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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中组部 2

1987年2⽉13⽇上午,我和陳偉蘭不
坐科研所新買的⼩⾞、騎著⾃⼰的破舊⾃
⾏⾞,頂著北京正⽉的呼嘯北⾵,來到事
先已約好的、67歲的司法部⾧兼政法⼤學
校⾧鄒瑜家。我們拿出廣東茶葉,偉蘭
說:“鄒叔叔,前兩天廣東朋友帶來您家
鄉的⼟特產,您嘗嘗!”幾番交談,我們誠
懇謙遜的態度,讓⽼⼈家不好硬推婉拒。
鄒校⾧最後表⽰:“我再做系裡⼯作,先
放⼀⼈吧,要哪位?”我們答覆:“資深穩
重的符國棟。”鄒部⾧兼校⾧爽快地答應
了。離開鄒瑜家,中午我和偉蘭在路邊⼩
飯館吃了極簡單的便餐。1986年底,偉蘭
幫我跑研究所的“⼈財物”時,有關“局
辦”經常留我們“便餐”,偉蘭告誡我:“說
是‘便餐’,不定怎麼豪華呢?即使簡單,
傳出去,說咱們求⼈家,還⼤吃⼆喝,講
不清!”於是我們經常吃路邊攤,陳⼤公
主沒的說,真可以!
那天下午我們又到中國科學院⼼理研
究所所⾧徐聯倉家拜訪請教。徐所⾧強
調“管理的三重性,即階段性、科學性和
民族性”,我沒聽清,問:“什麼階級
性?”徐詳細解釋“三性”,對我挺有啟
發。我們聘請徐教授為我所“特邀顧問”,
他在此後的研究⼯作中,對我們幫助極
⼤。次⽇偉蘭與我商議:“我們還應該去
政法⼤學,找具體負責學校⼯作的校領導
談談。這樣有利於鄒校⾧與在校領導的團
結,也有利於北京所與政法⼤學的⾧期合
作。”我佩服偉蘭著眼⼤局、考慮⾧遠,
進⼀步建議:“我約上青幹局領導,顯得
更重視政法⼤學的‘現管’們。”
17⽇,青幹局任⼩彬副局⾧“帶領”偉
蘭和我,到政法⼤學拜會楊克和⽢績華副
校⾧。任局說:“北京所是為中組部⼯
作,是為全國幹部改⾰作研究的。”楊和
⽢說:“鄒部⾧和我們談了,今天你們倆
又搬來中組部領導,我們會盡快給符國棟
辦⼿續;劉蘇⾥也少安排社會⼯作,課餘
可去所裡。”符很快到研究所,成為“⾸席
研究員”;在此後的研究中,作出⾮凡的
成績。劉蘇⾥作為我所“⾸席客座研究
員”,也為我們的研究貢獻了他特殊傑出
的學識。隨後“科研所”把符太太從⽢肅調
進北京,解決了⼾⼜和住房。這⼀切都源
於北京市對我的信任和⽀持。期間,我們
還幾次商調北⼤國政系青年教師王福春碩
⼠,但是北⼤⼀直不放;此後,王經常與
我們合作;在⼗三⼤的“幹部制度改⾰⽅
案”中,也有他的貢獻。
感謝陳偉蘭!在研究所的初創時期,
偉蘭經常與我在⼀起。儘管我們認識20年
了,在青⼲系統彼此配合四年了;但是最
近兩個⽉,我對她的了解勝過了以往。熟
悉陳⽒五兄妹的⼈,都認為陳元和偉蘭最
得乃⽗真傳,政治敏銳和思想深度在幹部
⼦弟中屬佼佼者。但⼆⼈性格差異極⼤。
陳元內向、外冷內熱,不苟⾔笑、經常沉
思,酷似其⽗,不熟悉者,以為他架⼦
⼤;偉蘭外向、熱情洋溢,感情豐富、善
於表達,極像其母。
魯迅的《⼀件⼩事》讓魯迅反思,偉
蘭的“⼀件⼩事”令我深思。某⽇辦事後,
我回到北京市委與偉蘭共享的辦公室,推
⾨不開,裡⾯隱約有哭啼聲。我到隔壁青
幹處副處⾧屋,他們說:“剛才處裡劉某
的同學從縣裡來看劉,⼤家聊起形勢。這
位‘鄉巴佬’褒貶了陳雲,偉蘭⿊著臉出去
了,我們都⽐她年輕,誰也不敢去勸
她。”我⽤鑰匙打開偉蘭的⾨,對她
說:“委屈了,就痛快地哭吧!”偉蘭像被
欺負的⼩妹,⾒到撐腰的⼤哥,真的⼤聲
痛哭起來,邊哭邊⼤聲地說:“我招誰惹
誰啦?還好⼼給他沏我爸的好茶呢,他竟
當⾯說我爸的壞話。我爸容易嗎?”20年
來,還真沒⾒過她如此失態。我安慰
她:“設⾝處地為你想,⽗母挨罵是誰也
受不了!我可能⽐你反應還強烈。”偉
蘭:“就是嘛!”她逐漸平靜下來。我可以
講理了:“領袖有特權,就要被⼈議論,
更難聽的還有呢。當⾯聽到了,感情上受
不了,理智上正常事。俗話說‘誰⼈背後
無⼈說,哪個⼈前不說⼈’。再說,咱們
不也常議論⽼鄧(⼩平)嗎?”偉蘭擦乾
眼淚,拉著我,“⾛,給處裡⼈布置⼯作
去!”她還真講理,拿得起、放得下!
6-3        在中組部打響第⼀炮
1987年1⽉,我⾸次以“北京所”的⾝
份,參加中組部在⼭東濟南召開的幹部⼯
作新⽅法協調會,中組部副秘書⾧劉澤彭
和青幹局⾧李志民主持會議,⼭東省委副
書記姜春雲、常委賀國強和張全景(三位
後來都進⼊黨中央)與會。各省參會的加
上⼭東各地市,共計約百餘⼈。我雖然離
開了中組部,但是他們從未把我當外⼈,
照樣狠⽤。年前,在我緊張地籌建“北京
所”時,還經常到中組部去參與“協調
會”的籌劃準備活動。會議進⾏中,我在
會下參加領導⼩組的組織協調⼯作,在會
上介紹北京所的業務、⼤打廣告。我們撰
寫的《加強幹部⼯作的理論研究、為發展
組織⼈事科學⽽努⼒》的萬字⾧⽂,作為
此會的唯⼀⽂件,印發與會者學習。會
後,此⽂在全國組織系統引起重⼤反響,
許多省委組織部的《組⼯通訊》轉載。與
會的各省青幹處的⼈⼤都很熟悉,⾮常⾼
興組織系統有了⾃⼰的科研機構。他們
說:“你幹這個科研所,⼈盡其才、眾望
所歸。⽐到外系統當個爛局⾧,有意義多
了!”⼤會根據各省意⾒,決定成⽴由中
組部領導的、北京所負責的全國組織⼈事
科研信息網,要我們定期出版內部刊物
《網訊》。中組部還從由國家科委申請的
40萬元課題費中,象徵性地撥5萬給北京
所。我不客氣:“還不夠塞⽛縫的!”劉澤
彭:“給你點精神⿎勵,塞你的臭嘴。”當
即向北京所贈詩:“萬花開處松千尺,眾
⿃鳴時鶴⼀聲。”引為⼤會的佳談。
⼀周前離京時,關於胡耀邦的不利訊
息紛沓⽽⾄;現在⼭東開會和旅遊
時,“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我不斷向⼭
東省委的知⼼朋友打探京城傳來的⼩道消
息,與各地“青幹哥們”議論紛紛、憂⼼忡
忡。15⽇上午離魯、下午抵京,不回家直
奔北京市委“上班”。在與陳偉蘭共享的辦
公室裡,我得知預料之中、⽽又最怕証實
的消息。1980年黨的最⾼領袖更迭後,果
真像⽑澤東期望的那樣:“七⼋年再來⼀
次!”
1980年和1987年1⽉,作者兩
次登泰⼭攀險境玩命。
6-4        胡耀邦被迫辭職
全國⼈民都不會忘記的1987年1⽉16
⽇,經過半個多⽉跨年度的、“廟堂”的暗
箱運作、“江湖”的竊竊私議,底牌終於亮
開了!上午,黨的機器⾼效精密運轉——
不經過任何傳統的和現代的新聞媒體,假
裝不讓外國⼈知道,⾃中央最⾼層、經過
省市縣鄉各層(機關則是:部局處科),
⼜⽿相傳⾄平頭百姓,全國“各級”⼈民都
先後被傳達:“今晚七時重要新聞,必須
組織收聽收看,看後討論明⽇匯報。”
下午,北京市委的⼤會議室裡,李錫
銘書記向市委機關處級以上領導幹部,傳
達政治局擴⼤會議精神:總書記胡耀邦引
咎辭職、趙紫陽總理代理總書記,當然還
有耀邦的幾⼤罪狀。最後李書記代表北京
市委,要求在座的市、局、處三級幹部,
在此關鍵時刻,務必在政治上與黨中央保
持⼀致。⼤會結束後,組織部的三⼗幾個
部⾧和處⾧⼩會討論。李其炎部⾧主持,
他說“我上午在市委常委會上已表態,現
在再次表⽰堅決擁護中央決定。”隨後依
職位⾼低順序發⾔,基本就是同⼀句話,
播放錄⾳似的:“擁護中央決定”。李最後
說:“沒有不同意⾒,散會!”整個討論不
到⼗分鐘。我當時就聯想起七年前,在煤
炭部討論胡耀邦取代華國鋒時,⼤家暢所
欲⾔,多數⼈真⼼擁護、“擁胡”;少數⼈
如⼭西籍同事李某,執著地傾⼼華國鋒,
我譏諷他:“你真像李⼤釗之⼦、央⾏⾏
⾧李葆(保)華呀!”李同事學著我的東
北⾳,反唇相譏:“沒有華主席抓‘四⼈
幫’,你和你⽼爹還不知在哪嘎達憋屈著
呢?”⼀句話噎得伶⽛俐⿒的我啞⼜無
⾔,眾局⾧處⾧哄堂⼤笑。可⾒當時的政
治空氣的寬鬆,今⾮昔⽐啦!
當晚七時的新聞聯播,播⾳員⼀改往
⽇的西服為中⼭裝。⼤家都知道胡耀邦提
倡並⾝體⼒⾏穿西服,因此議論紛紛,有
好事者投書報社質詢。數⽇後,報紙不能
⾃圓其說地“此地無銀”忽悠⼀番。恰巧那
天我去中組部,崔武年記錄了我們的對話
——“我拿報紙,問閻淮:作何理解?閻
淮⼀笑,置之⼀邊,說:怎麼理解都可
以,但從理論上講,你要跟黨報上的解
釋‘保持⼀致’。”(《我的83個⽉》,319
⾴)這說明當時我們對中央不滿,但作為
⾼級黨務部⾨的黨員,又被要求與中央保
持⼀致,只能無奈地調侃“保持⼀致”了。
第⼆節 薄⼀波王震召集七⾼幹⼦弟
座談會
6-5        ⼤年初⼆的中南海座談會
1987年1⽉30⽇(春節初⼆),陳元
和陳偉蘭約請我去他們家共進午餐,並說
下午有幾個好朋友聚⼀下。午飯時與陳家
兄弟姐妹及其愛⼈孩⼦,⼗幾個⼈有說有
笑、邊吃邊聊。他們說:“⽂⾰時,你和
元兒⼀起反⾰命,現在又和偉蘭⼀起幹⾰
命;你和陳家有緣啊,來,乾⼀杯!”陳
元擋駕:“下午我們還有個⼩會,就和孩
⼦們⼀個檔次,喝飲料吧!”
飯後我和偉蘭到陳元房間。陳元遞給
我⼀個名單,說:“薄⼀波和王震(鄧⼩
平任主任的中顧委的⼆位副主任)讓我找
幾個⼈,今天下午座談⼀下,了解我們年
輕⼈對當前形勢的看法和建議。你挺有想
法的,⼀塊去談談。還有這幾個,你都熟
悉。”我看名單是呈報兩位⽼⼈的,上⾯
有:陳元、劉澤彭、秦曉、薄熙成、王岐
⼭、張延忠和我共七⼈,姓名後⾯有年齡
和職務。(除宋克荒在廣東,我們在京
的“布爾什維克四⼈幫”陳劉閻都⿑了;秦
曉是宋任窮秘書,也是陳元系的;我和陳
偉蘭在北京旅遊局搞幹部制度改⾰試點,
與薄熙成局⾧爛熟;王岐⼭在莫⼲⼭會議
後,我們接觸頻繁;中共元⽼張⿍丞⾧⼥
張延忠,是我清華朋友張泰⼭之姐,認識
20年了。)我問偉蘭:“怎麼沒你?”偉
蘭:“陳家不能出兩個,你算代表我。”我
趕緊說:“咱倆看法不盡相同,我可代表
不了你,你哥能代表你。”兩點半,劉澤
彭來了,聊了幾句後,陳元、澤彭和我,
向北⾛到中海附近的中顧委常委的⼩會議
室。其他四⼈也先後到⿑了,我們留出正
⾯的沙發,散坐在周圍三⾯的沙發上;茶
⼏上⽔果、零⾷、茶⽔和⽑⼱,當然⿑
備。
約三時,薄、王⼆⽼在秘書陪同下來
到了。薄⼀波主持座談會:“最近我們更
換了總書記,制⽌了繼續向⾃由化下滑的
危險,其中王⽼(薄指指王震)起了很⼤
作⽤。我們想了解你們有什麼想法,⼩平
也讓我們找孩⼦們聊聊。王⽼你說
說。”王震顫顫悠悠地說;“這主要是⼀波
的功勞,當然還是⼩平掌的舵。今天來,
就是要聽你們說。”我們幾個互相推讓,
最後照例還是陳元先說,陳當然講了與黨
中央⾼度⼀致的看法。陳元對耀邦不穩重
的作⾵、⼲預經濟改⾰的做法歷來不滿,
主要源於1983年的⼀段公案。
6-6        陳元對耀邦不滿
1983年1⽉,胡耀邦在全國職⼯思想
⼯作會議上發表了《四化建設和改⾰問
題》的⾧篇報告,提出:“⼀切戰線,⼀
切地區,⼀切部⾨,⼀切單位都有改⾰的
任務。要把農村改⾰的經驗借鑒到城市改
⾰中,以承包為重點的企業經營責任制。
改⾰必須觸動中央各經濟部⾨和省市,各
級領導都要進⾏領導⽅法的改⾰。”
2⽉16⽇,胡喬⽊反對發表和下發胡
的講話,對《⼈民⽇報》負責⼈說:“耀
邦的講話,與⼗⼆⼤精神不相符。把承包
推廣到⼀切部⾨,就是很⼤的問題。”
2⽉18⽇,政治局和書記處開聯席
會,陳雲批評耀邦的“⼀切戰線、⼀切地
區、⼀切部⾨、⼀切單位都有改⾰的任
務”,說耀邦不懂經濟。胡喬⽊建議召開
中央會議解決胡耀邦的問題,他對耀邦
說:“這⼀次你就是下去了,也不要消
極。”鄧⼩平沒有講什麼,只是說:“到此
為⽌,胡趙格局不能變。”
1983年春節前後,陳元幾次與我聊天
時,都批評耀邦的講話。與重視合法程
序、謹慎穩重的⽗親陳雲⼀樣。陳元此前
告訴過我:陳雲對抓捕“四⼈幫”,講“下
不為例”,並堅持要公審,說這樣才能合
法關押。陳元認為:“⼗⼆⼤閉幕剛四個
⽉,未經任何黨的會議,耀邦作出突破⼗
⼆⼤精神的城市改⾰的決定。並且當時負
責經濟的趙紫陽總理出國訪問,胡不與趙
商量就草率講話。”陳元還抱怨:“耀邦
的‘承包進城’和‘⼀包就靈’,使我們基層
搞經濟的⾮常被動;農村承包效果⾮常顯
著,城市承包條件還不成熟。如我們的西
單商場能承包給誰?”中組部傳達胡耀邦
的“⼋三年是全⾯改⾰之年”時,令激進的
我激動。在政治和社會問題上,我與陳元
有的⼀拼;但經濟是我的短板,在經濟碩
⼠又有⼀年基層實際⼯作經驗的他⾯前,
我只有恭聽的份,並認為有些道理。
說回到薄⼀波王震的座談會。陳元發
⾔後,“孩⼦們”你⼀⾔我⼀語、七嘴⼋⾆
隨便聊。我琢磨:“在這屋裡,我家庭背
景最弱、職位較低,開始時只聽別說;但
是陳元不會⽩讓我來聽會的,要暗打腹
稿。”果然,陳元沒放過我,指著我:“閻
淮你說說!”眾⼈都知道我與正統陳家的
20年淵源以及和異端李銳的密切關係,也
都讓我講。
我先“穿靴戴帽”講了幾句冠冕堂皇的
套話。然後話鋒⼀轉:“我到了北京市發
現⼀些問題。(我在耍滑頭,在中央⼤員
前褒貶北京⾵險⼩。)批胡耀邦、反⾃由
化,千萬別搞成運動。北京當年批判鄧⼩
平的右傾翻案多⼤陣勢;1983年清除精神
污染,不許披肩髮和⾼跟鞋進市委⼤樓,
天怒⼈怨;現在又有苗頭,基層搞運動輕
⾞熟路、得⼼應⼿。另外也別擴⼤化,北
京的共青團派幹部有點灰溜溜;整過頭
了,將來再糾偏,太被動。”在北京市不
受李錫銘書記和陳希同市⾧重視的陳元和
薄熙成,也附和我,批評北京市領導。
6-7        議論中組部⾧等⼈的去留
在⼀般性議論後,薄⼀波把話題轉到
中央關鍵崗位上的具體⼈事⽅⾯,主要由
薄⽼表⽰不滿,王⽼偶爾插話表⽰同意和
補充事例。若被⼆⽼批評的某⼈某事,撞
到與會某年輕⼈的槍⼜上,這“孩⼦”就錦
上添花⼀番。薄⼀波⾸先拿王兆國開
⼑:“中央辦公廳主任坐直升⾶機上來
的,沒有地⽅黨政⼯作經歷,怎麼能當好
全黨的⼤管家?應該下放到地⽅鍛煉鍛
煉!”劉澤彭跟話:“當年耀邦推薦王兆國
當中組部⾧,被陳雲和宋任窮攔下
了。”我已聽說王在“幫助耀邦”的⽣活會
上揭發胡之事,對王⼼懷不滿。也跟著敲
鑼邊:“胡提倡穿西服,王說不穿西服不
許進團中央⼤樓;‘清污’時又嫌⼥⼠的西
服裙太短。他忽左忽右,政治上不成熟穩
重。”會後,王從黨和國家領導⼈之列的
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辦主任位置,調到福
建省任⼆把⼿、省⾧。
薄⼀波接著狠批朱厚澤:“中央宣傳
部⾧,什麼‘寬鬆、寬厚、寬容’?完全是
資產階級⾃由化的‘三寬’,朱就是⾃由化
的急先鋒!⼀定要拿下來,意識形態宣傳
領域務必掌握在真正的⾺克思主義者⼿
裡!”王震:“我1953年進北京,半年還沒
認清各機關的⾨、沒搞清各部⾨的⼈;朱
厚澤來中央三天,就敢到處指⼿畫腳、指
責批評,就仗著耀邦撐腰,⽴刻把他撤
掉!”沒過兩天,朱就變成農村發展中⼼
副主任。
最後議論最重要的中組部⾧,⽤了較
⾧的時間。薄⼀波:“中組部⾧尉健⾏沒
什麼問題、也沒什麼本事,這麼重要的位
置還⾏嗎?你們怎麼看?”我們七⼈中,
四⼈與中組部關係密切。陳元⽗親⼀
直“關⼼”中組部,劉澤彭和秦曉,是忠厚
穩重的⽼中組部⾧、宋任窮的前後兩任秘
書。他們表態容易被誤解是⾸⾧的看法,
所以都說:“閻淮在尉健⾏領導下⼯作很
⾧時間,對中組部中下層幹部的意⾒很了
解。”我只好勉為其難:“尉部⾧⼯作勤
奮,忠實執⾏中央指⽰。歷任部⾧中資歷
最淺,沒有深厚的⼈事背景;所以沒有創
造性的突出政績,但是也不獨出⼼裁另搞
⼀套。負⾯評價是:尉健⾏,未⾒得⾏、
無為⽽治、無為⽽官。”其他⼈也都同意
我的看法。王震:“尉健⾏確實⽐較弱,
平調⼀下;換個強的,你們看誰合
適?”⼼直⼜快、毫無城府的張延忠張⼜
就來:“李東冶挺好!”這麼重⼤的議題,
除她之外誰敢先說,眾⼈無語。陳元不客
氣:“九九(張延忠⼩名,我們圈⼦中都
這麼叫她。)你就只認識你們原來的冶⾦
部⾧呀?”劉澤彭第⼀次正式鄭重發
⾔:“我給宋任窮部⾧當秘書時,接觸宋
平較多,他挺合適!”我看⾒陳元在微
笑,⼼想肯定是陳雲的意⾒,陳元會前向
劉交代過。薄⼀波直接問:“陳元,你看
呢?”陳元慢條斯理、娓娓道來:“宋平作
過周總理秘書,懂政治;當過省委書記,
有領導地⽅的經驗。現在是計委主任,懂
經濟;改⾰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懂經
濟的當中組部⾧挺好。他還是副總理級的
國務委員,任中組部⾧,表⽰現階段中央
更重視幹部⼯作;調⾛低⼀級的尉健⾏,
也順理成章。”陳元說得⾯⾯俱到、滴⽔
不漏,你不佩服他都不⾏!其他⼈也都附
和著說,宋平是最合適的⼈選。不久尉健
⾏調任監察部部⾧。宋平任中組部⾧,秋
天⼗三⼤進⼊政治局,兩年後為政治局常
委。
我在座談會上認為在冶⾦部⼯作的張
九九對其⽼⾸⾧情有獨鍾,後來得知劉澤
彭事前曾讓青幹局某處⾧向中央寫信推薦
宋平和李東冶。原來李東冶是陳雲為宋平
準備的“備胎”,孰料被九九當作“⾸發”,
差點壞了⼤事!
座談會結束天已⿊。我回陳元家取出
⾃⾏⾞,謝絕他們的晚飯,逕直回家。次
⽇,崔武年來家,我簡述了前⽇的座談
會。崔在《我的83個⽉》319⾴,記錄了
此事。
第三節 組織撰寫幹部制度改⾰思路
6-8        在薄熙成的旅遊局試點
1987年2⽉,北京組織所在東四六條
的⼩院裡,召開第⼀次全所⼤會。我宣讀
並講解了《1987年⼯作要點》,這是我外
跑鮑彤的中央政改辦、曹志的中組部研究
室和陳⼀諮的體改所“取經”,內部徵求我
所各位⾻幹的⾼⾒;精⼼起草的被陳偉蘭
評價為“綱領性和指導性⽂件”。當年科研
⼯作主要是兩個⽅⾯:其⼀理論研究、推
出“中國幹部制度改⾰的總體設想”,由符
國棟負責;其⼆改⾰試點、在北京旅遊局
推⾏幹部制度全⾯改⾰,由王申負責。王
申,1983年北京⼤學⼼理學系畢業後,進
⼊北京青幹處;他與中組部⾧期合作,是
把現代科學知識引⼊幹部⼯作第⼀⼈。陳
偉蘭⾼屋建瓴地談了:“幹部制度建設⽐
幹部⼈頭管理更重要,⽽科學的理論研究
則是制度建設的基礎,我們所是中國唯⼀
的幹部研究所,應該成為中央幹部問題決
策的智囊,中國幹部制度改⾰的急先
鋒。”北京所內外的知情⼈都說:“閻淮是
所⾧,偉蘭是政委。”
不管別⼈怎麼說,我們兩個正處級的
副所⾧,還要尊重⼤兩級的正局級的華漱
芳正所⾧。會前,我和偉蘭請在隔壁科技
局辦公的華局⾧參加⾸次全所⼤會,她
說:“你們⾃⼰開吧,我全⼒⽀持!”會
後,我們匯報,她說:“去向其炎部⾧談
吧,他分管你們所。”
是⽇下午,我和偉蘭到市委⼤樓,向
李部⾧匯報並提交⼀份《⼯作要點》。其
炎還是⼀貫的豪爽作⾵,把幾⾴紙的《要
點》瞟了⼀眼,往抽屜裡⼀放;粗聲⼤氣
地說:“甭詳細談了,這幾千字我也沒時
間看。你們倆的事,我都⽀持;年度計劃
算是匯報了,我也同意了,你們回去,放
⼿⼤膽幹吧!”寥寥幾句話、短短幾分
鐘,我們就被⼼情舒暢地打發了。
此外,我們所還要承擔中組部的“幹
部選拔、考核、培養⽅式和⽅法的民主化
和科學化的研究⼯作”。他們不敢公開
說“民主化和科學化”,只好稱“新⽅法”。
正如崔武年在《我的83個⽉》322⾴記
載:“87年2⽉,我和任⼩彬找閻淮和王申
等⼀起討論了好幾次,‘幹部⼯作新⽅法
研究’的指導和協調問題,很多事件就委
託閻淮那個‘北京組織所’代理了。”
北京市旅遊局⾧薄熙成,薄⼀波幼
⼦,年輕有為,是北京最年輕的36歲局
⾧,銳意改⾰,是我和偉蘭的好朋友。薄
想改⾰⽤⼈制度,我們想找個局級單位試
點,雙⽅不謀⽽合、⼀拍即合。副局⾧盧
兵,原外貿部副部⾧盧緒章之⼥,兼任華
都飯店總經理,她願拿華都“開⼑”(幹部
⼦⼥都想改⾰又不怕失敗)。於是我們就
有了⼀個⼤型處級企業“練⼿”。這個《經
濟系統領導幹部考試任⽤》的課題,作為
1987年中組部直接管理的課題,被中國社
科院列為“七五計劃”重點課題。從2⽉
起,我們在旅遊局與薄局、盧副局及局幹
部處⾧等,制定改⾰試點⽅案,到6⽉的
改⾰成果匯報會;四個⽉中,除在旅遊局
機關和華都飯店進⾏了⼤量的改⾰試點⼯
作外,我們還先後在民族、北京、京倫、
前⾨等幾個飯店,國旅、中旅、青旅三個
旅⾏社的北京分社,⾸都汽⾞公司等北京
旅遊局直屬企業,召開了11個座談會,發
放了300多份問卷,取得⼀萬多個資料。
對192名領導幹部,進⾏了23個⽅⾯的測
驗和考試。
6⽉我們在北京旅遊局召開改⾰試點
成果匯報會。與會⼈員是:中組部任⼩彬
副局⾧及幾位處⾧,北京組織部華漱芳副
部⾧帶幾位處⾧,旅遊局薄熙成、盧兵和
各處⾧,北京所陳偉蘭、王申、符國棟和
我。崔武年在《我的83個⽉》362⾴亦有
記載。隨後,我們對這類企業的⼈事管
理,提出⼀整套整頓改造⽅案,包括考試
錄取、成⾧培訓和考績晉升等內容。年底
提交中組部,在其1988年5⽉的昆明會議
上,通過鑒定,獲得好評。
6-9        《幹部⼈事制度改⾰思路》
1987年初新華社發出《北京組織所成
⽴》的通稿,⼈民⽇報和全國各地的報
紙,按規定都全⽂刊載之後,有⼀些讀者
來信議論:“組織⼈事不就是幹部⼯作
嗎,管好幹部不就得了,哪需要什麼科學
研究?”根據報社回饋的意⾒,由我主筆
起草了題為《加強幹部⼯作的理論研究,
為發展組織⼈事科學⽽努⼒!》的理論闡
述性萬⾔⾧篇⽂章,為幹部⼯作正名、為
組織⼈事科學研究造勢、為我所做廣告。
此⽂先後在中國科學院的《學術動態》
(第⼗期、87.3.6)和《理論信息報》
(87.3.23)等報刊發表。
2⽉開始,我們集中主要精⼒進⾏“幹
部制度改⾰”的研究。研究團隊有:我所
研究⾻幹符國棟和王申、客座研究員、政
法⼤學的劉蘇⾥和北京⼤學的王福春兩位
青年教師,這四位“⽼三屆”具備政治學、
社會學、⼼理學和法學的學術背景,又有
⼯廠農村的實踐經歷;再加上陳偉蘭和
我,兩個“年輕的⽼組織部”;可謂理論與
實踐相結合、⽼中青三結合(四⼗⾄六⼗
年代出⽣)的“六⼈⼩組”。我們收集了古
今中外各種公開出版和內部機密的⼈事制
度的資料,主要參考現代歐美資本主義和
蘇東社會主義的⼈事制度,特別查閱了中
共建黨以來各個歷史時期幹部制度的秘密
檔案。由幾位碩⼠分段撰寫,我們“六⼈
⼩組”集中討論⼗餘次,最後在4⽉中旬由
符國棟執筆整合完成初稿。
1987年8⽉,在中國浙江奉化
溪⼜鎮蔣介⽯故居,與青幹局
摯友合影,右:任⼩彬,中:
崔武年。只有他倆知道,六四
後我欲辭國。
4⽉21⽇,我和陳偉蘭應邀到中央政
治改⾰辦公室談幹部制度改⾰。我講了三
個多⼩時,偉蘭插話補充。由於“政改
辦”們缺乏幹部⼯作的實務,他們事前又
沒有研究我們的⽅案,故會談結果不甚理
想。當天的⽇記,我記載:“很多問題看
法有分歧”。
4⽉28⽇我把“初稿”送交中組部劉澤
彭和崔武年,請他們“修正”。我現在已無
這個初稿,好在崔武年在《我的83個⽉》
340~342⾴,有詳細記載——
“閻淮送來《中國幹部⼈事制度改⾰
思路》。對我來說,這是看到的第⼀份關
於幹部制度改⾰的整體構想。下⾯是我當
時摘錄的扼要部分(崔引⽤1500字之多,
我只錄標題;感興趣者,可查崔書。)
——
⼀、現⾏幹部制度特徵:1、黨掌握
全部⼈事決策權;2、國家幹部體系龐
雜,缺少分類;3、⼈事管理單⼀化、⾏
政化,缺少監督;4、缺少現代的、科學
的理念。
⼆、產⽣現⾏制度的原因:1、⾰命
戰爭;2、計劃經濟;3、蘇聯模式;4、
中國傳統⽂化和官本位;5、列寧的國家
學說。
三、改⾰的主要原則:1、改變重道
德性的⾃我約束、輕制度性的外在規範;
2、保証政府效率;3、社會精英發展多元
化;4、擴⼤民主與政治穩定;5、⼈民當
家做主;6、改善與加強黨的領導。
四、改⾰的⽬標模式——拋棄國家幹
部範疇,建⽴現代國家公務員制度。其主
要特徵是:1、科學分類為政務類和事務
類公務員,事務類實⾏職位分類;2、政
務類選舉產⽣、在任期內實⾏⼈⼤信任投
票和民意評價的廣義考核,事務類由社會
公開考試競爭進⼊、實⾏嚴格考績的常任
制;3、黨務幹部分別參照政務類和事務
類公務員管理:4、分類管理的公務員制
度,體現了民主與效率的統⼀、穩定與發
展的統⼀。
五、主要⼯作:1、對現有幹部分解
為黨、政、企、事、群五⼤系統,黨政系
統如前所述;2、企業⼈事管理應靈活性
和多樣性、以利於資產增值,事業以聘任
制為主;3、社會群眾團體要代表不同的
利益集團,正當地影響政府決策,負責⼈
應選舉產⽣,要消除⽬前嚴重的國家化現
象;4、對⼈事決策權進⾏科學分解和合
理配置:個⼈的擇業權應充分尊重,⽤⼈
單位的選⼈權應合理界定,⼈事部⾨的管
理權應有效保証和監督。”
崔緊接著說:“這個改⾰思路對我影
響很⼤,我的接受,有個漸進的過程。開
始覺得它離現實⾮常遙遠,後來又覺得是
貼近實際、基本可⾏。後來,我也參加了
修改,最後形成了報到中央、為《⼗三⼤
政治報告》所吸納的《關於我國幹部⼈事
制度改⾰的設想》。”
崔武年這位改⾰的激進派,初始都認
為我們的思路⾮常脫離中國現實,可⾒這
個改⾰⽅案的⼤膽激進。
1987年5⾄7⽉,北京所“六⼈⼩組”對
《改⾰思路》進⾏了多次討論,仔細推
敲、字斟句酌、反覆修改,最後完成題為
《關於我國幹部⼈事制度改⾰的設想》約
六千字的定稿。後期的討論吸收劉澤彭和
崔武年⼆⼈參加,他們在此⽅案上報中央
的“可通過性”、下發地⽅的“可操作性”⽅
⾯,貢獻了許多有益的意⾒。⽂件最後的
說明是:參加本⽂寫作和討論的有上述⼋
⼈。
6-10        抨擊時弊⿎吹改⾰
中央書記處5⽉決定:中組部新領導
是:部⾧宋平、副部⾧呂楓、孟連昆、劉
澤彭,原部⾧尉健⾏調任監察部⾧,原副
部⾧何勇調任監察部副部⾧、曹志調任書
記處研究室副主任。
6⽉中組部幹部教育局召開“東北和華
北幹部教育會議”。我在中組部時,與幹
教局聯繫不多;到北京所後名聲外揚。我
應邀與會作了《發展幹部培訓刻不容緩》
的重點報告。明確提出:“培訓不同於教
育,教育是增⾧知識、看幾本書就對付
了,培訓是提⾼能⼒、需要專⾨技巧;通
過培訓可以學會管理、增強領導⽔平。在
幹部管理上,培訓是薄弱環節,亟待改⾰
與完善;你們幹部教育局應該更名為幹部
培訓局,把⼯作重⼼由教育轉移到培
訓。”同時,我還提出⼀系列的改⾰建議
和實施⽅案。會後,北京組織所又在我講
稿的基礎上,進⾏了系統研究,於年底發
表論⽂《發展我國幹部培訓刻不容緩》
(北京所《科研動態》第七期,
87.12)。此⽂被中組部列為幹部教育培
訓⼯作的必讀⽂件。中央政改研究室在其
《政改動態》1988年第⼀期轉刊此⽂,供
政治局參閱。
8⽉,中組部在浙江省椒江市進⾏縣
級黨政領導“民主測評”考核試點。“考核
試點⼯作組”由中組部的三個局和北京、
上海、浙江等⼗省市組織部的幾⼗位幹部
組成,我代表北京市。⾸先由椒江市委常
委和正副市⾧在⼤會“述職”;其次由市委
全體委員、市⼈⼤常委、各部委辦局和各
鄉鎮主要領導,共計178⼈分組評議;最
後178位評議⼈分別匿名填寫我們設計
的“評議表”。評議項⽬是把“德能勤績”四
⼤項,分解成幾⼗⼩項,每⼩項分為“優
良中差”四個等級。地委組織部把“評議
表”數量化統計後,向市委和市政府回
饋“考核結果”。中組部“試點⼯作組”在所
有程序完成後,向與會的⼆百多⼈,發放
了現場問卷調查表,其中包括這次考核的
合法性、可⾏性、有效性等20多個項⽬。
1988年以後,中組部總結椒江經驗,在全
國對縣處級幹部、部分省市和中央部委對
地局級幹部,實⾏年度“測評”考核;在幹
部管理的民主化和科學化⽅⾯,在現有體
制下取得質的進步。
1987年8⽉,浙江會後遊紹
興,組織部同事唯我敢化⾝孔
⼄⼰。
中組部和我,彼此雙⽅在“幹活”上,
從沒當外⼈;尤其在制度改⾰⽅⾯,例如
此會、更是如此!會前籌備、會中指導和
⼤會總結,都不讓我清閑偷懶;在閉幕式
上,我又作了⾧篇發⾔,簡要介紹了“北
京所”的研究成果“幹部制度改⾰思路”,
⼤篇幅地抨擊現⾏幹部制度的弊病。感謝
崔武年又在《我的83個⽉》的377⾴,有
600字記載,扼要如下——
“閻淮說:北京所正進⾏幹部制度改
⾰的思路和框架的研究。我們的研究是從
對現⾏管理體制的分析⼊⼿,它具備三個
負⾯缺陷:第⼀、管理主體,理論的⾼度
集中,⽽實際是⾼度混亂;第⼆、管理客
體,幹部概念的⾮常混沌,⽽實際是⾼度
官本位;第三、管理機制,體制的極端僵
死,⽽實施時是普遍的隨意性。所以,改
⾰的必要性是⾮常明顯和急迫的。對現在
正在舉⾏的⼀些改⾰措施,我的認識是:
⼀、德才測評,理論上不科學,但在實際
⼯作上極具啟蒙意義,要進⼀步科學化;
⼆、民主評議、設計思想上沒有突破,但
對幹部⼯作的民主化進程,卻有意義;
三、民意調查、從社會學⾓度為幹部⼯作
的單⼀⽅法提供補充,但因為缺少法理的
規定,局限性很⼤;四、領導素質的提法
有虛假性,任何⼈經過培訓和鍛煉,都可
成為領導,所以說什麼素質是領導素質、
什麼不是,缺乏科學依據。”
⾶回北京時,陳偉蘭乘所裡⼩⾞來接
機。回城路上,偉蘭遞我⽕⾞票,
說:“市委組織部讓你去北戴河療養休假
⼗天,明天早晨的⽕⾞。”我不好意
思:“剛到北京,還沒幹出什麼;指標讓
給所裡的⽼北京們吧,我也假裝⽴個牌
坊!”偉蘭:“是處⾧的指標,不能便宜其
它處⾧!再說,我也跟家裡去北戴河,咱
們在那還可以好好聊聊。”下午我回所
裡,處理離開⼀周積壓的公務。次⽇赴北
戴河,期間看望了中組部療養的朋友們,
更多是與陳偉蘭互訪、討論研究所⼯作和
暢聊胡侃。
⽢肅省委⼋⽉下旬召開⽢肅幹部理論
研究會⾸屆年會,以及⽢肅、江蘇等⼋省
幹部研究協調會,兩個會議重點都是討論
改⾰議題,⽉中電話邀請我去作專題報
告。我在北戴河得知後,請所裡回復⽢
肅,我近⽇太忙,可否另派研究員赴會。
我回所上班時,辦公室主任說⽢肅還是希
望我與會指導。我即電話⽢肅組織部,對
⽅把電話轉給陸浩。1985年我去⽢肅考察
第三梯隊時,與省委副書記、清華⽼領導
劉冰,故⼈劫後再⾒,格外親切;與其秘
書陸浩,基本同齡、政⾒相似,⼀⾒如
故。現為省委組織部副部⾧的陸浩,熱情
洋溢:“聽說你們搞的改⾰思路很有深
意,我們的兩個會議都與你們有關。沿海
的浙江你能去,閉塞的⽢肅就不願來了。
上次在張掖,你還說⽢肅是第⼆故鄉
呢!”我還能推辭嗎?
8⽉下旬⾶抵蘭州,我在兩個會議合
開的⼤會上,宣講我們定稿的《改⾰設
想》,並回答有關和無關的各種問題。會
後的反應是:“三個真”——“你們真膽
⼤、真敢想呀、真能這麼改就好了!”隨
後我在幹部理論研究年會宣讀《加強幹部
⼯作理論研究,為發展組織⼈事科學⽽努
⼒!》的論⽂,這符合“研究會”的宗旨,
是正⾯的“正能量”。次⽇是年會的⾃由發
⾔,陸浩會前對我說:“聽說你在浙江講
現⾏制度的弊端很尖銳,⼤會留⼀⼩時,
你放開侃!”我就在會上⼤放厥詞了:把
幹部管理機構的極端混亂,幹部隊伍的⾮
常混沌和⾼度官本位,管理體制的異常僵
死和執⾏的隨機任意性;三個⽅⾯的弊端
淋漓盡致地揭露抨擊。最後我說:“斯⼤
林講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製成的,⽽中組
部的黨員就更加特殊了。中組部的會計和
出納若合⼆為⼀,既節約了⼯資開⽀,又
提⾼了我們報銷差旅費的效率。但是財務
制度不容許,它的深層精髓是——每個⼈
都可能變為賊,不管你是什麼員!不要信
主席說的‘六億神州盡舜堯’,要建⽴制
度。⾹港警察不許在⾃⼰轄區買東西的制
度,既避免了商家⾏賄、又防⽌警察受
賄。”我放開地胡侃神聊,引來不斷的笑
聲和掌聲。20多年後,⽢肅朋友⾒⾯,還
笑談那次“反動宣傳”。會後去了⽢南藏族
⾃治州和劉家峽⽔庫參觀遊覽。
第四節 趙紫陽批⽰“設想”納⼊⼗三
⼤報告
6-11        紫陽批⽰、鮑彤座談
幹部制度改⾰的研究報告,七⽉底定
稿,⼋⽉初在北京所《科研動態》的創刊
號上正式刊出。
因為研究報告被總書記趙紫陽批⽰,
所以我詳細介紹⼀下該刊物。其⾸⾴⾃上
⽽下,有這樣的⽂字內容——
內部刊物 科研動態 第1期
北京組織⼈事科學研究所編        1987年8⽉6

關於我國幹部⼈事制度改⾰的設想
(討論稿)
北京組織⼈事科學研究所 幹部⼈事制度
改⾰研究組
後⾯是六千字的研究報告。五個部分
的題⽬是:
⼀、實現科學的分類,是⼈事制度改
⾰的主要任務
⼆、⼈事制度改⾰的重點,是建⽴國
家公務員制度
三、其他各類組織⼈事制度改⾰的構

四、實施步驟
五、若⼲理論性和政策性問題
刊物發送中共中央有關單位和各省市
委組織部。
8⽉下旬,我和陳偉蘭從北戴河回京
後,我們的⼼⾎《設想》送出半個⽉,上
層沒有任何反應,我有點著急。偉蘭
說:“你安⼼去⽢肅開會,我去找找中組
部⾧宋平。”
9⽉初,我從蘭州回京,形勢急轉直
上。我看到在北京所的《科研動態》⾸⾴
有兩段批⽰的複印件。
中組部⾧宋平,在⾸⾴最上⽅的空⽩
處批⽰:“紫陽同志:這個設想的思路我
看是對的,⼤體同⼗三⼤報告(草稿)的
精神相符。如你能抽空看看,給些指⽰,
將是對此項研究⼯作的有⼒⽀持。宋平
1/9”
在⾸⾴的右下⾓,有“中辦秘書局
1987年9⽉2⽇”的收⽂印章。
趙紫陽對我們研究
所“改⾰設想”的批
⽰。
1987年9⽉,鮑彤寫
短信將趙紫陽的批⽰
送給宋平。
總書記趙紫陽,在宋平批⽰的“紫
陽”⼆字處劃⼀個圈,⼀條直線劃向⾸⾴
中間偏左處批⽰:“鮑彤同志閱。請考慮
吸收其中⼀些好的意⾒。把政務官列⼊公
務員範圍,似有道理。並告宋平同志。九
⽉三⽇”
趙紫陽秘書鮑彤,在有趙紫陽批⽰的
《科研動態》刊物前,附了⼀張印有“中
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的便箋,上寫:“宋
平同志:送上紫陽同志在您送來的材料上
的批⽰的複印件。我們正在組織幾個同志
對這個材料作進⼀步研究。敬禮!鮑彤
8/9”
總書記批⽰了!各有關的黨務機器迅
速運轉。
1987年9⽉15⽇,中共中央政治體制
改⾰辦公室正式約請北京所的陳偉蘭、符
國棟、王申和我,中組部劉澤彭和崔武
年,討論我們的《改⾰設想》,鮑彤讓我
先去聊聊。下午⼆時,⼀⾒到鮑彤,我就
交給他⼀張⼋開的《現有國家幹部隊伍分
類管理圖表》,因為太⼤、又太專業化,
故沒有附在《科研動態》刊物的《設想》
⽂章後⾯。圖表縱向把現有國家幹部分為
政務類公務員、事務類公務員、黨務、企
業、事業、社團,六⼤類共15⼩類;橫向
分別是:分類⽅式、適⽤法律、產⽣⽅
式、任職期限、考核⽅式、管理機構、責
任性質、價值取向、⼈員類型,⼀共是九
個項⽬。《圖表》的15乘9、⼀共135項內
容,把我們理想的⼈事管理模式,形象地
描述得⼀⽬瞭然、清清楚楚。鮑彤邊看邊
點頭,連連稱讚;看完後說:“你們把龐
雜混亂的幹部隊伍,梳理得脈絡清晰,像
⼤禹治⽔⼀樣條理清楚。我們搞了⼀年也
沒搞出這樣⼀張表。照這樣改⾰和管理,
我國的⼈事⼯作很快就會⾛上正軌
了。”鮑對秘書說:“太好了,快去複印⼀
百份,咱們‘政改辦’⼈⼿⼀份,再給中央
和有關單位送點。”
在會前和會後的聊天中,鮑彤談了紫
陽和他對時局和體制的⼀系列既真實、又
深刻的看法,趙、鮑⼆⼈這些觀點近年已
先後在海外出版的書刊上分別發表,我不
再重複,只舉⼀例。鮑彤說紫陽對“黨的
領導”是這樣設想的:黨中央通過在全國
⼈⼤過半數的黨員代表制定的法律,領導
全國事務;地⽅黨委只有“保証和監督”的
職責;企事業黨委就是“服務性⾏業”,黨
委書記⼀周從事黨務⼀天,其它五天幹你
本⾏;你是⼯程師幹管理,是⼯⼈到⾞間
幹活去。黨務⼈員⼯資和黨務活動經費,
由黨員所交黨費負擔。我當時總的印象
是;趙和鮑的思想真超前、真激進呀!和
我這個“憤青”太合拍啦!我喜憂參半:
喜:在他們領導下的中共和中國有希望
了!憂:幕後掌權的鄧⼩平和陳雲、前台
掌⼑的薄⼀波和王震,能容忍他們進⼀步
的“表現和暴露”嗎?
三點鐘,座談會正式開始。我先介紹
了我們的指導思想和《設想》的精髓,以
及上不了台⾯的“反動”意圖——既然在黨
中央軍委外成⽴了國家軍委,儘管是同⼀
套⼈⾺,“黨軍”名義上變成“國軍”了。公
務員制度就應該使黨的幹部變為國家的幹
部,在⼈事管理上釜底抽薪、讓黨少管官
員,真正做到全⾯的、徹底的“黨政分
開”,政務類官員的選舉使其具有民意基
礎。接著,符國棟談了《設想》的學理依
據和技術性問題。由於近幾個⽉經常
和“政改辦”的朋友們議論時局和幹部改
⾰,思想已經⽐較接近;⽽中組部的劉澤
彭和崔武年參加了撰寫;因此隨後的討論
中,⼤家對《設想》基本是肯定的意⾒;
更多的是對現實幹部管理的制度和實務的
抨擊和譏笑。
鮑彤最後總結:“既然宋平慎重全⼒
地推薦你們的《設想》,紫陽就認真仔細
地看了,他也覺得不錯,可以寫進⼗三⼤
報告。你們在中國引進政務類公務員是創
舉,過去沒⼈提出過,也不敢寫進黨的⽂
件,這為真正的民主選舉闖開道路。紫陽
只有⼀點意⾒:‘事務類公務員’不好聽,
有我們常說的事務主義的嫌疑,是個貶義
詞,給⼈以官僚主義和⽬光短淺的印象。
改成業務類⾏不⾏?機關幹部就是從事具
體業務⼯作的嘛!業務類是中性的,黨內
容易接受。你們北京所回去把《設想》壓
縮到⼀兩千字,作為⼗三⼤報告政治改⾰
的第四部分、幹部⼈事改⾰⽅⾯的草
稿。”
6-12         我們的《設想》被納⼊⼗三⼤
報告
9⽉16⽇,我們把壓縮成1400字的
《(四)改⾰幹部⼈事制度》交給鮑彤。
它最終成為趙紫陽的中共⼗三⼤政治報告
中,政治體制改⾰的第四部分的1400字,
其內容只有個別技術性修飾和措辭的潤⾊
性⼩改動。當然是把“事務類”改為不倫不
類的“業務類”。國外的副部⾧,分為與政
黨和部⾧共進退的“政務次⾧”,以及由司
局⾧升任的常任的“事務次⾧”;我們建議
的公務員制度僅僅在這⽅⾯,不能與國際
的通⽤名稱接軌⽽已。
座談會後的情況,崔武年在《我的83
個⽉》383⾴有記載和感想——“北京所的
《設想》後來成為⼗三⼤報告幹部⼈事制
度改⾰的主要內容,特別是關於對幹部實
⾏分類管理、建⽴公務員制度、公務員分
政務類和業務類、建⽴廣義的社會保障制
度等,《設想》都有積極的、明確的建
議。中國有幸,⼗三⼤有幸。幹部⼈事制
度改⾰的基本思路靠‘陳倉’⼩路得以解
決,靠有現代觀念的趙紫陽的不甚明確的
批⽰得以解決!”
有了領袖批⽰,新華社聞⾵⽽動——
1987年9⽉16⽇,供“正副國級”參閱
的《國內動態清樣》,(若某期內容牽涉
到某省,則注明“本期增發⾄某省委書
記”。)以《北京組織⼈事研究所提出在
我國建⽴國家公務員制度的構想》為題
⽬,多達兩千餘字的⾧篇報導。
10⽉5⽇,供“地師級”閱讀的《內部
參考》轉載。
10⽉6⽇,“縣團級”可以看的(省委
組織部幹部都能看)《內參選編》39期,
摘要六百字再轉載。
11⽉1⽇⼗三⼤閉幕,政治報告公
開,廣⼤中層黨政幹部要求看到北京所
《設想》的更多內容。《內參選編》42期
不得不又全⽂刊登了兩千多字的詳細報
導。
我的朋友、新華社北京分社的肖家寶
是上述各報導的作者,我感謝他的助⼒。
肖說:“沒有紫陽的批⽰,你們能上縣團
級的《內參選編》就不錯了。有關你們的
⼀篇兩千多字的⾧篇報導,在新華社三級
內參上,反覆刊登四次;空前未有、恐怕
也要絕後了!”
《領導科學》⽉刊1988年第⼀期,⾸
次公開刊登了我們提交中央,被趙紫陽批
⽰的《關於我國幹部⼈事制度改⾰的設
想》的六千字全⽂和具有135項內容的
《幹部分類管理圖表》。⽂章前⾯的編者
按寫明:“此⽂係北京組織⼈事研究所的
⼀份研究報告。起草⼗三⼤報告有關部分
時曾作為重要參考材料。現在本刊全⽂刊
登,供廣⼤幹部學習⼗三⼤⽂件時參
考。”⽂章附了我們幾位起草者姓名。就
是這個編者按公開了:北京所的研究報告
是⼗三⼤關於幹部制度改⾰的的藍圖,使
我們研究所名聲⼤震。
我和陳偉蘭兩個處級⼩吏,協同四個
青年學者,搞了個研究報告;靠偉蘭⾛後
⾨,讓中組部⾧“批請”總書記“給些指
⽰”。結果我們幾⼈的《設想》,成為領
導中國⼗億⼈民的、中國共產黨的最⾼權
⼒機構——黨代會的、指導全國今後五年
⼯作的最重要的⽂件——政治報告的⼀部
分。我們靠“領導批⽰”得逞,但對它卻多
有微詞。崔武年在《我的83個⽉》385⾴
說:“私下裡,我和閻淮議論過中國‘領導
批⽰’,說句實話,恭維的少、不敬的話
多。領導批⽰中國隨處可⾒,得益者和得
害者,都不計其數;⼤到重要政治問題,
⼩到個⼈⽣活待遇,最後都要依據領導批
⽰取得合法性;才能⾏得通、辦得好。領
導批⽰⼤於法律、⼤於政策,許多法律因
領導批⽰⽽無法執⾏,許多政策因領導批
⽰才能落實。這就是中國特⾊的領導機制
和政治體制!”——我們是否“得了便宜還
賣乖”?
1987年11⽉,中組部呂楓副部⾧傳達
⼗三⼤精神。主要是:“⼗三⼤的主要任
務是加快政治改⾰,就是要從黨的⼀元化
領導轉變為黨政分開;⼗三⼤報告是完善
的、成熟的、光輝的⾺列主義⽂獻,⼗三
⼤的意義可能超過1945年的七⼤。”
但是,⼗四⼤以後歷次黨代會在政治
改⾰上,沒有進步,反⽽逐步倒退。鄧⼩
平在決定撤掉趙紫陽的1989年5⽉31⽇,
在《同李鵬、姚依林的談話》中斬釘截鐵
地說:“⼗三⼤政治報告是經黨的代表⼤
會通過的,⼀個字都不能動!”事實呢?
現在若說得絕對點,就是:“⼀個字也沒
執⾏!”在公務員制度⽅⾯,1992年3⽉⼈
事部⾧說:“我國的公務員制度不存在西
⽅意義上的‘政務類’與‘事務類’的劃分。
副部⾧以上為⾼級公務員;正司⾧以下、
副處⾧以上為中級公務員、科⾧以下為初
級公務員。”1993年公布的《公務員條
例》,即是按⾼、中、初三等級分類法。
這完全倒退復辟到建國後⼀直執⾏的,部
⾧以上、局處⾧、科⾧以下,分別是⾼
級、中級和初級幹部的的“等級管理”制
度。官員的選拔完全恢復了“任命制”,幹
部的⼈⾝依附、只唯上命罔顧民意的弊端
顯露無遺。這哪有⼀點現代⼈事制度中分
類管理的影⼦?我們的⼼⾎付之東流、前
功盡棄!但這與整個政治局⾯的⼤倒退相
⽐,又算得了什麼!政治制度是⽪、⼈事
制度是⽑,“⽪之不存、⽑將焉附?”政治
制度不作根本的變⾰、不民主化,幹部⼈
事制度不可能優化;即使僥倖選⼀些優秀
⼈才,也迅速腐化墮落。現在實例⽐⽐皆
是,無怪乎鮑彤說:“我若還在體制內,
肯定也是貪官!”制度害⼈呀!
⼗三⼤後,我和北京所的同事,又陸
續聯名發表了幾篇研究報告。主要有:
《發展我國幹部培訓刻不容緩》(北京所
《科研動態》第七期),《從現⾏國家幹
部制度⾛向現代國家公務員制度》(《北
京組⼯通訊》88年第⼀期),《關於我國
幹部⼈事制度改⾰的基本思路》(《中國
⾏政管理》88年第⼀期)等。
同時期,我還應邀到各地講課,宣講
我們起草的“⼗三⼤精神”、針砭時弊,⼤
⼒⿎吹政治體制和幹部制度的全⾯徹底改
⾰。計有:1987年11⽉24⽇在中國⾏政管
理學會(《中國⾏政管理》雜誌88年第⼀
期有報導),12⽉5⽇去廣東組織部、6⽇
在深圳組織部、8⽇到深圳的全國公共關
係協會年會,24⽇去河南周⼜的中組部課
題協調會、28⽇在河南組織部。1988年3
⽉去北京機械局黨校、30⽇在北京組織部
幹部教育會議。4⽉初去河北省委黨校組
織部⾧培訓班講課,他們全程錄像,在省
內黨政機關播放。河北黨校不但負責這⼀
周的⾷宿交通費⽤,還給我⼆百元講課
費。我婉拒:“在組織系統還沒拿過講課
費,我正處級的⽉⼯資才⼀百⼆,怎麼這
麼多?”校⾧說:“付講課費是我們的規
矩,這是按正教授付的,錢已經⽀出來,
退不回去了。”我回研究所後,交到“⼩⾦
庫”,款待外地同⾏來京使⽤。
4⽉中去北京市委的領導管理學習
班,下旬在北京黨校讀書研討會,5⽉又
到北京機械局黨校,6⽉去北京黨校領導
幹部培訓班。不是我能講,這源於廣⼤領
導幹部對現⾏幹部制度的嚴重不滿與對其
改⾰的迫切渴望。
組織系統⽐較僵化的⽼同志半開玩笑
地指責我:“閻所⾧,你是天天吃黨飯,
⽇⽇罵黨娘!”我笑答:“你們是天天誇
黨,時時害黨。我是在救黨!”
6-13        離北京所、進康華公司
消滅了階級的社會主義國家,普遍存
在著等級森嚴、壁壘分明的階層;封建社
會悠久漫⾧、封建觀念根深蒂固的中國,
官本位的主觀意識和客觀現實更異常嚴
重。官場內外、出世⼊世的個⼈和單位,
都有⼀個明確的級別;它決定⼈的⽣⽼病
死、⾐⾷住⾏,單位的作為鉅細、影響遠
近。妾⾝不明的北京所,實際上是由兩個
處級⼩吏操盤運作;所內外⼀直企圖改變
這個尷尬現狀。我⽇記中有如下記載:
1987年5⽉,北京所的《改⾰設想》
初稿完成,交中組部徵求意⾒。陳偉蘭對
我說:“現在政治改⾰的形勢⼤好,根據
我們承擔的改⾰研究的重任,正處級⼆⼗
⼈的研究所顯然不能適應需要;我們應該
擴充編制、升格為原來計劃的副局級。陳
元也說了,他早就是副部級了,你們之間
的差距不應該這麼⼤。現在宋平當部⾧,
中組部不會再限制你的副局級了。”我回
答:“我們剛出點成績,好像我就以此要
官似的。⼈員少,可以多聘請客座研究
員,升格提級稍後再議。”
5⽉底,已經榮升中組部副部⾧的劉
澤彭約我去中組部。劉說:“我想把北京
所收編到中組部,由我直接領導,咱們幾
個朋友⼀起搞幹部制度改⾰多好呀!”我
表⽰北京所可以歸中組部,我個⼈不
願“回鍋”了。崔武年在《我的83個⽉》
356⾴記載了此事。
6⽉,劉澤彭和李志民局⾧又約我去
中組部。他們談了初步構想:中組部以北
京所為基礎成⽴局級的科研所,他們中的
⼀位兼任掛名的所⾧;我和陳偉蘭任副所
⾧,具體領導這個所。我仍堅持不回中組
部的想法。當天下午,因在所裡談不⽅
便,陳偉蘭到我家,我們討論了中組部兩
位朋友的建議,偉蘭認為歸中組部的⽅案
可以考慮。我也同意這樣對北京所的前
途、對研究⼯作確實有利;但是崇尚民
主、⾃由散漫的我,確實不想再回組織性
紀律性極強的中組部了。
9⽉,陳偉蘭再次勸我考慮北京所歸
中組部的⽅案,她表⽰願意去中組部,殷
切期望我也⼀起去。我說:“你們可以開
始運作合併⽅案了,我是堅決不回中組部
的。我在組織系統六個年頭了,也該轉換
跑道了。”當天⽇記中我寫了:“與陳最後
⼀次談北京所和個⼈的去向”。
1988年3⽉,北京所的研究和宣傳⼯
作暫告⼀個段落;我和偉蘭召開全所⼤
會,公開了歸中組部⽅案和我們⼆⼈分道
揚鑣的考慮。群眾討論中,研究⼈員⼤都
願意去中組部,認為學術研究條件優越;
⾏政⼈員則希望留在北京市,考慮個⼈福
利待遇優厚。
4⽉,我在不影響外出講課的情況下
開始⾃謀出路,於⼀個⽉後調⼊康華公
司,成為局級幹部。隨後陳偉蘭兼任北京
科級幹部局副局⾧,次年她和幾位研究⼈
員集體進⼊中組部的局級事業單位——培
訓中⼼,陳先後任副主任和主任。偉蘭在
培訓⽅⾯,在⼯作中鑽研成⾧,確有建
樹;新世紀任國家⾏政學院副部級的副院
⾧。
北京市仍保留研究所的建制,又充實
⼀些研究⼈員,所的辦公室主任升任所
⾧,繼續組織⼈事的研究⼯作。
第五節 在康華公司⼤展⼿腳的⼀年
6-14        康華公司與⿓升公司
1984年3⽉中國殘疾⼈福利基⾦會成
⽴,理事⾧是鄧⼩平⾧⼦鄧樸⽅——⽂⾰
中的北⼤學⽣因不堪凌辱迫害⽽跳樓,傷
致⾼位截癱。5⽉申報成⽴公司,9⽉獲得
批准成⽴中國康華公司;董事⾧鄧樸⽅、
總經理俞正聲,後改名為中國康華實業有
限公司(俗稱⼩康華)。
1986年鄧樸⽅拜訪趙紫陽總理,欲成
⽴國務院直屬的康華集團公司。趙不同
意,對他說:“先不要成⽴⼤的了,你就
把那個⼩的搞好就⾏了。”次年鄧又找趙
談,說⼩康華搞的不錯了,應該成⽴⼤康
華為殘疾⼈籌集資⾦,可以減輕國家負
擔。紫陽同意了。(權延⾚:《鄧樸⽅下
海始末》,162⾴,光明⽇報出版社,北
京,2004年)
1987年國務院下發⽂件,籌備成⽴中
國康華發展總公司(俗稱⼤康華)。鄧樸
⽅⽴即出台五⼈籌備⼩組:殷⼦烈,繼任
⼩康華總經理,其⽗為開國少將;賈虹
⽣,殘疾⼈基⾦會國內部主任,其⽗為計
委原副主任;俞敏聲,社科院經濟所研究
⼈員,其⽗為⼀機部原部⾧;譚斌,⼤校
軍官退役幹部,其⽗為⾼檢原副檢察⾧;
譚唯實,國家經委副處⾧,其⽗為經貿部
原辦公廳主任。五⼈當年皆被稱“太⼦
黨”,現在叫做“紅⼆代”。
1988年3⽉籌備⼩組拿到營業執照,
中國康華發展總公司正式成⽴。董事⾧:
⽯油部原部⾧唐克,副董事⾧:煤炭部原
部⾧⾼揚⽂,總裁:北京原常務副市⾧韓
伯平,副總裁:冶⾦部原副部⾧周傳典、
殷⼦烈和賈虹⽣等。籌備⼩組的俞敏聲任
財務部總經理、譚斌任⼈事部總經理、譚
唯實任辦公廳主任。上述諸位組成董事
會,是公司的領導核⼼。
康華注冊資⾦2億元,財政部撥款1
億。康華計劃⾃籌資⾦:1988年2億元⼈
民幣和1億美元,1989年3億元⼈民幣和
1.5億美元。計劃利潤:1988年5千萬元,
1989年2億元。這個宏偉的財務計劃1988
年基本完成,1989年隨康華夭折⽽泡湯。
正部級的康華成⽴時籌建了⼋個正局
級的⼆級⼦公司,它們是:唐克從⽯油
部、⾼揚⽂從煤炭部、周傳典從冶⾦部
——三位原部⾧分別從原單位拉出的三個
對⼜的專業公司;籌備⼩組跑銀⾏,軟磨
硬泡出來的信託和租賃兩個⾦融⽅⾯的公
司;從殘疾⼈基⾦會分出來的⼩康華和康
輝旅⾏社兩個績效很好的⽼公司;以及為
總公司全⾯服務的綜合性的⿓升公司。康
華所得到的幾億元,⼤部分發給這些⼦公
司,作為注冊資⾦和⾃有資本⾦。
“總公司的領導值得驕傲,部⾨領導
和各⼆級公司的領導也都不同凡響,都是
有背景、有經歷、有成就的⼈物。哪個拿
出來都能講幾段故事,都曾獨當⼀⾯挑過
⼤梁。這樣的優勢,其他任何公司都少
有。”(權延⾚:《鄧樸⽅下海始末》,
176⾴)
我於1988年5⽉⼊主⿓升,下⾯就著
重介紹該公司。
國家給康華優惠政策,公司免稅五
年;各分公司免稅後的全部利潤交給殘疾
⼈基⾦會,發展殘疾⼈的福利事業。康華
總公司儘管是正部級,但國家不發⾏政費
⽤;於是專⾨成⽴⼀個⼆級公司,它的利
潤不給殘疾⼈基⾦會,供總公司幾百⼈的
⼯資獎⾦和辦公費⽤。該⼆級公司沒有特
定的專業領域,在⿓年誕⽣,就命名
為“中國康華⿓升公司”。由總公司辦公廳
主任譚唯實兼任總經理,譚拉來哈軍⼯同
學、未擔任過領導職務的王某任副總經
理,替譚守攤。
⿓升公司在北⼆、三環之間的總參謀
部⼆部招待所租了⼀層樓,距離位於北三
環中路的康華總公司近在咫尺,⾮常便於
互相聯繫。⿓升公司作為冠以“中國”名稱
的國家⼤型⼀類企業,公司內部的職能管
理處室,與康華總公司的部⾨對⼜設置,
相當⿑全。另外還有直接進⾏業務(即賺
錢)活動的:商品貿易部、產品開發部、
設備調劑部、古董特藝部、實業部等。在
我上任前後,還陸續設⽴了⼗餘個分公司
(即康華的三級“孫⼦”公司)。它們包
括:在北京三個康華領導幹部的親友創辦
的;在上海、天津、廣州、瀋陽、呼和浩
特、無錫、漳州等重要的⼤中城市也各設
⽴⼀個,分公司的領導基本都是與我們熟
悉的“紅⼆代”和離休的“紅⼀代”;唯⼀設
⽴在縣城的,是與緬甸毗鄰的雲南盈江,
它則是與縣委書記的親屬合辦的寶⽯公
司。
因為要“養活”總公司,康華對“嫡
⼦”⿓升公司格外寵愛照顧。他們除了把
利潤⾼的實業和商貿項⽬批給⿓升外,還
把總公司業務部的對台業務處成建制地劃
歸⿓升,成為我們的業務⼆部;把與當時
還未建交的韓國的貿易活動,交由⿓升處
理。
1988年4⽉,殘疾⼈基⾦會辦公廳主
任唐若昕來我家商談去康華事宜。80年代
初,我因與《⾛向未來》叢書的淵源,與
副主編唐若昕成為朋友。1986年春,我去
蛇⼜考察選舉任⽤幹部的改⾰,唐作為蛇
⼜研究室主任全程陪同、家宴招待。1986
年夏,中組部曾為我聯繫去康華,後因創
辦前⼀章所寫的北京組織所⽽作罷。現在
得知我⾃由了,唐若昕又為我積極活動。
我過去在基層⼯廠、國務院和黨中央⾼層
機關⼯作過,現在又經歷了研究所。在以
經濟為中⼼、公司遍地開花的當下,我的
閱歷⼀定要補上經商的空⽩。唐對我
說:“鄧樸⽅⾮常歡迎你來,到⼀個⼆級
公司當頭頭。”
康華總公司辦公廳主任譚唯實,其⽗
是50年代的⼀機部外事局⾧,當時我們兩
家都住在本⽂第⼆章介紹過的、北京東城
的“⼀機部司局⾧中院”,我們可稱為“世
交的髮⼩”;⾼中他又是⾼我⼀年級的校
友;⽂⾰前中後我們⼀直是好友,相互幫
襯。譚得知我欲去康華,也多次動員我去
⿓升公司幫他的忙。譚說:“總公司辦公
廳主任忙得我四腳朝天,無暇顧及⿓升公
司。你來當常務副總經理,公司你全權管
理。我辦公廳主任掛名⿓升公司⽼總,不
管事;但是內外都知道⿓升是辦公廳的公
司,你好辦事。”
4⽉下旬我決定去康華⿓升,5⽉辦理
完畢全部⼿續,正式調⼊康華。
6-15        我在康華⿓升公司的作為
⼊主⿓升公司後,經過調查研究,我
發現問題多多——機構設置不盡合理,好
合併!⼈員關係太複雜,難處理!正
是:“買賣好做,夥計難搭”!康華總公司
初始的⼋個⼆級公司,其它七個都是專業
公司,又有部⾧級領導主管把關,⾮專業
的“關係⼈員”很難進⼊。於是,⼤批“皇
親國戚”湧向綜合性(即無專業)的⿓升
公司。譚唯實和王副總都是⾯慈⼼善的主
兒,各級領導、各種關係的推薦,來者難
拒。結果不⾜百⼈的公司,絕⼤多數⼈都
是“關係⼾”,幹部⼦弟過半。我決定壯⼠
斷腕、⼤⼑闊斧地進⾏全⾯整頓。在題為
《進⾏企業整頓、推⾏利潤承包、實⾏優
化組合⼯作紀實》的1988年8⽉13⽇的
《⿓升簡報》中有如下記載——
“⿓升由於機構設置⽋合理,責任制
度沒落實;職⼯積極性未發揮,精神狀態
不振作;截⽌6⽉底尚有4萬⾚字,7⽉繼
續惡化。閻總7⽉28⽇向總公司賈虹⽣副
總裁匯報企業整頓的設想。隨後召開公司
本部⼤會宣布整改措施:⼀、撤銷所有⾏
政處室,合併為經理部,精簡機關⼈員充
實業務⼀線。⼆、重新任命各業務部經
理,官兵互挑、雙向選擇,實⾏優化組
合。三、明確業務部經理的責、權、利。
責:完成部內平均每⼈⽉利潤2萬元的責
任;權:擁有對計劃內資⾦的使⽤權和屬
下的任免聘⽤和辭退權、獎⾦分配權;
利:完成承包利潤後,可得平均獎⾦的2
⾄3倍。四、8⽉起,取消每⼈30元的⽉
獎、即5個⽉少發150元。年底完成利潤者
發300元,超額部分提獎10%;未完成者
獎⾦遞減:完成任務不⾜60%者,調⾄⼈
才公司待業。五、經理部管理⼈員,在保
証為⼀線服務好的前提下,年底拿業務⼈
員平均獎的90%(包括總經理)。8⽉
初,⿓升召開各分公司會議,通報公司本
部整頓精神,各分公司都分別主動承擔幾
⼗萬元的利潤任務。預計今年⿓升將⼤幅
度超額完成總利潤指針。”
我這個改⾰開放後的企業⽼總,與15
年前⽂⾰中的廠⾧,今⾮昔⽐、⿃槍換炮
了。同樣是恩威並施,⼿中揮舞的胡蘿蔔
與⼤棒都現代化了。公司制度合理、員⼯
利益驅使,使⿓升公司上下⿑⼼;經過80
天的努⼒,⽴竿⾒影、初⾒成效,轉虧為
盈、純利潤近50萬元。1988年10⽉我向分
管⿓升的⾼揚⽂副董事⾧——因⾼是我在
煤炭部的⽼部⾧,故被我“請來”分管我們
——以及總公司的總裁們和各部⾨總經理
匯報。⿓升的成績得到⾼揚⽂等領導的⼀
致讚揚,並把⿓升經驗在康華的各⼆級公
司推廣。
1988年10⽉中旬,我到福建省漳州市
東⼭縣,考察當地的中台合資企業。
東⼭島是福建第⼆⼤島(海壇為第⼀
⼤島),是⼤陸去台灣⼈員最多的⼀個
縣。1950年國軍撤退時,⼀次就帶⾛五千
壯丁;加上過去赴台者,東⼭籍的在台鄉
親有20多萬⼈。現在東⼭縣有台商及其眷
屬5萬⼈,⽽30年前,台商僅有寥寥數
家。其中最⼤的是台灣的台煜傢具公司。
台煜公司以當時先進的中密度纖維板
和PVC版⽣產各種傢具,年銷售額超過⼀
千萬美元,是台灣三⼤傢具廠之⼀。中⽅
合作對象是福建吉昌公司,這是福建省⼆
輕系統的⼤公司,董事⾧是福建⼆輕總公
司(⼆輕廳的翻牌)總經理,副董事⾧是
漳州市和東⼭縣的⼆輕公司經理。台煜以
40%的資⾦,吉昌以60%的資⾦,合資在
東⼭成⽴東正公司,⽣產各種傢具。東正
的⼀期⼯程已經完成,產品開始在國內銷
售。因中⽅吉昌後續資⾦緊張,急需外來
投資,完成⼆期⼯程,形成規模⽣產,取
得豐厚利潤。⿓升的漳州分公司發現了該
項⽬,認為前景極佳;向我匯報後,請我
實地考察,最後拍板。
我在北京對資料研究後,已看好它。
在東⼭,經過幾天認真仔細的調研和艱苦
卓絕的談判,我趁⼈之危“出⼩錢辦⼤
事”。最後形成《東正公司董事會紀
要》:中國康華⿓升公司出資30%,我任
東正董事⾧,⿓升漳州分公司經理任分管
財務的副總經理。這都是吉昌讓出
的,“吉昌”股份30%,任副董事⾧和分管
⽣產的副總經理;代表台煜的⾹港⼈仍任
副董事⾧兼總經理,台灣⼯程師仍任分管
技術的副總經理。董事會每季度⼀次,分
別在北京、⾹港、漳州和東⼭召開。這是
我在⿓升最⼤的投資、收益最好的項⽬。
1989年夏季,在⾹港的董事會也改變了我
後半⽣的⽣命軌跡。
10⽉下旬離開東⼭抵達到漳州,下午
和晚上分別到姚前市⾧家和市委張書記家
拜訪。次⽇視察⿓升漳州分公司,告別晚
宴韓市⾧等領導參加。我中組部的前背景
和康華的現背景,去“五品州官”家和請他
們吃飯不是難事,縣裡對帶“中國”字頭的
⿓升公司與台灣的合資企業,天然⽀持、
不在話下。省裡“天⾼巡撫遠”管不
著,“現管”的市裡⽗母官,⼀定要招呼
到。我從北京帶給他們的進⼜⾒⾯禮,若
是現在根本拿不出⼿,⽽在當時就可觀
了。這就是“中國特⾊”,我也只能⼊鄉隨
俗了!
1988年冬,國家審計署對康華總公司
和部分⼆級公司進⾏審計。嫡系的⿓升公
司當然⾸當其衝,審計署丁處⾧帶領七⼈
⼩組進駐我公司半個⽉,找⼈談話、清查
賬⽬,最終以“無問題企業”的結論⽽結
案。半年後我辭國,對我個⼈嚴厲的財務
審查,仍無任何經濟問題。兩次審計和審
查的清⽩,使我⼼安理得地在海內外安度
後半⽣。
1988年底,康華總公司進⾏技術職稱
評定,我在煤炭部由技術員晉升為管理⼯
程師,已超過可以晉升⾼級職稱的五年期
限。由於在幹部管理⽅⾯的論著與實務,
加之在⿓升公司的企業管理業績,我被晉
升評定為⾼級管理⼯程師。這個虛名是康
華在我⼈⽣軌跡上,留下的唯⼀的有形痕
跡。
⽽在無形的認知領域,康華的⼀年則
填補了我對經濟腐敗的無知。例如我們為
了貸款,必須向銀⾏請客送禮;進⼜英國
鳳頭⾃⾏⾞,當時需要上牌照,公安局要
進貢;銷售緊俏的⼤彩電,報稅時稅務
局“雁過拔⽑”;等等。當時讓我震驚,但
與現在相⽐,真是⼩巫⾒⼤巫,故不詳
述。
第七章 刻⾻銘⼼的春
夏之交
——六四凌晨在天安⾨
(1989年)
第⼀節        6⽉4⽇凌晨⾝邊傷亡數⼗⼈
7-1        “動亂”50天
1989年4⽉15⽇巨星隕落,前總書記
胡耀邦病逝。兩年前,胡突然“被辭職”下
台,我氣憤!現在他突然“被氣死”辭世,
我悲憤!今後中國的希望只能寄託在趙紫
陽⾝上了。
廣⼤學⽣對改⾰停滯、腐敗蔓延的不
滿,借悼念耀邦迸發出來,迅速形成聲勢
浩⼤的群眾運動。恰似13年前,民眾對⽂
⾰和“五⼈幫”的不滿,借悼念周恩來,爆
發的“四五運動”。
4⽉26⽇《⼈民⽇報》的社論《必須
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表明中共中央對
學⽣運動的強硬態度;康華傳達到局級
的、25⽇鄧⼩平更強硬露⾻的講話,讓我
感到寒氣和殺氣。中國政治不幸又要步⼊
春寒料峭的嚴峻季節。
公司⽼總的時間⾃由度很⼤,在這個
春夏交接之季,我基本上是:上午在公司
主持⾰命的⼯作,下午在天安⾨廣場和北
⼤清華看“反⾰命”的熱鬧,晚上和可靠的
氣味相投的政界和學界的朋友妄議廟堂與
江湖的動態,⽀些“臭招”。康華⽼總的空
間⾃由度很⼩,中國第⼀官倒的⼩頭頭不
便公開活動和聲援;這倒因禍得福,7⽉
我得以順利公開⾶出國境、去⾹港,進⽽
轉赴法國投⾝海外民主運動。崔武年在
《我的83個⽉》記載:“5⽉9⽇閻淮來青
幹局,聊聊形勢說說看法。5⽉11⽇又⾒
到閻淮,他很不樂觀。”當時崔對中央還
抱有希望,對形勢較樂觀。⽽我對幕後掌
握實權、決定國家命運的“⽼⼈幫”接觸較
多,對中國政治已經失望;因此崔說
我“很不樂觀”,確是我彼時的⼼態。“鎮
暴”後,崔說:“你還真有點先⾒之明!”
