者是俄羅斯知識人。俄國知識人的最大特征是，它永
遠與現實保持距離，永遠思考與現實不相關的大問題，永遠是一個不切實際的階級。
他們迷戀理想，並准備爲理想付出一切，包括流放、苦役、絞刑，他們是那樣傾心于
思想和精神本身，那樣傾慕黑格爾、謝林、聖西門、費爾巴哈、傅立葉、馬克思，這
些思想家即使在自己的祖國、在任何時候都沒有享受過這種殊榮。俄羅斯人不是懷疑
主義者，而是天生的虔信派，教條主義者，並且把一切問題都上升到宗教性質和終極
價值上。達爾文主義在西方不過是生物學命題，俄國知識人卻把它上升到關于生命拯
救的追問。
俄國知識人的始祖拉吉舍夫曾在《從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中說“我的靈魂將
只因爲人類的苦難而受傷”。他們是天生的良心體現者和道德至上者，並且把人民看
成上帝的直接顯身。拉吉舍夫是農奴制的第一個揭發者，他不倦地抨擊一切專制和暴
力，被處以死刑，後代之以流放西伯利亞。他的名言爲整個十九世紀俄國知識人所謹
記：“如果帝王，或者任何地球上的某種強權迫使你屈服于不正義，迫使你違背良心，
你就要成爲不屈不撓的戰士。無論淩辱，無論痛苦，無論受難，包括死亡本身，都不
37
會令你畏懼。”
彼得拉舍夫斯基是一個地主，在十九世紀 40 年代在自己家裏召集了一個小組，
討論俄羅斯的命運和重建人類生活。這個小組從不進行革命活動，一切都僅僅在思想
領域發生，但卻是最激進最偉大也是最危險的思想。他說：“我沒有找到任何值得眷
戀的事物，無論在女人身上，還是在男人身上。我把自己奉獻給爲人類服務之中。”
他按傅立葉的方式，以自己的名義建立了法朗吉。但農民卻焚燒了這個烏托邦象征物。
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的和平聚會的終結是悲劇性的，全部成員都被逮捕，21 人被判死
刑，其中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
別林斯基曾斷言，俄羅斯民族是無神論的民族，但他本人卻對窮人和不幸者懷有
基督之愛。別林斯基在俄羅斯共産主義思想譜系裏，居于特別的地位。他是平民出生
的知識分子，世界觀和信仰的狂熱分子，真理和正義的狂熱追求者，社會現實狂熱的
關注者，也是俄羅斯黑格爾派辯證法的革命狂熱分子。別林斯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之
前就意識到有關嬰孩淚水的問題，很早就體驗過理性主義破滅後的失望和憤怒，他轉
向革命者的戰鬥的無神論，其根源卻是對人的基督般的同情，以及因現實的邪惡與黑
暗而與上帝之間的不可調和性。
別林斯基與所有俄國人一樣，不可能不崇拜某個東西！正是出于對人的同情，他
試圖宣揚殘暴、冷酷與流血。爲了人的幸福，寧願成千上萬的人頭落地。他是俄國布
爾什維克的精神和道德先驅，他說，人是如此自私和愚蠢，必須以暴力把他們推向幸
福。假如他是沙皇，他就會成爲一名爲正義而奮鬥的暴君。
車爾尼雪夫斯基不僅是 60 年代激進知識分子的思想領袖，而且還是下一代人的
思想領袖。流放、服苦役，給他的名字罩上了光環，提高了他的聲譽。車爾尼雪夫斯
基被指控起草發給農民的傳單。他被判流放 7 年，並且，在刑滿之後，還送到更爲嚴
酷的東西伯利亞度過 12 年。他像一個真正的苦修士一樣，經受了西伯利亞的苦役的
考驗。車爾尼雪夫斯基是一位非常溫和的人，他有基督徒的心靈。對車爾尼雪夫斯基
的殘酷虐待是舊制度的俄羅斯政府最可恥的行徑之一。
車爾尼雪夫斯基寫作了烏托幫長篇小說《怎麽辦？》，它成爲俄羅斯虛無主義的
基本教義，俄羅斯革命知識分子的必讀書。在藝術方面，這部長篇小說相當薄弱和無
趣，然而，它對于俄羅斯知識分子曆史來說是很有意味的。小說主人公拉赫美托夫躺
在鐵釘床上，目的是鍛煉自己的毅力，使自己能忍受苦難和磨難。車爾尼雪夫斯基的
38
社會主義還帶有一部分民粹主義思想，一部分烏托邦特征，但在更大程度上，是 60
年代的共産主義的先驅者之一。馬克思爲了閱讀《怎麽辦？》而下決心在六十歲上學
習俄語。
赫爾岑是西歐派的領軍人物，他在沙龍裏與斯拉夫派通宵爭論。他長期僑居西歐，
是第一批俄國僑民。他對西方的傾慕和失望都是典型的俄羅斯式的。1848 年歐洲革命
的失敗使赫爾岑産生了悲觀主義的曆史哲學，他認爲被曆史巨輪碾碎的人性具有最高
價值。無論尼古拉一世的政治專制制度、農奴制多麽可怕、野蠻，但正是在俄羅斯、
在俄羅斯人民中間潛藏著新的、優良的、非小市民、非資産階級的潛力。赫爾岑從俄
羅斯的莊稼漢身上、從莊稼漢灰色的大皮襖裏面、從農民村社中看到了這一潛能。在
俄羅斯農民世界中潛藏著和諧地糅合個性原則與社會性、普遍性原則的可能性。對俄
羅斯人民的信心，對莊稼漢身上所包含的真理的信心，是他最後的指望。他被剝奪了
死前返回祖國的權利，只能以精神的方式回到祖國。
他在回顧自己的一生時寫道：是什麽感召了這些人，是誰用法術改造了他們？他
們所想的，所關心的，不是自己的社會地位，不是個人利益，不是生活保障；他們的
整個生命，他們的一切努力，全都貢獻給了沒有絲毫個人利益的共同事業；一些人忘
記了自己的財富，另一些人忘記了自己的貧窮，爲了解決理論上的問題，前進不息。
真理、科學、藝術和人道的利益壓倒了一切。試問，在現代西方的任何角落，任何地
方，你們會見到這麽一群思想界的隱修士，精神界的苦行僧，這種把青年的理想一直
珍藏到白發皓首的狂熱信徒嗎？
60 年代末，對于過于極端的、激進的革命潮流而言，讓人激動的，是涅恰耶夫形
象，這是極富俄羅斯特征的形象。他是革命團體“斧頭或人民鎮壓”組織的創建者。
涅恰耶夫編輯了《革命者手冊》。這是一部真正的革命者必須掌握的規章。涅恰耶夫
是一個徹底真誠的有信仰的但是非常殘忍的狂熱分子，他准備燃燒別人，但也隨時准
備在任何情況下自己一同化爲灰燼。涅恰耶夫使所有的人害怕，各種各樣的革命者和
社會主義者都離開了他。涅恰耶夫和涅恰耶夫的事業爲陀思妥耶夫斯基寫作《魔鬼》
提供了素材。在涅恰耶夫的《手冊》裏有某些神秘主義因素，他在許多地方預示了布
爾什維克黨組織的、極端極權的專制的典型。涅恰耶夫想象用鐵的紀律的革命支部覆
蓋全俄羅斯，對于它們來說，爲了實現革命目的，所有的一切都被允許。涅恰耶夫鄙
視人民群衆，想從上而下領導他們革命。他否定民主，涅恰耶夫怎樣描繪革命者呢？
39
“革命者是命運決定的人。他沒有個人利益、個人事業，沒有感情、依戀、財産，甚
至名字。在他身上，完全被一種唯一的利益、一種思想、一種戀情所灌注：革命。”
革命者割斷了與公民法律，與這個世界的道德的關系。他生活在這個世界，爲的
是推翻這一世界。他不應該熱愛這個世界的道德。他只知道一種道德——破壞。對于
革命者而言，全部道德都服務于革命。這是列寧後來重複過的話。革命者消滅所有妨
礙它達到目的的人。誰還珍惜這個世界的任何事物，誰就不是革命者。革命者甚至要
潛入秘密警察局，到處都有自己的同伴，必須增加苦難和暴力，爲的是喚起群衆起來，
必須和強盜聯合起來，他們是真正的革命者。必須把這個世界凝固成一種足以摧毀一
切的不可戰勝的力量。
俄國的這一幫人，在整個 19 世紀，按照後來索羅維約夫和布爾加科夫的總結，
他們都在准備著，在期待著，在制造著俄國的一場革命。不過，我們不要忽略不管是
斯拉夫派還是西歐派，它們從沒有發展到你死我活的黨派鬥爭的異端懲罰的性質。赫
爾岑把它們比作具有兩副面孔的斯芬克斯和東盼西顧的雙頭鷹，它們共有一顆心髒，
湧動其中的是對俄羅斯的愛。
2，共產主義革命在蘇俄勝利的社會基礎：
A,資本不足，中產階級力量薄弱
到了 20 世紀之初的年代，沙皇帝國 300 年的統治已經風雨飄搖了。俄國往什麽
方向走，不外兩條道路。一條是走上西方資本主義道路，另外一條，走向後來列寧領
導的布爾什維克的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馬克思、恩格斯曾高度關注俄羅斯的命運，
他們一再強調俄國已經走到世界革命的門檻前，俄國革命可能成爲整個歐洲革命的一
個信號，一個前奏。但是他們擔心，他們在晚期已經發現俄國的專制傳統，俄國的半
亞細亞的社會結構，如果來一場歐洲式的革命，或者他們所期待的革命，（俄國）可
能走向一種全面的複辟，建立一種不受任何監督和制約的全能的一種東方的可詛咒的
專制社會。
不管怎樣，俄國後來走的道路是馬克思主義名義下的社會主義的革命道路。我覺
得，爲什麽不是發達的、大工業生産的資産階級的歐洲，而是一個基本是農業社會的
專制的俄國，發生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革命。在西歐，就是因爲資産階級特別強
大，資産階級和無産階級可以共同分享（利益和現代文明）。資産階級上升時期，利
用技術發明，利用科學技術生産力創造出來的巨大財富，加上西方資産階級向全球擴
40
過程中，利用非西方國家的資源、人力創造更多的財富，來緩解本國的階級對抗。在
這一點上，西方資産階級非常成功，我覺得是馬克思所預言的西方的社會主義革命、
歐洲社會主義革命遲遲沒有爆發更沒有成功的最根本的原因。同時，西方資本主義也
證明了，它的經濟、法律制度比一場災難性的革命，不僅更符合基本人性，而且有利
于文明本身。這也證明了馬克思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和發展的理論缺乏曆史的真
實，由此推演的共産主義革命並不是西方、也不是東方和世界的真實前景。俄國情況
不一樣，列寧很早就認識到，俄國恰恰因爲它的資本主義發展不足，資産階級力量不
夠強大，所以俄國可以盡早建立一個工人的國家，用這個國家的力量，反過來按照國
家資本主義的方式來發展生産力。
B，猶太血統與猶太教傳承
我們（還）不要忘了，俄國的革命有深深的猶太烙印。俄國的共産主義之父普烈
漢諾夫，他的夫人是一個猶太人，俄國的紅軍之父，托洛茨基是猶太人，全俄中央執
行委員會主席斯維爾德諾夫是猶太人，蘇聯肅反委員會主席捷爾仁斯基是猶太人，共
産國際主席季諾維也夫是猶太人，莫斯科蘇維埃主席加米涅夫是猶太人。列寧也有八
分之一的猶太血統。我們更不要忘了，馬克思本人是猶太人，盡管他青年時代就放棄
了猶太教。但是猶太、猶太的經典《舊約》關于創世紀，關于人類拯救，關于真理，
關于彌賽亞將會出現（的思想），對馬克思，對這幫俄國猶太血統的革命家，我相信
有一種非常深刻的影響。
C,俄國知識分子的民粹主義情節和共產主義理念
第三個原因，剛才我說了，整個 19 世紀，俄國的，不管是貴族還是平民知識分
子，他們都有一個基本結論，俄國的專制制度已經該到壽終正寢的地步了，他們將毫
不留戀地抛棄它，打碎它。俄國的知識分子們天生具有一種共産主義的情結，比如，
俄國的農民，俄國的民粹派，他們的財富觀完全不一樣，俄國的貴族，俄國的知識分
子，跟西方和中國知識分子都完全不一樣。第一，他們完全沒有任何優越感，所有的
俄國貴族、知識分子，他們有一種罪孽感。在人民面前的罪孽感。知識分子在人民面
前永遠負債，它應該償還自己的負債。在自己創作道路的高峰階段，俄羅斯的天才們
尖銳地感到自己的孤獨，意識到與土壤的脫離，意識到自己的罪孽，並投身于下層，
想貼近土地，貼近人民。著名的民粹派小說家格列勃•烏斯賓斯基說，民粹派知識分
子反對脫離土地，想回到土地懷抱。（第二），他們認爲俄國真正的、上帝的真谛、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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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所在、俄國的未來所在是在農民，在黑黝黝的潮呼呼的俄國的土地上。托爾斯泰到
了晚年，他已經譽滿全球了，以 83 歲的高齡，他非得把他的財産全部分給農民，索
尼亞，他的妻子不同意，這樣兩夫婦産生根本的矛盾，（托爾斯泰最後只身）離家出
走，死在一個車站上。像托爾斯泰這種知識分子，他必須把全部財産分給土地，分給
農民們，他的靈魂才能得到安息。他必須堅持，他的一切成就和財産，都是“全人類
的”，對他而言，它們只是累贅，是罪孽的象征。這種民粹主義的情結，這種財富的
觀念，是俄國實現共産主義的天然土壤。即使沒有馬克思、恩格斯這兩個普魯士哲學
家，我相信俄國走向俄國式的共産主義（仍然）是必然的。
三，社會主義運動在蘇聯失敗的原因
1,列寧的錯誤：流放知識分子，導致俄羅斯共產主義反思和新精神宗教運動流產
共産主義在俄國的實現是必然的，但是社會主義運動在蘇聯的失敗，不一定是必
然的。
列寧利用了很多東方的、亞細亞的、俄羅斯本土的方式，比如俄羅斯知識分子的
獻身精神，民粹黨人的個人英雄主義，布爾什維克黨的鐵一般的紀律，工農聯盟和無
産階級專政的強大力量，這不是西方的，也不是馬克思的，這是列寧獨創的，這是來
自于俄羅斯的傳統，俄羅斯土壤中的力量。列寧（曾經）對社會民主黨人、社會革命
黨人、孟什維克，當年和他們並肩作戰的那些人進行了非常嚴厲的懲罰。
1922 年。布爾什維克把別爾嘉耶夫、布爾加科夫、弗蘭克、梅烈日可夫斯基等一
百余名俄羅斯著名知識分子驅逐出境。曆史表明，這是俄國革命犯下的一個異常嚴重
的精神錯誤。正是這批被稱爲俄國世紀之交最有思想、最有良知、最負盛名、最有可
能在精神和道德上把俄國帶向一個既合于俄羅斯民族、又合于人類本性和世界意志的
哲學家，正在接近于完成俄國一個世紀精神發展的任務。
這場運動的重要主題是反思俄羅斯共産主義。對于他們而言，共産主義不僅是一
個現實選擇，更是一個曆史追尋，是俄羅斯一千年來探索真理世界的大夢，是這個民
族賴以自下而上的精神命脈。它也是一個攸關未來命運的問題。別爾嘉耶夫指出，共
産主義在俄國就是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俄羅斯的精神現代主義。從拉吉舍夫、恰達耶夫、
赫爾岑、別林斯基、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奧加遼夫到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柳波
夫、皮薩列夫、巴枯寧•米哈依洛夫斯基、克魯泡特金，以及霍米亞科夫、索洛維約
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達尼列夫斯基、托爾斯泰…，都在思索“共産主義”這個詞裏
42
的精神內涵和社會理想。
列寧還下令把 200 多名妓女槍斃掉，他還幹過一件特別血腥、荒唐的事情，把尼
古拉二世，已經遜位的、放下武器的末代沙皇全家處決掉。列寧本性上是一個非常善
良和高尚的人，他特別喜歡小孩子，喜歡小動物，他在家裏是一個非常好的丈夫，一
個非常好的弟弟，非常有人道主義。列寧使用那些迫不得已的殘忍手段，按照他的說
法，是俄國的曆史和現實逼迫出來的，是敵人強加給革命的，他許諾說，一旦革命轉
入正軌，一切暴力和激烈手段就會永遠廢止。
如果列寧繼續活下去，再活十年，二十年，我相信蘇聯的社會主義可能有完全不
同的面貌，可惜曆史沒有給俄國這麽一個機會。
1，布哈林堅持探索的“列寧晚期新經濟政策”被斯大林斷送
現在我要談談布哈林。布哈林是列寧晚期新經濟政策的捍衛者和執行人。列寧在
晚期發現，戰時共産主義已經不能維持下去了，必須根本地重新認識社會主義。他到
晚年緊張地思索，在 1923 年 1 月 23 號，蘇共第十一次代表大會，列寧抱病參加，也
是最後一次參加，他對布爾什維克告誡說，他們的成就還微不足道，俄國革命必須經
過俄國市場和世界市場的嚴峻考驗，他說俄國（的革命前途）取決于兩個結合，一個
取決于和西方資本主義的新的進步的東西的結合，（一個）取決于和俄國的農民的結
合。他提出了著名的公式，什麽叫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等于普魯士鐵路制度，加上美
國技術，加上托拉斯組織，加上美國國民教育。如果列寧繼續走下去，他可能把東西
方的正面的積極的東西結合在一起。但是非常不幸，他去世了。他晚年推行新經濟政
策，由布哈林來繼續，布哈林認識到，俄國革命成功之後，不再是誰戰勝誰，而是誰
聯合誰的問題，俄國是太窮，資本主義太不發達，這個痛苦太深。因此俄國的任務是，
必須和平地長入社會主義。他對俄國農民的口號是，發財吧，積累吧，發展自己的經
濟吧。布哈林最擔心的是，俄國革命可能走上一條背叛它的理想的道路，建立起一個
高度統一的指令性的計劃經濟，建立起一個不受任何監督和制約的國家“利維坦”，
建立起一個成吉思汗東方式的兵營社會。非常可惜，布哈林堅持列寧晚期的新經濟政
策，這種探索，這種奮鬥被打斷了。從 1928 年開始到 1938 年十年時間，斯大林用一
系列陰謀政治和權力鬥爭，把布哈林和一批老布爾什維克消滅掉。開始了一場空前的
曆史倒退和專制複辟。
2，斯大林的暴政：
43
A，強制集體化經濟：農業破產
我簡單地概述一下。兩千五百萬戶農民被強行拖進集體化的濁浪狂潮，他們除了
面臨強制性的財政、行政和司法措施外，還被城市工作隊、農村幹部、警察甚至軍隊
一遍又一遍地沒收財産，被大規模逮捕、放逐、驅趕、圍剿。俄羅斯、烏克蘭、北高
加索和伏爾加流域這些傳統的“歐洲糧倉”田園荒蕪、村舍毀棄；成千上萬成群結隊、
衣衫褴褛的農民顛沛流離在俄羅斯遼闊的土地上；集中營囚滿了大批被判苦役的農
民，“國內護照制度”無情地阻止了饑餓的農民流入城市，到處都可看到農民流著眼
淚宰殺自己的牲畜，農民的口號是：殺吧，這些不再是我們的了！
一億二千萬農民被卷入到“集體化”的曆史浩劫之中，至少有一千萬農民和三百
萬兒童直接死于災荒和饑餓。盡管施行了若幹改革措施，蘇聯農業不僅長期無法與西
方資本主義國家相比，而且大大低于一般發展中國家。1934 年，俄國 3300 萬匹馬的
一半以上、7000 萬頭牛、2600 萬頭豬以及 14600 萬只羊中的三分之二都死掉了。一
個國家農村社會所能蒙受的災難，很少會比這更大了。一直到斯大林本人去世，1953
年，甚至一直到現在，蘇聯，俄羅斯，居然不能養活自己的人民，到 60、70 年代，
一直從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進口面粉，從（歐洲）共同市場進口黃油，從美國進口大豆。
B，清除異己：老布爾什維克全軍覆沒
從 1936 年開始，斯大林開始對老布爾什維克發難。1936 年是加米涅夫和季諾維
也夫審判案，幾萬人被卷進來，然後 37 年是皮達可夫和拉狄克審判案，幾十萬人含
冤而死，然後 38 年是布哈林（李可夫）審判案，幾百萬人牽扯進來。
“列寧近衛軍”、領導了十月革命的第六屆中央委員中，約三分之二被處決或暗
殺；列寧最後一次出席的“十一大”中央委員會的 27 名中央委員，約 20 名被處決或
暗殺；列寧去世後第一黨代會（十五大）的 7 名政漢局委員，除斯大林本人外，其余
六人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基洛夫、李可夫和托洛茨基全部被處決或暗殺；
以列寧爲主席的第一屆蘇維埃政府 15 名人民委員中，除列寧、斯維爾德洛夫等 5 人
過早故去外，其余 9 名人民委員全部被處決。蘇共第十七次代表大會 1966 名代表中
有 1108 人被捕，139 名正式和候補中央委員中有 110 名被處決或自殺。
在布哈林等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層被清洗同時，以“紅色拿破侖”、蘇聯國防人
民委部第一副人民委員、傑出的戰略軍事家米•圖哈切夫斯基元帥、紅軍政治部主任、
副國防人民委員加馬爾尼克元帥、紅軍總參謀長、副國防人民委員亞•伊•葉戈羅夫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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帥、遠東特別集團軍司令布留赫爾元帥、副國防人民委員、列寧格勒衛戍區司令雅基
爾元帥爲首的紅軍將帥和衛國戰爭英雄被大批地處決了，他們包括：陸軍 4 名一級指
揮員中的 3 名、16 名集團軍司令中的 15 名、12 名一級集團軍司令中的 12 名、57 名
軍長中的 50 名、28 名軍政委中的 25 名、64 名師長中的 64 名、97 名師政委中的 79
名、397 名旅長中的 220 名、456 名團長中的 401 名，以及幾乎全部海軍最高指揮員
共 35000 多名紅軍高級指揮員。德國軍事當局曾提醒希特勒不要進攻蘇聯，這名納粹
領袖回答說，蘇聯高級軍事幹部最優秀的部分已于 1937 年被斯大林消滅了。任何人
都看得明白，無論哪一次戰爭，無論哪一國軍隊，都沒有像蘇聯軍隊那樣，在與法西
斯德國不可避免的戰爭前夕，遭到如此慘重的打擊。
C，對人民實行專政：兩千萬到六千萬人死於非命
從 1928 年開始，以“人民”、“革命”、“曆史真理”、“祖國安全”、“人類理想”
的名義，一場整整持續了十年的政治鎮壓血腥登場了。“沙特赫案件”、“烏克蘭解放
聯盟”、“勞動農民黨”、“工業黨”、“聯盟局”、“斯拉夫學家”、“三十三人案”、“拉姆
辛案”、“軍人案件”、“民族主義傾向派”、“右──左集團”、“留京小組”、“孟什維主
義反革命魯賓派”、“波格丹諾夫機械主義理論”、“萊科夫思想”、“沃龍思想”、“彼列
維澤夫思想”……，斯大林開始爲蘇聯各階層、各民族人民編織各種名目的絞索。
成千上萬名科學家、哲學家、發明家、工程師、藝術家、戲劇家、作家、畫家、
詩人、演員、電影導演，成千上萬名區委書記、集體農莊主席、拖拉機站站長、車間
主任和普通教師、普通宗教信徒被關進集中營，死于非命。斯大林建立了一個什麽樣
的模式呢？第一就是高度集權的絕對專制的成吉思汗式的政權。在他統治時期，蘇聯
政治局的會議，蘇聯最高權力機構全國代表大會常年不召開，和列寧在（世時）形成
強烈的反差。列寧在 1924 年去世之前，是在 14 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聯合包圍的情況
下，每一年的全國代表大會照樣召開。然後在整個蘇聯是斯大林和他的一夥幫凶說了
算。這夥幫凶裏邊，像雅戈達，像葉若夫，像貝利亞，這些都是心裏非常陰暗的、非
常殘忍的劊子手。第二個是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第三是完全服務于斯大林個人和蘇
聯的世界戰略的經濟，第四是一種以控制思想爲能事的意識形態體系。
中國古代臭名昭著的首任暴君秦始皇曾經焚書坑儒，活埋了四百個儒生。古羅馬
的三個暴君，尼祿，提庇留和蘇拉，曾經把兩萬羅馬人殺死。據說最殘酷的西班牙宗
教裁判所所長托馬斯•托爾奎馬達曾活活燒死一萬零二百二十人，並燒掉六千八百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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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具逃亡的或已死去的異教徒的模擬像，此外還判處九萬七千三百二十一人終身監
禁、沒收財産和穿一種名叫“聖賓尼陀”的恥辱服。伊凡雷帝的沙皇特轄區制度使幾
十萬人喪命，在這一制度最猖獗的時期，莫斯科每天有十至二十人被處死。在雅各賓
恐怖時期，由革命法庭判決而上斷頭台的共一萬七千人，大約還有同樣數量的人未經
法庭審訊即被定罪或屈死獄中。至于因“嫌疑”而被雅各賓派關到監獄中的人數就不
知多少了，最可靠的估計爲七萬人。但在整個 19 世紀，因爲政治原因被判死刑的俄
羅斯人才不到 20 個人，被流放，被監獄關死的，也就幾百人，頂多幾千人，但是死
于斯大林之手的，我本人對數字並不敏感，但下面這些數字實在給人太深印象，過目
難忘。1990 年，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公布了一個數字，從 1930 年到 1953 年期間，蘇
聯有三百七十七萬八千二百三十四人死于非命。到 1991 年，蘇聯克格勃首腦克留奇
科夫宣布了一個數字，從 1928 年到 1953 年，斯大林主掌大權的 25 年期間，蘇聯有
450 萬人死于非命。曆史的記錄更爲駭人，在斯大林大權獨攬的 25 年中，死于非命的
俄國人總數，下限是 2,200 萬，上限是 6,600 萬。從 1937 年到 1938 年，即布哈林被
捕入獄到審判處決的幾百個日日夜夜中，僅在莫斯科一地，一天就有上千人被槍斃。
莫斯科火葬場的焚屍爐烈焰滾滾，不分晝夜地火化掉源源不斷的血肉模糊的屍體。
這已不是鮮血彙成的小溪，而是白骨皚皚的荒原了！曆史上任何暴君都沒有鎮壓
和虐殺過如此衆多的自己的同胞、普通的公民、革命的精英和國家的棟梁！
四，民族厄運中的俄羅斯精神
1，俄羅斯內地作家直面苦難
A，陀斯妥耶夫斯基：對二十世紀的憂患預感
但是俄國的精神，俄國的靈魂並沒有屈服，這裏我短暫地回到俄國的文學上。陀
思妥耶夫斯基在提出俄羅斯精神對世界的意義時堅信，俄羅斯精神在于比西方更徹底
地摒棄了一切蒙昧主義和偶像崇拜，發展出更爲深刻而獨特的忍受和消解苦難的智
慧。
盡管晚期陀思妥耶夫斯基撇開了帝國的罪孽，深入到人性邪惡的深淵，發現了能
“超逾善惡”的拉斯格爾尼科夫的可怕性，盡管托爾斯泰很早就轉向宗教和人的得救
問題，但是他們都無法預見二十世紀俄國精神遭逢的更爲殘酷而複雜的局面。陀思妥
耶夫斯基在“舊俄國”對他那個時代的他所預感到的世界性演變與恐怖，對即將來臨
的全人類的生命流失和價值傾覆，對他所憂心如焚的一億俄羅斯人被魔化的未來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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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道：俄羅斯將走向何方？
俄羅斯作家對這一切都作出了承擔和回應。
B，帕斯捷爾納克：舊俄羅斯價值觀必定復活
大家知道，俄國有五名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普寧、肖洛霍夫、帕斯捷爾納克、
索爾仁尼琴和布羅茨基。帕斯捷爾納克在 1958 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他獲獎的小說
叫《日瓦戈醫生》，他在臨死前說，我爲什麽要寫這本小說，我對我們這一代人，對
我們的父輩，對俄國的曆史負有重大的責任。他說，我們的祖輩和父輩，他們已經長
眠，但是我相信在春暖花開的時候，他們的價值觀，他們的希望一定會複活。他寫《日
瓦戈醫生》的目的，就是贊頌那時的俄國美好和敏感的一面，就想恢複真的俄羅斯精
神。
C，阿赫瑪托娃：苦難中蔑視帝國堅守善念的繆斯
帕斯捷爾納克的終生摯友，直接被帝國文藝總監日丹諾夫“點命”的阿赫瑪托娃
這位俄國“悲泣的缪斯”，便是用詩歌把苦難內在化的傑出代表。
在世界詩歌史上，第一次由一位女詩人自願地把愛情詩讓位給悼亡詩。死亡——
持續的、真實的死亡——成了她詩作的最後依據。布羅茨基寫到：“她創作《死者的
花環》這一組詩，就是讓那些先她而去的死者吸收或者至少加入詩歌。她在努力應付
一種空虛的生活，它的意義遭到突然毀滅而變得空虛”。
當阿赫瑪托娃轉向獄中的兒子時，被無情踐踏的母性的絕望、對帝國虛假永恒的
蔑視以及對善的最終勝利的信仰，彙合成二十世紀苦難俄國一部無與倫比的史詩般的
聖母頌和安魂曲的合奏，它已爲全蘇聯和全世界噙著眼淚傳誦。
布羅茨基明確地指出，《安魂曲》中衆多的聲音流露出來的同情，只能用詩人東
正教的信仰來解釋；其中的理解以及賦予作者辛酸的、幾乎難以承受的抒情曲調的寬
容，則只能用詩人獨特的心靈，自我以及自我對時間的感受來解釋。我們這一代人在
某些曆史時刻，有一種刻骨銘心的感受：在曆史發展的特殊階段，唯有詩歌可以應付
現實，它將現實緊縮爲可以懷抱、可以傾聽的某種事物。在這個意義上，整個國家舉
起了阿赫瑪托娃這支筆，更重要的是，這使詩人能爲全民族說話，並啓示給它一時尚
難理解的東西。
D，索爾仁尼琴：深化俄羅斯懺悔意識
索爾仁尼琴，現在還活著。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答獎詞的標題叫“爲人類而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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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在寫到古拉格群島和俄國文學的關系時，索爾仁尼琴提出了一種新的寫作觀，
他指出：“正是群島給我們的文學，也許還給世界文學，提供了一個獨一無二的機會。
二十世紀昌盛時期的空前未有的農奴制，爲作家們開辟了富有成果的雖然是毀滅性的
道路”。索爾仁尼琴由此設想可以“鬥膽”預期産生四個領域的世界文學：第一個領
域：上層人描繪上層人；第二個領域：上層人描繪下層人；第三個領域：下層人描繪
上層人；第四個領域：下層人描繪下層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在奴役和苦役中實現
了“設身處地”地爲下層人——人民——這一轉變的。索爾仁尼琴強調，“在古拉格
群島則是一下子在幾百萬人的頭腦和心靈上真地而且永遠地陷于奴隸、囚徒、伐木工
和礦工的境地。在世界曆史上第一次使社會的上層和下層的經驗融合起來了！
索爾仁尼琴在分析二十世紀俄國的悲劇時問道：這個狼種——它在我們人民中是
從哪裏來的呢？它是不是我們的根子上長出來的呢？是不是我們的血統？
“這是一個可怕的問題，如果我們誠實地回答的話，是我們的。”
俄羅斯偉大忏悔精神在半個多世紀的苦難裏支撐著俄國詩人的生命，使他們從內
心認識到罪惡和邪惡的根源，從而祛除狼種。索爾仁尼琴作爲在精神道德上比帕斯捷
爾納克等純詩人更爲純正、優秀的俄國知識界無可爭辯的代表，在古拉格群島的苦難
中心把十九世紀俄國忏悔精神提升了一個世紀的水平，他發現：
善與惡的界限並不在國家與國家之間、階級與階級之間、政黨與政黨之間，——
而是在每一個人的心中穿過，在一切人的心中穿過。這條線在移動，它隨著歲月的流
逝而擺動；連被惡占據了的心中也保持著一小塊善的陣地。連在最善的心中仍保留著
一個……尚未鏟除的惡的角落。
自那以後我終于懂得了世間一切宗教的真谛：它們是與存在于（每一個）人內心
的惡作鬥爭的。世界上的惡不可能除盡，但每個人心中的惡卻可以壓縮。
2，俄羅斯流亡知識分子反思十月革命
俄國的彌賽亞情結，俄國的民粹主義思想，俄國的忠實于真理的這種奮鬥（精神），
作家們一直在堅持。在海外，一大幫俄國知識分子，他們的書開始翻譯成中文了，就
是白銀時代（開始）的，後來的新精神（哲學）運動，俄國宗教唯心主義爲代表的這
幫知識分子們，他們的思想一直堅持到二戰之後。俄國社會主義爲什麽失敗，梅烈日
科夫斯基，索洛維約夫，布爾加科夫，他們總結了幾點基本的東西，第一，俄國社會
主義必須實現俄羅斯人民兄弟般友愛的這個神聖的原理，但是在斯大林時期，俄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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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目相向。1939 年，全俄監獄在押犯人達到九百萬人，比 1929 年多了三百倍，每兩
個俄羅斯家庭就有一個成員在服刑。第二，俄羅斯的社會主義必須實現人的高度尊嚴，
高度自治。第三，這場革命必須建成一個正義的、和諧的、文明的、民主和自由的社
會結構，一個社會制度。第四，這幫知識分子認爲，俄國革命必須要使整個俄羅斯人
都變成精神上的貴族，（具備）俄羅斯貴族的全部美德，而沒有他們那些劣行，那些
缺點。顯然，列寧去世之後，布哈林被槍斃之後，這一切都沒有實現。
五，廢墟上的勝利：布哈林蒙難五十年終獲“平反”
我還必須提到一位俄羅斯婦女，布哈林的遺孀安拉•拉林娜。布哈林死後，拉林
娜在水牢裏被關押了六個月，然後在勞改營和流放地呆了 18 年。
1961 年初，布哈林慘遭殺害、被毀屍滅迹 23 年後，拉林娜和離散多年的兒子尤
裏才首次向蘇共二十二大和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提出申請，要求爲布哈林恢複名譽。
他們沒有得到任何答複。赫魯曉夫屈服于國內外壓力，拒絕了這一要求。這位良知未
泯的蘇共總書記晚年曾爲此而“深感愧疚”。十六年過後，1977 年，他們再次向蘇共
二十五大和蘇共總書記勃烈日涅夫提出申請，再次被拒絕。1965 年，列寧的戰友和秘
書斯塔索娃和另外幾名老布爾什維克曾致信蘇共中央，要求重新審理布哈林案，但直
到他們全部去世，也未得到任何答複。
1978 年 3 月，布哈林慘死 40 周年前夕，絕望中的拉林娜讓兒子轉向意大林共産
黨總書記恩裏科•貝林格，請求這位歐洲最大共産黨的領導人“參加爲我父親恢複名
譽的運動”。英國“貝特朗•羅素和平基金會”很快收到這封不同尋常的信，一場爲布
哈林恢複名譽的運動在蘇聯之外的世界開始了。歐、美、澳三大洲成百上千名不同政
治信仰的著名人士在致蘇聯政府的公開信上簽名，“要求重新審理布哈林案件，爲他
恢複名譽，並公開說明當時造成他的冤案的情況”。蘇聯當局對此繼續保持沈默。
又過了 11 年，1988 年，已年近八旬的拉林娜最後一次向蘇共二十七大，也是最
後一次代表大會，和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也是最後一任總書記，致信。原信如下：
“…我提出這一申訴不僅代表我自己，而且也是受布哈林本人的囑托。…1937 年 2－
3 月中央全會時，他已預感到不能再回來了，他考慮到我那時還年輕，求我爲他死後
平反昭雪而奮鬥。…我發了誓。違背這個誓言就是違背我的良心。”
她請求戈爾巴喬夫：“在您的黨證上寫著列寧的話：‘黨是我們時代的光榮和良
知’。請按照這種品性辦事吧！…在長期的監獄、流放和集中營生活中，我費了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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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記住了布哈林《給未來一代黨的領導人的信》。我願意相信，您就是這一代
的領導人。”
1988 年 2 月 4 日，布哈林誕辰 100 周年、蒙難 50 周年之際，蘇聯最高法院作出
決議，爲布哈林徹底平反；5 月 10 日，蘇聯科學院主席團作出決定，恢複布哈林蘇聯
科學院正式院士稱號；6 月 21 日，蘇共中央監察委員會作出決定，恢複布哈林黨籍。
1987 年 11 月 7 日，謝•戈爾巴喬夫代表蘇共中央在紀念十月革命 70 周年的報告
中指出，斯大林對成千上萬共産黨員和非黨人士、經濟幹部和軍事幹部、科學家和文
藝工作者的政治指控和借以鎮壓的罪名，全是蓄意捏造的；斯大林及其周圍的親信爲
大規模鎮壓和違法行爲對黨和人民所犯的罪行是巨大的和不可饒恕的。
1989 年，蘇聯共産黨最後一任總書記、蘇聯政府第一任總統戈爾巴喬夫向世界宣
布：解散蘇聯共産黨，十月革命在俄國的試驗已告失敗。
在無盡的驚愕、茫然、惆怅、沈思中，在莫斯科切廖穆什金區一幢普通的樓房裏，
布哈林的遺孀拉林娜坐在丈夫的遺照和他的作品下，那是兩幅油畫，布哈林是一位多
才多藝的知識分子，克裏米亞黑海的峭壁，北高加索積雪的群峰。將近六十年的思念、
磨難、期待，將近一百年的奮鬥、犧牲、悲劇，到來的竟是這樣一種結局。
六，結語
俄羅斯道路不僅僅是俄羅斯民族，一個民族的事情。
如果西方富有遠見，不那麽自私，沒有發動兩次世界大戰，拿破侖和希特勒沒有
入侵蘇聯，俄羅斯在接受西方正面文明時，將沒有那麽強烈的敵視，那麽強大的障礙，
可能選擇另外一條更好的道路。
如果東方、亞洲有更多的自由，有更多的現代意識，有更多的關于人的普適價值，
俄羅斯自身的專制傳統和極權根源，也許會大大得到消解，從而走上不同的道路。
俄羅斯的失敗絕對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的）失敗，俄羅斯在 20 世紀是一場整
個人類共同的試驗。我相信像俄羅斯這樣一個精神上的巨人，曆史中的巨人，它絕對
不會讓目前這種非常尴尬、非常困難的時期維持很長時間。從 1861 年廢除農奴制到
1917 年，俄國徘徊了將近 60 年。從 1917 年到 1991 年，俄國掙紮了 74 個年頭。從
1991 年到現在，也不過就十五六個年頭而已。我在這裏預言，像當年托克維爾一樣，
俄國不會在 20 年之外才重新崛起。20 年左右，俄羅斯會以一種嶄新的面貌（出現于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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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俄羅斯的經驗、教訓，俄羅斯的靈魂，俄羅斯的精神裏，他們（將）重新去吸
取（屬于）他們的那種力量、智慧和勇氣。作爲我們永遠的北方大國，我們中國太有
理由關注俄羅斯，勝過關注西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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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王康“俄羅斯道路”演講答主持、聽衆問
主持人：曾子墨
時間：2006 年 4 月 7 日晚
地點：北京大學四季演講廳
主持人：歡迎走進《世紀大講堂》，這裏是思想的盛宴，這裏是學術的殿堂。
在今年的 3 月 21 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和俄羅斯總統普京一起在北京出席了
俄羅斯年的開幕式，由此也拉開了俄羅斯年在中國的一系列活動。而在這之後，我們
看到俄羅斯的政治，經濟，文化，都成爲了大家所關注的焦點。那麽俄羅斯到底曾經
走過一條什麽樣的道路，他們的性格是如何形成的，俄羅斯這個民族又有著什麽樣的
精神？有關這些問題，今天的《世紀大講堂》，就很榮幸地邀請到了著名的文化學者
王康先生。歡迎您。請坐。首先呢跟大家一起來看一下大屏幕，一起通過大屏幕來認
識一下王康先生。
首先呢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一起通过大屏幕来认识一下王康先生：
Vo：王康生于中國現代曆史一個最關鍵的年頭：1949 年。這個年頭使他成爲一個
宿命論者和天生的理想主義者。
大學期間他以獨具的風骨和才華成爲西南最高師範學府自 1957 年來第一個學生
文學社社長，並因此自決于中國式經濟仕途、學院翰林之外。耿于沈思，疏于著述，
不求聞達，不意被封“民間思想家”。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王康以布衣之身撰寫“中國改革憲章”，名動京畿；九十年
代初再以《大道》爲題，撰寫叩問“中國往何處去”五集政論片。抗戰勝利 50 周年
以九集電視片《抗戰陪都》傾服衆多業內人士。對中美關系、台灣懸案、中日現狀以
及馬克思主義、港台新儒家皆有獨到心得，自謂“人世”未盡解，而“天命”已略知。
主持人：其實我跟王康先生見面不是第一次了，但是我相信每次大家如果見到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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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先生，一定會對他的這個形象印象特別地深刻。有人就說這個聰明絕頂放到你身上
特別合適。
王：謝謝。
主持人：你覺得是嗎？
王：是。
主持人：很少會有這人這麽坦誠了。
王：光頭的人啊一般比較聰明，而且也比較善良，曆史上很多光頭的人很善良，
大家記住，比如列寧，非常聰明，在整個蘇聯共産主義譜系裏邊，也是一個最善良的
人。
主持人：覺得自己聰明和善良在哪些地方呢？
王：我拒絕了學術道路，早就拒絕了政治道路，也拒絕出國，但是我換來了內心
的充實，高度的獨立性。
主持人：其實很多人了解到王康先生，知道王康這個名字，更多的是從抗戰那段
曆史了解到的，因爲王康先生自己曾經做過一些陪都文化的研究在重慶，其實很多人
都不知道，對俄羅斯，您還有這麽濃厚的情結。
王：對，我對世界所有國家最濃厚的、揮之不去的是俄羅斯情結。
主持人：這個俄羅斯情結是從什麽時候開始産生的呢？
王：我們這一代，我們的父輩，甚至祖輩，深受俄羅斯的影響，可以說俄羅斯對
中國的影響超過了任何國家。剛才你說，今年是俄羅斯年，其實整個 20 世紀都是俄
羅斯世紀，對中國來說，沒有哪個國家可以跟俄羅斯相比，對中國的影響如此地深刻，
我們看看所有現代中國，我們的憲法，我們的整個國家制度，我們的基本的世界觀，
我們的哲學，基本上是俄羅斯式的，前蘇聯的盡管有四分之一世紀的改革開放，但是
我們這深層的結構上的東西來自蘇聯。
主持人：提到俄羅斯呢，可能很多中國人都會熟悉它的比如說一些著名的文學家，
一些文學巨著，還有一些俄羅斯的音樂，包括繪畫等等。有哪些作品是對您影響特別
大的嗎，能跟我們講講嗎？
王：普希金的《致大海》，我們那代都能背誦那些詩。
主持人：現在還記得嗎，能現場給我們背誦一兩段嗎？
王：再見吧，自由的元素！這是你最後一次在我的眼前，滾動著蔚藍色的波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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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耀著驕傲的美色……。
主持人：嗯。好，看得出呢，只要談到俄羅斯，王康先生就會滔滔不絕，一直地
說下去，那麽對于俄羅斯，王康先生到底有著什麽樣的了解，從他的眼光來看，俄羅
斯曾經走過一條什麽樣的道路？我想下面呢就讓我們一起用熱烈的掌聲來歡迎王康
先生給我們進行今天的主題演講，《俄羅斯的道路》。
王：謝謝子墨小姐，大家好。俄羅斯是一個非常激動人心的話題，也是一個很沈
重的話題，今天晚上和大家共同分享俄羅斯，我感到很榮幸。（演講內容略，請見正
文----編者）
主持人：非常感謝王康先生今天給我們進行的這場演講。剛才呢您也提到了 20
世紀的俄羅斯，特別提到了一個人，斯大林。那我就想請問您，斯大林這個人在俄羅
斯的出現，在當時的蘇聯産生了那麽大的影響，他的出現，它是一個偶然，還是一個
必然？他和俄羅斯這個民族性格之間，有著什麽樣的關系？
王：是必然。因爲列寧的俄國社會主義就預示了斯大林的可能性。剛才我說過，
列寧是一個天才，他把兩種不可能的事情，就是俄國知識分子對自由的向往，俄國專
制社會的傳統結合了起來，而且異常成功。從斯大林個人來看，他的父親是個鞋匠，
是個酒鬼，他完全沒有父愛，他是在母親呵護下長大，他只有六年的神學院（學曆），
他基本上沒有出過國，不懂一門外語。而俄國那幫領袖，包括布哈林，布哈林會用德
語，法語，拉丁語，希臘文，（閱讀歐洲原著），俄國革命一些上層的領導人，全是一
些大知識分子，只有斯大林是一個基本上沒有文化的人，他的出現更多代表了一種俄
國的東方遺産，俄國的專制傳統。
主持人：您在演講當中，剛才也提到，如果說列寧再多活 20 年的話，那麽社會
主義在俄羅斯這片土地上的發展，可能會有一個不一樣的結果。所以我們還想知道，
爲什麽說這個社會主義在俄羅斯的發展，要依靠某一個人的壽命，而我們傳統當中的
印象是說，在西方國家，它的經濟發展，它的政治發展，它整個社會的發展，都更多
的是依靠制度？
王：沒有誰會簡單漠視制度的力量，但所有的制度都是人造成的。強調人的作用
和意義，其中包括人的責任和創造性，尤其是責任，其中也包括罪行和審判。正宗的
馬克思主義建立在進化論和絕對論基礎上。俄國一幫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就要
求首先在俄國發展資本主義，發展大工業生産，在工業革命的過程中，孕育現代無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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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然後再進行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社會主義。但是俄國的曆史條件沒有提供
這種機會，俄國後來更多的帶進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個人英雄主義，領袖決定一切的
力量，這是東方的、俄羅斯本土資源特色，而不是西方、也不是馬克思預期的東西。
主持人：那如果它一種制度的發展，只是取決于某一個領袖，某一個個人的話，
那是不是我們可以說它在未來的發展，比如說它如果能夠走上一條，社會主義走上一
條順暢發展的道路，可能存在了太大的偶然性，而不是說我們將會看到的一個必然結
果呢？
王：我在青年時代曾經曆了世界一分爲二的現實，東方社會主義陣營大有戰勝西
方資本主義的趨勢，而東方各國最大的明星是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他們似乎就是曆史
本身。非常遺憾，他們確實曾經主宰過億萬人的生命。衆多社會主義國家最高領導人
的修養，道德，心胸，甚至他的脾性，他的愛好，在那個國家裏常常是決定性的，這
是沒有辦法的，這是一個很可悲的（現象），這是曆史巨大的局限性。我們還沒有到
達一個完全按照一種理性的，一種帶規律性的東西，我們現在沒有認識它，然後來理
解，來實現這個社會主義。也許永遠沒有那種理性和規律性，因此我才被迫回過頭來
強調個人的責任。
主持人：好，謝謝。我們這邊呢，還有一些網友啊想跟王康先生來做一些交流。
有一個網友的名字呢叫做我不想煉鋼鐵，他說，看來他應該是一個年輕人啊，他說我
們這代年輕人是不會排著長隊去購買那些，比如說俄羅斯的電影的海報，包括是說俄
國的一些小說，他說我們可能去關注的，愛看的，是一些日本和韓國的小說。所以他
認爲，俄羅斯文學，蘇聯文學，可能是在特定的曆史時期和背景下被擡升了，被提高
了它們在世界文學史上的地位。那不知道您對這個想法怎麽看？
王：所有的精神活動，所有的文學作品，都是特定時代的産物。但是有些作品，
有些精神，它會長久地存在下去。日本，韓國，包括港台消費性、感官刺激式的文學，
在我看來，一點價值都沒有，它純粹是消費社會，休閑時代的産物，它和人類的巨大
命運、將來人類還會出現的命運沒有什麽聯系。它們與俄羅斯的文學藝術，根本就沒
法相比，俄羅斯關系到整個人類的命運，它的藝術和精神攸關正義、真理、永恒，它
對苦難和罪惡的承擔和洞察，是中國當下最欠缺的能力。它們所深入到的人性的深度，
人類的本性，人類的道路和終極的關懷，與剛才你說的，網友說的東西，不可同日而
語。中國表面的歌舞升平最多是羅馬帝國晚期頹廢社會的一種翻版，充斥社會的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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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崇拜、金錢至上，還有虛無主義和末世感。中國有太多軟不拉唧的東西，我們太
需要一種有精神的，有理想的，有道德追求的文學作品。
主持人：好，謝謝。還有一個網友的名字，他這個名字也非常有意思，叫做伏特
加，一杯就倒，說的是這個酒。他想問您的問題就是說這個俄羅斯人，他的性格和這
個伏特加酒之間有什麽樣的關系？因爲我們都知道，一提到伏特加，我們肯定就想到
這個俄羅斯人愛喝這種酒。
王：俄羅斯是一個冰天雪地的國家，喝酒當然很正常。俄羅斯民族經曆的磨難，
它的苦難曆程在世界各國裏非常罕見，也許我們中國人可以和它比較一下。俄羅斯人
的命運，就像法國文學史家勃蘭兌斯說的，俄羅斯天生是一個憂郁的民族，是一個苦
難叢生的民族。當俄羅斯民族的精神跟靈魂沒有得到滿足的時候，伏特加酒是他們莫
大的安慰。我如果是俄羅斯人，我也會成爲一個伏特加的愛好者。
主持人：好，謝謝。接下來呢，我想請我們在座的各位，有什麽問題的話，可以
提問。這邊。
聽衆提問 1：主持人，王老師，您好。我是咱們哲學系的一個學生。我想問一下
王老師，您通過對俄羅斯的這個研究，就說反思一下中國爲什麽說古代還有那麽多思
想，然後到近代，我們的文學和思想現在是這麽落後？就問您對這個問題怎麽看？謝
謝。
王：俄羅斯的東方傳統，應該嚴格地區分。它的所謂東方傳統、那種亞細亞的專
制主義傳統，我認爲主要是以成吉思汗爲代表的蒙古的軍事專制主義，絕對不是以孔
子爲代表的儒家的人文主義。盡管儒家有很多問題，也有很多過失，但是它的核心理
念有永恒性。比如四海之內皆兄弟的觀點，比如世界大同的觀點，孔子所創立的儒家
學說，是在上帝缺席的情況下，沒有西方基督教和俄國東正教的背景下創立的關于人
的命運、人的本性、人的目的的一種東方式的非常高明的哲學。我覺得我們應該恢複
它們。中國要建立一個和諧的、一個小康社會，那麽孔子爲代表的先秦儒家，宋明理
學和當代的新儒家，它們應該進入中華民族的心靈，這是中國，我們自己自救，自強
所必須要走的一步，就像俄國人一樣。謝謝你。
聽衆提問 2：你好，王老師，主持人好。我非常榮幸能聽到你今天的演說。然後
剛剛你講，在演說當中你提到說俄羅斯的文化和精神特別，就是讓你特別崇拜，另外
你還記得俄羅斯民族是一個非常優越的民族。但是非常有意思的，非常有趣的一個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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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是，俄羅斯上至政府，下至民衆，他們都非常希望能夠融入歐洲，特別是他們把融
入歐洲當作，上升成爲一種國家戰略地位，他們把聖彼得堡，然後作爲融入歐洲的一
個橋頭堡，包括特別是包括普京總統上台後，他也是，就是說然後對西方國家，對歐
洲國家頻頻發出一些善意的信息，但是西方國家並不太領情。你覺得這種現象如何解
釋？謝謝。
王：俄國當代曆史學家特卡喬夫認爲，俄羅斯從來不屬于東方。我認爲俄國的專
制傳統主要是東方的遺産，順便說一句，二十世紀俄羅斯、蘇聯回饋給中國的正是這
一筆東方的遺産。俄國的曆史選擇，已經出現大的端倪，繼續彼得大帝西化之路，難
道還有其它道路嗎？俄國人精神核心、東正教本來就是基督教的主要分支，倒是中國
應當自問：何去何從？我願再次預言，不出二十年，俄羅斯將加入北約、歐盟，與西
歐、北歐、東歐、南歐共同組成一個大歐洲聯邦，俄國最困難的是它的東方遺産、亞
洲部分，但無論如何，俄羅斯重建帝國的夢想恐怕永遠不存在了。在一個全球化越來
越快速的時代，俄國不管是向東方還是向西方靠攏，它最終要向一個根本靠攏，向世
界和人類的共同利益，共同（理想）靠攏。如果要總結俄羅斯三百多年或者蘇聯 74
年的曆史經驗，俄國的命運就在于不能簡單地區分西方或者東方，而是盡量全面地、
積極地、有效地來結合東西方先進的、優秀的部分，這是俄國真正的前途所在。
主持人：謝謝。
聽衆提問 3：王老師，您好，主持人，您好。衆所周知，目前中俄兩國都在進行
一場大的社會變革。你怎麽看待這個兩國改革？而且你認爲哪個國家的改革對社會震
動更小，更符合本國的民族個性？謝謝。
王：俄羅斯的和中國的改革是它們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表達。俄國民族，他們
總是讓世界震驚，他們在骨子裏面是非常浪漫，非常神秘的。他們不太現實，他們的
那種急救法叫什麽休克療法，完全合乎俄羅斯的天性，他們不希望平庸地、慢慢地改
變自己的命運，他們希望有一種史詩般的、甚至是一種比較苦難的方式來凸顯他們的
命運。中國不一樣，中國是極高明而道中庸，致廣大而盡精微。林語堂早就說過，中
華民族最大的特點，就是不走極端，不狂妄，這種民族性格、民族傳統和文化決定中
國改革的基本的風格，但是極端、狂妄、非理性已經開始毒化中國，君不見，中國要
不惜一切與美國來一場核大戰嗎？中國普遍的禮崩樂壞，再加上巨大的物質財富，已
經讓包括俄羅斯人在內的許多民族感到憂慮了，那將給中國和全世界帶來前所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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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我覺得這是天理昭昭，不存在高下、對錯的問題。另外俄國的改革和中國的改
革，它們基本的目標和方向，我認爲沒有太大差別，除了西方那一套普適價值之外，
它們必須滿足本民族精神上、靈魂上的需要，這是中俄改革必須要面對的，而不僅僅
是西方的，比如市場化，法治社會這一套，這套其實很淺薄，也很簡單，人的基本權
利，財富等等，要做到並不難。但是怎麽能夠滿足中華民族或者俄羅斯民族的天性，
只屬于這個民族的天性，從而來豐富人類的人類性、共同性，這是更爲困難的事情，
這只能由俄國和中國人自己去完成，這是不可推禦、不可轉讓的責任。
主持人：最後呢我還想請您用一兩句非常簡單的話來給我們概括一下，俄羅斯精
神，它到底是什麽？
王：俄羅斯精神就是在苦難當中孕育著偉大，在絕望的時候保持著拯救的信心。
我呼籲年輕一代，千萬不要忘記俄羅斯，我們應該用有特殊的理由和責任，比對西方
更關注的心情、更同情的心情來關注和同情俄羅斯，我們應該爲俄羅斯祈禱，爲他們
祝福。
主持人：那在您看來，中華民族，它的精神又是什麽呢？
王：中華民族精神就是那句老話，君子自強不息，這是正面的。中國人有兩種傳
統，一個是孔夫子到孫中山的傳統，一個是秦始皇到毛澤東的傳統。孔夫子到孫中山
的傳統，相信文化可以改變和提升人，可以拯救人，——用現在的術語來說。而秦始
皇和毛澤東不相信這個，他們相信權力，權力是天底下最重要的東西，沒有權力一切
事情都做不成。
主持人：好，謝謝王康，謝謝王康先生。非常感謝王康先生今天呢是抱病專程地
飛到北京，來到我們的《世紀大講堂》。的確，俄羅斯呢是我們最大的鄰國，而且正
如王康先生所說的那樣，俄羅斯對于我們這個國家曾經産生過巨大的影響。對于許許
多多的中國人，特別是我們的父輩那一代人來說，俄羅斯這三個字，它是一種情結，
它是一種特別的親近感。所以今天呢在這裏，我們和王康先生一起來回顧俄羅斯它所
走過的道路，去理解它的民族性格，去了解它的精神，我想對于我們同樣有著很好的
啓迪作用。那再一次感謝王康先生今天呢是給我們進行了一場很精彩的演講。同時呢，
我們也感謝今天在座的北京大學的老師和同學們。下周同一時間，《世紀大講堂》，我
們再見。
（原载《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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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精神麦加
王康 2007 年 9 月
上帝就像俄罗斯一样忧郁，
上帝也一直注视着俄罗斯。
——普希金
章诒和从俄国回来，在电话中盛赞俄罗斯，用异常华美、诗意盎然的词语形容那
里的原野、河流、教堂、涅瓦大街、冬宫、皇村……，特地举台湾女名嘴陈文茜之口
说，跑遍世界，最神往难忘者，惟俄罗斯，那个辽远寒冷刚获自由眼神迷离的国度，
诒和近乎地唠叨地叮嘱：康兄，你可得去一趟！
不知去过多少次了，早已是他们的常客，在莫斯科大学恢宏的廊柱下，在彼得拉
舍夫斯基宅第的角落，在通往弗拉基米尔大道的驿站口，在近卫兵临行的早上，在茨
维塔耶娃走向上帝的那个小镇，在只有俄国才有的那些秘密、私下和公开的精神集市
中……，这些俄国人的眼光多么奇妙！充满忧伤但决不黯澹，耽于深思又如冰凝雪积，
他们似乎看到了世界的尽头，却一代接一代搀扶着走进骷髅地，穿越无边无际的苦难
“瀚海”，我多么熟悉他们的表情，手势，用语，莱蒙托夫、帕斯捷尔纳克们额角的
转折面直接闪烁着从古代希腊神庙放射出的光辉，别林斯基、索尔仁尼琴瘦削的脸颊
比黑格尔、谢林还适宜登台宣讲，托尔斯泰如果愿意，他足有三十年时间走遍俄罗斯，
创立一个新的教派。我洞悉列宾创作《伏尔加纤夫》、克拉姆斯科伊为“荒漠中的基
督”抹上“第一道晨曦”时手指颤抖时的心情，我甚至感受到俄国天才、先知和圣徒
们心脏收紧，血脉贲张，瞳孔扩大时的速度、力量……，不过我承认，越在意向上临
近俄罗斯，这个横跨欧亚的斯芬克斯就越加遥远、陌生、神秘。
我太了解，为何章诒和、陈文茜以及我认识和不认识的无数中国人，共同经历了
与那个国家有染的苦难岁月的一代人，一旦踏上那片土地时的感受为何如此强烈。我
自己曾经三次应邀去凤凰卫视讲俄罗斯，讲它的历史、悲剧、艺术、宗教、地理。我
比谁都清楚，包括我在内，所有中国人对俄国的了解，都多么浅、多么少、多么苍白。
有明眼人在网上揭发，此人从未去过俄国，不懂俄语，他那点关于俄罗斯的知识全靠
剽窃我国俄文翻译界的辛勤劳作所获。
此言不虚。何止于王康，多少中国人迷上俄国，甚而当作自己的迦南之地，不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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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他人的译笔、眼光和尺度？“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20 世纪上半叶，鲁
迅、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张国焘、李立三、张闻天、王明、康生、高岗、毛泽
东们，不约而同地弃德日、拒英美，走上“以俄为师”道路，给中国引入全新的世界
观、国家观、历史观，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和五•四运动以及
抗日战争一百余年的历史轨迹统通改向，创建了一个名符其实的新中国，其名份、合
法性、它宗奉的天条，立于天地间的目的……，全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乃至宇宙、
物质、宗教、精神、文化、艺术、精神、心灵无不烙下鲜红的俄国印痕，这个新中国
的国徽、国号、国旗，国都的主要建筑以及流行数代人的旋律、色彩、爱恨模式，统
通来自俄国。
在中国和世界史上，这是前所未有的事变。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大意
外有焚心剔骨之感的中国人，怎么会忘掉俄罗斯？
若非几十年后反目反唇，反手反心，早就应该有一部现代汉语经典堂皇问世，其
标题是：我的祖国——俄罗斯。事实上，从 20世纪 30 年代至 50 年代，中国亲苏激
进革命派一直视俄罗斯为人类共同祖国，莫斯科为世界唯一首都，并无赧颜愧意或丝
毫不妥不安。
据说现代精神的原则之一是多元选择和道德相对主义，每个人都有权表达自己独
特的见解，包括那些大权在握的人物。我不接受这些似是而非的现代发明，只因为它
们不过是继续维持谎言的说辞，它们那番功利哲学和机会主义只会继续误导国人，继
续遮蔽俄国，让中国继续坎陷于俄国悲剧性的遗产造成的历史废墟中无力自拔。
十六、七年前，从莫斯科到华沙到柏林，从布加勒斯特到索菲亚到布达佩斯、布
拉格和他拉那，悬挂了半个多世纪的铁幕轰然坠地，中国一度惊愕不置，忧心如焚，
如丧考妣，如崩祖坟，惶惶不可终日。直到韬晦功夫和权衡法术占了上风，中国才发
现，苏俄解体，东欧易帜，未必是末日来临的序幕，中国人极其聪明地收起几十年间
最热衷最拿手的“意识形态倒计时牌”挂起“各扫门前雪”的小市民旗幡。俄国从此
从中国人眼里消失，昔日父兄恩主般的威仪尊荣，降尊纤贵后魔鬼式的狰狞邪恶统通
不复存在，俄国成为一片虚无。
无论这种东方式的势利眼为中国带来了多么丰厚的历史红利，无论中国由此摆脱
某种历史包袱从而走上一条“中国特色”的“成功之路”多么令国人庆幸有加，无论
时下国人以何种怜悯、嘲笑、轻篾的口吻看取俄国，我都把目光投向莫斯科，那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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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一切更使我陶醉、神往，俄罗斯成为我的精神麦加。
一个浑身破烂，在寒风中颤栗的流浪汉，一个守不住家产却敢于重新上路的朝圣
者，一个即使跌倒在地也举首望天的巨人，正是我的俄罗斯。俄国没有遵循他人的法
则，无论是金钱还是权力，独裁者还是小市民，都纠缠不了俄国人疲惫而坚定的步伐。
俄国在自己家里破产了，但是比一切新老显贵更有尊严。俄国在全世界面前摔倒在地，
狼狈不堪，但他站起来了，颤颤巍巍，一脸苍白衰弱不堪的俄国，高贵地微笑着，绅
士般地拾起帽子，背好行囊，皮巧林式地瞥瞥那些兴高采烈的围观者，迈开步子……。
俄国依然是世界的重心，就像三百年来一样，它再次把世界带到一个新天地，把
自己放到约伯的天秤上，世界再次目睹了一出真正的史诗正剧。
尼古拉二世全家遗骸“连一根肋骨也不少”地从叶卡捷琳堡运抵彼得堡，安葬在
历代沙皇陵寝中间。无论罗曼诺夫王朝欠了俄国人民多少宿债，俄国都有气量接受牺
牲者亡灵的归来，俄国分辨和判别善恶的底线宽广而深邃，忏悔和宽恕总会像伏特加
和黑面包一样，成为俄国灵筵最珍贵的佳肴。俄国人用一句“苦啊！”，用额上和胸前
的十字比划这样简单的仪式，就可以超逾极恶与至善，俄罗斯面对自己罪孽表现的圣
徒情怀，总是让自己噙满热泪，让世界肃然起敬。正如叶利钦在尼古拉二世遗骸前的
悼辞所言，安葬牺牲者“是人类正义的审判，是民族和解的象征，是为共同参与的暴
行赎罪”，俄国有勇气面对自己，“20 世纪是俄国失去和谐的世纪，血腥的世纪，仇恨
和暴政曾让俄国血流成河。只有依靠忏悔，依靠种族、宗教和信仰之间的宽容和融合，
才能终结俄国的悲剧。必须把历史真相告诉后代，让他们自己去建设一个自由、民主、
和平、幸福的世界。”
罗马教廷为托马斯•莫尔、布鲁诺等欧洲良知恢复名誉，花了几个世纪。布哈林、
加米涅夫、季诺维耶夫、托洛茨基、图哈切夫斯基们和几百万冤死者在 50 年后，就
从地狱式的魇山噩海中抬起被“历史过滤器”洗去血污的头颅；与此同时，斯大林、
莫洛托夫、维辛斯基、叶若夫、雅戈达、贝利亚们永远被宣判为暴君和刽子手，俄罗
斯的历史－精神天秤奇迹般地达到平衡。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流亡二十多年后，归返俄罗斯。俄罗斯母亲有足够辽阔的
土地欢迎所有游子的归来。这位“唯一活着的俄罗斯文豪”表现了真正的俄罗斯儿子
的忠诚：“俄国一再陷入可怕的状态，俄国必须摆脱帝国的狂妄和专制的深渊，俄国
的弥赛亚精神才能复活，指引俄罗斯灵魂的星星还在闪耀，千万不要让它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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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俄国的牺牲精神，由于戈尔巴乔夫个人的良知高度，东西方冷战未经任何磨
人的谈判嘎然终结。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突然分享到多么巨大的恩惠啊。
困扰世界、分裂人类的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之间不共戴天的对峙，被一
种虽然尚不系统完整，然而已明晰可辨的人类意识和世界命运所取代。全球产业分工、
资金流通的最大障碍陡然消失，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经济和劳务输出如血液循环畅通
无碍，世界经济持续增长，人类财富在十几年间增加了一倍以上，中国是受益最大的
国家。
柏林墙一夜之间坍塌，最浪漫的德国人也不敢奢望的统一由上帝之手完成了。东
欧诸国回归一千多年中孕育的欧洲文明，欧元、欧盟、欧洲一体化进程把欧罗巴推到
凯撒、亚历山大、拿破仑、希特勒们依靠武力从未达到的欧洲联合与统一的大厦门口，
欧洲沉寂了近一个世纪的智慧、活力、创造天才开始复活。
这一切都是在历史成本极低的基础上出现的，只有一个国家——俄罗斯——为此
独自承担了主要责任。俄国的一切都是自己选择的，基督教、希腊精神、伏尔泰、启
蒙哲学、黑格尔、马克思、十月革命……，俄国再次作出选择，这次它选择了自由、
民主、宪政和上帝。三个世纪以来，俄国总是面对自己的黑暗、愚昧、专制、不幸、
苦难、罪恶，以一代又一代的鲜血、悲伤、迷惘和祈祷走向救赎。
从弗拉基米尔大公到戈尔巴乔夫总书记，俄国人从不被世俗最高权力眩惑，从不
满足于拥有全世界最辽阔最丰饶最美丽的土地，它以数以万计的教堂、修道院、要塞
和古堡，以全世界最触目惊心的朝圣队伍走向弥塞亚降临时分。在俄国无数“弗拉基
米尔大道”上，总是圣徒牵着天才的手，殉道者扶住战士的肩膀，整个俄国可以在一
个男孩的眼泪前潸然哭泣，在一名妓女前忏悔，在大地解冻冰凌噼啪作响的早春像婴
儿一样接受新生的洗礼。只有俄罗斯，并不以强大、富有、美丽自诩，而以神圣自命，
弱者、罪人和天底下不幸的人，会优先蒙受俄罗斯上帝的垂爱。罗马式的贵族、美国
式的资本家和中国式的暴发户都只会引起嫌恶和怜悯。只有在俄国，即使最彻底的战
斗的无神论者，骨子里都是寻神派，俄国人要么信仰上帝，要么反叛上帝，但不能没
有上帝。犹太民族以其独具的使命成为上帝的选族，但它与人类大家庭似乎天然隔着
一条无形的沟壑，它属于这个星球，更属于那个彼岸世界。惟有俄罗斯，即使满怀绝
望，即使所有天使下来接引，也不忍离弃自己的苦难土地。
俄国的一切都是真正独特、唯一、不可重复的。俄国的敌人是世界历史上最野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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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强大、最可怕的征服者和暴君：蒙古－鞑靼铁蹄、拿破仑、希特勒。彼得一世在芬
兰湾涅瓦河口一望无垠的沼泽河湾上建筑起世界上最宏伟壮丽的都城，几乎整个欧洲
城市的精华都被移植到波罗的海梦幻般的夜空之下。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俄国诗歌、
戏剧、小说、散文在几乎荒芜的俄国文苑里开出让世界眼花缭乱的奇葩异花，俄国十
九世纪的夜空一时群星辉耀；只有列宾、苏里科夫、克拉姆斯科伊们才敢于告别学院
和前程，以俄国大地为背景，以俄国命运为题材，以俄国苦难和希望为模特，巡回漫
游，睥睨东西画廊；只有斯特拉文斯基、拉赫玛尼诺夫才能把一个伟大民族行将地到
来的灾难和使徒般的勇气写在俄罗斯音乐的殿堂里；只有普烈汉诺夫，只有《路标》
作者们，才敢在灾难尚未演变成浩劫之前，起身斥责未来的暴政，沉痛检讨俄国知识
阶层对俄国人民不负责任的放纵和教唆；只有萨哈罗夫、罗斯特洛波维奇才会在功成
名就、誉满全球时坚守自由原则和良心高度，慨然与帝国分道扬镳，甘愿被放逐流放；
只有勃洛克、叶塞宁、马雅科夫斯基、茨维塔耶娃们，才能如赴幽会地回归弥塞亚精
神，把红色十字架涂在 20 世纪俄国封面上；只有托洛茨基、布哈林等全世界率先执
掌亿万人生死大权的老布尔什维克，始终葆有某种人性和理想，拥有被放逐、暗杀和
枪决的命运；只有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一类君临天下的共产党领袖，才敢
于鞭尸暴君，为了正义和真理，不惜让一个邪恶制度提前寿终正寝；而他们本来完全
可以名正言顺地“遵循国家和人民的意志”，动用武力轻而易举地镇压自由精神和民
主要求，“旗帜鲜明”地捍卫苏俄政权和意识形态法统，勿需承担任何叛逆与异端罪
责，勿需目睹俄国人五百年来缔造的欧亚大帝国土崩瓦解而无所作为的千古恶名；驱
使他们参予并完成大幅改变人类命运的世界性转向的，竟是极其朴素的感情和最不起
眼的良知力量，是与全世界无与伦比的统治权力极不对称的仁爱之心和自由精神。这
种权力哲学和统治原则，不仅从来没有在中国和东方出现，也不曾在西方政治史上找
到。甚至只有维辛斯基、叶若夫、雅戈达、贝利亚等俄国式的刽子手，才会在咽下最
后一口气时，请求上帝宽恕；只有俄国暴君及其同伙的后才人有勇气逃离专制祖国，
谴责父辈们的不义和罪愆；只有在俄国，才会出现拉斯科尔尼科夫、别尔明、克利维
茨基一类藐视帝国的叛逆者，公开与暴君决裂的独立特行者……。最让人惊讶的是，
在俄国，在历史天秤上，良心比权力更重，救赎战胜罪性，并不是贵族、知识人和社
会精英的特权。无论蒙受多么漫长、深重的苦难，俄国人民从来不曾被完全奴化，被
彻底败坏，甚至俄国统治者也始终残存着人性的底线，亚力山大二世在生死之际搀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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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而到卧血泊的形象多少摇弋着十字架的启示……。只有在俄国，仅仅因为道德缘
故，人民一旦看清真相，就会任由一个令世界畏惧、令俄国“自豪”的超级大国毁于
一旦而决不为它再流一滴血。试问，当今世界上，哪个民族仅仅因为精神的纯洁和道
德的高尚，就可以让一个不可一世的政权无助地垮台。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啊？它打破了西方三个世纪一统天下的世界格局，在六分
之一的世界陆地上创造了一种新的文明、新的国家，它代表了人类解放的新希望，声
称将把全世界的穷人和劳苦大众带到永远解放的道路上，它用 30 年时间完成了西方
两百年才达到的工业化，它的养老、住房、教育制度，它的芭蕾舞、电影、奥运奖牌
使整个西方黯然失色，它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太空，实现了第一次载人宇宙飞行，
它的国防力量和核武库让西方心惊胆颤，苏俄缔造者一百周年诞辰时，它的五大航母
集群同时在世界五大洋巡戈。约翰•里德九十年前写下《震撼世界的十天》后患伤寒
死在莫斯科，这名美国记者临终时为自己将葬在红场而无限欣慰，列宁和克鲁普斯卡
娅同时为他的书作序，称“像约翰•里德这种描写了俄国革命捐躯者的葬仪的人，理
应分得这分光荣”。一些名声更大的西方人罗曼•罗兰、杜威、肖伯纳、居里夫妇、爱
因斯坦、威尔斯等都没有吝啬自己的言辞表达对俄国革命的关注和向往；尽管有更多
数量的西方人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俄国发生的一切正是对西方文明的直接威胁，苏维
埃政权不是通过公众支持，而是通过暴力、狡诈和谎言上台的，是靠着残酷镇压所有
反对派以维持其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实行否认财产私有制和法制原则，摧毁宗教信仰
并强行无神论，他们造成的恐怖和文明的溃退将远远超过法国大革命雅各宾党人，它
是一口沸腾着专制与暴力、仇恨和迫害的红色火炉，苏维埃俄国比沙俄帝国对西方的
威胁更直接，更难以避免，俄罗斯将是西方文明的头号敌人；尽管俄国后来的历程比
西方最阴暗的预言还恐怖，但俄国人民与这个红色帝国分手，仍然需要罕见的道德勇
气，精神上的升华和超逾自己祖国历史的非凡毅力，——这远不是哪个民族都具备的。
没有谁能预告俄罗斯的未来，走出苦难和黑暗的民族不一定必然走向幸福和光
明。但是，俄罗斯，连同它的悲剧和罪孽，都栩栩如生，如泣如诉，这个民族与太阳
底下的所有民族一样，有自己的阴霾，不可告人的肮脏纪录，难以掩蔽的罪行，它那
充满战争、征服、奴役的史绩，那举世侧目的秘密警察系统，臭名昭著的书刊检查制
度，可诅咒的苦役和流刑制度，充斥阴谋和杀戮的彼得－保罗要塞，以及它那极端、
矛盾、绝对和末世主义的天性，它那亚细亚专制主义毒根与欧罗巴自由花朵之间的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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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嫁接，它那不时搅得邻人和全世界不安的神经痉挛性的历史发作，都使这个拥有双
头鹰的雅努斯神，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候，再次让人们震惊。
我们应该真正庆幸的是，不是希特勒、东条英机，也不是本•拉登和其他动辄“不
惜发动核大战”的独夫民贼和战争狂人，而是苏俄统治集团紧随美国之后，掌握了能
毁灭世界的巨大核力量，即使在冷战最令世人绝望的时候，苏俄核电纽也从来没有被
恐怖原则和邪恶指头掌控过。
克里姆林宫一度成为世界的希望，成为半个人类的祖国，不是没有缘由的。即使
遭到重大的扭曲，付出前所未有的代价，俄国的救世精神仍然拥有特殊的启示意义。
俄国的经验本来就由两个源头汇合冲撞而成，西方基督教、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启
蒙运动和社会政治大革命以任何人也难于逆料的方式进入俄国，俄国从彼得一世开
始，一直是西方文明最自觉最宏大的中转地和实验场，俄国的蒙古－鞑靼军事专制主
义与自由、平等、博爱何其难以相容，俄罗斯要越逾、战胜的，乃是世界上最难消解
的悖论，最难抗拒的宿命。
但俄罗斯仍然是我的精神麦加。
俄国是奇迹丛生的地方，俄国让一切人类经验教训都黯然失色，当西方惊魂甫定，
感谢上帝终于让俄国这个西方三百年来的最大威胁成为历史陈迹时，俄国仍然维持着
基本的尊严。它那布满血丝的眼睁充满痛苦、迷茫，但仍然放射着光芒，那是几百年
间俄国人在清水、碱水、血水中浸泡，在西伯利亚和古拉格群岛上磨砺出来的光芒。
没有玉石俱焚的怨毒，以牙还牙的仇恨，俄国表现出真正男子汉的高贵，自己的伤口
自己舔，牙齿掉了和血吞下，肋骨断了用手撑往。没有谁，无论西方还是东方，给俄
国一丝同情，让这个饱经磨难、自化脓血的巨人有所支撑仰息，世界在目击俄罗斯倒
下去的时候，是多么欣喜若狂啊，却没有留意到，这位巨人即使肢离体解，还是那么
庞大、倔强，显示出超世的力量、不可摧毁的意志，不可思议的是，俄罗斯并不怨天
尤人，自暴自弃，一个民族面对如此深巨的旷世劫变，表现得如此从容，庄严，甚至
优雅浪漫……，这正是神圣俄罗斯的本色！君不见，俄罗斯母亲，高加索的英雄，伏
尔加纤夫和彼得－保罗要塞的幽灵都在一一复活，在专制暴政和红色帝国土崩瓦解的
同时，自由、民主、多元和神圣的俄罗斯开始诞生。俄国正在领受新的天命，创造新
的奇迹，它沉重的喘息使整个世界不得不倾听。在人类历史上，何曾出现过如此悲怆
而壮丽的方死方生，敢恨敢爱，予取予弃！势利的人类至今不能洞察俄国的转向对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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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意义，是因为当代社会已经丧失了领悟和表达伟大史诗的能力，那曾是普希金、
屠格涅夫、赫尔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别尔嘉耶夫、梅烈日科夫斯基等俄
罗斯天才们最擅长最倾心的活计。只要俄罗斯原野墓地上空的流云还在飘荡，无数教
堂还在敲响悠远的钟声，白嘴鸦还在春天某个时分如约归巢，只要冬宫、夏宫、斯莫
尔尼宫、克里姆林宫的雕塑、柱头、壁画、吊灯、陵寝和无数明亮清澈的眼光还在闪
耀着光辉，俄罗斯就会上升起照耀世界的星辰，俄国可能再度让世界不安，俄国更可
能给世界带来福音。
虽然没有去过，但俄国的一切都是那样熟悉、亲近，就像一位远行的兄长，老朋
友，有时甚至就是另一个我。俄国曾把我们带入泥淖、血路、深渊，但谁也无权谴责
俄国。相反，中国本来就满怀功利之心追随其后，阿谀奉承，“一边倒”，言犹在耳；
一朝反目，立成寇雠，不共戴天。在人家困厄纷至时，我们何曾表露出寻常的同情和
起码的关切，直到互为“关系年”的今天，我们从来没有对俄国表达过真诚的敬意和
祝福，不过沿袭毛泽东们的积习，除了利害、算计和“战略合作”而外，中国何曾去
到俄国那些巍峨宏伟、金碧辉煌的教堂、宫殿中，倾听一下俄国世世代代如聆天堂之
音的钟声，何曾在那些荨麻地和柏桦林间的十字架前驻足深思，何曾在那些青铜、花
岗岩、大理石和黄金白银镌刻的雕像前脱帽致敬！
两千多年前，我们的先知就表达过寻找精神祖国的世间原则：道之不行，乘桴浮
于海。西方的自由、多元、富足固然令人向往，中国一夜暴富的诱惑和感官享乐的世
俗狂欢未必毫无意义，但我只选择俄罗斯，勿需安魂诗、“白痴”般的圣者、高加索
的积雪、西伯利亚的原野，几首俄罗斯民歌，几句阿赫玛托娃的诗行，几本《往事与
回忆》，就足以教我心向往之了。俄罗斯，就在窗外歌乐山那边，同样的秋光下，不
一样的月色中。
我曾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一篇题为《俄罗斯启示》的文章里写下“圣地不空”
几个字。近二十年过去，至今我还想得起写下这几个字心中的感受。现在，它们大概
已经融进俄罗斯灵魂复活的浩大弥撒曲里。不敢自称为俄罗斯命运的东方祝福者，至
少，在它空前困窘尴尬时，我没有报之以冷漠和鄙夷。因此，哪一天踏上俄罗斯土地
时，我会怀着对一名不曾谋面却心仪已久的老友的倾慕说，你好我的麦加，我的俄罗
斯！
(原载《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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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启示
編者 2006 年 5 月 17 日按：
有關此文的寫作源起及意義，可參閱余世存先生的“王康作‘俄羅斯的啟示’記”
一文。不求聞達，八九之後更一度發誓不與官方合作、不與自甘墮落的文壇同流合污
的王康，一鼓作氣將此文完成之後就束之高閣了。此文原作十四余萬字。作者流亡期
間多處輾轉，手稿遺失泰半。與作者的其他文章的命運大同小異，遺失之後的殘稿，
先在他的友人中復印傳閱，繼而變成電子版文本在電子信箱裡傳閱，最後不期然被捅
上大陸各別網站。上網時，殘稿中論及中國文學現狀的部分，再被刪節。―－這仍舊
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半個世紀以來，唯一一篇針對中國文學現狀的俄羅斯文學綜
述之力作，在中國文學領域無立錐之地；在網上被貼出的時候，還得將相關部分刪除
干淨。――不過，即便又殘又刪，這篇文字“足以改寫我們的文學批評史”（余世存
引單正平語），對於 49 年之後喧騰之中幾近荒蕪的中國當代文學，仍是一個絕無僅有
的貢獻。15 年後的今天，爭得作者同意，將此命運乖蹇的文稿殘部發布于此（文內殘
缺處以括號文字標出），以饗讀者，留諸後世。
――――――――――――――――
致启者：
“帝国”是最有力、最危险、最无耻的诱惑。僧侣、独裁者、贵族、君主、第三
等级、酋长、革命党、无产阶级、专家、现代派以及蚁蜂蝗蚂，都赴之蹈之死之，不
绝如缕。从罗马帝国到拜古廷帝国到第三帝国到苏俄帝国，这些一度如日中天又轰然
坍塌的庞然大物，已如烟逝去。
大洋彼岸金元帝国由于年轻,由于得天独厚,由于福音未绝，依然轧轧有生气。
现在轮到东方这块土地这伙人君了。
一个大帝国正在笼罩，它可利用的物事太多，它的借口，它的创伤，它的劫难，
它的经历、智慧、危难……都足以建造一个新的帝国；忌恨、复杂、逞凶、肆虐等一
切人类最低级野蛮的秉性都在聚集，帝国绝对不缺少它的将相兵卒。它已不需要包装，
只等机缘四起！
只有一个因素令它颤栗,那是一个问题,一个似乎论定的问题：建立一个帝国并不
比完成一个童话、一首诗、甚至一次彻底释然的回忆更困难，而在它以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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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这片土地上终于迎来大帝国的旭日，我作为它的预言者和目击者，将不会
省却言辞去正视和面对它，而我却首先要诅咒它，首先预告它的崩溃。
俄国伟大，单凭其道德和良心力量就摧毁了一个空前的大帝国。我写下这篇散文，
祭奠和凭悼俄国的苦难先驱，追视他们七十年的十字架，赞颂他们心中那盏摇弋了七
十年的烛光，并为全体俄国继续承受的不幸祈祷。
俄国有权力拥有未来，他们既然能最终超越一个冷酷的帝国，也最终能超越一个
贫乏的帝国。
我们呢，有人已写下《黄祸》，无数人拼死离开这个国度，只因为大厦将倾；另
一批人正蓄势待发，更多的人则重新归于动物般的沈默。只有我，念着祭文和悼词，
既为昨日，更为明天。
我是死者，死而复生的行吟死者。戡破所有伎俩，心怀最大的耐心和善意，在无
数次的沦落中为每次哪怕是转瞬即逝的信、望、爱鼓舞。
我写下这些文字，即随意又严肃。我切望读者关注俄罗斯，我们那真正伟大而苦
难的邻人；我更深盼诸君关怀我们自己这块土地，关怀这颗星球上失去方向、失去信
仰、失去光明的最大的人群。
老康 91.2.5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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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启示（上）
──兼论王家新诗《帕斯捷尔纳克》
一九九一年八月重庆
别睡去，别睡去，工作吧，
不要让劳动停顿，
别睡去，与昏睡搏斗，
象飞行员，象星星。
别睡去，别睡去，艺术家，
不要沉湎于睡眠，
你已被永恒俘虏，
抵押给了时间。
[俄]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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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最后十年，俄罗斯精神日历揭扉于一名诗人的百年诞辰。
1990 年 2 月 10 日，莫斯科城郊别烈杰尔基诺紧靠公墓和冷杉林的帕斯捷尔纳克
墓地，世界各国诗人在圣歌和祭祈仪式中向已故诗人作世纪性的告别；翌日，帕斯捷
尔纳克纪念晚会和国际帕斯捷尔纳克学术会议分别在莫斯科大剧院和作家之家举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在一年前将 1990 年定为“帕斯捷尔纳克年”。
俄苏著名诗人沃滋涅克斯基在题为“帕斯捷尔纳的世纪”的纪念文章中写道：
20 世纪选择了帕斯捷尔纳克，用以解决诗人与帝国、权力与精神独立这永恒的俄
罗斯矛盾。
这次世纪性和世界性的诗人聚会及其对帝国首都的精神突破，标志着诗歌意志的
历史性胜利：诗人与帝国、精神独立与权力的永恒矛盾，第一次由前者而不是后者来
判定关系规则，第一次不是用暴力而是以词语来判别善恶是非，用瑞典皇家科学院常
务秘书斯图尔•艾伦的话，就是：
诗人承担着衡量、检查、质疑的主要作用。诗歌成为与时间、变形原则抗衡的决
定性力量。诗人在专制社会表面沉默……的信息洪水中成为发言人。
帕斯捷尔纳克 1958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两年之后即抑郁而亡。诗人被称为“叛
徒”、“敌人”、“颓废的形式主义者”和“反革命雇佣文人”，面临被开除国籍、驱逐
出国的危险，他写信给帝国领袖说：“对我来说，离开自己的祖国不啻是死亡。因此，
我请求你不要对我采取这种断然的措施。我可以老实地说，我确实为苏联文学做了些
事情，将来对苏联文学可能还有用处。”当然，他到死也未能再发表一行诗。1970 年，
索尔仁尼琴也拒绝前往瑞典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然而他在对这一荣誉表示感谢的同
时，写信公开谴责帝国对自由的否定，并指责苏联东正教会对帝国的屈服，直到 1974
年被强行驱逐出境，他都在与帝国领袖、警察、暗探和文学检察官对峙。1987 年，出
身彼得堡的约瑟夫•布罗茨基，作为本世纪第五名俄裔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那讲
坛上感叹道：
从彼得堡到斯得哥尔摩是一段漫长曲折的路程。
帕斯捷尔纳克的复活、索尔仁尼琴的存在和布罗茨基的感叹，与之对应的是苏联
帝国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烈日涅夫三个时代的终结。在俄国历史上，诗人命运与帝
国兴亡难以分离，由此产生了俄国文学的全部特点。在本世纪，俄罗斯诗人成为与威
胁人类文明的苏联超级帝国相对峙和抗衡的最英勇的道德和精神力量，恢复了人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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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信念，以及对启示的信仰。帕斯捷尔纳克的胜利，宣告了本世纪帝国和权力对诗
人与独立精神滥施暴力的终结；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再也不是一个人为的、苦难
的地理概念，而且是一个纯正的美学和诗意的空间了。
在这与人类命运和诗歌本质攸关的空前的精神聚会中，一次并非偶然的缺席被严
重忽略了：无一中国诗人到场。
几个月后，在日益沉寂而遥远的东方，中国诗人终于对此作出了反应：
不能到你的墓地献上一束花，
却注定要以一生的倾注，读你的诗
以几千里风雪的穿越
一个节日的破碎，和我灵魂的颤栗
终于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了
却不能按一个人的内心生活
这是我们共同的悲剧
你的嘴角更加缄默，那是
命运的秘密，你不能说出
只是承受！承受。让笔下的刻痕加深
为了获得，而放弃
为了生，你要求自己去死，彻底地死
这就是你，从一次次劫难里你找到我
检查我，使我的生命骤然疼痛
从雪到雪，我在北京的轰响泥泞的
公共汽车上读你的诗，我在心中
呼喊那些高贵的名字
那些放逐、牺牲、见证，那些
在弥撒曲的震颤中相逢的灵魂
那些死亡中的闪耀，和我的
自己的土地！那北方牲畜眼中的泪光
在风中燃烧的枫叶
人民胃中的黑暗、饥饿，我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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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开这一切来谈论我自己？
正如你，要忍受更疯狂的风雪扑打
才能守住你的俄罗斯，你的
拉丽萨，那美丽的，再也不能伤害的
你的，不敢相信的奇迹
带着一身雪的寒气，就在眼前！
还有烛光照亮的列维坦的秋天
普希金诗韵中的死亡、赞美、罪孽
春天到来，广阔大地裸露的黑色
把灵魂朝向这一切吧，诗人
这是幸福，是从心底升起的最高律令
不是苦难，是你最终承担起的这些
仍无可阻止地，前来寻找我们
发掘我们：它在要求一个对称
或一支比天空更高远的安魂曲
而我们，又以什么走到你的墓前？
这是耻辱！这是北京的十二月的冬天
这是你目光中的忧伤、探询和质问
钟声一样，压迫着我的灵魂
这是痛苦，是幸福，要说出它
需要以冰雪来弥漫我的一生
（王家新：《最后的营地•帕斯捷尔纳克》《花城》1990 年第 6 期）
尽管《帕斯捷尔纳克》（以下简称《帕》）的发表只是对“帕斯捷尔纳克”的微弱
回应，在现时中国无力引发任何轰动，算不上新的诗群的“崛起”。但它意味着一种
新的诗歌视野和诗歌立场已被采取；意味着中国诗人对世界历史进程和精神时空秩序
的概念开始发生重大转换：从西方返还东方，从斯德哥尔摩返还彼得堡，从诗歌本体
返还诗人生命，从玫瑰返还火焰与冰雪，意味着如同历代诗歌先驱一样，对永远需要
回答的基本问题进行彻底的还原；意味着历经喧哗与虚幻之后，姗姗来迟，却分外深
广的精神离析现象正在诗人的内心策动：面对人类第三个文明千年的临近袭来的那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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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神秘、奇迹般的气息，面对世纪末日益紧迫严峻的总结一切的律令，让诗和诗人
重返事实与价值王国，以彻底的语言立场坚持对世界的衡量、作证、安慰和拯救，并
预示未来笼罩的规模，最终在沦丧和救赎之间作出抉择。
这一切有权引起极大的关注。
让诗人站到帝国面前，把命运和使命托付给诗人，解除中国诗歌的老残困厄，为
十数亿生灵的存在与命运的言说事业效力，已是不为任何暗示所惑的中国读者的义
务。
笔者与王家新素无交往，对中国当代诗歌吉普赛式的圈落风尚没有兴趣。但还有
六名诗人因一盒名为《安魂》的录像带，从 1990 年 3 月中旬遭“收审”、至今在押
的事件（令人联想起苏联 1964 年对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1965 年对作家安德烈•西
尼亚夫斯基和尤里•丹尼尔的“审判”。它们在苏联国内在全世界都遭到强烈抗议──
帝国对诗人的迫害最终损害了自己的统治基础）表明，“俄罗斯的永恒矛盾”至今仍
然支配着中国诗人的命运,从而成为写作本文的直接原因。
需要申明的是，本文中“诗人”一词，泛指以语言文字创造精神价值的劳动者，
“帝国”一词，指对精神自由采取镇压方式的国家，本文与本雅明“收藏家”的读解
不谋而合，而引文极有限，只是按一个读者对诗歌的理解，和随意地阐述。至于《帕》
诗学价值的探讨，不在本文范围。
笔者相信：诗源于拯救。在当今中国，漠视或否定拯救对诗的首要性，是诗人失
落过早，读者最为欠缺的文化品格。
(第 10 页缺)
……选择帕斯捷尔纳克所要解决的“诗人──帝国”矛盾。这就赋予对话相当确
定的范围，使阅读从标题（诗人柏桦告诉笔者，“帕斯捷尔纳克”是中国诗人近年共
有的对象）开始就进入无法规避的严肃场景，──要么拒绝（当然不是拒绝帕氏的艺
术和殊荣）这一场景，要么与王家新一道与墓中诗人进行一次亚细亚式冗长而沉重的
对话。
诗人之间的对话，常始于诗人与世界对话的终结。《帕》始于墓中诗人放弃的选
择：流亡。正是对流亡的放弃使帕氏以《帕》的形象与中国诗人对话成为可能。而我
们却必须先审视一下“流亡”这道二十世纪俄国文学的屏风。
自荷马、奥德维和但丁以来，流亡就是世界文学的古老母题之一。尽管“流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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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词具有几乎无所不包的涵义（寻找家园、生存空间、个人乌托邦对全权语言体系的
对抗、本体论存在的正常形态，等等），但近代欧洲式流亡及其文学，则与社会革命
和政治迫害有更紧密的联系。
十八和十九世纪之交，法国既是欧洲历史风暴的中心，也是流亡文学的温床。国
民公会与帝制这两个暴政，先后将自己的所有对立面：持不同政见人士、王室、教士、
贵族、吉伦特派、正统党、立宪派、共和党、哲学家、平民和诗人或送上断头台，或
流放到帝国边界之外。近代流亡文学三个特征始告形成：流亡文人不可避免地属于那
个时代的反对者，他们很难将过去的文化遗产与他们憎恶的社会现实截然分开，同时，
他们大大推进了欧洲主要文化巨流的交融。流亡文学作为帝国与诗人共享的成果贯穿
了整个十九世纪。德国流放了海涅，英国流放了拜伦，法国则把自己最伟大的诗人雨
果流放出境。
世纪之交的流亡诗人对于未来时代怀有先知式的预见性和使徒般的热情。斯塔尔
夫人──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潮•流亡文学》中赞扬她“使流亡文学意识到
它的目标和最好的倾向……回到过去的和奔向未来的倾向”，使流亡文学成为新世纪
伟大文艺戏剧的序幕──在长期流亡之后写道：
十八世纪过于绝对地宣布了原则，十九世纪可能会以过于无可奈何的态度来解释
事物。十八世纪相信事物的本性，十九世纪只相信环境的力量。十八世纪希图控制未
来，十九世纪却又仅限于努力去了解人类。
勃兰兑斯就此指出：“我们仿佛看到流亡文学的作家和作品出现在一道颤动的亮
光之中。这些人站在新世纪的曙光中；十九世纪的晨曦照在他们身上，慢慢驱散笼罩
着他们的奥西安式的雾气和维特式的忧郁。我们感到他们经历了一个恐怖的流血之
夜，他们脸色苍白而严肃。但他们的悲痛带有诗意，他们的忧郁引人同情，他们不能
继续前一天的工作，而又不得不怀着疑虑看待那一天打下的基础，而且得费力地把一
夜的浩劫留下的碎片收拾起来。”
这些悲剧气质显然适用于二十世纪俄国流亡文学。正如俄国革命与法国革命惊人
地相似一样，俄国流亡文学也具备上一世纪法国流亡文学的一切特征。然而在背景、
规模、性质和成就上，俄罗斯流亡文学更近于一部史诗，更加完整和成熟。
1921 年，恩格斯的私人秘书、“第二国际”的理论领袖卡尔•考茨基在《恐怖主义
和共产主义》一书中，将俄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作了比较，确认，俄国布尔什维克未来
72
的发展将导致一次新的热月 9 日：
他们本来是以平等的普选权选出的国民大会的坚决拥护者，可是一旦国民大会成
了他们的绊脚石，他们就一脚把它踢开。他们原是死刑的坚决反对者，却建立了血腥
的统治……他们在开始执政时宣称砸碎旧的国家官僚统治机器是自己的使命，却以一
个新的官僚机器取而代之。他们由于军队纪律的松懈而篡夺了政权……却又建立了一
支新的严守纪律的庞大军队。他们原想铲除阶级差别，却又制造新的阶级差别……最
初，他们无情地剥夺资本，今天却又准备把半个俄国的矿藏拱手交给美国资本家，以
换取他们的帮助……布尔什维克准备对官僚政治、军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作出一切可能
的让步，借以维持自己的生存。可是在他们看来，对民主作出让步等于自杀，……没
有民主，俄国就要毁灭。最后的结局是可以预见到的。不一定恰好在热月 9 日，可是
我担心，离热月 9 日已不远了。
70 年过去了，人们不难看到，这名“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所预言的一切还是何
等保守。而我们更关切的是，使十九世纪俄国文学超越帝国权力的伟大传统，还存在
吗？
二十世纪俄国流亡文学得出了自己肯定的结论。
革命、内战使俄国文学的基础遭到粉碎性打击。曾经使世世代代知识分子感到激
奋或震惊的大问题突然之间失去一切意义；传统主题和人物倾刻间消失殆尽；各种流
派的论争都变得不可能，并且毫无意义；俄国文苑中所有的权威和偶象都黯然无光。
亚历山大•勃洛克预言道：整个知识界一夜之间就会发现，自己已身陷社会最底层，
──托洛茨基这名赤色犹太人已发出十多年后戈培尔博士在德国发出的同一威胁，
“历史的铁扫帚会把你们和其它残渣余孽一起清除！”知识分子所珍爱的一切：精神
自由、温文尔雅、忏悔、矫饰、对专制、警察和庸俗的蔑视，对生命的珍视，对苦难
的抗议，以及对艺术和宗教的尊崇都变得分文不值。“军事共产主义”和“集体化”
的艰苦岁月与未来主义的先知式预言和象征派那种堂皇唯美的神秘诗意毫无相似之
处。小说家和诗人发现，他们唯一可做的，就是为这片产生过天才和大师的土地举行
葬礼。雷米佐夫的散文《俄国大地毁灭曲》、爱伦堡的诗作《为俄罗斯祈祷》、舒米廖
夫《死者的太阳》以及普宁《罪恶的岁月》都是绝望的祷文和葬辞。阿赫玛托娃厉声
质问诗人们：“我们怎么会这样不负责任，竟没有觉察到雷鸣般的脚步声，在向我们
宣布的，不是日历上的普通一年，而是真正灾难性的二十世纪？”这是对象征派、未
73
来派和意象派的救世诗句“一轮巨大的辉煌无比的太阳正在升起”的反问，──阿赫
玛托娃自己和其他阿克梅派诗人也曾歌颂过这轮太阳。惩罚迅速到来，逮捕、流放、
苦役和枪决大规模推进。于是出现俄国历史（也是人类历史）空前绝后的流亡文学。
俄国女诗人吉比乌斯 1922 年在巴黎悲叹道：整个俄国文学都流到国外去了！连高尔
基也不例外，由于一篇反对十月革命的《不合时宜的思想》，这只海燕在明媚的意大
利呆了十年。
与欧洲十九世纪流亡文学和革命──暴政──帝国的共生现象一样，二十世纪俄
国流亡文学也恪守着与帝国遥相对峙的规则。半个世纪后，布罗茨基才在《我们称之
为“流亡”的状态》的演讲中伤感地说道：
既然我们无以寄托对美好世界的希望，既然其它道路全行不通，那么让我们相信，
文学是社会具有的唯一的道德保险，它是残害同类原则的矫正剂，它为抵挡高压政策
提供了最有力的理论──内容丰富多样的人生是文学的全部内容，也是它存在的目
的。
俄罗斯文学在西方的重建构成本世纪世界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观，这固然与俄
国流亡作家的个人声望、文化素养、人数和与西方文化界的关系有关，与极权主义的
俄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对西方构成的现实压力及其对流亡作家地位的影响有关，但是
最主要的原因，仍然出于诗人与帝国这一俄国传统矛盾，只是更复杂紧张。西尼亚夫
斯基作为第三代俄国流亡诗人，在《大陆》季刊上发表《俄罗斯文学发展史》一文，
拒绝承认俄国新制度“有权代表俄罗斯文学传统”，也拒不承认“它有力量切断这个
传统”。他确信，流亡文学不折不扣是俄罗斯文学的延续部分：“一个俄国作家如果不
愿意按照国家的命令去写作，他就会处在一个地下作家所处的非常危险和梦幻般的境
遇之中……，他就会面临各种暴力镇压和惩罚的手段。文学已成为一种禁忌、要承担
风险的事业。”从整体上看，二十世纪俄国流亡文学，既是上一世纪俄国文化精神的
延伸和继续，也是新时代俄国命运的特殊形式。流亡作家一开始就不是个别事件、个
人生活的错位、选择或一般的政治避难，而是具有人类意义的俄国命运在西方的承受
者，并非单纯的语言流浪，或本体存在性的、俄狄甫斯式的无家可归者。
俄罗斯流亡作家在西方的中心活动，是从源头上沉痛反思俄国极权主义的历史和
文化根源，保留和继续俄国十九世纪的人道主义传统，复兴支撑俄国一千多年的东正
教神学和俄罗斯基督教哲学。探寻俄国与西方世界的未来关系。别尔嘉耶夫、舍斯托
74
夫、布尔加科夫等俄国思想家，从20至40年代，在巴黎、柏林、布拉格、华沙及美
国等地，创立了“俄罗斯宗教哲学研究院”、“俄罗斯正教神学研究所”、“俄罗斯科学
研究所”、“俄罗斯大学”、“俄罗斯文学艺术剧院”，创办了《俄罗斯沉钟》、《俄罗斯
之声》、《东方与西方》、《路》杂志以及《俄国新讯》(日报)、《俄罗斯思想》(周刊)、
《面面观》、《播种》（月刊）、《新评论》(季刊)等。到索尔仁尼琴的流亡时代创办的
《大陆》杂志已成为现实俄国社会和精神发展的西方窗口。除俄文外,它还用欧洲几
种主要语文出版,其宗旨建立在“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宗教理想主义、反极权主义、民
主与超党派的基础之上”，其目标是“以文学、社会、政治与宗教的健全发展拯救俄
罗斯”。
与俄罗斯命运的精神联系，是二十世纪俄国流亡文学自下而上发展提供了二十世
纪世界文学中人类悲剧的高峰视角，从而赢得西方文学界的尊重的根本原因。与艾略
特、庞德、萨特、阿尔多诺等西方作家对人类的荒芜感和绝望心情相比，俄国流亡作
家更能自觉地拒斥二十世纪独有的强大的虚无主义和末世情怀。对世界的总体观念、
对人的本质的终极性评论被国家性质的意识形态化之后，极大地影响了二十世纪人类
历史、价值体系、文化意识和伦理学说的冲突使其它一切冲突都相形见绌。因而知识
分子、作家和诗人的承受和表达的事物，空前困难和艰危，因而也更接近二十世纪总
体悲剧的本质。
布罗茨基这位已适度西方化的俄国诗人，在诺贝尔文学奖集会上演讲时告诫西方
说，将俄国的经验作为警钟是有意义的。西方世界迄今为止的社会结构从整体上说与
1917 年前的俄国是相同的。十九世纪正在西方继续，它在俄国却走到了尽头。布罗茨
基称，如果我说它以悲剧告终，首先指的是社会──或年代──变革的路线。“因为
