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探寻中国政治之谜——《中国古典政治九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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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可平：探寻中国政治之谜——《中国古典政治九论》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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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5年11月，商务印书馆推出了北京大学讲席教授、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先生的重磅力作《中国古典政治九论》，该书从政治学角度对中国古代政治若干重要制度进行了独特的研究，尤其关注那些长期被学界忽视而对中国传统社会却影响深远的重要制度，以及那些争议极大急需重新反思的政治形态、政治事件和政治思想。作者力图从历史的源流演变和现实的政治功能两个基本维度，分析和揭示这些重要的古代政治制度、政治事件、政治形态和政治思想的内在逻辑及其对整个中国传统政治进程的深刻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官本主义”这一全新政治范式。新书一出版，即登上了商务印书馆月度好书榜。本期微信公众号授权推送俞可平教授为该书所写的“序言”，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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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著基本上是我回北大之后的作品，这些作品体现了我回北大后的两个学术旨趣。其一，聚焦中国政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努力推出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其二，寻找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深层答案，尽力解开我心中的学术之谜。前者的主要成果就是我主持的、集全国政治学界之力的多卷本《政治通鉴》，后者的主要成果就是眼前的这部《中国古典政治九论》。当然，研究中国传统政治或中国古代政治史，本身就属于政治学基础研究的范围。不过，触发我研究拙著所及九个中国古典政治问题的直接原因，确实出于我解开学术之谜的内在冲动。



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在思想和学术上各不相同，甚至针锋相对，但在把西周王朝当作理想政治这一点上却常常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孔子明确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最推崇的政治人物是周文王和周公。谈及理想政治和理想领袖，不仅是儒家，其他政治思想流派也常常言必称周文王和周公。例如，与儒家针锋相对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同样也把周公旦作为其心目中的理想政治领袖。那么，西周王朝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形态，为何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以至成为中国古典理想政治的原型？其实，关于西周的可信古典文献少之又少，没有争议的关于西周的古典文献只有《今文尚书》的若干篇。这种学术好奇心驱使我另辟蹊径，从《逸周书》去追溯西周的政治形态，于是便有了《论西周国家》。



儒家重礼，把德治和礼治当作理想的政治统治方式。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与此不同，法家重法，把法制和法治当作政治统治的主要手段。韩非说：“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有度》。尽管儒家是历代中国王朝的官方意识形态，礼治成为历代王朝标榜的理想统治方式。但历代王朝同样离不开法家，法术事实上也是中国历朝统治者不可或缺的治理工具，以至毛泽东把儒法之争当作整个中国传统政治斗争的主线。那么，传统的“礼治”和“法治”的基本意义是什么，两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礼法之治又是如何塑造传统中国人的行为方式的？探究这些问题的答案，正是我《论礼法之治》的初衷。



连坐就是不仅惩罚犯罪之人，而且连带惩罚与之有血缘、地缘或业缘关系的其他非犯罪之人。这是一种极其残酷的专制统治制度，与 “罪责自负”的现代政治格格不入，故而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连坐制度也随之被正式废除。然而，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它的众多遗留：在不少情况下，一人犯罪，其他亲人或同事的从政、入伍、升迁仍会受到严重影响。尤其耐人寻思的是，当政府权威部门试图废止相关连带处罚的制度性规定时，众多的民众却反而表现出种种不满和反对。政治学的常识告诉我们，当一种制度内化成民众的行为方式时，这种制度必定已经根深蒂固了。于是我便去探寻连坐制度的历史渊源，结果发现，连坐制居然是文献记载中最早的中国政治法律制度，它源自夏朝。这一研究的结果，就是《论株连制度》。



家国同构是传统中国社会的本质特征之一，也是理解中国传统政治的关键所在。只有深刻理解家国同构这一本质特征，才能真正理解传统中国政治。在传统中国，家国同构既是一种价值倡导，更是一种制度性结构。从价值层面上看，孝与忠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核心价值，也是传统中国家国同构的伦理基础。人们常常说，对于传统中国社会来说，在家尽孝与在国尽忠是一体之两面。政治学更看重的是制度，价值倡导只有依靠具体的制度安排才能对现实政治产生实际的影响。那么，从制度层面看，究竟有哪些约束性规则在支撑着忠孝一体和家国同构呢？我发现，丁忧制度、株连制度、保甲制度和庇荫制度等正是这样一种家国同构的制度安排。特别是丁忧制度，它通过消除个人行为与官员职责、私人生活与公共事务的边界使家与国在结构与功能上趋于同质化。《论丁忧制度》一文，体现了我对此的研究与分析。