1987年五⼀節,作者登上了內
部開放的天安⾨城樓。誰能想
到,兩年之後,這裡⾎⾬腥
⾵!
5⽉13⽇學⽣在天安⾨廣場絕⾷後,
誰還有⼼思上班?我藉⼜交通堵塞,讓公
司屬下“各⾃跑業務”,不必到公司點卯。
我也全⽇制、全天候“關⼼國家⼤事”,但
是仍然只關⼼、不過問,即只有想法和看
法,沒有說法和做法。
5⽉19⽇,中午在廣場看到體改所、
農發所、中信國際所和北京青年經濟學
會,三所⼀會發出的《關於時局的六點聲
明》。《聲明》關鍵要害的第四點:“⽬
前事態還在惡化。堅持已有的失誤⽽繼續
失誤,以致採取極端舉動(如軍管)將會
導致真正的動亂,甚⾄造成民族分
裂。”⼀看就知道這是陳⼀諮搞的,我感
到“事態真正惡化了”!下午,我到中組部
找到崔武年,我們都認為體改所那“是⾮
之地”不能去。於是就⼀起到政改研究
室,找鮑彤聊了⼀會兒。⽼鮑並不知道
《六點聲明》,也沒透露什麼內幕信息。
三個既處廟堂之⾼、又接江湖地氣的憂國
憂民之⼠,在極度悲觀中只能抒發些憂國
憂民的哀思⽽已!⽽兩年前,也是在這
裡,我們三⼈還在為中共⼗三⼤報告、為
中國的⼈事制度改⾰,躊躇滿志,指點江
⼭,激揚⽂字。孰料“六四”慘案之後,在
⼩時代⼤悲劇終場之時,三位黨齡加起來
近百年、既有黨性、又富⼈性的⾼中級幹
部,“同途殊歸”了——鮑:秦城監獄最⾼
級的政治犯,崔:中組部最嚴重錯誤的待
處理幹部,閻:海外民運最特殊的未被整
肅⾃我放逐者。三個⼈,三種命運!
5⽉19⽇晚,中共中央召開在京部軍
級幹部參加的黨政軍動員⼤會。喬⽯宣
布“趙紫陽因病請假”,李鵬公布了北京即
將戒嚴。5⽉20⽇,李鵬簽發“北京部分地
區戒嚴命令”。點燃了此後半個⽉的軍隊
與民眾的北京市區攻防“冷戰”。
《李鵬⽇記》記載:“5⽉25⽇姚依林
給國務院各部⾨傳達中央精神。出席會議
的有35個部委、19個直屬機構、5個辦事
機構和4個⼤公司的主要負責同志。”
5⽉26⽇,“4個⼤公司”之⼀的康華總
公司,唐克董事⾧向我們——總公司各部
⾨和各⼆級公司的總經理傳達前⼀天姚依
林的講話。鄧家的康華,天然擁鄧反趙,
對紫陽的垮台格外興奮。傳達完畢即散
會,沒有表態任務,省了我在耀邦下台時
那樣的違⼼說辭。
我依然每天流連在廣場。⾼中⼆年級
的17歲獨⼦,也是不安分守已的主兒,校
⾧鎖上校⾨,他們翻牆去聲援⼤學⽣。戒
嚴後,我倆每晚去廣場。6⽉3⽇晚上6
時,戒嚴指揮部發出緊急通告:“凡在天
安⾨廣場的公民和學⽣,應⽴即離開,凡
不聽勸告的,將無法保証其安全,⼀切後
果完全⾃⼰負責。”我預料當晚要出事,
勸兒⼦留在家,⼀個⼈騎單⾞獨⾃出⾏,
在天安⾨廣場的東南西北、四⾯亂竄。
7-2        “鎮暴”那不眠之夜
快30年啦!那⼦彈橫⾶、鮮⾎淋漓的
⼀夜,仍歷歷在⽬、永世難忘。但是,具
體的時間地點和事件細節,難免模糊;事
後許多史實披露,現在回憶難免有抄襲編
簒之嫌。慶幸當年的9⽉,我在巴黎的
《歐洲⽇報》的第⼀、⼆版發表的依據⽇
記和記憶的三千字的《天安⾨實錄》,再
現僅僅三個⽉前的六四親歷。以下是《實
錄》的主要情節簡錄——
6⽉3⽇19時,我騎⾃⾏⾞到達天安⾨,
廣場有幾⼗萬⼈。情勢尚未緊張,保護學⽣
的市民中亦有⽼少婦孺。
21時,紀念碑前學⽣宣誓,與廣場共存
亡。
22時,廣場的民主⼥神像下,民主⼤學
開學群情激昂。突然,東⾯約⼀團未帶武器
的軍隊掄著⽪帶,以四五路縱隊從東單向天
安⾨衝來,在王府井被群眾擋住,衝散隊
伍。部隊向北撤退,我與幾個學⽣救出被憤
怒的市民圍打的掉隊⼠兵,⽤⾃⾏⾞馱著與
我兒⼦同齡的滿臉淚⽔的農村娃娃兵,在東
安市場追上部隊。我罵⼀少校,怒斥他不管
這些掉隊的孩⼦。
23時,傳來西郊開槍的消息。我遂西
⾏,新華⾨前出現防暴警察,與學⽣和平對
峙。西單幾百個左⼿持盾牌、右⼿拿警棍的
防暴警察,投射催淚彈,企圖驅散民眾。成
千上萬群眾以磚頭和⽊棍,把警察向西趕到
民族飯店附近。
6⽉4⽇0時,兩輛裝甲⾞⾃北向南衝
過西單街⼜,衝散群眾,撞壞阻擋軍⾞的
公交⾞。裝甲⾞向南⾏⾄宣武⾨、向東拐
往前⾨⽅向前進。群眾待裝甲⾞開過,又
阻擋尾隨的步兵。軍民展開“空⼿道”,雙
⽅各有掛彩。我和幾個⼤學⽣,勸阻雙⽅
不要再打對⽅傷員,並將傷員送到附近的
北京急救中⼼包紮。
0時30分,廣場南⾯的前⾨西側尾隨
裝甲⾞的幾千⼠兵被群眾包圍。⼀軍官站
在軍⽤卡⾞上,說保証不打學⽣;說槍內
並無⼦彈,朝天開空槍。氣氛頓時緩和,
雙⽅互唱擁軍和愛民的“⾰命歌曲”,彷彿
是⼋⼀建軍節的聯歡晚會。
1時,廣場天空上,突然出現類似煙
⽕的信號彈數百發。官⽅廣播:“北京發
⽣反⾰命暴亂,軍隊可以採取⼀切措施,
民眾⽴刻撤離廣場。”⼈民⼤會堂衝出上
千名荷槍實彈上刺⼑的⼠兵,在⼤會堂東
⾨外、⾯向廣場站列幾排。他們不理睬學
⽣的溝通,也不許學⽣靠近,態度嚴肅強
硬。
同時,⼀輛裝甲⾞被勞動⼈民⽂化宮
前、快慢⾞道之間的⽔泥墩⼦卡住熄⽕。
民眾燒⾞,⾞中跑出兩名軍⼈,被群眾扭
打。我和幾個學⽣把軍⼈保護到紀念碑下
的指揮部。
1時15分,廣場上燈光暗了⼀下,官
⽅又廣播“通令”,西邊傳來槍聲。學⽣南
向紀念碑收縮,我和市民北向天安⾨撤
離。突然,天安⾨城樓前的⼀輛公交⾞起
⽕,我和剛剛“被變成暴徒”的市民,⽤城
牆上掛著的滅⽕器將⽕熄滅。
1時40分,廣場西邊,南起⼤會堂北
⾄中⼭公園,⼀⼤批⿊乎乎的⼠兵壓了過
來。他們⽤槍掃射,我⾝旁倒下幾⼗⼈
(有傷有亡)。我顧不上⾃⾏⾞,隨⼈群
向東猛跑。
2時,軍隊將廣場東北⾓封鎖住,不
再挺進。在南起歷史博物館北到勞動⽂化
宮,軍民相隔五六⼗⽶、東西對峙著。⼀
⼥青年因親⼈被打倒在天安⾨前,欲衝回
去,被群眾按住。她要了根煙穩定情緒,
只⾒她猛吸幾⼜,突然又向西衝去。四五
個⼩夥⼦追上去、想把她拉回,結果都被
罪惡無情的⼦彈打倒。群眾⼤罵法西斯,
⼠兵向我們上⽅開槍回敬。
3時,⼀⽩⼤褂男醫⽣⾮要前去救
⼈,⼤家勸阻不住,只好退後幾⽶坐下,
停⽌⼜號。醫⽣左⼿舉紅⼗字旗,右⼿拉
著擔架西⾏,⾄軍隊⼆⼗⽶前,軍隊中⼀
官⼀兵迎出。醫⽣被趕回來,說軍⼈講:
廣場無⼈受傷,不需急救。⼀⼩時前,我
們被軍隊的槍彈驅趕東撤時,⾝後倒下幾
⼗⼈!群情激奮,向⼠兵⼤罵:“法西
斯!劊⼦⼿!打倒鄧⼩平!”你有嗓⼦,
我有武器,軍隊開槍緩慢壓上來。⼦彈⼤
部分⾶向頭上,也有喪盡天良平射的,我
們拖著慘叫倒下的無辜百姓向東猛跑。軍
隊挺進到南池⼦停下,民眾退在百⽶外。
在我們拖拉的傷亡者⾝上,腦漿、肚腸、
殘肢、鮮⾎,慘不忍睹!先是平板三輪,
稍後來了救護⾞,拉著難友東⾏。
3時30分,我隨南⾯的民眾,將對峙
線慢慢向前推進到公安部的⾨前,對⾯的
⼠兵不便向公安部⽅向開槍。公安部⾨內
排列著幾百個荷槍實彈的武警守衛部機
關,⾨⼜有幾⼗位空⼿的幹部模樣的制服
警察冷眼旁觀。民眾向警察哭喊:“⼈民
警察愛⼈民!⼈民警察救⼈民!”有些警
察也落淚,但無能為⼒。
4時,廣場⽅向及⾧安街突然燈滅,
⼀⽚漆⿊。民眾害怕、出現騷動,軍⼈又
亂槍掃射,我周圍又有⼈倒下,被救⾛。
半⼩時後,槍聲稀疏。
5時槍聲完全停⽌。6時天亮了。7時
我蹣跚迷糊地⾛回在美術館旁的家。
以上是我“六四”三個⽉後,在法國發
表的回憶⽂章節錄。
天上直升機轟響,地下急救⾞⾧鳴,
北京⼈度過這漫⾧難熬的不眠之夜。忐忑
不安等候我⼀夜的妻兒,⾒我⾝沾⾎跡但
毫髮未損,放下擔⼼、問我在哪待了⼀
夜。我無語,突然抱著他們痛哭不已。事
後我奇怪,那⼀夜,我⾒到那麼多慘劇,
滴淚未掉,只是嗓⼦喊啞了。在廣場我兩
次喊啞嗓⼦:國慶⼗周年,喊第⼀代“核
⼼”萬歲;30年後,喊打倒第⼆代“核
⼼”。⾺克思引述和引申⿊格爾的名⾔:
歷史會重複,第⼀次是悲劇,第⼆次是喜
劇。中國卻相反!五年前北京⼤學⽣遊⾏
時,打出標語“⼩平你好!”,現在同樣的
標語只加⼀字“⼩平你好狠!”我24⼩時未
眠,應該睡個好覺,但是⼀連數夜,惡夢
連連;⽩天則情緒激動、難以平復。
6⽉5⽇,騎兒⼦的⾃⾏⾞西巡。天安
⾨廣場仍被部隊的坦克戒嚴,我盡可能近
地環繞廣場⼀圈,看到⼠兵在清理和“裝
修”。繼續西⾏,到復興醫院;屍體擺滿
太平間,⾃⾏⾞棚中也停放許多,我數了
共有43具。隨後去了兒童醫院和海軍總
院,屍體少於復興,但也有幾⼗具。為了
便於家屬認領,屍體沒有覆蓋。⽩天近距
離、清晰地看到這些無辜被殺害的冤死同
胞的慘狀,我倍加悲痛和氣憤。
以“反腐敗爭民主”為主要訴求的、以
學⽣為主體的民主運動,以驚天地泣⿁神
的悲壯結局震撼了北京、中國和全世界!
它間接地導致了蘇聯和東歐極權主義政權
的全⾯崩潰,結束了持續近半個世紀的全
球冷戰;它改寫了20世紀的世界歷史,卻
逆向扭轉了中國發展的軌跡。
這是我⼊黨的第25年,四分之⼀世紀
以來,即使在⽂⾰猖狂的“浩劫”時期、在
耀邦下台的寒冬季節,我對這個黨都未絕
望。現在卻,此刻卻……我不願在屠殺⼈
民的領導⼈或領導組織的領導之下繼續效
勞,決定離去!
第⼆節 欲與屠殺“被暴民”的體制決

7-3        剛上台的江總書記電話家⽗
“六四”之後,黨齡都超過半個世紀的
⽗母,⼼情悲傷、情緒低落。“三⼋
式”(1938年⼊黨、抗⽇時期的幹部)的
⽗親,因為1935年“⼀⼆九”遊⾏後,在北
京參加共產黨的外圍組織中華民族解放先
鋒隊,被中組部認定為“第⼆次國內戰
爭”時期的幹部,即所謂的“⽼紅軍”。我
曾調侃:“⼈家真紅軍,爬雪⼭過草地、
槍林彈⾬九死⼀⽣;你們洋學⽣,參
加‘⼀⼆九’遊⾏,被⽔⿓頭⼀澆、吃了幾
警棍,就也算⽼紅軍啦?”⽗母都是為抗
⽇,組織和參加過學⽣運動的,國民黨時
期只挨過棍⼦、沒挨過槍⼦。現在年邁的
他們,為之奮⾾⼀⽣的黨、他們曾躋⾝其
中的軍隊,向學⽣、向百姓開了槍,在共
和國的⾸都殺死幾百、殺傷幾千⼿無⼨鐵
的無辜民眾。他們情何以堪?⽂⾰中,他
們被批⾾、蹲“⽜棚”,意志堅強、對黨的
信念不動搖。現在精神⽀柱坍塌、⾝體迅
速衰⽼。因此,我經常回去陪伴⽗母。妻
⼦則陪伴20年代⼊黨的、更蒼⽼的岳⽗和
岳母。
6⽉23⾄24⽇,⼗三屆四中全會召
開,江澤民取代趙紫陽,成為新科總書
記。24⽇晚7點30分,中央電視台的“新聞
聯播”剛結束,⽗母家中的電話鈴聲響
起。
我在家裡,當然應該去接聽:“請
問,哪位?”
電話中傳出熟悉的上海話:“⼩閻,
請你爸聽電話!”
我把聽筒遞給⽗親,⼩聲說:“江叔
叔。”
江澤民:“⽼閻啊,真對不起!這次
來京沒能去看望你,⾝不由⼰啦!⾝體還
好吧?問⽼姜好!”
⽗親:“謝謝你的問候,我⾝體⾺⾺
虎虎。祝賀你擔任更重要的職務。代我和
樹德問冶坪好!”
掛上電話,我⼤發議論——簡單及時
的電話,體現了江的智商和情商:待⼈周
到、辦事圓滿;早⼀刻,泄露機密之錯;
晚⼀時,官升架⼤之嫌。江現在的地位,
每個電話都應該錄⾳。他不給⽼友電話,
情義上說不過去;電話通知升官,又有炫
耀意味。來電道歉告罪,⾼,實在是⾼!
耀邦下輩⼦也學不會,紫陽⼀輩⼦也不幹
這種事!李鵬要有江⼀半的本事,與學⽣
對話,也不⾄於醜態百出了!現在的總書
記只能他當、真該他幹!
爸爸訓我:“你吃虧,就在這張爛嘴
上。⼼情不好,到外⾯可不敢胡說⼋
道!”還是媽媽厚道:“你情緒不好,也不
能這麼說江叔叔,他來電話還是好意。過
去他幫助過你們兄弟姐妹,今後更會照顧
你們。”我嘴上不能反駁爹娘,⼼裡
想:“哼!黨我都不要了,總書記算個
啥!”
總書記下⼀次致電家⽗,則是9⽉我
在法國報紙上發表《天安⾨實錄》和《我
為什麼離開中國》後的興師問罪了。
7-4        無恥謊⾔與無情整肅
⽑澤東歷來重視“⼆杆⼦”,即槍杆⼦
和筆桿⼦;亦即⾺克思所謂的“武器的批
判”與“批判的武器”。40年前,靠它們奪
取政權;40年後,又靠它們鞏固政
權。“六四”之夜,槍杆⼦對“暴徒”實施了
無情的“武器的批判”;六四之後,筆桿⼦
對民眾開始了無恥的“批判的武器”。
依時間順序,六⽉份先後公開和秘密
出台的有:
6⽉5⽇,中央電視台播出《暴亂真
相》,顛倒時間順序、欺騙全世界。在北
京的⼈都知道:真相是“先鎮後暴”,解放
軍開槍打死打傷數千民眾前,“暴徒”未殺
害⼀名戰⼠。
9⽇,鄧⼩平接⾒戒嚴軍官時說,“4
⽉事情⼀爆發,他們就是要打倒共產黨,
推翻社會主義。”⼀派胡⾔!被逮捕和通
緝的知識分⼦和知識分⼦官員及學⽣(我
⼤都認識),企圖“打倒”和“推翻”的証據
何在?無論4⽉還是(6⽉)4⽇!
16⽇,鄧⼩平與他欽定的六位新常委
談話,提出“三代核⼼”的嶄新概念。“核
⼼論”明顯違反黨章“五年⼀次黨代會,選
舉新領導”的規定!
19-21⽇,政治局擴⼤會議,全⾯清
算趙紫陽,眾元⽼⼜出惡⾔、牆倒眾⼈
推。政態炎涼黨情冷暖,盡顯無遺!
23-24⽇,⼗三屆四中全會,李鵬報
告《趙紫陽在反黨反社會主義動亂中的錯
誤》,是⾮顛倒、誣陷趙紫陽。六⼗年來
唯⼀不認錯檢討的被黜總書記,偉哉紫
陽!
6⽉30⽇,陳希同在全國⼈⼤作《平
息反⾰命暴亂的報告》。竭盡造謠誣陷之
能事!⽇後陳說,作報告前未⾒過報告。
康華,鄧記公司;康華領導,鄧家親
信。上述機密講話,唐克和⾼揚⽂每次都
是及時傳達到我們局級幹部;甚⾄有些省
軍級的絕密⽂件,也讓我們知道。這些都
加深了我對黨的失望和絕望。
在筆桿⼦忙碌之餘,槍杆⼦也沒閑
著,專政⼯具緊張運作。我的下述朋友被
專政了。
5⽉28⽇,鮑彤被誘騙到中南海逮
捕。
5⽉30⽇,何維凌失蹤,秘密逮捕。
6⽉3⽇,曹思源被綁架,秘密被捕。
“六四”後,⼀批在義憤下做出衝動⾏
為的倒霉市民,被逮捕並迅速判刑,其中
8⼈被判死刑。
6⽉24⽇,公安部發出對嚴家祺、包
遵信、陳⼀諮、萬潤南等七⼈的通緝
令。“和藹⽼包”被捕,嚴、陳、萬三位友
⼈亡命海外。
6⽉,⼀同進⾏經濟改⾰和政治改⾰
的摯友吳稼祥、劉蘇⾥等先後被捕。
截⽌6⽉30⽇,內部通報:北京公安
局在北京抓獲“暴徒和動亂分⼦”1103名;
公安部在全國逮捕4386⼈。
⿓升與台灣合資的東正公司,第三季
度的董事會,年初即定於7⽉份在⾹港舉
⾏。董事⾧的我,“動亂”前就得到康華總
公司領導的批准,並辦好了政治審查和⾝
體檢查等出境事宜。50天的“⾵波”中,如
前所述,我既不敢參加聲援遊⾏、又沒膽
上書逼黨表態、更怕死⽽未阻軍⾞擋坦
克;似乎不像是動亂⾻幹和暴亂分⼦。良
民的我,順利通過“鎮暴”後更加嚴厲的再
次政審,只待7⽉下旬赴港。6⽉底我就決
定赴⾹港後,不再返回。
7⽉初康華向局級幹部傳達了發⾄省
軍級的絕密“中央三號⽂件”,這是“徹底
清查和堅決鎮壓暴亂分⼦的⼯作部署”         。
⽂件列舉了:要嚴厲鎮壓的⼗類反⾰命分
⼦,和要徹底清查的九種有嚴重問題者;
中央要求:各地各單位務必“除惡務盡、
不留後患”。
80年代,共同從事經濟改⾰和政治改
⾰的眾多朋友和熟⼈,⼤都屬於被鎮壓和
清查的19種⼈。如此這般,敢作敢為、富
有良知的忠貞黨員,能剩幾何?
同時還傳達了⼀系列“⾸⾧講話”,其
中王震的最殺氣騰騰,⼤意是:三所⼀會
⼀室(體改所、農發所、中信所、青年經
濟學會、政改研究室)就是趙紫陽搞反⾰
命政變的⼩艦隊,對這些壞⼈,就要殺⼀
批、關⼀批、管⼀批。罪⾏不夠殺和關
的,我讓新疆修些勞改農場,流放管制⼀
⼤批。
三所⼀會⼀室幾乎囊括了當時在京畿
的中國政治和經濟精英,其領導和⾻幹都
是我哥們,我還是經濟學會的理事。他們
都是“君⼦動⼜不動⼿”,其中沒有“暴
徒”,因此沒有街頭被殺的;但是當時卻
是關了⼀批、藏匿⼀批、流亡海外⼀批;
更多的朋友是在“現在進⾏時”和“將來完
成時”的過程中被清查整肅。中國進⼊⿊
暗期,我不願“同流合清”,決定赴海外參
加民主運動。
我們在天津選拔的第三梯隊中名列前
茅的張煒,時任天津開發區主任,戒嚴令
下達即主動辭職,開槍後上書中央抗議,
後被整肅。除趙紫陽外,張是唯⼀公開反
對戒嚴主動辭職、六四後留在國內的⾼級
幹部。真英雄!近年回國,青幹系統有朋
友誇我毅然出⾛是英雄義舉。我說:“我
是狗熊,是膽⼩⿁的逃兵,沒有那氣魄和
膽量在國內公開⾾爭。”當時真實的想法
是:在國內抗爭無⽤,到海外以親⾝經歷
揭露六四真相,投⾝民主運動,促進和推
動中國的民主化進程。
六四後,為平息民眾對腐敗和鄧家的
不滿,中央決定整頓“鄧記”康華。康華總
公司的領導認為,我們主要的錯誤
是:“計劃⽣育沒搞好,⼆級兒⼦公司六
⼗多,三級孫⼦公司上千,重孫⼦多得搞
不清!”因此總公司考慮:合併⼆級公
司、裁減三級公司、脫鉤四級公司;以退
為進、保住康華。因為⿓升的效益不錯,
也因為總公司需要這塊“⾃留地”;因此內
定:把三個業務相近的綜合性⼆級公司合
併到⿓升,當然還是我當頭頭。我當時決
⼼已下,“豬⼋戒擺⼿,不伺猴(伺
候)!”但是表⾯還得應付,商討合併事
宜。
康華最終沒有逃脫覆滅的宿命,1989
年10⽉,國務院正式決定撤銷康華公司,
⿓升名列撤銷⼆級公司的⾸位。我認為這
是中共的⼀步⾼棋,儘管1987年初國務院
批准成⽴⼤康華時,鄧樸⽅已與康華在法
律上和組織上脫鉤,但是在實質和輿論
上,能擺脫⼲係嗎?成千上萬的⼤⼩康華
們永遠是鄧家的定時炸彈!
7-5        與青幹局知⼰道別
中共中央組織部青年幹部局,具有良
知與⾎性的中年共產黨員們,那些為幹部
⼯作民主化與科學化共同奮⾾的朋友們,
在國家的關鍵時刻,是不會缺席的。讓我
倒敘回顧——
5⽉18⽇,學⽣絕⾷進⼊第六天。
上午,青幹局全體13位幹部,在主持
⼯作的任⼩彬副局⾧(當時無正局⾧)帶
領下,簽名致信中共中央五位常委,其主
要內容是:“我們痛切感到,現在已經到
了危及我們黨命運的時候,廣場上的情景
使我們焦慮萬分、潸然淚下。我們懇切希
望:⽴即採取措施解決好絕⾷事件。青幹
局是青幹之家。我們不能眼看著國家未來
的棟樑之才的⽣命受到威脅、越來越多的
青年知識分⼦就此與黨離⼼離德、幾代共
產黨⼈⽤鮮⾎和⽣命鑄造的黨的形象毀於
⼀旦。”
下午,打著“⼈民的利益⾼於⼀切”,
署名“中組部青幹局⼀群共產黨員”的橫
幅;青幹局8名幹部以及部裡其它單位聞
訊參加的、⼀共35⼈,在崔武年處⾧帶領
下上街遊⾏了。他們⾛向天安⾨廣場,⼀
路上得到學⽣和市民的⿎掌歡迎。對群眾
詢問的各種問題,他們⼀律⼿指橫幅上
的“⼈民的利益⾼於⼀切”。於是,得到更
熱烈的掌聲和歡呼——被整肅時,他們被
質問:“⾝在黨的領導部⾨,你們把黨的
利益置於何處?”
在準備上述兩個⾏動時,任⼩彬曾問
崔武年;“你考慮後果了嗎?”崔回
答:“解散!”不幸⾔中!1990⽉8⽉青年
幹部局撤銷。同時,任、崔⼆⼈,在分別
經過140餘次與“清查、清理和重新登
記”有關的⼤⼩會議,書寫近50份“說清楚
材料”和“認識材料”後,被         “調離要害部
⾨和關鍵崗位”。
上述內容參考崔武年所著《我的83個
⽉》第619和637⾴。順便插⼀句——我出
國後的清查年⽉,中央某“無關單位”,曾
到青幹局清查我在動亂⾄暴亂期間的劣
⾏,以及在青幹局時的反動跡象。被
以“他已調出三年,誰能三年早知道”⽽頂
回。
7⽉9⽇我去任⼩彬家。我:“下旬去
⾹港開會,開溜了不回來了。過去我們同
⽢,今後不能共苦了。1985年到貴州,胡
錦濤送兩瓶茅台酒,我給家⽗留⼀瓶,這
瓶贈你。苦悶時解解愁,彷彿我們在對
飲。”任:“茅台我替你存著,六四平反
時,你回來⼀起喝!”
7⽉10⽇帶了酒和菜去崔武年家,他
更是豐盛晚宴招待。崔:“我照了許多相
⽚,是歷史的⾒証。黨說我犯⼤錯誤了,
可能抄家。你幫助藏⼀下。”我:“抱歉愛
莫能助!⾹港開完會,準備去法國。嚴家
祺和陳⼀諮等過去搞改⾰的⼀群朋友,現
在在那裡搞民主,我想去摻和!”崔:“慎
重再慎重,開⼸沒有回頭箭,不歸路
呀!”閻:“這些天,⽩天死傷者總在眼前
晃,夜裡常被噩夢驚醒。現在既造謠又鎮
壓,我這⼜氣出不來,要憋死!”我們在
悲憤中吃喝聊罵。我平時只喝少許紅酒,
那天⽩酒喝多了,有點頭暈。崔更是性情
中⼈,喝得微醉。最後我們都流淚了,從
暗泣到痛哭,後半夜分⼿時,真像是⽣離
死別。
7⽉12⽇陰天漆⿊的夜晚我摸到西單
附近,敲開劉蘇⾥那熟悉的⼩屋。看望劉
的年輕妻⼦,還有可憐的兩歲幼兒,她原
來⾮常漂亮,現在⼗分憔悴。我安慰
她:“蘇⾥不會被關太久,你和孩⼦千萬
保重。我要出⾧差,不能再來看望你
們。”臨⾛留下些許錢財。
7⽉16⽇到經濟所書記吳太昌家,
1970年⼀起分去⽢肅的北⼤朋友,沒有任
何背景考上研究⽣,最後⼀個回到北京,
我為數不多的平民摯交。我託付他照顧太
太和兒⼦。
7-6        國內最後兩天
7⽉19⽇,到劉青峰當時在中組部⼯
作的妹妹劉進家,索要其姐在⾹港的電
話,說開完董事會去看望她,並幫她家給
劉青峰帶了些⽣活物品。摯友⾦觀濤和劉
青峰夫婦當時在⾹港中⽂⼤學作訪問研
究,學運期間⽀持學⽣,“六四”後被陳希
同公開點名批判,已有國不能回、有家不
能歸。我即將步其後塵,兔死狐悲、感慨
良多。
7⽉20⽇上午到⿓升公司,以中國信
⽤卡和⽀票在⾹港不能⽤為理由,把它們
交財務保管,並與同事告別。
下午妻⼦上班、兒⼦上學校,我約妹
妹到家裡。我告訴她,擬赴法國參加民主
運動的決定,請她保管我珍存的⽂件資料
和⽇記。我還托她代我盡孝、照顧年邁的
爹媽。她勸阻無效後,我們抱頭痛哭、情
似訣別。
晚上回⽗母家,與古稀之年的⽗母
做“出差”前的告別。看到⽗親的謝頂和母
親的⽩髮,不知什麼時候還能再⾒,或者
不能送終⽽遺憾終⾝。我強忍悲痛⼼中默
念,孩兒不孝忠孝不能兩全了。⾛出家
⾨,在深夜的⾩外⼤街上,我推著⾃⾏
⾞,痛哭流涕不能⾃已。
7⽉21⽇晨,公司的⼩⾞來家裡接
我。我平時上下班和在市內辦事,只騎⾃
⾏⾞,從不坐⼩⾞。妻⼦和獨⼦第⼀次坐
我的⼩⾞,到機場送⾏。她們說,⾹港濕
熱,注意⾝體,半個⽉後,再來機場接
我。這些天,與親友的類似訣別,已上演
數次;我還是強作微笑,⼼說“太對不起
你們啦!”出關後淚流滿⾯。
中國民航⾶機上午9時起⾶,中午12
時抵達⾹港啟德機場。
第三節 法國駐⾹港總領事批准我去
巴黎
7-7        合資公司董事會活動的⼀周
1989年7⽉21⽇,中午到達⾹港,東
正的⾹港籍總經理接機,送酒店,晚上宴
請。
22⽇,到中⽂⼤學⼀整天,探訪⾦觀
濤和劉青峰,格外親切,他們家宴招待,
陪同參觀⼤學。我們只敘舊,我未談“反
動企圖”。
23⽇,港⽅招待⾹港⼀⽇游。
24⽇,上午電話⾹港新華社的清華哥
們、副社⾧喬宗淮和處⾧王國⼒(後任教
育科技部副部⾧),他們請我去新華社貴
賓室聊天,我推脫太忙,說已在貴社⾨⼜
的茶餐廳恭候。他們⽴即出來,⾒⾯坐定
後——
我:擬去法國參加民運,咱們聊聊天
就當沒⾒過,⼀拍兩散就此告別了。
喬:⼆⼗多年的哥們了,幾年未⾒必
盡地主之誼,⼀定宴請。
我:不⽅便吧?
喬:你來開會,我私款請客,誰知道
你散會後去哪?
王:喬⽼爺仗義之⼈,你就恭敬不如
從命吧!
我們接著暢聊了近幾年和近幾個⽉的
⼤事⼩情,王國⼒午餐買單。下午喬社⾧
去忙公務,王處⾧帶我去他的新華社公寓
式宿舍,又聊了半天。晚上喬在特⾼級的
淮揚菜酒店宴請,王作陪。喬說:“你不
回國了,這是接⾵兼餞⾏,還替我省⼀頓
呢!咱們都是‘淮’,蘇北⼈吃⽼家菜,到
法國就難吃到了。”酒⾜飯飽,互道珍
重,依依惜別。
25、26⽇,東正公司董事會。
27、28⽇,東正各董事在港⽅陪同
下,拜會參觀有關的銀⾏、律師樓、會計
所和關係企業。⾄此,董事會活動全部結
束,接下⼀周⾃由活動,我也該琢磨如何
投奔⾃由了。
7-8        港⽀聯運作、總領事批准赴法
7⽉29⽇,再次去中⽂⼤學在⾦觀濤
和劉青峰家,我談了擬去法國參加民主運
動的打算。我在⽇記中記載了他們的忠
告:“海外沒有職業⾰命家,⽣存是第⼀
位的;⾧期遠離故⼟、不能回國是⾮常孤
獨的;勸我仔細考慮利弊得失,慎重決
策。”他們還幫我分析:中國80年代是鄧
⼩平和陳雲的“雙峰政治”,你⾝在康華、
是鄧的嫡系,與陳家關係⾮⽐尋常,新的
第三代核⼼又是忘年之交。你留在體制內
更有利。我說:主意已定、義無反顧!於
是,他們通過政論家林保華(筆名凌鋒)
請來中⽂⼤學教授、“全港市民⽀持愛國
民主運動聯合會”(在⾹港簡稱⽀聯會、
⾹港之外簡稱港⽀聯)⾻幹郭少棠博⼠。
郭了解情況後,⽴即聯繫法國駐⾹港總領
事館。
1989年8⽉3⽇晚,離
開⾹港赴法國前⼣。
相⽚背⾯題詞,表達
了當時我的⼼情:讓
我微笑,讓我招⼿,
——再⾒了,我的祖
國,我的親⼈;我⼀
定要回來,⼀定!但
願那天早⽇到來。
30⽇,郭少棠陪同我去法國總領事
館。出乎意料,孟⾶⿓副總領事帶領⽅⽂
森領事親⾃出⾯接待,⼆位法國⽩⼈漢語
極其流利。
孟⾶⿓開⾨⾒⼭:“你的情況我們已
經充分了解,請你只講⼀下你去法國的意
圖和打算。”
我說明:“在國內得知,法國接納眾
多中國民運⼈⼠;到⾹港後,又看到、在
內地聽說的朋友嚴家祺和萬潤南等五⼈的
《成⽴民主中國陣線倡議書》;想去⼀起
幹!”
⽅⽂森:“郭少棠和⾦觀濤介紹的朋
友,去法國沒有問題。你留下護照,明天
⾒。”
“六四”後,諸多異議⼈⼠被迫踏上了
流亡的不歸路,⾸先張開臂膀歡迎他們
的,是偉⼤的法蘭西。⽽具體把⾃由、平
等、博愛的法蘭西精神化為實際⾏動的,
則是當時法國外交部著名的“三劍客”:駐
中國⼤使⾺騰、⾹港副總領事孟⾶⿓和外
交部辦公廳的燕保羅。⾺騰無緣結識,孟
⾶⿓則受惠於⾹港、深交於巴黎,本⽂下
部將介紹燕保羅對所有“流法”⼈⼠的⼤恩
⼤惠。
同時,我也佩服法國外交系統的⾼效
率。事後得知:法國總領事館接到郭少棠
介紹我的電話後,⽴即在數據庫中查到我
發表過的⽂章,對我“驗明正⾝”;並向在
海外的陳⼀諮等⼈了解我的政治態度。隨
後當機⽴斷,決定接納我;並與法國社科
院聯繫我的⼯作安排。
31⽇,中午在⾦鐘太古廣場的法國餐
館,孟⾶⿓和⽅⽂森請我午餐,送還我已
經有了“法國簽証”的中國“因公護照”。他
們說,法國決定接受全部在港的中國民運
⼈⼠,給以⼈道的政治庇護。但是法國法
律規定,法航每架班機運送庇護⼈員最多
三位;現在法航每機安排⼀般⼈⼠兩⼈,
已排到⼀個⽉後;特殊⼈⼠每機⼀⼈,也
排滿了⼀周。他們說想辦法爭取盡早安排
我赴法,讓我隨時待命啟程。
8⽉1⽇,郭少棠陪我購置⼀些簡單的
⽣活⽤品,還送我⼀台錄⾳機和⼀千法
郎。我不要,他說,在海外錄⾳機是必備
⼯作⽤品,法郎是⽀聯會送的。事後⾦觀
濤說,⽀聯會根本沒有這筆開⽀,是郭個
⼈贈送。九⼗年代“保衛釣⿂台運動”再度
興起時,我查資料發現郭是⾹港著名
的“保釣⼈⼠”,我以新加坡《海峽時報》
專欄作家⾝份採訪他,再續舊情。網上查
到:郭少棠師從新儒家牟宗三,是著名歷
史學家,曾任⾹港中⽂⼤學⽂學院院⾧。
2⽇,中午法國總領館又請吃飯,通
知我:“明天晚上乘法航,離⾹港赴巴
黎。法國已決定給你⾧期居留,法國社科
院可發⼀年的研究經費,期滿還可延
⾧。”下午去⾦觀濤家告別,劉青峰家宴
為我餞⾏。晚回到酒店,電話打給妻⼦,
抱歉地通報最新情況,我們在電話的兩邊
都哭了。
3⽇,我郵寄出“致康華總公司的辭職
信”。晚上,郭少棠為我最後餞⾏,20時
40分送我到⾹港啟德機場⼤廳,把我移交
給⼀位法國軍⼈。他遞我的名⽚上寫
著:“法國駐港武官 空軍少校杜於溪
(DURIEUX)”。在杜的陪同下,我們⾛
貴賓通道,他⼀直把送我上⾶機的商務
艙。21時30分起⾶,離開中國⾹港,奔赴
法國巴黎。
下部
從民運⾻幹到政治學⼈
——⼆⼗⼋載在海外(1989
~2017年)
第⼋章 民陣法國分部
主席
——在巴黎的民運活動
(1989~1990年)
第⼀節 開記者會,發表⽂章,譴責
鎮暴
8-1        法國艾麗絲協會的接待
1989年8⽉4⽇凌晨,我從⾹港抵達法
國巴黎戴⾼樂機場,順利通關⼊境。港⽀
聯在法國的代表郭⼥⼠如約接機。她送我
到巴黎市中⼼第⼆區她朋友閑置的⼀間三
居室公寓,這就是我近期的住所。
郭⼥⼠1950年代出⽣在⾹港,獲美國
哥倫⽐亞⼤學碩⼠後赴巴黎攻讀美術,被
法國律師追求成婚,成為法籍華裔美術
家。她在紐約求學時,每天課餘與⾹港同
學徐克到唐⼈街義務幫助貧窮華⼈。1989
年春,名導演徐克成為港⽀聯的⾻幹;郭
便是港⽀聯在法國的全權代表,不定期地
向住在難民中⼼的中國流亡⼈⼠發放港⽀
聯募捐來的錢款。“六四”天安⾨慘案之
後,由法國總統密特朗夫⼈提議、幾位漢
學家發起組織了“中國流亡知識分⼦聯繫
協會”(簡稱“艾麗絲”ALICE),郭是其
中唯⼀的華⼈,對我和其他中國異議⼈⼠
幫助極⼤。此後近30年,我與她的家庭⼀
直是摯友。
1989年8⽉甫抵法國,在巴黎
科學城,法國⼈複製的天安⾨
民主⼥神前。
隨後⼀周,我在巴黎逐漸平復“慘
案”情緒、休整疲憊的⾝⼼,⾛出屠殺和
整肅的陰影。除遊覽參觀向往已久的世界
著名的名勝古跡外,還特意去了我⼼中的
新舊兩聖地:巴黎北郊的科學城,法國⼈
為紀念在天安⾨廣場被鎮暴部隊銷毀的民
主⼥神像,在這裡重新樹⽴;巴黎市中⼼
的先賢祠,為反對暴政流亡19年、法蘭西
曾舉⾏隆重國葬的偉⼤的⼈道主義者⾬果
的安葬地。
8⽉中旬,因為民主中國陣線(簡稱
民陣)籌備組的⾻幹、我在國內時的改⾰
派朋友陳⼀諮、嚴家祺和萬潤南到美洲宣
傳造勢未歸,我只能接觸法國朋友。他們
是——
燕保羅,法國外交部辦公廳官員。法
國政府著名的“援華三劍客”中,駐華⼤使
⾺騰負責向中國政府施壓及發放赴法簽
証,我直接⾶抵⾹港因此無緣結識;駐⾹
港副總領事孟⾶⿓在⾹港居中接應,上章
介紹了孟⾶⿓在⾹港對我的特殊照顧,他
回巴黎敘職,我都宴請感謝;燕保羅則在
巴黎具體安置中國流亡⼈⼠,代表法國政
府解決我們的政治、法律、居留、⼯作、
學習和⽣活等各⽅⾯的事宜。8⽉14⽇晚
保羅為我接⾵,他⼀⾒⾯就說:“我和你
⼀樣都屬雞,⼩你⼀輪。在北京是你們清
華的鄰居、1980⾄82年在北京⼤學學習中
⽂,畢業也晚你⼀輪。1983⾄88年我是北
京使館的新聞秘書,咱倆兒又⼀樣,都是
政府的官兒。”——簡單幾句話⽴刻縮短
法國政府⾼官與中國流亡者之間的距離,
我們聊了整整⼀個晚上。分⼿前保羅
說:“法國社科院決定聘請你為研究員,
巴黎市政府將分配住房。你沒有後顧之憂
了,希望你多關⼼流亡的學⽣和市民,作
法國政府及艾麗絲與他們之間的聯繫紐
帶。”當晚作陪的是他漂亮的瑞⼠⼥友、
艾麗絲協會的瑪麗亞娜、中⽂名呂敏,法
國⾼等學院研究董仲舒的研究⽣。晚餐不
算豐富沒有紅酒,保羅說法國政府宴請客
⼈的標準不⾼。呂敏付了三分之⼀的飯
錢,更讓我吃驚。在法國期間,我們⼀直
保持著密切的朋友關係。90年代我三次重
返法國,我們都聚會。2012年保羅任法國
總統外交顧問,2014年不幸病逝。法國頓
失外交英才,我們喪失⼀位恩友!
8⽉19⽇晚,艾麗絲的兩位核⼼⼈物
請我晚餐。他們⾃我介紹:⽩夏,政治學
博⼠、⽂⾰時在⿊⿓江⼤學留學;潘鳴
嘯,⽂⾰時到⾹港學習中⽂、回法後學成
歷史學博⼠。他們都是法國⾼等社會科學
研究院中國研究中⼼的研究員、著名的中
國問題專家。晚餐相當豪華,他們為我點
了:前菜的牡蠣和鵝肝、主菜的奶油蝸
⽜。這都是我在法國⼩說中早聞其名、但
從未嘗過的名菜,著名的法國紅酒當然不
能少。他們則分別要了⾃⼰喜歡的保留節
⽬。付賬的A-A制⽅式又讓我⼤開眼界:
他們分別付⾃⼰點菜的錢,紅酒、⼩費和
我的菜錢則⼆⼀添作五;兩個⽂科博⼠著
實算了好⼀會兒。在法國期間,我們經常
⼀起研討中國政局、外出旅遊和聚餐。熟
悉後,我們稱蓄⼤鬍⼦的⽩夏為⾺克思,
叫留⼩鬍⼦的潘鳴嘯為恩格斯。新世紀,
他們都曾在北京從事學術研究。
其間我還結識了艾麗絲兩位青年才
俊:酷似電影明星阿蘭•德⿓的帥哥⽪埃
爾和⾃稱“段⼤俠”的⽂弱書⽣段三⼭。他
們流利的漢語和豪放的性格,使我們很快
成為朋友和玩伴。上世紀末⼤俠任駐華使
館外交官,我能回國後經常與他⾒⾯。
8⽉27⽇,⾹港港⽀聯發起⼈之⼀的
李偉傑,營救民運⼈⼠的“⿈雀⾏動”參與
⼈來到法國。郭⼥⼠和我陪同李到巴黎郊
區“1945年5⽉8⽇街”(攻克柏林的紀念
⽇)的難民中⼼,看望六四後來⾃中國各
地的幾⼗位流亡學⽣、知識分⼦和⼯⼈,
分發港⽀聯的慰問⾦並聽取意⾒。他們最
多的要求是,希望港⽀聯盡快營救他們在
中國各地的六四戰友。此後李偉傑又匆忙
來法國幾次,把幾⼗萬法郎交給我;由我
⼀⼈去難民中⼼發給每⼈幾千法郎,然後
以他們簽字的名冊,傳真到⾹港報賬。從
此我成了巴黎流亡⼈⼠的朋友和代⾔⼈。
1990年後,港⽀聯常委劉千⽯接⼿法國聯
絡⼯作,劉與我成為好朋友,1992~1997
年我在新加坡⼯作期間,我們在⾹港和新
加坡經常互相接待。
9⽉3⽇下午,法國外交部官員保羅和
艾麗絲的⽩夏、潘鳴嘯、呂敏,開⾞接上
我,再次赴難民中⼼看望中國難民。保羅
代表法國政府和艾麗絲協會,把流亡⼈⼠
已經熟悉的我,作為他們的聯絡員,正式
介紹給⼤家(此後調⽪的流亡學⽣就戲稱
我為“聯絡官”)。晚上我們在保羅家附近
的餐館聚餐,互相介紹兩國的⾵⼟⼈情和
官場趣聞,穿插調侃中法領袖的笑話,直
到半夜。我堅持AA制付賬後,各⾃乘末
班地鐵回家。
8-2        籌備民陣及我的記者會
1989年8⽉下旬,民陣籌備組⼈⼠從
北美回到法國。
8⽉25⽇,在法國設計⼤師聖羅蘭
(YSL)為中國民運⼈⼠捐獻的、巴黎市
中⼼第六區的⼆層⼩樓“民主之家”,我與
嚴家祺和萬潤南⾒⾯。劫後重逢悲喜交
加,他們介紹了成⽴民陣的設想和在北美
⼯作的成果,並邀請我參加籌備⼯作。他
們還說:7⽉20⽇發表的《成⽴民陣倡議
書》,雖然公開是以嚴家祺、吾爾開希、
萬潤南、蘇紹智、劉賓雁等五⼈的名義,
但是實際暗中操作的是秘密的籌備組,組
⾧是⾜智多謀的陳⼀諮。這次在美國和加
拿⼤,公開演講的是嚴和萬;陳⼀諮則秘
密召集了在北美的“三所⼀會”舊部,將來
作為民陣的⾻幹。
次⽇,我如約到巴黎城西北的17區⼀
座獨⽴的⼆層⼩樓、現民陣籌備組、將來
的民陣總部,會⾒籌備組組⾧陳⼀諮。⽼
陳⼀⾒我,就是熱情的⾧時間擁抱,他
說:“終於⾒到你啦!我在美國接到法國
駐⾹港總領事的⾧途電話,說中組部出來
⼈了。我說,那肯定是閻淮!你們盡快安
排他去法國。我當時就考慮了,根據你的
特⾧:⼈緣好,負責接待流亡⼈⼠;懂組
織,參加《民陣章程》起草組。”我順便
問他:“你為什麼保密不公開露⾯?”陳
答:“許多在歐美學習的舊部不想參加民
陣⽽與中共決裂,我只能秘密與他們⾒
⾯。另外,我抓緊時間錄製了⼗幾盤有關
中共領導⼈私密的錄⾳帶,將來我公開露
⾯時,警告中共若暗殺或綁架我,朋友會
公開這些錄⾳帶。”我認為不⾄於,我們
⼀直聊到共進晚餐。
8⽉29⽇,民陣⽂件起草組⼗餘⼈進
駐巴黎⾬果街的國際旅館,開始⼀周的起
草⼯作。《民陣章程》起草⼩組由曹務奇
和我負責。曹務奇,社科院⾺列所碩⼠、
四通公司副總裁;思路清晰⽂筆流暢、堪
稱“務”實的“奇”才,名實相符。我們密切
配合,順利完成任務;並排除激進派的⼲
擾,堅持在《章程》的“總則”中寫上“民
陣的⾏動原則是:和平、理性、⾮暴
⼒。”《民陣宣⾔》起草⼩組由吳國光和
阮銘負責。吳國光,⼈稱“⼈民⽇報第⼀
⽀筆”、中共⼗三⼤報告主要執筆者;阮
銘,曾任中共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副主
任,據稱是胡耀邦的智囊。討論中,因意
⾒相左,情緒化的阮銘與⼈爭論、爭吵,
氣憤地要退出起草組,打道回美。經⽼好
⼈嚴家祺等⼈安撫勸阻後留下,但是最終
阮銘未參加民陣。這是起草⼯作的⼀個⼩
插曲。
9⽉4⽇,陳⼀諮在巴黎會⾒記者,⾸
次在海外公開露⾯。民陣内部主要的兩股
勢⼒:陳⼀諮的體改所和萬潤南的四通公
司,都浮出⽔⾯。為此後的萬陳之爭埋下
伏筆。
完成民陣⽂件起草後,我們投⼊9⽉
12⽇“六四百⽇祭”的準備⼯作。為了配合
百⽇祭,我決定公布我“六四”凌晨在天安
⾨廣場及其附近的親⾝經歷和現場⽬擊。
9⽉10⽇我在中⽂《歐洲⽇報》編輯部
内,⼜述了第七章提到的《天安⾨廣場實
錄》。該報總編吳⽟倫接待我,並記錄整
理成⽂字。9⽉12⽇“百⽇祭”當天,該報
在第⼀、⼆版發表了這篇數千字的⽂章。
當晚,在巴黎⼈權廣場舉⾏悼念“六四”死
難同胞的百⽇祭活動,鄧麗君參加並獻
歌。此後每年“六四”紀念活動,只要⼩鄧
在法國都會來聲討⽼鄧。
9⽉18⽇我在巴黎共和廣場的假⽇⼤
酒店舉⾏記者會,以下是《歐洲⽇報》9
⽉20⽇第⼀版的報道摘要:
“閻淮由理性的批判、感性的震撼、
⼈性的召喚、韌性的聖戰,四⽅⾯說明為
什麼拋棄國內‘有形的地位和無形的背
景’,割捨⾻⾁親情,到國外來做⼀個流
亡者。他在回答問題時說,⽬前為民主中
國陣線的成⽴做籌備⼯作,負責起草⽂件
及聯繫⼤陸來法⼈⼠。閻淮表⽰,他不贊
成以暴⼒推翻共產黨,否則冤冤相報何時
了。他把中國的民主化,劃分成四個時期
(反動期、反覆期、鬆動期和變動期)。
在回答⼤陸何時成⽴反對黨時,他說,時
間會很⾧,成果也許不是現在的民陣成員
享受得到,但我們若放棄努⼒,中國將再
度失去⼀次⾛向民主的百年難逢的機會。
到現場採訪的有《歐洲⽇報》、法國《解
放報》、《新觀察家》周刊、美國《華盛
頓郵報》、台灣的中華電視台、中央通訊
社及《青年⽇報》等中外新聞媒體的記
者。”
當晚,歐洲⽇報社⾧、法國⼈杜怡
之,以“慶祝記者會的成功和感謝對歐洲
⽇報的垂青”為理由,在該飯店宴請我。
前⼀天,我曾以“你已宴請我兩次,記者
會後欲休息”為由,婉拒此宴未果。我進
了餐廳包廂發現,還有⼀位⽩⼈,杜怡之
介紹是法國總統的外交顧問。⾄此,我才
明⽩此宴會的真正⽬的。儘管與顧問初次
⾒⾯,但相談甚歡;從中國局勢到中法關
係、從民運現狀到世界趨勢,有交流有爭
論;從7點邊吃邊聊到11點多。此後,中
國⼀有⾵吹草動,總統顧問就請我吃飯,
請我“顧問”。
1990年3⽉,法國,作者與遠志明
(右)在⾃由⼥神船會場外。
8-3        發表《我為什麼離開中國》
9⽉19⽇和20⽇,《歐洲⽇報》分兩
天發表了我的題為《我的旗幟上寫的是理
性和良知——我為什麼離開中國》的萬字
⾧⽂。以下是其摘要——
我赴法後,康華領導對太太講:組織還
信任我,仍考慮由我擔任合併後⼤公司的領
導;⽬前只是逾期未歸,希望我盡快回去。
我是既無遠慮、又無近憂,共產黨待我
不薄、對得起我。我為什麼放棄政治特權和
⾼官厚祿、舒適⼯作和優渥⽣活?拋棄⾻⾁
情深的親⼈、離別⽣我養我的故⼟和⼈民?
為什麼毅然決然、義無反顧地做了漂泊不定
的流亡者呢?這⼀切確使得中共同志、⼤陸
親⼈、國內朋友、海外⼈⼠疑惑不解。
⼀、理性的批判
1、中共的歷次運動,都是泯滅⼈性、
導致社會毒化。我分析批判了⼟改、鎮反、
三改⼀化、反右、⼤躍進、反右傾、四清、
⽂⾰、清污、反⾃由化。運動就是⼩⼈整君
⼦、平庸⾾精英。近⼗年是經濟改⾰亂動、
政治改⾰不動。
2、斯⼤林現象(領袖獨裁、殘酷鎮
壓、剝奪⼈權)是現代最⼤的悲劇。德意⽇
法西斯和共產黨極權專制是⼆⼗世紀兩⼤悲
劇,⽽後者地域更廣、死傷更眾、時間更
久、為害⾄今。共產專制的封建性,朝鮮的
⾦⽇成、⾦聖愛和⾦正⽇家族,羅⾺尼亞的
⿑奧塞斯庫、埃列娜•⿑奧塞斯娃和其兒⼦家
族,是明証。其殘酷性,柏林牆和紅⾊⾼
棉,是反⼈性的標誌。
3、⼀黨專制產⽣嚴重的政治腐敗和經
濟腐敗。中國提倡“物質⽂明和精神⽂明”,
我說,不夠!應該有第三個“法制⽂明”即法
律與制度的⽂明,它更重要。中國⼈在等級
森嚴的官本位的⾦字塔中⽣存,“權和利”的
需求產⽣“向上爬”的動機,導致“向上看”的
⾏為;政治腐敗不可避免。經濟改⾰的不徹
底,特權階層三代⼈腐敗發財。離休⽼幹部
利⽤餘權餘威、獲取剩餘價值;中年在職官
員以權謀私;公⼦衙內是⽼⼦⽚⼦加兒⼦騙
⼦滿天⾶,利⽤不等價交換,⼤發橫財。
⼆、感性的震撼
簡要敘述6⽉4⽇凌晨,我在天安⾨廣場
附近的親⾝經歷和親眼所⾒。⾝為廣場的倖
存者,負有為⾝邊倒下去的數百⼈站出來說
話,並完成其未竟事業的不可推卸之使命。
三、⼈性的召喚
1、我的社會觀:我理想的社會應是經
濟⾃由、政治民主、法制健全、⼈權保障的
社會。⾃由、民主、法制,最終都是為了保
障⼈權,維護⼈的基本權利。⾺克思認為社
會有五種形態:原始、奴隸、封建、資本主
義和共產主義社會。我認為,從本質講,只
有專制和民主兩種社會;我們要建設民主⼈
性的社會,反對專制獸性的社會。
2、我的⼈⽣觀:我是⼈道主義者、⼈
性論者、⼈權⾄上者,我的旗幟上寫
著:“⼀切為了⼈”。⽑澤東說,民主是⼿
段,集中是⽬的。現在中共修正:民主是達
到現代化的⼿段:我說:民主不只是⼿段,
也應該是⽬的。但在“⼈”的⾯前,在有⾎有
⾁,有思想有靈魂的⼈的⾯前,民主也應該
爭取⼈⼀切權利的⼿段。我所爭取的民主社
會,最終⽬的還是為了⼈,為了⼈的解放,
⼈的幸福,⼈的全⾯的⾃由發展。
3、我的⾺克思主義觀:“⼈”是⾺克思
主義的出發點和歸宿,真正的⾺克思主義者
應該是⼈道主義者。學潮中,眾多的黨政幹
部衝破禁令,上街遊⾏⽀援學⽣;說明中共
4800萬黨員絕⼤多數是有⼈性和良知的。⼈
性有善良的⼀⾯,關鍵在制度。因此,我不
主張打倒共產黨,不贊成⽤暴⼒推翻⼀個政
權。冤仇相報幾時了,讓我們開始⼀個理性
的新紀元吧!
我⾛了,拋棄了⼀切,除了理性和⼈
性!沒有任何外界的壓⼒和誘惑,我只聽從
⼼中神的召喚——⼈性之神!
四、韌性的聖戰
韌性是指民主運動之⾧期性與艱鉅性,
聖戰是指民主運動之神聖性與世界性。
我對歷史與未來的判斷
1、⽂⾰前是“17年不動”。儘管許多⼈
對50年代留著美好的記憶,但對社會發展和
歷史前進⽽⾔,17年沒有明顯的進步。
2、⽂⾰是“⼗年動亂”。這在全國、全
世界已有共識。
3、改⾰是“⼗年亂動”——胡平在引述
時,誤為“動亂”,許多媒體因此⽽錯引。
4、⼗年反動。今後五年為“反動期”,
保守派趁“六四⼤捷”繼續鎮壓民主派,在政
治、經濟、⽂化上全⾯倒退。隨後五年
為“反覆期”,元⽼派陸續退出了政治舞台和
⼈⽣舞台。第三代領導⼈將在政治態度、既
得利益、權⼒再分配諸⽅⾯發⽣分歧和⽭
盾。
5、⼗年變動。21世紀的前五年為“鬆動
期”,第四代領袖登台,政治將出現鬆動。
其後的五年是“變動期”,民主運動的關鍵時
期。
21世紀是⼈類的新紀元,也是中國民主
運動的新紀元。那時,即使我們中的⼀些⼈
可能享受不到勝利的喜悅,但我們將前仆後
繼地奮⾾下去,進⾏韌性的⾾爭。我個⼈只
能是奧林匹克精神:“不求勝利、重在參
與”。我們的民主運動是⼀種沒有硝煙的聖
戰(和平、理性、⾮暴⼒),是為中華民族的
復興,為全世界⼗⼆億華⼈的幸福⽽奮⾾。
這就是我為什麼離開中國!
《我為什麼離開中國》發表後,在國
際上引起⼩⼩的反響。美國:《世界⽇
報》分五天連載。“失聯(失去聯絡)斷
交(中斷交往)”幾⼗年的⼩學⼥同學季
逑,通過報社挖出我,電話中要對我“扶
貧”;她的物質援助被我婉拒,精神援助
⽀持我繼續前⾏。剛讀完博⼠的中學哥們
汪寧,通過民陣聯繫到我;他說平時只看
免費的《⼈民⽇報》海外版,這次花好幾
美元連買五天台灣報紙;精神上聲援我,
⾦錢上要我“報銷”報費。台灣:《中央⽇
報》轉載,胡志強和明居正⼆位台灣教授
看後印象深刻,來巴黎參加民陣成⽴⼤會
時,特意分別約我深談,成為好友。英國
《吶喊》雜誌和各國的報刊也摘錄了,幾
天後參加民陣⼤會的各國代表,許多⼈都
當⾯稱讚我。嚴家祺專⾨找到我,當著眾
⼈的⾯極其誠懇地說:“六四出來⼈寫的
⽂章,我⼤都看過,你的最好!”搞得我
特不好意思。當然也有激進派認為我說民
運成功⾄少20年太悲觀。
1990年6⽉,巴黎,
作者帶趙紫陽的孫
⼥、趙⼆軍的⼥兒
(左⼆)遊覽聖⼼教
堂,與⾮裔兒童嬉
戲。
中國國內發⾄地師級的《參考資料》
刊登了我的消息。在我每周打往北京的電
話中,⽗親告訴我,江叔叔又來電話——
總書記:“⽼閻啊,⼩閻不夠意思
呀!在法國報紙上胡說⼋道。”
⽗親:“第⼀,兒⼤不由⼈。你們接
觸很多,你了解,他是很有主意的⼈。第
⼆,你放⼼,他知深淺,絕不會作對不起
你的事。”
總書記:“轉告他:共產黨和我,對
得起他!”
我請⽗親請轉告江:共產黨真對得起
我,但太對不起“六四”冤死的幾百⼈了。
從我發表的幾篇⾧⽂,可以看到:我只批
判制度,不涉及任何熟⼈,更不會對不
起“對得起我的⼈”。今後還將⼀如既往,
請他放⼼我這個⼩⼈物,幹好利國利民的
⼤事業!