在真正的悲剧中，毁灭的不是英雄，而是歌队”。
本世纪俄国流亡文学正是通过与俄罗斯命运的联系，以自己的语言抵达时代的本
质，它近期对其祖国凯旋式地回归，也正是历史精神本身法则的显现。毫无疑问，俄
国流亡文学将根本修改二十世纪俄语文学的总体评价，是继屠格涅夫、赫尔岑、奥加
辽夫和涅克拉索夫为代表的十九世纪俄国侨民文学之后，“对世界文化的历史性服
务”。
然而，真正蔚为壮观、悲怆而激人沉思的启示，更主要地来自那些选择了另一条
道路，以其生命和精神的最高形式直接构成二十世纪俄国和人类本质的俄国诗人身
75
上。
《帕》第一行诗句所试图抵达的，正是那个巨大的景观，所提出的，正是这一景
观与中国诗人的关系。
在二十世纪，俄罗斯诗人墓地作为俄国命运的悲剧性风景，其象征意义甚至超过
诗歌，是以诗人生命凝结的俄罗斯启示的封页。
二十世纪俄国诗人会羡慕他们十九世纪的先辈，他们回首一生的时候，能分辩出
人生道路或事业发展上的里程碑。总有某些事件可以标志转折点或新阶段的起始，他
们可以对战争、农奴制、沙皇、教会、土地和死刑发表宏论，可以同整个俄国社会探
讨个人内心危机和俄罗斯的命运，他们创办杂志，建立文学团体，在艺术沙龙中为西
方的堕落忧郁；他们享有自由旅居国外和被视作时代先驱流放西伯利亚的殊荣，拥有
在最后一刻从绞刑架上被特赦的奇遇，能够在决斗中名垂千古；他们可以从容书写遗
嘱，挑选一方净土以作永久的归宿，而他们的逝世则常常使俄国和世界都陷于悲哀之
中。莱蒙托夫的《诗人之死》和五万彼得堡人不容任何延迟地要对令沙皇难堪而又无
可奈何的普希金致哀，尊他为“太阳”；屠格涅夫一纸遗嘱便将其灵柩从巴黎运回彼
得堡，葬在挚友别林斯基墓旁；彼得堡大学学生征集了数百人签名，把慰问信送到垂
危中的涅克拉索夫病榻前，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列汉诺夫以及“俄罗斯革命的整个司
令部”与千千万万市民为这位写下《在俄罗斯，谁能幸福而自由》的诗人送葬；至于
托尔斯泰，这位“沙皇专制制度、农奴制和一切俄国邪恶势力的死敌”，当他把在位
沙皇痛斥过，把俄国一切黑暗都尽情揭露之后撒手而去时，在那个乡村车站，挤满了
政府代表、省长、总理大臣的专员、宪兵军官、大批新闻记者、电影摄影师；全世界
的电报线和海底电缆，各大报刊都争相报道他的死讯。在托尔斯泰之前，人类历史上
还从来没有一个遁世者在其临终时受到如此广泛的注目，连沙皇、杜马和内阁也一致
“为俄罗斯失去其最伟大的作家而表示哀悼”，全国娱乐业自动停业，大学则以违抗
法令、走上街头示威游行的方式来纪念他们的导师，托尔斯泰的遗体由专列运载，缓
缓而行，农民们在白色亚麻布上写着：
列夫•尼克拉耶维奇，您的好处将永远铭记在我们这些成为孤儿的农民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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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墓地，是七十五年前，少年托尔斯泰在那里埋下一根“绿树枝”的小山坡，
那“绿树枝”是托尔斯泰整整一生都在探索和实践的启示物：毁灭人类一切罪恶，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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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类象兄弟般相爱。托尔斯泰英文传记之一的作者艾尔默•莫德在其长达一千余页
的书中最后写道：
为了赢得人们的爱，真诚地寻求这个启示的人，在他的探索中无需完全成功。他
甚至可能会失败，然而他的榜样却比在物质世界所能获得的最辉煌的成功，更足以使
得人生更有价值。
托尔斯泰从未读完这整个启示，因为没有人完全读过它。但是他探求它，这个事
实就给他的从《少年》到《我不能沉默》的全部著作，提供了答案。毫无疑问，《哪
里有爱，哪里就有上帝》的作者表明了这个启示的一大部分。
这个启示，在二十世纪的俄国，以一种奇绝、隐蔽、内在而黑暗的渠道继续被探
索，被解读。它以一种近乎潜水的姿态、变形得难以觉察的轨迹经历了漫长的世纪性
狂澜。
诗歌日历似乎有情于二十世纪俄罗斯诗人，十九世纪大师们的遗产甚至超过了西
方，──诗人高踞于帝国权力之上，大声宣告了旧时代的消亡。1910 年，不仅是俄国，
也是欧洲和全世界的精神巨人托尔斯泰溘然长逝时，20 岁的帕斯捷尔纳克就站在向这
位大师遗体告别的人群之中。是年，勃洛克 30 岁，古米廖夫 24 岁，曼杰施塔姆与阿
赫玛托娜分别比帕斯捷尔纳克小一岁和大一岁，15 岁的叶赛宁正带着俄国牧羊人天真
的目光出现在彼得堡文学沙龙……
然而，俄罗斯诗歌意外地撞上了“真正的、非日历的二十世纪”，阿赫玛托娜已
经听到了“历史大溃退”的脚步声：
缪斯去了，踏着一条
秋天的、陡峭的羊肠小路，
一双黝黑的脚
沾满了大颗大颗的晨露。
我久久地向她恳求
和我一起等到冬天再走，
而她说：“你怎能在这里呼吸？
这里可是一座坟墓！”
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十九世纪俄国诗人之墓远离帝国中心，它们散布在修道院
旁长满亚麻和荨麻的粗砂地里、小山坡的林中空地，被尊为俄罗斯永恒的精神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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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二十世纪俄罗斯诗人的墓地，则更接近无迹可寻、难以企及的骷髅地：
1921 年，在勃洛克死后两星期，古米廖夫倒在行刑了枪口下。身为“人民的敌人”，
他的墓地只是诗人最后的呼吸和目光：没有让他开口。临终前不久残存的诗札写道：
刽子手将砍下我的头。
1938 年 12 月 27 日（这一日期，直到二十五年后的 1963 年诗人被“平反后”才
得到确认），曼杰施塔姆作为一名疯子在饥饿中衰竭而死，免去新政权的“九克”。他
被葬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我们称为“海参威”)一个集中营转运站（所有俄国文学史家
都无力指出这个站名）。布罗茨基从这位与他同国同种同行（俄国犹太诗人）的“死
地”发现二十世纪俄国诗人与帝国的对立，“纯粹是极端之间的官司”，诗人占据和重
造了时间，而帝国──“无声的空间”──“对此天然怀有敌意”。因此，曼杰施塔
姆这位“文明之子”死于苏联版图最边远的“极地”，这不仅是命运的杰作，也完全
符合帝国逻辑。诗人在精神崩溃的流放途中写下自己的挽歌：
僵硬的燕子长着圆形的眉
自坟墓向我飞来
说已得到足够的休息，在它们
斯德哥尔摩冰凉的床上
濒死诗人还在把自己比作安徒生童话中那只在鼹鼠洞穴养好伤，希冀再飞回家园
的乳燕。他被葬在一个普通公墓里，墓号为 1142。
1941 年 8 月 31 日，两年前从巴黎返回苏联的茨维塔耶娃，在鞑靼苏维埃社会主
义自治共和国卡马河畔一个名叫叶拉布加的村庄，悬梁自尽。此前，女诗人的丈夫已
被处死，姐姐和女儿被捕入狱，儿子离散。“二十世纪俄罗斯诗歌最富激情的声音”
被窒息在一处没有墓号的坟地里。直到十八年后的 1960 年，女诗人的姐姐从强劳营
释放后来到那个村庄，才在一块当地人认为葬着自杀者残骸的墓地上，竖起一枚木十
字架，上面写着这位“俄国亚马孙”的出生和死亡日期（同年，帕斯捷尔纳克去世。
“在弥撒曲中相逢的灵魂”）五十年前，茨维塔耶娜在最绝望的时刻，把目光转向未
来：
当我停止呼吸一个世纪以后
你将来到人间
已往死去的我，将从黄泉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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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己的手为你写下诗篇：
隔着滔滔的忘川
我伸出我的双肩
……
要我说吗？我就说！死亡原是假定。
你此刻就是我最深情的客人。
你会抛弃所有情人中的尤物
为了她──一堆骸骨。
……
我们是否觉得“睫毛苦涩”？在帕斯捷尔纳克那个“狼在追猎的世纪”，死亡作
为日常主题，已是“测试诗人伦理观的石蕊试纸”。缪斯飞临所在，除了挽诗，就是
安魂曲。
二十世纪俄国诗人的墓地，构成世界诗坛最独特最触目的景观，它以史所未见的
受难和牺牲，消解和震憾着幅员辽阔的俄苏帝国，并且远远越过诗歌本身，以俄国新
圣地的名义召唤新的世纪。
俄罗斯“墓地──圣地”的革命性魅力，在于它对诗人与帝国、精神与权力这一
“永恒矛盾”持续抗衡的意志，在于它对真正永恒事物的殉情和钟爱，在于它对生命
存在和价值理想生死与之的虔敬、纯正、天真和圣洁。
在帕斯捷尔纳克之子代替父亲前往斯德歌尔摩接受迟到 30 年的荣誉之前两年，
布罗茨基已经在那个讲坛上宣告了俄罗斯古老圣地的新生：
这一代──这一代人出生之时正是奥斯威辛的焚化炉烈焰滚滚，正是斯大林象上
帝一样处于仿佛是自然母亲开创的绝对权力的峰巅之时──这代人来到世上似乎是
为了继续那些被焚化炉和斯大林那些为群岛般众多的无名坟墓打算切断的东西。那一
切（文学艺术）并没有完全被切断，至少在俄国是如此。这一事实应当在相当大的程
度上归功于我们这个时代。我因从属于这一代而感到的骄傲丝毫不下于我此刻站在这
里所感到的自豪。我站在这讲坛上这一事实即是对我们这一代人对世界文化所提供的
服务的承认。我想起曼杰施塔姆的一个概念，愿意补充说，（俄罗斯诗歌的任务）是
对世界文化提供的服务。在回首过去的时候，我可以说我们起步于一块空白的──真
正可怕地荒凉的──地方，我们凭着自己的新的，在我们看来是当代的内容来填充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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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存的为数不多的、而且常常是遭到毁坏的形式。
当时或许还存在着另一条道路：进一步改变我们文化面貌的道路，废墟和碎石、
抽象派、窒息呼吸的诗学。我们抵制了这一条道路……因为那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不能到你的墓地献上一束花”，似乎还暗示着中国诗歌自身的一种难言处境。
“不能”一词可能有某些实指：1958 年，墓中诗人由于其“出世、生平和工作都
与俄罗斯连在一起”，都与它的人民、它的过去、它的光荣的现在和它的未来连在一
起，“不能”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据称，王家新本人也因诗歌以外的缘故，“不能”
到阿姆斯特丹参加 1990 年世界诗歌节。
“墓”取代北欧都市，突使“不能”划分的世界隔阂几乎深不可测，其途程比从
彼得堡到斯德歌尔摩更为迢遥而崎岖：这是一种精神日历和诗歌极地上某种本质性的
差异。由于抽身过快，逃隐和藏匿成癖，由于剽窃与摹仿过度，由于某种男性元素的
生物性置换，中国诗人已经丧失了、甚或从未建立起一种基本品质，赢得一项权利，
秉有一次资格，开辟一种状态，真正显示不朽与永恒。“不能”，就是欠缺、丧失、沦
落，一种绝境。
自从中国诗人以“不信”、“不满”争辩、抗议、期待以来，“不信”、“不满”的
对象依然只出售垄断与粗暴。《崛起的诗群》曾判断道：“……他们甚至将自己无法战
胜的艺术创新拿到了政治法庭上去参与审判。艺术和时间双重地戏谑了他们。朦胧诗
从它数年经久不息的存在和基因繁衍，标志了多元对一元的胜利”。坦克和诗的肃杀、
秘笈状况对此作出了回答。接着，中国诗人宣称一种“不认”的哲学，一种任性的赌
气，帝国却“认”他们。随着一阵短暂的打情骂俏式的内战，诗人们几乎不约而同吵
吵嚷嚷地“自外”于当代中国（在一种阴郁乖怜的渠道里与中国毒素深广的虚无传统
气息相吹）由称为“实验”、“先锋”的诗人领头的大规模诗歌流亡。他们企图以僭越
的步姿尽快跻身于西方诗歌大师之列。《崛起的诗群》以唯一者的口吻写道：
今天中国诗的主潮，无论如何已经走到了这样的地步：它无法不把二十世纪后半
叶国际诗坛的最高点，作为自己的理想参照。
于是，中国诗人从某日起，突然宣称，诗已穷尽对世界的表达，诗人正式退出“公
众生活”，他的对话起点是尼采、德利达、海德格尔、福柯、博尔赫斯、庄子、禅宗，
以及亚当和上帝本人；诗人只满足于一名无所羁傍的隐逸的在语言深处的虚无之中飘
泊的占星方士，等等。此外，几乎每一个中国当代诗人都在或隐秘或公开地做着诺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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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之梦。从帕斯捷尔纳克以来不到 33 年时光，已有约 20 位诗人获得此奖，那种炫目
的刺激和成功已构成中国部分诗人的最大情结，成为共同幻觉的根据和归档。《今天》
在西方复刊后，近日将其编辑部从挪威奥斯陆迁至瑞典斯德歌尔摩，这种地理位移毕
竟透露出一种心态。而当笔者移动地球仪时，分明感到两地离中国都同样遥远。《今
天》那种经济上的拮据实该同情，然而其精神上的寒酸和小丈夫气，只能再次招致失
望。
而我们不奢望中国流亡文学（精神和存在状态）达到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俄罗斯
流亡文学的高度和成就，不指望连自身基本问题都未解决的人们之中能产生真正具有
世界性声誉的俄国式流亡作家和艺术家：蒲宁、雷米佐夫、库普宁、梅烈日科夫斯基、
胡达赛维奇、茨维塔耶娃、纳波科夫、赫烈勃尼科夫、斯特拉文斯基、拉赫曼尼诺夫、
康定斯基、舍斯托夫、别尔嘉耶夫、索尔仁尼琴、西尼亚夫斯基和布罗茨基……
严酷的事实在于，具有与俄国流亡作家类似背景的中国流亡诗人，其“流亡”与
其说是一次痛苦的抉择，不如说是一次任性的流失或随意的错位，他们的艺术成就，
至今未超出对赝品、版式和范本的仿制；它们的被逐，既不是由于任何永恒事物的诱
惑，也不是来自帝国的敌意，而仅仅是自身的短气和岐误。它们没有起始，却凭空攀
附高处；它们没有过程、对象，却以世界本体自居；他们无力进入人类心灵，即轻易
自戴桂冠。由于对基本事物的无知和对永恒事物的隔膜，由于不加节制地无端自恋、
乔装超脱，由于对来之不易的诗人权利和有限语言自由的滥用，更由于对诗人使命的
背弃，致使它们被正当地拒之于世界诗歌生命循环之外。
“不能”一词近乎谦卑地陈述了这一现实，它标志着那个虚拟的流亡神话的终结。
“玛利娜的诗常常从高音 C 开始”，阿赫玛托娃评论茨维塔耶娃说。《帕》则是从低
音 C 开始，以适应诗人返身、下降、沉潜和还原的趋向，这种境况较近于古米廖夫
的《永恒》：
他教我沉默，教我斗争，
教我世间所有古老的智慧──
然后他放下拐杖，转身
简单地宣告：我们已经来到这里。
在流亡和自残之外，在首次意识到自身“不能”所包含的屈辱之后，中国诗人终
于站到了普希金拒往希腊和英国的那块礁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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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阿波罗还没有向诗人／要求庄严牺牲的时候，／诗人……怯懦而虚荣……／也
许他是最空虚的儿童／然而，诗人敏锐的耳朵／刚一接触到神的声音，／他的灵魂立
刻颤动起来，／象是一头惊醒的鹫鹰。
中国诗人“在毁灭和烈火中轮回”的艺术,“在时间的打击下,最终站稳脚跟……”
的困守姿态。“几千里风雪的穿越／一个节日的破碎，和我灵魂的颤栗”，令身居中国
的读者不难感到，一个正在启程的当代朝圣者正在诞生，这将是二十世纪末中国独具
的拯救原型。
每一名诗人心中都有一座坟墓，一枚十字架，一片圣地。所有的朝圣者都冒有缴
付自身精神独立和完满感观的风险。而对于已退守到最后的营地，除守望和倾注外已
无物可恃的中国诗人，他的唯一风险就是半途而废。
在这茫茫人寰，俄罗斯诗人墓地成为了中国诗人的朝圣之地。也许，它们是特意
留待中国诗人穿越千里风雪去探望的：
但生命的书已翻到最珍贵的一页，
这一页比什么都神圣。
已经写下的就应该实现，
就让它应验吧。阿门。
你看，时代的流逝象寓言，
在流逝中会化为火焰。
为了证明其博大深远，
我将甘愿受苦，走进坟墓。
我走进坟墓，三天后复活，
所有的时代将从黑暗中涌出，
象木排，象商队的木船，
依次拥来，接受我的审判。
《日瓦戈的诗•客西马花园》
圣地不空。这就是俄罗斯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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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国中，只有中、俄两国到了二十世纪才结束帝制；俄国有“第三厅”（秘
密警察）和书报检查制度，中国有明代特务机构“东厂”和“文字狱”；两国都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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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德国激进社会学说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正是这两个亚细亚、半亚细亚式东方大帝国，
产生不了自己的荷马和但丁，对诗人的镇压却史所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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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却正好是从争取言论和出版自由上开始其政治生涯的。《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头两篇文章即是《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和《关于出版自由
的辩论》。近代以来，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已成为欧洲各国社会发展和文明进程的主
要尺度之一。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和王权精神垄断的残余的真正终结，是由 1644 年反
对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著名历史文献、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完成的。T•杰斐逊在
确立美国社会新闻和出版自由权时断言：“我们的自由有赖于出版自由，而限制出版
就意味着丧失自由。任何一种书报检查制度都是用对人民理智的摧残来代替专制政权
对人类肉体的迫害，从而扼杀民主精神本身。”马克思这样一位对人类自由有特定观
念的人物也断言：“没有出版自由，其它一切自由都是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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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乌斯托夫斯基在死前一年(1967 年)对苏联的出版状况深为失望，“一些微不足
道的书籍被当成杰作……而最优秀的作品却打入冷宫，直到写出这些作品二十五年之
后才重见天日。这种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假如象普拉东诺夫和布尔加科夫这些作家的
作品写完后能和读者见面的话，那么，我们所有人的思想就会比现在不知要丰富多少
倍了”。
20 年前，苏俄持不同政见者罗•麦德维杰夫写道：“M•布尔加科夫、M•茨维塔耶娃、
B•帕斯捷尔纳克、O•曼杰施塔姆、A•阿赫玛托娜这样一些作家和诗人，他们既不是马
克思主义者，又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信徒，可是他们的作品却丰富了俄罗斯文学
和苏联文学。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作家的许多著作只是在作者死后才问世,而某
些作品直至今日尚未出版(至少未在苏联出版)”。在麦德维杰夫看来，苏联社会对“社
会主义民主”的背离，首先就是禁止和取缔言论和出版自由，“在苏联，自斯大林时
代以来书报检查机关多年的统治，对于文学艺术，对于一切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
以及对于全民族个性与道德，必然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患”。他引述马克思的话说，“真
正败坏道德的只是受检查的出版物。最大的罪恶──伪善是同它分不开的；从它这一
根本劣点派生出它的其它一切没有丝毫德行可言的缺陷，派生出它的最丑恶的（就是
从美学观点看来也是如此）劣点──消极性。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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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声音，而且要求人民拥
护这种自我欺骗。至于人民本身，他们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入迷信，就是什么都不信，
就是完全离开社会生活，变成一群只顾私人生活的人”。
二十世纪俄国诗人迎头撞上的远不只是国家书报检查局，而是整个敌视精神自由
的意识形态帝国，诗人遭遇的是这样一种逻辑：言论、写作、思想、艺术，一切精神
活动都是帝国内政和帝国“主权”。
曼杰施塔姆在监狱里向祭司们喊道：你们得放我出去！我生来不是蹲监狱的！这
对于狱吏们和帝国领袖都是十分稀罕的声音。诗人对“新的历史形势”并不抱公然敌
视的态度，但是，他对“精神自治和向美学皈依”的人生抉择正是二十世纪俄国最严
重的罪行。布罗茨基指出，自从浪漫主义以来，便有诗人同暴君对抗的概念，“如果
说这在历史上曾属可能，现在则纯粹是梦呓：暴君再也不会提供面对面较量的机会”。
诗人遭殃的原因是语言上以及通过暗示表现出的心灵的独立倾向和对真正永恒事物
的依恋。一首歌是不服从的语言形式，它的韵律挑起的质询远远不限于具体的权力哲
学，它究诘整个存在秩序。它遭遇的迫害是绝顶荒唐而又不难理解的。
为了写作走向冥府，成为许多俄国诗人的典型命运。布罗斯基描绘的曼杰施塔姆
的命运是出版自由与诗人之间最离奇的事件：
我不能不说，他是一位现代俄狄浦斯：他被遣往地狱却再也没有归返。他的寡妻
在占地球表面六分之一的土地上东躲西藏，将一只暗藏他诗卷的平底锅握在手中，夜
深人静时默记背诵他的诗歌，时刻提防手执搜查证的复仇女神闯入内室。这是我们的
变形，我们的神话。
布罗茨基本人被作为“寄生虫”判刑 5 年。当他在法庭上称自己是“诗人和翻译
家”时，竟惹得审讯者哄堂大笑。
象爱伦堡这样的“最低纲领派”人物，几乎一生都在重新习惯帝国反复无常的出
版气候，生存自卫的本能和按内心写作的冲动构成他的作品的基调，直到晚年，他还
在回忆录的结尾处追问：明天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在名为《人、岁月、生活》（其中
主要部分在他死后由地下刊物《萨米兹达特》刊裁）的多卷集回忆录中，他深感俄国
诗人的处境危难：“在宽阔的甲板上，我们哪一个人没有摔倒、没有呕吐、也没有发
出过怨言？这样的人不多，这是那有着老练的心灵，能在晃动中兀然不动的人。”他
对他死后才能看到他的书的未来读者们央求道：“我请你，别思索到底。打断这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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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记忆瓦解，让苦恼崩裂，让人们娱乐。生活要象酗酒一样，一口喝光便沉睡不醒……，
我求你发发善心，别刨根问底，也别再提和理会我们生活发生的一切。”
在俄国，“写作”──“生活”、“缄默”──“说出”、“获得”──“放弃”之
间，成为“生”与“死”的选择。当王家新喊出“这是我们共同的悲剧”时，这是别
具勇气的认同意识。但中国诗人和读者是否应该一起心口苦涩？
谁也不敢说，仅仅由于上一世纪的诗歌前驱们的遗产，二十世纪俄罗斯诗歌就能
躲过灭顶之灾。而俄罗斯诗人的启示性在于，他们始终没有屈服这一貌似永恒的命运，
他们最终超越了这一悲剧的极限；他们以自己的“写作”，更以自己的“生活”在二
十世纪俄罗斯历史试卷上签了名，“刻痕”很深；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升华和圣化
了二十世纪最骇人听闻的悲剧，把罪恶和苦难领到全人类良心的审判席上，有力地缩
短了俄国和人类的刑期。在对悲剧命运的态度上，我们远未达到俄国诗人那样清醒、
自觉和坚定的高度。
正是把生活与写作上升到生存与死亡残废这一人类基本问题的立场，使俄国诗人
从整体上远在中国诗人之上。对于俄罗斯诗人，唯一阻止他们写作的，只是他们有愧
于上一世纪的先驱诗人，只是他们的生命尚未抵达黑暗的尽头，只是他们的语言尚未
建立能够覆盖遍布帝国的古拉格群岛，尚未穷尽人类命运在俄国的独特道路的艺术形
式，也只是他们个人的精神尚未突破恐惧和内心危机而震憾世界。
面对同样──甚至更为惨烈──的悲剧命运，俄罗斯诗人坚持住三种主要的伦理
和美学原则，以最终实现对命运的控制和矫正：对极限、纯净和绝对境界的高贵感和
激情，对祖国和时代的忠诚和对人类苦难、尊严、自由和未来的道义责任感。
帕斯捷尔纳克衷心推崇茨维塔耶娃，认为她比阿赫玛托娃“更伟大”，“在虚伪做
作的年代里，她发出了自己的声音，那是人道主义和古典主义的声音”，这位女诗人
“具有男子的魂魄”，能忍受最彻底的寂寞，“她与日常生活的搏斗，给了她勇气和力
量。她奋力追求并最终达到了完美的纯净”。
俄国文学史家马克•斯洛宁用了最美好的不适宜于文学史的字眼盛赞茨维塔耶
娃。他描写了女诗人优美绝伦的高贵仪表和气质，她的悲惨遭遇、无与伦比的语言天
赋和诗歌技巧、她对普希金的钟爱和与帕斯捷尔纳克柏拉图式的恋情，而她身上最令
人震慑的，却是心灵深处的激情，“她从来没有保持中立或冷漠的态度，而总是似痴
似狂热爱或憎恶某件艺术作品或某个人。她特别喜欢的格言之一是：‘文学是靠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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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活力和偏爱来推动的。’”她似乎要体现和表达运动着的永不宁静的自然力，一
股冲破人世牢笼永远向上的浪潮。她常常把最微不足道的小事变为激动人心的、强烈
非凡的诗意，“她意识到，自己过分的热情和憎恨使她必然走向生命的极限，”在这个
锱铢必较的世界上，“我对我过分的感情激动该怎么办呢？”她很早就看到自己诗歌
中那高贵死亡的形态：
我是凤凰，只在火里歌唱！
冰的篝火，火的喷泉！
我高高地竖起我自己高高的身躯，
我高高地举起我自己高高的
交谈者和继承者的天职！
正是这种激情，把茨维塔耶娃推向生活的绝境和写作的巅峰。布罗茨基指出，在
“唯有通过文学才能了解自己”的俄国，对茨维塔耶娃的作品“采取扼杀、打击或是
不闻不问不承认的态度，这简直是对这个民族的未来犯罪！”（1928 年，女诗人曾在巴
黎出版了诗集《离别俄罗斯后》，这是她生前发表的最一部作品，而俄国侨民文学界
对此却只字未提，在苏联，她的作品被禁止发表长达三十年之久）。他向世界为女诗
人大声辩护：
她不是怪戾的诗人──20 世纪的俄国诗歌里听不见比她更富激情的声音了。
帕斯捷尔纳克在其死后发表的自传性随笔《人与事》中严格限定了写作范围，“我
的随笔的开头部分到这里为止。我不是把它拦腰截断，而是有意不将它写完。我把句
点正好写在我当初想写的地方。……这里所写的东西，足以使人理解：生活──在我
的个别事件中为何转化为艺术现实，而这个现实又如何从命运与经历之中诞生出来”。
他感到自己尚未找到最恰当的形式和语言，“生活已经变得过于沉重，过于复杂”。他
相信，对他来说，“抒情诗已经不能表现我们经验的广博”。帕斯捷尔纳克表面的沉默
只是因为“写下去过于艰难”。要写的是一个过去时代诗人未曾预言和想象过的、对
人的坚韧、尊严、勤劳有着严峻考验的世界，只是因为：
写它，应当使心停止跳动，让毛骨悚然。用千篇一律的老一套手法描写它，写得
不能打动人心，写得比果戈里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彼得堡索然无味──不仅
没有意义、没有必要，而且这样写──卑鄙下作，厚颜无耻。
我们离理想还差得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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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时的帕斯捷尔纳克已经找到了“小说”这一形式。“重新创造一个完整的历
史时代”，他正临近完成《日瓦戈医生》。他在逝世前一年对一位美国诗人说：“当我
写作《日瓦戈医生》时，我感觉对我的同代人欠有一笔巨债。写这部小说正是为了还
债。这种负债感在我缓慢的写作过程中变得一发不可遏制。在那以前，我多年来仅仅
从事诗和国外作品的翻译，我有责任通过小说评述我们的时代──遥远而又恍若眼前
的那些年月。时间不饶人。我想将过去记录下来，通过《日瓦戈医生》这部小说，赞
颂那时的俄国美好和敏感的一面。那些岁月一去不返。我们的父辈和祖先也已长眠不
醒。但在百花盛开的时候，我可以预见，他们的价值观念一定会复苏。……我不知道
《日瓦戈医生》作为小说是否获得了彻底的成功，但即使它有各种各样的缺陷，我仍
然觉得比我的早期诗歌具有更高的价值，内容更为丰富，更具备人道主义精神。”
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结尾，借哈姆莱特之口，道出俄国诗人作为“另
一个俄罗斯的代言人”的艰难的幸运：
夜深人静。我走上月台。
我倚靠在门框上，
细听往事的余音，
揣度今后的浮生。
夜色象千百只望远镜，
一齐对准了我。
亚伯天父啊，如果可以的话，
免去我这一苦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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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维塔耶娃“最终脱离了俄国文学的主流”,她和时代失之交臂,而这并不是她自
己“深思熟虑的追求,而是迫不得已,由外界的因素，诸如语言的逻辑、历史环境，她
同时代人的素质等等造成的结果”，她只能“忠于自己”，她是“自己的囚徒；这种堡
垒比彼得堡要塞还要牢固”。就是在这种孤绝状态中，女诗人仍然以精神的纯粹和内
心激情战胜了把她碾为粉末的帝国，“这位诗人虽然和她周围的生活相隔如此遥远，
却用了最革命的诗体和富有挑衅性的革新；因此，比起那些试图徒劳地用政治约束和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桎梏来驾驶诗歌并遵循共产党的路线的御用诗人来，她就更真实
和更深刻地代表了她那个时代的精神”。今天，帕斯捷尔纳克的预言终于应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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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作品的出版对俄罗斯诗歌将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和伟大的发现，这一姗姗来迟
的礼物必须立即充实并一举震动俄国诗坛。
苏联帝国终一于在这位女诗人遗骸面前放下它的权杖：1961 年，诗人七十周年诞
辰之际，出版了她的诗选，四年之后又出版了一本厚达八百页的诗集。无论在东方或
西方，茨维塔耶娃都彻底战胜了死亡，进入不死的大师之列。
如果说茨维塔耶娃是孤独精神高翔于帝国疆域的罕见的事例，帕斯捷尔纳克则是
在从俄国历史中去寻找抵御新帝国的俄国的普鲁斯特。他代表着那个优雅、困惑、忍
受和过时的俄罗斯。美国历史学家休斯认为，帕斯捷尔纳克在官方压力下低了头，包
括他在 1937 年致信帝国元勋丧妻慰问其悲哀的举动，都是因为他被帝国视为“苏维
埃以前的残余”，“他的声音是旧时代的声音：这是他的反抗所以失败的原因之一。可
是他的经验教训在年轻的一代中并未消失”。
对于索尔仁尼琴这一代人，诗人与帝国的对峙已不再是力量悬殊的较量了。因为
索尔仁尼琴是在死亡带上为自己挣到了国际性的写作声誉，“他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成
熟的作家，一个经历过战争和强劳营的老战士，是一股不屈不挠的道德力量”。
到了索尔仁尼琴身上，按内心生活、写作，达到了新的明晰和广阔。他与托尔斯
泰一样，毫无个人目的，把文学看成俄罗斯和人类的共同事业。《古拉格群岛》就是
献给那些“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 “对生者应负的责任”，
“对死者应尽的义务”，在若干岁月里成为他的写作动力。他在这部旷世奇书最终完
稿时写道：“我多少次提笔写它，又多少次搁笔了。因为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没有找到
答案：到底需不需要由我独自来写这样一本书？我的力量能坚持到什么程度……我明
白了：既然此事注定要由我来作，我就有义务去完成它。我停止了本书的写作并不是
我认为本书已经完成，而只是因为我自己再没有更多的精力写它了。即使是现在这样
一本书，能够安全完稿也使我十分惊奇。我曾多次想过：不会让我写完的。”
索尔仁尼琴把自己的诺贝尔文学奖演讲词命名为《为人类而艺术》：
我深知自己责任之沉重。借用伏拉基米尔•索洛维耶夫的话，便是：
让我们手挽手围成一圈，
完成我们沉痛的使命。
在集中营疲惫的长期徒步行军中，在冰冷的寒夜里，点点孤灯透过黑暗偶尔照亮
了囚徒的队伍。不只一次，我们渴望着，要向世界吐出长久哽塞在喉头的郁结，只望
88
这世界能听到我们之中任何人的申诉。此刻，我们心里非常清楚，代表我们的这位幸
运使者，他只需放声呐喊，整个世界必将报以回应。……
最堪嗟者，莫若许多默默无闻的同道，生前竟未有发表作品的机会。整个民族的
文学，随他们一道远远掸落在后，掩埋之时，竟无棺柩墓志，被剥得赤条条地，只除
却系在足趾上的一只号牌。但是俄罗斯文学并没有断气，只是从外面望去一片荒凉景
色罢了。……
然而世间最悲哀的，莫过于一个民族它的文学命脉为暴力所斩割。阿赫玛托娃和
札米亚京这样的文学天才如果一生被活埋了，要他们在坟墓里默默地创作，对自己的
作品不闻丝毫反应，这不仅是他们自己的不幸，同时也是所有民族的悲哀，对所有国
家而言，更是一种危险的威胁。
有时威胁更及于人类全体：由于此种哑默之故，人类历史嘎然中断……
由谁来折中缓和对立的价值规范？谁来给人类创定判别善恶好坏的唯一准则？
要如何决定可忍与不可忍之别？谁来廓清真相使人类全体得知孰为不可忍之真恶，并
将举世之愤导向真恶？谁能把这种了解贯穿个人经验建立之屏障而沟通人心？谁能
在顽固狭隘的人性本质上注入恻隐，分负世人之悲欢，并使举世能透视生活中不曾经
验之事实与虚幻？……
……
幸而我们有另一种手段！那便是艺术，那便是文学。它们……能够把人生的经验，
把整个民族数十年间备尝艰苦历经辛酸所得来的宝贵教训，交付给另外一个民族。从
最好的方面来看，这种经验或可能拯救一个国家，俾不至步及危险、错误与毁灭之途，
并从而减短人类历史之曲折与重复。
……是的，俄罗斯文学几十年来走着这一方向：努力不使自己在自我陶醉中迷失
方向，并避免任意瞎闯。我并不对此传统感到羞耻，并愿尽绵薄使之得以持续下去。
这种思想已经长久在俄国文学中生根：一个作家必须，而且可能为大众做出极有意义
的事。……
我深信世界文学有力量在此存亡绝续之时，帮助人类去认知并唾弃居心不善者和
他们的组织所企图灌输的一切：沟通各地域人类浓缩的经验以终止人类继续分裂，使
世界各族能深刻而正确的去了解彼此之历史并感同身受……
朋友们！倘若我们仍有丝毫价值可言，让我们携手完成此一使命吧。在阶级、运
89
动、党派所撕裂的国土里，有谁自始便关心人类的统一？这基本上是作家的责任：我
们是民族语言的代言人，是结合民族并从而结合世界使成一族的主要维系力，可能的
话，更是人类崇高灵魂的表征。……
朋友们，这便是为什么我认为在世界正面临空前残酷的考验之际，我们能帮助它
的地方。我们不应妥协束手待毙，我们不应空度岁月沉沦在无意义的生活里，我们应
该走出来参加战斗的行列。……
在帕斯捷尔纳克之后，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俄罗斯文学的整体写作从未中断。
索尔仁尼琴 1974 年被驱逐出苏联之前，曾在地下状态阅读了卡拉万斯基的《请求书》、
马尔琴科的《我的供词》、布罗茨基的《长短诗》、尤里•艾亨瓦尔特的《在刀口的锋
利面》、阿马利尼克的《被迫的西伯利亚之行》以及曼杰施塔姆的遗孀娜杰日达•曼杰
施塔姆的回忆录《一线希望》、楚科夫斯卡娅的回忆体小说《严峻的历程》、瓦拉姆•
沙拉莫夫的《科雷马河的故事》、叶甫盖尼•金斯堡的《进入旋风》等作品后预言道：
“将来一定还会浮现出更多这类著作，因为俄国不久就将进入一个言论自由的时代！”
早在五十年代，苏联老暴君刚刚去世，俄罗斯大地仍然冰封雪冻时，索尔仁尼琴
在铁丝网后面写道：
我知道，我并不是唯一这样作的人；我知道，我已经接触到了一个伟大的秘密。
在古拉格群岛分散的一个个小岛上，在同我一样孤独的胸腔中，这个秘密正在人不知
鬼不觉地成长起来，为的是在未来的年代，也许是在我们死后，显露出它的威容，汇
成整个狂涛怒吼般的俄罗斯的文学。
一个民族的历史永远取决于那个民族对自己处境的正确认识，对自己命运的有想
象力、有勇气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和命运最终是民族主观精神自我显示的结
果，而诗人作为民族意识、记忆和灵魂的敏慧触角，负有特殊的使命，尤其是在邪恶
泛滥、普遍沉沦的时代，诗人不可避免地要承担用艺术拯救世界的天职。正是这种通
过民族（空间）和世纪（时间）表现人类本性、命运和无限性的共同选择，使俄罗斯
诗人具有二十世纪无与伦比的深沉、坚韧、感动人心的艺术力量；从人类历史的角度
看，比西方文学更自觉和更本质地体现了二十世纪的人类精神，同时，也正是这种深
植于俄国血肉生活之中的艺术力量，使俄国诗人拯救了俄国历史中的精神原型，即以
整个民族和一个世纪的声音对希腊哲人和丹麦王子那个问题的回答：
分手的时刻到了，
90
让我去死，你们活着……
这样，我们来到了俄罗斯启示的殿堂。
笔者曾经指出，这是一次亚细亚式的冗长而沉重的对话。“亚细亚”在这里完全
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那个“俄罗斯的永恒矛盾”所覆盖的精神空间。而在王家新
诗本身，发动对话的一极仍具备完整的亚细亚地域形态。第一，诗人在冬日北京公共
汽车上读帕斯捷尔纳克，并推演出一首诗所必需的空间，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仅存的亚
细亚风俗；第二，只有在亚细亚的中心，诗人的“自我”才能与“一次次劫难”、与
只能“在心中呼喊”的那“一切”共同构成一首诗，这是在俄罗斯诗歌圣地的审视中，
一位诗歌朝圣者内心信念的独白。
帝国首都在诗人视野中从来不是普通的风景。荷马赞颂过雅典，但丁诅咒过罗马，
瓦格纳表达过柏林，艾略特和乔伊斯都曾企图诋毁“不朽的伦敦”，波特莱尔和庞德
都分别影射过所属帝国首都的麻木和幼稚。只有俄罗斯诗人，对其帝国首都的变迁迷
惘不已。
在十九世纪俄国人眼里，彼得堡那些宏伟的建筑，总令他们看到雅典、罗马、柏
林和巴黎的影子，帝国京都彼得堡是俄罗斯通向西方世界的“加列纳亚拱门”，“俄国
版希腊文化崇拜的纵隔腔”，是俄国精神现代化的年轻的心脏，而莫斯科则代表着东
方君士坦丁堡和鞑靼金帐帝国遥远而屈辱的往昔。帝国首都的西迁标明了整个俄国精
神的流向──于是彼得堡成为俄罗斯诗歌而且是诗体学的摇篮，孕育了普希金、莱蒙
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叶赛宁、曼杰施塔姆、阿赫玛托娃和布罗茨基。陀思妥耶夫
斯基称之为“一座殚精竭虑发明的城市”。布罗茨基称曼杰施塔姆的诗是“彼得堡式”
的诗。曼杰施塔姆在本世纪中看到“几股精神流派在彼得堡合为一股”，他在旧俄国
的京城已看出罗马古都解体的远影：
我们会在彼得堡重逢，
我们似乎已经把太阳埋葬在那里。
二十世纪的俄国诗人再也发不出普希金“我爱你，彼得的作品！”那种少年般的
赞辞。由于二十世纪以来对西方文化的猜疑、恐惧和狂热被引向一条特别激烈、残酷
的道路，帝国中心已重新返回彼得大帝之前的东方的莫斯科，这迅速筑垒起来的权力
大厦注定要使彼得堡燃烧了几百年的精神光辉黯淡一个世纪！阿赫玛托娃借“纪
念……围困期间死于列宁格勒的我的朋友和同胞”，在一个“隐蔽的合唱队”中从深
91
处，从内部目送了俄罗斯命运的重要篇章：
俄罗斯被死亡的恐惧
夺去了理智，心怀复仇的日期，
垂下了枯干的双眼，
极度地伤心，在我的前面，
从变成了灰烬的地方
走向了东方。
在亚细亚的中心，北京弥合了莫斯科（权力中心）与彼得堡（精神中心）的差异，
它是当代中国所有欲望和可能性的独一无二的主顾。中国另一个大城市上海，代表南
方抒情风格和趋近西方文化的一度是中国现代化的某种标本的大都市，已沦落为一座
创造利润的大工场，文化界至多能拿出精致无力的《围城》，象鲁迅那种照亮甚至点
燃一个时代的作品已不复存在。只有垂老的巴金在漫长的挣扎中呼唤帝国给予最起码
的“真实”。中国当代文化重心随着权力结构的改换，再现出俄国在本世纪的全局性
退潮──从海岸退回大陆，从年轻的开放的南方，退回呆板、保守的北部古都。
这使得居住在北京的诗人具有某种诗人──帝国概念，虽然还不成形，作为一种
诗体。北京诗人还没有自己的独立风格。
同时──也正因为这一概念的日益内在化──诗人从内心指出了帝国首都的宿
命：当它不仅吞噬了南方和西部寥阔的空间，而且在精神上阻断了它们的出口时,北
京自身就必然重现俄罗斯帝国在本世纪发生的启示录般的史诗演变,即那古老罗马
的主题、庞大帝国的原型困境：幅员辽阔、头重脚轻的强大帝国，其精神、锐气、理
想和活力都不可挽回要被自身的一成不变的时空轧碎，诗人会成为这一切的证人，正
如彼得堡在俄国诗人心目中，成为“如眼泪般熟悉的审判”。
北京是明清以来历代王朝的权力范本，其纬度介于雅典与罗马、华盛顿和纽约之
间，但真正集中地展示其现代精神结构的，却是从莫斯科移植过来的斯大林式俄国伪
古典主义的作品，其中奢侈不当的空间、庭柱、石阶和窗户令人联想起罗马帝国通过
苏俄帝国表露的恢宏而虚浮的历史观。它们只是炫耀两个词：帝国、权力。它无时不
刻不在宣扬一种绝对的自恋狂，在权力结构和精神结构上它都不允许有任何对称或辩
证存在的可能。这是一种危险的独白，在历史上，它已以两个日子（“四•五”、“六•
四”）发出警告。
92
王家新指出了另一个北京的存在。“轰响泥泞的公共汽车上”，这是与帝国大厦、
深宅高院、四隅埋伏的现代卫队潜存对称的空间。诗人在一场弥天大雪中丧失了对帝
国京城的意趣，只凸存了“使生命骤然疼痛”的“一次次劫难”。“北京”一词，在这
里只为一种“心中呼喊”而有意义。“轰响泥泞”，是诗人眼中帝国的旋律和形态，这
与帝国发言人和社论撰稿人宣称的“稳定、繁荣”不仅是对时局不同的感受，而且是
更为基本的分野。
帝国既然执意要垄断、控制、掠夺和改造一切现时存在，并动用了武装力量禁止
任何言说，诗人就只好率先、彻底地回到内心。但这绝不再是帝国元首所喜欢的那种
远离世界的渺小的“个我”的归返，不再是动物式的精神沉默，而是一场在帝国及其
中心，在它最想抵达而又最难进入的疆域──人的心灵的“革命”。中国人终于开始
明白，要面对和抗衡的，首先是内心的阴暗、怯懦、自私和一切生物本能，帝国的同
盟军、密探和卫道士就在我们心中，真正的和最后的斗争，就在这里，只有在内心，
我们才是整体，帝国才是碎片。一场帝国倾听不到、无由打探、无力控制的“内心革
命”，已被表达：
苦难中，我们总是不能得到安睡。这仿佛是钟表嗒嗒行走的声音，不，是冰块在
开裂、流动。你抑制着，唯恐又是幻觉，但在寂静里它发出的声音却──那样奇异！
你甚至可以触到它那闪耀的光芒了。整个冬天倾听着。你感到这声音就要消失时，它
又从另一个方向流来。现在，它再次响起。它在加速。它似乎执意地要把你彻底弄醒。
这还是冬眠的日子啊，你想，却有什么不让我们安睡。你这样想时，一瞬，化雪的日
子来了……
以中国之大、之复杂、之激荡不宁，要使中国成为人类文明正面的、健康的、积
极的继承和光大者，中国人必须有一个精神、道德和灵魂重建更新的革命，舍此，我
们就挣不到帕斯捷尔纳克式的成就和复活，并很可能永远丧失言说一切的资格，因为
精神的沦丧而永远被拒斥于世界诗歌生命循环之外。
真正的危机和希望永远来自人生的内在审定。诗人──正是诗人、尤其是当代中
国诗人──不可避免地要不断地接受“检验”，接受悲剧、恐怖、寂寥、贫穷的“检
验”，接受谎证、虚无、焦灼、颓唐和末世精神的“检验”，用那“不安、高亢、纯净
的声音──也许还是一个颤抖的声音，宛若劲风中燃点着而且绝对不可能扑灭的火
炬”的声音来发言，用娜杰日达•曼杰施塔姆引用其亡夫的话，就是“不是强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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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宿命论的诅咒，而是不同时代间的连接环节，如果从先辈手中接过的火炬尚未被扑
灭的话”。这实际上就是要求中国诗人象俄国诗人一样，把自己交出来，放到约伯的
天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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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朝圣者，他只能在“劫难”和“疼痛”中去呼喊：这就是你！
这是一种新的精神离析过程。给灵魂一个真正独立的时间，超越帝国权力的空间
结构，在内心颠覆帝国的精神形式。（政治人士王军涛今年二月在给其律师的信中，
痛感一代中国人道德沦丧的可悲，“我并不为制度或暂时的缺陷过于担心……，我最
关心的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道德水准的沦丧……我很看重人的精神是否有贵族格
调──一种高贵纯正的心灵……据我所知，在一场象 89 年那样的轩然大波之后，竟
然只有那样少的人面对审判，可以平静地说出自己良心的判断，这在人类政治史上是
不多的，特别考虑到中国政府并不严厉地处置这类良心判断，而且人民似乎也不误解
岐视这类辩护，这就更让我汗颜惭愧了──为我的同胞渐愧，这也不大符合我们中华
民族的传统，仅在这一点上，我们这代人恐怕真不如父辈。我并不很重视政见分岐，
政见总是可以变化的，而且是经常变化的，我最看重虔敬真诚的追求精神，一个民族
的兴衰荣辱，多少有系于此。因此我更希望中国人，特别是主宰文化的知识分子更有
出息！）
1876 年 10 月，在莫斯科音乐学院院长鲁宾斯坦为托尔斯泰举办的专场音乐会上，
当弦乐四重奏弹出柴可夫斯基的“D 大调如歌的行板”时，托尔斯泰突然啜泣了，柴
可夫斯基本人深受震动。托尔斯泰此时正写完《安娜•卡列尼娜》后半部，从“伸冤
在我，我必报应”转向他那著名的内心危机：
我懂得了，它不是偶然的病痛，而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如果这些问题不断发生，
答复它们乃是必需的。问题似乎是一些愚蠢的、简单的、孩子气的，可是我一碰到它
们，尝试着要解决它们，我立刻肯定了㈠它们不是孩子气的，不是简单的，而是最重
要的，最深刻的人生问题；㈡我尽力试图解决，但我决不能解决它们。
俄罗斯伟大的忏悔精神可能导向一种偶像崇拜，从而分娩出它最卑下的元素──
契诃夫痛诛过的俄国人血液中的“奴性”以及“不以暴力抗恶”主义；但这种精神作
为人类神性的伟大证明之一，足可以保证人类不会沦为禽兽，不会向邪恶彻底屈从，
在苦难和劫数尚存的世界上，尤其是对中国诗人日益浓重的无谓的“个人化”，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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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本质的需要。
而我们，又以什么走到你的墓前？
这是耻辱！这是北京的十二月的冬天
索尔仁尼琴在分析二十世纪俄国的悲剧时问道：这个狼种──它在我们人民中是
从哪里来的呢？它是不是我们的根子上长出来的呢？是不是我们的血统？
“这是一个可怕的问题，如果我们诚实地回答的话，是我们的。”
俄罗斯伟大忏悔精神在半个多世纪的苦难里支撑着俄国诗人的生命，使他们从内
心认识到罪恶和邪恶的根源，从而祛除狼种。“在一颗心的生命过程中，这两根线交
混在那里，有时为得意扬扬的恶所挤满，有时则为苏醒起来的善腾出地盘。同一个人，
在其不同的年龄，在不同的生活处境下──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人，有时接近于魔鬼，
有时接近于圣者。苏格拉底给我们的遗言是：认识自己！……民间谚语说，从善到恶，
一念之差。”索尔仁尼琴作为在精神道德上比帕斯捷尔纳克等纯诗人更为纯正、优秀
的俄国知识界无可争辩的代表，在古拉格群岛的苦难中心把十九世纪俄国忏悔精神提
升了一个世纪的水平，他发现：
善与恶的界限并不在国家与国家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
而是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穿过，在一切人的心中穿过。这条线在移动，它随着岁月的流
逝而摆动；连被恶占据了的心中也保持着一小块善的阵地。连在最善的心中仍保留着
一个……尚未铲除的恶的角落。
自那以后我终于懂得了世间一切宗教的真谛：它们是与存在于（每一个）人内心
的恶作斗争的。世界上的恶不可能除尽，但每个人心中的恶却可以压缩。
自那以后，我终于懂得了历史上一切革命之虚妄：它们只消灭各自时代的恶的体
现者（而在匆忙扰乱中也不加分辩地消灭着善的体现者）──至于被更加扩大了的恶
的本身，它们却当作遗产继承下来。
“认识你自己！”对自身的罪过、失算和错误进行触及痛处的思索最能促进我们
谅解一切的觉悟。在这样的思索中绕过了几个艰难的、需要走许多年的圈子之后，每
当别人对我说起我国大官们的冷酷、我国刽子手们的残忍，我总回想起带着大尉肩章
的我，回想起我的炮兵连在炮火纷飞的东普鲁士土地上的进军。于是我说：
“难道我们──比他们好吗？”
当别人在我面前怨恨西方松松垮垮、缺乏政治远见、四分五裂和张皇失措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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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总是提醒道：
“我们在没有经历过群岛以前，难道比他们坚定些吗？思想上强硬些吗？”
列夫•托尔斯泰曾梦想被投入监狱。索尔仁尼琴认为，他是“对的。”因为那位十
九世纪的巨人“从某一时刻起开始涸竭了”。索尔仁尼琴在回顾自己被监禁的年代时，
毫不犹豫地写道：
祝福你，监狱！
可以设想，那场不寻常的大雪直接降落到诗人内心：他以亚细亚帝国首都诗人独
有的情怀撞上了亚细亚式的悖论：你在生命时空中与你的同胞同在，你竭力去分担和
减缓或升华他们的不幸，却在精神一美学领域不惜穿越风雪去呼喊异族的“高贵”而
陌生的名字。这也许是一种必要的、有益有、明亮而悲壮的悖反，一种真实纯正的孤
傲从内心涌出的企望融合生命潮流的诗人的痛苦，一种超出语言和形式的期待：
实际上，有时全部时代所要求的，只是一个人：一个必要的人，一个肩头着火，
身怀绝技，在沉默中向我们逼近的人。
它的来、出现。他的脚步在我们这里回响时，在哪一个城市、哪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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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普希金开始，俄罗斯诗人就是拉着苦难俄国艰难前行的马。无论是整个俄国文
学界，还是在诗人个人身上，总是圣徒拉着天才的手，殉道者扶着歌者的肩头，哲人
劈开诗人脚下的荆棘。
按勃兰兑斯在《俄国印象记》(1888)中所说，俄国诗人的气质是“伟大的、愁郁
的、富于极端性的”。这一切都深深地植根于俄国整个独特的生存环境与传统之中。
这些特点概括起来就是：地理环境、民族关系、宗教信仰和帝国主义。
俄罗斯的地理环境有两个最基本的特点：一，如美国俄罗斯历史学家亨利•赫坦
巴哈所说，俄罗斯人民在大草原上继续生存并且终于征服这个大草原，是历史上伟大
的给人深刻印的事件之一；没有自然屏障的茫茫的草原“瀚海”不仅激发了一种远达
天涯海角的冒险精神，而且形成了俄国社会的基本特征。二，俄国在欧亚大陆所处的
中心地位允许并且甚至鼓励它朝着相反的方向──欧洲和亚洲──退却和扩张交替
更迭。西方史学家一致认为，这两点是形成和推进俄罗斯救世主义和帝国扩张主义的
主要本质因素。
历史的发展也极为巧合地助长了地理因素的影响。自从 1453 年拜占廷垮台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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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力极大的教会僧侣集团就开始“传播莫斯科是新的上帝城，是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
继承者”这一概念；修道院院长菲洛费夫声称，上帝的历史明显地指向莫斯科，俄罗
斯将要实现上帝的绝对意志。莫斯科的王公贵族、外交官、僧侣和一般民众，至此开
始把自己看成新的基督教世界的中心。同时，沙皇在把自己与罗马凯撒的概念联系起
来以前，早已同金帐汗的遣产联系起来了。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授伊曼纽尔•萨尔奇斯
扬兹指出，“如果莫斯科国的统治者作为罗马皇帝的后裔和拜占廷皇帝神圣的继承人
向西方推进的话，那么他向东方推进，就是作为那个伟大的蒙古人的欧亚帝国的汗的
继承人”。于是，帝国诗人费多尔•邱切夫赞颂道：
在面貌改观的拜占廷土地上
基督的圣坛将重新被奉祀
于古代索非亚的殿堂！
啊，俄罗斯的沙皇
跪倒在圣坛的面前吧，
于是起而为全体斯拉夫人的沙皇。
在欧洲十八世纪启蒙主义和近代民主政治被普遍接受以来，在俄国却发展出另一
种独特的世纪主义和未来图式，即俄罗斯的特殊命运和使命。亚历山大•赫尔岑，这
位十九世纪俄国最渊博的思想家和西欧通，认为“斯拉夫主义或俄罗斯主义不是理论
或学说，而是受到伤害的民族感情……，即对外国影响的一种反作用，而这种影响从
彼得一世最初让人们剃胡须时候起就存在了。”
这种受伤害的民族自尊心也来自俄国社会内部受西方文明影响、认为俄国的得救
在于接受西方价值、文化和自由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在 1826 年到 1850 年二十五年
里关于俄国历史性质大辩论中起了触媒作用的彼得•恰达耶夫认为，俄国历史没有任
何高尚的或鼓舞人心的东西，“我们从不知道在这个民族中有过象其他民族一样的一
个精力充沛的活动和道义力量发挥崇高作用的时代。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与现时相似的
这个时代是以黯淡而枯燥的生活为特点的，我们的社会只是由于受凌辱才振作一下，
只是由于受奴役才宁静下来。在我们的记忆中没有吸引人的回忆，也没有优美的形象，
在我们的民族传统中没有不朽的教益。世界上一切民族中只有我们才对世界毫无贡
献，我们对人类精神的进步从来没有任何贡献，我们一直玷污了它。”但是，自从克
里米亚战争和欧洲 1848 年革命失败后，俄国救世主义迅速占了上风并激化成亲斯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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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主义。这种亲斯拉夫主义一开始就面对着在历史进程中难于把基督教救世论和俄罗
斯帝国命运截然分开的矛盾。亲斯拉夫主义从俄国东正教传统出发，认为俄国精神的
谦逊和公共性、强调集体、社会高居个人之上以及兄弟和睦友爱，比起折磨西方世界
的利己心和物质主义更能在精神和灵魂上革新俄国和世界，更符合基督教关于真理、
慈爱和精神自由的圣训。
康士坦丁•阿克萨科夫甚至把俄国公社（村社）看成上帝之城的雏型，“一个公社
是那些已经放弃利己心和个性的人们的联合，这些人表达了他们共同的心愿；这是一
种挚爱的行为，即基督教用它的其它多种言行多少清楚地表现出来的一种高尚行为。
因此，一个公社象征了一个正义的教堂合唱队，正象在歌唱队里一样，个人的声音并
没有消失，而是按照共同的音调让人们听到所有人的和声；所以个人在公社中并没有
被埋没，而是放弃他的唯我独尊的态度，赞成共同的心愿──于是有理性的人们（自
觉）的和睦共同存在的高尚现象应运而生，一种兄弟关系即一个公社出现了──这是
人类精神的巨大成功。”
车辆拉特格斯大学“东欧和苏联地区研究计划”指导塔雷斯•亨札克在《泛斯拉
夫主义或大俄罗斯主义》一文中写道：“这些浪漫主义的思考把俄国的整体看成是渗
透俄国各阶层生活的固有准则的产物，有助于预示俄国救世主思想的出现。这种救世
主思想为黑格尔关于文明史发展的协调性观念所补充，即在不同时期，某个民族在文
明发展方面被赋予了揭示绝对精神的使命。亲斯拉夫派认为拯救世界是俄国的命运。
这种宇宙神教对无论何种救世主的抱负均可适用，它却由于亲斯拉夫派要把俄国和东
正教教会、它的组织以及复兴人类的理想等同起来而被制造得适合需要。”
自从普希金在 1831 年写了《给诽谤俄国的人们》一诗后，俄国诗人就深深地卷
入俄国命运的旋涡之中，其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亲斯拉夫主义发挥到前所未有的高
度。在《群魔》中，他为俄国的民族主义下了一个完整的、独特的定义：“对我来说，
人不过是个俄国人，上帝不过是俄国的上帝，习欲不过是俄国的习欲而已。”陀斯妥
耶夫斯基的民族主义使命感，最典型地代表了俄国救世主义精神，他借他的旧我沙托
夫说出：“如果一个伟大的民族不相信真理只在于此，如果它不相信只有它才能而且
已经被选定靠它自己的真理使每个人上进并得救的话，那么它就立即成为人种志的材
料，而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真正伟大的民族永远不能甘心于它在人类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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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而是经常地和专门地扮演主要的角色。”
然而，对帝国缔造者和继承者们，他们对俄国救世主义之所以感兴趣，则主要出
于帝国势力和利益的世俗需要，旧俄帝国除了在极少时期内，实际上是非意识形态化，
非神圣化的。俄国诗人，包括陀思妥耶夫斯这样的彻底的斯拉夫主义者，都绝望地发
现，正是在俄国，保留着与基督救世精神格格不入的农奴制、鞭刑、绞刑、流放和整
个国家机器的邪恶与罪孽，这就在俄国历史上出现了另一种比西化派和亲斯拉夫派的
论争更深刻、更重要的矛盾：俄罗斯帝国本身、沙皇制度本身能否体现俄罗斯救世精
神？从普希金、莱蒙托夫开始，俄国诗人与帝国在精神上的离异就开始了，准确地说，
俄罗斯诗人与帝国的决裂始于 1839 年。别林斯基在《鲍罗廷诺纪念日》中遵循俄国
历史命运的“正当性和必然性”鼓吹“沙皇”一词“充分表达并彻底穷尽了俄罗斯人
民的意识，在同沙皇的关系上，”“祖国”是一个“从属的概念”。虽然半年后，别林
斯基“撤回”了那篇文章，并对自己写下把“这一贫乏的历史瞬间当成一种绝对权利”
深感失悔，还是导致了赫尔岑和他的断交。1855 年，当果戈里在法国撰文称颂帝国时，
别林斯基发表了著名的《致果戈里的一封信》，斥责果戈里“散发出来的，不是基督
教的真理，而是对死亡、魔鬼和地狱的屈从！”别林斯基在同一封信中指出了那个时
代俄国作家的使命：
这不是有关我或您的人格问题，而是不仅比我，甚至比您也高得多的问题：这是
关于真理，关于俄国社会，关于俄国命运的问题。……普希金只写了两三首忠君的诗，
穿上了宫廷侍从的制服，立刻就失去了人民的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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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十九世纪，俄国诗人的苦难都可以归因于作为俄国诗人共同遵奉的俄罗斯弥
赛亚主义与邪恶、专制的帝国权力的矛盾。俄罗斯弥赛亚主义，也就是托尔斯泰圣地
“绿枝”的秘密：
即使我们从来没有听到它被解释过，或者试图自己去解释它，在我们心中都有一
种对基督教根本教义的内在深刻信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同一位父亲的孩子，是的，
我们中的每一个人，不论我们在何处居处，不论我们操着何种语言，我们都是兄弟，
只服从于我们共同的父亲在我们心中植下的爱的律令。
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部作品中与魔鬼真正对峙的索妮亚、帕斯捷尔纳克的拉
丽萨、格罗斯曼的叶尼娅所标识的俄国斯灵魂的核心──俄罗斯的弥赛亚主义。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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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的是理性、规律、权力和“轰响泥泞”的一切妄图粉碎的僭越的爱、善良和对启
示的祈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提出俄罗斯精神对世界的意义时坚信，俄罗斯精神在于
比西方更彻底地摒弃了一切蒙昧主义和偶像崇拜，发展出更为深刻而独特的忍受和消
解苦难的智慧，“俄国的使命就在于东正教，在于它的东方之光，它将指引西方盲目
的、失去了基督的人类。欧洲的不幸，一切的不幸，无一例外地都起源于与罗马教会
同流合污而丧失了基督，而且后来还以为没有基督也可以生活”。
尽管晚期陀思妥耶夫斯基撇开了帝国的罪孽，深入到人性邪恶的深渊，发现了能
“超逾善恶”的拉斯格尔尼科夫的可怕性，尽管托尔斯泰很早就转向宗教和人的得救
问题，但是他们都无法预见二十世纪俄国诗人遭逢的更为残酷而复杂的局面。陀思妥
耶夫斯基在“旧俄国”对他那个时代的他所预感到的世界性演变与恐怖，对即将来临
的全人类的生命流失和价值倾覆，对他所忧心如焚的一亿俄罗斯人被魔化的未来世纪
问道：俄罗斯将走向何方？对这个充满谎言、不幸和死难的世界，他的梅思金公爵、
德米特里、伊凡和索妮亚作了回答：
在我们的地球上，我们确实只能带着痛苦的心情去爱，只能在苦难中去爱！我们
不能有别的方式去爱，也不知道有其它方式的爱。为了爱，我们甘愿忍受苦难，我希
望，我渴求流着眼泪只亲吻我离开的那个地球，我不愿，也不肯在另一个地球上死而
复生！
克鲁泡特金在本世纪头一年谈到俄国文学的命运的理想时，认为，托尔斯泰那句
话“最好的艺术是人人懂得的”，虽然在艺术上甚成问题，“却是一种伟大的理想的根
苗”，他预言说，在新的世纪，“是要受人发扬光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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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俄国诗人的“放逐、牺牲和死亡”，居于世界各国之首，二十世纪俄国
诗人的死亡率（包括自杀率）则达到一种整体的、纪念碑群的程度。
1852 年，德国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家卡尔•迪茨尔预言道：“半腐化的俄罗斯人民将
以共产主义告终，对欧洲来说，一个革命的俄罗斯帝国将比沙皇帝国更加危险。因为
俄国传统救世主义一旦输入马克思主义，就会爆发成为幻想的世界革命的信号。”萨
尔奇斯扬兹在《再论俄罗斯帝国主义》中写道：“斯大林的俄罗斯帝国象处于‘前资
本主义包围’中的古老的莫斯科国一样，看到它本身被包围在一个敌对的欧洲强国体
系的世界之中──而俄国在 1917 年 11 月以后不久，即当它的首都从圣彼得堡迁回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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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的时候，就不再属于这个体系了。由于大多数西方化的优秀分子被布尔什维克党
人所淘汰，苏维埃制度多半是由俄国比较非西方化的阶层加以逐渐发展起来的。俄国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少数派的胜利，即俄国最西欧化的革命意识形态的胜利，恰恰是终
于使俄国摒弃西方化。”
二十世纪俄国弥赛亚主义受到与其本质迥然不同的因素（国家至上、领袖崇拜、
科学理性、历史规律和高度世欲化的意识形态，等等）的强力改造，其结果首先是整
个自由俄罗斯文学界的消失，其中引人深思的是几位怀着俄国传统弥赛亚主义情怀的
诗人献身新帝国时出现的自杀悲剧，换言之，是他们与新帝国决裂后对俄国诗人本性
的弥赛亚情结的回归。
年轻的叶赛宁是继勃洛克之后第二名在二十世纪新帝国内自杀的诗人，他“曾站
在十月革命一边，是最激进的同路人”，但他很快发现新帝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摧
毁他的“大自然母亲”，他的诗人本性“没法使自己念上哪怕五页的马克思的《资本
论》”，他在最后一首诗中写道：“我不是人‘新人’，我一只脚踏在过去……”
1921 年，当卢那察尔斯基为马雅科夫斯基辩护，称“未来派支持共产主义”时，
新帝国创始人答道：“他们那一套是流氓主义。”帕斯捷尔纳克就此写道“马雅科夫斯
基生命最后几年，那时什么人的诗都不存在了，他本人的诗不存在了，别人的诗也不
存在了；那时叶赛宁自缢而死；他的作品被强行推广，如同叶卡捷琳娜时代推广马铃
薯。这是他第二次死亡。这次死，责任不在他。”帕斯捷尔纳克以过来诗人的心情写
道，马雅科夫斯基“开枪自杀”，是“由于他遣责了自身中的某些事或周围某些事，
而这些事是和他的自尊心水火不相容的”。至于法捷耶夫，这位一度主宰全俄作家的
“作协书记”，帕斯捷尔纳克觉得他“是带着他那内疚的微笑，跟自己告别”。英国学
者 G•霍斯金在《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外》中评论法捷耶夫的自杀时写道：“他曾在
政治大清洗时即使不是扮演一个极端可鄙的人物，也扮演过一个暖昧可疑的角色，使
得他的几位老朋友和老同事惨遭处决。……法捷耶夫不合时宜的使官方为难的自杀的
真正原因是良心上受到谴责，觉得自己在斯大林时期的全部活动，也许还有他自己的
整整一生，铸成了一种悲剧性的、毫无价值的错误。”无论如何，他们“最终都没有
放弃自己年幼时熟悉和牢记的东西”。
由于痛失诗人本性而以死向所属弥赛亚主义传统回归，这是二十世纪俄国诗人独
具的生命景观。其中最圣洁、纯正的回归是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写道：“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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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恐中躲避起来，在恐怖面前她不知所措，便仓皇躲进死亡，她把头伸进绳套，如同
把头埋在枕头下一样。”自杀者还有帕奥洛•亚什维里、伊萨克•巴别尔、亚历山大•维
坚斯基……。帕斯捷尔纳克在追问二十年代以后几位俄国第一流诗人自杀的原因时，
认为他们：
对自己表示绝望，抛弃了过去，宣告自己破产，认为自己的回忆已经无用。这些
回忆已经不能接近这个人，不能拯救他，也不能支持他。内在的连续性遭到了破坏，
个人结束了。也许，不是出于恪守决定，而是忍受不了那不知属于何人的烦恼，忍受
不了没人感到痛苦的痛苦，忍受不了这徒然的、令人绝望的期待，而最后结束了自己
的生命。
由于这种“内在连续性和回忆”的中断，俄国诗人丧失了自己的本质，帕斯捷尔
纳克深知，“他们的痛苦是笔墨难以描绘的，他们的痛苦使忧愁变成一种心病，他们
的才能是值得钦佩的，他们的为人是值得纪念的，除此之外，让我们怀着同情的心，
再在他们所蒙受的苦难面前低下头颅吧！”
与帝国权力结为一体，协从二十世纪俄国独特罪恶的俄国诗人，同时也彻底丧失
了自身的自由本性，这在十九世纪是不可想象的。在 1937 年到 1939 年的政治清洗中，
“苏联作家协会”以及阿列克赛•托尔斯泰、斯塔夫斯基、伊万•卡达耶夫、亚历山大
•斯威尔斯基等帝国文人公然站在独裁者和刽子手一边，把他们白净的手指伸进替罪
羊的血泊。阿•雷马科夫在《从阿尔巴特街到西伯利亚》中写道，“要知道，这是作家！
作家啊！他们是人民的良知。在俄罗斯，作家永远被看作是人民的良知，象普希金、
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等”。马克•斯洛宁指出，阿•托尔斯泰备受帝
国青睐，“他甚至还留用过去的仆人，他的仆人常常在电话中这样回答对方：‘殿下这
会儿在党中央委员会’”，1945 年，这位“托尔斯泰同志”逝世的消息是用一份特别的
电文向全国公布的，签名的有政府、党、军队、科学院的官员，他的殓仪场面相当于
国葬。尽管如此，“每当他试图进行说教而越出一名小说家的职责时（例如他曾试图
依据党的路线替凶残的暴君涂脂抹粉而写的最后一个剧本《伊凡雷帝》，1943 年），他
就遭到失败，写出了矫揉造作而又低劣的作品”。
至于苏俄帝国最成功最受宠的诗人肖洛霍夫，当他对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
进行攻击，以及对持不同政见的作家和其他被镇压的受害诗人采取敌视态度时，苏俄
知识界对他则采取了沉默的鄙夷态度。1966 年，肖洛霍夫在苏共党的第二十三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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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上的发言中，咒骂被判苦役的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指责对他们的判决“太
温和”,说是如果在二十年代,他们早被处决了。这种公然站在帝国对诗人的暴力政策
一边的行径，“大大损害了肖洛霍夫在国内外的声誉”。女作家邱科夫斯卡娅在公开信
中，“谴责肖洛霍夫背叛俄国文学最优良的传统，扮演了歪曲真理、用谎言代替正义
的残酷检查官的角色。”文学界对肖洛霍夫是《静静的顿河》的真正作者这一点也提
出了问题，1943 年，这位苏俄帝国文学泰斗的档案与几年前高尔基和几年后法捷耶夫
的档案一样被销毁。
与自杀者、丧失本性者、误入岐途者者和卖身投靠者不同的，是另一类俄国诗人，
二十世纪俄罗斯启示的主要体现者。他们面对的困境带有更为全局和根本性质：十九
世纪以来的俄罗斯弥赛亚精神在二十世纪处于什么样的情形，在二十世纪的历史条件
下，还应不应该、可不可能重新坚持和推进这一精神。
无论人们对于 1917 年以来的俄国历史作如何评价，下述一点是最为重要的：俄
国十几个世纪蓄积起来的俄罗斯救世主义和弥赛亚精神，尤其是其中俄罗斯的特殊使
命、平等观念和人类理想，确实在文化内层结构和民族伦理基础和传统心理系统方面
为新帝国所声称的作为帝国学说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历史性的基础。
如何理解二十世纪俄国的特殊劫难，（美国著名苏联问题权威斯蒂芬•科恩在《苏
联问题重探》一书中写道：“关于在斯大林统治时期死于非命的人数，至今还没有人
能作出精确的统计。从事这方面调查的人们认为，2000 万人是一个保守的估计，这还
不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可以归咎于斯大林领导上的疏忽而造成的不必要的数百
万人员伤亡，也不包括关押在斯大林集中营里达 20 年之久、奄奄待毙的数百万人”，
索尔仁尼琴在致帝国最高权力集团的公开信中写道，“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原因共丧失
了 6600 万人！！！这个数字是原列宁格勒教授、统计学家 N•A•库尔干诺夫计算出来的。”
应当客观地说，俄国二十世纪历史是一个异常复杂和变化不定的问题，俄国诗人
对七十年新帝国的反思也从未得出一致的结论，这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十九世纪关于
俄国社会性质与西方的关系和在这片欧亚大陆上生息的各个民族的依存形式的讨论。
由于苏俄帝国的疆域和实力，和它那正在激变的社会必将深刻地、甚至永远地改变人
类命运。与西方诗人不同的是，俄罗斯诗人在俄国命运的演变中一直是潜在和公开的
强大声音，这一声音和整个苏俄社会交织在一起，分担和影响着俄国与世界的命运。
苏俄诗人对二十世纪难题的消解，首先是继承了十九世纪人道主义的伟大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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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与帝国抗衡。
1881 年和 1901 年，托尔斯泰两度致信沙皇，公开抨击“历代沙皇都是怪物和疯
子”，指责帝国“坚持对俄罗斯人民施行暴行”，声言“独裁是一种过时的政府形式”。
索尔仁尼琴在一个世纪后发出《致苏联领导人的信》，警告新帝国统治者们：“全
部世界历史证明：建立帝国的人永远是要曹殃的。大帝国的目的和道德高尚的人民是
不相容的。……你们神圣的愿望：希望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体系不要改变，永远存在
下去。但是，这在历史上是没有的，每一个制度，不是发展，就是衰落。”在这封信
的结尾，索尔仁尼琴写道：“在俄国历史面前，我对这封信将担负重大的责任。但是，
如果不承担寻求出路的责任、无所作为的话，那责任就更大了”。（萨哈罗夫和很多俄
国知识界代表人物都认为，这位“唯一活着的俄罗斯文豪”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政治
论断是过时和有害的。而我们看到，索尔仁尼琴在体现出强大的道德责任感时，也别
具犀利的历史眼光，苏联帝国不可避免的解体这一根本事件，正是索尔仁尼琴关于俄
国命运的思想的核心。）
萨哈罗夫则在更早一年致信新帝国，就人权、信仰自由、政治迫害、民族纠纷、
国际裁军和外交等问题阐述了与帝国统治者们大不一样的观点，他对俄罗斯人民的未
来提出的希望是：“现在,我比以前更加感到,在剧变和悲惨的动乱之中，维护人格的
唯一真正保障是人的信仰自由、道德上求善的倾向性。”
即使在俄国最无畏、最彻底的作家和诗人与帝国坚定对峙时，他们也表现出传统
弥赛亚精神所包含的对人的宽容和基本的尊重态度。
索尔仁尼琴在他的公开信中一开始就写道：
我希望世界各国人民都能得到安宁，越是对近邻国家，越是依靠我们的国家，我
越是热烈的祝愿他们。但是，我更关心的还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人民的命运。常言说，
生地哪里，就关心哪里。更深刻地说，因为我们在那里经受了无比的痛苦。
我与这封信是从下述前提出发的：你们也格外关心俄罗斯、乌克兰的命运；你们
没有忘记自己的民族出身、自己的父辈、祖辈、曾祖辈和自己辽阅的故土，你们不是
不属于任何民族的人。
俄国诗人从十九世纪末期，尤其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渴求的弥赛亚主义走向岐
途的可能性中，从二十世纪反复的、漫长的和巨量的苦难中已经深知，一切苦难有更
深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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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二十世纪宗教哲学家舍斯托夫指出，不仅在俄罗斯，就是在欧洲，人们连做
梦也没有想到，希特勒和斯大林式的“崇高”、“伟大”、“英明”的概念及其后果，已
经被陀思妥耶夫斯基预感到了。这种预感的恐怖刻毒性，甚至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深
受其启示的西方文学和思想界，对人本身失去了信心。
但是二十世纪罪恶和苦难的规模和性质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做梦也想不到
的。孤立的、充满内心冲突的，需要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天才为之苦心辩护的拉斯
柯尔尼科夫，到了二十世纪已经繁衍发育成一种“新人”，一代“精英”，和使如萨特、
艾吕雅、聂鲁达、庞特等西方诗人为之神往的“时代精神”！
苏联帝国警察首脑雅戈达及其同志们，每次洗澡前，都要对特意设置的圣像开枪
射击，每次处决犯人后都要摹仿犯人临死前的可笑举动，索尔仁尼琴分析这些武装起
来的、制度化和体系化的二十世纪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们时指出：
麦克佩斯的理由是无力的──所以受到良心的谴责。雅各也只是一只小羊羔。莎
士比亚的恶人们的想象力和气魄也就止于几十具尸体。……历代的世界文豪──莎士
比亚也好、席勒也好、狄更斯也好──接二连三地给我们炮制出一些漆黑一团的恶人
形象时，我们感到这在现代人心目中多少有点滑稽和笨拙了。他们的恶人清楚地意识
到自己是恶人，意识到自己的灵魂是黑的。
“因为他们没有思想体系”。索尔仁尼琴认为，俄国二十世纪的悲就在于“从西
方刮来的那股黑风”，“它折磨和伤害了我们的心灵。”
“思想体系！──它使暴行得到所需的辩解，使恶人得到所需的持久的坚强意志。
那是一种社会理论，这种理论使恶人能够在自己和别人面前粉饰自己的行为，使他听
到的不是责难，不是咒骂，而是颂扬和称誉。”
“由于思想体系，二十世纪遭逢了残害千百万人的暴行。”
“莎士比亚的恶人不能逾越的界限，有思想体系的恶人却能越过去──并且他的
眼睛依然是清朗的。”
索尔仁尼琴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把期望寄托在俄国的传统的弥赛
亚精神上：
巨人般的俄国具有许多精神上的特点和生活上的传统，完全可以在人类中寻求自
己的道路……。今天，除了基督教可以医治俄罗斯的灵魂，我自己看不到任何有生气
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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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仁仁尼琴把俄国的重建寄托在他所称的正在俄国展开的“关键性过程”：
共产主义铁壳里面人们的心灵正在走向解放。这个过程在苏联已有 20 年的历史
了，在别的共产党国家里它的历史可能短些，正在成长着的新一代人，他们对邪恶作
斗争的时候表现得百折不挠，绝不会拿原则做交易，为了不出卖良心，他们宁肯失云
一切：工资、起码的生活条件、甚至生命。这个过程发展得如此广泛，使得马克思主
义在今天苏联的地位一落千丈，几乎成了笑柄、人间的耻辱了。
被誉为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的《生存与命运》的作者、苏俄作家格罗斯曼，
在目睹了希特勒和斯大林两种极权统治在新世纪的罪行后，对“善”、尤其是“大善”
提出了质询：“我看到了在俄国诞生的社会的善的思想那不可动摇的力量。我在农业
集体化时期看到了这一力量，我在 1937 年看到了这一力量。我看到人们怎样在如基
督教理想一样美好和人道的善的思想名义下被消灭。我看到饿殍遍野的农村，我看到
倒毙在西伯利亚雪地上的农家孩子们，我看到把成千上万的男女从莫斯科、从列宁格
勒、从俄罗斯各个城市送到西伯利亚的列车，他们被宣布为伟大神圣社会的善的思想
的敌人。……在那可怕的年代，人们打着国家、民族的荣誉和全世界的善的旗帜干下
了多少丧尽天良的事情！”
还能否把希望放在“善”上面，人类本性中的为历代哲人和老百姓称颂的“善”
如何才能与在历史中表现出来的层出不穷的“恶”相协调，尤其是对二十世纪集中在
俄国和德国出现的完全可能毁灭欧洲和人类本身的国家化的恶，从古希腊和基督教以
来的欧洲文明如何对此作出解释，这确实既是二十世纪独特的难题，也是被二十世纪
继承的全部欧洲文明的难题，也是二十一世纪亟需解决──否则仍然面临人类集体毁
灭之虞──的难题。
英国哲学家、人道主义者卡尔•波普尔从纳粹德国的教训中提出了与格罗斯曼同
样的问题：
历史进程中每每发生这样的情况：反对暴力的斗争起初似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接踵而来的却是失败。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已彻底失败了，但我必须承认，它们
的失败并不意味着野蛮和残酷已经失败。相反，这些可憎的观念从失败中也取得了某
种意义上的胜利。我不得不承认，希特勒成功地降低了我们西方世界的道德水准。……
我们使用了因受纳粹主义威胁而被迫研制的武器，这时希特勒主义的精神无疑嬴得了
对我们的最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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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诗人完全有理由因为斯大林在道德上对俄国人民造成的损害，降低或取缔自
己的弥赛亚主义，或者如萨特一类西方（尤其是当代法国）诗人那样，不分善恶是非，
对人类采取一种旁观诅咒的姿态。正是这世纪性和全球性的、紧接在暴政和帝国的崩
溃和末世的、由一批西方知识分子鼓吹的虚无主义学说的洪水面前，俄罗斯诗人以一
代一代的努力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俄罗斯弥赛亚主义与一切拯救精神一样，内含着乌托邦盲信的力量。一旦历史在
十九世纪下半叶将来自西方的另一种激进、理性、独断的救世主义传入俄罗斯，它的
弥赛亚热情一旦转向，就会产生毁灭性的悲剧。在拉甫洛夫、特卡乔夫、米哈伊洛夫
斯基、巴枯宁、克鲁泡特金、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列汉诺夫、亚•伊•乌里扬诺夫和约
•维•朱加施维里把各种对立的西方观念引入俄国后，俄罗斯弥赛亚精神被不同的历史
力量驱赶，其肆虐暴烈是何等空前！
俄罗斯诗人对这一切都作出了承担和回应。
在“除了灰烬还是灰烬”的新纪元，俄国诗人的成就与他们的精神自治和悲剧命
运成比例发展。帕斯捷尔纳克的终生挚友，直接被帝国文艺总监日丹诺夫“点命”的
阿赫玛托娃这位俄国“悲泣的缪斯”，便是用诗歌把苦难内在化的杰出代表。
在世界诗歌史上，第一次由一位女诗人自愿地把爱情诗让位给悼亡诗。死亡──
持续的、真实的死亡──成了她诗作的最后依据。布罗茨基写到：“她创作《死者的
花环》这一组诗，就是让那些先她而去的死者吸收或者至少加入诗歌。她不是企图使
他们‘不朽’，他们多数人已经是俄国文学的骄傲，已为自己建立了永不磨灭的英名。
她在努力应付一种空虚的生活，它的意义遭到突然毁灭而变得空虚，”女诗人恪守着
自己时代的诗歌信条：同死者交谈是防止话语沦为嚎叫的唯一途径。
诗人头上只有“大量批发死亡的天空”，具有“远射程的心”，屈辱而死的天才密
如“阴沉的有麻瘢的碎石屑”。纯正的俄国诗人自然向苦难的最大和最后应承者──
俄国伟大的拯救精神皈依。
1943 年，阿赫玛托娃在列宁格勒监狱服刑时遇到一个女人。那女人“嘴唇冻得发
紫”，完全有可能从未听到过女诗人的名字，“她从那种我们每个人常见的麻木中惊醒
过来，把嘴唇凑近我的耳朵（那儿每个人都是低声说话的）问道：‘你能描写这儿的
情形吗？’”阿赫玛托娃回答说：“我能。”于是，一丝朦胧的象是微笑的表情掠过这
张曾经是人的脸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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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诗人执行了她的诺言。这就是二十世纪俄国催人泪下的伟大诗作《挽歌》最后
问世的由来：
冥辰高悬在我们的头顶，无辜的
俄罗斯在痛苦地挣扎；
血迹斑斑的铁蹄下，他们要踩死她，
行列中停着囚车。
当阿赫玛托娃转向狱中的儿子时，被无情践踏的母性的绝望、对帝国虚假永恒的
蔑视以及对善的最终胜利的信仰汇合成二十世纪苦难俄国一部无与伦比的史诗般的
圣母颂和安魂曲的合奏，──“它已为全苏联和全世界噙着眼泪传诵”：
我恳求了整整十七个月，
我的哭声把你召唤回家，
我跪倒在刽子手面前为你求情，
我的儿子，我的冤家，我的亲骨肉！
……
假如他们真要封住我受伤的嘴，
就让那我为他们说话的千百万人
让他们来替代我；
并让他们每年记住，
每当我的祭日来临……
我不只为我自己祈祷，
我的呼声是为了那儿所有和我在一起的人们
──为了所有的人，
他们在寒冬腊月里，在七月的热浪中，
站在那堵不通风的深红色的墙下。
在弥赛亚精神沦丧的空前危局中，诗人最先到场，以一首共同的诗把拯救精神凝
结和升华为一个誓约，一项许诺，一个承担和一个秘密，借以和遥远的未来相遇。
在卡卢马集中营，很可能是出于死所必至的预感，曼杰施塔姆以天鹅将死的声音
发出绝唱：
我的世纪，我的野兽，谁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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窥见你的瞳孔，
谁能用自己的血去粘合
两个世纪的椎骨？
……
世纪象捕狼的猎犬扑向我的肩头。
但我的血统是不狼！
……
我拒绝──存在
在非人的疯人院里。
我拒绝──生活。
同广场上的狼群一起
嗥叫──我拒绝。
布罗茨基明确地指出，《安魂曲》中众多的声音流露出来的同情，只能用诗人东
正教的信仰来解释；其中的理解以及赋予作者辛酸的、几乎难以承受的抒情曲调的宽
容，则只能用诗人独特的心灵，自我以及自我对时间的感受来解释。在历史发展的特
殊阶段，唯有诗歌可以应付现实，它将现实紧缩为可以怀抱、可以倾听的某种事物。
在这个意义上，“整个国家举起了阿赫玛托娃这支笔”，更重要的是，这使诗人能为全
民族说话，并启示给它一时尚难理解的东西。诗人从根本上说是人类生命和精神的纽
带，是人类在苦难和困境中如何辩识和寻找希望的候鸟，是见证、回音、安慰和预告
的使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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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宗教哲学家，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介绍给二十世纪西方诗人的尼古拉•别尔
嘉耶夫于 1913 年脱离马克思主义返回俄国东正教怀抱。他宣称：
在俄国东正教中可以发现比西方基督教中更多的自由，更多的人类兄弟之情，更
多的仁慈，更真的谦卑和更少的权欲。
别尔嘉耶夫坚信：“二十世纪俄国和德国发生的悲剧之格外强烈，是因为救世精
神贬值为道德虚无主义，也是因为过度的沉默深深淹没了一切性灵之光”。
十九世纪上半叶，俄国亲斯拉夫派的代表人物霍米亚科夫、阿克萨科夫兄弟已建
立了奠基于俄国东正教传统的信仰哲学，并与德国理性哲学和唯心论相对抗。赫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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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种信仰主义与法国启蒙哲学对比后认定，亲斯拉夫派的信仰主义不仅深植于俄罗
斯民族历史中，而且对缓解西方理性至上所带来的普遍精神危机有着“将来意义”。
戈戈茨基和尤尔克维奇把康德和黑格尔哲学的“精神”部分结合进斯拉夫主义的信仰
哲学，认为“内在的经验，即信仰，才能解决生命的最高目的。人类认识除了低级的、
运用理性和经验逻辑规则获得真理一途外，还有高级的、唯有借助信仰和内在精神才
能获创造性与掌握世界的强大力量的道路。在托尔斯泰处于精神危机的同时，弗拉基
米尔•索洛维约夫在斯拉夫哲学传统基础上，广泛考察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新柏拉图主
义、诺斯替派和教父学哲学，推进了俄国东正教神学。他认为，人道主义的原始含义
是对上帝人──基督──的信仰。一切生命都期待着复活和复兴，即物质的充量精神
化和精神的充量化，他贴近的十九世纪哲学是介导象征为世界本源的弗洛连斯基。宇
宙及其象征便是全部实存之物，世界只是二而一的现象──本体的无限结合，它的中
介和所有形式便是象征。十九世纪俄罗斯哲学思想确实是沿着一条与西方理性（非理
性）哲学全然不同的路向，并在牵涉俄国历史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同时，发展出独特的
世界观，对人与上帝，精神、灵魂与尘世使命，通过象征、形象、直觉、内在道德把
基督教的信、望、爱与希腊、罗马真、善、美一体融为自己的弥赛亚主义。
无疑，无论这种粗劣勾勒的俄罗斯弥赛亚主义的文化源头如何带有一种民族优越
感和乌托邦精神，却能为苦难中的俄国诗人提供一种深厚的历史和精神基础。（西方
近代的人道主义和民主精神自十八世纪以来通过俄国西化派的努力，当然也是俄国诗
人抵御和抗衡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旧、新帝国的另一基础。此属另一个大问题，限于
篇幅，本文不能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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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看重精神独立的诗人，王家新感到自己需要、也只能在心中“呼喊”自己的
“土地”和“人民”这使人强烈地感到中国当代诗人与这个民族已睽隔多年,同时也
感到诗人对民族生命的关注和某种程度的回归。据讯,1990 年在奥斯陆大学、斯德歌
尔摩大学召开的“海外中国作家讨论会”上，文艺批评家李陀认为，根本触动帝国意
识形态体系的，“在语言上是以‘边缘话语’向‘中心话语’挑战”的朦胧诗──寻
根小说──实验小说，“他们在语言上建立了与古代汉语的联系，中国人反而觉得看
不懂，他们把创作看作是一个语言符号系统的编码过程。他们对残忍进行了不动声色
的冷酷的叙述，甚至运用汉语的可视性特点把死亡描述到令人毛骨悚然”，至于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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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养成一种对崇高感和道德感的期待的中国的早期读者”，李陀的诗人们是无法让
他们满意的。
笔者不与这位批评家心目中的中国先锋、实验文学的成就争辩：“对探索的热烈
反响大大超过了‘五•四’时期，使现代汉语又达到了古代汉语时期那种丰富多彩的
面貌”，“对语言运用的探索导致了观念上的变化，从而动摇了几十年来共产党对文坛
的一统天下，而文坛上的新局面又必然地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政治领域”。
布罗茨基的一段话似乎是专为在俄国和中国这样的帝国内的语言和形式偶像崇
拜者准备的：
比起自诩为俄国象征主义的一群既不朦胧更不自在的玄学派诗人来，曼杰施塔姆
用一模一样不起眼的工具，却能将读者载向更遥远的地方。象征主义的诗作……这股
澎湃的潮流因为无须丰实的根基，于是吸引了学校毕业生、军校士官生和小职员，到
上一世纪末，这流派几乎被贬价到“文字垃圾”的田地，那情形与今天自由诗体在美
国泛滥成灾颇为相似。物极必反，反拨象征主义的未来主义、结构主义、意象主义等
等应运而生。不过，这只是主义反对主义，技巧抵抗技巧。唯有两位诗人，曼杰施塔
姆和茨维塔耶娃，从实质内容上别树一帜。他们的悲惨命运反过来证明了他们精神自
治的程度。
李陀在北欧发言说,在共产党的价值系统中,一个最主要的概念就是“人民”，“这
个概念是他们意识形态的核心，已经受到青年一代知识分子如朦胧诗人们的挑战。”
而我们知道，诗人既是天生的自由之子，也是天生的人民之子。尤其是俄罗斯诗
人，他的重大使命就是“为全民族服务，使用民族的语言”。阿赫玛托娃的诗始终倾
向于运用方言，她认为自己与其他推行文学或其它什么纲领的人物不同，她直接是人
民的一分子：她完全能识别时代精神，识别痛苦和人民目光中的忧伤。俄罗斯诗人，
历来鄙视“诗人”这个称号中包含的优越成分。倘若阿赫玛托娃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
人民之声，那是因为人民从来不用一种声音说话。
茨维塔耶娃和许多同龄俄罗斯诗人都能用欧洲的主要语言写作，但她在任何地方
都觉得自己是个异乡人，她珍爱的艺术对象是爱情、艺术、悼挽、大自然和生命奥秘，
但都是“按俄罗斯人的方式处理”的。
勃兰兑斯曾高度称赞俄国作家真正的贵族精神：他们都爱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
的人”，觉得在精神上“我们都是一样的不幸。”
111
二十世纪，俄国诗人对“人民”的观念发生了比十九世纪更为本质的深化。
在写到古拉格群岛和俄国文学的关系时，索尔仁尼琴写道：“正是群岛给我们的
文学，也许还给世界文学，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二十世纪昌盛时期的空前未
有的农奴制，在这唯一的、无需作任何补充的意义上，为作家们开辟了富有成果的虽
然是毁灭性的道路”。索尔仁尼琴由此设想可以“斗胆”预期产生四个领域的世界文
学：第一个领域：上层人描绘上层人；第二个领域：上层人描绘下层人；第三个领域：
下层人描绘上层人；第四个领域：下层人描绘下层人。其中“最有希望成为道德上最
富成果的”的“第二领域”由于人的天性的自私，“缺乏真正地理解事物的能力”，以
至只有经过外部的暴力才能实现这个转变。塞万提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在奴役和
苦役中实现了“设身处地”地为下层人──人民──这一转变的。索尔仁尼琴强调，
“在古拉格群岛则是一下子在几百万人的头脑和心灵上真地而且永远地陷于奴隶、囚
徒、伐木工和矿工的境地。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在这样的规模上）使社会的上层和
下层的经验融合起来了！……只有群岛的知识分子犯人才最终地失去了由于怜悯下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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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诗人在二十世纪与新帝国的抗衡中，无论在难度、规模和所付代价的高昂
上，还是在其内心的焦虑和影响上，都超过了十九世纪。
首先碰到的是，新帝国大规模的恐怖加上从下层通过阴谋方式上升到最高位置的
期大林个人独裁本性，使受害者遍及俄国社会各个阶层和各个时期的历史性黑暗。在
骇人听闻的罪行、战争和苦难面前，纪念、缅怀、哀悼、祈祷，已成为俄国社会经久
不息的全社会仪式，除了法西斯德国外，究竟谁是罪人，难道斯大林、雅戈达、叶若
夫和贝利亚等真正的“一小摄”就能把整个俄国踩在脚下吗？这既是一个社会的政治
问题，（在俄国）又是一个异常严肃的历史和文化问题。但无论如何，揭露帝国及其
元凶的罪行，是给每一位无辜死者以正义的安慰的无法省略的前提。
苏俄诗人与新帝国的抗衡是力量悬殊而又势均力敌的历史性较量。就后者而言，
诗人们拥有全俄境内（包括帝国权力内部的开明派）要求真理和正义最终获胜的道德
力量，这种力量在二十世纪常常被人过于忽略或低估。实际上，由于工业、科学技术、
民主思潮、民族自决以及对极权统治的恐惧和厌倦，道德需求有更急迫的性质和广阔
的形式，尤其对于俄国人民而言，处理和消解其他欧洲人民早已脱离的人为不幸，道
112
德几乎是唯一的武器；可以从上一世纪和本世纪的殉道者们身上直接汲取。
索尔仁尼琴在华盛顿对美国工人阶级说：
象我这样住在苏联的持不同政见的人，两手空空，既无坦克，也无武器，既无组
织，也没有别的什么，我们有的只是自己的心灵和在这个制度下生活了 50 年的经历。
但我们一旦发现自己是能够站起来的，并且能够站得稳，我们就站得住脚了。有了刚