“生要进中南海，死要入八宝山”，据说这是一位著名的高级别贪官年轻时激励自己的人生目标。中南海是中国的政治权力中心，这可以理解，那为什么死要入八宝山呢？因为只有高级官员才有资格死后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不同级别的官员，分别按不同的规格殡葬，即使夫妻也不例外。省部级以上的官员，死后的官方评价须有中央领导部门才能“盖棺论定”。我在中央机关时，还经常听说一些领导人的家属与上级部门之间因为对领导人的“盖棺论定”而发生激烈的分歧。我非常好奇这一制度源自何处，在这一探源过程中，我发现中国古代有一种极其特殊的制度，即谥法制度。相传从殷商开始，朝廷就有一整套对政要权贵盖棺论定的规则，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的重要制度设计之一。对此的专门研究，便有了《论谥法制度》一文。



鲁迅曾经对中国古代社会和中国的国民性说过一句振聋发聩的话：中国人在历史上虽然经历过许多朝代，但实质上就是两个时代，即 “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 “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当然是鲁迅极而言之的说法，但却深刻地揭示了古代中国人身上的奴性因素。奴性是专制政治的必然结果，这是政治学的公理。然而，除了一般的专制制度之外，还有哪些重要的政治制度形塑了古代中国人身上的奴性呢？在探索和思考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我形成了《论贱民制度》一文。我发现，中国古代的贱民制度的社会政治功能被严重地忽视了，事实上它在中国历史上持续存在了数千年，给中华民族留下了沉重的政治和社会遗产。贱籍制度将非人性和反人道的行为合法化，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奴役和社会奴役。贱民政治即是奴性政治，国民奴性的形成与贱籍制度有着内在的联系。



纵观整个中国传统社会不难发现，有一些重要的政治制度、政治人物、政治著作、政治思想和政治事件深刻地影响甚至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然而，对于这些关键性的制度、人物、著作、思想和事件往往充满着争议，其中我特别感兴趣的是韩非的著作和王安石变法。若从文学的角度看，韩非和王安石的作品都是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高峰。在先秦诸子中，韩非留给我们的成语典故最多，而王安石则是公认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然而，他们的哲学、思想或政治实践压倒性地超越了其文学成就。《韩非子》被公认是法家的代表作，在我看来，其意义远不止如此。它是先秦诸子的著作中篇幅最长、内容最丰富的作品，既是中国绝对君主专制主义的百科全书，也是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王安石变法所引发的争议及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比韩非子更大，对变法的评价以及新法的实践，在熙宁新政后直至当代的整个中国历史进程中几经反复。一般认为王安石变法以失败告终，但当我们换一种方法论视角后发现，并不能简单得出变法失败的结论。《论韩非思想》及《论熙宁变法》便是上述研究的结果。



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如果简单地用自由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以及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等理论去分析，往往留下不少难解的谜团。解开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演变之谜的密码，常常存在于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传统之中。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形态和本质特征，最流行的分析范式是君主主义、王权主义、专制主义、民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些范式各有其分析的价值，也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抓住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特质。但仔细辨析这些概念并运用它们去分析中国传统社会演变的内在逻辑时，总会留下一些重要的缺失。我很早就开始思考和探索一种新的分析范式或概念工具，最后我认为官本主义是迄今最适合于分析中国传统社会本质特征的范式。我在最后一章《论官本主义》中指出，从社会政治形态和政治文化的角度看，中国传统社会既不是封建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而是以权力为本位的官本主义。



贯彻《中国古典政治九论》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努力运用现代政治科学的概念、范畴和方法去分析和揭示中国传统政治制度、政治思想和政治变革的本质与逻辑。表面上看，这似乎与时下流行的所谓历史政治学有类似之处，但实质上却极不相同。我在运用政治学原理分析中国传统政治时，不仅旨在阐述中国政治发展的特殊性，而且更在揭示中国政治发展的规律性。我一贯的观点是，中国的政治学当然带有中国特色和鲜明个性，但它既然是一门科学，当然要运用普遍的方法、概念和原理。与此一致，中国的政治发展也必定具有自己的独特道路和特点，但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中华文明的演进并不能脱离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中国的政治发展同样要遵循人类普遍的政治公理。因此可以说，拙著是我的上述政治学观在中国政治历史研究中的具体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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