太太告訴我,朋友們反映不⼀。我
說,預料之中。
第⼆節 主動幹難民⼯作,被動當分
部主席
8-4        民主中國陣線成⽴
9⽉中旬,民陣籌備組宣布:民陣成
⽴⼤會將於22⽇在巴黎舉⾏。經過多時的
準備,全球五⼤洲幾⼗個國家選舉產⽣出
150名“民陣⼀⼤”代表。考慮到⼤會在法
國舉⾏,法國的留學⽣和華⼈代表名額最
多,為20名。兩個⽉前到法國的流亡⼈⼠
還不多,只給10名。隨著港⽀聯營救異議
⼈⼠的“⿈雀⾏動”的全⾯展開,和⼀些個
⼈成功偷渡到港澳,這時流亡到法國的⼤
陸⼈⼠已近百⼈。他們⼤部分強烈要求參
加民陣⼤會,我是他們與民陣籌備組的聯
繫⼈,頻繁穿梭於巴黎市內的民陣總部與
郊區的難民中⼼,兩⾯不討好地費⼒斡
旋,當然內⼼是傾向於草根流亡⼈⼠(⽤
中性詞簡稱:“難民”)。
9⽉19⽇,我帶著⼗餘名難民談判代
表到民陣總部,與民陣⼀⼤籌備總負責⼈
萬潤南和負責組織聯絡的曹務奇會談。
萬、曹說,因經費緊張,會議代表的旅館
床位沒訂太多。難民們說,九死⼀⽣到法
國,就是要參加民主運動。經過四個多⼩
時的討價還價,最後商定:難民代表增加
到30名,他們回去選舉,我提議:優先考
慮⼥⼠和年⾧體弱者,其他⼈都可參加⼤
會,⾃⾏解決⾷宿交通。開會那幾天,我
忙於會務住在旅館,我的三室公寓住進⼗
餘流亡者。
21⽇我們會務組進駐Novetel酒店,
與會代表和媒體記者也陸續報到。在晚上
的招待會上,⾹港名記者陸鏗找到我,他
介紹同來的優雅中年⼥⼠是崔蓉芝。陸鏗
說:“我看到您的⽂章,⾮常佩服。開完
成⽴⼤會,我們⼀起吃個飯,很想向您請
教中組部的內幕。”我回答:“主要情況,
我在記者會和⽂章中都談了,再沒什麼有
意思的了。”陸說:“您這西服裡外五個
兜,全是秘密。”我看台灣作家江南的遺
孀崔蓉芝被別⼈拉⾛,就開玩笑說:“既
然是秘密,就不能講,否則我太太就和崔
⼥⼠⼀樣啦!間諜叛逃只能說機構和做
法,不能出賣同事。”陸:“不愧是組織部
的,⼜⾵真緊!”(海外數⼗載,我只批
判制度,不牽涉熟⼈,此書才⾸次開
戒。)直⾄陸鏗逝世,我們又在各種場合
相⾒多次,始終保持著朋友關係。
9⽉22⽇上午⼗時,民主中國陣線成
⽴⼤會在巴黎⼤學“圓形民主⾃由講壇”禮
堂舉⾏。陳⼀諮擔任執⾏主席,吾爾開希
致歡迎辭,萬潤南作籌備⼯作報告。來⾃
世界各地的167名代表(3⼈因簽証受阻未
到)出席會議。聯合國⼈權委員會、歐洲
議會,法國社會黨等五個政黨(當年的國
會議員、⽇後的總統薩科⿑端坐在前排,
安琪有攝影。),西德社民黨等三個政
黨,英國和荷蘭的⼯黨、西班⽛社會黨,
中國國民黨和民進黨,波蘭團結⼯會和達
賴的代表,⾹港⽀聯會的代表劉千⽯等,
⼀共近200名觀察員出席開幕式。150家媒
體到會採訪。
22⽇下午,會議移⾄Novetel旅館繼
續舉⾏。與會代表經過認真和激烈地討論
和修改,通過了我們籌備組草擬的民陣
《宣⾔》和《章程》。原則認同這兩個⽂
件的153⼈登記⼊會,23⽇深夜,民陣正
式成⽴。
24⽇上午,⼤會分為中國⼤陸、亞
太、美洲和歐洲四個組,選舉民陣理事會
的15名成員。我所在的⼤陸組分得5個名
額,選出嚴家祺、萬潤南、吾爾開希、蘇
曉康和陳⼀諮。隨後由各組提出5名監事
會候選⼈,再由全體⼤會選出11名正式監
事。⼤陸組的名⼈只看重決策的理事、輕
視監督的監事,所以都不報名監事;只有
⼤陸流亡⼈⼠事前推舉的我和幾名流亡學
⽣參選監事。我急了,說:“我們將來要
搞三權分⽴的民主,現在不能只重視⽴法
的理事,忽視司法的監事。假如⼤陸組只
有我和幾位名不⾒經傳的學⽣參選監事,
到全體⼤會上20選11,可能只有我⼀⼈有
戲,⼤陸組在監事會就沒什麼發⾔權和監
督權了!”在我的動員下,《河殤》撰稿
⼈遠志明、天安⾨宣傳部⾧⽼⽊、⼯⾃聯
領袖岳武報名。
下午的全體⼤會上,嚴家祺和吾爾開
希當選為民陣理事會(即民陣的)主席和
副主席。嚴家祺提名萬潤南為民陣秘書
⾧。11名監事會監事,⼤陸組只有遠、岳
和⽊等三⼈當選。我因為對民運“太悲
觀”⽽落選。流亡⼈⼠為我不平,埋怨我
不該動員名⼈參選,丟了穩拿到⼿的有名
有利的監事;⽽⼤陸組的嚴、萬、陳、蘇
和開希等五位重量級理事,則讚賞我是顧
全⼤局、⾼⾵亮節。24⽇晚,⼤會圓滿結
束。
在民陣成⽴⼤會團結和諧的表象下,
⼀股不和諧的暗流也隨即湧現,即所謂四
通派與體改所派的萬陳⼈事之爭。如果
說,此前的7⽉和8⽉,民陣誕⽣的綱領性
務虛⼯作,主要由陳⼀諮為代表的“體改
所派”完成;那麼,9⽉的民陣成⽴⼤會的
事務性務實⼯作,則完全由萬潤南的四通
公司的三位副總裁及其部下承擔。正式選
舉前⼀天的23⽇晚,民陣上述領導構架的
雛形已經展現,籌備組⾧陳⼀諮將只是15
名理事中的普通⼀員。在⼤會旅館陳⼀諮
的房間,原“三所⼀會”的成員們聚會,感
到危機嚴重,體改所將全軍覆沒,應該最
後⼀搏。因為我在康華公司時與四通有業
務來往,與清華校友萬潤南關係不錯;更
由於我與嚴家祺在國內⼀起搞政治改⾰、
觀點相同,最近又因聯繫⼤陸難民和發表
佳⽂得到嚴對我⼈品的⾼度認同;“三所
⼀會們”,請我代表他們,與嚴會談。
其實我很⽭盾;論組織,政治組織民
陣就應該像我在國內參與⼯作的、陳⼀諮
具體領導的政治改⾰辦公室和經濟體改所
那樣廣羅⼈才的政治機構,⽽不能像四通
公司這樣只重⽤副總裁類的能⼈的商業企
業。論領導,企業家萬潤南確實⾝段柔
軟、平易近⼈,⽽政治家陳⼀諮則⾼深莫
測、架⼦較⼤,群眾性組織還真需要⽼萬
這樣的⼤管家。
“受朋之託、忠友之事。”我把嚴家祺
從⼈頭攢動的⼩會議室,請到我空無⼀⼈
房間,我⾸先申明無個⼈傾向性意⾒,不
是說客、只是信使。然後轉達陳⼀諮⽅⾯
的建議:“由陳擔任嚴的副主席。”嚴家
祺:“六四是學⽣運動,民陣只能由學⽣
領袖任副主席。”我隨即轉達第⼆建
議:“陳擔任秘書⾧。”嚴:“萬潤南務實
能⼒強、有親和⼒,更適合!”我鎩⽻⽽
歸,在陳的房間,⼗幾個⼈爭論不休。激
動的朱嘉明說,萬潤南的商⼈習氣⼀定會
毀了民陣,不如分道揚鑣。直到凌晨三
點,最後的意⾒是:盡量在秘書處中多安
插“⾃⼰⼈”。
1989年11⽉,民陣法國分部成⽴,本書
作者被推選為分部主席後發表感⾔。
9⽉26⽇晚,在民陣總部召開秘書處
⾸次會議。“三所⼀會”的程曉農(原體改
所室主任)任政策秘書、蘭東(原國際所
研究員)任信息秘書,陳⼩平(⼥、原政
改辦研究員。“陳⼩平”這個名字⽐較常
⾒,本書中提到的陳⼩平,如無特別注
明,都是這位⼥⼠)任聯絡秘書,分別成
為全薪的全職秘書。我(原北京青年學會
理事)是兼職不兼薪的聯繫⼤陸難民的公
共事務秘書。民陣1990年9⽉印刷發⾏的
《民陣⼀年》⼀書第46⾴:秘書處聘⽤12
名秘書,某某、某某……,閻淮:⼤陸聯
絡秘書,義務。)朱嘉明列席會議,會後
我們兩⼈在附近的咖啡館回顧過去、審視
現實、展望未來;聊到清晨,我送他去機
場返回美國。我對朱嘉明觀點印象最深刻
的有兩點:⼀、萬潤南的民陣沒希望,朱
勸我不要陷得太深;⼆、明年民陣⼆⼤,
理想主義的朱⼀定要取代市儈奸商萬。
(1990年朱與萬競爭民陣主席敗北,只任
無實權的理事會主席;1993年民陣與民聯
合併⼤會,陳⼀諮、朱嘉明與萬潤南兩股
勢⼒公開決裂,兩個組織⾮但未合併,還
蹦出第三個組織“民聯陣”。)
台灣⽅⾯有⽴法委員李勝峰等五⼈出
席民陣⼤會,我除和民陣⾻幹⼀同與他們
座談外,其中胡志強、明居正兩位歐美政
治學博⼠、台灣的⼤學教授,對我最近發
表的《為什麼離開中國》印象深刻、極為
讚賞,分別約我單獨討論時局,成為朋
友。此後,我參加與台灣有關的活動,⼤
多和他們的舉薦和邀請有關。(後⽂詳
述)
8-5        當選民陣法國分部主席
1989年10⽉,艾麗絲為我們⼗餘位流
亡知識分⼦解決了⼯作(社科院每⽉⼋千
法郎薪⽔的研究員)、學習(注冊為巴黎
⼤學的法語學⽣)和住房(夫妻或伴侶⼊
住兩室單元房、我們單⾝者⼀室單元房,
是巴黎市政府的平價公租房)。
10⽉中旬我應邀到法國東部的蒙⾙利
亞市訪問,當地報紙作了⾧篇報道,登載
了我演講會和記者會的兩幅⼤照⽚。11⽉
初嚴家祺和我應邀到南部的法國第⼆⼤城
市⾺賽訪問,我們分別與當地法國⼈
的“AIX團結協會”、中國留學⽣及華僑座
談。
我主要精⼒還是放在為法國艾麗絲和
⾹港港⽀聯,聯繫⼤陸流亡⼈⼠。每周去
郊區的難民中⼼,迎接安頓新來者、送流
亡學⽣到外省的語⾔學校學習法語、為有
法語基礎者安排⼯作等等,還要調解其內
部⽭盾。難民中⼼曾發⽣中國⼈之間的肢
體衝突,因使⽤催淚噴霧器和微型電擊
棍,⽽招致警察⼲預,我也因此被召去。
作為民陣的公共事務秘書,我參加每
周的秘書處例會。同時協助民陣法國分部
籌備組的⼯作,因為⼤陸難民參加民陣
的,將來都要歸屬法國分部。
1989年11⽉,應法國友⼈邀請訪問⾺
賽,在⼀家中餐館晚宴。右三嚴家祺、
右四作者。
11⽉25⽇民陣法國分部在巴黎召開成
⽴⼤會,⼀百多⼈與會,嚴家祺、萬潤南
和陳⼀諮到會祝賀。通過分部章程後選舉
分部領導,報名執委的有⼗幾個⼈,⽽參
選主席的只有民陣總部新聞秘書許某。萬
潤南介紹了許在總部⼯作兩個⽉的優秀表
現,秘書處和四通的⼈也說,許若當選有
利於總部與分部的協調。法國分部成員是
⼤陸難民和留學⽣及少數華僑。難民對民
陣總部注重名⼈、⽽忽視草根意⾒較⼤,
由總部秘書控制法國分部,他們不⽢⼼,
都讓有好感的我出⾺。我以社科院的⼯作
和巴黎⼤學的學習,兩項任務繁重推辭。
留學⽣對原是留學⽣的許某評價較低,對
我有些了解和認同,也⼀致推舉我。陳⼀
諮等“體改所們”,也⼒勸我出⼭。我本打
算:難民⼯作已⼤致結束,法國分部成⽴
後,難民掃尾⼯作由分部和總部接⼿;加
之對民運的內⾾反感,我要專⼼社科院的
研究和學習法語。然⽽現在眾望所繫,只
得倉促上陣。結果正如《歐洲⽇報》11⽉
28⽇的報道:“閻淮以⾼票擊敗他的對⼿
——民陣總部新聞秘書許某某(略其
名),當選為民陣法國分部主席。⼤會情
況堪稱熱烈,在⽬前中國民運處於低潮時
期,⼤陸⼈⼠能表現這麼踴躍,殊不容
易。”我隨即辭去兼任的總部公共事務秘
書職務,表⽰以後只對分部成員負責,只
以法國分部主席⾝份參加總部和秘書處的
會議。此舉⽐當選主席獲得更熱烈的掌
聲。我還宣布我在巴黎13區的住宅即是分
部辦公室,公布了我家的地址和電話。
(《民陣⼀年》第七部分,各分部聯絡地
址中,法國分部即是我家地址,電話號碼
後⾯注明是“家庭電話”。此後半年,我的
下述民運活動,《民陣⼀年》多有記
載。)
1990年初,在巴黎慶祝世界⾃
由⽇⼤會上講演。
12⽉初在巴黎蓬⽪杜中⼼召開“六
四”半周年中國形勢研討會。9⽇的《歐洲
⽇報》報道:“依次演講的是:詩⼈徐
剛、作家祖慰、法國漢學家⽩夏和潘鳴
嘯、新上任的民陣法國分部主席閻淮、民
陣理事陳⼀諮和蘇曉康。”當時蘇聯和東
歐出現⼀系列民主化⽅⾯的急劇變⾰,眾
⼈皆認為中國形勢將隨之有巨⼤的變化。
我的發⾔,則分析中國與蘇歐在政治、經
濟、領袖、政黨;歷史、地理、⽂化、軍
事;民族、宗教、民眾、教育,共12⽅⾯
的巨⼤差異;我的結論:“中國不會隨著
蘇歐的變遷,⽽在民主化上有絲毫鬆動。
中國不是‘蘇東波’的下⼀波!”我的發⾔
在會上引起較⼤反響和反對,《歐洲⽇
報》對我們七⼈的發⾔,共報道約千字;
⽽對名氣最低的我,⼀⼈竟⽤了近⼀半。
只因為我的觀點不合群,當時堪稱奇談怪
論!此後,福建同鄉會邀請我在慶祝世界
⾃由⽇⼤會作專題報告《中國民主化問
題》(《巴黎⿓報》1990.2.2全⽂刊
登)。法國92區政府1990年3⽉邀請我在
市政⼤廳作《中國民主道路曲折前途光
明》的演講。
法國分部成⽴後,在我家每周召開⼀
次分部執委會會議,每⽉召開⼀次分部執
委會和監事會的聯席會議,研究布置分部
⼯作。我對到中國⼤使館抗議和街頭遊⾏
⽰威不感興趣,提出12⽉主要是讓難民們
過好流亡的第⼀個節⽇。聖誕平安夜,我
們在“民主之家”組織了分部聯歡會;新年
除⼣,從下午到凌晨我聯繫巴黎“紅寶⽯
餐廳”的華僑⽼闆,半價招待幾⼗位流亡
⼈⼠的迎新年夜飯和聯歡抽獎活動。
1990年6⽉,巴黎,陪同來訪
的張鋼(中)到徐剛(左)家
做客。
1989年冬開始,我在巴黎與流亡的知
識分⼦⼀起⼯作和學習。他們是原政治學
所所⾧嚴家祺和夫⼈、⽂⾰史專家⾼皋,
《河殤》作者蘇曉康和遠志明,作家徐剛
和祖慰,青年學者蔡崇國、于碩(⼥)和
安琪(⼥)。我們⼤都是法國社科院的研
究員,每周⼀次例會,交流研究⼼得;平
時或在社科院中⽂書刊異常豐富的圖書館
查閱資料,或在家中撰寫論⽂。由於我們
這些中年⼈跟不上巴黎⼤學法語班純法語
的教學進度,艾麗絲為我們⼗⼈專⾨聘請
了懂中⽂的法語⽼師雅克琳娜
(Jacqueline)。每天上午我們到她家學
習法語,使我們很快能⽤法語應付⽇常⽣
活的需要。1990年春末,這個家庭法語班
結束,我⼀直懷念和感激她。
我們還每⽉⼀次參加“中法⼈⽂科學
沙⿓”在法國國家政治科學院國際問題研
究中⼼的學術交流活動。祖慰以程鷹的筆
名,在⾹港《動向》雜誌1991年3⽉號
上,發表《⼀個⾃由家園的靈魂——“中
法⼈⽂科學沙⿓”紀事》,詳細介紹了有
關活動。在沙⿓作過“引⾔演講”的中國學
者,除上述我們法國社科院研究員外,還
有詩⼈北島、流亡學者王潤⽣和程曉農,
夏威夷東西⽅中⼼⽂化所所⾧杜維明。沙
⿓的主持⼈是該中⼼的研究員程映湘,其
⽗是中共早期領導⼈彭述之。
1990年第⼀次法國分部領導會議,我
提議:把辦好春節聯歡會,讓流亡⼈⼠過
好離開祖國的第⼀個年關,作為我們⼀⽉
份的重點⼯作。會後,留學⽣執委聯繫酒
店,排除使館⼲擾三易其地;華僑執委售
出200法郎的餐券百餘張,我們說明:聯
歡會來賓吃去100法郎,另外100是贊助法
國分部辦公費⽤。我則到處化緣,找到舊
知:⽀持民運的清華校友和國內認識的在
法成功⼈⼠,新⾬:在法國新結識的各社
團負責⼈。⼩釘⼦難免碰到,⼤部分則慷
慨解囊。還有朋友給分部和我個⼈各開⼀
張⽀票,我婉拒;說個⼈暫不需要,若願
意可合開⼀張⽀票,都給民陣。其間某華
⼈律師找到我,表⽰想與我合作政治庇
護,為⼀個溫州偷渡客証明是“六四⼈
⼠”,我個⼈可得⼆萬法郎,被我堅拒。
我們發現有民陣成員假公濟私撈取外快,
被嚴厲批評退回錢款。最後我籌得幾萬法
郎,推銷近百張餐劵。
1⽉26⽇除⼣,我們在基督教牧愛堂
組織難民聯歡晚餐會;27⽇春節,在民主
之家組織留學⽣聯歡會。
1⽉29⽇⼤年初三晚6時⾄凌晨2時,
我們在巴黎許永發⼤酒樓舉⾏300餘⼈參
加的⾧達⼋⼩時的⼤型春節聯誼餐會。我
⾸先代表民陣法國分部致歡迎辭,隨後嚴
家祺和萬潤南代表民陣總部祝賀。嚴感謝
我們的招待,萬說明年爭取在北京⼈民⼤
會堂開聯歡會,還請閻淮主持——我⼩聲
說下世紀能回去就不錯了。仍然滯留在難
民中⼼的50餘⼈免費參加晚會,他們都真
誠地感謝我又為他們辦了件好事,說沒有
⽩選我當分部主席。會後結算共得善款近
⼗萬法郎,我年底卸任分部主席時全數移
交下任。
儘管已經卸任民陣總部的⼤陸難民聯
絡秘書,我仍然是艾麗絲和港⽀聯的代
表。民陣法國分部的⼀百多名成員中⼤部
分是⼤陸流亡⼈⼠,我依然把主要精⼒放
在照顧難民上,還經常去難民中⼼看望並
聽取意⾒。90年1⽉,港⽀聯的重要領導
劉千⽯和朱耀明牧師來到法國,當晚我宴
請他們,次⽇陪同他們去難民中⼼,分發
⾹港市民為流亡⼈⼠捐助的春節慰問
⾦。“六四”過去七⼋個⽉了,前期來法⼈
員,⼤部分已經安排去處、離開難民中
⼼,但是還有新流亡⼈⼠陸續⼊住。隨著
時間的推移、來法⼈員的增多,由於主觀
和客觀的因素,法國⽅⾯對難民的安排⽇
益困難;滯留在難民營的三四⼗⼈,情緒
煩躁意⾒增多。春節過後我緊急聯繫法國
官員,2⽉19⽇終於找到剛回到巴黎的、
艾麗絲中唯⼀的官⽅代表、外交部官員燕
保羅,希望難民局官員與中國難民⾒⾯。
22⽇下午,法國難民局局⾧和秘書⾧如約
到難民營看望並聽取中國難民的意⾒,我
約上嚴家祺和萬潤南同⾏。《民陣⼀年》
131⾴有記載。隨後,中國難民在難民營
的處境改善,如增加了中國⼈喜歡的乒乓
球台和中⽂報刊等,對他們的安置速度也
加快。
8-6        ⾃由⼥神船與柏林三個會議
1990年3⽉9⽇,我與萬潤南等⼈⾶抵
法國拉荷榭港,參加“⾃由⼥神號船”的命
名典禮。民陣購買⼀艘舊船,改裝成廣播
船,起名“⾃由⼥神”,準備到中國附近的
公海對國內廣播。後因諸多困難,計劃流
產。《民陣⼀年》記載:“包括新華社和
中新社在內的世界各地的⼀百多名記者出
席了記者招待會,吾爾開希主持了典
禮。”
在記者會上,開希指著兩名中國記者
公開批評指責,引起部分中外民運⼈⼠對
他們的起鬨和推搡。我和遠志明批評開希
的錯誤做法,推開圍攻的⼈群,護送⼆記
者退出會場。在休息室裡,我和遠表⽰歡
迎新華社和中新社記者參加並客觀報道民
陣的活動,也談了些許對海外民運問題的
看法。
1990年3⽉9⽇,法國拉荷謝
港,“⾃由⼥神號”擬啓程到中
國近海廣播。
在“⾃由⼥神號”船播⾳室,模
擬向中國廣播。
3⽉12⽇,《紐約新聞報》發表《蘇
曉康坦承民陣內部⽭盾》的⽂章,
說:“巴黎民陣籠罩⼀派悲觀絕望氣氛。
民陣內部⽭盾嚴重,主要是萬潤南的四通
派與陳⼀諮的體改所派⽔⽕不容。嚴家祺
對組織運作的興趣和能⼒都不⾜,導致不
少批評。此外,處理經費的⽅式遇到很⼤
⾮議,成為巨⼤壓⼒。”(國內《參考消
息》3⽉18⽇轉載此⽂)我與蘇曉康和遠
志明接觸較多,看法相近。9⽇在與國內
記者交談中,遠和我也流露出類似的情
緒。對此,新華社的《國際內參》11⽇有
所報道。
4⽉初,我邀請巴黎僑界⼆⼗多位知
名的律師、醫⽣、作家和會計師,在巴黎
紅寶⽯餐廳舉⾏座談會,拉近民陣與華⼈
知識界的距離。隨後又與商界座談,了解
到溫州合法和⾮法移民的疾苦,並向移民
局反映。
4⽉13⽇,港⽀聯的岑建勛、劉千⽯
和朱耀明抵達巴黎。我陪三⼈去難民中⼼
看望仍滯留流亡難民。14⽇⾄16⽇有關各
⽅⾯在極端保密的情況下,準備為剛逃離
⼤陸、經⾹港抵法的柴玲夫妻召開記者
會。17⽇我陪劉千⽯和岑建勛到民陣總
部,最後敲定次⽇記者會的具體事項。晚
上我陪劉和岑到即將赴美的陳⼀諮住宅,
便餐後與陳⼀諮、程曉農、陳⼩平商議在
美國籌建“當代中國研究中⼼”事宜。4⽉
18⽇,柴玲和封從德⾸次在海外公開露⾯
的記者會,在巴黎召開。
1990年4⽉20⾄27⽇,我赴柏林參加
三個民陣組織的會議。
20⽇,⾶抵西柏林,穿過勃蘭登堡⾨
進⼊東柏林。從繁華、⽣機勃勃的資本主
義,進⼊蕭條、死氣沉沉的社會主義,鮮
明的對照、巨⼤的反差。聊以⾃慰的是彷
彿回到惜別九個⽉的祖國,東柏林的⼀切
與北京極其相似:⼈⾞稀少的寬闊⾺路,
燈光昏暗的標準樓房。東德主⼈的歡迎酒
會則是這個灰⾊城市唯⼀的亮⾊,⽽主菜
——德國著名的紅燒豬蹄,讓我們流亡⼈
⼠彷彿品嚐的是故鄉的佳餚。
21⾄23⽇,民陣與東德“新論壇”等三
組織聯合舉辦民主與⼈權國際研討會。
《民陣⼀年》記載:“波蘭團結⼯會和蘇
聯社會民主黨等,全世界18個組織的200
名專家參加會議,中國海外民運⼈⼠聚集
⼀堂。採訪會議的各國記者⼋⼗餘⼈。捷
克總統哈維爾等政要發來賀電。”我於21
⽇下午在政治組作重點發⾔,內容與五個
⽉前在巴黎的演講基本相同,只是最後加
了⼀句:“昨天晚宴⼈們舉杯慶祝柏林牆
的倒塌,今天我不幸地預測中國的⾧城將
紋絲不動。”同組發⾔的學者還有:中國
科技⼤學前校⾧管惟炎、經濟學家鄭⽵園
和丁學良以及⽼朋友吳國光、朱嘉明和華
⽣。
24⽇,民陣召開理事會,作為“⾸
國”(類似⾸都)分部主席的我列席會
議。陳⼀諮對萬潤南把持民陣的財權、⼈
權和事權提出嚴厲批評。萬潤南溫和辯
解,吾爾開希激烈反擊陳;民陣內部⽭盾
激化並公開。
25⽇,民陣和海外最早的民運組
織“中國民主聯盟”(簡稱民聯),參加柏
林會議的雙⽅領導層共35⼈召開聯席會
議,討論兩組織聯合問題。民陣擔⼼“同
床異夢”,民聯不願“做⼩⽼婆”,雙⽅⾯
和⼼不合。爭論⼀天,毫無實質結果,聯
合無疾⽽終。
26⽇,與幾位參加研討會的國內改⾰
派的⽼朋友遊覽東西柏林,我順⼿撿了幾
塊柏林牆的碎⽚。當晚⾶回法國,“柏林
牆⽚”放在巴黎家裡,也就是民陣法國分
部辦公室中,其後便被民運朋友或順⼿牽
⽺、或明⽕執仗掃蕩⼀空。
1990年4⽉,在東柏
林民主與⼈權國際研
討會上。
8-7        最後的民運活動
1990年春季,我對海外民運已經失
望:民運隊伍中爾虞我詐、勾⼼⾾⾓層出
不窮,桃⾊緋聞、財務醜聞不絕於⽿。我
曾私下說:共產黨40年嚴重腐敗了,民陣
40天就開始腐敗了!加之難民已基本安排
妥當,都拿到永久居留,我開始萌發離開
法國民運,到美國去學術發展的念頭。從
柏林回巴黎,我⽤⼀周時間安排交代了法
國分部的⼯作,應邀⾶赴美國。
1990年5⽉初,我⾸次去美國⼯作旅
⾏,在紐約和夏威夷各半個⽉。
當代中國研究中⼼已得到美國民主基
⾦會的資⾦贊助,在紐約組成籌備班⼦,
負責⼈是陳⼀諮和張鋼(原體改所聯絡室
主任、六四後偷渡台灣、當時定居美國)
兩位⽼朋友,他們殷切希望我來美參加中
⼼的研究⼯作。我覺得該研究中⼼的民運
⾊彩仍然較濃,有悖我徹底脫離民運、真
正從事純學術研究的願望,因此婉⾔拒
絕。
5⽉10⽇,陳⼀諮約請張鋼、吳國
光、李少民、程曉農、陳⼩平和我到他家
中。陳說:“現在民陣問題很多,我們在
其中已經不能發揮作⽤,研究中⼼只是我
們的理論陣地;在海外⽣存和發展的事業
中,咱們七個好朋友應該團結⼀致、起到
核⼼作⽤。我們成⽴⼀個組織,今後相互
⽀持、相互依靠。”我們討論後決定成⽴
名為“九零學社”的不公開組織,每⼈⼿
寫“⼊會保証書”存在我處,內容主要
是“互相協助、保守秘密”。次⽇李少民說
美國聯邦調查局(FBI)電話他,“美國政
府不容許任何⼈在美國成⽴秘密組
織。”我們感到陳⼀諮已被監聽。⽇後陳
⼀諮與張鋼鬧翻,九零學社無疾⽽終,我
銷毀保証書了事。
這次在紐約意外的收穫是遇到滯留在
美國的國內好友⿈江南和李湘魯,劫後重
逢分外親切,他們分別盛情款待我,陪游
和宴請。特別是李湘魯,九零學社和紐約
其他朋友都說他的電話永遠是留話,從不
回話。我嘗試留話,李⽴即回話,接我到
曼哈頓。他欲請我⼤餐,我卻饞北京炸醬
麵。他帶我在曼哈頓下城找遍唐⼈街,終
於如願以償。我們也暢聊了整個下午和晚
上。我們的友誼延續⾄今,無論國內外,
年年相⾒暢談。
夏威夷東西⽅中⼼下屬“⽂化與傳播
研究所”的華裔所⾧杜維明,到巴黎與我
們交流時,對我印象較佳。我應邀於5⽉
16⽇在東西⽅中⼼、17⽇在⾺路對⾯的夏
威夷⼤學中國中⼼,作了兩場時局演講。
東西⽅中⼼歡迎我在⽅便的時候,去任訪
問學者,我當然同意。
5⽉31⽇“六四”周年前⼣,我參加在
法國參議院由法國國際政治論壇與民陣聯
合舉辦的中國現代化和民主化展望研討
會。這是我赴美前定下的,為此前⼀天我
匆忙從美國趕回巴黎。中⽅主要講演者是
阮銘、萬潤南和我,《民陣⼀年》有記
載。在提問環節,法國記者問我:“您作
為法國分部主席和民陣總部的萬先⽣對中
國未來的展望似乎不同?”我回答;“依照
中國傳統,⼩分部應該與⼤總部⼀致,因
此我同意萬先⽣的論斷:‘中共只有⼀⼜
氣可喘。’但是,萬先⽣說那⼜氣只有⼀
年半載,⽽我說那⼜氣,中共可能還要喘
上幾⼗年!”引起全場哄堂⼤笑。這是我
最後⼀次以民運⾝份參加的學術活動,⼆
⼗多年後遇到當時的聽眾,他們對我“那
⼜⾧氣”還印象深刻。
6⽉3⽇晚,民陣法國分部在巴黎⼈權
廣場冒⾬舉⾏的“六四周年祭”燭光集會。
我主持聚會,吾爾開希致辭,聖羅蘭公司
總裁講話。中法⾳樂家演奏了《天安⾨廣
場》等曲⽬,鄧麗君照例參加並獻歌。儘
管陰⾬不斷,群眾熱情不減,集會從晚8
點⼀直延續到六四凌晨。這是我以民陣⾻
幹⾝份,參加和主持的最後的群眾活動。
“六四”⼀周年,⼤陸難民的安置⼯作
基本結束,我也準備移居美國。6⽉,突
然又有七位⼤陸流亡⼈⼠輾轉陸續來到法
國,我緊急聯繫艾麗絲和法國難民局解決
他們的居留問題,並從分部得到的捐款中
提供經濟補助。另外有⼀位難民意外⾝
亡,分部也給予困難補助,並發動募捐,
解決其家屬的燃眉之急。上述⼆事,我已
忘記,現查《分部⼀年總結》才發現。
1990年4⽉,參加在東柏林舉
⾏的民主與⼈權國際研討會,
在拆毀⼀半的柏林墻前。
7⽉,我赴美國加州參加⼀個⽉的“浩
然研習營”;8⾄10⽉,在夏威夷東西⽅中
⼼⼯作三個⽉並簽訂了兩年的⼯作合同。
11⽉,回巴黎處理法國未盡事宜,正式辭
去法國社科院的⼯作,退掉巴黎市政府的
房⼦。
1990年11⽉11⽇,民陣法國分部召開
⼆⼤,我作《⼀年⼯作總結》。儘管我實
際在法國⼯作只有半年,但還是得到肯定
和讚許。隨後改選新領導,民陣總部領導
和秘書處⼈員都是法國分部成員,也都與
會並參加選舉。近百⼈經過熱烈的辯論,
幾位候選⼈經過激烈的競爭,最後草根戰
勝精英,流亡⼯⼈岳武戰勝流亡學者蔡崇
國,任民陣法國分部第⼆屆主席。(蔡為
第三屆主席)
1990年底我訪問台灣20天。1991年初
赴美國學術研究。
從此我離開了法國,脫離了民陣和民
運,在美國的學術機構完成了由民運⾻幹
到政治學者的蛻變。
第三節 我為什麼離開民運
8-8        海外民運內⾾實錄
“民運活動”這⼀章,原本到此結束。
國內朋友希望更詳細了解民陣興衰內幕。
看過初稿者⼀針⾒⾎:“你寧可得罪國內
體制,不願傷害海外朋友!”我極其⽭
盾,幾經斟酌決定:不利⽤⾃⼰或少數⼈
所知事實、不牽涉朋友隱私缺陷,全部引
⽤媒體公開發表的資料,應付這“不可能
完成的任務”。以下未注明出處者,皆摘
⾃安琪:《痛苦的民主——中國海外民運
親歷與思考》,藝苑出版社、⾹港,1994
年。感謝安琪⽇前應我請求賜書!
民陣⼀⼤上,學⽣領袖吾爾開希激動
地說:“我不希望民陣成為體改所或四
通。”民陣剛成⽴,體改所與四通的⽭盾
就公開化了!
1990年春,柏林理事會更使民陣內部
⽭盾公開激化。經過半年多的內耗,民陣
內部分歧⽇趨尖銳,理事會上達到了“拍
案⽽起”的地步。副主席吾爾開希說:“如
把理事會的討論公開,⼈們會罵娘的。誹
謗、⼈⾝攻擊、無理攪三分,民陣的災
難!”民陣理事蘇曉康說:“民陣的分歧不
是派別,是萬潤南和陳⼀諮之間的⽭盾,
是恩恩怨怨、權⼒⾾爭。外界說萬潤南是
四通的官倒,陳⼀諮是體制內的官僚,民
陣是官僚加官倒。”
1990年夏,四通某副總裁給萬潤南寫
⼀紙條,戲稱“民陣和四通皆被吾等玩於
股掌之中”。民陣許秘書將此私信交報社
發表,被認為陳⼀諮主使,引發萬陳間公
開指責,釀成軒然⼤波。事後萬對我
說:“⽼閻,多虧當初你戰勝我⽀持的許
某,當了法國分部主席!”
1990年9⽉,⾹港《開放》雜誌刊
登“陳萬隔空之戰”,其中陳⼀諮⽂章的標
題爲《萬陳之爭》,批評萬潤南:打⼩算
盤、獨裁作⾵、理事會形同虛設。對萬又
提三條意⾒:貌似寬厚,⼼實嫉刻;政治
⼩動作太多;秘書處是獨裁模式。陳最後
說:“我對民陣失望!”萬潤南以《回答朋
友的批評》⼀⽂,全⾯反駁說他獨裁的觀
點,闡述民主政治不應該:把⼰⾒凌駕在
程序之上、把⾃⼰凌駕在眾⼈之上、搞⼩
圈⼦不尊重獨⽴⼈格、搞陰謀整⼈的流氓
政治,婉轉批評陳的上述做法。此事被認
為是民陣⼆⼤公開的前哨戰。
同⽉,民陣⼆⼤在美國舊⾦⼭召開,
異於中共會議,全程開放。⼆⼤激烈內⾾
當時就被各種媒體廣泛詳細報道,我摘其
些許。吾爾開希會前放話:“陳⼀諮第⼀
恨萬潤南,第⼆才恨共產黨。”會上陳⼀
諮與吾爾開希對質無果。此懸案乃前菜,
正餐⼤菜是“倒萬派與保萬派⼤戰”。參選
民陣主席的是萬潤南與朱嘉明兩位謙謙君
⼦。但雙⽅⼀榮俱榮⼀損俱損的眾“派
⼈”,或按民主程序拉票,或施放流⾔暗
箭中傷對⽅。我以美國東西⽅中⼼學者⾝
份,公派出差考察此會。我在美國聯邦下
屬的研究機構⼯作,已退出民陣無投票
權,但爛好⼈有好⼈緣;若施加影響,⾮
⼀票之效。萬朱皆為多年好友,我對雙
⽅“說客”皆表⽰愛莫能助、絕對中⽴,故
友誼⾄今。“保萬派”略佔上⾵時,巴黎21
名流亡⼈⼠寫公開信傳真⾄會場,對萬潤
南激烈批評。萬低調妥善處理、化險為夷
險勝朱嘉明,任第⼆屆主席。安琪的評論
是:“籌備半年之久,耗資13萬美⾦的⼤
會偏離了民主的⽬標。”11⽉法國民陣⼆
⼤,流亡⼈⼠扳回⼀城,以53:19草根完
勝精英,報了⼀箭之仇。(⾹港《前哨》
1992年4⽉號)
1993年初,民陣與民聯兩個海外最⼤
的民運組織,在華盛頓召開盛⼤隆重的合
併⼤會。結果是兩個組織“合併”成三個組
織,海外民運公開徹底⼤分裂。這合併很
快變成“⽕併”。為爭奪領導權,民聯和民
陣各⾃內部、民聯和民陣之間打得不可開
交。最後選舉時,有慷慨陳辭、有憤⽽退
場、有伏案痛哭,會場上⼀⽚混亂以致無
法收場。美國民主基⾦會(NED,海外
民運主要⾦主)的與會者說:“我對中國
⼈內⾾花樣百出,真是服了,中國⼈是⽤
計謀來整對⽅。”獨⽴學者曹⾧青說:“會
場謠⾔橫⾶。⼀位美國記者對我說,‘三
天會場上聽到的謠⾔⽐我⼀年中聽到的還
多。’原來我對⼤會抱很⼤希望,但看到
有⼀半⼈哭了、三分之⼆退場了,我很痛
⼼。為了⽬的可以不擇⼿段、不計後果,
不計名聲。如不反省,民運將很難深⼊開
展。”民陣兩屆監事會主席,領導層中唯
⼀的台灣⼈錢達說:“華盛頓會議是民運
史上最⿊暗也最慘烈的⾾爭,會後我辭去
所有民運組織的職務回到僑界關⼼台灣前
途。”(錢後來回台灣任⽴法委員,讓我
找新加坡公民陪他到美國駐新⼤使館⾒証
他放棄美國國籍。)我當時在新加坡政府
最⾼智庫,⾝不由⼰不能親臨觀戰,但許
多朋友為我“實況直播”。會議慘烈過程我
不詳述,國內外網站亦可查詢。從此我曾
躋⾝其中的民運江河⽇下逐漸勢衰。
華盛頓會後,民運雜誌《中國之春》
的爭奪戰對簿美國公堂。獲得雜誌的民聯
陣的徐邦泰,此後貪污傳聞不斷。查帳後
發現徐將家裡各種開銷在雜誌報銷,幾年
貪污30萬美元。各⽅遂停⽌贊助,雜誌停
刊。1980年復旦⼤學民選⼈⼤代表徐邦
泰,就這樣在海外民運中迅速墮落並消聲
匿跡。
普林斯頓中國學社是中國流亡知識精
英的⼤本營。普林斯頓⼤學1951級校友艾
略特,在“六四”後捐出100萬美元救助中
國流亡學者。由普⼤余英時教授主持成⽴
該學社,1989⾄93年共贊助26位著名學
者,其中有⽅勵之、劉賓雁、陳⼀諮、蘇
曉康、柴玲、阮銘等⼈。我本可進學社,
但覺它不像真正的學術機構。
蘇曉康在《離魂歷劫⾃序》中
說:“學社的精英名流,不懂英語又不是
平常⼈,只好相濡以沫抱成⼀團,遂成⼀
中國城,派對每周必有,還⾮唱⽂⾰歌曲
不可。沒有誰受過基本的學術訓練,卻常
常要辦學術討論會,⼈⼈看上去⼤⾔不
慚,預⾔中國,還都會侃幾句⽂化;否則
怎麼叫訪問學者?這班⼤名⿍⿍的中國知
識分⼦,除了擁有⼀輛破⾞和不再擁有崇
拜者之外,彷彿並沒有⽣活在美國。”阮
銘如是評價:“無論樂觀的舊夢、悲觀的
新夢,都是不願或不敢直⾯現實,喪失了
民運前進的⽬標。⽽愈無⽬標,愈內⾾;
愈內⾾,愈無⽬標。沒有了理想的追求,
⾾爭的都是權和錢。”
8-9        民主運動不太民主
中國是官本位社會,我僥倖接近⾦字
塔上層,除了政治和經濟特權外,更重要
的是享有資訊特權。加之我智商不太低,
又願意想點問題,因此對中共有較深刻的
認識,⽽與其他民運⼈⼠對中國局勢的看
法相異。
蔣介⽯當年反攻⼤陸的⼜號:“⼀年
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成功。”幾乎所有
的民運⼈⼠皆如此企望民主在中國近年成
功,幹部⼦弟蘇曉康則“悲觀”地認為可能
五年。曾在趙紫陽領導的“政改辦”擔任要
職的嚴家祺,問我:“我買了許多書,想
買書架存放,又怕過兩年回國浪費了。怎
麼辦?”我答:“別說書架,房⼦都該
買!”
上⽂提到——剛出國的《我為什麼離
開中國》,認為爭取中國的民主是⾄少20
年的⾧期⾾爭,並說“我們中的⼀些⼈可
能享受不到勝利的喜悅”。在上述六四半
年研討會、柏林會議、六四周年研討會
上,在蘇聯東歐劇變後我仍堅持⼰⾒。我
的觀點屢屢遭攻擊,輕者說我是極端悲觀
派、客觀上削弱⼠氣,重則誅⼼論、懷疑
我動機不純。
對最惠國問題,我不贊成對中國經濟
制裁和抵制中國產品。我說:“制裁中
國,權貴仍吃⾹喝辣,倒霉的是普羅⼤
眾。”又有⼈攻擊我幫中共講話。此外我
在內部會議上經常批評民運組織的某些錯
誤,“愛之深、責之切”,則被指責居⼼不
良。1991年中國華東嚴重⽔災,我已任夏
威夷東西⽅中⼼研究員。剛組織完“六
四”兩周年學術研討會,又組織各界民眾
捐款(我收⼊較⾼理應多出),更被指責
兩⾯派。我只能苦⼜婆⼼地向反對者啟
蒙“領袖、政黨、政權、國家、祖國、⼈
民,六個漸進層次不同性質的概念之關
係”,但效果甚微!
出國前後,幾位知⼰都說:“你是理
想主義者,只為理想放棄⼀切投⾝民運。
若將來失望,將更加痛苦絕望!”1990年
初我擔任民陣分部主席不⾜兩個⽉,就私
下痛⼼疾⾸說:“中共40年腐敗了,民陣
40天就腐敗了!”
獨⽴媒體⼈何頻說:“批評民運,就
被認為是在破壞民運。民陣第⼀年花了⼀
百甚⾄兩百萬美元,只有幾千美元是⽤於
援助⼤陸民運⼈⼠。⼀個既不能接受批
評,又無道德感的組織,當然是沒有希望
的。民運組織最⼤的貢獻就在於他們使⾃
⼰成了犧牲品。他們雖然玷污了⼋九民運
的名聲,但同時也避免了⼀批流氓地痞式
的政治家在政治舞台上囂張。這種卑鄙與
無恥,與共產黨中的頑固派沒有什麼差
別。”
獨⽴記者安琪說:“開始是權⼒之
爭,後來飯碗之爭則成了民運內亂的本
質。海外民運中,爭飯碗便成了⼀些⼈的
基本訴求。結果民運組織的經濟⽀援受到
了很⼤的損害。如‘中國⼈權民主基⾦
會’內⾾事件,幾乎斷絕了在美國民主基
⾦會對整個海外民運的⽀持。對這種情
況,誰批評他,誰就要冒‘反正義’的危
險。我從⼀開始,就不斷受到這種‘正
義’的攻擊和恐嚇。”
學者宦國蒼在⾹港《九⼗年代》1992
年三⽉號上,發表《民陣問題⼀籮筐》,
揭露了民陣的制度不健全,缺少財務和權
⼒監督等問題,引起了轟動⼀時的“反宦
⽒⾵波”。宦說,被批評者不就披露的問
題展開辯論,⽽是以“海外民運的對⼿是
中共”來壓制批評意⾒。
此外,我的性格⾮常不適宜做民運頭
領,也是我脫離民運的重要原因。官場歷
來有官、吏、僚三種⾓⾊。我在中國,任
研究所和⼯廠的領導是官,組織部⼩幹事
是吏,部⾧秘書是僚,⾃認為官場全才。
但在民運組織中,要⾃薦競爭、與政⾒相
同的民主同志進⾏“貶低對⼿抬⾼⾃⼰”的
競選。做民主的政客,我⼒不從⼼,⼼⾮
所願!
我認為是海外民運⾸席理論家的胡
平,有精彩論述:“有⼈說,⾰命是⼀個
墮落的過程。這確是⼀個問題。爭取⼀種
位置時,存在著權⼒的爭奪,⼈性中的惡
被召喚出來,失去了原期求的理想。保持
了純潔性,在政治上你就是失敗者。兩難
的問題!理想主義者,不能⽼拿‘我是正
確的’來安慰⾃⼰吧,你必須要獲得競爭
的成功。在個性和職業衡突上,我習慣於
踏實認真做事,對⾃⼰的成績不願⾃吹⾃
擂。但政治就要有當仁不讓的氣概。你覺
得⾃⼰⽐別⼈好,就得說⽐別⼈好,不能
當⽼好⼈,讓別⼈說你好。作為從事實際
政治的⼈,你沒有政敵,証明你沒有出息
(這個政敵不僅指共產黨)。⽽沒有權⼒
的⼈,只能將⾃⼰的主張作為⼀種聲
⾳。”(1990年11⽉美國《新聞⾃由導
報》)
我正如胡平所⾔——總想當⽼好⼈,
是不願有政敵的無出息者,只能將主張變
為聲⾳。在政治家與政治學家的岔路⼜,
我只能、且只配選擇政治學⼈。當初,眾
多的民運朋友被單⽅、雙⽅或多⽅,相互
攻訐的所謂“醜聞緋聞”纏⾝、輕傷重傷累
累;如今,仍堅持民運的勇⼠們則更
是“醜聞緋聞”不斷、遍體鱗傷致殘。過分
愛惜⽻⽑、極其貪圖虛榮、嚴重政治潔癖
的我,竊喜當初全⾝⽽退,⾄今浪得虛
名、無絲毫經濟醜聞和⽣活緋聞,仍是無
敵⼈、遍朋友的爛好⼈!但我敬重仍然堅
持海外民運的⼈⼠。
第九章 浩然研習營與
兩次台灣⾏
——與台灣各界的接觸
(1990,1991,1994年)
第⼀節 胡志強推薦我⼊浩然營
9-1        沈君⼭考察批准我進浩然營
台灣企業家殷之浩中國意識極強,其
公司的名稱即為“⼤陸⼯程公司”,他計劃
1990年夏天在美國舉辦⼀個⽉的暑期研習
營。他說,我要辦“與中國未來發展”有關
的研討會,邀請各領域的學者專家,與有
發展潛⼒的青壯之⼠,共同⽣活與研討,
交換觀念拓展視野,培養對中國乃⾄全世
界更廣泛的觀察⾓度與思考⽅式,進⽽能
適切的為中國⼈有所貢獻。(引⾃《浩然
暑期研習營演講討論輯》第⼀冊,台北,
1990年。以下簡稱浩然營)
浩然營學員的甄選過程:台灣學員經
過康寧祥(台灣民進黨元⽼、前⽴法委
員),美國學員經過許倬雲(台灣中央研
究院院⼠、美國匹茲堡⼤學教授),歐亞
學員經過沈君⼭(台灣⾏政院前政務委
員、清華理學院院⾧)分別⾯試考察;最
後上述三⼈集體研究審查確定。
1990年7⽉,美國加
州浩然營,作者與創
辦⼈、台灣企業家殷
之浩夫婦合影。
1990年3⽉,得知浩然營公開招錄學
員。當時對民陣和海外民運已經失望,法
國流亡難民的安置⼯作也基本完滿結束。
我產⽣脫離民運、轉向學術的意願,認為
浩然營是絕好機會應盡量爭取。我請在巴
黎的⽼朋友嚴家祺和在台北的新朋友胡志
強推薦,報名參加浩然營。嚴家祺:國內
社科院政治學所所⾧、海外民陣總部主
席,份量夠;國內⼀起推進政治改⾰、海
外⼀同領導民主運動,交情⾜;家祺爽快
答應。若再請陳⼀諮或萬潤南⼆位重量級
朋友推薦,應會被欣然接受。但是台灣企
業家辦的研習營,⼀位台灣專家先⾯試、
三位台灣⼤佬再審查;能有⼀位台灣⼈物
推薦則把握更⼤。我⽴即想到胡志強教
授,儘管我們在去年民陣成⽴⼤會期間只
有幾⾯之交;但是相⾒恨晚、相談甚歡。
我冒昧傳真台北,附上有關資料,提出推
薦請求。胡次⽇即覆:“閻兄所託、弟之
榮幸,兄⼊浩營、實⾄所歸,志強義不容
辭、當仁不讓。”不⽇他就寫出熱情洋溢
⾼度評價的推薦信,讓我修改。我隆重感
謝隻字未改。
4⽉12⽇,沈君⼭在巴黎Warweck酒
店約⾒我。交談中,他沒有翻看放在茶⼏
上我的申請材料,卻對我的經歷和發表的
⽂章瞭如指掌。真不愧為國際圍棋界和橋
牌界的雙重⾼⼿!令我欽佩的還不⽌他超
強的記憶⼒,平易近⼈的謙和更讓我驚
訝。他可曾是中華民國“副總理”級的⾼官
和著名⾼校的院⾧。我們漫談似地聊了⼀
上午,為此他還把上午另⼀位的⾯試,推
遲到下午。交談⾮常融洽,最後沈交
底:“嚴家祺也為另外幾⼈寫了推薦信,
基本上是⼀碗⽔端平。你除了個⼈的經歷
和資料過硬,胡志強的推薦信也是所有推
薦信中最強⼒的,令我印象深刻。你們是
⽼朋友吧?”我如實交待了與胡僅有去年
的⼀周幾⾯之交。此後在浩然營和台灣,
沈君⼭對我格外照顧。到浩然營報到時我
才發現,沈在法國只選中我⼀⼈。(因⼤
陸學員受阻,法國後來又補充⼀位。)
1990年8⽉,美國加州浩然
營,與執⾏委員沈君⼭合影。
7⽉初,我抵達美國加州聖塔克魯斯
市。許倬雲負責前兩周講課的督導和講
評,沈君⼭負責後兩周的學員演講和專題
討論。全程參加的還有幾下幾類⼈員。
⼀、台灣⼈⼠:⾏政院研考會主任⾺
英九、民進黨元⽼康林祥、民進黨⽴委盧
修⼀、國民黨⽴委劉興善等四位博⼠官員
和另外五位教授。
⼆、海外的⼤陸改⾰派:陳⼀諮、李
湘魯、王⼩強、華⽣、楊沐和我,張鋼後
補充進來,我們七⼈都是莫⼲⼭的朋友。
三、海外民運⼈⼠:胡平、丁楚、項
⼩吉等五⼈。
四、美英德和⾹港的博⼠和博⼠⽣共
11⼈:其中後來回國發展的有:崔之元、
⽯浩海、陳嘉映、董明、史望澄、陳平。
五、中國海南三亞市市⾧助理江上
⾈。他是我清華校友和朋友,浩然營後我
陪他旅遊考察夏威夷。原定國內還有幾
位,但被當局阻⽌;江提前出發,成為唯
⼀的漏網之⿂。
殷之浩和夫⼈⼤部分時間在營區,與
我們⼀起認真聽課;他們的⼥兒殷琪(我
們通過巴黎郭⼥⼠⽽相識)也短期來營。
前兩周的專題演講:第⼀類是當今世
界最嚴重⽽又持久的主題,包括環境保
護、⼈⼜問題及⽂化價值的演變等宏觀的
⼤課題。講員是這些領域最重要的⼤師級
學者,包括1972年若⾙爾經濟學獎得主艾
羅;第⼆類是具有當代及時意義者,例如
⼤陸和台灣的政治經濟改⾰、兩岸關係,
⼤陸的⽂化發展和最近的政治變化,及東
歐的巨⼤變化。講員是對這些問題有專⾨
研究的學者:余英時、劉遵義、許倬雲、
管惟炎、柏楊;以及台灣官員,⾏政院前
院⾧孫運璇、⾏政院前政務委員沈君⼭、
研考會主任⾺英九、經建會副主任葉萬
安、前⽴法委員康寧祥。
1990年夏,美國加州浩然營合影。前排
坐輪椅者為台灣前⾏政院⾧孫運璇;⽴
者左⼀為李湘魯,⾝後為⾺英九。本書
作者站在孫運璇⾝後那位⼥⼠的後邊。
9-2        我的專題演講和討論發⾔
在經濟學⼤師劉遵義(新世紀任⾹港
中⽂⼤學校⾧)演講後的討論中,我⼩聲
對旁邊的陳⼀諮談了不同意⾒。陳⼤聲
說:“閻淮有看法!”
我不得已發⾔了:“談談權⼒下放。
⾸先,不同意企業真下放。中國全部社會
資源和⽣產要素都被政府控制,即使政企
分開、權⼒下放給企業,它也要找個政府
婆婆。否則無處尋求⼈、財、物和其它保
護,無法⽣存。不是市場經濟的中國,仍
由無處不在的看得⾒的政府之⼿控制。即
使所屬企業虧損,其幹部的任免權、緊缺
產品的分配權,對主管部⾨都是‘油
⽔’;‘瘦⽔’也不流外⼈⽥,政府不會輕易
下放。其次,不同意劉先⽣提到政府權⼒
下放的所謂‘問題’。⼀、您說兩千個縣變
成兩千個國家了,這不是權⼒下放的問
題;40年⼀直存在地⽅保護主義,我能⽣
產的產品就排斥外來商品。⼆、中央財政
虧空問題,是中央和地⽅稅收分成時地⽅
太精明,幾年不變中央就虧了。”(《浩
然營演講討論輯》第⼆冊記載了我發⾔近
千字)
後兩周是學員演講報告和幾個專題的
掛牌討論。
七位學員被選中作個⼈演講,我在7
⽉27⽇上午作了《中國⼤陸的政治結構與
政治改⾰》的報告。提綱是:
第⼀章 政治結構
第⼀節 組織結構。中國政權是黨、政、
軍三個系統;縱向分中央、省、市、縣、鄉
五個層級;橫向有黨委、顧委、紀委,政
府、⼈⼤政協,軍區七套機構。黨中央權⼒
結構是領導核⼼、總書記、常委會、政治
局、書記處、中央各部委。
第⼆節 政權本質。⼀黨專政、黨管⼀
切;中央集權、個⼈獨裁;官階本位、等級
森嚴。
第三節 統治特性。⼀黨專政——紀律
性,中央集權——有效性,官階本位——穩
定性,個⼈獨裁——脆弱性,⽼⼈政治——
軟弱性。
第四節 管理⼿段。全民的⼾⼜制度,職
⼯的檔案制度,幹部的升遷制度。
第⼆章 政治改⾰
第⼀節 ⼗年回顧;
第⼆節 沒有政改、只有鬆動;
第三節 鬆動的原因。
趙紫陽的秘書李湘魯諳熟中國政治,
又是摯友,演講前我說:“你可隨時插
話,糾錯和補充。”我講到⼾⼜時,李
說:“這套東西是⾮常重要的,是共產黨
統治的關鍵。”我談到裝不裝檔案由⼈事
部⾨決定,李說:“⼈事部⾨有獨⽴性,
但⼀把⼿如果跟⼈事幹部關係好也可
裝。”我講到配備地⽅⼤員要徵求某些元
⽼和政治局的意⾒時,李說;“政治局分
⼯某⼈聯繫某省⼯作,中組部作了決定,
他可以⼲擾你的決定,中組部要先去拜
他;不過趙紫陽在幹部任命上,⼀向不⼤
說話。”我最後說是中組部下去,⾒官⼤
⼀級時,李說:“對地⽅來說,中組部和
國家計委最重要,管官員升降和給錢。這
兩個部⾨下去個處⾧,招待得⽐其它部的
部⾧還好。”我演講後的討論很熱烈,誰
都懂政治嘛!有⼗餘⼈次提問,我都分別
作了回答。最後快到午餐時,主持⼈、歷
史學家許倬雲簡單總結:“剛才講的結
構,和⼗五世紀的羅⾺教廷很像,有部分
類似清朝乾隆以後到慈禧太后為⽌的結
構。不過今天討論時間已經到了,等有空
的時間再說。”《浩然營演講討論輯》第
四冊刊登了我演講的主要內容約萬字和討
論問答。
與浩然營兩位執⾏委員合影,
左起:沈君⼭、許倬雲、作
者。
沒想到,參加浩然營的《中國之春》
社⾧胡平和主編丁楚把他們⾃⾏錄⾳的我
的演講的⼀部分,以《中共極權⾦字塔的
結構》為題,擅⾃發表在《中國之春》
1990年11⽉號上。⽂後注明“本⽂係根據
作者在浩然暑期研習營的錄⾳整理,未經
作者審閱。”中國之春雜誌出版社1993年
在紐約出版的《中國之春⽂選(1982-
1992)》,又全⽂刊登了上⽂,並且刪去
了⽂後的注釋,好像我投稿似的。
近30年,在海外⾮學術性出版物,經
過或未經我同意,刊登我的作品,均未要
或未付稿酬。
我對中台關係⽐較感興趣,在會下與
⾺英九、沈君⼭和盧修⼀單獨探討較多。
在他們三⼈主持的“兩岸關係”專題掛牌⾃
由討論會上,他們希望我多評論。在《浩
然營演講討論輯》第三冊中有我的部分發
⾔。
我的主要看法是:⼆戰後世界上四個
分裂國家,德國和越南已經統⼀,南北朝
鮮也同時加⼊聯合國,並且容許邦交國承
認對⽅。唯有中國是敵對兩黨領導的敵對
軍隊經過三年內戰,最終都沒能夠徹底消
滅對⽅,從未簽訂停戰協定,法理上仍處
戰爭狀態,因此問題更複雜。中台現狀
是:雙⽅在承認⼀個抽象中國的前提下,
⽤兩個國名、以兩個政府、按兩種制度、
對兩個地區、進⾏兩種治理。即“⼀國五
兩”⼀國兩名、兩府、兩制、兩區、兩
治。近年⼤陸釋出善意,李登輝堅持不接
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使兩
岸和解失去⼗年機會。現在應該是:“台
灣不獨、⼤陸不武,降低敵意,增加接
觸。”⽽⼤陸的的民主化對兩岸⼈民都是
福祉,也是最終解決兩岸關係的關鍵。我
最後說:“台灣兩千萬⼈民並不需要為⼗
億⼤陸民眾負責,⽽⼤陸⼈民應該多了
解、理解、諒解台灣民眾的處境,即他們
的想法、看法、說法和做法,更加尊重我
們情同⼿⾜的親愛同胞。我們在座的⼤陸
知識分⼦要把⼈性、⼈道、⼈權放在國家
主權和民族主義之上。”
我在美國加州浩然營就台灣問
題發⾔後,兩位擔任⼯作⼈員
的台灣留學⽣要求與我合影。
我演講後,為浩然營服務的葉素玲、
林鶴玲兩位台灣⼥留學⽣,從會議室後⾯
跑向講台前與我握⼿,哭著說;“從來沒
有聽到⼤陸⼈說過這麼同情和理解台灣⼈
的話。”從此我們成為朋友,新世紀我繞
地球⼀周後,重返加州,還訪問過她們的
家庭。
9-3        浩然營花絮
加州中部海濱勝地聖塔克魯斯市郊的
Chaminade五星酒店,依⼭臨海與世隔
絕,是真正的世外桃源;⾥根總統任加州
州⾧時,經常來此度假和與幕僚密謀策劃
機要事宜。我們居住了⼀個⽉的這家五星
級酒店豪華之極,住宿房間很⼤,辦公桌
椅、⼤⼩沙發、淋浴浴缸、陽台⽔吧⿑
全,免費洗⾐;中晚餐皆是餐前酒、⾊拉
⽔果、主餐酒、餐後甜品咖啡俱全的“正
式西餐套餐”規格的豪華⾃助餐;上下午
會議休息時的課間點⼼也相當奢侈;酒店
擁有像中型健⾝俱樂部那樣全套設施的體
育館。酒店距市中⼼和海濱幾⼗英⾥,酒
店⼩⾞可全天候免費接送我們往返。我們
打聽到暑期⼀天的住宿費要五六百美元,
就要求換個便宜住處。殷之浩毅然拒
絕:“你們研習有成,將來對中華民族稍
有貢獻,⼀切都值得!”
我們課餘的體育活動⾮常豐富,⾺英
九是籃球⾼⼿、沈君⼭的台球無⼈可敵、
我的乒乓球略勝⼀籌,游泳則⼈⼈皆可。
四個周末我們分別遊覽了聖塔克魯斯、舊
⾦⼭、聖荷西三城市和優勝美地、紅⽊等
國家公園。
⾺英九每次出遊時都被不同的台灣遊
客圍住、要求合影簽名。⽼美總好奇地
問:“他是啥⼈?”我答:“中國中年影視
明星!”⽼外感嘆華⼈中年明星的英俊。
⾺英九當時是台灣現職部⾧,但是平易近
⼈、毫無官架。外國專家演講時,他經常
為我們幾個英語⽩癡翻譯;周末旅遊時,
就是⾸次來美的歐洲⽼⼟們的義務導遊。
我調侃:“當年你剛畢業,就為蔣經國總
統翻譯;現在貴為部⾧,卻是我們平頭百
姓的翻譯兼地陪;真是⾺⼩⼆過年、⼀年
不如⼀年,江河⽇下呀!”7⽉13⽇是⾺英
九40歲⽣⽇,我們為⼈緣特好的他,舉辦
了浩然營中唯⼀的慶⽣晚會。
沈君⼭,曾任副總理級⾼官和⾼校院
⾧,現在正式“官銜”是研習營的“執⾏委
員”,我們戲稱為“訓導主任”(另⼀位“執
⾏委員”許倬雲則被戲稱為“教務主
任”)。58歲的沈,應該是我們的師⾧
輩,但與⼆、三⼗歲年輕的博⼠⽣毫無代
溝,經常與我們⼀起打球和跑步,偶爾在
男學員中開些⾼雅或不⾼雅的玩笑,⼤陸
學員當仁不讓地回贈同等量級的“顏⾊玩
笑”。沈君⼭回憶:“許倬雲和我分任執⾏
委員,許先⽣循循善誘、誨⼈不倦,教務
主任當之無愧。我的訓導主任則是既不訓
又不導,絕對的‘放⽺吃草’,浩然營⾃始
⾄終開放⾃由平等⾃然的營⾵,⾃認不無
微功。結業之時學員們送了殷之浩和許倬
雲精緻鄭重的禮品,給我的卻是⼀張三尺
⾧半尺寬、有所有學員簽名的⼤卡;其中
有宇宙圖書、但也有醇酒美⼈,有讚譽溢
美的頌詞、但也有謔⽽不虐的嘲諷。我⼗
分得意,也認為⼗分恰當,⾄今掛在我的
書房,作為珍貴的紀念。”(《浩然營演
講討論輯》第⼀冊)浩然營的告別晚會即
結業典禮上,我們說是贈送殷和許兩位先
⽣禮品,⽽對沈君⼭卻說“賞賜巨幅唐
卡”。唐卡上的圖畫皆有所指:宇宙圖
書,因他是物理學家;美酒,他酒量⼤酒
德佳;美⼥,他去年再婚;好像還有嬰
兒,因他剛得貴⼦;“頌詞”和“嘲諷”,是
對他德⾼才重和詼諧幽默的雙重肯定。
8⽉5⽇浩然營結束,我⾶抵夏威夷,
開始在“東西⽅中⼼”兩年的研究⼯作。浩
然營的後續活動是殷之浩邀請學員中沒有
去過台灣者,寒假訪問台灣。
從1990年⾄2001年,浩然營分別在美
國、⽇本、台灣、澳⾨、⽇本、⾺來西
亞、美國⼀共舉辦七屆,參加的講員有:
新加坡前副總理吳慶瑞、⾹港⼤學校⾧王
賡武、⾹港中⽂⼤學校⾧⾼錕(諾⾙爾獎
獲得者)、台灣考選部⾧王作榮。
中國發現浩然營不是“境外敵對勢
⼒”,後幾屆曾派著名學者和官員,如王
滬寧、國台辦副主任孫曉郁、作家張承志
等參加。
1990年8⽉,我陪唯⼀參加浩
然營的中國官員江上丹在會後
考察夏威夷。
9-4        王滬寧與我分別撰⽂紀念浩然營
1994年4⽉27⽇殷之浩逝世,享年80
歲。消息傳⾄新加坡東亞所,我悲傷之餘
撰寫下⾯的悼念⽂章,發到台灣載⼊《殷
之浩紀念⽂集》。這篇千字⽂涉及當時對
浩然營的評價及對我的影響,故節錄於
此。
悼念與紀念
四⼗多年,參加無數研討會,舉辦單位
有:台灣總統府國統會、中共中央、美國國
務院、法國參議院、新加坡內閣;受益最
多、印象最深者,⾸推殷之浩先⽣創辦的浩
然研習營。
1990年夏,有幸⾃巴黎赴美國加州參加
⾸屆浩然營。⼀個⽉中,⼤師級講員的深邃
講演、兩岸政要的深刻報告、傑出學員的深
⼊討論,四年後仍歷歷在⽬。
我們⽼中青三代精英薈萃,本⾝即是中
國共和史和民主史的寫照——⾧者是民國同
代⼈,幼者是天安⾨孩⼦;尊者“貴”為前閣
揆及政務委員、台灣最年輕的部⾧及⼤陸最
⾼學歷的市⾧,卑者“賤”為兩岸囚徒及通緝
要犯;勇者如台灣反對黨領袖及⼤陸海外民
運組織⾸要,智者如⼤學院⾧及馳名中外的
作家及亞洲第⼀⼥記者。
舊⾬新知,這批腦有學識、⼼具⾒識、
胸懷膽識的中國⼈,在“開放、⾃由、平
等”的營⾵中,挑燈夜戰、周末不休,激烈
⽽理性地研討中國與世界的過去、當今與未
來。彼情彼景畢⽣難忘!
最令我欽佩的,是被尊稱為“浩然營⼤
家⾧”的殷之浩先⽣,為中國未來培養有⽤
之才的獨到⾒識,敢為天下先、衝破重重阻
⼒創辦浩然營的卓越膽識。在諾⾙爾獎得主
的講堂上,他是⼤智若愚、虛懷若⾕的學
者;在與傑出專家教授的討論中,他是平等
待⼈、思想深邃的智者;在浩然營學員和他
的公司員⼯⾯前,他是平易近⼈、慈祥親切
的⾧者。⽼先⽣⾝教⾔傳、⾝體⼒⾏的名⾔
——“我⾝為中國⼈,總想為中國⼈做⼀些
有意義的事。”——則永遠銘刻在眾⼈⼼靈
中!
浩然營結束,前往夏威夷東西⽅中⼼⼯
作。憑藉浩然營的充電,在那裡研究中國政
治兩年;研究成果被新加坡東亞所認同,繼
⽽受聘於此。近四年的境遇,些許受惠於浩
然營和殷⽼先⽣;⽽其精神遺產,則終⾝受
益不盡。
驚聞殷之浩先⽣仙逝,中國頓失棟才、
學⽣永失良師,不勝悲傷!欣聞浩然營第四
屆明年續辦,先⽣遺志可繼、浩然⾹⽕不
滅,不勝欣慰。
謹以此千字拙⽂,沉重悼念殷之浩先
⽣,並紀念浩然營創辦四周年。
新加坡東亞所吳慶瑞⽼闆、浩然營第
三屆講員,知道⾝為⾸屆學員的我準備撰
⽂紀念,請我代為起草唁電。我以吳的名
義和⼜吻,將上⽂要點精煉成數百字電報
發出。
參加第三屆浩然營的王滬寧,在其
《政治的⼈⽣》(上海⼈民出版社1995
年)中,懷念殷之浩:“⼈在這個世界上
⽣活,度過⾃⼰的⽣命,⼤概要結識成千
上萬的⼈。在這些⼈中,有的擦肩⽽過,
有的朝⼣相處。
有的⼈天天與你在⼀起,但是你對他
沒有什麼印象。有的⼈偶爾與你⾒⾯,但
是你能念念不忘。之浩先⽣屬於後⼀種
⼈,我和他只有兩次相遇,然⽽他卻永遠
地留在了我的⼼裡。中國在之浩先⽣的⼼
靈中具有崇⾼的地位。我曾聽到他⼗分激
動地說:‘我們都是中華民族的⼀分⼦,
歷史、⽂化、感情都有凝聚⼒。’浩然營
是短暫的,可是我們都得到了⼀定永恆的
東西。之浩先⽣的名⾔是:‘⼈,必須活
得⾃尊和驕傲。’我對之浩先⽣了解不
多,但是僅據此有限的了解判斷,我想他
是做到了。”
我與王滬寧價值觀相異,但是對殷之
浩和浩然營的評價卻雷同,這就是殷先⽣
⼈格魅⼒之所在、浩然營的成功所在!
第⼆節 訪問台灣⾺英九多留我⼀周
9-5        在台灣的考察與觀光
1990年12⽉抵達台北,前⼗天是浩然
營組織的參觀考察和觀光遊覽。
18⽇,浩然營在台灣的成員歡迎我們
⼤陸在歐美的九位學者訪台,宴會名
⽈“浩然同學台灣聚會”。隨後的參觀考察
由相關的台灣“同學”引導到他們服務的單
位,都是單位⾸⾧接待並宴請。(觀光旅
遊則由殷家的“⼤陸公司”的職員陪同,由
北向南遊遍台灣主要的名勝古跡,不必贅
述。殷之浩董事⾧和殷琪總經理,在台北
最繁華的忠孝東路的⼤陸⼤樓內的⼤陸⼯
程公司總部,接待並宴請我們,是必備節
⽬。)
⽴法院。21⽇上午旁聽⽴法院辯論,
民進黨與國民黨爭得⾯紅⽿⾚,幾乎肢體
衝突。中午在隔壁的來來酒樓聚餐,剛才
還差點打起來的兩黨議員,稱兄道弟把酒
⾔歡。對此我們不解,台灣朋友解
釋:“他們吵架打架經媒體報道後,就分
別在兩黨的極端選民中威信提⾼,有利連
任。”朋友讓我們談感想,我說:“中華的
議場打⼈⽐廣場殺⼈好,歐洲的議場點⼈
頭⽐亞洲的廣場砍⼈頭強。”下午,劉興
善委員先帶我們去⽴法院國民黨黨團,執
政黨官氣⾜,⼤家禮節性寒暄,沒有實質
性討論。隨後,盧修⼀委員請我們到他的
辦公室,民進黨三位重量級⽴法委員邱義
仁(民進黨秘書⾧)、洪奇昌和彭百顯已
等在那裡。他們介紹了從⽼蔣(介⽯)時
代的“黨外”到⼩蔣(經國)時代的“建
黨”,台灣民主化的坎坷路程以及民進黨
的歷史、現狀和執政前景。我們深⼊討論
了⼤陸民主化的可能和路徑,我又重彈
了“從黨內民主到社會民主”的⽼調。
⼟改訓練所。24⽇農經教授彭作奎
(後任⾏政院農委會主任)上午陪同我們
到桃源縣“⼟地改⾰訓練所”參觀。台灣在
1950年代初實施的⼟地改⾰計劃,包括三
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等⼀系
列措施,顯著提⾼農民從農意願與社會地
位,進⽽促使農業⽣產與農家收⼊⼤幅增
加,繁榮農村經濟,奠定了⽇後整個經濟
發展的基礎。我對此早有了解,現在加深
理解、印象深刻。下午訪問台中縣新社鄉
農會和幾⼾農家,對台灣農村和農民作了
零距離接觸,有了直觀的了解。次⽇訪問
台中縣⼤甲鎮公所,對台灣最基層的政權
運作進⾏考察。
⾏政院研考會。26⽇訪問⾺英九主持
的這個部⾨。⾺介紹:“研究發展考核委
員會主要⼯作是:在運⽤科學⽅法負責辦
理政策研究與規劃⼯作,對於政府的施政
計劃的執⾏則負責追蹤、管制與考核的⼯
作,以期提⾼⾏政效率以及促進⾏政的現
代化。”他還帶著我們參觀了各個處室。
清華⼤學。27⽇上午參觀新⽵清華⼤
學,當然由曾任清華理學院院⾧的沈君⼭
(後任清華校⾧)陪同,我這個參訪⼈員
中唯⼀的⼤陸清華⼤學校友,當然受到格
外禮遇。下午參觀交通⼤學和科學⼯業園
區,其中的宏碁電腦令我印象較深。
此外,中央研究院的劉吉⽯、經濟研
究院的⾺凱、⼯業研究院的史欽泰、師範
⼤學的⽺憶蓉、《天下》雜誌的殷允芃五
位研究員和教授,也分別陪同我們考察訪
問他們任職的機構。
浩然營在台灣活動的⼗幾天中,我還
利⽤⾃由活動時間償還了個⼈的⽋債。
胡志強與“愛盟”。甫到台北即與胡志
強聯繫,欲⾯謝他推薦浩然營之情並贈送
巴黎的⼩藝術品,胡約我20⽇晚餐⾒⾯。
孰料當晚竟是“愛盟”負責⼈聚餐會,認識
了⽴法委員郁慕明等⼈。他們與我相談甚
歡,並正式邀請我,後天在“愛盟”19周年
慶典上作主題演講。(1971年台灣留美學
⽣不滿美國把釣⿂島移交⽇本,成⽴“愛
國聯盟”開展保釣運動,核⼼成員是⾺英
九和郁慕明等,“愛盟”隨著留學⽣返台也
遷台,留歐博⼠胡志強等加⼊並成為⾻
幹。在台灣他們主要是反台獨,1993年郁
慕明等退出李登輝把持的國民黨,成
⽴“新黨”,郁現任主席。)22⽇我在數百
⼈的“愛盟”盟慶⼤會上,作為唯⼀的主題
演講者作了《⼤陸民主化進程》的演講。
侃了⼀刻鐘⼤⼭,吃了豐富的晚宴。散會
時胡志強塞我⼀個信封,打開發現是⼀沓
鈔票。我說:“我是還你情、捧你場,怎
麼還能拿錢?”胡說:“這是慣例,你不能
破!”(此後,我在台灣陸續得了不少“⾞
⾺費”。)29⽇我到胡志強兼任副秘書⾧
的中華戰略學會與他告別。他說:“新年
後我將出任總統府第⼀局副局⾧,辭掉⼤
學教職和這裡的兼職,正式從政
了。”1991年秋胡任⾏政院新聞局⾧,後
任外交部⾧、台中市⾧、國民黨副主席。
《聯合報》與王友蘭。“聯合報系”是
當時台灣第⼀⼤報,⽼闆王惕吾是國民黨
中常委;旗下在歐洲是《歐洲⽇報》,因
發表過我的幾篇⽂章,我與經常赴法的王
效蘭(王惕吾⾧⼥)認識。19⽇我到聯合
報社拜會王效蘭。27⽇晚應邀到她家晚
餐,與在美國相識的、回台灣過年的紐約
《世界⽇報》總裁、王家次⼥王友蘭重
聚。隨後幾天晚上,王友蘭開⾞帶其友⼈
和我去基隆夜市等地遊玩。31⽇晚的年夜
飯,我是在王家與王惕吾⼀家⼗幾⼈⼀起
熱熱鬧鬧吃的,使我孤獨⼀⼈在台灣度過
愉快歡樂的新年。世紀末我在紐約哥倫⽐
亞⼤學時,與患肺癌的王友蘭偶爾聚會,
她不幸逝世後,2000年5⽉12⽇我參加了
她的追悼會,送她最後⼀程。
12⽉28⽇,浩然營的活動結束,⼤陸
學員返回歐美的居住地,回家過新年。⾺
英九挽留我在台北多住⼀周,對外公開的
理由是與台灣各智庫再進⾏較深⼊的交
流。真實的⽬的是:“給他們好好上上
課,你也增加點演講費收⼊!”
9-6        ⾺英九請我分別為三⽅演講
12⽉29⽇,民進黨⼤佬康寧祥介紹我
認識同為民進黨創始⼈的朱⾼正和林正
傑。朱⾼正以“暴⼒問政”⽽聞名,在⽴法
院揮出了第⼀拳,並經常上演全武⾏,被
封為“國會戰神”。我表⽰對此不敢恭維。
朱說:“在國民黨獨裁時期,反對黨為有
效監督,必須採取極端的⼿段;溫和的問
政⽅式,無法有效推動民主發展。”但是
我讚賞他積極推動開放⼤陸探親和反對台
獨,因此談得⽐較投機。林正傑歷來主
張、並⾝體⼒⾏街頭暴⼒抗爭,有“街頭
⼩霸王”之稱。任台北市議員時,與陳⽔
扁、謝⾧廷被稱為“黨外三劍客”。交談
中,林表⽰不滿民進黨的台獨,要退黨組
建“中華統⼀促進黨”,致⼒於兩岸交流。
我說:“統⼀和獨⽴,本世紀甚⾄我們有
⽣之年都⾒不到。加強交流,促進兩岸的
了解、理解、諒解,才是當務之急。”他
們三⼈都贊同。他們還陪我拜訪了《⾃⽴
報》。⾃⽴報系幾⼗年來⼀直反對國民黨
的獨裁統治,是具有獨⽴⾊彩的黨外報
紙。
31⽇,⾺英九介紹我到國民黨智庫、
國⽴政治⼤學國際關係中⼼,先演講、後
交流座談,吳安家副主任主持。(前任國
關中⼼主任邵⽟銘即是相當於中共宣傳部
⾧的台灣時任新聞局⾧,⾜以說明其重要
性。)通過座談中研究員提出的問題,我
發現國關中⼼對中國⼤陸的研究⾮常認真
細緻。我在法國看到他們編輯出版的《中
國⼤陸研究》⽉刊,確實是海外⽔準最⾼
的中國研究的學術雜誌。當⽇我認識了該
刊物副主編宋國誠,⽇後多次向我約稿,
發表在此⽉刊上(我也得些稿酬不菲的外
快)。還認識了國關中⼼兼職研究員、權
威的《中共研究》⽉刊的總編輯⽅雪純⽼
先⽣,他是中國⼈事問題專家,過去讀過
他的著作,他也向我約稿。
1991年1⽉1⽇,在民陣⼀⼤認識的明
居正教授,陪同我到去年在柏林會議熟悉
的⾺樹禮家中拜訪。⾺時任總統府資政兼
三民主義⼤同盟理事⾧,明兼任⼤同盟副
秘書⾧,他與我討論了中國與世界形勢,
對我“挺感冒”。⾺對明說:“閻先⽣很有
看法,今後開會多請他來指教。”這就有
了下節提到的再次訪台開會並作主題發
⾔。
1⽉2⽇,⾺英九請我到⾏政院⼤陸委
員會演講,他向我介紹:“《陸委會組織
條例》這個⽉將在⽴法院三讀通過,你是
陸委會第⼀位演講貴賓。陸委會的主任是
⾏政院副院⾧,我將辭去研考會主任、專
任陸委會副主任,就如在美國時和你說
的,專⼼從事兩岸交流事務。陸委會委員
包括:⾏政院秘書⾧和政務委員、內政
部、外交部、國防部、法務部、經濟部等
⾏政院幾乎所有的部會⾸⾧。因為陸委會
還沒正式成⽴,他們今天都只能派代表
來,和我們陸委會全體同仁⼀起聽你講
課。”隨後在陸委會的禮堂,我向百餘位
中華民國將要從事⼤陸事務的官員“授
課”兩⼩時。⽽後的提問相當踴躍,不同
於國關中⼼的學術性問題,官員們則更關
⼼政策⾯的問題。隨後在⾺英九的辦公室
裡吃便當飯盒,⾺說:“不好意思,我們
公家機關既不能像你們⼤陸那樣豪華宴
請,也不許像‘⼤陸公司’的企業那樣盛情
款待。”我笑答:“在⼤陸我們也吃⼯作盒
飯,但絕不吃‘飯盒’!”(離台後我們⾧
期保持互贈賀年卡和簡信的聯繫。1998年
他當選台北市⾧,我又經常回中國,為不
給民進黨⼜實,我終結了與他的聯繫。)
春節後,我在夏威夷接到陸委會詹志
宏處⾧傳真來的、根據我演講錄⾳整理的
⽂字稿,請我審定。春天,我收到⾺英九
郵寄來的、三萬字56⾴的⼩冊⼦——《中
共政治結構與民主化論綱》,閻淮著,⼤
陸⼯作參考資料,⾏政院⼤陸委員會編
印,中華民國⼋⼗年四⽉。(現在網上仍
可查到)簡要內容如下:
第⼀章 政權結構(與浩然營演講類
似)
第⼆章 幹部結構。
1、幹部狀況:基本情況、⼗年變
化、第三梯隊;
2、幹部態度:對經濟改⾰、對政治
改⾰。
第三章 政治改⾰。
1、⼗年回顧:1980年,1984年、
1986~1987年三次改⾰;
2、沒有改⾰只有鬆動:政改與經
改、⼗年鬆動、鬆動原因。
第四章 民主前景。
1、中國與蘇聯東歐的差異(在法國
和德國的兩次講演的提要);
2、政局預測:不可能——全⾯內
戰、軍事政變、宮廷政變、強⼈逼宮、地
⽅割據、地⽅⾃治;只能——集體領導、
和平過渡、和平演變;
3、民主進程:權⼒轉移——強硬
派、開明派、改⾰派、民主派;
4、民主化過程:黨內民主到社會民
主;
5、前提與思路。
1⽉3⽇上午,⾺英九介紹我到頗具台
獨傾向的張榮發基⾦會下屬的國家政策研
究中⼼演講交流。⾺說:“我們是政府的
陸委會,不是國民黨的陸委會,要⼀碗⽔
端平;國民黨智庫去了,民進黨的也要
去。這樣:政府、執政黨、反對黨,三⽅
⾯你都去全了。”“國策中⼼”執⾏⾧張瑞
猛博⼠主持演講會。我的演講也是“⼀碗
⽔端平”、與前兩次基本是“⼀稿三⽤”,
內容⼤同⼩異、只是多介紹些⼤陸的民主
黨派和體制外的民間勢⼒。討論交流中,
台獨學者的台獨理論令我震驚:“台灣本
省⼈,不屬於中華民族,我們有⾃⼰的歷
史、⽂化、語⾔、信仰和習俗;美國成⽴
才⼆百多年,與英國也是同⽂同種,已經
形成嶄新的民族;我們的先民已來台三百
多年,為什麼還必須是中華民族?”對
此,我感情上接受不了,但是理論上毫無
研究,不敢貿然反駁,只能打哈哈:“中
華民族禮儀之邦,奉⾏‘吃⼈家的嘴短’,
據說中午要請我吃豐盛的‘台餐’,又拿了
你們豐厚的演講費,我‘今天’(強調今
天)對‘台族’理論就不反駁了。”
9-7        與殷琪、殷允芃的個⼈接觸
1⽉2⽇晚,應攝影家郭英聲先⽣和企
業家殷琪夫妻邀請,到他們家晚餐。我與
他們是在法國,通過郭⼥⼠結識的。郭英
聲七⼗年代⾃台灣赴法國學習攝影,與學
習美術的郭⼥⼠成為摯友。郭英聲海歸台
灣後,經常返法並數次在巴黎舉⾏個⼈攝
影展。來⾃⾹港的郭⼥⼠有我們兩個分別
來⾃⼤陸和台灣的好朋友,我與郭英聲也
就⾃然成為了朋友。在法國的最後接觸
是,1990年11⽉郭駕⾞載我去巴黎遠郊的
移民局,更新我的法國旅⾏証件,他說是
我的⾞伕和翻譯。那天他確實幫了我的⼤
忙,隨後我請他吃了印度⼤餐。在法國認
識了郭英聲,⾃然也就認識了殷琪,半年
前在美國浩然營和最近在台灣她任總經理
的⼤陸⼯程公司,我們又頻繁接觸。
2⽇殷琪讓佣⼈放假休息,親⾃下廚
做中西餐⼤菜,配上郭英聲從法國帶回的
葡萄美酒,愉快的夜晚。我們三個中年⼈
邊吃邊聊,海闊天空,中台對⽐、美法軼
事,直到半夜。如果說在王惕吾家新年前
⼀天的晚宴是歡快熱鬧;那麼新年後⼀天
的晚餐則是溫馨寧靜。我和殷琪對當年共
產國際扶植培育出來的兩個⾰命政黨都不
滿意,殷琪尤其對國民黨在經濟上偏袒公
有企業和黨營企業,壓制民營企業深惡痛
絕。這可能是她後來⽀持民進黨的重要原
因。
1993年李登輝台獨⾯貌⼤暴露,在去
世前⼀年、⾏動不便的殷之浩還坐著輪椅
參加反對李登輝的遊⾏;但是2000年台灣
總統⼤選,殷琪卻出任陳⽔扁助選團發⾔
⼈,陳當選後聘任殷琪為國策顧問,還任
台灣⾼鐵董事⾧。我與這位政商領袖互贈
賀年卡的聯繫就此終結。
1⽉3⽇下午,與《天下》雜誌的董事
⾧兼總編輯殷允芃再度閑聊漫談“台灣、
中國與世界”,並共進在台灣最後的晚
餐。《天下》是台灣第⼀份以財經為導向
的綜合性雜誌,被譽為華⽂世界最優質的
財經雜誌,殷允芃曾被《亞洲周刊》評
為“亞洲最有影響⼒的⼥性之⼀”。殷是浩
然營的主辦機構——浩然基⾦會的董事,
⼀開始就參與了浩然營的策劃與籌備⼯
作,⽤沈君⼭的話說:“貢獻了許多意
⾒,也幫了許多忙。”由於她的特殊地位
與貢獻,在浩然營的名冊上,在講員和學
員之後還專列了“觀察員”⼀項,⾺英九先
⽣和殷允芃⼩姐名列其中。
1991年1⽉4⽇,離開台灣⾶回美國夏
威夷,繼續在東西⽅中⼼的研究⼯作,再
次訪台是三年後,從新加坡赴台北,參加
在圓⼭飯店召開的中⼭思想國際研討會。
第三節 在台北的孫中⼭思想研討會
引⾔
9-8        我論《民權與⼤陸政改》
1994年2⽉,我在新加坡收到台灣三
民主義統⼀中國⼤同盟的邀請函,請我參
加3⽉底在台北圓⼭飯店召開的中⼭先⽣
思想與中國未來研討會,並且作為⼤會三
個主題之⼆:“中⼭思想對促進⼤陸經濟
改⾰與政治改⾰的意義”的“引⾔⼈”。隨
後我接到⼤同盟副秘書⾧、⽼朋友明居正
教授的邀請電話。我如實招供:“我對孫
中⼭思想沒有研究,只知:民族、民權、
民⽣和軍政、訓政、憲政六個詞。我願與
會學習,引⾔免談另請⾼明!”明居正堅
持:“您在中國、夏威夷和新加坡都從事
過研究,正好中⼭先⽣也在此三地從事過
⾰命活動,您引⾔更有意義。⾺樹禮理事
⾧和鄙⼈都了解您的學識、佩服您的⼈
品,⾺⽼特意囑咐請您重點引⾔。”我只
得退讓:“您搬出⾺⽼,我只好恭敬不如
從命!”
我⽴即惡補三民主義,特別是民權思
想。於三⽉中旬草擬以下千字短⽂,傳真
台灣得到認可。我認為孫中⼭的民權思想
確實對中國的民主化有借鑒意義,故摘要
於下——
民權主義與⼤陸政治改⾰
中國當代思想淵源有三:有權的⾺列共
產主義,有勢的西⽅民主思潮,有根的儒家
傳統倫理。對⼤陸的政改⽽⾔,此三種理論
可資利⽤價值極其有限。共產制度係改⾰對
象,西⽅思潮官⽅抵制百姓抵觸,儒家傳統
⾃由民主⾊彩淺淡。三民主義的民權主義,
對⼤陸政改極富啟發意義。
⼀、權能區分論。官與民的關係是政治
的第⼀難題。⾧期是政府專制、⼈民無權。
⽂⾰中某些地區政府無能、群眾無政。此種
暴民政治是保守勢⼒拒絕改⾰、維持專制的
遁詞。中⼭把政治⼤權分為政權(選舉、罷
免、創製、復決四權)與治權(⾏政、⽴
法、司法、考試、監察五權)。由⼈民⾏使
政權,⽽管理政府;由政府⾏使治權,⽽為
民服務。達到⼈民有權、政府有能,圓滿解
決官民關係,為⼤陸政改指明⽅向。
⼆、五權分⽴論。孟德斯鳩的三權分⽴
學說奠基了西⽅政治制度。東⽅官場的腐敗
主要表現在官場“⼊⾨”的舞弊和“場內”的貪
腐。中⼭在五權憲法中,把考試和監察⼆權
與⽴法、司法、⾏政三權並列,對解決官場
頑症極具現實意義。新加坡等國,把公務員
機構和廉政機構直接隸屬最⾼領袖,即是重
視考試和監察⼆權。五權憲法是具有東⽅特
⾊的橫向分權制衡體系。
三、地⽅⾃治論。中央與地⽅的關係,
中央集權獨裁或地⽅割據分裂;既是困擾今
⽇⼤陸的現實課題,又是籠罩未來中國的巨
⼤陰影。中⼭指出:“地⽅⾃治是憲政的基
礎”,應以“官治為民治”,達成“均權主
義”。縱向分權制衡的思路,應能撥開⼤陸
政治的迷霧。
四、民主程序論。⼤陸改⾰是鄧⼩
平“貓論”和“摸論”的實⽤主義哲學。由於缺
乏整體規劃與程序設計,⼤陸政改明顯呈現
盲⽬性和反覆性。中⼭關於軍政、訓政、憲
政三階段的民主程序論,既有明確⽬標,又
有階段設計。在⽅法論上,對⼤陸政改很有
借鑒意義。
五、綜上所述。民權主義對⼤陸政改的
⽬標模式、橫向分權、縱向制衡、⽅法程序
等皆有指導作⽤。此即學習中⼭思想,促進
⼤陸政改的必要性。
國⼈愛掛領袖像,雙⽅都掛⼰⽅稱聖、
對⽅罵匪的傑出⼈物畫像;唯獨中⼭之像雙
⽅皆在最重要位置供奉。台灣經驗⼤陸排
斥,但台灣經驗的精髓“三民主義”,卻在⼤
陸受到尊重。80年代初,兩岸關係尚未鬆
動,⼤陸出版物即稱“民權主義是完全意義
的民主主義政綱,無愧為近代民主主義思想
的⾼峰。”可⾒學習中⼭思想推動⼤陸政改
的可⾏性。
⽑澤東說過許多錯話,但有⼀句卻是千
真萬確的真理:“現代中國⼈,都是孫先⽣
⾰命事業的繼承者。”(《⽑澤東選集》第
五卷)讓我們繼承中⼭先⽣的民主事業,為
在全中國實現憲政⼤業,⽽共同奮⾾。民主
尚未成功,朋友仍須努⼒!