毅的意志，我们就能够站住脚根了，坚强的意志是在我国艰苦的岁月里锻炼出来的。
苏俄诗人在独裁者死去和试图死灰复燃的年代里，曾数次发起反抗，拒绝苏联社
会的倒退潮流。当苏俄社会由于彻底抛弃独裁者和改头换面继承独裁者恐怖遗产的争
论陷于空前的分裂时，阿赫玛托娃写道：
两种俄国人怒目相向
一种是坐过牢的人，
一种是把他们送进牢房的人。
从古拉格群岛深处，传来诗人列夫•奥泽洛夫的声音：
死者说话了。没有句号。
也没有逗号。几乎没有言词。
从集中营。从隔离室。
从熊熊燃烧的房屋。
死者说话了。教科书。
书信。遗言。日记。
以及那粗糙砖面上，
笔迹歪斜的签名。
生命，当一息尚存，
用铁片在冰冻的茅屋里，
用碎玻璃在墙上，
用鲜血在牢房的地板上，留下签名。
六十年代初，面对帝国内部恢复独裁者名誉的威胁，俄国诗人“不顾检查制度、
强大的对手、伺机发难的报复以及开明派的摇摆，对斯大林主义过去及其遗产挑起公
开争论，其批判锋芒之尖锐、影响之深远，超过 20 年代以来苏联国内的任何一场争
论。……其结果是对斯大林统治的三大事件──集体化、大恐怖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113
真像揭露了一批令人难忘的材料。”
当斯大林遗体从列宁墓中搬出后，诗人叶甫盖尼•叶甫图申科在“斯大林的遗产”
中写道：
大理石不会说话，水晶棺在无言闪光。
默立的哨兵，脸色晒得黑红。
当他们把他抬出列宁墓的大门，
几缕青烟在棺木上环绕，
一丝气息从裂缝中漏去。
棺材慢慢地飘起，擦起了哨兵的剌刀。
他也不会说话，──他也不会！──他沉默、长眠。
紧紧地握着他那经过防腐的拳头。
他只不过装死，实际上却在里边注视着……
他只不过是打个盹，他在筹划，
我呼吁我们的政府，我请求他们
派两倍、三倍的哨兵来看守这个棺材，
不要让他东山再起。
斯蒂芬•科恩也曾认为，反斯大林主义持久不衰的根源是新斯大林分子无意中证
实的，“他们抱怨苏联公民继续把‘伦理道德问题’置于国家和爱国主义问题上”。科
恩认为，历史正义是一种不受法规限制的强有力的“伦理道德”观念，当它成为一种
责任感即整个国家都对过去所发生的一切负有一定责任的想法所加时尤其如此。这一
真理已为许多其它历史事例所证实，从废除农奴制以后的美国到希特勒以后的德国。
“但俄国人无须远求，只消留意一下本国日益增多的地下出版物，在这些书刊中，对
斯大林主义的揭露以及‘以理想和未来的名义’举国清算的观念，在斯大林死后 30
多年的今天依然令人记忆犹新”。一位历史学家私下写道：
拿起笔揭露斯大林的本来面目是每个正直的人的义务。是对那些死于他手的受害
者应尽的义务，是对那些度过茫茫黑夜而幸存的受害者的义务，也是对那些愿意同我
们一道前进的人应尽的义务。
当一批地位牢靠的帝国权贵、军界首脑、警方代表人物、工业界巨子和御用文人
再次准备为前独裁者恢复名誉时，当西尼亚斯基和丹尼尔以及布洛茨基被作为新斯大
114
林主义的第一批受害者受审时，苏联知识界和诗人采取了两个意义深远的行动。
以萨哈罗夫、卡波查为首的苏联科学院院士，以瓦连岑、卡塔耶夫、维克多、涅
克拉索夫、康斯坦丁•帕乌斯多夫斯基、科尔内•崔科夫斯基、弗拉基米尔•田德里亚
科夫为首的苏联作家，以玛娅•普里谢茨夫卡娅、奥列格•叶弗列莫夫、科林、涅缅斯
基、英诺肯基、斯莫克图诺夫斯基为首的艺术家等苏联首屈一指的知识分子签名的信
件有力地击退了元帅和将军以及克格勃头目们的进攻。
更重要的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从此诞生,科恩认为，新斯大林主义……使这一
运动增添了许多世界闻名的发言人，如安德烈•萨哈罗夫、莉迪娅•丘科夫斯卡娅、罗
伊•麦德维杰夫、索尔仁尼琴、彼得•亚基尔、列夫•科佩列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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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 6 月。
索尔仁尼琴返回俄罗斯，在海参威参观了古拉格极地后说：
俄罗斯曾一再陷入可怕的状况。
然而，在我们精神世界中领导我们的那颗星，仍是闪耀着光辉的真正的星，千万
别让它消失。
这是索氏对新俄罗斯的第一眼观察。
“俄国只有从帝国主义的偏见中解放出来，俄罗斯灵魂才能复活。”
115
俄羅斯知識份子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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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稿，根據 2007 年秋 10 月在廣州的演講整理）
有一点诚惶诚恐，我的尊容大家一目了然，我现在是一个“无齿之徒”，前一个
月把牙都拔掉了，还来不及装上。来广州还得鼓起一点勇气才能来，我希望给大
家留下的印象不仅仅是无齿之徒。刚才主持人介绍说王康是一个思想家，确实是，
我认为自己是有思想的家伙，而且有独立性，没有吃公家的饭，就是一个民间思想家。
好，我们今天的演讲就正式开始。
我们今天讲座主要是讲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特性，但是我想仅仅讲俄罗斯知识分子
的特性难免有一点枯燥和单调，而俄罗斯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历史使命、俄罗斯国
家的道路有太密切的联系，我们把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特性放在俄罗斯这个国家的
命运、道路方面来说，也许我们可以讲得深刻到位一些。
1 乌托邦的理想自古有之
乌托邦这个词是中方翻译西方词的神来之笔。人类乌托邦理想非常古老，中国有
大同世界，一直到康有为的《大同书》，西方一样，从《圣经》旧约开始等等，但是
真正近代的乌托邦思想，起源于 1513 年一本书，关于一个十全十美的国家制度，简
称乌托邦。这本书出版之后在英国引起很大的轰动，到后来亨利八世把这本书定为最
危险的书。
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初期，让整个西方突然发现关于旧约、关于人间天堂的界
定、关于人间十字架的界定，是可能做到的。乌托邦被赋予了强烈的现实感。乌托邦
有神奇的伴生力量，总有一种力量来监督它和校正它，这种方式最带个人色彩，可以
触摸，可以听和感受的，就是公开发出声音。
西方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一直到法国大革命，一直是西方的公开发声的时代，
简单来说，当自由没有降临的时候，当真理和正义迟迟没有兑现时，乌托邦发出一种
声音：先生们，你们走错了道路，你们背叛了理想，欺骗了我们，我们要真正实现乌
托邦，要达到真正理想的彼岸。
欧洲有三百年时间处于公开发声的时代，欧洲第一流的思想家最精彩、最富戏剧
116
性的应该是法国作家左拉，左拉要为德雷弗斯辩护。法国狂热的爱国主义者们要打倒
德雷弗斯，把这个法国叛徒、法国军队的污点清除出去，而且事实上他已经被关押在
大西洋一个岛上。当时左拉已经是一个誉满全球的名人，他无意中看到材料，他决心
站出来为德雷弗斯辩护，而且他认为这是关系到法国的正义和良心的问题。
公开发声表现在左拉身上为一次演讲，后来成为法国世世代代骄傲的福音。他说
我现在站在国家正义的法庭上，以我四十年的工作和誉满全球的声誉，我发誓德雷弗
斯是无罪的，如果他是有罪的，我宁愿世界化为乌有，我相信法国感谢我挽回它荣誉
的一天一定会到来。
果然，他在流亡伦敦时，就不停地收到法国总参谋部内部发出关于重新为德雷弗
斯翻案的信息。大家知道，左拉后来被隆重接待，进了法国的先贤祠，应该说他是不
愧于此的。西方到六十年代，都没有完全兑现西方资产阶级所承诺的自由、博爱、平
等，到了马丁?路德?金，他在林肯纪念堂发出声音，《我的梦想》。当时美国的种族歧
视政策还很盛行。马丁?路德?金说，“我有一个梦想，在种族歧视的密西西比成为种
族自由的绿洲；我有一个梦想，将来白人和黑人的孩子们可以携起手来”。无论是左
拉还是马丁?路德?金，他们的公开发声将乌托邦的承诺一步步地兑现。
爱因斯坦临死前两天，曾经在罗素倡导的一份宣言上签字。罗素集中了当时 12
位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向六国政府发了一份宣言，要求六国政府承诺永远不使用
核武器，而且分阶段、持续地削减，最后消灭核武器。这份宣言我认为到现在都没有
过时，后来叫《爱因斯坦罗素宣言》。宣言的主要内容，就是说作为一个普通人，我
们有我们自己的感情倾向，但是作为人类，我们相信如果要解决当时东西方的矛盾，
绝对不能采取战争的办法，所有权威的科学家都意识到核战争完全可能毁灭全人类，
知道越多的人越忧心忡忡。最后呼吁，记住你们的人性而放弃一切吧。
这份宣言的水平达到了人类知识分子共同的立场，这是人类上世纪的伟大宣言，
这份宣言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后来美苏中程大规模运载火箭的削减，就是在这个基础
上。凡是一个社会、一个时代、一个国家，能够倾听公开发声的，就是他们的幸事。
相反，如果公开发出的声音不被倾听、不被接纳、不被好好对待，那么这个国家的危
机就很深重，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前苏联和俄罗斯帝国身上。
2 最深刻的知识分子的语言往往决定一个时代
一直到 1836 年之前，整个俄国就是一个沙俄专制制度的盛世，尼古拉一世出兵
117
波兰，绞杀波兰革命运动，很多俄国知识分子，包括普希金等，都严重失察，认为俄
国的盛世即将到来。尼古拉一世认为，俄国的历史无比辉煌，俄国的现实无比辉煌，
未来的俄国将让一切都黯然失色。
1836 年 9 月 30 日，俄罗斯一本著名的杂志《望远镜》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
章是法文写成的，后来，别林斯基翻译成俄文，之后被总结为俄国漫长历史黑夜中的
第一声枪响。作者恰拉耶夫曾跟随亚历山大一世远征法国，就是因为远征法国，到了
西欧，看到西欧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深感俄国的落后、愚昧和反
动。在这篇文章里，他为自己定了一个原则，他说我宁愿伤害俄国，我宁愿让它伤心，
让俄罗斯蒙羞，我也绝对不说一句谎言，我必须把真理和祖国联系在一起。他用横扫
一切的气魄，对俄国的民族特点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说俄罗斯的历史，尤其是近代
史，从来没有让精力充沛和高尚品德发挥作用的时代，从来没有产生过激动人心的人
物，没有优美的形象，人类先进的思想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好像是孤儿一样活
在这个大地上，和这个土地上的先人、祖宗没有什么联系。
这篇文章，拉开了持续 25 年的关于俄国命运大辩论的序幕，严重地伤害了俄罗
斯的民族感情，但是因为这样夸大的抗议，产生了俄罗斯自我的认识，痛苦的自我认
识和痛苦的辩证法，产生了俄国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一直到六十年代关于俄国历史命
运的大辩论。
在参与的两大派中，斯拉夫派完全是捍卫俄国的传统、历史的，但是斯拉夫派最
优秀的分子，包括陀斯妥耶夫斯基，最后绝望地发现恰拉耶夫是对的，俄国历史上所
赋予的对伟大神圣的使命和俄罗斯的现状完全不匹配。斯拉夫激进代表发现，俄国基
督教的相爱和拯救精神从来没有兑现，在俄国充满战争和奴役，沙皇专制、农奴制等
等。斯拉夫派和希拉夫派都是热爱俄罗斯的，他们之间从来没有发展到你死我活的地
步。
不管是斯拉夫派还是希拉夫派，他们就像是俄国的双头鹰，他们有共同的心脏，
就是对俄罗斯的爱。但是恰恰在俄国，有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超越了斯拉夫派和希
拉夫派的争论，这就是俄罗斯帝国本身、沙皇制度本身，是否体现了俄罗斯的救世主
义，是否体现了基督教的拯救意识。
俄国十九世纪整个过程，就是反复地向王朝、向沙皇政权挑战的过程，之所以挑
战，就是因为有一种乌托邦的理想，存在于从四十年代的贵族知识分子到六十年代的
118
平民知识分子，一直到以后兴起的民粹派。亚历山大二世被称为解放者，但是被人刺
杀了，刺杀的过程非常有戏剧性，第一颗炸弹扔过去之后，亚历山大二世居然从他的
车上走下来，没有被炸死和炸伤，他弯下身去搀扶其他人，这时民意党人的第二颗炸
弹又响了。
这个事件使俄国处于关键关头：
1881 年 3 月 1 日，亚历山大三世继位，他的父亲被刺杀了，他该怎么办？俄国该
怎么办？民意党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致亚历山大三世皇帝》，信不长，
提出了两点意见，第一是大赦政治犯，第二是召开俄国人民自由独立的国民代表大会，
重新审查俄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在信的结尾，民意党人在俄国、全世界面前发
誓，他们说如果亚历山大三世放弃镇压、放弃专制，那么俄国民意党人立即放弃恐怖
行为。
这时俄国就处在关键的历史关头了，托尔斯泰这个时候刚刚经历了他五十岁的内
心危机。托尔斯泰作为俄国十九世纪知识分子的一位特殊代表，俄国知识分子最大的
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有良知，这个良知可以表现为一种正义感，追求真理的勇气，表
现为有正义意识，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托尔斯泰认为自己拥有土地、财产、农奴，
就是一个罪人，他五十岁写下《安娜?卡列尼娜》之后，最大的愿望就是去坐牢。
托尔斯泰决定写信给亚历山大三世。民意党人称呼亚历山大三世为皇帝，但是托
尔斯泰写的是“我的兄弟”，显然是以基督徒的身份来写的这份信。他说，如果你把
这五名首犯判处绞刑，那么马上就会有三十个、四十个、五十个、五百个人替补他们
的位置，因为罪恶繁殖罪恶、仇恨繁殖仇恨，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就是在历史的关
头选择了恶、放弃了善，俄国就陷入血泊中。
他说，陛下如果以善报恶，你把他们放了，而且你给他们钱，把他们请到克里姆
林宫，用《圣经》的话来说，爱你们的敌人。托尔斯泰说，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想，
但是我托尔斯泰会号啕痛哭，我会俯在地上亲吻你的脚，慈悲和爱会像泉流一样流向
俄罗斯。
这样的声音，如果亚历山大三世接受和执行了，俄国的命运完全不一样。我稍微
岔开一句话，我经常觉得世界的命运，其实系于一念之间。我们这个世界的冲突、矛
盾、斗争不是利益决定的，最根本由人类意识决定的，当年亚历山大三世如果这样决
定了，他是俄国最高统治者，没有人会反对他，他作为亚历山大二世的独生子，如果
119
放了这些杀人犯，赦免了他们的罪名，我们可以想像，在世界的历史上，不管是法律、
道德还是宗教、灵魂方面，完全是另外一个面貌。
但是非常可惜，亚历山大三世无情地拒绝了，也封死民意党人和托尔斯泰在民意
和道德上拯救俄罗斯的可能性。民意党人前赴后继地刺杀，这其中就有列宁的哥哥，
列宁后来领导十月革命之后，1918 年，把亚历山大三世的儿子全家逮起来处死，我们
可以想象这当中的联系。其实俄国王朝在统治的时候完全可以听取公开的劝告，深刻
地反省和思考一下，就可以少犯很多错误，俄罗斯帝国完全可以延续到上世纪。
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历史的最高领导人，他们的聪明与否，他们统治的艺
术高明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那个时代最深刻、最先进、最无私的知识分子的
语言。俄国革命之后，旧的沙俄帝国的乌托邦完全被粉碎掉，一种新的、一劳永逸地
指明俄国历史命运和道路、乃至全人类解放方向的救世主义诞生在俄国，那就是十月
革命的到来。
3 以敬畏和谦虚之心看待历史
长期以来，这被认为是最后的斗争，人类的真理将全部实现。我们在童年、少年，
甚至是中年时代，是相信这个时代的，但是历史无情地嘲弄了这个最后的真理。苏联，
这么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会崩溃？为什么会下台？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的普通党
员，苏联红军，没有一个人为苏联的解体，为苏共的下台，流一滴血，如果这个制度、
这个党还代表着俄罗斯的利益、他们的愿望和理想，那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苏联
军队肯定会起来捍卫它，为什么不呢？这里面有异乎寻常的力量，有世界历史上没有
出现过的一种逻辑。
十月革命之后，苏联面临整个西方的武装干涉，同时面临着来自欧洲的共产主义
革命领袖的责备和怀疑，尤其是第二国际的批评。德国的共产党领袖、烈士罗莎?卢
森堡的《论俄国革命》这本书早被翻译成中文，里面说道：如果没有一个不受限制的
公民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那么一切社会生活都会沉默，都会死寂；最后出现
一些精力充沛的最高领导人，这种制度建立起来，有一个强大的逻辑，必然要反对一
切反对派，不能容忍其他的一切意见，这是一个强大的规律，任何政党都不能避免。
列宁本来很欣赏她的，但是不能接受这个批评。其实对俄国革命真正担忧的恰恰
是列宁本人。列宁 1922年 12 月 23 日在重病当中写了几篇文章，被称为是列宁的遗
嘱。其中一篇是关于党中央领导人的个人品行，关于党的团结和关于党的未来，这篇
120
文章公开提出建议把斯大林从党的总书记位置上撤下来，因为这个人太粗暴，而且掌
握了无限的权力。以列宁对历史的深刻理解，以他对苏联十月革命的深刻洞察，他应
该知道限制无限的权力是最重要的事情。
列宁在 1923年 3 月 5 日给斯大林写过一封个人私信，要求他对列宁夫人赔礼道
歉，否则就断绝个人关系。但是列宁这封信，始终没有成为苏联共产党往前走、成为
改善自己的公开的声音，这是天大的遗憾。如果是布哈林这种真正的有人类意识的，
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成就、弊端，对俄国的历史和现状有深刻认识的大知识分子掌握了
政权，我相信俄国的道路会不一样。
对苏联问题有研究的朋友们可能知道，我个人认为布哈林是十月革命卓越的组织
者和领导者之一，是苏联宪法的主要撰稿人，他本身是有多方面才华的大知识分子，
他本人非常富有人情味，品行高尚，但是死在斯大林的手里。斯大林的父亲是一个酗
酒如命的人，斯大林念了六年的神学院，完全不懂外语，短期地出过一次国门，这样
的一个人把布哈林送进监狱。
布哈林是 1938 年 3 月 14 日和其他 17 名老布尔什维克在一个地下室被枪毙的，
他曾经有一封信，让自己年轻的妻子背下来，他相信总有一天，未来党的领导人会为
他平反昭雪。信不长，说我布哈林从 18 岁开始，就为俄国的革命、俄国无产阶级的
解放事业而奋斗，我现在命在旦夕，在无产阶级的斧头面前，我不低下我的头。现在
党已经被引入歧途，我呼吁你们，未来党更年轻的、更加公正的一代领导人，在你们
的历史使命上有一项庄严的任务，就是驱散笼罩在党头上的阴影，我相信历史的过滤
器，必然会洗去我头上的污秽。
这封信穿越历史的隧道，那真的是太艰辛了。1988 年 2 月 4 日，苏共中央为布哈
林彻底平反。5 月 10 日，苏联科学院正式恢复布哈林苏联科学院正式院士的称谓，苏
共检察院为他正式恢复党籍。
1989 年 12 月 25 日圣诞节，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面向全世界的宣告，意味着
十月革命的最终失败。这个时候有一位老太太，安娜，布哈林的遗孀，已经 84 岁了，
这个老太太听到这个消息老泪纵横。你想她是什么样的心情？她为她丈夫的冤案奔走
了六十年，她的丈夫、她丈夫的战友们，为俄国的前途、俄国的命运奋斗将近了一个
世纪，流血牺牲，到头来就是这么一个结局。可以说，不管是旧沙皇俄国，还是新的
苏联，当然它们的崩溃、解体有非常复杂的原因，但是我觉得在精神上有一点，他们
121
始终不能听取、不能接受，更没有采纳俄国最有良知、最有智慧、最有献身精神的那
些人的建议、他们的劝告、他们的警戒。
我们可以看出来，俄国那些公开发声的人很天真，但是他们很深刻，他们两手空
空，他们很无助，他们很脆弱，但是他们很坚强，他们代表了真理，代表了历史发展
的真正方向。西方资产阶级聪明，西方资本主义没有被摧毁，某种程度上就是他们建
立了一种制度，可以倾听不同的制度。
下面我们要走到谜底看一看。如此强大、光芒四射的、全世界无与伦比的苏联，
为什么在没有外敌入侵、没有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面前，突然戏剧般地坍塌了？
我曾经在凤凰卫视作过一个演讲，有一个对比。有研究的朋友可能知道，列宁曾
经有一幅画《不期而至》，构图很简单，黄昏时分一个中年妇女正在做饭，两个小孩
在做作业，门口突然来了一个男人，他就是十二月党人，他刑期满了回来了。真的是
满脸沧桑，背着一个包袱，但是他的眼光里传达出来的，绝对是一个十二月党人普罗
米修斯的形象，他的精神没有被摧毁，他的理想仍然保存着。
是什么力量让苏联解体、苏共下台没有造成世界性的灾难，不仅没有造成灾难，
实际上所有国家，都分享了苏联解体的历史红利。这十几年里人类 GDP 的增长是 1.8
倍，苏联的解体让柏林墙一夜消除，东德、西德实现奇迹的统一，德国的统一对全世
界、欧洲意味着什么？还有北约的东扩，将来“欧洲合众国”的出现，都是拜苏联解
体所赐啊。苏联解体之后，只有邓小平说过一句话，“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这是我们总结若干历史教训得出的基本经验结论。
我觉得从精神上看，就是苏联人民在他们的先知、他们的先驱们，殉道者和圣徒
们那里，所得到的对正义的追求、对良知的坚持、对爱的坚守没有放弃掉，就是俄国
的那些先知、圣徒们他们所书写的文章，他们对俄国的关心、俄国的忧虑、对俄国的
祈祷和忧虑，这些东西让俄国人在精神上坚不可摧。
俄国的乌托邦惨败，它的启示是全世界的。成吉思汗的军事专制主义在俄罗斯统
治了 240 年，并给俄国带来了深厚的、致命的、东方亚细亚专制主义传统，这也是斯
大林思想最重要的一个源泉。俄国受东方的影响，这个东方绝对不是中国儒家的人文
主义思想。固有的专制主义传统，愚昧传统，从来没有给俄罗斯带来正面的东西。苏
联乌托邦的失败是全人类的失败，苏联乌托邦的悲剧是全人类的悲剧，苏联的启示是
全人类的启示，我们应该以敬畏和谦虚的心看苏联，苏联是西方必须认真对待的真正
122
的独一无二的对手。
没有苏联的十月革命，不可能有中国的今天，没有后来十月革命的失败以及苏联
的解体，更不可能有中国的今天。在这个意义上，一切狂妄的、一切骄横的、一切不
自量力的思想，都是荒唐可笑的。1994 年苏联一个作家，在被驱逐二十年之后回到苏
联，他在每一个地方都跪下来亲吻俄罗斯的土地。他也写了一篇文章，他说俄国上世
纪是失去平衡的世纪，是非常可怕的世纪，但是指引我们民族心灵的那颗星星还在，
还在闪耀着高贵的光辉，千万不要让它熄灭。
(2007 年 10 月在廣州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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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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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悲剧，我们的宿命——《匈牙利在哭喊！——1956 年匈牙利起义》
译序
1989 年后，职褫家弃，借助大学参加比赛获奖的《英华大辞典》（郑易里等编，
时代出版社 1965 年版），译完此书。是年，个人与国家一起遭逢大变故，视野里筛除
了不少捞什子，滤进了一些新景致，其中苏俄与东欧诸国突然接近了，那里上演的历
史悲喜剧如在目前，感同身受。
1986 年由英国 Butter 和 Tanner 有限公司出版、美国国会出版目录资料丛书收藏
的《匈牙利在哭喊！》摄影文集也许是迄今为止那次悲剧最真实的历史纪录，也是研
究二战结束以后东西方冷战、尤其东欧诸国半个世纪中历史演变的珍贵史料，应当说，
还是 20 世纪下半叶深刻影响中国命运的一个重大域外因素，中国 1989 年悲剧的一个
惊人的预兆。
该摄影集由英国作家、记者理格•加德尼编辑，由 BBC 电视台驻东欧首席撰稿人
乔治•麦克思作序，所收摄影作品由 1956 年匈牙利事件时留驻布达佩斯的记者所摄；
此外，我又从其它渠道觅得有关照片若干，于是归类合并，共计 250 余幅。
影集以时间为序，从 1956 年 10 月 23 日到 12 月 4 日，逐日展现了那次事件的历
史环境、过程和悲剧结局。“《匈牙利在哭喊！》一书将我们直接带回到 1956 年月 10
月那 13 天日子里，匈牙利人民起而反抗苏联人对其祖国的强暴占领的日子里。匈牙
利人不分阶级和职业，抱成了一团：在首都布达佩斯和各地，工人和知识分子为自由
而示威；大街上，斯大林的巨大塑像被拉倒，砸成碎块；一些可恨的秘密警察被吊起
来杀掉了；匈牙利军队拒绝对其同胞和代表人民要求的政治家下手。最初，俄国人撤
退了，但当他们看到西方只有漂亮言辞可畏外什么也没有时，他们又把坦克开回布达
佩斯。匈牙利人民开始拼死自卫，然而他们无力与武装到牙齿的苏联抗衡，最终，他
们不得不承认，苏联帝国主义的统治永远不会宽松下来。”（摄影文集扉页）
匈牙利人也许不知道，敦促“武装到牙齿”的苏军坦克“开回”布达佩斯的一只
手，来自遥远的中国。他们也许至今都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对他们反抗斯大林主义
和苏联的起义，充满那么深的震惊和敌意。他们肯定想不到，他们的流血，竟反过来
导致中国人流了更多的血，直到 50 年后的今天，他们用鲜血、泪水和生命贡献于世
的这出史诗悲剧，在中国仍然是一个戒备森严的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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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匈牙利事件与中国关系甚密，嗣后中国急剧斯大林—毛泽东化，直到 1976
年文化大革命结束，都有匈牙利事变浓黑的影子，——直到今天。
——1956 年 2 月 25 日，赫鲁晓夫在苏共 20 次党大会上发表《关于个人崇拜及其
后果》的秘密报告，在国际共运史上首次拉开斯大林主义批判的序幕；朱德为团长，
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刘晓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出席；3 月 17 日，毛泽东与中共政
治局常委在中南海丰泽园开会，邓小平指斥报告“内容混乱，逻辑性差”，毛泽东称
赫鲁晓夫“揭了盖子，捅了漏子”。
——1956 年 4 月 5 日，《人民日报》以“编辑部”名义发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
历史经验》，毛泽东在里面开始形成他的中国世界战略，其基本内容成为此后中共统
制中国的“基本原则”：
《共产党宣言》算起一百年，从十月革命算起还不到四十年，共产主义运动将要
经受巨大的考验，也要付出高昂的牺牲，中国必须经受考验，作出牺牲，但最终胜利
属于共产党；
在西方资本主义没有消灭之前，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这种斗争有
时会以人们难以逆料的形式出现，共产党人不应当惧怕这种斗争，相反，这种斗争是
推动中国发展的强大动力；
社会主义需要权威和领袖，这是社会主义的一大优势，一切反苏反华反共分子都
企图通过否定革命领袖来否定共产党；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丢掉
这把刀子”；
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作法潜伏着巨大危险，必须引以为戒。
——1956 年 10 月 2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坚决反对”并“尽最大
努力制止”苏联出兵干涉波兰；21 日，刘少奇、邓小平乘苏联专机飞赴莫斯科，“调
停”苏波关系。
——1956 年 10 月 30 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开会，电告正在莫斯
科“调停”苏波关系的刘少奇、邓小平，“坚决反对苏军从匈牙利撤退”；10 月 31 日，
刘少奇会见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严厉指出，苏共决定撤退是对匈牙利人民的背
叛，苏共中央如果抛弃社会主义匈牙利，将成为历史罪人。
11 月 1 日，苏共中央通宵开会，决定接受中共中央建议，苏军返回布达佩斯；翌
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到机场“热烈欢送”中共中央代表团；11 月 2 日，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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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刘、邓报告，“洋溢着兴高采烈的气氛”；
刘少奇称，波匈事件表明，“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带来的恶劣影响，现在已相当充分
地暴露出来了”，邓小平称，“从波兰和匈牙利的情况看，已经出现了否定苏联的一切
以至否定十月革命的倾向”。
——1956 年 11 月 4 日，匈牙利起义被苏军坦克镇压，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在颐
年堂召开会议，周恩来称，“当前西方世界利用匈牙利事件大肆反苏反共，各兄弟党
内出现了动摇分子以至变节分子。苏共领导人表现软弱无力，我们党应作中流砥柱，
力挽狂澜”。
——10 月底，苏彝士运河危机爆发，法共作家萨特发表《我弹劾》，南斯拉夫总
统铁托发表“普拉演说”，印度总理尼赫鲁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抵抗良心与道
义的崩坏》演说，法共历史学家罗兰发表《是社会主义还是恐怖主义》，东西方人士
对波匈事件和苏彝士运河危机纷纷发表看法。从 11 月 25 日到 12 月 29 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频繁开会，研讨并起草《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对中国内政外交若
干重大问题作出基本判断：
帝国主义在一九五六年十月的匈牙利事件中的活动，是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以后
对于社会主义阵营一次最严重的进攻。匈牙利事件是由内部和外部的几方面原因造成
的，任何片面的解释都是不正确的，而在这些原因中，国际帝国主义起了主要的决定
性的作用。
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
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
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
社会主义民主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允许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都不允许同资产
阶级民主混淆起来。如果有一种民主可以被利用来进行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可以被利
用来削弱社会主义事业，那么，这种所谓“民主”就决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民主。
当匈牙利处在革命和反革命的紧要关头的时候，一些国家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是
怎样提出问题的呢？他们不但没有提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反而出来反对苏联援
助匈牙利社会主义力量的正义行动，出来宣称匈牙利的反革命是“革命”，出来向工
农革命政府要求给予反革命分子以“民主”。
这两篇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其实就是毛泽东思考和处理中国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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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的基本大法，“毛泽东思想”到此获得了来自苏俄的“道统”和法“统”，取赫鲁
晓夫的修正主义苏共而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
1957 年 1 月 7 日，布达佩斯血迹凝结成坚冰，周恩来、贺龙乘苏联飞机飞抵这个
一片肃刹的首都，代表中共中央为匈牙利事件定性：“帝国主义者和他们指使下的匈
牙利国内外反革命分子发动的武装暴乱，其目的是摧毁匈牙利人民的社会主义制度，
复辟资本主义。”
几天后，毛泽东在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总结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和匈牙利事件
教训说，1956 年，“是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的一年，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
多反革命没有搞掉，不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
导……，结果出了个匈牙利事件，苏共 20 大反斯大林，俄国人已经把斯大林这把刀
子丢了。于是，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匈牙利事件的一
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到 1957 年 5 月，毛泽东变“引蚂蚁
出洞”为“引蛇出洞”。而在 1957 年整个上半年，毛泽东都在鼓励中国知识界“知无
不言”。
以上简述，只是中共与匈牙利事件关系的冰山一角。将来的历史学家将有幸挖出
更多冰冻沉潜的直相。让人特别吃惊的是，无论此前此后，中共高层人物彼此间如何
视同水火，但在匈牙利事件上，却都表现出罕见的高度的一致性：强硬。考虑到主要
的直接当事方苏联上层对匈牙利起义的分歧、犹豫和反复，考虑到苏联红军解放东欧
诸国的历史，毛泽东们何以比赫鲁晓夫们具有更鲜明、更彻底、更冥顽不化的斯大林
主义本性，就更教人匪夷所思。无论如何，匈牙利事件发生的影响，已远远超出这个
中欧小国，甚至也超出了苏俄帝国，而成为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中关系最
重大的事件。赫鲁晓夫的最终下台和毛泽东对斯大林主义的固守和发展，都与这个悲
剧事件有太多太深的联系。
二十世纪中国，本在续行玄奘旧路，往更远的西方取经，只是心情更危迫，经历
更艰险，后果迥然大异。正当中国欲与历经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和启蒙运
动的西方接近时，欧洲却自相残杀起来，直接孕育出德意法西斯毒瘤和苏俄共产极权
祸水，间接截断了中国效法西方主流文明的正途，最终演绎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
局的最大宿命，——俄国反西方反现代的革命，阻遏并劫持了中国，真理、希望和救
赎之于中国，被限于苏俄帝国的势力范围及其历史经验之内，最终凝固在斯大林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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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僵尸上。
自公元前五世纪前后人类第一个轴心文明时代开始，自 500 年前地理大发现促成
了第一次全球化以来，世界第一次被划分为两大阵营。十九世纪最重要的预言（俄、
美两国将分别宰制人类的一半，托克维尔语）完全应验。“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
得里亚海，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后面，座落着中欧和东
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
和索菲亚——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不处在苏联势力范围之内……。”丘吉尔这席
“冷战”名言显然漏掉了亚洲和其它非西方国家，尤其漏掉了中国（丘吉尔 1946 年 3
月 5 日在美国富尔敦的《和平砥柱》演说发表时，150 万苏联红军已经根据《雅尔塔
协定》进入中国东北，斯大林已决定把东北交给中共，斯大林主义对中国的胜利只是
时间问题了）。虽然后来反目成仇，但斯大林主义的幽灵已经在毛泽东身上“道成肉
身”，中国此后次第或并发的劫难和悲剧，概源于此。中国现代迷误和罪恶，既在时
间上遗传了秦始皇亚细亚专制暴君基因，更与苏俄和东欧诸国的十字架遥遥相望。
从 1956 年开始，苏俄、东欧诸国开始走上脱离斯大林主义的自由之路；正是从
这一年开始，斯大林主义在中国开始借尸还魂，毛泽东成为全世界最顽固最疯狂的斯
大林分子，斯大林主义的全部特征都受到毛泽东的悉心继承和发展。
匈牙利人民 1956 年的自由起义，已经在历史和世界范围内得到确认，牺牲者得
到重新安葬并被封为民族英雄，国家纪念碑矗立起来，事变日期被定为国庆节，匈牙
利重新回到自由欧洲大家庭。1989 年 7 月，美国总统布什访问布达佩斯，向匈牙利事
件牺牲者纪念碑致献花篮；10 月 26 日，布什总统在白宫玫瑰园举行仪式，签署给匈
牙利最惠国待遇文件，匈牙利成为第一个享受美国贸易贷款的前共产主义国家。1993
年、2006 年，叶利钦、普京两任俄罗斯总统在布达佩斯向匈牙利人民表示“深切歉意
“，声称，虽然俄罗斯已不再是前苏联，但是俄罗斯人对匈牙利当年的悲剧负有“道
义责任”。
1958 年 6 月 14 日，纳吉在最后的审判时，留下了政治遗言：“在这个偏激和仇恨
构成的诉讼中，我必须为我的思想而牺牲我的生命。我深信，历史将宣判杀害我的刽
子手。只有一点是违背我的意愿的：将来，会由杀害我的人来替我平反昭雪。”纳吉
显然过于悲观了。事实上，自他死去四十余年后，苏俄和东欧诸国已经终结了斯大林
主义的噩梦，直到今天，斯大林分子如同德国纳粹一样，仍在接受历史和法律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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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吉不知道，杀害他的刽子手，还有他未曾谋面的“中国同志们”。（1956 年 11 月 1
日，纳吉在国会大厦接见中国大使郝德青，请后者转告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中央，
匈牙利新政府坚持社会主义，政府权力控制在共产党人手中。苏联军队如果开进布达
佩斯，那将酿成大错，希望中国能够劝阻苏联。实际上，毛泽东已经向克里姆林宫施
压，要求对匈牙利采取军事行动。）直到他被祖国和人民“平反昭雪”后，对匈牙利
悲剧负有特殊责任的中国政府依然保持着沉默。就在匈牙利政府为重新安葬纳吉等人
发表“特别声明”的前十日（1989.6.14），中国政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血腥镇压了“六
•四民主运动”。虽然斯大林的画像被悄悄地拿走了，但毛泽东始终在天安门城楼上观
看着 1956 年匈牙利事变以来 32 年间“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可耻的大屠杀。
稍具历史感的人都不难作出判断，从 1956 年匈牙利事变到 1989 年“六•四”事
件，中国人的命运一直被操控在近在咫尺又远在天边，既熟悉又陌生的历史异己力量
手中，一种隐秘而真实的内部异族统治，一直构成当代中国铁一般的最深“潜规则”。
对中国的劫数已经失去耐心的人，不妨作一道算术题：俄国革命比中国革命早发
生 32 年，斯大林比毛泽东早死 23 年，匈牙利事件比天安门事件早爆发 33 年；苏俄
人民完全埋葬斯大林主义，煎熬了 45 年，匈牙利人民为纳吉“平反昭雪”，挣扎了 32
年，……。历史对中国异常苛刻，但并没有完全离谱。我们本来是迟来者，这种身份
所固有的全部无奈，我们一分也少不了。
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直在上演一出悲剧连续剧，一条轨迹清晰的地理分界线
一直在由西向东延伸，直到最后的高潮出现，或者嘎然中断。这一切都取决于天意，
但历史宿命却是可以被戡破、被超逾的。
马扎尔人曾有匈奴的血缘传统，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不仅埋葬了汉民族的精魂，而
且给俄罗斯和包括匈牙利在内的欧洲诸国带去蒙古军事专制主义的野蛮奴役，斯大林
主义分明染有鞑靼主义的血统，匈牙利悲剧也闪烁着蒙古铁骑的寒光。这个历史联想
启示我们，一切悲剧都是上帝对人间的惩罚。
匈牙利事件时，我还没有上小学，但大街上工人、学生高呼“绞死纳吉！”、“消
灭反革命！”口号的情景，仍历历在目。第二年，“裴多菲俱乐部”也成了我童年时代
耳熟能详的专有名词，成了“右派分子”最丑恶的代名。1975 年，北京天安门运动中，
邓小平被诬为“纳吉”时，我并不以为是历史开的尖刻玩笑了。14 年后，“中国的纳
吉”却在同一个广场上悍然镇压人民。应该承认，从 1956 年到 1989 年，历史给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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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的玩笑实在太过分，以致于并不缺乏幽默感的我们，怎么也笑不起来了。
今年是匈牙利人民自由起义50 周年，中国反右运动 50 周年，俄国十月革命 90
周年，我们开始以“十”为单位来量度自己的命运，已经整整一代人的时间了。可悲
的是，直到今天，中国人承受的苦难与对苦难根源的体认之间，还是如此不成比例。
苦难和罪行本身深植于人性与历史之中，不足为奇。要紧的是，与俄罗斯、匈牙利人
同属天地间唯一的高级灵性物种，蒙受了同样性质和更大规模的不幸和悲剧的我们，
却始终缺少辩认苦难和罪行的能力，我们也就始终不能学会担戴苦难、战胜罪行的本
事。
匈牙利是一个蕞尔小国，纳吉有明显的局限，但这个弹丸小国和这位走向十字架
的政治家，却是我们民族中迟迟没有出现的历史先驱和精神榜样。他们的悲剧足令莎
士比亚式的天才激动，我们的宿命呢？
15 年前翻译此书时，未曾想到这些照片和文字有公开出版的一天，不过冥冥中也
不想摆脱一个念头：既是历史上一段真实事件，中国人曾以诡谲的方式卷入然后又深
罹其害，中国人自然有义务和权利真实地了解它。在四海为家的岁月里，偶尔翻检一
番，每每涌出一种深深的感受：我们在时间上所受本国传统的影响，日益远去，而在
空间上遭逢异域事件的刺激，越来越强烈。外来偶然事件，一旦以某种吊诡的形态进
入中国，并成为我们生活里的决定性力量，大难就要临头了。我至今无法理喻其中的
宿命意味。
曾托人设法联系原出版机构，都不成功。两名西方记者当年进入布达佩斯，冒险
拍摄除了专业习惯外，其动机显然出于对人类悲剧的同情，对极权主义的厌恶。事实
上，这两种高尚品质贯穿了全部照片和文字，因此也促使我决定置版权一类正当权益
于不顾，让它早一天成为我的中国同胞的正式读物。至于我自己，除了感谢命运的赐
予外，无所私利可言。需要说明的是，限于英文水平，译文错讹不少，尚需专家指正。
我相信，匈牙利事件的真相为中国人真实而正常地了解的一天，将会到来；中国人了
解自身命运真相的一天，也会到来。
北明以其富于感染力的译文，为本书平添了可以触摸的历史感。谨致谢意！
王康 2007 年 3 月 24 日
此文于 2010 年 04 月 03 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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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罗巴的黎明，亚细亚的阴云——遥望诺曼底（中国抗战甲子断想之一）
一天之内，诺曼底从一个历史－地理名词变成了一种现代精神、一个世界概念。
聪明浪漫的法国人像他们路易十四时代巴黎上流社会主持沙龙的贵妇人一样，把当年
德军与盟军的厮杀之地变成了当代国际社交的最大客厅，而前者与后者曾分别是法国
的征服者和解放者。
当盟国二战老兵胸佩勋章列队跨过绿茵草坪，当欧洲各国和美俄国家元首并肩闭
目为和平祈祷，当包括德国阵亡军人在内的诺曼底全体阵亡将士的白色十字架在阳光
下平等而尊严地接受后世人们的致意时，在犹他海滩和整个欧罗巴降临了一个巨大的
句号：欧洲自相残杀的历史、欧洲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策源地的历史，正式宣告终结。
一个多月后，一夜之间，阿道夫•希特勒最著名的谋刺者冯•斯道芬堡伯爵从昔日
刺杀德国国家元首的“密谋分子”跻身为德国最伟大的爱国者之列，而与歌德、贝多
芬、海涅、托玛斯•曼等日尔曼英才永远为伍。
从开化的希腊人、马罗人时代以来被称为“蛮族世界”的欧洲，被沿着莱茵河、
多瑙河修筑的罗马帝国城墙一分为二的欧洲，被从什切青海到亚德里亚海垂降的铁幕
和柏林墙隔离的欧洲，终于来到了一个历史分水岭，在欧共体、欧盟、欧洲议会、欧
元、北约等一系列战略、政治、军事、经济整合之后，开始搭建民族、文化和精神价
值的欧洲屋顶。一个曾经分属不同帝国、基督教、拉丁语、十字军、世俗王权、工业
革命、殖民体系、启蒙哲学、共产主义运动、法西斯狂潮以及各种体系、条约、同盟
的欧洲，终于一齐来到了新世纪的入口处。
但丁曾希望各国君主服从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以确保欧洲和平，皮埃尔•杜布瓦
主张组成有十五个力量均等的国家构成的总理事会以仲裁争端，格劳秀斯认为中立国
家是基督教世界冲突的最佳调解人，威廉•佩恩倡导了“欧洲议会”，“欧洲永远和平
方案”的始作俑者是圣彼埃尔修道院院长，让一雅克•卢梭、伏尔泰都把欧洲共和国
的希望托付给对君主进行启蒙教育，伟大的康德在十八世纪末就公布了具有现代意义
的永久和平构想：欧洲与世界和平只能奠基于自由国家（共和国）组成的联邦之上，
近代欧洲社会主义的先知圣西门伯爵在十九世纪初就指出，要避免战争与革命的恐
怖，必须依靠具有“爱欧洲主义”的杰出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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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诺曼底精神的诞生，让亚历山大、恺撒、拿破仑、希特勒、斯大林一类传统
征服者兼独裁者的“丰功伟业”嘎然而止，让所有欧洲先知和贤哲的智慧得以继承，
让理性、良知与和解的精神成为欧洲的主宰。两次世界大战的高昂代价没有白白缴付，
三千万欧洲亡灵可以瞑目了。
在所有的因素之中，德国的忏悔和赔偿成为欧洲和解和迈向一体化的历史前提。
早在希特勒所向披靡的巅峰时代，在纳粹分子高喊“德意志高于一切”而使欧洲
和全世界颤栗的黑暗时代，以隆美尔元帅、勃洛姆堡元帅、德国参谋总长贝克将军及
其继任者哈尔德将军、维茨勒本将军、阿尔菲尔德将军、霍普纳将军、斯道芬堡伯爵、
毛奇伯爵、伯恩斯多夫伯爵、古登堡男爵、波霍弗牧师、莱比锡市长戈台勒、普鲁士
财政部长波比茨、德国国家银行总裁沙赫特博士、《反抗报》主编涅克希、律师施拉
勃伦道夫、工会主席莱伯以及秘密警察官员奈比等为中坚的德国仁人志士便开始了漫
长而顽强的刺杀希特勒、“拯救德国和欧洲”的英勇斗争。
早在纽伦堡绞刑架上，驻波兰总督汉斯•弗朗克就发出了第一声忏悔：千年易过，
德国的罪孽难消。
历史不会忘记纳粹德国的战争罪行，历史更会记住自由德国洗心革面的动人历
程。
1945 年 5 月 5 日零点，第三帝国向盟国无条件投降，欧洲战场终于沉寂下来。550
万德国人已在战争中死去，1,500 万德国人无家可归，德国的命运完全掌握在战胜国
手中。
纳粹工程师们发明和制造的“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虎式”巨型坦克、88 毫
米全能大炮和正在发展的核武器装备，都落到盟军手里。德国的军舰和潜艇成为堵塞
港口的废钢铁，齐格菲防线已沦为无数残破的钢筋水泥碉堡。几百万身着丧服的妇女
再也抚摸不到她们丈夫的墓地，那数以百万计德国士兵的坟茔已没有标记、没有姓氏，
更没有鲜花和安魂曲，它们分散在德国以外，从北非到斯大林格勒，从纳尔维克到卡
塔拉洼地……
据专家估算，每天用十列 50 节车厢的火车运输，柏林的废墟需 16 年才能运完，
法兰克福的瓦砾要到 1978 年才能清理干净，需要 33 年。
1949 年 12 月 7 日，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统特奥罗尔•豪斯在谈到对犹太人的屠杀时
说：“这段历史现在和将来都是全体德国人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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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 年 9 月 27 日，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理阿登纳在宣誓就任时表示：“新的德意志
国家及其公民只有感到对犹太民族罪恶深重，并且有义务做出物质赔偿时，才算令人
信服地与纳粹的罪恶历史一刀两断了。赔偿是我们的责任，它虽然不能洗刷我们的罪
恶感，却是和解的前提！”
1970 年 12 月，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跪倒在坚硬冰冷
的大理石台阶上，身为反法西斯老战士，这名德国政治家“替所有必需这样做而没有
下跪的人跪下！”德国人彻夜不眠，80%以上的德国人被强烈震撼了，产生了深沉的集
体负罪感。1971 年，勃兰特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1994 年 8 月，统一后的德国首任总统赫尔佐克在华沙起义 50 周年纪念会上再次
请求波兰人民“宽恕德国人犯下的罪行”。
1995 年 8 月，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纪念二战结束 40 周年大会上，再次代表德国
人民表示，“无论我们大家有罪与否，也无论我们是老是少，都不得不接受历史的牵
连，都要对历史承担责任。”
1995 年 6 月，德国总理科尔继勃兰特 25 年后，在以色列德国受难者纪念碑前再
次下跪，再次震撼了德国和世界。
德国很幸运。在上一个四分之一世纪里，德国经由两次战争和一次拙劣的革命所
没有获得的，却在下一个四分之一世纪里得到了。
德国的幸运首先是美国占领军给予的：改变希特勒煽动和培植起来的拥护极权主
义和专制独裁的民族倾向。七十三岁的阿登纳最强烈的理想，正是使第三帝国的暴政
成为历史陈迹，最好永远被埋葬。
伟大的亚当•斯密在德国的经济学传人艾哈德，创造了“自由市场经济”，使希特
勒的纳粹经济和马克思的计划经济同时遭到决定性的失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人民
的收益超过了大多数西方国家，带来了资本主义“最美好的时光”，一举为连续五十
年的巨额赔偿和对东德的兼并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希特勒在自杀前曾诅咒德国：如果战争失败，这个民族也将灭亡……战败就证明
这个民族是软弱的民族，未来将属于强大的东方民族。
然而，德国创造的最大奇迹却是精神和道德的复活，民族的新生。
1946 年，还在德国“最黑暗的年代”，当代德国历史主义首席发言人、87 岁高龄
的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就质问道：一个民族如果赢得了全世界，却丧失了自己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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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什么意义呢？梅尼克指出，德国的得救在于追溯历史上曾经给德国带来光明和希
望的“精神与力量、人道与民族性的内在结合那样一种伟大的思想，伟大的文化价值”，
德国的命运取决于“不仅有益于本民族、也有益于人类整体”，德国只有在人道的旗
帜下，尤其在天主教会和新教的“忏悔教会”（BeKennendcKirche）的旗帜下，在善、
神圣、永恒和绝对的“我们道德生涯中的太阳”之下，才有新生的希望。德国应当重
新与其他西方民族“接触”，因为德国的需要就是基督教西方的普遍需要。这位无比
厌恶纳粹主义、无比炽爱父亲德国的历史学泰斗，即使在最绝望最孤独之际，也没有
放弃对德国文化和精神的信念。他坚信，由马丁•路德、歌德、席勒、康德、黑格尔、
费尔巴哈、巴哈、莫扎特、贝多芬、舒柏特、勃拉姆斯、荷尔德林、莫里克、麦耶和
里尔克缔造的德国，绝不会被希特勒、戈林、戈培尔、希姆莱的污浊彻底败坏。一个
抒情和深思的、抽象和浪漫的、神圣和人道的、灵心善感和智性弥纶的、世界公民国
度（Weltburgertum）的和民族国家的德国，必将取代仇恨的和邪恶的、极权的和独
裁的、狂妄的和战争的纳粹德国，与欧洲和世界重新和解，融为一体。凡是坚信并沉
浸于这种理想的德国人，“都会在我们祖国的不幸和山河破碎之时，感受到某种永不
破碎的东西、某种永不磨灭的德国特色”。
到二十世纪末，德国已经向以色列、波兰、俄罗斯、法国、希腊等二十四个欧洲
国家赔付一千多亿美元。
谁都可以看到，正是德国的痛改前非，不仅实现了自身的崛起和统一，恢复了产
生过康德、歌德、贝多芬、马克思和爱因斯坦的德意志民族的荣誉和活力，而且使欧
洲和全世界的文明前进了一大步。
连希特勒德国的追随者也真诚地进行了忏悔。
瑞士在二战中袖手旁观，拒绝救援前来避难的犹太人。外长科蒂说，瑞士犯下了
“难以名状的冷酷与野蛮的错误”；
匈牙利曾参加轴心国军事行动，迫害过本国犹太人和反法西斯战士。总理霍恩•
久洛代表全民族向受到法西斯迫害的人们“谢罪”，请求宽宥；
奥地利曾站在纳粹一边，助纣为虐。总统克莱斯蒂尔明确地说：“奥地利是站在
希特勒第三帝国一方参加战争的”，奥地利“不能推卸责任”。
1995 年 7 月 16 日，希拉克总统在塞纳河畔犹太人纪念碑前承认了法国一直不愿
意承认的史实——二战时维希傀儡政府与纳粹共同迫害过犹太人。希拉克说：“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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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的时刻玷污了我们的历史，是对我们过去和传统的羞辱。占领者的疯狂得到了法
国人、法兰西国家的支持……我们对犹太人欠下了难以勾销的债。”
2004 年 6 月 6 日，当德国总理施罗德在诺曼底再次表示德国“没有忘记自己的战
争罪行”时，德国在上帝和世界面前获得了的已不仅仅是原宥和宽恕，而是敬意和尊
严。德国与欧洲共同赢得的是人类最崇高最珍贵的胜利：和平。
所有这些言论行动，都源于德国和欧洲良知的复活。德国的忏悔和赔偿已超逾了
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全体欧洲受难民族对法西斯的仇恨、诅咒、审判和清算。一个民族
从空前的迷狂和邪恶中如此彻底快速地归返文明大道，堪称英勇，堪称伟大。
欧洲的生存哲学和关系规则由此发生了史所空前的革命性变化，人类文明的黎明
再次君临欧罗巴。
在东方，历史在沉寂停滞中充满不祥、焦虑和危机，似乎有一种恶意的宿命，一
种与诺曼底精神抗衡的法则，一种与欧罗巴黎明对峙的阴云，在亚细亚上空游荡。
亚细亚仍然笼罩在旧时代的阴影里，无奈地信奉着早已式微且日益遭到广泛置疑
的极端民族主义和绝对国家主义，这两种主义正是引发两次世界大战、继续诱导当代
恐怖主义的非理性历史力量。
昔日东亚战场的受害者、侵略者、胜利者、投降者之间，虽然维持着浮表的外交、
经贸关系，但完全缺少彼此认同并且服膺的价值准则和精神取向。1995 年，自由俄罗
斯在莫斯科主持了纪念二战五十周年的世界性盛典，欧洲又以诺曼底登陆纪念拉开了
纪念二战六十周年的序幕。再狂热的“亚洲价值观”信奉者也不敢奢望，当年东亚的
交战各方能在任何一片海滩、一个半岛、一爿广场上握手言和。
辛辣的历史反讽是，正是自诩获得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中国和朝鲜，至今陷于
难堪的分裂里，在一种外来的哲学和世界意识里怒目相向，完全无法从德国统一的启
示里汲取任何灵感，不由自主地成为世界大宗军火昂贵倾销的市场。
东、西方历史最让人悬心的吊诡在于，欧、亚两大法西斯瘟床，其病灶并未同时
消散。欧罗巴的不幸和有幸都源于德国，源于它的狂妄和理性，——德国拥有伟大的
基督教正义谱系和人文主义传统，它的迷途知返有其来自。
亚细亚的不幸曾经源于日本，亚细亚的有幸却无法来日本。我们始终没有一个东
方的德国，在东方的全部苦难和罪恶中，我们始终没有催迫或鼓励出一场与战争罪恶
基本对称的道德忏悔和精神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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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泰戈尔、孙中山两位亚细亚文明的代表人物，曾直接究诘日
本：在完成了现代工业化之后，日本究竟是做西洋霸道文明的鹰犬，还是做东洋王道
文明的干城？日本嗣后的行径远远超逾了他们的疑惧。七十年前，胡适曾正告日本，
不要再提“中日亲善”，那不啻是对中国莫大的侮辱。
张伯仑、达拉弟曾经梦想以绥靖主义（丘吉尔曾认为这是“第一等的大祸”）将
纳粹德国这般祸水引向苏联。斯大林也曾企图用一纸“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与希特勒
瓜分欧洲。西方列强又联手在亚细亚推行“东方慕里黑”。他们都曾经玩弄了历史，
历史也无情地予以回敬。这一教训至今没有过时。
七、八十年后的中国，既丧失了亚细亚先贤们的道德高度，又沾染了绥靖主义的
余毒。鼓吹“联日抗美”的何新们和贩卖“对日外交新思维”的时殷红、马立诚们，
都在继续着一个当年近卫、东条们的迷梦：大东亚共荣、大亚细亚主义。
当年日本法西斯军人以 180 万武士道军人的生命没有实现的噩梦，今天的中国战
略家们更不可能实现。
君不见，在几乎所有方面，中日之间的鸿沟都如此深巨。一个不愿忏悔和赔偿而
空前强大的日本，已经重新成为中国和亚洲的最大隐患，——这是中国最严重的误判
和失职。
有一种逻辑暗中一直主宰着许多国人的头脑：西方亡我之心不死。这种贯穿于慈
禧太后、义和团直到“冷战”和“文革”的畸型危机感，把日本的实力和威胁地都归
到美国名下。美国与亚洲的关系不是本文断想的对象。但怨天尤人的小人作风根本缺
乏理解世界历史进程的内在前提。美国对日本的贡献和责任都为中国所不可比拟，中
国应当自问：我们对日本做了什么？历史甚至会问：是谁使中国失去了日本，至少失
去了一个折服和尊重中国的日本？
稍事清点一下六十年来的大帐，国人当可明白自己的来路、处境与去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国死亡数字大体如下：苏联 2,000 万，美国 24.8 万，英
国 33.6 万，犹太人 600 万，波兰人 650 万，日本 180 万，德国 550 万。中国因各种
原因迄无确切数字，但总数应在 3,000 万上下，高居世界之首。
中国是最早发生最后结束战争的国家。为守土卫国，为独撑东亚战局，中国军队
参予了22 次大型会战，1,117 次中型战役，38,931 次小型战斗，中国军队共有 340
万军人喋血沙场，其中包括张自忠、郝梦麟、佟麟阁、赵登禹、王铭章、戴安澜、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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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钰等 200 余名将领，中国军队整连、整营、整团、整旅、整师成建制地慷慨赴死，
其英勇壮烈可谓惊天地、泣鬼神！
中国以如此高昂的代价挽回的酬答，是如此不对称，直到六十年后的今天，仍叫
国人难以释怀。
中国的土地没有增加一寸，国民政府信誓旦旦欲以捍卫的一千一百多万平方公里
土地——而不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却被苏俄以“独立”、“自决”名义丢弃
了一大块；中国在抗战胜利在望时被肢解的雅尔塔密约，将在二十一世纪成为东北亚
发生剧烈震荡的最深恶因。
中国的国际地位没有增加一分，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国和联合国缔约国——而
不仅仅是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东方惟一大国，到现在还被拒斥在世界七大
“民主化工业国家”大门之外；
由“开罗宣言”、“波茨坦协定”等国际条约一再认定的台湾及澎湖列岛主权归属
中国的历史事实，非但没有实现，反而成为困扰中国统一、再次招致中国人自相残杀、
甚至造成整个亚太地区乃至全体人类走向战争的战缘所在；
中国最大的转向和变异是我们退出战后对日事务的最大内因。抗战甫定，中国迅
即成为惟一一个走向同胞自残、全面内战的反法西斯胜利大国，又有几百万中国人的
血流在抗日旧战场。最反常、最荒诞、最可悲的后果是，这一场内战直接导致了中美
两国反法西斯联盟共同制裁日本的巨大历史契机的流失，中国竟向对中国虎视了几个
世纪、侵占了中国三百万平方公里国土的苏俄“一边倒”，中国从此永远失去以自己
不可替代的文明风范改造日本的机缘和责任，中国从此只能任由一衣带水的日本按异
于中国的哲学和战略重新崛起。在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冷战伊始的旧金山对日
媾和会议，以及所有有关日本战后地位和前途（不可能不涉及中国主权、安全和利益）
的场合，中国形单影只，最后连配角的身份都丧失殆尽。
最让三千万亡灵和亿兆活着的中国人深感世事荒唐的，是中国政府竟然仅仅宥于
功利与时世变易而正式放弃了日本六千亿美元的战争赔偿，须知：
在民族大义和国家利益上，任何政党、政府、个人都绝对无权单独正式（外交、
国际惯例、书面）放弃人类历史上最大一笔战争赔偿；
日本仅 1894－5 年甲午战争一役对中国勒索的“赔款”（连带嗣后的“赎辽费”）
就达二亿三千万两白银（为日本当年岁入四倍），且无论日本对中国是完全的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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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战争赔偿，无异于放弃对日本战争罪责的追究、清算和审判，无异于追认日
本侵略的某种“合法性”，某种“进步性”，某种值得中国人“感谢”的“历史正义性”；
放弃对日战争索赔，无异于放弃了中国人作为受害方和胜利者的双重权利和尊
严，无异于放弃中国人理应得到的忏悔、认罪、服输、敬畏、尊重，无异于放弃中国
人可以施予日本的审判、惩罚、教化、宽恕和永久性的防范与控制。
现在，历史已经表明，大错已经铸成，历史的惩罚总会落在那些企图玩弄历史的
民族头上。
曾是一片废墟、被人占领的日本，领土不加多（由于“北方四岛”被俄国占领），
人口不加少（比战时多出二千余万），其 GDP 至今仍是中国的四倍，其国防开支仍是
中国的两倍，无论综合国力还是单纯的军事实力，中日两国都与甲午海战和中日第二
次战争时期大致相当。
放弃战争赔偿，意味着中国抗日战争必须置于另一种世界和历史的尺度下，予以
重新叙述和评价，意味着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天然神圣性将被后起和外来的意识形态
加以解构，意味着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部民族基础、历史进程、世界背景和胜利意蕴，
将被另一种说辞取而代之。鉴于抗日战争在中国三千年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历史的
极端重要性，截断、扭曲、变形、尘封抗战历史，无异于全面走向历史虚无主义、民
族虚无主义和世界虚无主义。而从“反右”到“文革”的“浩劫”以及中国将来可能
再需付出的代价，无不是这三种虚无主义的恶果。
日本正在“第三次开国”，中国正在“和平崛起”。单以国家口号、纲领相比，中
国又比日本逊一筹。日本保持着民族和历史的延续性，民族生命的隐秘而神圣的命运
感，可以为每一个大和民族子孙心领神会甚至赴汤蹈火的庄严悲弘。中国虽然减少了
意识形态的光环，使用了曲意示好的概念，但始终缺乏在抗日战争中一度焕发、喷礴
而出的坚忍不拔、艰苦卓绝、成功成仁、担负天下兴亡的民族精神与气象。
作为东方文明古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四强之一的国家，中国错失了从天理、道德、
人间法和外交、经济、军事上教训、审判和引导日本的机会。无论其中有多少无法处
置的尴尬因缘，中国也都难辞其咎。其中最难让无数亡灵瞑目、让亿万国人释然的，
是放弃对日战争索赔的权利。无论按现代国际法还是人类天性，没有受到惩处赔偿的
罪犯，不可能真诚弃恶从善。放弃索赔，放弃了对善恶是非的追究，是对战争罪责的
机会主义假释。把一次人世间最庄严神圣的审判，消解变形成功利与谋略的诉求，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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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是为自己造就了一个重新强大却没有洗心革面的对手。更可悲可叹的是，无数英
烈挣回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大义，由于始终没有充实光大，而涣散于无形了。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法西斯盟国对德国的占领和改造（包括纽伦堡审判、德国的
非军事化、非纳粹化、非工业化和民主化，以及“马歇尔计划”等等），协助德国走
出废墟，埋葬纳粹主义，实现统一，堪称战后最成功的欧洲重建。这一切归根结蒂植
根于大西洋两岸所渊源的西方主流文明，植根于西方从战争中总结、转化而出的积极
成果，植根于对极权主义、专制主义、绝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惨痛记忆，一言以蔽之，
植根于西方文明和历史的多元和一本性。
事情很清楚，改造和防范日本，单有美国的占领和苏俄的掠夺，单有“冷战”、
韩战、越战，能使日本角度强大，却无法促进日本在精神和道德上的新生。只有中国
可望从人类善良本性、人伦关系（完全可以推及到国家关系）和文明进程上为日本树
立矜式，中国高尚的伦理道德智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欲
立而立人”……），中国博大的历史精神和天下意识（“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一家”、
“世界大同”……），中国的仁爱、厚道、善良、悲悯……，是日本民族从一个半世
纪的迷误和堕落中悔过自新的最慷慨无私的文明资源。由于时势变异和造化捉弄，更
由于中国自身精神和道德的式微与耗散，日本因为历史和地缘本应得到的精神引导和
道德教化，始终付之阙如。除了继续“富国强兵”、“脱亚入欧”外，日本别无选择。
诺曼底登陆 60 年纪念，本是欧罗巴的家庭事务，中国和亚细亚的缺席（一个中
国人赠送的“和平女神”除了表现当代国人的作秀癖外，什么也不表明）并不格外让
人意外。但中国在时代精神上的制度却令人沮丧。如果中国作为东方大国，能在抗战
和二战结束 60 周年（2005 年）之际主持（哪怕参予）亚细亚的纪念盛典，也可差强
人意。勿需什么历史眼光的人都会断言，这种前景完全不存在。
一个历史、民族和世界意识都可悲地被虚无主义俘虏的国家，大概只能又一次怀
着忌羡与落寞，眼看世界历史精神壮丽而浩大的创新在异邦降临，而望洋兴叹。
一名欧洲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曾以“先进的亚洲和落后的欧洲”为题，
试图揭示世界历史的新趋势。直到诺曼底登陆 60 周年纪念之前，这种判断确有其天
才性。但时代风云变幻无常，欧洲已经穿越漫漫黑夜迎来新的黎明，亚洲却很可能还
来不及辉煌就已经黯淡了。
除非我们能击退虚无主义，除非我们在世界意识和历史哲学上有一次真正的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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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
2004 年 8 月８日
(欧罗巴的黎明，亚细亚的阴云——遥望诺曼底（中国抗战甲子断想之一）全文
完博讯 www.peacehall.com)
此文于 2010 年 04 月 03 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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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精神元年：陪都抗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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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语马英九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孙中山
明天，公元二００八年五月二十日，马英九先生在台北正式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
十二任总统。这是一个在特殊的时刻、特殊的地点发生的特殊的事件，不仅对于台湾，
而且对于中国乃至亚太地区，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台湾的自由、民主道路已经不可逆转，其宪政理想和政党轮替制度再次获得历史
性的认同和巩固。
理性、现实考虑再次君临台湾，民进党的权力哲学和历史抉择已被台湾主流民意
否弃，由族群、党派、历史恩怨和统独之争导向的台湾内在分裂的结构性危机，已经
大幅减小，虽然无人可以逆料台湾未来命运的图景，但可以肯定的是，经过五十年日
据统治、四十三年蒋氏父子威权时代，和二十年困厄嬗变，以马英九为首的中国国民
党东山再起，重新执政，标志着台湾命运展开了新的一页。
更重要的是，海峡两岸关系和中国整体命运将出现前所未有的演变。
马英九上台，意味着中国二十世纪的经验、教训将被重新总结，意味着被战乱、
割据、革命、造反、复辟、外族入侵和异域思想征服所反复中断、扭曲、撕裂的中国
民族生命和民族精神可望得到某种程度的复活，意味着在演化日亟、吉凶未卜的全球
化当世，中国在道德、智慧、胸襟和选择上可能发生一次前所未有的整合，从而给东
方和世界带来前所未有的希望。
马英九上台，意味着１８９４年《兴中会宣言》首次所提“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创立合众政府”的民族革命理想，将再次成为中华民族的共识。中国近代以降，建立
民族国家的历史使命重新成为十五亿中国人的共同天职。意味著作为西方十九世纪中
叶激进主义一支的马克思主义和“半亚细亚普遍专制主义”的列宁－斯大林主义及其
东方变种毛泽东思想，已不能解释、更无资格“指导”拥有五千年文明、占人类四分
之一人口的最大文明－生命共同体的现代选择。中国对自身历史、种族、文明、地缘、
命运、使命的认同，已使大陆宗奉的一党专制和意识形态偏见成为累赘和障碍，孙中
山先生倡行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无可比拟地比一切外来思想和任何专制主
义更合乎中国的过去与未来。
马英九上台，意味着中国二十世纪历史面临一次新的反思与总结。其中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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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东征和抗日战争，作为中华民族存亡继绝，求取独立、自由、尊严和强盛的三次
民族战争，应当获得真实、客观、公正和正史式的首肯、颂扬与修复。
马英九上台，意味着中美关系和东西方关系将出现前所未有的契机。台湾区别于
作为殖民地的香港，更有别于作为西方激进主义实验场的大陆而最可引为未来中国的
借鉴之处在于，中国与西方文化将得到前所未有的新的综合。这一综合，一旦与作为
中国文化母体的大陆正面遇合，其前景实在未可限量。
命运青睐于马英九，历史垂顾于斯人之处甚伙。作为哈佛高材生之前，他已饱读
中华诗书，且从父母身上内在领略到“中国”二字蕴藏的丰富含义。生于资本主义的
自由飞地香港，天然拥有一种历史悲情血脉，更让历史感叹的是，蒋经国先生慧眼独
俱，为未来中国的重建选培了栋梁之材，真可谓得天独厚，高蹈前修，一枝独秀。马
英九虽身历国民党衰颓、台岛乱相环生，以及个我人生的沉潜磨洗，透识人世天道的
变化无常，却秉持做人行事、为官勤政的仁者立场、君子风范，决不随波逐流，苟且
投机，一反中国权力世界的油滑、世故、卑污、邪恶、狡诈，更不专权牟利，结党营
私。如此得中西文化之精萃，外秀内中，俊美而朴拙，知所感恩、敬畏、谦卑的政治
家，实是天下至宝，中国之幸。
公正而言，马英九上台，与胡锦涛数请连战不无关联，台湾大选前后，大陆涉台
言行可称适度。若干年中屡见不鲜的颐指气使，霸道蛮横基本被克制，在经贸、三通、
直航、熊猫等“民生”议题上，其直接呈现者，并无明显不当之处。当然，大陆几十
年混淆手段与目的的“统战”法术，仍然远未消散。
同时，大陆宣传部主导的意识形态教育和文化艺术作品，仍然充斥内战思维和党
派恩怨，就在台湾大选期间，“中央电视台”播放的“周恩来在重庆”和“西安事变”
等反映国共关系的大型影视片，仍然颠倒是非，诋毁蒋中正及其领导的政府和军队，
丑化“旧中国”，对毛泽东们极尽歌功颂德，显示大陆以阶级、政党、意识形态，在
政治、历史、精神制造中国人之间的对峙、隔阂和你死我活的分裂陈法，并无改观。
胡锦涛与连战等台湾“泛蓝”人士握手言欢的事实，与中共宣传部门的相反作为，
凸显出大陆“对台政策”的内在矛盾，让世人费解。
无论马英九出于何种动机，其所申言“不统，不独，不武”，以及以台湾人民福
祉为重，以台湾命运为主的思维，都有其正当意义。作为台湾社会执政党领袖，马英
九当然应该首先对台湾负责，在任何情况下，不出卖台湾人民利益，不谋求与台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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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民主、多元、宪政价值冲突的目的，不以台湾作为实现个人理想的工具和手段，
更不能与大陆中共私相授受，达成任何秘密交易。世人有足够的证据相信，马英九属
于对权力与个人私欲之间的关系有清醒体认的政治大家。
同时，包括台湾岛内，不少中国人对马英九抱持轻蔑、“超然”甚至冷漠的姿态。
君不见，马英九两度置身检察院，台湾部分精英都以看客的姿态冷眼旁观，一些
自诩为马英九友人、同僚者，并未表现出任何同情关切。
君不见，大选前夕，在传媒公开露面的台湾知情、资深人士，大都热嘲冷讽，旁
敲侧击，模棱两可，其目光之诡谲，言辞之无谓，居心之不轨，更甚于陈水扁之属。
君不见，即或马英九以真正压倒性优势获胜后，台湾精英们还酸腐庸俗地指责他
狂妄、缺乏魄力，直到马英九在人事布局上让庸人惊愕不已时，台湾精英还在油言润
舌，虚光盈目。
我们却要以另一种名义，另一种声音，告语马英九，那就是中国的命运，中华民
族的使命。
前面提到，马英九上台，意味着中国二十世纪历史的再反思、再讨论、再总结，
意味着中国精神的复活，而这一切，都只能在一个前提下，即中国在全球化时代走向
终极统一和现代复兴的伟大使命开始成为现实。
马英九作为台湾民选领导人，必须对台湾人民负责。但马英九毕竟不是陈水扁，
国民党毕竟不是民进党。知晓海峡两岸和国共两党关系者都清楚，如果蒋经国再活十
年（甚至五年），如果大陆没有发生“六•四”血案，没有出现严重倒退，中国统一已
经可能在二十年前正式展开。
历史无法倒退，从更大的尺度看，即使蒋经国与邓小平两位莫斯科中山大学同窗
能够主导两岸和谈，也只能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格局。天意如此，只有
在马英九上台后，历史才能把国家终极统一这一伟大使命垂降于世。
马英九幼承庭训，饱读中华经典，大学期间又为“保钓运动”理论家。其父马鹤
凌临终前曾嘱咐：化独渐统。马英九生性醇孝，在其祭奠乃父的文字中，再次提及亡
父生前对他的期许：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我相信，深挚的家国情怀，深藏的天下意识，乃是马英九铭记于五内的人生抱负
和政治理想。马英九比任何人都清楚，台湾过去、现在、将来都不可能脱离大陆，历
史虽然给予台湾太多悲情和失意，但这一切都将转化和升华为民族生命的新生，而得
145
到历史的补偿。马英九一定清楚，大陆数以亿计的同胞几十年间承受的苦难和不幸，
不仅在规模、时间上远远超逾台湾，而且在性质上更非台湾人民所能完全了然。马英
九此种“一身而二任”的处境与使命，应成为世人观察其举措言行的“不二法门”。
真正让我们可以抱某种乐观心情的是，毕竟冷战已经结束近二十年，造成中国分
裂的内战也已在无形中结束三十余年，笼罩中国几代人的内战阴云已渐消散，全球化
时代的来临，让中国人摆脱二十世纪上半叶“走俄国人的路”，“一边倒”的悲惨结论，
获得了一种世界性的支持。没有任何民族比中国人更需要重新恢复民族自信，没有任
何力量有理由维持在中国人之间强分阶级、强行斗争的哲学和制度。同时，另一种可
能，另一种历史结局，同样存在，同样让中国有识之士忧心如焚。从１９９９年“九
•一一”事件开始，直到眼下的奥运“圣火”和四川大地震，在中共“冷战”和“内
战”思维灌输下成长起来的大陆青年一代，已经再三表现了狂热、偏激、拒斥现代普
世文明的病态民族主义。大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早已痛感此种由官方悉心培养和导引
的民族主义，一旦与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力量融为一体，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届时，
一切时代一切国家的民族主义的“双面刃”效应——民族主义既为专制所用、也为自
由所需的惯例——将在未来若干年“一边倒”为专制主义最强大的基础力量。如果这
种趋势不可逆转，那么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东西方出现的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以及中国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都将成为一场真正史无前例的浩劫的预演。
能制止中国专制主义导引的民族主义走向完全失控境地的重要途径，便是重建中
正、刚健、合乎中华精神与世界普世文明之道的新民族主义，这种新民族主义必须有
一种相应的历史载体。只有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的现代统一，能满足并升华地球上最大
规模、也最非理性、最可能酿成空前浩劫的民族主义的正面需求。
应当异常清醒地看到，如果任由中国民族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结合分孽出新的扩张
性力量，台湾很可能首当其冲。如果采取鸵鸟政策，未来二十年左右，台海之间所谓
的现状维持，将被我们无法想象的危局所取代。无论台湾岛内还是来自包括美国方面，
企图以海峡、商贸、功利和交易等现实功利目的来维持台海“不统、不独、不武”的
局面，都是机会主义的选择，最终都可能导向对抗和战争，而不可能达成真正持久的
和平和双赢的局面。
大陆不能容忍民进党的台独政策，同样不能容忍国民党维持现状的政策，其中隐
藏不露的民族主义，一旦被公开鼓励，两岸关系将在一夜之间滑向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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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台湾国民党当局试图以任何功利性质和投机心理，让台湾陷于维持现状的虚
拟状态中，它不啻在台湾预设下人造地震的导火索。
马英九上台，使上述阴郁的宿命式的可能性不会变成现实。事实上，历史留给他
的空间前所未有的开阔。
他只要在尊重台湾民意基础上，接过大陆中共“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都可
以谈”的庄重承诺，汲取历史经验、教训，充分运用现代文明工具，在条件具备的时
候，以正式、公开、对等、不设限、无条件的方式，与大陆展开接触、交流、谈判；
只要大陆不因为突发事件或难以逾越的阻碍和困难，放弃“和平统一”和“一个中国”
原则，马英九就可能成为开辟中国历史新纪元的人物。
签署停战和平协议，结束两岸敌对战争状态，这是大陆已经释放的具有特殊意义
的善意，也是马英九当下两岸关系的基本原则。我们有理由期待，从明天开始，在二
００八年年内，国共两党作为两岸执政党，代表两岸政府和人民签署此项协议。如果
这个期待变成现实，那将意味着，导致中国从领土到精神上的分裂和对立的可悲历史，
将到此终结。不难推测，两岸中国人和全球华人世界将以前所未有的欣慰和祝愿为之
庆贺，国际社会也将以同情理解对待之，中国将诞生一种新的历史感，中国人六十年
间的对立、仇恨和战争状态累积起来的历史鸿沟将开始弥合。届时，签署和平协议的
双方获得类似诺贝尔和平奖的国际荣誉，当是题中应有之意。
两岸走向对话、和解，势必导致中美、中日关系的变化。美国从威尔逊总统以来，
一直是中国的朋友和盟邦，尤其在攸关中国命运的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中美之
间并肩作战，中国为美国争取到宝贵的战略转机，也接受了美国真诚的援助，中国从
此悉数废除不平等条约，参与始创联合国，中国民族精神达到峰极，中国在世界上的
地位空前提高。
中美如果在冷战终结二十年后，在全球化时代条件下，关于中国终极统一与东亚
及亚太地区长期稳定与繁荣，达成真正具有长期战略意义的共识，那将是中美两国共
同的最大利益与愿望所在。简言之，美国深度理解“中国几千年来在文化、政治上把
亿万人民团结起来，这是无与伦比的经验”（汤因比语），这一历史结论，同情并支持
中国按照其历史文化传统精神和现代世界普世原则推进国家统一；同时，中国对美国
和世界承诺，中国现代统一不以扩张和反西方的民族主义为目标，相反，中国现代统
一沿袭中国古代“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直到孙中山“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
147
共同奋斗”，“以建共和，以进大同”，将“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与排外之心理，务一
洗而去之，与我友邦益增睦谊，持和平主义，将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世界渐
趋大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1912.1.1）。
无疑，台湾不可能重蹈一党专制和威权社会复辙，台湾数十年间经由中国几千年
历史上第一次和平土地改革、经济起飞到开放党禁、解除报禁，以至当下日趋成熟巩
固的宪政制度，应是大陆进行全面制度变革、创新的最重要借鉴。中共若真以国家民
族为重，就应以谦虚和兼善的心胸，认真看取台湾在政治、法律、社会、经济、文化、
道德上的成就。
两岸两党一旦正式公开谈判，中国的整体格局和气象当为之一新。大陆几十年噤
若寒蝉、谈之色变的诸多事宜将立即蜕掉其党派偏见、独断和意识形态包袱。从每一
个中国人的天然利益和历史逻辑出发，一切举凡国家统一者，举凡国体、政体、国家
主要概念、范畴、结构都应一一得以重新审查、辨析、厘定、认同。诸如政治、法律、
外交、国防、货币、教育、文字……全球化时代的国家统一，其实质乃是中国再造之
过程，全体国人无分党派、阶级、民族、性别、贫富、宗教信仰、政治立场，皆可发
表国是谠论；新闻、出版、言论、结社诸项现代民权、人权皆不言自明，而受到法律
保障。
谁也无法预言中国现代统一的进程、事象、影响、成果。中国统一作为中国民族
意识和历史使命的正面实现，它呈现的是方向、道路、目标，而并无剧本和任何固定
的模式。它的性质、方式、参与人士以及各种不可预料的偶然性，都将使中国人获得
前所未有的机会、选择和无限丰富的可能性。
国于天地，必有与立。
也许是某种天意，中国在公元前 221 年完成了大一统中央集权式统一。此后两千
余年，中国长期处于王朝更替循徊的停滞社会，而欧洲正由于其分裂状态，导致各种
竞争和文明演变。同时，欧洲的分裂由于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和核战争可能性，已经
难以为继。联合与统一已成为欧洲和人类新文明的新形式。中国既已付出两千多年专
制停滞社会的高昂代价，就不必重蹈欧洲分裂旧路。而苏俄通过解体结束 74 年专制
痛史、走向自由新生给予的启示，对于中国也许正好呈现出相反的形态。由于民族、
历史、文化、地缘、命运的特性，中国将经过全球化时代的现代统一，结束一切专制
制度，完成自身的现代转型，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出发，综合大陆、台湾、西方、苏俄
148
的经验、教训，开出中国与世界的新路。
中国需要马英九式的君子风范，中国还期待一种圣贤气象。，毕竟，中国还有那
么多夙愿未了，那么多壮志未酬。
马英九，加油！
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九日上午王康于望京西
(原载《民主中国》2008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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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宿命，领受天意————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断想
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须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法（1946）
杀人是极大的罪恶。动用国家武装力量杀人是极大的国家罪恶。日本国家军队对
中国人的杀戮（1931—1945）是日本对中国犯下的滔天大罪。
这一罪恶已被制止了整整六十年，但它的国家责任和历史后果并未得到应有清
算，它的思想源流和精神谱系更没有寿终正寝，它们还在世上徘徊留连，不时分孽出
新的变种，——我们远远还没有在思想上击败这一罪恶。
赢得和平不仅比赢得战争更高尚，而且更艰难。持续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和平所
累积的文明和幸福，经常在一场似乎突如其来的战争中花果飘零，香销玉殒。如果没
有在思想上战胜战争，和平将变成下一次战争到来之前的休止符号。战争之所以如影
随形，一个宿命般的原因在于，战争的思想几乎不可避免地依附着战争投降协定被胜
利者接受。战争的思想深深地植根于人类的本性和历史之中，没有任何民族享有铲除
战争思想根源的豁免权，即使像中国这样一个饱受战争之苦的民族也不例外，——事
实上，在痛切而严肃地反思六十年前终结的那场梦魇以及嗣后六十年来的坎陷歧误
时，中国的道路峻急而艰险。
没有哪个民族天生残忍、邪恶，怙恶不悛，也没有哪个国家绝对无辜，永远纯洁。
“战争”这一人类最可悲的现象、最恐怖的狂欢、最让天地蒙羞的“恶之花”，竟然
常常以最高尚、最伟大、最神圣的名义，由最优秀、最正直、最英勇、最富献精神和
殉道热情的男女完成。最让人类困惑不已的是，战争的惨烈和毁灭力量总与文明的进
步和突破正成比。最“优秀”的民族、最“强大”的国家、最“先进”的文化，总是
面临着最强烈的战争诱惑。
我们不能接受这种阴郁悲观的宿命。
人类受同类戕害法则驱遣的历史已经达到一个“极点”了。每一个时代都是独一
无二的，每一代人都遵循着某种旨意，践行赋予他们一生以价值和意义的天命。然而，
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一样，不但决定着一代人的安危祸福，而且承载着无数代人的期
许托付，影响着未来若干代人的生存和前途。极而言之，我们也许是在浩瀚宇宙中孤
寂飘泊了亿万年的惟一的高等性灵物种无比奇妙、悲怆、绮丽、漫长命运的最后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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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人，抑或是这个物种盼望已久的黄金时代的第一代幸运儿。如此沉重的抉择，有
时就在一念之间。
纳粹德国的战争罪行令人发指，希特勒及其党羽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已成为德国
民族永难完全洗涤的罪愆和西方文明永远的污点。但作为战争发动和失败一方的德
国，如果要为自己辩护（当然不包括希特勒在其遗嘱中将战争责任归咎于“国际犹太
人集团及其支持者”那类辩护），并非毫无说辞。
1946 年，86 岁高龄的弗里德利希•梅尼克在柏林的废墟中开始写作德国战后第一
部反思史著《德国的浩劫》。这位对纳粹主义深恶痛绝的德国历史主义学派奠基人，
完全承认德国民族传统中存在某种“原始的黑暗基础”，承认德国国家权力的“恶魔”
成分，但拒绝承认战后西方主流思想界的流行观点：希特勒主义及其历史浩劫，乃是
德国近代历史精神和古典文化的必然产物。他在呼吁占领者给予德国普通人以“严格
的公道”和“人性的谅解”，以免“再次把德国造成为一个为害最烈的病灶”同时，
尖锐地问道：“世界历史上一切伟大的和富有成果的思想，在它们历史的实现过程之
中，难道不是有可能健康的和不健康的因素同时发展出来吗？高级的原则和低级的原
则、神明的和恶魔的两者，是那么难分彼此地互相转化，——这不正是歌德在他的《神
明颂》的颂歌里咏叹的人类生存的‘永恒的、伟大的、铁的法则’吗？”这位“从一
开始就谴责纳粹主义”的老人指出，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和欧洲的肆虐，乃是由于民族
国家利益与世界公民理想之间、具有“巨大而深刻的历史权利”的群众马基雅维里主
义与关于人类千年福王国正在临近的神圣福音之间的内在冲突，是启蒙运动的理性主
义和法国革命的乐观主义严重受挫的代价，是十九世纪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思潮
交相激荡的恶果，是俄国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主义、尤其是斯大林主义在德国的一种
“恐怖反应”，是西方近代文明整体危机的产物。这位呼吁自己的同胞“在祖国最艰
难的时刻”也要保持“尊严和自信”的德国史学泰斗，“纯粹出于高傲和幽默”，只字
不提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刺激和伤害，更没有提及几乎充斥了欧洲全部历史和所有国
家的可悲传统：反犹、虐犹、排犹和迫犹。
日本虽与德国、意大利同被归为“法西斯轴心国”，但在中国人眼里，日本的罪
行要严重得多。日本的形象是世上丑陋、凶残、野蛮、邪恶的集大成者，“日本鬼子”
是天地间侏儒、禽兽加魔鬼的化身，日本几乎成了中国人最厌恶、最仇恨、最鄙夷、
最不屑的天敌，日本的侵略，是中国的奇耻大辱，是伤天害理、大逆不道的死罪。
151
中国横亘于最雄浑的群峰和最浩瀚的海洋之间，与地球一样古老。上苍赐予的这
片神州赤县尽管历尽沧桑，但其天纵式的辽阔、威仪、尊严、气象却不容世界任何力
量触犯凌截。日本只是在中国近海悄悄隆起的一串岛屿，从来不是可以萌生巨大希望
和簇新文明的“新大陆”。神州大陆和蕞尔岛国从造物主那里领受的世界份额和使命
负荷，乃是天意所在，充满永恒不变的启示。
无论日本民族的起源多么扑朔迷离，无论徐福率三千童男玉女分乘五十艘楼船东
渡岛国的史载多么神秘浪漫，华夏血脉肯定比通古斯人、马来人、蒙古人更有利于日
本民族向文明人道的方向嬗变演化。辛辣的历史反讽是，日本侵华战争使得现代中国
人甚至不愿意承认自己与日本有“同文同种”的文化血缘关系。
世所共知，数千年间中国独步东亚，慷慨大度地将自己博大精深的文化输赠日本，
并赐给那片孤悬汪洋的岛国三个佳名：“扶桑”、“东瀛”、“日本”，其间寄寓的像想与
祝福，美好圣洁，不染纤尘。
双目失明的唐代高僧鉴真和尚六次东渡，历尽艰险，携带的不是刀剑枪炮鸦片，
而是佛学、中医、建筑、绘画。这名身披袈裟的文明使者带给日本的，分明是父母般
的仁慈关爱，兄长式的提携扶掖。从新石器时代的“绳纹文化”到农耕时代的“弥生
文化”，从“大化革新”到“建武中兴”，从“尊王攘夷”到“明治维新”，中国的周
孔之教、禅宗宝鉴、朱子哲训、阳明学说几乎单独铺就了日本一千余年文明开化的路
途。
“衣冠唐制度，文物汉宫仪”。日本蒙受中华文明恩惠之深，莫过于日本天皇制
与中国的渊源。自公元 645 年孝德天皇首次改元使用“大化”年号以来，日本天皇年
号总计 247 个，全部出自中国典籍，达 106 部之多。“大化”即取自《尚书•大诰》“肆
予大化诱我友邦”；日本近代“开国之父”明治天皇年号取自《周易•说卦》“圣人南
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对侵略战争负有重大责任的昭和天皇裕仁，其年号则取自
《尚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直到现代，日本有识之士都不敢忘怀中国的文明教化之恩。井上清在《日本历史》
中以感戴的心情写道：“日本社会就是这样：恰如婴儿追求母乳般贪婪地吸收了中国
的先进文明，于是从野蛮阶段，不久进入了文明阶段。”吉田茂在其《激荡的百年史》
里也以庆幸的笔调指出，“中国拥有非常先进的文明，对日本来说，学习中国，是一
个莫大的恩惠”。
152
在人类文明史上，还没有哪两个民间之间，大与小、强与弱、文明与野蛮，慷慨
惠施与衷心蒙受，无私馈赠与全盘师法之间，有如此清晰、单纯、健康而美好的关系。
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曾两度发兵渡海，欲“通好”日本，皆因风阻受挫。那是蒙
古“鞑靼军事专制主义”的未遂攻伐，与中华本色文明无涉。《尚书•地理志下》“乐
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纯系一个地理名词，不带丝毫贬意。至于日本南北朝
间的武士、浪人、商贾到中国沿海抢掠走私，被中国指为“倭寇”，倒是名符其实的
称谓。
中国人不持“原罪”说，不在“最后审判”划分“天堂”和“地狱”，裁定“永
生”与“永劫”，也不在“轮回”与“涅槃”之间安置生命的归宿，明定善恶。中国
的精神和道德立于“人生”这一有限而无穷的形下—形上过程，人的拯救与受罚全在
己身，不待外求。中国看重环绕“人”的“人生”与“人间”，看重人之为人的仁爱、
忠信、慈悲、羞恶、恻隐、同情、辞让、是非……一言以蔽之“人性”，胜过一切。
日本正是在中国最看重、最珍视、最维护的道德大限上，空前冒犯了中国的尊严，
玷污了中国的荣誉，羞辱了中国的感情，亵渎了中国的灵魂，——全面地逾越了中国
所能承载和忍受的极限，铸成空前的道德犯罪。
日本侵略中国，首在大逆不道，近乎弑父戳母。
若无这一最基本的知罪觉悟，形式上的“亲善”、“友好”、“和睦”（即使来自中
国方面），任何经贸、“互利”、“双赢”、“共荣”，任何外交“新思维”、战略“互动”、
联×抗×，任何罔顾中国这一亘古未有的深创巨痛的“方便巧善”、“灵活变通”、“现
实主义”，都是对中国心灵的蔑视，都无补于中日两国不可避免地再次走向对抗。
即使具备比德国还充足的理由，即使中国与日本无故无恩，即使中国曾经有负于
日本，即使按照一般战争（包括侵略战争）的惯例，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也堪称伤天害
理的暴行。
一战以来，为防止战争对文明和人道的过度毁灭，节制人类自相残杀的暴烈程度，
先后制定了多部国际公法，对侵略性质作出明确的界定，严格禁止对城市和平民的空
中轰炸，限制和禁止使用毒气，禁止残杀俘虏，禁止奸淫掳掠，禁止残杀政府代表及
外交人员。日本侵略中国，公然地、全面地、豪不犹豫地践踏了所有国际公法，超逾
了人类文明所能容忍的底线。
德国占领巴黎，除了把纳粹旗帜挂上埃菲尔铁塔，也就在当年法国曾经羞辱德国
153
的贡比臬森林施以报复，让法国人在那里签署投降书，此外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屠杀、
暴行、强奸。巴黎上流社会生活几乎照常进行，“自由法国”地下抵抗战士可以很方
便、甚至很舒适浪漫地抗击德国占领军。
日本攻陷南京后宣称：“占领中国首都是有史以来盛事，皇军在外国首都入城，
对于解决中国事变具有最大价值，为使中国军民敬仰皇军之威武而归服之”，决定施
行“屠城”。最为后世怵目惊心的奥斯威辛集中营，从 1940 年 6 月到 1945 年 1 月之
间，平均每天有 879 人遇害；而在“南京大屠杀”的六个星期里，平均每天有 8,794
人被杀。日本军队的南京入城式也许是人类战争史上最恐怖的一幕，松井石根骑着高
头大马进入中华门后，满眼是血肉模糊的中国人尸首。
从全面侵华开始，日本就在中国半壁河山对二万万中国人展开细菌战：1938、39、
40、41、43、44 年先后在华北各地投放霍乱菌，1940、41、42 年先后在浙江宁波、
湖南常德、浙赣铁路播撒鼠疫、霍乱，1942 年在广州投放副伤寒菌，同年在云南西部
大量使用霍乱菌和鼠疫菌作战…，构成“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战”。日本甚至曾
经准备用飞机将 300 万只疫鼠同时撒布在亚洲各地。
自从一战以来，各国军事当局慑于细菌战的可怖后果，在多个国际公约约束下，
基本放弃了毒气弹。即便在怨毒甚深的苏德之间，无论是德国兵临莫斯科，还是苏军
突入柏林，也没有大规模发动毒气战的记录。而日本军队罔顾国际视听和基本人道，
从百万大军对峙的会战，到寥寥数名散兵游勇，从八路军游击区到国民党正面战场，
从中国正规作战部队到躲在地道、防空洞里的老弱妇孺，一律施放毒气。日本却从不
对美国军队发动毒气战，——非不能也，不能为也，不敢为也。
天底下最痛苦的是作日本军队的俘虏。日本大本营总参谋长朝香宫鸠彦 1937 年
12 月 5 日接替松井石根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发出的第一道盖有他私人印鉴的命令即是
“杀掉所有俘虏”。根据这道命令，约十万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战俘倒在血泊中。
太平洋战争中，日本俘获 132,134 名盟军，其中 35,756 人被虐死亡，死亡率达
27%，创下人类俘虏死亡空前绝后的纪录。
1943 年，99 名美国海军军航空飞行员被俘，送克爱西林日军海军司令部处刑，
由日本军人施行活体解剖，若干尸体被日军煮吃。
在马尼拉、婆罗洲，日本军将盟军俘虏绑在椰子树上，先刺死，再割下生殖器，
并把阴茎塞在死者口中，拍下照片，寄到西方新闻社。几位受难士兵的母亲向罗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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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哭泣：孩子为国殉难，但总不忍看到这种惨剧！
1941 年 4 月 17 日，中国驻菲律宾马尼拉总领事杨光注、领事莫介恩、朱少屏、
随习领事肖东明、杨庆寿、甲种学习员王恭玮、主事卢秉把八人被日军拘捕，身遭严
刑折磨，被日本宪兵秘密押至华侨义山残杀。
虽然没有明文限制交战各方消灭敌国领袖，事实上刺杀最高当局的事例史所不
断。但二战时期，惟有日本反复使用轰炸、暗害、枪击等各种行径谋害中国国家元首。
将蒋介石远在宁静小镇溪口的发妻炸得血肉横飞一事，是日本战争行为最为人不耻的
一个纪录。
日本军人在侵华战争全过程中，用枪刺、刀劈、剖腹、剜心、分尸、钉挂、沉水、
火燎、毒室、活埋、强奸、砍头等人类邪恶兽性所能想到所能施行的野蛮方式残杀暴
虐屠戮奸淫中国同胞，丧心病狂地急欲将四亿五千万中国人不分军人平民、男女老幼、
鳏寡孤独、病弱残痴统统征服之蹂躏之奴役之宰杀之而后快！1939 年，温文尔雅的林
语堂在巴黎写道：“自从上帝创造人类以来，没有一个民族或者国家曾经像日本对中
国那样以如此之大的规模，将一个邻国的人民无一例外地置于一个更凶残、更傲慢、
更冷酷、更下流、道德更败坏的统治之下。历史上没有一个征服者能比日本更证明自
己不适于统治别人。”
……
与世界各个民族一样，中国有自己的缺陷、过错、罪责和劣根性，中国的历史曾
经长期被专制主义毒害，中国近代以来确实落伍了。对于人性、人道、人权和人的生
命的肯定和坚守，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人远远没有达到西方文艺复兴以来那种令人激
动、向往的高度，中国要全幅实现自己和人类的理想还有漫长的路程。但是，中国从
来没有做一件对不起日本的缺德事，从来没有占领过一寸日本领土，从来没有残杀过
一个日本国民，从来没有阻挠日本民族属于自己的正常道路。
日本加诸中国的暴行和伤害，却比中国漫长历史累积的苦难总和还要深重，比所
有西方列强加在中国身上的耻辱和不幸还要巨大。中国承受和消解日本造成的痛苦和
耻辱，中国医治和抚平日本带来的创伤和怨仇，需要漫长的时光和极度的道德磨砺。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如果一个政权崩溃了，谓之“亡国”；如果文化、礼俗被消
灭了，谓之“亡天下”；在日本侵略之前，中国人还没有遭遇过“亡种”的灭顶之灾。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仅彻底践踏了全部国际公法，大大突破了人类战争罪行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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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空前蹂躏了人类的良知和人道，成为中国长久不散的噩梦，地狱般的记忆。
1935 年，胡适在《敬告日本国民》一文中，公开要求日本不要再提“亲善”二字，
他直截了当地说，从日本人嘴里说出这两个字，无异于在精神上侮辱中国。那时日本
的主要暴行还没有降临，那时的胡适还是“低调俱乐部”成员，被认为是中国“理智
派”和“温和派”的代表。
在日本暴行早已大白于天下却远没有受到应有的正义裁判、更没有作出像样的认
输、悔罪和赔偿的六十年后，再有涵养再有气量再有耐性的中国人，都会像胡适七十
年前那样，请日本不要再提“亲善”二字。
日本应当有最起码的知性能力，如果不能在它的灵魂深处萌生真诚的谢罪明耻意
识，如果不愿坦诚面对中国的痛苦和怨愤，如果真的以为六十年的阴差阳错（包括中
国人自己的迷误），就能逃脱历史的审判，甚至图谋再次阻遏中国，那么日本将置自
己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调查、追究日本的战争罪行，是一件尚未完成的事情，也是一件相对简单的工作。
审视、批判日本的战争思想，也许是更为艰难、更加重要的历史责任。如果缺乏基本
的洞察力，对日本战争思想采取漫画和孩童式的思维，我们就不能自称真正赢得了战
争，更不能自称完全赢得了和平。
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五千年未有之大创局”（曾纪泽）、“我
支那四千年之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梁启超）。
自 1840 年以来，“西夷”、“西洋”纷至沓来，中国迭遭败绩，丧权辱国。但天朝上国
虽然内忧外患，“大清龙脉”尚存，且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之长技以制
夷”的道术严阵以待。孰料堂堂中华竟惨败于“一衣带水”的“蕞尔东洋”，一纸《马
关条约》，又大大刺激了西方列强“瓜分豆剖”中国的味口，中国真正到了“世界无
物抵春愁，合问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梁启超）的绝境。
中国的仁人志士在震惊、悲戚之余，却异常冷静、理性地发现了一个虽然凶恶贪
婪却充满活力和进取精神的新日本，一个变革图强的榜样，一名可资取经求道的老师。
紧接甲午战败，从 1896 年起，一反千年传统，大量中国留学生东渡日本，十年
后的 1906 年达到近万人规模，形成二十世纪初世界最大的留学生运动。除了毛泽东
等极少人外，对二十世纪中国发生过深远影响的各界精英，几乎都曾满怀“割慈忍泪
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梁启超）、“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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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救国救民志向东渡日本。
在辛亥革命前后十余年，历史、哲学、政治、军事、经济、法律、宗教、医学、
艺术、文艺等大量西方近代知识由日文译为汉文，达 2,712 种，同期译为日文的汉文
著作却不到 30 本。大量新名词也由日文译介到中国：哲学、经济学、权力、宗旨、
义务、旨趣、公敌、世界、契约、文凭、卫生、同化、法人、大律师、必要性、具体、
抽象、手续、继承、原素、要素、偶素、常素、让渡、代价、亲属，债权人、债务人、
重婚罪、野蛮、积极、消极、取缔、第三者、强制执行、压力、排外、政治、当事者、
权力、义务、动员会、宪兵、警察、代表、干部……
绝不仅是种族血缘和地缘关系，甲午之后，中日两国之间的“亲善”超乎任何第
三国，简直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步。许多中国精英不仅在日本寻求真理，
而且寻求了情爱和姻缘，康有为、孙中山、李叔同、吴鼎昌、冯自由、殷汝耕、周作
人、郭沫若、汤尔和、林长民、宋教仁、蒋百里、张宗昌等人与日本女子结为秦晋之
好。
最富民族意识的中国精英甚至对日本心怀感激。甲午海战与其说是中国（汉民族
为主体和正统）的耻辱，莫如说是中国的幸事，在排满反清的志士眼中，北洋水师的
覆灭对推翻满清统治，实在是天大的好事。中日之间强弱优劣之势，完全改观。
1904—05 年日本在中国东北土地上对沙皇俄国的胜利，对中日两国的影响不亚于
甲午战争。1905 年 9 月 5 日日俄签订的《朴茨茅斯和约》（日本获得库克岛南部和俄
国对辽东半岛的租借权，以及在朝鲜的特殊权益）标志着东亚乃至世界历史的一个重
要转折点。破天荒第一次一个亚洲国家战胜了一个欧洲强国，一个亚洲新兴国家战胜
了一个古老的欧洲大帝国。“这对于整个亚洲均产生了鼓舞人心的影响。它向各殖民
地民族的千百万人表明，欧洲的统治并非神圣和命中注定的。自征服者时代以来白人
第一次被打败，全球所有的非白人民族都充满了令人激动的希望。从这种意义上说，
日俄战争是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非欧洲民族充分觉醒的序幕。”①这场战争
的一个结果是，日本迅速形成了自己新的使命意识，而中国的日本观也发生了不可谓
不小的变化。
从 1895 年第一次中日战争中国战败（中间经过 1905 年日俄战争）到 1945 年第
二次中日战争日本投降五十年间，日本几代思想界领袖和国家精英福泽谕吉（1835—
1901）、大隈重信（1838—1922）、内林鉴三（1861—1930）、内藤湖南（1866—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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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德秋水（1871—1911）、宫崎滔天（1871—1922）、内田良平（1874—1937）、吉野
作造（1878—1933）、橘朴（1881—1945）、北一辉（1886—1955）、芥川龙之介（1892
—1927）、尾崎秀实（1901—1944）等人提供了一整套词语、概念、逻辑、理论和信
念。他们或是执掌国家权力的政治家，或是学贯东西的大学者，或是民间法西斯主义
鼻祖，或是世界革命的狂热信奉者，或是社会主义和中国革命的殉道者，他们更是“日
本使命”的揭示人和信奉者。日本民众和军队从他们那里聆听到的教诲所焕发的力量
与激情，丝毫不压于从天皇、政客、军阀、外交官和财界巨头那里受到的压力和利诱。
经过三十年维新变法，日本在全世界非西方国家中第一个彻底废除了不平等条
约，又在十年之内战胜了最古老最庞大的亚洲国家中国和最辽阔最强大的欧洲帝国俄
国。日本正如它的名字一样，象一轮太阳在东方升起，被赋予了一个神圣而崭新的使
命。
对东方，日本是西方文明的引介者；对西方，日本是东方文明的代表者。更重要
的是，日本还是东方的拯救者、西方的挑战者，并且终将“成功地调和东西文明，使
世界文化更加醇化，迎来人类之和平，谋求人道之完美，此乃我国国民之理想，日本
帝国之天职也”（大隈）。
由于日本的崛起，世界历史发生了偏转。现代文明给所有国家带来的都不只是物
质形态的改变，在所有因现代化发生变化的国家中，日本的自我意识乃至世界意识的
突变，恐怕最为剧烈。日本与中国之间的“他者认识”更是逆转得让人匪夷所思。甲
午一战，“日支关系乃代表新文明之小国与代表旧文明之大国之关系”。内村这位日本
近代“绝对非战主义”代表人物认为，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义战”，正如希腊与波
斯一样，日本与中国分别代表了“自由与压制，希望与回顾，进取与退守”，两者不
可能“和平共存”，“日、支之冲突”不可避免。“如是日本败北，亚细亚固有之旧态
将使东方五亿生灵沉迷于梦中”。
日本绝不能满足于做东方的代表。日本的使命首先是“支那及其他黄种人独立自
强之保护者、指导者，是亚细亚之盟主”。率先提出“黄种人的使命”、坚定主张日本
彻底法西斯化的北一辉鲜明地希望日本代表“东方之魂”，以与西方进行武力斗争的
“亚洲门罗主义之盟主”的身份“击破英国，使土耳其复活，使印度独立，让日本之
旭日旗给全人类以光芒，…若有必要，应有夺取全地球之远大抱负，”最终建立一个
“革命之大帝国主义、使后世叹赏的黄种人罗马帝国”。如果这种“世界正义”被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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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侵略主义、军国主义，日本则应在全世界无产阶级之欢呼声中，将之作为黄金之
冠，加于自己头上！”
日本大正二年、中国辛亥二年，黑龙会主干内田写下《支那论》。“世界之国民中，
共性情之恶劣，如支那之国民者稀也。彼等非以自家为中心以逞其政权欲之凶汉，则
为自己私利私福不辞忍受羞耻之险民。彼等无政治之机能，彼等无国民之精神，彼等
无敌忾自强之志气。主义、主张、人道、名分，于彼等之间，固无任何之意义”。绝
不限于最早主张“使朝鲜从中国之虐政中解放，使满洲从俄国之垂涎之解脱”的内田，
侮蔑中国为“畸型之国”，侮蔑一般中国人“平生之职业乃打家劫舍，掘墓赌博，既
无政府，亦无祖国，既无仁义，亦无道德，其理想之所，唯能自己快活则足矣”的“支
那观”，长时间是日本的“主流意识”。
与孙中山等中国人有特殊而深入关系的“支那学”权威内藤也于当年写出《支那
论》。在这本“完全代替支那人、为支那人而考虑”的书中，内藤咒骂中国民族“不
问其法制之美恶，不论其人格之正邪”。如此腐化自私愚昧的国家“于何日灭亡一事，
早已非问题之所在。今日之支那，实早已灭亡，不过以其残骸蠢动而已矣。”日本“若
真下决心欲使支那灭亡，则支那绝无防御抵抗之理，其他列国，亦无敢有指手划脚
者。…以此大使命而言，日本对支那之侵略主义、军国主义一类之议论，完全成不了
问题”。
1924 年，在中国实地生活了近二十的内藤又撰写下《新支那论》。在辛亥革命成
功、中华民国建立、“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十三年后，在发生了“五•四运动”、“新
文化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国共第一次合作之后，这位“深通”中国历史的“杰
出支那学者”仍然断然否认中国能靠自己力量建设成为“普通国家”的可能。相反，
他以最终裁决的口吻宣判了中国的命运：
纵使支那国家灭亡，窃以为亦无过分悲哀之理由。若于支那民族大局而观之，所
言支那灭亡，绝非侮辱支那之语。若高于民族之大局，立于世界人类之大处高处观之，
其于政治经济之领域，国家虽濒于灭亡，然其郁郁乎文化之大功业则是以令人尊敬。
与此大功业相比，国家之灭亡实无足轻重。
日本第一部大型综合杂志《大阳》创刊于中日开战之年（1894）。该杂志连续多
年刊载第一流学者的文章，不厌其烦地探讨日本与中国“国民性”的差异，描摹出大
量“中国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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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早已具备一个“独立自主国家”（川崎三郎）的形象：
第一，有国家独立的历史
第二，国民富于勤俭尚武的气象
第三，国民富于廉耻节义的精神
第四，政治家重视公德
第五，有经济上的要素
第六，有兵备上的要素
第七，有教育上的要素
第八，有宗教上的要素
第九，有便利的交通运输
第十，不丧失文学、工艺、美术、语言上的独立
与此相对应是日本国民的十大特质（贺芳矢一）：
第一，忠君爱国
第二，崇敬祖先、重视家誉
第三，现世、实际
第四，喜欢草木、热爱自然
第五，乐天洒脱
第六，淡泊潇洒
第七，美丽纤巧
第八，清净洁白
第九，彬彬有礼
第十，温和宽恕
由于得天独厚的条件，“非仅东洋，放眼世界”，只有日本拥有强烈、高尚、纯正
的国家观念，以致“日本人一闻日本之名，便萌生为其而死之感情，而支那国民绝无
此种观念”（中西牛郎）。
曾作为日本驻清朝公使助手的藤田剑峰在《太阳》四卷五号上写道：“支那人秉
性之恶端业已为世人所知晓：过于自尊，过于保守，国家意识淡泊，自私自利，狡猾
散漫，野卑吝啬，因循姑息，愚昧而不识趣，兼加注重虚礼，娴于辞令，且一般不厌
脏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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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么一个“野蛮之国、非理之国、丑陋之国、堕落之国”有日本这样一个“一
等国来开化”，实在是它的大幸。总而言之，“如今之计，唯有日本充当先导，以教导
彼大国之四亿万人民。若此，则日本须作老师，作兄长，对方须作小弟、弟子也”。
甚至连中国的自然地理环境也远比日本低劣丑陋。日本著名画家志贺重昂在《日
本风景论》中形容日本“山川逸美，风景警拔俊秀”，而中国“风景单一雷同，少巨
木高树之幽邃，徒可‘卧游’而聊以自慰。”
没有必要再逐个征引这些把日本引向了战争之路的“思想精粹”。人们必须正视
一个事实，无论这些战争思想的营造者，还是执行者，其中许多不乏虔诚的佛教徒、
热情的革命家、德行高尚的绅士、视死如归的理想主义者。更不能忽略的是，所有这
些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无限荒唐、阴险、可憎的“思想”，不仅曾经为日本狂热而真
诚地信奉遵循，直到现在还“阴魂不散”，而且得到了同一时期若干中国人——绝非
等闲之辈——的认同、呼应和发挥。
1899 年以后，梁启超先后撰文，论列中国国民性，提出四条特质：“爱国心之薄
弱”、“独立性之柔脆”、“公共心之缺乏”、“自治力之欠阙”。这名“新民”运动倡导
者经过“穷思极想”，推究中国人“风格积弱根源者，举其荦荦大端者”：一曰奴性，
二曰愚昧，三曰为我，四曰好伪，五曰怯懦，六曰无动。
鲁迅曾多次引用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支那人气质》一书，其中论列中国人
“特质”达 26 条之多，绝大多数与日本人的“支那观”、“中国印象”如出一辙。鲁
迅影响最大的两篇小说《狂人日记》（1918）、《阿 Q 正传》（1921）背后，来自日本的
“中国国民性”和“支那特质”何其清晰、纯粹。在解剖和抨击中国人、中国文化和
中国社会时，鲁迅惊世骇俗的绝望比喻“铁屋子”、“一群昏睡而将死的人”以及将全
部中国历史简略为“吃人”二字，又是何等地道的日式白描、何等炼达的日式修辞。
——而鲁迅近七十年来一直被称为“民族魂”、“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
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中
国第一个圣人”。
孙中山曾把日本废除不平等条约看成“亚洲复兴的起点”，认为“日本维新是中
国革命的第一步，中国革命是日本维新的第二步”。孙中山从反满抗清立场出发，又
受到日俄战争的影响，曾经特别在《孙文学说》中加进一段案语：“国民党向主联日
者，以彼能发奋为雄，变弱小为强大，我当亲之师之，以图中国之富强”。1905 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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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会在东京成立，孙中山、黄兴等所拟政纲中即有“主张中日两国国民的联合”的条
款。此后，宫崎滔天、内藤湖南、大隈重信、犬养毅、萱野长如、北一辉、平山周、
山田良政等日本人士先后长期直接投身中国革命。囿于时代局限，孙中山对“日本的
使命”、尤其是日本作为中国和亚洲拯救者的使命缺乏深刻的洞察和足够的警觉。在
与日本人士交往的漫长岁月中，孙中山从中日之间特殊的关系也走到了“大亚洲主
义”。虽然孙中山关于亚洲文化和民族的思想至今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不失为中国
和亚洲近代以来最有历史眼光的思维，但在他逝世前后直到第二次中日战争全面爆
发，这一思想却一度蜕化为妨碍中国民族自救的思想藩篱。
1913 年 2 月，孙中山在东京两度发表“中日提携”演说，强调“亚细亚者为亚细
亚人之亚细亚也，亚细亚为吾人之一家，日本与中国则一家中之兄弟也。日本为亚细
亚最强之国，中国为东方最大之国，使此两国能互相提携，则不独东洋之和平，即世
界之和平亦易维持。……日本与中国为唇齿之邦，同种同文，纵有些小龃龉，亦须顾
全大局。……今日我中华民国既成立，亚东大局我中国可以负维持之责，毋需日本担
心了。”虽然孙中山因日本与袁世凯勾结以及二十一条而对日本产生警惕，但他最后
一次（1924 年 11 月）在日本发表的演说《大亚洲主义》，仍然流露出这名伟大政治家
似乎与生俱来的天真。然而，与日本隐蔽于“大亚洲主义”后面的阴森前景相比，孙
中山的亚洲意识毕竟真正代表了亚洲人民的正当愿望。孙中山这次演说中那段先知般
的总结陈词，仍然回荡在历史的天空：
近来亚洲国家学欧洲武功文化，以日本算最完全。……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的
霸道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作西方
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
连没到过日本、对日本知之不多的毛泽东，也一度对日本颇怀佳感。1936 年，他
对埃德加•斯诺回忆起长沙中学时代一位日本教员教唱的日本歌，他还清楚地记得歌
词：麻雀歌唱，夜莺跳舞。春天的绿色原野多可爱。石榴花红，杨柳叶绿，展现出一
幅新图画。这首歌描绘的正是《朴茨茅斯和约》签订后日本举国欢庆春节的情景。毛
泽东说：“我当时知道并感到日本的美，也从这首歌颂日本战胜俄国的歌曲里感受到
一点她的骄傲和强大。没有想到还有一个野蛮的日本——今天我们所认识的日本。”
至如汪精卫、周作人、周佛海、陈公博、王克敏、褚民谊等汉奸人士，除了私欲、
野心和个人恩怨外，更是“日本的使命”、“大亚洲主义”、“黄种人的天职”和“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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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中国国民性”、“中国表象”的全盘信奉者。
“大亚细亚主义”、“大亚洲主义”、“黄种人的命运和使命”本是人类近代历史出
现的重大思想现象，欧洲工业革命、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社会政治革命在东方引起
的巨大反应，一场类似地质年代中造山运动般的文明冲突、融合进程，其地震海啸般
激荡突进的力量和影响，至今犹存。甘地、尼赫鲁、凯末尔、真纳、沙里尔、塔鲁克
等无数亚洲人士虽然具有千差万别的种族、宗教、文化、语言、风俗和地理背景，但
与孙中山、梁启超、鲁迅等中国人一样，都不仅是己身民族、国家独立事业的领导人，
也是亚洲独立、解放和强大运动的倡导者、拥戴者和参予者。
西方文明向全球扩张过程中引起的民族意识和身份认同是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
贯穿整个二十世纪的世界性主题之一，并且早已率先被西方人“解读”和预见过了。
古希腊水手在横渡达达尼尔海峡、赤克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遥望东方时，曾发
明过两个极富启示性的时空概念：亚细亚，太阳升起之所在；欧罗巴，夕阳西下夜幕
降临的一刹那。自从荷马、埃斯库罗斯和希罗多德关于特洛伊战争的史诗把希腊与波
斯的世代血仇引入后，“欧罗巴”、“亚细亚”就开始转意为历史、种族和宗教名词，
成为划分文明与野蛮、区隔光明与黑暗、代表自由与奴役的世界历史分野。两千年后，
黑格尔从中获得灵感，形成他那影响深远的历史哲学：东方只知道唯一者自由，希腊
与罗马世界知道若干者自由，惟有日尔曼世界知道所有者自由。他以罕见的诗体语言
断定，世界历史有一个神意的绝对起点，那就是亚细亚。当那轮自然的外界的物质的
太阳从东方升起并在西方没落时，那轮精神的主观的自由的太阳也就从西方升起，散
播出一种真正高贵神圣永恒的光辉，人类的崇高使命和最终目标从此指向西方，而东
方和全部非西方民族都将长久地笼罩在历史黑暗地区，直到世界精神的破晓时分神恩
般地普降寰宇。
按照西方的观点，东方最神秘最反常最可悲的特点，在于它那周而复始的循环史
观。无论如何改朝换代，治乱兴亡，东方都以万变不离其宗的超然与孤寂，演绎着一
个“停滞社会”的全部符咒。
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理查德•琼斯、马克斯•韦伯……西方的智
者都有以讶异而矜悯的目光注视着东方，断言亚洲总是大帝国的家园，专制主义的温
床，暴君的老巢，人类不幸和黑暗的舞台。一种奴隶精神统治着亚洲，并且从来没有
离开过。在亚洲大陆全部历史中，从来找不到自由精神的痕迹，只有规模庞大、耸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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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立的专制帝国。暴君是唯一的主宰，全体臣民都是他的奴婢，这种普遍绝对的隶属
依附关系，构成了东方世界野蛮统治牢不可破的历史基础，构成亚洲各国始终不断瓦
解、不断重建、平陂往复周期性地震荡－沉寂的唯一动因，并由此滋生出这个历史未
破晓地区的全部精神结构：暴力、谎言、虚伪、奸诈、告密、鬼谲、迷信、腐败、权
争、无道……
至于中国，它可悲地被海洋、高山和沙漠环绕隔绝这一地理事实，同时象征着它
在精神上的封闭、孤立、静止。一种终古不易的腐朽气息化解了一切新鲜事物和创造
精神。德国历史学家赫尔德在十八世纪末写下的这段话，可视为欧洲对中国的经典评
点：几千年来，中国始终停滞不前。他们那些关于道德和法令的教诲总是反反复复，
变着腔调在同一个话题上兜圈子，千篇一律地颂扬一种孩童式的义务。他们的天文学、
音乐、诗歌、兵法、绘画和建筑与千万年前一样，不过是他们永恒法令和千古不变的
幼稚滑稽的政体的孩子。中国恰如一具木乃伊，周身涂着陈腐的香料，描画着象形文
字，包裹着丝绸，它体内的血液循环早已停止，犹如冬眠的鳖类，它对一切外来事物
都采取敌视、窥测、阻抗的态度，它对外部世界既不了解，也无兴趣，更不喜欢，它
的最高旨意就是终日沉浸在自我封闭的漫长黑暗之中。
在《共产党宣言》这部纯西方式历史文献中，马克思、恩格斯在预言西方资本主
义必将寿终正寝同时，盛赞“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
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东征的远征……。它使农村从属
于城市，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业民族从属于工业民族，
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他们从唯物史观出发指出，不存在土地私有制，是了解整个东
方的一把钥匙，是东方全部政治史和文化史的基础。他们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写道，从
纯粹的人类感情出发，眼看中国宗法制社会的崩溃、瓦解，无数勤劳善良无辜的普通
百姓既丧失了自己的古老文明，又丧失了世代相传的谋生手艺，是不会无动于衷的；
但是不应忘记，正是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和老实巴交的农民初看起来怎么无害于人，
却始终是东方专制统治的牢固根基；它们使中国人的头脑局限在狭小的时空中，沦为
暴政的驯服工具，表现不出任何独立意志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中国这个“活化石”，
世界上最古老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往它的人民中灌输的全部教训都是“因因相袭
的愚昧”。作为“欧洲的直接对立面”，欧洲文明的“反题”，中国代表着世界上“总
体反动、总体保守的强大堡垒”，乃是“腐朽世界的总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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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中国将来的实际结局和出路，马克思也以悲天悯人的情怀预言过了：“一个
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界并因此
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必定要在一场殊死的斗争中被打垮。”
马克思进一步预见说，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向全球扩张的过程中，历史之手将通过“中
国人最邻近的敌手——日本——对中国的战争，使中国整个传统制度完全崩溃”。而
“古老中国的终结”，却会使中国全面觉醒，并产生“全面的革命”。
在东方，一位诗人以其灵心善感的直觉表达了类似的忧虑。1916 年，亚洲第一个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泰戈尔在横滨告诫日本：
日本同时是旧的又是新的。它从东方继承了古老的文化遗产。日本，这个古代东
方之子，正在为它自己争取一切现代的衣物。在亚洲所有国家中，只有日本拥有这样
的自由；因此，你们的责任比谁都大，亚洲将用你们的声音回答欧洲向人类提出的问
题。
我们感谢这个日出之国，并且郑重地要求它记住它需要完成的东方使命。它应当
将更充实的人性的汁液注入到现代文明的心脏，它应当永不允许现代文明在阴暗的乱
树丛中受到窒息，而要引导它走向光明和自由。
全世界都在等着观看这个伟大的东方民族从现代手中接受了机会和责任以后准
备做什么。如果单纯照抄西方，那么它唤起的巨大希望将会落空。
向中国和世界发出明确警诫讯号的是约翰•杜威。1919 年 5 月这名美国哲学家在
北京公开指出：“在中国，第一感受就是日本的势力无处不在，这种势力正在奔向那
命定的终点——统治中国的政治与产业，直到最终彻底吞并中国。……如果所有列强
都如此畏惧日本，对它的每一个要求都给以下满足。那么，中国又有何种办法来逃避
已经给她准备好的厄运呢？这是笼罩中国的绝望信号。”
历史的天秤明显地倾向日本。无论西方、日本、整个亚洲甚至中国自己都在承认、
等待、接受一场由“中国最邻近的对手”日本通过一场战争来加速中国的“崩溃”和
“终结”。这场战争不仅是势所必至的，而且代表着正义、进步、规律，代表着亚细
亚的意志、黄种人的前途，代表着吸纳了西方、又超越并最终战胜了西方从而建立起
史无前例的皇道乐土帝国的历史真理。日本正是这一伟大“使命”的委任者和执行人。
中国存在的全部价值就在无条件地服从这一使命。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亡之局，
中国笼罩在似乎难以抵御的浓黑的、充满血腥味的巨大宿命阴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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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日战争及其胜利突破并超逾了这一宿命。
首先是日本，然后几乎全世界都低估、误读、谬待了中国。中国也许不是在为伟
大理想、正义事业和神圣原则而战，中国不过是在为尊严（面子）、存亡（活着）而
战。正是为“最后一口气”而战，“在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
声”，为最庸常最平凡的“天理人性”而战的中国，表现出惊天地、泣鬼神的不败精
神，排演着一场不逊于任何宗教圣战的民族解放之战。
中国百姓，在近一代人时间里，“凡大河南北，大湖南北，大江南北，并五岭之
间，百越之外，居民之转徙流离，身家荡然，而不知其死所者，动以亿万计。更进而
观沦陷区域之同胞，在绵延岁月之中，当敌人铁蹄之下，田园不保，庐舍为墟，少壮
散之，四方老弱，转于沟壑，奸淫掠夺，屠杀焚烧，其身受之惨戚情形，虽人间地狱，
不足以喻其万一也！”（蒋兆和）②美国记者白修德、贾安娜在《中国的惊雷》一书中
多次惊叹，抗战时期中国人的流亡迁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集体移民，是游牧时代
以后绝无仅有的，整个中国都在移动”！
七十年前，林语堂就悲愤而乐观地指出：“中国再生为现代民族的历程，与其说
是一场喜剧，不如说是一场悲剧。……只有这时，中国才能真正地发现了自己，只有
地地道道的愤世嫉俗才能拯救得了中国人自己，教会他们如何自立于世，他们发展为
现代民族的每一步都是由于一个幻想破灭的痛苦教训所使然。……即使是曾经只身维
护 1933 年的塘沽协定的和平主义者胡适，也变成了抵抗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也放弃
了自己的计划，以抗日为唯一的条件，与南京政府联合起来了。……日本的武装战略
使得中国变成一个完整的国家，使中国团结得像一个现代化国家应该团结的那样众志
成城。在现代历史上，中国第一次团结一致地行动起来，像一个现代民族那样同仇敌
忾，奋起抵抗。于是，在这种血与火的洗礼中，一个现代中国诞生了。”林语堂这名
高度西方化的学者、“旧式经院派学者”（鲁迅）以完全不同于一味抨击中国民族劣根
性的人士的文字，还在中国抗战最艰难的 1940 年，就热切地讴歌了中国的新民族主
义：
如果今天我们看到在外界压力下，我们的团结一致变得更加紧密协调；如果我们
看到蒋介石个人的死对头，广西将军李宗仁和白崇禧把他们的全部武装力量和资源都
投入到这场战争中来，并接受蒋介石的领导，和他并肩战斗；如果我们看到共产党的
将军们出于同样的爱国动机支持蒋介石；如果我们看到大、中、小学的学生们都以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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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形式投入了战斗；如果我们看到中国军队在各条战线上顽强地抵抗着比自己强大得
多的空军、炮兵和坦克兵；如果我们看到后方人民的士气——约翰•根瑟说这种士气
除了用“magnificent（高涨，宏大）来形容外，再也找不到另一个词；如果我们看
到年轻的女大学生们领着千百个由战争造成的孤儿走上了扬子江上的汽船，为他们提
供庇护所，而自己却站在甲板上挨雨淋；如果我们看到中国的乞丐们把讨来的钱投进
献金台上的钱箱里作为战争捐款；如果我们看到为越冬的士兵和难民捐赠九百万件棉
背心的号召在几天内就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原定计划超额完成；如果我们看到难童
们组织起来的剧团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以唤起民众进行抵抗；如果我们看到中国人
民现在尊重士兵了；如果我们看到了这些，那末，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民族主义又成了
既成事实，中国已经团起来，有了统一的领导，坚强的决心，要共同战斗，直到最后
的胜利，哪怕这个胜利要许多年之后才能到来。
日本侵略中国的核心理论之一是“中国国民性”，日本“进入”中国，是要救亿
兆中国人于道德和制度的“倒悬”之中，根本改造中国人腐朽愚昧的国民性。
古老而仁慈的中国性格最厌恶不屑的，就是乖张怪戾，好走极端。中国人由于过
于谦让、含蓄、善良而善于隐忍，以至被人认为缺乏精彩，没有锋芒。但他们在行为
和道德上却比从“狂人”到“阿 Q”所锁定的人格世界远为深厚宽广，并且丰富美好
得多。中国人无论有多少不足，但永远拒绝患上日本近代以来最严重的精神疾病：仇
恨和狂妄。
没有仰仗谁人的启蒙、呐喊、改造，中国人在同一场战争中不仅维护了国家尊严，
而且证明了自己的“民族性”、“国民性”，乃是天地间最正常而高尚、朴素而非凡、
纯洁而伟大的道德。
日本的战略家和思想家们最没有料到的是，正是中国这种深藏不露、不轻易示于
人的“国民性”，变成他们征服中国进而征服世界不可逾越的万里长城。
“生死亦大”。（孔子）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司马迁）
“捐身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杜甫）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
“我死则同生，我生则国死。以吾人数十年必死之生命树国家亿万年不死之根
基。”（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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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战军人统称国民革命军。他们之间曾是同床异梦的对手，或不共戴天的夙
敌，但是他们甚至勿需前贤往哲的豪言壮语，一句“兄弟阋墙，外御其侮”古训就足
以让他们深明大义而同仇敌忾。
中国军队曾有 200 余名将领殉国，高居世界各国阵亡将领榜首，一改“一将功成
万骨枯”的悲剧传统。而几百万穿草鞋、吸旱烟水烟，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的中国士
兵，胸怀混沌而坚定的生死观、忠烈观、家国观，“枪口对外”在白山黑水、长城内
外、大河上下、长江两岸、衡湘大地、滇西缅北，在“我们生长在这里”的每一寸土
地上，与日本军队展开了 22 次大型会战，1,117 次中型战役，38,931 次小型战斗。
正是这些“没有什么人注意他们，更没有乐队或鼓手来鼓舞他们，没有女子向他们掷
花或给他们香烟，连姓名都很少流传下来的无名战士们”（英国女记者阿特丽）整排、
整连、整营、整团、整旅、整师成建制地慷慨赴死，以“举世无双的忍耐、无可超越
的毅力”（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卡尔逊）证明自己是具有强烈民族精神和国家荣誉感
的军队。
这就是日本的宿命。每一个中国士兵的背后都裸露着他们被洗劫过的故土，都站
着他们被杀害的白发双亲，被蹂躏过的姐妹们、母亲们、妻子们，还有被烧焦被挑死
被开膛破肚的婴儿们。这是这样一个民族，他们虽然一时还不能在西方文明的冲击面
前回过神来，但仁慈而英勇的美德从来没有从他们心中消失。而一旦敌人无耻地践踏
了他们的道德底线，他们便会证明自己是最无畏最英勇的战士。孔子虽然终身教人以
圣贤之道、君子之风，但他老人家也说过：“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他的弟
子子贡继承其师对邪恶作了如下判决：“恶徼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
直者。”
中日战争之间优劣胜败之分晓，不单在战场，也在两国精神和文化的较量。在这
个战场上，中国具有压倒性的绝对优势。
钱穆有言：“如舜之大孝，而此下遂有百孝图；如孔子之至圣，而此下遂有儒林
传道学传。此始是中国人所谓之文化。自修身齐家而治国平天下，此亦中国人所谓之
文化。”揆诸二战各国，没有哪个国家如中国一样，有那么多的作家、学者、教授、
艺术家、诗人、演员、记者，那么多泰山北斗级的鸿儒硕学，那么多学贯中西的学问
大家，那么多风华正茂的才子佳人，投身于反抗侵略、奴役、黑暗、野蛮和毁灭的民
族解放圣战之中。八十余所高等院校、八十余万师生颠沛转徙，跨越千山万水，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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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孔子以来中国知识文化重心由东向西历史大转移的烽火征程。中国知识分子素以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自励，“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是他们世代传承的
天职，“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萃”是他们至死不渝的修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
下之乐而乐”是他们至高的幸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
世开太平”，是他们永恒的誓约。
抗战军兴，孙陵、李初犁等发起“投笔从戎”运动，郭沫若等六十余名作家签名
响应，誓以血肉之躯与日寇“死战”。
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弘一法师不顾佛门成法，对弟子慨然发愿：“吾人吃
的是中华民族之粟，所饮的是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时不能共纾国难于万一，自
揣不如一只狗子！”自书“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再加跋语云：“佛者，觉
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日本曾抱怨，为
何中国留英学生皆亲英，留美学人皆亲美，留法勤工俭学者皆亲法，惟有留日生绝大
多数皆反日？
中国知识文化艺术界在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抗战炼狱中，一洗鸦片战争、甲午
战争以来的晦涩柔靡迷乱浮嚣之气，直承春秋气象、汉唐雄风，为中国人的道德自立
和文化复兴垒筑起凤凰涅槃式的巍峨高岗，葆育、锤炼、升华了中华民族精神。
中国人第一次全面刷新了自己的民族国家意识，第一次求得民族的独立、解放和
自由，第一次摆脱了一百多年来的内忧外患、兵连祸结的民族危机，第一次以胜利者
的姿态出现在世界的东方，——中国终于超越了风雨如磐的历史宿命。
1935 年，中国诗人就以《自由神》（施谊词，吕骥曲）为名宣告：
工农商学兵，
大家一条心，
不分男女性，
合力奔前程。
我们不要忘了救亡的使命，
我们是中国的主人！
莫依恋你那破碎的家乡，
莫珍惜你那空虚的梦想，
按住你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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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起你的胸膛！
争回我们民族的自由、解放！
穿上意志的武装，
踏上人生的战场，
擎起自卫的刀枪，
制止敌人的猖狂，
争回我们民族的自由、解放！
中国已经突了它的黑夜茫茫，
人民已经锻炼了他的意志成钢！
中国在十四个年头 5,107 天时间里，以三千五百万生命的伤亡代价把穷凶极恶的
日本军队驱赶出去，取得了有史以来攸关民族存亡和文明续绝的抗日战争的伟大胜
利。这是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第一次最惨烈、最悲壮、最英勇、最伟大的胜利，是中
国洗雪百年晦气、忧患、耻辱和历史宿命的民族解放圣战性质的胜利。中国以其空前
的牺牲、卓绝的奋斗和不可替代的地位，制止了法西斯瘟疫在东方的蔓延，为全世界
反法西斯盟国争取了至为重要的战略准备、喘息、转折和反攻的时机。“如果没有中
国，如果中国被打败了，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力可以因此而调往其他方面作战？他们
将打下澳洲、打下印度，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举行一个大规模夹攻，在近
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绝起来，吞并埃及，斩断通往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罗斯福）；
“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中国）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
攻我们的时候，避免在两线作战。”（斯大林）。
如果中国妥协投降了，日本将按照传统的历史方向，根据陆军而非海军的意图“北
进”，与德国夹击苏联；更可能的是，遵循“大东亚共荣圈”和“黄种人共同意识”，
以日本的工业实力、技术和军事化程度与中国的国土、资源、人力相融合，缔造出一
个令西方白种人颤栗恐惧的黄种人大帝国，其威慑力量将远远超过成吉思汗的蒙古铁
蹄，大大刷新曾经让欧洲人闻之色变的“黄祸”的恐怖纪录。无论中国战败还是投降，
都将是人类文明的梦魇。
中国虽然获得了盟国的援助，有像雷鸣远、魏特琳、白求恩、陈纳德、拉贝、库
里申科等兄弟姐妹式的西方人士使徒般的仁爱与友情，但中国也反复领教了盟国政客
们的冷漠、欺侮、势利和背弃，其间的无奈、心酸、愤懑和绝望有时甚至超过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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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施加的单纯的战争灾难。中国从一个四分五裂、遭人凌辱的国家，一举废除所有不
平等条约并跻身世界四强，成为联合国缔约国。没有中国的苦撑和抗战，第二次世界
大战将与上一次世界大战一样，仍旧是旧式的列强之争，帝国之战，所有非西方国家
走向独立自主的道路肯定没有那样宽广。——中华民族满身血污、衣衫褴褛、步履沉
重而坚定地屹立在东方，恰似一只涅槃凤凰浴火重生。
莎士比亚说过，一个人所做坏事的影响比他的生命还要长久。中日战争结束的一
个必然结果是，两个东亚民族相互认识的处境和角度及其结论再次发生转换。
轮到中国以胜利者的身份评判日本了。
日本的残忍无道最有力地证明了它作为“代表者”、“拯救者”的“使命”角色已
荡然无存。日本宣称和实行的“大东亚圣战”、“大东亚共荣圈”、“黄种人的超国家集
团”不仅是一个弥天大谎，而且是一场比西方白人殖民主义者加诸亚洲各国的苦难更
野蛮、暴虐、恐怖的噩梦。日本军人、政客、外交官、财阀在战争中的表现，是人类
文明史上道德沦丧的恶性案例。日本最大的失败在于，它的战争罪行向东西方都清楚
地表明，作为亚洲第一个完成了“现代化”的民族，它的经验和下场是何等的残败、
可耻；它那曾经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寄托了太多希望的模式、道路，是何等的
畸型、荆棘丛生；而它的学者、精英创立的“伟大思想”，又是何等的荒诞不经、血
腥恐怖！
日本以擅长学习、借鉴、摹仿著称于世。作为第一个实现了工业化、摆脱了西方
殖民统治甚而跻身西方列强的亚洲民族，日本的经验和成就，日本的教训和失败已成
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非西方国家的共同历史课题。
日本可以将中国的围棋、饮茶、插花、书法、武术精研细磨，发展到“道”的层
级，可以将中国唐代的建筑和服饰、宋朝的山水画和陶瓷完好地保留至今，可以将中
国的文字、禅宗和若干礼仪典籍“日本化”，但是对中国文化的精髓和真传日本始终
冥愚不解，中国文明的真精神真生命从未真正进入日本的灵魂。日本向中国学习的最
大失败在于，它擅自将中国文化的核心美德“仁慈”（仁）替换成“忠顺”（忠）。无
论是为日本史家称道的圣德太子发布的十七条宪法（公元 604 年）还是明治天皇颁行
的《军人赖谕》（公元 1882 年），日本都将对国家和天皇的绝对忠诚置于一切价值的
首位。在被誉为“日本的《诗经》”的《万叶集》中，日本中世纪大诗人大伴家持那
首“表忠心”的诗曾经激励了一代又一代日本武士为天皇尽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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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洋里，我的躯体在水中沐浴，
在陆地上，我的躯体与丛生的青草为伴。
让我死在我的君主身旁，
我永远不会感到遗憾！
日本始终未能识别和接纳中国在“上帝缺席”的寥阔时空中感受、体证、参悟、
涵泳、哺育、锤炼出来的生命意识和道德境界，这是日本民族的大不幸。
八十年前，辜鸿铭这名中国近代的真正先知曾不厌其烦地提醒日本，由于蒙古人
的入侵，中国的精神“大部失传了”，惟有日本保留了“中国文明的精华”。日本掌握
了“现代欧洲文明利器”之后，必须“能够正确地使用文明利器”，必须“有一个高
尚的道德标准”。“如果日本只是为了保持本国以及从中国继承的民族精神而采用西方
现代文明的利器，那么，不仅不会使日本西化，而且也能够防止中国西化，并最终依
靠日本的努力将明治以前日本保存着的纯正的中国古代文明带回给今日的中国。这是
历史赋予日本的使命”。③——日本以自己的昭昭劣迹表明，它不配这一使命。
日本二十世纪初在东方的崛起，主要是西方文明刺激和影响的结果。这个声称“脱
亚入欧”的国家最终走上穷兵黩武、征服扩张之路，是一个东方民族精神澹妄迷狂的
显例，也是东西方文明美美相违、恶恶交加的可悲显例。当年的日本不可能听取辜鸿
铭满怀真诚和期待的呼吁，因为它在西方那里得到的除了“文明利器”之外，还有一
套“文明利器”背后的思想体系。
日本崛起和灾难的源泉和渊薮都来自西方。
1871 年 12 月，“东方世界第一次向西方取经的伟大征程”从日本发轫。遵照明治
天皇“敕谕”，日本外务卿岩仓具视为特派全权大使，木户孝允、伊滕博文等四人为
全权副使，组成包括 48 名皇室贵胄、军界和财界人士以及 59 名留学生的大型使节团，
先后访问了美、法、比、荷、德、意、奥、瑞士、丹麦、瑞典等欧美国家，考察了政
治、军事、外交、法律、经济。日本精英从令他们目眩的物质技术成就背后，还看到
了另一番景象：海外扩张、掠夺殖民地、整军经武、发展国防；他们还看到了西方流
行于世的“物力之学”：科学技术主义、社会进化学说、种族优越论、历史决定论……；
他们还发现了自己的思想导师：达尔文、斯宾塞、赫胥黎、尼采、马基雅维里、克劳
塞维茨、霍布斯……
在“日清战争”（甲午海战）和“日华战争”（第二次中日战争）之间成长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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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精英，从欧洲先驱那里观察和接受的思想比他们的先辈更具灾难性。他们有机会
更仔细地研究了欧洲各国的军事工业，尤其对后来居上的“欧洲领跑者”德国发生了
莫大的兴趣。他们朝拜了德国总参谋部，实地考察了它的钢铁、蒸汽机、发动机、AV7
型坦克、马克沁机枪、“哥达”式重型轰炸机、“拿骚”级战列舰以及芥子气毒气弹的
实验车间和生产流水线。他们直接目睹了自称人类文明先驱的欧洲大国的自相残杀，
见证了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土耳帝国和沙俄帝国的崩溃，他们为自己找到
新的精神理论：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死亡本能理论、国家社会主义、
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他们与其前辈一样，一直在究诘在思忖在嘀咕在谋划，为什
么欧洲殖民主义者可以把成千上万的非洲黑人掳掠到了美洲、可以屠杀印第安人而问
心无愧，而日本征服朝鲜、中国就是大逆不道？为什么英国、法国可以理直气壮地占
领印度、新加坡、香港和印度支那而不受惩罚，而日本统治远东和整个亚洲就要遭到
调查、谴责？为什么俄罗斯摇身一变而为苏联，就有权宣称自己拥有“解放全世界被
压迫民族”的权力，而日本指挥建立东方黄种人帝国推翻西方白种人的全球统治就不
可思议？！
六十年后，西方已经突破了它的历史宿命，日本当何以往之？
2004 年 6 月 6 日一天之内，诺曼底从一个历史－地理名词变成了一种现代精神、
一个世界概念。聪明浪漫的法国人像他们路易十四时代巴黎上流社会主持沙龙的贵妇
人一样，把当年德军与盟军的厮杀之地变成了当代国际社交的最大客厅，而前者与后
者曾分别是法国的征服者和解放者。
当盟国二战老兵胸佩勋章列队跨过绿茵草坪，当欧洲各国和美俄国家元首并肩闭
目为和平祈祷，当包括德国阵亡军人在内的诺曼底全体阵亡将士的白色十字架在阳光
下平等而尊严地接受后世人们的致意时，在犹他海滩和整个欧罗巴降临了一个巨大的
句号：欧洲自相残杀的历史、欧洲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策源地的历史，正式宣告终结。
一个多月后，一夜之间，阿道夫•希特勒最著名的谋刺者冯•斯道芬堡伯爵从昔日
刺杀德国国家元首的“密谋分子”跻身为德国最伟大的爱国者之列，而与歌德、贝多
芬、海涅、托玛斯•曼等日尔曼英才永远为伍。
从开化的希腊人、马罗人时代以来被称为“蛮族世界”的欧洲，被沿着莱茵河、
多瑙河修筑的罗马帝国城墙一分为二的欧洲，被从什切青海到亚德里亚海垂降的铁幕
和柏林墙隔离的欧洲，终于来到了一个历史分水岭，在欧共体、欧盟、欧洲议会、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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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北约等一系列战略、政治、军事、经济整合之后，开始搭建民族、文化和精神价
值的欧洲屋顶。一个曾经分属不同帝国、基督教、拉丁语、十字军、世俗王权、工业
革命、殖民体系、启蒙哲学、共产主义运动、法西斯狂潮以及各种体系、条约、同盟
的欧洲，终于一齐来到了新世纪的入口处。
但丁曾希望各国君主服从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以确保欧洲和平，皮埃尔•杜布瓦
主张组成有十五个力量均等的国家构成的总理事会以仲裁争端，格劳秀斯认为中立国
家是基督教世界冲突的最佳调解人，威廉•佩恩倡导了“欧洲议会”，“欧洲永远和平
方案”的始作俑者是圣彼埃尔修道院院长，让一雅克•卢梭、伏尔泰都把欧洲共和国
的希望托付给对君主进行启蒙教育，伟大的康德在十八世纪末就公布了具有现代意义
的永久和平构想：欧洲与世界和平只能奠基于自由国家（共和国）组成的联邦之上，
近代欧洲社会主义的先知圣西门伯爵在十九世纪初就指出，要避免战争与革命的恐
怖，必须依靠具有“爱欧洲主义”的杰出人物。
当代诺曼底精神的诞生，让亚历山大、恺撒、拿破仑、希特勒、斯大林一类传统
征服者兼独裁者的“丰功伟业”嘎然而止，让所有欧洲先知和贤哲的智慧得以继承，
让理性、良知与和解的精神成为欧洲的主宰。两次世界大战的高昂代价没有白白缴付，
三千万欧洲亡灵可以瞑目了。
在所有的因素之中，德国的忏悔和新生成为欧洲和解并迈向一体化的历史前提。
德国很幸运。在上一个四分之一世纪里，德国经由两次战争和一次拙劣的革命所
没有获得的，却在下一个四分之一世纪里得到了。
德国的幸运首先是美国占领军给予的：改变希特勒煽动和培植起来的拥护极权主
义和专制独裁的民族倾向。七十三岁的阿登纳最强烈的理想，正是使第三帝国的暴政
成为历史陈迹，最好永远被埋葬。
伟大的亚当•斯密在德国的经济学传人艾哈德，创造了“自由市场经济”，使希特
勒的纳粹经济和马克思的计划经济同时遭到决定性的失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人民
的收益超过了大多数西方国家，带来了资本主义“最美好的时光”，一举为连续五十
年的巨额赔偿和对东德的兼并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希特勒在自杀前曾诅咒德国：如果战争失败，这个民族也将灭亡……战败就证明
这个民族是软弱的民族，未来将属于强大的东方民族。
然而，德国创造的最大奇迹却是精神和道德的复活，民族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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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 年，还在德国“最黑暗的年代”，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就质问道：一个民族如
果赢得了全世界，却丧失了自己的灵魂，又有什么意义呢？梅尼克指出，德国的得救
在于追溯历史上曾经给德国带来光明和希望的“精神与力量、人道与民族性的内在结
合那样一种伟大的思想，伟大的文化价值”，德国的命运取决于“不仅有益于本民族、
也有益于人类整体”，德国只有在人道的旗帜下，尤其在天主教会和新教的“忏悔教
会”（BeKennendcKirche）的旗帜下，在善、神圣、永恒和绝对的“我们道德生涯中
的太阳”之下，才有新生的希望。德国应当重新与其他西方民族“接触”，因为德国
的需要就是基督教西方的普遍需要。这位无比厌恶纳粹主义、无比炽爱父亲德国的历
史学泰斗，即使在最绝望最孤独之际，也没有放弃对德国文化和精神的信念。他坚信，
由马丁•路德、歌德、席勒、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巴哈、莫扎特、贝多芬、舒
柏特、勃拉姆斯、荷尔德林、莫里克、麦耶和里尔克缔造的德国，绝不会被希特勒、
戈林、戈培尔、希姆莱的污浊彻底败坏。一个抒情和深思的、抽象和浪漫的、神圣和
人道的、灵心善感和智性弥纶的、世界公民国度（Weltburgertum）的和民族国家的
德国，必将取代仇恨的和邪恶的、极权的和独裁的、狂妄的和战争的纳粹德国，与欧
洲和世界重新和解，融为一体。凡是坚信并沉浸于这种理想的德国人，“都会在我们
祖国的不幸和山河破碎之时，感受到某种永不破碎的东西、某种永不磨灭的德国特
色”。
亚细亚仍然笼罩在旧时代的阴影里，无奈地信奉着早已式微且日益遭到广泛置疑
的极端民族主义和绝对国家主义，这两种主义正是引发两次世界大战、继续诱导当代
恐怖主义的非理性历史力量。
昔日东亚战场的受害者、侵略者、胜利者、投降者之间，虽然维持着浮表的外交、
经贸关系，但完全缺少彼此认同并且服膺的价值准则和精神取向。1995 年，自由俄罗
斯在莫斯科主持了纪念二战五十周年的世界性盛典，欧洲又以诺曼底登陆纪念拉开了
纪念二战六十周年的序幕。再狂热的“大亚细亚主义”信奉者也不敢奢望，当年东亚
的交战各方能在任何一片海滩、一个半岛、一爿广场上握手言和。
辛辣的历史反讽是，正是自诩获得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中国和朝鲜，至今陷于
难堪的分裂里，在一种外来的哲学和世界意识里怒目相向，无法从德国统一的启示里
汲取任何灵感，不由自主地成为世界大宗军火昂贵倾销的市场。
东、西方历史最让人悬心的吊诡在于，欧、亚两大法西斯瘟床，其病灶并未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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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散。欧罗巴的不幸和有幸都源于德国，源于它的狂妄和理性，——德国拥有伟大的
基督教正义谱系和人文主义传统，它的迷途知返有其来自。
亚细亚的不幸曾经源于日本，亚细亚的有幸却无法来日本。我们始终没有一个东
方的德国，在东方的全部苦难和罪恶中，我们始终没有催迫或鼓励出一场与战争罪恶
基本对称的道德忏悔和精神洗礼。
第二次中日战争整整过去了一个甲子。按中国习俗，一个甲子结束，其中荦荦大
端者理应清点检视一番，以便从历史中真正汲取教训、智慧和勇气，以便重新领受天
意，在又一个历史关头看清我们的来路与去向，以便我们比前人少一些遗恨，少一些
宿命。
历史已经表明，与中国抗战对人类的自由、文明、光明和和平事业作出的非凡贡
献相比，历史给予中国的回报实在太不对称。最让中国匪夷所思的是，我们难于逆料、
无法抵御的外来偶然性，再次转化为对中国的不公，中国再次受制于一个新的宿命。
1945 年 4 月 14 日，一直为签署《雅尔塔协定》后悔不已、在反法西斯盟国中真
正同情、支持中国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病逝了。深谋远虑又欲壑难填的苏俄人却根据
这一使中国蒙受了最大民族创伤的协定，在日本投降两天之前出兵中国东北，接受八
十万关东军的投降。1946 年 2 月 9 日、22 日，斯大林和丘吉尔分别发表了措辞强硬
的好战言辞，“冷战”的铁幕在亚欧大陆同时降下，中国灾难性地成为这场以苏美为
首的东西方“冷战”的最大战场。
无论因为何种坎陷、荒诞、吊诡，走向全面内战这一急遽转向乃是中国战后最大
的悲剧。历史表明，由于这一转向，中国抗日战争史诗式的成就和意义，几乎从此丧
失殆尽，中国再次付出难以尽述的沉痛代价，再次笼罩在又一次历史宿命之中。
作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国际统一阵线惟一的非西方大
国，中国本来不仅已经收回全部民族尊严和权益，而已经成为亚洲和世界发展中国家
的历史楷模和精神榜样。中国在战时最大的外交成就和国际战略抉择是与美英苏结为
盟友。尤其与美国的结盟，最充分地显示了中国纵横摆阖、远交近攻的大国智慧。保
持、恐固这些抗战胜利遗产的可能转眼就不复存在了。
中国的土地非但没有增加一寸（连苏联这样一个幅员异常辽阔的国家，在日本投
降后才出兵的国家，也在战后拿走了日本的“北方四岛”），中国浴血死战欲以捍卫的
1，140 万平方公里土地——而不是 960 万平方公里——却被苏俄以“独立”、“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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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义割去了一大块；尖图群岛、钓鱼岛迄今被日本占据，由《开罗宣言》、《波茨坦协
定》等国际条约一再认定的台湾及澎湖列岛主权归属中国的历史事实，非但没有实现，
反而成为困扰中国统一、可能再次招致中国人自相残杀甚至造成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
动荡不宁的战缘所在。
这一新宿命的另一个不幸结果是，直接中断了中美两国共同占领、制裁、改造和
教化日本的珍贵契机和重大责任。取代这一来之不易的契机和责任的，竟然是向对中
国虎视了几个世纪、侵占了中国数百万平方公里土地的苏俄“一边倒”。中国从此失
去以自己不可替代的文明风范教化日本的机缘与义务，中国从此只能任由一衣带水的
日本按异于中国精神的历史哲学和战略思想重新崛起。在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
旧金山对日媾和会议，以及所有有关战后日本地位和前途（不可能不涉及中国主权、
安全、利益、感情……）的场合，中国都形单影只，最后连配角的身份都丧失殆尽。
这一新宿命意味着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部背景、过程、结果和意义都必须置于另一
种世界—历史尺度之下，予以全然不同的叙述和评价；意味着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天
然神圣性和史诗价值将被后起和外来的意识形态加以基本的解构；意味着中国抗日战
争的全部民族意志、精神道德基础、悲壮而伟大的历史历程、深远而巨大的世界意义，
将被另一种说辞取而代之。鉴于抗日战争在中国数千年历史、尤其近代以来的极端重
要性，鉴于这场战争对中国民族生命和民族精神的极端神圣性，截断、扭曲、变形、
尘封抗战历史，都无异于走向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和世界虚无主义，而中国
此后经历的所有曲折，无不是这三种虚无主义的恶果。
于是，惊天地、泣鬼神的抗日战争竟沦为党派恩怨和偏见的黯澹时空，甚至成为
中国人自相贬损、污蔑、迫害、剿灭的荆棘丛生之地。300 余万抗日英烈至今没有瞑
目安息之地。1943 年建成的湖南南岳衡山“英烈祠”和“抗日阵亡将士总神位”在五
十年代初即作为“反动遗迹”被铲除一空，文化大革命又与整个国家一道遭“浩劫”。
一本由武汉军司令部 1972 年 10 月编的《历代中原战犯记》中写道：“蒋军第三十三
集轩军总司令张自忠被日军击毙。”张自忠不仅是中国抗战、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中军阶最高的阵亡将领，1940 年 8 月 6 日，延安各界曾在中央大礼堂为张自忠殉国举
行隆重追悼大会，中共领袖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分别题书挽词：“尽忠报国”、“取
义成仁”、“为国捐躯”。1943 年 5 月 16 日张将军殉国三周年，周恩来为《新华日报》
撰写《追悼张荩忱上将》，称颂“他的英勇坚毅，足为全国军人楷模。而感人最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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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他的殉国一役。每读张上将于渡河前亲致前线将领遗书，深觉其忠义之志、壮烈
之气，直可以为我国抗战军人之魂！”
重庆南山一片荒草荒冢中，曾掩埋了近 200 名为国捐躯的中国飞行员，他们大都
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侨，平均年龄不到 25 岁。他们的墓碑、棺柩连同残骸如今早已
荡然无存。该山是重庆著名旅游景点和泉水鸡一条街，成千上万红男绿女在此咀嚼佳
肴，流连风景，几乎无人光顾那座近在咫尺的“空军坟”。
中国人应当永远严词抗议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我们也应当扪心自问，我们的
“靖国神社”在哪里，每当清明时节，年轻一代到哪里去祭奠他们的抗日民族先烈？
中国人，应当不断地谴责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蒙蔽日本年青一代，我们也应当
自问，那么，我们有一本抗日战争的信史吗？我们几十年来表现的抗日战争都是真实
而客观，有益于中国青年清楚了解中日战争并从中萌发天然、自豪、高尚的民族主义
吗？
当日本二战老兵划着太阳旗、身着当年军装、呲牙咧齿列队在东京大街走过时，
当势力极大的“遗族会”头目被日本青年人用敬爱的目光环绕时，当中国民间对日索
赔上诉一次次败下阵来时，中国的抗日老战士和他们喋血沙场的亡友们情何以堪？
最让中国人痛感世事荒唐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法纪荡然无存的“浩劫”里，
中国竟然仅仅宥于时世变异和改善国际外交处境而正式放弃了日本天文数字般的战
争赔偿。
放弃战争赔偿，无异于放弃对三千万亡灵的祭奠，无异于无视四亿五千万中国人
蒙受的十四年奇耻大辱，无异于罔顾“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一古老而正义的原则；
放弃战争赔偿，无异于放弃中国作为受害者和胜利者的双重权利，无异于放弃中
国理应得到的忏悔、认罪、服输、敬畏和尊重，无异于放弃中国应当能够施予日本的
罚治、改造、教化。
放弃战争赔偿，无异于放弃大道、人性，放弃了对善恶是非的追究，无异于对战
争罪责的机会主义假释，把人间最庄严神圣的审判，消解变形成功利与谋略的交易。
放弃战争赔偿，必然衍出一个可怕的后果：一个强大而从未洗心革面的日本重新
出现在东方。这个新日本犹如一场新宿命，又在中国对面，永远不会挪开。
放弃战争赔偿，决不是“不念旧恶”、“以德报怨”伟大道德精神的继承，而是对
这种道德的亵渎和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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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前，在一艘遣返日本战俘和侨民的船上，贴有一张公告。没有要求所有日
本人去阅读，但所有看过这份公告的日本人都产生过一种不只是震动和感激的心情：
这次日本侵略战争结束后，留在中国境内的日本军民，虽然随着战败而成为战俘、
敌侨，而中国方面仍然一本传统的精神，没有给你们丝毫侮辱和危害。你们想想中国
人民由于日本侵略中国，八年苦战的结果，还处在水深火热中急待拯救的凄惨情形，
你们不能不深深痛苦反省，彻底觉悟！中华民族，由于崇高的文化熏陶，只感到人类
是应该同样的发展，同样的有生存权利，这是一个伟大民族固有的德行，她从不卖弄
小恩小惠、浅薄幼稚的伎俩，或是什么阴谋诡计。……并不是要你们对中国感恩，而
是要你们彻底反省，认清过去的错误。没有一个杀人以逞任性恣欲的人，或是一个专
横跋扈、强取豪夺来兼并的国家能够生存于世界。这是历史上无可逃遁的史例。谁违
反它，谁便会招致失败和覆亡的教训。
中国曾经奇迹般地从抵御了“以暴易暴”的邪恶诱惑，没有取而代之作亚洲新盟
主的念头。——历史并非没有提供这种机会。曾经真正让世界惊讶、钦佩的，还不是
取得了战争胜利的武力中国，而是取得了道德胜利的文明中国。在废墟般的世界上，
战后各国——无论失败的轴心国还是胜利的同盟国——都在劫后余生的地球上喘息
挣扎，都在开始划分、争夺新的势力范围。胜利者虽然对战后世界作出了全球安排，
——历史以再快不过的速度证明了那些安排是多么脆弱，残缺不全。惟有中国对日本
提出了“不念旧恶”、“以德报怨”的道德原则。中国在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新的内
忧外患纷至沓来之际，优先将二百余万日本战俘和侨民礼送回国，中国为朝鲜、越南、
印度、新加坡等国的独立与美英苏等白人盟国进行了艰苦的交涉，中国没有虐待一个
日本俘虏和投降军人，没有占领一寸日本国土。中国曾经把日本带上文明之道，日本
又从西方那里接受了毁灭之途。面对日本的成就，中国从无施恩图报之意，面对日本
的浩劫，中国除了失望、痛心之外，只有不忍之心，恻隐之心。令人扼腕长叹的是，
这惟一可能救助日本脱胎换骨、立地成佛的历史可能，很快被泛滥而来的新的战争思
想淹没了。如果至今还把这一道德看成是当年中国执政当局别有用心的策略，那就全
然贬毁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胸襟和道德担当，丝毫没有摆脱当年战争思想的流毒，在精
神上继续否定中国文明已经走向她伟大复兴的不朽史实。
1947 年，卓越的人道主义者卡尔•波普就指出，“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被彻底击
败了，但我们必须承认，它们的失败并不意味着野蛮和残酷已经失败。相反，这些可
179
憎的观念从失败中也得到了某种意义上的胜利。我们不得不承认，希特勒成功地降低
了我们西方世界的道德水准。当今世界甚至存在着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十年更难容
忍的暴力和野蛮行为。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文明可能最终毁于希特勒主义希望用于
我们头上的那些武器。”
无论如何，我们还不能宣称已经在思想上完成战胜了日本。虽然没有谁再提出过
“大亚细亚主义”、“大东亚共荣”、“黄种人帝国”一类“使命观”，没有谁制造出新
的种族理论和国民性优劣比较，但我们在抗战胜利后三十年余年间，曾在自己内部公
开实行了新的尊卑贵贱身份等级，并且以“伟大”、“英明”、“进步”的名义把它们变
成“运动”和“制度”。在两代人崇尚暴力和倡导斗争的表演中，是否渗透和掺杂着
当年日本的思想精英们幽灵般的宿命呢？我们在反常而艰难的历史环境中显示给世
界的，不也有当年导演了战争悲剧、煽动起一个民族走向深渊的非理性、激进言辞、
狂热和极端思想吗？
中国人曾经把世界从真正的“黄祸”中拯救出来，遏制了日本排斥白种人的变态
狂，拖垮和打败了在东西方都恶名昭著的邪恶国家。一个像中国这样一个占人类五分
之一的庞大国家，又身受了无数的苦难和不公，以她饱受创伤的心灵和潜藏的无限力
量，如果被某种貌似“伟大”实则野蛮、号称“神圣”实则恐怖的思想所俘虏，那末
她所带来的后果将远远超过东方的日本和西方的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只是一场真
正浩劫的序幕。幸运的是，中国乃是世界上最看重“仁慈”、“信义”、“和平”的民族，
中国不到万不得已不会闯入任何极端，中国对“人性常理”的尊重，确保她永远不会
走上疯狂和毁灭的道路。
第二次中日战争给后世最大的启示之一是，像中国这样一个民族，归根结蒂，只
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得到拯救。凡是企图仰仗任何一个国家（即或是真正的友邦）
的善意、援助、恩赐、赞誉，都几乎无一例外地让中国饱尝失望和挫折。上帝还没有
赐给哪个民族以救助中国的神力。一旦中国回到了它的正道，找着了它的力量，复活
了它的精神，它就会给自己和世界同时带来福音。也只有这样，中国才能遵从自己善
良、纯朴的本性，扫除一切狂热和野心。
一百多年来，中国向白色、黄色和红色列强反复求教，结果是创伤多于友谊，失
败甚于成功。这样一种遭遇，使中国不可能不敏感多虑，恩怨在心。但豁达通脱，慷
慨大度始终是中国性格的主要方面。迄今为止，中国一直是在刺激—反应的历史宿命
180
中被动地存在，历史从来没有给中国一个正面机会，让中国从容自信地遵循自己悠久
的理性道德和醇厚的人文精神，以“人者天地之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下
一家”的不朽思想正面遇合西方，为人类开出新路。
重温中华文明古老而伟大的传统，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亚洲和世界都是好消息。
台湾国民党人终于在五十多年的阕隔后，参访大陆。中国人有权利要求这两个在中国
二十世纪中承担了重大民族和历史责任的政党，真正回到六十年前抗战胜利时的历史
哲学和民族精神上去。
这一切虽然姗姗来迟，却毕竟是转向历史正道的开始。“中国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历史期待着中国人在回归民族本性的同时，更自觉而忠诚地领受天意。
六十五年前，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花鸟画家张书旂受国民政府委托，在防空洞
里绘制了“百鸽图”，中国国家元首在上面书写了“信义和平”四个字。十年之后，
西班牙画家毕加索画下了那只著名的鸽子，人类开始以鸽子象征和平。
1955 年 4 月 11 日，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科学家要求废止战争》的宣言上签名，
两天后，这名二十世纪西方世界最伟大的宇宙奥秘探寻者、人道主义者便溘然长逝。
笔者在当年第一次读到这份宣言时，曾深受震撼。二十多年后再读，所受启发如同昨
日，而更添一种亲切熟悉的感念，其中的文字、情怀与中国古圣贤“生于忧患”、“天
下一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眼光、心迹，何等的相通：
我们此刻不是以这个或者那个国家，这个或者那个大陆，这种或者那种信仰的成
员的资格来讲话，而是以人类，以其能否继续生存已成为问题的人类成员资格来讲话
的。
我们必须学会用新的方法来思考。我们必须认识到向我们自己提出的问题，不是
要采取什么措施使我们所支持的集团取得军事胜利，因为已不再存在这样的措施；我
们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应当是：能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制止一场其结局对一切方面都必然
是灾难的军事竞赛？
最可靠的权威人士都异口同声地说：核战争十分可能使人类走到末日。知道得最
多的人，也就最忧心忡忡。
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感情上并不是中立的，但作为人类，我们必须记住，如果
东方和西方之间争端的解决，对于无论是共产主义者还是反共主义者，无论是亚洲人
还是欧洲人或者美洲人，无论是白种人还是黑种人，都能给以可能的满足，那末就决
181
不可用战争去解决这些争端。
作为人，我们向要人类呼吁：记住你们的人性而忘掉其余。要是你们能这样做，
展示在面前的是通向新乐园的道路；要是你们不能这样做，那末摆在你们面前的就是
普通死亡的危险。④
2005 年 4 月 5 日重庆
注释：
①[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七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1 月第
1 版第 589 页。
②蒋兆和：《后流民图作者自序胜利之日》，人民美术出版社《蒋兆和论艺术》，
1994 年 4 月第 1 版第 6 页。
③《辜鸿铭文集》，下册，海南出版社 1996 年 8 月第 1 版第 280—281 页。
④《爱国斯坦文集》第三卷，商务印务馆 1979 年 10 月第 1 版第 340—343 页。
182
祭祀時代：祭文布奠
183
四川：中国的盐——四川大地震四十日祭
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味，怎能叫它再咸？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头，任人践
踏。
——《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
一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未定。
四川大地震，再次让世人领教了这两句符咒式的箴言。
人类从上苍那里领受的命运，各不相同。有的人群世代挣扎在蛮荒、贫穷和战乱
中，有的国家自古以来就占据着膏腴沃野；海洋民族天然富于冒险进取精神，同时对
大海与星空的深邃浩瀚满怀敬畏；沙漠戈壁致人于内心苦修，衷心企慕来世与天国；
东方、中国，似乎注定了须历经灾难、痛苦和浩劫，才能感受造化的奥义，才能领略
冥冥之中隐而不显却无时无地不在的天意，谓之：殷忧启圣，多难兴邦。
如同犹太人这支上帝选民也必是世上的盐一样，四川也是中国的盐。不仅在修辞
学的隐喻中，而是在最原初最古朴的存在意义上，将四川当成中国的盐，都是恰切的
陈述。
“蚕虫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只有在四川，
李白这样灵心特异的诗仙，才能在“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喟外，洞察到某种苍
茫的命数笼罩在这沧海桑田的神奇作品之上。亿万年间，经寒武纪、志留纪、震旦纪、
三叠纪、白垩纪等动以千万年为计的地质年代，在“加里东运动”、“印支运动”、“燕
山运动”等亚洲地壳沉浮和气象万千的造山运动合力作用下，喜马拉雅山持续升高，
像一位君临万物的万神之神，居高临下俯瞰尘寰，四川万千水流则合力切穿巫山万壑，
汇成三峡长江水系东奔太平洋，四川终于完成其惊天动地的沧桑之变：由海洋盆地演
变成湖泊盆地最后固化成养育了亿万生灵的陆地盆地。
这口“紫色盆地”的最大地理特点，在于它处于中国第一、二、三台阶分际处，
这片由四条长江支流而冠名的地质结晶，由世界屋脊向东或急剧倾斜或绵亘迭宕的地
理界线，正好也是中国五千年华夏文明与“蛮夷狄戎”阡陌交错、中原儒家轴心文化
念兹在兹必行“华夷之辩”的文明冲突－融合带。这种地理－文明界线的重叠契合，
184
赋予四川某种特殊而神秘的天命。
自李冰父子顺天应人、贡献其不朽的“非坝水利工程”都江堰于天下之后，四川
便成千里沃野，号称“陆海”，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称美“天府”，同时
成为逐鹿中原、一统天下的兵燹要地。张良、诸葛亮曾将四川作为进退有据的基业之
地，唐玄宗、僖宗先后避乱成都，最为后世乐道的“三国”蜀中故事，诸葛亮在其《隆
中对》对四川的定位，都记载了“天府之国”对于“天下”日益紧密的关系：益州险
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固之，以成帝业。
从地理－历史－文化沿革看，与北方中原大一统中央集权传统和湖湘荆楚巫道逍
遥之风不同，四川自成一统的格局和独具的气象，空间的阻隔和时代的差序，使这片
与法国同大的土地，常在浑然不觉中扮演某种出人意表的角色，而令历史学家诧愕不
已，几度演绎了难为庸常智性所能理喻的历史大剧。
公元 1259 年，蒙古大汗蒙哥殁于合川钓鱼城，致使蒙古最高权力形成真空。大
规模、大面积入侵欧亚、兵临莫斯科的各路蒙古军队纷纷回撤争夺汗位，欧洲的历史
方得以按后来的轨迹发展。世界历史如此这般演变的实情是，令欧洲惊恐万状的“上
帝之鞭”折戟四川，蒙古帝国征服世界的路线发生偏转。忽必烈继承汗位后将其首都
从哈拉和林迁到北京，从陆路侵略印度和缅甸，经水路进攻爪哇和日本。蒙哥另一个
兄弟旭烈兀则渡过奥克苏斯河，横扫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攻占巴格达、克
阿勒颇、德黑兰和大马士革，蹂躏了整个穆斯林世界。同时，忽必烈的弟弟阿里不哥
和堂弟、俄罗斯金帐汗国大汗别尔克以及另一名堂弟、突厥斯坦大汗海部等先后挑战
蒙古帝国汗位，引发了长达 40 年的蒙古各部落内战。
从成吉思汗到窝阔台到蒙哥，蒙古铁骑沿伏尔加河、多瑙河、莱茵河、波罗的海
和亚得里亚海征服俄罗斯、波兰、匈牙利以及德意志、法兰西乃至整个欧洲的战略路
线图从此改观。其结果是，穆斯林世界、印度莫卧尔王朝和拜占廷、波斯帝国连同俄
罗斯在内的全部欧亚结合部陷于数百年的历史停滞，惟有西方赢得了近三百年的喘息
之机。欧洲由此突破中世纪的厚重帷幕，开始了以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为先导的现代
文明进程，并且把这一进程推进到今天，推广到包括中国、四川在内的整个世界。
四川不过因应形势，耗费二十年光明修筑了一座钓鱼城，忝列四川制置使驻地，
合川人用自己的铁肩、钢腿和金腰垒筑的城池，竟坚持了四十年的“合川保卫战”，
虽然没有扭转蒙元最后征服中国的大危局，却在浑然不觉中改变了世界历史版图。
185
没有一个欧洲人会感谢四川，也没有一个穆斯林会忌恨四川。天意从来高难问，
四川的全部荣耀和悲情，都不会轻易示人，——事关天意。
无论马可•波罗、利玛赛对中国的“发现”还是托勒密的地理学说、麦哲伦、哥
伦布的“地理大发现”，甚至帮助中国建立现代海关的赫德、率先提出对华“门户开
放”政策的海•约翰以及推动孙中山的“联俄容共”和协助创立中共的鲍罗庭、马林、
巴甫洛夫等共产国际代表，都从来没有将其视野真正投放到中国的腹地，“中国的盐”
依然陌生、苦涩、神秘。
直到鸦片战争之后，欧风美雨东渐，东南沿海得风气之先，东西部文明距离日益
拉大，四川晦盲否塞，落后不开化也日益明显，直到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中国 1840
年以来受于西方列强的压力，才渐为东来岛国的逼迫所取代。四川自成气象的盆地历
史也才告终结。
1895 年甲午战败，三年后康有为上书光绪帝，首次提出“迁都”之议。他声言，
面对日本帝国的“胁制”，“中国若要免于亡国灭种之虞”，必须迁都。这位维新领袖
虽为广东人，却第一次把其建都立国的眼光投向古代“益州”，四川开始为东南新派
人士所注意。
辛亥革命前夕，四川保路运动蜂起。1911 年 11 月 23 日，川东重镇重庆率先独立
于清朝，成立“重庆蜀军政府”。孙中山指出，“四川前后运动起义者甚众”，盛赞“惟
蜀有材，奇俊瑰落，自邹（容）迄彭（家珍），一仆百作，宣力民国，厥功尤多。岷
山泱泱，蜀山峨峨，奔放磅礴，礴江千狱，俊哲挺生，厥为世率。虏祚既斩，国徽永
建，四亿兆众，同兹歆羡。”
中国近代风雨如晦，充扩不开，最宿命的阻障，乃是“一衣带水”的日本，日本
现代工业化造成的新的国族观、亚洲观和世界观。对于日本，侵略并征服支那（中国）
乃是日本实现其“大亚洲主义”，建立“黄种人罗马帝国”的题中首义。对于中国，
这意味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大危机，仍是“亡国灭种”至于斯文扫地，率
兽食人的天下之亡。中国若不愿臣服日本帝国从而永久丧失其国家和文明，就只有一
种抉择，举国举族举土之力以抗日。对于四川，则意味着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
亥革命和北伐东征诸历史大事中因为地缘关系而基本置身局外的历史宣告结束，四川
“天府之国”、“四塞之地”的地理环境再也不能维持一个“独立王国”，历史之手冲
决自然屏障，四川从此开始成为“中国的盐”。
186
二
与康有为、孙中山等人一样，中国抗战最高当局都不是四川人，但都把四川作为
中国抗日大后方和国民革命根据地。蒋中正为浙江人氏，在民国初年就提出“蜀粤并
重”的思想，认为在中国各省中，只有广东和四川能作“革命根据地”，因为四川人
口众多，物产丰富，而且“四川同胞的天性，富于民族的感情，一贯的忠于主义，勇
于革新”。
从 1934 年 10 月始，专负国防和军事部署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中正，以“追
剿红军”为张本，巡视了西南西北十余省，策定四川为抗日大后方的抗战方略。
1935 年，蒋中正在重庆以《四川应作复兴民族的根据地》为题作公开演讲，“就
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国立国的根据地。无
论从哪方面讲，条件都很完备。人口之众多，土地之广大，物产之丰富，文化之普及，
可说为各省之冠，所以自古即称天府之国，处处得天独厚。”
同年 8 月 11 日，蒋氏在峨眉山军官训练团再次强调：“辛亥革命发端于四川。革
命之花，既由四川而放，亦要由四川来收革命最后成功之果。”
同年 10 月 6 日，蒋中正又在成都四川省党部扩大纪念周上作题为《建设新四川
的根本要道》演讲，再次强调四川与国家治乱、民族兴衰的特殊关系，再次强调“四
川是中国首屈一指的省份，天然是民族复兴最好的根据地”。
同年 10 月 8 日，蒋氏又在重庆以《四川治乱为国家兴亡的关键》为题公开声称：
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精华和根基在长江流域，四川既居长江上游，又有本部各省
中最广的土地，最多的人口，最大的富源与最好的形势所在，所以四川的治乱，不但
影响长江流域的治乱，而且可以决定整个国家的治乱。他公开指出，在与日本大战爆
发前，华北一定多事，甚至要出现伪政府，但只要四川能安定，腹地能建设，中国一
定不会灭亡，而且定可复兴！他明白无误地宣称：在中日战争正式爆发后，无论中国
的东北、华北以及长江中下游出现什么乱子，只要大西南存在，国家必可复兴，即使
“只剩下四川一省，天下事也还是大有可为”。
1936 年，以四川为抗日根据地的对日作战方略在中国参谋本部拟定的《国防计划
大纲草案》得以明确表达：“以四川为作战总根据地，大江以南以南京、南昌、武昌
为作战根据地，大江以北以太原、郑州、洛阳、西安、汉口为作战根据地”。从此，
四川正式成为“抗战中国的盐”。
187
自从四川成为中国抗战大后方的中轴、重庆建为中国战时首都后，日本侵华战争
的根本目标，便是攻略四川、占领重庆，彻底结束“中国事变”，再根据亚、欧战局
演变，决定“南进”、与美英西方列强在西南太平洋开战，还是“北进”、与德国从东、
西两面夹击苏俄。
1942 年 5 月 19 日，日本南方军团顺利攻取东南亚与西太平洋诸战略目标后，曾
禀报日本大本营，称“南方军之战略任务已经完成。”大本营接受“中国派遣军”意
见，制定进攻四川的大战略，定名为“五号作战计划”。拟在日本国内征派 23 万后备
军，归“中国派遣军”指挥，特别从南方军总司令部调派日军第一战将冢田攻中将，
担任攻略四川先锋指挥官。
日军拟特别组建“第五方面军”，统一指挥第二、七、二十八军，共十个师团，
先由山西、河南西渡黄河，西攻关中平原与陕北，在击溃延安与西安的中国守军后，
其锋芒向东旋转，越过秦岭、巴山，沿蒙古军队故道直取成都平原。另外由武汉十一
军五个师团，从宜昌溯江西上，强力突破华军三峡防线，直接攻占重庆。一旦四川失
陷，国民政府要么再向西康、西藏一带撤退，沦为地方游击政府，要么向日本投降。
日本在二战所犯最大错误之一，便是因 1942 年夏季美军在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
亚开始强力反击日军，冢田攻中将坐机 1942 年 12 月初在安徽上空被中国空军击落身
亡，而停顿以至完全放弃“第五号作战计划”。直到 1944 年再度发动“一号作战计划”，
打通亚洲大陆战略交通，将“关东军”、“中国派遣军”以及“南方军”结为一体，最
后压制并攻略四川，与盟军进行战略决战，皆因欧亚战局已发生不可逆转的演变，而
无法实现其战略目标。
中国若无东三省，华北五省，江南沿海各省，尚可维持抗日复国基局，但若失去
四川，若使重庆沦陷，就一定亡都至于亡国。八年抗战历史早已坐实，四川乃是日本
帝国无法逾越的中国现代万里长城。
附带一句，日本长期占据东北、华北，竟然连攻取延安的象样的作战计划也不曾
制定，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曾对四川进行过长达五年半的“战略轰炸”，日本曾在随
枣会战后攻陷宜昌，在豫湘桂大战后兵至贵州独山，但除了俘虏，就没有一个日本兵、
一辆日本坦克染指巴蜀大地。日本只能望蜀兴叹，刹羽而败了。
抗战期间，一首名为《四川的儿女》的歌曲曾在四川广为传唱：
大时代到了！大时代到了！四川的儿女们，快站到长江的前哨！我们的心是火焰！
188
我们的血要交流在一道！我们的臂膀是钢铁，我们手要拿起杀敌的枪刀！保卫大四川，
保卫大中华，冲过长江下游的城堡！大时代到了，大时代到了！四川的儿女们，快拿
起我们的枪刀！
不妨略举数例，当可见四川之于抗战中国的特殊价值。
“七•七事变”次日，刘湘即以四川省主席身份电呈蒋中正，同时通报全国，呼
请全国总动员，一致抗日。8 月 7 日，刘湘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慷慨陈辞：“抗战，
四川可出兵百万，供给壮丁五百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在场蒋中正以下诸军事要
人皆受其感染，会议最后以起立与否决定抗战与否，与会者皆齐刷刷一致起立。在中
国及世界战争史上，如此行动空前绝后。只有深刻了解一盘散沙、军阀拥兵自重的中
国的人们才清楚，这种古代盟誓式规仪，对于中国战时军事领袖们所具有的特殊含义。
8 月 25 日刘湘发布《告川康军民书》，号召四川承担较其他各省都更重大的责任。
各路川军将领纷纷请缨抗战。刘湘本人于 1938 年 1 月殉国，死前留下遗嘱，语不及
私，“抗战到底，始终不渝，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这一段遗
嘱，很长一段时间在前线川军每天升旗仪式中被官兵同声诵读。
抗战八年，日本军队从未踏上四川土地，川军足迹却遍及中日战场，淞沪、徐州、
武汉、南昌、随枣、长沙、豫南、上高、中条山、浙赣、鄂西、常德、豫湘桂、湘西
诸会战以及滇西、缅北、印东战场，都有身材矮小却异常能吃苦死战的川军。英国女
记者阿特丽指出，西方军队常见的军事美观装饰，中国军队完全没有，没有乐队、鼓
手，更没有少女向他们献花和香烟。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纳尔逊认为，中国军队的毅
力无可超越，他们的忍耐举世无双，如果得到足够的粮食和精神的鼓励，他们将是世
界上最英勇的战士。脚穿草鞋、装备陈旧的川军乃是最典型的中国军队。四川曾将 300
余万子弟送上前线，长城内外，大河上下，长江南北，三湘以内，五岭之外，滇西缅
北都曾流遍四川“壮丁”血汗。中国诗人和歌者曾为这些身壮如铁而目不识丁的川娃
儿献上过衷心的礼赞。在此且略引几首壮丁之歌，以飨今人：
壮丁上前线
常任侠词张曙曲
东洋强盗野心狂，奸淫妇女抢钱粮，
占我们的田地，烧我们的村庄，
杀我们的父母，炸我们的工厂。
189
我们要拿起锄头镰刀，拿起炸药钢枪，
一齐杀上前去，把日本强盗都杀完！
我们是健壮的壮丁，满身有紫色的光芒，
我们要打东洋，保我们的田地，保我们的村庄。
我们要打东洋，保我们的妻子，保我们的爷娘。
打东洋！打东洋！杀尽强盗回家乡，杀尽强盗回家乡！
壮丁歌
欧阳山词贺绿汀曲
胸膛阔，胳膊粗，天生一付好身手，男儿志气高！
不做亡国奴！编成先锋队，边疆去守土，枪在肩，刀在手，杀尽敌人方罢手！
壮丁队歌
蒲风词居田曲
一二三四！一二一二三四！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我们团结得像铁的洪流，
我们都预备向前线冲。冲，冲，冲，冲出山海关，跨过大海东；我们，我们壮丁是民
族解放的先锋！
国民革命军第 41 军 122 师中将师长王铭章在徐州会战滕县保卫战中自戕殉国，
所率将士五千余人在 108 小时激战中几乎全部阵亡，滕县阵地化为灰烬。1938 年 6
月 15 日，成都十万民众在牛市口迎灵，8 月 30 日移至新都安葬。成都少城公园建有
王将军骑马铜像。
四川诗人徐士豪当年在《抗战日报》上写道：
现在再不用问谁的首领姓刘或姓孙……，
“百家姓”已给战火融成了一条心！
昔日相打的手现在握得紧紧，
全四川的枪尖只共支住这一个战争！
啊，战争！你们是为了战争才出川！
四川健儿生命的源流没有止穷！
流血吗，四川健儿可以不挂念，
这血的雨将要浇息敌人的凶焰！
死亡吗，这是四川健儿的家常便饭，
190
四川健儿的英灵还要保卫这江山！
四川健儿今天寻得最伟大的死！
四川健儿今天给四川留下最光荣的史！
四川健儿今天给国家做道最紧要的事！
四川健儿今天给人类写了最悲壮的诗！
不管我们的战争打到十年或八年，
不管我们的人马只剩一万或八千，
我们的四川健儿永远记住这誓言：强敌未灭，永不重返四川！
川军以阵亡 263,991 人、负伤 356,267 人、失踪 26,025 人，以刘湘、饶国华、
王铭章、李家钰、许国章、王澜波、李成烈等将领的殉国证明，他们是抗战中国不可