9-9        赴台參加中⼭思想研討會
1994年3⽉抵台北。27⾄29⽇,在台
灣朋友(到新加坡交流訪問新認識的)熱
情陪同下,乘⽕⾞三天⼆夜台東⾏。遊玩
了上次訪台沒有來得及欣賞的花蓮、太魯
閣、東海岸、知本等⾵景區。
3⽉30⽇⾄4⽉1⽇,在台北圓⼭飯店
舉⾏中⼭思想與中國未來研討會三天。⾸
⽇上午開幕式,⾺樹禮致開幕詞,教育部
⾧郭為藩、陸委會主任⿈昆輝、中研院院
⼠費景漢先後演講。隨後三個半天是分組
研討,最後⼀天,上午綜合座談,下午參
觀故宮博物院。
我的第⼆主題“引⾔”在第⼆天上午。
會後,三民主義⼤同盟出版了《中⼭思想
與中國未來研討會實錄》⼀書,360⾴詳
細實錄了會議的所有“引⾔”和討論發⾔。
(以下直接引語皆來⾃該書)
當天的會議主席是台灣中華經濟研究
院院⾧于宗先。三年前我曾訪問經濟研究
院,與於深⼊交流。在我演講後,于
說:“⾮常感謝閻淮先⽣所做之⾔簡意賅
的引⾔報告,這就好⽐⼀道開胃菜,先讓
各位開開胃,然後引導各位進⾏⼀般性的
討論。”隨後台灣的歷史學家戴國輝、⿈
以法牧師、我的朋友明居正、于宗先、何
頻等先後發⾔提問。根據《研討會實錄》
記載,我做了約三千字的回答。主要談
了:儒家思想在韓國、新加坡、台灣、⾹
港“東亞四⼩⿓”崛起中的作⽤及在中國的
影響;政改與經改的關係;⼤陸、台灣、
⾹港、新加坡四個華⼈社會的⽐較等問
題。在回應要求評論新加坡政治及領袖
時,我說:“個⼈在新加坡是客⼈,在當
地批評新加坡並無不可,但在此批評則有
所不宜。好⽐我現在台灣,可以批評台
灣,但離台返新,我就不願再對台灣有所
批評,因為你們無法答辯。”得到研討會
中少有的掌聲。
下午在阮銘的“引⾔”後,我就他主張
台灣進⼊聯合國,提出“完全不可⾏”的評
論;我們進⾏五輪簡短爭論,最後我
說:“我們的觀點不同,可以先將問題撇
開不談,讓時間和歷史裁判!”友好收
場。參加研討會的還有陳⼀諮、蘇紹智和
陸鏗等,我與這些來⾃美國的⽼朋友當然
進⾏了會下充分交流。幾個夜晚,則是在
法國和夏威夷結識的台灣朋友宴請和享受
台北的夜⽣活。
因為⽗母來新加坡看望我,會議結束
後,⽴即返回新加坡,未及看望其他台灣
朋友,現在⼀別20餘年,已經事是⼈⾮
矣。
台灣《中央⽇報》未與我溝通,在4
⽉30⽇全⽂刊登我的《民權主義與⼤陸政
治改⾰》。這在海外,特別是國民黨的機
關報,實屬⽼常態,我也⾒多不怪啦!
第⼗章 ⼀篇論⽂驚動
美台新三⽅
——夏威夷東西⽅中⼼
(1990~1992年)
第⼀節 三場重要的學術會議
10-1        杜維明所⾧提供的優厚待遇
1959年夏威夷成為美國第50個州,次
年美國國會⽴即授權在夏威夷成⽴“東西
⽅中⼼”(East-West         Center,下⽂簡稱中
⼼),作為東西⽅⽂化和思想的交匯地,
通過研討會和研究項⽬,與亞太地區的專
家圍繞有關政治、經濟、⽂化等諸多議題
開展合作。它是獨⽴的公共⾮營利機構,
除聯邦政府撥款外,資⾦來源還包括民間
機構、基⾦會、以及亞太地區的政府。
中⼼的總裁:1980年代末⾄90年代
初,是李浩(Victor        Hao        Li),美籍華裔著
名法學專家。熟悉後,我戲稱他“李得
勝”,他說“太⼟”;我告訴他,這是⽑澤
東轉戰陝北時期化名,他挺⾼興。1992年
之後,總裁是奧森伯格
(M.C.Oksenberg),美國政府重要的中國
事務專家,曾主導對華建交談判。我稱他
⽼奧,說這是尊稱,正如我們稱鄧⼩平為
⽼鄧,他欣然接受。他與我的學術領域重
合、學術興趣相同,我們之間的專業對話
多過同為華⼈的李浩。1993年3⽉,他訪
問新加坡,我們最後⼀次交流。
中⼼的機構:下設⽂化與傳播研究所
(簡稱⽂化所)、資源所、⼈⼜所和國際
關係研究室共四個研究單位。哈佛⼤學東
亞系主任、美籍台灣出⽣的華⼈杜維明於
1990年到⽂化所任所⾧。
1990年8⽉,我結束在美國加州⼀個
⽉的浩然營,應在法國結識的杜維明的邀
請直⾶夏威夷。在東西⽅中⼼⽂化所
的“⽂化中國”項⽬組,開始以客座研究員
的⾝份,進⾏關於中國政治的研究⼯作。
新儒家的代表⼈物杜維明向我介紹:“我
提出的⽂化中國,包括三個意義世界,⼀
是中港台和新加坡的華⼈世界,⼆是世界
各地的華⼈社會,三是國際上所有從事中
國研究及關切中國⽂化的⼈⼠。你所從事
的中國政治研究也是⽂化中國的重要組成
部分。”
杜維明為我提供了優渥的⼯作條件和
⽣活待遇:豐厚的薪酬,配備翻譯助⼿,
給我每⽉⼀千美元的經費,我在應徵者中
選了每周可以⼯作20⼩時的中國留學⽣、
夏威夷⼤學的政治系博⼠⽣蔣翔,她可以
免費享受中⼼的單⼈宿舍房間和醫療保
險。我有獨⽴的辦公室,可以不坐班、只
是需要參加每周⼀的⽂化所的全所⼤會和
周五的⽂化中國項⽬組的協調會,每天上
午可以到州政府辦的免費成⼈學校學習英
語(碰巧任課⽼師是中⼼韓裔副總裁趙⽴
極的太太),免費住在中⼼的貴賓招待所
⼀室⼀廳的套房。
中⼼有潛規則,希望每位新來的學者
能舉⾏⼀次公開的講座。我在8⽉28⽇作
了《中國政治結構與政治改⾰》的講座,
反應很好,杜維明特滿意。另外“國際關
係研究室”發現了我,他們對中國問題⾮
常關注,此後經常邀我去他們那裡“請教
交流”;知道我來⾃中組部,他們⾮常想
讓我再舉辦⼀次講座,全⾯介紹中國的幹
部問題。於是10⽉23⽇,我再次講座《改
⾰開放後的中國幹部的結構和觀念》。由
於⾸次講座的成功,也由於是雙語講座
(助⼿翻譯),這次講座招來許多中⼼贊
助的中國博⼠⽣的捧場——國外學術⽅⾯
的研討會和演講,⼀般都是對內公開的。
1990年9⽉,美國舊⾦⼭。作
爲夏威夷東西⽅中⼼的學者,
考察民陣⼆⼤。
杜維明對我太好了。
其⼀,民陣⼆⼤於1990年9⽉在舊⾦
⼭舉⾏。有些民陣朋友提供經費,希望我
去站腳助威、幫助拉選票。我既已脫離民
陣,不想去湊熱鬧。杜所⾧說:“你研究
中國政治與民主化問題,作為旁觀的學
者,去客觀地考察⼤會有益處。”於是我
就在美國剛剛開始⼯作的第⼆個⽉,公費
越洋旅⾏了。同⾏的還有民陣⼆⼤代表⾦
某(夏⼤學⾃聯主席)等三⼈。⾶機起⾶
晚點,航空公司把頭等艙空餘的三個座
位,作為補償贈給我們四⼈。他們⽴即要
抽籤,我說你們去開會可能⽐較累,我今
後還有機會。”他們三⼈坐了頭等艙。會
議經費緊張,加上許多⾃費參會者,許多
⼈是四⼈⼀個房間,於是我讓兩個朋友擠
進我的單⼈房。
其⼆,1990年底我回巴黎搬家。12⽉
初在美國駐法國⼤使館,我持中⼼⽂化所
的⼯作合同,申請簽証。簽証官蠻不講
理:“你上次赴美是訪問考察的B1簽証,
不能⼯作!為什麼你擅⾃改為J1的⼯作
簽証?”我理直氣壯:“中⼼係美國聯邦機
構,是他們的‘外事辦’讓移民局變更的簽
証!我個⼈哪有權⼒?”對⽅不⽰弱:“讓
⽂化所所⾧來函說明,你下次再來簽
証!”⽼天助我——幾天後杜維明來巴黎
講學;貴⼈助我——12⽉中,杜維明攜太
太陪我到美國⼤使館。第⼀世界的美國駐
第⼆世界法國的簽証處,完全是第三世界
的設施:狹⼩擁擠的矮屋、熱⼒不⾜的暖
氣、沒有椅⼦的房間。站⽴排隊了兩個多
⼩時,我⼀再向杜夫⼈致歉、致謝!終於
熬到我了,杜維明故意只講中⽂,讓⽩⼈
太太翻譯:“我就是⽂化所所⾧,這是我
的証件,你看上⾯的簽名與閻先⽣⼯作合
同的⼀樣吧?!”我順利取得簽証。——
請他們午飯是必須的,但杜維明的恩情,
不是⼀頓豐盛午餐可以了結的,我暗下決
⼼,⼀定以優異的⼯作成果來報答他是知
遇之恩。(1999年我在北京的美國使館再
次被拒,則是另⼀位美國所⾧黎安友相
助。)
其三:1991年參加普林斯頓會議後,
杜讓我⽤近⼀個⽉的時間,先後去紐約、
華盛頓、克利夫蘭和洛杉磯的各⼤圖書館
查閱中⽂資料,順路訪親拜友、了解中國
最新動態並且報銷全部交通和⾷宿費⽤。
其四、離開中國後,在北京的太太表
⽰要等我回去,即使像台灣⽼兵在⼤陸的
家屬,等待幾⼗年也要等,令我感動。到
夏威夷後,開始運作把太太和兒⼦弄到美
國。⽗親通過江澤民,使中國⽅⾯放⾏。
杜維明通過中⼼駐北京辦事處轉交我太太
⼀封信,申明我研究的重要性,讓她在美
國使館簽証遇阻時,提交美國簽証官。果
然,簽証官⾒我太太帶19歲的兒⼦赴美探
親,肯定有移民傾向就想拒簽;但是看到
杜的信後,改變主意。他們於1991年秋順
利到達夏威夷。
10-2        ⼆⼗世紀中國歷史反思研討會
1991年2⽉18⽇⾄24⽇,在中⼼召
開“⽂化與社會:⼆⼗世紀中國歷史反
思”國際學術研討會。出席者都是中港台
美四地研究中國⽂化、哲學、歷史的重量
級的華⼈學者,使⽤語⾔也是漢語,這在
美國舉⾏的國際會議上是頗為少⾒的。
籌備⼯作⼀波三折,主要阻⼒來⾃中
國⽅⾯。我們早在1990年11⽉就向國內的
學者發出了邀請函,但得到的資訊卻是對
於會議的質疑,中國政府反覆要求我們保
証不摻雜政治因素。對於被邀請的⼈也嚴
加政治審查,看是否有“留美不歸”的傾
向,致使王元化、陳來、湯⼀介等⼈都是
直到⼤年除⼣(1991年2⽉14⽇)才拿到
簽証,匆匆赴美。社科院的李澤厚和龐
樸、復旦⼤學的朱某,由於單位是“⼋九
⾵波的重災區”,個⼈“有些問題尚未查
清”,最終未能成⾏。⽽⾝居海外的劉再
復、⾦觀濤、劉青峰、⽢陽、李陀、陳奎
德等則能幸運順利參會。
杜維明是會議發起⼈和主席,另外六
位召集⼈是余英時、李歐梵、劉再復、陳
⽅正、⾱政通和⽢陽。討論的專題分別
是:批判與建設、知識分⼦、科學與民
主、政治⽂化、民間社會、⽂化反思。
2⽉21⽇我在⼤會作題為《中國的民
間社會》的演講,闡述了民間社會在中國
發展的必要性、艱鉅性和可能性。簡要內
容如下——
“必要性:民間社會是政府與民眾之
間的獨⽴團體組織的集合,上對政府是壓
⼒集團、下對民眾是利益集團。它是由現
在的⼀元威權社會,向將來的多元民主社
會,和平漸變的必要條件和基礎⼯程。
艱鉅性:簡述中國的政治結構、政權
本質、統治特性和管理⼿段。因此,中國
⽬前的政治統治和社會控制,使民間社會
沒有⽣存空間。
可能性:重複我⼀貫主張的中國民主
化,從黨內民主到社會民主的⼗餘步驟的
漸進路線圖。”
現在關於“民間社會”,⼈們已經⽿熟
能詳、成為顯學,但是近30年前,即使
civil         society的漢譯在“公民社會”、“市民
社會”和“民間社會”三者中選哪⼀個,還
是爭論不休的議題,更不為學界普遍重
視。我淺顯的發⾔引起較⼤的關注和討
論,⼀些學者表⽰今後要更重視民間社會
的研究。當晚我請與會的⼤陸學者在⾦環
酒樓晚餐,舊⾬新知歡聚⼀堂。近年聯合
國也開始重視民間社會,其官⽅網站
稱:“民間社會是除政府和企業之外的‘第
三部⾨’,由民間社會組織和⾮政府組織
構成。聯合國認可與民間社會合作的重要
性,因為民間社會促進聯合國宗旨的實
現。”
這次在夏威夷召開的研討會頗具夏威
夷的休閑⾵格。從報到之⽇算起,整整開
了⼋天,在同類會議中也是少有的。會議
期間,時⽽⾆槍唇劍時⽽妙語連珠,學術
爭論之餘穿插聊天閑話,⼤家都不慌不
忙,真有點神仙會的感覺。會上會下花絮
迭出,我記得的有:
王元化與林毓⽣此前雖不認識,但曾
有學術爭論。在第⼀天會上,王元化剛宣
讀完論⽂,林毓⽣就迫不及待發⾔,提出
不同看法。但是經過幾天會下的交流,兩
位脾氣耿直的對⼿成了好朋友,是此次會
議的⼀⼤佳話。當年五⽉在普林斯頓⼤
學,94年在新加坡東亞研究所,我又兩次
與台灣中央研究院院⼠林毓⽣交流,受益
匪淺。
⾹港《九⼗年代》雜誌總編李怡,談
起不久前《⼈民⽇報》刊登的何新《與⽇
本S教授談世界經濟》的宏⽂。⽽這位S
教授,即⽇本的⽮吹晉是李怡的好朋友,
他說根本沒有與何新縱論過世界經濟。
1991年2⽉,⽂化與社會研討會合影,
照⽚上我們⾒到余英時、王元化、湯⼀
介、林毓⽣、⾦觀濤、劉青峰、杜維
明、劉再復、陳來……等眾多重量級學
者。四排左⼆為本書作者。
三聯書店總經理沈昌⽂也是《讀書》
雜誌主編,接著說,何新為了在該刊上發
表⽂章,先把⽂章讓胡喬⽊圈點後轉送
《讀書》。從此後,何新每次送⽂章去,
都要沈昌⽂⽴發;不然就打電話恐
嚇,“你不發的話,我要你嘗嘗厲害。”
⼋九⾵波之後,中國⼀些知識分⼦流
亡海外,從政治的中⼼到了⽂化的邊緣。
於是在研討會上,“邊緣”之聲不絕於⽿。
在會議結束的晚宴上,被譽為台灣“⽣死
學之⽗”的傅偉勛幽默坦承他們五位邊緣
⼈物曾到夏威夷的邊緣地帶,在海濱遇上
徘徊的邊緣⼥郎,問他們要不要五百美元
的姑娘。傅笑答“五⼈⼀起來”,邊緣⼥郎
答稱可以!五教授落荒⽽逃。引得我們⼤
笑不⽌。
1991年5⽉,在美國普林斯頓
⼤學舉⾏的從五四到河殤研討
會主席台。
10-3         “⽂化中國:從五四到河殤”研
討會
1991年4⽉21⽇美國《世界⽇報》,
以《紀念“五四”研討會五⽉在普⼤舉⾏》
為題,報道:
“⼀個陣容⿍盛、主題為《⽂化中
國:從五四到河殤》的⼤型學術研討會,
將於5⽉3⽇⾄5⽇在普林斯頓⼤學舉⾏三
天。研討會由‘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和‘東西
⽅中⼼⽂化所’聯合舉辦。
被稱為普林斯頓三⼤⼈才資源的⽅勵
之、劉賓雁和柴玲將發表演說。還有多位
著名中國學者包括林毓⽣、宦國蒼、丁學
良、閻淮……等。這將是⼀個精英雲集的
盛會,⽬前正在積極籌備中。”
媒體對⼀個學術研討會,半個⽉前就
預報實屬罕⾒。但是上述與會⼈物(除鄙
⼈外)確實“陣容⿍盛、精英雲集”,在北
美的社會學科和⼈⽂領域的⼀流學者幾乎
悉數囊括。
普林斯頓中國學社是研討會的主辦單
位之⼀。學社的近20⼈都參加了研討會
(多數⼈發⾔),並承擔了⼤會的全部籌
備⼯作。
我們⽂化所,是另⼀個主辦單位。杜
維明從⽂化中國項⽬中撥款,負擔研討會
全部費⽤。杜對我說:“他們出⼒、我們
出錢,⽂化所我只帶你⼀⼈去,你⼀定把
演講稿準備好!”我整個四⽉份主要是起
草發⾔稿。我過去演講只有提綱、沒有詳
細講稿,好在去年在浩然營、今年初在台
灣陸委會的演講,他們都傳真來根據錄⾳
整理的⽂字稿。台灣⼈辦事周全沒得說!
我在這兩個講稿的基礎上充實提⾼,完成
了⼀篇三萬字的《中國政治體制淺論》。
1991年5⽉初由夏威夷⾶⾏⼗幾⼩時
抵達美國東海岸,3⽇⾄5⽇參加三天研討
會,並在最後⼀天發⾔。《世界⽇報》連
續三天、每天對會議皆有詳細報道,5⽉6
⽇的報道稱“前中共中央組織部組織⼈事
研究所所⾧閻淮講‘中國政治體制的特
徵’。”
會後出版了《從五四到河殤》⼀書。
(蘇曉康主編,⾵雲時代出版有限公司,
台北,1992年。)全書30多萬字,收錄了
研討會27位演講者的全部發⾔和所有問
答,並把27⼈的姓名作為作者全部印在此
書的封⾯上。關於我的發⾔,部分內容簡
介如下——
1989年冬季,蘇聯和東歐巨變,朋友們
預期和希望中國也迅速變化。我當年在法國
預⾔,中國不會巨變。不幸⽽⾔中,主要原
因在於中國的政治體制。我這篇論⽂三萬
字,今天只講主要內容。
⼀、政權結構,黨政軍三個系統,中
央、省、市、縣、鄉五個層級。
⼆、體制特徵:1、⼀黨專政、黨管⼀
切,2、中央集權、領袖獨裁,3、官本位
制、等級森嚴。
三、統治特性:1、經濟低效性與政治
⾼效性,2、領袖脆弱性與政權穩定性,3、
政局突變型與政體漸變性。
四、民主化進程:1、繼續改⾰開放,
2、擴⼤黨內民主,3、社會團體⾃治,4、
⼯會青年團婦聯獨⽴,5、民主黨派改造,
6、結社⾃由,7、新聞⾃由,8、結黨⾃
由。
中國政治體制的特殊性決定了民主化將
是漫⾧⽽艱鉅的歷史進程。民主政治是不可
逆轉的世界潮流,必在中華⼤地實現。
1991年5⽉,在從五
四到河殤研討會上發
⾔。
討論中,有三⼈向我提問,我都予以
正⾯回答。
陳奎德在《從五四到河殤》⼀書的附
錄“普林斯頓會議評述”中,如此評述我的
發⾔:“閻淮先⽣通過剖析中共的組織結
構及其功能,探討了中國政治體制的特
徵。他的講演使⼈們對中共那⼀套等級森
嚴的、官本位的、⾼度集權的黨天下,有
了更真切的具體⽽微的了解,並激發了部
分與會者把這套系統與中國政治傳統結構
進⾏⽐較研究的興趣。”
我印象深刻的場景:
在以漢語進⾏的會議中,僅有的兩位
⽩⼈發⾔者格外引⼈注⽬,歐拉夫⼤學包
瑞⾞⽤“近乎油滑的北京腔”(蘇曉康語)
隨⼜⽽出的“摸著⽯頭過河”和“醉翁之意
不在酒”等中國俚語,讓台下的數百華⼈
聽眾驚嘆不已;普林斯頓林培瑞的發⾔就
像單⼜相聲,引來陣陣笑聲。世紀末在紐
約、新世紀在洛杉磯又多次欣賞林的京腔
鄉⾳。
5⽇上午“⾺克思主義在中國的變
形”專題討論中,阮銘褒胡耀邦是最後的
⾃由民主派,貶趙紫陽沒有“⼈的⾃由和
解放”的思想。同在主席台上的吳國光不
同意他的看法,兩⼈爭論,阮銘激動。坐
在他們之間的我,打圓場說:“胡趙都⾮常
優秀,但也都有歷史的局限。”阮銘的脾
氣⼀發不可收拾,哭著站起要⾛,我拉不
住,他徑直離開會場。事後聽馮勝平說,
他那天路過,看到阮銘坐在⾺路⽛⼦上痛
哭,說吳國光把他趕出會場。
柴玲第⼀天帶條⼤狗到會場,引起眾
怒,後兩天狗狗消失,影響猶在。
被邊緣化的民聯前主席王炳章在提問
時,屢屢⾧時間發表個⼈政⾒,主席制⽌
無效,台下聽眾多次噓他。
陳奎德在評述本次會議的最後,總結
道:“雖然它有不少名重⼀時的教授學者
參加,但應當說它卻並⾮⼀個對某專題進
⾏純學術客觀研究的會議。因為有些發⾔
者並⾮某⼀學術領域的專⾨家。但是,重
要的是,他們卻可能是不少專⾨家研究的
對象,⼀部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歷史,不
會離開⽅勵之、劉賓雁、柴玲、陳⼀諮、
蘇曉康……這樣⼀些名字。⽽這些⼈,都
是會議的發⾔者和積極參與者,這就賦予
了它另⼀層的意義。這次會議不僅僅是有
關研究歷史的回憶,同時它本⾝就構成了
歷史。”我認為這次會議也是普林斯頓中
國學社歷史上的主要亮點。
會議期間,與中國學社的所有新⽼朋
友多次聚會,與張郎郎等幾位北京101中
學的同學敘舊。會後蹭朋友汽⾞到紐約、
坐⽕⾞去華盛頓、乘⾶機遊克利夫蘭和洛
杉磯。在美國東、中、西部幾個城市的重
要⼤學圖書館和國會圖書館查閱複印資
料,理所當然地順道訪親拜友,其中現在
失去聯繫的有(按⾒⾯先後):宦國蒼、
閻焱、曹⾧青、程抱全、陳嘉映、嚴⼒、
⿈江南、趙重光、⾦岩⽯、武克剛、賈
浩、吳仁華、顧曉陽、李歐梵等;受到他
們的款待,在此⼀併感謝!5⽉底回到夏
威夷。
10-4        “六四”兩周年學術研討會
1991年3⽉,在中國歷史反思會議圓
滿結束後,我向杜維明建議:在今年召開
⼀個“六四”學術研討會,紀念⼋九民運兩
周年。杜欣然同意,會議籌備組就是論⽂
審查組,由杜和我分任正副組⾧、中⼼的
幾位漢學家和夏⼤學⾃聯主席為組員;⽂
化所辦公室準備會議的⾏政後勤事務。4
⽉底我們完成了論⽂審定,發出邀請函。
5⽉我到美國本⼟參加普林斯頓會議和考
察近⼀個⽉,27⽇回到夏威夷就投⼊會前
最後的緊張準備⼯作。5⽉31⽇和6⽉1
⽇,在中⼼⼤禮堂召開了兩整天⼋九民運
兩周年學術研討會,通過論⽂審查參加會
議的外地學者有:蘇曉康、萬潤南、吳國
光、朱嘉明、謝幼⽥、許思可、何頻等
⼈。25周歲的何頻,最年輕,又是上述學
者中我唯⼀的陌⽣⼈。他創辦了加拿⼤
《新聞⾃由導報》,看問題敏銳深刻,因
論⽂有深度⽽被邀請,我們⼀⾒如故成為
忘年之交。此後在新加坡、紐約、舊⾦
⼭、洛杉磯,我們多次相聚成為摯友。與
會學者評論:世界著名的美國官⽅學術機
構召開紀念“六四”的學術研討會,可謂絕
無僅有空前絕後!
1991年6⽉,夏威夷“六四”研討會後遊
覽合影。前排坐者左⼆為蘇曉康,右三
為吳國光,右四為朱嘉明;後⽴者右⼀
為曹⾧青,右五為作者。
第⼆節 與美國國務院有關的兩次閉
⾨會議
10-5        美國國務院請我“講課”
我在普林斯頓研討會發表的演講,雖
然如前所述被會議的重要組織者陳奎德,
⾼度評價;但是由於會場上政治明星如
雲、學術⼤師密集,因此我並未被重視;
散會後,也很快被數百與會者遺忘。但
是,旁觀的有⼼⼈卻發現了,動⼿開礦挖
寶。衝擊波,⼀波強過⼀波地向我襲來。
朋友說:“是⾦⼦總要發光!”我答:“臭
⾖腐必然散味!”
第⼀波:中國留美政治學會,邀請我
作為演講嘉賓出席1991年8⽉,在美國最
西南的旅遊勝地加州聖迭⼽市召開的年
會。這些博⼠後和博⼠前們,聽完我的演
講,都說:“⽼美的中國問題專家對中國
的研究,在你的論⽂⾯前就是隔靴撓癢;
你若去那些智庫,他們就沒飯吃了。”會
上,遇到陳⼀諮等許多“三所⼀會”的朋
友,⼤家歡聚⼀番。會後,吳國光、張阿
妹和我租了⼀輛⾞,遊覽聖迭⼽市郊和鄰
近的墨西哥蒂華納市。
第⼆波:台灣《中國⼤陸研究》,
1991年8⽉期全⽂刊登我的《中國⼤陸政
治體制淺論》。此前6⽉,主辦該雜誌的
台灣國際關係中⼼的宋國誠聽說我的演
講,向我約了這篇稿。這個在台灣、乃⾄
整個海外最權威的專⾨研究中國問題的學
術期刊,發表我三萬字沒有⼀個注釋、沒
有⼀篇參考⽂獻的所謂“學術論⽂”,實屬
例外。在我的論⽂後⾯,該雜誌以《中國
⼤陸研究》⽉刊編輯委員會的名義,寫
出“編者按”:“本⽂雖缺少詳細的參考書
⽬和注解,與本刊之論著體例略有不符,
惟因本⽂具有相當之原創性,仍編⼊論著
部分以饗讀者。”此後,台灣學者研究中
國⼤陸問題,經常引⽤本⼈此論⽂。
1991年8⽉,中國留美政治學會會議之
後,作者(右⼆)與吳國光(左⼀)、
張阿妹(右⼀)遊覽墨西哥。
第三波:《當代中國研究中⼼論
⽂》,以我的論⽂作為其第⼗期(1991年
8⽉)的唯⼀⽂章出版。1990年在美國成
⽴的當代中國研究中⼼,陳⼀諮為執⾏主
席,余英時任學術顧問委員會主任,董事
會陣容更強,有費景漢(董事⾧)、黎安
友、沈君⼭、許倬雲、蘇紹智、邱宏達、
⾕梅。以上董事會九⼈中六⼈與我很熟,
主事的陳⼀諮又是哥們,該中⼼甫成⽴就
把我拉為研究員。該中⼼出版的中⽂和英
⽂的論⽂集後來又分別刊登我的幾篇⽂
章。1992年,台灣桂冠圖書公司出版的、
李少民主編的《中國⼤陸的社會、政治、
經濟》⼀書,又收錄了我的這篇論⽂。⼀
如既往,朋友們苦⼼經營的書刊,歷來是
他們不給、我也不要任何稿費。
第四波:美國國務院請我“講課”。
5⽉普林斯頓會議後,我訪問華盛頓
時⾒到喬治•華盛頓⼤學的賈浩,他也聽
說我的演講,索要全⽂,欲翻譯成英⽂發
表在他主編的英⽂不定期刊物《中國報
告》(China         Report)上。我欣然答允。
賈浩寄來1991年8⽉出版的第⼆卷第四
期,A4⼤⼩的刊物上只刊登我這⼀篇翻
譯成英⽂的論⽂。看不懂,不知道翻譯得
如何;幾個留學⽣辦的⼩雜誌,我也沒在
意。孰料,⼩刊物竟能直達天庭!它改變
了我今後幾年的⽣活軌跡。據說世界上⽤
中⽂者多達14億,⽽⽤英⽂者僅僅4億,
但不幸的是:英⽂主宰世界!
1991年9⽉下旬,我突然接“SAIS與
美國國務院聯合會議”的邀請函。
SAIS(保羅•尼采⾼級國際問題研究
院Paul         Nitze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簡稱)在華盛頓的
著名智庫中獨樹⼀幟,其研究成果影響美
國政府決策乃⾄經常被政府採⽤。SAIS
擁有布熱津斯基、福⼭等資深研究員,⾛
出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財政部⾧蓋特
納、世界銀⾏⾏⾧埃因霍、冰島總理哈爾
德、荷蘭外交部⾧柯恩德、中國外交部副
部⾧崔天凱等傑出⼈才。
美國國務院中國科的隆先⽣電話
我:“國務院看到您關於中國政治體制的
論⽂,了解到您在歐洲時對中國不同於蘇
聯東歐的看法。請您來華盛頓為我們講課
和解答疑問,我將是您翻譯——⽿朵和嘴
巴,您是與會者中唯⼀不講英⽂的。國務
院提供您:每天⼀千美元的出席費、商務
艙機票和五星酒店住宿,以及在華府的⼀
切應酬和交通費⽤。”
1991年10⽉7⽇和8⽇,我出席在華盛
頓SAIS⼤會議室的閉⾨會議。會議英⽂
⽂件上注明(隆先⽣翻譯成中⽂如下)
——
會議名稱:中國政治進程與蘇聯東歐
的⽐較
會議⽬的:釐清已知與未知的中國政
治體系,根據背景資料和會議討論,⽐較
中國與其它體系,以便對關鍵問題提出觀
點。
背景資料:陳⼀諮的《政治改⾰的流
產》(未參會),兩位美國學者的論⽂,
閻淮的《中國政治體制淺論》。
與會名單:24⼈,每位的職務、簡歷
及論著。
⾸⽇會議
9時,美中關係協會主席等三⼈對背
景資料的開場評論
10時,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布熱
津斯基和哈佛費正清中⼼主任:中蘇異同
⽐較
11時,國務院亞太處⾧和《紐約時
報》華盛頓站⾧:美中異同⽐較
13時,台灣國統會委員(後任外交部
⾧)⽥弘茂和美國教授:中台異同⽐較
14時,李湘魯和國務院亞太助理國務
卿及情報事務副助理國務卿:⾸⽇會議的
結論陳述
15時,圓桌討論:研究中國的學者之
任務
上述議程,說明“蘇東波”後,美國官
⽅對中國的關注和期望。上述六個單元,
都是主題發⾔40分鐘,討論20分鐘。隆先
⽣為我同聲翻譯,主持⼈徵求我的意⾒
時,我說明天⼀起講。
次⽇半天會議,就只是我的戲了。
⾸先簡單介紹我論⽂的構思,其次詳
細論述中國與蘇聯東歐在政治、經濟、⽂
化等⼗餘個⽅⾯的不同,隨後是對中國前
途的預測和展望、包括民主化的路線圖,
最後我說:“我可能⾒不到中國的民主化
了。很抱歉!我對中國形勢的悲觀判斷讓
諸位失望了!”主持⼈說:“去年您在德國
⾒証了柏林牆倒塌,預⾒中國⾧城將紋絲
不動。現在蘇歐劇變快兩年了,果然如
此!”隨後的討論相當熱烈,提問者都先
介紹⾃⼰的⾝份,有兩位未介紹,根據他
們佩戴的名牌,在名單中我查不到他們。
翻譯⼩聲告訴我:“他們是國防部和中央
情報局的專家。”參加會議的還有:蘇紹
智、丁學良、賈浩和陳⼩平,他們都是我
的朋友。
這兩天的會餘時間,我分別宴請在華
盛頓的幾個未參會議的⽼朋友,這些朋友
中⼀直保持聯繫的是原空軍⾸⾧的兩個千
⾦⾼艶艶、⾼麗麗姐妹,近20年來我們在
北京經常聚會。第⼀天到漢宮中餐館吃北
京烤鴨,第⼆天到⾼級西餐館吃⽜排,出
租⾞接送;盡情“揮霍享受”,狠挖了⼀下
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牆⾓。
此外,1992年3⽉12⽇午前,夏威夷
中國論壇邀請我作題為《中國的未來》專
題講座。中國論壇是夏威夷⼤學教授、著
名華裔漢學家郭影頤在1978年創⽴,每⽉
⼀次,堅持⼗幾年從不間斷,在夏威夷頗
有聲望。講座在豪華的楓林閣酒店舉⾏,
講座結束是豐盛午宴;幾⼗美元的⼊場
券,⼀售⽽空。我也⼩有財務斬獲。
第五波:新加坡最⾼當局,邀請我去
定居和⼯作。1992年春節剛過,就接到新
加坡東亞政治經濟研究所邀請我去訪問研
究三個⽉,這也是我論⽂英譯本的功效。
4⽉我先順道旅⾏觀光⽇本⼗餘天,5⽉⾄
7⽉在新加坡訪問學者三個⽉,簽定⾧期
⼯作合同。8⽉回夏威夷,在東西⽅中⼼
⼀個⽉,掃尾結束美國兩年的研究⼯作,
準備移居新加坡⾧期⽣活⼯作。
10-6         中國政治制度與權⼒機構研討

1992年6⽉,接到加州⼤學全球衝突
與合作研究所(IGCC)所⾧謝淑麗
(Susan         Shirk)的邀請函。請我準備論
⽂,參加8⽉的中國政治制度與權⼒機構
研討會。IGCC的最新動態是:2016年6
⽉,與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共同在北京舉
辦第26屆東北亞合作對話閉⾨會議,包含
北韓在內的“六⽅會談”各國代表團團⾧出
席此對話會,因此被稱為“迷你六⽅會
談”——可⾒IGCC⾮等閑之輩。
在菲律賓前總統、獨裁者⾺科
斯的棺材前。攝於1991年6
⽉,夏威夷。
1992年8⽉27⽇和28⽇,中國政治制
度與權⼒機構研討會在加州⼤學聖迭⼽分
校召開。會議通知說明——
⼀、研討會主題:中國權⼒組織的正
式結構與⾮正式結構,及其關係的分析。
⼆、研討會內容:
1、領袖們個⼈在權⼒機構和重⼤決
策中的作⽤
2、各黨政機構和諮詢單位在權⼒結
構和決策過程中的作⽤
3、領袖們如何使⽤黨政機構或受其
制約
4、領袖們如何得到和使⽤各種信息
或受其限制
5、領袖們之間、黨政機構之間,如
何交換意⾒和平衡關係
6、領袖們如何建⽴和鞏固⾃⼰的權
⼒基礎
7、社會⼒量通過什麼渠道或⽅式,
影響⾼層權⼒關係和重⼤決策
三、研討會⼈員:
1、在中國黨政機關擔任要職或者參
與重⼤決策的前官員,根據⾃⼰對中國政
治制度與組織結構,以及重⼤決策過程親
⾝經歷或觀察的具體事例描述,重點是事
實細節。
2、受過西⽅政治學訓練並對中國政
治深⼊研究的學者,對前⼀部分⼈所描述
事實的評論,重點是理論分析。
我詳細羅列上述條⽬,是試圖讓感興
趣的讀者知曉:“現代”政治學(我不⽤所
謂的“西⽅”政治學——東西⽅是地理概
念,不應該運⽤到學術領域。正如沒有東
⽅和西⽅的價值觀,只有陳腐和普世的價
值觀。)是“如何通過”以及通過“哪些⼈
物”和“哪些⽅⾯”的個案分析,對不透明
的中國頂層政治狀況盡可能得出⽐較全⾯
和科學的論斷;同時,對此研討會有概括
性的了解。
我與在中國共同從事⾼層經改和政
改、在法國並肩籌備民陣、在德國和美國
多次⼀起參加學術會議的⽼朋友、前中共
官員:體改所所⾧陳⼀諮、政治學所所⾧
嚴家祺、⾺列所所⾧蘇紹智、中央黨校室
主任阮銘、中共⼗三⼤報告執筆者吳國
光、體改所室主任程曉農六⼈又集聚⼀
堂;但是我們在海外共同回憶和反思國內
的⾼層運作,卻是空前絕後、絕無僅有的
唯⼀。我們七⼈論述了各⾃在中國⾼層的
⼯作和親⾝經歷的典型事件,及其在政治
學上的普遍意義;彼此補充和評論,美國
的政治學博⼠們偶爾提問和點評;回憶津
津樂道、評論頭頭是道,討論熱烈、氣氛
融洽。我在中國領導的組織⼈事研究所⾸
先提出了建⽴國家公務員的構想,得到趙
紫陽的⾸肯,被吸收進中共⼗三⼤報告
中,本書前⾯第六章已經詳細敘述,會議
組織者請我就這個專題發⾔。
“六四”後在海外新結識的⽗輩新朋
友、⾹港《⽂匯報》前總編輯⾦堯如,是
與會最⾧者,破例沒提交論⽂;他講的故
事從建國前到⽂⾰後、從台灣⾹港到⼤陸
海外,時間跨度⼤、空間地域廣,事件繁
多、趣味橫⽣。我聽得津津有味、意猶未
盡,卻被會議主持、聖⼤政治學博⼠⽣趙
穗⽣屢屢打斷,要求精煉內容和加強理論
性;氣得⽼爺⼦⼤發脾氣,指責趙的無
理。我⽀持⾦繼續講述,但性情中⼈的
他,已怒⽕中燒揚⾧⽽去,退出會場。我
勸阻無效,只能陪伴⽼⼈家在休息室喝咖
啡。會後出版的論⽂集中亦無⾦堯如的⽂
章。散會後我即遠赴新加坡,永遠失去向
⽼前輩再次請教的機會。後得知是⾦堯如
⽗⼦⾒義勇為鋌⽽⾛險、協助許家屯離港
赴美,更加敬佩。許家屯晚年孤居洛杉
磯,我與⾦公⼦建⼀(⾦堯如為紀念“建
設第⼀個五年計劃”為⼦命名,可⾒其愛
國之深。)經常探望照顧許,成為朋友;
並⼀起參與料理許家屯後事,在葬禮上共
同為許扶棺移靈。
參加會議的理論評論員,有兩位重量
級的美國⼥學者。東道主謝淑麗是絕對有
資格被稱為“中國問題專家”之⼈,她是
1971年第⼀批去到中國的美國⼈,⾒過中
國歷代領導⼈;曾經擔任克林頓政府的國
務卿助理,主管中國事務。會議⾸席評論
員李可柔(Carol         Lee         Hamrin)博⼠,歷
任美國國務院專家25年,榮獲“國務卿終
⽣成就獎”。此外還有幾位華裔政治學
家。會議⼯作語⾔當然是中⽂。
28⽇閉幕晚宴後,李可柔約我到咖啡
館聊天。我們討論了許多中美政治問題。
最後她說:“你在這次會議的發⾔——中
國建⽴公務員的決策過程⾮常有意義,作
為我們將來出版的《會議論⽂集》中重要
的⼀篇。但是整個會議缺乏對中國政治體
制的全⾯論述和海外⾮常關⼼的‘幹部管
理問題’。我對你去年10⽉在華盛頓為美
國國務院的講課印象深刻,可否請你把那
個三萬字的內容壓縮到五六千字,正好補
充這次會議的缺陷。”我當然義不容辭地
答應。世紀末,我申請美國“第⼀優先”的
傑出⼈才綠卡,通過律師得到她的推薦。
1992年後,⼀直未⾒其⾯,在此⼀併感
謝!
29⽇是星期天,下午阮銘的內侄⼥夫
妻從洛杉磯開⾞來接姑姑和姑⽗,我們⼀
起到聖迭⼽⼤學西邊的天體海濱浴場。在
⼀⽚⽩茫茫⾚裸裸的美國泳者中間,五個
⿈種⼈勇敢地投⼊其中,裸泳在太平洋西
海岸。隨後我蹭他們的⾞回到洛杉磯。
1992年9⽉,我回法國更新旅⾏証
件,10⽉赴新加坡開始“新”的五年⼯作和
⽣活。
1995年,李可柔主編的英⽂書籍
《Decision         Making         In         Deng’China—
Perspectives        From        Insiders》(《鄧⼩平時
代中國的決策過程——內部⼈⼠的視
⾓》,M.E.         Sharpe,         Inc.出版社,紐約,
1995年。)在美國精裝出版。因我不懂英
⽂,該書寄我後,即被閑置。世紀末返
美,在哥倫⽐亞⼤學清華校友會,某政治
學博⼠說:“您就是這本我們必讀的最重
要參考書的最重要作者呀!”但這仍未引
起我⾜夠的重視。現在為寫這本回憶錄,
才⾸次借助朋友翻譯,閱讀此書。
該書扉⾴上,在書名和編者下⾯,特
意注明“作序者A.Doak         Barnett”。我少⾒
多怪:何⽅神聖,寫個序⾔也值得上扉
⾴?⼀查,不得了,原來是鮑⼤可!《百
度百科》:“美國當代中國學的開創者和
奠基⼈,畢⽣致⼒於中國研究。撰寫⼤量
的學術論著,為世⼈留下豐富⽽寶貴的學
術遺產。尼克松改善美中關係的推
⼿。”寫此序⾔之後四年,他不幸逝世,
終年僅78歲。鮑⼤可在序⾔⾸句,就開宗
明義:“這本⾮同尋常和極其有價值的書
由於以下原因是⾮常特殊的:中國作者都
是1989年天安⾨危機前,在黨和政府內具
有相當重要的職位;對中國的政治體系和
政策制定有⾮常近距離的深刻了解;在80
年代最初的改⾰中起過積極作⽤。這本書
為我們從全新的視⾓了解中國,提供了⾮
常可貴的、有價值的貢獻。”最後,鮑⼤
可斷⾔:“本書討論的重要問題,將成為
很⾧時間內的核⼼問題;不但對中國領導
⼈,對其他必須了解中國的各國決策者都
很重要。它對理解中國政治體系的過去、
現在和未來,都是極有價值的貢獻。”
此書中,收集了出席研討會的我
們“中國前官員”七⼈共⼋篇“實務性論
⽂”,其他六⼈每⼈⼀篇,只有我⼀⼈兩
篇。(還收錄⼀些專家學者的“學術性評
論⽂章”。)李可柔在“導論”中,⾼度評
價了我的第⼀篇論⽂——《中國的體制結
構和幹部管理》,四次指名道姓地引⽤我
的論述;“導論”中兩次介紹我的第⼆篇論
⽂——《中國公務員制度的建⽴》。
第三節 在夏威夷結識的⼈物
10-7        ⽂化中國項⽬的同事
葉丹,中國科技部局⾧、1991年在中
⼼任訪問學者半年。我們都是80年代的幹
部⼦弟改⾰派,在國內彼此知曉;到美國
更是親如⼿⾜相⾒恨晚。政治觀點雷同、
性格脾氣投合、處事⽅式類似。真是他鄉
遇故“知”、⽴⾺結為好友,經常暢談徹
夜、旅⾏結伴。半年同事、終⽣知⼰。
1993年葉丹到新加坡訪問,給不能回國的
我,帶了許多“參考資料”。1994年我初次
返鄉,送他當時在國內私⼈少有的傳真
機。此後閻葉兩家結為“友好家庭”,往來
頻繁。1997年中組部培養近期升任省部級
的後備幹部,要求在45歲⾄50歲之間;別
⼈因為超齡遺憾,葉丹卻因太年輕⽽落
選。這⼀年不幸罹患肺癌,我每次回國都
到腫瘤醫院看望⼀直保持樂觀開朗的他。
1999年僅45周歲的葉丹英年早逝,令我悲
痛不已。
1992年8⽉,東西⽅中⼼同事
為作者(左三)餞⾏,坐者左
四爲郝平,現任北⼤書記。
郝平,北京⼤學學⽣處副處⾧、⼀年
的訪問學者。優秀青年幹部的典型,待別
⼈熱⼼、對⾃⼰委屈。例如:⼀⽼外“⾮
常熱情”地教中國⼥博⼠開⾞,郝善意提
醒⼥⽣:“他有⽼婆。”⽴即遭致⽩
眼:“我早知道!”又例如:⽂化中國的項
⽬助理、台灣⼈建議我們都起個英⽂名
字。郝平⽴刻響應:“我叫彼得。”我⽴即
反對:“遠⾄鄧⼩平、近到杜維明,皆無
英⽂名!”我早已放棄“不損害⼰之尊嚴和
⼈之利益”兩不損害的看⼈標準,只要不
損害別⼈利益,只損害⾃⼰尊嚴無所謂。
況且郝平經常損⼰利⼈,我們在夏威夷⼀
直是好朋友。我與葉丹預測郝平將來前途
有亮。1992年他訪問學者結束後,經過不
屈不撓的努⼒破例轉讀碩⼠。回國後逐步
進步為北⼤副校⾧、教育部副部⾧,⽇前
⾐錦還校榮任北⼤書記。
曹⾧青,原《深圳青年報》副總編,
發⽂“擁護鄧⼩平退休”,鄧未退⽽他被
休!1988年赴美,1989年投⾝民運。1991
年夏他到⽂化所任短期訪問學者,我們因
經歷相似觀點相近,⽽成為朋友。曹準備
次年報考碩⼠,想延⾧在⽂化所的訪問
期,以保証具有較好的學習和⽣活條件。
我向杜維明提出後,得到批准。(曹和太
太康妮,1992年夏雙雙進⼊哥倫⽐亞⼤學
攻讀碩⼠。)我太太和獨⼦秋天來夏威夷
後,閻曹兩家⾃然是中⼼內關係最密切的
模範朋友加友好家庭。1998年,分別六年
後我到紐約⼯作,與定居那裡的曹、康互
訪連連。
10-8        東西⽅中⼼的朋友
劉賓雁,1984年在作家協會四⼤上認
識,海外多次共同參加各種會議。1991年
8⽉,我去機場接來劉和太太朱洪。此後
三個⽉,⼯作上我們算是⽂化所的同事,
⽣活上我略盡地主之誼,在⾐⾷住⾏⽅⾯
提供協助。世紀末我離開新加坡重返美
國,第⼀時間到普林斯頓的⽼年社區拜訪
賓雁夫妻。
顧秀林,中⼼資助的博⼠⽣。前⽂提
到,我與中學和⼤學的哥們顧逸東之⽗、
思想家顧凖全家極熟,夏威夷⾒到顧⼆⼩
姐,確是他鄉遇故知倍感親切。通過她,
我聯繫到顧凖幼⼦顧重之,他在夏⼤碩⼠
畢業後,在此地作會計師。重逢秀林的最
⼤收穫是看到《顧凖⽂稿》的打印件。六
⼗年代⽿聞⽬睹顧準的⽚⾔隻語和零星作
為,確感不凡。現在拜讀其遺作驚為天
⼈,思想的深刻深邃、⾒解的超前超越,
令我振聾發聵、頓悟震撼!2011年我重遊
夏威夷,9⽉11⽇邀請博⼠後的秀林,在
中⼼的附近共進早餐。她告訴我,幾⼩時
前紐約世貿⼤廈被撞毀。飯後我們去中
⼼,發現被全副武裝荷槍實彈的軍隊封
鎖。原來布什總統命令美國所有的聯邦機
構⽴即軍事戒嚴。我對秀林說:“恐怖分
⼦攻擊美國⼀千個⽬標,也輪不到東西⽅
中⼼——這話別翻譯,請告訴他們我是前
僱員,想故地重遊。”軍⼈看過我的⽼⼯
作証後,押著我⼀⼈進中⼼⼤樓。秀林回
國⼯作後我們仍保持聯繫,儘管觀點相
左。
1991年8⽉,在夏威夷接待環
保學者梁從誡(右)。
⾦秋,中⼼資助的碩⼠⽣,吳法憲幼
⼥。她宿舍⾨上貼著剪切報紙的標題“北
京的⾦秋”,引起我的注意。我們成為朋
友後,她對我說:“我只是海外幾萬中國
留學⽣、東西⽅中⼼贊助的幾百中國學⽣
之⼀,但卻是林彪死黨⿈吳李邱的⼦⼥
中,唯⼀出國者。我現在學習歷史,將來
⼀定要還林彪事件及其牽連者以歷史真
相;我的碩⼠和將來博⼠的論⽂題⽬就是
《⽂⾰中的林彪事件》。”新世紀,歷史
學教授⾦秋說到做到了,在此領域確有建
樹。
汪丁丁,中⼼百餘名研究⼈員中唯⼀
的中國青年,過去共同的政治和⽂化背
景、現在相同的研究員⾝份,使我們接觸
和交流較多。此後我們再無接觸,但我⼀
直關注他的學術成就。
10-9        夏威夷⼤學的師⽣
郭穎頤,歷史系教授、在多種“海外
著名漢學家名冊”榜上有名。對我頗多照
顧,如上述1992年請我在他的論壇上舉辦
講座,使我名利兼有⼩得。我到新加坡⽅
知郭是新加坡⼤學的外國“博⼠考評委
員”,因此每年我都能在新招待他,略盡
地主之誼、聊報美國之助。
王策,本名王左峰,政治系博⼠⽣,
虔誠的基督徒。溫州⼈⽒,移民西班⽛,
負笈美國。刻苦鑽研民運理論,周末經常
畢恭畢敬找我“請教中國政治問題”。我誠
惶誠恐“不敢當”後,切磋良久。左峰博⼠
畢業後返回歐洲,成為職業民運領袖兼民
運理論家。1998年夏我重遊歐洲,他在西
班⽛家中接待我,說他準備去中國,向當
局⾯交“民主過渡建議書”,我勸他慎⾏。
孰料秋天他竟冒險回國,被捕並判刑四
年。次年,我在美國參加聲援王策座談
會,略盡朋友之義,《世界⽇報》有報
道。他出獄後繼續從事民運理論研究,
2014年他出版巨著《中國共和憲政之
路》。
梁從誡,梁啟超孫、梁思成⼦,環保
專家。1991年8⽉梁從誡來夏威夷,受朋
友之託我接待數天並陪同他遊覽整個⽕奴
魯魯全島。與梁交談,上了幾天環保課
程,對環保有了全新的認識,從此樹⽴了
全⽅位和全天候的環保意識。
第⼗⼀章 新加坡⼆號
⼈物請我進他的智庫
——新加坡東亞所(1992~
1995年)
第⼀節 東亞政治經濟研究所概況
11-1        研究所的歷史沿⾰及其領導
東亞哲學研究所
1983年,新加坡僅次於李光耀的第⼆
號⼈物、兼任教育部⾧的副總理吳慶瑞,
認為儒學重要,在新加坡國⽴⼤學(在新
加坡國內簡稱“國⼤”,為讓新加坡之外的
讀者閱讀⽅便,下⽂簡稱“新⼤”)校園內
的⼀棟獨⽴的⼩樓裡,建⽴了研究儒學的
東亞哲學研究所(IEAP),此所獨⽴於
新⼤。
東亞政治經濟研究所
1984年,吳慶瑞在兼任部⾧的教育
部,與⼩他20歲的下屬潘瑞良博⼠產⽣婚
外戀情。李光耀壯⼠斷腕,恭請吳在官場
與情場中,⼆選其⼀。吳慶瑞毅然選擇愛
情,因⽽退出政壇。隨後吳與前妻離婚、
和潘結婚。我在新加坡期間,多次享受他
們伉儷的公私宴請。1985年吳擔任中國經
濟顧問六年。
1991年底,辭去中國顧問的吳慶瑞,
認為研究現實的中國更現實。遂改哲學所
為東亞政治經濟研究所(IEAPE),親⾃
專任理事會執⾏主席。政經所斥巨資遣散
哲學所聘請的國內外儒學專家,招聘旅居
海外熟悉中國上層運作的學者型官員為研
究員;把數⼗萬冊儒學書刊贈送新⼤圖書
館,⼤量購置和訂閱中國境內外的政治和
經濟類書籍和報刊。政經所是新加坡內閣
對華政策的最⾼級內部智庫,沒有公開出
版物,只為李光耀等⼈“打⼩報告”。我戲
稱其為“新加坡的書記處研究室”。1996
年,⾹港⼤學原校⾧王庚武接替健康狀況
⽇益下降的吳慶瑞,擔任政經所領導。研
究範圍逐步擴⼤、研究成果部分公開。
新⼤東亞研究所
1997年吳慶瑞把政經所劃歸新⼤,全
稱改為:新加坡國⽴⼤學東亞研究所。它
是完全公開的、純粹學術性研究機構,研
究⼈員全部換成歐美的博⼠。東亞政治經
濟研究所歷時五年半,完成其歷史使命⽽
壽終正寢。
1992年春,我應新加坡政治經濟研究
所(簡稱東亞所)邀請,由美國夏威夷東
西⽅中⼼去作三個⽉的訪問學者。5⽉抵
新加坡,東亞所副所⾧等⼆⼈接機。令我
驚訝的是:未接我去旅館,⽽是直接把我
送到研究所附近的⼀個傢具⿑全的三室兩
廳兩浴的公寓房。她們說:“這就是研究
所為你在取得新加坡永久居民前租⽤的住
宅,⽇常⽣活⽤品我們已經購置⿑
備。”我想:這是讓我在新加坡安營紮寨
呀!你們怎麼知道我會喜歡這裡?
5⽉5⽇,我開始上班。先拜會⿈朝翰
所⾧,⾸先感謝他近幾個⽉,為我來新加
坡所付出的⾟勞。特別講法治的新加坡,
外國⼈⼊境、居留、⼯作,表格眾多、⼿
續繁瑣;⽽我又是持法國政治庇護的旅⾏
証件,徒增波折。⿈說:“吳慶瑞看了你
的著作,說‘這個⼈真懂中國政治,無論
他在世界上什麼地⽅,⼀定給我弄
來!’他的⼀句話,我們跑斷腿。我也只
是履⾏職責⽽已,不必⾔謝!”
我久聞新加坡的廉潔,煞費苦⼼購買
了精緻的《夏威夷⾵景》圖⽚冊,贈送⿈
所⾧。他雙⼿接過沉甸甸的畫冊,
說:“感謝您送‘我們所’的精美畫冊!”我
以為“⽼港”的他,沒聽清我的國語,便字
正腔圓緩慢地重新強調:“這是贈送您個
⼈的禮物!”他“⿈顧左右⽽⾔他”,不接
我這話茬。中午所⾧賜宴。下午參觀所裡
恢宏的圖書館時,在“新到圖書”的書櫃
裡,赫然陳列著《夏威夷⾵景》⼀書,已
經貼了編⽬編號、蓋著東亞所藏書印章。
第⼀天,我就被上了深刻的廉政課和⽣動
的效率課!這就是新加坡!暗下決⼼、告
誡⾃⼰:“在浪漫的法國和舒適的夏威夷
混了三年、⾃由散漫‘⼤不吝’(北京話,
什麼都不怕、都不在乎之意)的你⼩⼦,
今後在東亞所這兒,可得⽼實點!”
⿈朝翰(John         Wong,1939~)⾹港
中粵英三語⼈才、英國倫敦⼤學經濟博
⼠,1971~1990年新⼤經濟系教授。從其
專業背景和教學經歷,可以判斷出他對中
國政治問題的認知⽔準。⿈待⼈熱情,但
難免有港⼈對陸客、英國洋博⼠對中國⼟
學者、威權主義者對中國民主追求者
的“正確偏⾒”。我們彼此的專業和經歷毫
無交集,經濟學他是權威;在討論中國政
治時,我就像博⼠後啟蒙他這個⽂盲。⽽
我的⾧處正是新加坡內閣和東亞所的急需
和極需。由於吳慶瑞的重視,⿈對我表⾯
尊重和客氣,但是內在的⽭盾不斷;尤其
我當選為“康樂會”(實質的⼯會)主席
後,不斷為中國學者爭取正當權益和應得
福利時,這種⼩事吳主席不屑過問,惟⿈
所⾧定奪,衝突難免表⾯化。⿈在國家⼆
號元⾸⼿下當所⾧,無權決定任何重⼤事
務、名⾼實低的落差使他偶爾或經常情緒
起伏波動。⿈太太簡麗中時任衛⽣部⾼級
政務部⾧,內閣中僅有的⼥部⾧;眾⼈
說,這是⿈能任東亞所所⾧的唯⼀因素。
對此我無法判斷,但是部⾧肯定不會將我
所的機密資料外傳,這對保密確有益處。
5⽉6⽇,按照事先安排,我被吳慶瑞
主席約⾒。我問候:“吳主席好!”他⽴即
糾正:“不許稱主席、副總理或部⾧,只
能叫博⼠!”(以後五年中,我和所有⾒
過的新加坡⼈都稱他“吳博⼠”。當然,中
國來賓都尊稱其前官銜。)吳拿著我那本
成名作《中國政治體制淺論》、36⾴
A4(中國叫16開)⼤⼩的英⽂⼩冊⼦,
翻了幾⾴。我看⾒上⾯被⽤不同顏⾊的記
號筆幾乎塗滿了,⽂章的上下左右還有許
多批注。他針對我的⽂章提了幾個疑問,
我簡捷作答。他接著與我討論了中國當前
的政治局勢,最後說:“鄧⼩平要中國學
習新加坡,我們新加坡政府就需要更了解
中國。每周三我和李光耀共進午餐,我們
對你的論⽂和你本⼈,都⾮常感興趣;認
為你是最了解中國的官員型學者。我們想
請你在這裡⾧期⼯作,可以按常規先簽兩
年的合約。”我說:“感謝您和李資政對我
的重視!(新加坡⼈正式場合都尊稱李光
耀為李資政,私下當然直稱其名;我們中
國⼈更是繼承中華傳統,叫⽼李。)不是
三個⽉的訪問期嗎?容我再適應和考慮⼀
下。”
吳慶瑞(1918~2010年)是英國倫敦
⼤學經濟學博⼠,1951年與李光耀等創建
⼈民⾏動黨,獨⽴後任新加坡副總理;在
國家不同時期最需要的領域,先後兼任財
政、內政、國防、教育部⾧、⾦融管理局
主席。被譽為“新加坡經濟發展之
⽗”和“解決困難問題專家”,維基百科稱
其為“新加坡國⽗之⼀”。1985年應鄧⼩平
邀請,擔任中國政府經濟顧問。吳擔任東
亞所主席期間,幾乎每天上午都來上班,
所裡的⼈事、學術、出差、接訪等重要業
務性決定,事無鉅細都要他批准。⿈所⾧
只是他的⾏政助理⽽已。我在所三年,撰
寫的⼆⼗幾篇論⽂,皆是他出題⽬(有些
他說是李光耀提出的題⽬),甚⾄還事先
列出提綱;⽽對我的初稿逐句審查,每次
都要提出詳細的改進意⾒;我多次修改最
後才能通過吳的審查。對某些重要的⽂
章,他還寫上“編者按”。曾在東亞所⼯作
的趙紫陽公⼦趙⼆軍說:“吳慶瑞對研究
所學者所寫的報告要求嚴格,不管是針對
⽂體或格式⽽⾔,甚⾄是標點符
號。”(新加坡《聯合早報》2010年5⽉15
⽇)
吳不懂中⽂,我們之間的所有的重要
交流都是通過是余柱業翻譯的。
余柱業(Eu         Chooi         Yip,1918~1995
年),吳慶瑞在新加坡的⼤學同學、同齡
⼈、政敵兼好友。1948年⾄1965年,余是
地下的⾺來西亞共產黨在新加坡的第⼀把
⼿,1966年赴北京,任⾺共駐中國副代
表。1969年⽑澤東批准在湖南益陽四⽅⼭
設⽴⾺來西亞⾰命之聲電台,余擔任領
導。1981年電台停播,1991年他在吳慶瑞
的幫助下(真夠朋友!),取得李光耀的
特赦,返回新加坡,任東亞所唯⼀的⾼級
研究員。他是中英雙語天才,我與吳慶瑞
的所有重要交流都是通過他⼜譯,我的重
要論⽂都是經過他筆譯。因為我的⽂章最
多,所以我們接觸最多、關係最好。他只
⽐家⽗⼩⼀歲,早年⾰命經歷和晚年歷史
反思都很相似,也與我有類似的⼼路歷
程,因此我⾮常敬重他,⼀直尊稱他“余
⽼”。⽗親1994年來新,與他⾧時間懇
談。⼀般⼈知道他的共黨歷史,經常好奇
打問。他總是說:“這都是過去時的事情
了,沒有什麼,不值⼀提。”但余對我談
了許多⾰命經歷。1995年8⽉他病重住
院,我多次探視看望。他去世當天,我雖
已離開東亞所,仍去醫院告別遺體,次⽇
參加⽕化儀式,送他最後⼀程。他晚年⼜
述歷史《浪尖逐夢——余柱業⼜述歷史檔
案》於2006年出版。
11-2        東亞所的中國研究員
李湘魯,1984年的莫⼲⼭會議上,趙
紫陽的李秘書與中組部的閻代表初識,相
談甚歡。其後近⼗年接觸不斷,友誼⽇
深;此時在東亞所再次相逢,他鄉遇故
知,格外親切。他向我詳細地介紹了東亞
所內外各⽅⾯的有關情況。興奮之餘我了
解到李個⼈在新加坡頗為不順的波折經
歷。起初吳慶瑞許諾他任東亞所副所⾧
(我在美國即有⽿聞),1992年李來新後
辦公室⾨上掛著“副所⾧”牌⼦;孰料⼀周
後,⾨牌突然由“副所⾧”變成“⾼級研究
員”,沒有任何解釋。我事後聽說,李光
耀因怕中國政府不悅,欲改任他為理事;
又有內閣部⾧反對,認為政府的研究所不
應該有外籍⼈⼠擔任理事。⽽東亞所本不
擬設⾼級研究員,唯⼀的“⾼級”只授予吳
慶瑞的同學好友、相當於我們⽗輩的余
⽼。在各⽅為難的僵局相持半年後,李湘
魯激流勇退毅然離去。1993年1⽉他退掉
租房搬來與我同住⼗天,離開新加坡赴⾹
港發展。隨後他在中國和⾹港經商,⾮常
成功。1994年後我每次回中國,他只要在
國內,我們必聚餐暢聊直⾄現在,當然⼤
部分是他搶著破費。
鄒⼦嬰,⽗親鄒魯⾵(1910~1959
年),曾任遼寧副省⾧。在北⼤副校⾧任
上,因右傾被整肅⽽憤然離世。⼦嬰北⼤
經濟系畢業、厲以寧⾼⾜,原中共中央書
記處研究室幹部,後任農業部⾧何康的秘
書,⽂筆與⾒識皆屬上乘。對六四“鎮
暴”有看法,放棄既得利益、毅然離開體
制。因為與吳慶瑞在中國任顧問時相識,
故成為東亞所最早的研究員。在新加坡,
共事三年,所內摯友;離所兩年,(新
加)坡上密友。後在美國舊⾦⼭、中國北
京每年必聚,友誼⾄今。
結識28年的摯友趙⼆軍夫婦,
最近⼀次在北京家中宴請作者
後合影。
楊沐,原社科院⼯業經濟所副所⾧,
中國和英國雙料博⼠,⾃⽜津來東亞所。
我們1984年在莫⼲⼭會議相識,回北京後
共同參與青年企業家聯誼會活動,在美國
加州浩然營又相處⼀個⽉。⽼朋友新加坡
再共事,分外親切;我們的專業互補,他
在經濟學上對我的指教,令我受益匪淺。
我在新加坡五年期間,清華和交⼤兩個名
校“⽼五屆”⽂⾰⼤學⽣的情誼不斷。我們
三⼗多年的友誼延續⾄今,儘管如今政治
觀點不盡雷同。
趙⼆軍,1993年1⽉17⾄20⽇,我在
法國結識的好友趙⼆軍(因“六四”移居巴
黎),到東南亞辦事,途徑新加坡旅遊四
天。我應義不容辭地擔任陪吃、陪住、陪
玩的“三陪”。恰巧那幾天吳慶瑞要與我討
論修改他讓我為新加坡⾼級官員講課的教
材。15⽇我請余柱業代我向吳請假,被
拒。次⽇我拉上余⽼,不經預約直闖吳辦
公室。我說:“吳博⼠,我在法國落難時
的窮朋友難得來新加坡,現在蒙您照顧我
發達了,不能不管窮哥們!”吳慶瑞:“什
麼朋友這麼重要?”我:“他不願意張揚,
為請假我就說吧,趙紫陽的⼆⼩
⼦。”吳:“怎麼不早說!我作中國顧問
時,趙紫陽對我很好;現在他落難了,我
應該照顧他公⼦。你剛來還沒買汽⾞,借
給你⼀輛⾞,好好陪陪這孩⼦!”
我與⼆軍除了遊玩“名勝新跡”外,吳
慶瑞還安排新加坡貿易發展局局⾧楊勝
德,陪同我們參觀東南亞最⼤的開發區裕
廊⼯業區;讓新加坡港務局阮國倫局⾧,
帶領我們訪問名列世界前茅的港務局。19
⽇晚,吳慶瑞夫婦隆重宴請⼆軍,我作
陪。席間,吳對趙紫陽及其親屬的境遇極
其不滿和⾮常同情。當了解到⼆軍做些⼩
⽣意,學法語的太太在巴黎箱包店打⼯
時,吳說:“你們來新加坡吧,待遇和閻
淮⼀樣好!”1993年5⽉,⼆軍夫妻和⼥兒
舉家移居新加坡。⼆軍被聘請到東亞所與
四家新加坡⼤公司合營的新中投資貿易公
司任職。“六四”前,坊間盛傳⼆軍倒電視
發⼤財。⼆軍在法國的窘況⾃不待⾔,到
新加坡後⼀家三⼜曾住我家,後租兩室⼀
廳的單元房,其中⼀室還被房主堆放貨
物。他們的⼥兒就讀法國學校,費⽤較
⾼,因此經濟較緊張,⼀直沒有汽⾞。⽽
同期,另⼀位正國級的兒⼦,剛來新加
坡,⼀次⽤現⾦就買下海濱⾼級私⼈別墅
和⾼級轎⾞。多麼鮮明的反差和對⽐!
另外還有兩位學習法律和外貿專業、
沒有官場背景的研究員,以及幾位作輔助
⼯作的研究助理。從以上主要研究⼈員的
陣容,可以看出新加坡領袖對研究中國的
重視,以及從世界各地招募聘請我們的良
苦⽤⼼。
鄭永年,1995年在美國普林斯頓⼤學
獲政治學博⼠,隨即在哈佛做博⼠後。同
期新加坡東亞所轉型,開始招收歐美博
⼠。1996年夏,好友吳國光給我打來越洋
電話:“學弟鄭永年擬去東亞所。他去前
請向他介紹情況;抵新後,拜託多多照
顧!”秋天鄭來到新加坡,我駕⾞載他尋
找住房、購置⽣活⽤品;遵朋友之託,盡
地主之誼。12⽉31⽇晚,單⾝的我在家裡
向飯店訂菜送到家,宴請我已離開⼀年多
的東亞所的全部中國學者及家屬18⼈,共
同辭舊迎新,鄭是三位單⾝赴宴者之⼀。
1997年春節鄭太太來新,鄭家宴請同事,
我春節後從中國返新,2⽉22⽇他特意補
請我。我們共同在新加坡期間,學術和友
情交流頻繁。97年底我離開新加坡前,互
相宴請則是最後的惜別。我⼀直關注鄭進
步,直⾄他任新⼤東亞所所⾧,經常對中
共⼩批評⼤辯護。眼下,我們彼此觀念的
差距與地位的差距同樣巨⼤。
第⼆節        1992⾄95年撰寫的主要論⽂
11-3         《中國秘密⽂件研究》引起轟

因為我沒有允諾⾧期在新加坡⼯作,
吳慶瑞⼀⽅⾯向我提出留在新加坡的優厚
待遇,另⼀⽅⾯希望在三個⽉中交出更多
論⽂。吳說李光耀最關⼼中共中央組織部
的運作,他⼀⼜氣提出三個有關論題。這
些於我,都是輕⾞熟路信⼿拈來,在5⽉
和6⽉先後完成新加坡最想了解的《中國
如何選拔⾼級官員》(下節再介紹此
⽂)。
《中國建⽴公務員制度的決策過
程》:⼀、組織⼈事研究所的組建,⼆、
公務員制度的研究,三、中央決策的過
程;五千字,無注釋,完全是我的親⾝經
歷。
《歷任中共中央組織部⾧簡介》:主
要介紹我在中組部期間的宋任窮、陳野
蘋、喬⽯、尉健⾏、宋平和呂楓六位部⾧
的來⿓去脈;五千字,23個注釋。
7⽉1⽇上午吳慶瑞約談我,開⾨⾒
⼭:“你來東亞所兩個⽉了,關於今後的
⼯作考慮得怎樣?”我回答:“這裡的研究
條件很好,東亞所的圖書館中⽂資料⾮常
豐富,中國的中央和地⽅的報刊眾多並且
⾮常及時,對不懂英⽂的我特別有利;給
我的待遇也⾮常優渥。我準備8⽉回美國
結束東西⽅中⼼的⼯作,9⽉去法國更新
旅⾏証件和完稅,10⽉回到東亞所正式⼯
作。”吳⾮常⾼興:“你的三篇關於組織和
幹部⽅⾯的⽂章,內閣反應很好。最近世
界各國媒體對中國的‘紅頭⽂件’議論紛
紛,誰也搞不清來⿓去脈和詳細內幕,李
光耀很關⼼。請你在⾛前的這個⽉,完成
關於中國秘密⽂件全⾯介紹的論⽂。”我
全⼒以赴及時完成了任務。
《中國秘密⽂件研究》,提要如下:
作者研究了海內外公開發表的中國的三
千多份⽂件,結合本⼈經歷撰寫此⽂。中國
的秘密⽂件,分為正式⽂件、動態簡報、參
考資料三⼤類。
正式⽂件:黨政軍機關發出,對下級單
位有約束⼒的規定通知和⾸⾧講話,是共產
黨的⽅針政策的主要載體。論述中共中央⽂
件、國務院⽂件、中央軍委⽂件、聯合⽂
件、各部委省市⽂件的主要內容、重要程
度、發放(級別)範圍、年發數量。重點分
析最具權威的紅頭⽂件——中共中央⽂件。
動態簡報:黨政軍職能部⾨對上匯報情
況、對下指導⼯作、平級互通信息的簡報通
訊。以中組部的《組⼯通訊》、中宣部的
《宣傳動態》、公安部的《敵情動態》為
例,論述動態類⽂件的內容、功能、形式和
密級。
參考資料:新聞機構向各級領導反映國
內外信息的秘密刊物。主要介紹新華通訊社
的發⾄中央⾸⾧的《國內動態清樣》、地師
級的《內部參考》、縣團級的《內參選
編》。
最後論述秘密⽂件的傳遞(同城的“⽂
件交換”和異地的“機要通道”),傳達與閱
讀(中央⾸⾧、省軍級、地師級、縣團級等
四個級別、以及特殊部⾨的不同情況);還
有⽂件的保密與失密狀況。
我⽤20天時間,完成這篇⼆萬字、
109個注釋的論⽂。吳慶瑞特別滿意,並
轉達李光耀等內閣⾸⾧的謝意。
《中國秘密⽂件研究》作為東亞所內
部保密⽂件上報新加坡內閣,但是消息還
是逐步外傳,美國和台灣⽅⾯不斷約稿。
⼀年後,吳慶瑞批准解禁,可以公開發
表。
台灣《中共研究》⽉刊,1993年8⽉
以此爲在“特載”專欄中的唯⼀論⽂,其編
者按稱:“作者據其經驗,研閱幾千種中
共秘密⽂件,撰寫此⽂。⽂體雖不類本刊
論著體裁,然內容詳實。引注廣泛,甚具
參考價值,特為刊載,以饗讀者。”我問
該刊編輯:“何為‘不類’?”彼答:“⼤陸⽂
體不類台灣體裁。”台灣的⼤陸研究專家
楊開煌在《台灣“中國⼤陸研究”之回顧與
前瞻》中說:“台灣的中國⼤陸之出版品
中,時間最早、持續最久、具有相當權威
之雜誌,是《中共研究》。”該雜誌社每
年的《中共年報》都收集百餘份中國⽂
件,我參考的秘密⽂件⼤部分來⾃它,注
釋中近半數也是它,因此我讓它發表此
⽂。儘管與我關係密切的台灣《中國⼤陸
研究》(我訪台時曾與之學術交流,也刊
登過我的“成名作”《中國政治體制淺
論》。)也約此⽂,我婉拒,答應以後送
稿。當時的另⼀個私⼼考慮是:我的第⼆
篇重頭論⽂,不能與成名作發在同⼀刊物
上,避免給⼈以“搭順⾵⾞”之感。
美國《當代中國研究中⼼論⽂》1993
年12⽉刊登此⽂,同時,其英⽂版也刊登
該⽂英譯本。此後這篇論⽂便被不斷引
⽤。
11-4        吳慶瑞因我在報紙刊⽂⽽動怒
7⽉進⼊了下半年,1992年秋天將舉
⾏的中共⼗四⼤世界關注,我奉命撰寫
《中共⼗四⼤系列⽂章》:
之⼀、舉世矚⽬的中共黨代會;
之⼆、代表的產⽣與功能;
之三、中央委員的預測分析;共⼋千
字,無注釋。
我在中央組織部親⾝經歷和參與了中
共⼗⼆⼤和⼗三⼤的⼀些準備⼯作,這⽅
⾯的⽂章對我又是⼩菜⼀碟,在撰寫重頭
的“秘密⽂件”的同時,順⼿完成了對⼗四
⼤的分析和預測。
既然我同意在東亞所⾧期⼯作,將來
就是東亞所⼈了。於是吳慶瑞就在我交
出“秘密⽂件”修改稿的次⽇,安排我公開
亮相。7⽉24⽇我在東亞所舉⾏題為《中
國政治體制淺論》的講座。這就是我在美
國撰寫的成名作的主要內容,在美國國務
院和中國學者政治學會、台灣陸委會、夏
威夷東西⽅中⼼,早就被我講爛了,但是
對新加坡的學術界和新聞界卻是剛出爐般
的新鮮。次⽇新加坡最⼤的華⽂報紙《聯
合早報》在“新加坡要聞版”左上⾓的頭條
位置刊登題為《東亞政治經濟研究所訪問
學者閻淮:中國政治體制具特殊性、民主
化進程漫⾧⽽艱鉅》的沒有記者署名的報
道,全⽂約1500字,較詳細地概括了我演
講的主要內容。標題旁邊是我的⼤頭照
⽚。要聞版次條新聞是《武裝部隊推⾏健
康⽣活運動》僅僅幾百字的報道,右下⾓
照⽚的說明是:“李顯揚准將正在試⽤檢
查⾎液的儀器”。東亞所同事說:“你的⼤
頭是李光耀兒⼦的四倍!”