或缺的盐。
曾被誉为“模范父亲”的安县小民王者成，为其出征儿子王健堂送行时，竟在白
布锦旗正中写下大大的“死”字，左上方写有：“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
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
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1943 年，抗战最艰难的年头，国民政府军委会督令四川在一个月内征四万五千名
优秀青年学生远赴缅甸补充远征军，四川数百所大中学生“泣请从军”，十万青年远
征军如期奔赴前线，留下“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不朽壮词。
抗战八年，中国共支出战争费用 14,640 亿元（法币），四川负担约 4,400 亿元，
约占全国军费三分之一。1941 年至 1945 年，四川所收谷麦占全国征粮三分之一以上。
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兵工厂，先后为前线生产并输送了 320 万条步枪、8 万余门火
炮、8 亿 5 千万发枪弹、370 万个炸药包，75 万吨各类军用器材，四川生产的生丝、
猪鬃、桐油、茶叶大量出口，换取中国急需的军事贷款。
1940、41 年后，四川各地展开献粮献金献机运动，社会各界、三教九流涌现大量
动人故事。负责此项工作的安徽人氏冯玉祥将军多次由衷感动，称：“抗战以来，川
省出钱、出兵、出粮、出力甚多。本人数月经所各地，不论男女老幼，莫不热烈响应，
人人自动献金，爱国但恐后人，令人钦佩感动。此为四川之光荣，亦为我国前途之光
明。”蒋中正在《四川与对日抗战》一文中指出，“川省同胞，遵奉国家至上，军事第
一之要旨，忠诚奋发，同心戮力，以收动员人力财力之功。每年粮政兵力所负担之数
191
量均属甲于各省。输将慷慨，缴纳必先，丁选从戎，踊跃恐后。推而至于增产、运输、
募债、献金等一切有关抗战之工作，莫不有优良之表现。”
为配合盟国空军，先后在重庆、成都附近九龙坡、广阳坝、菜园坝、双流、新津、
邛崃、彭山、广汉、温江、德阳等地修筑和扩建了轰炸、驱逐、运输机场，近 200 万
民工参予了极为浩大艰巨的工程。数以万计的石匠、木匠、铁匠、泥水匠、砖瓦匠以
及担负炊事、运输、后勤、缝补、医疗的老人、妇孺，风餐露宿，栉风沐雨，肩挑背
磨，用最原始的工具，最土俗的办法，一锤一撬、一磨一碾、一手一脚、一吭一唷、
一汗一血打、炸、挖、辟、填出十数个军用机场。其规模之巨大，场景之壮烈，足追
两千年前秦汉万里长城和埃及金字塔，四川以古代奴隶劳动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为中
国和远东战场的文明胜利举行了让历史学家至今失语的奠基仪式。
1944 年 6 月 16 日，首批 60 架 B29 远程重型轰炸机从成都郊县各机场起飞，穿行
整个中国战场，横越黄海、日本海直接轰炸日本钢铁中心八幡，日本帝国第一次经受
来自中国本土的远程轰炸。此后半年间，从四川各机场起飞的 B29 轰炸机向日本本土
及其占领地共投下 3,623 吨高爆炸药。
三
自贡盐场历时千年，为中国著名盐都，是中国最大井矿盐生产基地。其产量自晚
清以来保持在全国产量五分之一以上。竺可桢曾亲临考察，“商店和井灶错处，连乡
带市延绵四十里有奇。游子初抵此者，闻各处盐井机械叮当之声，以为身入欧美工厂
矣。”日本先后占领华北和沿海产盐区后，以自贡盐场为中心的四川井盐产销量迅猛
提升，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管辖地区人口约二亿，按战时配给规定，每人每年用盐 10
斤，共需 2,000 万担。自贡及四川各地产盐则达 600 万担，占全国盐需求量近三分之
一。自贡盐税计达 21 亿元，占全国盐税四分之一，为国民政府最大税收之一。按当
时最低税率计，自贡每年征收盐税达 4,800 万元，若将此款项购黄谷，可购 1350 万
石（每石 150 市斤），折合碛米 14 亿 54 万斤，可以支持 40 个标准编制的陆军师一年
军饷，可供 270 军队一年军粮之需。
日本本土海岸曲折，盐产严重不足。明治以后，日本成为盐进口大国，日军对盐
资源的战略价值具有独特的体认。1940 年 11 月 13 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支那事变
处理要纲》，决定对以重庆为陪都的四川抗日大后方“实行长期大持久战”，实施远程
战略轰炸。1941 年 5 月，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门发动第五次大规模内地轰炸，第二期目
192
标即对四川“自流井制盐所”实施“盐遮断”专题目标轰炸。
1939 年 10 月 10 日，日军 27 架零式轰炸机对自贡进行“双十无差别轰炸”。投掷
炸弹和燃烧弹共 113 枚，炸死 101 人，炸伤 125 人，炸毁房屋 185 间。国民政府为改
善自贡地区防空力量，1940 年初从重庆调出装备德式 75 口径高炮的高炮营，取代捷
克造高炮营，直接驻防自流井盐场磨子井附近山上。
抗战八年，自贡盐业生产一直坚持不辍，成为四川抗战大后方一个坚固的堡垒，
一排排盐井支架如同誓死如归的士兵，透显出独特的气概。1942 年、43 年，自贡盐
业投资购造“盐 2 号”、“盐船号”飞机二架，学生购“青年号”飞机一架，1944 年，
西场盐商余述怀捐资 1000 万元，东场盐商投资 600 万元，蜀光中学师生捐款 17 万元，
该年献金总计达 1.2 亿元，金戒指 800 枚，金手镯 100 枚，布鞋一万双，按当时城市
人口 23 万计，人均捐资 500 元，相当于八口之家的盐工家庭一月的收入，为全国最
高纪录。
重庆本是四川省乙级市，南京沦陷后成为中国战时首都，中国抗战政治、军事、
外交、经济和文化教育中心，太平洋战争后又成为反法西斯盟军暨世界民主统一战线
东方指挥中枢。
根据日本天皇裕仁意旨，日本军部曾制定“大陆令第 241 号”、 “大陆令第 345 号”、
“大陆令第 925 号”、“大陆令第 1252 号”作战令，将重庆确定为“敌国战略及政略
中枢”，确定为“航空战略轰炸”，为五期五年半，史称“重庆大轰炸”。
日本曾再三公开声称，对重庆实施“战略轰炸”、“政略轰炸”、“地毯式轰炸”、“疲
劳轰炸”、“密集轰炸”、“轮番轰炸”、“月光轰炸”、以“消灭敌国最高统帅和最高政
治机关”并“直接轰炸市民”，造成重庆“上下震撼，极度恐怖”而崩溃投降，以尽
快解决“中国事变”。
重庆各界上至元戎、国共两党领袖、各界名流，下遍黎庶，以及各国驻华外交、
新闻、教会、商务和旅游人员，居无宁日，行无坦途而同仇敌忾、相濡以沫，上演了
一部旷日持久、空前绝后、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史诗。
1939 年 5 月 3、4 日两天，德国入侵波兰、欧战爆发前 4 个月，63 架日机首次大
规模轰炸重庆，共投炸弹 176 枚、燃烧弹 116 枚，炸死 3,991 人，炸伤 2,287 人，炸
毁房屋 4,871 栋，创下人类战争史上空中屠杀一次逾 5,000 人的空前纪录，世界舆论
哗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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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目睹了这场空前屠杀后，写
下《惨目吟》：
五三与五四
寇机连日来
渝城遭惨炸
死者如山堆
中见一尸骸
一母与二孤
一人横腹下
一人抱右怀
骨肉成焦炭
凝结难分开
呜呼慈母心
万古不能灰
老舍与胡风、梁实秋、宋之的、白修德、韩素音等中外作家共同经历了“五•三、
五•四”大轰炸、经历了与重庆市民彻夜奔逃的灾难后，发现了一种新的精神在复活：
没有哭啼，没有叫骂，火光在后，大家静静的奔向公园。偶然有声高叫，是服务
队的“快步走”，偶然有阵铃声，是救火车的疾驰。火光中，避难男女静静的走，救
火车飞也似地奔驰，救护队服务队摇着白旗疾走；没有抢劫，没有怨骂，这是散漫惯
了的，没有秩序的中国吗？像日本人所认识的中国吗？这是纪律，这是团结，这是勇
敢──这是五千年的文化教养，在血与火中表现出它的无所侮的力量与气度！
次日，在一片烟山火海中，国民政府行政院议决并呈请国民政府颁令，“明定重
庆即行升格为行政院直辖市”，以回应日本摧毁中国抗战决心的毁灭性轰炸。
1940 年 5 月 9 日，素以酷爱独立、自由称誉世界的欧洲最强大的民主国家法兰西
共和国，在纳粹德国战争机器仅仅六个星期的进攻后便可耻地投降、任由首都巴黎可
耻地陷落 35 天前，重庆临时参议会通过议案，呈请行政院转呈国民政府及国防最高
会议：
重庆为战时首都，成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之枢纽者，三载于兹；且今后抗战胜利，
亦必预计其为西南建议之中心，并得在历史上成为千秋万世永值纪念之名城。因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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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政府明令，定重庆为中华民国永远之陪都。
经受了三年狂轰滥炸和南京汪伪叛逆政权强大冲击的重庆，已成为战斗中国名符
其实、坚不可摧的战时首都。为循名责实，从法理上确认重庆的历史地位，国民政府
再次起动国家法律程序，令颁“明定重庆为陪都”：
四川古称天府，山川雄伟，民物丰殷，而重庆绾毂西南，控扼江汉，尤为国家重
镇。
政府于抗战之始，首定大计，移驻办公。风雨绸缪，瞬经三载。川省人民，同仇
敌忾，竭诚纾难，矢志不移。…树抗战之基局，赞建国之大业。战时蔚成军事政治经
济之枢纽，此后更为西南建设之中心。兹特明定重庆为陪都。
重庆抗战首都既为国民政府议决，更为日寇的轰炸和重庆人民的精神所奠定。时
人于此曾多所论列，此谨略取三则，以飨今人：
中国的潜力是不可测的，重庆的潜力也是不可测的。过去，外来人看到重庆，那
种小上海式的奢靡，都说这里并不像一个能够吃苦的抗战首都。到今天，外来的人又
在表示惋惜，说重庆城一片废墟，这种凄凉，在前方也并不多见。伟大的重庆代表着
独特的中国作风，他在默默地忍受着一切的灾难。现化代的武器虽然可以摧毁气候、
沙漠、海洋、山岳四大天险，却摧毁不了在死中求生的决心与意志。
四方仰望着的重庆，实在已逐渐成为中国的心脏与脑髓，堪为中国的政治、经济、
文化的中心地带。陪都是一个巨大的电池，如果指挥得法，他可能吸引着四万万五千
万人民的思想，感情与意志，将他有强力的电波，指挥着全国。两年来的大轰炸，好
像是有意给陪都一个试验。肉眼看不出的潜力，习俗中找不出的坚毅，都在全世界的
隆重赞叹声中，走上了命定的光荣之途。重庆带上了伟大的花冠。
所有的中国人注视着它、所有的中国人向往着它，这是我们无可再退的堡垒、这
是我们的耶路撒冷。
从世界地图观之，四川向东南可通往太平洋，向西南可通往印度洋，向西北可通
往欧亚大陆，包括太平洋、印度洋及中亚大陆三方人力之物力，咸幅辏于此。著名史
地学家张其昀从中国和亚洲战局出发，概述重庆的战略地位为：“以四川为中心，以
西北诸省为左翼，以西南各省为右翼，西南、西北两大国际路线，均以新陪都为其总
枢纽。”
1941 年 6 月 5 日，德国入侵苏联前 17 天，日机持续轰炸重庆达 300 余分钟之久，
195
酿成死伤人数逾 3,000 人的“大隧道窒息惨案”，震惊中外。
1941 年 8 月 30 日，日本海军战略轰炸司令兼第三飞行团团长远藤三郎少将亲率
27 架轰炸机，低飞席卷式轰炸南岸黄山蒋介石官邸“云岫楼”，几乎一举消灭正在召
开重庆军事会议的中国国家元首和各战区长官、参谋长。
1941 年 12 月 30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22 天，在曾数度一片火海、断壁残垣的
民族路、民权路和邹容路三条主干道义叉中心，修起一座蜚声中外的木质纪念建筑物，
公议定名为“精神堡垒”。“精神堡垒”通高七丈七尺，取“七•七”抗战之意，顶端
中央安置一口大瓷缸，内贮燃油、棉条，每遇重大集会，即倒入酒精点燃，焰火熊熊，
象征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浩然正气。
中外众多人士正是从日本狂轰滥炸的重庆看到了中国的精神和力量。1940 年 8
月 19 日、20 日两天，日机对重庆进行了最肆虐的“地狱式轰炸”，蒋介石在南岸黄山
远眺火海中的重庆时，感叹重庆市民“徒凭满腔热忱与血肉，而与倭寇高度之爆炸弹
与炮火相周旋，于今三年，若非中华民族，其谁能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各国首都中，重庆成为最早、最久、最多的远程战略轰
炸目标，成为取消了前线与后方、交战人员和普通民众之间界线的“无区别轰炸”的
滥觞，成为战争手段和战争哲学恶性转变，远程运载工具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结合，
将整座城市作为人质和对象的毁灭性恐怖轰炸的开端。这个开端，清晰地通向德军轰
炸伦敦、英军轰炸柏林、美军轰炸东京、原子弹轰炸广岛、长崎，以及战后各次战争
中同类手段和同类性质的远程战略轰炸，及至 2001 年 9 月 11 日国际恐怖组织对美国
纽约世贸大厦的劫机轰炸等“空中屠杀”，它们都与“重庆大轰炸”有战史逻辑继承
关系。
“重庆大轰炸”与“南京大屠杀”一样，是日本军国主义严重越出人类战争(包
括侵略战争)基本界限，极端野蛮、特别残忍的战争行为。“重庆大轰炸”对人类战争
性质和战争手段的演变升级则更具有启示录式的影响。
如果没有选择重庆，而是选择西安、洛阳一类西北平原城市和历史古都作战时首
都，中国能否坚持八年抗战，中国会否再次亡都至于亡国，从而改变中国、东亚乃至
世界战时格局和战后前途，实难论定。
一言以蔽之，重庆作为中国战时首都，是因缘巧遘，得天独厚。
著名时评家徐盈在《重庆──世界与中国的名城》一书中写道：
196
这个首都，在抗战中，爬上了东亚政治的最高峰，开罗会议是到了荣誉的顶点。
国际人士来的，一天比一天多起来，重庆的国际性一分一分地更形加浓，一切评论的
对象，都集中在中国的代表者──重庆。
1946 年 4 月 30 日，国民政府颁布“还都令”，定于 5 月 5 日还都南京，其辞曰：
国民政府前为持久抗战，移驻重庆。八年以来，……国土重光，金瓯无缺。…回
念在此八年中，敌寇深入，损失重大，若非依恃我西部广大之民众与凭借其丰沃之地
力，何以能奠今日胜利之弘基？而四川古称天府，尤为国力之根源；重庆襟带双江，
控驭南北，占战略之形势，故能安度艰危，获致胜利，其对国家贡献之伟大，自将永
光史册，弈叶不磨灭。
1946 年 10 月 10 日，《世界日报》载文引述国民政府当局决议称，“重庆市为战时
首都，抗战八年中，为战时政治经济之司令台，在任何危疑震撼的局势下，重庆始终
屹立不动，成为抗战精神的堡垒。”政府“感于重庆对国家的伟大贡献，和将来所处
地位的重要，所以在抗战胜利前夕，即明定重庆为永久陪都，以示国家重视重庆之至
意”。
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重庆成为第一个在决定人类命运的世界性决战中始终站在
正义、民主、自由、光明与和平一方，并享有崇高国际声誉的伟大城市。
埃德加•斯诺在《为亚洲而战》一书中写到他对日机轰炸下的重庆的观感：
日本已经作了十次空袭，投下了好几万磅的有高度爆炸力的炸弹和燃烧弹，但它
不能毁灭这个首都的精神，那已经是很明白的事情了。轰炸在中国人的脑子里唤醒了
一种重建中国的决心，比敌人能够毁灭的还要快。
美国记者白修德、贾安娜在《中国的惊雷》一书中写道：
1939 年至 1941 年间，重庆的脉膊里，跳动着战时全民族的力量。使重庆成为伟
大，而把各种各样的男女融合成为一个社会的是重庆大轰炸。
1942 年 6 月 15 日，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爵士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对英国民众发表
广播演说，盛赞重庆的伟大：
自日本开始进侵中国，迄今已有五载……中国仍屹立不移，足以象征中国不屈不
挠的意志和决心之重庆，乃成为全世界各地家喻户晓之一名词。为各自由民族而言，
重庆乃联合国家所有振奋精神之象征；为独裁者而言，重庆乃无数民众甘冒危险忍受
痛苦不接受侵略之束缚之象征。重庆直可与世界上任何城市比较而无愧色，重庆之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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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世界理想中之一项事物，实足无异。
1942 年 7 月 7 日中国抗战五周年纪念日，英国首相丘吉尔代表英国政府和人民致
电重庆人民：
五年中有四个寒暑，中国实际上是单独抵抗侵略，单凭着它的人力和不可征服的
精神，对抗侵略者的军队飞机的进攻。中国没有强有力的海军和空军，可是它却经历
了足有五十个敦刻尔克而仍然坚定不移！
1944 年 6 月 20 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抵渝，罗斯福总统特地委托携带一幅
精美卷轴赠与重庆人民，内书颂词，对重庆人民在大轰炸中表现出的坚毅精神极尽赞
誉之辞：
我谨以美国人民的名义，向重庆市赠送这一书卷，以表达我们对英勇的重庆市男
女老幼的赞美之情。
在空袭的恐怖中，甚至在这种恐怖尚未为全世界所知悉的日子里，重庆市及其人
民一直表现出沉着和不可征服的气概。你们的这种表现，自豪地证明了恐怖手段决不
能摧折决心为自由战斗的人民的意志。你们对自由事业的忠贞不渝，必将激起未来一
代又一代人的勇气。
1946 年 4 月 25 日，蒋中正在成都军校告别四川各界代表，并即席发表讲话：
辛亥革命，实际上可说是由四川开始。因为武装革命起义，是由于四川发生了路
政风潮而产生的，于是满清帝制由此推翻。中华民国亦以此建立。到了此次抗战开始
以后，政府建都重庆，以四川为抗战根据地，……经过八年的艰苦奋斗，终于获得最
后的胜利。
这位浙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与川省各界依依惜别时，
强调“一定要使我们四川每个同胞都能蒙受其福利，把握目前大好的建设时机，发挥
我们伟大潜力，来建设新的四川，成为我们中国的模范省”。
四
包括蒋中正在内，包括 7,000 万四川人在内，谁都没有想到，短短三年时间，领
导并坚持了八年抗战的国民政府竟然由于种种原因（包括苏俄红军出兵中国东北等国
际事变），成为国共内战的输家，四川成为中国国民党失去大陆的最后“苴国”。四川
军事实力派人物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罗广文、陈克非等人纷纷弃国民党投共产
党，向新党新领袖新政权输诚。短短一百余天，维持了中国抗战基局的四川，改天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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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江山易帜，又一种命运降临其上，四川仍然要作中国的盐。
1949 年 12 月 10 日，蒋中正与蒋经国乘“中美号”专机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腾空起
飞，永远离开大陆，在巴蜀大地上空留下两行文字：
艰难革命成孤愤，挥剑长空泪纵横
巨大的历史反吊接踵而至。
正因为四川是抗战大后方，重庆是中国的战时首都，正因为蒋中正和国民党赋予
四川以“抗战建国复兴根据地”的历史地位，正因为四川在中国抗战与世界二战中有
如此显赫如此凝重如此不可磨灭的贡献和牺牲，作为中国国民党和蒋中正的死对头并
在苏俄扶持下夺取了全国最高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就要以同等的力量、相反
的意欲和对立的目的，尘封、铲除、毁灭抗战四川的一切痕迹，赋予另一种景象、符
号和象征物。这种隳坏前朝衣冠宗庙的手法未必代表中国先秦以来尊重“忝离之悲”
和“兴灭继绝”、“补敝起废”的儒家道统，却符合中国历史“成王败寇”、“改朝换代”
的法家惯例，尤其符合来自万里之外的莫斯科输送的“新”的国家观、历史观和世界
观，这是无情却难予抵御的二十世纪中叶的世界性新型历史铁则的逻辑，这是中国自
辛亥革命以来亟欲避免却最终坎陷于斯的浩劫式宿命，这是中国现代命运犁庭扫穴式
的变形记，——四川继续成为中国的盐，而其味已苦涩不堪。
▲1946 年 12 月 31 日，中国唯一一座全国性“抗战胜利纪功碑”在重庆民权路广
场原“精神堡垒”旧址动工，其碑文由四川省长张群撰写：西南古为神州奥区，四川
尤称天府。战时既已为国家力量之中坚。……以西南之财富弼宗国家繁荣。国于天地，
必有与立。后世史家，循流溯源，深究中国复兴之故，将知四川重庆之于国家，实不
止于八年之献效已也！
1950 年，“抗战胜利纪功碑”被更名为“重庆人民解放纪念碑”。这一涂改式“行
为艺术”标志着重庆作为中国抗战首都、四川作为中国抗日大后方总根据地的历史开
始被另一种历史观遮蔽。
▲1944 年 7 月 7 日， “七•七事变”七周年纪念日，由著名雕塑家刘开渠设计的“川
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在成都东门城门洞落成。成都市民称之为“无名英雄铜像”，
一名年轻川军，草鞋、绑腿、短裤，胸前悬挂两枚木柄手榴弹，背上插着一把大刀、
一只竹编斗笠，斜挎军用背包，手中紧握一支亮开刺刀的汉阳造老套筒步枪，身躯前
倾，正出征冲锋……。这尊象征 300 万川军保家卫国的铜像在天下易手之际作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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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党兵痞”的“反动遗迹”被销毁。
▲宜宾小镇“李庄”曾以三千居民之力，容纳了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央博
物院、中国营造学社、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共一万二千流亡师生，傅斯年、梁思成、
林徽因、童第周、李济、陶孟如等著名学者云集于斯，被誉为“中国文化的折射点，
民族精神的涵养地”。1950 年，主持这项抗战学术、教育迁驻事宜的罗南垓（国民党
南溪区党部书记）、张官周（南溪区区长）和杨遂辉（李庄镇镇长）在“土改”运动
中被以“反革命”罪镇压。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 1943 年因公殉职后，国民政府曾举行国葬，延安中共中央
曾发表唁电，称这位年高德劭的“国府主席林公，领导抗战，功在国家”。1946 年 4
月 21 日，著名雕塑家王临乙主持塑造的林森铜像在重庆荷花池落成。1958 年，该铜
像在“大炼钢运动中”中被销融。1966 年，林森墓被炸开，其遗骸遗物被焚烧洗劫一
空。
▲1939 年“五•三、五•四”大轰炸后，中国空军为拱卫战时首都重庆血洒碧空，
重庆南山曾辟地安葬 200 余名空军阵亡飞行员。历经韩战、肃反运动、人民公社化和
文化大革命。这片被当地人称为“空军坟”的抗战圣地，所有墓碑、棺木、遗骸、坟
茔早已茫然无存，惟荆棘丛生、荒冢垒垒、满目萧睹……。
▲上世纪六十年代，根据“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政治需要，四川文艺单位
创作了《抓壮丁》，专拣四川方言的滑稽、尖酸、刻薄，对 300 万四川抗战壮丁极尽
丑化、挖苦、侮蔑之能事；四川美术学院则创作了大型泥雕《收租院》，把四川抗战
地方实力派描绘成恶魔式的反动派，地狱般的“地主庄园”的吸血鬼。
▲韩战初期，二十余万国民党“起义”川军首批开赴北朝鲜，承担最苦最累最危
险的运输辎重任务，近四万川籍“志愿军”喋血异国，再次高居中国阵亡军人之首。
最负盛名的“抗美援朝”英雄邱少云、黄继光即是新中国川军的代表。其后 1962 年
的中印之战、1979 年的中越之战，四川军人都是战争第一线的主力。
▲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公司，曾为国民政府、工厂、学校、新闻机构西迁作出巨大
贡献，先后将六十余万川军和大量物资送上前线，在“宜昌大撤退”中，曾演出被誉
为“东方敦刻尔克”的悲壮史诗，120 余名船工为国殉难。1952 年 2 月 8 日，卢作孚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黯然遁世，其骸骨长年埋在南岸一处不为人知的荒山野岭
之中。
200
▲1943 年 1 月中美签署《中美合作所协定》，经罗斯福总统和蒋中正先生批准，
直接隶属于中美两国最高军事统帅部，美国海军中校梅乐斯和中国军统局长戴笠分任
主任。设有情报组、气象组、心理组、军事组和秘密行动组，建立了 165 座气象台、
通讯电台和观测哨，为美军在太平洋轰炸日本本土提供大量重要军事情报，其中包括
美国空军击落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座机的气象和军事情报。二战结束，美军方在
一份报告中称中美合作所“成为美国太平洋舰队和在中国沿海的美潜艇攻击日本海军
唯一的情报来源”。1946 年 1 月，抗战结束后，中美合作所即行解散。
1950 年韩战爆发后，新政权组织创作《在烈火中永生》、《红岩》等文艺宣传品，
煽动抗美、反美、仇美，以服务于“冷战”时期苏联的世界革命战略和中共向世界输
出地下斗争和武器起义革命的需要。中美合作所被定为“美蒋罪行”、“中美合作所大
屠杀”展览馆。
▲1960 年 7 月 1 日，中共四川省委一纸命令宣布四川省粮票作废，四川老百姓节
衣缩食积攒的 4,800 万斤粮食化为乌有。其中大部分上调北京，宝成铁路通车前边远
地区的“死角粮”，是从万县等地调了 18 万民工肩挑背扛运出去的。1960 年底四川人
口为 6,236 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 1957 年四川人口为 71215.7 万，
加上三年中人口自然增长数字，四川在 1960 年饿死人数达 1,000 万以上。从 1961 年
到 1962 年，四川发动“新三反”运动，又饿死 200 多万。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
从未因此受到任何法律惩处，从 1958 年开始即跻身中共政治局，与上海柯庆施同为
文革前最令人瞩目的政治人物，最后官拜“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死后被封为“久经
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
▲文化大革命中，四川重庆、成都、宜宾、沪州、万县、涪陵、自贡等地发生大
规模造反派武斗，除飞机外，坦克、大炮、军舰、高射机枪等重型常规武器都被使用。
重庆沙坪坝区沙坪公园内“文革墓”一处就埋葬“8•15”派武斗死难者 411 人。四川
武斗之惨烈残酷，规模范围之广泛，时间之持久，足可称为一场“内战”。其主要原
因在一，四川一直被当作国民党“老巢”，蒋中正反攻大陆的“根据地”，在历次政治
整肃运动中反复清算、批判、镇压，各种冲突、仇恨、冤屈极为深重；二，作为中国
主要粮仓的“天府之国”，竟然由于一名江西人的野蛮统治饿殍遍野，这种饥饿和死
亡记忆总会以某种方式变形为暴力和杀戮；三，李井泉主政期间，四川作为“三线建
议”重点省区，接纳了大量军事工业和核工业项目。这些负有神秘使命的项目，布局
201
于远离“美帝”、“苏修”、幅员辽远、资源雄厚的四川，使之成为“世界革命”、“世
界大战”和“核大战”的后方基地。这些项目除加剧了四川人民各种负担外，还留下
巨大的隐患。
五
当年国民党主持的国民政府把四川建为抗战大后方，毛泽东们依照自己的历史逻
辑，因为另样的战略需要，再次将这“天府之国”辟为他们更为“伟大”、“神圣”的
战略后方。
有两座雕像立在成都城内，象征着这座古老的文化名城离奇而荒唐的现代历史。
刘开渠 1943 年设计的孙中山铜像座落在成都最繁华的商业街衢春熙路中间，四周色
泽浮艳不堪。这名中华民国缔造者绝对想不到，他会坐在川西平原一条全是红男绿女、
烟花柳巷般的市井中。他背后是一幅巨大的健身广告，一家名为“洋葱头”的“快餐
店”和“韵露美发”发廊直接横在塑像上方。孙中山神情凝重，手执《建国大纲》，
万般无奈地坐在那里，像早已掉价的古墓一样落寞。
毛泽东巨大的水泥塑像则占据着成都老皇城的中心，依然挥手而立，不可一世。
文革结束，各地毛像毁存与否，多少反映出不同的政治倾向。四川虽曾有赵紫阳主事，
有“要吃粮，找紫阳”的名谣，但其前任与后续皆为庸人，根本缺乏拉倒毛像的勇气。
孙与毛两尊雕像，真实不虚地象征着四川在精神上的变形沉沦，象征着天府之国
与整个中国一样，还在历史破晓之前的黑暗中，同时指证着四川在二十世纪两种身份
荒诞交织、善恶纠缠的命运。
稍具历史感的人们都不难看出，在孙、毛之外，真正直接影响和改变了四川命运、
赋予四川以天下兴亡使命的人物，连同他所领导的抗战及其遗迹、符号、废墟，至今
从成都和全四川消失殆尽。从孙到毛之间一个巨大的存在的消失，意味着八年抗战的
虚无化，这与广州“黄埔军校”、南京“总统府”至今基本完好且恢复旧制，形成古
怪的对照。其原因不过在于，毛可以在孙那里获得某种含混的合法性和继承权，却不
可能在蒋这里获得其所需之物。蒋一生反苏反共，其抗日目标之一，即在于避免使中
国沦为任何外国、尤其苏俄帝国的附庸、尤其是精神、道德、意识形态上的附庸。孙
的某种乌托邦建国理想，可为毛式专制独裁提供历史根据，而蒋比孙更偏重中华固有
传统、尤其中华道德、伦理对于现代中国的首要意义，这也为毛式无法无天的唯物主
义所拒斥。
202
四川的命运是中国二十世纪整体命运一个悲剧性的缩影。中共这一特殊的政治－
军事－经济－意识形态形态集团具有历代王朝完全不同的国家观和世界观，与从孙中
山到蒋中正的中国国民党的历史道路也大相径庭。对于中共政权，中国所有人民、土
地、资源统统都是工具，在毛时代是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党内斗争的工具，在邓时
代是经济发展和国家式市场经济的工具，四川与其他省份一样，不过是有其特殊功用
的工具而已。
请注意，恶性统治四川多年的李井泉，其主要政绩便是“积极领导清匪反霸、土
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大搞水利建设，重修都江堰，大力发展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
事实上，四川是历次政治运动为害最烈的省区。六十年代，四川成为所谓“三线建设”
的大后方，即竭国之力以逞毛泽东们“反帝反修”、“世界革命”、“世界大战”的好战
本性，充当其穷兵赎武的战争工具。“改革、开放”三十年，四川为东部沿海各省提
供了最大规模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和国内市场。1989 年“六•四血案”后，三峡水利
工程强行上马；1997 年，重庆从四川剥离，另成“直辖市”，以确保三峡工程各种需
求。2,000 年后，江泽民提出“西部大开发”发展战略，四川成为中国的能源基地，
以李鹏为首的中国水利强势集团名正言顺地对四川巨大的水利资源开始实行垄断－
掠夺式开发。
2000 年 10 月 20 日在成都召开“中国西部论坛”，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周永
康对“极具创新精神、富有远见卓识的专家学者、企业家和政要们”保证，“中国西
部必将插上腾飞的翅膀，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面前，……所有西部人民将永远铭
记你们的关注和支持”。“西部大开发”从此正式成为江式“新政”盛极一时的宏大叙
事。岷江首当其冲。“中国华能集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众多反对、抗议，悍然
在举世无双的都江堰上方破土动工，其蛮横、邪性、野蛮和无耻，标志着东方最雄险
最激湍的山水开始遭受噩运。在这片云横雾纵、天地氤氲的山水之间，另一套旗幡，
另一类角色，另一类哲学开始入侵，这是毛式天字第一号的气概、雄心、宏图，这是
邓式天字第一号的硬道理、黑猫白猫、翻几番，这是江李天字第一号的规划、预算、
钢筋、水泥、高堤、大坝，这是征服了中国人并且要继续征服中国自然山水所仗恃的
“空前绝后”、“史无前例”、“翻天覆地”的东方彻底唯物主义无神论狂徒们的天字第
一号的理论体系和战略思想的狂想曲……
他们在岷江主流一口气修筑近十座大型水库，又在其支流一口气修筑几十座中型
203
水库，他们同时要在金沙江、雅龙江、嘉陵江修筑更多大坝。参予这项“二十一世纪
历史性创举”的高官、经济学家、战略设计师、财界巨子、金融大亨和智囊人物，没
有一个人真正开悟到李冰父子两千两百多年前那万古流芳的伟大哲思：深淘滩，低作
堰，乘势利导，因时制宜；没有一个人心怀对西部河山的敬畏和谦卑发出过值得一听
的告诫；更没有一次属于东方、属于中国、属于这片壮丽河山的仪式，以祭祀天地，
禀报祖灵，昭告天下，让原本深谙天人感应之道的国人重新领略一次参天地、通人神、
贯古今的苍茫体验，让狂傲、虚骄、利欲熏心、不知天高地厚的现代迷狂者们参悟一
个亘古不易的常理：你们都是自然之子，在无限而永恒的自然法力面前，包括毛泽东
一类敢于“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而又唯恐神女有恙的狂人们，连同他们“当
惊世界殊”的丰功伟业，都是极其涉小短暂的海海一栗，都注定要湮灭在我们不朽的
行吟诗人早在一千多年前就赞颂不已的创造大法中：尔曹名与身俱灭，不废江河万古
流！
事实上，从 1949 年开始，在新政权新统治集团的国家意识中，四川就不仅仅是
一个自然－地理和人文－历史概念，而是一个具有特殊战略意义的后方“基地”，一
个因其土地、人口、资源的巨量份额而可以充任某种国家性、世界性战略工具的省份，
——除了继续作“中国的盐”，四川不可能有另外的命运。
六
公元 2008 年 5 月 12 日发生在四川西北部的大地震，再次凸显了四川作为“中国
的盐”的真实身份。
即使缺少现代地质学、地震学的专业监测技术，仅仅凭直观就可知，这一片孕育
着大自然神秘力量的空间，苍海桑田的节律演变从来没有被任何恒定不动的停滞状态
所取代。在世界各大河域中，只有这一片土地，同时奔流出两条大水，落差如此之高，
沿途高山峡谷，气象万千。它们唤起的感受，自古以来就为中国诗人、歌者、画匠外
师造化的万古泉源。李冰父子创造的不可思议的世界水利奇观及其高深哲思乃是中国
人与这片神奇山水之间唯一契合不韪的感应之道。
从 1949 年以来，受新政权新制度改造中国以作世界革命工具这一根本狂谬战略
思想刺激，从毛泽东“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到华国锋“洋跃进”，中国工业化、
现代化的国家指导思想，从未得到真正的反思、清算和矫正。三十年经济建设并没有
否弃毛式共产主义国家发展观，而是更带灾难性地不仅在统治集团、而且在整个民族
204
和全社会中，推行唯物论，刺激物质、肉身欲望，实行竭泽而渔的现代化。四川西部
拥有的巨大水利资源自然成为攫取巨大利润的对象。从制度到内心的任何约束、戒惕
都早已被驱除，民间各种环保机构的能耐和声音如此微茫，亿万年天造地设的河岳川
流，亿万年栖息于斯的无量生命，以我们永难知悉的感受和姿态，开始变形，沉潜，
发作，惩罚。
一位安徽闻人问我，这次地震要是发生在京津或江浙上海一带，将是什么景象？
实话说，无法想像，那小桥流水、曲径通幽的江南水乡，虽也有“扬州十屠”和“南
京大屠杀”，到底出于异族入侵，乃是赤裸裸的战争之祸。不能想像，风流温柔、富
甲天下的人间天堂，莺歌燕舞、语软色艳的锦天绣地，一旦天崩地裂，会是一幅何等
香销玉殒的凄凉世界。
不，上苍损补毁成，自有其意。如前所述，四川地处青藏高原、秦岭巴山、云贵
高原，长江天堑合抱之中，汶川、北川所居的龙门山是早有 1933 年有案可查的地震
断裂带，川西众多“海子”、瀑布的绝美景观，正是地壳造山运动的作品。此处发生
八级地震，乃是地质演变之必然，不足为奇。
众多海内外专家已反复认证，四川地震固因自然变迁所致，但数十年间在长江中
上游“改天换地”，大量修筑足以影响和改变地质结构的基本设施、国防基地和水利
工程，大量污染、亵渎、侵蚀和破坏自然环境，不知节制地垄断、侵凌、掠夺和蹂躏
自然资源，也是引发这次天灾的不可推卸的人祸。
从长江三峡大坝到紫坪铺水库，从“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毛式狂妄，
到不顾生态、环境、地质后果和国防安全乃至整个长江中下游数亿民众生死存亡的李
氏集团“功在当代，利被万世”的好大喜功，四川从东徂西，千里川江大坝横行，水
库高悬，纵有黄万里、李锐、王维洛等有识之士的谲谏抗议警告，仍然我行我素，而
亿万川渝父老，竟完全无力无权无缘对此攸关其祸福生死的功罪利弊置喙。
让国人难于承受的，是成千上万中小学生葬身“豆腐渣”工程，这些初长成的“人
芽芽”以如此成建制的规模，以如此惨绝人寰的形态，以如此忤逆天道人性的结局，
蹈破了盛世的神话。这是《启示录》都未曾记载的凶兆否象，人类死亡谱系中未曾镌
刻的哀恸至极的篇什，饱经浩劫奇变的中国未曾遭逢的苦难。这成千上万在几十秒钟
同时进入黑暗的花朵般的眼睛和心脏，将永远逼视中国，永远叩问中国。穷尽一切汉
语词汇，中国在这成千上万稚嫩美丽的生命之丧面前，将永远失语。
205
不，四川大地震若发生在东部沿海，其情形和后果将大不相同。也许会有同样数
量、甚至更多的生命消失，也许会让帝国的精华地域和精英人群遭遇前所未有的震摄，
也许导致某些直接的社会突变甚至最高权力格局的消长演变，但发生在“天高皇帝远”
的西部边陲的四川大地震所已经垂降的意蕴，仍然如同七十年前四川忝为中国抗战总
根据地一样，远非钟鸣鼎食的东部中国可能发生的启示所可比拟。
天使般的少年幼童在一刹那间的集体殒灭，其直接肇因，极为粗鄙简括：校舍工
程发放、承建和中间方以次充好、偷工减料以及各种降低成本扩大利润的手法。无论
以良心、道德、法律、经济、社会的名义，无论需要多少环节，都一眼可以望穿这旷
世未有的罪孽那极其邪恶而露骨的源头：当一个民族先被政治搅肉机、后被摇钱树征
服后，天下任何伤天害理的事，都变得异乎寻常的简单了。
经历了那么多不幸、苦难和罪孽后，中国仍然远远没有告别荒诞和悲剧。君不见，
犯下如此令人失语罪恶的人们，不过是地方建设、教育当局的腐败小官吏，四处受盘
剥敲诈的小包工头和建筑商，他们不过是这个庞大等级社会和官僚帝国里完全不起眼
的小人物，他们与死难者们本有世代难分的乡亲血缘关系，如今他们成了人神共愤十
恶不赦的罪犯。而数十年来领导、管理、教化他们的大人物们，绝对干净安逸尊严地
生活在从小人物们直接造就的废墟到帝国首都之间大大小小的繁华都市里，没有任何
良心不妥，更无任何麻烦责任临门。
让国人难于释怀的是，由毛泽东、李井泉、邓小平、李鹏们在四川不受任何置疑
谋划布置的核设施、水利工程，一旦发生泄漏或坍塌，其后果不堪设想。毛泽东所作
昆仑一词，“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人或为鱼鳖”，所指不正在
四川大地震一带！
都江堰等两千两百七十余年的建筑被损，强烈地象征着中国历史前所未有的危
机。由此引发的震撼直达半个亚洲这一纪录表明，由于 1949 年后公然推行无神论和
唯物论而造就的虚骄狂妄，由于亿兆人众在精神上的贫乏和物质上的唯一活路，由于
斯大林－毛泽东式的共产政权以“赶超”、“强盛”、“世界第一”、“东方崛起”为宗旨
的现代化国家哲学，由于内战、冷战以来上升为国家制度核心价值的“世界革命”、“世
界大战”和改革开放以来拒斥现代普世价值的专制主义与民族排外主义的联姻，由于
1989 年“六•四”以来专制之局顽固拒绝对历史和现实负责而僭取巨大经济红利所引
发的礼崩乐坏和人伦道丧，中国正面临空前危殆而峻急的又一次浩劫。
206
汶川、北川、映秀、青川、都江堰等处校舍坍塌，何止是不法官员、承包商和修
筑公司天良所丧（就连如此天理难容的劣迹，还有建设、教育、民政等主事机构为之
开脱），人心至此，犹三尺冰冻，从毛到邓到江，视人类良知若粪土、诲权诲利，为
政不廉，为富不仁，上有所好，下必趋之。地震豆腐渣工程，其道德源泉概从中南海
出，其卑劣污秽，早遍于九州大地。质言之，此次地震伤天害理的小官小商小吏，与
京、沪衮衮高官权贵巨贪之间，实在小巫见大巫。我们将又一次目睹礼不下庶民、刑
不上大夫的专制表演。
四川地震，远非三十二年前唐山地震可比。以死亡人数比，唐山地震数倍于四川
地震，前者在毛式暴政下，其真相至今不为人知，并将永远尘封。那次集体死亡，迹
近一次暴秦式人殉陪葬的现代版，人们甚至津津乐道，毕竟以数十万生命的丧失换得
了暴君的丧命，中国似乎由此结束了一个不堪回首的时代，中国之悲，至此无涯可寻。
这是一种中国和世界历史未曾出现过的生死悲欣史观。我们终于被告知，历史是
因为不堪忍受的牺牲才得以进步的，社会之所以需要“以人为本”，文明之所以“与
时俱进”，是因为非如此我们就无从在苦难、不幸、罪孽中去发现工作的乐趣，校正
事业的方向，进而证明那所向无敌、战无不胜、伟大、光荣、正确。
在毛时代，中国一切理想、愿望、利益、意志统统都成为达到只有伟大领袖才洞
察并把握的目标的工具，无论愧之恨之已晚抑或无愧无怨，不过是觉醒的奴隶和执迷
不悟的奴才们的劫后状态。三十年后，又一种哲学笼罩中国，罪过、卑鄙乃至不幸和
死亡本身都不足畏，相反，它们（当然最好是自己的罪孽和他人的死难）成了国家伟
大和民族不朽的血肉文本，死了，成佛变仙，灭了，化鬼装神，一样可以体证美妙伟
大的盛世，更能感戴党国的浩荡恩典！
若是京畿辅域发生此难，帝国贵嗣妃嫔王公子息葬身豆腐渣（虽称豆腐，却足以
压破头颅，挤断脊柱，窒息生命！）工程，余秋雨，王兆山等无行文人，还敢教训数
万白发爷娘，还敢写出并公开发表虎伥式的鬼字吗？
我们所处的国度和时代，很多因缘都会消散，甚至可以让几千万死亡消散于无形。
但是，四川大地震像一柄十字架，矗立不动。不仅因为其间罪恶深藏，还因为其时空
形式的特异，让国人很难再以纯然看客的姿态麻木不动了。
再势利冷漠的人们，再俗不可耐的市井无赖，也突然明白其权利、财产乃至身家
性命，都是脆弱渺小的，天地间比他们昏庸无聊的人生更久远更强大的物事举目可见，
207
六十年来不知同情、恻隐、怜悯、敬畏、谦卑、惶恐、感恩为何物的中国社会，终于
出现了某种发乎本能的“不忍其觳觫”的良心复苏。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被四川大地震一分为二。中国良知社会（包括数以万计的自
愿者，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香港凤凰卫视新闻传媒界、海内外无数珍爱
生命和中国的人士……）第一次以流泪、疼心、失眠、祈祷，以焚香燃烛，诵经超度，
以呻吟、呼吁、呐喊……以宗教徒般的虔诚叩问苍天，质询当道，一股睽违已久的道
德源泉开始奔涌。在巨大而难于面对的死亡面前，多年被踏践被嘲弄被侮蔑的人性开
始复活。四十天来，中国出现某种角力和对峙，一方是国家主义旗号下的歌功颂德，
因为太不合时宜而显得格外无耻；另一方是发自个体生命最柔软最隐秘最珍贵的天
良。这是前所未有的较量，专制主义占有压倒性的空间优势，但是人性一旦被天良所
触动，神意一旦从废墟和十字架上升起，再强大的帝国也会暴露出它们由于拒斥良善
和人道而面临被审判的困境。
温家宝先生三赴灾区，固其贵为国家总理所当行，但若把他在 1989 年陪同赵紫
阳到天安门广场之行联系观之，我们多少可以窥察到这位曾反复引述康德、冰心、爱
因斯坦、巴金等文明君子的共产党高官，奇迹般地葆有某种天良和操守。正是他在废
墟和难民前那些卑之无甚高论的语言，让这个政权和人民之间冰炭难容的局面，有了
一丝人气和希望。我希望温家宝先生重温胡耀邦、赵紫阳两先生的鉴训，以更为彻底
的人生立场，更为恢宏的历史精神，更为坚毅的道德承担，站在人民、民族、国家、
自由、文明一边，效法历史圣贤豪杰，为真理殉，为生民立。
死亡以如此惨烈的形式向世界最顽固最强大的专制传递了一份特殊的宣战书。所
有的死亡都是丑陋、邪性、不可接受的，惟有这次死亡，美丽得令人心碎，圣洁得令
人无力捶胸顿足，梦魇般地成为我们永远的共同负担。
将会以法律、建筑学、金钱和人性的名义追究几千间教室承包商建筑队和贪渎官
员，将会在某处废墟上耸立起又一座纪念碑，将会重建家园，校园，更年轻的一代十
几年后又会在阳光下绽放天使般的笑容。但是，这一次，这未曾出现过的死亡不会被
忘记，超逾，置换。这是在天底下已无新鲜事和新悲剧的当代中国撕开的一道裂口，
那里同时殒灭的成千上万年轻生命将以东方血色朝霞般十字架的景观，在漠视生命的
帝国边陲永远耸立。所有的青丝、明眸、笑靥、小手、书包，欢声笑语，无忧无虑，
所有含苞欲放的童贞、憧憬、惊喜、希望和爱，所有的惊悸、恐怖、痛楚、粉身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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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黑暗，都将汇成帝国全体宫庭倡优和御用文奴再也无法尘封和粉饰的血渊骨岳，从
天府之国俯视尘寰。
同为中国的盐，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四川领受天意，悲壮而伟烈，历史报之
以殊荣；五十年代至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东部沿海繁荣昌盛，每一幢高楼，每
一张人民币上，不知有多少四川民工和川妹子的血汗眼泪。
东方式的专制帝国，亚细亚式的治水社会，庞大骄横不可一世，如同四川大地震
中千万水泥建筑，如同三峡大坝，一旦遭遇自然变迁（它总是要遭遇的！），便土崩瓦
解，分崩离析。偌大四川，屈身为盐，固然可叹可悲，一旦殒灭，顿成乃中华三千年
未见之红黑“启示录”。
天之示警，亦已至矣！
209
中国抗战殉国将领总神位
声明：此文作者禁止复制，如需转载必须经得作者同意。
自 1931 年至 1945 年，中国与日本展开 22 次大型会战，1,117 次中型战役，38,931
次小型战斗。其中 21 名上将、72 名中将、167 名少将喋血殒身，往复冲杀肉搏成仁
者 82 人，身陷绝境自戕报国者 25 人，身陷囹圄气节如虹视死如归者 14 人。陆军阵
亡、负伤、失踪 3,211,419 人，空军阵亡 4,321 人，毁机 2,468 架，海军舰艇毁损殆
尽，几近覆没。
中国以其血肉长城，不仅捍卫中华锦绣河山社稷宗庙，而且维护世界公理人类文
明，中国因此悉数废除不平等条约，跻身世界反法西斯四强，参予始创联合国，成为
东亚自由、民主、文明与和平之伟大国邦。
国于天地，必有与立。统计数字或可商榷，青史传录或将补正，甚而先烈碧血白
骨亦会湮灭枯栏，惟天地浩气，不曾瞬断息绝。后世国人族裔，循流溯源，当知中华
复兴其来有自，冥冥中天佑中华之归趋凭依，中华使命悠远博大庄严神圣之寄寓托付，
而知所感念，知所传承，知所垂命。
上将(21 人)
佟麟阁（1892－1937）原名凌阁，字捷三，河北高阳县人。陆军第 29 军中将副
军长。七月奉令于南苑、团河阻敌。时父病重，佟挥泪曰：“事急矣！此移孝作忠之
时，吾不能将侍老父矣。”二十八日晨腿部中弹头部炸伤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上
将。年四十五。
赵登禹（1898－1937）字舜臣，山东荷泽县人。陆军第 29 军 132 师中将师长。
武艺高强，曾以长城抗战喜峰口一役率大刀队奇袭闻名。七月奉令由河北河间县驰援
北平南宛阻敌。七月二十八日于大红门地区身中数弹殉国。葬卢沟桥畔。国民政府追
赠陆军上将。年三十九。
秦霖（1900－1937）原名同观，字松涛，广西桂林人。广西陆军讲武堂毕业。陆
军第 7 军 171 师 511 旅少将旅长。十月二十三日奉令于蕴藻浜南岸一线阻敌。曰：“军
人持干戈以卫国家，临难岂可苟安耶？”与敌肉搏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上将。年
三十七。
郝梦麟（1898－1937）字锡九，河北藁城县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六期。陆军第
210
9 军中将军长。十月四日奉令出黔北上任中央兵团前敌总指挥。于忻口车站至南怀化
镇一线阻敌。十月十六日凌晨中弹殉国。葬武昌卓刀泉。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上将。年
三十九。
饶国华（1894－1937）字弼臣，号退思，四川资阳人。陆军第 2 军 145 师中将师
长。十一月二十三日奉令于浙江长兴阻敌。绝命书曰：“决与城共存亡，上报国家培
养之恩与各级长官爱护之意。”阵陷，焚广德机场，自戕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上
将。年四十三。
刘湘（1890－1938）字甫澄，四川大邑人。四川陆军讲武堂毕业。陆军第七战区
司令长官兼第 23 集团军二级上将总司令。鏖战于泗安、广德战场上。淞沪战役失败
后，奉令守卫南京。反攻芜湖战役开始不久，三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因病于汉口殉国。
国民政府予以国葬，追赠一级上将。年四十八。
王铭章（1893－1938）字之中、之钟，四川新都人。毕业四川陆军军官学校三期、
陆军大学。陆军第 22 集团军 41 军 122 师中将师长。奉令于滕县阻敌。三月十七日晨
“决以死拼，以报国家”。巷战中腹部中弹，举枪自戕殉国。葬四川新都。国民政府
追赠陆军上将。年四十五。
冯安邦（1885－1938）字化民，又名景树，山东无棣县人。陆军第 2 集团军 42
军中将军长。继三月台儿庄会战之后，九月扼守大别山血战五十余日，又转战鄂北襄
樊、襄阳一带。十一月三日遇敌机轰炸中弹殉国。葬襄阳南郊，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上
将。年五十三。
陈安宝（1891－1939）字善夫，浙江黄岩县横街马乡村人。保定军校三期。陆军
第 32 集团军 29 军中将军长。五月奉令于南昌阻敌。五月六日敌我白刃格斗死伤枕籍，
身中敌机枪数弹殉国。葬黄岩横街山岗，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上将。年四十八。
张自忠（1891－1940）字荩忱，山东临清人。毕业济南法政学堂。陆军第 33 集
团军中将加上将衔总司令。奉令于湖北宜城阻敌。五月十六日于南瓜店肉搏殉国。曾
手谕：“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五千年历史的民族，绝不至于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
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葬重庆
北碚梅花山。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上将。年四十九。
唐淮源（1884－1941）字佛川，云南江川人。毕业云南陆军讲武堂。陆军第 3 军
中将军长。五月奉令于夏县境内阻敌。背水苦战多日，曰：“誓与中条山共存亡！”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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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十二日所部弹尽援绝，唐拔枪自戕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上将。年五十七。
李家钰（1890－1944）字其相，四川蒲江人。毕业四川陆军军官学堂。陆军第 36
集团军中将总司令兼 47 军军长。奉令任豫中会战第一战区后卫总指挥。誓言：“男儿
欲报国恩重，死到疆场是善终。”五月二十一日于陕县境内秦家坡中伏，头腹中弹殉
国。葬成都南郊。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上将。年五十四。
张谞行（1905－1939）字春生，浙江杭州人。毕业北京大学、保定军校九期、陆
军大学十期、陆军大学研究院。第一战区司令部中将副参谋长。三月七日奉令执行公
务时于西安遇敌轰炸窒息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上将。年三十四。
唐聚五（1892－1939）原名福隆，字甲洲，黑龙江双城人。毕业东北陆军讲武堂。
东北中将游击总司令。五月奉令于河北迁安县平台山击敌。转战中负重伤，垂危之际
曰：“团结所有抗日力量，挺进东北。”伤重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上将。年四十七。
蒋百里（1882－1938）字方震、字百里，浙江海宁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三期步
兵科第一名毕业。曾留学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著《孙子新释》、《军事常识》、《日
本人》、《抗战的基本观念》、《速决与持久》、《国防论》。收入《蒋百里先生全集》。三
八年任代理陆军大学中将校长，十一月于任上于广西宜山因病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
军上将。年五十六。
廖磊（1890－1939）初名梦祥，字燕农、元戎，别号伯符，广西陆川人。保定陆
军学校二期毕业。国民革命军第 21 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主席。参加淞沪会战、徐
州、武汉、随枣会战，奉令建立大别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任鄂豫皖边区游击总司令。
三八年任安徽省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三九年于任上于安徽因脑溢血殉国。国民政府
追赠追赠陆军上将。年四十九。
陈季良（1883－1945）原名陈世英，福建福州三坊七巷文儒坊人。南京江南水师
学堂第四届驾驶班毕业。曾留学英国。任职海军第一舰司令、海军部常务次长、海军
总司令部中将参谋长。负伤指挥江阴海空战。四五年于重庆旧伤复发殉国。国民政府
追赠海军上将。年六十三。
方振武（1887－1945）字定中，黄岩县中巷人。江南陆师学堂毕业。军事委员会
中将参议。是年三月，日军发起豫南、鄂北战役。任军风纪巡视团主任委员，赴前线
督战。病重至西安，于十月病逝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上将。年五十八。
陈训泳（1886－1944），字道培，福建闽县人。福建船政学堂十六届毕业。历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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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练习舰队司令、马尾要塞司令。海军部中将常务次长。海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兼海
军作战教训研究会主任委员。四四年卒于任上。国民政府追晋海军上将。年五十八。
宋哲元（1885－1940 年）字明轩，山东乐陵县人。北洋陆军随营武备学堂毕业。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 29 军军长。三二年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兼察哈尔省政府主
席。三三年获喜峰口大捷而震动全国。因之《大刀进行曲》唱遍全国。三八年任一战
区上将副司令，不久染上肝病。于四 0 年辞职改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并回其夫人故乡四
川绵阳疗养。四月五日病逝殉国。年五十五。
鄒洪（1897-1945）名若虛(原名德寶)，台湾芎林鄉鹿寮坑人，原籍廣東省五華
縣華陽鄉。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八期。。陆军第 35 集團軍中将副總司令、桂邊區指揮。
三九年四月邑江會之役、六月潮汕之役，四一年奉令馳援長沙。四四年廣州日軍陷清
遠，終予克復。四五年四月十六日於任所伤病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上将。年四十
八。
中将(72 人)
黄梅兴（1897－1937）字敬中，广东梅县人（一说广东平远县人）。黄埔一期。
陆军第 88 师 264 旅少将旅长。奉令于江湾前线阻敌。八月十四日连克敌十数堡垒，
下午三时许攻击敌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盘据之爱国女校时，被敌炮弹击中殉国。国民政
府追赠陆军中将。年四十。
蔡炳炎（1902－1937）字洁宜，安徽合肥人。黄埔一期。陆军第 18 军 67 师 201
旅少将旅长。奉令于罗店阻敌。曰：“本旅将士誓与阵地共存亡，进生退死，不得畏
避！吾辈有两条路，敌生我死，我生敌死！”八月二十五日身中数弹殉国。国民政府
追赠陆军中将。年三十五。
庞汉桢（1899－1937）字胤宋，广西靖西县人。广西陆军讲武堂毕业。陆军第 7
军 170 师 510 旅少将旅长。十月二十二日奉令于陈家行阵地阻敌。阵地几易，与敌几
经冲杀夺回。二十三日下午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三十八。
朱耀华（1891－1951）字强生，湖南长沙人。毕业保定军官学校三期。陆军第 22
军 18 师中将师长。十月二十六日奉令坚守大场阵地。阵地几易其手，死伤枕籍，全
师将士伤亡殆尽，阵地失陷，遂举枪自戕殉国。（重伤被救。于 1951 年土改后被枪毙。）
吴克仁（1894－1937）字静山，满族，黑龙江宁安县人。保定军校五期。陆军第
67 军中将军长。转战于平津及平汉线等地。十一月初奉令死守松江县城三天，掩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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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守军撤退，九日完成任务，于突围时中弹殉国。年四十三。
吴继光（1903－1937）江苏盱眙县人。黄埔二期。陆军第 74 军 58 师 174 旅少将
旅长。曾于罗店重创日军。十一月初奉令赴青浦阻敌。血战四昼夜继而转守白鹤港。
战至九日所部几无，吴亦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三十四。
夏国璋（1894－1937）字超然，广西容县人。毕业湖北法政大学、保定军校九期。
陆军第 7 军 175 师少将副师长。十一月二十一日奉令于太湖南岸吴兴县阻敌。掩护大
军撤退，肉搏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四十三。
吴国璋（－1937）陆军第 75 师中将副师长。奉令于上海阻敌。11 月 26 日于浙江
湖州与敌激战时，中弹殉国。
姜玉桢（1893－1937）字连壁，山东荷泽人。毕业中央陆军军官高教班。陆军第
34 军 66 师 196 旅少将旅长。九月二十九日奉令死守崞县原平七天。七日后，奉令再
守三天。突围时被炮弹击断一腿，又中一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四十四。
刘家麒（1894－1937）字铮磊，号锡侯，湖北武汉人。保定军校、陆军大学毕业。
陆军第 9 军 54 师少将师长。奉令于中央主阵地南怀化镇及关子村南高地阻敌。阵地
数易，往复冲杀。十月十六日中弹殉国。葬武昌。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四十三。
郑廷珍（1893－1937）河南柘城人。陆军第 25 军独立 5 旅少将旅长。行前向母
亲发誓不打败日军誓不生还。奉令配属第 9 军开赴晋北前线阻敌。于忻口南怀化东北
高地，与敌短兵相接。十月十六日激战时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四十
四。
赵锡章（1901－1938）字劳三，河北河间人。毕业北京清河陆军军官预备学校、
保定军校九期。陆军第 19 军 70 师 215 旅少将旅长。奉令于阴县阻敌。二月二十一日
肉搏重伤。曰：“我之衣衾早已备安，此即我葬身之地，今日有死无生。”伤重殉国。
葬山西石楼东部。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三十七。
吕晓韬（1893－1938）河北河间人。庐山军官训练团三期。陆军第 17 军 84 师 501
团少将团长。奉令于山西安泽县阻敌。于宝盆村与敌遭遇。以寡敌众，伤亡甚巨。四
月十一日被敌机炸伤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四十五。
张培梅（1885－1938）字鹤峰。崞县人。毕业保定陆军学堂。第二战区中将执法
总监。认为罚不严，赏不明，无颜再见军中将士。2 月 25 日中午给阎锡山写告诫信后
服毒自戕。年五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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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令（1892－1937）字铁侬，湖南益阳人。保定军校三期。宪兵少将副司令兼
警备司令。十一月底兵临城下，再兼任首都警察厅长及南京市市长。十二月十二日城
陷后，奉令掩护部队渡江突围时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四十五。
高致嵩（1900－1937）字子晋，广西岑溪人。黄埔三期。陆军第 72 军 88 师 264
旅少将旅长。上海沦陷后奉令退守南京雨花台。十二日拂晓激励官兵“誓与阵地共存
亡”，拼死抵抗，直至阵地全毁。高同全体将士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三
十七。
刘震东（1893－1938）字曦洲，山东沂南人。毕业东北陆军讲武堂。第 5 战区长
官司令部高参兼第 2 路游击少将司令。游击武装遍及胶东、苏北、鲁南、鲁北，“游
击刘司令”威名远震。二月二十八日奉令前往莒县阻敌。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
军中将。年四十五。
陈钟书（1891－1938）字树藩，云南安宁县人。陆军第 60 军 183 师 543 旅少将
旅长。曾参加护国、护法运动。奉令出滇阻敌。四月二十四日下午于台儿庄与敌肉搏。
激战中炮弹片击中头面部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四十七。
周元（1894－1938）字凯之，广西宁明县人，壮族。毕业中央陆军军官官学校南
宁分校高级班。陆军第 48 军 173 师中将副师长。奉令于蒙城阻敌。五月九日拂晓弹
尽援绝。除二十余名突围外，周与全部将士殉国。葬蒙城。年四十四。
李必蕃（1892－1938）字子祺，湖南嘉禾人。保定军校一期，陆军第 27 军 23 师
少将师长。是年春奉令于山东郓城至荷泽一带阻敌。五月十四日与敌肉搏负伤，提笔
遗言：“误国之罪，死何足惜，愿我同胞，努力杀敌。”自戕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
中将。年四十六。
方叔洪（1906－1938）山东历城人，毕业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陆军第 51 军 114
师中将师长。曾任十九路军旅长。是年春奉令于鲁南山地游击，卓有战绩。率部参加
台儿庄会战，于六月鲁南冯家场战役中弹殉国。年三十二。
陈德馨（1904－1938）字惟吾，河南鄢陵人。陆军第 29 师 86 旅少将旅长。奉令
于武汉阻敌。九月于湖北黄梅凤凰岭激战时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三
十四。
范荩（1899－1938）原名孟声，字致博，江西丰城淘沙后坊村人。毕业保定军校
八期、加武汉珞珈山将校训练班。陆军第 198 师少将副师长。奉令于武汉阻敌。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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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湖北黄陂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三十九。
江煌（－1938）安徽婺源人。日本士官学校七期。武汉行营政治部中将主任。奉
令于武汉阻敌。10 月于激战时，中弹殉国。
朱炎晖（1901－1938）又名桂林，瑞安城关人。黄埔高教班三期。陆军第 94 军
85 师 546 旅少将旅长。奉令于湖北金牛区阻敌。时在病中，遂于担架上指挥，十一月
三日激战时，中弹殉国。被日军开棺鞭尸。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三十七。
钟毅（1900－1940）字天任，广西扶绥人。毕业师范学校、韶关讲武堂二期。陆
军第 84 军 173 师师长。奉令于湖北枣阳、宜昌一带阻敌。五月九日仅四十余人。曰：
“吾等身为军人…当留一弹自戕，勿为敌得，遗羞华胄。”自戕殉国。葬广西桂林。
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四十。
戴民权（1892－1940）名正，字瑞甫，河南汝州人。陆军第 39 军中将副军长兼
第一战区豫南第 5 游击纵队司令。五月奉令于河南遂平境内阻敌。激战时中弹殉国。
年四十八。
郑作民（1902－1940）湖南新田县人。黄埔一期。陆军第 2 军少将副军长兼 9 师
师长。一月，奉令于贵州都均驰援南宁。行前遗嘱：誓与敌血战到底。二月三日于广
西昆仑关阵地突围时，肉搏殉国。葬湖南南岳忠烈祠烈士公墓区。国民政府追赠陆军
中将。年三十八。
朱鸿勋（－1941）辽宁人。毕业东北陆军讲武堂。陆军第 53 军少将副军长。是
年初奉令于湘西拒敌。转战途中遇敌机轰炸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
李翰卿（1895－1941）字墨林，河南范县（一说山东濮县）人。毕业福建随营军
校、庐山军官训练团。陆军第 74 军 57 师少将指挥官。九月二十七日奉令于长沙北郊
捞刀河拒敌。九月二十五日激战时，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四十六。
赖传湘（1904－1941）字镇之，江西南康人。黄埔四期、陆军军校高级班四期。
陆军第 10 军 190 师少将副师长。九月奉令于长沙城拒敌。二十四日于长沙北郊金井
双方拼死厮杀，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三十七岁。
王竣（1902－1941）原名俊，字杰三，陕西蒲城县东乡绕堡人。毕业同州师范、
黄埔三期。陆军第 80 军新编 27 师少将师长。五月九日奉令于运城东部之张店拒敌。
激战时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三十九。
寸性奇（1895－1941）字念洁，云南腾冲人。毕业云南陆军讲武堂。陆军第 3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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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师少将师长。五月奉令于中条山阻敌。为解救军长唐中将维源复杀入重围。十三日
与敌肉搏时胸中一弹右腿炸断乃举剑自戕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四十六。
金崇印（1890－1941）河北通县人。陆军第 17 军少将参谋长。奉令于山西境内
拒敌。五月于中条山区受伤被俘，任敌软硬兼施，终威武不屈。七月十六日于绛县横
水镇被杀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五十一。
刘克信（1893－1941）字彰民，河北石家庄人。保定军校六期。河北民军总指挥
部少将总参议兼参谋长。七月奉令于中条山阻敌。突围与敌激战时中弹殉国。国民政
府追赠陆军中将。年四十八。
石作衡（1905－1941）字子玉，山西浑源人。陆军第 43 军 70 师少将师长。九月
奉令于中条山拒敌。血战数日，白刃肉搏。被敌炮击中。曰：“协同一致，亲爱团结，
以铁血保卫祖国，完成复国大业，吾死亦无撼矣！”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
年三十六。
武士敏（1892－1941）字勉之，河北怀安人。毕业南京陆军大学特别班。陆军第
98 军中将军长。九月奉令于中条山阻敌。二十八日于沁水县境内武亲临马头山前线，
阵地数易。武三次负伤。二十九日突围时头部中弹与全军将士殉国。年四十九。
邢清忠（1899－1941）乳名印、字良臣，嵩县田湖街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 15
军 64师 15 军 64 师中将师长。调防中条山垣曲、绛县一带，于绛县前线与日军呈胶
着战状态。四一年春，肺结核病重，鉴于中条山战事紧迫而拒绝治疗。后，军长强令
赴洛就诊，途经渑池，不治殉国。年四十二。
戴安澜（1904－1942）号海欧，字衍功，安徽无为人。黄埔三期。陆军第 5 军 200
师少将师长。三月奉令赴缅拒敌。五月二十六日于缅甸北部之郎科中弹殉国。葬广西
全州湘山寺。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并获同盟军颁发“懋绩”勋章。年三十八。
李忍涛（1904－1944）云南鹤庆人。化学兵中将总队长。曾指挥炮轰虹口敌海军
司令部弹无虚发。是年秋前往印度检阅所部受训情况，返国时，因飞机失事殉国。年
四十。
齐学启（1900－1945）号梦赍，字敦庸，湖南宁乡人。毕业清华大学、美国诺维
琪军校。陆军新 38 师少将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四二年三月奉令入缅于仁安恙解救
英军数千人。五月二十三日重伤被俘。四五年三月十三日被刺殉国。葬长沙岳麓山。
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四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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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行（－1944）湖南宁乡人。陆军第 6 军新编 39 师少将副师长。外号“洪湖子”。
奉令移防腾北。12 月 17 日于云南龙陵激战时，肉搏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
彭士量（1904－1943）号秋湖，湖南浏阳人。毕业湖北明德大学、黄埔四期、陆
军大学十一期。陆军 73 军暂编第 5 师少将师长。十一月奉令于石门拒敌。逆袭时中
弹，曰：“大丈夫为国尽忠，为民族尽孝，此何恨焉！”伤重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
中将。年三十九。
许国璋（1898－1943）字宪廷，四川成都人。陆军第 150 师师长。十一月奉令于
常德西北之太浮山拒敌。二十日晨重伤休克。部属误已阵亡，至移至沅江南岸。苏醒
急呼：“我是军人，应战死沙场，运我过河害了我！”举枪自戕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
军中将。年四十五。
孙明瑾（1905－1943）号玉斩，江苏宿迁县人。黄埔六期、陆军大学十四期、陆
大研究院毕业。陆军预备第 10 师少将师长。十一月奉令常德拒敌。十二月一日于赵
家桥中数弹殉国。葬南岳忠烈祠公墓区。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三十八。
柴意新（1898－1943）字泽高，号若愚，四川南部人。黄埔毕业。陆军第 74 军
58 师少将参谋长兼 169 团少将团长。奉令于湖南常德府坪街春申墓阻敌。十二月四日
于激战时，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四十五。
吕公良（1903－1944）浙江开化人。毕业衢州省立第八师范、黄埔六期。陆军暂
编第 15 军新编 29 师中将师长兼河南许昌守备司令。奉令于许昌击敌。四月二十九日
城破。五月一日突围至城郊于庄、苏沟村之间遇敌伏兵阻击，中数弹殉国。年四十一。
王甲本（1901－1944）字立基，云南富源人。云南陆军讲武堂十四期、陆军大学
将官班。陆军第 79 军军长。九月七日奉令于湖南东安县冷水滩击敌，与敌激战两日。
九日与敌肉搏而至头、颈、胸、腹中数刀殉国。葬东安。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
四十三。
阚维雍（1900－1944）原名庆福，号伯涵，广西柳州人。毕业广州医科学校、广
西陆军讲武堂、南京工兵学校、陆军大学二级将官班。陆军第 131 师少将师长。九月
中旬奉令于七星岩击敌。十一月十日伤亡殆尽遂举枪自戕殉国。葬桂林霸王坪。国民
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四十四。
陈济桓（1893－1944）号昆山，广西岑溪人。桂林防守司令部少将参谋长。奉令
于十一月九日突围时受伤，遗嘱：“职右臂受伤…决定自杀成仁，以免受辱。”遂举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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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戕殉国。葬桂林霸王坪。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五十一。
刘桂五（1902－1938）字馨山，辽宁朝阳人。庐山军官训练团三期。陆军骑兵第
6 师少将师长。四月二十二日于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旗（百灵庙）阻敌。与敌千余人
及装甲车七十余辆遭遇，伤重殉国。葬西安。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三十六。
李国良（1896－1939）字兆彬，湖南长沙人。毕业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三九年任
军训部辎重兵监兼天水行营中将处长。曾任国民革命军 17 师少将副师长，辎重兵学
校教育长，三六年加中将衔。三月七日奉令执行公务时于西安遇敌机轰炸中弹殉国。
年四十三。
蒋志英（1902－1941）号志槎，字伯清，浙江诸暨县人。黄埔军校潮州分校一期。
浙东沿海台州守备指挥部少将守备司令。奉令驻防浙江海门阻敌。四月十九日于海门
西南率预备队与敌肉搏，被敌刺穿胸部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三十九。
王风山（1906－1942）字鸣歧，山西五台县人。太原学兵团（北方军官学校一期）
第四期毕业。陆军第 34 军暂编 45 师少将师长、代军长。六月奉令于临汾万泉张瓮村
拒敌。军长负伤后王代理军长，亲率预备队反击，身中数弹，肠流腹外，壮烈殉国。
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三十六。
陈芝馨（－1938）广东罗定人。中央军校第 4 分校中将主任。十月六日于广州三
水马口河，沉船殉国。
俞星槎（－1940）浙江东阳人。陆军军事委员会办公厅高参室中将主任。于激战
时，中弹殉国。
吕继周（－1944）云南安宁人。陆军第 3 军副军长。六月于激战时，肉搏殉国。
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
郁仁治（1905－1938）江苏海门人。毕业上海大同大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二十
一期。山东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少将军事特派员。十一月二十七日奉令于肥城击敌。
突围激战时，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三十三。
赵侗（1911－1939）辽宁岫岩人。冀察边区第 1 游击纵队司令。奉令从重庆北上
抗日，至河北陈庄阻敌。三月八日遇突袭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二十八。
马玉仁（1875－1940）原名日仁，字伯良，江苏建湖人。三 O 年首任陆军第 16
路军部指挥兼 27 军军长。抗战爆发后，于家乡不惜毁家纾难组织抗日武装任苏鲁战
区第 1 路抗日游击总司令。一月三日于江苏阜宁击敌。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
219
中将。年六十五。
丁炳权（1899－1940）字御伯，湖北云梦县人。黄埔一期。陆军第 8 军 197 师中
将师长兼长沙警备司令。奉令于江西武宁等地阻敌。于激战中病逝。年四十一。
陈中柱（1906－1941）原名浪，又名斌，字退之，江苏建湖人。黄埔六期。鲁苏
皖边区游击第 4 纵队少将司令。七月一日奉令于江苏泰县境内击敌。激战时中弹殉国。
葬泰州市郊。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三十五。
朱世勤（1904－1942）字俭堂，山东单县人。陆军暂编第 30 师少将师长。奉令
于单县潘庄（一曰王寨）拒敌。五月四日激战时中弹殉国。葬单县城郊。国民政府追
赠陆军中将。年三十八。
周复（1901－1943）字旭人，江西临川人。黄埔三期、先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日本明治大学学习。苏鲁战区政治部中将主任。二月二十一日奉令于山东安丘城项山
拒敌。数度冲杀几易阵地，肉搏时中弹殉国。葬安丘近郊。年四十二。
谢升标（1903－1938）字若鹏。临海市邵家渡人。毕业中央军校三期、庐山军官
训练团、中央防空学校。苏、浙、皖少将游击司令。二月奉令于江苏宜兴、安徽广德
凤凰山击敌。弹尽缓绝，肉搏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三十五。
章亮基（1893－1941）字伯炎，湖南长沙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三期。陆军第 18
军中将副军长、第 9 战区中将军法执行总监。四一年八月于江西宜春检查抗日防护工
程时，以身殉国。葬南岳忠烈祠。年四十八。
陈烈（1903-1940）广西柳城凤山人。黄埔一期毕业。历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第
92 师师长、第 54 军中将军长等职。参加淞沪抗战之后，四 0 年率部驻防广西靖西一
线。同年十月三十一日于任上病逝殉国。年三十六。
王赓（1895－1942）字受庆，江苏无锡人。清华大学毕业、游学美国密西根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获普林斯顿大学文学学士、一八年西点军校毕业。兵工署昆明办事处
处长。曾作为税务总团少将团长参战“一•二八”沪战。四二年作为政府赴美中将军
事代表成员，于开罗因旧疾猝发殉国。葬开罗市英军公墓。西点军校评价：
“Hewasacredittowestpoint.”年四十七。
黄维纲（1897－1943）字振三，号雨辰，河南项城市人。陆军第 59 军军长。曾
参加喜峰口战役、项城沂河战役、随枣战役、收复南阳。四三年三月三日于湖北南漳
前线病逝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四十六。
220
高双成（1882-1945）陕西渭南人。早年加入同盟会。国民革命军第 2 集团军 22
军中将军长。抗日战争期间率部驻守陕北榆林，收复偏关、河曲、保德,粉碎日寇西
侵陕、甘、宁的阴谋。四五年一月三十一日因伤病殉国。年六十三。
常恩多（1885－1942）字获三，海城西东三台子村人，满族。东北陆军讲武堂毕
业。陆军第 57 军军 111 师中将师长。曾参加扬州战役、台儿庄大战、徐州战役。４
２年８月 4 日因病殉国。年五十七。
韩文英（1893－1944）字杰岑，河南嵩县田湖镇毛村人。陆军第 100 军中将副军
长、代军长。光复诏安。奉令先后于泉州、同安、厦门、漳浦、云霄、福州、赣东，
江西膺潭、贵溪、进贤、东乡等地阻敌。44 年 4 月 28 日于光泽伤病殉国。年五十。
少将(167 人)
滕久寿（1899－1932）贵州都江人。毕业贵州陆军讲武堂。陆军第 19 路军上海
吴淞要塞司令部少将参谋长。2 月 4 日敌来袭。滕负伤，警卫劝退，滕曰：“我辈军人，
负有保国卫民之责，速还炮杀敌”，中炮殉国。年三十三。
王润波（1905—1933）重庆开县人。黄埔三期。陆军第 17 军 25 师 149 团上校团
长。年初，奉令由徐州北上右北口抗日。3 月 12 日攻占潮河北岸高地。与敌短兵肉搏
被炸殉国。国民政府举行“国殇”追赠陆军少将。年二十八。
曾宪邦（1903－1937）字雨初，湖南桃江人。黄埔四期。陆军第 83 师 498 团团
长。七月八日奉令于宛平县阻敌。十三日于辽冀山之激战中身负数伤，伤重殉国。国
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三十四。
张树桢（1898－1937）字启大，河北人。陆军第 72 师 416 团团长。八月奉令增
援河北怀柔县骡子圈守军第 4 师阵地，白刃搏斗，堵敌突破口。张腿部受伤仍激战至
深夜，终与所率官兵全体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三十九。
张本禹（1900－1937）字文衷，安徽巢县人。黄埔三期。陆军第 13 军 4 师 12 旅
少将副旅长。八月奉令前往太原催运军火并负责押运。抵南口站时突遇敌机轰炸。张
不避危险继续指挥卸运，被敌弹命中车厢，与卸车官兵被炸殉国。葬巢县南乡。年三
十七。
尉迟凤岗（1903－1937）字毓鸣，山西朔县人。毕业步兵专校。陆军第 7 师 21
旅少将副旅长兼 41 团团长。奉令增援河北涿州阻敌。九月二十二日经保定董村突遇
敌袭。身负重伤仍坚持战斗，终完成掩护部队转移之任务。伤重殉国。年三十四。
221
秦庆武（1903－1937）湖南浏阳人。毕业黄埔军校。陆军第 70 军 19 师 113 团团
长。九月奉令于大场以北蕴藻浜以南之万家牌楼一带阻敌。十月三日起战至十七日，
全团仅余十数人，肉搏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三十四。
路景荣（1902－1937）江苏武进县人。黄埔四期。陆军第 98 师少将参谋长兼 583
团团长。八月奉令于宝山及狮子林炮台一线阻敌。是役该师官兵伤亡四千九百六十余，
其营、连、排长达二百余人，路亦中弹殉国。年三十五。
杨杰（1896－1937）字子莫，河北容城县人。黄埔四期。陆军第 1 军 1 师 1 旅少
将副旅长。八月奉令于蕴藻浜和纪家桥一线阻敌。十月十一日晚，我阵地被敌突破。
杨亲率预备队肉搏，伤亡山积，身中数弹殉国。年四十一。
官惠民（1906－1937）字剑豪，广东曲江人。黄埔四期。陆军第4 军 90 师 270
旅少将旅长。十月奉令于嘉定县清水头一带拒敌。官负伤，左右劝退。曰：“敌我胜
负，已取决于顷刻，何能因余伤而败全局？”二十八日午后三时官中弹殉国。年三十
六。
谢晋元（1905－1941）字中民，广东蕉岭人。毕业中山大学、黄埔四期、庐山军
训团二期。陆军第 88 师 262 旅 524 团团长。奉令坚守四行仓库。租界当局诱其缴械
羁禁于沪西“孤军营”。四月二十四日被刺殉国。葬沪西。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
年三十六。
李伯蛟（1897－1937）湖南邵阳人。早岁从军。陆军第 28 军 63 师 187 旅少将旅
长。十一月奉令于金山卫阻敌。与登陆之敌激战，阵地几经争夺，伤亡山积，所率将
士大部殉国。李亦中弹殉国。年四十。
睦宗熙（1904－1937）江苏丹阳人。黄埔一期。陆军第 54 军 98 师少将政训处处
长。奉令于上海罗店阻敌。8 月 17 日与敌激战时，遇袭中弹一殉国。年三十三。
丘之纪（1902－1937）广东揭阳人。黄埔三期。税警总团第 2 总队副总队长。奉
令于上海刘家宅阻敌。11 月 2 日与敌激战时，肉搏殉。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三
十五。
吴桐岗（－1937）陆军第 67 军少将参谋长。奉令于上海阻敌。11 月 8 日于松江
与敌激战时，中弹殉国。
刘启文（－1937）陆军第 67 军 108 师 322 旅少将旅长。奉令于上海阻敌。11 月
8 日与敌激战时，中弹殉国。
222
唐惠洽（－1937）广东万宁人。上海国民军事训练所副总队长。奉令于上海阻敌。
11 月 11 日于江苏昆山与敌激战时肉搏殉国。国民政府追赠少将。
曾庆敏（1898－1937）又名泽寰，字渡生，广东东莞人。毕业保定军官学校六期。
陆军第 66 军 159 师 457 旅副旅长。奉令于上海阻敌。8 月 17 日于江苏江阴与敌激敌
时，肉搏殉国。国民政府追赠少将。年三十九。
李友梅（1908－1937）字竹三，广东五华人。黄埔四期。陆军第 1 军 1 师 4 团团
长。曰：“吾肩有担当，国耻不可忘；誓把满腔血，遍洒太平洋。”别新婚娇妻，奉令
于东王宅阻敌。9 月 17 日肉搏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二十九。
梁鉴堂（1897－1937）字镜斋，河北蠡县人。毕业北京清河陆军预备学校，日本
陆军士官学校十三期。陆军第 34 军 69 师 203 旅少将旅长。奉令开赴雁门关茹越口一
线阻敌。梁部激战三昼夜弹尽粮绝。九月二十八日与敌肉搏十余次。头部受伤殉国。
年四十。
刘眉生（1903－1937）字天嘏，贵州遵义人。黄埔五期。陆军第 85 师 510 团团
长。奉令于十月北上忻口镇阻敌。与敌争夺洪山阵地，全团伤亡甚众而斗志不减。二
十八日身中数弹殉国。葬遵义。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三十四。
李树棠（1886－1939）山西中阳人。太原绥署少将谘议。太原沦陷后敌伪威逼利
诱其出任伪维持会长，李严词拒绝，誓不附逆。被敌劫持后，仍大义凛然，终不屈服。
于二月十四日服毒殉国。年五十三。
张廷玉（1906－1938）原名声桥，江西兴国人。黄埔三期。历任至师政训处长。
二月奉令于山西阻敌。二月十九日于山西沁源遇敌机轰炸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
将。年三十二。
庞泰峰（－1937）陆军第 63军 91 师 22 旅少将副旅长。奉令于河北宁晋阻敌。
10 月 12 日与敌肉搏时负伤自戕殉国。
朱赤（1900－1937）字幼卿，号新民，江西修水人。黄埔三期。陆军第 72 军 88
师 262 旅少将旅长。上海沦陷后奉命于十二月退守南京雨花台。十二日晨日军再次攻
击，我军阵地全毁。与敌肉搏，朱并全体将士殉国。年三十七。
易安华（1900－1937）字福如，号济臣，江西宜春人。黄埔三期。陆军第 71 军
87 师 259 旅少将旅长。上海沦陷后奉令退守南京。十二月九日与侵入光华门之敌肉搏，
全歼入城之敌。十二日于光华门外指挥时中数弹殉国。年三十七。
223
姚中英（1898－1937）字若珠，广西平远人。黄埔二期、陆军大学八期。陆军第
83 军 156 师少将参谋长。上海沦陷之后奉令于十二月初退守南京太平门。十二日姚身
陷重围与敌肉搏，中数弹殉国。年三十九。
李兰池（1898－1937）字锦卿，辽宁锦西人。东北陆军讲武堂七期。陆军第 57
军 112 师 57 旅少将旅长。于东北军中历任至团长。曾参加长城抗战。十一月淞沪会
战之后奉令退守南京太平门。十二月十二日与敌肉博中弹殉国。年三十九。
司徒非（1893－1937）字严克，乳名荣，广东开平（一说平远）人。毕业保定军
校。陆军第 66 军 160 师少将参谋长。曾率部于淞沪战场刘家行罗店及蕴藻浜一带阻
敌。上海沦陷后奉令退守南京。十二月十二日于紫金山与敌军激战中弹殉国。年四十
四。
李绍嘉（－1937）广西玉林人。陆军第 83军 156 师 468 旅少将旅长。奉令于南
京城阻敌。十二月十二日城陷，激战时中弹殉国。
罗策群（1893－1937）广东兴宁人。保定军校六期。陆军 66 军 159 师少将副师
长。奉令退守南京之汤山阻敌。血战两昼夜之后，十二月十二日城陷，于突围激战时
中弹殉国。年四十四。
黄纪福（1902－1937）广东梅县人。陆军第 66 军 159 师 477 旅副旅长。奉令于
南京汤山阻敌。经麒麟门退守大水关，后策应增援光华门。12 月 12 日突围与敌激战
时，肉搏殉国。国民政府追赠少将。年三十五。
韩宪元（1902－1937）广东文昌人。黄埔三期。陆军第 72 军 88 师 524 团团长。
奉令于南京雨花台阻敌。12 月 12 日与敌激战，与全团官兵俱肉搏殉国。国民政府追
赠陆军少将。年三十五。
刘国用（1898－1937）号剑豪，广东梅县人。黄埔三期。陆军第 74 军 58 师 147
旅少将副旅长。曾率领部转战江苏太仓各处，连战皆捷。奉令于南京牛首山阻敌。激
战三日退守水西门外。12 日 13 日激战时，中弹殉国。年三十九。
雷震（1901－1937）原名汝勤，四川蒲江人。黄埔二期。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第 3
旅上校副旅长。12 月奉令于南京紫金山阻敌。13 日掩护军民于下关火车站乘火车突
围，激战时，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三十六。
华品章（1902－1937）字荣衮，后改希平，四川西昌人。黄埔四期。第 88 师 262
旅副旅长兼野战补充兵团团长。奉令于雨花台阻敌。12 日下午激战时，中弹殉国。国
224
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三十五。
谢承瑞（1905－1937）江西西康人。毕业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教导总队第 1 旅 2
团团长。奉令于南京抱病阻敌。9 日，退入光华门。13 日于挹江门殉国。国民政府追
赠陆军少将。年三十二。
万全策（1902－1937）广西苍梧人。毕业广东西江讲武堂、中训团研究班。教导
总队第 1 旅少将参谋长。12 月奉令于南京紫金山南阻敌。与敌激战时，中弹殉国。年
三十五。
蓝运东（1899－1937）字阜伯，湖南醴陵人。黄埔一期。陆军预备第 10 师少将
参谋长。奉令于南京阻敌。12 月与敌激战时，中弹殉国。年三十八。
陈节（－1937）广东梅县人。陆军第 66 军 159 师参谋处长。奉令于南京阻敌。
12 月与敌激战时，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
蔡如柏（1899－1937），广东邕宁人。陆军第 66 军 160 师 956 团上校团长。毕业
广西陆军干部养成所。奉令于汤山阻敌。十二月十三日率部突围至汤山时与敌激战时，
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三十八。
赵渭宾（1894－1938）四川成都人。陆军第 22 集团军 41 军 122 师参谋长。随川
军出川抗战。奉令于山东滕县阻敌。三月十七日激战中随师长王铭章一同殉国。国民
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四十四。
邹慕陶（1893－1938）号绍孟。四川仪陇县人。陆军第 41 军 124 师师参谋长。
三月十七日奉令于山东滕县阻敌。激战时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四十
五。
范庭兰（1903－1938）字雅轩，河南温县人。豫北别动第五总队少将总队长。三
月二十八日奉令于河南修武县境阻敌。激战时中弹殉国。年三十五。
杨怀（1897－1938）字绍卿，重庆綦江人。陆军第 60师 180 旅 359 团团长。奉
令于江苏溧阳戴埠阻敌。连破敌三道封锁线，夺得敌军旗一面。于纵深推进时，胸、
头连中数弹殉国。葬重庆綦江县。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四十一。
罗芳珪（1907－1938）号建唐，湖南衡东人。黄埔四期。陆军第 13 军 89 师 529
团团长。八月奉令于固守南口阻敌。血战一周死守不退，往复冲杀肉搏。终与全团将
士殉国。葬衡东家乡杨泗桥。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三十一。
扈先梅（1895－1938）字仲卿，河南安阳人。东北陆军讲武堂六期。陆军第 51
225
军 114 师 34 旅少将旅长。曾长期在东北军中任职。数次请缨杀敌，转战苏皖，屡建
战功。四月奉令于淮河北岸阻敌。激战时中数弹殉国。年四十三。
黄启东（1891－1938）字霞鹤，湖南平江人。保定军校一期。陆军第 27 军直属
23 师少将参谋长。奉令于荷泽阻敌。五月十四日敌攻入荷泽城内，其 23 师司令部被
围。黄坠城殉国。年四十七。
邓佐虞（1914－1938）河北高阳县人。毕业中央陆军大学。陆军第 139 师少将参
谋长。奉令于山东萧县阻敌。五月十八日敌于城北突入。邓率督战队二十余人赴北城
督战。北城守军已大半伤亡，敌亦死伤枕籍。邓率督战队与敌肉搏殉国。年二十四。
马威龙（－1938）字云飞，广西人。黄埔四期。陆军第 27 军 46 师 136 旅少将旅
长。奉令于河南兰封阻敌。于第一线督率所部将士浴血冲锋，五月二十四日于河南兰
考西部罗王寨与敌激战时中弹殉国。
陈蕴瑜（1900－1938）字怀珍，贵州安平平坝人。毕业贵州省师范学校陆军讲武
堂。陆军第 8 军 102 师 304 团团长。五月奉令于兰封阻敌。激战时中弹殉国。国民政
府追赠陆军少将。年三十八。
毛麟义（1903－1938）字运生，江西兴国人。黄埔军校潮州分校四期。某部团长。
五月奉令于河南开封阻敌。激战时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三十五。
彭璋（1891－1938）毕业广西陆军讲武堂。陆军第 50 师少将副师长。五月奉令
于安徽宿县阻敌。突围抵达尹集，突遭敌机械化部队包围。众寡悬殊，官兵伤亡几尽。
彭身负数伤殉国。年四十七。
江帷仁（－1938）安徽庐江上。江苏绥靖公署参议。奉令于安徽蒙城阻敌。4 月
8 日与敌激战时，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
李友于（－1938）陕西扶风人。陆军第 85 军 89 师 528 团团长。奉令于台儿庄阻
敌。4 月与敌激战时，肉搏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
马骥德（－1938）陆军第 2 军 139 师 2 旅副旅长。奉令于安徽萧县阻敌。5 月 18
日与敌激战时，腹部不幸中弹。日军攻入城内，临近身边，他拉响两枚手榴弹，与敌
同归于尽。自杀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
毛岱钧（1902－1938）字重威，湖南湘潭人。毕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陆军预备
第 9 师 35 团团长。七月奉令于庐山以西南浔线北段拒敌。激战昼夜，官兵伤亡殆尽，
毛亦重伤昏迷被敌俘获，宁死不屈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三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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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骝（1904－1938）字季良，贵州荔波人。毕业黄埔五期、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高级班。陆军第 37 军 60 师 306 旅 360 团团长兼第 4 支队指挥官。九月二十五日奉令
于南浔线北段马回岭阻敌，弹贯胸膛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三十四。
雷忠（1901－1938）字霆钧，湖南嘉禾人。毕业北京大学、黄埔六期。曾任军事
委员会游击第 1 支队少将司令，后任皖北军事联络员兼游击总指挥。九月二十八日奉
令于安徽霍邱县阻敌，激战时中弹殉国（一说为十月十五日殉国）。年三十七。
傅忠贵（1885－1938）山东人。鲁北少将游击司令。九月二十三日阻敌。激战时
殉国。年五十三。
李秉君（1904－1938）湖南耒阳人。中央军校特训班第四期。陆军第 87 军 198
师 572 旅团长。年春奉令于大别山一带阻敌。9 月于圆峰山耀影岭一带血战两昼夜，
阵地数易，肉搏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三十四。
王桢祥（－1938）湖南醴陵人。陆军第 12 军 20 师少将副师长。奉令于武汉阻敌。
是年夏于激战时，中弹殉国。
蔡劭（1902－1938）湖北黄陂人。陆军预备第 10 师补充旅副旅长。奉令于武汉
阻敌。是年秋于激战时，肉搏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三十六。
田耘（1906－1938）湖南乾城人。陆军第 75 军 13 师 37 旅 73 团团长。奉令于湖
北蒲垢阻敌。是年秋于激战时，肉搏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三十二。
张镜亮（－1938）安徽含山人。陆军新编第 3 军旅长。奉令于湖北岳阳阻敌。是
年十一月于激战时，肉搏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
李大中（1908－1938）别名子和，山东滕县人。黄埔三期步科。中央训练团党政
班第十期、峨嵋山中央军官训练团战术研究班第三期毕业。山东军管区少将副司令。
历任第五军第八十八师团长、参谋处长。奉令于武汉阻敌。10 月于激战时，中弹殉国。
梅一平（－1938）海军守备队少将司令。奉令于湖北田家镇要塞阻敌。9 月于激
战时，中弹殉国。
曾万里（1902－1944）字鹏飞，号玉生，福建长乐人。烟台海军军校十七期。四
二年一月一日任海军总司令部派驻东南亚盟军总部海军联络官。七月兼任国防研究院
研究委员。四四年四月十四日于印度孟买遇轰炸遇难。国民政府追赠海军少将。年四
十二。
王禹九（1902－1939）浙江黄岩人。曾为私塾先生，后毕业中央陆军军校。陆军
227
第 79 军 76 师 226 旅副旅长兼军部参谋处长。奉令转战苏、浙、皖广大边区地带。三
月二十七日奉令于江西高安阻敌。激战时中弹殉国。葬高安伍桥。国民政府追赠陆军
少将。年三十七。
张敬（1908－1940）福州人。陆军第 33 集团军总司令部少将高级参谋。五月奉
令于宜城拒敌。激战中司令部被围，仍随总司令张上将自忠与敌死拼。终于南瓜店血
战时中数弹殉国。年三十二。
邵一之（－1939）字镇堃，湖南湘阴人。黄埔六期。陆军第 200 师 600 团团长。
十一月下旬奉令于昆仑关阻敌。邵部奉令增援二塘。激战中邵身中两弹仍指挥部队肉
搏，又中一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
韦灿（1898－1940）字至祥，广西容县人。毕业中央军校南宁分校、中央军校高
级班。陆军第 131 师 782 团团长。曾参加徐州会战及太湖战役。二月二十四日奉令于
广西上思阻敌。激战时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四十二。
杨生（1906－1941）江西南昌人。黄埔五期。第九战区南浔挺进纵队少将参谋长
兼游击第 2 支队司令。游击于上高等地。七月十三日奉令于南昌外围拒敌。激战时中
弹殉国。年三十五。
罗启疆（1903－1941）贵州松桃人。陆军第 79 军 82 师少将师长。于长沙会战时
病逝于阵地。葬于衡山。年三十七。
刘世焱（1899－1941）字耿光，广东始兴人。黄埔二期。陆军暂编第 8 师 15 团
团长（原广东财政厅税警团团长）。九月奉令于双溪桥龙头铺一线拒敌。于石门东流
与敌激战时刘左臂负伤。血战至深夜，再次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四
十二。
黄红（－1941）湖南邵阳人。黄埔五期。陆军第 95 师 284 团团长。九月奉令于
岳阳新开拒敌。激战时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
蓝挺（1904-1940）名和春，字清光，武平大禾乡人，黄埔三期步科毕业。国民
革命军陆军第 49 师参谋处主任兼第四团上校团长，四 0 年六月八日，于湖北南漳之
战中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三十六。
梁希贤（1898－1941）字哲生，陕西同官（铜川）人。黄埔五期。陆军第 80 军
新编 27 师少将副师长。五月奉令于中条山附近夏县泗交至望原一线阻敌。九日退至
台寨村激战至全师伤亡山积，弹尽粮绝。遂投黄河殉国。年四十三。
228
陈文杞（1904－1941）福建莆田人。黄埔五期。陆军第 80 军新编 27 师少将参谋
长。五月奉令于中条山阻敌。敌施放毒气，九日下午该师余部转移至台寨村附近激战。
陈大呼：“有我无敌，有敌无我！”率余部与敌肉搏中刀殉国。年三十七。
张雅韵（1898－1941）四川成都人。陆军第 72 军新编 15 师 44 团团长。三月二
十四日奉令于江西上高阻敌。激战时中弹殉国。葬修水南姑桥畔。薛岳将军特在长沙
岳麓山建“雅韵亭”以资纪念。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四十三。
艾亚春（1899－1941）陕西米脂人。陆军第 17 军 84 师补充团团长。奉令于中条
山阻敌。七月与敌激战时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四十二。
胡义宾（1907－1942）号履冰，江西兴国人。黄埔三期。陆军第 5 军 96 师少将
副师长。奉令入缅于平满纳、孟拱等地拒敌。六月二十七日，于埋通遇敌伏击，激战
时中弹殉国。年三十五。
闵季连（-1942）重庆奉节人。黄埔五期毕业。陆军第三十六师副师长兼政治部
主任。四二年奉令于于云南保山视察前线，途中不幸遇敌机扫射遇难。年冬，灵柩由
云南运回奉节，于协台坝举行国葬公祭追悼会后，葬于李家坝。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
将。
黄德兴（－1943）河南永城人。东北陆军讲武堂毕业。陆军第 51 军 114 师师长,。
曾参加保卫淮河及徐州大会战（包括台儿庄战役）。四三年十月与敌激战时中弹殉国。
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
田温其（－1940）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九期。陆军第 68 军 119 师少将师长。三八
年为代理 68 军副军长。转战数年。四 0 年旧伤复发因病殉国。
李竹林（1906－1943）字华侬，湖北长阳人，土家族。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七期。
滇缅少将警备司令兼远征军兵站参谋长。是年随中国远征军入缅拒敌。是年夏于缅北
与敌激战时中弹殉国。年三十七。
董瀚（1908－1943）河北大名人。陆军第 200 师少将团长。该师屡次攻坚克险，
颇有战功。董于空运还师之际，因飞机失事，于滇西芒市殉国。年三十五。
凌则民（1911－1942）湖南平江县城关镇人。黄埔六期。陆军第 96 师 288 团少
将团长兼腊戌警备副司令。是年春奉令入缅击敌。四月抵平满纳。所部英勇苦战八日
之久，伤亡山积。敌援兵将该团阵地包围。凌率余部与敌肉搏殉国。年三十一。
柳树人（－1942）贵州安顺人。黄埔五期。陆军第 5 军 200 师 599 团团长。奉令
229
于入缅拒敌。五月于细摩公路闻师长戴安澜负伤，遂前往营救，肉搏殉国。国民政府
追赠陆军少将。
陈范（－1944）另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少将高参。是年一月三十一日于激战时，中
弹殉国。
李颐（－1944）湖南醴陵人。黄埔六期。远征军第 6 军预备 2 师 5 团上校团长。
奉令与 116 师合攻腾冲，与日军巷战。9 月 14 日克复腾冲全歼守敌。被敌冷枪击中殉
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
覃子斌（－1944）陆军远征军 198 师 594 团上校团长。曾建“华夏敢死队”与日
军148 联队第一大队长吉原少佐“战神冲锋队”于高黎贡山冷水沟对决。44 年 5 月
11 日大反攻。渡江后助攻北斋公房时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
张惠民（1905－1943）陕西平利人。陆军第 10军 3 师 9 团团长。奉令于常德城
郊拒敌。十二月与敌激战时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三十八。
陶绍唐（－1943）字恒、尧青，河南西陕人。陆军第 3 师副师长。奉令于湖南桃
源阻敌。是年秋于激战时，肉搏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
黄永淮（1902－1943）号泗光，别名黄石夫，四川安岳人。黄埔五期。陆军第 31
集团军少将高参、29 师副师长。誓言“踏平三岛方雪恨，罢官归耕夙愿成”。是年冬，
奉令于河南许昌阻敌。是役全师阵亡，遂举枪饮弹自戕殉国。年四十一。
王家让（1912－1944）四川渠县人。毕业保定军校、日本陆军士兵官学校、陆军
大学十六期。陆军第 13 军辎重团少将团长。五月奉令于河南临汝县凤穴寺附近击敌。
于马背中弹殉国。灵位安放成都忠烈祠。年三十二。
陈绍堂（－1944）四川邻水人。历任至陆军第 104 师少将指挥官。五月十二日奉
令于河南陕县秦家坡拒敌。与敌激战时中弹殉国。
周鼎铭（－1944）四川蒲江人。陆军第 36 集团军总部少将副官处长。奉令于河
南陕县秦家坡阻敌。于五月二十一日激战时中弹殉国。
王剑岳（1906－1944）原名师，湖南澧县人。黄埔五期。陆军第 57 军 8 师副师
长。六月奉令驻守河南灵宝一带击敌。十日晨毕家砦阵地被突破，他左肩被弹片炸伤
仍高呼：“杀敌！杀敌！”又连中两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三十八。
吴展（1909－1944）字镜清，广西恭城人。毕业中央军校第一分校、中央军校高
教班。陆军第 31 军 131 师 392 团团长。八月奉令于桂林城北门至甲山口一带击敌。
230
十月十日于激战时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三十五。
吕旃蒙（1905－1944）字伯民，湖南零陵县人。黄埔五期、陆军大学将官班十三
期。陆军第 10 集团军 31 军参谋长。九月奉令于桂林拒敌。敌施放毒气攻入市内，吕
奉令与敌肉搏。十一月十日中弹殉国。葬桂林霸王坪。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三
十九。
史蔚馥（1891－1944）字从吾，江苏溧阳人。保定军校三期。广西绥靖公署少将
高参。十一月于永福被敌俘虏，宁死不屈，被害殉国。年五十三。
徐亚杰（－1944）河北蠡县人。陆军暂编第 6 军少将参谋长。奉令于湖南雪峰山
阻敌。五月于激战时，中弹殉国。
余子武（－1944）陆军第 62 军 151 师副师长。奉令于湖南衡阳阻敌。八月三日
于激战时，肉搏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
易凤翔（－1944）江西宜春人。陆军第 97军 196 师 588 团团长。奉令于广西阻
敌。九月于激战时，肉搏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
胡厚基（－1944）广西人。陆军第 7 军 170 师少将副师长。奉令于广西桂林阻敌。
十一月十三日于激战时，中弹殉国。
杨尚武（－1944）陆军暂编第 15 军新编第 29 师 85 团团长。奉令于许昌击敌。
四月二十九日城破。五月一日突围至城郊于庄、苏沟村之间遇敌伏兵阻击，中数弹殉
国。是年十一月七日被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
李培芹（－1944）陆军暂编第 15 军新编第 29 师 87 团团长。奉令于许昌击敌。
四月二十九日城破。五月一日突围至城郊于庄、苏沟村之间遇敌伏兵阻击，中数弹殉
国。是年十一月七日，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
王宇震（－1945）陆军第 64 师参谋长。奉令带领师部和 65 师特务连一个排、军
直属搜索连两个排与 190 团两个连增援洛阳守军。于激战时，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
赠陆军少将。
钟济凡(1902～1944)别名季藩，湖南湘阴人。黄埔四期炮科毕业。44 年 9 月被国
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
陈涉藩（-1943）陆军第 15 师 45 团团长。鄂西会战时，奉令坚守湖南南县以北
四十里麓湖山阵地。五月六日，腿部被敌弹射穿。部下劝其退下，他厉声说：“湖山
不守，誓不生还！”特务排官兵伤亡殆尽。用最后一枚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殉国。国
231
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
高志航（1908－1937）名铭九，字子恒，吉林通化人。毕业东北陆军军官学校、
法国莫拉诺高等航空学校、义斯特陆军航空战斗学校。空军第 4 大队大队长。八月十
四日于笕桥击毁敌机六架。十一月二十一日遇敌机空袭殉国。国民政府追赠空军少将。
年二十九。
徐积璋（1905－1938）山西襄汾人，字耀堂。毕业于山西陆军军校、中央陆军大
学。陆军第 205 旅少将旅长兼晋南十八县保安司令。二月奉令于闻喜稷王山阻敌。伤
亡甚众，阵地危急。徐率预备队冲入阵地肉搏，头部中弹殉国。年三十二。
林英灿（1898－1939）字子文，湖北黄冈人。保定军校六期。陆军第 152 师少将
副师长。驻守海南琼崖。三八年奉令回师粤北阻敌。一月十三日于广东清远县与敌激
战时中弹殉国。年四十一。
陈世潘（1889－1939）江西都昌人。保定军校三期、陆军大学将官班三期。江西
省浮梁县团管区司令。奉令于该区景德镇驻防阻敌。八月十八日于景德镇之办公室遇
敌轰炸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五十。
朱实夫（－1941）陆军新 3 师少将副师长，奉令于甘肃阻敌。九月二十五日于激
战时，中弹殉国。
李挺（1908－1942）字忠弼，江西九江人。黄埔六期。陆军第 10 集团军总部少
将参议兼浙江省桐乡县（总部所在地）县长。四月十四日奉令于桐乡县境阻敌。中弹
殉国。年三十四。
王立业（－1943）山西安邑人。陆军第 70 师少将副师长。抗战开始后，曾参加
忻口、柳林等战役。二月奉令于稷山县三交村拒敌。敌步、骑、炮兵合围，激战数小
时。与敌巷战中身负重伤殉国。
杨世立（1903－1943）陕西延川人。陆军第 84 师 251 团团长。四月奉令于山西
垣曲拒敌。激战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四十。
卢广伟（1903－1944）字济吾，辽宁凤城人。毕业东北陆军讲武堂、庐山军官训
练团、中央军校武汉分校骑兵训练班。陆军骑兵第 8 师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五月五
日奉令赴安徽颍上击敌。被炸弹击中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四十一。
钟芳峻（－1938）字秀峰，广东河源人。陆军第 153 师 459 旅少将旅长。奉令于
广东福田阻敌。十月十八日所部两面受击伤亡惨重。拔枪击毙三名日军，遂举枪自戕。
232
翌日殉国。
邵令江（－1938）号景群，浙江余姚人。北京中国公学大学毕业。中央军校第 4
分校政治部少将主任。十一月六日于广州三水马口河，沉船殉国。
周卓然（1904－1938）湖北钟祥丰乐人。黄埔六期。陆军骑兵第 7 师师长。是年
夏于五原战役中再次负伤，被送回后方医院。年秋于山西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
将。年三十四。
龚选登（－1939）广东乐会人。陆军第 76 师参谋长。奉令于江西修水阻敌。三
月于激战时，肉搏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
潘滨（－1939）江西广丰人。军政部兵工署少将专员。于江西广丰激战时，中弹
殉国。
柳漱风（－1939）湖南醴陵人。陆军新编第 6 军少将高参。奉令于湖南桃源阻敌。
五月二十七日于激战时，中弹殉国。
马秉忠（1910－1939）青海人。陆军暂编骑兵编第 1 师 2 旅旅长。奉令于河南淮
阳南刘新庄一带阻敌。九月十二日将十二王店村收复，迫使日军退至淮阳近郊，午后，
日军增援反攻，并施放毒气。于激战时，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二十
九。
黄光炎（1903－1942）字强恕，广东省和平人。毕业云南陆军讲武堂 18 期、黄
埔军校高级班、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高级班。暂编第二军少将参谋长。十二期三日于广
东乳源因车祸殉职。年三十九。
刘星南（－1942）陆军暂编第 30 师少将参谋长。奉令于山东单县阻敌。五月四
日于激战时，中弹殉国。
陈飞龙（－1943）广东新会人。陆军新编第 10 师代理师长。奉令于安徽凤台阻
敌。十月于激战时，肉搏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
张剑虹（－1944）陆军中国远征军第 5 军军中少将高参。一月三十一日于激战时，
中弹殉国。
肖孝泽（1912－1944）四川富顺人。毕业中央军校高校班。陆军第 36 集团军少
将高参兼代理参谋处长。奉令于河南陕县阻敌。是年夏，掩护友军西撤。部队行至陕
县秦家坡于激战时，中弹殉国。年三十二。
张治平（－1945）四川蓬溪人。陆军第 21 军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奉令于湖北
233
阻敌。于激战时，肉搏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
胡文臣（1888－1938）字相卿，河北静海县人。陆军第 8 军 33 师 3 团团长。武
艺高强。是年春，奉令于江苏宿迁一带击敌。于宿迁一役中反复冲杀，白刃相搏，巷
战中头部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五十。
武汉卿（1890－1939）字中原，北平市人。东北陆军讲武堂一期。陆军骑兵少将
师长、忠义救国军第十路司令兼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事通讯员。八月奉令于河北
安次击敌。激战时中弹殉国。年四十九。
韩炳宸（－1939）字星垣，山东金乡人。山东第 13 区保安副司令兼保安 24 旅少
将旅长。十一月十二日奉令于山东莱阳击敌。激战时中弹殉国。
吴赓恕（1908－1940）别号默谦，湖南长沙人。毕业岭南大学。军委会调查统计
局少将主任。三九年十月奉令赴上海制裁附逆之丁默村，事泄被俘。四 O 年三月二日
于上海被枪杀殉国。年三十二。
燕鼎九（1894－1941）原名寿琪，又名定九，河南新蔡人。毕业黄埔四期、陆军
军官学校研究班。河南第 8 军分区保安副司令兼第 1 战区游击挺进军 22 纵队副司令。
奉令于一月二十八日汝南城郊击敌。受伤被俘宁死不屈殉国。葬新蔡。国民政府追赠
陆军少将。年四十七。
郭子斌（－1942）陆军暂编 30 师少将副师长。奉令于山东潘庄拒敌。五月四日
于激战时，中弹殉国。
岑家焯（1901－1942）海南文昌人。黄埔三期。军统驻新加坡站少将站长。曾任
军校区队长，虎门炮台总台长、军委会调查统计局股长、行动组长等职。奉令于新加
坡展开情报工作，六月十二日于新加坡被捕被敌杀害殉国。年四十一。
张庆澍（1895－1942）字雨村，山东东阿人。毕业保定军校，苏鲁战区少将高参。
八月奉令于莒县唐王山拒敌。中弹殉国。年四十七。
窦来庚（1896－1942）字峰山，山东临朐人。山东保安第 17 旅少将旅长。曾任
山东国术馆副馆长，武艺高强。抗战爆发后，国术馆成员组编成抗日战士队，任队长。
八月三十日奉令于莒县唐王山拒敌。弹尽援绝，自戕殉国。年四十六。
张少舫（－1943）江西瑞金（一曰湖南零陵县）人。第 51 军 113 师少将参谋长。
奉令于张家骝拒敌。二月二日旦安丘城项山激战时中弹殉国。
高道光（－1943）山东省德县人。山东铁道破坏少将总队长。五月奉令于山东某
234
地执行铁道破坏任务时被敌俘获，坚贞不屈。终被杀害殉国。
江春炎（－1943）陆军第 51 军 114 师少将参谋长。奉令于山东省邹县拒敌。七
月四日于激战时，中弹殉国。
曹向经（1900－1945）字月锄，湖南资兴人。中央军校高教班一期。曾任某部团
长及浙赣铁路警务处少将处长。抗战爆发后，回家乡组织抗日武装，任湖南游击区少
将副总指挥。是年春于击敌时中弹被俘，被害殉国。年四十五。
萧健九（1912－1945）山东清平人。民国大学毕业。挺进军第 2、第 3 纵队少将
司令。三月一日于临清境内击敌。激战时中弹殉国。年三十三。
王自衡（－1939）山东省保安第 24 旅少将旅长。奉令于山东境内阻敌。三月十
八日于激战时，中弹殉国。
李少初（－1944）安徽蒙城怀宁人。黄埔三期。鄂赣皖第三战区皖南济南纵队少
将副司令。一月于激战时中弹殉国。
朱毅先（－1939）河南襄城人。毕业中央军校高教班、步兵学校校官研究班。第
1 战区第 7 游击纵队少将副司令。奉令于河南新乡阻敌。中弹，左右劝退，朱曰：“此
正我杀敌报国之时，不可复失！”三月二十一日于激战时再次中弹殉国。
卢尚秀（－1939）冀察战区第 2 路 5 支队少将司令。奉令于河北隆平阻敌。一月
三十日于激战时，中弹殉国。
袁聘之（1903－1940）字诏三，山东平县人。黄埔五期。山东省保安第 22 旅旅
少将旅长。奉令于河南宁陵阻敌。三月二十八日于激战时，中弹殉国。年三十七。
夏杨寿先（－1940）河南安阳人。河南省第 2 保安纵队少将司令。奉令于河南安
阳阻敌。于激战时，中弹殉国。
程啸平（1903－1941）江西乐平人。毕业黄埔军校潮州分校二期。金华警备区少
将副指挥官。奉令于浙江绍兴阻敌。是年春于激战时，中弹殉国。年三十八。
梅明章（－1941）第三战区中义救国军第 2 教导总队总队长，奉令于安徽阻敌。
曾只身赴无锡、武进策反伪军，两度被俘均脱离危难。八月于江阻县利港东北戴家甸
与日军遭遇。激战时，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
丁立群（1901－1944）字力人，安徽怀宁人。黄埔三期。第 3 战区皖南游击纵队
少将副司令。奉令于苏北阻敌。一月于激战时，中弹殉国。年四十三。
王成桂（1902－1944）号成贵，四川成都人。黄埔二期。重庆卫戍司令部第 3 区
235
少将副司令，四川省国民军训委员会委员，。二月于重庆中炸弹殉国。。
张景南（－1944）山东人。山东省保安第 11 旅少将旅长。曾率部在鲁、豫等地
抗击日军，奉令于山东邹平阻敌。五月于激战时弹尽援绝，肉搏殉国。
薛如兰（－1942）陕西渭南人。陕西省保安第 4 区副司令。奉令于陕西阻敌。十
月于激战时，肉搏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
周致中（－1943）山东省保安第 22 旅少将旅长。奉令于山东惠县阻敌。二月五
日于激战时，中弹殉国。
王魁一（－1943）山东人。山东省保安第 8 旅少将旅长。奉令于山东阳彀一带阻
敌。二月二十四日于激战时，中弹殉国。
李石安（－1941）湖南醴陵人。中央陆军军营学校毕业。陆军第 12 师政治部少
将主任。移驻山西坦曲五福涧、蔡家庄遭日军突袭被俘，日戏其妻。李夺斧杀死两名
守卫。日军涌至，乱刀砍向李，襁褓中的女儿亦被日军用石头砸死。
王成桂（1902-1944）又名成贵，四川成都人。黄埔二期步科、陆军大学西南参
谋班毕业。四川省军管区司令部参议，四川省国民军训委员会委员，重庆卫戍总司令
部第三区少将副司令。四四年二月在日军空袭中遇难。年四十二。
林谋盛（1909－1944）福建南安人。新加坡华侨。中英政府签订协定被派往印度
及锡兰受训，参加“一三六”部队“龙组任马来西亚华人正区长。六月二十九日被捕
殉国。葬新加坡麦利芝。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三十五。
左权（1905－1942）原名左纪权，幼名自林，号叔仁，湖南醴陵人。毕业黄埔一
期、莫斯科中山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陆军第 18 集团军少将副参谋长。五月奉令
于山西辽县麻田镇拒敌。二十五日掩护后方机关突围，中敌炮弹殉国。年三十七。
彭雪枫（1907－1944）河南镇平人。新 4 军第 4 师师长。是年九月十一日于河南
夏邑东八里庄围歼土顽李光明战斗中，被流弹击中，殉国。年三十七。
胡旭旰（1915－1945）别名勖予，湖南长沙人。中央军校八期、陆军大学十六期。
陆军第 3 战区第 1 突击队少将司令。奉令于浙江孝丰击敌。激战时，中弹殉国。葬长
沙近郊。年三十。
重庆陪都文化研究中心 2007 年 12 月 26 日整理 2008 年 1 月 7 日更新
补充：
严家训：（—1938）云南富民人。滇军 60 军少将团长。前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卫士
236
大队长。抗战期间，坚决要求上前线。获准。随后不久在台儿庄大战中阵亡。死后追
认为中将。
注：
1，本名单包括下列将领：
a，在抗日战争中战死和战败自杀的将领（即阵亡将领）；
b，为抗战而伤逝、病逝的将领；
c，战败自杀，却因偶然获救而未果。事后病逝或“解放后”被中共镇压的将领。
2，一些殉国将领，因资料不全，生年一时无法确证，故缺位待补。
3，中国将来若修建“抗战忠烈堂”，应由有关权威人士和法律机构并征询人民意
愿后庄严推进。本名单决非完整无误，仅一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之中华历
史精神，尽心竭力而为。伫候方家和来者指正。
237
遥祭林昭
世上有些名字，不能轻易提及，甚至不能想起。它与你无亲无故，离得很远，你
在这个星球上茫茫人海中没有、将来也不再有机会与它相遇，它只是一个普通的音节，
无数普通名字中的一个，你对以它的名义曾经存活的那个生命，从来没有接触过，在
你近六十年生涯获取的无数信息中，它只是一个转瞬即逝的片断。可就是这样一个名
字，足以让你发生变化，让你强烈地置疑你的一生，让你的呼吸不再平稳。这个名字
叫“林昭”。
我现在坐在内陆山城一幢高楼的办公室，窗外一片春色，阳光柔和，远处的歌乐
山像一幅宋元春山图，看不见的嘉陵江静静流淌，——春汛的时节还没有到来。我伏
案写字的座椅靠背后面印着“正写作，勿相扰”六个字，四周是按我的意志分类堆积
的书籍，它们是我贵为“民间思想家”身份的物证，让几多来访者脚步放轻。墙上是
名人字画。我靠它们存活，并且不无自得地据此“大隐”于闹市。
但自国涌一个月前要我写一篇纪念林昭的文字后，我与这一切有了距离。不时出
现一些托尔斯泰式的“孩子气”的问题：你靠什么活着，为了什么活着，你赖以生活
的理由真实吗？一旦撒手，你敢说你能够无所憾疚地离开，你敢奢望还有一个世界在
等着你吗？那个世界上你的全部可称高尚的理想，都可以实现？
我与林昭认识，是通过胡杰那部《寻找林昭的灵魂》。这世上，有这么一种人，
如同跨洲越洋迁徙的候鸟，茫茫夜空中的流星，遵循某种旨意，只为体现那神秘而永
恒的命运，只为一瞬间的光辉而殒身消逝，他们是每一个外婆讲给小孙孙听的天使，
他们是乘马车越过古老山河回家的远行人，他们是只为一种风景——十字架——所陶
醉所神往的殉道香客。
林昭离开这个丑恶世界快整整四十年了。胡杰的采访唤醒了林昭亲人同学情人的
记忆，胡杰走到了我们时代电视纪录片可能达到的极地，但他无法越出那道门槛，我
们谁也地无法再现林昭最后时分的细节。毋需蒙面的刽子手的形象，他们施以牺牲者
的最后暴虐，那个时代，行刑者以行将毁灭的生命的痛苦程度直接显示暴政的权威，
我们贫乏的想像力和可耻的好奇心，无法打探 35 岁的林昭最后的姿态，我们聪明高
雅酷爱细节分析的全部历史学界，无缘窃取中国二十世纪与秋瑾遥相点头目示的圣女
的一声叹息，我们没有资格倾听她与上帝相见的那一声问安与抚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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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这个国家以“主渠道”为首的成千上万部电视片，足可以赚取数千亿利润，
从业人员达数百万，亿兆或清朗或浑浊的眸子、或纯朴或卑污的心灵，从中直观、生
动、可感并且幸福地知道了无仙也可攀，无道也可拜的三山五岳，从不断子绝孙的秦
火清狱……。胡杰一人，没有立项、投资、颁奖、鲜花，没有这个时代全部劳什子，
只有心酸，悲怆，痛楚，叹息，只有跋涉，叩问，等待，风险，我不知道最初是什么
力量把胡杰拉了回来，推上路，让他南下北上，这条沉默的汉子为此更加沉默之后，
他究竟为自己，为世人做了什么？
去年某日章诒和突然来电，称将与胡杰西游，接着把电话交给胡杰。那头的声音
似乎远自天边，电流一下减弱，他的声音苍凉静穆。什么也没有说，曾经沧海难为水，
从圣地归来的汉子，你何时到来，都是最特殊的朋友，来得最远的客人，我们当然没
有盛筵款待，我们只为你，为你追寻的灵魂，点燃红烛。
信息泛滥的时代，我这里不时出现些来路不明的光碟，让人看了恍然大悟的，唏
嘘不已的，惊心动魄的。唯有林昭，在最凶残最黑暗最血腥的时代，孤独地站着，因
为手铐脚镣，幽幽地站着。你给我们留下的，岂止鲁迅的《药》，这个不惮以最坏的
心思揣度中国人的绍兴人，他笔下的刽子手仍是自知有罪的小鬼式侏儒，几十年下来，
这侏儒已经翻身为天下的主人。索尔仁尼琴早于我们三十年就指出，当年陀思妥耶夫
斯基笔下的拉夫科尔尼科夫知道自己是坏人，手上的血不是红墨水，而二十世纪用先
进思想观、人生观武装起来的人们，他们踏过牺牲者尸身的时候，内心是平静的，甚
至很自豪，他们的眼睛仍然是明亮的，他们坐在温暖的家里，胃口好得很。
不，鲁迅描绘的旧式反抗者和刽子手，已经被大大地、不可逆转地超逾了。惟有
林昭，你静静地站在那里，等待最后的时刻。你用刽子手们也听得懂的词语说：历史
将宣判我无罪，你用那个时代整个民族都觉得稀罕的声音说：生命有涯，自由无价，
你用毛泽东们永远不可企及的高度和宽广，向一切时代一切国度说：奴役的人们不得
自由，奴役他人者同样不得自由。你没有姿态，支撑你睁开双眼，站定脚跟的血液已
化为那一行行文字，古今中外一切殉道者，中世纪宗教裁判所，俄罗斯北海荒凉城堡
中的苦行僧，古拉格群岛终年不见阳光的苦役犯，他们是你的兄弟，父辈，爷爷，他
们是上帝的杰作之一，浑厚低沉，混响于天地间的男低音。法兰西幸亏有贞德，巴黎
为此蒙受了永久的唯一的神圣之光。俄罗斯妇女，前有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姐妹，后有
索菲娅，俄国因此可以骄傲一千年。而我们有林昭。
239
一切都隐退开去，铁槛，枷锁，入骨的严寒，厉声审问，女性的痛苦，还有“押
赴刑场”，这个现代中国最无耻最野蛮最下流的术语，带刺的绳索，针药，他们蹭你，
揪你的头发……，都隐退了，都不曾发生，连那颗只值 5 分钱的子弹，也没有从枪膛
射出，不，它被很人性地射向空气，是你的头和心脏撞上了……，都隐退不见了，一
切都过去了，请忘掉吧，本来就没有什么。只是一条线，路线，只是往左偏得远了点，
只是人类固有的极端性格，出发点没有什么大错，用心还是好的，俱往矣。
不，俱未往。那个时代曾经有某种慷慨的许诺，如同《圣经》给人类的希望一样，
即使遭到最可耻的背叛，只要有一个人在坚守，在向专制复辟抗辩，它的全部道义权
威就有生还的可能，而那蜕变成庞然巨物般的利维坦，无论衍生出任何天文数字般的
手脚喉舌触角，无论窃据膨胀了多么令世界惊愕的 GDP 总量，都不能遮蔽一个弱女子
的身影，无论多么堂皇的理论体系，多少巧舌如簧的御用文奴，都不能磨洗一叠带血
的文字。
女性，生命的缔造一方，爱情的源泉所钟。女性不仅是人类文明的天然尺度，而
且是人类不至沦为兽类的无形屏障。当一个国度把女性作为工具时，它便犯下大不义
之罪，当一个政权不以虐杀女性为耻为罪时，它便是名符其的邪恶政权。当一个时代，
只有女性以其真纯、诚实、朴素和圣洁挺身而出时，这个时代便被称为“地狱”。二
十世纪中国，天地翻覆，六合黯澹，都是中国男人们造的孽，犯的罪。除了江青、聂
元梓、宋彬彬“一小摄”女人外，中国所有女性的双手都是干净的。秋瑾、张志新、
林昭们以其惨烈的消殒，给我们留下的，是一部不仅使专制帝国黯然失色、而且为未
来埋下真理、希望和爱的种子的启示录。
林昭的时代虽然黑暗无边，但国人内心还有某种渴求，希望的光很微弱，却很真
实地闪耀在苦难的中国。林昭 1968 年 4 月 29 日罹难后，不到半年，几千万青年学生
上山下乡，那是一个开始觉醒的时代，然后是被称为“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我
们要痛心地承认，林昭所向往的，为之流血的时代，绝不是我们这些苟活者所在的时
代。
我最不能接受的是，一个长期不分善恶是非的社会，一个恶贯满盈的暴君，与一
个腐败不堪的制度，既能干出杀害林昭以及数以千万人死于非命的滔天恶绩，又能创
造世界历史上不曾出现的经济奇迹。现在，我开始意识到，这两者之间存有某种内在
的逻辑关系，它们并不冲突。
240
我们面临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真正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为林昭平反昭雪，接受林昭
为民族先贤祠里的圣女，这意味着我们认同高贵、博爱、正义，理想，意味着我们服
膺自由、民主、人权、宽容，意味着我们无法接受权力的专横及其附庸——金钱的贪
婪。
但是，我们认同的仍然是制度化的人性之恶，我们服膺的从来没有超过每个个人
的私欲，我们还在接受使林昭喋血不止的那种变形记，那个浓黑的宿命。
昨天是戊子年清明节，无数国人在法定假节日中祭奠祖宗亲人，中国人终于可以
正大光明地问一下鬼神之事，窥一眼黄泉之境，感受一下生前死后的虚无与意义。既
有“人各亲其亲”的人性之常，我们就多少还可以再存希望，终有一日，当更多的人，
尤其年轻一代，用眼泪、感叹和心灵的震动，像公祭我们的神祗远祖和历代先贤一样，
祭祀林昭，我们就会有某种未来的慰藉。即使到了那一天，我们仍然意犹不平，总得
把从毛泽东开始那一个个恶人擒到林昭灵位前，让他们屈膝下跪，忏悔认罪。毋需他
们流血，即使是他们那污浊而抽象的血，“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不是林昭的哲学，
也不是我们热衷的活计。
年近六十，对一己的人生和世界的意义益发怀疑。生活仍在继续，因为一点小名
气，南来北往的事一下多了起来。但心里一个声音一直存在，无法回避。想起托尔斯
泰在五十岁上下，突然出现他那著名的“内心危机”，他在《忏悔录》中面对灵魂和
上帝发出的“孩子气”的问题。我也有很多缺憾，其中之一与托翁类似，在一个黑暗
时代竟免于牢狱之灾。梨洲先生有“锋镝牢囚取次过，依然不废我弦歌”的名句，此
生已无缘体验。林昭本来与监牢很远，离镣铐的冰凉锈蚀很远，她的血本不该用来写
字，她的头和心也不是生来穿透子弹的……。我至今无法面对这名江南女子的噩运，
谁在我面前提到她的名字，我甚至觉得我们都是杀害林昭的同盟，我们都是十几亿看
客之一。某种意义上，人生的基石只系于一种状态，那常常是另一个生命的形象，她
的故事、文字，面临磨难时的态度，甚至那些很不起眼的细节。对于我，在困惑危难
袭来时，首先出现的总是母亲的慈晖。我相信，东方的女性有一种使命，无论在地下
还是天上，都是我们这些可怜可悲的男人们的守护神。林昭走的时候 35 岁，而我已
苟活到花甲之年，从年龄上，她永远是我的一个妹妹，年轻，美丽，人生才开始，站
在那里，孤独地，幽幽地，远远地……
2008 年 4 月 5 日
241
从血到血，从心到心，不能再从罪到罪
我们一直在流血，先知的血，仁者的血，青年的血，少年的血，无辜者的血，百
姓的血，这些血构成我们 60 年来最大最腥红最恐怖的血写的事实。我们几乎每一天
都在流血，却不知那每一滴血都是不可流的。
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流血的历史。但 60 年前，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大规模的无端
的肆意的流血，基本停止了，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毒气室和古拉格群岛的铁丝网不再有
一个活人进去不能活着出来……，唯有我们，同类、同胞甚至“同志”间的残杀却刚
刚开始。“镇压”、“打倒”、“枪毙”、“专政”、“消灭”这些血腥的字眼堂而皇之地写
在中国土地上，一个有五千年文明的伟大民族竟然在一代人时间里匍匐在以戕害同类
为事业的哲学和制度前，在黄河、长江以外，中国挖掘了另一条江河，千万人的血汇
成一条滔滔的血河。我们怎么造下这样的孽？！
请睁眼看，许许多多支流注入这条血河，其中最汹涌的两条，一条来自中国第一
个集大成的暴政秦朝，它已经流淌了两千多年，“百代皆行秦政制”，这始皇帝发明了
最大规模的人殉陪葬制度，兵马俑乃是中国不把人当人最可鄙的杰作，古往今来教人
流血者无不尊秦，而把“焚书坑儒”奉为天条，却是毛泽东时代公然实行的前所未有
的创新；另一条则来自俄罗斯，从 1977 年 11 月 7 日开掘的那条人血之河，那条穿越
欧亚大陆和西伯利亚、横空而出的人血运河，它把“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
两把刀子架在亿万中国人头之上，其刀刃之锋利残忍，更超逾暴秦不下百倍。两条穿
越了漫长辽远时空、冲决一切仁慈爱怜和一切文明堤坝而来的血流，乃是中华在劫难
逃的红色宿命，我们从血到血的现代命数。
虽然寥如晨星，我们还是有警省的烛火，英勇的先驱，高翔于血腥荒野的历史候
鸟。几乎每一天，都有冤魂在悲泣，几乎每一个晚上，都有亡灵掩面走过，几乎每次
季节变换，都有雷霆滚动。整个中国，越来越象一个大祭坛，暴风雪呼啸而过，岂止
气候异常；沙尘暴遮天蔽日，难道只是北方荒漠化的明证？越来越密集的征候，越来
越显明的示警，越来越临近的启示录式的景象，不都是中国从心到心的抽紧、焦虑、
茫然、绝望？不都是无数鬼魂用我们暂时听不懂的语言，发出最后的通告？
这是一个不走极端的民族，它最畏惧的就是发泄和失去理性。上苍和孔夫子深知
东方命运的微危叵测，温和与中庸是几千年智慧与道德在中国人心中培植的文明的
242
根。但是，一旦这个民族被虚妄、欺骗、暴力和恐怖逼上绝路，他们将证明自己是世
界上最可怕的复仇者。千万不要永远玩弄权谋，如果以为依靠谎言和腐败就真能永远
统治中国，报应就会在某一天早上到来。所有的圣贤都说过，人同此心。当今中国，
已积累了足够的危机、压力、怨恨、绝望，也出现了 1989 年、1966 年、1957 年、1949
年以来未曾有过的觉醒，要求，希望。中国已经站在历史破晓处，走向光明还是退回
黑暗，就在一念之间。
最高的旨意、最深的启示，刚刚过去二十余天。四川大地震以其异乎寻常的形态、
烈度、象征意义和天谴式的警戒，把人类最大一个生命共同体推到了悬崖。中国最大
的危险是，狂妄和虚无主义劫持数以亿计的灵魂，使我们远离忏悔、敬畏、谦卑和感
恩这些人类最高贵、最奇妙、最神圣的德性。最让世人失望、揪心至于愤怒的是欠下
中国无数孽债的共产党当局，始终缺少连古代专制皇帝也不敢掩饰的“罪己”品性，
始终无力焕发对其历史罪性的起码知觉，始终企图以手段对抗目的，以物质赎买对抗
精神拯救，以社会腐败对抗道德担当，以不断推迟的大崩溃对抗民族新生的最必需的
自由奋斗。
我们生于这个直到最近才承认“生命至尊”的国度，我们生于这个直到最近还以
十万生命的殒灭证明专制合理强大与必需的社会，但我们并不止于这一切，即或面对
世界上最大的专制帝国，我们也比任何时候都清楚，只要我们不对未来绝望，只要我
们不拒绝救赎，耸然而立的庞大专制帝国就只是废墟一堆，即使身后黑夜无边，我们
也知道光明在何方，道路在哪里，我们就终能在最大的专制废墟上，迎来自由的曙光。
王康 2008 年 6 月 4 日
(原载《民主中国》2008 年 6 月 4 日)
243
戊子清明祭文
王康 2008 年 4 月 3 日
际此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天地苍黄翻覆，九州陆沉沦丧，六合黯澹肃杀，四海
泛滥浮嚣，贞下难起元，否极泰未来。混一神魔，吉凶难卜，岁事忽焉清明，祖宗位
列，先贤垂顾，谨焚香燃烛，祭祝如仪。
古往今来神人共建，天长地久物我同心。中华以人立国，以史垂法，以人生度量
宇宙，以历史充实世界。无求基督教之天堂与永恒，不待佛教之涅槃与轮回，人生乃
中华之宗教，历史即中华之上帝，故周庙序三代之盛，鲁殿列兴废之事，凌阁绘功业
之状，史记载古今之变，故中国祭祀隆典，五千年不变，史乘彪炳，七大洲无双。兴
灭国，继绝世，补敝起废，亘古维新，上通千古下开万世，浩然与天地并生。
中华曾经恢复，乾坤本已正位。满清末造，革命党人踬踣驱驰，一仆百作。黄花
岗一役，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之色变。爰有辛亥革命，武昌
首义，自由高标，民权是举，民国肇始。然专制既久，积毒既广，积弱积贫积私积愚
既深，先烈血土终湮于荒烟蓑草间，难成息壤。中国出幽谷，迁乔木，尚为遥远之图。
前清权贵遗老，假共和之名，咸与维新，盗权窃国，复辟帝制，拥兵割据，重投黎民
于水火。旋起国民革命军，集结转徙，北伐东征，指天盟誓，不惮艰危，不避死生，
志在铲军阀倒列强，护共和保民权，存亡绝续，惊天动地。
中国未始统一，民众仍系倒悬，而内忧弥深，外患日亟。东邻蕞尔日本，明治维
新，脱亚入欧，军国主义主宰朝野，法西斯蒂毒化岛国。野蛮之根本未除，狂妄之心
滋炽，东方仁爱慈悲之怀空蚀，西洋人道自由之意浇薄。一旦以征服为使命，以侵略
为国策，必成虎狼之国，战祸之薮，必然为祸东方，而中国首当其冲焉。
为保我列祖列宗坟茔庙堂，为保我世代经营之故土家园，为保我独立自由之国族
尊严，为保我永续无穷之历史文化，一千二百万中国军人一心一德，矢勤矢勇，歃血
喋血，苦战死战，踔厉纵横，为国驱驰，时时不忘为国家雪耻，念念在兹为民族牺牲。
凡白山黑水、长城内外，大河上下、长江两岸，三湘以内、五岭之外，滇西缅北、碧
云怒涛，一寸河山一寸血，万里烽烟万里城。旗正飘飘、马正萧萧，枪上膛、剑出鞘，
家可破、国须保，身可灭、志不挠，竖发裂眦、血似狂潮。以草履对铁蹄，以筋骨抗
枪炮，以持久决速胜，以空间换时间，以一己必死之生命树民族亿万年不毁之根基。
244
中国军队与日本虎狼之师展开二十二次会战，一千一百一十七次战役，三万八千九百
三十一次战斗，整排、整连、整营、整团、整旅、整师成建制地慷慨赴死，三百四十
万热血男儿血沃沙场，二百六十余名英年将领从容殉国。其碧血常新，庇佑神州，劫
灰不冷，久为国殇；其惊天地、泣鬼神之壮烈勋绩，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常昭中
华而永垂不朽。后世国人，无论何时、何地，何党、何派，皆应馨香俎豆，鞠躬长揖；
皆应肃雍钟鼓，顶礼膜拜。千秋万祀，血食天下，永祭无替。
更有庞然俄苏，横跨欧亚。十月革命，变大战为内战，厉行一党专制，领袖独裁，
广推全盘集体化，阶级斗争尖锐化，十数年间，建成空前红色帝国。既失西欧革命奥
援，遂建第三国际，以联合世界被压迫民族相号召，以解放普罗大众相鼓吹，以归还
失地、馈赠卢布军火相引诱，以输入学说理论纲领，创党建军相扶持，以实现全球共
产主义相会誓。其锋芒所向，半世影从，而中国首当其冲焉。
既登天安门楼，西来幽灵徘徊笼罩，两千年秦火坑灰复燃，一朝授受结合，而变
本加厉，集大成焉。天下卷甲，神州遽成鬼域，日升天而地暗，江东去而岸裂。浩劫
奇变，史无前例。
五千年中华文明，匍匐西来之马列主义，分析之批判之否定之灭绝之，进化论、
无神论，唯物史观君临，矛盾斗争奉成天宪，必以中国全部时空为试验背景，以所有
人民为革命工具，以万象万灵万物为改造对象。于是革命神圣，造反有理，破坏无罪，
砸烂旧世界，甚嚣尘上。凡中华神祗远祖，炎帝黄帝，大舜大禹，圣贤明哲，孔颜老
周，彻隐高蹈，崇僧大德，英勇豪杰至于走街贩卖江湖郎中，皆在亵渎之列，扫荡之
列，蹂躏之列，破灭之列。
君不见，泰山之侧，会稽山下，西子湖畔，天涯海角，一时阁堕基毁，花果飘零，
茫茫神州，黯兮惨悼，风悲日曛，飞鸟不下，伤心惨目，不可卒睹。
君不见，凡辛亥遗址，北伐战场，抗战碑碣，皆成反动遗迹，无不搅捣焚烈，镐
凿斧削，顿成垒垒丘墟森森空穴。骸骨坼而颅悬挂，铭文铲以足污践，天阴鸦昏，荆
裂棘断，烟凝风滞，夐不见人，但闻鬼哭。
君不见，本党缔造者，开国元勋，竞以邻为壑，先后落网，蒙耻攸同，陷无端之
审判，挂牌游街，阴阳剃头，亲戚背叛，其耻辱之深重，罪性之莫名，更远逾欧西中
世纪之宗教裁判。
君不见，胡耀邦天良可鉴，断不见容庙堂；赵紫阳晚年彻悟，格禁终不稍赦；王
245
若水倡人道，革出教门；李慎之发五十年浩叹，青灯孤老；刘宾雁忠诚不二，客死他
乡；何家栋白头忧思，生死书禁。党同伐异，手足相残，长使天下齿冷心寒。
君不见，林昭天真圣洁，枷锁交集，血痕斑驳；张志新存惑问道，酷刑煎逼，割
喉吞声；百万右派，蛇行龙诱，蒙垢含冤，二十二年；至若老舍未名而溺，傅雷悬梁
以遁，十力呼天而悲绝，寅恪枯眼惟待九泉，皆孝女贤母忠诚耿介，霭然白发中华文
化托命直选，可怜尸毁骨殒，荒野无际，寂寞绝望，天地为愁，而吊祭不至。
君不见，万家墨面，强入公社，奴隶苦役，空前试验。哀鸿遍野，饿殍盈国。苍
苍蒸民，不犯不越，日出日落，生也何恩，灭之何咎？
岂谓易姓改号，分明率兽食人而人相食，史书惨烈之最，莫此为甚！文明倒退之
最，莫此为甚！
君不见，爱国青年，学生运动，绝食于暴日下，屈膝于高台前，所犯者几，所求
者何，竟蹈死地！二十年过，碧血日晒而未凝，黑发旷夜以犹新。
悠悠苍天，漠漠大块，生死存亡，无尽量也。鸣呼，黄泉道上，幽明所通，熙来
攘往，不绝于途。又到清明时节，宜肃岁时之祀，用申祭吊之诚。春光荏苒，映涟涟
未瞑之目；青山葱笼，慰拳拳不泯之心。山色南来莽苍苍，江奔东去流汩汩。一切都
有因缘，万物都将复活，善恶都将报应。载陈尊簋，来格几筵。尚飨。
(原载《黄花岗》第二十三期)
246
咏而归--父母临终记忆
編者 2006 年 5 月 11 日按：
多年不見這樣氣象蒼遠、蕩氣回腸的文章了。這些文字不象這個時代的手筆，象
是半個世紀以來文化斷層那一端的傳世之作。作者的敘述，一洗時下哪怕是最出色的
中文中的纖巧奸猾与空灵貧瘠，將一百多天之内，雙親相繼離去期間其後，心中沉鬱
悲涼、阔莽浩瀚的大江大流，沉入質樸、高古凝重的中國祖先文脈，呈現給了我們。
這說的是“詠而歸”的“文”。“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最高人文境界中，人之精神
永遠與其文字相通。于是再說“質”：
公元前五百年，孔子就嗟歎天下無清明之望了。自古聖者敏于世道興衰沈浮，不
奇怪。其實當時及至後來很久，中國社會仍舊“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終歸沒差到
哪去。兩千五百年一路走來，二十世紀下半葉始，毛澤東先生先是將中國之根一樣的
各類民間形態犁庭掃穴，斬除幹淨，再將革命弄到文化的頭上，五千年史無前例。這
一從形而下到形而上的中國人文生態全面荒蕪化的事實，比任何聖者的感慨更說明問
題：中國文化傳統在自己的“神州”斷了活路，真正是“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了。
風骨、浩氣、仁義、忠信、慈惠、寬厚、誠實……這些精神品質，在當今器物人格叮
當作響的大陸，已成罕世珍品。常常是，而且常常僅僅是，從舊社會過來的一些人，
雖屢經階級鬥爭摧殘，仍保有與生俱在的高尚德行。然而曆史漸行漸遠，我們的父輩
祖輩，現今八十九十的一代老人，紛紛辭世，眼看就要帶走那個舊時代，高尚的時代。
他們寂然消失中的背影，已然構成中國最後耶路撒冷。
作者出身儒教世家而生在 49 年的新中國，長于文化生態荒蕪之地卻浸染儒教命
脈，所描寫的是一對老人的歸程，也是那一代高尚舊人的歸程；所記述的是個人父母
臨終的記憶，也代表現今中年一代對父輩的祭奠；所傳達的不僅是中年喪失雙親城池
的深淵，簡直就是為這斷去歷史傳承的時代竪起的一面哭墻。這面哭墻的存在説明，
我們被截斷來路的時代縱然朝夕、終年載歌載舞，畢竟去意彷徨。在它的深處尚有歷
史的自覺意識。這意識也許有一天能重新承載過去、接通未來。
此文取“紀念”的諧聲，以“季年”為筆名，作于七年前，是作者為家族後人而
寫的，原本無意發表。不料少數友人傳來閱去，已經流傳上網。既然如此，爭得作者
同意，于母親節后，發佈于此。
247
==========================================
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
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熟知生死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友矣。
来自尘土，归于尘土。
--------
最后一次送母亲去北京时，父亲照例走到阳台上。公司的车一直开到门口，文级、
育仁、逢春、慰荣忙着把母亲搀扶进车门。只有我，知道老父一定会走到阳台上。杂
乱的树叶中，父亲瘦削地扶着栏杆，坚定而衰老地举起右手。举手挥别已成为父亲生
命的节日。他对人生和世界的招呼和检阅。这个时代这个社会他早已洞悉却始终拒绝
又必须承受的东西几乎伴随了他一生，挥手代表了他的全部言辞，这是送别、祝福和
祈祷，也是他的孤独宣示。
这次是生离死别的挥手。尽管无人理会，尽管枝叶重遮，甚至终身相伴的白发妻
子似乎也没有抬头看见。
-------
我在北京呆得太久了，有不少冠冕堂皇的创意，有许多能言善辩的精英，让我远
离父亲。就在这一个多月中，父亲二度中风。那天家中无人，他战战兢兢，摔在地上，
头撞在茶几角上，血流满面。文级上街回来，父亲已在冷硬的水泥地板上躺了一个多
小时。谁也不知道，八十岁的父亲蜷缩在地板上任由自己头上的血流慢慢地凝结，心
里在想什么。
我从北京赶到家中，父亲已换了一人。他躺在那张老式木头床上，已经形销骨瘦，
奄奄一息。他慢慢抓住我的手，好半天才断断续续地说，人是最不好的动物，最不好
的动物也比人好。吸了两口水，艰难地咽下，又说，生为一个中国人，实在太惨了。
余无所思，但求早死，这是他最后的念头。
父亲干涸凹陷的眼睛深处还有光辉，但很遥远，很微弱，依然澄明，毫无怨恨，
那是烛照他一生的生命之光，就要燃尽了。
妈妈呢？他突然问。在小宁那里，小宁，我大声地重复。小宁是谁？是你女儿呀！
她在哪里？北京，北京！北京是什么？
--------
248
父亲曾独自一人去过长城，爬到最高处。不到长城非好汉，修长城的人就是大混
蛋，他对这座中国首任暴君的作品无甚好感。就是在长城，他更真切地体验了陈子昂
那首千古绝唱：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他去过天
安门，了无感觉，除了陌生。这座城市与我无关。父亲对北京不置一词，他心中无北
京。
父亲与我最后的对话到此结束。
文级来为父亲喂麦片粥。父亲闭上眼，本能地张开嘴，接受他厌恶的食物，企图
维持生命的食物。中途不知是睡去还是拒绝就范，闭上了嘴。文级大声说，张嘴，张
嘴。
去肿瘤医院，找母亲学生朱医生，联系老父住院。我在病房走廊走过，四处肮脏，
医生护士昏昏欲睡。决计另觅地方。
去歌乐山第一养老院。沿途荒凉,一座坟山,成百上千墓窟密布，象无边的白癜风。
养老院惨不忍睹，窗门都破旧，室内冰冷。老头老太婆从病房中探出头，都矮小衰弱。
这是屠场啊。又见到肥胖的院长，满口黄牙，一脸晦气。
终于与外科医院周医生联系上。
哥哥、文级、爱民、慰荣用担架抬父亲到救护车上，我与国联、逢春乘车尾随在
后。
行至三角碑，救护车左行而去，我们的车只能绕单行道。父亲第一次昏然不觉地
享有了这个国家官僚和警察的特权。
父亲已躺在外科医院住院部三楼。医院护士正吸痰、排尿、输氧，一切按程序进
行。
父亲这几天一直指着腹部。文级以为是胃不对，大力按摩。现在才知道，是小便
淤积，竟排出大半盆，六、七斤之多。
父亲已长褥疮，两个大脚趾拇血已坏死，污红、僵硬。他躺在那里，任人们观察、
折腾。
邀主任医生、保卫干部小彭和护士七、八人午饭。冀其善待老父。
小彭介绍医院抬尸工老婆王姐照料父亲。每月七百元。王姐是农村妇女，五十岁，
黑而胖，不失乡下人质朴，但远称不上尽职。她睡老父旁边病床，整日打毛线，时有
怨言，老父收到的水果、麦乳精等全部归她，也是如此。
249
连续两次下病危通知书，主管蔡医生声称，需送父亲入病危病房，后又作罢。事
后知道，与王姐有关人士干预，如住病危病房，王姐则丧失这笔护理收入。对老父，
两者实无甚区别。老父平生第一次收到三束鲜花，放在旁边小柜上，那些花从未开繁，
很快凋萎。花心也知人意否？
蔡医生说，要剧掉父亲两个大脚趾拇，否则会感染；周医生则反对，称老头承受
不住手术。我看着两人的眼睛说，不考虑，老父必须完身而去。
父亲更瘦弱。左腿折叠起来，僵硬不复伸直。右腿右手已无知觉。他用左手几次
扯去插进鼻孔和尿道的塑料管，遭到训斥，最后王姐用布条把左手捆在铁床上。你们
可以采取任何措施，只要必要，但不能训斥老人，他根本听不见，而且我不允许、不
容忍。医生护士王姐看着我，感到眼光中真实的怒火，从此低声说话。
王姐告诉我，几天中，老头不停呼唤“妈妈”，把她当成自己妈妈了，真好笑。
她那肥胖健康的脸开心得稀烂。我瞪了她一眼。
父亲在呼唤母亲啊，他的母亲和我的母亲，主要是后者。他是在问我，妈妈在哪
里，怎么不来？为什么？她好吗？
我给母亲电话，母亲声音更微弱了。她总先问父亲。还好，稳起的，一切都好。
母亲又从上海去了北京。后来母亲隐讳地说，她无法在重庆住下去了，非要到上海去。
蓓蓓也是她的孙女，她要给这个最缺少爱护的孙女补习。
母亲在上海住了一个月，小施那里条件更简陋。小施对母亲甚好，关照甚微，但
母亲还是走了。她要把最后的时间认真地分配，她的亲生女儿也盼着她去。也许还有
其它原因，母亲对自己的隐痛从来是彻底的含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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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要到春节了。本世纪最后一个春节。
大年三十，父亲回到家中，这又是我作的主。一定要让父亲回家过年。文级把母
亲那间小屋腾了出来，父亲头朝窗躺着，全然不知身在何处。墙上挂有家人像片，其
中有他母亲、我奶奶的像片。
那是 1957 年，父亲刚从监狱放回。他于 1950 年初入狱，罪名似乎是在川大读书
时跟踪某地下党员同学。父亲 1937 年入四川大学物理系，与母亲认识后转入化学系。
一名流亡大学生，一家四口天各一方。父亲天性超脱，习自然科学，对中国式的政治
了无兴趣，所谓“跟踪”，纯属乌有。1982 年，父亲在滩子口木材加工厂“退休”后，
250
其工龄仅有四年，问题也得以“改正”。其档案中历史反革命罪状竟无任何证据。所
属单位政工人员说，可能是弄错了。这是父亲一生冤难的唯一说明。
从此，父亲丧失了作为父亲、丈夫和一家之主的地位，作为另类实际上被时代一
笔勾销。除了亲人，几乎从无人给他写信，给他电话，或有任何聚会，孤独成了父亲
的挚友。父亲走在街上，总是两眼前视，若有所思，头微微后仰，大步缓行，从不与
人招呼，也从无人招呼他，犹如荒野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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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年那天，我还清楚地记得，妈妈的一位华侨学生为全家照相。小脚的奶奶坐
着，我靠在旁边，哥哥、宁姐、彬彬分立两侧，父亲、母亲、五爸爸站在后排。父亲
高高的个子，挺直的身躯，精神尚好，似无牢犯的痕迹。那时他 37 岁。
那是奶奶唯一的像片。父亲事实上无力供养他的母亲。现在，他那在六零年饿死
的母亲从墙上凝视着濒死的儿子，儿子已八十一岁之老了。
医院的程序转移到家中，区人民医院邱院长是母亲学生。医院胡医生来为父亲接
通排尿管，气息奄奄的父亲痛得发抖。
大年三十晚，育仁一家过来。议论说，父亲可能瘫痪若干年，学校某人已大小便
失禁地活了七、八年；也可能慢慢成为植物人，云云。
老父亲不会走这两种路，我知道。
三月四日（初五），为父亲洗了一个热水澡。父亲赤条条躺在浴缸里，左腿弯曲
着，两个大脚趾头已完全坏死，污红坚硬，背上髋部有几大片褥疮，两只耳朵都睡烂，
凝成血块。父亲居然在澡盆中睡着了。
伊壁鸠鲁临终前也在浴缸里睡着了，认为死亡是生命的节日。婴儿出世，必受沐
浴。父亲已复归婴儿，澡盆犹如子宫，一切圆满、吉祥。
晚上十时许，我推门进去，父亲背光而卧。他突然睁开眼，抬起右手，用他深不
可测的目光无限怅惘地望着。他无力转向我，但那余光分明照耀着我。一切尽在不言
中，父亲。我握住父亲抬起的手，那手突然攥紧，持续了好一阵，才颓然松开。
我每次回去，父亲都会以他的眼光说，你回来了，好啊。他的目光又会立即黯淡。
父亲比谁都清楚，儿子不会呆得太久，他被破碎的世界网住，儿子会用父亲并不全懂
但完全体谅的方式耗散生命。他和儿子一样，都是宿命论者。
父亲已有五天不进食，仅吞咽了几滴水。父亲已决定，拒绝存活，拒绝生命。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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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他的哲学，他的风格。我为父亲痛心，也为父亲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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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五日，一早电话响起。
这一天终于降临，文级说，老太爷已于清晨去了。
我赶去一中。
我打开蒙在父亲头上的白床单。
这是他，我的父亲。终于走了，以他自己的步伐，永远离开了这个苦难乏味无聊
的世界。父亲像所有的远行者一样，宁静，超然，在无限之中长眠。
文级已为他穿好衣裳，他那件灰色中山服上，衣袋上有一滩墨汁，钢笔留下的知
识分子的图腾。扣子是完整的，父亲总是整洁、干净、一丝不苟。
文级出去了，我把门反锁上，一人伴着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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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 12 月 2 日,父亲为我写下《我在沉默中度过你的生日》：
沉默是对上帝威严最大的讽刺，
沉默是对撒但最不屑的诅咒，
沉默是心底最强烈的呐喊。
沉默是对人的尊严最虔诚的顶礼，
沉默是对生活和真善美的最热烈的向往，
沉默是天风与海涛最完美的结合。
沉默是对你过去与现在的肯定和对你未来的期许，
沉默是对你的品格与坚强最好的支持，
沉默是绝对相信春暖花开的日子就要到来了。
这样，我在沉默中度过了你的生日。
--------
父亲，我来迟了！尽管一切语言都属多余。惯于沉默的你惯于以沉默面对荒诞的
世界，在你的最后关头，没有一个亲人守候一旁，你在无边的寂寞中是否依次念着我
们的姓名，你总是牢牢记住所有亲人的生日，在大家全都茫然之际提醒有关的时日。
我推迟了和你诀别的唯一时刻，这是永远的大憾。
我坐在父亲遗体旁边。逢春为我借来录放机，我为父亲放起“二、三十年代歌曲”。
252
是父亲、母亲、五爸爸、么爸爸在几年前唱的他们少年和青年时代的歌曲。
那是多么真率、忧伤、朴素的歌曲！没有被 1949 年以后的时代玷污过的真正的
歌谣。
母亲、么爸爸、五爸爸都唱了好几首，父亲只唱了一首。父亲的声音苍凉、沉郁，
有不尽的感喟，是源出心灵的咏叹：
好时候，像水一般不断地流，春来不久，又归去也，谁也不能留。别恨离愁，赋
与落花流水空悠悠。想起那年高的慈母，白发萧萧已满头，暮暮朝朝，暮暮朝朝，总
是眉儿皱，心儿忧，泪儿流，年华不可留。谁得千年寿，我的老母！花啊！你跟着流
水，这样流啊流啊！到我家；水啊！你载着落花，这样流啊流啊！到我家。将花交给
我那年迈的妈妈，让她的白发，添上几片残花，笑一个青春的笑吧！花呀，水呀，劳
你们的驾吧！
一定有一天，回到我那可爱的家园。在数不尽的青山的那边，在飘不断的白云的
那边。那边，敌人种下了满地的烽火，敌人给了我们无数的苦难！田园荒芜了，房屋
焚烧了，我那白发的爹娘，几次踏进我的梦里边，含着泪儿抚问：流浪的孩儿！你可
平安！天知道，天知道，老人家的安康！冬天如果来了，春天还会远吗？那一天，野
花开遍了我的家园，孩儿回来了，回来了！在数不尽的青山的那边，在飘不断的白云
的那边。
白云飘，青烟绕，绿林的深处是我的家啊！小桥啊！流水啊！梦里的家园路迢迢。
微风轻轻地飘，飘落了梨花春去了，明月楼高，匆匆秋又到，飘落了红叶愁难消。白
云飘，青烟绕，绿林的深处是我的家啊！小桥啊！流水啊！梦里的家园路迢迢！
--------
两年前，我写了“咏而归”，表糊好后挂在母亲房间墙上。现在，父亲在他最亲
近的人们的歌声中安息。他安静地、会心地、凝神地听着。你在歌声中降生，你在歌
声中离去。
我热泪盈眶，前所未有地感受着人生的庄严和悲怆。
--------
我决定不告诉母亲，不告诉重庆之外的任何亲友，不通知父亲单位；不举行任何
仪式，不带白花、不缠黑纱，不挂花圈，不穿寿衣，免去一切形式；就在当天火化。
我拨通石桥铺火葬场电话。说是所有火化都在白天，为何要在晚上？
253
死者希望在黄昏离开。我代父亲回答。对方居然同意，但要加倍收取加班费。
---------
小平、逢春、爱民、慰荣、志钧、国联、二娃一直在客厅；苏敏、育仁、小许、
蔼云来了。晚七时，火葬场的长安车准点开抵楼下。我把父亲的绝唱放给满屋的朋友
们听。大家都陷入前所未有的沉默。
时辰到了。
大家用木板把父亲遗体抬下楼去。枯瘦的父亲轻如柳絮浮萍。八个强健的肩头格
外小心地托着。父亲生命的尽头敞朗而宽阔，就像出门远行，就像荒原散步。
我和逢春陪父亲坐进“灵车”，一辆破旧漏风的长安车。遗体、床单、木板，两
辆破旧小车在前面开道。寒碜的车队，隆重的送别。
奶奶、爷爷的骨灰都在石桥铺火葬场，于今早已不知去向。父亲每次经过石桥铺，
都要在心里说：你们安息吧。爷爷去世后，父亲、哥哥和我用拖板车把爷爷遗体送到
石桥铺火葬场。父亲对十五岁的哥哥和十岁的我说，人生如旅途，都会走到终点。现
在，轮到父亲自己了。
夜幕开始降临，火葬场一片寂静。我们把父亲遗体径直抬到焚尸炉旁。焚尸工杨
师傅说，从来没有人在天黑以后来，哪怕是无人认领的尸体或枪决犯人，都不在夜晚
火化，这是第一例。
大学毕业前夕，我曾来此火葬场“体验生活”。火化全过程我都清楚。当年的黎
师傅已经故去，火化设备和建筑都大为改观。
一盏灯泡悬挂在火化炉门前，我在父亲遗体前向父亲鞠躬告别：
--------
父亲，您终于走出了这一步，走到了这一步。多年前，您就说，人生如旅途，我
们都是来来去去的旅客。
父亲，您一生饱受迫害，这个社会、这个时代从未给您任何尊重和温暖。但是，
儿女和亲友都爱您敬您，您从无怨尤，您把自己的悲剧看成时代的悲剧，您善良、正
直、宽容，超然物外。
您神智尚清时，我从北京赶回，你抓紧我的手，用最后的力量说，人是最不好的
动物，生为中国人太不幸了！
我知道，这是你绝望至极的言辞，你经历和看到太多的苦难和罪过、邪恶和暴力
254
绝对占了上风，在你的视野里，没有力量能改变这一切。
父亲，宿命情怀和君子之道让你敏感、苦痛、绝望。普天之下，受难的心灵已经
寥若晨星。这是绝对孤寂的受难，无法言说的绝望。
父亲，我用这样简单的形式为你送行，免掉一切世俗的礼仪。我想，这才符合你
一生的风格。
父亲，死亡本是一种假定。当世界一团漆黑时，死亡应是通向光明的道路。
父亲，你如此安宁如此自尊如此彻底地走了。你来自尘土，又重归尘土，大地母
亲已在迎接又一名失散多年的孤儿。
父亲，安息吧。父亲，再见。
-------
这是春天的黄昏，满天星斗奇迹般地闪烁，多雾的天空第一次如此澄明，有乐声
在回环，伴送我父最后的行程。
八时正，父亲遗体被推到焚尸炉口。父亲多年来自己为自己剃头。用剪刀剪成光
头。在这最后时刻，父亲花白的、短短的头发被火红的光芒映着，长长的眉毛在热气
中微微抖动。我把白床单拉上去，蒙住父亲的头。明亮而沉重的金属门终于缓缓降下，
传递带把父亲一寸一寸地送进去。
--------
父亲跨过了那一步。父亲永远与我们分开了。他被接纳进那个世界。
星河何迢迢，笙箫亦渺渺！春风三月初，我父出远郊。高堂自幽闭，尘寰不浮嚣。
妻子遥相送，千年方始到。向来幽明处，知谁归期遥。原知死去空，犹为灵祝祷。黄
泉无限路，我父在飘渺！
父亲，你死得其所，死得其时，死得尊严自由深邃神秘孤独无私。
九时 10 分（70 分钟后），电炉打开。耐火砖床退了出来，父亲遗体已化为一堆白
骨。这是生命惊心动魄的变形，复原。
我站在这堆白骨前。
我用铁棍把父亲的白骨捣碎，泪水滴在骨头上，咝咝作响，化成白气飘散。我把
骨灰装进骨灰盒，上面嵌着父亲像片，那是某年冬天，全家照的像，白天我用剪刀剪
下来的。父亲穿一件黑色大衣，六十来岁，忧郁凝重，他特有的悲天悯人的神情。焚
尸工用印有黄色“奠”字的红绸把骨灰盒包住，全部程序从此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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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焚尸工鞠躬致谢，抱起骨灰盒走出来。我朝天望去，满天星辰，春风拂面，
我感到宇宙深不可测的奥秘，感到生命和灵魂的无限。热泪再次夺眶而出。
------
父亲在我五十岁前去了。少年丧父，人生之大悲剧。然毕竟元气充沛，人生大道
刚刚展开，岁月会弥合一切。壮年丧父，生命屏障缺失，人生悲剧已成深渊。孤独的
我将要把这个消息面告更加孤独的母亲。
我面前二十来本大大小小的日记本，高高地耸立。这是母亲 1949 年以后写的日
记（散失了不少），日记本大都是学生送的，是那些贫穷黑暗年代的日记本，纸页粗
糙，封面是劣质塑料或硬纸板。
母亲以什么样的毅力和勇气写下这一百多万字的笔记，又如何穿过恐怖岁月保留
下来的啊。我一次又一次痛哭失声，不忍卒读，一次又一次让泪水洒落在母亲的日记，
母亲的灵魂上。
母亲漫长的一生，她在孤独中遭逢的一切，她早已破碎的心灵一次又一次绝望，
一次又一次挣扎前行，直到生命最后一刻，母亲无畏地往前进，直到实在不能再走半
步。
时代所有想得出的苦难、屈辱、不幸、艰辛几乎都落在母亲身上，她把这一切扛
起，以超凡的意志不让自己有丝毫懈怠，她把这一切内化成沉重无比的十字架，再把
它们记载下来，这是她对命运唯一无声的抗议，这种抗议本身可是更深的痛苦！
像所有中国女性一样，作为女儿、妹妹、姐姐、妻子、母亲、祖母和曾祖母以及
姨妈、舅妈、儿媳、弟媳、岳母……，母亲在中国发明的所有加诸女性的角色中，都
拼命地尽她的心，她的力，她的道。
而时代和家庭给予她的是那么残酷无情的回报，包括正在为母亲写回忆文字的不
孝的儿子。母亲是被人生和时代折磨而去，但直到化成一堆白骨，母亲仍是无比的刚
强、自尊、慈祥！
母亲的日记止于 1999 年 6 月 8 日：星期二，16－25℃，冬冬用自行车，宁儿扶
我去看扬大夫，来回两个小时，把他们累惨了，我也单纯为了节约 10 元钱，所见者
小。
------
母亲写字极快，很独特，字呈方型，横竖都直，透出坚毅和焦急。母亲写黑板字
256
更是飞快，母亲学生告诉我，唐老师每节课都要写几大版板书，飘飘洒洒如雪花飞舞。
最后一本日记用的是重庆印制第七厂印制、重庆百货站经销的 24 开 40 页红梅软
抄，文革中的产品。母亲写完了最后一页，打泼了红墨水，浸了一大片，像血迹般刺
目。
母亲在最后一页写下两句唐诗：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
1999 年 6 月 20 日，我站到宁姐家门口，摁响电铃，隔了好久，门才慢慢打开，
母亲站在门缝里。
母亲又矮了一截，她抬头望着我，嘴嚅动了一下，那眼中含着多少期待和孤苦啊。
第一次，母亲没有微笑。或许母亲已预感到父亲已经走了，或许她太累了。我扶母亲
缓缓走到沙发坐下，母亲已经枯瘦如柴，我心里痛如刀绞。
走时，有人介绍一位民间医生,花了 800 元买了他四盒“蛇胆液”，据说能治喉癌
一类顽疾。我把“蛇胆液”和其他药都拿出，放在茶几上。母亲拿起“蛇胆液”，看
了一下说明。母亲的眼睛依然出奇地好。八十一岁的老人，至今从未戴过老花眼镜。
按母亲的说法，她是“赖”过来的。她能看清报页中缝的小字和股市数字。母亲的这
点“奇迹”也总使我内心酸楚。母亲早已到了连为自己配一幅老花眼镜都觉得奢侈的
地步。
母亲用满是皱纹的手指着“蛇胆液”，意思是就服点这个吧。我用白酒兑了少许
“蛇胆液”，稍稍摇晃，突然想起母亲千万次地带领学生做实验摇晃试管、烧杯之类
器皿的情景，母亲似乎也有所感，她的眼睛一下湿润了，嘴角有察觉不到的笑意。
母亲端起小杯，凝神看了一下，送到嘴边，仰脖坚决地喝下。母亲已是喉癌晚期，
吞咽食物非常困难，喉部早已溃疡，脓包肿得几乎堵塞了咽喉。
母亲剧烈地咳嗽、呕吐、抽搐。我这不孝之子，竟如此轻信民间庸医，母亲如此
严重的喉疾，怎么承受得起烈性酒。母亲啊母亲，你是为儿受罪，你不想拂儿子的心
意，满足他尽孝的心愿，不惜如此苦痛自己。
快到中午，母亲平静下来。
我下了决心，要把父亲丧讯告诉母亲。
母亲无比衰弱地靠在沙发上，茫然地朝前望着。是时候了，必须说出来。母亲听
257
力已有减退，母亲正在向生命告别，时间不多了。
妈妈，爸爸去世了，他走了，时间是 3 月 5 日。
------
1978 年 2 月 2 日，大舅在香港去世。苏州二爸爸来信，被我先取回。哥哥、宁姐、
培生等正好在重庆，正是春节前夕。最后由我告诉母亲，她最敬爱的长兄已不在人世。
母亲怔怔地坐着，完全没有反应过来。好久，才放声恸哭，昏厥过去。我们没有
想到，母亲会如此难受，我们不了解母亲与她的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不了解天涯海
角的分隔让母亲多少回梦断云山，不了解兄妹同胞之情对母亲一生的意义。
晚饭前，昏睡了大半天的母亲独自出门，直到天黑不见归来。我到学校操场边，
见母亲坐在大黄桷树下，陷入无限的哀思中。
母亲沉默着，承受着巨大的哀恸。那天晚上，母亲彻夜伏案备课、出题，拼命工
作是母亲摆脱苦难的唯一方式。
1991 年，《唐君毅全集》在台湾出版，母亲怀念大舅的短诗印在第 30 卷第 671
页：
悼兄
一、一树五枝，顶枝摧折，四枝彷徨，何所仰息。
二、天地胡不仁，以人为刍狗，既生我良兄，何忍又夺走。
三、昔日梦里惊，醒来暗庆幸。今日梦里惊，醒来泪湿衾。
落月满屋梁，音容何处寻，追思成往事，不觉泪纵横。
现在，我必须把父亲去世的消息告诉母亲。
母亲静静坐着，她在等待最坏的消息。
父亲 3 月 5 日去世后，母亲每周六晚打电话来，询问父亲病况，文级都按我的要
求，回答说“稳起的，还好”。
以母亲的敏感，以母亲对苦难的熟悉，她或许早已知晓。
爸爸已在 3 月 5 日走了，他去得很安详。
我没有说，他生前清醒时一直在呼唤你的名字。
母亲把头靠在沙发上，仰天长叹一口气，泪水立即滚出来，肇年啊，你怎么先走
了……
我觉得时光黑暗下来。母亲惨然地流泪，发不出声音。虽不是执手注目地生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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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108 天之后才到的噩耗，依然是怎样一股飚风，吹扑着母亲那盏颤抖摇曳的风中之
烛啊！
我残忍冷漠地坐着，任由母亲兀自悲伤。
我能再说什么，我能再做什么。
母亲要我扶她走进她那间小屋。母亲永远住在最小的屋里，最角落的屋里，最简
单的行囊用具。母亲床头是她的日记本，水杯，药，信札，永远的教材和备课本。
-------
1989 年 6 月 7 日下午三时，公安人员过了 39 年之后第二次光顾我家。母亲正端
一碗稀饭，看着身穿制服的恶煞，失手放下饭碗，摔落一地，嗓音也喑哑了。
在中国绝大多数母亲已免于政治恐怖之后，我的母亲却以古稀之年重新承受恐
怖。
夜里梦醒 1989 年 6 月 20 日
日里多担忧，梦里闻儿走。
促年（父亲）速同往，心急如锅蚁。
车轮何迟迟，车路一何多！
未得车站名，一一跑各路。
行人见两老，来往何仓猝！
闻得为寻儿，同情复笑痴。
惶惶无所获，怅惘还家里。
室空人已去，心肝俱迸裂。
痛哭失声呼，骤然惊梦醒。
才知在梦里，两颊泪零零。
窗外雨淅淅，似与我同泣。
来日复何如，仰天长叹息！
我搀扶可怜的老母一步一步走到她的床前，看她慢慢侧身躺下，她瘦弱的身躯无
声无息地转过身去，才猛然了悟，母亲已是老人！
多年来，我怎么没有想到，母亲早已是一个老人。我从没想到，母亲患有多年的
风湿病、胃病、便秘、高血压、美尼尔氏综合症，又偏瘫了近十年，因为几十年教书
生涯，长期慢性咽炎，早已转为晚期喉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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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受到所有人的敬爱，却没有一天享受一个老人应该得到的享受。
1969 年冬，母亲曾万里迢迢，转了若干次火车汽车，到黑龙江大兴安岭加格达奇
看望哥哥，为他那清贫的小家缝补浆洗。母亲常引阿婆诗，为自己东奔西走作注：
万里迢迢出蜀都，为儿何暇计征程。
世间只识穷通理，毋怪时人笑我迂。
八十岁生日,是母亲允许的唯一一次做寿。父亲比母亲小十天,一齐做寿。第一次
为父母买了鲜花。那天，母亲情绪难得的好，先唱了《女师校歌》。
峨眉秀拔剑关雄，巫山十二峰涌；大江环绕西东，秀毓兮灵钟。巴蜀风，齐鲁同，
女校辟蚕丛。伟哉斯校，伟哉斯校。广厦宏阵涛，成人有德小子造；巾帼履英髦，济
济霭霭，济济霭霭，民国光耀。
文翁石室周公殿，森森古木参天，半亩方塘涵涵，堤柳带朝烟。衣舍后，映门前，
结构本天然。我爱校兮，我爱校兮，四时多逸趣。芙蓉城绕浣花溪，地灵人杰聚。济
济莘莘，济济莘莘，岂让须眉。
母亲记忆非凡，不知从哪里记下许多诗词、对联、格言、儿歌，比如：
坐南向北吃西瓜，皮朝东甩
思前想后汉左传，免往右翻
旧岁云除，世短意恒多；读书尚友古人，闲看烟云幻空相。
长江环绕，水流心不竟；学种时师老圃，偶裁桃李荫吾庐。
阿公阿婆对联：
四月八日，十月八日
东方一人，西方一人
四月八日为孔子诞辰
十月八日为释迦牟尼佛诞辰
阿公阿婆题成都奎星楼街寓对联：
三五间小屋即安居，直造上城头，好与儿童数星斗。
八九树梅花作良友，疏枝邀明月，自疑身世到羲皇。
那天，母亲还唱了几首英语歌。在母亲孤苦内心，现实完全不可理喻，人世沧桑
不堪回首，惟有有性灵有关爱有温情的事物，才让她留恋。
但母亲心如死灰，为时已久矣！这两年，母亲经常焦急、流泪、叹息。我忙于各
260
种应酬俗务，竟天良障蔽，多年罔顾垂老母亲的栖惶苦楚！母亲笑容越来越少，偶尔
有，也是凄苦惨然的一刹那。母亲晚年的日记，深深地陷进绝大多数中国人似已陌生
的政治恐怖和精神深渊。我经常劝母亲开朗超然，认识母亲的人都说，你怎么不象其
他老人，出去散散步，打打拳。每当看到那些安享清平、悠闲幸福、不问他人痛痒、
更无精神苦难的人们，我就想到生活在另一境界中的母亲。母亲的心只有永远挥之不
去的焦虑和恐惧，只有她的“债”和“道”。
不知从哪里来，母亲认为，她的一生就是还“债”，她非常赞同爱因斯坦的观点：
我们都生活在他人的劳作里，生活在他人的善意里，我们欠这个世界太多，只有努力
工作，悉数奉献。
母亲践行她的“道”，以她残障的右手，以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写出她一生的教学
总结《高中化学精要》。该书编辑在“作者简介”中写道：“唐恂季老师近年以偏瘫之
身、古稀之年，居陋室，临寒窗，抖索颤悠，以心血碾墨，以脑汁作笔，历尽艰难，
将一生教学经验写进此书。”母亲本想待此书出版之后，将所得稿费赠予穷苦学子。
熟料中国已入“市场”社会，须先行自垫印刷费用三万余元，母亲东凑西借，方勉强
促成。
母亲从无“退休”概念，最后十年间，仍为相识不相识的孙辈曾孙辈学子辅导不
缀。一边是白发萧萧嗓音暗哑的老母，一边是天真烂漫的秀发少年，此情此景中，苦
难无存，忧愁遁迹。
培生的老师过八十大寿，母亲代为撰写贺诗：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饮水思源，师恩何深。
泰岳不老，松柏长青。
起居咸吉，福寿康宁。
1994 年 7 月 10 日,母亲在日记中感伤地和一些小东西告别：
粉笔、擦布和小黑板
一年来，我和冬冬与你们常相聚首，得你们支持。我宿心愿方能够，显示人生价
值，惊喜心头。
高考了，与你们不再团聚即分手，看你们各居一处，伤别离情，油然而生。不禁
涕泪纵横，悠悠天地心，物物都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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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我材自有用，尽其在我尽职责，此乃天经地义，以尔等多情拟我们，徒自添
感伤，有何意义！惹人笑痴。
母亲一生教学，桃李天下。对青春年少累于寒窗感怀万端：
高考有感（1994.7.9）
中学生累，中学生苦。还在青少年，不似青少年。
学习重，学习累，忘却了春秋佳日，忘却了夏暑冬寒。少有星期日，多是星期七；
晨曦不见被叫醒，万籁俱寂还未寝；告别电视与广播，报章杂志也罔顾，更不要说去
游乐园。学习复学习，作业永难做完，莘莘学子，失去嬉戏与欢乐，还在青少年，不
似青少年！
高考生累，高考生苦。考试场，在十几里外，天雨路更难走，远道考生，天朦胧
就得走。雨水加汗水，衣服被湿透。
临考试，缺经验，胆怯意乱，心慌紧张，精神负担重，超负荷写作，发挥少，失
误多，卷面比实际，系数远小一。考完后，出考场，如梗在喉，哽咽难已，失落感涌
心头，搔首问青天。
问考生：考后何打算？
看世界足球大赛电视。
美美的睡一觉。
考生多如是说。
困了，为沉重的学习负担所压，困极了！
愿天公重抖擞，还美好青春于我青少年！
母亲慢慢把父亲遗像擦干净，端放桌上。我与宁姐、冬冬分别陪伴母亲与父亲遣
像合影。如此残缺迟来的合影！
母亲在日记中写道：
康儿上午 10 时来，告我肇年已 3 月 5 日晨六时走了，永远走了。这突如其来的
噩耗，我不禁痛苦……，他怎会先我去了？不久前曾梦中见他来了,能走路,我醒后即
有些不祥之感，你竟有灵来呀……
康儿来，他和我都无语凝噎……
人生，人生！肇年此生我竟不能去见他，三个月前他住院，抬上救护车，我未去
送，住院期间我亦未去看他一次。一些事未及时做，就再也没机会了。死别吞声，音
262
容两渺茫……
宁儿几日都在家陪我，她今日去为肇年遗像做镜框。不胜惆怅，泪眼模糊……
想到肇年一生潦倒，有才有德，竟受此待，我亦很不该去上海，他孤独……，竟
二次中风不起……
想到康儿总是不快，噙泪。他担子太重，而又不顺。肇年去了，他在重庆如何过
的，又担心我，这隐忍苦情好折磨人！
悠悠故人情，我现只有老同学与我信。解放后 50 年没有朋友。友情、亲情、爱
情，现只有老同学友情和儿孙们亲情，没有了爱情。肇年去矣，在他生时，我们这五
十多年中，爱情被若干次政治运动冲击到荡然无存。现他去矣，这爱情还似乎返回，
但他已永不知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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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把生命的孤寂愁苦永远埋在心里，永远以古道热肠直面世界。神情始终年轻。
她总是聚精会神地听人讲话，眼睛明亮，充满善意；她总是嘉许所有的造访者，给他
们鼓励：世界毕竟是如此美好，如此值得去奋斗。
1986 年，母亲从上海乘火车到贵州熄峰某厂子弟校任教。担任高中三个年级 15
节课，为期一学期。走时，母亲用全部薪水为该校建了一个化学实验室。我曾去息峰，
母亲置身那荒凉的山景和纯朴的学生之中，忙碌而充实。那位校长对我说，唐老师真
像他的老母亲。
母亲八十岁以后，还怀着空前的内心危机，拖着残病之躯，从重庆到上海，从上
海到北京，从北京到重庆。几乎直到生命最后一刻，母亲总在收拾行装，不顾寒暑，
只要儿孙需要，只要命运召唤，母亲会把省吃俭用积攒的钱化为盘资立即上路。
托尔斯泰晚年出走，去找他的上帝和真理；母亲何尝不是在苦苦寻她的“家”和
“道”！
我却始终以为母亲还充满朝气和乐天精神，母亲的病痛、烦恼她自会像以前一样
独自承担，以为母亲孱弱的肩头仍像以前一样为我们分担一切。竟不曾想到，内心的
苦楚、精神的寂寥和感情的绝望正把母亲推向深渊！
母亲提出要回重庆。她的声音低哑，却分外坚定：要坐飞机。终身节俭的母亲只
乘过一次飞机。86 年，我在北京无法呆下去，母亲父亲也在北京住了近两年。父亲始
终认为北京更不是他的“家”，度日如年。母亲却怀有明确的任务，辅导外孙冬冬，
263
更重要的是，因为我在北京。她总觉得，再大的劫难，只要她在，情形就会不致落到
不可收拾的地步。现在，我提出回重庆，母亲立即同意。但母亲已偏瘫七个年头，我
主张乘飞机，母亲同意了。
通过安检门时，警告铃声响起，父亲在前面被拦住，只见他突然高举双手，长长
的黑大衣裹着高高的个头，像一个宗教徒在向苍天祈祷。母亲说，你爸爸怎么这么倒
霉。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多年前，父亲被捕入狱时，新政权强迫他做的第一个动作
就是高举双手。知识分子父亲何须举起双手，父亲一身也不知“武器”为何物！
父亲坐在机窗旁，两个多小时，他一直定睛看着无边的云层，那壮丽而高远的天
穹。无人知晓老头子的想法，他经常赞念自然的伟大，又感叹造物的无常。在他与存
在之间，这可是唯一一次再无“历史”、“社会”、“政治”这些猥琐而肮脏的赘物。有
几次，我看见父亲在抹泪。
母亲坐在中间，我靠近通道一侧。
临近重庆时，父亲起身上厕所，刚好飞机开始下降，厕所关闭。小解未遂的父亲
站在厕所外，空姐走过去对他说什么，迷惑不解的父亲吃惊地俯望空姐，以为自己又
触犯了什么禁令。父亲转身回来时，突然举起手，好像向所有乘客表示歉意，他那特
有的穿越漫长荒唐岁月的苦笑让我内心发痛。
--------
这次我单独送母亲乘飞机，买了头等舱。到了首都机场，我到问讯处借了轮椅，
母亲安静地坐在上面。候机场多是正享受生命和成功的青年男女。我推着母亲到头等
舱候机室，母亲一言不发地坐着，谢拒了服务小姐送上的一切饮料。母亲在等待着她
的归程。一切都在消失。
飞机上，碰到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和重庆市一名副市长。母亲对与我握手的这两
位中年人无任何表示。
空姐为母亲拿来毛毯，搭在膝盖上，对我说，老太太真像她外婆！母亲对空姐颔
首致谢，这是母亲一生最后一次向人向这个世界致谢。
哥哥已在重庆机场等候。太家无言地乘车回到家中。
-------
1996 年 7 月 6 日，母亲曾写下《示康儿》：
痴儿怎识母心思，信奉报喜不报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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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识母心自有称，能称忧喜各几分。
人生负债需得还，大忠大孝实一体。
你有奉献苍生志，我怎可不惜余生。
认定事理慎言行，毋速就成戒骄躁。
仁且智自当并重，尽人事还需听天命。
大不孝的儿今天终于把垂垂老母接回家中。任旅途巅沛，老母始终沉默坚毅地走
她的归程。
母亲躺在床上，示意我们离开，父亲就在这小木床上去世。老五抽柜上，父亲的
遗像和骨灰盒离母亲睡的这张床不到两公尺距离，却已成壤泉之隔！
母亲已是晚期喉癌，且有高血压、胃溃疡、便秘，又有再次中风危险。恐怕不行
了；如果调理得好，也许还能稳住。姬教授出门时告诉我，他马上要出差讲学，恐怕
不能接受母亲住院了。
7 月 7 日，张德邻秘书小潘突然来电话，称为母亲买了花篮和一点补品。花篮很
讲究，补品是燕窝之类，母亲一生从未享用过粗茶淡饭之外的食物。母亲对盛开的花
和墨绿色的名贵补品只是淡然一瞥，说，送给别人吧。
母亲要我坐下来，我多少次坐在床边沙发上，听母亲叮嘱，和她争辩，责怪她太
悲观，不超然。现在，我望着母亲，心中一片茫然。连为母亲减少无论是身体上还是
精神上的一点点病痛都做不到，我太不孝！
1992 年 8 月,母亲以《去人民医院途中即景》为题写道：
老伴搀我去按摩，天雨路泞行人多。
日复一日行路苦，身罹此病可奈何！
美哉青春少儿郎，悯我二老竟相让，
秉此仁爱之心意，人间终应勿相忘。
母亲望着天花板，眼泪夺眶而出。刚擦干，又流淌出来。好久，好像过了一个世
纪，母亲突然说，康儿，我为你唱一首“平安夜”，你把那个日记本拿来。
母亲的声音很低但很清晰。她靠在枕头上，用她那只健康的左手扶着打开的日记
本，我扶着另一侧，母亲合上本子，又用英文唱了一遍。母亲不是基督徒。母亲的学
生骆恩洁的父亲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曾数次来家，劝说父母皈依基督，认为父母这
种人应该蒙受圣恩，永远享福。母亲终身秉受儒家教诲，无法全盘接受基督教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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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母亲十分尊重真正的教徒。但母亲特别喜欢宗教艺术。我十八岁时曾临摹过拉斐
尔的圣母圣子像，母亲保存了很久，终于丢失。母亲能唱许多英文歌曲，其中就有这
首《平安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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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理性、政治、现代文明对人本身最大的贻害是，人类日益迷失本性，在日
益缩小的时空中彼此日益生疏，宗教蜕化，艺术堕落，道德沦丧，再无同情的了解，
再无亲切的体验，再无虔诚的信仰，生命花果飘零，童贞、诗意和神圣隐遁至于无形。
对母亲而言，探究生命之意义，追寻灵魂之家园，尽性尽道，承受苦难，渴望拯
救，何尝不是儒耶两家相通之处。面对层层阴冷的世界，除了遥远的启示和有限的抚
慰外，它们却是同样的无可如何！
仲夏之夜终于降临，黄昏中母亲抬起手，示意开灯。母亲要我把五抽柜上的电子
日历递给她。这十几天，她一直把这个学生送的日历放在枕头边。母亲最后望了我一
眼，那眼神出奇地宁静、慈祥。我关上灯，──母亲房间用的是别人早不用的拉线开
关。母亲躺在黑暗中，在微光里平静地呼吸。母亲，晚安，我站在门口，在心里第一
次无限感慨地对母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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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7 月 9 日）早晨九时，文级忽来电话。我立即预感到……
赶到家门，哥哥正抱着母亲下楼。母亲已昏迷，脸色如土，奄奄一息。随即送往
沙区人民医院。
几名医生护士忙着把母亲安置在一楼抢救室。陈医生（多年前向宏介绍认识过）、
刁玉（重大刁潘奇的女儿）都是熟人,心中稍许宽慰。她们为母亲输氧、输液、排尿、
量血压。刁医生认为很可能是脑血栓，或脑溢血，今天很难过去。
母亲有一刻清醒过来，清晰地说：我活不成了，我要去了！
母亲的脸与父亲完全一样，下颚凹下去，眉骨颧骨突出，耳轮耳垂都变薄了，双
眼紧闭，白发无力地散落。
中午转至六楼。又是新的医生和护士，照例又忙了一通。
与上次父亲去世不同，我立即给小宁、忆聪等打电话。
与香港王清瑞打通电话，安姐正在美国，忙得要命，累得要死，心脏也不好,大
舅妈年事已高且显昏聩,清瑞自己老母也不行了，──恐怕不能来渝。
266
母亲没有一句要安姐回来一趟的话，这个愿望埋在她心中最深的地方，那里也在
流血，只是一点声音也没有。
忆聪、忆南两姐弟从上海乘飞机回来。他俩都是奶奶拉扯大的。
某工厂的张阿姨，住在我家，一边照料其读高三的儿子，一边照料一下母亲。中
午，我回一中，张阿姨说，唐老师清早起床，要了大口盅盅，又走回房间去了。
我走进母亲住房，文级跟着进来，正说有两版“安定”（100 颗）不知去向,就在
地板上发现两颗“便灵通”胶丸。打开一看，里面竟然都分别装着五颗“安定”！
原来是这样。这几天母亲每次都要我早点离去，口气冷静而坚定。原来她要唱《平
安夜》，要那个电子日历，决定她告别人世的倒计时，原来她要那个大口盅，以咽吞
药片。原来母亲去意已定。
文级又说，张阿姨昨天给母亲洗了澡，母亲还要求为她理发，天太热，汗水把后
颈窝都打湿了。
上次父亲走前一天，也洗了澡，理了发。
---------
7 月 10 日，育仁、小许看护母亲。一天一夜下来，母亲已形同枯槁。右侧手足已
完全失去知觉，左手左脚还能无意识地抽动。
上午沈晓茜突然来电话。告知母情。晓茜认为应告诉她外公外婆邹桢伯伯和张阿
姨。中午前，邹、张两位老人即来到医院。张阿姨见到母亲就哭起来。去年，他俩老
还到一中看望父母，没想到去年所见者，一人已去，一人已弥留。邹伯伯是舅妈谢廷
光表弟，人品高洁，心性良善，与父母一样，饱受时代之累。
---------
93 年 10 月 7 日，母亲写了《怀友》：
昔日同窗友，多弃此环宇。
长久失音讯，存者有几许？
卧床，念故情更切。
欲去信探问，又不敢动笔。
年老复患身不遂，病榻常念同窗友。
故人多辞此环宇，存者偷生有几许？
久欲去信一探问，又恐噩耗无情至。
267
生离死别寻常事，因何懦弱至于此？
--------
1996 年 7 月 31 日,许安本老师去世。母亲打电话要我回来，关上门，母亲神色凄
然，说，许老师去了，你下楼去看看，我已去过。
许安本是河南人，北大中文系毕业，抗战来渝，颠沛流离。曾任《益时报》编辑。
49 年后打成历史反革命，晚年失聪。文革时，与我们隔壁而居。红卫兵令其退出一室，
其所居全当西晒。许母患癌症，完全无力治疗，疼痛而殁，三个儿子天各一方。若干
年中偶回探亲，其神色也如罪犯。唯许老师从来不卑不亢，夜深时，一人吹箫，必是
《苏武牧羊》、《满江红》一类古曲。
许老一生苦难，以 90 高龄去世。母亲在日记中写诗为其壮行：
一生学问，一生热忱，半生孤寂！
所幸儿媳孙，有德多孝顺，这是人生最感安慰的，又有谁可夺呢！许老，您安息
的走了，走完这人生曲折路，吃尽这人生苦涩果，无愧，无悔，无憾，无挂，去到那
永无苦难的地方，去到那不再感世态炎凉的地方。我为您庆幸,但总不能免──哭,好
人何不幸也！！敬爱的许老，安息吧！
唐恂季率子王康、女思齐、婿文级
敬挽
-------
现在轮到母亲自己了。性灵中国、悲情中国、道义中国正在解体，中国老一代知
识人正在彻底离开。对这个时代，他们两手干净，两眼清明，灵魂高洁。他们是这个
“大时代”最无辜的苦难承受人，罪恶见证人。他们以最大的忍耐和最高的善意与这
最荒唐的人生诀别时，后来人能体验其中滋味于万一吗？
下午七时，宁姐从机场赶到医院。见母恸哭，“我知道您知道女儿来了！”
这么多年，宁姐撇开自己的人生重荷，悉心侍候母亲。也是母亲的宁姐，更深知
母亲的苦楚和艰辛，更深知母亲的孤独和绝望。
就是 7 月 9 日清晨（六时许），宁姐家电话突然响起，拿起话筒，却寂然无声。
这是母亲打的最后一个电话啊！母亲吞食 100 来颗“安定”，决意告别生命后，有多
少话想说啊！对谁说，说什么？母亲一定拿起话筒，拨了号码，听到女儿的声音后，
最后改变了念头，就在这一瞬一念之间，母亲撒手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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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是万念俱灰啊。文级告诉我，那天晚上，母亲起身了十来次。为了不惊扰他
人，母亲从不开灯。黑暗中，母亲起来干什么？她会慢慢走到阳台上，最后看看她劳
动了五十多年的地方？她会慢慢看看这几间简陋的房子，搜寻值得记住的东西？她会
慢慢走到父亲小屋（张阿姨在住）窗前，倾听丈夫生前的叹息？她会慢慢走到自己的
窗前，仰望苍穹，思索无垠的宇宙和无解的人生？她会慢慢站在老五抽柜前，最后看
一眼她的父母、兄长、姐姐、妹妹，看一眼她的子女、孙辈？也许母亲什么也没有想，
没有看，心如止水，慢慢躺下去，最后一次闭上眼睛，任凭泪水流出，任凭心血冷凝，
任凭无边黑暗弥漫而来，任凭这盏摇曳颤抖了八十一年的红心泪烛随风而去！
--------
7 月 12 日，母亲住院第三天。学校领导带话来，称鉴于母亲几十年勤恳工作，“德
高望重”，研究同意转院到西南医院或重医（不属学校职工报账单位，共产党发明的
等级歧视制度从生到死一以贯之）。我坚决谢绝。在最高的意义上，母亲已经做出了
决定。不麻烦他人，不累及他人，是母亲人生原则的下限，我必须恪守。
沙区医院尽管简陋，但该院邱院长是母亲学生，医生护士也很尽心，至少没有大
医院的傲慢和霸道，这就够了。
从下午开始，母亲开始抽搐，体温血压都升高。育仁、忆南用酒精为母亲降温。
母亲背部开始出现褥疮，父亲当时也长了几处褥疮，生命怎么如此脆弱？
晚上十一时后，母亲每半小时就出现剧烈痉挛。左手往上往内使劲收缩，手指往
里往下捏得紧紧的，嘴大大张开，舌头朝外伸，嘴唇最后变得又小又圆，全身剧烈抖
动。这是“安定”的作用，上百颗“安定”没有致母亲于死地，却让母亲承受如此惨
痛的折磨。
忆南和冬冬反复说，奶奶已没有知觉，感觉不到痛苦。
我无数次想告诉医生实情，又恐其救急措施（灌肠等）会给母亲带来新的痛苦。
母亲最后清醒时那句话“我要去了”，已分明告诉我，不要作任何抢救，生命的终极
是痛苦，更是意志和尊严。
护士为母亲吸痰，吸出的是带血的液体。我请求医生不再抢救，值班的张医生说，
中国还没有实行安乐死，家属心情他理解，但救死扶伤是其天职。又说，如家属再要
求放弃抢救，也可签字。
我把日光灯关掉，把自带的小台灯（母亲用的）打开，不能让母亲在惨白明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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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光下承受痛苦。
母亲白发萧萧，鼻梁高且直，下颚下陷，鼻孔插上氧气管。几次以为母亲过不去
了，但母亲却顽强地挣扎过来，神情更高贵、美丽。
每次剧烈抽搐，我都握住母亲的手，抚摸母亲的额头和白发。手还温暖，天底下
母亲的手都这样温暖。不时用棉签蘸点水，湿润母亲嘴唇舌头，用酒精擦身降温。
-------
7 月 13 日，母亲入院第四天。午间，五爸爸、陈阿姨、宁姐、文级都在。与文级
商量安排后事。
母亲经过一晚折磨，今天较安稳，睡熟的样子。
谦谦忽来电话，十八日到渝，看忆南、冬冬和林深三侄谁更宜于去美。
这是冥冥之中幺爸爸的使者啊！母亲常说，大伯为中国文化和人类精神苦心孤诣，
生死以之；二爸爸侍候阿婆，无私无畏；五爸爸聪明博学，一生不幸；唯幺爸爸最苦，
她仁厚、善良、含蓄、隐忍，毫无纤尘世俗，一生为人行事都是圣者本色。幺爸爸多
年苦病先去，母亲每思之提及，总是无语凝噎。
晚九时许去医院。母亲学生骆恩洁背门而坐，正为母亲唱基督教圣歌。骆恩洁说，
唐老师几十年风里来，雨里去，其人品、学识在一代代学生中留下极深印象。唐老师
常穿一件破旧黑大衣，走起路来一阵风，那严肃的神情、简朴的外表和忙碌的身影，
都像居里夫人。我因父亲问题高考落榜，无颜见她。八年后我才第一次去看唐老师。
她一见我就流泪，为我未能考上大学而流泪。
祷告圣歌，单纯无比，庄严无比。骆恩洁唱完，不断地说，唐老师，说主啊救我，
主救我。
基督教如何看待生死？
只要信主，就会得救，永住天堂，永享快乐。
基督教让耶稣为人类苦难和罪恶背负十字架，在尘世之上之外许诺一个永远欢乐
光明幸福的天堂，有极高的善意和极深的苦衷；而中国文化之真精神是自尊自重，自
强不息，自作主宰，人神不二，物我双忘，尽性知天，不以地狱为悲，不以天堂为喜，
出生入死，同于大化流行，同样有极高的善意和极深的苦衷！
十一时许，小宁、育仁同来。请爱民将他们和骆恩洁送回。十二时许，哥哥一人
忽来，扶母泣诉，倾其人子之疚之痛。
270
-------
便道条椅上，与忆南、冬冬交谈。
忆南：爷爷最拿手的是泡盐蛋，先把几百个鸭蛋用刷子刷得白生生的，再一个一
个放入大缸，加水，放足量的盐。每当有油从盐蛋流出，十分得意，连声说“养人”。
盐蛋大都送了别人。
爷爷最满足的是烫脚，边烫边吆喝。
爷爷常带忆南上茶园，发一角钱让忆南去看小人书，薄者一分一本，厚者二分一
本。或者买一饼，总让忆南慢慢吃。
冬冬：爷爷看《红楼梦》，看了若干遍。给他看金庸书，因是横排版，谓其“无
档次”；又给竖排版，便欣然接看，称有“古典风格”。
爷爷有次把盛粉蒸肉玻璃缸打碎，便俯地捡拾，后吃时，发现有玻璃碎片，皆不
言。爷爷终承认是他闯的祸。
爷爷长得特洋气,绝对是明星,那帅气。高高的个子，气宇轩昂，谈吐不凡。
爷爷心里很孤独，所以他只好沉默，越沉默越孤独，越孤独越沉默。爷爷从无怨
言，对任何人都挺尊重，从不说人短长，爷爷关心的都是抽象的大问题。爷爷耳聋，
其实心里都明白。爷爷一生正派，尤其道德清白，对奶奶从无二心。
奶奶心里老有事，老是别人，爷爷就是正常人，奶奶一生都忙、累、苦，大多数
人都会偷闲，奶奶不会，奶奶是特殊人，是圣人。
爷爷奶奶都是正常人，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热爱人类，正直、善良、克己，这
样的人越来越少了。
他们回忆爷爷奶奶，虽一知半解，却是孩童时的记忆，甚为真率。所谓精神长在
人间，其实是说亲人后人之不忘先人前人，无论尊卑贵贱，都只存音容笑貌和寻常日
用琐事，其中含藏折射出的道德智慧性灵则非言辞所能概括，惟幽明相通，往来匆睽
耳！
但这世道变异甚速至于面目全非，数千年人类累积之文明（多是血泪悲歌）已
难孑遗，此也母亲之一大悲情。
--------
7 月 15 日,母亲更形枯瘦，但容颜逐渐开朗，再无抽搐挣扎。母亲已穿越苦海，
正遥登彼岸，我心悲苦而欣慰。
271
1989 年，我受当局通缉，流亡在外。母亲说，望门投止思张俭，自己多珍重。同
学朋友没有拒纳者，母亲写道：
疾风知劲草，患难见真情。
庆儿有斯友，大慰乃母心。
母亲内心仍是无法排遣的凄惶和忧惧，她无法理喻，却须再次承受中国政治漫长
的恐怖。旁人永远无法体验一位风烛残年的母亲的孤独无告：
无绪 1989.10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狂风乍起，风云骤变。
区区事小心翼翼，绵绵情惶惶无绪。
12 月 2 日，我 40 岁生日，几位新朋老友为我贺生，享受人生的庸常乐趣。
我家从无做生习俗，母亲在日记中写道，所谓生日，即是母亲受难日，为何要庆
贺？应当当成一种感恩和责任。
就在这一天，母亲在日记中写下《你、我、他──为康儿 40 生日而作》
你为他（大迟，11 月 10 日生日）刚做过生日，百里外送去蛋糕、图画和书包，
我为你做生日，没有吃的和用的，千里迢迢寄来一纸签。
近在咫尺难相聚，远在天边见更难。
岂为无暇日，非为隔山川！家国事，披肝沥胆牢心间。
你、我、他一脉一血，脉血相连，互祝平安。
意绵绵，情何恨！待来年春暖花开，共登缙云山。
又为冬冬 15 岁生日写了贺文：
志于学的年纪，当在学上下功夫，勤学复善问，融会更贯通。
耳、手、口、脑并用，准确敏捷灵聪，三 C 精神勉汝：
ClearHead,CleanHabits,CleverHands.