7⽉底我交出關於中共⼗四⼤的系列
⽂章,東亞所為我訂購8⽉5⽇返回夏威夷
的機票,我準備打道回美。
8⽉4⽇到東亞所告別,⾛到余柱業的
房間,他匆忙地說:“吳博⼠正找你
哪!”我說:“只想與同事告別,沒敢打擾
他。”余把我拉到吳慶瑞的超⼤辦公室,
吳遞給我當天的《聯合早報》,對我⼤發
脾氣:“為什麼不經過我批准,擅⾃在報
紙上公開發布⽂章?”我⼀看,在該報周
末“天下事版”⼀⼤整版刊登了我署名的
《中共⼗四⼤舉世矚⽬》⽂章,它的的三
個⼩標題分別是:⼀、歷次黨代會回顧;
⼆、⼗四⼤的議程;三、⼗四⼤籌備⼯
作。⽂章前⾯⿊體⼤字的提⽰語是我⽂章
的最後⼀句話——“鄧⼩平希望1997年7⽉
到回歸後的⾹港巡視,我也希望那時他還
能參加秋季的⼗五⼤。但⼗四⼤是他所能
主導的最後⼀次黨代會了,因此格外引⼈
注⽬。”(果然鄧⼩平在1997年2⽉壽終正
寢,沒能主導⼗五⼤)我看了報紙後釋然
了,對吳慶瑞說:“請息怒!我給您拿⼀
樣東西看。”
時間回到7⽉下旬。7⽉24⽇,我在東
亞所的講座,《聯合早報》的總編輯參加
了。東亞所過去也為本所的研究員和來訪
問的中國學者舉⾏過半公開的講座,該報
社派記者採訪後,整理的稿件價值不⼤,
不能採⽤,因此不再報道。這次⿈朝翰所
⾧向與他關係密切的《聯合早報》總編輯
林任君吹⾵:李光耀和吳慶瑞都對閻淮的
⽂章⾮常感興趣。於是林總編就親⾃來
聽,果然有點意思,就照了張相⽚。講座
⽐較成功,⿈所⾧⼀⾼興,臨時決定請我
和幾位貴賓吃飯。飯桌上林總編對我
說:“演講很精彩,可否給我講稿,我想
詳細報道。”這就是為什麼,當天夜裡總
編輯帶我講稿回到報社,凌晨就能發出⾧
篇報道,⽽且沒有署名。席間,林總編還
從⿈所⾧處得知我正在撰寫有關中共⼗四
⼤的⽂章。7⽉31⽇周五,我上班最後⼀
天的下午,秘書送來⼀封傳真信——“⿈
朝翰所⾧:據聞貴所閻淮研究員正在撰寫
有關中共⼗四⼤的⽂章,可否將不敏感部
分,賜我報公開發表,以饗讀者。聯合早
報林任君拜託”。⿈所⾧在信上批⽰:“閻
先⽣,我意您⼗四⼤系列⽂章的第⼀部分
可以發表,我已傳真⾄早報。⿈”——我
收拾好所有的⽂件資料,鎖⾨,鑰匙交到
所辦公室,回家收拾⾏裝,準備打道回
美;隨後的三天各路舊⾬新知為我餞⾏。
離開新加坡的前⼀天,興致盎然地回東亞
所最後惜別,卻被吳慶瑞當頭⼀棒。
我回到辦公室取了⿈朝翰批⽰的傳真
信,呈送吳慶瑞。吳粗通中⽂,對我轉怒
為笑:“誤會你啦!今後對外事務,⼀律
要經過我批准,其他任何⼈說了不算!祝
你回美國、回法國旅⾏和辦事順利,盡快
回到新加坡,我們還很需要你。”吳慶瑞
對我的誤會頃刻解除,⿈朝翰卻認為我給
他上了眼藥,與我結下了梁⼦。事後聽
說,吳慶瑞對⿈朝翰雷霆震怒;並且為此
在東亞所專⾨下達正式⽂件:“全所僱
員,⼀律禁⽌對外擅⾃接受採訪、發表⽂
章,除⾮得到吳博⼠的事先批准。”
1992年8⽉初,我回到夏威夷,結束
在美國東西⽅中⼼的⼯作。8⽉底赴加州
聖迭⼽參加第⼗章提到的中國政治制度與
權⼒機構研討會。
9⽉中旬⾶抵法國。我有效期兩年的
中國因公護照,因為中國駐法國和美國的
⼤使館不給更新,已過期作廢。我只能持
法國的“旅⾏証件”周遊列國,赴新加坡前
要再把它延期兩年。在美國任訪問學者,
免聯邦所得稅,只交夏威夷州稅;我希望
在各國都有良好的完稅記錄,因此還需要
繳納法國的所得稅。10⽉中旬,這⼀切在
巴黎完美解決後。10⽉21⽇應民陣主席萬
潤南邀請,到其總部作題為《論新加坡》
的演講。我詳細論述了新加坡各⽅⾯的狀
況。在回答“中新⽐較”的問題時,我把民
主與⾃由的有無,“⼆維四相”粗略地概括
我都曾⽣活過的四個華⼈社會:⾹港(殖
民地)無民主、有⾃由;新加坡(新權威
主義)有民主、無(少)⾃由;台灣皆有
民主與⾃由(初級階段的);中國皆無。
我還談了對剛結束的中共⼗四⼤的看法。
巴黎《歐洲⽇報》10⽉24-26⽇的周末
版,在“國際要聞版”以《中共⼗四⼤⼈事
凸顯三特⾊》為題,題⽬下⾯⿊體字的提
要是:“閻淮:避開六四敏感問題、槍杆
⼦仍是中共的命根⼦、排除太⼦黨進⼊⾼
層”⽤了七⼋百字較詳細地引述了我的“⼗
四⼤三特⾊論”。
11-5         三年⼆⼗餘篇論⽂創東亞所記

1992年11⽉,我返回新加坡開始了在
東亞所三年⼆⼗餘篇論⽂的寫作⼯作。此
前5⾄7⽉,撰寫的上述五篇論⽂分別成為
⿈⾊封⾯的《東亞所背景資料簡介》
(Background         Brief)的40⾄43和45號⽂
件,上報新加坡內閣。在東亞所各種不同
密級⽂件的封⾯和正⽂的⾸⾴,都印有下
列⽂字:“限閱⽂件,僅供內部使⽤。未
取得本研究所批准,此⽂件的任何部分不
得出版或引⽤。”
其它重要論⽂還有——
《中國最⾼領導層新格局》
1993年3⽉中國的⼈⼤和政協兩會結
束,完成了由1992年⼗四⼤開始的最⾼層
黨政領袖新布局。李光耀迫切需要了解中
國新領袖層的狀況,我在4⽉寫出論⽂,
論述新領袖群的五⼤特點:
⼀、江澤民兼任黨政軍⼀把⼿,地位
更加鞏固;⼆、第三代領袖全⾯接班,集
體領導形成;三、紅⾊技術官僚領導國務
院,專家內閣建⽴;四、實權⼈物掌管⼈
⼤和政協,民主與法治企圖加強;五、從
兩會新動向,看中國政局新⾛向。全⽂
1.2萬字,28個注釋。6⽉刊登在只發到內
閣核⼼成員的灰⾊封⾯的《東亞所討論⽂
件》(Discussion        Paper)15號。同時期,
《背景資料簡介》已出到50號,可⾒《討
論⽂件》是少⽽精。由於密級⾼,作者不
署名,只標明“我們特殊的通訊員”(Our
Special        Correspondent)。
《中共⾼層在“⼋九民運”中的幕後⾾
爭——論天安⾨事件久拖不決終成慘案之
原因》
1992年底,吳慶瑞說:“李光耀⾮常
想了解天安⾨事件的內幕和真相,你要認
真寫好這篇⽂章!”我1993年春寫出初
稿,夏天經過與吳慶瑞多次討論與修改,
終於在1993年10⽉刊出。全⽂7500字,16
個注釋,7本參考書籍。⽂章刊登在只發
給李光耀個⼈,李可以批送他認為應該看
的⼈的棕⾊封⾯《東亞所評論》
(Commentaries)第6號。此前兩年多,
《評論》只出五期,可⾒其稀有珍貴;此
時,我才知道東亞所有此最⾼密級的⽂
件。這篇論⽂當然還是署名“我們特殊的
通訊員”。我在中⽂的前⾔中說明:“本⽂
根據筆者當時的親⾝經歷和⾒聞,以及⼤
量有關史料,按照時間順序,將事件分
為:悼念耀邦、學⽣罷課、廣場絕⾷、戒
嚴鎮壓四個階段,依次論述分析整個事件
的來⿓去脈。”吳慶瑞讓⿈朝翰所⾧把我
千餘字的前⾔,以⿈的署名和語氣,作
為“序”放在正⽂前。在我的⼆⼗篇餘論⽂
和⾒到的同事論⽂中,有序的⾮常少⾒。
東亞所保密嚴格,每⼈只能得到⾃⼰撰寫
的英⽂論⽂刊物,但同事們都願意與我交
流,故我能看到別⼈的論⽂。離職時,刊
物⽂件必須全部交回,我因被李光耀批准
去《海峽時報》,破例帶⾛刊有⾃⼰⽂章
的刊物,保存⾄今。
《趙紫陽在⼗三⼤前後政治改⾰的勇
敢嘗試》
這個議題也是新加坡領袖們關注的問
題。我⽤3個⽉寫出近2萬字、50個注釋的
⾧⽂。1994年7⽉以《東亞所背景資料簡
介》67號發出。在前⾔中,我說明:“本
⽂根據筆者當年親⾝參與的經歷為主線,
以有關史料為輔証,著重分析中共⼗三⼤
政治改⾰的來⿓去脈。”
《論中國的腐敗》
按吳慶瑞的要求,我從腐敗程度、當
局對策、制度根源、改⾰建議四個⽅⾯論
述。具體建議是深⼊改⾰:1、啟動全⾯
政治改⾰——不敢貪,建⽴隸屬於⼈⼤的
反貪機構,制定嚴厲可⾏的《反貪污
法》,公檢法垂直領導、相對獨⽴,出台
《新聞法》。2、徹底市場化的經濟改⾰
——不能貪。3、加速⾏政改⾰、“中薪養
廉”——不必貪。4、改⾰道德建設——不
想貪,摒棄陳腐的“⼤公無私”和“全⼼全
意”的意識形態說教,加強倫理操守和職
業道德教育。論⽂以“展望”結束:“在⼈
治的中國,道德性和運動性反腐不能節制
貪腐,今後腐敗仍將猖獗。但腐敗不⾜以
威脅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
這篇2萬多字、百餘注釋的論⽂,吳
慶瑞⾮常滿意,讓擴⼤閱讀範圍、發到各
⼤企業;於1994年10⽉以密級最低的《東
亞所背景資料簡介》73和74號分兩期刊
出。吳在接待來東亞所的中國客⼈時,多
次提到我的“四項改⾰建議”;他還告訴
我,有關建議也向中國⽅⾯轉達。但是,
結果不得⽽知,結果可想⽽知!
《中國軍事系列論⽂》
擁有300萬解放軍和100萬武警的中國
軍隊,是世界上最⼤、但並⾮最強的武裝
⼒量,新加坡政界和軍⽅都很關⼼。我奉
命撰寫系列論⽂:之⼀、中國軍隊的組織
結構;之⼆、江澤民掌握軍權的過程;之
三、中國的武警部隊。共計2萬字、63個
注釋。在1994年,分別以《東亞所背景資
料簡介》76、79、88號刊出。
其它有特點的論⽂,下⾯結合有關內
容再逐⼀介紹。
我在東亞所三年,共發出論⽂20餘
篇,⽐全所平均⽔平⾼出⼀倍多。特別是
密級最⾼的《東亞所評論》,我到所後,
只出8期,就有我的4期。只因在中國封閉
的⾦字塔社會中,我僥倖接近塔尖,掌握
較多資訊⽽已。⿈所⾧在1991年為裝潢⾨
⾯招聘的北⼤教授,滿腹經綸無處發揮,
半年發不出⼀篇論⽂,向我訴苦。我釋
疑:“若在飯館,您⾵味廚師必有顧客。
但這是‘御膳房’,皇上不好您那⼜。沒
轍!只能另尋⾼就。”他後來去與中國來
往的⼤公司任法律顧問,憑藉諳熟中國法
律,⼈盡其才⾵⽣⽔起。
第三節 吳慶瑞對我的重視和優待
11-6        吳慶瑞破例為我寫序
我在東亞所的第⼀篇論⽂、李光耀和
吳慶瑞最關注的《中國如何選拔⾼級官
員》。全⽂共六個部分:⼀、三千萬幹部
的概況;⼆、黨管幹部和分級管理;三、
中組部的職責和機構設置;四、青幹局的
建⽴和⼯作;五、第三梯隊與後備幹部;
六、選拔省⾧部⾧的程序。六千字,20個
注釋。1992年8⽉5⽇以《東亞所背景資料
簡介》40號刊出。
極少為他⼈作序的吳慶瑞,破例為我
寫了署名“執⾏主席(Executive
Chairman)吳慶瑞”的滿滿⼀⾴A4紙的⾧
序。主要內容是:
“在20世紀的今天,如何統治⼀個擁
有11億⼈民的⼤國?中國三千多年有記載
的歷史,在傳統的君主體制下,以嚴格的
科舉制度、嚴密的⽂官制度為基礎,所提
供的⾏政服務,為此提供了答案。中國過
去是農業社會和君主體制,科舉和⽂官制
度為⼤多數的王朝年代,提供了統⼀、和
平和穩定。
在科學和⼯業化的時代,⽼舊體制需
要被新⽣體制所取代,中國選擇了⾺克思
的社會主義。這篇論⽂詳細地描述了政府
內部機構的運作細節。核⼼問題是如何管
理控制11億⼈民和三千萬幹部。
中國是依靠⾮常複雜的多層級的機構
和功能來實現的。控制運作的權⼒掌握在
黨的五個層級的組織部⼿裡——中央、省
和部、市、縣、鄉鎮的黨委組織部。在控
制機器的最上層是中央組織部——號
稱‘天下第⼀部’,那裡有⾄⾼無上的權
⼒。
要概括這個論⽂是很難的,因為它已
經⾮常濃縮精煉了。對我們來說,特殊的
興趣是青年幹部局。青幹局的任務是識
別‘第三梯隊’,也就是中國未來的領袖
們。他們尋找有才幹領袖的功能,同我們
新加坡的⽬的是⼀樣的。但是他們的努⼒
更加系統化和更加持久化。有超過⼀千位
僱員,全年在各層級的青幹系統中⼯作。
在中央,青幹局多數成員是⾼級幹部
的孩⼦。但是在中央組織部這個保守的堡
壘中,青幹局最終獲得改⾰者和異端的榮
譽。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青幹局是保守派
⾸腦陳雲提議,在1982年成⽴的。
作者閻淮,畢業於清華⼤學,1982年
被調到中央組織部,成為青年幹部局的處
⾧。1986年,閻是組織⼈事研究所所⾧。
1989年,他離開中國,從⾹港去了歐洲和
美國。現在他是東亞政治經濟研究所研究
員。”
讀完上述序⾔,當時的感想是——我
的這篇論⽂,使吳慶瑞對我另眼相看;吳
的這篇序⾔,也使我對他刮⽬相視。吳雖
不懂中⽂,但中國經濟顧問的差事沒⽩
幹。他真懂中國!不但諳熟中國經濟,也
精通中國政治。我以後寫⽂章、發議論,
千萬不能掉以輕⼼!
吳慶瑞的摯友余柱業,為我翻譯吳的
序⾔時說:“吳博⼠為你作序,是對你和
你的論⽂都⾮常重視,他這是正式把你介
紹給新加坡⾼層。他寫序⾔,就相當於在
中國,陳雲為⼈作序;你應該珍惜,寫出
更多更傑出的論⽂!”
11-7        請《經濟學⼈》採訪報道我
1992年11⽉,我剛回到新加坡,吳慶
瑞就讓我接受《經濟學⼈》雜誌採訪。他
說:“你在新加坡的學術地位已經確⽴,
但是在世界上、尤其在英⽂世界,還很不
夠。《經濟學⼈》是世界上最有影響的政
治經濟學術期刊,它的採訪報道對東亞所
和你個⼈都⼤有益處。我們東亞所雖然沒
有公開的出版物,但卻是公開的研究所,
需要讓世界知道:我們擁有第⼀流的中國
問題專家。《經濟學⼈》讚揚了你,也讓
內閣那些不懂中⽂的部⾧們,了解你的價
值,更好地學習你的論⽂報告。”11⽉5
⽇,《經濟學⼈》亞洲記者陸浩懷(Jim
Rohwer)⾶赴新加坡採訪我。
1992年11⽉28⽇的《經濟學⼈》,
在“中國觀察”欄⽬下,以《活著的死亡國
家》(Land         of         the         living         dead)為題,對
我進⾏兩整⾴的報道。以下是簡要內容:
第⼀部分:領袖來、領袖去、黨仍在
⾸先介紹了我是前中共中央組織部官
員、現任新加坡東亞所研究員。然後詳細
引述了我的成名作《中國政治體制淺論》
中,政治結構、體制特徵和統治特性三節
的主要內容;對“統治特性”:經濟的低效
性與政治的⾼效性,領袖的脆弱性與政權
的穩定性,政局的突變性與政體的漸變
性,尤其是後兩條特別重視,詳加解釋。
第⼀部分的最後,是他們採訪我的新
內容:中國與蘇聯、鄧⼩平與⼽爾巴喬夫
的差異:1、中共經濟改⾰成功——深得
⼈⼼,蘇共政治改⾰成功——⼈⼼不⾜。
2、中國四分之三是農村,農村改⾰成效
顯著。3、中國不存在另⼀個權⼒中⼼,
經過⼽爾巴喬夫六年的政治改⾰,已形成
葉利欽的第⼆中⼼。4、中共已失去理
想、唯⼀關⼼的是保權;鄧⼩平對蘇聯解
體的反應是加速經濟改⾰和經濟發展,以
取得統治的合法性。我認為它初⾒成效,
必將⾧期(並⾮永遠)有效。
第⼆部分:共產黨與資本主義社會
這部分是我對中國當下的判斷和未來
的預測。改⾰開放14年,專制統治已經緩
解;百姓在遷徙和擇業⽅⾯⾃由度擴⼤,
⼾⼜和檔案制度鬆懈。中共在向市場化⽅
向進展,現代的經濟體系將削弱共產主義
體系;但它不會⽴即發⽣,保守官僚還可
以⾧期享受專制特權。與中共同樣採⽤蘇
聯⽅式“治黨”的國民黨,⽤15年開始黨內
民主並逐步社會民主;中國遲早要⾛這條
路。中國將在政治的“共產主義統治”與經
濟的“資本主義發展”中抉擇,在中國的投
資,⾵險與回報共存。
《經濟學⼈》關於我的這篇⽂章,對
我⽇後申請美國“第⼀類傑出⼈才”綠卡
(EB-1A)幫助很⼤。EB-1A要求在⼗
條嚴格條件中中須符合三條,世界著名出
版物的報道即是其⼀。
半年後,1993年6⽉22⽇陸浩懷又來
到新加坡,在⾹格⾥拉飯店,我執意買
單。我說:“上次您說雜誌不許接受採訪
對象宴請和禮物,以免報道過溢不實之
嫌。這次你沒有採訪任務,我盡地主之
誼。”我們相互感謝上次的採訪和報道。
他說:“鄧⼩平要中國學習新加坡,⽽新
加坡領袖在學習東亞所、特別你的論⽂。
我這次完全是個⼈討教中國問題,不會報
道。”我放肆地議論了中國與新加坡的優
劣。
11-8        讓我給新加坡⾼級官員講課
1993年1⽉,吳慶瑞讓我三⽉為新加
坡⾼級官員講授“中國政治運作”的課程。
吳為我四次講課出的題⽬是:中國的政治
結構;共產黨對全國的領導;中國的等級
制度;鄧⼩平後的中國。
2⽉我交出講稿,吳慶瑞修改增刪;
在我保存的講義底稿上,現在還能查到吳
紅筆的痕跡。例如,以下引號內是吳慶瑞
的修改——
中國的鄉鎮“類似新加坡的單⼀選
區”。
中國的部委設黨組,“這與新加坡完
全不⼀樣,⼈民⾏動黨對政府部委⼀點影
響都沒有”。
“中國不實⾏內閣制,⼈⼤常委不能
當部⾧。中國憲法規定共產黨的領導地
位,使其成為中國唯⼀的、永恆的、法定
的執政黨。強調唯⼀、永恆、法定。”
中國領袖的脆弱性,“政治繼承問題
的不確定性”。
中國是官本位制,“中國無階級有等
級”。
中國給予領導幹部優厚的待遇。“新
加坡只有⼗幾個部⾧有專⽤汽⾞和警衛
員。在座的都有切⾝體會。”
從吳慶瑞以上的修改中,可以看出中
國與新加坡的某些差異。
3⽉8⽇,在吳慶瑞監督下,我在東亞
所彩排試講。9⽇下午,在新加坡總理公
署內管理公務員的公共服務署的⼩禮堂,
我為幾⼗位⾼級公務員開講。吳慶瑞致開
講辭,他介紹了我和這個課程。我接著講
了⼀下午。公共服務署隨後收集反映,周
末前反饋給吳慶瑞,下周⼀吳指⽰我改進
意⾒。周⼆下午,我再講下⼀節課。我連
續講了四次,共⼀個⽉,反映很好。
我的講義及所附圖表,收錄在1995年
由新加坡時代出版集團出版的、丹尼斯•
布拉德沃爾斯主編的英⽂版《在中國投資
的⾵險與回報》⼀書中。
吳慶瑞還讓我每個季度到安全情報局
講課⼀次,因此與他們的許國豐局⾧(新
世紀先後任幾個國家的⼤使)和陳⾦⼟處
⾧(九⼗年代中期任駐華政務情報參贊)
成為朋友;他們要每⽉發我⼀千元⾞⾺
費,我拒絕;陳說許多中國學者都收了,
我堅拒。我還不定期到外交部政策分析局
答疑解惑,接觸較多的是:三處(東亞澳
洲處)處⾧謝德強(新世紀任駐上海總領
事)、中國科科⾧⽅⽉光(新世紀成為反
對黨領袖)、⽇本科科⾧⿈毅、泰國科科
⾧譚永信等。
在新期間,他們都對我有不同程度的
幫助。例如——
1993年8⽉9⽇新加坡國慶,在政府⼤
廈⼤草場舉⾏慶典活動。我和太太被邀請
到貴賓觀禮台上,觀看聲勢浩⼤的遊⾏和
精彩紛呈的多元⽂化歌舞表演。1994年又
再次觀禮。1995年我去中國出差,1996年
回北京看望病重的岳⽗,沒再觀看。
1993年8⽉巨星邁克傑克遜的世界巡
迴演唱會到新加坡。⼆軍的⼥兒是“邁
粉”,⾮常想親眼⽬睹偶像尊容、親⽿聆
聽偶像歌喉,但⼀票難求。我只好⿇煩經
常為他們答疑解惑的外交部朋友。他們千
⽅百計弄到⾨票,已來不及三傳到位,只
好越過我和⼆軍,由他們在體育場⾨⼜直
接交給⼥孩。
1994年妹妹陪⽗母來新,恰逢英國藝
術團來演出⾳樂劇《悲慘世界》,票極貴
且難買。許國豐局⾧贈我四張貴賓票,⽗
母不願看,我與妹妹及⼆軍夫妻享受了。
其實我⼼裡明⽩:這⼀切都是看吳慶
瑞的⾯⼦。
11-9        安排我公開講座和發表論⽂
因為對中國官場熟悉,除了使我在回
憶型論⽂上得⼼應⼿外,對現實局勢的判
斷和未來⾛向的預測,也經常蒙對。
例如,1993年兩位研究員去中國與體
改所合作,⼯作半個⽉。回來匯報:朱鎔
基兼任央⾏⾏⾧,出台⼀系列強硬措施,
得罪各⽅、天怒⼈怨,肯定下台。吳慶瑞
問我。我說:“肯定不會!”
再如,1994年9⽉中共⼗四屆四中全
會“決定增補吳邦國、姜春雲為中央書記
處書記”。⼗幾個字誰⼈不識!什麼意
思?東亞所討論時,有⼈說:“上海市委
書記和⼭東省委書記⼯作優秀,予以提升
獎勵。”多數⼈不解。我分析:“⼆位已是
政治局委員,地位⾼過書記處書記,過去
未有此類任命。現總理李鵬無能,第⼀副
總理朱鎔基急需得⼒助⼿。吳與姜應是調
到中央分管⼯業與農業,但政治局委員不
能直接插⼿國務院⼯作,有了書記處書記
的名義,便可施展⾝⼿。明年三⽉⼈⼤肯
定任命⼆位為副總理!”事態的發展驗証
了我的預測。
三如,吳慶瑞經常讓我們分析得到的
中國絕密⽂件,因為中央組織部管理省部
級幹部,所以我可以看到同級⽂件,⽽其
他同事則機會不多,因此我的解釋更被吳
慶瑞欣賞。(題外話:我在國內看到的省
軍級⽂件中,有些重要數字被⽤XXX代
替。但是我們在這裡分析的⽂件不但⾮常
及時、並且重要數字全部保留,只是把⽂
件編號覆蓋。我認為:這是新加坡⾼價買
通了中國⾼級官員、或其⼦⼥或秘書所得
到。我真恨這些吃裡扒外的⾼級蛀蟲。)
吳慶瑞還破例容許舉⾏公開講座和發
表解密論⽂——
《論中國的價格改⾰》
1993年中國通貨膨脹嚴重,將達到可
怕的兩位數。當年中國改⾰重點就有“加
快價格改⾰”。新加坡⾮常關注此事,讓
我論述價格問題。這是我的弱項,趁機學
習新知識,研究⼤量資料。寫出⼀萬五千
字,54個注釋的論⽂,10⽉發出。吳慶瑞
說:“你每年應該在公開的學術刊物上發
表論⽂,以保持學者的⾝份和地位。去年
寫的《秘密⽂件》發表後,反應⾮常好;
這篇《價格改⾰》也可發表。”於是兩個
⽉後,台灣《中國⼤陸研究》12期,刊登
此⽂。94年春台灣寄來稿費,我上交所
裡,不收。4⽉18⽇,我請全所同仁⼤吃
⼀頓。
《中國的公務員制度》
1994年中國開始實施《國家公務員暫
⾏條例》。這是我的專業,寫出⼋千字20
個注釋的論⽂,6⽉發出。吳慶瑞認為,
這更是可以公開的課題,論⽂稍後可以公
開發表。於是《中國⼤陸研究》⼋⽉號刊
登此⽂。論⽂在新加坡學界引起⼀點影
響,吳慶瑞又讓我於9⽉在東亞所舉⾏半
公開的學術講座。
《從今年⼈代會看鄧後政局》
1995年春⼈⼤召開,中國宣稱,這是
第三代領導全⾯接班後的⾸次⼈代會。吳
慶瑞⽴即布置我寫這個專題,我⽤半個⽉
寫出七千字、22個注釋的論⽂。吳⾮常滿
意認為很重要,4⽉⽤密級最⾼的《東亞
所評論》第13期,發送李光耀。李閱後,
認為與新加坡⾼層觀點相近,應該公開宣
傳。吳慶瑞⽴即安排我於5⽉5⽇在東亞所
舉⾏公開的“中⽂講座”(區別1994年的學
術講座),並通知媒體採訪。當天東亞所
的會議室坐滿聽眾,室外的⾛廊也擠滿站
客。
次⽇《聯合早報》“新加坡新聞版”的
頭條新聞,標題《江澤民地位鞏固、在鄧
後能續掌權當政》,副標題《東亞所研究
員閻淮:江⼈際關係好,已樹⽴權威》。
標題下⾯是我演講的照⽚,新聞報道兩千
字記載了我的主要觀點。
11-10         特許在英⽂媒體發⽂和接受
採訪
1995年4⽉,陳雲逝世。我對吳慶瑞
說:“過去你們要請陳元來,有⼈說我們
熟,我不願攬事,只說認識,其實我與陳
家關係不錯。現在陳雲去世,我請求公開
寫⽂章悼念。”吳:“應該寫!⼈死了不算
吹捧,在英⽂報紙發表,影響更⼤。”於
是,在新加坡華⽂報紙發表⽂章被吳誤罵
的三年後,又被他批准在媒體發⽂了;還
是被翻譯成英⽂,發表在具有150年歷史
的《海峽時報》上。4⽉21⽇該報以⼀個
整版的篇幅,刊登我署名的《陳雲:最後
⼀位正統的共產黨領袖》。摘要如下——
⼀、⾺克思原教旨主義衛道⼠
本世紀正數第五年降臨、倒數第五年逝
去,陳雲與世紀整整同⾏了90周年。20世紀
的歷史就是⼀部社會主義的興衰史。世紀上
半葉分別由列寧、⽑澤東創⽴的西⽅與東⽅
兩個社會主義制度,世紀下半葉被⼽爾巴喬
夫在政治上、鄧⼩平在經濟上⽡解;⼽和鄧
作為改⾰家將名垂青史。⽽真誠維護共產黨
在政治上的純潔性、經濟上的計劃性的陳
雲,則因其始終如⼀的正統和穩健的衛道⼠
的⾓⾊定位,被視為保守派統帥。
在中共領袖中,真正精通、信仰、⽽又
奉⾏⾺列主義的⼈,唯有陳雲。世界上最後
⼀位虔誠、純粹、正直、溫和的⾺克思原教
旨主義領袖的逝世,標誌著⼀個理想主義時
代的終結。
⼆、冷靜穩健的⾮主流派
中共建政四⼗多年,影響最⼤者,前27
年是⽑澤東,近20年是鄧⼩平。⽽影響時間
最⾧、40多年⼀直被當作對⽴⾯者,⾮陳雲
莫屬。陳雲反對主觀盲⽬的⼤躍進,被⽑斥
為“⽼右傾”;陳雲不⽀持特區政策和市場經
濟,被鄧認為“保守派”。先右後左,變化的
不是陳雲,⽽是“領導核⼼”及其主張。
陳雲40年⼀貫制,堅持計劃經濟,強調
綜合平衡。⼀向是冷靜、穩健、溫和、中庸
的⾮主流派;是極端傾向的緩衝器、是中國
經濟、乃⾄中國政治和社會穩定的重要因
素。
⽑澤東的經濟主張曾被兩個⼈反對。元
帥彭德懷以其熱忱和魯莽,企圖畢其功於⼀
役,客觀上適得其反,加劇了經濟和政治局
勢的惡化。經濟學家陳雲以冷靜和科學的態
度,多次反對⽑,⼒挽狂瀾,收拾殘局,利
國利民。
三、深謀遠慮⼀⾝正氣
⽑澤東時代是個⼈獨裁的極權時代,鄧
⼩平時代是元⽼寡頭專制的威權時代。陳雲
的威望、⽔平都可以與鄧分庭抗禮,他抑制
了鄧可能產⽣的獨裁傾向。
密捕“四⼈幫”之義舉,天下⼤快無⼈質
疑。但是陳雲卻提出:此事是先作組織處
理、後有政治結論,與黨章不符;動⽤軍事
⼿段,後患無窮,下不為例。
天安⾨事件後,整肅改⾰派,中顧委不
讓李銳等四⼈“黨員登記”,企圖清除出黨。
陳雲聞訊,保護此四⼈過關。儘管陳雲與他
們觀點相左,但此舉傳為佳話。
對陳雲的政治觀點和經濟主張,可以⾒
仁⾒智;但其為⼈正派、淡泊名利、潔⾝⾃
好,有⼜皆碑。(中國領袖僅娶⼀妻、“從
⼀⽽終”,極為罕⾒。)腐敗蔓延的今⽇中
國,則更難能可貴。
⾏⽂⾄此,傳來陳雲遺願:不舉⾏追悼
會和遺體告別。死後又為國庫節省巨額民脂
民膏;這對於先⾏者,如天安⾨廣場的紀念
堂,形成鮮明對照;對後來者,不無警⽰效
益。正如中共訃告所⾔:“堪稱楷模”。此舉
為陳雲艱苦樸素的⼀⽣,為其⾼尚的精神⼈
格,畫下圓滿的句號。
東亞所研究中國問題,講座基本是中
⽂;對其報道是華⽂《聯合早報》的領
地,此前它曾多次出現過我的名字。《海
峽時報》發表此⽂後,這個英⽂媒體開始
關注我了。總編馮元良1995年4⽉底宴請
我,希望我多對該報發表時政看法。我
說:“⾝不由⼰,吳慶瑞不容許!”馮持李
光耀令箭找吳,吳最終批准我可以⽤化名
接受採訪。此後,《海峽時報》經常出
現“中國政治分析者江安”(我⽣於江蘇淮
安)對政治局勢的分析和預測。
11-11        我離開東亞所後吳的照顧
1996年我離開東亞所到《海峽時報》
後,吳慶瑞還經常約我回東亞所諮詢中國
局勢和“証實証偽”新加坡通過特殊渠道得
到(買到?)的中國情報。其間較⼤型的
公開動作有兩次。
其⼀、分析1996年的⼈代會。4⽉⼈
代會結束後,吳慶瑞讓我為東亞所分析本
年度⼈⼤的特點。我5⽉交出六千字、30
個注釋的論⽂。因為我已離開東亞所,不
知他們以何種⽂件上報內閣。6⽉我去東
亞所查閱資料,新任所領導王庚武轉交我
⼀千元⽀票,說是吳慶瑞讓給我的稿酬。
我領情、拒錢。
其⼆、吳慶瑞又安排我舉⾏公開⼤型
講座——《江澤民在鄧後的地位》。講座
的海報和通知上,我的職務是:“東亞所
客座研究員、海峽時報⾼級分析員”。東
亞所從未有過“客座”,我也是⾸次得知此
殊榮。東亞所說:“吳慶瑞因你婉拒⽀
票,特意賜客座。”此後,我名⽚上和“論
⽂作者”前,從不敢注明這個兼職不兼薪
的“無酬客座”。我的講座共分五個部分:
1、江的新問題;2、鄧後⾮⽑後;3、形
勢⽐⼈強;4、牢固掌軍權;5、善終總書
記。
1996年6又9⽇,《聯合早報》“中港
台新聞”版,以《江澤民牢固政治地位、
將持續到下個世紀》為標題,⽤⼀千多字
報道我的講座。主要內容有——
“《海峽時報》⾼級分析員、東亞政
治經濟研究所客座研究員閻淮,昨天在東
亞所舉⾏的講座上作如上判斷。上個⽉,
美國助理國務卿洛德和台灣總統李登輝都
表⽰,鄧⼩平去世後,中國政壇可能再次
發⽣類似⽑澤東之後的政治動盪。去年,
美國五⾓⼤樓歷時數⽉、耗資數百萬美元
分析鄧後局勢,其結論是,中國發⽣⼤亂
的可能性為50%。
閻淮否定這種看法。他說,現在的中
共領袖之間沒有勢不兩⽴的衝突,在⽑後
⾮常時期採取特殊措施不會再次發⽣。
鄧⼩平的接班⼈胡耀邦和趙紫陽都蒙
羞下台。因此,外界⼀般認為,被指定的
接班⼈沒有好下場,江澤民也不例外。
閻淮說,在鄧⼩平晚年的現在,江澤
民已贏得了有利的形勢,這已經使他的七
年任期超過胡和趙兩⼈任期的總和;他
說,‘鄧後,江的形勢更加有利。’
⼀、元⽼勢⼒微弱,江的務實穩健路
線受到多數元⽼⽀持;⼆、⼗四⼤後,江
地位的正統性和合法性得以確⽴和鞏固,
政治對⼿失去挑戰機會;三、形成以‘上
海幫’為基礎的江派勢⼒,牢固了‘江核
⼼’地位。
江澤民是否能控制軍隊,⼀直被外界
質疑。上個⽉,李登輝對美國報界
說,‘江澤民⾝為軍委主席,卻無法控制
軍隊。’
閻淮列舉⼤量事實,認為‘不是強⼈
的江,正以強⼈的姿態牢固控制著軍隊,
並在鄧後繼續掌握黨政軍⼤權,順利過渡
到21世紀。’
座談會上,來⾃新加坡、⼤陸和台灣
的學者,對江澤民在鄧後的地位發表各⾃
的⾒解,有的學者還對閻淮的分析提出質
疑。但閻淮堅持樂觀地認為,江澤民將成
為中共有史以來‘⾸位善終的總書記’。”
對於這場講座和對它的報道,我有兩
點說明:
⼀、東亞所在新⼤校園內,聽眾主要
是⼤學的中國教師、即歐美的博⼠,與我
⾮友⼈即熟⼈,討論中他們直率質疑——
上述報道說“有的”學者質疑是客氣,其
實“⼤部分”是質疑。我最後回答:“我的
預測和判斷確實與各種美國和台灣的權威
機構和權威⼈⼠、以及在座的諸位不同,
但我的演講沒有主觀願望和價值判斷,主
要是事實判斷和基於個⼈經驗的常識和邏
輯。我無法說服朋友們,讓我們存疑,等
待時間的檢驗。”
⼆、《聯合早報》的報道是該報新進
青年記者杜平(來⾃中國,也是朋友),
下午聽完講座、當晚撰寫。我的演講只有
提綱沒有講稿,杜只⽤⼀千多字就把我的
主要內容和重要觀點都報道出來,確實⽔
平可以。我離開新加坡後,⼀直未再⾒
⾯。杜現在⾹港鳳凰電視台擔任評論員、
主持“總編輯時間”。儘管我與被譽為“中
國央視分台”的鳳凰政⾒不同,但是仍為
杜平的成就⽽欣喜。
第四節 江澤民發護照,吳慶瑞給綠

11-12        險些喪命的摩托⾞禍
新加坡汽⾞奇貴,動輒⼗萬美元以
上!亞洲⼈尤其華⼈,消費攀⽐、⾯⼦⾦
貴;你有⾞我無⾞,怎麼活?新加坡地寡
⼈眾⽐較富裕,很多⼈可買⾞。吳慶瑞解
釋:“若不限制,新加坡國⼟上,就只有
汽⾞,⽽無⾞路了!”限制⼀、150%的汽
⾞進⼜稅,加上其它合理的“苛捐雜稅”,
⾞價升為三倍;限制⼆、公開拍賣⼗年擁
⾞証,証到期,或⾞報廢、或重新拍証,
通常擁⾞証⾼於⾞費。
都說需求是剛性的,享受只能升不易
降;即“由簡升奢易,由奢降簡難。”在美
國舒適的夏威夷開慣私家⾞,到北緯⼀度
炎熱潮濕的新加坡擠無空調的公⾞確實不
適。1992年底剛到新加坡沒有綠卡,不敢
輕易斥重⾦買豪⾞。⾺來西亞⼯⼈騎著摩
托⾞越境打⼯,⽇出⽽來⽇落⽽歸,⾵馳
電掣好不瀟灑!國內騎單⾞,海外開汽
⾞,也該過過“電驢⼦”的癮啦!於是1993
年初,幾千美元⼀部⾼級摩托⾞到⼿,筆
試路考順利通過,上下班加周末遊,輕鬆
上路分外得意。在研究所和⼤學的中外學
者教授中,“蠍⼦的巴巴——毒(獨)⼀
份”,格外亮眼!
90年代初期,新加坡的中國⼈較少,
只是兩種⼈:⽩領專家和藍領勞⼯。周末
穿T恤短褲涼鞋、說著普通話去加油,⾐
帽取⼈的加油⼯愛理不理,還贈送幾句褒
貶中國勞⼯的鹹淡話。付款時看⾒⽩⾦信
⽤卡,頓時表演川劇“變臉”。我笑
⾔:“撿的卡!”
補充交待家庭狀況:兒⼦留在美國讀
夏威夷⼤學,妻⼦不喜歡新加坡,常年仍
是中國煤炭部的⾼級⼯程師,偶爾來此探
親。因此,摩托⾞⾜夠了!家庭不⽤朋友
⽤——東亞所宴請中國訪客的餐會,陪吃
的同事,寧願放棄所⾧的“⼤奔馳”⽽搶著
坐摩托⼆等。節假⽇朋友聚會,我更是義
務司機。1993和1994兩年,來新的私⼈朋
友,從中國的局⾧到民陣主席,從天安⾨
總指揮到朋友的中學⽣孩⼦,都乘過此座
騎。最經常的乘客是趙⼆軍不滿⼗歲的⼥
兒,新加坡朋友請我們時,她絕不坐⾼級
轎⾞,⾮摩托不可。許多⼤男⼈坐摩托很
緊張,牢牢抱住我;⽽趙⼩姐可以雙⼿⾼
舉,嚇得她媽媽哇哇叫,⽽她卻哈哈⼤
笑。
1993年11⽉4⽇下班後回家,騎著⼀
年新的摩托座騎,奔馳在三⾞道的公路
上。換線時,我超過旁邊的⼀輛較慢的⼤
卡⾞,剛進⼊卡⾞那條⾞道時,⼀聲巨響
後就什麼都不知道了。醒來時,天已⿊,
我躺在病床上;全⾝上下除了頭腳兩端,
都纏滿繃帶,疼痛難忍。護⼠⼩姐給我打
了⽌痛針,應我的要求,⼈們為我填充了
五⼩時的記憶真空——
送我來的警察說:“您超⾞時,被超
卡⾞的另⼀邊,⼀輛⼩轎⾞也同時超越卡
⾞;⾼⼤的卡⾞擋住兩輛⼩⾞的視線,您
們接吻在卡⾞前⾯。幸運的是,兩輛⼩⾞
距離卡⾞較遠,⽽卡⾞又及時剎住⾞,否
則後果不堪設想。”護⼠告訴我:“您戴著
法律規定的全封閉帽盔、穿著⽪鞋,頭腳
沒事兒。在柏油路上打滾兒,⾧褲和襯⾐
已破爛不堪,四肢⽪⾁損傷嚴重,雖然露
出⾻頭,但是四肢⾻頭並未折損。疼痛主
要是因為胸腔第⼋、九、⼗,三根肋⾻斷
裂。這裡是新加坡⼤學附屬醫院,我們不
知道您的保險等級,只能先放在這⼗幾⼈
的⼤病房。明天您公司來⼈後,再換病
房。”
次⽇上午,東亞所⿈所⾧和會計來看
望。我的保險可以讓我住雙⼈病房,類似
中國的局級待遇。但是,美國已經慣出我
不習慣與同性同住的⽑病,並且來探視者
肯定眾多,也影響同房病⼈。我決定⾃費
補上差額,搬進單⼈病房——類似部級待
遇。下午所裡的⼗幾位同僚分批來探視;
第三天,輪到⼤學的教授朋友們了;不到
兩天,各種⽔果和點⼼擺滿房間。隨後的
周末,就是新加坡籍朋友和中國朋友的舉
家來訪了,⾷品由冷變熱、由簡升精,雞
湯⽣⿂湯、雞精⽣⿂精、⼈參西洋參,推
卻不了,就讓換⾛易壞的⽔果。第⼆周,
就輪到我講過課的公共服務署、安全情報
局和外交部的官員們來慰問了,他們除了
⽔果鮮花,令我意外的是,還有紅包,彷
彿我為國光榮掛彩似的,真不好意思!
傷勢說重不重,⽪⾁損傷;消炎換
藥、打針吃藥。說不重還挺重,斷了三根
肋⾻,⼤聲說話、⼩聲歡笑、深深呼吸,
上半⾝都劇痛。住院⼀周後,主治醫⽣
說:“⽪⾁傷恢復不錯,肋⾻斷裂不⽤治
療,周圍的軟組織包裹很緊,⾃然修復。
下周可出院,回家靜養。”第⼆個周末即
為住院⼗天後,⼆軍宴請訪新的法國朋
友,他們看我⾝體恢復挺好,就叫了出租
⾞,帶了件⾵⾐讓我穿著外⾯,“劫持”我
喬裝到酒店。我⽇記寫著“吃喝5—10
點”。11⽉15⽇出院,吳慶瑞派司機送我
回家,並送⼀部無繩電話,便於我休養時
與他聯絡,此後三天載我去換⼀次藥。我
⼀⼈在家休息時,不斷有朋友來家探望,
送來飯菜和熟⾷,⼆軍也多有照顧。特別
是新⼤的中國教授的⿈崇道和左⼩蕾,還
分別來為我做飯和打掃衛⽣,令我終⽣難
忘!
新加坡同事議論:“閻⼤膽該⽼實
了,摩托⾞不敢再騎啦!”中國朋友反
駁:“閻淮說過‘⼀朝被蛇咬、⼗年不怕
蟒’,肯定照騎不誤!”交管局判定:“摩
托⾞與⼩轎⾞責任對半,各修⾃⾞。”我
修理好損壞嚴重的摩托⾞,又瘋了⼀年,
獲綠卡後才換成汽⾞。
11-13        ⽗親請江澤民讓我回國
東亞所只研究中國不考慮東亞,其實
就是掛東亞之名的中國研究所,研究員能
經常去中國實地考察對研究極為有利。⽽
我和幾個研究員因對“六四”的態度,不能
更換到期的中國護照,我們希望吳慶瑞幫
忙。1993年中,吳慶瑞發話:“你們⾃⼰
去中國⼤使館,想辦法拿到新護照,特別
是閻淮!”(東亞所與中國⼤使館關係密
切:使館領導經常陪同中國政要來所,東
亞所的公開講座他們必到,使館重⼤活動
請我們助威;特別是中國⼀些省部級官員
想拜⾒吳慶瑞,使館托我進⾔。)於是,
我就去⼤使館找了研究室的周⼀秘和領事
處的⽥⼀秘兩位熟⼈。我表態:“‘六
四’的學⽣都錯了,應該抓起來,判死刑
緩期執⾏;他們若像江青⾃殺,世⼈無話
可說。我現在對政府唯⼀的意⾒是,不
該‘斬⽴決’。還是⽑主席說得好,⼈不像
⾲菜,割了⼀茬,再⾧⼀茬。”他們勸我
寫份嚴肅的認識,他們再美⾔,否則沒
戲!我回東亞所向吳慶瑞匯報交差,
吳:“我不便出⾯。你不願低頭檢討,就
每年去⼀周⾹港調查研究查詢資料
吧。”於是,在1993年10⽉中旬,94年9⽉
下旬,我兩次到⾹港考察訪問。中⽂⼤學
的中⽂資料可以說是全世界數量僅次於中
國國家圖書館的第⼆家,但境外資料更⿑
全。我流連忘返,複印了⼤量資料。除了
拜會⾹港的⽼朋友,還與當時在⾹港的國
內⼀起參與改⾰的故舊和中組部的同事討
論時局,加深了對現實中國的了解。
我不能回中國,就考慮請⽗母來新加
坡。1993年他們去美國的⼩兒⼦家住了半
年、遊遍⼤半美國,不想再奔波,決定次
年來新。94年春,⽗母在妹妹陪伴下,來
新加坡探親。我們分別近五年,儘管經常
通電話,⾒⾯還是悲喜交加,彷彿有說不
完的話。⽗母參觀東亞所,拜會吳慶瑞;
與余柱業⾒⾯——中國與新加坡兩個具有
反思精神的⽼共產黨員、抗⽇⽼戰⼠,促
膝⾧談。我陪⽗母遊遍新加坡城、新加坡
島、新加坡河、“新加⼭坡”、新加坡全
國,它太⼩啦!回北京後妹妹來電話說,
⽗親正在為我回國,找江叔叔幫忙。我沒
在意,秋天照例訪問⾹港。
1994年10⽉2⽇,我在⾹港考察⼀周
後回到新加坡,在信箱中發現已經到了幾
天的家信。妹妹說:“姜阿姨已為你辦好
護照,你到中國駐法國⼤使館找張參贊領
取,然後就可以回國了。”我⽴即電話北
京,妹妹說:“你在新加坡⼩有名氣,在
⼤使館也有或好或惡的名聲,若在新加坡
辦新護照太招搖。”
3⽇,我向吳慶瑞報告:“⽗親托⽼部
下已經為我疏通關係,因為我⽼護照的最
後簽証是到法國的,需要我到巴黎領取新
護照。”我當然不會提到江澤民。吳⼤
喜:“好!⽴刻去拿來新護照,早⽇回中
國實地考察。”我為難:“我有效期兩年的
法國旅⾏証件,上⽉底剛到期。若要延⾧
需要⼀些時間。”吳:“新加坡護照去法國
免簽証,我想辦法!”
4⽇,我每個季度去講課的安全情報
局的許國豐局⾧說吳慶瑞讓他約我晚餐。
席間,他給我⼀個⼤信封,內裝:有我相
⽚和真實姓名等資料的新加坡護照,6⽇
赴巴黎、20⽇返回的雙程⾶機票,兩萬法
郎現⾦。我退回法郎,說⾃⼰可以兌換。
許局⾧:“吳博⼠說,這次是出差,但不
要到東亞所報銷了,多不退、少不
補。”我只能⼼存感激,領情了。這就是
新加坡效率!5⽇我收拾⾏裝。
10⽉6⽇晚,我隻⾝去機場,在去巴
黎航班的候機廳裡,遇到趙⼆軍的太太。
我們兩個好朋友的聊天使時間過得⾶快,
起⾝準備登機時,警察臨檢,英語流利的
趙太順利通過。持新加坡護照的我不懂英
語,又操⼤陸⼜⾳,引起懷疑。新加坡⼈
不懂英語者少⾒,當時⼤陸⼈擁有新加坡
公民權的更罕⾒。我讓趙太先上⾶機,⾃
⼰與警察周旋。警察問我護照號碼,我當
然答不出。新加坡護照號碼就是⾝份証號
碼,他們⼀出⽣就擁有這個號碼,不能不
知。以後的問題我就更傻了:“護照啥時
領的?綠卡哪年得的?綠卡幾年獲公
民?”對於這些,我⼀概不知、拒不回
答;但對於護照,我很有把握;於是反
問:“護照是假的嗎?⽴刻抓我!是真
的?⽴⾺讓我上⾶機!”⾒我不配合,警
察們從⾶機上取下我託運的⾏李,讓⾶機
起⾶。我⾒⾛不了,就讓警察打電話給許
國豐,許局⾧⽴即派秘書來救出我,送我
到家已後半夜。
7⽇⽩天補覺,傍晚許局⾧秘書來
家,送我新機票,說次⽇再⾶法國。
10⽉8⽇晚,許局⾧親⾃來家接我去
機場。在機場貴賓休息室稍事休息,經免
檢通道直接送我進⼊機艙。
在巴黎的中國⼤使館順利拿到中國護
照,然後舊地重遊、舊友重聚。趙太詢問
新加坡護照,我解釋並請保密。與分別兩
年的中法各路哥們姐們聚會敘舊、家宴郊
遊,痛痛快快地吃喝玩樂了⼗幾天。
10⽉下旬返回新加坡。吳慶瑞
說:“你有中國護照了,兩件事抓緊辦。
⼀、你準備材料,讓辦公室開証明給移民
局,申請永久居民(綠卡)。⼆、把正在
寫的‘中國軍隊系列’論⽂盡快結束,11⽉
回中國考察,新年後春節前回來。”11⽉
中旬我得到新加坡綠卡,下旬回中國。
11-14        重返中國實地考察⼀個⽉
1994年11⽉23⽇抵達北京。離開祖國
五年,回到⽣活了30年的北京應該感到親
切,但是⼊境前的檢疫卻當頭⼀棒。他們
要求、並且只要求,所有的中國⼈抽⾎檢
查艾滋病。我不服氣:“為什麼歧視國
⼈?⽼外艾滋機率更⼤!”回答是:“上級
規定!都好幾年了,你才⽼外呢!”挨了
⼀針、丟失⼀管⾎液後,在⼊境處武警中
尉檢查我的護照時說:“請稍等。”招來⼀
位中校帶我⼊境,把我介紹給中央辦公廳
的伊處⾧和⼩許副處⾧。他們開⾞送我回
家,⼀路寡⾔分⼿時說:“領導讓我們接
待你,你與家⼈團聚休息幾天,下周⼀接
你參觀北京新氣象。”
24⽇,我還在睡懶覺,就被敲⾨聲吵
醒。“我是管理這⼀⽚的警察,聽說你從
國外回來,要報臨時⼾⼜。”“⽚警呀!我
是北京正式⼾⼜,還報嘛臨時的?”“上級
規定,國外來的,就得報!”“好,我現在
就跟你去派出所。”“今天管⼾籍的不在,
明天吧!”
25⽇早⼋點,派出所⼀上班我就去報
到,想先報完⼾⼜,⼀整天還能幹許多正
經事。迎接我的卻是閉⾨羹:“⼾籍警不
在。”“我等會兒。”“他今天外出,你明天
再來。”“內勤也外出,怪事!”牢騷歸牢
騷,我只能今天乖乖滾蛋、明天⽼⽼實實
再來!
11⽉26⽇,我又準時去派出所“上
班”。兩位中年便⾐把我迎接到⼀個⼩房
間。“我們是市公安局的王處⾧,來這檢
查⼯作,碰巧遇到您。我們對外國挺好
奇,咱們聊聊⾏嗎?”“這麼巧哇?能不⾏
嗎?!”公安問起新加坡東亞所的事。我
⼼說:“蒙誰呢?我是中國問題專家,你
們是‘國安’⾮‘公安’!”但不便說破。我就
如數家珍地“謙虛”⼀番:開過幾個講座,
媒體都有報道;寫過幾篇⽂章,報紙和雜
誌都登了。他們不滿⾜:“聽說你們還寫
了許多秘密報告?其實東亞所的事,我們
都知道!”公安說出東亞所幾個同事的名
字和他們的⼀些事跡。我答:“東亞所每
⼈只能看⾃⼰的論⽂,別⼈的事我不清
楚。我簽了保密合同,⾃⼰的論⽂也不能
亂說。”最後,年⾧的說,“你好好想想,
咱們下周再聊。這是我的名⽚,你有困難
可以電話找我。”
11⽉28⽇周⼀,中辦⼩許接我,在新
開通的三環路繞⾏⼀周,參觀1990年亞運
會的場館,遊覽西郊世界各地著名景觀微
縮模型的“世界公園”。北京這些“新幾⼤
建築”確實⽐1959年的⽼“⼗⼤建築”,對
平民百姓更實⽤。但對奔馳過歐美壯觀的
⾼速公路、參觀過數國奧運場館、遊覽過
世界諸多真實的著名景觀的我來說,它們
都不⾜為奇。但是,我還是為祖國⾸都的
巨⼤變化欣慰,為中央辦公廳的熱情接待
⽽感謝。分⼿時,我拿出“公安局”王處⾧
的名⽚,⼩許說:“不要管他!”此後在中
國的⼀個⽉中,再也沒有⼈“管我”。返回
新加坡前,我謝絕了中央辦公廳的送機。
回到⽗母家,⽗親說:“江叔叔已知
道你要回國,我已感謝他,你也應有所表
⽰。”我答:“我真⼼感激他!”於是寫了
封真摯的感謝信,匯報現在新加坡從事中
新友好⼯作,但仍會秉持獨⽴學者的態度
發表論⽂和看法;也期望他能繼續我們在
⽂⾰時對黨和國家專制傾向的批判,把中
國引向民主⾃由的社會。按⽗親告訴的聯
絡⽅式,在信封上寫著“中共中央辦公廳
賈廷安同志親收”,內裝稍⼩的信封,上
寫“江澤民親啟、閻托”⼩信封裡⾯是我的
感謝信。⽗親說:“還有電話聯絡⽅式,
沒有急事不要⽤。”我:“我不需要電話聯
絡。”再次去看⽗母時,⽗親說:“江來電
話,收到你的信,要你對得起國家。”
(在半年後我第⼆次回國時,⽗親
說:“江送來⼀本海外出版的《喬⽯
傳》,其中有許多有關江的負⾯內容,發
⾏⼈是閻某。江說你忘恩負義,化名爆料
內幕攻擊他。”我如法炮製、按⽼⽅式給
江又寫了⼀封信:“⼀、海外出版書籍的
版權⾴,注明的出版⼈或發⾏⼈,都是該
出版社的⽼闆。我附件中兩本書版權⾴的
發⾏⼈何頻、⾦鐘都是我的熟⼈、分別是
明鏡出版社和開放出版社⽼闆。我不可能
是發⾏⼈。⼆、除當年中組部有關⼈員,
沒⼈知道我們的關係。我也不會亂說,給
彼此徒增⿇煩。我感激您當年和最近為我
幫的⼤忙,絕不會做不利於叔叔的事。敬
請放⼼!”)
除了與親⼈團聚外,我還拜會了三對
⽼⼈。
12⽉6⽇,看望萬潤南⽗母。五個⽉
前他們借去新⾺泰旅遊的機會,在新加坡
與萬潤南⾒⾯,我與他們相識。此後每次
回國,我都去看望宴請他們;新世紀他們
遷居上海,我又去過幾次,⽼⼈⾝體衰
⽼,我就到餐館打包到他們家。
12⽉8⽇,去萬潤南的岳⽗母、李昌
和馮蘭瑞家。家⽗離休後曾同李昌等⼈到
⽼區扶貧。1987年1⽉16⽇晚在招待所飯
廳看完胡耀邦下台的電視,李昌沉著臉⾛
回住房,家⽗跟進去,兩⼈互訴衷腸悲觀
之⾄。我這天帶去⽗親的問候和禮物,與
兩位⽼⼈互通了國內外情況和議論時政,
馮阿姨還贈我新作。兩個⽉前剛在巴黎與
萬潤南和李⽟相聚,嬌⼩的李⽟在法國買
不到合⾝的成⼈⾐服;我也把她⽗母在中
國為她買的合⾝服裝帶回新加坡,萬潤南
不久會到新加坡來取。以後每年我都去看
望李馮⼆⽼,或吃他們的家宴、或吃我請
的餐館。
12⽉12⽇9時,到李銳家,劫後相⾒
格外親切,聊到中午談興未盡,張阿姨⾮
留我午餐。我們回憶過去、審視當前、展
望未來,都⽐較悲觀。必然要談到江澤
民,李銳說:“當初你若去了電⼦部,再
跟到上海,1989年未必有機會出⾛。”李
銳去過美國和澳洲訪問講學,還願去新加
坡,我答應幫助。(回新後,我向吳慶瑞
推薦,幾天後吳答覆“不適宜”。我估計是
李光耀不同意。我有愧於李⽼!)分別時
李銳題字贈我、在⾹港新出版的《廬⼭會
議實錄》和《⽑澤東的早年和晚年》兩
書。此後⼗多年經常看望李⽼,他90歲後
怕影響其健康,我就只與青幹局朋友聚會
宴請李銳。2014年他託⼈帶話,很想⾒
我,我才重進李宅。
在北京的35天中,我還分別與煤炭
部、組織部和康華公司的同事,中學和⼤
學的同學,以及各路朋友(還有⼈特意從
上海天津等地趕來)共接觸200餘⼈。他
們的接⾵、餞⾏,我的答謝,經常是⼀天
兩席;多時達⼆⼗餘位的多邊座談,少則
⼀對⼀的雙邊會晤;吃不完的飯、說不完
的話,離京前,我的嗓⼦都啞了。值得⼀
提的是清華⽼紅衛兵,⼀起反對中央⽂⾰
⼩組⽽患難的⾼幹⼦弟們,六四前後都任
部、局級⾼官的朋友。我們多次⾒⾯敘
舊,陳元的評價在“體制內”頗具代表
性:“你⼤節不好,⼩節不錯!”此話後來
在幹部⼦弟和清華同學的兩個圈⼦中流
傳。陳元的解釋是:“你⼤節離國退黨、
叛國叛黨,⼩節哥們義氣、不傷害朋
友。”我答:“我退黨可算叛黨,但是絕無
叛國!”當年從“反中央⽂⾰”中激流勇
退、被朋友們稱為“⽼機(機會主義)”的
徐沙的疑問較具普遍性,他對我出⾛最為
不解:“中國六四前是鄧⼩平和陳雲的天
下,你與陳家淵源極深,又⾝在鄧家的康
華;六四後的核⼼江澤民與你更密切。你
啥事沒犯,為嘛⾮跑?圖個啥?”理想主
義對現實主義啞⼜無⾔,我只能回答⼀個
字:“傻!”
12⽉27⽇,返回新加坡。次⽇上班向
吳慶瑞匯報中國⾏,吳讓我寫詳細的考察
報告。我在1995年1⽉和2⽉,分別寫出
《中國領袖狀況》和《中國社會情況》,
共計⼀萬⼆千字,沒有⼀個注釋。在與吳
慶瑞討論修改後,在2⽉和3⽉分別以最⾼
密級的《東亞所評論》11號和12號刊出,
送李光耀。
《中國領袖狀況》⼀⽂的⼩標題是:
⼀、鄧⼩平和陳雲等元⽼的作⽤式微;
⼆、江澤民已主導政局,江(澤民)李
(鵬)體制變為江(澤民)朱(鎔基)體
制;三、喬⽯的⼈⼤和李瑞環的政協,經
常發出民主法治的空喊。
《中國社會情況》的⼩標題是:⼀、
通膨腐敗嚴重,社會基本穩定;⼆、鄧後
的不穩定因素:1、貪腐蔓延,2、地⽅與
中央關係緊張,3、民主派異議⼈⼠的異
動。
報銷⼩插曲:我在向⿈所⾧報銷旅差
費時,他對我⾧達35天的伙⾷補助提出異
議,說沒有出差超過半個⽉的。我特別和
藹地回答:“第⼀、我可以住⾼級酒店,
但住在家裡,下次⼀定住酒店。(其實是
為了與家⼈多團聚,以後回中國都住酒店
了。)第⼆、吳慶瑞讓我新年後回來,我
還提前了呢。(我沒說,中國春節重要,
新年只有⼀天假,沒意思!)我這報銷單
是否請吳博⼠批?”⿈⼼不⽢情不願地默
默為我簽字。
新加坡的永久居民可以購買具有補貼
性質的“政府組屋”;⽽東亞所則規定,在
三個⽉後取消外國專家的住房補助款。我
趕緊買了⼤蓄⽔池旁三室⼆廳的⾼層住
宅,同時把摩托換成福特轎⾞。
11-15        為新加坡三領袖訪華打前站
1995年新加坡與中國的關係更加密切
友好。8⽉李光耀資政訪問河北,王⿍昌
總統訪問吉林省延邊州,10⽉初李顯⿓副
總理訪問蘇州市;他們三⼈都由當地的黨
政⾸⾧接待。新加坡⾮常希望了解這些地
⽅⾸⾧的特點好惡、最近政績和幹部⼜碑
等公開資料以外的“新鮮好情況”,以便與
他們接觸時知⼰知彼、投其所好。既然我
可以⾃由進出中國了,又對中國政界⽐較
了解,吳慶瑞便派我去打前站。吳只說派
我考察中國政情,東亞所其他⼈並不知道
我打前站的具體任務。
7⽉,我⾶赴吉林省延邊朝鮮族⾃治
州⾸府延吉市,住在當地最⾼級的⾧⽩⼤
廈三星酒店。通過中組部朋友的介紹,我
找到徐州⾧助理。我讓徐請了幾位縣處級
幹部,傍晚到⾧⽩⼤廈;我說明為王⿍昌
總統打前站,希望重點了解張德江的特點
和政績;我們邊吃喝、邊聊天,直到半
夜,基本情況全部了解到了。張德江⼀個
⽉前才由省委副書記⾝份的州委書記升任
省委書記調離延邊,下個⽉回來接待王⿍
昌。赴宴的幹部都說張的好話,他五年的
州委書記確實政績顯著,才能由吉林省重
要性⽐不上⾧春市和吉林市的地級州主
管,直接升為全省第⼀把⼿。12年前我曾
考察過列為省級後備幹部的延吉市⾧張德
江,現在他更成熟了。次⽇到《延邊⽇
報》開了個座談會,進⼀步了解延邊全州
的情況以及與朝鮮國的關係。隨後“中新
合資”公費旅遊了⾧⽩⼭天池。那幾天我
還“微服私訪”了國營商店、利伯維爾商
場、加州⽜⾁麵、鮮族狗⾁館。總的印像
是:民族和諧、治安良好、商品豐富、安
居樂業。與我當初判斷吻合,否則也不會
讓王總統來訪,中國是無論如何不能讓貴
賓去多事之夏的新疆和西藏。
7⽉中,北京朋友開⾞陪我去⽯家
莊,下榻國際⼤廈。我請河北清華校友會
的哥們,約請⼗餘位清華同學。中餐川
菜、晚餐淮揚菜,⼀下午加⼀晚上,校友
們盡情妄議省政、恣意褒貶領導。⼤學流
傳“清華⼀條蟲、出去⼀條⿓”,這些同學
在省會都混得不錯:政界廳局⾧、商場總
經理、學校⼤教授。他們了解上層情況,
⼤都對省委書記程維⾼意⾒較⼤,不外乎
後來程倒台的那些爛事。我⼀再申明:我
不是中組部來考察幹部,⽽是新加坡的李
光耀想了解程的⾧處。他們教我:你就說
程在江蘇幹的還可以。次⽇我在⽯家莊亂
逛,了解⾵⼟⼈情、市⾯狀況;下午驅⾞
回京。在⼊住的北京華僑⼤廈寫出對吉林
和河北的考察報告,在⼤廈的商務中⼼傳
真到新加坡交差。
7⽉底前往蘇州。⾏前我電話時任市
委副書記的⽼朋友馮瑞渡,只說要去蘇
州,請他簡單接待。1984年春,時任蘇州
組織部副部⾧的馮,借調青幹局考察第三
梯隊,我們成為朋友;秋天我開完莫⼲⼭
會議,回程順訪蘇州,承蒙馮盛情接待;
此後他升任市委常委兼組織部⾧,我們仍
有來往,友誼更深。我抵達蘇州時,馮瑞
渡派市委組織部辦公室劉主任接我。我要
去預定的酒店,劉不由分說地⽤馮書記
的“蘇州003號豪華汽⾞”把我拉到有武警
站崗的檢察院招待所。馮瑞渡在院內迎
接,把我送到總統套房,退下左右後,他
說:“六年前,瘋傳你叛黨叛國逃亡海
外,進⾏反華勾當。我壓根兒不信!我太
了解你啦,你絕不會幹不利於中國、有害
於⼈民的事情!這次你來蘇州,我雖然升
官了、還只是副書記,不便驚動市委辦公
廳,就讓你熟悉的⽼朋友劉主任接待,陪
你遊玩。市檢察⾧是我鐵哥們,他的內部
招待所⾮常安全,沒⼈敢來這裡抓你!”
我特感動馮瑞渡的哥們情義!如實相
告:我是新加坡“特使”,為10⽉初李顯⿓
和李嵐清⼆位副總理共同主持的“蘇州新
加坡⼯業園區”第⼆次理事會做準備。馮
如釋重負,“釋放”我⼊住原先預定的蘇州
最豪華的南園賓館。
隨後蘇州組織部邱副部⾧陪我去“新
加坡園區”,蘇州市“借鑒新加坡經驗辦公
室”周主任接待。周介紹了蘇州⽅⾯的巨
⼤貢獻和新加坡⽅⾯的種種不⾜,他陪同
我考察了整個園區和已經⼊駐的⽇本西德
等國的幾個企業。最後我召集中⽅、新⽅
和外企三⽅座談會,聽取他們對中⽅的意
⾒和對新⽅的希望。
7⽉26⽇上午,章新勝市⾧到南園賓
館接⾒我。章新勝80年代就是省部級第三
梯隊,與我有過接觸;我們又都是四⼗年
代出⽣,都在美國學習過;因此共同語⾔
較多,交談順利融洽。最後他希望我“上
新(加坡)⾔好事,(讓李顯⿓)來蘇
(州)降吉祥”,請新加坡增加投資。隨
後當然是豐盛午宴。蘇州⼯作結束後,馮
瑞渡送我⾄江蘇與浙江邊界,時任浙江湖
州副市⾧的崔武年派⾞接我到他的“領
地”,盛情款待我數⽇。
回北京後,整理好蘇州⼯業區材料,
傳真新加坡,完成公幹。隨後就是家庭團
聚訪親拜友、遠近郊區遊⼭玩⽔,盡情享
樂半個多⽉。8⽉返回新加坡,與吳慶
瑞、新加坡總理公署及外交部,對我從中
國發回的資料,進⾏解釋和答疑。新加坡
領袖們訪問中國歸來,對我的前期準備⼯
作⾮常滿意。
第五節 在新加坡接待的中國來訪者
11-16        時任與後來的副國級客⼈
⾺凱。1993年7⽉中國體改委主任李
鐵映、副主任⾺凱等⼈拜訪東亞所,吳慶
瑞率幾位研究員與他們座談。中⽅⾺凱是
體改專家,新⽅只有我直接參與中國改
⾰,因此⾺和我是雙⽅“主談”。晚宴後,
⾺凱約我到酒店房間暢聊。80年代初,⾺
凱由北京市西城區委書記陳元,任命為西
城區計委副主任,初步相識;80年代中,
⾺是陳元任會⾧的北京市青年經濟學會副
會⾧、我是常務理事,共同研究“中國的
短缺經濟”,成為相知;最重要的是:我
們都是陳元的密友,故為好友。分別四
年,海外巧遇;我打探國內故舊、他詢問
海外⽼友,我們共同憶舊、議今、展望,
直⾄後半夜。現在他是副總理,我只能寫
下我當時的忠告:“我們都是陳元密友,
恕我直⾔。陳元的家庭背景現在是負資
產,他副部級⼗年了,短期難進步。你的
學識⾒識不在其下,但你的陳元⾊彩太
濃,不利!”⾺2008年任國務委員,2012
年進政治局。
周⼩川。1993年9⽉中國銀⾏副⾏⾧
周⼩川訪問新加坡,新加坡⾦融管理局助
理局⾧陳光炎宴請,我是主客雙⽅的好朋
友,應邀作陪。次⽇下午周到東亞所交
流,我們共進晚餐後,到我家聊到深夜12
點半。1984年我們在莫⼲⼭會議認識,他
兼任體改所副所⾧後更熟悉。周博⼠畢業
後被趙紫陽任命為經貿部部⾧助理,⼤⼑
闊斧外貿改⾰,被譏諷為“改⾰狂⼈”;我
和朋友們極⼒⽀持聲援。因⼩川後來未像
⾺凱官⾄政治局,只是政協副主席,故可
以披露部分牢騷。周說:“1989年下半
年,我被免去全部職務,只保留掛名的體
改委委員。問他們,我有什麼問題?不予
回答!朋友說我是待業⾼幹。掛了我兩年
多,看不少書,好像讀了個博⼠後。”我
說:“我本⼈沒本事,但識‘有本事的
⼈’。江澤民亦如此,他肯定會⽤你!”周
2002年任⼈民銀⾏⾏⾧,2013年任政協副
主席。
陳元。1995年9⽉14⽇,中國⼈民銀
⾏副⾏⾧陳元訪問新加坡,新加坡⾦融管
理局副局⾧⾼銘勝迎接。⾼問陳:“想⾒
什麼⼈?”陳答:“閻淮!”⾼:“閻也是我
的好朋友!晚上⼀起吃飯。”⾼銘勝是吳
慶瑞兼任⾦融管理局局⾧時,⼀⼿提拔的
⾼⾜,東亞所的討論會,吳經常叫⾼來參
與。我與⾼多次共同參加吳的⼩型內部研
討和私⼈宴會,因此成為朋友。(⾼銘勝
⾼度近視,考駕照通不過,每次活動都是
吳慶瑞讓他的司機去接⾼。說明“央⾏副
⾏⾧”無專⾞,廉潔!如此⾼官也無法
被“照顧”駕照,法治!)晚餐由吳慶瑞在
陳元下榻的酒店宴請陳元,⾼和我作陪。
吳喜歡邊吃邊聊,兩個⼩時的談話,⼤都
被我隨著精美⾷物排出。我只記得吳
說:“陳先⽣,過去我們想請你來,有⼈
說閻淮是你朋友可幫忙,閻卻說只是⼀般
同學。以後不再請你,只要把閻抓起來,
你肯定第⼀時間來新加坡救他!”
餐後,回到陳元房間,⼀股特殊的⾹
臭味撲⿐⽽來,幾個剝開的榴蓮擺在茶⼏
上,地上還放了幾個真空密封的榴蓮,讓
陳元乘⾶機帶回中國。(我都不知陳好這
⼜,真佩服新加坡的情報!)新國不允許
榴蓮進酒店,⾼銘勝沒打破規定的權⼒,
肯定是吳慶瑞的安排。陳雲已去世五個
⽉,吳還如此禮遇僅為副部級的陳元,遙
想三年前吳對趙⼆軍的照顧;對⽐無產階
級⾰命家的世態炎涼⼈情冷暖,資產階級
領袖的⼈性,讓我怎麼說呢?陳元談到:
現任太太不⽢⼼本科學歷,想讀碩⼠又怕
說是⾛後⾨,讓我幫助了解能否來新加坡
讀碩⼠。後因情況變化未成⾏。我則⼩聲
說:“有些讓我鑒定的、中國吃裡扒外的
⾼官提供給新⽅的情報資料,我不愛國、
但恨貪官,請你⽤免檢的‘紅⾊護照’帶回
中國,交給有關⽅⾯,但不要說是來源於
我。”
次⽇,陳元忙於公務訪問考察。我上
午到不懂中⽂的印度⼈開的複印店,複印
有關資料。下午到名品商店,按陳元提供
的尺⼨,為他⼥兒購買⼩孩的名牌服裝和
⽇⽤品。與陳元共進晚餐後,在他房間的
衛⽣間裡,我交給陳全部資料。16⽇,陳
元帶著新⽅直接贈送的榴蓮和間接贈送的
情報資料,順利回到中國北京。陳元1998
年任正部級開發銀⾏⾏⾧,2013年任政協
副主席。
東亞所接待過的時任“黨和國家領導
⼈”還有——
李鐵映,政治局委員兼體改委主任,
1993年7⽉來訪。我們是北京101中校友,
⼗年前又到遼寧當⾯考察過他,算是熟
⼈;但我對他進京後印象不佳,只是點頭
握⼿寒暄⽽已,主要精⼒放在照顧上⽂提
到的同齡哥們、副主任⾺凱⾝上。
謝⾮,政治局委員兼任廣東省委書
記,1993年10⽉來訪。謝的廣式國語著實
讓我費解,加之我對廣東又不感興趣,就
拉著那位⽼摸⾹煙的最後⼀名隨員,到樓
外吸煙閑聊。李鐵映和謝⾮的共同特點是
隨⾏⼈員中都有⼀位五⼤三粗的壯漢,不
愛聽討論,還經常出去吸煙。東亞所的新
加坡職員莫名其妙:“他是誰?”我答
疑:“政治局委員必帶的警衛員。”她們更
驚奇:“新加坡⼆號⼈物吳慶瑞都無警
衛,中國⼆⼗號⼈物還有?”我說:“你慶
幸吧,要在中國肯定還要戒嚴呢!”
⾕牧,全國政協副主席,1993年2⽉
來所演講。
費孝通,全國⼈⼤副委員⾧兼北京⼤
學社會學所所⾧,1993年4⽉來所。當時
中國的鄉鎮企業被國際關注,東亞所將它
研究列為研究課題。我們認為社科院社會
學所⽐較左,就選擇北⼤為合作夥伴,具
體⼯作是由隨⾏的⾺戎博⼠負責。晚宴
上,民盟主席費⽼酒後牢騷:“朱鎔基
說,‘共產黨再腐敗,就不如民主黨派
了。’我們民主黨派怎麼不如共產黨
了?”我對民主黨派印象較差,趁吳慶瑞
不在,就放肆了:“我這個前共產黨員替
它說句好話:共產黨,在憲法上寫明要永
遠執政,掛狗頭賣狗⾁,表裡如⼀。民主
黨派,⾃稱智⼒集團不爭取民主,不配稱
民主;沒有執政意識、被另⼀個政黨領導
不是黨派;民主和黨派,皆名不符實、掛
⽺頭賣狗⾁,就是不如共產黨!”舉座皆
笑,唯費尷尬。我急忙打圓場:“不過我
對費⽼的社會學造詣和‘反右’表現特別欽
佩!”
後來成為副國級的官員還有——
經叔平,全國⼯商聯主席,1993年8
⽉來訪。過去我岳⽗任⼯商聯秘書⾧時,
經叔平是副秘書⾧,我們又在⼀個院裡住
過,我稱他經叔叔,因此對他的服務格外
熱情周到。經1998年任全國政協副主席。
薄熙來,⼤連市市⾧,1993年9⽉來
訪。因為是我朋友薄熙成的哥哥,我也應
該另眼相待;但他隨⾏部屬鞍前⾺後分外
周到,也就輪不到我忙乎啦。薄2007年進
⼊政治局。
11-17        在新加坡招待的中國朋友
陳⼩魯,陳毅幼⼦,1993年11⽉來新
加坡,95年5⽉再訪東亞所。儘管陳是以
私⼈⾝份來訪,吳慶瑞還是熱情接待。80
年代中期,我們⼀起參與政治改⾰⽽相
識。“六四”後,我們都放棄局級即得利益
⽽脫離公有體制;我在海外以激進⽅式,
他在國內以溫和⽅式。個⼈奮⾾⼩有所成
的兩個朋友,四年後,在南洋再次相遇,
別有⼀番滋味在⼼頭。陳是我到新加坡繼
⾺凱和周⼩川之後,接待的第三位當年國
內改⾰派局級朋友,與⾺和周繼續仕途不
同,⼩魯下海辦公司。我們的價值觀念相
同、脾氣秉性相似,幾⼗年來,我們⼀直
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每年回國我們都聚
會。1999年2⽉午餐後,他聊性未盡,邀
請我去他家繼續侃⼤⼭。針砭時政的談話
內容早已忘卻,但分⼿時他讓我帶⾛年貨
的盛情確歷歷在⽬。當時陳已無“單位”,
只能住在什剎海北⾯已故岳⽗粟裕的“⼤
將府”,其內兄粟戎⽣是北京軍區副司
令。⼩魯說:“戎⽣當軍⾧時沒⼈送東
西,現在升司令了,⼈家整卡⾞送年貨。
這春節過完了,還滿院⼦⾷品,你拿點
去!”我很快要回美國,婉拒了。上世紀
送的是⾷物,粟中將若不退休,新世紀就
要經受⿈⾦美鈔的輪番轟炸了!
王雁南,趙紫陽⼥兒,1995年4⽉來
新。王原是北京⾧城飯店副總經理,在歐
洲考察實習時,到了⼆軍和我的法國地
盤,周末假⽇⼀起吃喝遊玩、苦中作樂。
93年雁南被陳東升說服合夥成⽴“中國嘉
德國際有限公司”。1995年4⽉,陳、王⼆
位正副總經理率各部⾨主管以及眾多古
董,到新加坡舉⾏⼤型拍賣會。吳慶瑞真
義氣,全⼒⽀持!20⽇晚參加嘉德招待新
加坡各界的酒會,21⽇參觀嘉德預展,23
⽇拍賣順利結束,吳慶瑞攜太太舉⾏私⼈
晚宴為王雁南餞⾏,⼆軍和我作陪,席間
吳⼀再請唯⼀能在中國家中⾃由陪伴⽗母
的雁南,代向趙紫陽問候和致意。紫陽在
世時,我不能進“軟禁公館”。2005年11⽉
2⽇趙去世後的⾸個寒⾷節,⼆軍帶領剛
回國的我,經過保衛“故趙公館”便⾐的審
查,進⼊趙紫陽靈堂弔唁致敬,看到趙⽒
兄妹為⽗親撰寫的輓聯:“能做你的兒⼥
是我們今⽣的榮幸;⽀持你的決定是我們
不變的選擇。”我對紫陽⼀向崇敬,今⾒
輓聯,對其⼦⼥也肅然起敬,能做他們的
朋友也是我的榮幸!那⽇也⾸次在富強胡
同六號⾒到雁南,此後每年回國,我必到
趙靈堂三鞠躬,⼤都由留守北京的雁南接
待。在新期間,還結識了路過新加坡的趙
⼤軍等其他幾位兄弟。
李勇,李富春之孫,天津開發區主
任,1995年8⽉來訪東亞所。李勇84年接
替李湘魯任趙紫陽秘書,在北京認識。
1989年趙倒霉,李“理應”被審查,當然無
問題。組織徵求他新⼯作意向,無知無畏
天真義氣的李勇說:“回紫陽辦公室!”組
織:“⼩李你沒問題,⽼趙他有問題,已
無辦公室!”李勇不想在北京官場感受世
態炎涼,遂到天津開發區去幹實事,由副
主任⽽主任。我對李勇的義氣由衷佩服,
熱情地招待了他。
劉京,雲南副省⾧,1994年6⽉率雲
南代表團訪新,通過在我所的熟⼈鄒⼦嬰
穿針引線,到東亞所座談。鄧⼩平提倡學
習新加坡,中國官員蜂擁⽽來;欲訪東亞
所、⾒識吳慶瑞的⾮學者經常⾛我們的後
⾨。劉京是我北京101中學校友和三⼗多
年的朋友,我住三⾥河,他住百萬莊,周
⽇下午返校時,我曾騎⾞先到他家⼩坐,
再⼀起回校。我在組織部和康華時,還時
有來往。1992年他由殘疾⼈基⾦會空降雲
南省任外貿廳⾧,⼀年後即升副省⾧。座
談中,劉彷彿不認識我,我以為他在雲南
根底不深,怕與“異議⼈⼠”牽連,想會後
私下款待他。孰知會後鄒⼦嬰對我
說:“劉京很驚訝你也能在東亞所,他勸
我與你保持距離;並讓我轉告吳慶瑞,閻
是危險⼈物。我告訴劉,你⽐我還吃
⾹!”我於是省下了⼀筆款待劉的開
銷。“六四”快30年了,中國⼤⼩官員⾒多
了,劉京是唯⼀如此決絕的!難怪他⽇後
掌管對付法輪功的“610辦公室”,打擊法
輪功堅決徹底,很快官升正部級。
11-18        東亞所接待的中國學者
新加坡東亞所接待最多的還是中國學
者,每⽉都有⼆三位(批),印象較深的
有:
1992年底,《法學研究》雜誌李主編
和中國犯罪學研究會周秘書⾧兩位六七⼗
歲⽼教授分別率團來訪。吳慶瑞認為中國
法治較差(他對中國民主很少批評),加
之對⽼學者尊重,都親⾃接⾒座談,並讓
我們陪同他們到監獄參觀鞭刑和遊覽紅燈
區。
吳慶瑞對來訪的中國專家多次解釋新
加坡“性交易合法”的益處。我根據吳的談
話,以及我與性⼯作者在內的有關各界⼈
⼠的認真討論,總結提煉出來⼋⼤好處
——
⼀、解決眾多單⾝青壯年外籍男勞⼯
的性需求;
⼆、增加性變態者等各種“潛在罪
犯”的宣泄渠道,減少以上兩⼤類群體的
性犯罪率;
三、解決絕經⼥性“中年丈夫”的需
求,他們不會與性⼯作者結婚,因⽽保障
原婚姻的安全;
四、滿⾜性旺盛者的“性趣”,減少⾮
法的“婚外性”,增強社會和諧;
五、杜絕⿊社會控制性交易,有利社
會治安;
六、警察不能索取保護費,減少警界
腐敗,“⿊⽩兩道”都規矩了;
七、性⼯作者定期體檢,減少艾滋病
及其它性病對性服務對象的傷害;
⼋、最後、但是我認為最重要的是,
性⼯作者的⽣命安全、⾝⼼健康和經濟收
益等各項⼈權得以保障。
直接對上述⼋種⼈的益處,間接最終
促進整個社會健康與和諧的發展。我多次
陪同公、私客⼈參訪紅燈區,⽤上述理論
答疑解惑;被中國朋友戲稱為“賣淫合法
的閻⼋條”。⽏庸諱⾔,我讚成“性交易除
罪化”。
順便介紹當時新加坡對性交易的管
理。性交易在指定地點室內(市中⼼以
南、新加坡河以東的芽籠街區的幾條巷
⼦),不允許站街⼥郎;性⼯作者必須18
歲以上,注冊登記領取執照、並且⼀個⽉
⼀次定期體檢。吳慶瑞堅稱:“新加坡決
不收她們的稅,不能讓西⽅⼈說我們賺性
交易的錢!”
吳敬璉,1993年4⽉和1994年12⽉兩
次在東亞所舉辦講座,我和同事楊沐在國
內就與吳較熟,因此每次都到酒店與吳⾧
時間單獨私下交流,觀點⾼度吻合,並共
同進餐。
劉國光,中國社科院副院⾧,1994年
2⽉來訪。1993年9⽉受朋友(⽇記未記姓
名、忘了誰⼈)之託,我寫給吳慶瑞⼀封
信,講劉國光如何重要,應該邀請來所。
1994年2⽉劉來訪⼀周,講座、參觀和宴
請,我⼤部分時間陪同,⽇記上寫“對劉
失望”。推薦劉來訪、⾸戰告捷,受到⿎
舞;1994年回國歸來,推薦邀請李銳,再
戰折戟;從此⾦盆洗⼿,不再推薦。
厲以寧,1996年9⽉,攜夫⼈訪新。
連續三天在東亞所,兩次內部座談,⼀次
公開講座。因在國內就認識厲弟厲以平,
就請厲夫婦到家中⼩餐。同事鄒⼦嬰是其
⾼徒,我開⾞與鄒⼀起陪伴⽼師夫妻遊盡
新加坡“全國”。⾄此,中國經濟界三位頂
尖⽼學者及其⾒解,我在新加坡都近距離
當⾯領教了。
湯敏,1995年1⽉在東亞所講座。湯
時任亞洲開發銀⾏經濟學家,湯妻左⼩蕾
是新加坡⼤學講師、乒乓球⾼⼿,我們每
天下班後都在新⼤乒乓球廳切磋,其⼦可
愛的⼩湯雷經常伴其左右。節假⽇湯敏⾃
菲律賓來新加坡家庭團聚,我們肯定藉機
聚會⼤吃⼆喝。97年2⽉左離開新加坡,
我們⼗餘中國朋友為其餞⾏。世紀末,湯
左聯名上書建議⾼校擴招⼀倍,名噪⼀
時。
胡鞍鋼,1995年5⽉來東亞所講座。
1993年美國耶魯⼤學王紹光與中科院胡鞍
鋼合著《中國國家能⼒報告》(史稱“王
胡報告”)推動了中國分稅制改⾰。當時
是“內部報告”,東亞所急需研究。我與王
紹光在美國就相識,便求助於他。王真夠
朋友,⽴即傳來報告全⽂;其間我與胡也
有聯絡,算是未謀⾯的朋友。因此講座次
⽇,我單獨宴請胡鞍鋼,並交流請教⼀下
午;當時雙⽅觀點並不像現在這樣南轅北
轍。2013年,在北⼤舉⾏“王胡報告”發表
20周年紀念會,可⾒其重要性。
在東亞所還接待了兩位從台灣投奔⼤
陸的學者:林毅夫(1993年8⽉和94年4
⽉)⿈順興(1994年7⽉)。因為我們中
國研究員都是從⼀黨領導的國度到相對民
主的地域,⽽此⼆位卻相反。所以我們對
他們的台灣背景、遷移動機、⽬前感受,
⽐其學術⾒解更關注,討論時這⽅⾯的問
題更頻繁。這種研討會吳慶瑞⼀般不參
加,由⿈所⾧主持;⿈⼀⾒“跑題”,經常
提前結束座談會。
11-19        在新加坡款待的民運⼈⼠
萬潤南,清華同屆校友。在國內,他
四通我康華,兩⼤公司時有交集;到法國
共同參與民運。1993年12⽉萬潤南⾸次訪
新⼀周,1994年7⽉萬再次來新,熟⼈熟
路徑直住在我家。當時趙⼆軍租住的⽼房
已到期,新屋未找到,也暫住我家。巴黎
的三個⽼朋友在新加坡重聚並歡住⼀宅,
促膝⾧談其樂融融。數⽇後,萬潤南年邁
的⽗親和母親假借參加“新⾺泰⼀周游”的
機會,來到新加坡⾒兒⼦。他們三⼈
在“六四”離國五年後,⾸次相⾒,其情感
⼈⾄深。94年底我⾸次回國,到萬家及萬
夫⼈李⽟家,看望雙⽅⽼⼈。⼀個⽉後萬
潤南第三次來新,我陪他參觀東亞所,對
新加坡⼈只說是我的⼀個中國朋友,請中
國研究員則不要聲張。中午我宴請萬,中
國研究員作陪,他們不讓我破費、幾個⼈
⾮要AA制合請“民陣萬主席”。此後萬又
在1996年訪新加坡。
吾爾開希,1989年在法國認識,1993
年底他從美國去澳洲開完民運會議,想回
程遊玩從沒來過的新加坡。聽說我在新加
坡,就來我家住了⼀周。開希希望我在這
裡為他組織幾場演講會,我斷然拒
絕:“中國是新加坡最友好的國家,新決
不允許任何不利於中國的民運活動!剛離
開的萬潤南就沒有公開活動,你就隱名埋
姓地好好玩吧!”我請假陪他遊遍新加
坡。在我家附近的購物中⼼,開希被我的
新加坡朋友認出。我否認,他承認。新朋
友約了幾位密友,請開希飽餐⼀頓,並聊
了⼀晚上,稍微滿⾜了開希這孩⼦的“實
榮⼼”。臨別時,開希提到法國往事——
美國哈佛⼤學曾提供他學習名額,我在巴
黎時勸他:“民運⽇久天⾧,是持久戰。
哈佛機會難得,千萬珍惜!”但是⾝為民
陣副主席的開希卻熱衷於明星般的民運造
勢活動。——現在他後悔當初未聽從我的
忠告,表⽰準備到舊⾦⼭附近的⼤學深
造。此後⼆⼗多年我們常互通電話或在網
絡上聯繫,2017年7⽉,我們在紐約的劉
曉波追思會上又⾒⾯了。
沈彤,“六四”學⽣領袖,在美國有⼀
⾯之交。他要到亞洲想順路訪問新加坡,
從開希處得知我在此地並好客。1994年1
⽉初我從機場接沈彤到我家住兩天,他找
到此地的美國朋友後,去那裡住了幾天。
朋友要出差,沈又來我家住到他⽉中返
美。沈彤不愧是美國名校博⼠⽣,不太愛
遊玩;我上班時,他幾乎看遍我的存書。
請假陪他時,與我討論法國、美國和新加
坡,歐美亞洲三個不同民主國家的異同,
以及各種時政問題。
王鴻賓,原四川⼤學團委書記,1989
年流亡法國,民陣⾻幹。1994年春節王來
新加坡,我和已在新加坡定居的趙⼆軍,
盛情招待了這位在法時的好朋友。王對我
說:“你棄政從學、學有所成,我要向你
學習、準備棄政從商。民運勾⼼⾾⾓,確
實沒有搞頭。”半年後,鴻賓在亞洲考察
商機後,再次來到新加坡,他說想到泰國
發展。此後⼆⼗多年再未謀⾯,在媒體上
看到王鴻賓已是泰國政商名流、事業斐然
的著名企業家。
1995年10⽉,李光耀讓新加坡《海峽
時報》總編輯請我去那裡⼯作,此後的兩
年則是下⼀章的故事了。
第⼗⼆章 李光耀讓我
到英⽂媒體
——新加坡《海峽時報》
(1995~1997年)
第⼀節 特殊優待與⾸戰告捷
12-1、此前被特批化名接受採訪
1995年4⽉,吳慶瑞讓新加坡英⽂的
《海峽時報》(簡稱時報)發表署名閻淮
的“對陳雲蓋棺論定”的⽂章後,這個英⽂
媒體開始關注我。時報總編馮元良1995年
4⽉底宴請我,希望該報多發表我對時局
的分析評論。我答:“⾝不由⼰,吳慶瑞
說了算!”吳被馮總編多次糾纏,最終批
准我可以⽤化名接受採訪,但不許提東亞
所。我遂使⽤“Jiang         An”的化名,對外解
釋,出⽣在江蘇淮安,即“江安”。真實含
義是:閻淮是⽗姓加“淮安”的⾸字,“姜
安”是母姓加“淮安”的尾字。以此,向50
年前我滿⽉時從⽼鄉家要回已送出的我,
又帶我千⾟萬苦、萬⾥北上與⽗親團聚的
偉⼤母親致謝和致敬!海外母姓是保密
的,公私機構(警察局、移民局和銀⾏、
保險公司)核實⾝份時,都詢問母姓。因
此對外我不提“姜安”,這個我⼼中的秘
密。於是1995年5⽉之後,英⽂的時報就
經常出現對“中國政治分析者Jiang         An”的
採訪,刊登我對中國時局⾧篇⼤論的分析
和預測;僅在8⽉底⾄我簽約該報之間的
40天,就有8.24,9.2,9.8,9.19,10.4五
次採訪報道。(有些不訂時報的朋友聽說
有我的評論,向我要報紙看,我才在8⽉
底開始向時報要有關我的報紙,再傳真給
朋友們。因此僅存有上述報紙的複印
件。)
8⽉21⽇晚,我為新加坡三領袖訪華
打前站、去中國⼀個⽉剛回來,時報馮元
良總編輯攜中國部主任再次宴請我。酒過
三巡,馮總編突然提出:“閻兄,請到時
報來⼯作吧!”我吃驚:“新加坡⼈皆知:
吳慶瑞的僱員,無⼈敢挖牆腳;吳開除
的,沒單位敢要!您喝多了吧?”馮:“吳
是⼆號,還有⼀號呢!”我叉開話題,閑
聊去中國吉冀蘇三省的觀感。馮則⼤談時
報的悠久歷史、輝煌現實、美好未來。我
當天⽇記記載“聊到夜12時”。
9⽉27⽇,吳慶瑞召⾒我:“我⾝體不
好,明年要退休。我不再給你簽訂固定合
約,你願意幹可繼續幹,不願幹可隨時離
開。”我答:“感謝您對我的優待,我會認
真考慮。”按新加坡的規矩:1992年10⽉
開始履⾏⾸次兩年的合約,兩年後每年續
約,若僱傭雙⽅誰解約,需要提前半年通
知。94年9⽉東亞所書⾯通知我續約,現
在到了我下⼀年度的續約時間。我這才明
⽩馮元良上⽉邀請的涵義,隨即與馮聯
繫。馮說:“沒有李光耀的聖旨,別說吃
酒了,就是吃了豹⼦膽,也不敢挖吳慶瑞
的紅⼈。”
28⽇,東亞所⿈朝翰所⾧得知我“⾃
由”了,極⼒挽留我。看來,⿈完全在狀
況之外。我誠懇感謝他,暗⽰已萌⽣去
意。
10⽉6⽇馮元良宴請我,詳細向我解
釋時報與我的合同。7⽇我稟告吳慶瑞:
正式辭職。9⽇周⼀我與馮正式簽約,因
為在東亞所還有沒⽤完的假期,合同下⽉
正式⽣效。
10⽇中午,我叫外賣到東亞所,宴請
全所幾⼗⼈。下午東亞所開我的歡送會,
以研究所的名義贈送我⼀個刻有我名字的
紀念⼤銅牌,許多朋友送了禮物和眾多的
祝福。我將⽇前蘇州市⾧贈我的精緻的雙
⾯蘇繡送⿈所⾧,頗動感情地講述剛來所
時,送他禮物被充公的往事。最後
說:“我諳熟新加坡反貪法,只有⼀種情
況、下屬可送禮上司,即⼀⽅離職。今天
我報了三年前的‘仇’!”儘管幾年中與所
⾧⼩摩擦不斷,那天我們兩個性情中⼈卻
含淚相擁⽽別。我隨後回到剛離開兩個⽉
的中國度假。
12-2        在英⽂媒體的特殊待遇
1995年11⽉1⽇,我進⼊具有150年歷
史、新加坡股票指數以其命名、東南亞最
具影響的英⽂媒體:《海峽時報》。它隸
屬於新加坡報業控股有限公司,報業控股
還擁有中⽂的《聯合早報》(簡稱早
報)、⾺來⽂和印度⽂報紙。在透明的玻
璃圍牆中間的總編輯室裡,與馮元良總編
輯(以下簡稱馮總)進⾏第⼀次部屬與⽼
闆的正式談話。主要內容如下——
我的三項職責:
⼀、每半⽉,參加⼀次社論委員會會
議,提供有關“⼤中國”社論的意⾒——即
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陸、國民黨執政的台
灣和英國統治的⾹港。
⼆、每周,由馮總出題⽬,有時馮說
是李光耀出的題⽬。偶爾我⾃報,撰寫⼀
篇與中國有關的專欄⽂章。隨著⽂章影響
⼒的擴⼤,廣告也願意登在此版;通常⼀
兩千字的中⽂翻譯成英⽂就是⼤半個版,
加上或廣告、或漫畫、或照⽚,就是⼀個
整版。兩年約百篇⽂章,下⼀節,我將介
紹重點⽂章。因為Jiang         An(江安)已為
讀者熟悉,故專欄⽂章仍⽤此名。我的⽂
章“經常偶爾”被⾹港、台灣和⾺來西亞的
中⽂報紙翻譯轉載,這時馮總特別⾼興就
宴請我;後來馮接納我建議,買點⼼糖果
犒勞為我翻譯的中國部。
三、每⽇,瀏覽中國部轉我的、世界
各⼤媒體的百餘條有關中、台、港的新聞
報道篇⽬(這些標題,有些原本是中⽂,
有些則由中國部譯成了中⽂),精選三分
之⼀,讓中國部全⽂翻譯成中⽂;我詳細
看其內容再留下約⼗篇,縮寫到適當篇
幅,根據重要性建議放在頭版或中國版;
最後交中國部翻譯成英⽂刊登在次⽇的報
紙上。若有重要消息遺漏未登,馮總就會
接到李光耀的指責電話。我來後,此報再
未受過李批評,還偶爾得李誇獎;馮總還
經常幸災樂禍地告訴我,中⽂的早報又挨
罵了。
不懂英⽂、又特殊的我,在英⽂報社
花絮多多。
報社每個僱員都隸屬⼀個部⾨,馮總
說:“你只受我領導,只對我負責,但不
能放你在總編室。你與中國部聯繫較多,
就算中國部的⼈吧。”於是,就了有某部
⾨的部員不歸該部⾨領導的怪事兒。僱員
的考核鑒定、獎⾦發放、升級⾧薪,都是
部⾨主任提議、分管副總初定、最後總編
輯拍板定案。我的⼀切,則都由馮總⼀⼈
乾綱獨斷。
到報社⼈事部報到、辦理相關⼿續,
要我在電腦上學習有關規定和資料的培
訓,然後通過電腦測試,及格後⽅能開始
⼯作。對著電腦上的英⽂我⼀籌莫展,⼈
事部⿈經理電話請⽰,馮總說:“算了
吧,我教他!”⿈說:“我們這麼正規的公
司,你不培訓就⼯作,史無前例!”
我撰寫⽂章需要軟件“中⽂之星”,我
想⾃⼰私⼈下載。中國部主任反對:“這
算盜版,我們正規公司不能⽤你個⼈的,
我申請購買。”財務部經理驚訝:“我們英
⽂報紙,花幾百元買中⽂軟件幹嘛?”馮
總⽣氣:“我⽉付萬元請來專家,幾百元
算什麼?以後閻先⽣需要什麼,就買!”
半⽉⼀次的社論會議,同這個英⽂機
構的所有活動⼀樣,使⽤英⽂,我⾸次參
加會議“兩⽿⼀抹⿊”。馮總⽴刻叫來中國
部主任為我同聲傳譯,並規定以後此會改
為中⽂。個別不懂漢語的⾺來⼈和印度⼈
⾃認倒霉,⾃帶本部⾨的雙語⼈才充當翻
譯——新加坡的歐裔⽩⼈⼤都不懂漢語,
但時報的卻精通。
我到報社後,對馮元良說:“你⼩我
幾歲,過去總尊稱我閻兄和您;現在你是
⽼闆、我是下屬,還稱‘閻兄’影響不好。
就直呼我閻淮,或者叫⽼閻吧!”馮總劣
習不改,仍公開⼤呼閻兄。報社的⽼外還
以為我姓閻名兄。更糟糕的是,⼤姑娘⼩
夥⼦也開⼜閉⼜閻兄。我說:“我兒⼦都
⽐你們⼤,該叫閻叔閻伯!”沒辦法,無
論⾧幼異⼜同聲仍是閻兄,只有從台灣讀
政治學碩⼠畢業的⼩李尊稱我“閻教授”,
因為我的成名著是他們的教材。
在⼈事和獎勵的優待——
報社僱員共分10級:1-5級為普通
級,⾒習期⼀年;以上為執⾏級,⾒習期
半年。我被定為5級,職稱是“分析員”,
⼯資⽐東亞所⾼⼀半。1996年1⽉底,馮
總說:“三個⽉了,您(他對我⼀貫
稱“您”,屢教不改。)完全可以適應英⽂
媒體⼯作,下⽉轉正,定為7級。我才9
級。”於是,我更新名⽚,職稱加上“⾼
級”⼆字,⼯資是東亞所的兩倍。1995年
只在時報幹了兩個⽉,年底馮總說:“給
您多發兩個⽉⼯資吧,正式獎勵明年再
說!”——英⽂機構也有華⼈公司的陋
習,年底雙薪。
1996年底,我填寫了《考核表》前⾯
的《⾃我鑒定》部分,交馮總。馮看過
後,按規定程序約我“交換意⾒”。他解釋
倒數第⼆⾴他簽署的《部⾨主管意
⾒》:“我對您的評價⾮常⾼,等級是少
有的‘異常優秀’,年終獎也是全報社最⾼
的6個⽉——董事會才給我3個⽉。⾄於您
的不⾜,我只能寫‘不懂英⽂’了,您這輩
⼦也學不會了!”我說了⾮常感謝後,
在“個⼈意⾒欄”寫下“Agree(同意)”。
馮總又在最後的《報社領導意⾒》⾴,再
次簽字。
收⼊⾼,也是世紀末,我在美國申請
第⼀類特殊⼈才綠卡的⼀個條件。
唯⼀美中不⾜的是辦公場所,正如在
影視中常⾒的,體育館⼤⼩的辦公⼤廳
裡,塞進了上百個記者、編輯和部主任,
彼此⽤⼀⽶五⾼的薄板間隔;只有總編輯
⼀⼈在⾓落的玻璃屋裡。我被隔離在牆
⾓,算是相當照顧了,也是我的⼀種嶄新
的⼈⽣體驗。在美國和新加坡東亞所,我
都是獨⾨獨⼾的私⼈辦公室。⼩中⼤學皆
睡午覺,養成劣習;在中國機關⼯作,午
休睡沙發;美國不坐班,在家午覺。在新
加坡東亞所時午飯後,⾨⼀插,鋪開涼席
美睡⼀覺。在報社若困,只能開⾞回家午
睡,下午在家寫專欄⽂章,好在只要上午
選完次⽇⾒報的中國新聞即可。
九⼗年代中期,通信設備開始移動化
和⼩型化。報社要配我⼿機,便於隨時聯
繫、証實証偽那些突發疑難新聞。我不願
全天候賣給報社,像某些“7-24廣告”那
樣,每周7天每天24⼩時服務。藉⼜經常
丟失物品,拒⼿機⽽選傳呼機;馮總何等
智商當然明⽩,也不強求。周末節⽇,我
偶爾推諉在外島或⼭上,不⽅便回傳呼;
⼼想,我沒來時你們不也運轉不錯嗎。
報社的台港⼆同事
⾼蓁,台灣中年端莊淑⼥,美國化學
碩⼠,原是美國企業⾼管,待遇優渥。
1995年初,隨新加坡籍美國科學博⼠的丈
夫海歸新加坡。丈夫⾼薪返新、⼦⼥⾧⼤
成⼈,她功成名就⾐⾷無憂、極欲圓當
年“⽂學少⼥”的記者夢,拒企業誘惑、投
⾝時報。我欽佩淡泊物質享受、追求精神
⾃由,只聽從⼼中“神”的召喚者。(到海
外,做並只做⾃⼰願意的事情,我感到愉
悅無⽐!)我被吳慶瑞“解禁”後,對我的
採訪⼤部分是她完成的;經過多次深⼊交
談,我也成為她們家庭的朋友。
程翔,原任⾹港中資媒體《⽂匯報》
副總編,“六四”時在北京採訪學運,慘案
後憤然辭職;遂創辦《當代》雜誌,傳播
民主⾃由思想。1996年底為躲避“九七⼤
限”,移居新加坡,進⼊時報。我們原本
彼此知曉、價值觀相同,⼀⾒如故⽴成好
友。程翔新世紀任駐中國記者,2005年被
捕,中國以間諜罪判刑5年。出獄後著書
《千⽇不悔》辯⽩⾃⼰。我們⾄今仍有聯
繫。
⾄此,報社海峽時報僅有的三位⾮新
加坡籍的華裔“外國⼈”,形成了中港
台“鐵三⾓”。我們三⼈分別負責本⼈家鄉
的內部評論,⽽三地相互關係的選題,則
互相切磋、誰更熟悉即由誰操⼑。⼤陸⼤
於台灣、⾹港兩⼩島,我的⽂章⾃然多
點。對於港台知識,⼆位朋友對我教導頗
多、使我受益匪淺;他們皆精通英⽂,經
常幫我處理私⼈信函。
12-3        解讀五中全會⾸炮轟鳴
中共⼗四屆五中全會於1995年9⽉28
⽇閉幕。我已決定離開東亞所去時報,10
⽉上旬我匆忙趕寫出近萬字的⾧篇分析評
論⽂章,中下旬回中國度假。時報於10⽉
中下旬分四天刊登,它在多次採訪江安的
分析評論後,⾸次出現江安的⼤塊⽂章。
其主要內容如下——
第⼀篇:《中共重視軍隊的專業化》
全會公報說:“全會決定增補張萬
年、遲浩⽥為中央軍委副主席,王克、王
瑞林為中央軍委委員。”⼩學⽣都認得的
幾⼗個字,其中奧秘幾⼈懂?
原來軍委委員的次序是遲浩⽥、張萬
年,現在副主席的次序顛倒。各國媒體⼤
都沒注意到這個顛倒,只認為是正常晉
升,甚⾄有“慣性地”寫成“提升遲、張為
軍委副主席”。我分析:遲浩⽥政委出
⾝,⼀直做政治⼯作,1987年才由濟南軍
區政委轉任總參謀⾧,93年任國防部⾧。
張萬年⾏伍出⾝,⼀直是軍事⾸⾧,1993
年接任遲的總參謀⾧。此次顛倒,說明中
國軍隊的⼀號⾸⾧不再是玩嘴的、⽽是恢
復成玩槍的了!
鄧⼩平的警衛秘書出⾝的“鄧辦”主任
王瑞林,升任軍委委員,給“平民”鄧⼩平
⾜夠的⾯⼦,也為以後“核⼼”的⾺弁晉升
鋪平道路。
瀋陽軍區司令王克升任軍委委員,外
界議論紛紛。有說:“中國軍委民主了,
也像政治局,吸收地⽅諸侯參與決
策。”我分析:軍委不似政治局,個把⽉
開⼀次會、討論上⼀半天,來點象徵性民
主;它是突發事件的決策指揮中樞,委員
不可能在外地!我斷⾔:“張萬年是軍委
第⼀副主席,不可能兼任遲浩⽥防⾧⼿下
的總參謀⾧,原後勤部⾧傅全有必將改任
總參謀⾧,王克肯定升為後勤部⾧!”
我這篇⽂章發表幾天後,上述預判全
部落實。我在時報⾸炮打響開⾨紅!朋友
們說:“看你⽂章時為你捏把汗,真敢說
呀!好像你參加了政治局常委和軍委的聯
席會議似的。”
我從中國返新後報社說,俄國和⽇本
駐新武官分別要宴請我。馮總說:“報社
與保密的東亞所不同,要廣泛接觸各國各
界⼈⼠,照吃不誤!”我吃⼈家的
嘴“短”,如實相告:“我離開中國政治中
樞已多年,無秘聞來源,只靠吃⽼本瞎分
析。”略通漢語的俄國武官也坦承:“我只
是駐⼩國的上校,期望將來能升任駐華武
官,當上將軍,就靠您幫忙啦!”此後他
經常找我“請教”。⽇本武官我沾惹不起,
只吃⼀飯,隨後就總是藉故推辭。新加坡
國防部安全情報局許國豐局⾧也宴請我,
希望我到報社後繼續保持每季度去講課的
傳統。
第⼆篇:《陳希同案與中共⾼層反
腐》
五中全會對陳希同定性為“嚴重錯
誤”,因此“撤銷黨內⼀切職務”,但仍
稱“同志”。我認為:陳案黨內程序已⾛
完,下⼀步必定訴諸法律,起訴、逮捕
(同時開除黨籍取消同志稱謂)、審判、
定罪、判刑、收監。此舉既可表明中共反
腐打虎的決⼼,又更加鞏固江澤民的核⼼
地位。何樂⽽不為?!
第三篇:《中央集權是近期發展的總
趨勢》
經濟問題是五中全會最重要的議題,
公報90%的篇幅介紹“經濟的中⾧期規
劃”。會後公布了江澤民和李鵬各⾃的萬
⾔講話及兩萬字的“九五計劃和15年遠景
建議”。我研究上述⽂件後得出四點看
法:1、繼續加強經濟的中央集權;
2、“建議”突出國⼒不⾜的困難;3、要求
維護中央權威;4、嚴厲批判分散主義。
第四篇:《政治改⾰遙遙無期》
1、中共⼗三⼤開始的政治改⾰,在
1989年後全⾯倒退。2、五中全會仍然擱
置政治改⾰。3、全會突出精神⽂明建
設。4、⾃中共80年代提出兩個⽂明以
來,筆者⼀貫認為存在三種⽂明。物質⽂
明:⼈與⾃然的關係;精神⽂明:⼈的⾃
我修煉,如“四有”(有理想、道德、⽂
化、紀律);制度⽂明:⼈與⼈的關係,
如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社會制度等。江
澤民指出的“治安不好、腐敗和丑惡現象
蔓延”,靠精神⽂明的思想教育無濟於
事,只能依靠我強調的“制度⽂明”!
七年後,2002年中共⼗六⼤終於提出
了第三個⽂明,與我提出的制度⽂明同樣
涵義異曲同⼯的政治⽂明;但是⽐我晚了
20年!孫中⼭說,⼈有先知先覺、後知後
覺、不知不覺”。中共不知不覺了20年,
終於後知後覺了;但是不搞政治改⾰,即
忽視政治⽂明,腐敗蔓延社會潰敗勢在必
然。
第⼆節 兩年撰寫百餘篇專欄⽂章
12-4        鄧⼩平未蓋棺已定論
保密的東亞所明令⽂章不許外傳,公
開的時報希望⽂章被轉載,只要注明來
源。但是,時報不允許僱員接受其它媒體
採訪和投稿其它媒體。這是馮總代替“培
訓電腦”對我的當⾯教育。我⽴即稟
告:“今年四⽉陳雲逝世,你們時報刊登
我的紀念⽂章,早報林任君總編輯不⽢⽰
弱,就約我寫了評論鄧⼩平的⽂章,準備
⽼鄧去世時⽴即發表。”馮總:“這篇已在
它們⼿裡,就由早報隨時發表吧。儘管我
們同屬報業控股⼀個集團公司,但畢竟還
是競爭對⼿,以後不要再理他們!”
年底⽼鄧仍然健在,早報急不可待
了。1995年12⽉30⽇,《聯合早報》周
末“⾔論版”,⽤半個版刊登我的⾧⽂:
《鄧⼩平——本世紀最具爭議的政治
家》
該報此⽂的⼤字提要(即編者按)
說:“1995年即將結束,這⼀年,中國在
國際事務上,扮演了舉⾜輕重、富有建設
性的⾓⾊,對世界、特別是亞洲的未來發
展,起著極⼤的影響⼒。⽽在這崛起的背
後,是⼀位令⼈矚⽬的偉⼈——鄧⼩平。
本⽂作者乘此新舊年交替的時刻,描述他
的功績與貢獻,肯定有特別的意義與參考
價值。”
早報無愧⼈稱“⼈民⽇報新加坡版”:
拙作未⾒“偉⼈”之稱,描述的不是“功績
與貢獻”、⽽是“功績與過失”。我定位“鄧
⼩平時代是開明專政時代”……好在他們
⼀字未改地刊登了我三千字的⽂章。主要
內容摘要如下——
世紀初降臨、必將在世紀末逝去的鄧⼩
平,已與世紀同⾏了90多年。本世紀是⼀部
完整的社會主義興衰史。世紀前半葉,由列
寧、⽑澤東創⽴的歐、亞社會主義制度;在
世紀末,由⼽爾巴喬夫在政治上、鄧⼩平在
經濟上⽡解。為此,卓越的改⾰家⼽爾巴喬
夫和鄧⼩平將名垂青史。
鄧⼩平被譽為“改⾰的總設計師”,其功
績是推⾏市場經濟使中國經濟現代化——已
被舉世公認,無論其⾂民抑或敵⼈。但是,
對鄧在政治改⾰⽅⾯的評價則有天壤之別,
且在海內外皆貶多褒寡。⾮但⽬前難蓋棺定
論,且可能⾧期爭議,並將影響下世紀中國
政治⾛向。
⼀、改⾰保守雙重⾓⾊
我⽤500字評述鄧⼩平直⾄80年代末的
簡單經歷,最後⼀句是:80年代末期,爆發
學運僵持50天,武⼒鎮壓慘死數百⼈,釀成
巨⼤悲劇;鄧以江澤民取代趙紫陽,政治經
濟全⾯緊縮;辭去軍委主席,成為退⽽不休
的“普通黨員”。
⼆、政治特⾊與最終定位
90年代初期,鄧⼩平“南巡講話”倡導市
場經濟,推崇新加坡經驗;⼗四⼤經改加
速、政改停滯。鄧在⽑死後,“忽左忽右”地
左右中國政局20年。
作為“打江⼭坐江⼭”的第⼀代,鄧⼩平
具有強烈正統的政治信念,即他總結的“四
個堅持”,核⼼是堅持⼀黨專政的統治。異
於⽑,鄧出過國、喝過洋墨⽔,較具現代思
維;全家深受⽂⾰迫害,對中共弊端深惡痛
絕;因此對政治改⾰有強烈⾃覺意願。⼀黨
專政的強烈信念與政治改⾰的強烈意願之間
的強烈⽭盾,鑄成鄧20年的⽭盾⼼態和⽭盾
舉措。鄧傾向專制派的元⽼時,被斥為保守
派;轉向民主派的胡耀邦和趙紫陽時,被譽
為改⾰派。中國政局也相應地周期性震
盪,“逢單年左、逢雙年右”。鄧的思想深
層,專政是⽬的,改⾰是⼿段;如他所
⾔:“政治改⾰是為了加強和改善黨的領
導”。⼆者不能平起平坐,更不能本末倒
置。此即鄧與胡趙的本質分歧,最終導致胡
趙被遺棄。
若⾔“林彪反叛”是對⽑澤東“⽂⾰理
想”的最⼤打擊,“天安⾨事件”則是對鄧“政
改理念”的致命⼀擊。但85歲的鄧未像78歲
的⽑⼀蹶不振,⽽以務實精神反思探索;近
90⾼齡時,振聾發聵倡導市場經濟、推崇新
加坡經驗,使中國經濟再次騰⾶。
鄧⼩平最終為中國確⽴了市場經濟化、
政治穩定化,即政左經右的新權威主義航
向;把⾃⼰的形象定位在“加緊政治控制、
推進經濟⾃由、鞏固中共統治”的新權威。
三、政治改⾰三⼤遺產
1980年,鄧發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
改⾰》,深刻剖析中共集權主義、特權制等
封建主義弊端,尖銳指出中共重⼤錯誤的根
源是制度問題,明確提出要政治改⾰、創造
⽐(他肯定的)西⽅資本主義更⾼更切實的
民主制度。儘管此次改⾰不幸夭折,但經政
治局通過、載⼊“鄧選”的此篇⽂獻,是鄧政
改思想的光輝頂峰,將為⽇後政改提供深刻
的理論依據。
1987年,鄧主導的⼗三⼤通過趙紫陽提
出的政改⽅案,從民主政治、加強法制等七
⼤專題,詳細論述政改的⽬標和措施。“六
四”趙被廢黜,鄧仍說:“⼗三⼤決定,⼀個
字都不能動!”此《政改⽅案》政治上的合
法性、實踐上的可⾏性,無疑是今後新政改
的良好基礎和較⾼起點。
1992年,鄧的《南巡講話》表⾯是論述
經濟問題。但這是他⽣前最後、也是最傑出
的政治⼤⼿筆。鄧強調“不問姓社姓資”,淡
化意識形態,為將來可能的政改掃除無謂的
障礙。他提出“學習新加坡經驗”,為政改指
引⽅向、提供榜樣。儘管中共不願學習新加
坡的政黨政治和議會民主,但法治精神和中
⽴專業的公務員制度,都可成為未來政改的
突變⼜。
⽑澤東死後,中國每前進⼀步,皆是對
⽑理論和實踐的批判與反動。鄧則為中國繼
續前進提供了廣闊天地,即使在最艱鉅的政
改領域,也提供了上述三⼤遺產。鄧⼩平最
寶貴的政治遺產,就是後⼈不必“批鄧”⽽重
新政改,以順應時代潮流逐步政治民主化。
鄧還有另⼀份遺產。若新領袖⾧期堅
持“只經改不政改”的鄧⼩平晚年思想,使腐
敗和治安等社會問題繼續嚴重惡化,將激化
社會⽭盾,引發政局震盪——⼈們相信他們
不會保守和愚蠢到如此地步。(⽬前情況如
何?筆者不敢妄議,看官⾃有明斷!——閻
2017年注。)
四、歷史、現實、未來
⽑澤東時代,是只許擁護、⽽且必須擁
護的獨裁專制時代;鄧⼩平時代,是不許反
對的開明專政時代,⼈們有了沉默與中⽴
的“不擁護”的權⼒。百姓只要不在政治上有
組織地公開反對中共,就能在經濟⽂化領域
具有相當廣泛的⾃由;民間社會初⾒雛形。
20年前⽑逝世,留下⼀個政治、經濟、社會
危機深重、閉關鎖國前途渺茫的國度。當鄧
離世時,儘管存在著道德危機嚴重等社會問
題,但是⼈們看到經濟⽐較繁榮、政局相對
穩定、國際關係融洽、充滿信⼼與活⼒的中
國,正在現代化的軌道上⾼速前進——這就
是鄧⼩平對中國、乃⾄對世界的真正貢獻。
20世紀已⾛完95年漫⾧歷程,最後5年
即將來臨之際。我希望並且深信:21世紀的
中國,必將政治民主、經濟富強、法治健
全、⼈民⾃由,在國際舞台上扮演更舉⾜輕
重、更富建設性的⾓⾊——屆時,歷史將為
鄧⼩平最終蓋棺定論。
在我⽂章之後,聯合早報⽤⿊體字介
紹我的經歷,從清華畢業,到法國、美國
的諸單位,直⾄任東亞所研究員;最後⼀
句是:“現從事中國政治、社會問題的研
究、分析和寫作。”《海峽時報》的同仁
反應強烈:“您來時報好幾個⽉了,早報
故意不提您是我們的同事。太⼩氣
了!”曾經同為英國殖民地的新加坡,與
⾹港⼀樣,英校⽣看不起華校⽣、英⽂媒
體⾼華⽂媒體⼀等。早報按新加坡法定周
休⼀⽇半,海峽時報卻按西⽅慣例休兩
天,待遇還⽐早報優厚許多。還是馮總深
刻:“早報急著發表,是怕鄧⼩平久拖不
亡;將來發表時,不得不注明作者是我們
時報的專欄作家啦!”企業之間為經濟利
益,競爭得你死我活;事業單位為名譽聲
望的競爭,也⽤盡⼿段。名、利;名、
利!個⼈和集體都躲不開,只是側重不同
⽽已!
12-5        有關港台和釣⿂島的⽂章
1995年12⽉2⽇《海峽時報》周末評
論/分析版(此後我的專欄⽂章多在此
版),整版刊登我⽤半個⽉精⼼撰寫的四
千字⾧⽂《台海從此不平靜——中台關係
的回顧、分析與展望》。我回顧,今年將
以中台關係戲劇性變化⽽載⼊史冊。我分
析,⼤陸對李登輝競選總統的三策是:上
策,壓李退選;中策,逼李遲選;下策,
迫李低票當選。⼤陸最不願意的是:李⾼
票當選、台獨⼤勝。我展望,⼤陸將繼續
加強“⽂批武嚇”保持適度壓⼒。我認為,
冷戰⾧期延續,熱戰不會發⽣!⼤陸的戰
略考慮應是“三不影響”:不影響經濟發
展、東亞和平、世界均勢。將按我杜撰
的“彈簧理論”對付台灣:不管它,亂蹦亂
跳;輕壓,反彈厲害;重壓,它即就範;
狠壓,彈簧破裂、刺傷⼿指,兩敗俱傷。
結束語必然要調侃政客:“對中台關係不
應盲⽬樂觀,也不必過分悲觀。政治是妥
協的藝術,政客都是現實主義者。⼈們應
相信:政治家不⽐凡⼈聰明,但也不會⽐
我們太愚蠢。”
這是我以《海峽時報》僱員⾝份發表
的第⼀篇⽂章。10⽉寫四篇評論五中全會
的開⾨紅⽂章時,還未正式上班,因此⽂
末介紹作者是“中國政治分析員”。這
篇“台海”及此後的近百篇⽂章,均在⽂章
後注明“作者在海峽時報中國部,原⽂是
中⽂,由某某翻譯。”
海外講座,⾸尾常講笑話。在東亞所
時,主持⼈曾介紹:“請政治學家閻淮演
講。”我於是順著主持⼈的介紹開講:“某
家⽣四⼦,⽗親說,⽼⼤聰明當科學家,
⽼⼆能幹當企業家,⽼三笨且壞就幹政治
家吧!”聽眾看著在場官員哄笑。我繼
續:“爹地說⽼四⽐⽼三還壞更蠢、什麼
也幹不了,就濫竽充數弄個政治學家吧。
我這德⾏,也就只能混成政治學⼈了,不
敢誤⼈⼦弟,今天就來誤⼈⽗⽼叔伯
吧!”我過去以“獨⽴政治分析員”⾝份接
受時報採訪時,同樣經常取笑各國領袖。
現在是該報的專欄作家,還想保持⼀貫劣
習;就在⾸篇⽂章最後,如上所述,調侃
包括新加坡在內的所有政治家。我在測試
各⽅的容忍度。結果:送審馮總、毫無異
義,發表之後、上峰泰然。此後我愈發⼤
膽放肆。
新加坡是全世界中國與台灣之外,唯
⼀華⼈居多數的獨⽴政治實體,並與雙⽅
關係皆極佳;是除美國外,最關⼼兩岸關
係且與之休戚相關的。上述台灣問題的⾧
⽂發表後,新加坡朝野反響強烈,我彷彿
成了兩岸關係專家,又被最⾼層命題作
⽂。我在國內對台灣問題毫無研究,到海
外也是靠對中共的了解混飯吃。臨時抱佛
腳,惡補中台關係,又趕出兩篇:12⽉中
旬,《捕⿂糾紛——中台衝突的⽕藥桶》
和《在中國,誰決定對台政策?》分別以
半個版的篇幅發表。
中台關係的三篇⽂章,也引起台灣在
新機構的重視,駐新加坡台北代表處⽂教
秘書張泰來和賈慧分別“約飯請教”。此⼆
⼈皆為職業外交官,新世紀都任台灣駐外
副代表,相當於副⼤使。
此後,中台之間⾵吹草動,⼤陸即聞
⾵起舞(武),我則奉命隨⾵起⽂。僅在
1996年台灣⾸次總統直選前後、兩岸關係
異常緊張的第⼀季度,我就又發表六篇有
關台灣的⽂章。其中⼀篇於3⽉13⽇⾺來
西亞中⽂的《南洋商報》以《全⾯戰爭不
可能爆發——專家認中台緊張會持續⼀段
時間》為標題,翻譯轉載。轉⽂第⼀句即
是“這是新加坡海峽時報⼀名作者蔣安
(譯⾳)的看法。”整個譯⽂基本符合我
的思路,但從中⽂翻譯成英⽂、再翻譯回
中⽂,難免個別意思不準確。他們得不到
中⽂原稿的原因如下:
此前,1⽉在新加坡新聞部⾧的招待
酒會上,陳繼豪副部⾧介紹我就是“江
安”時,港台和⾺來西亞駐新加坡的幾位
記者站站⾧,希望我今後可以提供中⽂底
稿,利於他們翻譯轉載時的準確性;新加
坡電視台⾧也表⽰,電視台也想經常採訪
我。這⼀切請求,當即被馮總以知識產權
歸時報,⽽斷然拒絕。
1996年5⽉,台灣陸委會主任張京育
與幾位新加坡的台灣問題專家座談,彼此
交換看法。這是我94年訪台後,⾸次與台
灣⾼層再次接觸。張對我的⽂章很感興
趣,我也請教了許多問題,對我此後的多
篇中台關係的⽂章不無益處。
1997年4⽉,我發表了最後⼀篇論述
中台關係的⽂章《無新意、有善意、需創
意!》,就江澤民對台問題的最新講話精
神——若中國統⼀,台灣領袖可任國家副
主席,作評論說:“96年8⽉筆者曾建議:
將來兩岸採⽤聯邦或邦聯的模式,統⼀在
PRC和ROC兩個中國之外的CHINA中國
的國號之下,如⽇本、蒙古、⾺來西亞等
世界約三分之⼀的單名國家。也可如英
國,其全名“⼤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
國”,⼤不列顛(即英倫三島,包括英格
蘭、蘇格蘭和威爾⼠)與北愛爾蘭,在⼈
⼜、⾯積、實⼒皆相差甚遠,但兩地區在
國名中卻可並列,給⼈啟迪。”
1996年下半年臨近“九七⼤限”,⾹港
問題升溫,我被要求撰寫有關⽂章。在惡
補後,於⾹港回歸前的⼋個⽉裡完成五篇
命題作⽂——中國怎樣領導⾹港
(1996.9.28);倍受爭議的⾹港駐軍
(12.3);港府修改刑訴法中英再掀⼤爭
執(12.19);台灣與⾹港(1997.5.8);
北京需要並能實現⾹港的繼續穩定與繁榮
(5.18)。
《釣⿂島是中國固有領⼟》
(1996.9.21)
1996年7⽉,⽇本“青年社”在釣⿂島
上修建燈塔,掀起海外華⼈新⼀輪保釣運
動。1990年訪台灣時,受邀在“愛盟”(因
保釣⽽成⽴的)19周年慶典演講,被“愛
盟”領導⾺英九、胡志強、郁慕明等⼈補
了⼀堂“保釣”教育課(在⼤陸對此⼀無所
知)。我覺得不能沉默,遂請教1989年離
國赴法時在⾹港幫助我的郭少棠教授(亦
為保釣義⼠)。⾃報此題⽬,得到批准發
表。
《中國對⽇本,為什麼不強硬?》
(1996.10.4)
1996年9⽉26⽇,港⼈陳毓祥欲登釣
⿂島,不幸溺⽔⾝亡;使如⽕如荼的海外
保釣運動更上⼀層樓,相⽐之下,中國政
府卻對⽇軟弱。氣憤之下寫出此⽂,我分
析中國軟弱的四條原因:⼀、全球戰略:
聯亞(洲)睦鄰抗美;⼆、經濟發展:需
要⽇資;三、微笑外交:避免中國威脅
論;四、民族主義:引發民主的雙刃劍。
我的結束語現在仍管⽤:“海外保釣運動
⾵起雲湧,中國再不能‘任憑⾵浪起,穩
坐釣⿂台’。亡⽺補牢猶為未遲,後發制
⼈的中國應該在不嚴重損害上述四點的情
況下,以⽐過去稍微強硬的態度和⾏動,
逼迫⽇本回到‘擱置主權、共同開發’的舊
⽇共識上。徹底收回釣⿂島,⼀勞永逸解
決此難題,為時尚早。”
12-6        中國時局分析
對中國⼤陸時局的分析預測是我專欄
⽂章的重點,佔總篇數的⼀半。按其內容
可分為以下幾類:
第⼀類、會議評論
⼈稱:“國民黨稅多,共產黨會
多。”國民黨稅之多寡,無親⾝體會;共
產黨會是真多,在國內深受其害,到海外
⾝受其利。在東亞所就吃過黨代會和⼈代
會的飯(寫其論⽂),到報社就更頻繁
了。春天的⼈⼤政協,秋天的中共中央全
會,是中國政治⽣活的重頭戲。(1994年
四中全會和1995年五中全會關於⼈事決議
的內涵,都讓我蒙對了,抬⾼了我在東亞
所和時報的聲望。)
1996年3⽉,⼈⼤政協兩會期間我撰
⽂四篇:會前預測、會中分別介紹兩會的
概況、會後綜述會議三⼤特點(強調依法
治國、反腐呼聲⾼漲、突出地⽅利益)。
《六中全會與精神⽂明》
(1996.8.13)
預測全會關於精神⽂明決議的重要性
和局限性。⽂中說:“筆者再次強調‘制度
⽂明’。例如,肅貪反腐必須:健全⼈事
制度,不能貪;嚴厲制裁法律,不敢貪;
中薪養廉,不必貪;強化職業道德,不願
貪。前三項屬於制度⽂明,只有最後⼀項
是精神⽂明。可惜中共還未認識制度⽂
明。”六中全會結束後,我研究其⼀萬五
千字“關於精神⽂明的決議”,概括四⼤特
點:意識形態濃厚,強調經濟建設,緊縮
⽂化控制、加強江澤民地位。時報分兩天
刊登(11.6,11.8)。
《中共⼗五⼤:中國今年最重⼤事件
——鄧時代終結與江時代開啟》
(1997.2.15)
⽂稱:“鄧⼩平已經沒有能⼒主導下
半年的⼗五⼤,無論屆時他在世與否。⼗
五⼤都將是20年來,第⼀個沒有鄧⼩平本
⼈及其影⼦的黨代會,它將是鄧時代的終
結。”(不料,鄧竟在四天後去世,同事
戲稱被我咒的。)
《⼗五⼤的預測和分析》(1997.2.16
⼀整版)
我對於會議的召開時間、籌備⼯作、
⾼層變動,進⾏分析預測。2⽉18⽇,⾹
港《信報》又將英⽂⽂章翻譯成中⽂轉
載。
第⼆類、領袖褒貶
依時間順序主要有以下幾篇,括號內
是發表時間:
《李瑞環:最年輕的第三代領袖》
(1995.12.19);《李鵬為加強地位出席
亞歐會議》(1996.4.6);《張萬年:最
⾼軍事將領》(1996.4.26);《胡錦濤和
第四代領袖》(1996.9.26);《江澤民在
鄧後仍將掌權》(1996.6.21);《江澤民
已牢固控制軍隊》(1996.6.27);《元⽼
作⽤的回顧與展望》(1996.7.5);《江
澤民現在擁有不可動搖的地位》
(1996.10.12);《賈慶林任北京市⾧拉
開⼗五⼤⼈事序幕》(1996.11.11);
《彭真:資格最⽼、⼀⽣坎坷、晚年失
意、臨終起落》(1997.4.28);《中國領
袖排⾏榜》(1997.4.29);《中國的元⽼
的演變》(1997.5.5);《已故領袖⼦⼥
今安在》(1997.5.11)。
鄧⼩平逝世前後軼事
1997年之前,鄧在世界各國媒體上已
經死了無數次,我也經常被各路朋友詢
問。我只能回答,沒有確切消息!1995年
4⽉,⽐鄧⼩平⼩⼀歲的陳雲去世後,各
界倍加關注鄧的⽣死存亡。早報⽴即約我
寫“悼念亡鄧”的⽂章,準備隨時發表。
1995年底早報等不及,即以“評論活鄧”的
形式發表。1996年底遵時報馮總之囑,我
把上⽂進⾏修改,加進兩年以來新的思
考,時報翻譯成英⽂,以備不時之需。
1997年2⽉,鄧⼩平病故的消息不斷
傳來,我也不斷地被要求証實。19⽇晚10
時,鐵哥們宋克荒(中共元⽼宋任窮之
⼦)在中國北京中南海的家裡,⽤39局保
密電話打到我在新加坡的家中:“⼤⽼闆
⾛了,海裡封港;你聽外⾯的汽⾞聲
⾳。”離國前我在康華公司,都說鄧樸⽅
是我們⽼闆,⼤⽼闆就是⽼鄧了。鄧亡,
中南海戒嚴;電話裡果然不平靜。⼆⼗多
年前,1971年9⽉,也是宋從北京寄信⽢
肅,告我林彪及妻、⼦死訊。我隨即電話
馮總:“鄧已亡!消息準確,不要問來
源。中國不會匿喪不報,今夜肯定公布,
快準備稿件,明⽇⾒報。”11時,科技部
葉丹局⾧也來電話報同⼀消息。果不其
然,幾⼩時後,20⽇凌晨2時45分,新華
社正式公鄧亡布消息。
《鄧⼩平:蓋棺未定論的政治家》
(1997.2.20⼀整版),刊登早已準備好的
⽂章。
《簡樸後事、客觀評價、真摯情感》
(2.26⼀整版)
鄧⼩平追悼會次⽇,時報又是⼀個整
版刊登我評論治喪活動的⽂章。對⽐21年
前⽑澤東去世時,勞民傷財的隆重活動,
我對鄧的後事評價較⾼。並以⼀個良好的
祝願結束全⽂:“中國第三代領袖完全獨
⽴⾃主地處理的第⼀件全世界矚⽬的⼤事
——鄧⼩平的治喪活動順利圓滿結束。這
是⼀個良好的開端、⼀個吉祥的預兆。我
希望:正如江澤民⽇前對哈薩克總統所
⾔,‘中國的發展會更好,對⼈類和平發
展和進步作出更⼤貢獻。’”
第三類、年度預測和總結
《1995——江澤民權⼒鞏固之年》
(1996.1.16⼀整版)
⽂中說,“江澤民在處理⼈際關係、
運⽤政治權術⽅⾯,確實⽐其前任、銳意
改⾰的胡耀邦和趙紫陽,⽐其同僚、‘⼤
愚若智’的李鵬、深藏不露的喬⽯、鋒芒
畢露的朱鎔基,略勝⼀籌。歷史在前進、
時代在演變,⽑澤東的偉⼈時代⼀去不
返,鄧⼩平的強⼈時代稍縱即逝,江澤民
的能⼈時代已經降臨。1995年,儘管有不
少⾃然災害,仍是農業空前⼤豐收的⼀
年;同樣,儘管有不少政治⾵波,也依然
是江澤民政治⼤豐收的⼀年。”
《1996——講政治、論統⼀、保穩
定》(1996.1.25⼀整版)
“論統⼀”是指中國當年提出的“統⼀
思想、統⼀步調、統⼀⾏動,以統⼀保社
會穩定。我最後說:“不期望江澤民能加
速政治改⾰、推進全⾯現代化,⾄少應對
⽇益惡化的官員腐敗和社會治安,採取有
效措施予以改善。如是,則百姓有幸,江
的合法性基礎將加強。”20年啦,腐敗和
治安⼀直是中國的痼疾和癌症!
《中國1996:經濟健康、外交順利、
政治穩定》(1997.1.12兩整版)
簡單摘要如下:“經濟軟著陸,通貨
膨脹由94年的21%、95年的14%,降到
6%,⽽經濟增⾧10%近年⾸次超過通
膨。中國與美、俄、⽇、印等⼤國關係明
顯改善,中國領袖出訪36個國家,有41國
領導來訪。政治加強控制⽽持續穩定,強
⼒鎮壓異議分⼦。鮑彤刑滿仍被軟禁,王
丹和劉曉波再次⼊獄。托克維爾說,⼀個
壞政府最危險是它企圖變好時。中國現在
沒有‘變好’,近期也無此企圖。因此,它
既沒近憂,又無遠慮。”我如此犀利的觀
點已被新加坡⾼層默認。這就是王岐⼭近
年推薦的《舊制度與⼤⾰命》的主要論
點。
1997年1⽉,《海峽時報》週
末版第⼀、⼆兩個整版套紅刊
登作者筆名Jiang        An的⽂章。
這篇⽂章被刊登在“星期⽇版”的第
⼀、⼆兩個整版上,⾸版套紅、特⼤號字
體的通欄標題。馮總說:“周⽇版是銷售
量最多、影響最⼤的,上層(李光耀的代
稱)已同意,您今後重要⽂章都刊登在這
裡。”
第四類、民族及軍隊
《西藏:中國的另⼀塊⼼病》
(1996.10.31⼀整版)
針對我的⽂章,次⽇有讀者發來整整
⼀⾴紙的問題。過去來電話表達看法、提
出疑問者常有,電話轉我,簡答之。這次
要認真對待。我在第三⽇(11.2)的報紙
上公開作答。
《新疆:危險的信號、嶄新的難題
——民族分裂與恐怖主義結合》
(1997.3.29)
《中央軍委與中國軍隊》(97.3.2整
版,⾹港《信報》3⽉4⽇翻譯成中⽂轉
載)
《誰掌握槍——中國軍隊與黨的關
係》(97.4.13整版)
我的失誤
前⾯提到我“過五關斬六將”的光輝戰
績,但也有“⾺失前蹄⾛⿆城”的劣跡。
1、1996年9⽉《中共恢復黨主席制度
的益處》。⽂中說:“明年⼗五⼤改總書
記為主席制的消息,年初即傳出,雖未被
官⽅証實,但⽬前更為海外媒體廣泛傳
播。我認為若恢復黨主席制有三點益處:
1、江澤民任黨政軍三主席,有利於鄧後
黨政軍⼀元化。2、李鵬總理任滿,改任
三個副主席,不任⼈⼤委員⾧,避免委員
⾧⾼於總理。3、胡錦濤任總書記,名正
⾔順領導書記處,第三、四代核⼼順利過
渡。”⼗五⼤召開時,我已離開報社,也
無⼈記得⼀年前我的預測說辭,但畢竟是
我的重⼤失誤!
2、1997年2⽉《⼗五⼤的預測和分
析》。對中國盛傳常委可能增為九⼈,我
認為有可能,是為誤判。⼗六⼤常委才變
成九⼈,朋友取笑挖苦:“你五年早知
道!”
3、新世紀我重返美國,馮總仍經常
諮詢我。我認為2002年中共⼗六⼤,江澤
民會全退。結果,他無恥、我無能,我栽
了!
12-7        對中國的批評
《中國政府VS魏京⽣——為什麼?
怎麼辦?》(1995.12.30)
1995年12⽉,被中國關押了20個⽉的
魏京⽣,又被重判14年。我要求發聲,馮
總婉轉反對。我堅持:“剛來報社40天,
就遇到中國民主運動標誌性⼈物魏京⽣再
次被重判事件。我這次沉默,今後就失去
發⾔權。若李資政怪罪,你就說勸阻無
效;我從此⾦盆洗⼿‘改正歸邪’。”馮總
⾻⼦裡是⾃由主義者,放⾏。
這是我在新加坡公開“⼲涉中國內
政”(中國對海外批評的說辭)的⾸次,
也可能是末次,要把話說夠!我以故事開
頭,“幼時被告知;左鄰單⾝⼥⼦亂搞戀
愛,要⼲涉;右舍⽗母打孩⼦,⼈家內務
不能管。成年⽅明⽩:青年戀愛個⼈隱
私,無權⼲涉;打孩⼦犯法,家庭暴⼒⼈
皆該管。”中間四千字,分析“殺猴儆
雞”的⽬的,預測“⼈質外交”的釋放形
式:(肯定不會關魏14年!)
1、吳宏達(已⼊美籍的民運⼈⼠)
模式,驅逐出境;但只對“外國⼈”有效。
2、王丹模式,出獄後控制(半年前
又被捕),不可能。王和魏⾸次出獄都不
願出國並再次“犯事”⼊獄,政府不會再讓
他們在國內⽽獄外。
3、王軍濤模式,保外就醫直⾶美
國。中國肯定經過討價還價,在最有利的
時機、以最有利的價格,把魏京⽣賣給美
國。魏同王軍濤⼀樣,極不願離開祖國,
但政府會運⽤各種⼿段逼魏就範。”(果
不其然!1997年底克林頓總統訪華前,魏
京⽣保外就醫、直接流放美國。——閻
2017年注)⽂章當然還要以故事結
束,“過去看古裝戲,官兵捉不到義⼠,
抓其親屬、迫其就範。現在看警匪⽚,匪
徒被困,以⾃⼰妻兒親屬為⼈質、逼警察
放⾏。——⼈⼼不古,世道真變了!”
關於魏京⽣的這篇⽂章發表在年底,
1996年的新年在喜憂參半中度過。朋友讚
賞:“新加坡官媒為民運⼈⼠喊冤、反對
中國政府,頭⼀遭,好!”《聯合早報》
中國同⾏羨慕:“也就英⽂報紙⾃由度
⼤,俺們中⽂的,屁都不敢放⼀個!”哥
們擔憂:“可別砸了飯碗?”我:“不⾄
於!最嚴重是今後不許踩雷。”嘴上硬、
⼼裡顫,將來若是戴著枷鎖跳舞,就不好
玩了!節後平安無事,虛驚⼀場。此後,
放開⼿腳、甩開臂膀,盡情放⾔。以下都
是我⾃⼰的選題。
《北京重判王丹的利弊得失》
(1996.10.31)
我的強烈不滿,已在去年重判魏京⽣
時表達,重話輕話、諷刺挖苦⽤盡。夫復
何⾔?但是在新加坡的中國知識分⼦不能
沉默!當天疾書短⽂,摘要如下——
“天安⾨學⽣領袖王丹被捕17個⽉
後,剛才得知:北京法院僅⽤幾⼩時,便
迅速以‘顛覆政府罪’重判11年。可以預
料,國際輿論必然為之嘩然。中國可以不
顧反華勢⼒的抨擊和⼈權組織的抗議。但
⼀般世⼈皆不認為:給領導寫封異議信、
與海外民運組織通個電話就是煽動叛亂,
更不相信:被嚴密監視、⼿無⼨鐵的27歲
病弱青年能夠顛覆政府。——這畢竟與國
際慣例不符,距百姓常識太遠!
六中全會閉幕次⽇重判王丹,為其精
神⽂明決議實例注解,為意識形態全⾯緊
縮添磚加⽡,使異議分⼦不敢在⼗五⼤前
異動。92歲的鄧⼩平健康⽇差,北京希望
鄧歸西時,政治穩定和社會安定。歷來對
北京鎮壓異議分⼦反應最烈莫過美國與⾹
港。現在,美國總統⼤選,⾹港推選特
⾸;注意⼒內轉,真是良⾠吉⽇!
去年重判魏京⽣14年,海外媒體喧嘩
不到14天;按此⽐例,這次不過⼗餘⽇。
北京裝聾作啞,硬著頭⽪⼀頂即過。同過
去⼀樣,中國取得眼前利益,但⾧遠所失
恐難預料。鎮壓反抗、鞏固政權,古今中
外、概莫能外。我只期望中國在這⽅⾯也
像經濟領域⼀樣:盡快與國際接軌,做的
更⾼明些、更⽂明些!”
當天評論版已經整版排上我談西藏的
⽂章,⽽我希望在王丹被判刑的次⽇,我
的抗議聲⾳能發出。結果只能在東亞版⽤
半個版刊登此⽂。於是,竟出現:同⼀
天、同⼀份報紙發表同⼀作者的不同⽂
章。
《⽂⾰三⼗年,中國為什麼鴉雀無
聲?》(1996.5.31⼀整版)
全⽂四部分:問題的提出、近期直接
原因、中期社會原因、⾧期政治原因。結
束語,“筆者希望:中國第三代領袖能認
真解決制度問題,使中國真正⾛上民主與
法治的軌道。在⽂⾰35或40周年時,能公
開嚴肅地總結⽂⾰教訓。讓全中國和全世
界⼈民放⼼——⽂⾰的悲劇永遠不會再重
演!”
2016年⽂⾰五⼗年,清華⼤學⽂⾰時
在校學⽣、百餘古稀⽼翁經過半年籌備,
從全國和全世界匯聚北京擬召開“⽂⾰反
思會”,遭無關⽅⾯無理阻撓,兩易會場
⽽不得。最後我提議不預定,明⽇徑直去
⼀我熟悉的“合川”⼩餐館。我們電話通知
外國和外地同學30⼈於次⽇中午赴會,其
餘百餘⼈只能下午回清華露天集會。⼆⼗
年前,我“公開總結教訓”的期望落
空,“讓世⼈放⼼”的奢望又如何?不管看
官是否放⼼,反正我憂⼼忡忡。
《天安⾨⾵雲⼈物今安在?》
(1996.6.4⼀整版)
5⽉中旬又逼近那個⽇⼦,我擬定題
⽬,越洋電話聯繫“⼈物”,完成⽂章。要
求⼀定整版刊登在“六四”當天,可以有廣
告,最好不要其它⽂章來搗亂。結果如願
以償,上半版我⽂章,下半版IBM廣告。
⽂章這樣開始:“七年前的今天,北京發
⽣震撼世界的天安⾨慘案。當年——中國
政府通緝的‘反⾰命暴亂的組織者’,海外
媒體讚譽的‘民主運動的⾾⼠’;如今——
⾝在何⽅?⼿操何業?⼼想何事?筆者⽇
前與其中⼗幾位熟悉的朋友通話,取得第
⼀⼿資料,以饗讀者。”正⽂分三部分:
⼀、民運精神領袖⽅勵之,詳細介紹。
⼆、⾸批被通緝七位知識分⼦,嚴家祺、
包遵信、陳⼀諮、萬潤南、蘇曉康、王軍
濤、陳⼦明,較詳細介紹。三、被通緝的
21位學⽣領袖,重點介紹通緝名單前五
名,其後簡要介紹其他⼈。上述諸位,⼤
部分是我朋友,只有少數可以回國。⽂章
最後寫道:“我想起歌曲《松花江上》:
九⼀⼋(六⽉四),九⼀⼋(六⽉四),
從那個悲慘的時候,脫離了我的家鄉,拋
棄那無盡的寶藏,流浪!流浪!哪年哪
⽉,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爹娘
啊,爹娘啊,什麼時候,才能歡聚⼀
堂?”馮總說;“能讓您紀念‘六四’已不
易,這段太煽情,建議刪掉。”我忍痛割
愛。
《中國為什麼管制經濟信息?》
(1996.3.29)批評中國發出《關於授權新
華社對外國通訊社在中國境內發布經濟信
息實⾏管制的通知》。
《中國監禁國際貨幣組織僱員背後的
故事》(1996.8.2)抗議中國逮捕IFM僱
員洪揚的事件。
12-8        我感興趣的⾃選專題
《中國政壇的“清華幫”》
(1996.5.19)
清華⼤學成⽴於1911年,校慶定在每
年“五⼀節”前的周末;學校逢五逢⼗的周
年⼤慶,活動豐富,⽼同學們參加也踴
躍。1996年85周年校慶,距我上次參加校
慶已⼗年;雖然近兩年回國,北京的⽼師
和同學經常聚會,但外地同學⾒⾯很少,
這次特想回去湊個熱鬧。無奈年初春節回
國團聚及隨後的⾺來西亞和泰國的兩次遊
玩,三周的年假已⽤完,只好假公濟私
啦!我遊說馮總:“中國政壇現在是‘⼤清
王朝北⼤荒’,清華⾼官佔據要津、各⽅
關注。我對此⼩有研究,想這次校慶出差
回去,‘公私合營’、公私兼顧,進⼀步了
解,回來寫⼀篇⾼質量的⽂章。”獲批
准!4⽉25⽇我回國⼀周,返新後發表
《中國政壇的“清華幫”》,摘要如下——
⼀、清華校友⾼官多,政治局和常委
佔1/4,3位⼈⼤副委員⾧、3位政協副主
席及領導⼈中唯⼀⼥性;中央委員會中
1/10。
⼆、名師薈萃⾼徒滿堂,中科院和⼯
程院的院⼠中1/3在清華學習⼯作過;清
華現教授有科學院院⼠16⼈,⼯程院院⼠
15⼈。
三、為什麼清華⾼官多
1、⼊校學⽣起點⾼,⽂⾰前優秀中
學⽣考⼯科,清華為⼯科之⾸。
2、重視基礎教育(六年制,兩年基
礎課、兩年專業基礎課),畢業專業適應
性強;培養學⽣幹部領導能⼒,朱鎔基、
胡錦濤、吳邦國、⿈菊都是品學兼優的學
⽣黨員。
3、分配基層、成⾧較快。⽂⾰畢業
⽣,⼯科分配基層廠礦,⽐分到機關學校
的⽂理⽣,更能施展才能。歷來“清華⼀
條蟲,出去⼀條⿓”,⽽清華之⿓則升遷
必速。70年代,胡、吳、⿈已處級。
4、⽂⾰後,重視年輕有知識的幹
部,素質⾼已升官的清華學⼦,⼤量迅速
⾼升。胡吳⿈80年代初局級、80年代中省
部級、90年代初成為中央領導。
四、下世紀清華幫更重要。我預測:
2002年胡錦濤總書記,吳、⿈政治局常
委。清華畢業的第四代領導還將有:統戰
部副部⾧劉延東,唯⼀⼥⼠;習近平37歲
任福州市委書記,最年輕的省會書記。
(我的預測又都蒙對了,唯⼀沒猜
準:習近平能任總書記。)
《局限在農村的民主選舉》
(1996.12.4)
1996年冬,北京重判王丹後,國際輿
論普遍譴責,中國轉移視線,極⼒宣傳鄉
村的民主選舉。西⽅媒體認為它將⾃下向
上蔓延,是中國民主政治的開端。我不以
為然,主動撰⽂反駁,簡摘如下——
⼀、農村確有民主選舉。1987年中國
頒布《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經過近⼗年
的試點和推廣,全國⼀百多萬村莊有了民
主選舉的村領導,其中1/3不是黨員。此
乃巨⼤進步,並且不可逆轉。
⼆、民主選舉只在村莊。中國憲法:
中國是中央、省、市、縣、鄉五級政
府。“村民委員會”是群眾的⾃治組織,不
是⼀級政府,與五級政府有完全不同的組
織架構和產⽣⽅式。
三、中共不允許民眾政治。⾸先在實
踐上,中共壓制獨⽴候選⼈參選和當選,
避免⾻牌效應,形成反對勢⼒。其次在理
論上,若允許獨⽴⼈⼠競選,他勢必組織
其⽀持者助選,形成反對中共候選⼈的政
治團體,即是反對黨雛型,犯了中共⼤
忌。現在只有在中共⾸肯的候選⼈中挑
選,即“差額選舉”,⽽沒有真正的民主選
舉。
結論:在堅持⼀黨領導、禁⽌反對黨
存在的中國,鄉村的民主選舉不可能蔓延
到城市,更不是民主政治的新曙光。
又被我不幸⽽⾔中了!但我未預料到
農村選舉現在竟演變成⾦錢與暴⼒的⾓⾾
場。
《評“留學美國”⼀書》(1997.1.26)
1996年《中國可以說不》出版,掀起
民族主義熱潮,世界媒體關注。馮總希望
我評之。我說:“不願參加民族主義⼤合
唱,批判也是抬舉它,我不屑!若不是李
光耀指⽰,不評也罷。我倒想誇獎《留學
美國》。”該⽂簡摘如下——
題記 副總理錢其琛之⼦錢寧所著
《留學美國——⼀個時代的故事》,最精
彩的是錢寧說的“我⾯對另⼀個社會,對
⾃⼰社會的⼀切——社會制度、政治傳
統、價值觀念、⽣活⽅式——所保持的簡
單⽽堅定的信念開始懷疑。”——這將對
中國社會產⽣重要⽽⾧遠的影響!