1990 年元旦，母亲在爱子不归之中，无比怅惘，又过一年。这是“苏东波”改变
世界政治地图，人类二十世纪最后十年。母亲对于末世浮嚣全然罔顾，只觉得人生之
路更加艰难，生活意趣中平添更多忧郁：
窗前腊梅蓓蕾多，无人怜爱花自落。阵阵幽香，频频唤我，抬望眼，玉满枝头。
朵朵明珠，亭亭玉立，冒严寒把春报晓，羞煞那嫣红姹紫，牡丹芙蓉，只会浓装艳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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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风婆娑。
腊梅、牡丹、芙蓉：我等秉天地心，逢四时之造化，桩点孤寂世界，美化苦涩人
生，尔等骚人慕容，何苦妄加褒贬。既损万物生意，徒增自家烦恼，曷不哺糟啐泥，
开怀畅饮加餐，苦短秉烛夜游，乐天命复奚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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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时至，九十年代第一个春节。十数亿中国人在渐已稀释的血泊中重燃爆竹，
好一派华夏团圆美景。母亲在残破的家中，照例行中国人春节老规矩，包汤元以盼骨
肉团圆：
年年逢春节，天涯共此时。
洗手搓汤元，行行排盘里。
个个似碧玉，珍珠差可拟。
劝君多嗜此，香甜难可比。
念天地之悠悠，感山川之破碎，
叹人生之艰辛，恨苍天之何亟！
细雨悄无声，幽然润田畴。
恁此生生意，敢不惜余生！
中秋又到了。母亲盼望又恐惧这些佳节吉日。那年忆聪从上海给奶奶寄去一盒月
饼，母亲竟感怀至于零涕。那是那噩梦般漫长岁月中母亲收到的最好礼物之一。
《中秋喜得毛毛寄来月饼，92.9.11》
迢迢千里寄月饼，见者无不笑称傻。
傻中才见情意深，孙知我心才此傻。
饼香且甜韵无穷，欲告玉宇抬望空。
只憾斯须已忘言，秉香祝愿普天下。
年年岁岁中秋夜，花好月圆人难全。
今年更胜于往年，更多分离更多难。
1996 年 12 月 2 日,母亲在日记本中为我和冬冬贺生：
今天为康儿及冬孙生日，去年今日都在此，今天二人均不在家，不胜唏嘘。
叮咛叮咛再叮咛，
唠叨唠叨复唠叨。
273
我是黔驴技穷，
你是技穷黔驴。
作母亲的就这样，
不这样不成母亲。
就在那些黯淡的日子里，母亲还保持着对人生的信念。1997 年 4 月 21 日，母亲
读了肖复兴《关于莫扎特》后写道：
读肖复兴《关于于莫扎特》有感
莫扎特的中国知音──傅雷称莫扎特是：“一个天使，一个天籁。”
太多太深的苦难，面对苦难和艰辛，
不是回避和超度，咀碎它化为肥沃，
重新撒播进土壤，让美丽鲜花开放，
展现天使般的温柔，轻轻抚慰被伤害的心。
音乐非刻意做出，融合做人的气质，
从心灵深处流淌出来的清泉。
美妙香甜，清新自然，
让人们陶然淌漾，自由遨翔，
天人合一，物我两忘，
是天籁式的声音。
傅雷对莫扎特的评语至深至切！
肖君佳作，斯人斯文。与读者共鸣，道出读者心声，感慨感谢！
（注：肖复兴《关于莫扎特》一文载于 1997《随笔》一期）
恂季
1997.4.21 于北京
1997 年中秋，已近八十的母亲再次写下她的祈愿：
祈阿爸阿母及哥哥、姊姊、妹儿、成惠灵魂安宁。
愿国泰民安，华夏子孙多德多能。
愿儿辈个个身心健康，苦尽甘来，能贡献才智，为人造福。
愿孙辈修身明德，待人宽厚，惩恶扬善，勤奋学习，吃苦耐劳，淡薄名利。
我辈心平气和，慈祥恺悌，多运动祛病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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恂季敬祝愿
1997 中秋
1997 年 12 月 2 日，我满 48 岁。母亲最后一次为我写下生日祝词。
《寄语康》四十八岁生日
七年前的今天，寄你的《你、我、他》中有句：
家国事披肝沥胆牢心间，今天想改为：
阿婆寄语伯伯部分诗句来勉你：
…老身差健可无忧，放怀家国事，
开展皱眉头，宇内忘形能有几？
委心随意远欢游，渊明味道恰相投，
蝶周同一梦，栩栩欲何求？
本文作者王康的阿婆陈卓仙（1887-1964）女士是位诗人，常与当时文化名流熊
十力、梁漱溟以诗唱和往来
胡菊人先生挽伯伯《大情与一信》文中道：
…凡事知其不可亦必奋力以求，正是不善“善生”的人物。
冬冬曾在电话中说：舅舅，您要成就您的事业，您要注意搞好您的身体。虽似大
人告诫孩子的口吻，对您来说是为至要，冬冬先得我心耳。留得“青山”，又有何愁，
何患“无柴”！
妈妈 1997.12.2
1999 年 7 月 15 日,母亲入院第六日。除了注入几瓶维持生命的液体外，母亲已与
这个物质世界远远隔开。母亲的前额更加突出，脸上再无痛苦愁烦，是彻底的释然，
恬静高洁。
1938 年，20 岁的母亲在峨眉山川大分校写下两首诗：
《悼同学》
峨山兮峥嵘，清秋兮萋萎。民生久涂炭兮，国事日已非！人情多变化，事多与愿
违。生死各异域兮，相见永无期。
《咏红叶》
君生非南国，君有红豆意。
将君寄阿谁，柏树溪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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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树溪是母亲宜宾老家地名。1996 年召开“第二届唐君毅思想国际会议”，我曾
与安姐前往。那里背倚群峰,南临长江,气宇萧森，天地开阔。“柏树溪”是母亲一家
的圣地家园。
1998 年元旦除夕，母亲在日记里给所有的亲人写了一封信。直面漫漫长夜般的人
生苦海，母亲本性中坚如石的勇毅和乐观，极富诗情画意地流露在笔端：
元旦快乐。还有一年，21 世纪就要开始了，祝你们在这非同寻常的新旧交替中平
静而满怀信心地度过新年。
辞旧迎新，古往今来，形式相同，而各人心情则不同。你们一定能深深地体味到
真正的新年并不在于外表的浮华，中国字“元旦”真好，一切从头开始，一切都是新
生日，顽强得不可阴挡。英文 NewYear 也好，所谓“日新，日新，又日新”，也该是
这个意思吧。寒凝大地，就必有春华夏荣。拜伦诗：冬天来了，春天还会遥远吗？几
百年为人传颂，就是悟到了自然循环不已这个根本的也极平常的道理。
所买烤火炉可用起来，除夕之夜有火通红并不算浪费奢侈，煮沸（非壶）开水，
时光就在徐徐冒出的蒸汽中过去了，据说在这种情景中所想的事物将不会忘记的。
我们的日子不会更难的，未来总比现在要好，虽然过去不堪回忆。
我们下一辈都衷心希望我们好好将息，不让那些人幸灾乐祸。我们一定能在人类
第三个千年第一个年头中团聚一堂的，那时我们也才八十二、三岁，你们也不过五十
多岁，那小娃儿们才二十几岁，应当为这一天而好好的生活下去。
好了，不写了。
祝大家
新年快乐！
元旦除夕
1998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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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终于来到，这一刻终于降临。
1999 年 7 月 16 日晚 11 时 35 分,母亲与世长辞了。宁姐和我，忆南、冬冬守候在
母亲两侧，母亲缓慢地呼吸，坚毅的头微微侧垂。护士俯身作最后的检测，量血压，
听心跳……
母亲毫无声息、毫无痛苦、毫无迟疑地停止了呼吸，溘然长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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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苍穹静谧，星河灿烂；万赖寂寥，灵台浩荡。
东去江声流汩汩，
南来山色莽苍苍。
若识素心无寸土，
越明渡幽归大荒。
初春寅熹送我父，
仲夏子夜送我母；
慈晖皎洁无纤尘，
无限江山无限路。
文级联系好冰棺。12 时 30 分，逢春、慰荣、国联、爱民和我用担架将母亲遗体
乘电梯抬下，送回学校。
经过近两小时交涉，学校有关方面终于同意把冰棺停放退休教师休息室。
休息室约一百平方米，在体育馆一侧楼下。母亲躺在冰棺里，身上仍穿平日衣裳。
我坚持不让母亲穿那种色泽晦暗的寿衣。
忆聪、忆南、冬冬在冰棺前点上油灯，纸钱和香烛。
小平、长庆等先后来到，朋友们共同守夜至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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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7 日。
太阳照常升起。五爸爸所写对联已贴墙上：
孝女慈母良师贤惠有加，立德立功立言无怨无愧。
我将其改为：
慈母贤妻孝女良师充实光辉，立人立德立功立言淡泊高尚。
横联：无愧人生
我更愿用大伯在《思复堂遗诗》中的词句献于母亲灵前：
德音如闻慈晖宛在
同意学校安排，遗体在 19 日星期日上午出殡火化。
不断有人前来吊唁，送葬礼，花圈林立。
肖经纶老师送来挽联：
上联：风雨中去来操劳桃李盈门几辈叹学界于今丧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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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联：寒暖里沐浴执着信念满室同伦慰名校自古留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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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凌晨辞世，当天黄昏火化，免去一切仪式。母亲设有灵堂，亲友同事学生吊
唁者数百，有讣告登于《重庆晚报》，重庆一中校友会京津分会、成都分会、昆明分
会皆有唁电。
父母于我，一体无间，怎能厚此而薄彼。
父亲一生孤寂，被褫一切人权，无所牵挂，无碍于人，也无涉于人。其去如河之
入海，静穆容与，合于一生风格。
母亲一生劳瘁，奔波道途，大部生命奉于学子，晚年慈祥恺悌更遍及子孙婿媳远
亲近戚，其归如霁月清辉、落红春泥，合于一生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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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9 日,太阳升起之际，母亲灵柩运至石桥铺火葬场。哥哥手扶母亲遗像站在
卡车车厢前沿，我用摄像机拍下沿途情景，以母之眼光作最后一瞥。
九时正，母亲追悼会开始。
先由一中校长致悼词，接着由我代表亲属致悼词。
二十分钟前，我在灵堂外条椅上已写好悼词：
母亲，今天是 1999 年 7 月 19 日,我们来为你送行。母亲，您走过了漫长的一生。
现在我们可以对您说，你无愧人生，无论这人生充满多少艰辛、苦难和黑暗。
在无尽的坎坷折磨中，你总是坚守着人生的尊严、精神的高洁、道德的纯粹；您
以超凡的毅力，常常独自一人面对人生的惊涛骇浪，从不躲避，从不推诿，从不惧怕。
在父亲身陷囹圄、长期蒙受迫害的困窘中，您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从无懈怠，从无
迟疑，从无怨尤，我们这个在暴政和贫穷中早该破碎的家庭，才能维持到今天，您是
我们最亲爱最伟大的母亲！
在您近六十年教书生涯中，您完全无私地把自己交了出去，您对所有学生，无论
尊卑贵贱贤愚都一视同仁，绝无差等地倾尽心血，您不愧为“教师”这一人世间最干
净最高尚的称号！
您对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常常忧心如焚，您对专制肆虐、人伦道丧的社会痛心疾
首。直到最后一刻，您都以最大的耐性和最后的善意，以悲天悯人的不忍之心，为苍
生祝福，为民族祈祷。在这个普遍堕落、麻木的时代，您把一切与您有关无关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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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苦难都内化为生命的沉重，凡是和您一样走过来的老知识分子都知道，要做到这一
切，是何等艰难。您是真正的以道德良知安身立命的知识分子！
您一生清贫淡泊，秉持“报恩”、“还债”的夙愿，尽管忧郁、伤感、惶恐、苦难
笼罩了您一生，但您英勇坚强，决不屈服，从不灰心，您用善心和热泪洗涤人世的苍
凉，您是在道德和精神意义上最终获得自由、在灵魂上获得超越的顶天立地的人！
母亲，世界不会止于火葬场，死亡原是一种休止，生命将以更加神奇的步伐向前
向上！
母亲，您最有资格说：生命最终是美好的！
母亲，您与父亲一样，来自尘土，重归尘土；您与父亲一样，将会在新世界复活、
重逢！
母亲，我们将永远与您同在。母亲，走好！
还是那座焚尸炉，还是那位杨师傅，还是那堆皑皑白骨。
像对父亲遗骨一样，这次由哥哥、宁姐和我亲手把母亲遗骸捣碎碾细，装进骨灰
盒。焚化炉外石刻门联映入眼中：
屏山幽幽翠幛落英地织锦绣长相守，
瑶池潺潺广厦琉璃方丈归化永安息。
与父亲一样，母亲重归尘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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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鲁忽来电话。告知母已西归。张鲁默然片刻说，今晚即为老人家诵经超渡。张
鲁 87 年罹祸后彻悟大觉。母亲曾多次欲往探问，又不忍见其状，终于作罢。1981 年，
张鲁曾与黄云开来家，与母亲摆谈，又有长信寄母亲，其肫挚真诚，令母亲深为感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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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1999 年 12 月 2 日,我已到五十岁，该知天命了。我不知天命何在、何意。
我只知父母皆已离我而去,永诀如在昨日,这种感受不会消失，直到最后。
在父母亲漫长的痛苦人生中，最深浓的是我的存在，我与这个时代这个制度抗衡
而加诸父母身上的恐惧和绝望。对于父母，这是无辜、额外、特别残酷的精神凌迟。
即使是国破家亡的时代，即使是民不聊生的时代，他们绝对想不到人生竟是如此令人
窒息，儿子竟是如此不可寄望，周遭竟是如此颠倒阴冷，世界竟是如此苍凉荒诞！
96 年，安姐曾在北京与父母一见，父亲大慰，在日记中写道，此生足矣！母亲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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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添更多哀伤。98 年，李欣带大迟回国，也与父母一见，同样的短暂，同样的遥远，
执手又将远去的游子，父亲感慨万端，母亲惨然微笑。于父母，这是迟来五十多年的
团聚，更是生离死别的活剧。人生对于母亲，是如此生疏无情；母亲于万般无奈中只
剩下永远的隐痛，无尽的牵挂，万难释怀的思念。
父母最大的悲情，在于他们原本善良仁爱的本性，却难有些许寄托，难有些许回
应，而他们坚信人最终可信、可爱、可救，也竟是如此渺茫，如此黯淡。
这是我们共同的悲剧，这是我们共同的宿命。母亲日记本里，有一页没有日期，
是她的非正式的遗嘱。按推算，应是 1998 年 8 月下旬。
恐一旦昏迷，留下几句：
一、人都要走，既来总是要走的，不必哀痛，当为我去而为我高兴。人生累，人
生苦，久病更苦，解脱了不是好吗？
二、现在走了，也走得适时，我总是放心了！
三、仍对康儿想说几句：上苍之德，无声无臭；平地之德，曰宽曰厚。尽人事，
知天命；乐天命，复奚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对人要慢慢好，对人对己才都好。
对这个社会不要期望太大。
四、骨灰全洒在嘉陵江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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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舅曾写下《人生之体验》，其中有一章是《母亲的隐居》。
人生在他自然的母亲的怀抱中，已过了五年了。因为他的早慧，在二年前他已能
了解他母亲同他说的一切言语。他不认识他人，终朝只同母亲接触。在温暖的母爱之
下，一切都是安稳而平静。但在他五岁生日的那一天，他正在玩弄母亲给他的玩具，
忽然他母亲叫他来，对他说：
“人生，你现在已渐渐长大，我为养育你同其他的子女动物植物，使我精神渐衰，
我将要离开你了。你不要悲伤，我是不会死的。我只是将要隐居，隐居到你父亲那里
去。你生下尚不曾见你父亲，但你一定会同他相见。──因为他在等待我。他同我约，
待你长大到此时，家务便归你管，我不能不走去隐居。但是我去隐居，只是我精神去。
我的躯壳，将化为天上的日月星，他们永远照着你以后的生命行程。你的摇篮及一切
玩具，将化为山河大地。所以你可不感到你的母亲是不在了，母亲给你的玩具，不会
被你母亲携起走的。一切都是与从前一样，只是你以后要想到你是一家主人，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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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主人。你要有独立自尊的精神，你要自己管理自己，自己对自己负责。你要自己寻
找食物衣服，你将要吃苦，比你的兄姊还要多呢。我生育你的兄姊与其他动物植物的
时候，我都给他们一定的居处，使他们身体的构造，适于取一定的食物；或给他们一
定之本能，使他们有一种天生的工具，帮助他们生存。但我发现，他们因先有了较适
于生存的工具，他们便只知赖母亲给他们的工具来谋生，他们都成了不上进者。所以
我同你父亲商议，对于我们在此世界最后的儿子之你，决定不与你任何固定的本能。
把你在胎中本可有的固定本能，都逐渐取掉，你愈长成，你的本能对你愈莫有用。你
全要靠你自己，去培养你自己的能力，我们之所以有意剥除你与生俱生的一定本能，
是因为你有一定的本能，便只有这一定的本能。而且这一定的本能，只是对于你之生
存本身，有一方面的价值。你莫有一定的本能，你将成为无所不能：你将发现生存以
上的价值。只要你努力，你的前途是无限量的，我现在要离开你了。好孩子，你好好
的创造前途吧。”说时迟，那时快，人生的母亲便不见了，一切摇篮玩具都不知那儿
去。一个五岁的小孩子，独坐在一山岩的旁边，望着前面无尽的旷野，纵横的河流，
经过旷野无声息的流。青天是一望无际。他痴痴的坐在岩边，从早晨到午刻，看望日
月星不息的轮转。他记起，这就是他母亲的躯壳；沐浴在它们和煦的光辉之下，他知
道她的慈爱，还照临着他。但他已不能再投到她的怀里，他已不能听见她的话语。他
知道她已走去隐居，在望不见的地方，她已不知走了多少路程，也许到目的地了。他
现在已是一无父母的孤儿，独自对着苍茫的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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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隐者，原来是母亲！
母亲在这世上走了八十余年的长路，现已渐行渐远，母亲的使命乃是隐者的使命。
山川风物之思，家国世道之感，父母兄弟姐妹之念，夫妇子女师生之情，柴米油盐日
用之虑，母亲无不牵肠挂肚；人饥己饥，人溺己溺，天下鳏寡孤独残弱穷苦无告者，
乃至牛马羊犬花草虫鱼都是母亲的难友。善良仁慈悲悯敏感如母亲者，生此末世，能
不辛苦难艰乎！
母亲竟是隐者，在她灵魂核心，从无何物奢求于外，尽其职尽其心尽其道而已矣。
一旦无益于人，无补于世，母亲即慨然撒手尘环，斩断尘缘，决不滞留，决不回头。
母亲，紧闭的双眼内里您已将全部恩怨收敛，紧闭的嘴唇后面您已把所有的爱恨
消融。每一根白发、每一条皱纹都不沾丝毫纤尘，质本洁来还洁去，母亲，您原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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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愧人生的隐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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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去世 132 天之后，母亲也走了，世界更空虚。
我如何才能领会母意，如何才能走好我自己的路？
母亲曾说我是她的精神支柱，当时的我不懂得母亲的所指。如今母亲去了，我只
觉得没有了精神支柱。
那天中午前，哥哥、姐姐、我、育仁等把母亲骨灰盒与父亲骨灰盒并排放在老五
抽柜上，点上一炷香时，我觉得完成了一件大事。“咏而归”条幅挂在一旁，他们当
年唱的老歌又响了起来。
两天后，亲人各自散去，走自己那条路。
我把父母结婚照和抱着安安（两岁）、哥哥（一岁）的照片挂在父母骨灰盒上方
墙上。
他们现在又在一起，这样的形式让我热泪盈眶，我这五十年的泪水从来没有像今
天这样不可竭止地流淌，我感到双亲无处不在，我再次感到生命的庄严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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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母亲：
今天已是二 OOO 年元月二十日，再过半个月，春节又要到了，春暖花开的时节又
要到了。这简单的回忆就作为对你们最初的纪念（季年）吧。
再过 178 天（七月十六日）,你们的儿女将把你们的骨灰洒进嘉陵江，流入长江，
汇进东海……
你们没有活到二十一世纪，你们自愿在它的门前停住。让新生命朝前走吧，你们
把一切托付给他，用那稚嫩的小腿在大地上重新行走，哪怕坎坷依旧，颠沛依旧；用
那牛犊般的眼睛去领略万象更新的天地，那怕风暴不住，阴霾不散！
亲爱的父亲、母亲，山河家园不就是这样生生不息，春夏秋冬不就是这样循环不
已，日月星辰不就是这样周行不殆，神人世界不就是这样无始无终、天长地久吗？
归去来兮，父亲、母亲！
1999 年 12 月 2 日重庆
此文于 2006 年 05 月 15 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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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本開新：新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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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的意义：存亡继绝，返本开新——王康、陈奎德访谈录(注 1)
声明：此文作者禁止复制，如需转载必须经得作者同意。
时间：2007 年 1 月 26 日
地点：中国大陆抗战陪都重庆/美国首都华盛顿
采访人：北明獨立撰稿人
被采访人：王康重庆民间学人、重庆陪都文化研究中心领衔人
陈奎德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
大陆中国文化精神邃衰剧歇中睽违已久的好消息
北明：
王康先生，作为中国独立的民间学人，也作为儒学大师唐君毅的后人（外甥），
请您先谈一谈，当听说余英时先生获得美国国会颁发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
就奖的时候，您脑子里都出现些什么想法？
王康：
虽然余先生获克鲁格大奖已经过去将近一个月了，但是至今我还感到非常兴奋、
非常欣慰。这是一个好消息，这是一个我们睽违已久的、盼望多时的、姗姗迟来但是
正是时候的重大的好消息。可以说是 1919 年以来，尤其是 1949 年以来，1957 年、1966
年、1989 年以来，中国人特别需要的、攸关中国精神文化和历史命运的重大消息。对
余先生个人来说，毫无疑问，这是对他半个多世纪以来，作为中国历史研究专家、作
为中国思想文化的卓越评论家、也作为中国社会政治演变的忠诚的观察家的国际性的
认可。无论就学术成就，还是道德人品，他都当之无愧，可以说是名至实归。对于中
国思想界、中国学术界乃至整个中国社会，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大好消息。
北明：您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消息对中国的文化思想、学术研究如此重
要。
王康：
尽管中国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大国，各种各样的思潮、各种各样的力量、各种各样
的趋势、可能性都存在，都在表演、互相竞争，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简单化一下：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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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史的基本态度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分野。一个是 1949 年以来，愈演愈烈的历
史虚无主义，另一个是要接通历史，存亡继绝，这对中国来说太重要。中国没有西方
式的宗教、历史就是中国的宗教。割断历史，我们已经尝到够深的苦果了。如果继续
把历史虚无主义延续下去，一代两代三代四代五代，它危害的将不仅仅是中国。现在
中国，一方面是官方史学界集体的道德沦丧，他们既愧对中国孔子、左丘明、司马迁
以来伟大的古代史学传统，更愧对中国现当代历史。面对如此苦难、复杂、丰富的现
当代中国，他们交出的几乎是白卷，更有一些人为虎作伥，粉饰太平，沦为专制和独
裁的奴婢。同时，整个中国民族，尤其民间社会，对历史记忆的复活，正在汇聚成一
股股湍急的潮流。这两种倾向同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余先生获得人文和社会科学
终身成就奖，毫无疑问，对整个中国社会历史意识的重建，也是一个非常正面、非常
积极的鼓励、认同。
北明：奎德先生，你的看法？
陈奎德：
刚才王康先生说得很好。他从中国国内的视角来观察余先生的得奖，看到余先生
得奖在国史上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这非常重要。
当然余先生是受到两方面影响的。特别是在 1950 年，从中国大陆出走，那时他
20 岁。1950 年到香港，拜钱穆先生为师，受到很深的熏陶，然后又到美国，在哈佛
大学受业于极有学品的杨联陞教授，并获得广泛的西方学术训练与熏陶。所以说他获
奖具有多重意义。刚才王先生说了非常重要的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另外，从国际学
术界的观点来看，像美国所谓的中国学，就是所谓 Chinese
Study，还有缘自欧洲的“汉学”传统，
Sinology，这样一个传统，还有中国传统的所谓“国学”，余先生可以说在这三
个学界中都是完全打通的。余先生作为能够打通三界，而且远远超越这三个传统的学
者，是非常不容易的。现在他得到美国国会这么一个大奖，刚才王康先生已经说了其
重大的历史意义，说明他已经得到了西方的、美国的史学界、人文学界的相当高的尊
重和重视，比过去更大的尊重和重视。大家知道，中国学者过去在西方从事这方面的
研究，当然有很多成就。但是，一般来说，客观上是被学界主流认可为是所谓地域研
究。“中国学”，就是所谓地域研究的学科，而不是西方主流核心的人文学术传统。而
现在，我们刚说了，他打通三界，更进一步，得到了主流的西方史学界、人文学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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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高的荣誉，就说明这方面的研究、这样一位卓越学者，已经得到国际社会、国际学
术界相当高的认同，进入了国际学术界的主流。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它的意义也是
重大的：它是在这样广阔的学术视野范围内提升了中国文明的地位，提升了中国历史
的地位，提升了中国人的文化地位、提升了中国学者的学术地位。在中国文明连绵不
断，但现在处于深刻危机的情况下，余先生这个得奖具有重大的意义。另外从国际学
术的视野来看，他的得奖也说明了，“东亚研究”也好，“中国研究”也好，“汉学”
也好，“国学”也好，都正式地进入了国际主流学术界的视野。
世界意义：关于“轴心时代”，关于文明前景
北明：
好。王康先生，我想把二位的话题继续展开一下，谈得具体一点。先请王康先生
介绍一下中国文化在 49 年之后的断层现象，因为我知道你最近一直在研读余先生著
作，也研究他学术发展脉络和个人成长背景，请您介绍一下好吗？
王康：
我还是继续接着奎德先生的观点说几句。国际背景、自由主义传统对余先生来说
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我想继续借用余先生一个概念，他有篇文章叫做《轴心突
破和礼乐传统》，雅斯贝斯所说的“轴心时代”已经过去两千多年了，余先生的基本
观点是，希腊的所谓理性精神、科学思想和希伯来的信仰和启示性，构成西方内部一
种紧张和冲突。那么，经过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文艺复兴之后到 18、19 世纪，在
向全世界传播的过程里，又发生了几乎不可避免的深刻的变异。这种内在冲突和紧张
关系在时空演变中，几乎不可避免地和非西方国家的帝国传统、专制主义、蒙昧主义
结合成新的变种。到了二十世纪，又与国家、民族、阶级、政党的强化和权力相互渗
透、激荡，演变成斯大林—毛泽东这样一种极权轴心，一度成为具有压倒力量的世界
性思潮——制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构成了一种新的轴心文明。余先生指出，近代
西方文化在两、三百年当中，基本上主宰了世界，其他的文化包括完成了轴心突破的
印度、中国和近东，都淹没在它的洪流之下。而 19 世纪兴起的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
想，更是宗教与科学的矛盾混合体，它们特别有吸引力，也可以说是现代方案中最后
一个版本。非西方地区的知识人有的为它的宗教狂热，所谓“革命”所吸引，有的为
它的科学预断，所谓“历史决定论”所吸引，更多的是两者兼而有之。直到苏联解体，
这个现代方案才真正引起不少人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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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接着余先生这个概念来说，现在整个世界是否正走向所谓第三个轴心时代？
冷战终结之后，整个世界正在走向一种新的文明整合。基本结构应该是世界几大文明
的主流价值，正面的遇合和交融。其中非常有希望的趋势，是儒家为主轴的中国传统
文化与西方基督文明之间的对话。但是，我们现在很不幸地止步在中国的现实面前。
虽然斯大林主义的苏联解体了，苏联 74 年血流成河的历史过去了，但是斯大林主义
在东方最大的一个变种、第二个轴心时代最邪恶最怪异、也最强悍的版本——毛泽东
主义远远没有成为历史僵尸，“冷战”、甚至“内战”，从思维到制度在中国都还有很
深的土壤。所谓第二个轴心时代，由西方传来的文明内在冲突所导致的中国现代悲剧
的巨大惯性依然存在。前苏联的一些先知们，包括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萨哈
罗夫、戈尔巴乔夫，他们都分别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物理奖、和平奖。西方这些授
奖当然有其价值取向，但它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体现了人类命运的感通性。它表明，人
类命运、苦难、光荣、史命是不可分割的。前苏联的存在不仅是苏联人民要承受的灾
难，也是全世界包括西方在内的共同负担。中国同样如此。虽然余先生早就是美国籍
的学者，但他毕生致力研究的，主要是中国的历史，中国现、当代社会的演变，也早
已成为他的主要观察对象。对他的评价、敬意，是对整个中国历史的关注，这种关注
是人类精神统一性的一种表达。余先生获奖的国际性启示，除了与前述前苏联先知们
的世界性意义相同、以精神和学术的力量解释和消解中国现代极权主义的特殊危害和
特殊苦难外，还因为他所研究并抱以极大同情和希望的中国文化，对世界更具正面意
义。正如他在受奖辞的结尾所申言的：如果历史可为指引，则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
间对基本价值似乎存在很多重叠的共识，毕竟中国的“道”讲的就是承认人类共通的
价值和人类尊严。他今天更相信，一旦中国文化回到主流之“道”，中国与西方对抗
的大问题也将终结。我想再补充这一点。
陈奎德：
我想，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所共同拥有的一个最基本的重叠特性就是：二者都赋
有普世主义的性格。它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同极端的文
化相对主义认为各种文化、文明之间绝对“不可通约”是大异其趣的。这是我们对这
两大文明寄予信心的基点。
王康先生刚才提到的一个大的概念，就是关于第二次或第三次轴心时代（北明：
第三次轴心时代）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还要进行仔细的考究。因为从古代“轴心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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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跳到启蒙运动以降的现代西方文明弥漫全球的“现代化”，后者是否可称为“第
二个轴心时代”，各方尚有争议。毕竟所谓“第二个轴心时代”仍然是第一次“轴心
突破”的两个文化（希腊与希伯来）相互混合、冲突的结果，即它们仍是第一轴心突
破的派生产物，其原创性远不及第一轴心时代。西方文明的所谓“两希”（希腊和希
伯来）因素的内在张力，确实是西方生生不息、与时俱进的推力，同时也是现代某些
重大灾难的源泉。二者之间内在的紧张、竞争，二者皆拥有的“外向超越”特征，使
得西方文化有种极强大的往前滚动的内在动力，这个内在动力把文明不断地往前推
进。这种内在的紧张，好也罢，坏也罢，现实就是这样，它确实推动了文化的不断更
新，同时也导致了不少的灾难，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出现，这是毫无疑问的。是耶非耶，
我们很难作价值评判。不过，马列毛的乌托邦想像只是近代西方文明弥漫全球的这一
历史时期中间的一段插曲，很快就将成过眼云烟，难于把它与“轴心时代”相提并论。
所以，在共产主义退潮后是否正在走向“第三次轴心时代”，目前下判断恐怕还为时
过早。
但无可怀疑的，我们现在的时代确实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时代，特别是在二十世纪
整个共产主义在主体方面崩解以后，确实面临一个文明走向的问题。但据我看来，所
谓全球性的现代化，现正处于中程，还有相当长的路可走；而其歧路——马列毛体制，
它的旗帜还在中国飘扬，在亚洲也还残存着共产主义残余，而且它还不完全是一个纯
粹从西方来的马克思主义残余，它还包括了一些过去中国传统中阴暗面的残余，所以
改变起来就相当困难。
余先生在相当早的时候就看到这一点，而且非常努力地在发掘中国文化正面的价
值。他的文化认同，如王康先生说的，余先生虽是美国籍，但是他一直反反复复强调，
他说：我的文化认同当然是中国文化认同，这个是毫无疑问的，至死都是这样。他在
发掘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地位，包括他在整个的史学研究中，对中国历史进
行非常清晰的梳理，在中国文化的道统上，在世界文化的演进和国际学术演进中都有
很高的地位。所以我前不久在一篇文章中，不揣冒昧地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有三位
可以并提的杰出学者，即三方文化重镇：胡适先生、陈寅恪先生和比他们晚一辈的余
英时先生，他们确实在二十世纪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中国文化在二十世纪遭受如此
重大的摧残，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文化主体已经完全不存在了，中国文化成了一个游魂！
这样一种情况下，有这三位学者在，文化命脉就得以延续和更新。而且这三位学者还
288
不光是从中国文化自身的道统中生长出来的，（这当然是基本的方面）同时也和主流
的世界文明、西方文明有相当深的交流，所以说他们包容了两种主要的文化要素。你
说的轴心时代，两三千年演变至今，在现在，无庸讳言，全球占主流的虽然仍是希腊
与希伯来混融互动流变出来的西方文化。但是，中国文化同时也开始复兴、崛起了。
在这种情况下，这三位学者在二十世纪的艰难时世，“文起数代之衰”，振衰起弊，存
亡继绝，抵抗滔滔浊浪，非凡地凸显了中国文化的顽强的生命力；同时也由于和西方
基督教文化互相交融，这就有可能熔融形塑成一种更新的更有魅力的文化形态，这一
趋势已经开始呈现。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而余英时先生正是中西交汇的典
范。有鉴于此，人们称余先生为“儒家自由主义”恐怕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其内在
理据的。因此，在这样一个关头，余先生得到这个奖，具有某种象征意义，表明中国
文明恐怕不是像我们过去想像的那么悲观，不会逐渐淹没在尘土之中，不会在和其他
文化交融的过程中被掩埋、熄灭，逐渐地丧失其自身形态。事实上，一个复兴和再创
的历史机会出现了。在这个意义上，我现在确实没有理由过度悲观了，新的契机已经
升起。
本土意义
1，继绝存亡，接续“新亚精神”
北明：
王康先生，您对中国文化在当代世界东西方文明交汇中的地位这个问题，以及余
英时和他所代表的学术思想在西方获奖的意义这个话题，还有什么回应？还是说您允
许我提个问题？
王康：
我完全赞成奎德兄的高见，我是真心实意的，这种看法，出于奎德兄之口尤其令
人振奋。就余英时先生来说，我觉得他的学术研究和他的真正人生理想起点，就在中
国传统文化方死方生的年代，就在被扫庭除穴同时又在很微妙的绝境中置之死地而后
生的那个刹那间——1949 年。
我们都知道，广义来说，余先生也是一个流亡者（陈奎德：他自己也这样说），
他的父亲也一样，是两代人。新亚书院（后来新亚研究所）应该是余先生最早的一个
学术起点。在这里我多说两句。因为余先生的学术发展，除了杨联陞先生，钱宾四先
生是更早的一位。而钱穆先生在香港，所谓四顾苍茫、一无凭借的文化绝境之中，和
289
几个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办起新亚书院，这是中国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一个奇
迹。这些书生们！每当看到钱穆先生写的歌，我都无限感慨，歌词是：手空空无一物，
路遥遥无止境，在乱离中，在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筋骨，十万里上下四方，俯仰
锦锈，五千载今来古往，一片光明。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进，珍重珍
重！这是我新亚精神。（注 2）(北明插：不光是您感慨。前两礼拜的时候，普林斯顿
中国学社一批朋友在林培瑞家为余先生祝贺他得奖，唱的这支歌，曲子正好没有这第
三段，没法唱。余先生听了之后，特别提到这第三段，他还背了两句：“手空空，无
一物……”。您接着讲）新亚书院虽然非常穷困，教授们没有工薪，学生们也缴不起
学费，但是有一批有中国文化理想的知识分子，而且这些知识分子不是传统的冬烘先
生，很多人都是西方留学回来的，包括余先生父亲余协中，张丕介是德国的经济学博
士，杨汝梅是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孙祁寿是美国华盛顿大学的，赵冰是英
国牛津大学的法学博士……。除了我的大舅唐君毅和钱穆先生没有留过洋，绝大多数
都是在欧美、日本留过学的。新亚书院的校训是：上溯宋明书院之讲学精神，旁采西
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的教育、宗旨沟通世界中西文化，为人类和平、社会幸
福谋前途。
唐君毅先生曾在第一届毕业会上（余先生当时也可能在场），在《新亚书院的原
始精神》的演讲中说道，新亚书院是钱宾四先生和几位手无寸的书生们合力创办的，
只是中国大陆沉沦以后，炎黄子孙流亡海外者，想对中国文化尽一点存亡继绝、返本
开新的责任。刚才奎德兄所说，我是赞成的。余先生五十多年筚路褴褛的治学和人生
过程，就是从整个中国历史、中国命运发生大的断裂、大的悲剧之中孕育出来的。补
充一点，钱穆先生在“新亚书院旨趣”中指出：在今日民主主义与极权主义斗争之下，
希望中国青年以发扬中国传统人文主义精神与和平思想为己任，达到救己救世之目
标，既知祖国之可爱，亦知世界大同之可贵。余先生正是在新亚书院求学期间写了《民
主制度与近代文明》和《〈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余先生称那是自
己“年少好事”之作，但已经显示出其治学基本风范，独立观察，厌恶“攘窃”，重
考据，重史家风骨。也正是经新亚研究所推荐，余先生于 1955 年来到哈佛燕京学社，
六十年代余先生又返港担任新亚书院院长。2000 年，余先生在《新亚精神与中国文化》
的文章中指出，中国文化既悠久又博大，在它遇到空前危机的时候，不可能没有“孤
臣孽子”拍案而起，为它的存亡继续作奋不顾身的努力。钱、唐诸先生结合在新亚书
290
院这一独特的旗帜之下是历史的偶然，但是 1949 年前后不甘随波逐流的学人挺身而
出，为中国文化作护法，则是久已潜在的必然。我们这些学生自然够不上中国文化的
“孤臣孽子”，但我们至少也懂得文化与暴力不能并存的道理，否则便不至于流亡了。
50 年前钱穆先生和唐君毅先生都曾根据毕生的读书心得，发挥了关于中西文化异同的
深识卓论。怎样在他们的辉煌业绩的启示之下，面对着 21 世纪的新问题，继续他们
的未竟之功，这正是新亚人无可推卸的一种责任。今天看来，新亚所代表的中国文化
复兴精神，五十多年后，终于由它的第一届毕业生余英时先生带到了西方，发生了世
界性的影响，“存亡继绝、返本开新”的艰难文化使命，终于取得了一次历史性、世
界性的突破。这真可以称之为中国文化的“贞下起元”！
陈奎德：
余先生本人的命运，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现代中国文化命运的一个缩影。我之
所以不是那么悲观，正如刚才王康先生所言，而那天晚上余先生也专门谈到，当年钱
穆先生主持的新亚书院根本就没有钱，一处喧闹的市区的一幢旧屋的三、四层楼上，
街上的喧闹声和楼上的读书声相映成趣，有点像中国过去所谓“大隐隐于市”的场景。
就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没有钱，只有几间屋子，房屋又破旧，而余先生与钱先生胼手
胝足在教室里随时而卧，“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恰恰出了大学问家，点起了中国文
化复兴的火苗。从某种意义上，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一粒火种，在大陆沉陷以后，流落
到了香港，后来再慢慢薪传到海外。这样的书院，有其丰富的文化蕴涵。这使我想到
现代教育制度和形式，我认为，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特别是宋明的书院制度未必都
应当被放进博物馆，它也许还有其生命力，它的形态和功能恐怕也值得仔细研究。在
中国大陆目前大学被官方完全掌控的形势下，某些方面某些区域某些学者与社团创建
或恢复一些书院，部分复兴这一教育形态，我觉得恐怕是有其道理的。因为中国文化
自有它的特色，它的传承方式是不是就要完全照现代的西方大学模式传承（当然这是
现代最重要的传承方式），而按照新亚书院的传承方式发扬的中国文化，恐怕更富于
其原汁原味的韵味。当然，这是题外话了。不过，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确实，在
当年香港的一段生活，不光是学问上，而且在文化精神的传承上，火种开始蔓延，开
始扩展开来，在中国文化完全绝望的情况下，在它几乎被完全摧毁的情况下，这样起
来了，那确实是一幅非常动人的文化景观！
本土意义
291
2，返本开新，彰显儒教优势
（涉猎话题：八十年代文化热、道统与正统、政治儒家与精神儒家、秦始皇—毛
泽东专制传统和孔夫子—余英时精神谱系、基督教历史与儒教历史比较、谁应当对中
国极权命运负责？余英时学术思想潜流）
北明：
我想，我的听众，普通的听众、知识分子听众，希望对余先生的贡献学术有更具
体的了解，所以我想提一个重要问题。八十年代时中国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化热”，
后来又有了《河殇》这部政论片。我们知道，“文化热”主旨是批评中国传统文化，
提倡海洋文明。《河殇》认为中国近代的衰败主要是孔子和儒学的影响，中国未来的
出路在于接受西方的人文传统，摈弃中国传统的封闭型文化。这次余先生获奖，我们
知道，他的学术方向主要是中国思想史，他非常强调儒家传统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
传统之间的默契，他仔细地梳理儒学中人权观念和自由意识，多有文章问世。所以史
学界很多中国自由知识分子认为，余先生的重大贡献之一，是他首次通过严格的史学
方向，向中国思想界论证了为什么包括儒家传统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造成现
代中国衰微的基本原因；而且他指出这种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完全可以帮助中国完
成文化和精神上的转型，他论证了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走向未来的一种重要资源。请
二位对这样一种说法作一个评价。
陈奎德：王康先生，请你先发表看法。
王康：
中国两千多年以来有一种基本的冲突和矛盾，或者一种基本分野，即世俗的专制
权力和超越性的精神谱系之间的冲突。具体而言，即是从秦始皇到毛泽东所代表的世
俗专制权力，和孔子到现在一直延续到余英时先生所代表的超越性的精神谱系之间的
冲突。余先生可以说是这个精神谱系最新一名托命人，这个谱系无疑是从孔孟老庄开
始，其基本使命就是维护这个民族的精神价值，代表这个社会的基本良知，他们就是
以“天下为己任”，“欲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要“澄清天下”、要“明道救世”。
虽然李殴梵先生说余先生不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学者，而是一位逍遥派人士。
但是我觉得余先生怀抱着强烈的文化使命意识。中国世俗权力与精神谱系的冲突一直
都存在，就在余先生获奖不久，就在同一个美国，在纽约，张艺谋和谭盾这两位所谓
的艺术家，还在公开地颂扬秦始皇，据说还要闹到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我一点都
292
不奇怪，秦始皇从来没有变成博物馆的藏品，毛泽东的幽灵更在中国游荡。同样，孔
子到余英时的精神谱系同样也顽强地存在于中国。在此意义上，余先生所继承的，是
整个中国历史上最悠久、最英勇的精神救世的传统。
陈奎德：这就是余先生生平时谈到的，中国文化中道统和政统的紧张关系。所谓
道统，在余先生受奖词里所讲的“道”是广义的，它涵括了儒家、道家等等所论述的
“道”，可以作为先秦诸子乃至中国文化的共同基地。而就儒家简括来讲，孔子象征
的“道统”，它也有一条基本线索：尧传舜，舜传禹，至文王、武王、周公、孔子、
孟子、韩愈，经过程颐、程颢、张载，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直到近代的梁启超、
王国维、梁漱溟、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等…一以贯之，而在当代，
就是胡适、陈寅恪和余英时三重镇了。当然，他们三位所继承的，已经不纯然是儒家
道统了，而是整个中国文化的道统，是中国文化吸取了西方文化的养料后发展出来的
现代道统。虽然这一条线索从古至今受到非常大的压力和摧残，但屡仆屡起，一直绵
延下来成为精神传统——士大夫的精神道统，这是源远流长的。余先生在八十年代进
入中国的一本书《士与中国文化》，就专门谈到道统问题，在当时中国知识界有相当
大的影响。他特别谈到“知识分子的创世纪”，认为目前是一个新的时代，一个中国
知识分子可以发挥自己道统力量，对政统有相当制衡作用的时代。
这点，我要特别谈一下，中国历史中，特别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里，正如余先生
所言，确实不像西方文化，最后慢慢自然演变出来一种非常严密而制度化的制衡方式，
比如从英国等地发展起来的，各种权力相互制衡、直到三权分立的制衡关系，也包括
社会舆论所谓“第四种权力”的监督。当然，也可追溯中世纪教会和世俗政权之间的
制衡关系。中国的政治体系确实没有这样明显的、形式化的制度化的制衡关系，但中
国传统中确实有一种比较抽象的、特殊的对政治权力的制衡方式，也就是刚才所说的
道统和政统之间的制衡关系。虽然道统常常是被政统、被皇权和世俗权力打压、摧残，
（历史上可歌可泣的事情很多，从汉代太学生到后来明代东林党人），但中国历史上
道统对政统的制衡力量、批判力量还是一直存在，虽然它在某种意义上比较抽象，不
是形式化的，不是法治化的，而是道义上的，但确实是存在的。余先在挖掘这个传统
中，特别把中国的“士”和西方的“知识分子”的概念进行对比，认为中国的“士”
有非常典型的、包括现代西方也包括俄罗斯从十七、十八世纪中发展起来知识分子传
统，（其实西方还比较晚些）。余先生认为，“士”这个概念、这个传统，这种精神制
293
衡的作用，在中国已相当久远。他指出，西方学人所强调的知识分子的基本性格与中
国的“士”极其相似。而西方学人对知识分子阶层的关注是十八世纪才开始的，但中
国在两千多年前就存在，且中国的士人更强调内省的力量和自我完善的人格追求。这
对八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学术文化界都有相当大的震撼力量和影响。我想，余先生在
这个方面的贡献是首屈一指的。他后来还有好几部著作，例如他讨论儒家近代商业精
神的发展和中国现在的经济改制之间，存在紧密的精神上的关联。这些著作进入大陆
后，对整个中国大陆的影响非常大。这些方面，我想王康先生有非常深切的感受。
北明：
奎德先生，我打断一下。你说关于“士”的概念，道统对政统的影响，余先生在
他著作中作了很多论述。可是在中国当代社会，实际上看不到这种影响。这导致不少
独立知识分子对儒学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例如八九年至今被当局剥夺了发言权的中国
社科院历史所包遵信先生，至今看法没有改变。他的一个基本观点代表了至少八十年
前后很多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观点，认为恰恰是政治儒学（即道统）支持了当今社
会的政统，导致了这种政统在中国横行霸道，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宰。你对此怎么看？
陈奎德：包先生代表当时极端反传统一派的意见。大家知道，当时大多数知识分
子都持这种观点。但是到九十年代后，或到了海外后，与海外华人知识分子，与海外
各方面接触后，大家对传统的看法确实不像当年那样简单化了。无疑，中国的政治传
统，更广泛地说，中国的政治文化，儒学是有相当的影响，这说起来话相当长，我只
能简单地说一句。包括余先生和其他中国学者，提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皇权主义的
政治文化、政治行为和政治操作方式里，是否有儒学的支撑？不能说没有，在我看，
主要在缔造和维护等级秩序（三纲五常为重要特征）方面，以及忠君观念上有支撑。
但是儒学更重要的方面，大家以前很少发掘的，基本没有谈到的，它是作为社会文化、
社会精神现象，对帝王应该如何行事、政府应该如何行事，它有一个“应然”的标准。
这个“应然”的标准对帝王有时具有潜在的、有时是相当明显的制衡作用，这一点过
去没有谈到。所以，余先生特别谈到，（包括钱穆先生，他研究中国政治文化非常有
成就，有相当多的专著），这方面有一种很复杂的关系。作为精神层面的道统，对政
统确实有制衡作用；但是对建构帝王政治体系，也有作用。就像西方，包括宗教、包
括西方基督教，它和政治体系的关系，也是非常复杂的，不是一个教会体系和政权体
系之间完全的对立就能解释的。二者之间有渗透或者有互相支援的部分，但确实也有
294
相当大的对峙和制衡部份。过去在八十年代文化热中激进反传统的知识分子中间，只
看到一面而没有看到另外一面，只看到儒家对皇权政治系统的建构作用方面，没有看
到其制衡作用的这一方面。这一面在现代表现得特别明显，余先生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包括钱穆先生，也包括 1958 年发表《中国文化宣言》的王康先生的舅舅唐君毅先生、
牟宗三先生、张君劢先生、徐复观先生等，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看法，就认为中国文化
对政治的影响，还是有其正面作用的。有的学者（我们同不同意且不说），提出要把
政治化的儒家和精神化的心性化的具有制衡力量的儒家区分开来，而且把儒学内容进
行清理和剥离。我想王康先生你在这方面有相当多的研究，因为你对儒学的研究也很
多，你当有你的看法。
王
康：我想稍微联系一下基督教来比较，基督教也有漫长的一千年的中世纪，那是
政教合一啊！它在历史上的政治纪录不光彩的地方多得很，甚至超过了中国儒家道统
和政统的关系，那可是整个一千年的黑暗时代。关于中世纪，现代学者即使有了新的
研究，但是政教合一这一基本特点在基督教历史上，在基督教走向现实权力的过程中，
肯定是不光彩的。而儒家再怎么说，从孔子、孟子到康、梁，他们只是想用其人文主
义和他们的人道、王道的思想来影响帝王而已，他们从来没有把自己无原则地变成统
治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始终坚持的是道统的精神这一层面，始终想用它来制衡、影响
和超越政统，这在人类政治史上、思想史上已经是一个很独特的、甚至很了不起的现
象。
至于 49 年以后，“文革”以后，一帮知识分子，包括某些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
识分子，始终在《河殇》基础上，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儒家文化最根本的方面视而
不见，那是因为在史无前例的文化专制统治下，或许从来就没有见过，或者受历史唯
物主义、历史决定论影响太深，坚持所谓“存在决定精神”的思维，不能直面 1949
年以后中国历史最大变局、不能直面被外来激进哲学征服的宿命性悲剧，不敢直面世
界近现代重大事件对中国发生的重大的恶性的影响，甚至于上升为中国命运的决定性
力量的严峻现实。
陈奎德：
说到中国儒家和中国政治文化之间的联系，实际上这中间还需要非常仔细的辨
析。为什么毛泽东到文革后期要提所谓的“儒法斗争”？所谓“儒法之争”，实际上
295
涉及到中国古代帝王行事方式，表面上以儒家为正统，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其实大家知道，是“霸王道杂之”，他们实际行事主要都是以法家的权术为基本统治
方式，而不是以儒家、以王道为主的统治方式。这是大家仔细梳理历史时看得很清楚
的。帝王行为方式基本上不是儒家主张的一套，和儒家的主张离得很远。但是表面上，
在意识形态上提倡儒家，这中间有非常复杂的关系。儒家在精神上公开提倡的东西实
际上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特别是帝王之术中，并没有呈现。这种情况是怎么发生的？
法家，起了什么作用？中国历史上，汉代以后，帝王术和儒家的复杂关系，我觉得过
去反传统的知识分子理解或者处理得太简单化了，对整个的历史图景看得并不细致清
楚。这一点钱穆先生、余先生都有非常清晰、非常深入的研究，有很多专著梳理中国
政治文化传统。对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钱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余先生
在《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等多部著作中作了客观公允的评析。大家如
果仔细梳理，关于中国政治文化，恐怕和过去八十年代“文化热”时得出的结论，会
有相当重要的修正。
北明：王康先生？
王康：毛泽东这个人有时非常坦率（尤其在大权在握时），他曾不断提到（尤其
在文革时期，在他晚年），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我们谁都知道，他其实只能说是斯
大林加秦始皇。他很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两重身份，他是合二而一的混合物。中国近、
现代以来，尤其四九年以来巨大的悲剧，中国传统不是负不负责任的问题，而是根本
没法负责任的问题。在现在信息化时代，这个道理应该说非常简单。如果没有俄国十
月革命，没有日本入侵中国，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不可能有后来那些变异。中国传
统社会的弊端也许还存在，但是会逐渐地在与现代西方主流正脉文化相融合的过程里
自行升华和超越。中国现代的不幸，就在于东方和西方最黑暗最专制的力量合流了，
它们成了“集大成者”，而东西方的主流文化，照我看来，就是孔子代表的中国古代
主流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明始终失之交臂，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正式见面……
陈奎德：余先生在这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他特别发掘了近代以来的儒家人物在
向西方取经所做出的贡献。大家知道，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特别向西方主流文明学
习的人物，提倡西方主流价值，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在中国承担桥梁作用的，
其实都是儒家学者。他举了很多的学者为例，对个案进行研究，如对王韬等人的研究。
所有这些亲近和拥抱西方文化现代基本价值的人，都是儒家学者。这并不是偶然的。
296
他认为，这之间并不存在一种所谓严重的文化冲突，而是一种颇为亲近的关系。后来
中国知识界主体对西方主流价值有这么亲近的感觉，实际上是与部分儒家学者的努力
分不开的。其中存在一个基本趋向，这个基本趋向是余先生代表的，但在目前中国大
陆是不是占主流。我还很难判断，因为我不在国内，我出来到美国已经十七、八年了。
不过，因为我出中国后有十三年一直在普林斯顿，在学社这里负责一些工作。据我自
己的亲身接触的体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很多国内的学者，比较优秀的学者，
特别是民间有一定声望的学者，绝大多我的新老朋友的中国学者们，访美期间几乎都
向我表达了和余先生交流和问学的意愿，希望能够有机会向余先生请教，与余先生交
流。我有机会接触大量学者，陪了很多人去见余先生，谈到各方面情况。我感到一股
潜流，或者叫基本的潮流，余先生虽然远在万里之外，但他的文化影响、他的精神影
响、他的学术影响，还是绵绵不断地在二十年间对中国大陆发生着重要的作用，这是
没有疑问的。至于将来会不会结出果子来，我相信一定会结出果子来。至于这果子会
发展到什么形状，当然我们无法预测，但是，就我亲身经历而言，我接待了这么多朋
友，很多人都去和余先生交谈、交流学术、交换观点，共鸣处非常多，不同意见相当
少，这非常令人惊讶。所以，余先生影响不是今天人们表面上看到的，我想他的影响
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流变中会发酵，会在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中发生相当重要的作用，
我对此毫不怀疑。
中国情怀、独立人格
北明：
我们再谈一个特别具体的问题，请你俩评价。就我知道，中国自由学术界和民间
思想界有一种意向，希望能够借助余先生获奖，请他回中国大陆，在大学里巡回讲学，
对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发挥一些影响。我作为委托传话人，把这些话很详细地传达给
余先生了。余先生的反应我归纳了一下，基本上是三点，第一，他八九年后就有话在
先，大致意思是，如果八九六四得不到正名，他绝对不回到中国大陆去；第二，他不
愿意马上回到中国，他认为，学术和思想跟“热潮”没有关系，他不想成为某一个“文
化热”或某种“文化运动”的中心。他个人历来保持低调，这次也不例外。他还说，
他同样谢绝了台湾一年多来的多次邀请，是因为同样的理由；第三，他回去一定要自
由发言。但是发言之后，官方无论在他发言之前和之后，都会有某种程度的干预。那
么，在他走后，他担心给这些好心的朋友造成麻烦。请二位对余先生这个态度发表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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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书网 http://www.bannedbook.org/ 禁片禁闻网大陆直连：https://goo.gl/C6xxGf
论。王先生先说吧。
王康：
余先生的精神，他的学术成就，他毕生的愿望，已经深深地降落在他的祖国。我
和我的朋友们看了余先生的书都非常激动，不是作为一般的学术和历史书，而是有血
有肉的思想。他对陈寅恪先生晚年心境的探讨，我们完全感受到余先生心中跳动的那
些愤怒，那些痛苦，那些忧伤，完全不亚于我们。王蒙曾经说了一句非常无礼的话，
说你们这些几十年来没有对祖国、对祖国人民尽一点义务的美籍华人，你们有资格谈
中国问题吗？你们这些芝加哥和纽约和旧金山和洛杉矶的美籍华人加在一起，你们能
够理解“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吗？，余先生没有正面回答，他这样说
的，他说，像这样义正词严的话，我这样的美籍华人读来“安能不羞愧于死？”“不
过，羞愧之余，我也发生了一个我无法解答的问题：为什么‘换了新天’的今天，忽
然产生了这么多的美籍华人？王蒙文中那些美籍华人，显然都是 1949 年以后才出现
的。1911 年辛亥革命之后、1927 年国民革命之后、甚至 1945 年抗战胜利以后，都没
有听说过世界上有所谓‘美籍华人’这种奇怪的动物！”
北明：王先生请您说一下余先生这篇文章的标题，很有意思。
王康：就在“我的中国情怀”……
北明：不是，那篇文章的标题是——？
王康：《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他说，尽管二十几年后“化鹤归来”，发现“城
廓如故人民非”，他说“我的中国情怀不但未曾稍减，反而与日俱增，正因为如此，
我才不敢忘情于故国，而往往要以世外闲人的身份，与人话国是，说一些于己无益而
又讨人嫌的废话，我曾屡次自诫而终不能绝”。北明，我想到俄国的别尔嘉耶夫，我
想简单比较一下。
北明：您请。
王康：1922 年，由列宁直接下令，把一大批第一流的大知识分子驱逐出去，包括
弗兰克、洛斯基、布尔加科夫、梅烈日科夫斯基和别尔嘉耶夫。别尔嘉耶夫和余先生
都同样处于一种流亡状态，他说：每次想起俄国，我心里就渗出血来，我常常想念俄
国，关于俄国文化的悲剧，关于俄国历史的断裂。在俄罗斯命运中，确实存在某种苦
涩、特殊的痛苦，这种痛苦对于我只有在最后时候才能消解，我将在这种俄罗斯式的
痛苦中死去。余先生当然比别尔嘉耶夫幸运，也许，我瞎猜，同样的痛苦。他们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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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祖国文化沦丧的历史关口（中国是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俄国是一千年文明的末
世），离开自己的祖国，他们天生负载着强烈的文化使命感。作为祖国文化的托命人，
他们怎么不想回到自己的故国呢？当然愿意回来！
陈奎德：
刚才北明谈到余先生的三个原则，的确，余先生是一个有原则的人。我们要清楚
地看到，现代共产主义政权对文明的摧毁，那是历史上各种专制主义、各种专制统治
远远无法企及的。现代极权主义对文化的摧毁是与历史上的政权相当不同的。因此，
如果一些基本的东西没有变化，确实，余先生作为文化人、学者，他是无法回去的，
包括像“六•四”这类血腥的杀人事件没有一个基本的评判，没有一个最基本的审判，
或者说假装不知道，不谈及，回避这件事，像他这种学人是不能忍受的。跟历史上一
般的专制统治不一样，现代极权主义对基本文化的摧毁，是历史上难以想像的。1949
年后留在中国大陆的学者，也根本没有想像到后来会成这样。所以留在大陆的很多人
都后悔了，很人都扭曲了灵魂，当然不能怪他们。这种残酷的极权主义统治方式，这
种所谓“洗脑”，每个人要变换头脑，来适应政权，在所有历史上都难于见到。特别
在中国像毛泽东那样的统治方式几乎见不到。所以，余先生要保持他的尊严，保持他
自己的基本原则，我觉得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当然，他不反对别人，其他学者要做自
己的事，愿意回去，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他自己有自己的尊严，也有自己的原则，
他有为公为私两方面的原因，这个我就不想多讲了。刚才北明所讲余先生的基本原则，
还和他一以贯之的精神底气、这与他的基本道统的坚守是分不开的，这没有疑问，我
个人是很理解的。在中国，倘若有些最基本的东西没有变化，恐怕是很难回去的。但
在另一方面，他一直和中国大陆知识界、文化界和一般大众在精神上有联系，这恐怕
比国内一般人还要紧密和广泛得多。
史家优势：历史可为个人精神资源
北明：那天在聚会上，我记得他说，我们在认定了自己的价值之后就要坚持这个
价值，在各位发表余教授获奖感怀之后，他用这种方式来表示谦虚。但是这也证明，
他把认定的价值贯穿在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当中，这是很多从事思想和学术研
究的学者很难做到的……
陈奎德：那当然。而且大家看到，我们很多人都注意到了，中国的学者在中共毛
泽东时代的高压下绝大多数没有能抵抗住。因为公有制的政权掌握了国民的全部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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碗。倘不服从，基本就是剥夺你的生存的权利，作为一个人的基本的生存条件被剥夺，
它逼迫你在生命与尊严之间作出选择。在这一严酷的生死关口，多数人选择了生命，
从而就丧失了尊严。对此，我们可以理解，这个没有问题。因为其中不少人在 1949
之前蒋政权时期还是铮铮铁骨，敢于批判政治权势的，但那时并不涉及生死的抉择。
因此，在生命与尊严不可兼得的毛时代，我们无权要求别人（选择尊严）做烈士。
但是，这种普遍被压服的情势确实也和中国缺乏深厚的宗教传统、宗教信念有关
系，应该坦率地承认这一点。我注意到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中国在 1949 年以后，
知识界对毛泽东施与他们的残酷迫害与侮辱，其反应是惨不忍睹的。多数的人格尊严
纷纷地倒地，不堪回首。他们写了很多检讨，有些发表到了报章上。很多人在 1949
年之前是非常重要的、非常有影响、有造诣的知识分子，不少在西方受过训练的著作
等身者，几乎全部倒下，包括冯友兰、费孝通、金岳霖、贺麟、周谷城、周一良…...
等等一大批人，都没办法，倒下去了，在精神上倒下去了。我说的是，除了有信仰支
撑的基督徒等宗教界人士外，中国当年的那些文史哲、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学者大都
倒下去了。但是，难能可贵的是，知识界确实也有极少数，特别是几位史家，比如像
陈寅恪先生，作为硕果仅存的大师，他撑住了。大家经常说，历史就是中国的宗教。
确实历史这东西很奇怪，我这里要说的是什么意思呢？简单一句话吧，就是很多其他
学科的人包括很多哲学家、很多文学家、很多各种各样的社会科学学者、过去很有成
就的人都被压下去了，卑微地跪下了，但是却有一两位历史学家却撑起来了，站住了。
为什么是历史学家而不是其他什么家撑起来了？这个历史感对人格的支撑起什么作
用？它何以能透视古今不为权势所屈所惑，为什么？的确，透视古今的人会有一个对
历史现象和现实的比较、一种博古通今之后的一种内在观照，一种感应，对当下的现
实它可以拉开距离来看，可以知道当下的现实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有历史事件可作参
照，它是和历史上有些时期相类似的。他知道这些不合理的状况不是永世长存的，而
一定会在历史中淹没的。而其他学科学术训练出来的学者，其历史感觉就会相对薄弱
一些、迟钝一些，容易把一些变故看作开天辟地的神圣事件，战战兢兢，顶礼膜拜。
包括文学家、哲学家、科学家，或者诸如此类的这样一批人，容易因为 1949 年那种
翻天覆地的感觉而被迷惑，加以整个三四十年代左倾思潮的泛滥，对国民党政权的不
满，毛泽东意识形态及其军队铺天盖地取得的压倒性胜利，而且那套意识形态，所谓
马克思主义那套，在当时看起来，真是堂堂皇皇地象一个不可撼动的理论大厦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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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一是出于恐惧，一是出于叹服，努力自我说服，自我贬抑，结果完全被它征服
了。他们中有不少人反躬自问，共产党这场胜利是如此辉煌，如此开天辟地，我过去
所学所思所想确实是不是有问题了？而历史学家，起码有些少数的贯通古今、高瞻远
瞩的历史学家没有受此迷惑，这中间恐怕有很深的道理。我想我将来会写一篇很长的
研究论文来看看这中间是不是可以发掘出一些东西来。总之，我想讲的是，确实有些
历史学家在这样重大的、恶浪滔天的情况下罕见地撑起来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
精神现象。
北明：王先生，我觉得这个话题很有意味。而且奎德先生所指出的这个现象也确
实是个独特现象，您身在大陆，有什么高见？
王康：
我补充一点点，还是余先生的思路。余先生历史研究中有两类人物，对于我们有
永远的启示性。一类是文明集大成者，如孔子、朱熹，胡适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意义
上，也是一个集大成者。另一类就是所谓文化遗民，顾亭林、黄宗羲、方以智，以至
柳如是，尤其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历史悲剧和文化殉道精神的现代文化遗民陈寅恪先
生。余先生曾经把相当大的感情和研究的重心放在陈寅恪身上。49 年之后陈寅恪先生
不离开大陆，说明他对中国共产党至少也曾经报着一种观望态度，甚至在观望之中还
不免有几分期待。但是，余先生特别强调，他由史学训练而得来的批判精神，毕竟不
允许他在任何政治力量面前放弃平生所坚持的原则。这句话刚才奎德兄说了，我们可
以深长思之，为什么从事史学研究的人有这种批判精神？他又提到，后来吴宓在 61
年在广州见到陈寅恪之后，说他思想和主张都“毫未改变”，与同一时代其他思想家
比较，陈寅恪在这方面确实是非常地“固执”，连熊十力和梁漱溟这两位在政治高压
下能坚持信仰和原则的大儒，都有一种方便、一种妥协，梁先生至少在最初两年内，
曾经公开检讨“错误”，并且有限地承认中共领导的“正确”。熊十力还曾经在《原儒》
中把周礼比附成社会主义，又在《乾坤衍》里把古代“庶民”比附为无产阶级，陈寅
恪连这么一点“包涵”都没有。这三位都是特别有风骨的学者，比起来，陈寅恪作为
史学家，他的理智眼光和批判精神，能够从更长程的眼光来看当下他所处的阶段，来
路和去向看得更分明、更透彻。因比他能保持自己的基本原则不变、思想和主张绝不
轻易改变。我们与其说陈寅恪先生比熊、梁更顽固、更保守，不如说是看惯了兴亡的
史学家，毕竟不像一般哲学家、或者理想主义思想家那样容易流于乐观。从这一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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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余先生强调，陈先生虽然不是思想家，但是在中国思想史上却具有一种典型的意
义。陈寅恪先生的史家遗产，不仅是道德方面的，所谓“思想自由、精神独立”，绝
不“侮食自矜，曲学阿世”，而且拥有极冷静极深邃的理智力量，即一种“在历史中
求历史教训”的精神和方法。
余先生曾特别指证，陈寅恪从 1949 年起始，便沉痛预感到，毛泽东一批中国历
史的不肖子孙，必然以压倒思想、摧残文化为能事，且也必会异常酷烈，但陈先生“固
熟读史乘之人”，文化专制纵可奏效于一时，却绝不能行之于久远。因为陈寅恪先生
早已“家国兴亡衰痛之情感，能融化贯彻”，而能殉身以凭吊兴亡，独对虎狼，余先
生指出，陈寅恪这位“老史学家之信念之坚为何如也”，质言之，他深信，最后的法
则逃不过杜少陵的不朽诗句：余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陈奎德：
这一点我想，历史学家的这种通感非常重要。这个通感引导他的理智，所以人说
读史使人明智。这一点看起来，特别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是有相当典型意义的。因为
遍览中国文明史，多次战乱，朝代转换，家国兴亡。包括元朝人对宋文明的摧毁，包
括清兵入关……，山河变色,人世沧桑，在各种各样巨大的历史转折关头，史家对这
些变局都烂熟于心，不免就有一种设身处地的、非常深远的透视，知道人性的软弱，
知道这种情况下各种人会怎样表现，他们看遍了历史关头人们的种种表演，更知道未
来人们会对各类人做何评价、审判，从而对自己行为及其后果有一个清醒的估计。这
一点，就不像只会在书斋里对形而上体系殚精竭虑穷究天人之际这样一些哲学家科学
家文学家等。有没有设身处地的历史通感，其抗拒暴虐的精神力量的大小是很不相同
的，他们深知这一切暴虐的热病终将是会过去的。
北明：
你可以把它叫做力量来源，也可以把它叫做通感。我觉得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
而做为一个历史学家，他在某种程度上、很大程度上，超越了这种局限（陈奎德插：
当下的现实环境）。这种资源，也可以说是精神资源，虽然源自历史，但是经过史学
家与当今的比较，那些通古而达今的认知可以凝聚成一种心理方式，变成史家的一种
精神资源。这种资源会源源不断地给他力量，使他超越现在的孤独、直面最悲惨的现
实，导致他借助历史的杠杆，抵挡对眼前的悲惨结局作出人所共有的直观的反应，比
方说软弱、屈服。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因为他们的资源力量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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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强大，他不仅有西方的资源，更重要的有历史见证和历史教训。他们脚站在当下，
但是凭借历史知识，他们精神连通过去，眼睛于是看得见未来，他们知道如何选择，
哪怕是最孤独的选择，他们知道那是人类历史的主流正脉的选择。所以历史学家的这
个资源和标准，与哲学家不同。哲学家在黑暗中，点燃的自己的手臂，照亮的是自己
的周围，看见的是自己的影子，他不免仍然彷徨；史学家在黑暗中，用他的历史知识
点燃的是通古而达今的灯火，看见的是深身后的凭籍，前方的曙光。他不大会再彷徨。
不肯去国的陈寅恪就是这样。离乱中出国的余英时也一样。
王康：
当然，陈寅恪也有他强烈的个体特性。陈家一门忠烈，三世报国，陈寅恪从来不
是单纯的历史学家，应该说他是有很深遂的中国历史意识、很深遂的中国形而上的尤
其是在道德上怎么固守所谓思想的自由、精神的独立的意识。他不仅仅是一个通常的
历史学家，尤其不是一个学问家的历史学家，而是中国传统士大夫道德加上西方主流
文明精髓（他在西方长期留学），这样综合起来的结果。他不去邦国，留在大陆，所
受的苦难和民族文化的悲剧，太多的原因共同促成陈寅恪先生文化悲剧英雄的命运，
他的道路不一定有普遍性的意义，但是具有久远的典范象征。陈寅恪不是普通的文化
遗民，不是改姓换代附着强烈政治色素的遗老，而是中国三千年大变局中最大意外和
最深浩劫里，以身殉道的伟大文化护法者。奎德兄刚才说，历史研究给人更宽广的视
野，使人在历史颠簸当中、天翻地覆的时候，站稳自己的脚跟，确实有独特的作用，
陈寅恪先生的存在，实在是我们时代之大幸，千载以后，典型犹存。
陈奎德：
这是毫无疑问的，我想这确实有它的独特性和所谓的历史学家的有些基本本性各
方面的原因，我们这个话题将来可以有另外的专述来讲吧。
比较俄罗斯
北明：关于余英时获奖，您二位还什么重要的话题补充？
陈奎德：王康先生你不是一直在研究俄国的思想史、俄国近代的思想史？这方面
你有些体会，我想就是关于俄国的近代思想史，俄国知识分子同中国知识分子的比较，
俄国知识分子确实在有些方面做得相当出色的，他们有很多也是流亡的思想家，他们
对中国的包括和现在余先生的获奖恐怕中间也有些启示意义。
王康：刚才提到别尔嘉耶夫，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一大批第一流的知识分子被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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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或者主动流亡到了西方，在柏林、在巴黎，他们共同推动了重新复兴俄罗斯宗教和
唯心主义哲学的事业。现在看起来，也是俄罗斯文化和人类文化思想上的奇观。苏联
解体之后，九十多岁的苏联历史大家利哈乔夫，他提请世界注意一种事象，苏联解体
之后，俄国没有给人类带来不能承受的灾难！他的前提是，苏联这样一个庞大的红色
帝国、这么一个前所未有的邪恶帝国的解体，肯定会引起世界性的震荡。它不仅没有
引起震荡，在世界整体文明进程中，俄罗斯总体上起到了十分负责、十分正面的作用，
一个新生的俄罗斯，也正在复兴。他认为，很大程度上，俄国的复兴和世界的希望，
都受惠于俄罗斯这帮知识分子，他们在海外所推动和建立的俄罗斯宗教唯心主义哲学
思想。确实，苏联解体之后，别尔嘉耶夫、洛斯基、梅烈日科夫斯基等人的著作大量
地在俄国出版，虽然七十年间，俄国几代人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别尔嘉耶夫曾说，
我名气非常大，我在欧洲、美洲甚至在亚洲和澳州都很有名气，但是只有一个国家不
了解我，那就是我的祖国——俄国。但这位俄国二十世纪的赫尔岑，还是深信，俄罗
斯文化复兴的日子将会到来，因为俄罗斯人民的普世主义和弥塞亚主义，最后必将抛
弃一切导致奴役和异化的客体化的诱惑和强迫。他虽然炽烈地爱俄国，但他绝不能接
受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更不能接受俄罗斯共产极权主义和帝国意识。他认为他自己
和俄罗斯的唯一出路，就是“渴望真理”，他们唯一的希望是，把自己的事业，“奠基
于自由之上”，用爱对抗恨，以自由对抗暴政。74 年之后，能够让俄国在分崩离析的
过程里没有危害世界，而且在精神上、在灵魂上能够站住脚的，现在看起来，这些知
识分子确实起了特殊的作用。这和香港那个小小的新亚书院、新亚研究所以及海外知
识分子更宽广的存在，有同工异曲之妙。
北明：王康先生您刚才说到推动复兴，复兴俄国的宗教、文化、哲学。您说是复
兴，我觉得用发展更合适些。因为这帮知识分子出去以后，实际是把东正教的传统带
出去，而且跟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民主自由精神结合起来，用这些新的思想资源为坐
标，对自己的历史和现实进行了非常深入的反思，包括东正教对俄罗斯民族性格的特
征的分析、反思 1917 年革命产生的思想来路，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去向。同时，在
这个基础上，结合西方先进思想成果，某种程度上创立了俄国新精神宗教哲学。比如
您刚才提到的尔嘉耶夫，这个家伙对俄罗斯东正教影响下的民族性格看分析的非常透
彻。他指出俄罗斯民族注重精神生活、不倦地探索上帝和真理的天性，救赎意识，拥
抱苦难的特征，但是他同时看到这种性格的另一方面，就是消极怠惰于现实，人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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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淡漠，在现实层面逆来顺受。他指出这是斯拉夫民族的二重性格，他深刻地总结说：
斯拉夫主义者们把宗教良知的自由、思想的自由和精神的自由，留给俄罗斯人民，而
把余下的全部生活，现实生活，都放手留给俄罗斯的暴君去主宰。白银时代的俄罗斯
思想家们，接受了基督教积极入世的精神，引进了人权思想，平等观念和抗争意识。
他们并没有放弃天国的理想和精神的生活，但是他们同时将爱扩展到现实扩展到个
人，扩展到对人性,人权的尊重。弗兰克就指出，在基督教里，真理与人生旅途是一
致的，真理就活在生命的最深处，他说人只有自愿踏上自己选择的的道路时，真理才
能实现。真理就是爱，爱就是自由。这样，俄罗斯的东正教就从放弃现实回到了正视
现实，干预改造现实和关注现实人生层面。这一新的资源，既可以保证俄罗斯在深重
的苦难中巍然屹立，也足以抵挡他们那些“多余的人”在现实中的软弱。这是他们受
到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熏陶之后，在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上的一场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并未就此止步。他们的反省，同时深入到这种干预现实的手
段是否合乎人性。而且正是因为有了人这个现实的坐标，他们有能力反省以人民福祉
的名义牺牲个体生活的共产主义革命中普遍的虚无主义。这批流亡欧洲的俄罗斯知识
人在东正教救世主义基础上，嫁接西方基督教精神和民主人权思想以及自由主义传
统，创建了俄罗斯新宗教哲学。这种精神资源，在苏联社会主义倒台之后，立即接续
到那片土地，成为那个民族重新建构新社会的巨大的思想能源。这是西方人文精神与
俄罗斯民族文化传统结合的典型。我还要补充一点就是，早先的俄罗斯哲学史，如俄
罗斯的哲学家洛斯基，他的哲学史里面申明的，白银时代这一批宗教哲学家在当时并
无太大建树。抽象思辩能力并不是俄罗斯民族的特长。在白银时代之前，罗斯哲学不
很发达。而二十世纪一批知识人流亡之后，直接接触西方哲学和宗教，他们在巴黎、
布拉格等地建立了俄国东正教神学院，几名重要知识分子如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
都是在那里任神学教授。认识论上，他们发展了直觉主义，这是斯拉夫人的本土特点。
但是无论如何，他们思想与西方文化的直接接壤，是他们能够在西方自由主义传统基
础上，复兴——或者我宁愿说——发展俄国传统的前提。
王康：
上接奥加辽夫、赫尔岑、屠格涅夫为代表的十九世纪乔民文化的传统，但是他们
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从此就接触了西方大量的基督教、自由主义、启蒙思潮，但是
他们的思想基础还是俄国东正教，在此基础上了发展出俄国宗教唯心主义哲学。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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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不纯粹是西方思辩哲学和抽象哲学，它始终是一个有浓厚东政教宗教背景、和俄
罗斯命运休戚相关的那种意义上又高度唯心主义、高度内在化、内在体验的哲学体系。
别尔嘉耶夫 1947 年获得剑桥大学给他授予的神学博士学位。这个神学学位在法学和
科学之上，授奖仪式非常隆重（我想跟余先生都差不多了），在非常隆重的中世纪风
格里进行，穿着红色礼服，戴上天鹅绒的帽子，获得法学荣誉博士的英国外交大臣和
印度总督都站在后边；同时他接到诺贝尔文学奖的通知，他成为了候选人。回到我最
初提到的，整个人类在精神上、在命运上有某种通感性，别尔嘉耶夫他们流亡到西方，
被西方接纳，然后接受了很多西方资源，但他们要解决的仍然是俄罗斯的命运问题、
仍然是俄罗斯精神和灵魂的出路问题。
北明：是，这一点我完全认同。
陈奎德：
这点，恐怕俄国出亡的一批知识分子，确实是和俄国历史上的所谓的贵族传统有
很深的精神联系，这方面中国是比较匮乏的。贵族精英，俄国确实有一批文化贵族和
整个西方实际上打成一片。刚才说到的屠格涅夫也好，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人虽
然都不一定都出国，但是他们在精神上，是整个欧洲上流社会的一部分。除了和俄国
的东正教的紧密的精神联系外，俄国的贵族传统从十二月党以来，又滋生了民粹主义
精神，深入大下层民众中，从而大量吸取了俄罗斯的”地气“，于是该贵族色彩获得
了某种道德上光环，使之能义无反顾的投身于他们认定为正确的精神活动中。
王康：
还可以比较的是，他们（余先生和别尔嘉耶夫）都是真正透识人类本性的先知，
包括深入地了解自己的人性。别尔嘉耶夫曾经是西欧主要文化、艺术和宗教中心的座
上客，享有盛名，他却多次强调，他决不能也决不想感觉自己是“有威望和受景仰的
人”，他不是生活的教师，不是青少年的偶像，更不是祖国的精神之父。他们都远离
现实政治，崇尚个人自由，藐视任何强权，同时他们在精神和道德上又远比一切权势
人物，更真切而深刻地关注人的命运。余先生获奖后仍然强调，他向往的生活和绝大
多数现代人“没有什么不同”，“一个和而不同的多元社会”。他还引用匹夫匹妇都耳
熟能详的古话，概括他一生的理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他说，
这一向往于今更为迫切。所谓“有自由的秩序，或曰有秩序的自由”，一百多年来，
中国绝大多数人都在追求这样一种合理的秩序，在这一追求中，知识人的责任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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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讳言，余先生这次获奖，与中国的现实状况（包括经济、军事、政治和发展
趋势），以及对西方的态度，有某种关系。前苏联对西方构成严重威胁同时，俄罗斯
精神和文化的命运成为了一种世界现象，二十世纪俄国知识界实际上承担了比十九世
纪的前辈们更艰难更沉重也更有希望的使命，从而获得西方的关注和敬意。余先生这
次获奖，来自同样的关切和寄望，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奖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和
思想成就，而是攸关现世存在命运和精神演变的重要信号，一个新时代的象征。
雨果曾说，世界历史上只有希腊、意大利和法兰西民族享有以人物命名时代的特
权。在伏尔泰之前，只有以国家统治者来命名时代的先例。其实，中国曾在两代人时
间里，被称“毛泽东时代”，现在，我们可以呼应那位伟大的法国人，称我们的时代
为“余英时时代”。
余英时先生身体、精神、创造力都处于一名学人的巅峰时期，我们完全有理由期
待并相信，余先生将以其渊博的学识、睿智的洞察力和一以贯之的济世理想，为中国
和世界文化的遇合融通、尤其为中华文化的悲壮复兴，取得新成就，止于至善，臻于
至境。
北明：谢谢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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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本采访已经受访人过目并略作修改和充实；文内大、小标题为北明所加。
注 2，新亚校歌歌词：山巖巖，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人之尊，心之靈，廣
大出胸，悠久見生成。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
十萬里上下四方，俯仰錦繡，五千載今來古往，一片光明。十萬萬神明子孫。東海西
海南海北海有聖人。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手
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亂離中，流浪裡，餓我體膚勞我精。艱險我奮進，
困乏我多情。千斤擔子兩肩挑，趁青春，結隊向前行。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
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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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初透，魂兮归来
——写在唐君毅哲学著述反哺中国之际
1959 年 12 月 26 日，大舅唐君毅五十初度。阿婆客居姑苏，与最怜爱最挂念的长
子分别已近十年。母子情笃孺慕，灵心款通。百感交集中，阿婆写下四言长句二首。
《为长子毅五旬生日作》
融融冬日，暖如春画。漠漠大地，孕育灵秀。吾儿降生，一元初透。东君与立，
旧岁告休。恭元春喜，贺粥米酒。煌煌华堂，宴集亲友。敬献鲜花，旋奉佛手。烛燃
龙凤，香喷金兽。爆竹于庭，磬鼓三奏。肃肃威仪，依次荐羞。童稚欢腾，玩狮舞虬。
儿生逢辰，因缘巧遘。纷其内美，得天独厚。名儿曰毅，坚尔信受。浴儿芳香，衣儿
文绣。重以修能，人天共佑。勤斯敏斯，匪伊邂逅。三岁免怀，忘其美丑。喜弄文墨，
凡百好求。趋庭问字，意义必究。憨态孜孜，恐落人后。阿舅笑曰，此儿似猴。
爰及于今，五十春秋。际此初度，莫负良由。欢携稚子，偕同佳偶。幸得英才，
便邀朋俦。相与挈壶，载越层邱。太平山顶，碧草油油。海湾环抱，跨海东头。席地
闲谈，弦管悠悠。生生之意，绿通平畴。勉哉吾儿，厥德允攸。儿虽五十，面容尚幼。
再过五十，母为儿寿。
《代至恂慈宁诸儿祝长兄寿》
一树五枝，一枝独秀。花叶纷披，掩映长流。长流伊始，发源亚洲。洲次伊何，
五洲之首。我有长兄，同胞足手。浴德仁考，高蹈前修。薰然仁慈，物我无咎。
上苍之德，无声无臭。平地之德，曰宽曰厚。巍巍五岳，漠漠五洲。世界大同，
责在华胄。温温君子，惟道是求。教化流行，充实宇宙。敬斯良辰，祝兄万寿。①
唐氏一千数百万言哲学著述，始终有三个母题贯注其中：人生，中国，世界。唐
氏式“三位一体”思想也可以其三句互为因缘的话语另表：人当是人；中国人当是中
国人；现代世界的中国人当是现代世界的中国人。在唐氏无出其右的思想体系中，“中
国”既是连结“人生”与“世界”的脐带，更是其全部精神生命和思想创造须臾不可
离弃的血肉文本和心灵故园。唐氏不止一次申言：“我对中国之乡土与固有之人文风
教的怀念，此实是推动我之谈一切世界文化问题之根本动力所在。”
在《怀乡记》篇末，唐氏以老境的苍凉和少年的赤诚写道：
处此大难之世，人只要心平一下，皆有无尽难以为怀之感，自心底涌出。人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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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的忙，忙，可以压住一切的怀念。我到香港来，亦写下了不少文章，有时奋发激
昂，有时也能文理密察，其实一切著作与事业算什么，这都是为人而非为己，亦都是
人心表皮的工作。我想人所真要求的，还是从哪里来，再回到那里去。为了我自己，
我常想只要现在我真能到死友的坟上，先父的坟上，亲宗们的坟上与神位前进进香，
重得见我家门前之南来山色，重闻我家门前之东去江声，亦就可以满足了。
尽管一如所有哲慧深植者一样，唐氏天性肫挚，禀赋颖悟，对天地、人生灵心善
感，且转移多师，幸得梁启超、熊十力、梁漱溟、欧阳竟无诸先贤传道授德，遍阅中
西古今典籍，“但是若非八年前中国遭遇此空前的大变局，迫使我们流亡海外，在四
顾苍茫、一无凭籍的心境情调之下，抚今追昔，从根本上反复用心，则我们亦不会对
这些问题（“对中国文化之过去与现在之基本认识及对前途之展望，与今日中国及世
界人士研究中国学术文化及中国问题应取的方向，并附及我们对世界文化的期望”。
——笔者引）能认得如此清楚。我们相信，真正的智慧是生于忧患。因为只有忧患，
可以把我们之精神从一种定型的生活中解放出来，以产生一起超越而涵盖的胸襟，去
看问题的表面与里面，来路与去路。”②
近世人类最深巨的危机与奇变（世界大战、热核武器、极权主义、现代迷狂……），
其历史动源与思想流变皆出自西方，而最深巨的忧患与悲情却降于东土。唐氏生逢其
中最荒唐最黯澹最诡异的时空，栖栖遑遑，不避困苦，不惧寂寥，立心至为纯粹，效
命至为坚贞，不仅自觉承受起斩伐历史葛藤、内化时代病痛的命运，而且以儒家人文
主义独有的悲愿与担当，疏导西方文化的狂涛巨浪，凝聚中国文化的主流正脉，融摄
一切文化的价值理想，以大肯定而非大否定的精神，以万物皆可调适而上遂、转化而
升华的生命意识和终级关怀，以对人类文化和前途的绝对信心，为当代和后世留下一
份前所未有的思想遗产和精神启示。
又有半世淹忽而去，天下苍黄翻覆，又有多少因缘聚散，又有多少悲欣交集。天
道好还，世间最大的一个消息是，中华文化花果飘零、枯萎歇绝半世之后，终于如一
元初透，生机重现了。唐君毅哲学著作在他魂牵梦绕的祖国母邦堂而皇之出版，不仅
是其个人“灵根自植”、历经千种艰辛后，终于如所誓约“返哺故土”，而且是中华文
化否极泰来、贞下起元的祥朕吉兆。
唐氏于这个时代最直接的意义，在于他宏富精微的哲学思想和道德人格，与亿万
国人坎陷已久、且将继续身置其中的民族生命与民族精神的艰厄命运，以及从中化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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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出的民族复兴与精神重建的伟大使命，正相契合：“这全人类 1/4 的人口的生命与
精神，何处寄托，如何安顿，实际上早已为全人类的共同良心所关切，中国问题早已
化为世界的问题。”③
唐氏著作在大陆的出版，是当代儒家“魂兮归来”奇迹般的重大文化事件，又如
种子与大地，儿子与母亲，游子与故乡一样，朴素而自然。
1990 年，《唐君毅全集》（三十卷）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我以晚辈身份写了一篇
纪念短文，刊于全集最后。十五年后，我再次以晚辈身份写下此文，却可载于在大陆
出版的第一批唐氏著作，我由此而生的感慨非常语所可道出。
1978 年，牟宗三先生以下述话语表述了唐氏文化思想的意义，我愿以牟先生的话
作结：
唐先生是“文化意识宇宙”中的巨人，亦如牛顿、爱因斯坦之为科学宇宙中之巨
人，柏拉图、康德之为哲学宇宙中之巨人。这一个文化意识宇宙是中国文化传统之所
谓独辟与独显。它是由夏商周之文质损益，经过孔孟内圣外王成德之教，而开辟出。
此后中国历史之发展，尽管有许多曲折，无能外此范宇。唐先生之继承而弘扬此文化
意识之内蕴，是以其全幅生命之真性情顶上去，而存在地继承而弘扬之。他是尽了此
时代之使命。
注：
①陈卓仙：《思复堂遗诗》。
②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中国文化与世界》——我们对中国学术
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
③同上。
2005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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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亡繼絕：先賢往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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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黄不易圣贤心——纪念李慎之先生八十诞辰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
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孟轲
一切人类价值的基础是道德。我们的摩西之所以伟大，唯一的原因就在于，他在
原始时代就看到了这一点。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西方推崇天才，东方敬重圣贤。
因为西方要永远感戴耶酥的牺牲，赞美天父的慈爱，祈祷神恩的降临，咏叹天国
的美妙。生命的不朽与灵魂的永恒，尘世的最后审判和真理的全幅实现，西方都谦卑
而虔诚地委托给了上帝。
因为无限时空和永恒真理的探索一旦中断，自由意志与绝对理念的王国一旦失
序，精神创新和历史征服的极限一旦到来，西方文明将颓然终结。
因为从《自由大宪章》（英国，1215 年）、《独立宣言》（美国，1776 年）、《人权
和公民权宣言》（法国，1789 年）、《人权和自由宣言》（俄国，1991 年）之后，从奥
斯威辛到纽伦堡之后，从古拉格群岛到天鹅绒革命之后，西方和半西方俄罗斯－东欧
的使徒、先知和圣者已经渐次退出尘世。
因为东方的救赎、灵性、德慧、勇气甚至苦难、不幸、绝望、罪孽总是以集大成
的形态弥纶八荒，亘带九地。
因为东方的人间悲剧至今远未收场，忤逆天理人情的奸恶邪僻俨然建制成列，草
芥般微贱广布的黎民百姓依旧只能随风偃仰，救赎的十字架还需由人子负荷。
因为强悍狂妄与贫弱卑陬一样，同是中国的悲哀；早该升华为东方旭日的中国，
却终朝梦魇不散。
因为中国的安危祸福已经攸关世界前途，而此五分之一人类的最大生命共同体究
竟何去何从，尘埃潇潇，至今尚未落定。
因为苦命无助的中国至今虚缺着自己的先贤祠，至今无法为自己最新一名忠诚而
傲岸、坚贞而英勇的精神仆人庄严送行；在这“白昼与黑夜”殊死较量的最后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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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历史即将破晓之际孤独而壮丽的死亡面前，中国浑然不觉失却了什么。
因为中国正临近它那漫衍宿命的最后一道栅栏。李慎之先生们虽然依旧生前落
寞，死后寂寥，但已超越绝对孤独。他们承担和表达的，早已不再是个人的恩怨荣辱，
而是一个伟大民族三千年的瞩托、一百五十年的夙愿，这种瞩托和夙愿常常是一个行
将崩溃的世界中的方舟。他们念兹在兹、生死与之的一切，已经上升为全球进步的东
方祭礼，永远地充实、丰富和荣耀了人类自由本性的古老隐喻和伟大象征，汇入了这
颗在浩瀚寰宇中孤独运行的蓝色星球上闪烁了亿万年的性灵之光。
因为历史和世界已经把目光转向了以先生为代表的中国良知和中国智慧身上，一
切加于他们的精神酷刑，一切超乎言说的痛苦和绝望，包括死亡，都不再是枉然，都
赋予未来一代以启迪、以力量、以希望。
上篇
一
先生是革命的宠儿，钦定的异端，寂寞的觉悟者；是专制主义死敌，自由主义领
军，再启蒙运动先驱；是来世的公民课教员，全球化引渡者，中国道路警示人，中国
文艺复兴追梦人；是最后一名士大夫，文明冲突吉凶未卜时代遽然撒手的遁世者，从
我们中间飞逝而去的又一名先知；——是以自由压倒奴役，以悲情连接世纪，以忧思
点燃自己烛照寰宇的圣者。
先生之于中国，是继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等远古神话时
代“苍茫叙事”后，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及伯夷、叔齐、伊尹等古代
圣贤开启，由孔子、孟子集大成，由历代仁人志士薪火相传、继往开来的中华圣贤救
赎之道的现代继承；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来，欧风美雨俄雪席卷全球、中国一路
东倒西歪下来，重新收拾、重新上路的历史托命。
先生之于世界，是以悲天悯人的浩茫心事对世运人心“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
之变，成一家之言”，第三个文明千年启幕的中国第一人。
二
先生对于中国的首要意义和特殊贡献在于，在中国世纪之交的历史关头，以布衣
之位、匹夫之力、耄耋之年、废残之躯，蹈厉锋发，孤怀独往，高擎新世纪新理想主
义火炬，使徒般地践履着一项神圣的志业：为中国道路作证，为中国命运祈祷，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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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使命奋斗。
先生患大教训、生大疑惑、得大觉解，不忍须臾睽违的，是 1840、1898、1911、
1919、1937、1949、1957、1966、1976、1989、1999 直到先生溘然辞世的 2003 年间
中国的兴亡盛衰，中国的善恶是非，中国的吉凶祸福，中国的新命复兴。
1949 年以后，这项志业在中国大陆成为最凶险、最敏感、最森严、最需防范、钳
控、惩治、镇压的最高禁忌和头号死罪，成为包括先生在内无量正直高洁之士肝脑涂
地、骨骸相籍的骷髅之野，成为最高当局生杀予夺、秘不示人的统治重器。
于是，中国和世界历史未曾出现过的荒唐笼罩了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关涉亿
万中国人生死祸福的“机密”，中国人常常多年后才从西方著述中与闻。中国人对自
己命运知晓关注的天赋人权，则长期被褫夺，以至中国人对国家和个人命运日益冷漠、
麻木、隔膜甚至厌倦、恐惧。虚无主义对一个拥有悠久修史传统和历史意识的民族的
胜利，是人类精神历程中一件难以理喻的异象。而从牛津到哈佛，从白宫、艾丽舍宫
到克里姆林宫，西方的“汉学家”、“中国通”几乎成了中国国情披露人、国策发布人
和国运预告人。若非 1989 年那场血腥事变，那两名德国人、一名俄罗斯人和一名格
鲁吉亚人（历史曾以他们的名义，在中国进行了“一百多年来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社会试验”，这四名西方和半西方人，未必比西方主流文明代表人物更了解中国，更
尊重中国）的巨幅画像，可能至今还堂而皇之地供奉于天安门广场；他们在一百多年
前的著述，至今还是中国国家制度的基石，十数亿中国人必须尊奉的“圣经”。
从莱布尼茨、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托尔斯泰到杜威、罗素、泰戈尔、爱
因斯坦、萧伯纳，从伊丽莎白一世、拿破仑一世、威廉二世、亚历山大三世到威尔逊、
罗斯福、丘吉尔、戴高乐，从马可·波罗、利玛窦、汤若望、金尼阁到马尔罗、费正
清、李约瑟、萨特，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勃烈日涅夫、戈
尔巴乔夫、普京，从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尼克松、小布什到蓬皮杜、科尔、
撒切尔夫人、布莱尔、小泉纯一郎，从铁托、陶里亚蒂、卡达尔、哈维尔到卡斯特罗、
齐奥塞斯库、金日成、波尔布特，从斯诺、斯特朗、爱泼斯坦、史沫特莱到法拉契、
索尔兹伯里、华莱士、托夫勒……所有关注、造访、影响过中国的西方的哲人、征服
者、传教士、新闻记者、政治家以及全世界的共产主义信徒和资本主义辩护士，无论
友善还是恶毒、高尚还是卑鄙，都是中国的因缘，中国无以回避的挑战。