⼀、簡明歷史、豐富紀實。這是⼀部
頗具歷史深度和宏觀⾼度的“簡明留學⽣
史”。
⼆、精彩批判、深刻啟⽰。錢
寧:“母親看到我在海外幾年外表變化不
⼤,⼗分放⼼⾼興。但是,我知道,內⼼
深處不少東西改變了。”我認為,此書最
具啟發意義的就是這代留學⽣、特別是錢
寧這樣的⾼幹⼦弟的“改變”。我在題記中
引述錢寧的四個“懷疑”,他對中國的社會
制度、政治傳統、價值觀念和⽣活⽅式,
逐⼀對照美國進⾏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
三、重要作⽤、⾧遠影響。筆者贊同
錢寧觀點:在不同⽂化的衝擊和不同社會
環境的熏陶下,留學⽣學到並帶回中國
的,不僅是科學知識、先進技術和異國⽂
化,⼀定也包括不同的思想意識、價值觀
念和⽣活⽅式。
這篇⽂章又被刊登在《星期⽇版》的
第⼀、⼆兩個整版上。⾸版彩⾊、特⼤號
字體的標題。兩周前我對1996年回顧的⽂
章也是同等待遇,半個⽉內⼀個⼈能兩次
獲此殊榮,馮總說在《海峽時報》150年
的歷史上,實屬罕⾒。
⽂章發表反響巨⼤。馮總告我:“李
光耀⾒你⽂,也對錢書感興趣。”我
說:“是對錢寧的⽼⼦感興趣吧?李前總
理當然對錢現副總理熟悉啦!”我還真冤
枉⽼李啦,後來發現他在《回憶錄》
說“這是⼀本坦率直⾔的書,充分反映了
年輕⼀代的觀點。”
讀者來信來電不斷;⽣⼈找書、熟⼈
借書。新加坡書店未進此書,準備去訂
購;近⽔樓台先得⽉的朋友拿去我新年回
國剛買的錢書,遠處“舊⾬”只能排隊;我
也因此⽂結識諸位“新知”,五⽉再次回國
時新添購書新差事。
12-9        告別新加坡
1991年秋,太太和獨⼦離開中國到美
國夏威夷與我團聚。太太是美國⼈羨慕、
她卻蒙羞的家庭主婦,她堅持花費數百美
元辦理了可以打⼯的⼯卡,我卻沒忍⼼讓
她在美國和新加坡⼯作⼀⼩時。兒⼦抵美
第⼀周恰巧趕上托福考試,成績又恰巧
500整,便邊打⼯邊遊玩,準備來年上⼤
學。1992年秋三⼈分離:我移居新加坡,
太太回中國上班,兒⼦留美國讀書。此後
幾年,太太絕⼤部分時間在北京幹公務
員,偶爾來新加坡探親;她不來新的原因
是:兒⼦每年暑假回北京(寒假旅遊美國
⼤陸),我可以經常回國,她⽗母年邁多
病,熱愛⼯作不願當家庭婦⼥,不喜歡新
加坡等⼀切外國。因此,1997年之前的五
年,我們三⼈⼩家庭,在上演“新中美”三
國演義。
1996年,兒⼦以成績平均績點
(Grade         Point         Average,縮寫:GPA)3.9
分,即10⾨功課9A1B的異常優秀的成
績,畢業於夏威夷⼤學⾦融系;他不願繼
續深造、不願在美⼯作、只願回到中國。
我說服兒⼦到華⼈的新加坡,深愛兒⼦的
太太也年過半百,願意半退休、經常來新
陪伴我們。當年秋天,我們家庭在新加坡
團聚⼀個季度。在中國成⾧、美國上學的
北京青年,“六四”翻越被校⾧緊鎖的校
⾨、到廣場聲援⼤學⽣的中學⽣,能喜歡
少民主、缺⾃由的彈丸之國嗎?不到三個
⽉,兒⼦打道回國,海歸謀職,太太也尾
隨⽽去。我對兒⼦說:“我朋友陳元、王
岐⼭、周⼩川都是銀⾏頭頭,去那裡不困
難。但是你若幹好了,說你靠關係;若幹
不好,說有關係還幹不好?國企⼈事複
雜,進退維⾕動輒得咎,還是去外國銀⾏
吧。”兒⼦:“正合我意!”
1996年底,數家外國銀⾏同意兒⼦⾯
試,突然傳出鄧⼩平病危消息,⾯試暫
緩。鄧熬過新年,⾯試恢復,三家滿意,
等待春節後錄取通知(20年前海歸⾦融⼈
才奇缺)。正⽉⼗三,鄧逝世。中國是否
繼續開放?是世紀末全世界的⼤謎;國際
⾦融機構在中國的去留前途未⼘,誰還招
⼈?冬去春歸,⼤局底定,外銀安⼼,恢
復業務。兒⼦決定去法國銀⾏。
1997年夏,⽗親住院,我回北京。與
⽗母、妻、⼦、弟妹三代團聚,其樂融融
感觸良多。兒⼦在美國時,以其成績,讀
世界最好的⼤學沒問題,我要打⼯掙錢交
⾼昂的學費。兒⼦到新加坡、太太也願意
來,我要努⼒撈更多的銀⼦,讓他們過最
好的⽣活;我們⼀起看了昂貴的私⼈豪宅
(還可接⽗母同住),還準備給兒⼦買不
菲的汽⾞。⽽現在,外企低管的兒⼦,安
居北京狠挖資本主義的牆⾓;公務員的太
太,享受社會主義的⾼福利、更不願來新
加坡低就家庭婦⼥。我還在⼀⼈在新加坡
孤獨地替資本家打⼯賺錢,圖個啥?⽗母
年⽼體弱、來⽇無多,何不回國陪伴⼆
⽼?經過艱苦卓絕的思想⾾爭、好似頓
悟,又像⼋年前離國,不聽眾多親友勸
阻、毅然絕然決定回國定居。我電話《海
峽時報》的馮元良總編輯,推⼼置腹訴諸
衷腸。馮總竭⼒挽留無效,請⽰上級,恩
准我免去六個⽉的辭職緩衝期,即刻免費
離去。否則按合同:必需再幹半年,或交
相當於六個⽉⼯資的贖⾝費。曾有⼤公司
挖報社的電腦⼯程師,替他交錢了事。
10⽉攜太太回新加坡,賣掉房⼦汽
⾞、關閉銀⾏賬⼾,退還永久居民(俗稱
綠卡)、取出全部公積⾦(數額是我此前
實得收⼊的⼀半之多);把全部傢具電器
⽇⽤品,加上剛買⾜的⽐中國物美價廉的
各種⽤品,裝滿⼀集裝箱海運回國。同時
與五年來結交的學術界(東亞所、東南亞
研究所、新⼤、南洋理⼯⼤學等)、新聞
界(海峽時報、聯合早報、新加坡電視機
構等)和政商界等各界的中國、新加坡及
其他外國的百餘朋友,多邊和單邊、告別
和餞⾏,⼆三⼗飯局連綿不斷。特別是馮
總於11⽉5⽇和27⽇,分別在新加坡最豪
華昂貴的中、西餐廳宴請我和太太,希望
繼續聘任我為《海峽時報》在中國的特約
記者;我說,我在中國為外媒⼯作不⽅
便,再說也想⾃由⾃在地徹底休息。其間
11⽉中旬,紐約《世界⽇報》⽼闆王友
蘭、張鋼、潘維明等⽼朋友旅遊新加坡,
我租了輛麵包⾞接待;並和趙⼆軍⼀家三
⼜與他們多次聚餐,也算和⼆軍家告別。
1997年12⽉初,我離開⽣活和⼯作了
五年半的新加坡,這個華⼈在海外的社會
地位最⾼的國家,這個為我儲備了不少退
休⾦、為申請美國綠卡提供⼀些資格的地
⽅。
第三節 零距離管窺新加坡
12-10        ⼀黨獨⼤的權威體制
1992年,鄧⼩平在南巡講話中,認為
新加坡經濟發展迅速、社會秩序良好,提
出“要學習新加坡”。隨之,中國驟起⼀波
波“新加坡熱”。在新加坡,各種中國取經
團蜂擁⽽⼊,還為中國設⽴了新加坡⼤學
的“幹部班”和南洋理⼯⼤學的“市⾧
班”等。在中國,為新加坡建⽴了蘇州⼯
業園區、天津⽣態城等;上海等地學習新
加坡的公積⾦和拍賣汽⾞牌照制度。與官
⽅熱衷學習新加坡實踐經驗(形⽽下的硬
件)形成巨⼤反差的是,中國⾃由知識分
⼦對新加坡的社會制度(形⽽上的軟件)
多持批判態度,認為它是“⾃由經濟加專
制政治的模式”。新加坡是繼阿爾巴尼亞
之後,中國最⾼領袖(⽑與鄧)⾄死始終
給予好評的唯⼀國家(中國⾧期好評的國
家歷來寡⾒)。
因此,諸多“霧外看花”的朋友,希
望“只緣⾝在此坡中”的我,深度評論新加
坡。猶豫再三增加此節粗淺介紹,對新不
感興趣者可略過。本節內容分三層次:
⼀、法律規定實際狀況,⼆、⽿聞⽬睹親
⾝經歷,三、筆者淺薄分析評論。前兩層
次事實判斷,孤陋寡聞⼀葉不知秋;後⼀
層次價值判斷,個⼈偏好⾒仁⾒智。
先介紹⾃然狀況,這對了解其社會狀
況有益。
新加坡原屬英國殖民地,1965年建
國。其⼟地⾯積約是⾹港的⼀半,⼈⼜也
是⾹港的⼀半——上世紀末300萬、其中
3/4是華⼈。新加坡是⼀個島嶼,與⾺來
半島隔著築有橋樑和堤壩的狹窄海峽。除
了陽光和空氣,⼈類賴以⽣存的⼀切資源
和原材料皆是舶來品。國⼈熟悉⾹港,故
⽐較之。
世⼈多認為新加坡是開明專制國家,
國⼈⽈“新權威主義”。按照⽜津辭典解
釋:民主國家應是全民直接或間接選舉的
政府系統,具有⾔論⾃由、宗教和政治選
擇權。新加坡顯然“算”民主國家。
多黨制:除了建國後⼀直執政的⼈民
⾏動黨外,還有幾個合法的⼩反對黨。
⽴法:單⼀國會制。平均五年⼀次⼤
選,全國選民(必須投票的強制投票制)
⼀⼈⼀票在若⼲選區,選出幾⼗名議員,
組成⽴法機構:議會。
⾏政:內閣制。國會多數黨黨魁獲總
統任命為總理,總理在議員中挑選⼗幾位
議員擔任部⾧,組成內閣。閣員每五年經
受⼀次選民直接考驗,保証其精英性,即
德才兼備。
司法:三權分⽴的獨⽴司法。全盤繼
承英國的司法制度,包括英已廢除的鞭
刑,直⾄1994年,新加坡的司法終審權還
在英國樞密院。此後終審權歸新加坡的數
個⼤法官,反對黨和異議⼈⼠的上訴全以
失敗告終。筆者觀看實施鞭刑,獄醫⽴即
敷藥,野蠻的⽂明!
筆者親⾝經歷的1997年⼤選——
1996年11⽉21⽇政府公布“新選區劃
分報告”,預⽰⼤選將⾄,但是外⼈不知
猴年⾺⽉開選,反對黨臨陣磨槍。僅僅25
天後的12⽉16⽇,頒布“選舉令狀”,解散
國會,定於短短25天後的1997年1⽉2⽇投
票。新加坡法律規定:國會有權(當然是
遵循多數黨的旨意)提前或延後⼤選。這
次⼤選距上次已6年、⽽下次只是4年後。
可以看出:執政黨有權選擇對⾃⼰有利的
年份⼤選,並在具體投票時間上令反對黨
措⼿不及。
我12⽉12⽇回中國,與⼀個⽉前從新
加坡返回北京謀職的兒⼦商議對策。16⽇
聽說要⼤選了,便更改機票,17⽇即返回
新加坡湊熱鬧。平時冬眠的五個反對黨甦
醒了,他們的競選海報滿天⾶、競選資料
遍地流。26⽇晚,我參加了民主黨在其參
選的武吉⽢柏選區的造勢⼤會;27⽇晚,
又去了⼯⼈黨在勞⼯聚集的西海岸的誓師
⼤會現場。中國和新加坡的知識分⼦朋友
都不願惹事,他們怕怕!我只好單⾝前
往。
兩次反對黨⼤會都聚集了幾萬群眾,
⼤部分是下層勞⼯和⼩商⼩販;台上反對
黨領袖慷慨激昂,廣場裡販夫⾛卒群情激
憤,反政府⼜號此起彼伏、⼀浪⾼過⼀
浪。但是整個晚上沒有任何違法過激⾔
⾏,次序⽐歐美的露天演唱會還⽂明,周
圍的警察悠閑地踱著⽅步看“南洋景”。民
主選舉,真是蒼⽣草民的出氣筒、宣泄器
和狂歡節!散會時,我問⾝邊剛才起鬨最
厲害的⼈:“選他們嗎?”答;“我不是這
個選區的,來看熱鬧、出出氣!”次⽇,
反對黨的⾔論主張出現在政府控制的報紙
和電視上。
1997年1⽉2⽇晚,在對政府不滿的新
加坡朋友家聚餐,22時⾄次⽇凌晨3時,
觀看電視直播選舉開票。結果執政黨得票
率65%,⼯⼈黨14%,民主黨11%,其它
3個⼩黨共10%。國會83席中,執政黨獲
81席,⼯⼈黨和民主黨領袖各⼀⼈進國
會。歐洲許多國家和台灣,除了選區議員
外,還有根據政黨得票⽐例分配的“⾮選
區議員”,這樣對⼩反對黨更公平。從理
論講,有這種可能性:若在所有選區⼤黨
皆以51%獲勝,得到49%選民⽀持的⼩黨
將在國會⼀無所有。新加坡不可能實⾏此
制度,因為李光耀在國會回應反對黨質詢
時曾說:“執政黨沒有義務培養反對
黨!”他們千⽅百計壓制打擊反對黨及其
領袖。
最受反對黨詬病的是“集選區制”。新
加坡各族裔的⽐例是:華⼈75%,⾺來⼈
13%,印度⼈9%,歐亞混⾎3%,號稱四
⼤族裔。新加坡實⾏族裔混居制度,每個
居民⼩區的族裔⽐例必須與全國相同;利
於族裔和諧、避免某民族聚集區聚眾鬧
事。(例如:⼤⾄中國新疆、⼩⾄北京⽜
街,經常或偶爾敏感。)我買房⼦的原房
主就不是華⼈,我必須要報房管局審查;
因我的⼊住,未破壞該⼩區的民族⽐例。
獲准!(若同時期同⼀社區,若⼲華⼈都
買了少數族裔的房⼦,不批!)有利必有
弊,若按最民主和科學的“單選區”制,每
個選區選⼀個議員,少數族裔極難當選;
清⼀⾊的華⼈國會,豈不被全世界恥笑和
斥罵?聰明的李光耀們在1988年發明
了“集選區”,即把3⾄6個單選區合併成⼀
個集選區,3⾄6名某黨候選⼈⼀組、捆綁
參選,其中必須有⼀名⾮華⼈。這種集選
區與單選區並存的選舉制度,保証了國會
中必有少數族裔,使國會保持多元種族的
形態。反對黨實⼒薄弱、很難湊⾜3⼈以
上參加集選區競選,故反對集選區制。曾
發⽣這樣的事,執政黨預測某單選區可能
失守,就把此單選區合併到集選區,使反
對黨無計可施。因此反對黨極⼒反對集選
區制。
此外,政府利⽤控制的公共資源影響
選票。我⾒到:1997年⼤選前,執政黨對
某“危險”選區許願,我黨若當選,政府免
費為你們20年的⽼房翻修。我知道:某次
選舉前三個⽉,政府向全民分發國營企業
股票;貌似賄選,但發全民,形式合法。
於是,⼈民就總是要票選這個物美價廉的
⼈民⾏動黨政府。
在“多黨民主體制”華麗的合法外殼
下,新加坡就這樣成功地維持了“⼀黨獨
⼤的權威體制”。
鮮為⼈知的史實:⼈民⾏動黨五⼗年
代⼀成⽴,即是“社會黨國際”的成員,六
⼗年代還進⼊其執⾏局;但是,1976年因
為“它在執政後的⾼壓獨裁的統治⽅式”,
被英國⼯黨等提議⽽開除。
12-11        其它社會制度
⾔論⾃由
新加坡⼤部分平⾯和電⼦媒體都由政
府控制,它們對官員醜聞和本地災難無保
留地報道,對反對黨盡量客觀中⽴。如前
所述,政府不希望我的民運朋友萬潤南和
吾爾開希等⼈,在新加坡進⾏公開的政治
活動;卻允許我在政府報紙上,公開為他
們這些異議分⼦張⽬;但絕不容許為新加
坡不同政⾒者說話。反對黨也有⾃⼰的報
紙,只是⾮⼤選期間讀者甚微。我以為,
政府媒體相對開放公正,也由於國際媒體
⼤都可以在新加坡⾃由發⾏和播放的競爭
效應。相⽐歐美民主國家政府基本沒有對
內的媒體,新加坡政府媒體特別⾃律。
新加坡⾃由媒體⽐政府媒體⾃由度
⼤,但影響⼒⼩。政府媒體中,我所服務
的英⽂媒體的⾃由度,超過被我們戲稱
為“⼈民⽇報新加坡版”的華⽂媒體,因為
《海峽時報》⾯向較西化的讀者;從我的
專欄⽂章即可看出。
由於⾔論⾃由的不充分,政治選擇權
亦因⼀黨獨⼤⽽受到限制,故新加坡仍被
視為開明專制國家。
廉潔⾼效的公務員
新加坡從英國繼承了獨⽴司法制度、
公務員制度兩⼤法寶(類似剛回歸時的⾹
港)。我親⾝經歷的兩個例⼦——
楊勝德,貿易發展局局⾧兼裕廊⼯業
區主席,吳慶瑞的愛將,是新加坡五個最
⾼級的公務員之⼀(民選的政務官部⾧,
不屬於常任制的事務類公務員)。楊聽過
我在總理公署的講課,參加過東亞所我的
講座,我們共同多次參加吳慶瑞的私⼈宴
會。1993年1⽉,奉吳慶瑞之命,楊陪同
趙⼆軍和我參觀他管轄的亞洲最早、東南
亞最⼤的⼯業開發區,其中館藏藝術品豐
富的博物館令我印象深刻,中午當然要宴
請我倆。當晚吳慶瑞夫婦宴請⼆軍,作陪
的只有楊勝德和我;席間談起幾⽇觀感,
也聊裕廊的藝術品,楊不無得意。當年底
楊東窗事發,94年初因“介⼊古董買賣,
開⽴不實發票賺取中間差價約20萬美
元”被判刑四年,收回⾮法所得,並沒收
數百萬元的公積⾦。吳不勝惋惜,但說咎
由⾃取、絕不插⼿。
⼆號⼈物吳慶瑞因婚外戀,⽽被⼀號
⼈物、好友李光耀逼辭官場,便是李和新
加坡對政務官道德嚴格要求的明証。
新加坡85%的居民住在福利性的“政
府組屋”。房管局的技⼯定期來我家例⾏
檢修。我問:“咖啡、茶,還是可樂?”他
從⼯具包拿出⼀瓶⽩⽔,笑答:“我帶
了。”我再勸:“⼤熱天,來點冰箱的冷飲
吧!”他⼀臉嚴肅:“任何飲料都是花錢買
的,我得到你的有價物品,就算受
賄!”——真讓我服了!以上⼆例,從最
⾼級的⼤官到最低級的⼯⼈,公職⼈員有
法必依、違法必辦!
⽬睹之外必多⽿聞,僅舉⼀例。某警
察依法在政府數據庫調閱某涉案⼈,順勢
查閱無關⼥性聯繫資料,擬交友之⽤。此
越權被電腦揭發,儘管該警察未使⽤此資
料,仍被判刑。執法必嚴!誰還敢越雷池
⼀步?
國企主導的經濟
新加坡所有重要⾏業中,排名的第
⼀、⼆的⼤企業都是政府控股的,這些超
級國營⼤企業,幾⼗年來皆盈利多多,不
像其它東西⽅國家國企淨虧損。1989年對
全國500最⼤企業的調查發現,國企、外
企、本地私企的平均利潤率分別為28%、
7%和2%。我分析:國企⾼盈利的原因
是,⾼薪從全世界聘請⼀流經濟專家、職
業經理⼈,完全按經濟規律和市場需求經
管理營企業,絕無⾏政⼲預。
例如,我⼆⼗餘次親⾝享受的、多次
在全世界被評為名列前茅的國營新航(和
新加坡機場),其服務確是中國無法望其
項背;我這麼摳⾨者,也忍痛費錢躲避中
國民航。再如,擁有百多家分店的國營職
總超市,確實物美價廉服務上乘,許多分
店全年無休,節假⽇全⽇無休。
有錢不能使⿁推磨,但卻能使⼈投您
票!享受到紅利的百姓,當然⼼⽢情願的
把選票送給發⼤紅包的政府。這也是維繫
開明專制的經濟基礎。
縱向保險的公積⾦制度
公積⾦的積累:若⼯資100元,我領
取80,20存⼊我的公積⾦賬⼾,僱主也存
20;年底雙薪、年終幾個⽉的年獎,皆按
此⽐例領取和存放。故,相當於實際領取
收⼊的⼀半在我個⼈的公積⾦賬⼾,年利
率為4%。
公積⾦的使⽤:購置房屋、⽀付醫療
費⽤(保險不⾜部分,如東亞所保險只許
住雙⼈病房,我住單間的超出費⽤,就得
動⽤公積⾦)和退休養⽼,以及直系親屬
的救濟等;上述各部分有嚴格的⽐例規
定。若放棄公民或綠卡、離開新加坡,公
積⾦可以⽴⾺全數兌換成外幣,取出⾛
⼈。
弊端:它只是個⼈收⼊的縱向再分
配,缺乏橫向分配的社會互助共濟功能;
低薪⼯⼈公積⾦太少,難以⽀付各種需
求。此外,貧富差距過⼤也是新的⼀⼤問
題,我們專家教授是普通⼯⼈收⼊的⼗倍
以上。
益處:李光耀對各種形式的“⼤鍋
飯”深惡痛絕。吳慶瑞說,“中國的公費醫
療、歐美的社會保險,都造成社會資源的
極⼤消耗。新加坡決不吃‘⾃助餐’,太浪
費!”
因材施教多次分流的教育
“⼈智商、天決定,多數⼈⼩時候即
能看出⾧⼤適合的職業。”基於這種認
識,新加坡“⼩四分流”,⼩學五年級開始
學習不同科⽬;⼩學畢業上不同的中學,
決定將來是勞⼒或勞⼼;⾼等教育,只有
1/4可上⼤學,其他⼈上職業教育的“⼤
專”。
上世紀新加坡只有兩所⼤學,本世紀
又創辦兩所。⼈才顯然不夠,他們⼤量⾼
薪從歐美聘請⾼級專業⼈才,新世紀前後
也少量從中國引進。我以為,這在經濟上
是⾮常合算的。
⼩結
1978年李光耀對來訪的鄧⼩平
說:“怎麼說我們都不過是福建、廣東等
地⽬不識丁、沒有⽥地的農民的後裔,中
國卻盡是中原的達官顯貴、⽂⼈學⼠的後
代。”鄧聞此⾔,沉默不語。(《李光耀
回憶錄》)由⽩丁僱農後裔建⽴新加坡,
聯想到囚徒後代建⽴澳⼤利亞,我只能感
慨:關鍵和要害是制度!
第⼗三章 參加各種會
議及幫助流亡者
——重返美國⼆⼗載(1998
~2017年)
第⼀節 哥倫⽐亞⼤學客座研究員
13-1、不適應在中國和歐洲⽣活
1997年12⽉回到中國。要在北京安營
紮寨⾸先要解決營寨。國際無業遊民,再
無⼈報銷酒店了,原來單位分配的兩室⼩
單元連新加坡運回的傢具都放不下。看了
幾⼗處樓盤,最後選中亞運村北的半成品
房。25層⾼樓150平⽅⽶的頂層,前⾯視
野開闊、能看清北京城,開發商說南⾯不
會再建⾼樓。討價還價⼀次付清100萬元
⼈民幣,交5萬定⾦,簽定購屋合同。
1998年春節後我去看房,發現⾺路南
⾯開始施⼯,原來要建30層的寫字樓。找
我的開發商,我說:“當初就是看中視野
好才買。你們說前⾯無遮擋,並有⽰意
圖。現在情況相反,我要退房!”對
⽅:“房可退,定⾦不退!”律師朋友
說:“⽰意圖無法律效⽤,⼜頭承諾沒
⽤。”我束⼿無策時,天降貴⼈。在京港
兩地經營房地產的好友李湘魯從⾹港回
來,在京城⼤廈宴請我時,得知此事出⼿
相助。李託⼈斡旋,扣⼀千元⼿續費了
事。李湘魯堅拒我宴請答謝、重禮回報他
和中間⼈,真夠朋友!
1989年出⾛到1997年回歸,“⼋年
了,別提它啦!”這句⽂⾰樣板戲《智取
威虎⼭》的經典台詞,正是我重返祖國的
⼼情。借⽤“兩個⽂明”的套話,這⼋年物
質⽂明突⾶猛進、天天向上提升,精神⽂
明突降猛退、⽇⽇向下沉淪。只因為沒有
重視我⼀再強調的“制度⽂明”!準備在國
內⾧期⽣活,主動或被動,我與眾多熟⼈
恢復了聯繫;包括⼩中⼤學同學,機關公
司同事,七竿⼦打得到、⼋竿⼦打不著的
親友。有⼈出⼗萬元,讓我幫某⼈升任廣
西某縣組織部副部⾧;有⼈請我向陳元的
開發⾏或周⼩川的建⾏貸款若⼲萬,變成
呆帳後,三⽅分肥。還有⼩官遺憾當初不
知我在中組部,沒有提拔他;更有⼩商後
悔那年不知我在康華,未能投資他。與中
層官友餐會,公開帶情⼈⼩蜜者有、對司
機吆三喝四者眾。某商界翹楚在華僑⼤廈
地下層的歌廳,請北京市領導的三五秘
書,托其辦事。我與雙⽅熟悉,遂被拉
去,也想開眼界⾧⾒識。紅包交接完畢後
陪歌⼩姐進來,此處場景少兒不宜,故略
去若⼲字。散場時,秘書們各帶⾛⼀⼆
⼈,還不忘照顧我:“⽼閻,別裝蒜!你
也選⼀兩個,錢不⽤出,記在我們賬
上。”我哪敢呀!
⾄於⾼層,官場商界學術殿堂,烏煙
瘴氣暗無天⽇。正是:忍看朋輩成新貴,
城頭變換⼤王旗。我與新貴玩笑:“你們
是蒙坑拐騙不敢偷,吃喝嫖賭不願抽。豬
⼋戒的仇⼈,⼗項全能中‘⼋不戒’。”
在中國⽣活近半年,確實不適應;到
歐洲看看,我還有權在法國、亦即在歐
盟,⾧期居留、⽣活和⼯作。1998年5⾄8
⽉,我與太太先後⾃北⽽南⾛訪英國、法
國、西班⽛,由富⾄窮;⼀百美元住旅
館,英國⼆星、法國三星、西班⽛四星。
回程遊玩芬蘭,四國都有朋友,了解⾵⼟
⼈情、指導旅遊⾏程。其中兩個⽉在法
國,距上次來巴黎重領中國護照已四年;
與各界各路朋友聚會敘舊,好不熱鬧。印
象較深的兩件事。其⼀,法國上海同鄉會
沈會⾧,九年前就照顧過剛抵巴黎的我,
五年前旅遊新加坡時還特意探視⾞禍住院
的我。沈熱情豪爽交友甚廣,結識⾸次來
法的閻太,認為不能委屈她,便請我們住
進巴黎市中⼼、由她代管的林青霞的豪宅
公寓。北京希爾頓頂層的總統套房(新加
坡⽼闆曾住過)也不如林宅舒適。享受⼀
個⽉後,⾜球世界盃在巴黎開賽,張國榮
來看球。管家的朋友當然要為主⼈的朋友
騰房,我們遂搬到另⼀朋友家。其⼆、眾
多朋友中,最盛情的當屬萬潤南。他已棄
政從商,在美國辦了IT公司,最近回法國
處理在巴黎的⽣意,我們在他家聚餐享⽤
珍饈也是家常便飯。在法國我是無⾞族,
近郊朋友聚會、遠郊旅遊探幽,司機⾮萬
莫屬。6⽉下旬,我們兩對夫妻西歐五國
游,我沒有歐洲駕照,又不適應⾧期左側
駕駛,幾千公⾥全靠⽼萬⾟苦。在盧森堡
和德國玩夠後,我太太稍感疲憊,想早些
回法國休整,最後⼀夜住德國⿑姓朋友
家。次⽇在科隆早餐;上午旅遊荷蘭,午
餐在阿姆斯特丹王某的飯館解決;下午參
觀⽐利時,晚餐由布魯塞爾的盧某宴請;
夜晚⾞⾏法國東部,巴黎的宵夜只能⾃費
了。
與法國眾好友切磋請教,分析我在法
⽣活的優劣。利,居留無障礙,社會福利
好;弊,語⾔環境差,收⼊機會寡。萬潤
南提供了寶貴的建議:“我們⼀起去美國
發展吧!”。
13-2        決定到哥倫⽐亞⼤學研究
1998年9⽉,從歐洲返回中國稍事休
息後,隻⾝⾶赴離開六年的美國。張鋼在
紐約接機並接我住在他⾧島的家裡,⼀周
後何頻又劫持我去附近他家居住,其間
張、何⼆⼈分別陪我吃喝玩樂;還陪何頻
去華盛頓“美國之⾳”做節⽬,同時與何⼀
家三⼜開⾞旅遊、訪親問友。我還應邀到
⼀些⽼朋友家拜訪作客:從法國移居來美
的嚴家祺⾼皋、陳⼀諮和剛從中國來美讀
書的⼥兒、胡平和項⼩吉家等。曹⾧青新
買住房,我住在那裡幾天幫助⼩裝修⼤清
理。還分別與朱嘉明、艾端午、陳奎德、
鄭義等聚餐敘舊。普林斯頓的程曉農開⾞
陪我看望住在附近的劉賓雁、阮銘、蘇紹
智、蘇曉康等家庭。
10⽉哥倫⽐亞⼤學東亞研究所前所⾧
(美國這些所⾧⼤多輪流坐莊)、著名的
漢學家黎安友從外地講學歸來。6⽇我們
如約在哥⼤附近的中餐館⾒⾯,雙⽅各⾃
敘述了夏威夷分別後的經歷。他歡迎我到
他們所⼯作,我提交了學術簡歷和研究計
劃。在座的還有⽼朋友、哥⼤漢學家司⾺
晉。9⽇我到黎安友辦公室,他給我哥⼤
東亞所的表格,讓我回去填寫好。辦公室
的牆上掛著他前妻維特克⼥⼠與江青的合
影,我們就聊起1972年維特克採訪江青的
軼事。14⽇和15⽇到東亞所與⾏政副所⾧
商談具體事宜,簽定兩年⼯作合同。26⽇
到哥⼤國際處領取赴美簽証的I—20表,
29⽇⾶回中國。
最後講述最重要的萬潤南。我抵美次
⽇,已經在紐約的萬就來張鋼家看我。我
們不約⽽同地提到哥⼤東亞所。我們的共
識是:紐約是世界的⾸都,哥倫⽐亞⼤學
是世界名列前茅的常春藤⼤學,哥⼤東亞
所是研究中國問題的重鎮,黎安友又是我
的舊識。我應該先留在這裡!9⽉我在朋
友家瞎混,10⽉就到曼哈頓上城的哥⼤聯
繫了。萬潤南準兒媳回中國度假,她在96
街的公寓房就歸我了。在紐約期間,萬經
常開⾞接我出去玩,通過他還認識了訪美
的四通副總裁、才⼦王緝志,再⾒了來美
的朋友、⾾⼠曹思源。10⽉底萬送我上⾶
機回中國。
12⽉到美國駐華⼤使館辦理簽証。簽
証官⽤英語詢問我。我答:“對不起!不
懂英語,請講中⽂。”“不懂英⽂,去美國
幹什麼?”“我想他們會配翻譯。”“我不能
給你簽証,讓請你的機構補充詳細說
明!”8年前我從美國回法國搬家,到美國
駐法使館簽証也受阻,多虧杜維明所⾧帶
著⽩⼈太太親臨使館申明。這次黎安友不
會空降北京了,我只能寫信說明簽証受
阻,傳真黎安友。很快接到黎的掛號信,
內有他寫給美使館的說明信。其中有令我
汗顏的評價:“閻淮先⽣是有造詣的知名
學者,他發表了⼀系列重要著作。他的兩
篇有關中國政治的有價值的論⽂被編⼊英
⽂的《鄧時代的中國如何決策》中。他發
表的⼀系列有價值的論⽂都刊登在新加坡
東亞所的系列報告中。總之,閻先⽣是⼀
名嚴肅的學者,我們對他的邀請是基於期
望與其進⾏有效的學術交流。”
1999年1⽉輪到再次去簽証了。覆審
簽証官⼀看我提交的黎安友的信,驚
訝:“黎教授的親筆簽名信呀?我上過他
的課!我們哥⼤的邀請也敢拒簽?就像中
國使館拒簽你們清華的邀請⼀樣不可思
議!”他低頭看了⼀下卷宗:“初審簽証員
是新來的菜⿃,也可能當年沒考上哥⼤,
想報⼀箭之仇。回頭我訓他!”他還我護
照時裡⾯夾了張名⽚:“請代問黎教授
好!”我想:名校效應,哪國皆有;別看
只讀了兩年清華,這牌⼦還挺唬⼈!新加
坡⼤量引進中國科技⼈才,李光耀和吳慶
瑞都說過:“清華、北⼤、交⼤、復旦、
科⼤,五所⼤學的理⼯科畢業⽣,不⽤審
查,需要就進!”
13-3        在紐約撰寫的⽂章
1999年春赴美,任哥⼤東亞所客座研
究員。具體⼯作是:每⽉參加⼀次全所會
議,半年提供⼀個講座,⼀年交出⼀篇論
⽂;在中國來訪學者的政治講座上,擔任
主評論員;懂中⽂的研究員們,誰⾼興了
就雙邊或多邊地侃⼤⼭吃⼤餐;平時不坐
班,在家寫論⽂。同樣叫“東亞所”,美國
⽐新加坡輕鬆多了;其舒適度可以與夏威
夷東西⽅中⼼媲美,都是美國的嘛!
我的兩篇年度論⽂提綱如下(⽼調重
彈不必詳述)——
《世紀之交的中國領袖》
第四代(胡錦濤、吳邦溫、溫家寶)
與第三代的異同
第四代將全⾯取代第三代領袖
第四代領袖個體仕途展望
《政治改⾰與民主化進程》
政治改⾰的回顧、現狀和預測
民主化進程艱鉅⽽漫⾧
政改與民主化的實踐與理論
5⽉我⽣活和⼯作納⼊新常態,便向
世界各地朋友通告。24⽇接到新加坡《海
峽時報》馮元良總編輯電郵:“元良近⽇
為中國時事的報道及分析⼤傷腦筋。沒了
您的深⼊分析⽂章,《海峽》的中國版及
⾔論版真是遜⾊不少。可否請您替我們撰
稿?”我即回覆:“在新期間,蒙您照顧銘
記⼼間;離新之後,⽚刻未能忘懷。在中
國為海外媒體撰寫政治評論多有不便,故
有負重託。本想在美休閑停筆,您既不
棄,我可承諾半年。唯恐擱筆多時⽂墨⽣
疏,吾當盡⼒,若不堪⽤,則請棄之。”
在《海峽時報》發表的六篇評論⽂章
如下:
《⼤使館被炸後的中美關係新趨勢》
(1999.6.12),《中國將如何反擊李登輝
的“兩國論”》(7.17),《中國對台的⾮
軍事⼿段》(7.24),《中國聯俄抗美
——21世紀新格局》(9.2),《中俄結
成戰略夥伴抗衡美國》(9.30),《進⼊
WTO對中國政局的影響》(11.27)。
其中關於中、俄、美關係,我闡述了
現在仍不過時的觀點——
“如果說,⼀個半世紀前的鴉⽚戰爭
標誌歐美列強開始侵略中國;那麼,三個
世紀前俄國就已經侵佔⼤⽚中國領⼟了。
新⽼沙皇⼀直是是中國零距離的威脅。現
在歷史旋轉,三百年來⾸次出現強⼤的中
國和相對虛弱的俄羅斯。後冷戰時期,世
界新格局是‘⼀超四強’,超級的美國和西
歐、東北亞(⽇韓)、俄國、中國四個強
國(或集團)共五⽅。前三⽅是有條約的
盟國,都有美軍駐紮。中國必須、也只能
與俄國連橫抗美,形成新的東西⽅對壘。
這與半個世紀前舊對壘的區別是:其外部
形態由意識形態對抗、變為利益對抗,其
內部形態由俄國領導、變為平等互利,甚
⾄某種程度的中國主導。這就是為什麼中
國主動向俄國⽰好。”
這六篇⼀千多字的中⽂⽂章,譯成英
⽂,被配上漫畫,都⽤⼀個整版發表,各
付我⼀千美元。半年⼀到,我即封筆。我
與馮元良就只保持好友的個⼈關係,聯繫
⾄今。朋友不解:“⼀個字⼀美元,是美
國中⽂媒體的⼀百倍,幹嘛不寫了?”⼀
個⽉⼀篇與⼀周⼀篇⽂章,同樣要密切關
注時事、跟蹤熱點新聞,事倍功半。回到
⾃由世界的美國,胸無⼤志解決溫飽即
可、不想奔⼩康的我,只想過閑雲野鶴的
⾃由⾃在的⽇⼦。萬潤南對我評價:“遊
⼭玩⽔訪親拜友。”
1999年8⽉,我在家中餐請前來紐約
旅遊的⾹港《開放》雜誌總編輯⾦鐘夫
婦,曹⾧青夫婦和萬潤南作陪。不久後收
到⾦鐘寄⾃⾹港的信函:“謝謝紐約的招
待。兄可否為《開放》寫介紹組織部運作
的⽂章?”我即復函:“弟離開中組部已⼗
餘載,近況不甚了解,⽂章難寫。承蒙錯
愛,深表歉意。歡迎再來寒舍⼀樂。”⾜
⾒我之懶惰!18年後,再向⾦鐘兄致歉!
新世紀我徹底封筆,但為感恩還經常
回答⽼朋友、《海峽時報》馮總的時局諮
詢,最後⼀次是2002年中共⼗六⼤前。我
當時對國內恩⼈江澤民“已忘初衷”、不實
⾏憲政民主完全絕望,但絕不批判攻擊
他。我認為江已“核⼼”兩屆半共13年,⼗
六⼤必然黨政軍職務全退;無論世⼈如何
評這13年,只憑他是中共領袖按時裸退第
⼀⼈,也可青史留美名!我還反駁江留任
軍委主席的預測:1、江沒當過⼀天兵,
不似鄧⼩平;2、現在政局穩定,不像
1989年;3、江可通過他安排的軍委其他
將領,實際控制軍權,不必留軍委主席虛
名。——結果我⼤錯⽽特錯啦!江澤民⽐
我聰明多了,我都能想到的有百利⽽無⼀
弊的事,他能想不到?我只能⽤政治學原
理,“權⼒是腐蝕劑”解釋;順便發現,權
⼒還是昏暈劑,利令智昏呀!1999年底家
嚴逝世,江來電話弔唁;此後還不時直接
間接地問候母親,回憶⽂⾰中只有他和姜
⼤姐兩⼈留著北京相互照顧的艱難歲⽉。
2006年家慈過世,江的慰問,是我們最後
的聯繫。
13-4        與萬潤南的密切關係
1999年初,我重返美國定居時,萬潤
南開⾞陪我在紐約幾個華⼈區看了多處房
⼦,皆不滿意。最後還是回到原點,⽼萬
的樓上那個單元——新澤西州澤西市的有
健⾝房、游泳池和24⼩時警衛的公寓。澤
西市東隔哈德遜河與紐約毗鄰,屬於⼤紐
約都會區;坐地鐵⼗分鐘到世貿中⼼,開
⾞去“哥⼤”⽐華⼈聚集的紐約皇后區近多
了。唯⼀不便的是,不懂英語的我居住在
⾮華⼈區,⼤廈只有我們兩⼾“⿈⼈”。⽼
萬則⼤包⼤攬,⼜譯筆譯全部承擔;並且
我新的電腦、電視、⼿機等全套電器設
備,都是他幫我選購、安裝及調試。
我要買汽⾞,⽼萬⾼招:“我賣掉舊
轎⾞,咱倆合資買⼀輛吉普,經濟實⽤適
合旅⾏。”此後,我們經常共同駕⾞參加
各種活動,他回法國、我回中國,相互接
送極其便利。誰出國,家⾨和信箱鑰匙交
對⽅,郵寄和傳真的信件全權處理。退役
警察的⿊⼈保安⾒我們同出同進、⼀起健
⾝游泳、互開信箱,還以為我們是親兄
弟。(⽼外看華⼈都⼀個俊樣!)多虧我
們的太太偶爾分別從中國和法國來美⼩
住,否則真誤認我們是“同志”了,儘管⼗
年前我們都退黨。由於我正好在他樓上,
因此兩個停⾞位緊靠。⼀次下⾬,我們匆
忙停⾞,⾞輪壓了兩⾞位的中間隔離線。
次⽇出⾨時,⼀位鄰居⽼美“哼哼”教誨我
們:停⾞不要壓線!真佩服⽼外管閑事的
公德⼼!我們解釋,兩個⾞位都是我們
的。此後,我們乾脆停⾞在兩⾞位中間,
讓左右的汽⾞有更⼤的停⾞空間;“臨
⾞”們都感謝我們。
⽼萬在紐約世貿中⼼雙⼦⼤廈裡,租
辦公室開辦了科技公司,研發⽣產可視電
話,銷路很好。偷渡美國的福建農民,多
年未⾒家鄉親⼈,利⽤可視電話了卻了相
思病和思鄉病。據聞福建農村春節時,排
⾧隊、花重⾦打幾分鐘可視電話,與美國
親⼈視頻,電話兩端哭成⼀⽚。我經常去
⽼萬公司幫忙,還他盛情;也與公司的六
七個僱員爛熟,有些⾄今還是朋友。我來
紐約後,與⽼朋友王友蘭接觸更頻繁;王
是《世界⽇報》的⽼闆,也是法拉盛喜來
登酒店的⽼闆。我請王幫忙,讓⽼萬的公
司利⽤幾個周末,在喜來登免費設攤位銷
售產品,王和其親友也買了不少。但是好
景不⾧,隨著電腦視頻的開發,可視電話
逐漸被取代。世紀交接之際,⽼萬結束公
司轉戰美西硅⾕。“九⼀⼀”世貿被炸,我
們慶幸已遷出。
⽼萬儘管淡出民運,仍關⼼並有影響
⼒。他認為,魏京⽣1978年就提出“第五
個現代化是政治民主”,並兩次坐牢,可
以領導民運。魏對萬也很尊重,因此彼此
接觸較多。我們去曼哈頓辦事,經常順路
到哥⼤為魏提供的辦公室看望;魏從華盛
頓開⾞回紐約經常在⽼萬家⼩坐⼤聊、⼩
酌⼤吃。按慣例,萬和我⼀⽅的朋友來訪
必是兩⼈的貴客⽽共同款待,我與魏也就
算朋友了。我的同學同事、萬的下屬親
友,凡住在附近或來訪紐約,都成為我倆
雙⽅的朋友。
1999年12⽉27-29⽇,魏京⽣主持的
中國海外民主運動聯席會議在紐約召開。
⽼萬當然站腳助威,我第⼀天也去看看熱
鬧,會會⽼友。28⽇萬送我上⾶機,回中
國與⽗母妻兒弟妹團聚。春節後返美,發
現美國網上出現署我名字的⽂章《⼀場偽
稱“民運聯席會議”的台灣情治⼈員的聚會
鬧劇》,揭露台灣官⽅出錢操縱會議的、
我所不知、難辨真偽的所謂“內幕”。(現
在中國“百度”網還可查到。)發⽂當時,
我在國內,別說後兩天會議情況不知,即
使想發⽂也上不了海外網站。盡⼈皆知我
特別愛惜⽻⽑,海外幾⼗載從未沾上任何
醜聞緋聞,竟空前絕後,⾸次被⼈栽贓污
名。找誰說理?窩囊!
13-5        在紐約的會議與朋友
1999年4⽉,哥⼤東亞所舉⾏中國憲
政研討會,我是主評論員。近⼗年的⽼朋
友、明鏡集團⽼闆何頻也與會,他說正籌
辦名⽈“多維”的網絡媒體,請我推薦適合
⼈員。對我更重要的是,何還介紹同來的
儒雅淵博的明鏡總主筆⾼伐林與我認識。
久聞⾼的⼤名:與顧城、舒婷等⼀起參加
1980年青春詩會的新派詩⼈,畢業後跨⼊
團中央宣傳部,來美近⼗年著作半⾝。此
後⾄現在,無論美東美西,我與何、⾼⼆
⼈交集不斷,過從甚密,引為知⼰。他們
介紹我與許家屯認識,更使我在洛杉磯能
就近照顧許⽼直⾄為他抬棺送終。
1999年8⽉14-15⽇,普林斯頓⼤學的
中國時局討論會,我應邀作了⾧篇發⾔。
這是繼91年普林斯頓“從五四到河殤”研討
會之後,我與余英時為⾸的普林斯頓中國
學社眾學者的再次重聚。
1999年11⽉2⽇,參加紀念王策被捕
周年座談會。我本不願再參加民運會議並
發⾔,但是王策是我夏威夷的好友,去年
又在西班⽛家中款待我,因此破例。這是
我在民主中國陣線⾸屆法國分部主席⼀年
任滿、充當所謂“學者”之後,空前絕後地
在⾮學術會議上的⾮學術發⾔。次⽇的
《世界⽇報》報道:“參加會議的有:嚴
家祺、閻淮、萬潤南、楊⽉清、司⾺璐
等。王策好友閻淮表⽰,王策⼀介書⽣是
民運中徹底的溫和派,他和平改⾰的理念
不應被中共所不容。”楊⽉清和其夫林保
華(筆名凌鋒)“六四”後曾在⾹港協助我
聯繫港⽀聯⽽赴法。⼗年後又相⾒,分外
親切。28⽇凌鋒回紐約後,我與他們夫妻
午餐,並⼀直聊到下午四點。
1991年5⽉,夏威夷朋友聚
會,右四王策,左前作者。
王策座谈會後,我和⽼萬送司⾺璐回
家,請上⼽揚和胡⼩胡,到附近川菜館聚
餐,飯後聊到半夜。司⾺璐,早年參加中
共並赴延安,後脫離中共成為著作等⾝的
海外中共史專家。⼽揚是⽼⾰命、右派平
反後任《新觀察》主編,“六四”在美國宣
布退黨,新世紀在紐約與司⾺璐結婚;萬
和我在美國與⼆⽼接觸較多。胡⼩胡,⼽
揚⾧⼦,來美探親期間,胡、萬、我,三
位清華同屆同學,來往頻繁。
馮勝平,中國民聯早期⾻幹,“六
四”後中斷博⼠論⽂答辯,全職投⼊民
運。我們在各種活動中偶有接觸,相識不
相知。他對民運失望後淡出,在華爾街作
經紀⼈。馮住在普林斯頓,極其熱情好
客,經常舉⾏家庭派對,當然是以其夫⼈
區蘭的⾼超廚藝作後盾。1999年10⽉和感
恩節,我兩次有幸去⼤快朵頤,也與馮成
為好友。近年我幾次造訪美東,都在他家
居住,接受馮、區夫婦的盛情款待。
王友蘭,1990年在紐約結識,億萬富
婆平易近⼈,她曾⽤⾃⼰的豪華吉普教我
駕駛。我重返美國,得知她罹患肺癌。但
她⼼胸寬廣、依然樂觀豪放。常邀請我郊
遊,⼩巧玲瓏的她頭裹彩⼱,貌似好動的
⼩夥⼦藝術家。回到她家,摘除頭⼱,露
出因化療⽽形成的光頭,又儼然⼀個活潑
的⼩尼姑,她還親⾃下廚為我們準備晚
餐。但是,千禧年的5⽉她還是不幸駕鶴
西去。王友蘭追悼會12⽇在法拉盛的殯儀
館舉⾏,我悲痛地送這位在海外⼗年的好
友最後⼀程。由於《世界⽇報》及其台灣
母報《聯合報》⽀持統⼀反對台獨,中國
駐聯合國副代表沈國放與會並致辭。
申請綠卡。國⼈出國定居,先申請永
久居民——因美國永久居民証為綠⾊,美
國⽼⼤,故各國的永久居民也隨稱綠卡。
過若⼲年(美國是五年),若願意可以申
請⼊籍當外國公民,否則就如我:永久只
是永久居民、中國公民。我的法國綠卡到
期未更新,失效;新加坡綠卡為拿回⼤額
公積⾦,放棄。為在美國⾧期居留,必須
申請美國綠卡。研究美國移民法,發
現“傑出⼈才EB-1A”綠卡較好,可以沒
有僱主。朋友介紹馮律師,他讀法學博⼠
時曾在克林頓的⽩宮實習。在我提供的可
推薦我的名單中,馮事成後告訴我,寫推
薦信的是:黎安友、司⾺晉、李可柔、杜
維明、郭穎頤和馮元良六位。在此,再次
衷⼼感謝他們!
2001年我到俄亥俄⼤學東亞研究中⼼
⼀年,後在舊⾦⼭兩年、考察體驗硅⾕。
那幾年乏善可陳⼀筆帶過。應該提⼀筆的
是:太太不願⾧居國外,只偶爾來紐約、
俄亥俄的哥倫布市和舊⾦⼭,仍是煤炭部
⾼級⼯程師。新世紀我們終於分⼿。此後
我便定居在氣候宜⼈、華⼈眾多、來去中
國⽅便的洛杉磯,過著閑雲野鶴的退休⽣
活⾄今。
第⼆節 定居洛杉磯的閑雲野鶴
13-6        每年回中國三、五個⽉
出國近30年,前10年在法國時訪問了
歐洲多國、在新加坡時遊覽了亞洲數國;
重返美國20年,除了開⾞陪朋友遊訪北美
的加拿⼤和墨西哥外,平均1/3的時間在
中國,其它國家從未涉⾜。同期,朋友陳
⼩魯等已旅遊百餘國家,弟妹們也都去了
幾⼗國。他們說:“你現在美國,有錢有
閑有綠卡,⾝體好易簽証,何不多去些國
家;將來回中國定居(我擬75歲後⾧住中
國),國內旅遊軟硬件改善,再玩不
遲。”但是,我濃郁的華夏神州情結卻解
不開——
1999年底,⽗親在住院半年後突然去
世,享壽82歲。我匆忙趕回北京只⾒遺體
⼀⾯,安慰陪伴悲傷的母親兩個多⽉後才
返美。以後每年回中國三、五個⽉,陪伴
⽼娘。
2005年母病重,8⽉回北京與母親⼀
起⽣活近半年(其間考了北京駕照),
2006年春節後急忙返美。(美國“九⼀
⼀”後,綠卡離美不能超過半年。)兩個
⽉後的4⽉母又病重。我不能讓7年前⽗親
突然去世、未能⽣前⾒⼀⾯的悲劇重演,
⽴刻趕回北京,陪伴母親度過她⽣命最後
的時光,5⽉底還哄她打⿇將、看肥皂
劇。
2006年6⽉4⽇早10時,母親平靜地去
世在我的懷裡,享年85歲。擦乾眼淚後,
聊以⾃慰的是:61年前我哭鬧著誕⽣在她
懷裡,從此不安分的我沒少讓她操⼼;現
在她安詳地⾧眠在我懷裡,放⼼地離去。
⽗母都離開後,我在中國就不再局限於北
京了,開始與親友遊覽中國,訪問故交
了。
我1994年能回國後,每次青幹局(和
組織部系統)的同事、101中的同學、清
華⼤學的校友都為我接⾵餞⾏;2006年
後,與他們的交往更頻繁。
2006年6⽉下旬與崔武年開⾞去瀋
陽,遼寧原青幹處的朋友接待。席間某正
局級說;“⽼閻,‘六四’你英雄!”我
答:“我草包逃兵,你們潛伏‘敵營⼗⼋
年’(80年代熱播電視劇),真好漢!”7
⽉去蘇州看望退居⼆線的馮瑞渡。他
說:“我在市委副書記任上,陪伴了⼗幾
位副省級書記和市⾧,其中好幾位現在監
獄裡。”我說:“像你這樣廉潔⽼實,能平
安軟著陸的真不多!”隨後到上海,與分
別⼗幾年的原市青幹處朋友聚餐,最重要
的是看望萬潤南的⽗母,替⽼萬盡孝。⼆
⽼住在北京時,我每年去看望,他們遷滬
後,已幾年未⾒;那天還請⼆⽼和萬妹到
避⾵塘餐館便餐。在北京當然每年都要去
看望⽼萬的岳⽗母,2010年李昌去世後就
只能看望馮蘭瑞了,萬夫⼈李⽟也經常能
⾒到。
2007年青藏鐵路通⾞,⽕⾞去、⾶機
回,旅遊異域似的西藏。還去了天津,原
市青幹處的朋友說:“20多年前你來選拔
的第三梯隊,現在沒有落⾺的。”我
說:“碰巧了!希望今後別有倒霉的。”08
年奧運會當然不能缺席,在北京的兒⼦給
買了不少⾨票。09年美國盛⾏豬流感,美
國華⼈盛傳“不回國是愛國”,我就愛國了
⼀次。
2010年清華校慶,我們畢業40周年,
同班30⼈,從世界各國、中國各省回來近
20⼈,同年級150⼈也來近百位。學校
請、同學請,⼤吃⼤聚、⼤折騰⼀周。有
江浙同學,畢業40年仍在邊陲⼩城。當
年“朝為⽥舍郎、暮登天⼦堂”的江南才
俊,沒有“輸在起跑線上”,卻因出⾝平民
沒有“官系”,在⼈⽣⾺拉松的轉彎時,處
處掉隊落伍。智商超群的他們,情商可
能“稍遜”,但“官⼆代”也並⾮⼈⼈是智商
情商⾼⼿,試看今⽇之神州,哪個幹部⼦
弟還在當初分配的窮⼭僻壤?我愧對他
們!我請某同學到我的旅館⼩住幾天暢談
深聊,⽤兒⼦的⾞載另⼀同學伉儷北京數
⽇遊,以此聊表⼼意。上海世博會必湊熱
鬧,當然還要看望⽼萬⽗母,⼆⽼已經⾏
動不便,我只能在餐館打包到萬家。
2011和2012年,中國沒有熱鬧事的平
淡年。我就是例⾏私事,家⼈團聚、同學
交流、朋友懇談、同事聚會。
2013年,清華同學邱承光因發表與⽗
親邱會作談話的《⼼靈的對話》,與親屬
失和。我認為,⿈永勝、吳法憲、李作
鵬、邱會作所謂“林彪四⼤⾦剛”的回憶⽂
章中,邱的回憶錄和《⼼靈對話》最深
刻。我提議去無錫看望慰問承光,得到青
幹局四哥們的⽀持,我們煙花三⽉下江南
⼀周,和邱承光⼀起遊覽了宜興、茅⼭和
浙江湖州。四⽉的清明節,北京的富強胡
同⼀定要去,在紫陽遺像前三鞠躬。⼗⼋
⼤前,陳⼩魯、⾺⼩⼒、張北英、王彥
君“四簽名”(柯南•道爾《福爾摩斯探
案》中⼀本的書名)與任⼩彬、崔武年、
⾺⼩⼒“三劍客”(⼤仲⾺名著)分別致信
黨中央,要求黨代表和新中委公布財產;
結果“泥⽜⼊海無消息”。這幾年在北京與
這六⼈多次聚會,他們中有⼈認為前任領
導無魄⼒,對新領袖寄予希望,說:“應
該給他⾯⼦。”我說:“那要看他給不給⼈
民裡⼦!”
2014年9⽉,《中國新聞周刊》連續
兩期的封⾯⽂章是有關中組部的。記者楊
敏在總第676期,講述這些⽂章的採訪撰
寫過程。其⾸句是:“有關中組部的封⾯
⽂章,從2013年底開始採訪,到今年6⽉
⾒到中組部原常務副部⾧李銳,8⽉採訪
原青幹局閻淮,⾺拉松式採訪算是結束
了。”是年4⽉,楊敏發現我回國,給我打
電話說:“青幹局的⼈都說,除李銳帶來
的李志民外,您最元⽼、最了解內情。想
採訪您。”我以青幹局存活⼋年、我只待
四年為由拒絕。⼋⽉楊又電話我:“李銳
也讓找你。”同事推薦可以不睬,⾧官發
令只能遵命!楊敏採訪我後,在她撰寫的
《“第三梯隊”建⽴前後》(《中國新聞周
刊》2014總第675期)中數次提到我。那
天楊還說李銳很想⾒我,我⽴刻電話李⽼
預約時間。8⽉23⽇我屁顛屁顛地去拜⾒
⽼⾸⾧,97歲的李銳精神矍鑠、記憶⾮
凡、⼗分健談。我們侃⼤⼭⼀下午,張阿
姨又要留飯,我要開⾞載他們下館⼦,最
後雙⽅皆未得逞。但我滿載⽽歸,李銳繼
20年前我⾸次回國看望他、贈我⼆書,這
次又再次題字贈我兩本書:《李銳⼜述往
事》和他⼥兒李南央撰寫的《我的⽗親李
銳》。
2014-16年,回國主要是清華校慶聚
會。新世紀清華校友網為校友設⽴“⾃由
論壇”,我們“⽼五屆”⼤部分已退休,格
外活躍。⼗年前校⽅把萬潤南除名,我也
共進退;2013年第五代上台,特赦萬,萬
告我,我重⼊校友網。⼀看寬鬆了,我就
得瑟了,在網上肆意發揮針砭時弊,得到
不少認同,成了清華網上⼩名⼈,許多同
學希望校慶時能在清華與我⼀晤。於是近
幾年都是春夏回國三五個⽉,除了歷年的
⽼朋友團聚外,又增加清華不同圈夥的⼗
餘次⼤⼩聚會。
另外值得⼀提的還有:
2015年3⽉,到北京通州宋莊畫家村
看望獨⽴畫家,同去的戴晴午飯後就要急
忙趕回北京,不能參加下午活動。她解
釋:我的“警衛⼈員”今天也要來,我說別
把國外回來的朋友嚇著,我保証下午四點
歸家。我這才明⽩她微信署名“在如來佛
⼿中”的含義。戴晴看了我回憶101中和清
華⽂⾰的兩篇⽂章,問:“真好!怎麼沒
⾒過?”我如實相告:“在海外發表。”戴
感慨:“國內⾒不到好⽂章啦!”
2016年5⽉,和羅點點夫妻等六⼈駕
⾞從北京到湖北神農架往返旅⾏半個⽉。
與點點認識多年,這次又加深了解。我⼀
直認為:在紅⼆代中,對家⾧亦即“紅⼀
代”反思徹底、認識深刻之最者,⾮戴晴
和點點⼆位⼥⼠莫屬。10⽉在紐約又與點
點之兄羅宇交往相處兩周。
2015年3⽉,到北京宋莊看望獨⽴畫
家。最右崔武年,摸⽺頭的是戴晴,抬
腳的是作者。
13-7        觀看旁聽有關中國的會議
洛杉磯是美國僅次於紐約的第⼆⼤城
市,與中國的距離僅為紐約的2/3,因此
經常召開有關中國的政治性和學術性會
議。在海外,這種會議⼤都是開放的,歡
迎民眾捧場。賦閑在此,便饒有興趣地與
會,⼀看熱鬧,⼆看朋友。
中國當代知識分⼦的命運:紀念反右
5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7年6⽉在洛杉磯召開。來⾃中國
和歐美的幾⼗⼈發⾔,聽眾⼀⼆百⼈。我
與離開紐約多年未⾒的吳國光、胡平、陳
奎德、林培瑞等敘舊⾔歡。當年的右派⼗
餘⼈赴會,受到歡迎和敬重;其中⽅勵之
夫婦是1991年普林斯頓會議的熟⼈,林希
翎是在法國時的朋友,我與他們在會議期
間有更多的接觸。中國來的名⼈有錢理
群、戴晴、葉永烈、章⽴凡。
中國民主運動2008年洛杉磯⼤會
2008年10⽉,世界各地的民聯、民
陣、和民聯陣三個成⽴25年以上的民運組
織的⾻幹成員幾⼗⼈,像我這樣的旁聽者
幾⼗⼈,加上各種記者,共約百餘⼈參
會。⾸⽇上午全體⼤會,三組織的領導致
辭,⾃由發⾔的有許多近年新成⽴的⼀⼈
黨或幾⼈黨的黨魁,如前綴有中國的:過
渡政府總統、民主黨(海外總部)秘書
⾧、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民主黨
美西負責⼈、社民黨秘書⾧等。我與⼤部
分參會者熟悉,他們讓我講話,我婉拒。
下午三組織分別召開代表⼤會,總結⼯
作、換屆選舉。我先到民聯和民聯陣的會
場和熟⼈聊天,最後到我曾任⾸屆法國分
部主席的民陣會場,⽼友相⾒分外親切熱
情,⾸屆美國分部主席楊建利也在這裡。
⼋九民運已經近20年,民運組織多了、民
運成員少了。此次民陣九⼤要選出理事會
15⼈、監事會5⼈,⽽會場不夠20⼈,他
們要選我。我堅拒,說早不參加民陣活
動,每年還要回國。⼤家諒解,表⽰還是
好朋友。第⼆天上午,會議代表到洛杉磯
市政府前集會,舉⾏“沒有共產黨才有新
中國”的專題演講。我歷來對街頭運動不
感興趣,當然不會參與。下午回到蒙市,
討論“明年‘六四’20周年全球紀念活動安
排”。散會後,我又開⾞陪“⽼同事”楊建
利旅遊⼀天,最後送上⾶機。
洛杉磯族群領袖研習營
2012年4⽉,在洛杉磯南⾯的⾧灘
市,由楊建利的公民⼒量組織主辦。⽼友
楊建利四年前洛杉磯⼀別,⼀直保持聯
繫;此次請我參加豪華⾷宿的會議,⼀是
感謝上次的款待,⼆是進⼀步“請教”。
與貢嘎扎西⼀別經年,到2017
年在紐約的劉曉波追思會上才
再次相逢。
三天研習營的宗旨是“促進中國各地
區、種族和宗教之間的信任、了解與合
作”。⼤會重點發⾔的“族群領袖”有:世
界維吾爾⼤會主席熱⽐婭、內蒙古聯盟主
席席海明、達賴駐北美代表貢嘎扎西,美
國教授林培瑞、在台灣執教的王丹。⼤陸
來賓是:北⼤教授夏業良,社科院研究⼈
員張博樹、《中國改⾰》雜誌前社⾧李偉
東。各類媒體來了不少,有博訊網的⾱
⽯、獨⽴媒體⼈溫雲超(北⾵)。
在最後⾃由討論時,⼤會主席楊建利
特別對我的與會表⽰感謝,並請我對中國
時局發表“⾼⾒”。推託不掉,不上講台,
站在座前,即席簡⾔——
“改⾰開放以來,中國發⽣天翻地
覆、巨⼤宏壯的變化,你還可以⽤更偉⼤
壯麗的形容詞。但是我要說,在政治領域
沒有本質的改變。依然是——國家體制:
憲法明⽂規定共產黨永遠領導;⽴法⾏政
司法:三權統⼀於黨委之下;武裝⼒量:
國軍仍然是共軍;公檢法的司法系統:黨
的政法委統帥;⼈事制度:黨管幹部、書
記管⾏政⾸⾧;新聞⽂化:中宣部統管、
無獨⽴媒體;憲法第35條:⾔論結社等六
⼤⾃由殘缺不全。總之,有憲法、無憲
政,有民主黨派、無民主和黨派!我這是
客觀的事實判斷,無個⼈好惡的主觀的價
值判斷。對此,‘民主派’說糟得很!‘當權
派’說好得很,這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
則’!⾒仁⾒智,各有所好。”我⼈坐下,
掌聲響起。有記者問:“閻先⽣,在民主
⽅⾯難道沒有進步嗎?”我只得回答:“⽑
澤東時代是⼀⼈獨裁;⽂⾰後是鄧⼩平和
陳雲的‘雙峰政治’;⼗三⼤五⼤常委、三
⼈說了就算;⼗四、⼗五⼤七個常委、四
⼈即多數;最近兩屆是九⿓治⽔,五⼈可
定奪。最⾼層的決定權,翻了五倍,民主
決策的巨⼤進步呀!”哄笑聲不斷。
21⽇下午,幾⼗名與會者前往威斯汀
酒店“晉⾒”(此會議⽤語)達賴喇嘛。楊
建利體貼地私下問我:“你還要回國,⽅
便去嗎?”我回答:“當年在紐約中央公園
的萬⼈集會上聽過他演講,欽佩!這次近
距離接觸的機會,難得!”楊便把我安置
在前排。達賴⾸先介紹西藏流亡民主的發
展,他贊成鄧⼩平對他的代表所⾔:“不
獨⽴,什麼都可談!”隨後說⾃⼰已退
休,但他主張的“中間路線”仍會被民選
的“嘎倫⾚巴”所堅持。在問答過程中,達
賴說他還向熱⽐婭等其他民族領袖宣傳中
間路線。坐在旁邊的熱⽐婭⿎掌點頭表⽰
同意。達賴表⽰,溫家寶的政改⾔論和薄
熙來事件預⽰中國正在變化;他⽀持劉曉
波和廣東的“烏坎村民”。
對於達賴這位77歲⽼⼈的表⾯印象:
⾝體健康、知識淵博,思維敏捷、急智幽
默,慈祥和藹、平易近⼈。⽽內在的,我
認同達賴“不獨⽴、不暴⼒,⾼度⾃治的
中間路線”。20年前我曾撰⽂分析,為什
麼維族剛動亂就“暴恐”,⽽藏族“平叛”近
40年未掀⼤浪?除了宗教原因,達賴
的“⾮暴⼒中間路線”是關鍵。現在達賴已
⼋⼗⾼齡,⼀但離世,“西藏青年⼤會”就
另起爐灶;其六萬成員分布全球,宣
稱“將採⽤⼀切可能的途徑和⼿段,堅決
爭取西藏獨⽴。”——那時就不好玩了,
西藏千萬別步新疆後塵!
13-8        洛杉磯的其它社交活動
體育運動
我⼩學開始打乒乓球,初中⼤躍進
成“畝產萬⽄”般的三級運動員,⾼中⼤學
喜新厭舊、轉向激烈的⾜球。在⼯廠累得
半死,運動少了;坐機關恢復乒乓球,在
國務院機關和中直機關⽐賽中⼩有斬獲。
在新加坡東亞所代表新⼤參加全國聯賽、
在《海峽時報》與⾺來西亞媒體對抗賽,
皆東⽅不敗。在紐約哥⼤參加清華隊,打
敗“聯合國軍”、報“⼋國聯軍”的仇。
2003年到洛杉磯,被攬⼊“知青隊”,
獲乒乓球團體亞軍。“南加州知青協會”04
年內鬨,華⼈海外組織的⽼常態,分裂出
誓不兩⽴的“美中⽂化協會”。每年春節,
原來⼀個迎春晚會變為兩個,都送我票。
我說:“什麼時候你們再分裂,我就能看
四場春晚了!”原“知青乒乓球隊”的朋友
⼤都進⼊“美中”,但實⼒削弱,我們“美
中隊”此後只能在三四名之間徘徊。
2008年南加華⼈運動會,游泳⽐賽前
⼣,“知青接⼒隊”主⼒突病;隊⾧與我在
同⼀健⾝館,知我能游,請我救場。次
⽇,因我在400⽶和800⽶接⼒中表現尚
可,我又被換上幾個單項,僥倖得了三五
個⾦銀牌。哪知闖禍了!“知青”⾸次超過
宿敵“美中”,取得游泳團體總分冠軍。歷
屆冠軍“美中”擁有原“⼋⼀⼥隊”專業運動
員、我的朋友王某,她開玩笑說:“你叛
徒!”隊⾧嚴肅:“明年參加美中隊,戴罪
⽴功!”俗話說,做⼈難,做好⼈更難!
我說,會運動的好⼈難上加難!我從此退
出華⼈體育江湖。
中國未統⼀,兩岸清華先統⼀。洛杉
磯的清華校友會包括北京的清華和台灣新
⽵的清華畢業⽣,並加⼊南加州中國⼤專
院校聯合校友會。隨後,台灣⼀統天下的
聯合校友會被⼤陸眾多院校滲⼊,兩岸外
交官都參加我們的年會。2012年,幾年⼀
次的“⼤專杯乒乓賽”舉⾏,我當時正在洛
杉磯,就被清華校友會拉⼊。我榮獲50歲
以上壯年組冠軍,並且⼀路都是3:0淘汰
對⼿,次⽇各報報道。最後三輪戰勝的分
別是台⼤、⽂⼤和政⼤的台灣⾼⼿,他們
不服:“⽐賽在您的俱樂部進⾏,您熟悉
場地,下周末請到我們俱樂部來切
磋。”中國清華不能⽰弱:“好!若你們勝
⼀盤、3:1,我以後常去,否則只此⼀
次。”結果那天,我還是以3:0全勝所有台
胞,以後每天仍去前⼤陸世界冠軍⾼軍的
俱樂部打球四五⼗局,然後游泳⼀千⽶。
參加“抗議美國電視辱華⽰威”
2013年10⽉美國廣播公司(簡稱
ABC)電視節⽬中,⼀男孩在回答“美國
⽋中國1.3萬億怎麼辦”時,說是“把中國
⼈都殺光!”主持⼈說:“有趣的想
法。”華⼈社會激憤,11⽉9⽇美國20多個
城市上萬華⼈⽰威,要求ABC道歉,是
美國有史以來規模最⼤的華⼈遊⾏。
2013年11⽉,洛杉磯,作者參
加抗議美國廣播公司辱華⽰
威。
洛杉磯是ABC總部所在地,必然是
抗議的重點。這天恰逢是⼀年⼀度的洛杉
磯清華、北⼤、交⼤校友野餐會時間。清
華校友會聯繫華商讚助幾輛⼤巴,在野餐
公園載上三校同學和我聯絡的美中協會與
知青協會的朋友,到ABC辦公⼤樓。9時
抗議⼤會開始,各屆代表和各⽅⼈⼠⾃由
發⾔;五千華⼈擠滿整個街區,抗議⽰威
要求ABC正式道歉。民眾揮舞著五星紅
旗、青天⽩⽇滿地紅旗、洋紫荊旗,兩岸
未統⼀、中港台民間⼤統⼀,但兩岸外交
官均未亮相。整個抗議過程,ABC⼤⾨
緊閉,無⼈出來與我們溝通。11時集會結
束,我們要求遞交抗議信,警察打開院⼦
⼤⾨。我們⾛到辦公⼤樓前,把抗議信插
在⾨上。近百⼈隨著送信的代表,湧進警
察⼀直不讓進⼊的院⼦,把抗議的旗幟和
標語,插滿ABC的庭院。12時我們返回
公園,開始三校的野餐和聯歡。事後⽩宮
正式回應:“ABC已從網上取下該節⽬並
加強節⽬審查,主持⼈已道歉並出具書⾯
道歉。”
反對“抗議梁警員事件”
2014年11⽉,紐約華裔梁彼得警官巡
邏時,因緊張開槍⾛⽕,打死無辜⿊⼈。
2015年,⼤陪審團判定梁的誤殺和瀆職罪
名成⽴,梁可能被監禁數年。
2006年2⽉20⽇,全美華⼈預定在各
地遊⾏集會聲援梁、抗議法院判決。美國
第⼆⼤城市、華⼈第⼀多的洛杉磯當然不
能缺席,他們當然也不會讓我閑著。我⼀
反上次遊⾏的積極態度,反對這次活動。
我向遊說我的各⽅闡明:“若無辜華⼈被
無能警察擊斃,警察不該負責嗎?若法院
判警察有罪,你們會抗議法院嗎?若法院
判警察無罪,華⼈會善罷罷休嗎?⿊⼈的
⽣命與華⼈同值!恕我不再能幫助組織此
次種族主義的⾏動。”當天洛杉磯市政府
前僅有數百⼈集會為梁“申冤”。2016年4
⽉,梁上訴後被⾼等法院判處5年緩刑。
接待朋友
進⼊21世紀第⼆個⼗年,我的同齡
⼈、⼩中⼤學同學,以及⼤部分朋友同事
都65歲以上了。按中國官場規定,正部級
都該退休了,遑論其他官⼈商⼈學⼈,來
美公費考察幾近絕跡,私費旅遊倍增。按
台灣話說,我很“四海”,只要是熟⼈,來
的都是客;有錢瀟灑住酒店,勤儉湊合住
我家。我算無証的“三陪”:陪吃、陪住、
陪玩,好在美國同性或異性三陪皆不禁⽌
亦無須辦証。近⼗年,每年接待的中國朋
友5-10批,旺季主臥和客房都住朋友,我
睡客廳沙發。陪客旅遊訪友,北上遙⾄舊
⾦⼭,200公⾥的聖塔芭芭拉常去;南下
遠到墨西哥,鄰近聖迭⼽抬腳就⾛;東⾯
幾州諸多國家公園遊爛了,五⼩時的拉斯
維加斯就靠華⼈維持的!
最後值得⼀提的是洛杉磯的兩位早已
退出民運、事業格外有成的⼋九⾵雲⼈
物。
李祿,被中國政府通緝的天安⾨學⽣
領袖,被認為是其中最聰明的。逃亡法國
時與我幾⾯之交,很談得來,後在美國同
年獲得學⼠、碩⼠、博⼠學位。現是公司
設在洛杉磯的投資家兼對沖基⾦經理,我
們就近時有來往。外界盛傳他可能成為巴
菲特的接班⼈,李對我說,他只是向⽼巴
推介⼊股⽐亞迪,使巴獲得數⼗億回報;
他並無意管理巴的公司,還是⾃⼰幹痛
快。億萬富翁李祿⽣活簡樸隨便,僅舉兩
例。某年有朋⾃遠⽅來,夫妻住我家,我
約李共進晚餐,順便還他多次請我之情。
他太忙,⼗點才到我家,道歉之餘說尚未
吃晚飯。我說叫宵夜外賣,李說吃冰箱存
貨,結果他打掃了我們晚餐打包的剩飯
菜。另,某⽇我應邀到李公司被啟蒙⾦融
常識,中午我說請你⼤餐算繳學費。李說
下午都忙,因此每天中午只是點⼼咖啡。
公司附近⾼級咖啡館林⽴,李只帶我到星
巴克連鎖店,我為他花費不到⼗元。後因
李把擁有的多維新聞網股份賣給中資背景
者,致使其創始⼈、我更好的朋友何頻退
出多維;我與李祿又都忙於⾃⼰的事,故
近年少有來往。
劉永川,全美學⾃聯⾸任主席。“六
四”後積極活動,促使⽼布什政府容許全
部中國留美學⽣學者獲得綠卡。直接受惠
者達⼋萬之眾。劉1993年獲斯坦福博⼠後
在美國多所知名⼤學任教,現為研究⽅法
和數據科學著名專家。因居住洛杉磯,我
們偶有往來。我們第⼀次朋友聚會吃飯
時,我表⽰:“我雖然沒拿六四綠卡,但
很多朋友是受惠者。你因此不能回國,我
應該替他們感謝你,今天買單。”劉
說:“⼀切都是歷史了,我現在已受洗加
⼊基督教,脫離政治專⼼致⼒於科學研
究。”我說:“歷史永遠記住你和你的團隊
的功績。”事後與許多⽼留學⽣談起劉永
川,他們都讚不絕⼜。
第三節 對三位著名流亡者的幫助
13-9        與萬潤南的美西交往
在清華⼩型餐會上,⼀同學說某⼈是
萬潤南的跟屁蟲:我當即說:“我還不如
她,我是所有流亡者的跟屁蟲!”我能回
國了,但“餓者變飽漢,更知餓漢饑”!我
願盡綿薄之⼒幫助不能返國者,在新加坡
和紐約⼯作時如此;到美西退休了有⼩錢
和⼤閑,則更是志願者和義⼯。
在舊⾦⼭,先到的⽼萬幫我找的出租
公寓,距離他與兒⼦同住的豪宅僅三公
⾥。每天下午⼀⼈跑步到另⼀⼈家,茶點
⼩聊;再⼀同跑回⾃⼰家,稍事歇息;另
⼀⼈⾃⼰跑回家;⾬雪有阻,否則幾乎天
天如此。與在紐約⼀樣,我們單⽅的本地
和來訪的親友都成了雙⽅的朋友,共同款
待;如萬孫⼥出⽣,親家母、清華學⾧來
舊⾦⼭,即如此。我們⼀起開⾞遠赴洛杉
磯、近游周邊景,是⽇常⽣活的新常態,
不值⼀提。值得⼀提的是萬的⽗母已年逾
耄耋,不能像上世紀末能⾧途旅⾏到美國
與愛⼦相⾒。國內關係斡旋,讓萬寫
份“認識”交政府,未通過。萬與我商議,
我們共同修改成“不認錯的最深刻認識”,
但還是被拒絕。我敬佩萬的氣節!他只能
每天17時,與中國早8時的⽗母視頻。我
還是每年回國時,為萬傳遞信息和物品。
萬太李⽟半年在美國為丈夫盡婦道,半年
在北京為⽗母盡孝道。
2003年以後,我遷⾄洛杉磯;萬的兒
⼦回中國發展,賣掉豪宅,⽼萬夫妻搬到
舊⾦⼭機場附近。我們還經常在南北加州
之間駕⾞互訪。其間⽼萬購置了豪華的瑞
典“富豪”轎⾞、配置了剛發明的導航儀,
在朋友的電召⾞公司開出租⾞,迎送來訪
北加州的富賈鴻儒。萬對我說:“我曾把
出租⾞開到極致,這就是我的職業素養;
這段⽇⼦,是我⽣命中最動⼈的樂
章。”六四後,國內無關⽅⾯曾放⾵,萬
捲⾛巨款;萬退出民運後,有⼈說他貪污
了民陣經費。作為好友,我清楚其清⽩;
因為好友,我的辯⽩蒼⽩。他⾃⾷其⼒開
出租⾞,即為明証!
2004年6⽉15⽇晚6時,我從洛杉磯開
⼀天汽⾞如約準時到達萬在北加州的家⾨
⼜。按⾨鈴無反應,座機⼿機均無⼈接。
可能臨時有接送機場的緊急差事,那裡信
號不佳。等了半⼩時,又過半⼩時,天暗
下來;我對極守時的⽼萬擔⼼了。約7時
半他來電話,半⼩時後到家。晚8時,⼤
汗淋漓、⾐服濕透的⽼萬才與我⼀同⾛進
他家。他說:三⼩時前開⾞回家,突然⼼
劇疼、頭發暈,他忍痛把⾞停到路邊,就
不省⼈事了。半⼩時前凍醒,不知何時渾
⾝濕透,第⼀時間電話向我道歉,第⼆時
間電話取消餐館訂座。當晚我們泡麵充
飢,夜宿萬家。次⽇我載他看醫⽣,診斷
嚴重⼼肌炎,⼼肌部分壞死。從此,他不
能⾧途開⾞,我每年去看他數次。
2005年,⽼萬遷⾄東灣佛利蒙市。幾
位華⼈博⼠在佛市成⽴⼀家開發“綠激
光”醫療設備、產品銷往中國的公司,聘
請萬為營銷總監。萬的海外⼈脈關係為公
司籌款幾⼗萬美元,國內⼈脈為公司建⽴
銷售網。那幾年萬事業順遂病情穩定,我
看望他時也常去距他家幾分鐘⾞程的公
司。2007年前後,中國醫藥總局領導貪腐
頻頻更換,因此萬公司銷售不順,公司M
總裁獨攬銷售⼤權,閑置⽼萬,我捧場三
萬後來全打了⽔漂,⽼萬損失更多。
2008年初,萬搬到在舊⾦⼭西北百公
⾥的退休社區買的新房,開始了完全退休
的⽣活。社區內配套實施⿑全,但距離最
近的華⼈超市和中產階級必去的倉儲超市
要40分鐘⾞程。⽼萬不能⾧途開⾞,坐別
⼈⾞太緊張更不⾏。我每次去,都在路上
買⿑各種中西⽣熟⾷品。到達後請上他和
隔壁的我中學龔同學,⼀起去鎮上唯⼀的
港式中餐館(⽊須⾁⽤叉燒⾁可⾒⽔
平),飯後⼤量打包帶回萬家。龔某總
說:“⽼閻又來扶貧啦!”我必答:“在紐
約和舊⾦⼭,⽼萬對我恩重如⼭!”有幾
次李⽟在,我就開⾞載她在周圍遠⾏⼀
天。2008年後我每次都住在萬家客房,不
⽤再去旅館了。
2014年初,萬潤南離開旅居15年的美
國,結束我們密切接觸的15年,返回法國
巴黎定居。我們保持著微信電郵電話的熱
線聯繫,我每年回北京都與李⽟⾒⾯。
13-10        在洛杉磯照顧陳⼀諮
2008年洛杉磯民運⼤會與陳⼀諮重
逢,會後登⾨拜訪,紐約⼀別,新世紀⾸
次⾒⾯。他已患晚期膽道癌⾝體虛弱,我
開始了對他⾧達六年的照顧,直到他去
世。陳經名中醫治療病情穩定,每天練氣
功、吃中藥、⽤艾草灸。我與陳家在相距
不遠的相鄰城市,應他要求每周去看望⼀
次;⼀般是下午兩點他練完氣功後,五點
太太下班前。篤信佛教、希望清淨的陳太
不願⼈來;同樣相信佛教、願意熱鬧的⽼
陳特希望來⼈。陳⾏⾛困難,下午是半⽇
保姆上班時間,可以給我開⾨鎖⾨。平常
我只是帶些時令⽔果、暢銷書籍(如吳李
邱回憶錄等)、⽼友近況和⼤⼩道消息,
主要是陪他聊天解悶;每年從中國回來,
就是茶葉、⼟特產和中國的擦邊書。⽽不
平常的事件有——
2009年張鋼和太太來洛杉磯住我家⼀
周,張與陳18年前衝突,⼀直無來往;張
得知陳病情,在我陪同下、帶著我庫存的
中國特產(我說張從澳⾨帶來)去看望
陳,主動和好。後來我又開⾞帶張夫妻去
北加州看望萬潤南。
陳的⼥兒畢業後回中國發展,⼀般聖
誕新年與夫婿帶孩⼦看望⽼陳,夏天是妹
妹從西安來照顧兄⾧。2010年在陳的家
中,我與陳妹⼀起慶祝他七⼗⼤壽。陳難
得⾼興,說:“希望五年後我還能給你作
70⼤壽,然後彼此⼀直作下去!”我
答:“俺胸無⼤志,咱們就作到90為⽌
吧!”陳開懷⼤笑。陳妹說:“⼤哥這裡只
有您⼀個⽼朋友,他就盼著閻⼤哥
來。”當年底我滿65歲,因繳稅超過⼗年
享受⽼年健康保險,我選擇了與陳和許家
屯同⼀個家庭醫⽣;更⽅便帶他看病和替
他取藥。2011年陳的⾝體好些,只是起床
後腰⽼疼;說來洛杉磯好幾年,還沒看過
市容和⼤海。我看他的床墊已經塌陷,就
帶他去買了新的硬床墊,答應他腰疼好些
帶他進⾏多個“洛杉磯⼀⽇游”。3⽉15⽇
我請許家屯晚餐,餐館距陳家很近,雙⽅
願意⾒⾯。我去接陳,⾸次⾒到對⼀諮特
好、對陳友特煩的陳太。許與陳歷史性聚
餐,許左陳右,⼤吵⼀架不歡⽽散;事後
我招致陳太埋怨。2012年夏,陳的妹妹和
妹夫又來美國。陳要求:“本想我⾝體好
些,你陪我們兄妹⼀起遊覽洛杉磯;現在
我⾝體還不⾏,⿇煩你先帶他們吧。”我
只能導遊陳⼀詒夫婦了,⽼陳從此再也沒
有跟我出過家⾨。
1990年4⽉,柏林會議後,作者(左
⼀)與陳⼀諮(右⼆)難得的合影。
《陳⼀諮回憶錄》
陳⼀諮寫回憶錄的想法由來已久,
2009年搜集資料,2010年動筆(動電
腦)。他寫完幾章,就把打印稿交我“斧
正”,⼀周後我“學習”完,把像“批改過的
作⽂”交還,與他討論。錯別字、筆誤,
陳⽴⾺改正。我的有些意⾒,經過爭論他
接受,如他提到胡耀邦時稱“胡叔叔”。我
說:“當⾯叫胡,或與熟⼈對話,可⽤。
第三⼈稱敘事時,不必顯得親切,不⽤為
佳。”有些他不接受,如他提到某太⼦誇
他有總理之才。我說:“無第三者在場的
誇獎,不提也罷。”討論中,有些史實不
清。我曾多次應他的要求,當場致電紐約
的何頻、北京的組織部王同事等等,讓陳
與對⽅直接對話澄清事實。當年秋陳交我
前三章、年底交四五章,次年春交六七
章。2011年8⽉,我送還最後的第⼋章
和“前⾔後語”。陳⼀諮說:“我想在書中
感謝你,⾏嗎?怕嗎?”我猶豫⽚刻,
答:“你感謝了許多國內朋友,我怕啥!”
2013年9⽉,陳把⾹港新世紀出版社5
⽉發⾏的《陳⼀諮回憶錄》,簽名題詞贈
我。他翻到《說明》⾴,讓我看——在致
謝每章幫助者的最後,寫到:“我還要感
謝的是,本書在寫作過程中,得到洪朝
暉、羅⼩朋、王⼩強、閻淮等友⼈對本書
寫作的指導與幫助。”
為什麼陳⼀諮要在書中感謝,我“猶
豫⽚刻”?我⽤學術語⾔:陳在書中負⾯
評價了眾多熟⼈,我皆熟悉。這是我與陳
的最⼤最多最激烈的爭論。我說:“誰都
不該貶!尤其張鋼帶著太太和禮物來看望
你,他現在還不能⾃由回國!更不應罵萬
潤南,你還為母奔喪和掃墓回國兩次,他
呢!”陳⽣氣不聽。我也動氣了:“兒時
唱:罵⼈不理罵⾃⼰!他們何⼈?⾃有公
論!你貶損別⼈,只能有損你的書和你的
⼈!”陳說鮑彤答允寫序,未果,不知是
否與此有關?不出所料,看過陳書的許多
朋友都說:“他罵了⼀切⼼存芥蒂的友
⼈,把他們都視為讎敵。器量太⼩
了!”陳在回憶錄的《說明》中,為各章
提供資料⽽感謝了⼀百多⼈,⽽我是“對
全書寫作過程中指導與幫助”的僅數⼈之
⼀。我為此⽽猶豫、⽽憂鬱。
我1984年在莫⼲⼭認識陳⼀諮,國內
參與他的體改所、青年經濟學會、政改辦
的經濟和政治改⾰⼯作,海外參與他的當
代中國研究中⼼的學術⼯作。他的遠⾒卓
識和廣闊胸懷,團結了眾多精英志⼠,成
就了⼀番事業。但是在晚年,⾝體虛弱事
業受挫,⼼理健康和精神狀態明顯⽋佳;
⼈性的弱點、⼈品的瑕疵便顯現出來。英
雄遲暮、哲⼈其萎,我只能引以為鑒!
陳⼀諮去世
2014年4⽉陳⾝體極度虛弱,⼥兒吳
笙來美。14⽇17時,吳給我打電話:“⽗
親15時去世,你明天可來家告別、商議後
事。”15⽇10時我如約到陳家,陳妻肖⾬
和吳笙接待。我到客房向躺在床上、好似
安詳熟睡的陳⼀諮三鞠躬。牆壁上掛著體
改所幾⼗⼈署名的輓聯和陳的幾張照⽚。
我⼀個⼈陪伴⽼陳良久,思緒萬千悲痛⼼
疼,他還不滿74歲呀!隨後我與肖⾬吳笙
商量具體的善後事宜。下午我聯繫世界各
地的⽼陳好友,趙⼆軍和萬潤南請我以三
⼈名義送⼀貴重花圈。18⽇我再去陳家,
陳的⼥婿已到了;我們檢視各項有關事宜
的落實情況。
4⽉21⽇9時,遺體告別儀式在中華殯
儀館舉⾏。紐約來的洪朝暉主持、羅⼩朋
致悼詞,百餘⼈參加。11時,陳的家⼈與
專程從紐約趕來的洪與羅、張艾枚、于⼤
海、李進進等和我,護送遺體到⽕葬場⽕
化。12時,陳家親屬請上述⼗幾⼈午宴。
這些⼈⼤部分是我的⼗年未⾒的⽼朋友,
⼤家低調敘舊幾⼩時,下午我把幾位送到
機場。
13-11        與許家屯結成忘年交
2009年《華盛頓郵報》欲了解習近
平,詢問何頻。何想到我曾考察過習,通
過萬潤南找到隱居的我;便產⽣了該報上
我的⽂章,何也與我恢復聯繫。6⽉何頻
與⾼伐林來洛杉磯採訪許家屯,他們是多
年的忘年知⼰,已採訪多次,這次也介紹
我與許認識。我佩服“六四”時許的表現,
也看過他離國後的著作。93歲的許家屯住
在洛杉磯東⼀百公⾥、⽤《許家屯⾹港回
憶錄》的稿費購買的⼆層⼩樓。私⼈助理
李海倫照顧起居,經濟狀況好時僱有保
姆,⼩⼥兒退休後、於幾年後也來同住。
從此我成了許家常客,⼀兩個⽉去看
望⼀次,當然不能空⼿去了。他家沒保姆
時,我還從淮揚餐館打包,帶些許⽼喜歡
吃的江蘇家鄉菜。每年回國前去請
⽰:“國內嘛事要辦?”返美後匯報中國⾒
聞,買些碧螺春茶葉等江蘇⼟特產,說是
許的部下送給⽼⾸⾧的;為⽼爺⼦⼀減思
鄉愁,⼆增⾃豪感。與許⽼討論交流時,
談歷史:同齡的家⽗與許都是“三⼋式”的
新四軍,我又出⽣在江蘇,格外親切;講
現實:許認為中國都好、美國皆壞,共同
語⾔較少。看未來:他滿懷期望、企望和
乞望能“葉不落歸根”,我不忍⼼讓這⽗輩
的鮐背⽼⼈絕望,違⼼安慰他:“可能不
久就可以回國了!”我還問:“那你為什麼
離開中國?後悔嗎?”許答:“江澤民和李
鵬要狠整我,‘⼩杖則受、⼤杖則⾛’。胡
錦濤和習近平很好,將來會讓我回去!我
不後悔當初的抉擇,我當然不能⽀持鎮
壓!”就為這最後⼀句,我敬佩許⽼爺
⼦!下⾯是幾年中,印象深刻的事情——
2010年12⽉,許家屯在美墨邊境的聖
迭⼽市中華歷史博物館,舉⾏離國20年⾸
次、也是唯⼀的公開演講,暢談他出掌新
華社⾹港分社、以及來美後的⼼路歷程。
我隨同前往,看到演講廳聽眾爆滿,散會
後許被圍得⽔泄不通,欲合影、簽名者竟
需排隊。許又露出久違的、⾹港⼈熟悉
的“許⽒招牌笑”。
2011年3⽉在例⾏家訪時,許家屯說
眼睛更加模糊了。美國65歲以上的⽼⼈都
有國家的醫療保險,交夠10年稅的,享受
較好醫療條件的“紅藍卡”;否則像許,就
是較差的“⽩卡”,醫⽣不願看⽩卡病⼈,
不是急診就要排隊等待很⾧時間。15⽇下
午我托好友眼科張醫⽣給許⾨診檢查,結
果是⽩內障嚴重,預定24⽇⼿術。晚上我
預訂了在當地最豪華的、唐國強等明星來
洛杉磯舉⾏⾒⾯會的御珍樓餐廳,宴請張
醫⽣夫妻,以⽰感謝,許⽼和海倫作陪。
御珍樓距陳⼀諮家很近,陳知道我認識
許,想⾒。我徵得許同意,接陳過來。酒
過三巡菜快掃淨,騰出嘴來開始辯論:⽼
布爾什維克與民運⾻幹、許⽼與⽼陳,針
鋒相對各不相讓。陳平時兩⼈交談都像⼤
會上做報告底氣⼗⾜,許⼀⽣氣也嗓⾨就
⾼,我們勸阻無效,兩位吵得周圍⾷客側
⽬,服務員都過來勸架。最後不歡⽽散。
24⽇⽩內障⼿術完畢,海倫陪許⽼到醫院
附近的我家午餐和休息。許對⽼陳餘氣猶
在:“⼩閻你是⼩反動,⽼陳是⽼反動、
⼤反動!我過去對他的較好印象蕩然無
存。”海倫打圓場:“閻⼤哥勞民傷財挨你
罵,還笑嘻嘻,好⼈哪!”
2011年5⽉,何頻⼀⼈來洛杉磯,我
接機後直接去許家屯家,我們在許家住了
三天。許對何閻⼆⼈,深⼊詳細全⾯地談
了他的⾰命歷史、對當今世界的看法和對
共產主義運動的展望。當然每次的熱⾨話
題、保留節⽬總是回國!許通過黨內的層
層渠道,爭取回國的種種努⼒,都是泥⽜
⼊海無消息,他希望、失望但不絕望。每
每此時,我眼濕、喉澀、⼼疼!我根本不
看好,但不能說破,只能安慰。20年啦,
⾵燭殘年⾏將就⽊的95歲“⽼朽”,⾼抬貴
⼿放他⼀⾺,又何妨?!離開許家,何頻
住進我家附近的希爾頓酒店,處理他
的“公私”業務。臨⾏前⼀天,何到我家作
客聊天,約好許家屯下午到我家附近餐館
為何頻餞⾏。時間已過,我們在餐館左等
不來、右候不到,海倫在⾼速公路上開⾞
載許、不敢接電話。過了⼀⼩時,海倫才
從家中來電話。原來:赴宴路上海倫順⼜
說起:“朋友回國歸來,講國內腐敗猖
獗。”許⼤怒:“你們這些反動分⼦,就會
污衊我黨和國家,看不到美國更腐敗墮
落。太可氣了!我沒⼼思去吃飯了,開⾞
回家去!”海倫下⾼速、停路邊,費盡⼜
⾆、檢討加道歉、勸了半天毫無效果,只
得打道回府。我啞⼜無⾔⽚刻,感
嘆:“這種堅貞的⽼邁的黨外布爾什維克
(許早被黨開除),還不讓回國,天理何
在?”玩笑沖淡氣氛:“咱倆⼩反動吃,我
還省了⼀半銀⼦呢。”
2016年6⽉29⽇,許家屯逝世,享年
100歲。
6⽉23⽇晚,回中國四個⽉、返美⼗
幾天的我,為剛從紐約來洛杉磯參加⽂⾰
五⼗周年研討會的何頻、馮勝平、⾼伐林
接⾵,⾹港《⽂匯報》前總編輯⾦堯如的
公⼦⾦建⼀作陪。餐後與我們驅⾞直奔百
公⾥外的許家屯家。許四⽉病危兩度⼊
院,搶救過來堅持回家;現已病⼊膏肓,
護⼠陪伴在旁。我們進⼊臥室,許⽼安靜
地昏睡在床上。隨後我們與海倫及從中國
趕來的許的次⼦和次⼥,⼀起商量許的後
事。⾦建⼀介紹,⽗親去世時的殯葬經紀
很專業,於是⽴刻請來該經紀,商定了殯
葬活動的⼤事細節。我回到家已凌晨3
時。
6⽉28⽇開完⽂⾰研討會,估計許可
能維持幾天,何頻、⾼伐林、馮勝平和我
開⾞南下墨西哥散⼼,當晚住在聖迭⼽旅
館。剛睡下來了電話,海倫哭著說:“剛
才,12點12分,⽼爺⼦⾛了!”何頻和⾼
伐林⽴即在網上發布訃告和有關照⽚,我
們幾⼈似睡⾮睡,天沒亮就趕回洛杉磯,
與許家⼈⾒⾯,落實六天前確定的相關事
宜。加州規定,⼈死後憑醫療証明報告政
府,批准後⽅可⽕葬。再確定追思會⽇
期,⼤約需要⼗天。我們四⼈駕⾞東遊,
與許家保持熱線聯繫。
2016年7⽉,向百歲⽼⼈許家
屯告別。
7⽉9⽇,我們在美西遊覽後,南下墨
西哥再返洛杉磯,直奔許家,與她們商定
後兩天的安排。
7⽉10⽇12時⾄17時,在森林草原墓
地舉⾏遺體告別。幾⼗位親密好友和家屬
參加,其中有萬⾥次⼦萬仲翱。花圈過
百,有趙紫陽、萬⾥、彭沖後⼈送的。我
以個⼈和以清華校友的名義(眾多校友得
知消息委託我代送花圈)送了兩個花圈,
我們全程陪同家屬接待來賓。
7⽉11⽇12時⾄15時,追思會在同⼀
殯儀館舉⾏,百餘位親友參加,何頻代表
好友講話。禮堂左邊⾸排坐著許的親屬,
右邊⾸排是何頻和我等四位“往年之交”。
追思儀式結束後,何頻、⾦建⼀和我等許
家屯晚年交往密切的⼋⼈,扶棺移靈前往
⽕化。晚餐許家宴開四席答謝好友,夜11
時我送何⾼馮三⼈上⾶機回紐約。結束了
近20天的送別許家屯活動,也結束了我與
可親、可氣、更可敬的許⽼爺⼦的⼋個年
頭的忘年之交。
2014年向東⽅送⾛執著追求民主的萬
潤南,回到他的第⼆故鄉、⾃由的法蘭
西;向西⽅送去篤信佛教的陳⼀諮,去他
向往的佛國;2016年的現在又送黨外布爾
什維克許家屯,去⾒他終⽣信仰的⾺克
思。美國加州三位可敬的流亡朋友都離開
這裡,我“跟屁蟲”的⾝份和志願者的使命
也告終結。準備遷移美東。
第四節 ⽂⾰五⼗周年的三場研討會
13-12        清華“⽂⾰校友”⽂⾰反思聚會
2016年是無產階級⽂化⼤⾰命開端50
周年、終結40周年。“不忘初⼼”的中國知
識分⼦,要衝破重重阻⼒,隆重紀念和徹
底反思。紀念本是中性詞,但因眾多逝去
的“無產階級⾰命家”逢五逢⼗的冥壽,官
⽅需要經常⼤肆紀念,“紀念”就被誤解神
聖;其實壞事也需紀念,如“南京⼤屠
殺”。4⾄6⽉,我先後在中美的三個⽂⾰
研討會上發⾔。
2013年,清華同學孫怒濤提議校友們
撰寫回憶反思⽂⾰的⽂章、結集出版,我
沒理睬。擔任“⽂集顧問”的好友向孫主編
舉報:“閻淮在寫回憶錄,⽂⾰部分肯定
精彩。”孫隨即禮賢下⼠數次約稿。我被
感動,次年把三萬字的《⼀個⽼紅衛兵的
回憶與反思》交出。2015年,《歷史拒絕
遺忘——清華⼗年⽂⾰回憶反思集》由⾹
港中國⽂化傳播出版社出版,國內流傳甚
廣、各界反映較⼤。校友網上逐篇刊出,
拙作得到最多好評;海內外許多網站都轉
載我⽂。孫怒濤決定藉勢於次年舉⾏名
為“校慶座談會”的⽂⾰反思聚會,百餘校
友踴躍報名,楊繼繩、秦暉、閻⾧貴、唐
少傑和我等8⼈被推舉為特邀發⾔嘉賓。
2017年4⽉,北京,清華校友
為作者接⾵,楊繼繩欣然答應
寫《代前⾔》。
2016年初孫怒濤組建會議籌備組。我
3⽉回國,與籌備組看了幾處會場,最後
選定北京奧運村附近的亞奧國際酒店,3
⽉21⽇簽約並繳納定⾦。隨後我陪“歐盟
援華環保⼩組”到東北等地考察評估,4⽉
中旬回京,22⽇會議的⼀切準備⼯作全部
就緒。
4⽉20⽇晚,突然接到孫怒濤電話,
說亞奧酒店剛以治安理由毀約。我秉
承“危機時,⾒好則收、遇壞就上”和“無
事不惹事、遇事不躲事、出事不怕事、完
事不想事”的“⼋事原則”,⽴即申請加⼊
籌備組,協助處理變局。
21⽇上午,我開⾞載杭州來京的孫怒
濤,⼀同參加籌備組緊急會議。我們想到
清華附近擁有10桌⼤包廂的“郭林家常
菜”。因與戴晴、吳偉等有飯局,我先⾏
離去。孫怒濤等中午去“郭林”視察試吃。
滿意!訂菜、簽約、交定⾦。在微信群通
知:“座談會改為聚餐會,只是吃喝玩樂
吹拉彈唱,可帶⽩酒⼀醉⽅休!”原定討
論⼀天,中餐謝絕烈酒。現在如此通告,
就是向無關⽅⾯求饒,⾼抬貴⼿、放我們
古稀⽼朽⼀餐!
21⽇晚,籌備組等⼈在⼤鴨梨烤鴨店
就餐,檢視明⽇聚餐準備⼯作。突然家住
昌平、中午簽約的同學來電話:“郭林家
常菜來電話說煤氣管道檢修取消明⽇訂
餐,讓⽴刻去取回定⾦。我說住在遠郊
區,明天再取。他們說⾺上來我家送定
⾦,並要拿回菜單,今夜⼀定要把⼀切了
結!”頓時歡聲笑語變成莫⾔無語!同
時,清華發⾔教授來電話:“領導不讓參
加此會。”有⼈無奈:“胳膊擰不過⼤腿,
算了吧。”孫怒濤以拳擂桌:“我⼼有不⽢
呀!”我趁勢建議:“這裡北⾯⼩街上的合
川⼤酒樓有⼆三⼗⼈的⼤房間,周五中午
不會緊張,我們不預定,明天⼀開⾨就去
佔了。研討⼤會改成國外和京外校友參加
的⼩型會議。”⼤家贊同,⽴刻在餐館包
間裡⾏動起來。微信群通知聚餐會取消,
明天下午在清華園開“⾒⾯會”。我們不敢
使⽤微信,就電話逐⼀通知“臨時海
歸”和“專程進京者”。電告敏感⼈物楊繼
繩:“明天上午去看望你,請在家等
候。”(次⽇“看望者”⽤汽⾞把楊“劫
持”來參會)對更敏感的蒯⼤富則暫不通
知,明天上午再告之,結果次⽇蒯已去清
華來不及趕到合川。
2016年4⽉22⽇9時⾄14時,清華⽂⾰
時在校同學30多⼈,三易會址後終於在合
川⼤酒樓(北京亞運村店),艱難地舉⾏
了微型的⽂⾰五⼗周年反思研討會。囿於
是餐廳不是會場,只有楊繼繩宣講了《為
什麼歷史學成為當代顯學》,其他到場的
發⾔嘉賓只簡單介紹⾃⼰的論⽂提要,主
要時間是⾃由發⾔。我的感慨議論
是:“清華⽂⾰校友⼤部分是執政的共產
黨員,開會卻要地下黨作⾵;黨的⼀⼤兩
易其址,我們卻三易會場。都是70後的耄
耋⽼朽,響應黨中央‘徹底否定⽂⾰’號
召,開個反思⽂⾰會,就洪⽔猛獸了?幾
個⾃信怎麼蕩然無存啦?”15時⾄18時,
近百⽂⾰校友集聚清華園,先在⼤禮堂前
合影留念,再到清華荒島暢談海聊,歌曲
才藝戲劇清唱穿插助興。散伙後,我開⾞
先送蒯⼤富夫婦回旅館,再與孫怒濤⼀同
回我們的酒店。蒯太說:“清華的團派、
四⼀四、⽼兵,三⼤派的頭頭在這⼩轎⾞
中⼤聯合了。”我接茬:“若出⾞禍,三派
都沒責任,敵對勢⼒就栽贓⽼共了!”
5⽉,孫怒濤設⽴清華⽂⾰反思微信
群,百餘校友專⾨討論夭折的四⼆⼆討論
會的論⽂。孫通知我:“後天討論你的發
⾔,正好趕上‘516’,有顧忌嗎?”我
答:“516?我的榮幸!我是上無敬區、中
無誤區、下無禁區。好話:百無禁忌;壞
話:活豬也不怕開⽔燙!”討論的結果,
我不好意思說,當然是好評如潮。海內外
網上盛傳、美國出版的《明鏡⽉刊》2016
年7⽉號刊登萬⾔拙作《獨具⽑澤東特⾊
的中國⽂⾰——在“清華⽂⾰研討會”上的
發⾔》論⽂最後注明⽇期“2016.4.22”。⽂
前的副標題和⽂後的時間,是我強調必保
留的,以此紀念那“開⽽未開”的“清華四
⼆⼆”!
13-13        洛杉磯加⼤知青研討會
新世紀初,美國加州理⼯學院邱新睦
的研究知青的論⽂寫道:“崔武年和閻淮
的《談談⽼三屆》,是國內知青研究領域
的第⼀篇專題論⽂。作者運⽤⼤量的事實
和數據,論述和分析了知青⽼三屆的教育
基礎、特殊經歷和現實狀況;認為⽼三屆
是⾃覺對社會負起責任、經過磨難和反思
的⼀層⼈。該⽂有理有據、平實可信、有
很強的說服⼒,可以視為國內知青研究的
開端。”
我到洛杉磯後認識了“南加州知青協
會”的領導邱新睦,為感謝上述的謬獎,
我應邀為邱主編的《知青》雜誌撰寫⽂⾰
回憶⽂章,並參加他們知青協會的活動。
2016年5⽉,我在北京接到邱的電
郵,邀請我作為南加州知青協會的代表,
參加6⽉在加⼤洛杉磯分校(UCLA)召
開的知青研討會並重點發⾔。推託不掉,
只好應允。
6⽉22⽇,我在加⼤圖書館召開的知
青研討會上的發⾔《⽑澤東的烏托邦與知
青上⼭下鄉》,要點如下——
⼀、獨具⽑澤東特⾊的中國⽂⾰(上述
清華研討會論⽂的主要觀點)
⽑式烏托邦導致知青下鄉
1、“五七指⽰”是⽑烏托邦理想的集中
表現
1966年8⽉8⽇的《關於⽂⾰的決定》
即“⼗六條”,把破除舊思想、舊⽂化、舊⾵
俗、舊習慣”,即“掃四舊”定為⽂⾰的重要
⽬標。
此前的5⽉7⽇,⽑寫了《給林彪的⼀封
信》,簡稱“五七指⽰”。提出:“⼯⼈以⼯
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化,也要
搞‘四清’,也要從事農副業⽣產。農民以農
為主,也要……學⽣以學為主,也要……商
業、服務⾏業、黨政機關⼯作⼈員,也要這
樣做。”
如果說《⼗六條》是⽑澤東⽂⾰“⼤
破”的綱領,那麼《五七指⽰》就是⽂⾰“⼤
⽴”的綱領。⽑澤東對整個社會模式構思宏
⼤的美妙設計。這就是⽑⼼⽬中的共產主
義、⼤同理想世界!
⽑對社會中主要的三種成分,認為⼯農
是⽪、知識分⼦是⽑,其關係是“⽪之不
存、⽑將焉附?”知識分⼦必須與⼯農相結
合。⽑對各種知識分⼦最不放⼼,⽂⾰中的
具體做法是:⼤知識分⼦的幹部,到“五七
幹校”;中知識分⼦的⼤學⽣,畢業分配“四
個⾯向”,即⾯向農村、⾯向邊疆、⾯向⼯
礦、⾯向基層;⼩知識分⼦的中學⽣,則基
本全數下鄉。
2、下鄉是⽑的理想、知青的不幸
1968年12⽉⽑發出⼀句頂⼀萬句的最新
最⾼指⽰:“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
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的⽬的真是想
讓中學⽣接受農民再教育,與⼯農相結合,
鑄造⼀代新型知識農民。儘管有⼈⾼調“青
春無悔”,我卻低調“青春無奈”。⾃願選
擇,存在悔與不悔;被迫下鄉(包括農場兵
團),只能無奈!否則,怎麼不讓您的寶⾙
⼦孫,再下鄉“⼟插隊”,⽽只想出國“洋插
隊”?
三、⽂⾰中最淒慘不幸的就是下鄉知青
1、知青在“三⼤差別”的下⾵⼜
“⾛資派”和“⾛社派”的⽗母輩去幹校,
幹部“解放”⼀批,回城⼀批;最後幹校廢
除,全部⾐錦還官;年⽼的離退休,補發⼯
資,發點⼩財;體壯的升官增祿,權財雙
收。
我僥倖早⽣兩年,混進⼤學;兩妹⼀
弟,全部下鄉和兵團。⾺列講“三⼤差別”:
城鄉差別,我在縣城、弟妹在鄉下;腦體差
別,我技術員費腦⼒,弟妹種地拼體⼒;⼯
農差別,我是職⼯拿旱澇保收的⼯資和享受
⼩病多藥的公費醫療,弟妹是農民賺⼯
分。“三⼤差別”倒霉的知青都在下⾵⼜!
2、禍延幾代、⼀⽣夢魘
⽂⾰1700萬知青中,後來上各種⼤學者
150萬。不⾜10%的佼佼者,上⾄總書記、
下⾄各類成功⼈⼠,現在可以和保爾•柯察⾦
⼀樣:“當他回⾸往事時,不會因虛度年華
⽽悔恨,也不因碌碌無為⽽羞愧。”他們可以
⾃豪地說:我青春無悔!其他超過90%的知
青,回城後絕⼤多數⼈迅速或緩慢地被邊緣
化,成為城市中最不幸的弱勢群體。他們的
⽗母、⼦⼥的幸福都或多或少受到影響。五
⼗年前,⽑澤東,傑出的烏托邦主義者和不
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的中國美夢,成為知青
們終⽣的夢魘!(美國《新史記》雜誌2016
年出版的總33期,全⽂發表此論⽂)
參加這次會議的除了在美國的華⼈和
洋⼈學者,還有中國來的復旦⼤學的⾦光
耀教授等⼈。
13-14        洛杉磯⽂⾰國際研討會
2016年6⽉24⽇⾄26⽇,加州⼤學河
濱分校等四機構在洛杉磯召開“⽑澤東遺
產和當代中國:⽂⾰五⼗周年國際研討
會”。參加會議的學者有六⼗餘位,主要
來⾃美國,其次是中國⼤陸的⼗幾位,還
有幾位其它國家的。媒體評價:這是⽂⾰
研究的⼀次全球性的、⽔平最⾼的會議,
具有⾥程碑式的地位。
我由於忙著病危的許家屯的有關事
宜,只把清華研討會的論⽂作為書⾯發⾔
提交會議。會後美國的《匯報》2016年7
⽉號,是《⽂⾰50年紀念專號》,刊登了
19篇⽂⾰專論,第⼀篇就是我的《獨具⽑
澤東特⾊的中國⽂⾰》,《明鏡⽉刊》7
⽉號也刊登此⽂。其摘要如下——
社會主義國家政治上的共性:領袖獨
裁、官員特權;黨內清洗、黨外整肅;思想
鉗制、輿論⼀律。但是中國、且只有中國發
⽣⽂⾰,只因中國有“全世界幾百年、中國
幾千年才出現⼀個的,世界最偉⼤的天才⽑
主席。”(林彪1966年9⽉18⽇)。⽑確實既
異於世界各國的共產黨領袖,又不同於中國
其他的無產階級⾰命家。
⼀、⽑澤東獨斷朝綱、決定⽂⾰的起承
轉合
1、⽂⾰的發端
1966年中共⼋⼤的⽑澤東、劉少奇、周
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平七⼤常
委,只有⽑⼀⼈積極⽂⾰,周林⼆⼈不得要
領地緊跟慢跟,劉朱陳鄧四⼈糊⾥糊塗地就
作為⾰命對象先後分別被批判整肅。
2、⽂⾰的繼續
1969年中共九⼤的五位常委中:周恩來
在1967年說,“⽂⾰三年算⼀次吧,已經是相
當⾧了,⼀年發動,兩年勝利,三年掃
尾。”林彪和陳伯達起草的九⼤報告也認為
⽂⾰應該⽴即結束,需要發展經濟。康⽣態
度曖昧。只有⽑⼀⼈堅持繼續⽂⾰。
3、⽂⾰的結束
1976年⽑逝世。“慶⽗不死、魯難未已”,
⽑若不死,⽂⾰未已。⽂⾰前的七⼤常委,
⽂⾰中三⼈慘死         (劉整死、林摔死、周累
死)。⽑若像善終的朱陳鄧三⼈,活過九⼗
歲,在座諸公,還能想:考碩⼠、讀博⼠,
留歐美、當教授,混⾼⼯、發⼩財?做你的
中國特⾊的⿈粱美夢吧!
⼆、⽑澤東早年經歷的刻痕
1、知識的局限
我在⾧沙第⼀師範看到⽑⾃豪的
話:“我沒有正式進過⼤學,也沒有到外國留
過學,我的知識,是在⼀師打下了基礎。”澤東
的驕傲,中國之悲哀!
2、對下層的同情
對⽑影響甚深的是他17歲時⾧沙的搶⽶
⾵潮,饑民受到鎮壓。他說:“我從此把它
記在⼼上。我覺得跟‘暴民’在⼀起的也是像
我⾃⼰家⾥⼈那樣的普通⼈,對於他們受到
的冤屈,我深感不平。”⽑從⼩就萌⽣公
平、正義、平等的民粹思想,經常說“卑賤
者最聰明,⾼貴者最愚蠢。”
3、反智傾向
43歲的⽑在回憶近20年前在北⼤圖書館
的四個⽉,耿耿於懷:“我的職位低下,他
們⼤多數不把我當⼈看待。”反右時,⼤右
派羅隆基說:“現在是⾺列主義的⼩知識分
⼦領導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對⽑刺激
極⼤。1964年⽑說“讀書越多越蠢”。
三、⽑澤東異於各國共產黨領袖
1、作世界⾰命領袖的強烈欲望
斯⼤林逝世,⽑澤東當世界⾰命領袖的
願望⽣成;赫魯曉夫下台,世界領袖的桂冠
唾⼿可得。⾺恩“發明”階級⾾爭、列斯“發
明”無產階級專政、⽑就“發明”專政下繼續
⾰命。⽂⾰即是繼續⾰命的實驗和典範。
2、反對修正主義和防⽌資本主義
⽂⾰前⽑澤東認為:全世界,在野的共
產黨基本已經變成修正主義,執政的社會主
義⼤部分開始資本主義復辟;在中國,親密
的戰友七⼤常委中,只有林彪表⾯還可以,
劉周朱陳鄧都是變修了的⾛資派。為了防修
反資,必須打掉⾛資派、發動⽂⾰!
3、徹底的民粹主義
⽑澤東根深蒂固的民粹思想和對現代管
理知識的匱乏,對現代政治必是“精英政
治”,現代管理皆是“科層制的官僚制”深惡
痛絕,極⼒推崇“巴黎公社精神”。他企圖不
斷發動運動和借助民間⼒量,約束官僚權
⼒、限制權⼒腐化。
只有徹底民粹的⽑澤東有如此氣魄!只
有⽑在掌權後,還敢號召“造反有理”!李銳
說:“前社科院⾧胡繩晚年覺悟了,說⽑澤
東不過是個民粹主義者。”
4、烏托邦式的理想主義
1966年8⽉,⽑主持制定的《⼗六條》,
把“掃四舊”定為⽂⾰的重要⽬標。舊思想、
舊⽂化、舊⾵俗、舊習慣,哪個國家敢徹底
破除、哪個國家能徹底破除?
1966年5⽉7⽇,⽑澤東寫了《給林彪同
志的⼀封信》,簡稱“五七指⽰”。如果
說“五⼀六通知”是⽑澤東⽂⾰“⼤破”的綱
領,那麼“五七指⽰”就是⽂⾰“⼤⽴”的綱
領。對整個社會模式在此都有構思宏⼤的美
妙設計。這就是⽑⼼⽬中的共產主義、⼤同
世界!
結語
⽑不在了,⽑的體制還在,⽂⾰的⼟壤
和基因還在;因此,具有⽂⾰特徵的社會現
象有可能、並已重演。2012年“九⼀⼋”,全
國範圍的官辦⾮法遊⾏;“打砸搶燒砍”層出
不窮,暴民橫⾏鬧市、豎⾏要衝、無法無
天。正是:下有義和團、上必仍慈禧!當時
我斷⾔:⽂⾰距我們只有半步之遙!
同樣只要⽑產⽣、產⽣⽑的體制健在,
克隆、複製、⼭寨,乃⾄三D打印⼩號微型
的⽑,並⾮科幻。“紅唱⿊打”的薄熙來即
是!
在中國乃⾄世界,⼈類萬年⽂明史中,
浩劫能幾何?50年前,我們有幸或不幸親歷
了,當年太愚蠢!半個世紀後的古稀之年,
腰彎腿曲、髮禿鬚⽩,⽿背眼花、幾近癡
呆,⼀把年紀、半截⼊⼟,終於明⽩些許。
君⼦動⼜不動⼿,不敢幹點嘛,總可說點
啥?!於是,就碼出這些字,費了這些話。
第五節         2015⾄2017年三次赴紐約開

13-15        中國研究院中國式病毒研討會
2014年,萬潤南返回法國,我不必再
去北加州;陳⼀諮逝世,在洛杉磯照顧他
的任務終結。2015年輕鬆了,何頻希望我
秋天去紐約參加關於中國式病毒研討會,
多倫多的校友邀我“當⾯請教”並觀賞紅
葉。我離開紐約15年了,加拿⼤只去過西
部,於是欣然答應北美東部秋遊。
2015年9⽉,由旅居美東的中國學者
組成的民間智庫“中國研究院”(負責⼈何
頻),在紐約⾧島舉⾏中國式病毒研討
會,來⾃美東的紐約、新澤西、華盛頓的
⼗幾位學者參會發⾔。
我的發⾔摘要——
國內學者對腐敗只是著眼中國本⾝的問
題。何頻提出的“中國式病毒”,是對世界精
神健康的極⼤威脅。
20年前我在新加坡政府研究所,應李光
耀之命,撰寫論述中國腐敗的兩萬字⽂章。
最後提出對中國的建議:經濟改⾰健全制度
——不能貪,政治改⾰健全法制——不敢
貪,適當⾼薪——不必貪,道德教育——不
想貪。新加坡把此建議提供中國,結果不得
⽽知,也可想⽽知!
中國現在是⼈⼈恨腐敗,⼈⼈想腐敗。
誰若認識個⼩官,都想⾛關係撈點兒好處。
政治學上講,社會有三種形態:極權社
會,威權社會,民主社會。
我通俗地說:極權社會:把政治經濟全
管制了,腐敗不容易發⽣。民主社會:政治
經濟全部放開,不易腐敗;有點⼩腐敗,容
易糾正。威權社會:政治管住,經濟放開。
政治權⼒,必然要尋租經濟利益,因此腐敗
蔓延。例如民主化前的亞洲諸國:中華民
國,在⼤陸和台灣,腐敗都很嚴重;韓國前
總統,沒有不腐敗的;印度尼西亞的蘇哈托
家族腐敗到什麼程度?菲律賓的⾺科斯夫婦
⼤家更了解。南美的軍政權也腐敗了得。
我認為:是威權社會造成了中國的腐敗
不可避免性,⽬前的中國必然腐敗!韓國、
菲律賓、中華民國,太⼩了,他們當年也可
能產⽣“韓國病毒”等等,但影響太⼩了。
中國成了世界第⼆⼤經濟體,是世界最
⼤的加⼯廠和市場,世界500強,都進⼊中
國。這些企業,整天找關係、避規則、鑽空
⼦。很多⾼幹⼦⼥,在給他們當買辦。我要
是想到中國辦個企業,也會去找哥們兒,不
找平民⼦弟。
另外談談⼈性。我覺得“中國式病毒”主
要是制度決定的,我不同意說是⼈性決定
的。⼈性我總結三句話:“趨利避害,善惡
並存,千古不變。”⼈類⽂明近萬年,中華
⽂明3700年,⼈性沒有本質的變化,⼈是變
聰明了,但未變善。斯坦福⼤學著名的囚徒
實驗,最近拍成電影了;還有電擊實驗,都
說明權⼒腐蝕⼈性。所以我說,腐敗、病
毒,是制度決定的;在制度⾯前,⼈性什麼
也不是。新加坡75%的華⼈,⾹港95%的華
⼈,制度⼀變,都是良民。⽽中國,不時就
出現刁民和暴民。不只是中國,全世界的共
產制度都⼀樣。
何頻提出“中國式病毒”的意義就在這
裡:病毒正在侵蝕我們⼤家賴以⽣存的唯⼀
地球,套⽤北京奧運⼜號——同⼀個世界、
同⼀個病毒。雖然美國百姓沒有關注這個問
題,但是500強的企業家、有良知的思想
家、有遠⾒的政治家,都應該重視。要讓他
們知道,當今就是要將“中國式病毒”的威⼒
看得重⼀些。不是需要他們救中國了,⽽是
要救救世界、救救普世價值了。
這個普世價值,在中國蕩然無存了。過
去,我不恨共產黨;現在,我有點恨了。恨
他們把中國三代⼈四代⼈全部的道德摧毀殆
盡:從⽼太太“碰瓷詐倒”到天真幼童——你
問他“⾧⼤幹嘛?”“我想當貪官!”
中國已經找不到⼀⽚綠洲了!本應該是
最正直、最善良、最純潔的那些⼈,像象⽛
塔裡的科學院院⼠,“⼼靈的⼯程師”的教
師,        “⽩⾐天使”的醫⽣護⼠,都被污染得⾯
⽬全⾮。這才是這個制度對中國造成的最⼤
禍害:13億,幾代⼈!德國納粹、⽇本軍國
主義,那還好辦,就⼀代⼈麼,變壞了,制
度⼀改,還容易再變好。但像中國幾代⼈,
⼈⼼變壞,還要繼續壞下去,還要壞到世界
上去,要挽回就難了!
盧梭在《懺悔錄》中說:“⼀個民族的
⾯貌完全是由它的政府的性質決定的。”官
為器、民為⽔。腐敗不僅會毀滅⼀個政權,
更會使⼈民道德墮落。
何頻是⽼朋友啦!25年來,我第⼀次當
⾯這麼誇你。只因為提出這個令⼈深思、敲
響警鐘的世界性、世紀性的嚴重嚴肅嚴厲的
問題。
我的即席發⾔被收錄在美國的《內
幕》雜誌第46期和《中國再⼊險境》(中
國研究院主編,明鏡出版社,紐約,2016
年)⼀書中。這本書還收錄了我在中國研
究院其它兩次研討會上的發⾔:
其⼀,2015年習近平與⾺英九歷史性
會⾯,好友馮勝平撰⽂《和平統⼀在望、
台灣在劫難逃》,徵求我的意⾒。我反駁
馮的⽂章,後來作為中國研究院研討會上
的書⾯發⾔:《和平統⼀無望、台灣續寫
民主》。我的結語是:“兩岸現狀——⼀
國兩府、⼀國兩治、⼀國兩區、⼀中兩
國。近期展望——台獨無望、統⼀無期、
維持現狀、改善關係。”此⽂後收錄在哈
耶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朱可新著《習⾺會
內幕》,以及《⼤事件》雜誌第51期。
2015年10⽉,作者參
加紐約“中國病毒”研
討會。
其⼆,在中國就認識的⽼友翁寒松,
赴美出書《中共是怎樣煉成的——⽑澤東
周恩來44年權⾾史》的評論。我不同意翁
書的兩個結論:⽑周⾾爭史是濃縮的中共
史;周始終佔據上⾵,藉機闡述了⾃⼰的
治學觀點:“新修史著,應四個⽅⾯突
破:新史料、新史識、新⽅法、新⾼度,
翁書皆⽋缺。討論三層次:事實判斷、價
值判斷、情緒宣泄。學術論著:應事實判
斷多些,誘導讀者得出作者的價值判斷,
情緒宣泄少少易善、‘零宣泄’最佳。⽼翁
稍差!”我以⾃⼰學術討論的態度結
束:“我是⽂⾰前清華⼯科⽣,學制六
年,學兩年就⾰命了。儘管有畢業証書,
但不是畢業,甚⾄都不算肄業,只是輟
學。⽂⾰後流⾏‘⾃學成才’,我是社會學
科的‘⾃學未成才、不學有歪術’的偽學
者。我在學術討論中告誡⾃⼰:不計態
度、只辨真偽,不論動機、避免誅⼼,不
動感情、⾮中取是。即不針對對⽅的⽴
場、動機、態度、情緒等⾮學術因素評
論。我期望上述評論,不違背這些條條框
框清規戒律。”
離開美東15年啦,物是⼈⾮!紐約、
新澤西、華盛頓依然故它,朋友們⼩的⾧
⼤了、⼤的變⽼了。會上會下遇⾒許多故
交,⽽特意登⾨拜訪的只有年齡和學識都
⾼於我的阮銘、阮若瑛夫婦,嚴家祺、⾼
皋夫婦,還有⼀對都出⾃北⼤、都姓陳的
教授夫婦三家。
13-16        中國政治變局與前景研討會
“中國政治變局與民主前景研討會
——正義與邪惡的博弈、國際社會的道義
責任與選擇”,2016年10⽉初,紐約。
前⼀年我在中國研究院的三次發⾔公
開發表後,⼀些民運⽼朋友與我恢復聯
繫。其中有錢達,現任台灣中華復興黨主
席(極藍急統),是原“民陣”同事。他從
台灣民主基⾦會得到兩萬美元籌備此會。
他邀請我赴會,並通過我請到何頻和馮勝
平,馮又請了羅瑞卿之⼦羅宇,使此
會“增光添⾊”(錢達語)。
⾸⽇會議,在紐約⼤學舉⾏,使⽤英
⽂,發⾔者洋⼈教授居多。備受矚⽬的是
劉亞洲上將的胞弟劉亞偉的發⾔,“透露
他內⼼的⽭盾及對中國政治前景和前途的
憂慮”(⾹港《動向》雜誌評論語)。
後兩⽇的會議,移師華⼈區的喜來登
酒店,六七⼗位華⼈與會。除了⼤紐約地
區的⼈⼠,仍活躍的民運⼈⼠從歐洲、亞
洲、澳洲、加拿⼤和美西,幾乎到⿑;曾
任和現任的黨主席⼆三⼗位。
第⼆天上午,第⼀單元的發⾔者是魏
京⽣、陳破空、我、胡平。
我沒有發⾔稿,只在魏京⽣發⾔時拉
了個提綱,以“中國民主化展望”為題,簡
單回顧我27年前在法國參議院、26年前在
台灣陸委會、25年前在美國國務院、24年
前在新加坡總理公署……所闡述的⼀貫觀
點:從黨內民主到全社會民主的路線圖,
重複我四年前在族群領袖研習營對中國政
治現狀的事實判斷:依然是黨國、黨軍、
黨統司法、黨管幹部、黨控新聞⽂化,憲
法賦予的⾔論結社等六⼤⾃由殘缺不全。
總之,有憲法、無憲政,有“民主黨派”、
無民主和黨派!應該“讓⼀部分⼈先民主
起來”!若省、部⾧們民主了,哪個“右
派”沒有幾個⾼級朋友,“右意”可以上達
天庭了。若全黨民主了,⼋千萬黨員就是
民意,全民民主指⽇可待!我最後
說:“我個⼈性格是樂觀主義,但對中國
時局是悲觀主義,我可能有⽣之年⾒不到
民主中國啦。”
下午羅宇、何頻、馮勝平先後發⾔,
表達與⼤部分⼈激烈發⾔不同的溫和理性
的態度。何、馮、我和羅,是會議“溫和
派四⼈幫”,受到會議主流派會上會下多
次批判。尤其以兩位教授為甚,說馮和
我“滅民運⼠氣、⾧共黨威⾵”。馮性情中
⼈,氣得說不出話;我回敬:“會議號稱
國際研討會,就應有學術性。這又不是民
運誓師⼤會,不存在⼠氣與威⾵問題,否
則我們還不來呢!”
明鏡電視、陽光衛視和新唐⼈電視全
程錄像,並及時傳到網上。華⼈報紙雜誌
也派員採訪並作報道。我不願惹事,拒絕
了新唐⼈和幾家報刊的採訪要求。
13-17        “習近平的下⼀步”研討會
2016年10⽉11⽇,中國研究院和《中
國戰略分析》雜誌社聯合在紐約主辦研討
會。
先是《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創刊⼩型
會議,雜誌社社⾧李偉東,雙總編張博樹
和王天成介紹了這個季刊的籌備情況和創
刊號的主要內容。我建議:“雜誌應加強
學術性,像你們的名稱⼀樣,增強‘戰
略’和‘分析’;儘管經費來⾃美國民主基⾦
會,但千萬別辦成‘民主運動’刊物。要像
原來陳⼀諮的《當代中國研究》那樣,每
期出版前多向國內專家約稿,出版後⼤量
向中國的⼤學和研究機構發送。”
隨後在主題為“習近平的下⼀步”的研
討會上,⼗餘⼈發⾔。明鏡電視台全程錄
像並在其網站播放,《⼤事件》雜誌2017
年1⽉在第63期登載了全部發⾔。
《我對“紅⼆代”不抱希望》——這是
雜誌為我的發⾔所擬的標題,以下是沒有
講稿的即席三千字發⾔整理⽂字的摘要。
這是我最新的發⾔,代表我的政治觀,這
裡⽐較詳細地記載——
中國民主化路線圖
⾸先,在黨內外的促進之下,在體制內
外的壓⼒之下,黨內有開明和民主思想的
⼈,將會推進黨內民主——民主本是政治體
制,沒有黨內黨外之分,這裡暫且⽤“黨內
民主”這個詞吧——讓黨內派別成型,像越
南那樣:最⾼領袖差額選舉,擁護不同領袖
的⼈形成不同派別。其次,⼯會、共青團和
婦聯這些共產黨的外圍組織相對獨⽴,成為
在共產黨領導下、真正代表那部分群眾利益
的政治團體。其後,民主黨派強化政黨意
識,不再⾃稱“智⼒集團”,⽽要成為共產黨
的諍友⽽不是⼩兄弟、乾兒⼦。再後,社會
團體和群眾組織依據憲法和有關法律、達到
結社⾃由,成為對下的利益集團和對上的壓
⼒集團,逐步形成公民社會。最後,解除報
禁和黨禁則⽔到渠成,憲政民主成為現實。
黨內有限民主的設想:先在幾百個中央
委員範圍、再在幾千個省部軍級幹部範圍內
實⾏⾔論⾃由、民主選舉更⾼級領袖。國內
像樣的知識分⼦、公知母知、體制內外的異
議分⼦和“同意分⼦”,誰沒有幾個省部級朋
友,再不濟也能有認識的、或能“搭上話”的
個把⾼幹。於是黨內外的社會精英和意⾒領
袖的⾼⾒和低⾒,⾃然就反映到“先民主起
來”的“次最⾼層”。黨內外、體制內外、江
湖與廟堂的良性互動,將緩慢、不停⽌、不
可逆轉地形成和鞏固。
⼆⼗多年前,我提出上述“中國民主化
的路線圖”的保守主張,就遭到眾多激進⾰
命派的反對;我悲觀地預測:可能我們這些
⼈看不到這個前景了。前幾天在中國政治變
局與民主前景國際研討會上,我對中國民主
前景的發⾔,還與何頻、馮勝平、羅宇⼀起
被幾位著名教授批判。
對“紅⼆代”不抱希望
剛才主持⼈提到了,1991年我在《明鏡
⽉刊》發表《回憶與反思、感恩與懺悔》。
我算是“紅⼆代”,當時就公開進⾏了“懺悔
和道歉”。1995年又發表⽂章回憶清華⽂
⾰,我是清華保守派“⽼紅衛兵”總部委員。
我提到:⽼紅衛兵在“紅⼋⽉”充當了“掃四
舊”的打⼿,重現了紅衛兵的“前輩”——納
粹黨衛軍“⽔晶之夜”的“悲慘世界”。紅⼆
代,認真反思、深刻懺悔的不多;就整體⽽
⾔,我對他們不抱任何希望。我知道他們是
什麼樣的。像薄熙來這種⼈,太太殺死個英
國⼈像踩死個螞蟻,“打⿊”完全是“⿊打”,
哪有⼀點⼈性?在以階級⾾爭為綱的時代,
都是吃狼奶⾧⼤的;前30年吸毒,後30年排
毒。劉賓雁說過,每個中國⼈⼼中都有⼀
個“⼩⽑澤東”。我說:在“紅⼆代”⼼中,就
是“中⽑澤東”和“⼤⽑澤東”了。“延安兒
⼥”“開國元勛後代”“將軍合唱團”等等“紅⼆
代”組織,我有很多朋友在其中啊。他們對
內,按⽼⼦官銜排座次;對外,過去到重慶
去騙吃騙喝;現在還到⽼區混吃混喝。有些
⼈已經落伍、被邊緣化了,還是“⼋旗⼦
弟”習氣,“遺⽼遺少”⼼態!
你看“紅⼆代”,現在,不管仍然掌實權
的、還是已被邊緣化的;前30年,無論家庭
受迫害的、或是⼀直吃⾹喝辣的,他們⼤都
建議:將12⽉26⽇定為國家節⽇——我說,
將來把9⽉9⽇定為節⽇,可能更合適⼀些。
沒有50年前的“九⽉九”,⽂⾰能迅速結束,
你們⽼爹能“翻⾝得解放”嗎?你們⾃⼰能升
⼤官發⼤財、當將軍留西洋嗎?
三、寄希望於“習近平的下⼀個”
研討會主題是“習近平的下⼀步”。我
說:中國的民主化不能寄希望於“習近平的
下⼀步”,⽽是“習近平的下⼀個”!
習近平剛上台講了憲法呀、法治什麼
的;但是近三年,提出了“兩個30年互不否
定”,“九號⽂件”雖不是他的原話,但是“幾
不講”也是事實。公民社會,憲政,全世界
⼤都公認的東西,在中國都成了禁忌。按原
教旨的⾺列主義、從正統共產黨的⾓度,習
近平確實是優秀的共產主義接班⼈,保衛紅
⾊江⼭永不變⾊的傑出紅⼆代!
憲政民主,只能寄希望於平民⼦弟,即
習近平之後。他們對這個現代社會擁有新認
識,新理念,知民⼼、接地氣;他們沒
有“打江⼭、坐江⼭、保江⼭”的抱負和包
袱。他們家族或親友中,肯定有困難時期餓
死過⼈的、有⾧期“四世同室”的、有“地富
反壞右”和被“殺關管”的“政治賤民”的⼦
孫。他們掌握了最⾼權⼒,才能真正實
現:“中國⼈民從此站起來了!”中國的未來
才有希望!
13-18        明鏡電視採訪我80分鐘
這兩年去美東,都是先後住在馮勝平
和何頻家裡。2016年10⽉中,何頻在家中
電視採訪我80分鐘,在明鏡電視播出,錄
⾳整理⽂章兩萬字,刊登在《名星》雜誌
2017年1⽉出版的第22期。
採訪中,回答何頻的問題,我簡單介
紹了青幹局、第三梯隊,以及考察⼀些政
治明星的情況,當然較多地牽涉到習近
平。因此,何頻把“考察習近平”五個⼤字
放在那期《明星》的封⾯和書脊上,⽽採
訪⽂字也以《採訪習近平的⼈》為題⽬,
並冠以“封⾯⼈物”的欄⽬。這些內容都容
納在本書中,您已經讀到,不再絮叨。只
把最後部分我的新近觀點抄錄如下——
2016年10⽉,明鏡集
團總裁何頻(右),
以電視節⽬主持⼈的
⾝份採訪作者。
何頻:你怎麼看習近平做的這些事情?
閻淮:⼈們常連著說“獨裁專制”,這是
兩個概念,“獨裁”沒什麼,別“專制”就⾏。
你個⼈獨裁了,集權了,也可以幹點好事。
習剛上來時,提到依法辦事、憲法,但現在
以⾔治罪,明顯地有專制的傾向。當年胡趙
時代的“寬鬆,寬厚,寬容”,這三個詞很難
⽤到現在的政局上。作為知識分⼦、無論左
中右,要在現在的局勢和“三寬”中選擇,恐
怕都願意“三寬”。⽽現在是“三不寬”吧?
何頻:剛才您很有趣,似乎要把“獨
裁”和“專制”分開。
閻淮:“獨裁”是他們“趙姓”(“趙家
⼈”是民間對權⼒者集團的⼀種代稱)⾃⼰
政治分贓的家務事,與我何⼲?“專制”就牽
涉百家姓中其他“九⼗九姓”啦;趙家之外的
我們,不幹!
何頻:你覺得習近平把常委的很多權⼒
拿到他⼿中,是正確的選擇嗎?
閻淮:我不贊成、但也不反對獨裁,過
去九常委“九⿓治⽔”時,沒有明確的分⼯。
只知道總理管經濟,但是從來沒有明確說誰
是管什麼的,很多責任分不清。從這點說
來,獨裁——可能你也理解我的意思,責任
和權⼒相對統⼀了,你有權⼒,就有責任
了!現在事情搞不好,你不能推給其他六個
常委,那就是你習近平的責任。成績是你
的,失誤也是你的。⽐⽑澤東那個“權⼒無
限⼤,責任無限⼩”好多了。
何頻:你不反對習近平個⼈集權,但是
你反對中國現在的制度,是不是這個意思?
閻淮:對!我反對任何專制制度,我特
擁護24字“核⼼”的價值觀,尤其是:民主、
⾃由、法治,若加上⼈權就⿑全了!
何頻:你覺得習近平有可能會改變這個
制度嗎?
閻淮:我覺得可能性很⼩。
何頻:也不能說完全沒有?
閻淮:對於學者來說,不可輕易使⽤全
稱判斷,不能說全無。我們加州經常地震,
你們這裡地震概率可能是萬分之⼀,但不能
說全沒有。同理,這個⽐喻也適⽤於習近
平。
何頻:習近平⼆⼗⼤以後會繼續當總書
記嗎?
閻淮:也有兩種可能性,先說可能性有
無,再說可能性⼤⼩;即先定性、再定量。
胡錦濤時期,沒⼈討論他⼗年任滿後,繼任
的可能性。兩任“清華牌”總書記,我都認
識,⼀個學⾧、⼀個學弟,我評價胡:“⼗
年無作為,⼀朝留清史”,因為裸退。
何頻:我說江澤民不“裸退”,是無恥;
胡錦濤“裸退”是無能。
閻淮:我寧可無能、絕不無恥!可能有
⼈說我無能,但絕無⼈說我無恥。⽽到習近
平就有超兩屆的可能性了。很好解套,黨
內“民主”嘛,⼀選舉就“眾望所歸”啦。可能
性超過五成。
何頻:幾⼗年和你的交往,我從你⾝上
學到了很多東西。
閻淮:話說反了吧?我從你⾝上學到的
東西更多。
何頻:最開始我就讀了你很⾧的⽂章,
講中國這個權⼒的體系,我就⼀直希望你能
把你的經歷寫成⼀本回憶錄,聽說你現在已
經快寫完了?
閻淮:在你的⿎勵和鞭策下,蹣跚前
⾏。
何頻:很多的事情,希望你回憶錄出來
後,我仔細拜讀。我們以後還可以做更多的
這樣的訪問,向你請教。今天就謝謝你了。
閻淮:謝謝你的抬舉!
回憶錄之事,既已被何頻公開,就不
宜再拖延。2016年10⽉離開紐約,我躲到
美國中東部⼀⼩城的朋友家,隱名埋姓閉
⾨謝客,其間怠慢許多赴洛杉磯的好友訪
客,⼀天⼗數⼩時,半年終於完成此書。
2017年4⽉,李銳百歲壽宴,
作者坐在李銳夫婦⾝後。
2017年春回北京,4⽉13⽇李銳的百
歲家庭壽宴、28⽇與清華校友楊繼繩等聚
會,我⽃膽提出作序請求,⽼⾸⾧和⽼學
⾧欣然同意;我誠摯感謝他們,為拙作雪
中送炭增光添彩、劃下圓滿句號。
2017年5⽉10⽇我如約去李銳家,取
他所撰寫之序。頭腦清晰精神矍鑠的李⽼
贈我近作《李銳期頤集》,問我:“題寫
什麼?”我說:“請題:閻淮⽼部
下……。”李⽼嘟囔說:“你⽼什麼
⽼?”孰料他竟寫下“閻淮⼩友存覽”。我
惶恐:“友,實不敢當!”李⽼指著《序》
說:“我寫了:我們是‘兩頭真’的⽼⼈,
你認同我們“兩頭真”的理念,就是‘兩頭
真’的後⽣,就是我的‘⼩友’!”《變⾰遠
未成功,後⼈更需努⼒!》是百歲⽼⼈為
我作序的標題,作為李⽼的⼩友和政治後
⼈,我願為“遠未成功的變⾰”,更加努
⼒!
2016年7⽉11⽇,作者(右
四)為許家屯扶棺移靈前往⽕
化。
13-19        在全球劉曉波追思會上發⾔
2017年7⽉,我來到美東,與明鏡出
版社的編輯商討,對本書做最後的修改。
恰逢我景仰的諾⾙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
波,在被中共⾧期監禁中罹患肝癌,不幸
辭世。7⽉30⽇,應邀參加主會場設在美
國紐約的全球24⼩時劉曉波追思會,我在
會上以“中共體制與劉曉波”為題發了⾔,
通過網絡傳播。摘要如下——
極權體制,是製造和產⽣英雄的體制。
⼈禍之後,必⽤喜劇英雄粉飾太平;⾵波之
時,必有冤死的悲劇英雄被“殺猴警雞”。
⽂⾰結束後,體制內,國家級的悲劇英
雄有被氣死的胡耀邦,軟禁⾄死的趙紫陽。
⽽體制外,國家級、國際性的悲劇英雄,即
是劉曉波!他們三⼈已經銘刻在⼈民⼼中,
也必將被載⼊歷史的英名錄。
1901年諾⾙爾和平獎設⽴之後,104位
個⼈得主中,有坐過牢的,有被軟禁的,有
流亡不能歸國的;但是被囚禁⾄死的,此前
只在納粹德國發⽣過,但即使是極其殘暴、
毫無⼈性的納粹,也不得不讓和平獎得主在
監獄中領獎。號稱“和平崛起”的堂堂⼤國,
卻連無恥的“第三帝國”都不如,難怪諾獎委
員會批評中國政府,要對劉曉波之死負重⼤
責任。
在紐約的劉曉波追思會上邂逅
闊別多年的吾爾開希(左)。
和平時期,經常產⽣英雄的國家和民族
是可悲的,⽽經常製造悲劇英雄的政府和體
制是可恥的。這正是劉曉波希望和平地改
⾰、改造、改變、改進的體制。
當年中顧委反對“六四”鎮壓的四位“兩
頭真”的⽼⼈,三⼈已經相繼去世,只有我
的⽼上級——百歲李銳,仍在堅持宣揚民主
憲政。兩個⽉前,李銳為我的回憶錄作序
《變⾰遠未成功,後⼈仍須努⼒》。他贈書
題詞稱我“⼩友”,我不敢當。我們談到⼗⼋
⼤後,⽼⼈的兩位⽼部下,我最好的中組部
青幹局同事,公開上書中央,要求“解禁趙
紫陽,釋放劉曉波”,結果——當然是沒有
結果。⽼⼈說,你們三⼈都是我們“兩頭
真”⽼⼈的⼩友和後來⼈。
現在劉曉波徹底⾃由了,但他追求的⾃
由卻距我們漸⾏漸遠。
我雖然年⾧曉波⼗歲,但繼承他憲政遺
志的使命卻歷史地落在我們的肩上。年⾧者
繼承年幼者遺志,也是現⾏體制的新常態。
改⾰現⾏體制,是我們倖存者、先出⽣的後
來⼈,義不容辭、不可推卸的責任!
將來中國必將設⽴“劉曉波⽇”,讓我們
共同爭取這⼀天早⽇到來!
後記

2011年應同學之邀寫《回憶與反思、
感恩與懺悔》,回憶北京101中(本書第
⼆章第三節);發表後⼤學朋友建議我回
憶清華⽂⾰,認為更有意義、會更精彩。
2012年撰《清華⽼紅衛兵頭頭的回憶與反
思》(本書第三章),⼩範圍傳閱,好評
紛⾄。知⼰的“勸進者”倍增,⼒主我撰寫
回憶錄。2013年動筆本書,⼀懶⼆笨,筆
耕五年,終於完稿。
我72年的⽣命圖譜已展現無遺。⾃序
中使⽤⽂雅詞語,描繪本⼈特質。現在讀
者應知,⽤粗俗話說,我是“賴活著不如
好死”和“寧願折騰⽽苦、決不平庸⽽
福”的⽣活弄潮兒和政治頑主!
先秦哲⼈稱,“⽴德、⽴功、⽴⾔”乃
三不朽,為後世讀書⼈追求的最⾼境界。
鄙⼈⼀世無成、⼀事無成,不敢奢談⽴德
⽴功⽴⾔,留下三⼗餘萬⾔,算是對歷
史、對⾃⼰的⼀個交代。

常有⼈問:“辭國退黨,後悔
否?”——72年,始終中國公民,以下所
提之“國”皆指中華⼈民共和國。
前⽂提到的前友⼈熟⼈:政界混到正
副國級,部⾧局⾧⽐⽐皆是;商界幹到億
萬富翁,富可敵國者有之;學界院⼠博導
兩位數,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有⼈
在。我仍⼀介三無草民(無功名、利祿、
學術職稱),最近準備回國定居;故⼟上
無⽚⽡、下無⽴錐之地,只能租房。
但是,我不後悔!他們(少數?多
數?)蠅營狗苟、委曲求全,(偶爾?經
常?)違⼼偽裝、雙重⼈格地活了⼀輩
⼦。我,⾃我本我、⾃由⾃在地活了兩輩
⼦;現在享⽤挖資本主義牆⾓、矇騙帝修
反⽼外所獲,晝⼼安理得,夜睡眠安穩。
時有⼈問:“若留國內,將如何?”
我多年如是答:“兩種可能。其⼀、
堅持本我、特⽴獨⾏,兩袖清⾵、體制排
斥,被邊緣化。其⼆、忘卻初衷、⾃我異
化,隨波逐流、體制同化;若⾼明,榮華
富貴;若倒霉,⾝陷囹圄。”
鮑彤近⾔:“若留官場,⾃⼰必
貪!”我重新認識:客觀,威權社會政治
權⼒含⾦量極⾼,制衡機制民眾媒體監督
極缺,功名利祿酒⾊財氣誘惑極強,吾等
凡⼈修煉⽋缺抵禦極難。主觀,樂善好施
有求必應,對⽅變相回饋親友,我即貪
官。⽼鮑德能皆⾼我幾籌,我何德何能、
焉能不腐敗墮落?!

親友閱過書稿,勸我切莫出版、⾄少
⽬前不宜,否則極其不利。
⽑澤東曾要求:不怕殺頭、坐牢、罷
官、離婚、開除黨籍,即著名的“五不
怕”。官職、黨籍、婚姻,我早已主動放
棄;殺頭不⾄於、死亡遲早事;中國的牢
房還沒坐過,若進去可填補履歷空⽩;
如“監視居住”則省卻房租。
竊以為:最壞的待遇是,在海外不讓
返國回鄉。留學⽣⾃願留洋,我是被迫辭
國。《回憶⽂⾰》的“作者百字⼩傳”中,
最後⼀句是“從⼼所欲不逾矩時,葉不落
歸樹。”解惑說:“七⼗歲後回國定
居。”期望此書出版時,我能在憲法第35
條“公民具有⾔論出版⾃由”的祖國懷抱裡
⾃由⽣存。
“七⼗三、⼋⼗四,閻王不接⾃⼰
去。”俗話說的是虛歲。孔⾄聖享年72周
歲,孟亞聖83周歲。本命年之我,已經活
到聖⼈陽壽,夫復何求,還怕神⾺?

依照慣例,最後致謝。碼字過程中,
海內外⼀⼲朋友熱情無私的協助,我永遠
銘刻⼼⽥!但眼下⽂字上,我既不感謝國
外任何⼈,避免被“境外反華勢⼒”和“無
識之⼠”牽連;也不感謝國內任何⼈,避
免牽連無辜!我只感謝⾻灰安放在⼋寶⼭
紅軍牆上的⽣育、養育、教育我的⽗母。
晚年我曾評價他們:“抗⽇有功、內戰有
過、建設有錯”,得到認同。我為“兩頭
真”的⽗母⽽驕傲!
讀明朝洪應明的對聯,遐想幾句,終
結本書——
閑看庭前花開花落,榮辱不驚;
遙望天外雲舒雲卷,去留無意;
近觀⼤海潮起潮落,⼼如⽌⽔;
追憶往事功成功敗,皆隨⾵去。
2017.7.31於紐約
網絡接罵處:yan_huai@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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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次:2017年第⼀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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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978-1-63032-0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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