中国二十世纪的最大教训，莫过于尽失自强不息、自作主宰的民族立场和历史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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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对世界的文明主流和历史的选择缺乏起码的常识和判断，偏偏实行代价最大、挫
折最深、最短视、最经不起时代考验的“一边倒”，不仅断送了戊戍变法、辛亥革命、
“五·四”运动、抗日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部正面历史遗产，而且将秦始皇和
斯大林东、西方两大专制极权独裁制度全面结合，投中国于史无前例的历史浩劫。
当先生与整个民族历经磨难面对废墟般的中国社会时，已年近花甲。而先生最后
十年再次面对的，是在斯大林－毛泽东式恐怖血腥乌托邦终于收场后，在苏俄、东欧
诸国艰难而坚定地重归人性、民族性和世界性文明主流同时，中国却大幅坠入权钱联
盟、犬儒主义和乡愿哲学的历史泥淖；面对的，是畸型膨胀的物质巨身与粗鄙、虚骄、
狂妄、浮嚣的民族主义和虚无主义联手拒斥、贬抑、敌视和魔化世界主流文明的大荒
诞、大悖谬、大诡吊、大危局；先生立宏誓发大愿欲以担当的，正是以集大成的圣贤
心地“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关乎中国与世界命运的天地志业。
三
先生八十人生，早年生逢外患日亟，国运日蹙，“不能不参加革命”，中岁遭遇苍
黄翻覆、腥风血雨，“不能不当右派”，晚境茕茕孑立，冷眼热肠，“不能不做自由主
义者”。
先生有足够的资格，重出江湖作帝王师；先生有足够的本钱安享清平，颐养天年；
先生有足够的权利寄寓山水，忘情江海；先生有足够的理由近鬼神，远中国。
先生却义无反顾地择定了一条苍茫人生路，其中无量数的颠沛、艰危、创伤、磨
难、苦情、隐痛、寂寥，无尽藏的坚忍、困守、撑持、超绝、旷达、微吟、颙望；几
多长夜独坐、几多仰天长叹、几多壮怀激烈、几多热泪夺眶、几多悲从中来……
有形之压力，以慎公大无畏气慨，足以抵抗而有余。无形之风雨，误解、猜忌、
疏离、流言，则远比前者伤人。2001 年春我再一次见他时，身躯还是那样坚挺，声音
还是那样洪亮，步履却已艰难，中风稍愈。他担忧我在上海是否能立足，而他自己承
受的种种暗伤则还是闭口不言。两人对坐，又一次暮色四合。夜气逼近，渐至黑透，
谁也不想去开灯，直至看不清对方的脸色。黑暗里，突然听见老人在垂泪，先是沉默，
终至失控：“我李慎之如果能再活一次，年青时还会入这个党，到老年还是要象他们
所谓的那样‘反党’，‘反’他们的‘党’！”
与慎公交往十年，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他垂泪，当时手足无措，竟说
不出一句能安慰老人的话，只是呆坐在那里，眼睁睁听着他动容、挥泪，乃至大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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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勤：《危城别慎公》
先生对命运垂顾的领受始于最后十年，始于四顾寂寥、一无凭籍的历史荒原，始
于抉心自食，剔骨还父，剜肉还母的光明觉悟，始于为中国，为中国知识人再立人极、
再立中国圣贤人格的苍茫暮年。
1989 年“六·四”之后，先生在一片肃杀凛冽中作河东狮吼：决不在刺刀下做官！
这是大丈夫本色，“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我若见性时，轮
刀上阵也得见之”，一旦肝胆照人，便使风云际会，便如雷霆乍起，天地变化草木蕃
生；这是豪杰气概，“不忘在沟壑，不忘丧其元”，“蒲轮安车在其左，刀锯鼎镬在其
右”，“自返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以涤荡万夫之心胸，推倒一世之虚妄；这是高
蹈风骨，壁立千仞，弃天下若敝履，既已学绝道丧，大地陆沉，则自悬孤心于霄壤，
独怀守先待后之悲愿，“道之不存，乘桴浮于海”；这是圣贤襟抱，“三军可夺帅也，
匹夫不可夺志也”，“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天
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视一切高位强势富贵功名若浮云过太虚，
栖遑为苍生，微茫起正声。
惟斯语，先生已顿成人杰，为世立德，可臻不朽。
君不见，当天地色变，狂飚骤至，晦盲否塞，六合黯澹，迫于恐惧，出于困窘，
囿于偏私，出于无奈，聪明、世故、练达、识时务的中国刹时重归于无声。先生一语
既出，即若金声玉振，振聋发聩，闻者莫不动容，莫不醍醐灌顶，如遭电击，如受棒
喝。
君不闻，“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其生也有自来，其逝也有所为。
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
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
君不闻，“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
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忧，哪怕只要有一小部分存在
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爱因斯坦：悼念玛丽
•居里）
惟斯语，中国一切心性、才情、灵感，抱负方有所持载，有所寄托，有所欣赏，
有所成全，“方今天下，求一己之‘自由’者多；自古域中，驭八荒之英雄者众，而
圣徒不世出。无圣徒而自由难成秩序，主义或为谈资；英雄演为屠夫，内痞滋生外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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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圣徒者，其为慎公乎。”（秦晖：实践自由，再祭李慎之）。旨在斯言，大哉先生。
四
先生气象宏大，既葆有中国古风，又兼俱西方精神。“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
其为人也，平日总是愉愉如、坦荡荡、蔼蔼然，天趣真纯，一片肫挚；其为人也，仪
表堂堂，豪放爽朗，声若洪钟，运思如潮；其为人也，“神气扬扬，貌与常异”，“精
采惊人，长揖而坐，神气清朗，满座生风”；其为人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发愤
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他简直就是“可爱”极了。这个我是到了后来自己成熟了一些，才体会到的。美
国所的年轻人跟李慎之所长的关系真的是好朋友的关系，互相之间绝没有拘谨，绝没
有约束；他那么一个经历广泛、学识渊博、思想敏捷的人，所里的年轻人都喜欢跟他
聊天，都喜欢“刺激”他，好让他“信口开河”，好听他“谆谆教诲”，好看他“指点
江山”。
——亚非：《永别了，所长！》
他原是性情中人，年高八十，童心犹在，每年元旦前后，他都要把收到的贺年片
用线串连在一起，纵横交叉地挂在客厅中，姹紫嫣红，摇摇拂拂，像是闪动的五彩旗，
又像是起合不定的帘幕，看着他拄着拐杖，在帘下蹒跚地走动，兴奋地谈论他要做一
个公民教员的理想，我忽地觉得这是一个多么可敬可爱的老人，简单、澄明而又坚强！
——刘志琴：《不是谢幕，是序幕》
我们经常谈得意犹未尽，他中过风，腿脚不好，我只有自己做主弄点茶水，我临
走时，他坐在沙发里望着我出门，我出门时就把门轻轻带上；最有意思的是他的笑，
那完全是孩子一样的笑，仰仰头，露齿哈哈，单纯，没有任何世情。经常谈着谈着他
就开心起来，我都不知道一件简单的事何以让他笑了起来，以至于我在他面前疑心自
己更老。
——余世存：《我们的慎之已经返乡》
中间，先生自己停下了谈话。转身在小茶几上摸起药瓶，倒出了药片，就着水吞
了下去，不像是服什么常用的保健药。我们有些担心，生怕是老人身体不好，被我们
打搅了，硬撑着谈话。他似乎看出了什么，立刻解释说自己经常头痛，痛了就一定要
吃药，没关系。话语间反倒是带着几分歉意。
北方的冬日，天早早地暗了下来，客厅里没有开灯，先生的位置又是背着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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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上的神情只依稀可见，细节却不易捕捉了。我忽然有点儿“心不在焉”，莫名地想
起了自己的父亲，亥年生人，和眼前的慎之先生应该是同庚了？在我眼前的只是一位
普普通通的老人，因为自己头疼脑热折腾着小辈来照顾而不安的老人，有了许许多多
“得意”的想法总要说给后生小辈听听才满足的老人。
——罗建：《招魂》
这是一位难得还保留着童心的老人，从不掩饰要顽强表达的心情，张口总是“听
我讲呐！”就像几个孩子凑在一起时，总有没完没了的故事，恨不能抢先一口气倒给
别人那样。他生活非常简单、集中，成天都在看材料、想问题、写文章。思想丰富，
遏止不住。每次见面，他从不问我生活之类的事，没有寒暄一说，也不倒茶。请注意，
我这里特别用了孩子的比喻，因为，孩子之间，永远是简单的、平等的、什么都不讲
究。他甚至时不时会萌发某种天真，幻想某某人接受某种意见，简直就跟一个不成熟
的孩子常犯的毛病一样。他非常非常讲良心，对那些有恩于他的人，他一辈子记在心
里，即使明知其人有所不善，也是嘴下留情。他也认错，如对自己的违心检讨等，认
得很干脆，不拐弯，不解释，完全出自内心，绝不做作。不！他对做作是深恶痛绝的。
他看到某些文人缺少功力却爱好装腔作势，简直就像吃了苍蝇似的难受。也许，正是
他的痛苦经历和做人原则，使他待人特别地宽容、直率、真诚，而且特别能发现别人
的优秀之处。
——华贻芳：《痛悼慎之》
往访先生者，常生惊讶，这位名驰中华思想界的非凡人物，家中之简陋，近于寒
碜，几乎同于引车卖浆者流。而先生胸前一近一远两副眼镜，一身有若干烟灰小洞的
老式咔叽布中山装，左胸口袋里两支老式钢笔，恰是“孔颜乐处”，“人也不堪其忧，
回也不改其乐”的君子仪型，正是“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中国圣贤式知识人充实而光辉的淑世典范。
那一天，李郁带我走进他简朴的书房，他的神情比我想象的更亲切更有吸引力。
我一眼就发现，他的旧式咔叽布山装上有许多被烟灰烧破的小洞。
——段跃：《永远的尊严——痛悼李慎之先生》
到他家给我一个意外的是：他的家简单得比我们一般知识分子的家庭还要简单。
时值北京盛夏，他家连空调都没有。客厅也很小，简陋的沙发和座椅，开着电扇，屋
里也闷热得有点让人喘不上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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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铁成：《我所认识的李慎之先生》
先生无论担任什么高级职务，从不在社会上摆特殊人物的架子。每次来沪开会，
抽暇探望祖棫先生等老友，总是自费乘坐计程车来回，总是便衣一件，旧鞋一双。平
日在京，亦不接受任何特殊照顾。而先生老夫妇俩都是病人（夫人久患糖尿病，行走
已不便），手头相当拮据。京中友人曾披露，先生用早餐，经常啃啃麻花而已。
——高建国：《仰不愧天，俯不怍人——悼念李慎之先生》
九零年秋。“六•四”的阴影渐渐淡去，我又来到北京，少不了去看望一下慎之。
但见客厅新添了一副对联：
已知诸相皆非相
欲待无情还有情
上联典出《金刚经》“佛告须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
来。”既然如此，本应六根清净，无情无欲，但下联偏偏说“还有情”。这正好反映慎
之当时的矛盾心态。无论如何，众生哀乐、天下安危的情结是永远无法消除的。
慎之才高自负，这是朋友们都公认的。他家中还有另一幅字，恐怕很少人见到过，
悬于书斋之内，入门处之上端的横匾：“无声无臭独识时”。我看后说了一声：“好大
的口气!”接着半开玩笑地文绉绉吟道：“夫识时者，能上窥天乎道之运行，下察人间
之风云际会，试问世上能有几人？”逗得他哈哈大乐。
——林孟熹：《自许高材老更刚——忆慎之》
往访先生者，常发感慨，只要道问学论中国，先生可与各类素昧平生者慷慨激昂，
直到暮色四围；忘情时间的老人会突然起身，蹒跚趔趄，以“不良于行”之步，内外
奔走，上下搜寻，总要拿出若干复印文字，或为己作或为他文，分赠来者。其间多少
麻烦、拜托、奔波、检拾、分发，以先生微薄近于贫困的工薪，以二度中风的危险、
行将就木的残躯，其苦心孤诣，惟苍天可鉴。
每次聚会，他都到得最早，第一件事，就是分发复印材料。慎之似乎一直保持着
“新华作风”，看到他认为重要的文章，或提出重要问题，或有独到见解，都一一复
印出来，以飨同好。慎之学问功底深厚，博闻强记，思想敏捷，旁征博引，信手拈来，
浑然天成。在聚会时，常见他议论风生，滔滔不绝。使我感到他内心也许有一种“时
间不多了”的紧迫感，他有那么多问题，那么多想法，都恨不得倾囊倒箧而出，形成
文字。“书生老去，机会方来”，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看他的晚年，依然是“满腔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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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一片赤诚”，如果不见他行走略有不便，谁也不会想到他得过轻度中风，但上楼
下楼都是拄着手杖，缓缓移步，不愿别人扶持。
——何家栋：《未了的心愿——怀念慎之》
李先生称赞某一篇文章写得好，或是称赞某人在为实现宪政制度做着认真的工
作，从来不是泛泛地说几句而已，而且每次都托人将这些文章复印多份，见面的时候
给我们人手一份，并且仔细告诉我们他认为的要点所在，哪些地方还有深入的必要等
等。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以前只能从传记文字中，遥想胡适那种自由主义思想大
家的胸襟及其广育贤才、奖掖后进，但是后来在与李先生的交往中，我们都最真切地
感受到了这种风范。
——王毅：《高举重新启蒙的火种到最后一息》
李先生年老多病，两次中风，但谈到国家命运时仍激动不已。他谈到袁伟时先生
论述孙中山的文章，要拿给我们看，站起来到隔壁房间去取。他迈一步，左臂向上划
一下，以保持身体平衡，行走已困难。他突然站住，转身对我们说：“我已什么都不
在乎了。”我觉得先生为了国家早日进入民主体制，早已做好粉身碎骨的准备。
——蓝英年：《几件小事》
凡他觉得有些新意的文字，不论是谁写的，他都保存起来。我常听他说某地的某
个小青年写了一篇好文章。他的书房里摆着许多纸口袋，里面按人名装着他们的文章
和剪报。在许多人中，有的是相熟或相识的，有的则根本素未谋面。他的朋友，真可
说是“五湖四海”。他行年八十，精神永远年轻、永远开朗、永远是“苟日新、日日
新、又日新”。
——陈乐民：《山高水远望斯人——送别李慎之》
我从与先生不多的交往以及他的文章中得到这样一种粗浅的印象：慎之先生的做
人理念既包含中国士大夫的“仁和恕”，又包含英国绅士风度，或曰伏尔泰精神。其
信条是：我完全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愿意以生命来维护你表达这个观点的权利。
——奚瑞森：《良知和道义的勇气》
与先生交道者，都常收到或长或短的信函。那散落在域中海外的千百页信纸，那
上面用钢笔、圆珠笔、铅笔书写，加贴了各色纸条的文字，以鸿雁传书的古老方式传
递着中国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思想和信息。先生至死无一专著问世，他是以生命为书号，
以灵魂为印机，以思想为笔墨，蘸脑汁吸心血，以最人性最简直最光明正大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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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大地出版了自己的等身著述，在中国的脑海心田立下不朽文字。真理本在人心，
思想为天下公器，先生无私无偏，躬行推己及人之道，以至“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
成灰泪始干”。先生放怀欢迎全球信息时代而不改早已过时的传统交流方式，先生之
迂，先生之幽默，先生之无奈，惟苍天可鉴。
1 月 23 日他给我写了一封 10 页的长信，这是我一生所收到的最长的一封信，很
使我感到意外。
——许良英：《痛掉挚友、同志李慎之》
这部书稿他已审阅了两遍，上面满是各种记号和批语，中间很多地方贴上了写满
了字的黄色不干胶纸。李先生对书稿提出了一些重要的修改意见，他看得十分仔细，
打字打错的地方、个别用词不准确的地方甚至标点符号使用不妥之处，都做了标记。
——白奚：《李慎之先生与我说学术大方向》
与先生交道者，常有“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的感受。博闻
强记、聪明深察超过先生者，中国另有人在；由词汇而术语而概念而推理而学术而系
统者，中国更大有人在。而先生气象之大，道性之高，思想之深，参天地，关盛衰，
含英咀华，渊博综摄，云行雨施，大明始终，“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
焉在后。”“夫子之不可及，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面对为中国而存、为中国而亡的
大脑，面对忧思无涯、悲悯无边、希望无限的心灵，面对不知大限将至而以全幅精神
牵系中国与世界、喜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八旬生命，人们由衷所生“高山仰止”的赞叹，
惟苍天可鉴。
听李先生的教诲是一种享受。
他讲话时中气很足，“喷口”很大，有板有眼，显得很自信。我总觉得他的心无
遮无掩，是透明发亮的。有一回他对我笑说：“我现在 80 岁了，仍每年在进步。”
——张怀远：《哭李慎之先生》
跟先生聊天有一种说不出的愉悦，他从不居高临下，而是像老朋友似地跟你推心
置腹、天南地北、上下古今地纵论开来。他的思想总是跟着问题走，不断地以设问的
形式提出历史上一个个疑点，然后告诉你他的解答。尽管他的观点，你并不能完全接
受；但是他的人格魅力，你无论如何拒绝不了，甚至他独特的犀利语言，都会让你荡
气回肠，久品不厌。
——冷眉：《面对慎之先生的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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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虽然没有大部头的著述，但接触他的人无不被他通古博今、中西兼通的学
识所触动。一位自持才高、我行我素、颇有争议的社科院中年学者一再要和李慎之“过
招”，难以摆脱后，李慎之与他深谈了一次，结果，此公逢人便讲，“李慎之的学问远
在钱钟书之上”。
——任东来：《“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爱国者”》
中国不是基督教国家，但是中国文化如果仍然富于生命力，它必然有自己的超越
性与终极关怀资源。笔者试图以“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来描述这种资源。
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式的圣徒精神：穷则兼济天下，为无权者之权利，知其不可而为之；
达则独善其身，以有德者之德行，己所不欲勿施人。李慎之先生正是这种精神的代表。
“反右”以后，90 年代以来，慎之先生无疑是“穷”者。但他善其身而不“独”，为
“济天下”而勤于思考，奋力呼吁，岂是那些“知其不可而为不为的、独善其身的聪
明人”（朱自清语）所能比？而 50 年代初，尤其是 80 年代大部分时候他官居高位，
可谓“达”者，这时的慎之先生固有“济天下”之心，但更有律己容人的襟怀，倡导
宽容与自由，反对借“兼济”之名对“天下”滥用强制。
——秦晖：《实践自由——再祭李慎之》
李慎之先生走了，带着他对“苦命中国”深深的眷恋，带着他对“一个自由的中
国融入一个全球化世界”的无限憧憬，带着他的“中国文艺复兴之梦”，带着他早年
没有实现的“大学校长的理想”，带着他晚年“下辈子作公民课教员”的感叹。这位
不仅因为他的思想，更因为他表达思想的方式和勇气的当代文化英雄，像一颗划破夜
空的流星，在其生命的晚年，放射出奇光异彩，赢得海内外无数人的尊重。以一个人
短短十几年的晚年时间，而在中国思想和学术界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实在是极为罕
见的奇迹，可以成为现代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话题。
——任东来：《“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爱国者”——追记李慎之先生》
正是基于这种深刻的史识和一生对“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女”的刻骨铭心的体验，
慎之前辈才于耄耋之年义无反顾地举起自由主义这面大旗。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勇敢地
“创旧”，追求原本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而李慎之的原创性的意义，恰恰就在于他不
是赶时髦去“创新”，而是“创旧”，追求原汁原味的西方自由主义和中国本土经验的
完美结合。当我问及处于他那个层面的同辈人有多少人是同道时，慎之前辈以拇指对
胸，半是自豪、半是叹息地作答：“余一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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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崇义：《冲决专制主义传统的中共党内自由派领袖》
我坐在他斜对面看着他，感受着那些奔涌的思想和热力，不断地想：这是一个伟
大的老人，他活着，思想着，体验着，他的思想是他的生命结晶出来的，而从他这个
历经坎坷的生命中结晶出来的思想，对我们这个时代是何其宝贵！你读着他，读他生
命－思想的历程，你就会解读我们的时代；这些思想同那些从书本、文件、统计数字、
宣传材料、外交家的外交词令中研究出来的冷硬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是这个
老人不同凡响的价值。
——郭铁成：《我所认识的李慎之先生》
“李慎之以他的思想和人格魅力以及主动、热情、真诚、平等的待人之道，在身
边汇聚了数以百计的知识界（而且不仅仅是知识界）朋友，他‘有三个小圈子，一个
都是八十以上的人，一个大约六十到七十的人，另一个大约五十上下的人，每一两个
月聚会一次’。此外，他还和四十岁上下、三十岁上下的人有着广泛的接触和联系。
可以说，李慎之是大陆一•二九一代人、四•五一代人和八九一代人思想聚合反应的催
化剂。……正是这一层实践具有极大的难度。因为这是一种真正利他主义的斗争，一
种需要真正的无私奉献的真正理想主义实践。‘消极的’自由必须以积极的态度来争
取，低调的制度必须以高调的人格来创立，为了实现一个承认人人都有‘自私’权利
的社会，必须付出无私的牺牲，为世俗的自由主义而斗争的时代需要一种超越世俗的
‘殉教’精神。”（何家栋：《20 世纪中国的“新道统”——从梁启超到李慎之》）
他要求我们做的，与他要求自己做的——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表明，他不仅
仅是一个有血气、有正义感和有胆量的人，他还是一个有宽广胸怀和坚强责任心的人。
他个人已经做好牺牲的准备，他就毅然选择了牺牲；但他不鼓励那些羽翼未丰、还没
有作好出航准备的雏鹰，去与暴风雨作前途未卜的、低层次的险恶决斗！正是他的这
种博爱、仁慈与远大眼光，使得初出茅庐的青年们有时间、有机会对自身作进一步的
完善与充实；也正是因为他的立场、精神的榜样鼓舞，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政治
学所，才可能出现一种前仆后继的局面……
——陈小雅：《生命的结晶——忆李慎之先生二、三事》
对于如我这样的“沉默的大多数”来说，李先生好似暗夜行路时一盏遥远的灯，
你不会奢望把它提在手里，你只需不时抬头望望——只要它在那里就成。
——李静：《年青的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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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先生为中国再立人极的卓绝之处，是以庄严中正之道，至诚侧怛之情，超越忘我
之心，涵盖持载之理，贯通现实世界与人文历史，在分清善恶是非基础上发展出一切
皆可宽恕、同情、转化、成全、升华的大智慧、大悲悯，大心愿。
先生指出，邓小平“调动部队镇压学生是无可饶恕的罪行”，但“我在明确表示
反对因而获罪之后，也还常常在心里为他辩护”，同时肯定，邓小平“冲破毛独裁而
确立开放改革的路线，确实立下了历史性的功绩”；肯定“邓小平能以三七开的评价
对毛泽东明扬实批，给中国人大大出了一口冤气，理顺了相当一部分政治、经济关系，
为中国的改革事业开了一个好头。”
先生深心否弃、厌恶、鄙夷，必予诛责万难宽恕的只有一个人：扼杀无数中国人
自由与生命的“专制者和独裁者”，即毛泽东。
这是一位最不讲诚信、最善于“与时俱进”的特大政治骗子，毛泽东的“一个主
义、一个党、一个领袖”比国民党和蒋介石大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但如此，就是对自
己人，其中包括自己最最亲密并且是开国元勋的战友，毛泽东又如何？，古今中外几
千年，除了最无耻、最残忍、最不讲信誉的特大暴君，谁能够这样干？
就毛泽东而言，即使他过去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与众多的革命者打江山时，如
何地功盖千军万马，但在夺得江山后如此作为，还能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年年、
月月、日日地只想着“其乐无穷”地“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毫无仁善之心，
这只有从“土匪——军阀——暴君”这个梯阶爬上来的人才会这么干！这种人，不管
对国家对人民犯下了何等的滔天大罪，他们也决不下“罪己诏”。
接着，他用马克思的话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令人极其痛心的现象。马克思的
这几句话是：“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与人性是不相容的。兽性的关系只能靠兽性
来维持。”
马克思对封建专制制度作了极其深刻尖锐的剖析。他说“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
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专制君主总把人看得很下贱。”“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
说来就是轻视，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不管这种一意孤行怎样反复无常、怎样
荒谬和卑鄙，但它还是适合于用于管理那些除了自己国王的专横外从不知道其他任何
法律的人民。”
你看看毛泽东晚年的新中国，是不是与马克思所批判的普鲁士帝国的这种状况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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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一模一样？就是他归天之后，某种程度地继承了他的衣钵的人所谓“反自由化”，
继之贪官如毛，腐败透顶，是不是同样也带有某种兽性？所以，毛在天安门城楼上，
向分别了三十年的斯诺说，“我现在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倒是一句老实话。
——戴煌：《永念慎之兄》
毛泽东统治中国近三十年，“是腥风血雨的历史”。毛泽东最终成为秦始皇与斯大
林两大专制主义合流的集大成者，乃是中国的宿命，更是中国灾难性的变异。毛泽东
虽然与中国历史有着特别深刻紧密的联系{包括他的相貌、文章诗词、政治伎俩直至
生活习惯}，但这个人极其中国化的表象后面，有一种与中国精神极端分离、对立、
陌生和属于异族的思想体系。毛泽东以其敏锐多疑的政治嗅觉、无限的个人虚荣心、
低级庸俗的审美、彻底的道德虚无主义和绝对的自我中心可怕地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由于这个人的恣睢暴戾而死于非命的民族的精英、国家的栋梁、社会的良知以及普通
的中国人，永远无法估算，永远是中国最深的国耻和国痛；这个人对中国历史、中国
文化、尤其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毁灭性败坏，是中国最大的国殇和国难。在东、西
方文化的冲突、交融和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留下的难以卒睹的坟场和废
墟，留下的无比沉重的人口负担和更加沉重的精神负担，将是中国二十一世纪实现其
现代复兴最沉重的历史枷锁。这个人的罪恶与贻患，已远远超逾任何统治者可以、可
能犯下的历史过错的底线。无论按中国传统、共产主义还是人类文明的任何标准，这
个人的残暴和罪愆都是难以理喻和不可宽恕的。
毛泽东自诩“马克思加秦始皇”。他确实无愧为秦始皇的孝子贤孙，他甚至超过
自己的“老祖宗”一百倍、一万倍。
但毛泽东自称马克思，则是天大的无耻和不敬。
马克思出身世代犹太律法博士家庭，娶了普鲁士贵族姑娘为妻，接受过欧洲第一
流的教育，对西方文化有精深的修养和足够的珍重。马克思自愿终身遭受放逐、通缉、
贫困和孤独，对人类未来却充满了历史的、哲学的、高尚的和真正诗意的美好预言：
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
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
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
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
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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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
是这种解答。
马克思与毛泽东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人。马克思如果地下有知，听说在他去世十年
后出生的中国湖南一名农民把他的学说概括为“造反有理”，看到这名东方暴君将其
“无法无天”的弥天大罪说成对他的学说的“最高发展”、并且自称是他的信徒、甚
至是另一个他，不知会作何感想。而马克思众多名言，毛泽东或许从未听说，或许原
本听不懂，或许压根就不赞成：
我是人，人类的一切对我都不是隔绝的。
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我从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人
性的全面复归。
由于厌恶一切个人迷信，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让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
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时的
必要条件是：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
……
诚如马克思所言，他是有人类弱点和缺陷的人。对他死后以他的名义在全世界进
行的激进主义革命，马克思负有精神和历史的关联责任；同时，对于现代西方资本主
义主流文明，马克思也产生过特殊的警示意义。
赞成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大都对马克思个人保持着敬意和同情。
有种对正义和理性的热爱深留在犹太人传统中，这必将对现代和将来一切民族的
美德继续发生作用，在近代，这个传统已经产生了斯宾诺莎和卡尔•马克思。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马克思是一个不屈不挠地追求真理的人，他深入到现实的本质从不满足于虚假的
表面现象；他是大无畏的、刚正不阿的；他深切地关心着人和人的命运；他毫无自私
之心，毫无虚荣感和权力欲；他始终是生气勃勃奋发向上的，并且把生命的活力带进
每一个他所涉猎的领域；他代表了西方传统的精华：坚信理信和人的进步。实际上，
他正体现了作为他的思想核心的人的概念。
──埃里希•弗洛姆
马克思的哲学代表了一种抗议，抗议人的异化，抗议人失去他自身，抗议人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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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这种抗议中充满着对人的信念，相信人能够使自己得到解放，使自己的潜在
才能得到实现。……这是人的自由传统，它不仅指人获得自由，而且指人能够自由发
挥他自己的潜在才能，这是人类的尊严和友爱的传统。
──马尔库塞
假如马克思今天还活着的话，看到他的社会理想在一些自命为“人民民主”和“共
产主义”社会的一些国家里成为荒唐可怕的漫画，他无疑要把自己称为另一种人。他
要这样做不仅是为了抗议语义上的凌辱，也是要在他自己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与目
前的共产主义的实际之间划清一道极其明显的界线，按他的社会理想，每个人的自由
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而目前共产主义的实际却是，具有人类尊严的价值感
的个人，特别是持批评态度的个人，要遭到无情的摧残。
──悉尼•胡克
二十世纪，有一种恐怖的“历史逻辑”曾经将一半人类驱赶到“奴役之路”：人
类有一个命定的结局，历史之迹已被破译到最后一刻，万古长夜即将破晓，天国之门
即将开启，这一切都将神意地降临在某一民族、某一国家、某一阶段、某一党派的命
运之中，最终由一个“超人”的奋斗来完成。他是真理，是正义，是自由，是太阳，
是上帝，是一切；他是天才中的天才、巨人中的巨人、领袖中的领袖，他摆脱了人类
一切渺小可悲的品性，超逾了善、恶、是、非、悲、喜、神、魔的界限，他不受“弱
者”道德诸如仁爱、慈悲、怛恻、怜悯、敬畏、谦卑、同情、善良、宽容、忏悔、隐
忍、多愁善感、温情脉脉、温良恭俭让的束缚；他是用特殊材料铸成的“新人”，具
有花冈石般的心灵、铁铁般的意志、不可动摇的权威、统驭万物的智慧；因为目标神
圣，他被特许可以使用任何残酷无情的手段，在他经过的路上，青草不再生长，花果
无边凋零；在山呼海啸、暴风骤雨、周天寒彻的激荡翻覆后，他将重新为世界奠定，
为万世立法。
按照这套逻辑，二十世纪的暴君没有一个可以谴责，没有一个应该审判，没有一
个不仅不是恶人和罪犯，而是鞭挞人类前行的大英雄。
从国家社会主义和德意志民族的立场看，阿道夫•希特勒不正是德国的拯救者、
自威廉大帝、俾士麦宰相以来德意志最伟大的民族英雄吗？
从法西斯主义和意大利民族的角度看，贝尼托•墨索里尼不正是现代意大利之父、
自马志尼、加里波的以来意大利统一运动最伟大的民族英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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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被压迫阶级和底层人民的标准看，浪流汉兼大兵出身的希特勒和铁匠出生的墨
索里尼以及鞋匠出身的斯大林不都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造反有理的英雄好汉吗？
按照这套逻辑，一个人只要垄断了权力并且宣称自己垄断了真理，在消灭了全部
“阶级敌人”后，就有权镇压数量相同甚或更多的无辜人民，因为血流成河、尸横遍
野正是伟大事业分外复杂艰巨的证明！
按照这套逻辑，被西欧各国资产阶级通缉和驱逐了大半生的马克思、被沙皇俄国
逮捕、流放多年的列宁都称不上伟大，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甚至想都想不到在鲜血汇
聚的河流中去把握历史的航向，更无胆量对所有与自己意见不和的同志大开杀戒，却
絮絮叨叨地空谈“异化”、“自由”、“民主”、“解放”、“人性”、“人权”！
按照这套逻辑，历史天秤竟然可以一边堆积反动派的头颅，一边盛满革命者的心
脏，并且这架天秤依然是公平而伟大的，摆弄这架天秤的竟然是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
的共产主义者！
按照这套逻辑，如果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没有被饿死、苦死、累死，中国反而会
遭逢更大的灭顶之灾；如果数以百万计的革命者没有被整肃、斗争至残、至疯、至死，
中国社会主义反而注定要走向“资本主义复辟”；如果数以百万计的中国知识人没有
被批判、改造直至投水、跳楼、上吊，中国曾经灿烂辉煌的文明反而会黯淡寂灭！
按照这套逻辑，离开了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式的“元首”、“领袖”、“导师”、
“统帅”、“舵手”（还须一律冠以“伟大”、“光荣”、“正确”的修饰词），人类就将永
远“在黑暗中摸索”（至少“也许今天还在黑暗中摸索”），世世代代积累的文明就一
文不值，每一天壮丽的日出和每一个婴儿的诞生就毫无意义！
按照这套逻辑，以人类彻底解放和全面自由为旗帜的共产主义运动，必然会异化
成监控、告密、逮捕、流放、苦役、酷刑和屠戮的血腥恐怖之途，必然蜕化成“伟人”
和“领袖”独领“风骚”，而亿万人民要么沦丧为盲目无情的群氓暴民、要么变形为
驯服沉默的牛马羔羊、要么物化为“历史巨轮”下的群蚁众豸。
除非中国已经完全丧失了辨别基本善恶是非的能力，除非无数幽怨亡灵除了让我
们心烦之外丝毫不让我们感觉不安，除非我们甘心让天安门城楼和大额纸币上的毛泽
东永远污染和干扰中国的视野，除非中国继续与西方为敌，与现代精神为敌，与自己
的使命为敌，除非中国任由甚至期待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新老专制主义、极权主义、
绝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再次借尸还魂、东山再起，再次为祸中国与世界，否则，中国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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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否决、摒弃毛泽东。
先生个人早已在精神上跨过了毛泽东的僵尸，但整个中国还笼罩在毛泽东的阴影
中，毛泽东及其遗产还拥有大量信徒，中国还远远没有从这一最深最污浊的历史坎陷
中脱身，中国还可能为这个人付出惨痛的代价。
即便对毛泽东这名对中国现代苦难负有头等罪责的人物，先生还呼吁江泽民顺应
历史潮流，“为历史，也为保住自己、毛泽东和共产党”做一个“明白人”。先生一代
人都与毛泽东有不解之缘，他们“回首自己一生所走过的路，常常发现其间最难走的
路大都与那个叫做毛泽东的人有关”。（单少杰：《纪念李慎之》）毛泽东“用极端的专
制手段，确实把中国人（说好听点）是团结起来了，（说不好听一点）把一半人搞成
奴才了。也许他的出现是中国人回避不了的历史命运。也许再过一百年对他倒有所肯
定，这是非常深的问题。”（孙大午：《珍贵的史料，不息的强音》）先生甚至不改旧习，
沿称“毛主席”，不加侮蔑，不以毛泽东之道还治其身。“爱非自下而上，恰恰相反，
爱表现为：高贵者俯身倾顾贫穷者，美者俯身倾顾丑者，善人和圣人俯身倾顾恶人和
庸人，救世主倾身倾顾税吏和罪人。”（马克斯•舍勤：《价值的颠覆》）
在 2000年 7 月 5 日为庆祝于光远先生八十五华诞上，慎之先生的不屈精神更是
让人不胜敬佩！记得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光远先生在作“寿星”发言时谈到，自己
今年已经八十又五了，过去自认为年龄小，不敢对毛泽东进行批判；现在比毛泽东大
了二年了，也就可以有资格对毛进行批评了。慎之先生在随后的发言中直言不讳地指
出了光远先生的这种思想有“问题”。他的发言大概的意思是：不能以年龄大小作为
一种对人能否批判的“框框”。古语云：“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他说，我今年还
不到七十七，但我早就对毛泽东进行过批判了。慎之先生的这一发言获得了与会者长
久而热烈的掌声。
——王维：《悼李慎之先生》
先生晚年一个未及深入展开的精神突破，是重新审视鲁迅。对那位被毛泽东称为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
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中
国第一个圣人”的鲁迅，先生以其锐利的历史视野和人生彻悟投去的匆匆一瞥，已经
意味深长。
在胡适和陈独秀等中国知识界代表人物已经根本认同作为现代社会基石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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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人权、宪政精神是中国自救自强的唯一正道前后，鲁迅的最高理想，只是“个
性解放”，而如何“避免伟大领袖从心所欲的‘个性解放’压杀我们这些凡人的‘个
性解放’的惨剧”，鲁迅并无预见。
在他死后三十年，知识界不分男女老少鳏寡孤独全部身陷“文革”的深渊，鲁迅
成为“唯一能与马恩列斯毛并列而绝对碰不得的人物”，他的那些“晦涩冗杂、佶屈
聱牙”的杂文，成为红卫兵、造反派、“革命群众”和全体中国人之间相互批斗厮杀
的“匕首”、“投枪”，他本人则从被三十年代的激进分子和左翼文人推尊的“民族魂”
上升为被六十年代的无道暴君册封的中华民族的“圣人”。
鲁迅醉心于“痛打落水狗”，主张“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发誓“一个都不宽恕”，
根本“缺乏现代民主原理和全球伦理准则”，没有资格称为“中国的伏尔泰”。
“鲁迅是明治维新后建立了极不成熟的‘民主制度’的日本留学生，他在那里接
受的现代化思想天然是有残缺的，后来又接受了半西方半东方的俄国的社会革命思
想，……越到晚年越倾向于伊里奇和约瑟夫，……自认为同导师们的思想是一致的。”
甚至直接为斯大林血腥暴政辩护，直接介入直到今天绝大多数中国还未曾与闻的对托
洛茨基的讨伐。“我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鲁迅是不是自由主义者。他无疑是
最大的个人主义者与人道主义者。如果就他的批判精神来讲，也可以说是最深刻的自
由主义者。但是鲁迅 toocommithimself，他太相信瞿秋白、冯雪峰，也太相信红军和
苏联（当然有些事实还没有弄清）。如果他再活二十年，看到苏共二十大，看到反胡
风和反右，如果他在自由环境下，我认为他极大可能会忏悔，就像胡适一样。如果他
在中国大陆上，他极大可能要自杀。他不会当右派，因为毛主席不会让他当右派。鲁
迅给我的影响是很大的。可以说有自由主义的影响，但是更多的是共产主义影响。” （李
慎之：《中国的自由主义资源》）
即便如此，先生还是宁愿同意“鲁迅的被利用是对他的最大侮辱”，“鲁迅若不死，
也会砍头的”，鲁迅死后被利用的命运“当然不能由他自己负责”，先生还是承认鲁迅
是“伟大的文学家，在中国文学史上可以说是独步千古”，先生还搜索胡适等人的文
字，竭力为鲁迅留下“自由主义者”的身份。
一名“不惮以最大的恶意”糟蹋、贬斥、丑化和诅咒中国传统的愤世文人，一名
声称要“灭掉”中国文字，要“取缔”中医，不看中文书，不听中国戏，指控中国数
千年文明无非“吃人”二字的不肖之徒，一名与对中国包藏祸心并空前加害了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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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苏俄有说不清、道不白关系的可疑分子，一名道德行状难称正派高尚的庸碌之
辈，一名生性刻薄、心胸狭窄、行文诡异的刀笔吏，竟被捧为中国“民族魂”和“一
等圣人”，这不啻是中国五千年文明的莫大悲哀和绝世反讽。
与苏格拉底之于希腊、弥尔顿之于英吉利、但丁之于意大利、歌德之于德意志、
雨果之于法兰西、托尔斯泰之于俄罗斯、泰戈尔之于印度相较，与他们对所属民族和
所属时代的伟大挚爱和卓越贡献相较，鲁迅之于中国，最多代表了那个黑暗、阴冷、
愚昧、怨恨和“铁屋”中国的毒素和鬼气。鲁迅从来没有在正面意义上消解中国的苦
难，燃烧中国的光明，提升中国的自尊，缔造中国的幸福。读鲁迅长大的几代人，自
私、冷漠、麻木、愚昧一应既往，一样奴性十足，一样地仇视高贵、鄙薄幸福、厌恶
自由、蔑视民主、轻贱人权，却平添了狂妄、残忍、贪婪、无耻、暴戾、粗鄙。中华
固有的仁爱、忠恕、诚信、礼让、宽容、慎独、怛恻、悲悯以及天人合一、乐天知命、
尽性知天、天下一家、四海兄弟和世界大同的博大情怀与高明智慧，几乎荡然无存。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无法无天、滥施暴力、崇尚权势、贪赃枉法，挥霍无度、腐败堕落
的社会。这一切，当然不应由鲁迅来承担，但与他也并非毫无干系。毛泽东不是再三
表示，他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吗？希特勒就绝对无法在康德和歌德那里找到“国
家社会主义”运动的精神资源，即使德意志神秘命运的讴歌者瓦格纳和鼓吹“超人意
志”的尼采，希特勒也只是私淑心仪而已；同样，斯大林也想不到会把陀思妥耶夫斯
基和托尔斯泰变成摧毁俄罗斯精神和镇压政敌的“刀子”。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阳光和时间下面，真理和正义将涤荡万物，历史是不断
解蔽祛魅、不断豁然开朗的过程。先生弃世前，“费厄泼赖”地抹了一下涂在鲁迅身
上的厚红的油彩，抖了一下蒙在鲁迅头上的神秘面纱，这是先生自由本性势所必至的
一步，也是中国人解除重重精神枷锁不能绕开的一步。
六
1949 年后中国知识人的命运及其臧否褒贬，是沉重而复杂的历史悬问。先生以罕
有的澄明心香和深广的历史胸襟，为同辈和后人留下了一位大智大仁者知人论世的懿
范。
大陆学人 1949 年以后的遭遇，是中国奥斯威辛和古拉格式的精神炼狱。中国知
识人迎头撞上的，是中外文明从未见教过的异常残酷而成体系的精神暴政，历经变法、
维新、革命和入侵而日渐复兴的中国文化，竟在一群中国人手里，凋零残破到了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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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绝境。“这个历史的大逆转一直逆转了二十多年。尤其可惜的是：我们永远失去了
中国上百年来用血汗与泪水培育起来的一批明达之士，这个损失不知要多少年才能弥
补上”。（李慎之：《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先生身为地狱底层中的一
员，有割脉剜心之痛；“呵壁问天天不语，微吟渐似入微茫。”（李慎之：五十岁生日）
“四塞河山横落日，八方风雨逼皇州。”（李慎之：《五十四岁生日》）一旦噩梦暂销，
还身返尘寰，先生即披寻残卷封册，为前贤往哲拂拭扫尘，独行大悲咒式的祭祀，以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觉今是而昨非”的峻急心结，为续通中国文化命脉殚
精竭虑。
哲学家冯友兰因在文革中参与“批林批孔”、“评法批儒”，为海内外学界侧目，
被讥为“肆应取容、挣扎迎合、曲学阿‘势’”的“四大无耻”之首。冯氏九十多岁
参加檀香山东西方哲学家会议，竟落到无人搭理的田地。先生特立独行，以“晚辈”、
“后学”、“私淑诸人”身份，为冯友兰辟词辩护：“回想那天昏地暗，狂风暴雨挟排
山倒海之势以来的岁月里，举神州八亿之众，能不盲从苟同而孤明独照者，屈指有几
人？不少行辈年龄小于冯先生，精神体力强于冯先生，政治经验深于冯先生的共产党
员，因为忍受不了而诉诸一死，其遗书遗言，甚至骨肉知交也不能辨其真意，我们又
何能求全责备于一个血气已衰的八十老翁！……更何况冯先生后来处境之特殊，已特
殊到‘中国一人’的地步。……我宁愿把先生个人的遭遇，他的痛苦和悲哀，看成是
全体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人民的痛苦和悲哀。大家都是过来人，谁又能说不是呢？”
先生在随后一篇文章中更从社会制度上为中国知识人的不幸申辩道：“现在有人
质疑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人普遍地软弱、奴性、没人格以致无耻，这是无论如何不能
深责的，因为任何人敢不服从，就得面临没有饭吃，也就是生死存亡的问题，……中
国迄今还没有对专制主义制度进行反思甚至拒绝忏悔，这才是中国的耻辱。”
在一个长期信奉“批判”、“斗争”、“你死我活”、“墙倒众人推”哲学的国度里，
在一个多年来缺少忏悔和宽容精神的民族中，在千百万早已失掉“自我”、伤痕累累
的知识人里，在一个充溢着冤屈、怨恨、愤懑和厌世情绪的时代，身受专制主义煎迫
之苦的先生，却要为曾经痛失本色的逝者搜寻历史与人性的因由和无奈，这是对一切
专制最严正的抗议，最深刻的控诉，最彻底的胜利，对不幸而悲哀的亡灵最亲切的俯
就和抚慰。先生以独具的眼力指认冯友兰“是中国第一个对中国哲学做到了融贯中西、
通释古今的人”，又以孔子“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和“观过知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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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诲，对冯友兰及其生后事作了大开大阖的结评：“冯先生在中国出现‘三千年未
有之变局’以后生活了将近一个世纪。如果说，这个转变如我们现在假设的那样，要
花二百年才能完成的话，那么冯先生所经历的大概刚好是中间最艰难最复杂的一段。
就思想经历而言，也许不会有比冯先生阅历更丰富的人了。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勤于
著述的冯先生留下的不仅是他自己对真理的追求，还是历史的记录。其意义是十分重
大的。今天在世的和将要出生的中国人都可以从冯先生的遗书中知所取则，知所取
镜。……照横渠‘生，吾顺事，没，吾宁也’的说法，冯先生劳碌一生，著书满架，
现在已得到了永远的休息。……后死者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国先圣先贤所不断创造继承
的哲学传下去，并且使之不断得到净化与充实，发展和光大。”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先生慧根深植，灵府阔拓，幼承庭训，转移多师，“支离东
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又于人生盛年饱经忧患，终于玉成了先生对民族文化
的大参悟、大会通、大圆融。在解读冯友兰关于“天地境界”的学说时，先生有极深
邃、极超拔的文字：
中国哲学，就其最根本处说，实际上代表着中国人的原始观念与思维习惯，也就
是中国文化的遗传基因。中国要现代化，要赶上世界先进地区的前进步伐，不在中国
哲学中开发出其绳绳相继而又可以日新又新的精华来，是极难推动或者引导十二亿之
众前进的。……冯先生是深深懂得这个道理的，他一生孜孜以求继旧统而创新统，正
是为了这一点。而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不妨套一个现代的名词，说冯先生是“一
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虽然冯先生所树立的最高目标，并不是属于他所谓尽伦尽职
的道德境界的“爱国主义”，而是知天事天同天的“天地境界”。但是，他知道这两者
是相通的。
天地境界中人正因为觉解更高，其所为也应更高于道德境界中人。“千古艰难唯
一死”，古今中外多少有德有才之人就因为过不了生命关而失德败行。而天地境界中
人是不但勘破梦觉而且勘破了生命关的，当然可以从根本上大大加深人知善的能力与
行善的意志。……我以为最接近于天地境中人之所为的，是《周易》所说的“穷理尽
性以至于命”。这里一个“穷”字，一个“尽”字，一个“以至于”，都不是“大段着
力不得”，而是要花大力气、下大功夫的，要如孔子所说“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直到死而后已的。正因为如此，才着得一个“命”字。这个命字，无论解作生命、命
运、还是使命，都是天之所赋予者。我认为，只有如此认识才能说透天地境界的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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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融贯中西通释古今》
方家可证，先生此番觉解参悟，已达中国哲思何等境界，寻常寻章摘句泥古不变
食洋不化者，奚足望其项背。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先生在北京学术界纪念冯友兰诞辰一百周年集上呼吁
中国知识界：
一、“接着讲”。“‘国于天地，必有以立’。一个民族，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大民
族，其哲学都是经过百代千秋演化而来，而且还要演化下去。这个过程必然是承先启
后的，绝不能把传统一脚踢开，另起炉灶。那样的哲学必然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长不到哪儿去，也流不到哪儿去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且还将继续证明这一
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话，如果能够普遍流行于中国人的口头到心头，
中华民族一定会大不同于今天，而将大放异彩于世界。中国这些古训是值得我们‘愿
书万本颂万遍，口角流沫右手胝’的真知灼见，真正的‘一句顶一万句’”。
二、“借着讲”。“冯先生在融会贯通中外哲学方面的建树，事实上为几乎所有在
他之后企图进一步发展中国哲学的老师宿儒打开了一条新路。如唐君毅之以黑格尔哲
学、牟宗三之以康德哲学、方东美之以圣多马哲学等中西互释与中西结合，走的都是
中国哲学今后要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三、“通着讲”。“要在这个世界价值大混乱的时代而能卓然有以自立，而且确实
有补于世道人心、有助于确立世界秩序，恐怕只有接着往圣先贤而会通古今，融贯东
西，而能有助于提高全体人类的精神境界的哲学，才有永恒的生命力。”
四、“‘人类有相同的本性，也有相同的人生命题’。这正是全球化之所以可能实
现与必然实现的原因。而鉴于现在各式各样的原教旨主义往往都在致力于立异而非求
同，这个任务之艰难是不难想象的。但是确实值得每一个好学深思之士努力去做的工
作，因为它关系到人类的命运，关系到全球化走的是一条祥和的道路、还是一条严酷
的道路的问题。这是一项‘圣贤事业’。”
冯友兰先生天灵有知，谅会老泪纵横，悲欣不已吧。
胡绳身为官方史学最后二十年的泰斗，论者虽也有胡绳“早年实现自我，中间失
去自我，晚年又回归自我”之说，但胡绳一生为时流和权变所困，其晚年身位显贵，
却远未达到理应达到的人生境界和历史觉悟，而为学界不取。先生慧眼独具，看出胡
绳一类人折射出的中国知识界的一个特殊侧面。先生披露道：“1989 年 5 月底，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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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衔发表了社会科学院学者们的呼吁书后，就率领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到苏联访问去
了。当来自祖国的悲痛消息传到苏联的时候，代表团有人看到他暗自落泪。”胡绳地
下有知，若知先生是以何种心情将其一生最堪自慰的片断公诸于后世，亦当心有戚戚
焉。
先生常有传神之笔，每每兴会所至，化腐朽为神奇，转愁惨之悲为解颐之愉。先
生为胡绳“说项”后，紧接着写道：“这段话是本着‘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
项斯’的精神说的。巧的是胡绳本来姓项，叫项之迪。”
三折肱然后为良医。先生由衷首肯冯友兰晚年“不依傍别人”的大觉悟，赞叹“这
才不愧是‘男儿到此是英雄’！”先生别开一境为冯、胡“说项”：“古今中外，有几个
人到了七十八十还能反思，还能‘尽弃所学而学焉’呢？中国古代的圣贤从孔孟颜曾
起，‘吾日三省吾身’的功夫是有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也是有的。但
是在经过三十年的信仰、三十年的大惑以后，还能从头反思，如冯友兰、胡绳这样的，
以我之陋，实鲜闻之。”
一个生活在魏晋时代的中国文人，他可以采菊东篱，濯足清流；他可以醉卧明月，
目送归鸿；一个追随甘地的印度人可能把一切仇恨逐出心外，一名日本武士会在天皇
宣读完投降“诏书”后在塞班岛剖腹自杀，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会宽恕自己的敌人……，
因为那些苦闷都可排遣，那些仇恨都可化约，那些忠诚和爱心都有对象和源头。而先
生向孤苦的亡灵脱帽，在破败的人生中提炼道德的光芒和精神的崇高，这大概只有二
十世纪末不仅参透了生死穷通，而且洞悉了历史底蕴如先生者，才能做到。
七
也许与青年时期主持新华社国际评论有关，先生品评人事，总能即兴发抒，一时
一得之见，信手拈来皆成妙谛。
民初“老新党”杨荫杭，先生称其“放言高论，敢怒，敢笑，敢骂，大抵类此”。
先生盛赞这位“深通日文、英文与西方语言，精研中国南北各种方言，以及少数民族
语言，而且兼通朝鲜、越南、缅甸、泰国、马来、印度、锡兰语言，甚至中亚、西亚
许多已经死掉的语言”的老式大学问家，却是一个对“狗与华人不许入内”的国耻“不
但表示愤慨、而且主张中国人首先要自己争气”的“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先生庚即
追问：“中国现在开放了，拿了博士头衔回来的不知有多少，尽管牛仔裤与汉堡包遍
于中国，中国人所得自于西方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却似乎还不如戊戌与五四前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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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我总以为这是几十年来中国文化传统、或曰中国文化自性（Culturalidentity）
失落的结果。一个对本民族文化的精髓缺乏了解的人是很难了解外族文化的精髓的。”
先生与杂文家王小波素昧平生，只因后者对“借着爱国主义的名义泛滥的国家主
义思潮”给予了犀利的挖苦，并“深刻地揭露了中国社会的阴冷、迷信、卑污”，先
生即在心里对这名文学晚辈“谬托知己”，认为王小波的文字，包含着“对中国文化
最深刻的认识，也是最深刻的忧虑”。先生指出，中国文革中的残忍和愚昧“西洋也
是有过的，把人活活烧死的宗教裁判所和追捕烧杀女巫的行为就是。他们今天的局面
是经过几百年反复的理性的反思而得来的，这也正是我们所以对文化大革命要持续反
思的原因”。先生对这名青年文学家的夭折“不觉渐渐产生了一丝越来越深沉而弥漫
的悲哀”，是因为“这样的人中国本来就不多，现在又少了一个”。
匡亚明以大耄之龄，出版了 1949 年以来中国大陆第一本《孔子评传》，享誉海内
外华人世界。先生拜晤匡亚明，两位老共产党人痛感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我们共
产党在全国解放以后，很长时间只讲斗争，不讲道德建设，斗来斗去把社会风气斗得
这样坏”（匡亚明语），在中国大地充斥着“欺师灭祖、卖友求荣、吹牛拍马、吠影吠
声，落井下石、临难苟免”，充斥着“浮躁、虚夸、轻薄、诈伪”。先生顿生感慨，中
国共产革命之所以成功，“有一点是因为老一辈的共产党人大多是顶天立地的汉子。
他们骨子里都秉承着中国文化传统的精华，他们怀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抱负；
‘民吾胞也，物吾与也’的襟怀；‘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气节；立定‘三
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样，他们才能前仆后继。”
匡亚明的一生“是许多革命者共有的经历”：幼读孔孟之书，后投身革命，决裂
传统，晚年又推崇孔子。先生在指出“匡老一贯强调孔子思想‘提出了有独立人格、
独立个性和独立志气的人的自觉’”、“中国学问的精髓就是做人学，做学问就是‘做
人’”后强调：匡亚明“真正继承了中国古来‘治国平天下’的第一大事——‘正人
心，淳风俗’。中国要振兴，世界真要得救，是离不开这一条路的”。
八
“无情未必真豪杰”。先生对“与童冠而俱迈，作时世之前驱”的“老派共产党
员”温济泽，对这位为王实味洗却冤狱，为瞿秋白恢复名誉默默努力的“这种血性、
这样厚道的人，在中国已越来越少了”的现实，悲憾莫名：“‘我们经历的事情太多了。
有些话，我们不说谁说？’温老这句话，大概是印在我脑子里的最后一句话了。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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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了自己的诺言的，虽然他要说的话也还没有说完。我也算是努力追随他的榜样的，
虽然我知道今天的、明天的青年人未必会看重我们的话。但是它总是代表了中国传统
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一点真精神。沧桑易变，这点真精神总是不会磨灭的。”
小注：海外有人讥嘲中国大陆自由主义思想由一名至死未退出共产党的人（指先
生）来领军，是对自由主义的滥用与贬低，云云。近日，何家栋先生告诉笔者，他并
不自称自由主义者，而坚持自己是民主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不想把这两个称号让
给中国的老左派、新左派们。笔者聆教且终身以为楷模的熊十力、梁漱溟、贺麟、周
辅成、许安本、曹慕樊、秦效侃、高尔泰诸先生以及无数善良、正直、有名无名的中
国人，都不是共产党人；同时也聆教且终身引为良师的刘宾雁、王若水、许良英、李
慎之、何家栋、吴祖光、邵燕祥、谭优学、朱厚泽、袁庚诸先生，都是（或曾经是）
共产党人。君子固然不党，党者未必不君子，不党者未必君子，这早已是中国社会常
识中的常识。
索尔仁尼琴在分析二十世纪俄国的悲剧时问道：这个狼种──它在我们人民中是
从哪里来的呢？它是不是我们的根子上长出来的呢？是不是我们的血统？
“这是一个可怕的问题，如果我们诚实地回答的话，是我们的。”
俄罗斯伟大忏悔精神在半个多世纪的苦难里支撑着俄国知识人的生命，使他们从
内心认识到罪恶邪行的根源，从而祛除狼种。“在一颗心的生命过程中，有两根线交
混在那里，有时为得意扬扬的恶所挤满，有时则为苏醒起来的善腾出地盘。同一个人，
在其不同的年龄，在不同的生活处境下──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人，有时接近于魔鬼，
有时接近于圣者。苏格拉底给我们的遗言是：认识自己！……民间谚语说，从善到恶，
一念之差。”索尔仁尼琴作为在精神道德上比帕斯捷尔纳克等纯粹诗人更为纯正、优
秀的俄国知识界无可争辩的代表，在古拉格群岛的苦难中心把十九世纪俄国忏悔精神
提升了一个世纪的水平，他发现：
善与恶的界限并不在国家与国家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
而是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穿过，在一切人的心中穿过。这条线在移动，它随着岁月的流
逝而摆动；连被恶占据了的心中也保持着一小块善的阵地。连在最善的心中仍保留着
一个……尚未铲除的恶的角落。
自那以后我终于懂得了世间一切宗教的真谛：它们是与存在于（每一个）人内心
的恶作斗争的。世界上的恶不可能除尽，但每个人心中的恶却可以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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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那以后，我终于懂得了历史上一切革命之虚妄：它们只消灭各自时代的恶的体
现者（而在匆忙扰乱中也不加分辩地消灭着善的体现者）──至于被更加扩大了的恶
的本身，它们却当作遗产继承下来。
“认识你自己！”对自身的罪过、失算和错误进行触及痛处的思索最能促进我们
谅解一切的觉悟。在这样的思索中绕过了几个艰难的、需要走许多年的圈子之后，每
当别人对我说起我国大官们的冷酷、我国刽子手们的残忍，我总回想起带着大尉肩章
的我，回想起我的炮兵连在炮火纷飞的东普鲁士土地上的进军。于是我说：
“难道我们──比他们好吗？”
当别人在我面前怨恨西方松松垮垮、缺乏政治远见、四分五裂和张皇失措的时候，
我也总是提醒道：
“我们在没有经历过群岛以前，难道比他们坚定些吗？思想上强硬些吗？”
——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先生以杜诗作挽词，为谊属世交、义兼师友的钱
钟书送行。洋洋数千文字，几无哀悼伤痛之辞，亦无盖棺论定之意，通篇“东拉西扯”，
一位“才气无两、脾睨一世、少年高名”的大才子，一位“胆识惊人”，“口没遮拦”
常发“奇谈怪论”又深谙“天机不可泄漏之道”的高人，一位“无恃于内，无待于外”，
“学贯中西”的文化昆仑，一位清高孤傲，“凋疏亲故添情重，落莫声名免谤增”而
心系天下的达人，却在先生纤尘不染的文字背后，“望之俨然”。
先生以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文字拙直”的旧诗别在一盆白菊花花篮，挽别至交：
万流失倚依，百代仰宗师。为亡友的英魂起证，先生擅将钱钟书未必愿意面世的诗作，
悄然公诸于世，以让后人管窥钱钟书心系黎民忧世伤时的古道热肠，留下一段刻石般
的文字：“九年前的夏天，长安街上的鲜血大概还没有冲洗干净，我去看他，他给我
看了一首七律，写的是：
阅世迁流两鬓摧，
块然孤喟发群哀。
星星未熄焚余火，
寸寸难燃溺后灰。
对症亦知须药换，
出新何术得陈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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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图剩长支离叟，
留命桑田又一回。
我们相对默然，这就是他后来收在《槐聚诗存》中的《阅世》。我相信海内外无
论什么样的有识之士，对中国的命运无论作什么样的推测与分析，也不会超出钱先生
的卓见以外。”
九
先生一生最重大最幸运的际遇，是拜陈寅恪为师，直到暮年，仍对这位“举世公
认的二十世纪中国伟大的史学家、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思想家”执弟子礼。陈寅恪对
先生的影响，最终远甚于曾影响和牵累了他一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
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以及先生晚年开始警觉的鲁迅。
先生对其先师陈寅恪补天抚地式的追忆、敬仰、评价，是半世以来中国大陆学人
对前贤往哲举行的一次涵泳特殊历史意蕴和生命关怀的隆重祭奠，其中透露的若干重
大消息，将以世人尚难逆料的形式彰显于世。
先生不仅在人生寿命上接近陈寅恪（两人都奇迹般地享寿七十又九），更在人生
境界上走进陈寅恪。陈寅恪最后二十年（1949－1969）年蒙受的苦难，绝非一位“文
化遗民”或旧式文人身处社会嬗演无法避免的不幸，而是一百多年来东、西方文化悲
剧性地美美相违、恶恶交加的旷世宿命，是一位有深邃的历史忧患痛感和崇高的文化
殉道理想的先知，自觉选择、自行践履的特别使命。“他一生所完成的悲剧是高风亮
节的壮美的悲剧，而其他成百上千学者的悲剧却是卑躬屈节自辱人格的悲剧。这个教
训是值得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永远记取的。”（李慎之：《虚骄之气——中国的隐忧》）
先生在为陈寅恪当年未远走海外辩护时，引用《柳如是别传》的“缘起”文字道：
“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坏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
者焉！夫三户亡泰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
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先生以数十载苦痛经历，以素心自许的高远心
迹，以无限悲慨的文字，道破他与其先师共同遵奉的人生宗旨：
陈先生晚年正是要以自己的孤怀遗恨，不屈不挠地为国人立一典型，使天下后世
知所矜式，其意义、其价值是无论如何估计也不会过高的。
——李慎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论作为思想家的陈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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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与其先师同为中华文化精神“凝聚之人”、“共命而同尽”之人，同样深知并
身历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中华文化的“衰落”乃至“歇绝”难以
挽回。而陈寅恪不离父母邦国，乃是身殉中国历史文化的使徒悲怀、中国士大夫特有
的使命意识：“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
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如？”但陈寅恪的悲绝惨极的殒灭，决不是通常的死寂。
中国陈寅恪式的文化托命人大规模地死于非命，那至今无人勘破的“死因”还在中华
滞留。先生独立于陈寅恪至今不能瞑目的亡灵前，发出惊天叩问：
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已经有大量的传统文化衰败失落，甚至完全销沉歇绝，其中
有许多是陈寅恪所极爱而深惜的。……陈先生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在大量中国传统文
化扫地以尽的时候，其中最黑暗、最反动的专制主义却历世长存，而且变本加厉，最
后竟发展为最野蛮的群众专政而置陈先生于死地！陈氏一门忠义，三世忧国，陈先生
一定断断没有料到，自己晚年看到的却是，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竟退化为依附于专制主
义而极端粗鄙狂妄的民族主义。这到底仅仅是陈先生个人的不幸呢，还是整个中国的
悲剧？
——李慎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论作为思想家的陈寅恪》
陈寅恪早已以先知的睿智谆谆告诫来者：“中国自今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
或东欧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
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
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
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中国文化命
运的正途，“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
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之未逮，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
也”。先生指出，陈寅恪这一文化理想，“不但已为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所证实，而且
即使全球化的浪潮汹涌澎湃，也可以相信其至少在二十一世纪仍然有效”。
1949 年前后，陈寅恪曾反复向中国社会、中国学人和中国统治者明白无误地宣告：
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
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
而示来者以轨则也。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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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
毋宁死耳。斯古代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
——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一切都
是小事，惟此是大事。……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陈寅恪：《致中国科学院书》
陈寅恪暮年孤绝，惟余“四海无人对夕阳”的悲叹，几乎断了“后世相知或有缘”
的希冀。然而，天下事物极必返，剥极必复，陈寅恪既已走到“极”点，其“返”之
道亦将不远，那颠扑不破、万古不易的“宗旨”则势将惊示来者，震慑天地而终将大
行于来世。先生以罕见的乐观告慰其先师、瞩望于国人：
在临近世纪末的时候，我们要看到陈先生乃是中国本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
他的思想的光芒将照耀中国人进入二十一世纪，也许直到永远。
陈寅恪在 1929 年所作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今天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而且一定会成为现代化以
后的全体中国人民的人生理想。
“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
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李慎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论作为思想家的陈寅恪》
中国因为缺少基督教、佛教式的天国与涅槃、彼岸与超渡，所以极重历史传统的
谱系，人文精神的统绪，极重慎终追远、继往开来的传承拓展。这是中国安身立命的
本源，卓然立于天地不可移易的根基。历经现代专制和现代狂妄荼毒摧残的中国，比
世界上任何民族都痛彻地领教了斫断传统、篡伪历史、绝灭文化的弥天祸患，都应深
彻地意识到陈寅恪的生命绝境和文化悲情是永远不能忘却的民族精神的血肉文本，都
应从先生与其先师之艰苦卓绝、筚路褴褛的伟大生命历程中，领略中国二十世纪文化
命运巨劫奇变和中国文化先贤道德文章的惨云与壮彩，从而面临任何危局与乱世，“知
所矜式”，从而开创中国文化万象更新的大纪元。
先生行年八十年间，正逢中华最动荡最黑暗阶段，身历见闻中，礼崩乐坏，河山
粉碎，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已远不能概括世道浇漓、人情险恶。而先生从不
愤世嫉俗、怨天尤人，拒绝认同专制制度对人的污蔑、侮辱和奴役，更不以审判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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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正因为洞察了人间的苦难与罪恶，先生对人皆有之、中国尤甚的有限与无奈，人
的孤独无助，人在精神上的坎陷与病痛，一一加以正视、同情、理解、宽恕，一一加
以修正、转化、成全、升华、超越，所谓至诚恻怛，所谓推己及人，所谓圣贤情怀，
即是不忍，即是悲悯，即是我，即是人，即是性，即是情，即是内，即是外，即是良
知，即是天理。其易知便行，“夫妇之愚，可以与知”，“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
知焉！”蕴涵无限的深邃、广大、高明。
当今之世，先生所继承所弘扬的中华人伦大道，所贯通所体证的东方天地境界，
不仅对中国道德重建和精神复活具有不可估量的示范意义，而且对消弭世界冲突祸
乱，缔造人类文明秩序，亦将发挥非同寻常的影响。
十
至若为中国的苦难、不幸、悲哀担戴蒙难，为中国的光明、自由、民主、人权和
现代进步而战斗的仁人志士，先生更是衷肠翻覆，心向往之。
2002 年 1 月 8 日，中国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骁将王若水在纽约病逝，“这
个一生不倦地追求智慧，追求真理的人”终于在异国他乡“搁下自己的笔”，先生用
“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表达自己的丧友之痛。在怀念王若水的文章末尾，先生几乎
一字一血，满怀痛失知交的悲绝，呼天抢地：
一代思想大师，文章大家，为什么就这样走了呢？若水，你提出的启蒙的任务远
远没有完成，甚至还不能说已经开始。中国实在需要你啊！
若水，你是抱着治好病的希望去美国的，不料却竟然死在了美国，我知道你是不
能不感到遗憾的。你几次提到，只要一想到苦难深重的中国，你就会热泪盈眶，甚至
夺眶而出。你爱中国，爱得那么深沉，正是因为如此，你才会以衰病之躯，还那么勤
奋地写作，正是因为你深爱中国，你才那么关心中国的命运。
若水，中国现在正处于最需要你的时候。在长逾百年的转型期中，现在已快到最
后一个阶段了，这是又一个极危险的阶段，随时有失序脱序的可能。中国最需要的就
是思想家，只有思想家可以引导人们的行动，可以规范社会的思潮。若水，怎么偏偏
在这个时候撒下你命途多舛的国家走了呢？
呜呼若水，生死别矣！西方之土，毋久留兮！魂兮归来，反故居兮！
生死亦大。死非其时，死非其土，死非其人，先生之痛已超逾寻常生死，为挚友，
为己身，为“邦国”，为造化之寡情与无常，先生是痛不欲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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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系亿兆生民，不忘天下大任，如先生，如胡耀邦、千家驹、王若水、曹慕樊、
吴祖光诸公，是中国一百年间内忧外患灾连祸结轮番剿灭后，尚能见证历史、传递火
种的时代遗存；无论党内党外，都是苦难中国最后的记忆，悲剧中国最后一代传人，
中国历史空前绝后的悲怆合唱队，一只在汹涌大海上牵引几度失去航向的中国巨轮的
小舢板，它的船员个个是遍体鳞伤的老水手，他们已绝无希望看到巨轮驶达彼岸的壮
丽景观。这是走一个少一个，比罗马元老院、法国科学院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尊荣显赫
的团体更无法增补成员的孤独群体。中国的苦难、罪孽、英勇、高尚都将随他们的离
去，永远消殒于虚无之中；而中国的凶兆、中国的危机、中国的兴亡，又有谁去警示，
谁去应对，谁去担负呢？
陈寅恪曾推誉庚子山《哀江南赋》为六朝“第一”骈文，除词藻“优美”外，“实
在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于一篇之中，能融化贯彻”。先生生前也尝吟诵此文，兹再
略加征引，以辅先生丧友忧国之悲：
日暮途远，人间何世！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
呜呼，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悽
怆伤心者矣！况复舟檝路穷，星汉非乘槎可上；风飚道阻，蓬莱无可到之期。
十一
先生与顾准之间的幽明契阔，是现代中国两位道德君子与思想巨人之间凄美、艰
辛、神圣的感通和托付：
我已经形成一个概念：顾准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比“五•四”先贤
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蔡元培都更伟大。一个客观原因是他是从毛泽东的绞
肉机里滚过来的人，因此眼界更宽、体会更深。……他是真正的英雄，真正的巨人。
在已经到世纪末的今天，反观世纪初从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仁人
志士真正追求的主流思想，始终是自由主义，虽然它在一定时期为激进主义所掩盖。
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一部自由主义屡遭挫折的历史。然而九曲黄河终归大海，顾准的
觉悟已经预示了这一点。
人们在追问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有没有独立的、创造性的思想家的时候，我们可
以没有愧色地回答：“我们有顾准。”
我小时候的初中国文教科书上选得有泰戈尔的一首诗，我至今还记得其中有一节
说：“如果你在黑暗中看不见脚下的路，就把你的肋骨拆下来，当作火把点燃，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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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向前走吧！”当时这话曾使我幼稚的心灵震颤难已。六十年过去了，我看到了这
样的人，他就是顾准。
——李慎之：《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
先生通过顾准，为中国弥合和重创了惨被斫断而又亟需绵延的统绪，即何家栋先
生再三强调的中国二十世纪的新道统。
肇端于十五世纪末发现美洲新大陆的全球化，在最后抵达东方时，出现了世界史
上大面积的文明冲突和历史分化。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种文明与最庞大的人类群体的统
一性第一次全面破裂，西方文明内部异端、挑战者、无产阶级与其主流文明的对抗与
这种破裂相互激荡，产生了完全改变中国命运、也严重影响了世界进程的历史异数和
文明畸变。十九世纪西欧激进主义思潮竟然“入主”了一个最遥远最神秘的非西方文
明古国，并且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上升为这个国家的国家学说，用它异质的意识形态取
代了这个民族绵延了几千年的所有显学；在一度满足了这个国家的现代主权和民族的
现代独立两大诉求后，它却迅速蜕化为阻遏中国真正实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以及它的伟
大使命的障碍，中断了中国现代化必须依托的传统文明，且不允许这个文明与西方主
流文明正面遇合（称文化大革命为“封建法西斯”，可谓一语道破它集东、西方专制
邪恶于一身的邪恶性质，尽管“封建”一词在中国历史分期上有重要的歧见）。
外部现代文明被处处设防、步步为营地阻截而迟迟不能到来，内部传统文明代表
力量又被犁庭扫穴、斩草除根，命运为中国安排的，必将是一名（一群）上接中华传
统大道、外通世界现代通衢的天纵之圣。由于三统合流的国家意识形态与政权力量长
期实行思想钳制、精神迫害和文化专制，担当中国文明起死回生大任的，必然是从这
个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内部历经磨难而有勇气和力量置疑、抗议与批判这个历史异数
和文明畸变的人物，他（们）还必须有幸在险恶的生存境遇中达到历史和时代所期许
的高度，秉承民族传统的慧命与精粹，了解世界现代化的来路与去向。而囿于地缘和
种族藩篱的阻隔和东方专制主义高度极权的本性，身处亿万国民一次又一次被驱赶投
入到意识形态的绞肉机所砍伐所燎原的全民族的精神荒野，他（们）必然只能在危境
厄运和孤苦潦倒中踽踽独行。
正是在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苍黄激变中，先生天才地看到顾准对中国的巨大
意义：“顾准有一点是我们永远不能超越的，他是中国真正现代化的思潮——自由主
义思潮在完全被扼杀三十多年后、继往开来的第二代的鼻祖。他使人在黑暗中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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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我所以主张推崇他，不但为钦佩他个人，而且在于中国
亟需建立一个追求自由、追求真理的谱系。……保存下中国民主思想‘死灰复燃’火
种的，就是顾准。”（林牧：《念李慎之先生》）
先生预见到，除了当局的褊狭浅陋恐惧，民族的惰性和历史的“狡黠”会假借各
种因由，“淡化”或“解构”顾准。先生在辞世一年前，庄重地自行承诺：“我保证在
手头的工作完成以后再好好地读他的著作，研究他的生平。1995 年，我们曾经在北京
举行过一次顾准诞辰八十周年纪念会，当时会上曾有一种声音，说‘我们虽然敬仰他
的人格，但是他的思想已经过时’。然而历史的发展越来越证明顾准的思想的深刻与
正确。我现在建议，到 2005 年在北京再开一次顾准诞辰九十周年纪念会，把顾准的
民主启蒙的思想推向更深更广。古人云‘莫为之前，虽美而不彰；莫为之后，虽盛而
不传’。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潮本来就不旺，它是在灭绝三十年之后经由顾准这点火种
才又开始重燃起来的，必须重新认识顾准，深入研究顾准，大力宣传顾准，才能使这
股思潮重新燃起熊熊大火。”
先生早已盼望把顾准这样的中国脊梁，介绍给普天下人。然而，当我在先生第二
通大札中读到以下文字，却一时难以自已：“我现在特别要宣传顾准思想，尤其是对
和我一样的八十老人，他们都是好人，是开明派，但是思想开放不够，学力与才力不
足，我要用顾准的思想使他们能不断向前进。现在先汇上 350 元，希望你能陆续寄给
我十本《顾准全传》，给你添不少麻烦，先向你致歉，道谢。”
当我捏着慎之先生寄来的三百五十元汇款单时，着实有些不知所措了。以先生的
名望，愿意代我赠书于各方，堪称我莫大的荣幸，他只需吩咐一句，我便会把书寄去。
而以先生社科系统（出名的清水衙门）离退休干部的收入来看，三百五十元是患病养
疴期间不小的数字，我怎么能用老人汇款去买我的著作？琢磨再三，踌躇连连，却又
觉得先生这么做，首先是体恤我等著书人的不易，其次也许是想以自费购买、赠送的
形式，表示对顾准的一片真诚心意。恭敬不如从命。我便决定完全照先生嘱咐来办，
以后再作适当补偿。这样，老人也许会高兴些吧。
——高建国：《仰不愧天，俯不怍人——悼念李慎之先生》
先生感慨系之，“顾准可谓‘时穷节乃见’的典型。但是我更希望什么时候，中
国能甩掉‘时穷节乃见’这个被视为可贵可敬、其实却是可怕可怜的民族传统，让人
人都能自由自在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的时代早早到来。……希望中国今后不要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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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时穷’来考验她的儿女的智慧和良心！”
无论如何，从顾准到先生，从先生到可以预想的将来，中国仍将处于自己“时穷
节乃见”的悲壮的英雄时代，甚至还处于自己“殷忧启圣，多难兴邦”的圣贤时代。
这是中国之幸，不幸，请问苍天，请叩大地。
十二
《风雨苍黄五十年——国庆夜独语》一经问世，便已青史传载。
中国自《尚书》、《诗经》、《春秋》、《楚辞》、《史记》以来，便有天人合德、敬天
保民的道统，有心系黎元、致君尧舜的热肠，有讽喻时政、劝刺当朝的义责，有“为
民请命”、“以天下为己任”的宏愿；自顾炎武、梁启超、胡适之、陈寅恪、顾准以来，
更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有顺应世界潮流的觉醒，有“精神独立、思想
自由”的秉持，以及争取自由、民主、人权宪政的新统。
先生此文，承继三千年不绝如缕的统绪，写于过于沉重的人生境遇、过于特殊的
历史时刻，垂空落笔，率性而出，发世道沧桑之叹，抒遗世独立之感。八千文字，通
篇衷音促节至性动人，心事浩茫苍凉，寄寓深广精微。先生那份君子情怀，那份史家
胸襟，那份圣贤心曲，以国人久违的浩气、真诚、高贵和忧郁直入眼帘，直入心宅。
有先生此文，中国半世的不幸与苦涩，终算不致全部枉然，磬南山之竹难以道其
万一的悲剧，有了一次代言，无数尚未瞑目的亡灵，可以发一声浩叹。
有先生此文，国人开始回收言说自身命运的权利，开始重新寻思身处的时代和世
界，一种庄严而真实的国家史观开始浮出，个体生命与历史命运苍茫融合而生的庄严
意义开始穿越时空。
有先生此文，微茫的希望和近乎畏怯的祈祷将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年轻一代
将以其天然的热血和理想分享分担先辈的一切，“在这个世纪行将结束之际，神州大
地的绝大多数居民曾经集体合唱式地选择了趋时或沉默，而一个叫李慎之的长者死不
改悔地选择了呐喊与孤独。是他那微弱而清晰的声音组成了另一道天问，感动无数血
性之驱用心灵去敲问智慧的价值与生命的真谛，求索华夏儿女新的生机” （郭世佑： 《迟
来的申谢——致李慎之先生》）。而同龄一代已经感领到历史的慰籍：“你说了我们想
说而没有说的话，代表我们对这个时代做了一个交待。不说出这一点，我们就成了同
谋犯，人民不会原谅我们。”（何家栋：《未了的心愿——怀念慎之》）
从“时间开始了！”的开天辟地般的政权鼎盈、旭日方东般的青年胸次到危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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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的末世、秋肃之夜的孤灯野老，先生沉郁顿挫，赞叹复悲慨，欣喜转沉吟，以如椽
大笔浓缩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风雨苍黄、天地翻覆的历史，锋芒所向，首指毛泽东。
先生深以为忧的是，“掩盖历史，伪造历史，随着这次五十周年的大庆的到来而
登峰造极，五十年来民族的大耻辱、大灾难统统不见了，这些大耻辱、大灾难的罪魁
祸首毛泽东”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清算和审判，“历史剩下的只有谎言……体制实质
上没有变化，意识形态并没有变化，还是毛的体制，还是毛的意识形态。中国人在被
‘解放’几十年以后，不但历史传统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远未治愈，而且继续处在被奴
役的状态中”。
“仅仅在二十五年以前，中国就发生了时间长达十年、祸殃及于一亿人的文化大
革命，成为人类史上一大奇观，一大悲剧。而对文化大革命迄今没有全民的反思，全
面的总结，这难道能说是正常的吗？把过去忘掉，埋头建设现代化，这难道是可能的
吗？”（李慎之：《新世纪老任务》）
先生极为沉痛而严正地谴责对“六•四”爱国民主运动的血腥镇压。十年漫漫，
已从古稀之年增至耄耋之寿的先生依然悲愤难禁，绝望莫名：
我还清楚地记得“六•四”刚过，四十年来一直是中国的老朋友的（日本）井上
靖发来电报说：“镇压自己的人民的政府是不能称为人民政府的，开枪射杀赤手空拳
的学生的军队是不能称为人民军队的”。遍及世界的谴责者还不能理解中国人民更深
沉的痛苦：“六•四”的坦克不但射杀了弄不清有多少老百姓的生命，同时还压杀了刚
刚破土而出的中国人民主觉悟的嫩芽。历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此
几乎销声匿迹了。
反思文化大革命，由此上溯再反思二十年的极权专政，本来是中国脱胎换骨，弃
旧图新的最重要的契机，也是权力者重建自己的统治的合法性（或曰正当性）的唯一
基础，可是在“六•四”以后，竟然中断了这一历史进程。
它的代价是全民失去记忆，全民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
积重难返，二十年前要纠正毛泽东的错误有何困难？然而在这方面出过大力，立
过大功，而且按照中国宪法担任过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胡耀邦、赵紫阳，连名字都在五
十年的历史上不见了，甚至也当过两年“英明领袖”的华国锋也不见了。历史剩下的
只是谎言。
从禹、汤起，中国贤明政治即有“罪己，其兴也勃焉”的传统，有“罪己以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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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智慧。无论现代西式民主制度如何发展，执政者的“罪己”精神（略类基督教
忏悔意识）将长期是中国式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伦理约束。先生以中国人的良知良能，
诉诸同为中国人的执政当局的一己天良与历史自觉，并不要求实行“罪己诏”式危及
其合法性的历史性忏悔，而是以现代人“向前看”的宽容精神，以“为当局计”的容
涵心胸，希望当政者顺应全球化、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提高人权的世界潮流，做“明
白人”为中国“建功立业”。
足见先生天真迂阔甚而贻人所谓“谏士心态”者，是先生对最高执政当局的规劝
和呼吁：“吃准火候，抓住时机，顺乎大势，与时推移”，平反“六•四”，大赦天下，
抚恤受难者；不仅实行市场经济，而且实行民主政治；学习蒋经国，开放党禁、报禁；
向宪政政府和平交班，达致“大功告成，功成身退的理想结局”。
1999 年深秋，老人孤灯独坐，写作“风雨苍黄五十年”，其用心良苦，多半也是
出于“责任伦理”，而不是“意图伦理”。时逾四年，是否可以这样说：如此直呼最高
当局的“劝谏”文字，既是“将”军，也是“拱卒”，是多方面的合二而一？其一，
就行文风格而言，一步到位，直呼其名，为十四年来所仅见，这是“将”军，不是低
声嘟囔，而是大喝一声“将”！但就文章意图而言，还是在呼唤改革，而不是革命，
只是此次是逼进了九宫格里去“拱卒”，才发生举世震惊的后果。其二，他本人深入
禁区去“将”军，也是逼着对方去“拱卒”，逼“将”行“拱卒”之举：“中国的改革
时机不是成熟，而是烂熟”，你赶紧改革，不改革，死路一条！如此多重合一，既是
慎公个人哀衷，也是境内大多有识之士之共识，岂能一言以蔽之，曰：“谏士心态”？
——朱学勤：《“常识”与“傲慢”——评曹长青、仲维光对李慎之、顾准的批评》
在一党专制的社会里，敢于向当权者公开进谏，既是一种做人的勇气也是一种公
民的权力，进谏总比不进谏好，李慎之不向掌握公共权力的江泽民进谏，难道要向远
在纽约的曹长青进谏不成？！
——张耀杰：《李慎之的败笔和曹长青的圈套》
“圣之清者”、“圣之任者”、“圣之和者”都是中国丧失已久的圣人之道；孔子集
大成的“圣之时者”，更是中国现代道德重建的最高人格范式。
中国盛产市侩和庸人，“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
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
先生天然真纯，拔乎流俗，超逾狂狷，破解我执，以“不忍忘天下”的大雄风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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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儒者胸怀，以“上天入地，舍我其谁”的菩萨心
肠，以“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的耶酥精神，为中国精神生命的昂藏和人格世界的
充拓，再立典范。
昔“孔子述《六经》之旨，尤殷勤”于西周圣贤箕子，后柳宗元称誉道：“凡大
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难，二曰法授圣，三曰化及民。”所谓“东方谲谏”是也。中
国在未建立宪政国家前，知识界以天下大义和人间正道开导教诲执政者，乃其圣贤志
业题中应有之义。历史、人性、民情、神意通过富于自我牺牲精神、洞察世道人心且
深孚众望的人士公开表达的时代的律令和人民的愿望，是历史铁则仁慈善意而明白无
误的忠告，是缓解和防犯暴力风暴、非理性灾变和玉石俱焚的恐怖结局最后的底线，
也是一切专制社会充耳不闻，直蹈倾覆而追悔莫及的历史正声。
1881 年，实行过一系现代化改革、废除了农奴制却始终拒绝根本放弃沙皇专制制
度的亚历山大二世被俄国民意党人刺杀。民意党“革命执行委员会”发表了著名的传
单《致亚历山大三世皇帝》，提出了两个条件：一、对政治犯实行大赦；二、由俄国
人民的代表重新审查现行国家和社会生活方式，并按人民的意愿进行改造。
亚历山大三世不顾警告和劝诫，对五名谋刺分子（包括一名妇女）判处绞刑。
俄罗斯文豪托尔斯泰致信新沙皇，指出俄国面临三条道路：“以恶报恶的镇压的
道路；自由主义的纵容的道路；沙皇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履行上帝旨意（宽恕）的
道路。”
亚历山大三世拒绝了托尔斯泰。二十多年后，托尔斯泰再次致信沙皇，措辞已不
再谦卑而虔诚，他的警告直率而严厉；“历代沙皇都可能并确实是怪物和疯子，独裁
是一种过时的政府形式，……最重要的，是整整一亿人民会异口同声地要求自由。”
罗曼诺夫王朝当然不是因为民意党人的谋刺、传单和托尔斯泰伯爵的信函而倒
台，却是后者的告诫一再被置若罔闻的必然后果。将近四十年后，沙俄帝制在战争和
革命的血泊中土崩瓦解，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和平逊位之后，还未能免于被布尔什
维克满门屠杀的噩运。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萨
哈罗夫等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先后致信苏联领导人，就一系列涉及苏俄重大命运的
问题提出告诫和建议。与沙皇俄国一样，苏联共产党统治集团对这些最无私最尖锐的
告诫视若无睹，不到二十年，在没有外来战争、人民起义和恐怖刺杀的历史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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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社会主义超级大国、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策源地戏剧般地崩溃了。
全球最大一片土地先后相续的两个帝国，没有被拿破仑、希特勒的战争机器摧毁，
却在历史真理、时代良知和人的自由本性面前分崩离析了，而真理、良知和自由通常
是由知识人来表达的。
《风雨苍黄五十年》是在俄国持续了一个世纪的真理与权力、良心与专制、自由
与奴役的漫长对峙与较量并导致了举世皆知的历史结局后，由中国的真理、良知、自
由代言人发出的末世天问。
先生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名历史代言人，但《风雨苍黄五十年》的文本
风格，贯注其中的二十世纪末一位沧桑老人特有的心境、意绪、感通和祈愿，“几若
无涯之可望，无辙迹之可寻”，已永远以天鹅绝唱的姿态，闪耀着绝世的辉光，融入
我们民族的灵魂。
1999 年深秋的一个早上，我打开电脑，突然看到慎公那篇震撼海内外的长文，如
受电击。事先没有听说他要写作此文，也从来没有看到我们中国有这样的文字，如霹
雳划破夜空。我内心煎迫，与妻子说：“从今天起恐怕会有事，你要有个思想准备。”
然后给北京的徐友渔打电话：“这么大的风险，不能让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独自承担，
要说我们一起说，大家来分担，不要使慎公远远地一个人冒在前面。”友渔毫不犹豫
答应，应该有个配合与支持。再给慎公打电话，他却断然拒绝：“不行，这事只能我
一个人说，你们有你们的事！”言语之坚决，容不得半点商量。此后事海内尽知，不
断有坏消息传来，他独自承受，没有半点退缩，见面时却从不言语一句。知识界以资
历以名望进政协进作协，如过江之鲫，披学者之华衮，享各界之谀词，却从来没有一
个老人如此决绝，视虚衔如粪土，什么部级、副部级，乾坤一掷，我只要这一点说真
话的权利！
——朱学勤：《危城别慎之》
1999 年秋，李慎之先生写下了令时人反复吟诵的伟大文章——《风雨仓黄五十
年》，严严正正、浩浩荡荡，而且满怀悲悯，要求其顺应民主潮流，启动政治改革。
中国大陆一直潜藏在水面以下的建设性的民间力量的威严，通过先生的笔力，得到了
有张有弛、强劲含蓄的表达。
——郭飞熊：《李慎之的大智慧》
媒体告诉我们，十几亿人都庆幸自己生逢盛世，到处是“欢乐的海洋”。就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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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的日子里，确切地说，在那样一个夜晚，李慎之先生写下了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文
字《风雨苍黄五十年》。最美好的创世，当然其人生也有着钧天大乐吧。但我知道，
最美丽的最哀伤，一些永生的歌只是呜咽。
匪夷所思。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居然在文字世界里直指人心而让我们目瞪口
呆。假如说慎之先生的言行以前是面对着人群，他以孤傲掩饰了他对于我们时代的看
法和意见，掩饰了他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感受，那么这一次他背转身去面对历史和自己
的内心，无望地诉说他来到这个世界漫长岁月所感受到的希望、欢乐和伤痛。这是真
正的大情怀，是中国传统的不忍之心，是置身于资本主义世界里的马克思敏感世界有
违人的良心而作出的反应……。我似乎明白了慎之先生何以忘情，孤傲，白眼于世。
横战，横战，……那里有着嵇康，阮籍，鲁迅……的身影。
这是请求，呼吁。“我呼吁”“我请求”，是如伟大的冰心先生那样纯良至善人性
的体现。
这是抗议，控诉。“我抗议”“我控诉”，如左拉所说，人民忍受了太多太长久的
苦难，人民有权利要求个人的幸福。
这是教训，呵斥。“你改悔罢”，如托尔斯泰所写。
这是审判。任何人世间的荣耀和威权，必须经过人心的审判。李慎之先生教训了
中国的精英，中国的统治阶层。因为本来官学、意识形态、利益集团是须受一个文明
共同体的实在之源来裁决的。其实在之源外化为学术共同体，当一个迈向新生的险恶
之旅的民族在现代化转型中迟迟不能建立起自己的知识共同体时，当其知识学术受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